永远不断地盼望，　　盼望远方的友人，　　带来珍贵信息。　　理智可以使我把握自由飘散的思绪让它凝滞，情感却不是任自己随意驱使的奴婢，这不是， 它以一首歌儿的旋律回荡在心头，使我禁不住地也低声吟唱，悲凉哀惋的情调，由节节高亢 的尽情抒发，到最终坠落在低低的叹息声里。这叹息无穷无尽，没有了休止符。我沉浸在这 悲凉的氛围里，在暮色渐浓中，忽然觉得所有对亲人的思念，都化成了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的无尽暮霭飘落而下，使我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我真愿在这无尽的暮霭里失落自己……这世 界为什么硬是给了我一个生存空间?万般无奈，万般痛苦!啊，渺小的我，我将怎样苦苦地挣 扎下去哟!　　刚才那首歌，是我初到农场不久时学会的。50年代的我，既做了年轻的母亲，又忙于工作， 连学歌的时间都很少。到农场后，最初听武威步校徐保安、靳清义他们唱这首歌，觉得也能 抒发些自己的离情别绪，跟着他们哼了几遍，也就学会了。他们在武威步校时，一个个青春 年少，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在年轻人里属于拔尖人物，各方面都很称心，正意气风发时节， 唱歌也很能抒发他们的军人情怀。十工农场接纳了他们以后，也许只有这首歌最能抒发他们 孤独寂寞的心情，他们拣起了它，反复吟唱，而心境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一场反右斗争的 风暴使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友人，不会有哪个友人寄书信给他们。不过，他们远在数千里之外 的亲人，仍然情切切地日夜挂念着在农场受苦的他们。他们的亲人大都文化不高，不会用抒 情之笔详细地写出他们的思虑担忧的心迹，写出他们无以言表的相思之情。此时我已得知， 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是共产党员，党组织理所当然地要她和右派分子的丈夫在政治上划清界 限，而她自己心里明镜儿似的，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受了大委屈，仍然把丈夫当做依靠，当做 贴心人。在简短的书信往来中，她倾吐心曲，也只是表现在对丈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问丈 夫劳动能不能支持，需要什么不。她在信里讲的最大的“政治”，就是提起那个年代对丈夫 常用的一句套话：“安心劳动，争取早一日摘掉帽子。”靳清义的言论，主要是说党在工作 中的缺点错误，正如人的肌体上长了瘤子应动手术割掉，我们的党才能大踏步地继续前进。 到反右斗争中，他的这些言论被歪曲为政治工作犹如人身上的瘤子应予割除。靳清义本人就 是政治教员，原来的言论被歪曲得翻了个个儿，他有口难辩，就这样当上了右派。靳清义是 独子，他无法向家在农村的高堂老母从信上把这一切说清楚，就只得向母亲隐瞒了真情，母 亲压根儿没想到儿子会成为右派。那时下放农场劳动已为全国人民所知晓，老太太以为儿子 只是下放劳动，虽隐隐约约觉得内中有些蹊跷，心里想这或许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儿子不提 说，她也不能问，也不好往坏处想。对于20多岁就当了上尉军官的儿子，她心里只有骄傲和 敬重，从来不向儿子提说什么，包括儿子的婚事。当了上尉军官的儿子的婚事还需她这个待 在农村的娘操心么?　　这天晚上，我摆脱纷乱的思绪仍很快入睡了。半夜里被尿憋醒。厕所在队部后面，要走过三 组的宿舍，经过一个狭长的过道。我怕遇上男同胞，急急地把上衣长裤都穿整齐，才奔出房 门。可一走出房门，就见地上月光似水，深蓝的夜空飘着大片大片像棉絮似的白云，这白 云又似被一支大毛笔刷了几下，变得丝丝缕缕，由南到北飘散而去。我忽然觉得心里酸楚万 分，疼痛不已。我远方的亲人，你们可知道，此时此刻，孤独的我是在怎样的痛苦中思念着 你们。在深邃寥廓的夜空那一方，那个更寂寞更孤独的灵魂，一定也是在想着我的，男子汉 的他，此时此刻，心里一定也很苦很苦，比我更苦……命运之神，你为什么如此残酷地撕裂 我们流血的心?我不禁驻足而立，望着天上明亮的大半个月亮，心里发起狠来：月亮月亮， 你如没有了光华，天上地下都是一片黑暗，每个受难者心里都混沌一团，该有多好!人如果 倒退到猿，我们肯定就不会有如今的痛苦了。让我变做猿猴，变做戈壁滩上冰冷的石头!为 什么我竟是个有感情、有思维的人，我还是个女人!天哪，天哪!　　这瞬间的痛苦和思绪，是一泡尿引起来的，我又急急地奔向厕所……月光掩映下的厕所黑 黢黢的，我一点没有惧怕，一边解着裤带，一边冲了进去 。尿完尿，心绪似乎又有点安然，我 躺倒在床上兀自又沉沉地睡去。来农场之后，生活之弓弦一直绷得很紧很紧，即使是愁肠万 结，心绪再烦再坏，似乎也没有多少时间供我自由地支使，去自由地想啊想。人的生命意识 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只要活着就行，只要活着有个既定目标就行。我就这样活着，我身边 的难友大都也这样活着。现在清醒地回忆往昔的日子，我认为，其实这正是人的品质中应 称之为坚强的那种东西。　　夏收很快就要开始了，赵金恒向全队做了动员报告，宣布放假一天，让大家休息一下，做些 准备工作。　　去年夏收时，我参加了宣传队，到各队的地头唱歌跳舞，慰问参加夏收的全体人员，也算是 鼓舞斗志吧，受到大家的欢迎，也被有些难友羡慕。因为四大队离场部远，唯独没有到四大 队来过。今年，形势变化很大，场里已不能组织宣传队进行田间鼓动。我们原宣传队的成员 一个个都得参加紧张的夏收了。　　在夏收前的这个假日里，每人都领到了一把镰刀。几个难友帮我挑镰刀，挑了一把最好使的 。院子里放了一个长条磨石，有人帮我把镰刀磨得十分锋利。因为我既未用过镰刀，就更不 会磨镰刀了。　　我到三组的宿舍里转了转，看他们做些什么，只见他们多数人都在找出最破最旧的衣裤在缝 缝补补，说是夏收最费衣服，穿好些的衣服就烂成破条条了。陈××还找出一双千补百衲的 破鞋，在上面继续加补丁，说是夏收时千万不能穿好鞋，再结实的鞋夏收时也会让骆驼刺全 剐破了。陈××补好了补丁，还把一双补了几种颜色碎布块的破布鞋穿在脚上试了试，看加 了新补丁的破鞋是否还合脚。他担心因为补丁补得不平整又反复补过，影响鞋帮变形走路会 夹 脚。试的结果还可以。　　“夏收时你最好在衣服上别上一苗针带上。”陈××又叮嘱我。　　“带针干啥?”我十分不解。　　“带针是为了挑刺，麦田里骆驼刺很多，防不胜防，每个人的手上都会扎上刺，带上针，随 时都可以把扎上的刺挑掉。”　　随时把扎在手上的刺挑掉，我对手上扎刺没有多少体会，只记得小时候妈妈的手上不知怎的 从木头的门帮上扎了一根大刺，刺扎得很深，妈妈用针挑呀挑的，手上用针挑出了一个血糊 糊的小洞，刺还未挑出，我看着妈妈吸着冷气龇着牙继续往血肉深处用针尖剜来剜去找刺的 神气，真觉得太疼了。骆驼刺扎在手上大概不会有那么疼吧?但我仍不觉冒出了一句：　　“哎呀，那多疼呀!”　　屋里几个人都笑了。　　王昭又接着给我上课。　　“现在天很热，但不能穿短袖衣服，因为收割时麦芒不断在胳膊上刷来刷去，麦芒那东西十 分尖利，不穿长袖衣服，一天下来，胳膊就让刷破了，疼得不得了。”　　他还说：“明天，磨石要带到地里，镰刀割上一个小时左右就老了，再继续割就费劲了。你 不会磨镰刀，如果看到我们谁在磨镰刀，你就赶快凑过去，我们就替你磨了。”　　他的心真细，想得真周到。　　第二天拂晓，上工的哨子吹响了，全中队除一组外，几十号人马都沿着通向东边大地的车路 走去，队伍浩浩荡荡，队里的家属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也加入到夏收的队伍中来了。“麦 黄一时，绣女下床。”我突然记起编《甘肃农民报》时用过的一句农谚。此时，家属如若待 在自己家里不出工，真的就很没脸面了。　　到了东边大地的地头，才看到一组的人已全部在地里，地里尘土沸沸扬扬，麦子已割倒了一 片。手快的已割到了前边，身子脸面都被两边发黄了的麦秆遮挡得影影糊糊的，从地头只能 看到他正在迅速前进的后背，留在他身后割过的麦茬整整齐齐不断向前延伸。留在稍后边的 人，有前有后，也都在紧张地往前赶，没有人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看到大队人马的到来，只 有两三个人回过头来笑笑，说一声：“你们来了!”说这话时，手中的镰刀仍在挥舞。　　夏收是一场战斗，也是一场比武。我的难友们心里都装满了前途未卜的沉重，每个人仍愿意 听中国共产党的话，在夏收中一显身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宽宥，从而得以被松开头上的“ 金箍”。我把头上的右派帽子称之为“金箍”，这是对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大不敬。然而 ，写到这儿，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景超的杂文《关于“抵触情绪”》一文中有一段说到“ 紧箍咒”，在反右的批判会上被认为“恶毒之极”，是“对党具有刻骨仇恨”的表现。而我 们现在的受苦受难，比之杂文上被斥之为因“抵触情绪”而受冤屈者，不知又超过了多少倍 。我们的痛苦，不正是有人随意地念动了“紧箍咒”的结果么?我拣来景超杂文中的一个词 语，在几十年后描述我们当时的处境，心里仍酸楚不已。我只是觉得这个词语，比之官方语 言所谓的“右派帽子”更切合我们的实际更生动更逼真更通俗更大众化。400年前的吴承恩 让面目仁慈不明善恶的唐僧念动紧箍咒，驱使孙悟空在时不时地抱头喊疼中仍忠心耿 耿地保唐僧的驾赴西天取经，是因为孙悟空在要命的头疼的折磨中也还有个想头，他想的是 保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自己才能成正果，取得个自由之身，还回到花果山和众猴儿过他的 逍遥自在的美猴王生涯去么。我真佩服吴承恩的大智大慧及其高招儿。心中却十分凄楚，为 什么历史中的神话故事，竟同现实生活如此相似乃尔?这惊人的重复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扮 演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路上的角色，竟是那样地有声有色而更其增添了许多悲壮许多凄烈。唐 僧和孙悟空是一对一，而我们是几十万人，况且我们的队伍还在不断膨胀扩充。　　割麦子，我得从头学。　　一开始，记得是王昭教我割麦。从队部来的几十号人马，很快就在几块地里摆开了阵势，每 个人各占四行麦垄挥镰收割。我傍着王昭也占了四行麦垄。王昭用分解动作教我。他告诉我 ，割麦时，要先由右手用镰刀钩住麦垄里的一束麦，乘势用左手把这束麦拢住，然后，右手 把镰刀略略向前放开接近地面，再使劲向怀中一拉，麦子就割倒了。右手在割麦时，要平平 地向怀里拉，把麦茬割得低低的，尽量不掉麦穗。方法虽很快掌握了，因为手生，力气也不 足，仍无法赶上王昭的速度。王昭干脆一人甩开膀子割了6行，只留两行让我割。他还叮嘱 我：“不要急，先掌握方法，手熟了自然就快了!”王昭一向劳动上抢先，现时一人割6行麦 ，仍割在前面，我只割两行还觉得吃力，特别是膝盖生疼生疼。王昭一面割，一面继续教我 ，看见麦垄边一丛骆驼刺，他说：“对付这种骆驼刺，你只消用镰刀尖先把它割倒剜出，就 不扎你手了。”说着，一个快速利落的示范动作使我立即心领神会一目了然。遇到骆驼刺长 在麦秆中间，夹在麦行里无法单独割倒取出的情况，他也自有其高招儿，先割几把没有骆驼 刺的麦秆抓在左手中，用左手里的麦秆遮挡夹有骆驼刺的麦秆再割，骆驼刺还是扎不到手上 。这样，我的手上始终没扎上刺。陈××让我带上一苗针挑刺，用王昭教我的方法，根本不 用挑刺。　　这一块大地真长，我望眼欲穿地看着前头，直想赶快割到地头喘口气，活动一下疼得不得了 的腰腿。然而，几次抬眼望去，眼前都是一片金黄色，涛涛麦浪翻滚不已……我只割着两行 麦子心里有些愧疚，总得尽力而为。头脸上的汗水随着镰刀的挥动滴滴嗒嗒地注入了黄土地 ，一滴大的汗珠会把黄土砸下一个深眼儿，眼镜片儿因汗水的不断蒸发而蒙上了一层雾气， 浑身上下都被热汗蒸腾得燥热难耐。　　大约20多分钟后，才割到了地头上，当人们先后伸直了腰，由蹲着改变为站立着的身姿时， 一大块地里光光净净，只有两三个人仍留在地里匆匆忙忙地用芨芨草拧成的草要子扎捆刚割 倒的麦子，并把它们大致收拢摞成堆。　　在走向旁边的第二块大地时，我和裴组长的老婆割在了一处。有了和王昭在一起收割的经验 ，她已毋须教我什么。但我的手仍笨拙，动作也麻利不了，她一定是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笨拙 窘困，同王昭一样，便毫不犹豫地也替我割了两行，我仍然只割两行，同她一起前进。　　到中午时分，我觉得疲劳已极，拖着两条疼痛的腿，同大家一起回到一组宿舍门前的小院里 。大大的白馍冒着热气已盛在圆圆的大笸箩里摆在当院，每人一大碗葫芦烩菜。河西人把番 瓜叫葫芦，而且是长得又老又大的葫芦，我从小最不爱吃这种菜。但重劳动后的辘辘饥肠， 使我早就没有了挑食的毛病，吃什么都觉得香，夏收期间吃馍不限量，更使大家在狼吞虎咽 中充分享受到填饱肚子的愉悦舒坦，蠕动在胃肠里的饭食滋润着无数根通往大脑的神经，使 人们在这短暂的憩息中，脸上都绽开了笑容，心里乐开了花。有些人在咬嚼饭菜时随着嘴的 开合不断发出响亮的“吧吧”声，有些人嘴里响声不大，咬进嘴里的大块馍在舌头的搅动中 不时在左边的腮帮上凸起个大圆疙瘩，很快又滚动到右边的腮帮上，在舌头搅拌得吃力时， 便稀里哗啦喝几口葫芦汤，喉结动了动，嘴里的饭菜便一下全吞进了肚里。这“吃”的交响 乐，在默不作声只顾吞咽的大伙儿中间，又增添了几分热闹欢快。　　突然，我发现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也在吃饭，他的吃相完全没有狼吞虎咽的气势，而是斯斯 文文，不急不忙的样子。一问，才知道是来找谁搞“外调”的。　　此人倒也是一副满脸欢喜的样子，我听到他对旁边的人不断地说：“这里的生活真好，这里 的生活真好!”竟是连声的赞叹!　　我立即就理解了，他所说的“生活真好”，其中“生活”二字，只界定在“伙食”的范围， 并无其他更宽泛的意义。而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心中还有点惊讶。一年后，当饥饿的 触角已深入到全民族的每个家庭中时，“生活怎么样?”已成为人们相互间询问肚子是否能 够吃饱的代用语，它作为那个年代特殊而又普及的问候语言，而存留在中国的历史中。　　但，我对此人所说“这里的生活真好”，并未当做一个重要的信息而对待。后来我才明 白，他的连声赞叹不正是告诉我们，其他许多地方的“生活”同这里大不一样，完全是另一 种情况!我身处封闭的农场环境，在参加夏收中面对即将到来的又一个大丰收，要通过我们 的双手即将获得的大丰收，真是再也想不到外面的世界又有了何等巨大的变化!景超在夹边 沟农场忍饥挨饿曾使我痛苦莫名，此时，我想只是为了把到口的粮食抢收回来，那边农场一 定也要让他们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就是地主老财也会这么做的。我哪里知道，夹边沟农场贫 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 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若何，以夹边沟的 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 没有人想及。我麻木不仁，一点儿也没有从那位干部的口风里想得多一些，全民性的饥馑已 悄然逼近，我的执迷愚蠢竟使我在那时仍未能把此情况看到想透。　　我吃饭慢了一点，当我走到分配给女同胞们午休的房间时，只见大炕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家 属和小孩们都已沉沉大睡。一组刘志俊组长的小的孩子只有两岁左右，是由一个七八岁的女 孩带着的。孩子们的妈妈是个泼辣能干的女人，当然也参加了收割。只见他们母子三人都 已沉沉睡去，两岁的孩子嘴半张着，身体斜斜地横着，一条腿还搭在妈妈的腿上。显然 ，她们一个个都疲累已极。我看着她们的睡姿，从心底涌出一种滚烫的感情，十分感动。她 们都是多好的人啊，赵金恒动员夏收的报告，她们自己并未去听，只是自己的男人回到家中 简单说了几句，她们就毫不犹豫全身心地投入了进来，还带上自己的小孩。当然，她们原都 是农民，夏收意味着对全年辛劳的肯定，夏收绝然是一场战斗，她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在 这种时刻只让男子汉们去流大汗出大力，她们于心不忍。她们即便仅仅是出于维护自己男人 脸面的心思，也得全力投入。　　午休后，收割的节奏依然紧张快速。才是第一天的收割，谁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整块地里 ，到处都是一片割麦的“嚓嚓”声，别的声息都被“嚓嚓”声淹没了。我拼上了命往前 赶，却总也难以跟上旁边的人，好在很多人都帮我一把，有的人见我落后了，便从前边把我 割的四行麦捎带割去，我割到断行处，便空手走几步，再蹲下去忍住膝盖的疼痛继续往前赶 ，有的人和我同时往前赶着割，仍像王昭、裴组长的老婆那样，帮我割上两行，我并无落后 之虞，有时一起还能说上几句话。　　到下午收工前一个小时，赵金恒和刘鸿年把我叫去，一同去统计各组当天的收割成绩。我们 一行3人到各组先根据割过的地块算出收割的总亩数，有些缺行断垄占一定面积的，要从总 亩数中扣除。赵金恒手里还拿着一根约一米长的细棍子，在收割过的大田里随便扔出去，在 木棍落处一米见方的地方数一数共掉了多少个麦穗，便是收割质量的参照系。我把各组的成 绩都记下来，第二天还要在黑板报上公布，原来挂在队部的黑板报已挪到了一组的小院里。 　　当金黄色的麦田里已不再发出耀人眼目的光泽，沉甸甸的麦穗开始出现阴影，尚未完全褪尽 绿色的长长的叶片麦秆杂乱的影随着镰刀的起落，已显得黯淡如丛丛野草，此时，收工的哨 子才响了。　　我回到一组的小院里，许多行动快捷的人已在大口吞咽着晚餐，一个个其乐无穷的样子。小 院里燃烧着一堆冒着黑烟的野草，原来这里也有蚊子的侵扰，特别是到了夜间，烧野草冒 出的黑烟是用来驱赶蚊子的。　　这天晚上，除家属外，大家都挤在一组的宿舍里睡了，谁也没有回队部的宿舍去。我一人睡 在地铺上。　　第二天凌晨4时多，上工的哨子就响了。人们拥成一堆睡眼惺忪地向麦田走去，地上还残留 着一抹月亮的清辉，天边的月亮只露着小半个脸儿。地上的坑坑洼洼沟沟坎坎都无法看得很 分明。在田间刚走了一小段路，我便摔了一跤。我立即轻捷地爬起来再急急地走，就是走路 也不能落到后面呀，走路慢了几步，到开始收割时就会差别人一截子距离呢。　　这天中午，我提前半小时回到一组的小院里，在黑板报上公布头天的“战果”。我用白粉笔 写出各组的成绩和受表扬的个人，还用彩色粉笔点缀上图案，画上花边，把版面安排得引人 注目，大方好看。写好了黑板报，我才拿出盥洗用具，开始刷牙。这时，大家都收工回来了 。一组的人拿出他们各自的脸盆舀了洗脸水，人们就三五个人成堆地蹲着围住一脸盆水，快 速地用手撩起盆中的凉水在头脸上胡乱搓洗一顿，再使劲洗去手上黑绿色的泥垢。有的人用 自己的毛巾擦拭头脸和双手，有的人连毛巾也没带，就着别人的毛巾抹一把也就罢了。此刻 ，脸盆里污黑的水已所剩无几，在院子里就地一泼，人们就又开始了午餐的饕餮，一曲快乐 的就餐交响乐重又响起。　　我慢条斯里认真地刷牙，引起了赵金恒的注意，只听他哈哈笑着说：“嗨，我们的和桑子的 卫生讲得认真得很呀!”我抬眼望去，可不，全院子里，只有我一人在刷牙，紧张的夏收活 动，已使男同胞们都免去了刷牙这一着。当然，赵金恒的调笑，并不意味着我刷牙犯禁。我 觉得不刷牙嘴里的味道最难耐，我仍刷我的牙，和最后的三几个人共用一脸盆水草草地洗了 脸，用自己的毛巾擦了手脸。然后立即加入了午餐的队列。　　紧张繁重的夏收，继续了一天又一天。膝盖疼痛逐渐减轻，以至不疼了。但体力的不支，却 不像初到农场时由不适应而逐渐变得应付自如，长时间超负荷的重劳动，使我清晨听到上工 的哨子声时不由得犹豫胆怯，心里七上八下，发愁新的一天的劳动将怎样收场。　　20多天后，酷暑使我的双脚生了脚气病，两只脚肿得像发面馒头，脚趾间烂得一塌糊涂，疼 得利害。有天夜里疼得觉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清早上工的哨子吹响以后，我坐在地铺上忍不 住掉开了眼泪，赵队长见状，关心地走过来问：“怎么了?”看见我的双脚肿成了那样，脚 趾也烂了，我仍不住地掉眼泪，就催促我到大队部医务所去看看。　　在这种大忙的时节请病假，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赵队长一再催促，我才起身回大队部。大 队部的医生有两三个，此刻大都也下地收割去了，不知在何处。留守在医务所的医生叫薛明 璜，是个年轻小伙子，也是我的难友，看见我一副疲累不堪的模样，他连声说：“累坏了吧 ，一定累坏了，治脚气没啥药，只能补充一点维生素。”30多年后，我在兰州自己家里，从 电视屏幕上多次看到“脚癣一次净”的广告，声称30分钟就可以治好脚气，电视屏幕上起先 不断发出痛苦的“哎哟”之声的汉子，一会儿把脚浸泡在药水里，立即变得喜笑颜开的形象 ，使我感慨万端。当时，我忍受痛苦已许多天了，每天还在酷暑中紧张夏收。“脚癣一次净 ”的发明却是在30年之后。那时，此药即使已经发明推广，也不可能出现在戈壁深处十工农 场四大队的医务所。“脚气”算什么病?经费短缺简陋的大队医务所不会准备这种药。我只 能忍受脚气的疼痛，拖着一双浮肿的脚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薛明璜穿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衣，干净利落地坐在医务室里，等待有限的病人上门，过的完全 是另一种清闲潇洒的日子。此时，我不禁有些羡慕他，正如去年夏收去二大队演出时，自己 受到杨骁的羡慕一般。薛明璜用小纸片包了些维生素给我，还说：“徐福莲也来开过药，说 是病了，有什么病?不就是累了。”我觉得此人说话的语气刻薄，有揭短的意思。他对我们 承受的劳动之沉重紧张缺少体会，所以才会轻松地断定小徐没什么病。　　此后，我参加夏收便是断断续续的了，赵、刘二位队长对我的脚疼认为应该治疗养息，全队 的工人、难友们看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也是有点怜惜同情吧，都没人为难。这样，以 后十几天的收割，我断断续续参加一些，到扫尾的几天，干脆就没下地了。　　每个人挥汗如雨耗尽了全身的气力和精神劲儿。到后来，每当收工时最壮实攒劲的男子汉们 也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歪歪斜斜缓缓慢慢地走回住地，连欢声笑语也少见了时，历时40 多天的收割终于结束了。　　前后40多天的收割，大家都累垮了。过去办农民报时，听说陕西关中一带夏收都要求3天地 净场光，收割打碾在3天内都要全部结束，所以每年夏收时甘肃很多“麦客”都要到关中去 赶麦场挣钱。像十工农场这样连续大干苦干40多天毫无歇息一味攻坚的做法，怕是那些最攒 劲的“麦客”也承受不起。但，大家伙就这样干了下来。当时，安西县委有个领导张应虎到 农场看了看情况，认为40多天一点不休息太苦了，因为那时的政治口号已由“一天等于二十 年”、“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如何如何，改为较缓和的“有劳有逸，劳逸结合”。 大跃进的有些过火做法开始有了松动。而农场领导不以为意，总不能把到口的粮食抛撒在地 里吧!　　在此期间，一中队最大的损失是，我和赵、刘二位队长种的一畦瓜尚未成熟，就被过路的人 摘吃了个光净，赵队长后悔不已地说：“错了，错了，我们原该留下两个上海移民老汉照看 瓜田的，移民老汉割麦子不行，保住一畦瓜田，咱们大家不就都有吃的瓜了吗?那么好的一 畦瓜，一个都没给我们留下，可惜可惜!”长势甚好的一畦瓜田最后竟没见到一个瓜，我也 觉得遗憾至极。　　在夏收的日子里，许多上海移民的孩子们都到地里去拾麦穗，他们拾来的麦穗不是交公，而 是拿回到自己家里。在当时“一切为公”的形势下，自然有些不妥。但是，队上已没有人力 可以有组织地去拾麦穗。对他们这种行为只好宽容地予以认可。这样，到了晚上，大凡上海 移民的家里都出现了不绝于耳的“嘭嘭”声，这是他们无师自通地把麦粒从麦穗上敲击下来 的声音。个别移民家庭在离开上海时，还挺有心计地带来了小小的手摇粉碎机，可以把麦粒 粉碎成面粉。一天，我听赵队长说：“移民们能干得很，谁谁家(自然30多年后我已无法记 得他的姓名)有个东西能把麦子磨成面。”我好奇地跑去看，果然见到一个小小的铁物件， 放进麦子用手不断摇动把手，磨出的面粉就缓慢地充塞在约一寸多见方的斗里向外溢出。像 这样小巧的机械玩艺儿，我在兰州不仅未曾见到，也闻所未闻。我不禁惊叹先进的工业给人 民生活带来的好处。这些上海人在上海过着怎样的生活啊，他们怎么会安心在这里扎下根来 呢?　　夏收后不久，二中队的上海移民中，竟出现了一桩惨绝人寰的事件，在全农场震动很大。有 个叫陈尔云的上海移民，妻子滕菊英，他们共有5个孩子。他们从鱼米之乡来到戈壁深处的 十工农场，自然觉得苦不堪言，在痛苦中竟做出了冒险的抉择，打定主意全家人都逃回老家 去。他们只想到夏天气候热，无冻馁之虞。谁料全家逃出四大队的地面进入茫茫戈壁滩后， 一望无际的戈壁使他们迷了路，带的水早已喝完，从戈壁滩上再也走不出来了。在酷热干渴 中挣扎了两三天，滕菊英和孩子们都奄奄一息。陈尔云在无奈中总算找路回到四大队，向领 导说明一切请求救援。队上立即派人分头去找，可是等找到滕菊英及孩子们时，他们一个个 早已死去。7口之家，一下子只留下了陈尔云凄凄惨惨孑然一人。90年代初，我和徐福莲回 忆这一事件，徐福莲记忆犹新。她说：“我陪着陈尔云流了不少眼泪!”当时，她的小女儿 随婆婆已去了广东，她那曾是印尼华侨的婆婆是广东人，对故土有着特别的依恋，原先不远 万里来到甘肃追随唯一的也是她认为儿女中最有出息的儿子，是想在儿子儿媳身边过上安稳 的生活。反右斗争使儿子儿媳双双划为右派，老人无法再在永昌安住下去，只得回老家依傍 女儿们去了。所以小徐陪陈尔云流泪是哭他人的难肠，内心里暗自悲伤的真正是小女儿已去 万里之外的广东，自己前程未卜，对小女儿无论怎样牵肠挂肚也难以见上一面了。这种母女 被活活拆散不得见面的痛苦，比之已隔绝在另一个世界同亲人永别了从而留给亲人的痛苦， 究竟哪一种更加令人痛断肝肠?　　再说，陈尔云一家那时只知道戈壁深处人们生存的艰难，生活的严酷，却根本不晓得将人们 圈在这里的戈壁滩凶残暴烈的秉性。从古到今，它曾无情地吞噬了多少活泼泼的生命，已是 无以计数了。　　这一惨剧给所有的上海移民的心头都罩上了撕不开抹不去的巨大阴影。这也是我来农场后遇 到的第一桩触目惊心的暴死事件。许多日子，我的心里老是翻来搅去的，难以恢复平静，孩 子们的惨死，让人无论怎么想也觉得太可怜，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9月，《甘肃日报》发了一条给全省首批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新闻，字数不多，摘帽的人数也 不多。我只记得其中有我中学的英语老师李端严，此时他在兰州大学任教。这条发在一版不 甚醒目的短新闻，在我的难友中，俨然如一声春雷滚动在每个人的心头。人人争相传阅这张 报纸，并当做最大的喜讯，互相转告。“摘帽”毕竟有希望了，回到人民的行列已指日可待 !　　农场肯定已收到有关的文件，不久后就要求对下放人员一一进行鉴定。这自然是一次非同小 可的鉴定，它关乎到“摘帽”。鉴定在各组进行，然后集中到中队进行平衡及文字上的修 正定夺。　　我对于首批“摘帽”未抱什么奢望。首先，我衡量了一下自己，从劳动上来说，男同胞们绝 大多数都比我强，我虽也尽了力，总的来比较只是一般过得去。其次，我当右派是受景超的 株连，作为夫妇右派，领导上按照当时的释义只会考虑其“反动”的性质要更为严重，因而 会把我们的问题连带在一起，继续株连，绝不会优先考虑把我一人先解脱。所以，我在思想 上比较冷静，没有太多的波动。再次，我也想到省上首批“摘帽”的人数极有限，农场步其 后尘，人数也不会多，所以轮不到自己头上。　　有些人并没有如我这般冷静，特别是有的人自认为劳动上拔尖，又是原共产党员--比我等 非党员要清白一等的人，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变得心慌意乱，坐卧不宁。一 组的王永就属这种情况。一个休息日，他特意到队部和我谈心--大概和本组的难友坦诚地 说话有某种不便吧，他的困扰全摆在了脸上。过分的希冀使他兴奋不已，害怕希望落空又使 他忧心忡忡，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折磨得他十分痛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划为阶级敌 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坠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 己的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想抢先抓到自己手里争先活命。我只得从大局 方面开导他，说这次“摘帽”的人数不会多，他年纪轻(比我小一两岁)劳动表现好，经常 受到队上的表扬，估计此次优先“摘帽”的可能是有的，但人数既然少，不摘的可能也存在 。农场“摘帽”的决定会在国庆节宣布，也没几天了，就安心等待吧!反正着急也没用 。像王永这样内心着急、坐卧不宁的人，肯定还有不少。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前程命运的 大事，是领导上要求的“跌倒了要再爬起来”的标志，只有“摘帽”才能从屈辱的“阶级敌 人”重新进入人民的行列，从而被称作“同志”，一切又将重新开始!真的，这是多么令人 欢欣鼓舞的事儿，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毕竟有了一线曙光，谁又会对此无动于衷?　　1959年的国庆节终于来临。这一天，我的难友们都以急切的心情，等待在庆祝会的盛典上宣 布摘帽的决定。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宣布摘帽的在全大队只有两人，一中队的李永龙，二中 队的一人，名字已忘记。李永龙是原民勤县公安局的干部，劳动上比较踏实，但不属于拔尖 人物，所以他作为首批“摘帽”的人，很出人意外。当时，我的难友们都还抱着在较短的时 期内争取摘帽的想法，语言比较谨慎，故对此也不多做评论。在全中队四五十个右派分子里 只给一人“摘帽”，似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给大家兴奋的意绪泼了凉水。　　场部所在的三大队，此次也只给两人摘了帽：一人是陈明，他从武威步校来农场不久，就来 到场部三大队当伙食管理员，无论是大跃进的食堂化时期，还是此前此后，他都工作得勤勤 恳恳，想了许多办法，把场部及三大队的食堂办得有声有色，伙食大为改观，这是有目共睹 的。此食堂吃饭的人在千人以上，伙食办得好，还被评为全场的“红旗食堂”。陈明首批摘 了右派帽子，这是情理中的事。但陈明对此反应平淡。他对自己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未服 气 过，从未承认自己反党。原共产党员的他，于5月下旬送到十工农场后不久，立即给原单位 领导写申诉书，提出充分肯定的种种理由，说明自己是一个正直正派的共产党员，从未同党 有过二心。对农场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他尽心竭力一定干好干出突出成绩，是由于他认识到 这是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经受一场特殊的考验。他仍然凭着共产党员的良心和热情，任 劳任怨地做出自己应有的奉献。对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淡然处之，嘴里不说什么，心 里清清楚楚，他相信逆境会进一步转好，自己听毛主席和党的话没错。他就是要以共产党员 坚定的步伐，把革命的路走到底。另一个是马思聪，他与大音乐家马思聪同名同姓，但却是 土得掉渣儿的陕北人，父亲是老革命。他到十工农场后就在汽车队开车，看样子是农场领导 因其父亲是老革命而对他的特殊照顾，或许农场领导就认识他父亲。开车，不像我们下地那 样苦重，手握方向盘驰骋在满世界，又是自由度多么大的工作呀!在三大队时，我和马思聪 只有过遇面，从未交谈过，只听说他原来是张掖地区某运输公司的干部。就是这个马思聪， 在领导上宣布摘掉其右派分子的帽子时，竟直言不讳地大发牢骚：“我本来就不是右派分子 ，摘的什么右派帽子!”别人求之不得的“摘帽”，在他竟嗤之以鼻。又有哪个右派分子从 内心里就承认自己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时，被首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 ，在数十万右派分子中属凤毛麟角，人人只有庆幸的份儿，谁敢把内心深处的秘密公开道出 !马思聪敢于说出内心的真话，也只是在他认为同样与他受冤屈的难友面前。他到农场以来 ，自由惯了，没有谁敲打过他，他觉得说出真话痛快，便痛快地说了出来。　　当时，只有“摘帽”的指示，对“摘帽”后相应的对待，如工资等最实际最直接的关乎到本 人生活及家庭的问题应如何跟上，并无具体措施，所以，直到我于1960年1月离开十工农 场，摘掉右派帽子的李永龙还是李永龙，工资还是按30多元的生活费由我每月造表发给，数 额并无任何改变。其他一切也没什么变化，他仍留在一组和大家一起劳动。　　收割后的农事活动，主要是用大车把麦捆子拉到场上摞好。这来农场后的又一个大丰收，使 或圆或长的大麦摞，一个接着一个，光是在一组东边的场上就有近20个。我曾同场上劳动的 人一起摞起一个个的麦摞，在摞麦摞的底层时，一手提一个麦捆按照既定的形状摆好就行， 摆到一定的高度时，有人站在麦摞上指挥，下面的人用长柄木杈把麦捆送到需要的地方，由 上面的人接住放好。此时，站在上面的人是有技术的“把式”，既要把麦摞摞稳防止歪斜坍 塌，还要把麦摞摞得进不去雨水，有了雨水要顺顺当当地流下来。这种工作有相当的灵活性 ，不像割麦时要赶趟子，所以我能够胜任愉快。以后，摊场、碾场、扬场的全过程，我都参 加了下来。以前，我下乡时听说扬场的技术性很强，还见到农民扬场是用特制的木锨来扬。 这里根本没有木锨，大家全都用铁锨扬场，我学大家的样也用铁锨扬场，未曾料想还得到陶 杰的一声赞誉：“我发现统计扬场的姿势好看得很!”陶杰从我劳动的身姿发现了“好看” ，还坦率地说了出来，使我十分高兴，毕竟我是正当青春年华的女性。我一面继续扬场，一 面心里想道：“原来，劳动着的自己还‘好看得很’，陶杰你怎么就发现了别人所没有看见 的，还要说出来!”我喜欢陶杰的坦率热诚。　　后来，全队的人马又一起转悠在沙枣树林里，用了两三天的时间采摘成熟了的沙枣。采摘沙 枣是为了收集沙枣子，为明年种植沙枣做准备。这是县上安排的任务。干这种活，真如度假 一般，大家说说笑笑，逍遥自在。略带涩味的沙枣，嚼在嘴里有几分甘甜，这对于一向无零 食可吃的我们，也多少可以解解馋。收集回来的沙枣，队里用碾子碾过，取出子儿上缴，碾 碎的沙枣泥，交给伙房夹在面团的夹层里蒸馍，自有一种酸甜的特殊味道，十分可口。我生 平第一次吃上了这种用沙枣泥做的馍。　　这个金秋的尾声，在我记忆里十分鲜活的，就是在采摘沙枣中手指间曾不断滚动着黄澄澄的 沙枣，嘴里不停地吃着黄熟了的个大滚圆的沙枣。有时遇到沙枣味儿特别甘甜的一枝，左近 的人还关心地互相让品尝比较，顷刻间便把缀有沙枣的枝条扯个精光。　　就在本书完稿之前，我得知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有两个饥饿的难友在这一年里被残 酷整死的事。第一个难友名叫郭斟玉，1959年3月，站上组织大队人马去酒泉城附近背头年 晒干的草筏子以改良土壤。当时，早晨5点半起床时天还没全亮，站上用夹着谷糠的小米熬 了许多稀米汤，不限量供大家吃喝。因米汤太稀，喝了不顶用，后来就有人想 了办法。在地上挖个小坑，放上毛巾，把用饭盆端来的稀米汤倒在毛巾上，汤里的水分渗走 了，小米和谷糠留在毛巾上。把滤过的小米取出，放在另外的地方，再端米汤倒在毛巾上， 再滤出小米。这样倒几次米汤之后，就能滤出没有水分的小米，吃进肚里还顶点用。这种 做法很快被管教干部发现，就将倒了几次米汤的郭斟玉抓住了，从他放在地上的短大衣里搜 查出一堆滤出的小米。此时背草筏子的劳教分子尚未出发，当即将郭斟玉吊到了 一间房子的房梁上示众。6小时后，吊郭斟玉的绳子断了，郭斟玉人掉到了地上，头颅变成 了褐色，两个眼球被吊得突出，已气绝身亡。　　第二件事发生在冬天。有个难友，因饥饿，从菜窖里偷了一个老番瓜、几个洋芋，晚上在屋 后偷着煮，被到站上来的场长刘振宇发现，刘振宇大骂：“像你这样偷，窖里储存的菜就叫 你偷光了。”这个难友说：“我就是偷了一个番瓜、几个洋芋，再没偷过。”刘振宇说：“ 你还嘴硬，都像你这样偷，站上的菜窖还有窖的菜吗?”当即命令下边的管教干部脱去他的 棉衣，只剩下身上的衬衣，用麻绳把这个难友捆结实，扔进一个空房子。然后，刘振宇扬 长而去，回了场部。第二天，站上的管教干部心想他也就是偷了点菜和洋芋的问题，应将他 放出算了。但是，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一夜之间已将他冻成了冰棍，他哪里还能活着 出来?　　这两则令人发指的残酷罪行，当我们在丰收的日子里，放开肚子吃着白白的大馒头，连来此 外调的干部都赞叹不已，认为“这里的生活真好”的时候，当我们游荡在沙枣树林里，自由 地采摘并随意地吃着黄澄澄的沙枣的时候，我真是再也想不到在我亲人劳教的新添墩，竟然 会连续出现把饥饿的难友用如此残酷的手段置之于死地的事件!这真是太出格了，太出乎人 们的意料了，用“草菅人命”说明此事件最确切不过。我的亲人挣扎于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 里，真是太难太难了。有个原省监察院干部张雨沛，二十多岁，对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 食不果腹，感到苦不堪言，前途无望，编了个顺口溜以抒愁怀。顺口溜共四句：“祁连山戴 帽(意思是下了雪)；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的日子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此事不知被谁 告密后，由场方汇报到张掖地委，地区法院将张雨沛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后于9 月判处死刑，在新添墩就地枪毙。这一“杀一儆百”的暴行，使每个难友胆战心惊，绝望到 了极点，他们经受的真是人间地狱的苦难啊!我的亲人亲眼目睹难友被冤杀，心中怒火燃烧 ，却也只能保持沉默。他是个善良刚强的人，遭受如此的精神巨痛，也只能将它深深地埋在 心底……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一章1959年岁末的变迁　　(起3F点3F中3F文3F网更新时间：2004-1-11 14:24:00　　本章字数：16090)　　“十一”国庆节十工农场给个别人“摘帽”的举措，可说是给这个金秋留了个光 明 的尾巴。这只是一线曙光，这一线曙光因其人数太少而显得十分微弱，但总也是给闭合沉重 的大幕掀开了一角。我的难友们谨慎而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这一角里透进来的有限的光亮，暂 时还难以预料这有限的光亮会给我们这些受难者带来多少福祉。我心里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怅 惘，不断琢磨着这一角的光亮即使再加以扩展，对我们这些受难者又会出现怎样的前景?这 几年政治风云的骤变与不可捉摸，使天真如我的心境不禁也阴云密布，我自然而然地从坏处 去揣测不已……摘了帽子会让我们干什么?会让我们回兰州么?我会和亲爱的久别了的俩儿子 生活在一起吗?噢，当然，我不会再去办报纸，伏案写稿，沿着农村的弯曲小路去寻访采访 对象，在农家小院里和笑声朗朗的男男女女随意地说笑。那已是一个极遥远极遥远的梦了， 它已永远地消失……真如俗语所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当我以女记者的身份不断深入农 村采访，同时，也有机会出入于兰州饭店的会议大厅，周旋于甘肃省委的书记、部长和甘肃 的省长以及兰州的市长之间时，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很平常，那只是我的工作，一切都是为 了 工作。我在工作上表现出色，表现突出，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作为甘肃农民报的代表赴北京 参观，还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而今， 我已是阶级敌人，所谓的右派分子，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不会再重现。记得在报 社反右斗争后期的一天，我和与我同是“黑社”成员的牛华生一起劳动。牛华生无限感慨 地喟叹说：“谁会想到我们能成为阶下囚?”据说全国解放前，他曾在《大公报》上指名道 姓地骂过蒋介石，此种作为后来被认为是“小骂大帮忙”，而他毕竟“小骂”过。在鸣放期 间，他对中国当权者并无微词，倒成了货真价实的阶下囚。如今我们成为阶下囚已两年过去 了，我们两年来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可我们会有什么样 的前景?眼前的现实步步进逼，使我无法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西洋景式的幻想。　　国庆节过后不久，四大队领导就宣布：我们的农场要迁到玉门县去。玉门县饮马二场要换到 十工农场来，玉门县饮马三场则迁到原四工农场，原四工农场也迁到玉门县。饮马二场和三 场都属劳改系统，是改造罪犯的农场。这次大换场，主要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当时，中 国的核建设和导弹基地向全世界保密。30多年后，中国人民被告知，酒泉附近的导弹基地于 是年秋开始建设，一条为导弹基地服务的专用铁路线也于此时开始秘密铺设。核建设和导弹 基地的建设属国家最高机密， 这样，对于酒泉附近的劳改农场里关押着的数千名犯人，就被迁了出去。 为了保密，领导上就断然采取措施，决定对上述的几个农场来一次大的行动--换场。　　饮马二场的人数、规模、耕地、财物等同十工农场大体相当，就决定同十工农场对换。十工 农场的全体干部、工人、家属、上海移民及下放人员，还有农机具、车马、粮食和其他财产 ，全部由本农场组织运输，送到原饮马二场所在地。饮马二场的在押犯人、各色人等及农场 的各种农机具及其他财物，则由他们农场负责运送。　　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ZW(〗〖H T6〗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7页。〖ZW)〗按照新的统一部署，十工农场的右派分 子，必须全部迁往安西四工农场所在地，原安西四工农场为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此次 奉命也迁往玉门县，迁入饮马三场。饮马三场原是个罪犯刑满释放后就业的农场，人数、规 模不算大，迁入四工农场。当权者认为将我等归置到刑满就业人员的农场最合适不过，我们 的命运就被重新做了安排。　　十工农场的领导接到迁场的指示时，最犯踌躇的就是如何安置好我们这些人。按照当时领导 的统一部署，凡是右派分子一律迁往安西四工农场，同刑满释放了的前罪犯归置到一个农 场。但是，此时十工农场从省上及河西走廊各县接纳的右派分子及其他戴了各种帽子的人员 原来都是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根据本人的专长补充到场部及各大队担任了相应的工作， 已成为农场不可或缺的干部人才，如场部的财务科，我的难友在其中工作的就有冯士伟(原 省人民银行学校教师)、卢寄智(原省劳改局会计)、汴国梁(原河西某县银行职员)、赵芝贵 ，还有马维琪--此人在80年代担任了甘肃省农垦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的总经理，《甘肃日报 》曾以显著版面作为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突出报道。这些人按照决定如若都划归安西四工农 场，场部财务科的大半边天就得掉下来。再以生产第一线来说，两年来我的难友们都已 成为生产上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些人如我等的工资仍由原单位付给，十工农场只是无偿地使 用其劳动力为农场提供财富。再说我们这些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具体情况，也都发挥着各自 不同的作用。此时，把我们这些人造个名单再转手交给劳改系统的农场，十工农场领导于 心不甘，也于心不忍。当时，他们对劳改系统农场的情况比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迁去后没有 好日子过。所以，迁场的文件在10月中旬就已下达，各方面的交接手续却迟迟地拖延了下来 。　　迁场决定在我们这些受难者之中的思想上也掀起了巨澜，议论纷纭。大家对国庆节只给少数 人象征性地摘了帽子，绝大多数人各方面的情况一切依然如旧，心里有多种想法。有些人天 真地说：“公安部门是执法机关，我们转过去后，在‘摘帽’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或许 会有些好处，不会打折扣。”这种幼稚的想法，在当时就属不攻自破之列。当时，象征性地 给极少数右派分子“摘帽”，不过是一个姿态，是为了表示他们说话算数，对右派分子还是 宽宏大量的。1959年的国庆又是十年大庆，为了表示我们国家的强大，给少数右派分子摘帽 也没有坏处。至于基层干部只有遵命执行的份儿，谁能打折扣，谁又能放宽摘帽的尺度?　　又过了些日子，当首批劳改犯人在荷枪实弹的战士押解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些劳改犯 一个个形容枯槁的模样，令人吃惊。而此时，依然有人说着宽解的话：“人家每月 的定量四十七八斤，比我们还高呢!”听的人心里即便有疑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因为我 们都是“祸从口出”，才落得如今的下场。对要我们去的那个农场，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 我们还是不要忙着说它不好，以免到了那边又成为把柄，给自己招来麻烦。　　就在这当儿，我来农场后第一次感冒发高烧。赵队长知道后，先到大队部找来了我的难友当 医生的陈立荣，他来队部量了我的体温，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了些药片。这时已是下 午了，我喝了药片，睡了。下午饭一口也不想吃，没吃。晚上，赵队长进屋来，帮我点亮了 煤油灯，问我：“怎么样?好些没有?”又说：“不吃饭怎么行，干脆，叫灶上给你做些酸拌 汤。”一会儿，酸拌汤端来了，我挣扎着坐起，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赵队长说： “不想喝就算了，算了，早些休息，好好睡上一觉。”看我睡好后，他又把队里准备救济上 海移民的灰色棉毯拿来一条，盖在我的被子上，然后，熄灭了煤油灯，拉住了门，走了。在 当时的条件下，赵队长在得知我发烧后，立即找来医生为我打针服药，在我未吃晚饭时，又 让灶上为我做酸拌汤--即把面粉做成疙瘩状，下成稠汤后调些醋，病了的人在胃口不开的 时候愿意吃带酸味的，他想得都很周到。这事已过去了40年，我仍铭记在心，清晰地记住了 他照料病中的我的情景。第二天，烧退了，我的病奇迹似的康复了。　　一中队第一批去玉门的，记得是一组马车队的。那一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曹宗华身穿 一件大红绒衣，路经中队部扬鞭启程时，情绪甚是高昂。他用长长的鞭子打响鞭时，只在空 中绕一圈，并不真的落在他的大白马的背脊上，他和大白马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这些 马车夫已训练有素，有的人打响鞭时，会最后轻轻地把鞭梢儿落在马的耳尖上，予以象征性 的惩罚，让马儿心领神会。曹宗华的白马的耳尖是浅棕色的，十分好看，就是鞭梢儿他也不 忍心落在马儿的耳朵尖上，他绝不让无辜的马儿忍受疼痛。和他同车走的，还有王永、罗惠 湘、张稔年等难友。　　终于，全中队的人分期分批各自出发了，有些人去了安西四工农场，有些人去了玉门。去玉 门的是同饮马二场的劳改犯进行对调。据说在饮马二场附近有个村子叫黄花营子，十工农场 迁到玉门后，便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　　我成为一中队最后的留守人员之一。　　当赵、刘二位队长即将去玉门的前一天，我向二位队长交结了简单的经济手续。然后，搬出 中队部，同徐福莲一起，搬进了大队部西头南面第一排的一间家属宿舍里。这间宿舍同我们 原在三大队住的房子结构一样，外间有个不大的炕，我和小徐就住在这个炕上。里间较小， 住进了一家难友。难友名叫路毓亭，山东人，原是高台县邮局的干部，他不是右派分子，不 知因什么问题被送到十工农场的。他来农场后，妻子因为生活无靠，也来农场劳动，和他生 活在一起，他俩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儿，全家三口人便住在里间。此时，全大队的主要人员都 已去了玉门和四工农场，财产大体也已运走。我和小徐作为留守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向原饮 马二场移交四大队的粮食。　　原来，两个农场在迁场的双向运输中，后来认识到粮食的运输意思不大，把各自场里的粮食 就地移交给对方，会省下一大笔运输费用和人力。我和小徐所作的事，就是把四大队库存的 粮食用磅秤一秤秤称过后，记下累计的数目，作为向饮马二场移交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同饮马二场的人员打上了交道。饮马二场也派出两个人，同我们一起过秤。这 两人都是劳改犯，其中一人有40岁左右，说话带河南口音，有点多嘴多舌。另一人比较年轻 ，棉袄上套着毛蓝布的中山服罩衣，话少。另有两个罪犯是劳动力，他们把麻袋里的小麦一 袋袋抬到库房里的磅秤上，称过后，由我们双方记下数量，再就近抬在库房里倒出粮食，腾 出麻袋。这活当然很重。40岁的罪犯在这两个劳动力来了之后就交代：“每天给你们加两个 馍!”我心里想：“活这么重，两个馍顶啥用?”可是，看那两个罪犯的样子，倒像是很乐意 似的。半年之后我才有了体会，罪犯们乐意干这种活，是因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偷小 麦。饥饿的劳改生涯，已教会他们在同粮食打交道的时候，学会偷窃粮食。强烈的生存意识 ，使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干。这次在背粮食过秤的过程中，他们肯定偷了不少小麦。　　我们的任务只是记下每次过磅的数目，自然就悠闲得很。那位多嘴多舌的40岁罪犯告诉我们 ，他的那位年轻伙伴是上海人，因为诱奸幼女判的刑，他不无同情地说：“本来他也可以不 判刑，说是幼女，其实也是大姑娘了。他是小学教师，学得好，在学校可以说是品学兼优， 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出了事。关键问题是他得罪了校长，校长放不过他，原来可以不判刑 的，结果就判了刑。”这位上海人语言谨慎，对他的伙伴情况始终没说一个字。　　我们干这活虽不出力气，在一袋袋的小麦倒进库房之际，尘土满库房飞扬，弄得每个人都蓬 头垢面，浑身都落了厚厚的土，真是脏极了，但也只有受着。　　1961年，邹士杰副场长回陕北老家途经兰州，见到我和杨康、杜博智时就说过，迁场前，怕 农场职工挨饿，向上级瞒了产。30多年后，我听说，十工农场在此次迁场过程中，向上级隐 瞒小麦达100吨之多，这就是邹士杰的聪明了。那时，他在安西县混得很红，有机会到各县 参观，参与了一些评比学习活动，从而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眼见不少地方农民把树皮都剥 的吃了，一个个瘦骨嶙峋，面有菜色，这使他意识到严重的饥荒已在逼近。作为农民的儿子 ，如今的十工农场副场长，他认为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农场的职工也会有挨饿的一天。所 以经过领导班子的秘密磋商，统一了认识，在1959年的夏收前就秘密下达指示，让有关的队 把相当数量的小麦不要上报入库，先秘密窖藏起来。以四大队一中队来说，就在夏收期间挖 了深坑窖藏了几十吨小麦，这个深坑就在一中队东边一组附近。在迁场中，曾从玉门派来六 七辆大卡车，于夜间开到窖藏小麦的地方，连续运了几天才运完。王培义当时就负责装车。 曹宗华说，运到最后，坑底的小麦里和了土，他人已到了玉门，还返回来和赵队长一起用簸 箕簸过小麦里的土。我作为一中队的统计，对这些情况竟全然不知晓。当然，从挖深坑，到 从一组的场上将小麦拉运到深坑进行窖藏，这些活动我都不必参加，瞒住我是必要的。这10 0吨小麦到了第二年就比黄金还珍贵，因为它救了不少人的命。俗话说：“粮食是宝中之宝 。”而在通常年景，就是农民也难以认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十工农场的这一举措无疑十 分大胆，其重大意义要在一年后才见分晓。　　在罪犯们到来之前，我们原来的宿舍都做了改建，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号子，原来的窗子都 砌了高2尺左右的土坯，屋内的土炕肯定也是作了改建，使每间屋里能关更多的罪 犯。每天上午，罪犯们排着队去农田干活，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押解。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就这样近在咫尺地看着罪犯们去上工。　　小徐在晚上工作结束以后，竟然还有心思到警卫部队的房子里去转悠闲谈。有一天她从警卫 部队的房子里转回来告诉我：“这儿警卫队的队长是从兰州来的，他说认识你哥哥，也认识 你。”我在兰州的哥哥是个亲叔伯哥哥，名叫和温，比我大两岁，原来在兰州中学(后来的 一中)上高中。1948年的暑假，哥哥有个同学找了辆大卡车邀同学们去榆中县兴隆山游玩， 我也去了。在一天的游玩中，我和哥哥的同学有了接触，他们也认识了我。这位当队长的肯 定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会是谁呢?我不知他的姓名，以我现在右派分子的身份，当然我也不 愿意去结识他。在这荒僻的农场里，整天同罪犯打交道的警卫们，见到两个从城市里来的年 轻漂亮女性，一定很稀罕，也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而他们见到小徐仍忍不住热情地问这问那 ，以礼相待，以至那位队长竟说出他是从兰州来的，并认定我是他同学的妹妹。那时我容颜 姣好，同做女孩时没有大的改变，他如瞥见过我，就不会看错，小徐主动去串门，他问个究 竟是很自然的了。当然，直到离开四大队，我未去找过他。已是两个营垒里的人了，我如去 找他，我认为太没意思。　　此时，大队部也有少数留守人员。我们演眉户剧《雌雄花》时拉胡琴的许登浩就是其中之一 。他也是十工农场四大队搬迁中最后的留守人员，负责把大队应该装车运走的物资全部运走 。当时同饮马二场达成协议，从饮马二场押解运送来的犯人下车后，由四大队利用原车装运 本队的财产物资返回玉门。老许说第一批押解运送来的犯人有6卡车，每车大约30人，车上 用篷布搭在高高的框架上，盖得很严实，是夜里送来的。下车时，很多人都是从车上被推下 来的，有些人被重推在地，身体沉重地倒在地上，不断地发出“妈呀”、“哎呀”的叫喊声 !少数人还是戴着镣铐从车上推下来的，倒在地上时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发出的叫喊声就 更是惨不忍听了。老许来十工农场近两年，哪里见过这等场面，直看得他心惊肉跳，庆幸自 己总算没有落到此等地步。当时，他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再前进一步 同那些罪犯们归置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那个年月，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再说那些犯人们下车后，只要能走动的，都立即奔向附近的垃圾堆，从垃圾堆上拾起各种丢 弃了的瓜皮，不嫌上面沾了土、苍蝇爬过无数次，立即就塞进嘴里大嚼，还有其他像烂菜叶 菜根之类，只要他们能拣到的可食之物，都立即塞进嘴里填了肚子。这种饿疯了的吃相，使 老许吃惊不已。　　有一天夜里，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犯人们都已下车，老许把四大队的财物往车上装 ，有一桶清漆约有100公斤重，他一人无法抬上车，正准备找人帮助，留守人员中的刘多荣 --此人是个青年小伙子、工人，在另一辆车那儿喊他，他就把清漆桶靠在墙边，走了过去 。等老许到刘多荣那儿办完了事，再回到放清漆桶的墙边时，竟发现一桶清漆被犯人们用茶 缸舀着喝完了。他大吃一惊，心里非常害怕，心想清漆有毒，喝后死了人咋办?这是人命关 天的大事啊。他找到劳改队的干事崔建国说明情况，首先告诉他犯人喝了清漆如果中毒致死 怎么办?谁知那姓崔的不在乎地说：“死人没关系，管他呢!”老许又问：“一桶清漆没有了 ，我们没法上账怎么办?”姓崔的说：“这我请示一下大队的领导，明天早上告诉你!”老许 因为怕犯人们喝了清漆后中毒出人命，夜里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老许去找姓崔的，一见 面就着急地问：“昨晚死人了没有?”姓崔的很不在乎，轻轻松松地说：“死了两个。”老 许又问：“是不是因为喝了清漆中毒死的?”姓崔的仍说：“管他呢，反正是死了两个。” 　　崔建国犯了个错误，他把老许当成了同他一样的“同志”，对老许四五岁的小女儿特别喜欢 。有时候，他还领上老许的小女儿到伙房里转悠。小女儿在伙房里跟着崔叔叔转上一圈以后 ，就把所见所闻向爸爸妈妈描述一番。小女儿说：“给犯人们做的饭，和猪食一样，莲花菜 的皮皮根子全剁碎了煮在大锅里，再和上杂粮面，做成糊糊，难吃得很!”小女儿其实并未 吃过犯人的饭，她是只从视觉里感觉到，认为犯人的饭难以下咽。　　老许看见，犯人们每天上午都是每人一个糜谷面做成的窝头，糠壳都和在窝头里，窝头显得 十分粗糙。吃饭时，少数身强力壮的犯人还抢体弱无力没法保住自己饭食的犯人，体弱者连 这和了糠壳的糜谷面窝头也吃不到。怪不得，垃圾堆上丢弃多日的瓜皮、烂菜都被他们拣去 当做了美食佳肴。　　此时，四大队的家属和职工宿舍先后都改建成了号子。有一天上午，老许看见从号子里先后 抬出了5具死尸。死尸都裹着死者的被子，用草绳在尸体上中下的部位各捆了一圈，用一条 长绳在脚上捆紧以后，由4个犯人拉到河滩的空地去埋掉。等老许最后离开四大队时，河滩 上已成了一片坟地。　　而我是在30多年后才耳闻这些悲惨可怖的事。　　我和小徐终于完成了向饮马二场移交粮食的任务。12月底，我们把全部的被褥行李箱子等包 扎停当，冒着严寒，坐上了去玉门黄花农场的大卡车，在玉门镇的小旅店里住了一宿，然后 又驱车三四十里路，直达原四大队在黄花农场的所在地。　　没想到，先我们而来的工人、难友，都对这里的一切叫苦不迭。首先是气候严寒，比十工农 场冷多了，人人都叫喊“这里是干冷干冷”，见了我们说话时都有点唏唏呵呵的；其次是水 土不服，这里只有井水，井水带咸涩味，凡是来的人都有一段拉肚子的经历；第三，这里的 伙食大不如前，在十工农场时，每到秋冬之际，各大队都要窖藏大量的冬菜。迁场是几百 里路的长途跋涉，无法把冬菜运来。黄花营子的农民只储备自己过冬的蔬菜，对这样大量 迁 入的人员的蔬菜需要无法供应，即使有少量出售的蔬菜，价钱贵得也非我们的食堂所能承受 ，这样，食堂只有少吃菜或不吃菜，油和肉的来源几乎没有，伙食只能降低标准。我和小徐 初来乍到，自然感觉更是明显。　　已是冬闲时节，我们被告知，休息几天再说。　　第二天，我拿出在四大队时就裁剪好的棉上衣用手工缝制。这是一件绿底大黑格子布面的对 襟棉袄，面料是在四大队时步行三四十里路在县城买的，我觉得很雅致。我小时候学过一点 针线活，在偏远的农场，找裁缝制做又得花好几块钱，而且未必就能裁剪合身。这样，我就 自己动手裁剪，在四大队买了一斤多棉花，来这里没别的事就自己动手缝了起来。我从兰州 带来的旧棉袄是花棉绸的，已经又穿了两个冬天，得换一件新的了。　　就在我坐在男同胞们的大炕上缝棉袄时，杜博智突然来访。他在另一个大队，先我们来黄花 农场已好多天了。他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听说我已到达，就利用休息日立即来访。我们都 喜出望外，叙谈了分别近一年来的各自情况。当然，我一直未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杜博智回 去后，灶上饭已吃过。炊事员为一些未吃饭的人重做饭时，杜博智也学着切萝卜，不慎伤了 左手食指梢，至今伤痕仍清晰可见。我应留他吃饭，到四工农场后曾向他表示过歉意。　　谁知，两三天后，杜博智、小徐、我，还有其他几人，突然被通知，做好去四工农场的准备 。　　我们只能遵命。暂时还无法知道此去吉凶如何。新迁农场的严寒、水土不服、伙食水平下降 等等，使我对此处不留人也觉得无所留恋。30年后，我再次见到邹士杰。邹士杰说，当时他们已决定把小徐和我都留在黄花农场，但四 工农场领导上听说有两个女右派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我俩的名单在送去的花名册上经查找 没有，便紧追不舍，黄花农场最后只得放人，在我俩已到黄花农场之后再送往四工农场。谁 也想不到，我俩几次上县城演出，最后竟落得这样的结果。此次再返安西，我们同车只坐了不到10人，大卡车上装了许多要运往四工农场的乱七八糟的 物件，人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凹凸不平的各种物件的空档处。已是“三九”的严寒季节，一路 上茫茫大雪，使气温又骤然降低了许多。深夜，大卡车还顶风冒雪在戈壁滩的沙石公路上 行驶，后来偏偏车又出故障抛了锚。气温大约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车厢上蒙着厚帆布的篷 布， 车厢里的我们，一个个都冻得蜷缩成团。我紧紧地裹着皮大衣仍觉得寒冷难当。小徐又找出 一件御寒的衣物盖在俩人的腿脚上，腿脚仍冻僵了。而同车还有一位难友的家属和她两三岁 的小孩--他们衣着更单薄，没有皮大衣，我真不知道在这风雪之夜的严寒里，他们母子是 怎样苦熬苦度着这难耐的分分秒秒。在深夜的严寒中，大家都无法安静下来，一声声的长吁 短叹，不断的呻吟，弥漫在整个车厢里，但无一人说话，无一人叫苦，因为叫苦就是对改造 不满。有好几辆夜行车从我们的车身边呼啸而过，每当此时 ，大家都抱着希望呼喊求救，请过往的车辆把我们的车带上一程，但得不到回应。过了大约 一两个小时后，总算有一位司机停下车来。他也许是听到车上有小孩，再加我们男男女女的 求救声中已带着绝望和哭腔，车上的人会冻死在戈壁滩上的悲惨前景，终于触动了他的恻隐 和同情之心。他停下车后，我们的司机立即要车上的人找出一条粗粗的大麻绳拴在了那辆车 的车尾。　　车，才又前进了。夜宿玉门。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抵达四工农场。大卡车停下来以后，我和小徐冻僵了的腿脚既疼 痛又麻木，无法从车厢里站起来，坐着活动了好一阵，才勉强下了车。在场部报到后，杜博 智分到了一站，我和小徐分到了二站。场部为我和小徐找到一辆小毛驴拉的架子车拉运行李 和箱子，我和小徐跟在车后踏着厚雪走了约2里路，便到了二站队部。二站的队长是个40岁 左右的陕西人，名叫王智礼，人们以王队长称呼他。　　小徐和我的临时住房是个库房，里面堆放着难友们除被褥、饭盆、洗漱用品以外的财物，有 大大小小的各种箱子、提包、包袱等。看来，这里的居住条件比十工农场差。在十工农场， 难友们的这些东西都放在各自的宿舍里，取用都很方便。　　小徐和我在这里临时居住，似乎受到了一点优待，库房里腾出地方支了两张木板床，还在窄 窄的通道里，安了一个小小的铁皮火炉，炉子的烟筒直直地从屋顶的草笆子上伸出。　　我们原在十工农场三大队的二位女伴：石天爱和王桂芳，此时又在何处?我们不得而知。老 殷和小李都不是右派分子，按此次迁场的政策规定，她们不必来四工农场。　　过了几天，先是来了王桂芳。原来，此次十工农场借迁场的机会，让有些右派分子回家探 亲，王桂芳回安西县城的家自然十分方便，就回家住去了。石天爱则请假直奔天津，去天津 看望她日夜思念的母亲去了。因为路途遥远，到王桂芳来四工农场时尚未归来。　　初到二站时，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由于我们的居室堆放了难友们的箱子等物，地上连插 脚的地方都很紧张。一次，我一抬脚竟没注意到把小火炉弄翻了，火炉一翻倒，连在上面的 铁皮烟筒也从房顶上落下，摔成了两三截。我费了很大劲才将火炉重新安好。此时，我对四 工农场的一切，还以在十工农场的眼光看待。后来，我随意地将此事笑嘻嘻地向王智礼说出 ，王智礼的脸上也挂着笑，但他说出的话却使我吃惊不小，冷彻骨髓。他说：“你如果把这 库房点着了，我要判你10年徒刑!”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把判徒刑跟自己连在一起加以 评说。原来，这就是四工农场!　　过了两天，我和小徐都参加了劳动。活，依然是平田整地。所不同的，这里使用的都是圆头 铁锨，木头把很长，没有了独轮小车，需要推土时，用架子车代替。活不紧不慢，小徐和我 都已应付自如。在这儿一起劳动的，都是清一色的右派难友，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同在十 工农场时的气氛也差不多。难友中也有被任命为小队长来管理劳动的，记得其中有欧阳夏、 尚正。欧阳夏是原省劳改局的干部，尚正是原服务厅的。尚正正是初到十工农场时，一武威 民工嫌他干活没劲数说于他，反被他予以一顿痛斥之人。他当时心气很盛，说年轻工人：“ 小伙子，你的那一套，我半年就能赶上，我尚正的本事，你3年也学不会。”现在，他被任 命为小队长，肯定，在十工农场时劳动上已拔尖。我和小徐都是女性，在劳动中多少受到一 些照顾。　　只是这里的伙食，同十工农场就没法比，差得太多了。面条很粗糙，可以看出和的有麸 皮，蒸的馍馍很大，样子有点像如今的长形大面包，麸皮更多。一次，我同在十工农场一起 演出过的兰生玉说话，不经意地说了声“麸子馍”，兰生玉竟连忙纠正：“我们说话还是 注意点好，以后再不要说‘麸子馍’了。”兰生玉也是省劳改局定的右派，善演秦腔里的青 衣。他这么谨小慎微，对我是个提醒。1991年秋，我重访高台县，遇到了原在十工农场和四 工农场的难友阎廷梁，无意间打问起兰生玉的下落。阎廷梁说，兰生玉在1960年曾同他一起 迁到高台县碱泉子劳改农场，当年大饥馑已在全国蔓延，到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 议做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因为各种原因送农场劳动的人员，全部“抢救”回原单位。阎 廷梁由于家和原单位都在高台，工资没取消，生活条件略略好于别人。他用高价向劳改犯买 了个饼子去看望兰生玉，而兰生玉已在几天前住进“病号”室，把门的不许阎廷梁进去，阎 廷梁只得遗憾地走开了。这一别竟是永诀，兰生玉未能走出“病号”室。面对严酷的饥饿， 谨小慎微并未能保住他的性命。　　过了些日子，石天爱终于姗姗而来。她这次回到天津，仍没有告诉母亲她当了右派，她母亲 最操心的还是她的婚姻大事，还托人为她介绍对象，找了个某单位的人事干部同她见了面， 俩人还一起走了走，最后被她托词回绝。她和表姐妹说起反右派斗争来，她故意问：“如果 我是右派分子，你们会怎么样?”回答是：“坚决同你划清界限!”当时，反右派斗争的余威 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她的表姐妹当属此种情况。　　石天爱一身褴褛回到母亲身边，一定使母亲伤心万分，所以在此次返回农场之前，她母亲特 意为她置备了足够的御寒服装，她已装备一新。新做的丝棉黑布面棉袄宽宽大大--这是 为了适应农场艰苦的劳动生活，棉袄里面，则是真丝深蓝织锦缎面的狐皮背心。光是上衣， 应付安西的酷寒就很可以了。她那断了腿的琅架眼镜，想必一到天津就换上了新的。　　我和小徐在十工农场一向受到照顾，此次换场，我们作为留守人员移交粮食远离场部，却失 去了一次宝贵的探亲机会。当时，场部的有些难友都获准回了一次家，如杨康回到兰州，还 到我父母家里看了看。在四大队，这一程序却一律免去。当然，我在十工农场一直没考虑过 去兰州探亲，其主要原因是我的经济状况无购买来往火车票的能力。在玉门期间，离酒泉只 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去一趟搭顺车也能办到，可我竟然也没动过去酒泉看望景超的念头。 据说当时四工农场不断向黄花农场要人，四工农场曾指出我们的名单还未送过去，催促不已 。黄花农场被催不过，只好答应将我俩一并送往四工农场。可我们已到了黄花农场，对这些 情况不明就里。适值严冬，我人已到了黄花农场，根本也没想过还会离开这里，也不知道有 些难友回家探亲的情况。唉，唉，我真傻，真傻，如果我那时能见上景超一面，对他的艰难 悲惨的境遇有了真实的了解，知道他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我会想到有一天他那脆弱的生命 会难以继续……当时，我如果见了他一面，知道了这些，我会不惜一切为挽救他的生命想尽 办法的。说实在的，这是直到30多年后我才具有的清醒意识。我好悔啊!　　春节后不久，我们见到了一位重要的远方来客，他是小徐的丈夫梁富杰。梁富杰是1959年秋 第一批摘了帽子的。他人极聪明，专业上是尖子，当了右派后，由于工作需要，已调到了兰 州省煤炭局。领导上考虑到他头上有顶右派分子帽子，使用起来到底也不怎么方便，况且他 还具有华 侨身份，他父亲此时还在印尼，这种种因素，促使单位领导早早地给他摘了帽子。这样，他 就立即请假来到分别已近两年的爱妻身边。小梁头一天先到二站，在站部办公室的单 人床上住了一宿。第二天，小徐工作调场部，他们便一起搬走了。　　而他俩到场部后的境况极为凄惨。场部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说是有一间空屋让他俩住 ，他俩去一看，原来是一间空马棚，地上潮湿不堪，屋内马粪尿臭气扑鼻，地上用砖块低低 地搭了一个大门扇，看来就是为他俩准备的床。小徐见状不由得掉开了眼泪。当时她的顶头 上司杨振英也在场，有些看不过眼，后来就打发来几个在场部干杂活的刑满就业人员--那 时美其名曰“职工”，把马棚又认真打扫了一番，小徐两口子才算安顿了下来。他俩吃饭也 在 “职工”灶，场部干部和正式工人另起灶。以我们在二站的经历就可想见他俩当时伙食的恶 劣，小徐已习惯于这种恶劣的伙食，梁富杰一直在机关工作，哪见过这样的伙食，不禁为妻 子经历的苦难之深重难过万分。俗话说“久别胜新婚”。他俩相见时的欢愉，因了这几日经 见的种种都出乎意外而变了味。特别是那些遇见的场部“职工”个个瘦骨嶙峋、面容枯槁的 样子，更使梁富杰意识到妻子处境的险恶。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过了几日，场部有人意识到摘了右派帽子的梁富杰毕竟是国家干部，应该区别对待。这样， 才准许小徐到干部灶打饭吃，他俩才吃上了像样的饭菜。　　梁富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带来不少食品，也送给石天爱、王桂芳和我每人几块糕点。 这在当时就是很稀罕贵重的了。　　小徐调场部后，就传下话来，说是二站男女混杂，要把我们几个女右派都调到场部。这所谓 的“男女混杂”之说，我听了就觉着反感，我们在十工农场近两年，都和男同胞劳动生活在 一起，大家亲密无间，谁也没说过“男女混杂”之类的混账话，怎么到了这儿就成了问题呢 ?当然，我也已意识到去了场部政治上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当王智礼说起要调我们去场部 时，我谨慎地表示：“还是留我在二站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没有立即服从命令去场部。 　　还在梁富杰来农场前，王智礼就曾拿来一本眉户剧《梁秋燕》的脚本，让我抄写，说是准备 排练。其实四工农场的领导上早就摸清了我的底细，知道我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还演过眉 户剧，也清楚原十工农场我的难友们人才济济、文艺演出班底很厚。他们向黄花农场追要我 和小徐时，可能就考虑过今后安排文艺演出活动。四工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纯系男性，没有 女性是无法组织文艺演出活动的。早在50年代中期，省劳改局曾把在押的犯人中的京剧名角 挑选出一部分，组织正规的演出。为此，还专门在省劳改局附近修建了一个名为新兴剧院的 剧场，曾多次举办专场演出，在兰州市引起轰动。记得我也曾去看过一次呢。四工农场属劳 改系统，干部们对此事想必更清楚。他们不指望别的，在农场内部组织演出，活跃一下文艺 生活，向上级汇报上去，也可以算作一项工作成绩。所以，我到二站不久，王智礼就布置抄 写眉户剧《梁秋燕》，并宣布该剧要准备排练和演出。这当然不是作为队长的王智礼所能决 定的，他只是执行人。　　由于排练眉户剧《梁秋燕》，我们在二站又继续住了些日子。50年代，眉户剧《梁秋燕》曾 风云一时，陕西人曾有“不看《梁秋燕》，枉在世间站”之说。全剧是描述一对农村青年 男女冲破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喜结良缘的故事。对眉户原来已有的各种曲调大都作了创新 改造，全剧格调清新，旋律优美，地方特色很浓，反映了那个年代农村的新人新事新生活。 我还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有一年春节过后，记得报社曾邀请兰州郊区雁滩的农民业余剧团 演过一折眉户剧《梁秋燕》，剧中的主人公梁秋燕与同她相爱的小伙子春生都同时出台。我 对这个农村业余剧团的演出水平很赞赏，觉得演梁秋燕的农村姑娘和那位小伙子都有些才气 。　　没想到，现在我在当了右派之后，竟有了饰演梁秋燕的机会，而且是演出全本的《梁秋燕》 。我在抄写了《梁秋燕》中几个主要角色的唱词及对白后，告诉王智礼抄写完毕。然后，场 里摸了一下情况，指定仍由田禾担任导演，演出班子很快就定了下来，几个主要演员都由我 的难友饰演。我理所当然地饰演梁秋燕，春生由省劳改局的王××饰演。王××是庆阳人， 庆阳与陕西接壤，当地人说话同陕西近似，王××本来也善唱秦腔，只能由他饰演春生了。 我那小伴儿王昭因不是右派，此次未能来四工农场。梁秋燕思想守旧的父亲，由省供销社的 柳新民饰演。他原是15级的干部，在难友中级别较突出，岁数也较大。他是陕西人，念唱 俱佳，看来他人很聪明。饰演为梁秋燕、春生作主，支持他俩婚姻自主的地方干部，也是原 省供销社的干部。其他群众演员，都由三、四站的就业人员担任，他们大都是陕西人。有个 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还扮演了个年轻妇女。他说，他哥哥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是我认识 的一个熟人，他是因为打人被判处2年徒刑才刚刑满不久。这小伙子虽然眉清目秀，岁数也 小，毕竟是男子汉，唱腔对白声音很粗，一亮相就认出不是妇女。同他相伴的还有个二嫂子 ，我看王桂芳可以出演，就建议让王桂芳担任。小徐因为是浙江金华人，眉户剧跟她不沾边 ，所以此次演出没有她。　　角色大体定下来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地排练起来了。　　我虽然原来就饰演过眉户剧《雌雄花》中的主角，《雌雄花》毕竟是为适应形势需要粗制滥 造的脚本，创造角色发挥的余地不大，但是在排练过程中，我学到不少东西，如戏剧里的走 台步，念、唱、做的种种招式，在田禾的指点下，我已有点掌握。《梁秋燕》在全国已是很 有影响的名剧。由我来饰演梁秋燕，我同田禾的合作已是第二次了，我们配合默契，我 沉浸 在饰演梁秋燕的艺术创造中，得到很多乐趣。我觉得饰演春生的王××尽管念唱做都行，但 在感情的表达上没有完全进入角色，感情交流不够。田禾也说：“王××赶不上你的小伴儿 (指王昭)。”确实如此。　　田禾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时，他住在队部隔壁的三组宿舍，我们 就很熟。有一天晚上，他来到队部和我闲谈，闲谈了一阵，他声音低沉痛苦地说道：“就是 把我的骨头榨成油，也找不出反党的成分。”他是把我视为知己，才这样表明心迹的。但我 为了谨慎起见，没敢对他的话作出回应。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有反党的一丝一毫?这我自己 清楚。那时，田禾发挥他善写美术字的才能，写了好几条标语口号式形状各异的装饰字画， 贴在三组的墙上，以激励大家的干劲和革命热情，其中有一幅呈椭圆形的字画，上写：“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时，三组宿舍住的全都是右派难友，墙上贴如此的字画，“风流人 物”何所指?显然不是指外面世界的什么人，而正是指这些难友。在他的心目中，右派个个 都是英雄好汉，来农场后的冲天干劲，更是对他们自身的最好说明。难友们受到激励，心中 自是高兴，而并不加以议论。 再说四工农场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他们的家属也多是陕西人。当然，他们知道《 梁秋燕》的魅力。他们在向黄花农场紧追不舍索要我和小徐的时候，就已打定主意要我们在 他们的控制之下为他们演出，也许，那时就已决定要排演《梁秋燕》，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县 上演过眉户剧。这些干部平时一个个威风凛凛，而管教劳改犯及就业人员的工作单调刻板， 他们也会感到寂寞乏味无聊，他们的业余生活需要调剂。现在，一台全本的《梁秋燕》就要 演出，他们其实也很高兴。说话间已到了春节，我们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场部的会议室里，这只是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 房间，房间的一头搭起了幕布，我们就在幕布后面相连的一间办公室里化装换衣服。我们的 原化装师李佐亭因是历史问题留在了黄花农场，我们得自己化装，效果就差多了。时值隆冬 ，办公室有火炉，倒也不觉得冷，因为剧中的季节是春夏之交，我们全换上了单衣。　　不必说我自己，全体演员都卖力地演，经过多日的排练，大家都认为这是展示自己才艺的一 天。凡是进入演员队伍的，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爱好和才能，谁也不愿把戏演砸了。《梁秋 燕》演完后，小徐和她的搭档钟贵祥又演出了他们去年在十工农场用黄梅戏《夫妻观灯》形 式改编的歌颂公社化后新气象的小歌舞。　　然而，这是一次最冷落最窝囊的演出。观众主要是场部的干部和家属，他们安排了这次演出 ，只是想调剂一下自己乏味无聊的业余生活，可他们仍牢牢记住要跟作演员的我们划清政治 界线，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一个个做出一副至尊至贵的姿态，不屑于对演出表示欣赏， 直到演出结束也没有人鼓一下掌，只是转身就走，作鸟兽散。我们一个个卖命地演，最后只 是自我欣赏罢了，心里自然是不痛快极了，可是还不能说什么。我们真像是旧社会被迫在权 贵们面前演了一出堂会，这种场面以前只是在电影戏剧小说里见到，而今，我自己竟然真实 地扮演了这个角色。过去演一次堂会，演员通常会得到赏赐，而我们尽管肚子饥饿，连一顿 夜餐也没有，演完，只是默默地各自打点行装走几里路回自己的宿舍。　　这次演出的遭遇，也使我再一次清醒了一下头脑：这就是在四工农场，前两年的好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　　1960年3月，一幕惨剧又在酒泉夹边沟新添墩发生了。此时，新添墩组织劳教人员到酒泉城 附近背头年晒干的草筏子，早5点半就起床，用芨芨草编的背篼去背。背到第5天，傅作恭因 拉稀背不动了，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劳教分子高尔泰平日里给管教干部赵来苟的娃娃补过 课，能说上话，就给赵来苟说：“傅作恭是不是真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黑屎!”赵来苟说 ：“我拉的也是黑屎!谁叫他当右派，他如果不是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 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他从国外回 来，也不是个好东西。”傅作恭挣扎着走了十几里路实在走不动了，就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听了大怒，骂道：“ 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傅作恭腿软没劲，寸步难行，只好站住了。赵来苟大骂：“这狗日 的真还把我整住了。”当然，他有的是招数，当下就叫别的劳教分子用芨芨草拧成绳子在傅 作恭的脖子上围了一圈，前边绑半截绳子，后边也绑半截绳子。傅作恭仍背着草筏子，前 边 的人牵着绳子拽着他向前走。傅作恭往前走时因腿软跪在了地上，后边的人就往后一拉绳子 ，将他拉起继续向前走。3天后，傅作恭挣扎着走到了背草筏子的地方，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领工的让找来一个用芨芨草编成的长草笆子，把傅作恭抬到草笆子上，由劳教分子用绳子 拉着，一路颠簸，硬是把他拉回新添墩。原兰州医学院教授、现劳教分子的刘逢举走过来， 把放置在草笆子上的傅作恭看了看，说：“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二章饥肠辘辘　　(起1N点1N中1N文1N网更新时间：2004-1-11 14:26:00　　本章字数：14671)　　小徐调场部已有些天了。春节前，我听王智礼说要把我们几人都调场部，曾委婉 地向王智礼表示：“希望继续留在二站劳动改造。”我认为自己是以极好的态度向王智礼 说这些话的--愿意在重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有什么不好?王智礼一定是把我的话向场部转 告了，这些一贯在劳改犯面前颐指气使、威风凛凛、说一不二的场部干部便大动肝火。有一 天，我同小徐邂逅，小徐神色紧张地说：“你赶快到场部来报到，×　　场长在我们办公室 说了，那个二站的女右派再不来场部，就用绳子把她捆来。”这可吓坏了我，劳改队捆人是 常事，当场长的说要捆我，就是一句话的事。我不能违拗他的意志，招来捆绑之苦。这样， 第二天，我立即收拾行李、箱子等各种随身带的东西，同石天爱、王桂芳一起到场部报到。 　　我虽不是被捆绑到场部报到的，笼罩在心头的乌云似铅块般沉重，这压力比起两年前作为右 派挨批斗时也轻不了多少。但，我还得强做平静，强装笑颜，先去接受分配的工作。　　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杨振英。场部有个修配厂，主要修理全农场的农机具。还有个负责农场物 资运输的汽车队，有7辆大卡车，大多是4吨位的解放牌车。此外，还有个供全农场七八 百人吃饭的机磨坊，专门磨面粉，石天爱和王桂芳就分配在机磨坊干些体力活。这三个机构 都由杨振英统管。杨振英作为干部的角色也就是个普通干事而已，而在劳改系统，凡具有干 部身份者，为了使其在劳改犯面前显示威慑力，劳改犯都得称其为“股长”。四工农场属刑 满释放人员就业的农场，而其旧制并未改变，劳改犯释放后对其威慑力必须继续保持。所以 我们到场部后，只能依此旧规，称杨振英为杨股长，对其他具有干部身份者，也一律称股长 。对书记、场长、科长之类有一定官阶者，则按官阶称之，更不得有误。　　小徐先我们一步来了场部，主要是接过了杨振英的一部分工作。修配厂需用的零配件有个库 房，原来由杨振英管理，那时还属大跃进的年代，有些拖拉机和其他农机具出了故障，要连 夜检修好，不得过夜，以免影响第二天的运作。夜里检修时需用的零配件，就得找杨振英从 库房里领出。杨振英有时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到库房去拿零配件。杨振英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在严冬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并不好受，所以他通过场部急急地先把小徐调到身边之后 ，就立即把库房的工作交给了小徐。小徐虽说丢了铁锨把，在半夜里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去库 房取零配件的事，其实并不比下地强，杨振英夜里从库房发了零配件，第二天还可作为理由 多睡一会儿，而小徐则不能，第二天她必须按时起床，按时到办公室。　　开始，分给我的工作是汽车队的统计。司机们每次出车回来，都要由我登记他们行驶的吨公 里，汽车用的油料也由我发放登记。有一个可放二三十桶汽油和其他润滑油的油库，也就是 一间极普通的平房，平房下有一个可驶进一辆汽车的低凹的坑，是为了便于大卡车运来汽油 桶入库。装卸油桶，自有场部几个干杂活的“职工”动手，我只消把他们喊来就是。大卡车 领取汽油时只要把车开到低凹的坑内，放下后车厢，从库房里搬出油桶再搬上车厢内也不费 力，一般由司机自己动手就行。库房的大铁锁--几乎有我的多半个手掌大--和钥匙都交 给了我。此外，拖拉机队的油料也由我发放，场部有一个储存几十吨柴油的大油罐，竖在东 北方的空旷处。罐子下方有一个管子和龙头就是出油口。我向拖拉机手发放柴油，一般都是 拖拉机手把拖拉机开到油罐旁，用一种特制的油桶在油管的龙头下面接油。根据需要加几 桶就记几桶，每桶大约是十二三公斤。　　我一向受不了汽油味，有晕车的毛病。记得1955年报社有四五对同事要举行集体结婚典礼， 让我坐小卧车去接新娘，我只接了两个新娘就晕晕乎乎的了，汽油味熏得我呕吐了起来，最 后连人家的结婚典礼也没参加成。现在可倒好，要整日里跟汽油柴油打交道，而无任何回旋 的余地。　　工作本身比起下地倒真是轻多了，难闻的汽油味儿过了些天也就习惯了适应了，柴油味似乎 比汽油味好适应些。但是，我没想到柴油的特性是沾上身就挥发不了，发油时免不了衣裤都 会沾上，柴油落上灰尘就跟清油似的，灰黄的油渍一大片，看上去十分不洁，而我的罩衣、 罩裤只有一两件，无法换洗，准确地说，是换下来没有时间洗，气候寒冷，没有热水就无法 洗，洗了也干不了。所以到场部工作没几天，我就浑身上下满是灰黄的油渍，比那些拖拉机 手脏多了--他们都有工作服，换洗没问题，洗衣服有充足的时间。我浑身上下灰黄油腻肮 脏的衣着，场部的干部们看了也觉十分碍眼。有个名叫王明的干部，一向对我们还算客气， 他有个十来岁的女孩，他对女孩说起我们，还称我们“你姨姨”，这就是莫大的尊重了。一 次，他看见我衣着肮脏极了，笑着说了句：“看把衣裳‘动’的(意为弄脏)!”这个农场的 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下面还有几个字他怕我难为情，再没说出来，我现在回想， 那咽下去的几个字，应该是：“脏得太!”　　小徐丈夫梁富杰来时，那间原马棚当了一阵子他俩的“新房”，在我和石天爱、王桂芳到场 部后，便又成了我们的新居。马棚狭长，刚好搭下我们的四张床。四工农场唯一好于十工农 场的条件，就是让我们告别了土炕。住在这间新居里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有天凌晨三 四点钟，汽车队的王师傅从外地拉来一卡车汽油，他把车开到我们的宿舍前，大声喊我的名 字，把我从沉沉大睡中喊醒。我急忙穿衣起床出了门，才知道是让我清点拉来的汽油桶数。 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睡眼惺忪，冷得发抖。他说了汽油的桶数，我清点了一下，和他所说的 相符，他立即转身睡觉去了。他当然也很辛苦，开车大半夜，这一睡就要补足大半夜的瞌睡 ，也许连午饭都不会去吃。可我，到早晨7点以前还得按时起床，不得有误。场部上下工都 敲挂起来的半截钢轨，“当当当”的声音特别 响亮刺耳。后来，我才得知，这位王师傅是从刑满释放人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也是陕西人， 做事谨慎有余，是同他的身份有关。我至今还记得，汽车队的队长叫刘兴汉，河北人，共产 党员，三十七八岁的年纪。此人不胡来，显出很有原则性的样子。另有两个杨师傅：大杨师 傅约摸30岁的样子，听口音像是甘肃平凉一带的人；小杨师傅20岁刚过一点，也是陕西人。 再就是这位王师傅。其他几人我已印象模糊了。　　我瞌睡得要死，在清点汽油桶时一直睡眼惺忪，是因为调场部后一直睡眠不足。初到场部时 ，我仍和小徐一样，同在杨振英的办公室上班，晚上有事没事也仍坐在办公室里，10点钟过 后，杨振英说一声：“休息吧!”我们就回到马棚里，在自己的床上倒头便睡，直到清晨刺 耳的敲钢轨声“当当当”地响起。　　没几天，场部财务科便把我叫了去，说是让我帮助会计王积义记账。王会计问我：“你会不 会打算盘?”我说：“上小学时学过一点，多年来没用过，早忘了。”王会计说：“加减法 没啥问题吧?”我说：“加法会，乘除法忘光了。”王会计说：“加法会就行，乘除法记账 一般也用不上。晚上7点钟你就来这里上班。”来场部时小徐就说过：“场部财务科的贺科 长问我，你会不会打算盘，财务科少个记账的人，他们好像要调你去记账。”果然，这就交 代了工作。晚上7点左右，我就到了财务科。这里晚上上班要用煤油灯，我先把煤油灯灯罩 擦得明光锃亮。我认为这种活今后只会由我来干，这是我分内该干的。大约过了7点钟，王 会计来了，他拿出十几个账本、一沓子凭单，教给我把这些凭单上支出的款项，逐项分类记 在账本上，记完一页时，用算盘把全页的数字加到一起，记在最后一行上。他就坐在我对面 的写字台上，写字台很大，不比我在报社的写字台小，但不如报社的写字台精致美观。报社 的写字台木料很好，是用本色的桐油漆过的，木料的美丽木纹清晰可见，很气派，当时在兰 州是少见的办公用桌。这里的写字台大，是实用的需要，木料肯定也差，只是用常见的深咖 啡色油漆油过，已很旧了。王会计用一把极考究的大算盘，给我的也同样考究，我上小学学 珠算时，哪见过这样的算盘?算盘珠子可能是红木的，光亮而有分量，拨拉起来声音极好听 ，如泉水的丁冬声。记账这工作，其实很简单，只要细心一些，不要把凭单上的数字记错， 累计时不要算错就行。一开始，我觉得很新鲜，只是一个劲儿地认真地记，到需要计算时 拨动算盘珠子，听着算盘珠子上上下下清脆悦耳“噼里啪啦”作响的声音，还有点心旷神怡 。这些账本原来大概都是王会计记的，项目栏内的文字说明写得工整悦目，我写的字比之也 不差，但后面的阿拉伯数字，我怎么用心写也写不好，王会计肯定已当了多年的会计，记在 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飘逸娟秀，还十分整齐地略略向右斜着，非常好看。这有限的阿拉伯数 字学写并不难，我注意观察，找出王会计写每个数字的特点，认真模仿，第一个夜晚就学得 有点像了。　　看来，场部的干部晚上都上班。尽管王会计一直认真工作着，财务科时不时地有人出出进进 。进来的人有的搭讪着和王会计说几句闲话也就出去了。有的进来只和财务科的另一个出差 回来的张股长闲谝--他名叫张振英，张股长的职务好像是农场的采购，经常外出。他们一 起东拉西扯，对没听清楚或有疑问的事情，往往来个疑问短句：“得(音di)是?”对方便 会再详细地把事情的原委来一番解说，或对刚才说过的话来一番肯定：“是哩!”过去我虽 然也同众多的陕西人打过交道，我的难友杜博智也是陕西人，我从来没听谁说过“得是”这 样的疑问短句，从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说，倒是极精炼而富有特色的。我在《甘肃农民报》工 作时，曾经认真地学习农民的语言，为报纸的通俗化、大众化下过一番工夫，对“得是”这 个疑问短句，我既然仍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姿态习惯地进行了推敲，便永远地记住了它。　　我在有点心旷神怡中记账已两三个小时，后来便不断地有睡意袭来，而我这是第一次去财务 科记账，我怎能显出疲劳之态呢?在十工农场我在劳动上一贯表现比我的女伴们强，到了四 工农场，我应坚持再坚持。去年“十一”十工农场曾对个别人摘帽，小徐丈夫就因为摘了帽 才能迢迢数千里路来这儿同妻子团聚，总是有了一线曙光在前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得好 好表现自己。为了摘去头上那道可恨的“金箍”，我也得像孙悟空那样，事事顺着唐僧。而 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包括那个要用绳子捆我来场部的×场长--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个 副场长，还有杨振英、 张振英、王会计，以及来到财务科闲谝的所有的股长们，我都得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眼，显出 一副恭顺的样子。在90年代的今天，我动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为当时我人格和灵魂的扭曲 ，还真想大哭一场。而那时，我所作的是竭力表现自己，让那些改造我的人们无懈可击，无 刺可挑。由于我心中有了那线“曙光”，企盼有朝一日那线“曙光”早些来临，阵阵来袭的 睡意，都一次又一次被我用意志力驱赶跑了，大约到了子夜时分，才听得王会计说了声“休 息”。我知道，这就是命令，便匆匆收拾了该收拾的一切，准备回宿舍，细心的王会计看到 我没把墨水瓶的盖子盖上，便帮我盖上，记账都用蘸水钢笔。此后，每次深夜下班，我都记 住了盖墨水瓶盖。　　此时，原在财务科闲谝的两三个人早已不知去向。　　在我记账的四五个小时里，王会计除在开始向我交代了记账的方法和要求以后，便埋头干他 的工作去了，再一直没和我说过一句话，直到最后不得不交代的“休息”二字，为我第一夜 在财务科的工作画上了句号。至于那些随意进来闲谝或转一圈又走了的这个或那个股长，他 们眼见一个大活人坐在王会计对面的桌子后面工作，却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 他们在闲谝时也绝不涉及我。当然，他们心照不宣。他们有兴趣观赏眉户剧中的梁秋燕，对 “梁秋燕”在财务科低头记账的模样，也许更喜欢作近距离的注目。×副场长大骂要捆我来 场部的事，他们肯定也都清楚。现在，我卑贱地低头认真记账的情形，他们都看在眼里。也 许，他们还为我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当年省报的记者，如今由他们掌握任其自由摆布而洋 洋自得。　　自从晚上到财务科记账，我就永远地处于睡眠不足之中，那位王师傅在凌晨三四点钟还把我 叫起来清点汽油桶数，我的懊丧和瞌睡都达到了痛苦的地步，但我敢不起来吗?　　来到场部以后，精神委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伙食太差，吃不饱。场部的干部及机耕队 的职工，在场部另起灶，吃的是精细的饭菜。有时我路过他们的伙房，里面飘出用油炝葱花 烹调炒菜的各种香味，使我馋涎欲滴。这种香味，在我们的“职工”灶上，永远也不会出现 。我见到他们的馍都是精粉做的，颜色雪白鲜亮，看着也馋人。他们吃的面条肯定也是精粉 擀的，这我就无法见到了，只能作推理式的判断。而我们的“职工”灶，吃饭的以机修厂、 机磨坊的刑满释放人员为主，在场部统称“职工”，这个称谓有别于汽车队、机耕队正宗的 工人阶级的职工，在场部的领导们认为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尊称，其实质内容则是一种区别 、一种蔑视。我们4个女右派及机修厂的男右派赵贵春，理所当然地在“职工”灶吃饭，我 们吃的面条可以清晰地看到麸子片，面条擀得很厚，切得又宽，一锅煮出来仍变成了疙瘩加 糊糊，吃的馍仍是兰生玉提醒我，不让我说的“麸子馍”，而且量不够。蔬菜几乎没有，油 肉之类根本见不到。这儿的伙食同我们来此之前，在玉门黄花农场四大队的又没法比，那儿 的馍还是又白又大，跟在十工农场一样，基本不限量，只是迁场后菜少油少，伙食费比过去 贵了些。我和小徐午饭都在杨股长的办公室吃，记得有一次，每人打了麸皮较少小小的一个 馍，我那直径26厘米的饭盆里则满满当当地打了一盆好像是干萝卜缨子煮的颜色发黑的所谓 的菜，很难吃。萝卜缨子，在十工农场是鸡兔的饲料，大灶上从未吃过。小徐吃了一小半就 吃不下去了。我的饭量一向比她大，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又把她剩下的都吃光了。我肚子饿 呀，再难吃的东西，只要能填满胃口，吃下去总比胃里空着好受!试想，我们这些吃着不够 量的麸子馍，肠胃里经常填充着干萝卜缨子的人们，会有多少精神和力气去认真工作。一年 多来在十工农场从劳动中增添的体力，已变得十分壮实的身体，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消耗着， 消耗着……暂时，由于我和小徐都不下地劳动了，体力的消耗毕竟少得多，我们一时还想不 到饥饿对体力的长期消耗，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这时，有些难友们的妻子带着孩子也一同迁到了四工农场。她们已习惯于十工农场的一切： 在那里，她们在生活和劳动上受到各种照顾，眼见自己的男人在原单位挨批斗时的愁苦无奈 已烟消云散，只是在艰苦的劳动中逐渐适应着周围的新生活，她们便也安然放心了。传统的 中国妇女的美德，使她们心甘情愿地同自己的男人同甘共苦。去年“十一”对少数人的摘帽 ，也使她们的心中升起了希望。她们最了解自己的男人，深知自己男人含冤受屈的痛苦。在 当时的形势下，她们也只能企盼着有一天会苦尽甘来，自己的男人会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中 来，被称作“同志”，而不是什么“右派分子”。来到四工农场后，情况大变。以王杰生的妻子张露玲来说，他们全家3口来到四工农场后， 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窝子里。除夕之夜，王杰生被派到踏实出外干活去了。她和两三岁的小儿 子小三孤单地住在地窝子里。半夜里，暴风骤起，地窝子上面是用篷布盖着，四个角都用两 三人抱不动的大石头压着，篷布上还盖了些草笆子之类。当暴风骤起之时，篷布三个角上的 大石头滚到了一边，篷布和草笆子全都压到了她母子俩的身上，动弹不得。到天亮后，二站 的人看见他们这个地窝子的顶盖塌了，看不见她母子俩，在外面议论说话，不知是咋回事。 张露玲费力地拉起篷布的一角喊了起来，大家才知道她母子还在地窝子里，才将她母子从地 窝子里救出。直到几十年后，张露玲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奇怪的是就靠近我们母子俩 的那一角的大石头没滚动，如果那块大石头滚落到地窝子里，我们母子就完了。”这天夜里 ，王杰生和数十个难友由汽车拉到了踏实的旷野，住在帐篷里，他和王洪勤、刘开邦住在 一起，半夜里帐篷也被暴风刮倒，他和难友们在篷布的遮盖下，倒也没觉得冷。初一天 亮起来后，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挖地基，准备在这里盖房子。但天寒地冻，地硬似铁，铁锨 蹬下去只是个白印印。于是，又用汽车把他们拉了回来。　　王杰生全家3口人在四工农场的第一个大年夜和春节初一，就是这样度过的。　　此时，不少难友都是和家属一起来到四工农场的，如：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赵贵春的妻子 黎淑莲等。记得1959年春，在我和小徐调四大队当中队统计之前，徐保安当时在场部就张罗 着卖他的劳莱士瑞士表，估计他是为了凑些路费，把河南老家里的妻子杨爱珍接来。我和小 徐后来去了十工农场四大队。当我们再次在四工农场同徐保安相逢时，杨爱珍已在他身边， 他俩作为一个家庭来到了四工农场。还有王洪勤的妻子王玉芬和他也一起到了 四工农场。赵贵春的妻子黎淑莲，我和小徐在三大队时还和她一块平田整地，在休息时和她 一起唱过歌。此时，他俩也一同到了四工农场，还带着个1岁多的小男孩。这些家属有一二 十个，她们是和自己落难的男人一起同甘共苦来了，但也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苦衷。　　以黎淑莲来说，她原是赵贵春在张掖航校的学生。当年，年轻的赵贵春讲飞机结构，把一门 死板机械的专业课讲得生动活泼、形象有趣，无意中竟获得了聪明漂亮的女学生黎淑莲的心 ，俩人很快坠入爱河，然后就结了婚。幸福美满的一对爱侣人人称羡。到1957年动员鸣放之 时，赵贵春看到街上从河南来的要饭的很多，就说：“我们党应加强对农村的工作，农村建 设好了，这些农民就不会从农村往城里跑了。”这种对“我们党”的建设性意见，到了反右 斗争开展后，竟作为恶毒挑拨工农关系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赵贵春被划为右派分子。张掖 航校对黎淑莲还区别对待，打算安排她到张掖地区工会工作，但黎淑莲觉得亲人含冤受屈当 了右派，自己在当地工作面目无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抬不起头来，就于1958年初回了 老家--四川岳池县农村，在4月生了个男孩。她哪里知道，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老家 ，此时农民已食不果腹，她的一个叔伯哥哥在1958年已活活饿死，她那在重庆当干部的二哥 饿得浮肿了。她一回到老家就挨饿，她过去哪里尝过挨饿的滋味?作了年轻母亲的她，奶水 少，小男孩也挨饿，更使她心如刀绞。再说赵贵春到安西十工农场后，根据他的专长，分在 机耕队工作。十工农场对右派分子称“同志”，生活虽艰苦，但能吃饱饭，无挨饿之虞。这 样，黎淑莲就带着小男孩，从天府之国的四川老家数千里跋涉，于1959年初来到了安西十工 农场，同丈夫团聚在一起，同甘共苦。可她哪里料到，在十工农场待了不到一年，来了个换 场，他们全家3口人，又到了四工农场。初到四工农场，她就立即感到，这里的政治压力比 起原张掖航校有过之而无不及，她面对的又是新的生存难题。　　再说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她先来到十工农场，那时我和小徐已调四大队，所以和她没接触 过。等我们都来到四工农场后，我们虽知道她也来了，因为没和家属一起劳动过，不久我们 又先后调到场部，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多年后当我知道河南省在大饥馑的年代死人很 多，特别是有个信阳地区死人最多。我就想到，徐保安的家不知是否在信阳地区，徐保安的 妻子或许是被老家的饥饿逼到安西十工农场来的。徐保安当年就是因为鸣放中说到家乡的农 民“饿得嗷嗷叫”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反右斗争之后，一切工作继续向“左”转，农村 吃粮肯定更趋紧张，杨爱珍在农村饿得受不了啦，听徐保安信上说十工农场能吃饱肚子，她 便下决心投奔到已当了右派分子的丈夫身边，图个吃饱肚子，同时对受难的丈夫也有个照应 。就这样，夫妇俩在十工农场过了半年同甘共苦的好日子。现在，他俩又一同来到了四工农 场，在四工农场他俩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生存难题呢?但不论是怎样的生存难题，他们都已 毫无退路，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了。　　这些带家属的难友，都有自己的“窝”，开始都住在地窝子和窑洞里。王杰生和张露玲的地 窝子由于暴风的肆虐在除夕之夜塌了，就给他家另找了住处，别人的都没塌，就继续住在地 窝子和窑洞里。有了自己的窝，便自己做饭吃，各家都有个粮本。她们第一次到场部去买面 粉，令她们大吃一惊的，卖给她们的竟也是带有麸皮的面粉。自己的男人在大灶上吃麸子面 ，她们有理也无处讲，让自己和孩子也吃麸子面，同当了右派分子的男人一样对待，她们无 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不仅是个吃面的问题，也是个政治待遇问题。自己的男人犯了“错误” ，自己是个家属，可是啥事也没有的呀!俗话说：“三个婆娘一面锣!”在四工农场，她们的 男人是右派分子，比起那些干部工人家属，自己自然也是矮了一头，响锣一时无法敲起来。 到四工农场后，她们的男人吃着大灶上粗劣的饭菜已在挨饿，她们正想把家里的伙食调理得 好一些，让饥饿的男人在家里得到些补充，可她们打来的麸子面，挡不住自己和孩子的饥饿 ，又怎样帮助男人哩?当然，她们一到四工农场就看到场部的家属和孩子们都吃着雪白发亮 、精粉做的馍，打面时也看到人家用同样的钱打着精粉，自己付出同样的钱，打回的却是麸 子面。她们已学会了忍受，眼眶里打转转的泪水直往肚子里咽。而当她们悄悄地聚在一起时 ，她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倾吐了肚中的苦水。自己的男人受委屈吃不饱那是没法的事，自己 和孩子没犯错误，为什么也要吃麸子面，受到这样的对待?她们和自己的孩子不是来改造的 呀!“锣”终于敲响了。十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找四工农场的刘生贵书记去说理。刘书记是 农场的一把手，只要他说句话就算数。家属们相信，目前的恶劣对待，找了他会得到解决； 不找他，同下面打面的干部谈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他本人就无权对此作出改变。　　据张露玲在30多年后回忆，找刘书记她也去了，她们共去了十来个人，同去的还有徐保安的 家属杨爱珍及一个镇江口音的家属，等等。　　她们找到刘生贵的办公室，十来个人一拥而入。刘生贵看到她们，起先还弄不清她们是来干 啥的。当着十来个右派分子的家属说话，她们要吵起来总不大方便，他就要求她们先都出去 ，一个个按次序进办公室，跟他个别交谈。个别谈就个别谈，为了争得她们自身的权利，她 们既已挺身而出，便一个个毫无畏惧。　　第一个进去和刘生贵谈的是一个约摸三四十岁，年纪较大，镇江口音的家属(因年代久远， 张露玲已记不得她的名字)。这位家属张口就说：“当年他参军打国民党披红挂彩，是我送 走的。现在他犯了错误。我又赶来帮助他改造，这是党对我们当家属的要求，我这么做是符 合党的要求的不是?可我们到了这里，打面只给掺着麸子的面，好像我们也犯了错误。我们 党一贯的政策不是这样，不对头嘛，我们来农场帮助自己的男人改造有啥错?共产党的干部 无论在哪里，办事总是要按照政策来，不执行政策，我们走哪里也能说上理。”这位家属理 直气壮地说完，走出刘生贵的办公室，又把她刚才说过的话，向等候在外面的家属重复了一 遍，张露玲觉得这位大姐嘴巴子很利，给大家鼓了劲。　　不等她说完，杨爱珍已进了办公室。她首先声明：“我是党员!”接着就以咄咄逼人的口气 ，说出一番道理来。她说：“我们不能用同样的钱买麸子面吃，我们没犯错误，我们是来帮 助自己的爱人改造的，凭什么要给我们打麸子面!”刘生贵作为农场一把手从未遇到过如此 棘手的事，他更没有想到右派分子中，居然还有党员的老婆。在杨爱珍之后，还有两三个家 属，也声明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刘生贵耐心地和十几个家属谈完话后，当即作出决定，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家属，今后不得 再供应麸子面，而要和干部、工人家属同等对待，纠正了原来的错误作法。这在当时是难能 可贵的。我的这些难友的家属们大获全胜。此后，她们从场部买回来的也是精粉。　　说话间，天气已渐暖。有一天，一站、二站的部分难友们都来到场部附近干活，大概是给场 部干部的自留地翻地种洋芋。所谓的自留地，就是按场部干部人数统一划出大片土地，统一 耕种，秋后再将收获物分给每个干部。在甘肃农村，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省上提出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原来分到每家每户的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而在四工农场，场部可以随意调遣右派分子们无偿地为他们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场部干部 所得，倒真是具有剥削的性质。而我的难友们都是来劳动改造的，一个个都是不能说话的工 具，管教干部指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他们连想都不用想，这些土地的收获物同自己有什么 关系。　　这天，在劳动结束之际，他们意外地发现，场部“职工”灶在改善伙食，每个打饭的“职工 ”的饭盆子里都有4个包子，没掺麸皮的包子!所有看见包子的人都馋涎欲滴，却只得无望地 转身就走。这时已是午饭时节，回到站上不论好坏，总是有饭菜等着自己。而有的难友终究 经不住包子的诱惑…… 我和小徐已打来了包子，刚开口要吃，就进来了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陈××。他是兰 州人，原在省邮局工作，是搞财务工作的，当了右派分子后老婆跟他离婚走了，他是孑然一 身。他原来就住在一中队隔壁，同王昭都是三组的。他多才多艺，相声说得挺有味儿。在三 组的宿舍里，他还开玩笑地叫我：“我们的小白鸽!”所以我们是很熟的。这天，他作为不 速之客进了我们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双手连连作揖，立即提出请求：“饿坏了，饿坏了 ，给个包子吧!”这包子其实就是包了些煮熟的糖萝卜，但对于多日来饥饿难耐的我们和难 友来说，已不啻珍馐佳肴，我和小徐正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口福，让胃肠也舒适一点。而这位 不速之客的到来，他那凄楚饥饿的神态，说出的话，都使我们俩无法拒绝。小徐和他也很熟 ，她知道我的饭量大，就从她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老陈连声说着谢谢立即转身 走了。这一位前脚刚出去，杜博智又进了门。不等他说啥，我看他面黄肌瘦，便主动地从自 己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他吃着香甜的包子，我们还寒暄了几句。这两个包子的 给予，一直深深地嵌刻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无法忘记。这二位不速之客后来命运殊异。二站 的老陈到冬季在更为严酷的日子里活活饿死，钻了沙包(意即死后埋在沙包里)；一站站长王 志玉和杜博智同是陕西蒲城人，念及“乡党”情谊，在5月就将他调到伙房当了炊事员，所 以在农场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时日里，杜博智没有挨饿，身体健康，安全地回到甘肃日报 社。1990年，杜博智荣获甘肃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天气更暖以后，有一天，杨振英要我和小徐把办公室前边的一小块地翻一下，没说翻后干什 么。我们每人手持一长把圆头铁锨就干了起来。这是一块微不足道的狭长小块地，连一分都 不到。如果在十工农场，不论是我或小徐，都会毫不含糊地一个人就很快翻完了。可是，这 当儿，我拿起铁锨用脚蹬下去，却感到腿脚无力，很费劲。小徐当然也一样。这使我才真正 意识到近半年的饥肠辘辘，对我们的体力消耗是实实在在的。过去办农民报时，常用的一句 农谚是：“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刚到四工农场在二站平整土地时，还没有如今这样乏力 ，那时我们的身体壮实，有在十工农场打好的底子。如果我们还留在二站，整天下地干体力 活，肯定饿得更利害，就成了老陈、杜博智那样，恐怕就更苦了。此时，我们俩慢慢翻着地 ，嘴里不说什么，心中又暗暗庆幸总算来到了场部。　　再说，王杰生、张露玲两口子自从地窝子塌了以后，全家人才搬进队长们和家属住的小院子 ，有了一小间平房住了下来。一天，张露玲在家待着，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二中队的韩书谦走 了进来，他们两家都是河北省人认老乡，韩书谦一进门就跌坐在了地上，说：“弟妹，我真 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张露玲一端详，看见韩书谦原来黑红圆实的脸瘦了一圈，脸上出现 了许多皱纹，她知道老韩这是饿的，心里不禁非常难过。她记得，当王杰生划为右派分子， 接着不久，她又被单位上裁减下来，全家人生活无着，她带着小三迢迢千里，到安西十工农 场投奔遭难的丈夫来时，正是中秋节前夕。王杰生从四大队启程去县上接她母子俩，是坐着 马车去的，回来的路上，韩书谦和中队的有些人正在地里摘瓜，看见他们全家人坐车过来， 就往他们的车上送瓜，一路上，他们的麻袋里装了有多半麻袋的甜瓜。第二天是中秋节，大 灶上做了很多月饼，人人有份。韩书谦把自己的那份月饼全给了小三，说是：“弟妹，孩子 从兰州到了这儿，够受苦的了，我这份就给小侄儿吃吧。”曾几何时，热情慷慨的他竟饿得 瘦成这般模样，乏得坐到了地上。想起韩书谦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对她全家人的情分，张露 玲真想从家里找出点可吃的东西让他吃。可这天，她家里确实没有一点吃的，无法对他作出 一丁点儿的接济，这使她愧疚不已……韩书谦坐了一会儿，无话可说，又挣扎着起来，慢慢 走了。张露玲曾尽力帮助过她能够给予帮助的人。但对韩书谦这次就一点忙也没帮上，这使 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心中有愧。有个安西县的小学教员陈世杰一次拿了点钱，求张露玲帮他买 些咸菜，张露玲家中正好有咸菜，是用萝卜缨腌的，就捞了些给了他，只见陈世杰手捧咸萝 卜缨立即放进嘴中咬嚼起来。张露玲大喊：“这使不得，不干净，太咸，你用水洗洗再吃! ”可是，陈世杰不管不顾，只是一路上咬嚼着咸菜走了。陈世杰当了右派来农场劳动后，妻 子和一个小女儿回了娘家，同他岳父母住在一起，岳父在县上有点权势，陈世杰在饥饿难耐 之时，也曾托张露玲进城时到他岳父家看看，说明自己的困难，看岳父家会不会给些吃的。 张露玲受人之托，进城时找到了他岳父家，希望他岳父会给点帮助。但，希望落了空，面目 森严的岳父严格划清政治界限，啥也不给，他妻子什么话也没说，张露玲只得空手而回。　　我每天晚上在财务科记账，在办公室常见到场部的领导和干部们，包括刘书记、×副场长、 贺科长及这样那样的股长们出出进进，他们不经意地也会扫我一眼。从我第一次进财务科的 那天晚上起，除了王会计交代工作，从来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过一句话。在办公室里有时也会 出现一种熙熙攘攘、说说笑笑的场面，但我永远只能紧紧闭住自己的嘴。如果我独自一人待 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了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个活人的世界 ，我自己就是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眼里我是 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验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 感到窒息般的痛苦。原来惧怕来场部会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但我未料到我所惧怕的压力会 以这种形式出现在面前。在几位女伴面前，我流露了在财务科的遭遇，及我沮丧不已的心情 。在十工农场或四工农场，我从来未向领导上“汇报”过任何一位难友，包括几位女伴，我 把“改造”主要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还是原来的我，而一向痛恨 打小报告。在这个艰难时期，我仍然坚持一贯的做人原则，从不打小报告，对几位女伴，我 从未有过靠打小报告抬高自己的考虑。当然，我也没有想过要提防她们。我的痛苦和懊恼 ，当时唯一可以说说的对象也只有几位女伴了。我没有想过要对她们隐瞒什么，直性子的我 ，也无法隐瞒。毕竟，背着场部的干部们向女伴们吐露真情也只是一种谨慎而有限的宣泄。 但是，不久，贺科长就找我谈话，指出我不安心改造，如何等情。这种指责会影响今后的摘 帽，我很不安，只得默认。再后来，石天爱竟当着我的面，承认是她打了小报告。她还说， 事情是你自己说出来的，那些话你是说过嘛!多年后我见到王桂芳时，王桂芳说：“石天爱 当时很羡慕你和小徐坐办公室。”由羡慕而忌恨，这就是她打小报告的动因。　　小徐当时在杨振英面前表现很积极，有一次，她主动向杨振英汇报思想，谈完后显得很轻松 ，对我说：“我已谈过了，现在你可以找杨股长谈了。”我当时并没有找杨振英汇报自己思 想的意思，所以没有去找杨振英，当时没有，以后也一直没找过。在杨振英眼里，我跟他一 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同为坐办公室的两个女右派，却大不相同：一个愿意和他靠近乎，一 个却永运是远距离。　　写到这儿，我想把和我同台演出《梁秋燕》的伙伴王××也提上一笔。王××是庆阳人(大 名已忘记)，原在劳改系统工作。在剧中，他是和我同争婚姻自主的一对情侣，在排练过程 中，自然非常熟悉，也可以说有点亲密。我来场部后，他也到了场部，只是我并不清楚他的 具体工作是干什么。我在办公室曾几次见到他，当时办公室里都有场部干部，他熟谙这里的 规矩，从来没和我打招呼，说一句话。我也只能以陌生者的态度不理他。后来，财务科发给 我一套新的深蓝色的工作服，场部干部都看到我浑身油渍，污浊不堪，就根据我的工作性质 ，发了我一套工作服。刚穿上的几天，还未沾上油渍，倒也显得干净精神。在院子里我迎面 碰见了他，当时左近无人，他满面笑容，开玩笑说：“哟，成了工人阶级啦!”我辛酸地一 笑，说：“真要是工人阶级就好了!”然后，我们也不再多话，就各自走了。此后在办公室 再见面，我们仍然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心照不宣，对这里的干部我们必须低眉顺眼。当初演 《梁秋燕》是他们的需要，如今两个男女演员互相间不说话、不理睬，也正是他们心目中认 为的最恰当的交往方式。我们在当了右派分子之后，按照当时的理论和政策脚踏实地地认 真改造自己，任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受苦受难中蹉跎复蹉跎。唉，唉，青春宝贵年华的抛掷， 是无法追回的。在无奈中，我感到刻骨铭心的痛楚。　　每晚饥肠辘辘地到财务科在煤油灯下记账，我明显地感到视力迅速下降。我14岁上高中一年 级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因用视力较多，到来农场前近 视程度已增至600度，用医学的观点来说，已是高度近视了。记得在十工农场，一次在演出 过程中不慎打碎了眼镜，安西县城没有眼镜商店，我急忙给兰州的家中写信让配一副新的， 而配一副新眼镜得好些天，配好后寄来又得好几天。我们的领队邹士杰知道后，将他的一副 300多度的近视眼镜借给我先用。聊胜于无。我戴着他的眼镜好些天，直到新眼镜从兰州寄 来。　　在财务科记账，我心里想的也还是要表现自己，争取早一日摘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不论 视力迅速下降到何种程度，我只是低下头来，把眼睛尽力贴近桌子上的账本和凭单，每晚每 晚都一丝不苟地认真记下去，我记在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飘逸娟秀得如同王会计手 写的一样，我自己认为已到了乱真的水平。王会计肯定对我的记账工作是满意的，但他言语 谨慎，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满意。后来小徐告诉我，王会计是富农出身，会计业务过硬， 但至今尚未入党。在四工农场这样的专政机构里，没有入党就比别人矮了一头，在言语行动 上只能是慎之又慎了。他主要是凭过硬的财会业务在农场显示他存在的价值，从书记、场长 、直到贺科长对他都客客气气的，因为在全农场无一人能在财会业务上替代他。　　十工农场的财务科，在我们离开前几乎全让我那些业务娴熟作风过硬的难友把持着。原来的 财务科长姓张，河北人，长着满腮帮的圈脸胡子，我们平时就开玩笑叫他张大胡子。我们到 四工农场后，为财务上的事，他还来过一次四工农场。我见到他时，当着这里场部的干部， 不敢再叫他张大胡子，他仍一如既往，笑嘻嘻地问了我几句话，我像是见到了亲人，满心的 欢喜自然也是流露到了脸上。但也只能是仅此而已。　　后来，我们的难友汴国梁也为财务上的事，出差到四工农场，在财务科先见到了我。汴国梁 是上海人，中等个儿，人长得白白净净，端端正正的圆脸庞。他原在河西地区某县银行工作 ，业务过硬。此次来到四工农场，他俨然一副干部派头，场部干部对他客客气气，公事公办 。他瞅空子问了我们的宿舍在哪儿，傍黑时还到我们的宿舍看了看。我们也不敢向他说什么 ，因为都知道说了也无济于事，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他和小徐都是江浙人，过去就比较 亲密，他还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告诉了小徐，大概有一种渺茫的后会有期的意味。我们心 里都有些凄楚，真是，同是右派分子，由于不在一个农场，我们同他的境遇，就有了天渊之 别。　　临走，他还送给小徐一盒百雀灵的搽脸油，也是对小徐的抚慰吧。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三章改造又升了级　　(起4L点4L中4L文4L网更新时间：2004-1-11 14:27:00　　本章字数：13045)　　现在回想起来，景超接到我从四工农场发出的信后，知道了我所在农场的性质- -属劳改系统，他只能把心头的沉重深深地埋在心底。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检查才 能寄出，从他的来信我无法知道他的担心和忧虑。我写信给他对日常劳动工作和生活的描述 更 不能流露些许不满，信写得平平淡淡。从这平淡的字里行间，他一定是敏感地捉摸出这里的 一切有了很大改变。当然，尚可安慰的，他知道我不下地了，现在的全部工作都比较轻省， 是受到了照顾。沉重的政治压力，我是一个字也不敢说的，即使我不说，他肯定也是想了 许多，可他无能为力……3年前，他得知我也被定为右派分子挨批斗的时候，他还可以在我 们的斗室里发出无力无奈的叹息：“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呵!”那时，我伏在他的胸 膛前真想在他的臂弯里嘤嘤哭泣，却一滴泪也流不出，我默默地听着他的叹息，对我们的孤 苦无告求助无门，绝望到了极点。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他有节奏的心跳，一下一下。仿佛是 回应，我也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现在，我若是还能伏在他的胸前，在他的臂弯里听他心 跳的声音，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然而，这幸福已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已天各一方，永远也 无法在受难中互诉衷肠，互表心曲。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已逐渐习惯了在我俩分离的 日子里守着孤独。可那时，我的身边已渐次又有了一个温暖的港湾：十工农场领导上的“右 ”，在当时的大环境里以极特殊极个别的一整套做法保护了我们数百名含冤受屈的受难者。 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写给景超的信虽被限制在每月两封，在每封信里我总是情不自禁 地把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告诉他，所以也引起他的感叹：“真羡慕你!”可来到四工农场后 ，我向女伴们诉说了的苦恼会立即反映到领导上，我在信上又无法告诉他。我能在信上告诉 他，二站的王智礼说是要判我10年徒刑，×　　副场长说要把我用绳子捆到场部，场部的干部们 只向我布置工作，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我能这样写吗?如果写了，夹边沟的管教干 部在检查信件 时，毫无疑问会认为我这是不服改造，把自己的位置没摆正确。当然，如果他们不嫌麻烦的 话，还会把信转回来，通知四工农场，都是一个劳改系统，互相沟通一下所管右派分子的情 况顺理成章。这样，我写给景超的信便也越来越简略干巴。从我简略干巴的信，他一定想了 很多很多。　　当然，每季度寄10元给他，我仍及时寄出。这有限的10元，对他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柱，是 支撑他在艰难困苦中迈出脚步颠踬前进的动力。四工农场场部有个一人看守的小邮局，可以 寄信寄钱物，倒是比在十工农场时方便多了，不必为给他寄钱再求人。　　有一天，接到他的信，问我能不能设法买些干辣椒寄给他，我当然要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可 到哪里去买干辣椒呢?就是在县城也未必能买到干辣椒啊!着急中，我突然想到三站经常来场 部赶马车拉柴油的两个人或许能设法弄到。四工农场共有四个站，三站、四站全都是劳改后 就业的，离场部有一二十里路，这两个站用的柴油、吃的面粉，都从场部用马车拉回。赶大 车的把式自然也都是就业人员，他们技术娴熟，赶大车的时间长了，逐渐得到了领导的信任 ，赶车的活具有相当的自由，这些车把式也就具有了他们特殊的地位，优越于站上别的就业 人员。我想到的这两个车把式，一个仍是陕西人，一口地道的陕西口音，显得非常健壮，圆 圆的脸，脸上的肉非常瓷实，白里透红；另一个车把式是甘肃河西口音，瘦削的脸显得有些 阴沉。奇怪的是他的一只脚有毛病，走路瘸得利害，真不知道站上的领导怎么竟挑中他这么 个瘸子当车把式。我想到这两个车把式是因为给他们发过柴油，看出他们那特殊的地位 或许能帮上这个忙。他俩又来领柴油了--每次都领三四大桶柴油。我问：“你们站上有没 有干辣椒?能不能卖给我两三斤?”没想到我问个正着，他们一口答应，下次来场部就带来。 过了几天，他们再次来场部时果真带来了干辣椒，每斤七八毛，价钱也合适。我喜出望外 ，第二天就从场部的小邮局寄给了景超。他们办事这么痛快，我很感激。　　我们的宿舍又搬了一次，由马棚搬到了机修厂内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正规的木制门窗， 比马棚略略宽敞一点。我和小徐的床面对面，头顶靠窗，王桂芳和石天爱的床也是面对面， 进门便是。王桂芳的床在小徐的脚下，我的脚下正是石天爱的床。我们的四张床在室内放置 的格局便是如此。现在想来，让我们搬进这个宿舍，完全是由于领导上从管理劳改犯人的 经验出发，考虑到孤零零的马棚四面不着边，让我们4个女右派住着，我们整日都要同那些 男“职工”们打交道，“男女混杂”，依然有个安全问题，这样的考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现在我们的宿舍，就在杨振英和小徐办公室的后边，隔壁是焊铆车间，面积同我们的宿舍一 样大，对面就是机修厂最大的主车间，里面有几个车床。王桂芳和石天爱去机磨坊上工也很 近，只消跨越杨振英办公室前不宽的一段黄土路面，就进了机磨坊的院子。可以说，我们的 宿舍整日暴露在这一地带上班的干部、工人及“职工”们眼睛的监视下，成了禁地，没有人 敢闯 进来。而在当时我们都没想到这些。我们服从指令搬进这间宿舍，只觉得比马棚要好些而高 兴。　　不久，出现了一件让我们及场部的“职工”们皆大欢喜的事。杨振英突然宣布，原来我们吃 饭的那个伙房同场部的伙房合并，从第二天起，我们全部到场部的干部灶就餐，这真是个大 喜讯!因为这意味着从此我们就告别了麸子面。　　我们第一天到场部的干部灶吃饭就尝到了甜头：吃的面条白白的、很筋，不是几十人的面条 一锅煮出来，而是一次煮几个人的。面汤里还飘着少量的花生米。当时市面上根本无花生米 可买，我们已几年没吃过花生米，那些“职工”当然更是多年没碰过花生米，在面条里吃上 了花生米，在反复咀嚼之中的那个香呀，真是舍不得咽下去。后来才听说，这些花生米是由 上级拨下来的子种，让在农场试验推广种植的。也许是由于场部的干部对试验种植花生的前 景持怀疑态度，也许是考虑到即使试种成功，不等成熟，花生就会被“职工”及我的难友们 偷吃，他们干脆把花生当作美餐交给了食堂。肯定，在我们的伙房未合并前，他们已吃了许 久了，或许每个干部都分了些，因为有些带家属的干部在家吃饭，如杨振英。　　我们的伙房为什么竟然会合并到场部的干部伙房?杨振英未说明。多年后我考虑，一定是有 胆子大的“职工”把四工农场告到了酒泉劳改分局或省上。上级有了批文，具体指示，不 能给就业人员另办食堂。四工农场对执行上级指示一向不折不扣，所以才出现了当今的局面 。这位告状的人充分运用了自己享有的有限的权利，为自己的生存进行了斗争。当然，这也 仅仅是我推理式的猜测。再一个可能是，上级领导机关或许派人来农场检查工作，他们当然 要在场部就餐，发现“职工”及右派分子们另有食堂，为什么要分开办食堂?这中间肯定有 问题。从上级机关下来的人也许只是个小小的干事，他既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场部就得立即 改正。不然，他会把意见带到上面，由领导机关出面纠正。这样，对书记、场长都不利，会 造成难堪，所以，他们干脆采取主动改成统一的食堂，他们自己其实无亏可吃。领导机关即 使再来检查，也无话可说。　　我和我的难友们坐享其结果。我们是没有胆量上告的，因为大家都为摘去头上沉重的帽子而 左顾右盼，为这个可怜的愿望而活着。实在说，大家过上这种阶下囚的苦日子，不就是由于 头上有了那被迫戴上的可恨的标记才开始的吗?这个残酷现实逼迫许多人天真地具有了一种 不摘帽子誓不为人的气概。不怕读者见笑，当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呆子。殊不知威胁我们生 存的魔影已在逼近，它比那可恨的右派帽子更具威慑力，只是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　　到场部食堂吃饭不久后的一天中午，我同“职工”们一起排队打了饭，端着饭盆走出食堂没 几步，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一时间，黄色的沙尘竟形成一道遮挡在眼前无边的昏暗屏 障，使方向难辨，我竟认不得回宿舍的路了。在原地转了几圈，有一阵子，才从昏暗的黄沙 屏障薄弱的缝隙间慢慢辨明方向，一面吃力地继续辨认，一面在狂风的卷动中费劲地挪动脚 步，慢慢走回宿舍。　　这场大风，比起初到十工农场，我和两个武威民工及老任在地边点种白兰瓜、包谷时刮的大 风，更显得威力无边。唐代大历年间十才子中的李益，为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人，正 是1000多年后那两个武威民工的老乡，记得有个武威民工在风暴过后曾破口大骂：“我日他 妈，这么个鬼 天 气!”有过十多年戍边生涯的李益，在鞍马之间常“横槊赋诗”，其中就有“风沙满眼欲断 魂”之句。他对征战的将士面对风沙的肆虐心中的悲苦因亲身经历体会至深，比起民工的破 口大骂来，诗句深沉有力，所表达的内涵丰富多了。我们这些含冤受屈在苦难中跋涉的右 派们，遇到这样的风暴，既不能像武威民工破口大骂，又不可像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李益用 笔墨宣泄心中的忧思愁绪。我们的心境又岂是“欲断魂”三字所能尽述的!　　后来我才听说，这次风暴在全农场将许多才下种不久的小麦刮走了，各站又补种了一次。在 一站的院里，有四五个空汽油桶被刮得腾空而起，无影无踪。原十工农场三大队的统计高仲 君，来到四工农场一站后，劳动了些日子，后来又当了一站的统计。二站的劳动成员都是我 的难友，我的难友却无一人有此荣幸当统计。二站的统计是个刑满就业的“职工”，听口音 是陕南人，此人从未同我的难友们一起下地劳动，而是独自行动，他似乎懂得些测绘技术， 每天独往独来，早出晚归，好像是为二站的土地进行测绘规划什么的。王智礼对此人当然很 信任，有时为了表示他的阶级立场，也骂骂嗒嗒地说他是判过10年徒刑的劳改犯。对此人， 我心中有许多疑惑，但不能问他本人，更不能问王智礼。就业人员在二站能当统计，我 的难友则不能，由此也可看出一站与二站执行政策的不同。　　且说高仲君当了一站的统计后，有时也带人出工。在这场风暴中，他正带了40多个难友去地 里浇春水。暴风一来，空旷的田野里黄沙骤起，更是立即变得昏天黑地，不要说浇地，40多 个人在躲避风暴中都走散了，互相间谁也找不到谁。高仲君就近躲进了干渠中段的指挥所， 干脆把带来的被子拉开盖住全身，把脑袋用被子包得紧紧的，遮挡风沙的袭击。小小指挥所 只是个极简陋的土屋，在遮天蔽日的风暴中几乎要拔地而起，在暴风如虎狼般的吼叫声中颤 栗着。　　县上的水利指挥部对付风暴已积累了多年的经验，风暴骤起，立即电话通知上游关闭了闸门 ，所以大渠立即阻断未造成水的浪费。　　高仲君是带领人员来放水的，干渠指挥所就是他的住所，他不仅带了铺盖，还带了几斤面粉 ，准备三几日内吃住都在指挥所。在风暴的袭击下，他只能不住地狠劲用手把被头紧紧裹住 脑袋，挡住嗖嗖的冷风钻进被窝。直到下半日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风势略略小了些，才提 起小小的面袋，顺着风势，斜着身子慢慢蹭进附近的一家农户，求这家一位农妇，烙了一张 死面干饼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这位农妇还用大锅烧了些开水舀在碗里给他喝，从门窗缝里 吹进的沙子先是浮在开水上，一刹那就沉到了碗底，高仲君也顾不得这些，啃着死面干饼子 喝混浊的开水，只觉得胃肠里十分舒坦。　　三四天后，走散了的难友们才陆陆续续回到一站，无一散失，没有人乘机回家看看，包括家 在安西的难友。在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我的难友们已多次经历风暴的肆虐，他们已有了在 风暴的肆虐中保护自己的经验，所以他们得以一个个安全返回。　　在这段日子里，我和女伴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平静。场部食堂虽没有了麸子面，油水并不多， 我们的粮食定量又低，仍常常觉得腹内空虚。　　一天中午，在排队打饭时，有个场部干部不慎把面条倒在了取饭的窗台上，炊事员立即为他 重新盛了面条，倒在窗台上的面条，便成为后面两三个“职工”争夺的对象。有个只有二十 一二岁的小潘遭到了炊事员的叱骂。在打好了饭，往回走的路上，小潘有些自嘲，气愤地对 我说：“真是丢人现眼，谁愿意嘛!以前谁又这样丢人现眼过，躲还躲不及呢!”虽然是几句 气话，他仍谨慎地避开了“如果不是肚子饿”几个字。在那个年代，谁要说“肚子饿”，就 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就是反党。小潘在劳改农场几年早受好了教育，所以在气愤不已时 ，仍懂得谨慎用语，以免招来更多的麻烦。小潘愿意同我搭话，还由于他同我们有着类似的 遭遇，小徐在下车间劳动时，同他攀谈过。原来，小潘是个技校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河西 一个工厂干车工，技艺甚好。1957年搞“阳谋”，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时，小潘受到鼓舞 ，也 对领导提了些意见，谁知到反右派斗争时，小潘所提意见被作为右派言论进行批判，火力很 猛。小潘刚参加工作不久，只有十七八岁，哪见过这阵势，就吓得带了些衣物不辞而别，坐 了火车向西安的家中逃跑，想一走了之。这就背了更大的罪名。他前脚到家，后面一纸逮捕 令就将他逮捕归案，然后就判了刑。在劫难逃。现在我们认识的小潘，已是一名刑满就业人 员了。他黄黄瘦瘦，个头不高，身体很单薄，所幸有一手娴熟的车工好技艺，所以在机修厂 仍 当着车工。实话说，他一直肚子饿，自从被判刑到了劳改农场，到服刑期满成为“职工”， 他毫无人身自由。如果由着他自己，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个能吃饱饭的好去处，凭他的车 工技艺，他知道施展本事的天地还广阔着呐。然而，这里的干部虽称他为“职工”，作为人 的一切他已完全丧失，争夺打翻在窗台上的面条并不算啥，他却要受到炊事员的叱骂，而自 己不能回嘴。他比我们更不幸，判刑时还不到18岁。　　过了些天，我们同场部的“职工”们一起，在离场部不远处的医院门口开了个会，由场部某 个干部宣布逮捕了医院的一名医生。这名医生我以前也见过，大约有二十八九岁，可能是由 于当医生的关系，平日里穿着干净整齐，仍像个当医生的样子。此人犯了什么罪，并未向大 家宣布，我们只被告知，他也是个刑满就业人员，此次是二次犯罪，用现代民间的语言，就 是 “二进宫”。犯人抓走后，教育科的李科长讲话，其中特别强调：“你们应有高度的自尊心 !”所述事例，主要还是指不要搞小偷小摸，偷吃农场的东西。他口气平和，说得头头是道 ，倒是有几分说服力。我来到场部，杨振英同我也有过一次谈话，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说 “职工”们都是犯了法的地主、反革命，大部分都是判了10年8年刑释放不久，跟你们不同 ，你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二是他们仍然不服改造，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一 有机会就偷偷摸摸，偷吃的。李科长用“高度的自尊心”来要求大家不要偷吃，比杨振英棋 高一着，对我来说要中听一点。后来，我竟糊里糊涂地把他关于“高度自尊心”的话，在写 给景超的信中也说了一遍，说我们应“严格要求自己”。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 铸成了大错!错在我当时还未意识到我们已面临生存危机，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 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 求他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里添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那些经常偷吃的“ 职工”才是当时我们应认真学习的榜样，天赋人权，当大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那个奢谈“ 高度自尊心”的李科长的话竟然打动了我，而我又愚蠢地把他的鬼话写给景超，使景超把 他的鬼话当成了我的意思，这是我一生中所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后来才听说，那个被捕医生所犯的罪行，是由于同三站或四站的干部家属犯了奸情。在这 个营垒高筑、阶级阵线分明得不能再分明的地方，刑满就业人员和干部家属犯了奸情，是我 所始料不及的。但想想《红与黑》中的于连敢于当着市长的面，在暗夜的同一张桌子旁和市 长夫人勾勾搭搭，也就不奇怪了。况且，作为人，他也需要女性的温情。释放后，他虽当了 农场的医生，但毫无自由可言，他不能回家另谋职业，从而也就无法娶妻生子，他对爱情的 需求走了邪路似属必然。“职工”中性饥渴普遍存在，这是农场领导也清楚的。　　补种小麦后，过了些日子，大田里就出现了如烟似雾无际的茵茵绿色，麦子逐渐拔节长高， 又到了浇孕穗水的时节了。这一向没大风，一站却出现了渠水冲破渠岸的事故，冲破渠岸的 大水向岸边四处横流，浇水的一二十个我的难友们吓得惊慌失色，在急忙中推出一辆架子车 ，在架子车上铲满了土，把架子车快速推向决口，再用铁锨飞快地铲土去堵，仍没堵住。 此时，过路的靳清义见此情景也急忙走来，想为堵住决口做点事，只是由于他不是派来浇水 的，手中没有工具干着急也没法。谁也没想到，从大田的那一边，又来了骑马的×副场 长　　，他身背一杆长枪，威风凛凛，见到渠被冲破，渠水横流，立即怒不可遏。当见到靳清义 手里没有工具，竟然也“混”在众人堆里手足无措，不知该干什么时，×副场长的愤怒和仇 恨 便都倾倒在了靳清义的身上，一面大骂：“狗日的，你不带工具你到这里干啥子来了，你! ”靳清义说：“我不是派来浇水的，我另有任务。”×副场长更气了，喝骂道：“你还嘴硬 ， 不是派来浇水的，你就看着让渠水乱流嘛，你就是用手抓土也要堵水口子，你到农场是干啥 子的?你就不知道了?”一面大骂，一面举起长枪，用枪探条在靳清义的胸前狠戳一气。　　靳清义是武威步校的原政治教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对这些部队里来的原军官们另眼看待， 当作一支生力军，派他们到处冲锋陷阵。大跃进时深翻地1丈余的是他们，在场部附近的马 家庄建起农场唯一的小高炉大炼钢铁的也是他们。靳清义原是军官，也是一介书生，人有些 瘦弱，高个子，文质彬彬。当了右派分子后依然十分清高。在十工农场三大队时，靳清 义有时也同徐保安、曾芳煜等人一起，到我们的宿舍坐一坐，聊一阵子天，所以石天爱、老 殷也和他熟识。有一次，老姑娘的石天爱在他们走了之后，言谈间对靳清义还表现出颇有好 感。这是很自然的，靳清义一表人才，文质彬彬，他俩年龄也相当，都是河北人，独身的她 喜欢上他顺理成章。但是，清高自大的靳清义绝不会看上石天爱，这是肯定的。凭她那长相 ，整天吞云吐雾，手指都被烟气熏黄了的做派，靳清义如若一旦想到石天爱喜欢上了自己， 兴许还会非常反感呢。再说靳清义出身贫苦农民的家庭，虽当了右派，对大汉奸、军阀石友 三的女儿，在情感上也仍然有距离，自认为自己跟她不是一个营垒里的人。好在石天爱也有 自知之明，对靳清义的好感只在几个女伴面前略有流露也就止步了。其实她也心存疑虑，自 己是右派，再找个右派当朋友--在政治上不是自己又给自己抹黑了吗?　　到了四工农场，靳清义已到了而立之年。18年前，他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就已是一 名儿童团成员，后又成为八路军战士，同日本鬼子在战场上较量过，解放后又在朝鲜战场同 美国侵略者拼杀过。×副场长现如今用枪探条狠戳他的胸腔的长枪，也是他当年亲密的伙伴 ， 还是孩子的他就曾用长枪熟稔地射出复仇的子弹，放倒过日本鬼子。然而，斗转星移，×副 场长现在竟然让他挨上了枪探条的狠狠的戳刺，殷红的鲜血从衬衣里涔涔渗出……此时的靳 清 义心中怒火燃烧!可是，他已是个被解除了武器的右派分子、阶级敌人，骑在马上用枪探条 狠戳他的这个×副场长，是改造他的人，他只能默默地忍受。此时，他若略有不恭或说出什 么 话来，狂怒的×副场长会毫不手软地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再逮捕他，给他判重刑。没有人会 为 他说话，替他辩护，只要场里出一纸公文，先抓了他再说。就说那个“二进宫”的医生，谁 知是不是有上级批下的逮捕令。　　这个副场长正是发下话来要用绳子把我捆到场部的人。此时的靳清义只能忍着枪探条戳下的 伤痛，听任鲜血涔涔渗出……把委屈与仇恨埋在心底。他的“清高”早已烟消云散，毫无踪 影。　　对我们的“改造”又升级了。　　副场长的凶残霸道，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待右派分子并不为过。只是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 在十工农场那样的特殊环境里劳动了一年多，才转换了环境，从头开始适应这一切的，许多 人不堪凌辱，都觉得痛苦万分。　　在此次放水期间，二站的难友也出了事。这天，一向劳动很泼辣的王杰生带了几个人去放水 ， 不料一处水口子没堵住，水流得到处都是。第二天，梁队长带人送饭来了，看见水口子没堵 住，在水渠那边破口大骂：“日你妈去，水口子没堵住，还吃饭?”王杰生在渠这边还嘴说 ：“骂人是你的权利，我妈没犯错误，你不能骂!”　　梁队长暴怒地又骂道：“我就骂你，我还要打你哩!我就不能打你吗?”王杰生在这边仍不退 让，说：“我妈你就不能骂，她没犯错误!”因隔着一条宽水渠，梁队长无法跳过来打王杰 生，王杰生身边的难友拉住他，让他压住火气，再不要出声。梁队长才一路骂着回站上去了 。送的饭里有2两煮干菜被梁队长扣下，没让王杰生吃。　　王杰生浇完了地，回到站上，看见梁队长在搭在房顶上的一架梯子下边坐着，就问他：“你 为啥把2两干菜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就不给你!”王杰生说：“伙食我是交了钱的， 你为啥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把钱退给你!”第二天就宣布让王杰生进了严管队。宣布 其罪行是纵容老婆开饭馆，跑自由市场。王杰生一听，就觉得头涨得有斗大。张露玲为难友 们帮过忙，设法为挨饿的难友用衣物换过吃的，这怎么是“开饭馆，跑自由市场”呢?进了 严管队，还怎么摘帽子呢?　　在严管队，上下工都排队，吃饭不能和大伙一起随便吃，也要另排队，晚上不能回家，住的 房门上锁，不许出门大小便，房子当地放个尿桶。行动进一步失去了自由。　　王杰生思前想后，想到梁队长是管劳改犯的，多年来就是这么个做法，习惯成自然。“在人 屋檐下，焉能不低头?”到第三天，主动找梁队长认错，表示自己确实没改造好，才有了几 天前不好的表现，向梁队长赔情道歉。张露玲为了使丈夫少吃些苦，更是多次向梁队长求情 下话。这样，到第四天，梁队长才发下话来，宣布让王杰生出了严管队。　　少数地位特殊，在这里当了小队长，或手中多少有了点权，如当了炊事班长之类的右派分子 们，也在急速地转换角色，敏感地适应这里的一切，使其更有利于自己地位的进一步改变。 1959年国庆节对少数人摘帽子的事实，也是他们所企盼巴望的，处在阶级敌人--即人下人 的地位，同样也是他们所力争要摆脱的。来到四工农场后，他们看见×副场长可以暴怒地 把枪探条凶狠地戳向无辜者靳清义的胸部，而靳清义只能默默地承受，忍气吞声地承受。管 教干部动辄向他们认为不顺眼，有“过错”的右派分子动手打去，或耳光，或猛踢几脚，更 是司空见惯。我的这些手中有了点小权的右派小领导们便很快地接受了这种对自己难友升了 级的改造方式，在一旦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的时候，对同派难友也拳脚相加。挨了拳脚的难 友也只能将愤怒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在饥饿难耐中受此凌辱，使很多人的精神 状态濒于崩溃，绝望至极，这就进一步又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危机。　　财务科的张振英文化低，说话粗鲁，属于有点大大咧咧的那种类型，对右派总看不惯，几次 在办公室张口就骂：“ 右派表现还不如‘职工’。”我听了觉得难堪，难以入耳。在报社 ，在十工农场，谁也未曾用这样的脏话骂过我们。他用这样的脏话骂我的难友，习惯成自然 ，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但我不能为我的难友 作任何辩解，而只能保持缄默。　　有一次，张振英从二站转悠回来，说是：“二站的右派把指头粗的长蛆(陕西土话， 读c òu，指一种吃庄稼的害虫)也抓来煮着吃，叫站上 把煮蛆的茶缸子给没收了。这些 右派咋真不讲 卫生，吃死了咋办?”这些饱汉们作出悲天悯人的姿态，好像是为了挽救“　　 右派”于死地，才有了没收茶缸子、制止吃蛆的举措。可我的 难友如不是饥饿难耐，谁会到麦地里抓绿蛆吃呢?这种指头粗的浅绿色长蛆，我在十工农场 的地里也见过，那时，大家肚子都吃得饱饱的，谁会想到去吃它，就是想到吃它都会恶心， 然而，在目前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想出吃这种虫子，实际上也是出于自救的一种智慧， 这智慧竟被粗暴地扼杀，连同茶缸也被没收。如今我们都已清楚，许多昆虫的身体都具有丰 富的蛋白质，我的难友在吃麸子面肚子饥饿的时候，想到煮虫子吃来补充瘦弱的身体所需要 的蛋白质，这一奇想是多么正确!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智慧，这智慧如若不被“悲天悯人” 的饱汉们粗暴地扼杀，在当时还真是一种自救的好举措，补充蛋白质对饿极了的难友没有坏 处，而且简便易行。　　有一天，韩书谦等人突然由站上通知，去场部有事要办。韩书谦他们到了场部，才得知，原 来场部成立了个临时法庭，要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离婚申请当然都是由女方提出的，他们 的妻子都是工作干部，在丈夫当右派两三年后，经济上承担了养活全家人的重负，她们已觉 无奈，特别是从四面八方扑来的政治压力，更难以承受。作为阶级敌人的妻子，同事、邻居 都向她们投来鄙夷的目光，悄悄议论：“她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看那个倒霉样!”这 些议论常会传进她们的耳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她们惊魂甫定，丈夫送去劳动改造去 了，她们自己依然背着骂名，处处抬不起头来。有的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就直截了当 地要她离婚：“你自己又没啥问题，你替他背黑锅图了个啥，离了婚就啥事都没有了，你是 你，他是他，各走各的路。”就这样，犹豫再三，踌躇再三，她们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 请。就这样，四工农场便成立临时法庭，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因为离婚的当事人是男女双 方，韩书谦他们便被传唤到了场部临时法庭前。韩书谦态度坦然，当法庭指出他妻子已提出 离婚，他的回答是：“同意。”别人并不都像他那样痛快，有的人就不同意离婚。有个酒泉 银行的干部，从临时法庭回来，就对王杰生说：“我们原来感情一直好，划为右派是政治上 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法庭上就这样说的。”因为已是近 40年前的事，王杰生只记得这位难友说过的话，没记住这位难友的名字。　　过了10天，临时法庭的判决就下达了，无论男方同意或不同意，法庭的行文一律判决为离婚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的表态不顶啥用。　　这个判决又使我想起了1958年在十工农场经历过的一桩离婚案。那是当年秋后发生的事，曾 学过园艺在三大队务瓜菜的张经国，一次拿出一个“可可齐”瓜请我和陈明品尝的他，在婚 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妻子从张掖长途跋涉找到安西十工农场提出要和他离婚，说是办完 了离婚手续，就要到柴达木去找工作。当时柴达木油田建设甫始，正在大量吸收工作人员。 这事惊动了场领导，记得邹士杰亲自出面和小张的妻子谈话，介绍了小张工作和劳动上的种 种优点，还谈到摘帽后的前程，左说右劝，要小张妻子不要离婚。当时，记得领导上还要我 也去劝她打消离婚的念头。小张妻子的模样，至今我还有个印象。她，中等个儿，圆圆的脸 ，梳着小辫。小张妻子最终还是去了柴达木，是否办了离婚手续我已印象模糊。　　同样是离婚案，两个农场也是两样对待。　　小张作为园艺方面的人才，十工农场在迁场时未向四工农场交名单，他在玉门黄花农场顺利 地渡过了大饥馑的难关。　　在十工农场已摘了右派帽子的彭镜辉，原共青团员、省供销社干部，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的 高才生，现任一站管理员兼站部财务，对站上右派分子打右派分子的行径极为不满，他愤怒 地说：“右派打右派，这是以毒攻毒。不管怎么着，动手打人，开口骂人，是野蛮的土匪行 为，是人性不纯的表现。”　　从十工农场二大队来的沈潮，在1959年春节的舞会上，他曾和我跳过两场舞。当时我们的处 境不错，我们只是愉快地跳着舞，并未深谈什么。以后，我们再一直没见过面。沈潮来到了 四工农场一站，面对强权，面对升了级的改造。他内心的烈焰并未熄灭，他对挚友高仲君说 ：“整风运动中，我说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公民该说的话，就被卷入右派的泥坑，成 了阶级敌人。他们早有预谋，撒下了大网，‘引蛇出洞’，我们才落到了今天的下场。但我 坚信，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无情公正的裁决!”他语气坚决，面对强权，面对野蛮凶狠的管 教干部，面对急速转换角色的右派小队长，他胸中怒火燃烧，仍坚信真理和正义不在那些人 一边，历史最终会作出无情公正的裁决!他是195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原山丹银行的副行长 ，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此时年仅28岁。　　我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难友方正儒，此时和妻子王月英及两个孩子全家也都来到了四 工农场。在四工农场期间，他以另一种战术为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方正儒原是高台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老家就在高台县黑泉。1957年开春，方正儒回到 老家，发现村里的耕牛因为无料吃，乏得无法耕地播种，乡亲们饿着肚子，乏得也干不成活 。关心群众疾苦的他到县上向县委书记汇报后，经县委书记批准，向他的家乡回销了几万斤 粮食，解决了乡亲们的口粮困难。但到了当年10月中旬县上开党代会时，反右斗争进一步扩 大 化，当时叫作“加深加宽”，在党内又大抓右派，他为帮助乡亲们解决口粮困难向县委书记 反映情况，经县委书记批准向黑泉回销了几万斤粮食的问题，竟成为他的“罪行”，说他主 张“黑(泉)人治黑，高(台)人治高”，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开党代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党 内抓出一批右派来，方正儒既被认定为目标，就当定了右派。他先是被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 造。老婆孩子在农村依旧挨饿，他的乡亲们再不可能享受回销粮。十工农场是一个特殊的农 场，全体职工，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下放人员都能吃饱肚子，这样，他后来就把老婆孩子都 从高台黑泉接到农场。我在四大队一中队当统计时，他老婆王月英在四大队食堂当炊事员， 她相貌端正，圆圆的脸儿白里透红，透露出青春、健康、欢快的气韵，很讨人喜欢。1959年 底农场的变迁，使方正儒全家又来到了四工农场二站。二站的炊事员都是刑满就业人员，这 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站上的领导对刑满就业人员更信任，王月英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到食堂当 炊事员。一到四工农场，方正儒全家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方正儒从亲身经历中知道自己的 乡亲们早就在挨饿，还不许声张，不许求援，援救挨饿的乡亲们使自己由农村工作部部长变 成了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敌人的现在的自己，为了全家人的生存，绝不能束手待毙，在困境 中的他得自己救自己。为了自救，他最初采用的方式很简单，将一件新工作服私下偷偷送给 一个炊事员，其意义是明白的，不用他多说。炊事员当时每月的工资收入只30多元，一件工 作服得10多元才能买到，自然是一份重礼。此后，方正儒打饭时旁边无人，就可以不交饭票 ，旁边有人，就可以用两张票打两份饭。后来他们又商定，由炊事员在附近的树下偷偷放两 个馍，打饭时，炊事员略有表示，如挤一下眼睛，方正儒打了饭到树下去看，就能拿到两个 馍。有这些补贴，方正儒的肚子就略略比别人饱些。王月英在天气转暖时，就常带着孩子到 地里挖各种野菜填充全家人已饿得瘪下来的肚子。这比没带家属的难友们又强多了，那些难 友们采摘到了野菜，也无法把野菜煮熟。就说那位用茶缸煮绿蛆的难友，如果有妻子在身边 ，他有煮熟的野菜可吃，未必就会去抓绿蛆来煮。或者，抓了绿蛆也可以在家里煮食，而不 至于因吃绿蛆被队上抓住，被没收茶缸。到了80年代，张贤亮写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 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句话被广为流传引用。在四工农场的特殊境遇里，男人有妻 子在身边，有了同妻儿相聚的权利，他便有了比别的难友多许多的自由，他的一大半的生命 就有了保障。随着季节的变迁，春种秋收，地里有了各种收成，麦子、糜谷、洋芋、糖萝卜、胡萝卜等等 都渐次可吃之时，方正儒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将这些收获物都设法弄回，使全家人的肚子都 填得饱饱的，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全家人都活着回到故里--高台县黑泉。他为使全家人 活命的故事，处处运用了胆略机智，似乎是阿凡提的灵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附上了身，才使 他有了那种种举措。为了不打乱本书叙述的顺序，对他的故事我将顺着本书事件的发展在后 面再细细地述及。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四章第三次夏收时节　　(起4B点4B中4B文4B网更新时间：2004-1-11 14:29:00　　本章字数：10890)　　来农场的第三次夏收又来到了。　　去年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夏收时的艰辛，记忆犹新。此时，我和小徐脱离田间劳动已近半年了 ，自知这第三次的夏收，同我们关系已不太大，不会太吃苦。　　夏收自然还是要参加的，因为场部的干部们都每人拿一把镰刀割麦去了。　　一个大清早，我和小徐被指派到二站的一块地里参加夏收。我和小徐手提镰刀向二站走去时 ，遇到了正在收割的我的难友们，他们有一二十个，大部分都熟识，其中有原四大队一中队 的关维智、叶得善等人。自从我和小徐调离二站后，大家已多日不见，这次在麦田偶遇，难 友之情使我们都很高兴--场部的干部虽天天见面，谁又想对他们笑脸相迎呢，身份不同使 我们对那些干部的感情绝然不同。他们都放下镰刀，散漫地或蹲或坐在地里，笑呵呵地同我 俩打招呼，我俩也同他们亲热地说了几句话。这块地里没有二站的干部，他们显得很自在， 对于暂时放下手中的镰刀很无所谓的样子。这气氛，同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已大不一样。去年 此时，人们只要到了地里，便立即头也不回地挥镰猛割，很快便挥汗如雨，一个个比赛似的 地直往前抢割，无论谁来到地边，他们也不会放下镰刀聊几句闲天。　　我和小徐同他们说了几句话，也不便多待，就直奔分给我俩的一块麦地而去。到农场已是第 三个年头了，我俩能单独在一块地里收割麦子，倒也是头一遭。大概是出于表现自己，在两 人之间有个比较的意思，我们并没有并肩收割，而是从一块地的两头，各干各的，并且立即 开镰快速收割。这次，我们用的镰刀是陕西人惯用的一种，镰刃是约七八寸长、一寸多宽的 直形刀片，把刀片安在一个轻巧的木架上，手握木架的把儿，就可以收割了。刀片可以自如 地从木架上取下，需要磨时，就从木架上取下再在磨石上磨。下地前，小徐还跟机修厂的“ 职工”要了一小块油石，拿着小油石在镰刀上磨擦，也能把镰刃磨得锋利一些。　　我们紧干了一阵，就感到乏力，就又坐在一起，拔下才成熟的麦穗，揉去发硬的麦衣，放进 嘴里咀嚼一阵，再慢慢咽下，觉得挺香。小时候，每到夏秋相交之际，兰州的小吃食摊上常 有绿绿的青稞叫卖，大概是为了让城里人尝鲜，用极小的碗盛了卖，一碗也就是几个小钱 。咬嚼子粒饱满、绿绿的青稞，青稞粒儿柔柔的、筋筋的，满嘴香甜，是我儿时的一大乐 事。在麦田里嚼生麦子，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小徐说 ：“有点甜味。”我说：“挺香。”然后，我们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只是加快了各自手的动 作，边摘麦穗，边在手中快快地揉麦粒，然后吹去手心里的麦衣，把光洁的麦粒放进嘴里认 真地咀嚼，细细地品尝。因为夏收期间饭食略有改善，饥饿感不十分突出，吃生麦粒，在我 俩主要是品尝它的味道，充饥的意思不很大。吃了会儿生麦粒，我们看到地畔的草里，有一 种叫羊奶角的野草，状似豆荚的羊奶角已结了许多，这是我们在十工农场时就认得的一种野 草。羊奶角细细的，约有两寸长。我俩摘下羊奶角，把它放在上下牙齿缝里一捋，羊奶角里 小小的果实被挤 碎，流出乳白色的水汁，还真有些奶味儿呢，单论味儿，比麦粒儿还略胜一筹!在无际的麦 田里，时有微风掠过，麦浪滚滚。我俩坐在收割的这块地里，麦穗盖过了头顶，不必担心有 人会来监视，找我们的麻烦。暂时，我们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一会儿吃麦粒，一会儿吃羊 奶角，品尝其各自独特的味儿。这比在场部坐办公室、干杂活自在多了，从自我意识上说也 是一种放松，一次难得的放松。　　然而，这毕竟是暂时的忘乎所以，约20分钟后，我们又从各自的地段挥镰收割。有了去年在 四大队的收割经历，我已能自如地挥舞镰刀快速收割，这里没有难友友爱地帮我多割一两行 麦，也没有哪个家属因为怜惜而帮我一把。但我争强好胜，自认为割麦也是表现自己的好机 会，仍拼命地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冲天干劲”来表示自己“改造”的决心，同时，也来表 明自己本来的真面目。在当时，这已成为我无可改变的行为准则。　　在这只有俩人的一方麦地里，我较劲的对象只有小徐一人，但我认为这种较量光明正大，无 可厚非。所以硬是拼命也要较这股劲。像这样较劲，我已有过多次，至今记忆犹新。1959年 开春，在大田里撒粪，人们都说，撒粪是苦活重活。这活就是把冬季按一定间距堆在地里不 很大的粪堆，用铁锨一锨锨铲起，再用力一锨锨均匀地撒开在地里，使肥力均匀，到处都有 肥料。这活重在粪堆不很大，铲时要弯腰，铲起一锨往地里撒时，要转身、展腰、扬开臂膀 。到粪堆渐次小了时，弯腰更低，转身、展腰、扬开臂膀的幅度仍如既往，不能有改变，所 以活动量很大，是苦活重活。对于这样的重活，我居然敢于和工人出身的张班长较劲。我们 俩当时挨个站在地头，我憋足了劲，从铲第一锨粪堆时就动作飞快，摆出了和张班长比赛的 架势。张班长是个矬个儿的壮劳力，绝非等闲之辈，看出我那势头，立即舞动铁锨，迈开他 那男子汉有力的脚步，撒完一个又一个粪堆，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前方目标，勇往直前。我感 到体力不支，嗓子眼干得冒火，胸腔阵阵作疼，但我是憋足了劲的，我很想在同张班长的较 劲中，一试自己的意志和耐力，所以在拼命中毫不懈怠。终于，到了大田的尽头，瘦弱 小小的我同张班长差不多同时撒完了最后一堆粪。我们俩满头大汗地笑笑，满意高兴地结束 了较量。内心得意的其实只是我自己。我认为自己在逆境中作出证明，自己比过去刚强了许 多倍，只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会如此。现在，在这块麦浪翻滚的大田里，我信心十足，认 为自个儿的实力绝对不是小徐所能赶上的。　　我不顾汗滴不断落在黄土地上砸下一个个的小坑儿，也不顾眼镜片蒙上了厚厚的水气，在汗 水的雾气蒙蒙中视野模糊，仍一个劲地舞动镰刀快速收割。有了去年夏收的经验，收割动作 已规范化：右手先用镰刀钩住一大束麦子成半圆形，再用左手揽住麦束，接着把右手里的镰 刀略略向外伸出，然后向怀里顺着地皮用劲一拉，麦束便顺顺当当地被割倒，割倒的麦束要 就势放成整齐的一堆，过会儿等割下一片之后，再把它们捆成捆儿。在十工农场时，捆麦子 的草要子，是用芨芨草在夏收前早就拧就的，夏收时把草要子运送到地里，捆麦子时只要拿 一根草要子，捆紧捆牢就行。要防止把麦捆子捆得太大。芨芨草要子比较长，可以把麦捆子 捆得很大，但麦捆子太大了，到把麦捆子运到场上往上摞时，用木杈举高不容易。所以麦捆 子捆大了，队长就要喊叫。这里，捆麦子就用麦束拧成的要子，随拧随捆。拧时，要把两束 麦子的穗子交叉在一起拧一下打成结，把要子平放在地上，要子麦穗与整捆麦穗同一方向， 放一捆割倒的麦子，再把分开两束的麦秆束紧从根部拧两下扳倒就行。割麦子的人自己割倒 的麦子自己捆。在十工农场，割麦子同捆麦子分工明确，各干各的，都很辛苦。我和小徐在 十工农场四大队学会了割麦，在这里又学会了捆麦，尽量割得快，捆得好。这收割的规范化 动作，就跟卓别林在电影上表现的那样，简直成了机械动作，根本不用看，也不用想，手变 成了机械，只需动作就是了。这真神奇。我们被整成了“牛鬼”，我虽自认不是“牛鬼”， 自知我确确实实是人，可我还得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希冀将自己改变成一个新的 我。但我确信，新的我将是一个更加坚强的革命者。　　当然，我和小徐都不是机械，紧干上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得小憩一阵，嚼会儿生麦粒，再摘 些羊奶角换换口味，我们都感到惬意愉快。小憩几次之后，我发现小徐收割的地块，分明比 我收割的地块小，小徐当然也心中有数。再后来，小徐收割时就把她割的地块同我割的连成 了一片。我苦苦较劲，被她几镰刀就抹平了。我自然什么话也不能说。她摸透了我的脾气。 鬼精灵的小徐啊!　　我们收工返回场部时，二站的难友们早没了踪影。　　但，我们参加夏收，仅仅就这么一天。后来，听说我和小徐共割了二亩来地，也算是高记录 。　　此时，天气炎热，无杂活可干。我和小徐都穿上了干净漂亮的衬衣。记得我穿的是1956年同 学党贻从北京寄来的一件白泡泡纱的短袖衬衣。这件泡泡纱衬衣，式样别致，中式领子上 镶了浅蓝色碎花布的边儿，领口直开在胸前，同样镶了浅蓝碎花布边，短袖袖口的边呈略弯 的“V”字形，也镶了浅蓝碎花布边。在那个年代，用普通布设计缝制成这样的衬衣，应该 说，是匠心独运。去年夏收后休闲的日子里，我在四大队就穿了这件衬衣，还和几位难友一 起，在田间照了几张相片，是韩书谦提供的照相机。　　过了一两天，生产科的马淦要我晚上到他办公室里帮他造向上级汇报的报表。自从我帮王会 计记账以来，这类报表已造过一些。不过是按照既定的表格规格，用复写纸复写几份。所列 项目用汉字填写，为了整齐美观，我都用仿宋字体书写，再填写上上报的数目字。马淦此人 ，我过去在财务科就见过，以后为别的事还和他说过话，我觉得他说话比较随便，面孔不是 摆得那样森严，还将对他的观感向小徐交谈过。谁知小徐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才不知道 呢，马淦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有一次，杨股长要我和场部的干部们去麦地里锄草，我和马 淦挨着锄草，不小心锄掉了一根麦苗，马淦立刻变了脸，把我数说了一顿。咱们在十工农场 也锄过草，可谁会为锄掉一棵禾苗批评人?从来没有嘛!”小徐的一席话，立即又改变了我对 马淦的看法。现在，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按照他的吩咐造生 产报表。他拿来的报表底子，字写得歪歪扭扭，阿拉伯数字也极不规整，这使我立即想到， 这大概就是他的笔迹，一个小学程度的人。也许，由他手写的报表送交上级很不像样子，他 才想到了我，由我代为造报表送交上级。工作量并不大，有一两个小时就可完成。在我认真 造报表的时候，他几次凑到我身旁，他也穿短袖衬衣，借机说一两句话，把手臂紧紧地挨在 我裸露的手臂上，这种“亲昵”令我反感，因为不把手臂紧挨在我的手臂上，完全不影响他 对工作的指示或检查。但我不敢有什么表示，他也不敢进一步有什么举动。我曾是女记者的 身份，当了右派后还有工资拿--降了5级后的工资可能比他的现工资不少，这些对他有一 定的威慑。造完报表，我庆幸工作量不算大，就匆匆回了宿舍。　　在场部的干部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教育科的梁干事。别的干部我们都要称其为“股长”，梁 干事不知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就称他为梁干事。教育科在业务上同我的工作没啥联系，但我 因事到教育科仍去过一两次，每次去办公室只有他一人，他会从抽屉里拿出几块奶糖，递给 我。我不好意思拿，他会重复地说：“拿上，拿上，拿去吃。”安西县城里的商店难得有奶 糖卖，我没钱，也无法买到奶糖，梁干事不知从哪里设法买来了奶糖，热情地送我几块，执 意要我拿去吃，竟使我觉得有些不可理解，却又不得不有些猜想。也许，他对反右派斗争就 有看法，特别是看到年轻可爱的女性，远离家人，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使他不禁产生了 同情怜惜，所以他愿意把自己设法买到手的奶糖送我几块，给我一点惊喜。因为他知道身居 农场失去自由的我，根本无法买到奶糖，而像我这般年纪的女性都 嘴馋。后来我得以知道，他给小徐也送过糖块。当时我俩都对此保密，那稀罕的 糖块都是各自偷偷地吃了，既不向别人说起，也不给别人。也许，他只是出于一种人类的同 情心，才慷慨地把不易弄到手的奶糖分送给我们一些。　　此次夏收中，一、二站我的难友中还出现了悲剧。挨饿半年的难友，在麦田里都吃生麦子， 站上的干部无法到每块地里监视，吃生麦子便成为不限量地补充食物的最好途径。难友们大 喜过望，在收割过程中，即使在站上干部的监视下，也设法避开他们鹰隼似的眼睛，毫不懈 怠地吃生麦子，谁还会去关心收割的进度呢。我和小徐路遇他们，看见他们散散慢慢或蹲或 坐在地里，漫不经心，全然没有了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一个个抢先收割的情景。政治高压和 饥饿，这双重的压力，已使他们的心境有了很大改变。夏收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我的难友 们补充食物的大好时机，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这里的夏收不像在四大队时那样会延续到40 多天，因为播种面积要少得多。难友们仅仅是看到了机遇的难得，长久饥饿的胃肠只觉得 总也填不饱，吃生麦子又无人为之限量。于是，为了让长期挨饿的胃肠也满足一下，人们吃 生麦子的欲壑难填，吃了又吃，总也不停。许多人凭常识知道，吃生麦子不可过量，过量了 会出事，特别是对饿久了的人。而个别人不知其利害只一味地满足胃肠的需要，心理上的需 要，毫无节制地吃麦子吃个不停。生麦子本来就难消化，在麦田里狼吞虎咽未经充分咀嚼的 生麦子就更难消化。这些大量填塞在胃肠里的生麦子，经饮水和胃液的发酵膨胀后，体积胀 大了几 倍，正常的胃无法容纳，就出现疼痛非常的症状，如得不到及时抢救，最后胃被胀破，人只 有一死。我在二站的一位难友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大田里吃生麦子，他是不管不顾，对别 的难友的忠告毫不理睬，饿久了的胃肠总觉得填不饱。到第三或第四天的晚上，回到站上吃 了些面条，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生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 上翻滚不已，大喊大叫，此时，已回天无术。到他停止了喊叫时，人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他 姓徐，上海人，原共产党员、复转军人，是兰州茶叶公司的干部。妻子叫唐迪凤。　　胀死了的难友，又成为二站借题发挥，对右派分子进行教育的“活教材”。第二天，割麦前 ，就在站里的一块空地上，召集全体右派分子及家属开现场会。死难者隆起大肚皮的尸首就 摆放在一旁的地上，让参加会的每个人一眼就能瞥见。站上的王智礼队长铁青着脸，大声训 斥：“你们有些人不是叫喊肚子吃不饱吗?，右派分子徐××吃生麦子胀死了。现在大家都 看见了，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 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王智礼冷酷无情的训话，重重地敲击在每个难友 的心上。他们眼睁睁地看见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头发散乱，脸色蜡黄，肚子高高隆起，肚皮泛 起青白色，肚皮上的血管因为绷得太紧，甚或已经绷断了，颜色五抹六道的。这副惨状，使 他们一个个瞥了一眼之后，便立即转过了头，不忍再继续看下去。　　唐迪凤哭肿了眼睛耸动着肩膀啜泣不已……她来到农场是和受难的丈夫同甘共苦的，现在， 可怜的亲人抛下她独自走了。已经进了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听不见王智礼那残忍冷酷的训话 ，而她还得听着，因为亲人吃生麦子胀死了“犯法”。那沉重的政治压力，她还得承受。她 本该号啕大哭，吐尽几年来心中的苦水，倾诉几年来她和丈夫积郁的愤怒和委屈，而她不能 。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遗孀，她连放声大哭的权利都没有，她只能噎着气啜泣不已。　　在一站，也出现了我的难友吃生麦子被胀死的事实，他的名字叫刘万民，是个大高个儿，其 余不详。一站的做法要缓和一些，没有摆出他的尸体进行批判。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曾多次听到过胀死人的事件，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位堂伯父。在我的父辈 中，论大排行，他是老六，我的父亲是老七，按老家习俗，我叫他六爸。他在50年代被判了 刑，过了几年劳改生涯，在劳改期间受尽饥饿之苦，刑满释放后回到会宁农村的老家，投奔 到兄弟侄儿家，只给了他一碗野菜做的酸菜。后来，他早年的一位老知交接纳了他，这位老 知交家中有一只羊，就杀了羊款待他，美味的羊肉他吃个没够，那位老知交告诫他，饿久了 的人吃饭要有节制，特别是吃肉一定要有节制，不然要出危险。羊肉吃饱之后，两人就在热 炕上睡了，而我六爸一直睡不着，心里一直惦记着锅里的羊肉，觉得没有吃够，未能尽兴。 辗转反侧，思来想去，心想老知交杀了羊就是为了招待自己的，为什么不让自己吃够呢?后 来，听见老知交已沉沉大睡，他就蹑手蹑脚地爬下炕来，摸黑来到灶头边，揭开锅盖，抓起 羊肉又大吃大嚼，倒是吃了个尽兴，等老知交发现时，也已回天无术，一命归西。　　从得知的几个胀死的事例，我得出结论：凡胀死的人都是由于长期饥饿，饥饿是原因，胀死 是结果。这种因果的倒置，常常是由于在特殊的年代里，人长期挨饿，在一旦得到充足的食 物时便出现了自己无法控制，一个劲地吃的愿望和行为，最后又导致死亡。　　这里，我想把我的难友，原高台县方正儒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为全家人求生存的故事，再接着 介绍下去。　　方正儒是庄稼行里的里手。夏收前，站上派他去浇水，浇洋芋地时，他发现有些洋芋已长大 可以吃了，就顺手把长大的洋芋从根茎上取下成为自己的收获物，而把未长大的小洋芋仍留 在根茎上埋在地里，让它们在浇水后继续成长。这样，站上的干部在浇过水的洋芋地里走一 趟，未发现任何破绽，就增加了对他的信任。　　夏收后，打麦场上缺人手，他被理所当然地派到了场上干活。当时凡劳改系统的农场，场上 干活的人都偷粮食，方正儒也当仁不让，不断从场上偷粮食，把偷来的小麦装进大大小小的 袋子里，分散埋在外人不得知的秘密地方。家里绝对不放。从开始打场的第一天起，他全家 人就天天吃煮麦子。因为站上的干部会随时进门来转转，随时会受到查问，而煮麦子还会散 发出一种气味。他家煮麦子先是把煮麦子的搪瓷盆子搭在做饭的灶火上用大火煮，刚煮时还 没啥气味，等一开锅，便立即把盆子放进炕洞里，在炕洞里烧火继续煮。盆子里的麦子在炕 洞里的灰堆中一直煮着，因为炕洞门被封闭得严严实实的，什么气味也出不来。即使有人进 来也发现不了。到夜深人静，不会有任何人再闯进家里时，他们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端起 盛着煮熟了的麦子的碗，才开始了盛宴。煮得开了花的麦子，由他们全家人细细地咀嚼品尝 ，再慢慢地咽下，尽情享受着别的难友想象不到的饱餐之乐!此时，方正儒想到，同全家人 坐在热炕上吃偷来的煮麦子，真乃人世间之极乐也!　　此后，又有了少量糜谷上场--陕西籍的管教干部除了喜吃精粉，还喜欢吃小米，为了适应 他们的喜好，站里种了少量糜谷。糜谷在场上还没开始打碾，方正儒的饭食就有了改变。先 在簸箕里盛上糜谷用鞋底使劲搓来搓去，搓去糜糠或谷糠，簸去糠皮，便是黄灿灿的小米了 。吃惯了煮麦子的他，也想换换口味。他在场上用砖块支起的小火上，用饭盆把小米放在下 面煮，小米上再放些白菜。干部到场上来转悠，看见饭盆里煮的是白菜，等干部走了，揭起 白菜，黄灿灿、香喷喷的小米饭已经熟了，可大饱口福!他坐在场上，吃着来之不易香喷喷 的小米饭，比站上干部还要得意!站上的干部吃小米，自然有他们信得过的“职工”送上门 去，不掏分文，不用吹灰之力!方正儒吃上小米饭可是用了些心计，在干部的眼皮底下煮小 米饭，还得有些胆量。　　从四工农场不论用何种手段搞来的吃食，方正儒都觉得取之有理，他自己既然蒙受不白之冤 来到这里劳动改造，他也为农场创造了财富，理该吃饱肚子。“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来之不 易，有他的一份辛劳在内。他的老婆孩子原来留在老家就挨饿。全国解放好几年之后，当农 民的老婆孩子却吃不饱肚子；作为一家之主的他要担当起责任，想方设法让全家人吃饱肚子 。何况，老婆孩子跟随他到了农场，是跟他同甘共苦，有难共当哩!在四工农场，老婆参加 劳动的机会 很少，她已没钱到商店买些年轻女人喜欢的头巾、花布之类来打扮自己。方正儒记住了自己 由于向县委书记反映家乡缺粮，县上虽给了自己的家乡几万斤回销粮，自己却当了右派分子 、成了阶级敌人的惨痛教训。但面对全家人都吃不饱肚子的现实，他无法回避，他要尽责。 食物的来源，有时也会有些意外的途径。一次，住在隔壁的一位姓郭的难友夜里从十来 里路外农民 的羊圈里偷来一只羊，宰杀后送给他半只，他也欢天喜地地收下全家共享。在饥饿的年月里 全家人能吃上肥肥的羊肉，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福分。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饥寒起盗 心。”而他早已不是高台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部长，作为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为人与办事原 则，早已跟他没有了干系。　　夏收后的日子里，还有件事可以追述一下。有一天，机磨坊缺个人手，贺嘉宝科长通知我去 干半天。我这是第一次进机磨坊，进了机磨坊，看到整个作坊的布局，大致是这样的：在一 个木板的平台上有两轮石磨上下合在一起，在隆隆声中转动着，石磨的转动由一台汽车的发 动机带动。照管发动机的“职工”，看样子年纪已近40岁，自己声称他曾是潘(自力)大使的 司机，方脸老显得没洗净似的。就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几个女右派到来之前，据说还有些举 动，把藏在箱子里的玻璃砖的镜子取出挂在了机房里，换上了比较干净整齐的工作服。据说 ，他人虽劳改了，还有两三千元的存款--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可能也是他自己 放出来的风。在劳改农场多年不见异性，我们这些女右派的出现，竟然在他的心理上引起骚 动，是我们谁也未曾预料到的。但别的“职工”们还是注意到了，所以将他们观察到的异 常动静散播开来，又传进了我们的耳中。　　我这半日的任务，是把磨盘已磨过的碎麦子--它们通过两条通道流到木板平台下面的木头 仓里，用木头簸箕铲起倒进麻袋小半袋，背着这小半麻袋碎麦子，踩过四五个木头台阶上到 木头的高平台上，倒进石磨上方中间的一个方斗，让碎麦子作再一次的加工，再磨一次。我 不知麦子总共要磨几次，我这天下午的活，就是重复地把碎麦子背上木头平台，再倒进石磨 盘上方的木斗里，下来上去，上去再下来，重复不已。活倒不重，不用赶速度，不紧不慢地 干着就行。大概因为麦子不停地在石磨上磨着，摩擦生热，我只觉得磨坊里比室外的温度要 高，有点闷热。石天爱、王桂芳，还有一两个家属--其中一人是财务科张振英的老婆，都 也在不紧不慢地干着活。机磨坊还有两个就业“职工”，一个叫冼维汉，一个叫王益清，俩 人都二十几岁，说是我的兰州老乡，估计都是刑事犯罪判了刑的。他俩的任务，主要是对机 磨坊电路或机械上的问题进行处理，如无故障，也干些一般的杂活。　　就在我们都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的时候，竟然还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常在机磨坊打磨子 的石匠--当然也是一名就业“职工”，突然出现在我身旁，用一个很脏的小布口袋在麦堆 上匆忙地装麦子，但我开始并没意识到他在干什么。他，个子矬小，在我管理油料期间也常 被指派来帮助干搬动汽油桶之类的杂活。在干活的间隙，他会蹲在地上，从裤腰带上拿出一 个五六寸长、竹竿的旱烟锅，再从一个小小的布口袋里用手指捏出些碎旱烟叶子，塞进金属 的烟锅子里，点上火 ，“叭叭”地抽起来，这一切动作都不急不忙，慢条斯理，好像一抽 上旱烟，他便无忧无虑，别的什么都不在话下。这天，他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并没引起我的注 意，我更没意识到他是在偷麦子，因为他平常也在机磨坊干些杂活。但石天爱低声在我耳边 机警地说道：“他在偷麦子，快抓!”我毫不犹豫，立即上前制止了他的偷窃。他偷麦子没 有偷成。石匠平日里帮我搬动汽油桶已经有些日子了，他觉得跟我有点熟悉，见我平常和他 们说话和和气气，便错以为我对他偷小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他就偷成了 。岂知，此时的我，对于偷农场的小麦还顽固地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主要原因是我的肚 子饿得还不利害，石天爱又让我去抓，我就听了她的话，没让他偷成。事后，石天爱又说： “你是干部(真是天晓得)，到机磨坊看到他在偷麦子，你就应该‘表现’一下自己。”对 这等事，我确实并没有表现自己的想法，而对石天爱的话言听计从，倒是完全做到了。我的 行为是违心的，还是没有违心?到如今我也说不清楚。但是，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的出现，我 一直记忆深刻，难以忘记。　　近年，我认识了一位女大夫，名叫郝钟宇。攀谈中，她说，她姐夫赵宗普，原是兰州市税务 局的干部，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夏收季节，她年 近七旬的老母亲，风尘仆仆地从兰州长途跋涉，到一个小地名叫清水的地方，去看望她姐夫 赵宗普，在站上住了十几天。　　这时节，也正是我们第三次参加夏收期间。　　老人从夹边沟回来，路过张掖，住在女儿郝钟宇家，告诉郝钟宇说，你姐夫瘦得不像样子了 ，全是这几年挨饿饿瘦的，走路摇摇晃晃，根本干不动活，整个站上的劳教人员都干不动活 了。那里是盐碱地，麦秆细细的，麦穗子只有半寸长，这样的麦子凭劳教人员的体力无法收 割，但总不能把麦子烂在地里不收割。农场就从劳改农场调了一批劳改犯帮助这里收割。这 些劳改犯人个个身体健壮，收割很快。但只收割了一星期，带队的管教干部就不同意再干下 去，带着原班劳改犯撤回原劳改农场去了。原因是，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嫌这里的伙食太差 ，犯人们吃不饱，怕再收割的时间长了，会把劳改犯的身体拖垮。　　据郝大夫的老母亲亲眼所见，夏收期间，这里的劳教人员吃的是苜蓿捏的菜团子，苜蓿是从 农场的地里采掐来，用少量包谷面掺和着苜蓿捏成团蒸熟，每人食用还限量，不能尽饱吃。 有一次，一个管教干部不许一劳教人员吃午饭，说他拉肚子，不能吃菜团子，饥饿的劳教人 员当即哭了起来。　　劳改犯们在这里收割麦子吃不上白面，也吃苜蓿菜团子，这样粗劣的伙食，犯人们在劳改 农场也没吃过，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怕把犯人们的身体拖垮。而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不怕 劳教分子的身体垮下来，甚或还要找 出理由随便克扣劳教分子的饭食，让常年饥饿的劳教分子再饿上一顿!一个成年人因不许吃 苜蓿菜团子而哭了起来，这个事实本身的惨无人道，令看望女婿的老母亲心灵颤栗，几乎也 落下泪来，而管教干部我行我素，不以为意。在他们的心目中，劳教分子饿死若干个，又算 什么!　　我一直为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忍饥挨饿痛苦不已，我也知道那里土地盐碱化严重，我的亲人曾 皮开肉绽地为挖排碱沟吃尽苦头。每到夏收季节，他吃什么饭食，能不能吃饱，他在来信中 从未提及，在这第三次的夏收中，他是否也已衰弱得没有气力收割，我都无从知道。　　郝大夫老母亲的叙述，确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 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了一个在全省首屈一指 严酷与艰苦的所在，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靠劳动 作到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饱过饭，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其 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　　劳改犯在帮助清水夏收时吃几天苜蓿菜团子，为他们的管教干部所不容，怕拖垮犯人的身体 。清水的管教干部还要找岔子克扣劳教分子的一顿苜蓿菜团子。判了刑的犯人身体健壮，除 了完成本农场的夏收任务，还支援清水夏收；清水的劳教分子衰弱的身体无法完成夏收，吃 不饱苜蓿菜团子，还被任意克扣。同在甘肃的河西地区，同在劳改系统，劳教分子的地位在 劳改犯之下。　　为何形成如此的局面?只有省上和地区的决策者心里明白。　　郝大夫的姐夫赵宗普在这年冬天也死于饥饿。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五章我的亲人迁场到了高台明水　　(起9X点9X中9X文9X网更新时间：2004-1-11 14:32:00　　本章字数：9259)　　1960年八九月，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作出决定，将1000多劳教分子分批迁到高台 县办分场。此决定事先并不向劳教分子们宣布，只是在行前头一两天，向大家念了名单，告 诉大家精简行装，箱子之类不能带走，只能带上铺盖和随身穿的用的，其中有一列闷罐子 车将300多劳教分子拉到了高台县明水河一带。这300多劳教分子中，就有我的亲人。　　40年前酒泉夹边沟农场的这一迁场举措，其背景如何?据我所知，坐落在酒泉夹边沟一带的 土地不仅十分贫瘠，且盐碱化严重。1957年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继续向“左”发展，劳 教分子大量拥入，虽然劳教分子个个卖命劳动，都想争取一个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早日回 到人民行列的前景，但土地条件太差，农场仍无法取得劳教分子自己养活自己的收成，全 年的收获只够全场人员吃三几个月，这在劳改系统都是罕见的。作为劳教农场其收成无法自 给，还要上级拨给粮食养活劳教分子，这使省劳改局非常恼火。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头头们经 过一番策划后，决定迁场到高台县另开辟一个天地，凭驱赶劳教分子们苦干，争取有个好收 成，以便在粮食问题上取得自给。高台县的土地都是黄土地，无盐碱化的迹象，头头们就主 观地认为：前景尚可。至少，土地比夹边沟严重盐碱化的土质要好。　　明水河原先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一片荒野。300多劳教分子到达明水河岸边时--所谓 的明水河只是一条宽10多米的干涸了的河床，河中有流水，已是久远了的历史年代的事了， 现在河中无水。只见岸上荒草一片，一望无际，只有零零落落破败的土屋及少数地窝子。当晚的吃饭住宿立时都成了问题。　　当了小队长的王志--原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导--把一个可以避风的牛圈略加清扫胡 乱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想起这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按照惯例，应休息一至两天 。但在吃住都大成问题的条件下，休息都免了，300多人分为上、中、下三个大队，在各自 的 地段立即开始了挖窑洞、建造地窝子的劳动。挖窑洞要简单一些，只要注意安全，把挖出的 土清理到外面就行了。但窑洞不能挖得很大，住几十个人有问题，对劳教分子管理不便，就 只作为住进地窝子前的过渡性住宿地。地窝子挖得比较大，每个大队只有3个，睡觉的地方 只是挖就的土台，土台上睡三四十人，每人只占据约50厘米宽的位置，翻身很困难。作为地 窝子，都是从地面上垂直挖下，属平面作业，无安全问题，在地平面上，还要用土坯砌起低 墙，后高前低，在低墙上搭上椽子，再盖上筏子及骆驼蓬、酸刺之类的野草，然后盖上土， 地窝子的顶盖就成了。地窝子没有门，出入的地方挂着草帘子。在这样的地窝子里，夜里睡 觉拥挤不堪，难以挡住风雪，更挡不住严寒。　　挖窑洞，建造地窝子，都使劳教分子们体力不支。须知，此时他们已在夹边沟农场经受饥 饿的煎熬两三年了，大部分人由于长期饿馁已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的了。他们再也想不 到，来到这一无所有的荒野，他们还得自己挖窑洞，修造地窝子。如若自己不动手，他们便 只能露宿在无遮挡的荒野里。夹边沟作为老劳改农场，有矮小的土屋为他们遮挡风雨，避开 霜雪，这个明水河却是个怎样的鬼地方啊!但是，这些已失去自由的劳教分子们只能服从管 教干部的命令，在按照惯例可以休息的国庆节，开始挖窑洞、修造地窝子。　　挖窑洞和地窝子都得挥锨铲土，有气无力的劳教分子们得尽力干，因为工作进度同他们住进 窑洞及地窝子的时日是一致的。到一二里路外去背土坯就更费劲了，一尺多长又宽又厚的大 土坯一块重在5公斤以上，一次背两块就要10多公斤，他们瘦弱无力的肩膀已不是两三年前 在夹边沟抬土造田时的肩膀，背上10多公斤重的土坯走一二里路，只能摇摇晃晃地向前挪 动着脚步，一步又一步……搭地窝子顶盖的椽子、筏子、野草，也得一样样地从他们的肩膀 及手的运作中，按步就班地逐步完成。　　这一艰难地挖窑洞、修地窝子的过程，使每个参与者胆战心惊，唏嘘不已，可当时他们还抱 着希冀，总想着安稳地住下来，翻年会有一个较好的收成，肚子能吃得饱一点。有的人在地 窝子的土壁上挖了整整齐齐的壁龛，以便把日常用的碗盆洗漱用具之类摆放得整齐有序些 。有的人独出心裁在土壁上挖了小小的凹进去的圆形土台，恰足以放进一个用墨水瓶制作的 小煤油灯。还有的人在土壁上挖了长长的月牙形的龛，下面的土台上放些零星的日用品。总 之，这些奇巧的构思表现出初到明水河的劳教分子们对未来还有些向往，尽管前景迷惘又朦 胧，他们还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把生活装点得好一点。来到明水河后，人人更是饥肠辘辘，口粮一减再减，蔬菜主要从碱泉子劳改农场运来一些， 数量就很有限。深秋的荒野里已无野菜可采挖，这使每一个劳教分子都真正感到了威胁，这 个冬天将怎样熬过?每个劳教分子都忧心忡忡。　　我原在甘肃日报编辑部的顶头上司财贸组组长罗舒群，在张掖地委被定为极右分子后于1957 年12月就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的亲人和他原都是西北大学的学生，西安解放后 一同行军到兰州，又一同参与了《甘肃日报》的创办。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时， 他们曾有数月同居一屋。这次，罗舒群也到了高台县明水分站。他在夹边沟时，就把求生放 到了第一位，他的外援力量也较强，家居老家临洮的姑母及在兰州的妹妹，都先后带着食物 去夹边沟看过他。夹边沟农场不允许家属寄粮票给劳教人员，寄去就没收。他告诉妹妹在寄 杂志时把粮票夹在夹缝里，管教人员随便翻一下杂志，查不出粮票，他在收到杂志时就将夹 缝里藏着的粮票取出再想尽办法买饭吃。在夹边沟时，他曾在夜深人静时，独自走一二十里 路，到那里的一个工地食堂买饭吃。到了明水河后，他发现在高台火车站旁边有个小饭馆， 使他 大喜过望。在一个休息日，他带着粮票和钱，在小饭馆买了13碗面条填饱了肚子，然后就拿 出纸笔在候车室写家信，打算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人，向家里人紧急求救。车站旁边 还有个小 邮局，信写好后可直接寄走。可就在他动笔写信的时候，饭馆里来了个管教干部。此人并不 认识罗舒群，但看到罗舒群衣着褴褛，戴着一副眼镜，急急写信的样子，就断定 罗舒群是归他们管教的劳教分子，立即大声喝道：“你在这里干什么?”罗舒群站了起来， 回答：“写信。”管教干部厉声说：“你写信为什么不到队上写?”说时迟，那时快，一副 冰冷的手铐已铐住了罗舒群的双手。管教干部带着罗舒群回到队上，罗舒群承认错误作了检 查后，手铐方才被打开。罗舒群向家里人紧急求救的信一时未能寄走，他感到幸运的是管教 干部迟来了一步，他已将13碗面条吞下，填饱了肚子，如果在正吃饭时撞上管教干部，不仅 无法继续吃饭填饱肚子，他还得交代粮票的来源，那就会更麻烦了。　　大部分劳教分子只能在饥饿的煎熬中忍受痛苦，也有个别人在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时设法找 东西吃。有个劳教分子看到农民种的撞田里有些萝卜尚未挖完，就偷偷拔了几个塞进嘴里咬 嚼，偏偏被看管撞田的瘸腿老汉看见告到了队上。队上的管教干部拿了一根麻绳立马把偷萝 卜的劳教分子捆翻在地，痛得他满脸汗如雨下，大喊大叫，瘸腿老汉原来想告到队上教育一 下就行了，没料到为了几个萝卜，竟把一个大活人捆得汗如雨下大喊大叫，惊得他反过来又 为偷萝卜的人求情：“快算了，快算了，算了，算了……”他觉得是自己造的孽才让那偷了 几个萝卜的人受了大罪，他于心不忍，但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样的惨剧在他是这辈子头一遭 经见，他绝不愿意让这等事再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两天后，这个劳教分子就死了。　　我的亲人来到明水河一安顿下来，在得知新的通讯处后立即写信告诉了我，他深怕由于迁场 影响到收信。自然，对于迁场后遇到种种新的艰难困苦，他只字未提，不能提及。他属于 在饥饿的煎熬之中，无外援，自身又毫无办法，仍保持着自尊心，不去偷偷摸摸，自寻生路 的那种人，所以，他的处境至为悲惨。支撑着他活下来的，是他对未来尚抱有一线希望。他 知道，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都在企盼他安全归来，都殷殷等待着同他团聚的那一天。 他渴望的，就是这一天能早日到来。回首往事，那些曾令他痛心疾首痛不欲生的大小批判斗 争会之类，都离他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像是天边一团团暗淡的云，连他自己都已看不 清楚了。在他心中，只有亲人们炽热的亲情，日日夜夜向他不断发出召唤。那人世间最珍贵 的亲情啊，虽远在天边，却清晰而强烈。他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的 啊。在这年复一年自己身心都遭受着巨大磨难的日子里，他是苦于连倾诉内心这深深的爱的 机会都没有啊，每封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寄走的信，他哪能把内心想说的话写上一句半句呢。 他沉默啊沉默，在沉默中守住孤独，守住内心的愤慨和怨怼。他觉得满天的乌云总有一天会 一扫而净，阳光明媚，天空碧蓝如洗的日子会到来。　　10月上旬，由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迁到高台的另一个分站，来了个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入学 不久的十九岁女大学生，名叫吴玉玲。她为什么来这里呢?原来，在国庆节后的一天，她突 然接到定西县家中的电报，要她“速回”。她立即赶回定西县小北街72号家中，在提硝厂当 工人的母亲马新民忧愁地告诉她，几天前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吴瑛已亡故”。吴瑛是吴 玉玲的大哥，母亲不相信刚刚二十九岁的大儿子会突然亡故。就在三个月前，吴瑛曾到定西 看望全家人，说他要出差，顺路看望大家。吴玉玲清楚地记得，英俊的大哥穿一身深蓝色条 绒中山服，还笑着问她：“你看哥的这身衣裳阔气不?”她高兴地回答 ：“阔气。”不到三个月，突 然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说大哥“已亡故”。母亲不相信大儿子“已亡故”，用电报把大女 儿从兰州叫来，抹着眼泪对玉玲说：“世上重名重姓的人很多，我不信你大哥好好的个人咋 就殁了，你年纪最大，妈就打发你走一趟，看看这事是实是虚。”此前，有个邻居芮大妈已 到 高台看望丈夫芮杰三去了，走时带了许多吃食，说是那里吃的困难。玉玲母亲心想儿子还活 着，就急忙准备了些用榆树叶和谷面做的熟面，还做了些包谷面和苜蓿蒸的“群馍馍”(群馍馍：甘肃人把面粉和上苜蓿、洋芋等蒸熟后食用的一种饭食。)，就打发女儿玉玲上路了。吴玉玲在定西坐上火车十几小时后，清晨在高台站下车，问 了路，在戈壁滩上一直向北走去。路上遇见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嫂，这位大嫂一路走，一路 从背着的包包里拿出黄纸钱随手撒出。吴玉玲问了问，原来大嫂的男人已死去，大嫂是从东 北赶来祭奠亡灵的。走着走着，迎面蜂拥而来了几十个瘦骨嶙峋、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人 ，他们是收工回来的劳教分子。劳教分子们见到吴玉玲，就问她是来看谁的。吴玉玲说：“ 我 大哥，叫吴瑛。”众人说：“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饿死了。”吴玉玲立即大哭起来……　　此时，劳 教分子们有些已经跪在地上，不停地作揖，向她讨要吃食。吴玉玲就伸手从背着的包包里抓 出一把把的“群馍馍”，分给大家。饿极了的人们，捧住“群馍馍”就立即送入嘴里狼吞虎 咽。“群馍馍”分完，又分熟面。一阵风吹来，把有个人手里的熟面刮走了。众人就揭起衣 襟，把分到的熟面包住，再慢慢吃。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这是在生命线上挣扎，毛 主 席、党中央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我们挨饿受苦的情况，你是 干啥的，你能不能帮我们寄信，把我们的情况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救我们的命。”吴玉 玲 含着泪说：“我是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生，我回到兰州后，一定帮你们把写好的信寄出去。” 这些 受难者老老少少都有，他们有些称她“大姐”，有些叫她“娃娃”。听到吴玉玲答应帮他们 把信寄出去，他们又不停地作揖，连声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们回去这就写信，你 回 去时帮我们带上。”吴玉玲问：“我大哥埋在哪里?”众人指了指北面的远处说：“坟就 在那里，那 是一片坟滩，没有任何标记，你就是到了坟滩，也找不到你大哥的坟。”吴玉玲流着眼泪告 别 了他们，到场部说明了身份，然后到先她已来到此处的芮家妈和芮家爸住的地窝子里。吴 玉玲的大哥，是西北大学地质系五三届毕业生，在校时品学兼优，担任班上的班主席。原为 西北煤田地质勘探队采样队队长，为西北五省(区)勘探煤田出了大力。1959年庐山会议后， 吴瑛对彭德怀蒙冤表示不满。后在单位“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作为“白旗” 被拔掉。到1960年8月单位领导决定送他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三个月。吴瑛于赴酒泉 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途中，顺路在定西看望了全家人，怕给家里人增加思想负担，佯说要 出差几个月，心想劳教三个月很快就会回来。家里人没想到，他自己更没想到，此一去竟是 永诀。吴玉玲来到芮家爸住的地窝子里，看到芮家爸睡在土台子上，已起不来了，他靠在 被窝上半躺着，芮家妈用小勺舀着熟面糊糊一口一口地喂他吃。芮家爸有气无力，喘着气， 断断续续地介绍吴瑛的情况说：“你大哥才来的时候，人攒劲得很，那时候，我们都已干不 动 活了，你大哥和泥打土坯都抢着干，一个人顶我们几个。以后，就也干不动了，肚子里没吃 上啥，饿得干不动了。后来，饿得没治，生吃院子里堆的红萝卜缨子，吃了拉肚子，拉了一 夜，到天亮就咽了气了。你大哥来时说他的劳教期三个月，可不到三个月就把命送了，才是 二十九岁的人哪……”吴玉玲抽抽噎噎地哭着，听了芮家爸的述说，心如刀绞。地窝子的土 台 子上睡了有三四十人，挖出的土壁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白霜。吴玉玲就在芮家妈身边，靠在蒙 着厚厚的白霜的土壁上半睡半醒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吴玉玲见到托她到兰州给毛主席、 党中央寄信的人，问他们信写好了没有，他们说还没有，让吴玉玲再等一天。这天，场部把 她大哥吴瑛的三件遗物给了她：一副眼镜、一个印章，还有一个用线衣缝成的布袋，布袋发 出浓烈的蒿草气味，像是装过野草之类的袋子。下午收工后，受难者们送来了上百封的信件 ，信封上都写着“北京：毛主席、党中央”，或“北京：国务院、周总理”。这些受难者千 叮咛，万嘱咐：“到了兰州，可不敢把这些信件塞进一个邮筒，一定要多走几个邮局，把这 些 信件分散在各个邮局寄出，哪怕其中有一封信送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那里，我们就有救了。 不然的话，你大哥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我们是在生命线上挣扎，向你求救的啊!” 吴 玉玲把这些信件装好，第三天早上就动身回兰州。那些受难者们正要上工，看见要离开的她 ，都把生的希望放在了她将要寄往北京的上百封信上。吴玉玲去火车站要朝南走，受难者们 上工要朝北走。吴玉玲见到他们，就停下脚步，挥手向他们告别。这些受难者们离她已有一 段距离，仍郑重地一一向她告别。有些人身体衰弱，已直不起腰来，仍费力地举起双手向她 致意，有些人双手连连作揖向她致敬。他们凄楚的眼神令吴玉玲心酸非常，她心想，一定要 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的信寄出去。到了兰州火车站，她没有回学校，而是一出火车站， 就找邮局。到第一个邮局寄几封带来的信，再找另一个邮局再寄出几封信。就这样，从火车 站，一直到西站，又到十里店一带，寄完了上百封信。然后，她徐缓地长出了一口气，觉得 完成了受难者的重托，心里踏实了。这才在西站附近的表姐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返校学习 。四十年后，吴玉玲已从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退休。一天她 在同我邂逅中说到这件往事，仍为英年早逝的大哥吴瑛悲痛不已，她感到安慰的是经自己的 手她把受难者的心声传送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那里。她不无自豪地说：“我当年立了大功了 。”是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要把受难者们的心声传送到毛主席、党中央那里是很 难很难的，她善良诚实的心使她完成了这一使命，她热情救人的人格力量使她义无反顾地圆 满完成了这一使命。 就在此一时期，四工农场从一、二站的右派分子里，抽调了30多人也派往高台县办场。当时 我人在场部，并不知此事。这30多个右派分子被派往高台县，其目的与夹边沟农场办分站不 同。30多年后，我听一站站长王志玉说，当时四工农场的头头们已风闻农场要迁往新疆，右 派分子们原在甘肃都有单位，不属就业性质，管理起来也不顺手，所以，他们在迁场前准备 把全场的右派分子仍留在甘肃，派往高台的这部分人就是分流出去，先走一步，为以后把全 场的右派分子都留在甘肃作些准备工作。　　此次，派往高台的难友，我所熟识的有关维智、兰生玉、杨得春以及30年后才认识的阎廷梁 等人。阎廷梁原本就是高台县的干部，据他说，此次他们被派往高台县，最初也说去明水河 ，后来又改变决定，全部去了碱泉子劳改农场。碱泉子劳改农场是在50年代初期就设置的一 个劳改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各方面略有基础，便于管理。　　说是碱泉子农场的地盘，我的难友所在的小地名叫骆驼城(曾为北凉古都)，四周荒无人烟， 一片草滩，同碱泉子农场的其他站、队都不连畔。　　这30多个难友，是由一个不到40岁的张指导员领队到达骆驼城的，也是于9月底到达。到达 的当天，大家先挖地窝子，挖半人深的长方形大坑，上面架上椽子，盖上树枝、草席，用沙 石一压就成。地上铺麦草，再铺上行李，住宿处就完备了。每个地窝子原则上住8人。用的 椽子、树枝、草席、麦草等都是从四工农场准备好拉运去的。不分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挖好 ，什么时候休息。当然，这30多个难友还为领导挖了较为宽敞高大的“公寓”，还挖了个伙 房。　　此时，每人每月还有24斤的粮食定量，从四工农场迁来时，还带了些洋芋、胡萝卜，每个人 处于半饥饿状态。但是，第二天，大家就到无垠的戈壁滩上划线挖沟开荒，在挥锨平地中， 人人汗流浃背，许多人只穿着背心干活。一周后，张指导员指定关维智为记工员，每天量方 ，检查质量，统计工作量，此外，也跑跑采购，在碱泉子总场场部为队上购买日常用品，在 梧桐泉火车站办些事务性工作。伙房炊事员是个刑满就业人员。在30多个右派分子里，独独 带来一个刑满就业人员让当炊事员，由这也可以看出领导上对刑满就业人员情有独钟，也是 为了方便自己。　　到11月，口粮减为每人15斤，每天每人只有半斤，还从四工农场运来了代食品碱菜子。高台 县属重灾区，饥民大批死亡，骆驼城离农村远，想从农民那里买些或找些吃食绝无可能，这 样，我的这些难友便陷入了绝境。在饥寒交迫中，已无法劳动，每天晒晒太阳，想法挖些野 草树根以图保命。　　我们在场部，炊事员根据领导指示，把碱菜子、麦草等代食品都作了精细加工，和在面粉里 做成面条，还做成馍馍，其主要原因是场部的干部工人和我们同吃一个灶，炊事员不敢怠慢 。这里山高皇帝远，炊事员只一人，他不去花费许多辛劳精细加工碱菜子，碱菜子只是随 意 地和在糊糊里。未经精细加工的碱菜子进入胃肠之后，非但消化不好，还造成便秘。为了排 出黑黑的结成硬块的粪便，人人几乎都挣得肛门鲜血直流，痛苦莫名，大喊大叫!　　再说，炊事员还肆无忌惮地做起了钱粮交易，在这生死关头，炊事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吃食， 同个别手头略宽裕、同他敢于进行交易的右派分子进行交易，换取他手中的钱。　　这样，吃到每个人嘴里的口粮，每天连半斤都不到。手中无钱，又无其他办法找来吃食的人 ，仅靠饭票维持生命的人，便只能坐以待毙，迎接死神的到来。很快，地窝子里便出 现了死亡。　　到了12月中旬，这里又增添了一支30多人的右派分子的队伍。这是一支巡渠的队伍。在四工 农场夏收扫尾之际，由一站、二站抽出，派出一辆大卡车，一个管教干部带队，一直向东出 发，最东到达张掖县甘浚堡。任务是巡视昌马河、黑河等主干渠渠道，凡是遇到渠帮坍塌堵 塞的地方，30多人就修挖疏通。河西走廊的河流多为东西走向，他们就顺着干渠边修边向西 前进。这支队伍有报社的杨骁、汪志英，还有我熟悉的周至德、王洪勤等人。　　离开了四工农场，对于这支队伍可说是来到了自由天地。一到甘浚堡，农民的地摊上摆满了 各种瓜果，价钱非常便宜，可以随便买来吃，汪志英一次就买了20斤西瓜，吃了个满意痛快 ，边吃边松裤带，直吃到最后弯不下腰来，才算尽意。在四工农场饿了七八个月的胃肠，来 到甘浚堡才算享上了福。有些农民看到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像是饿疯了的样子， 动了恻隐之心，有时也施舍些吃的给他们。　　此时，树叶儿正绿，他们只要见到榆树，都知道榆树叶儿可以充饥，便立即上前，抢着把榆 树叶从树枝上捋下，立即送入嘴里大嚼，然后忙忙地吞咽下去，接着再飞快地捋树叶，再忙 忙地咬嚼吞咽。这不花一分钱就能充饥的榆树叶，对他们是多么金贵，能够吃到榆树叶，又 是多么可贵的机遇啊!在四工农场的农田周边，都是茫茫荒原，戈壁滩上没有一棵榆树，他 们已经几年未见到榆树了。　　修渠疏通的活没有定额，也无法规定定额，可以边走边干，活很轻，随意性也大。这30多个 难友能够随意买到吃食，填饱饿瘪了的肚皮，个个心花怒放。最初，他们还能从拮据的生活 费里挤出钱买吃食，后来，钱花得分文不剩了，就拿出衣物，以物易物，换吃食，反正行李 衣物都全部带着，解决肚子饿是头等大事。这一行30多人边修渠，边向西转移，由张掖而临 泽，最后才落脚到了高台县碱泉子农场所属的骆驼城。此时，已是严冬季节。　　乍一到这里，住进了冰窟似的地窝子，他们便看见了死亡。　　晚上，人们齐排排地睡在了作为通铺的土台上。天亮后，此时已没有了上工之类的事儿，而 人们总得爬起来活动活动，晒晒太阳。而此时，通铺上总会有一两个一动不动的人，走过去 摇动一下，才发现他们已悄无声息地死了。　　大家心中都清楚，死亡正在向每个人逼进。　　强烈的生存意识，使每个人都幻想找出一条生路来，但严酷的生存环境，又使人人陷于绝望 。此时，杨得春找了个理由，请假回兰州的家探亲去了。　　到12月下旬，四工农场终于指示，骆驼城的数十名右派分子们全部集结到碱泉子农场场部。 碱泉子农场属老劳改农场，场部有住房，我的这些难友们便全部住进了土屋。　　1月，我们在四工农场场部，每月的粮食定量已恢复到30斤，每天都有牛羊肉可吃。他们搬 迁到碱泉子农场场部后，不仅住进了土屋，吃的也略有改善，据关维智回忆，1961年元旦这 天，吃的馒头比平常要大一点。到场部后，难友们的死亡停止。　　后来，回到兰州的杨得春来信说，省上有决定，下放农场的人员要全部回原单位。这不啻是 晴空里的一声春雷，给每个受难者的心里点起了希望的火炬，绝望一扫而尽!　　从此，每个难友都兴奋不已地等待着回原单位的一天，知道同妻儿亲人团 聚的那一天即将到来。　　他们得知此信息，至少比我早了10天。　　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六章口粮一减再减　　(起0L点0L中0L文0L网更新时间：2004-1-11 15:27:00　　本章字数：16654)　　一天，我在财务科见到一站站长王志玉，他说：‘你和徐福莲哪天到一站买瓜来 。‘一句话才提醒我：虽在农场，今年我们还没吃过瓜呢。前两年在十工农场，我自己就种 过瓜，和大家一起，充分享受过安西瓜的甘甜。今年我已脱离了田间劳动，不知四工农场是 否也种瓜，我不能打听，不可能到田间去买瓜，也没见到场部有卖瓜的，几乎已把吃瓜的事 给忘了。现在，王志玉既然提出让我和小徐到一站去买瓜，这真让人高兴!回到宿舍我告诉 了小徐，小徐自然也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们就各找了一条麻袋，带了些钱，到一站去买瓜 。一站离场部也就是一二里路，在场部东边。到一站后，见到王志玉，他就带我们到旁边的 一个装瓜的房子里让我们自己去装。我们见屋里没人，就先拣起瓜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吃进肚子里的瓜是无法算钱的，不吃白不吃。王志玉没有想到我们在吃瓜 ，一会儿，又进来问：‘怎么，还没装好?‘我们不好再吃，才急忙各装了多半麻袋瓜，背 出来过秤，付钱。　　这时候，我们看见了原十工农场三大队的统计高仲君。他在一站仍当统计，日子比我们就好 过多了，他可以随意买瓜，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一站往外拉运瓜时，趁赶车人不在，他和难友冯启英--当时也在一站担任了个什么职务--合伙从车上偷下几个瓜塞在草垛里，留下 再慢慢吃。农场的瓜外运时不过秤，只要赶车的人没看见，就啥事没有，所以，他们早早地就吃上瓜了，吃瓜比我们多得多。　　我和小徐背着瓜到了宿舍里，石天爱和王桂芳根本没机会去一站买瓜，王志玉没叫她俩去， 她俩对我们很是羡慕。我和小徐各给了她俩一个瓜，她俩各有了两个瓜，便立即大嚼起来。　　此时，胡萝卜、洋芋也陆续收获。大田里我的难友们在挖胡萝卜、洋芋时，不免要将这些可食之物送入口中充饥，生吃胡萝卜对于饥饿的人们无异于享受美餐，谁也忍不住要将那又甜 又脆的收获之物迅速在铁锨上刮几下泥土，并立即送进嘴里‘咯嘣咯嘣‘地咬嚼起来。设若他们都是自由人，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这一幅田园劳作图也许会进入诗人的笔下，经诗人的创意成为引人入胜的佳作。但，他们都不是。这样，他们的饥饿与狼吞虎咽胡萝卜的样子 ，便成为新的罪行而受到处置。一站的难友张汝云，兰州解放初期在‘文协‘的筹建活动中 我们都积极参加而相识，他的妹妹也是兰州女中的学生，曾和当时甘肃文工团的武玉笑同台演出《兄妹开荒》。我在甘肃日报社工作后，很少再见到他。没想到，1958年我们在安西十工农场相遇时，彼此也都已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又先后到了四工农场。在挖胡萝卜时，张 汝云因饥饿忍不住吃了几个胡萝卜，被当小队长的同派看见。此人系原西北大学的 学生，在省公安厅被定为右派分子后，老婆和他离了婚。来到四工农场后，原公安系统的右 派分子只要表现‘积极‘，很容易受到干部们的赏识，而被委以重任，此人正是在此种情 况下当上了小队长。说起来，在十工农场时我们也有过接触。1958年夏收时邹士杰组织巡回 演出队，他也是成员之一。他是陕西人，会唱秦腔，曾和兰生玉同台演出秦腔折子戏《藏舟 》，当时，演出队人员经过精简，在他俩演出《藏舟》时，无人打边鼓，我便临场充任了打 边鼓的角色。乐队的符文虎教了教我，我听着乐曲，在过门中按要求每次敲两下，就完成了 任务。他自从当上了小队长后，自认为摘帽有望，原来的难友，在他的眼里便成为他表 现自己的目标。他个子高大，相貌堂堂。这天，他看见了张汝云吃胡萝卜，便怒不可遏地走过去，拿起张汝云手中正在吃的胡萝卜，猛戳进张汝云的嘴里，并使劲把胡萝卜在张汝 云的嘴里摇动，使张汝云的嘴里立即鲜血流出，血污沾得满嘴都是，周遭的难友们惊愕得一 个个瞪大了眼睛，出于自我保护，什么话也不说。这是同派之间的相残，一个是为了邀功，一个仅仅是忍受不了饥饿，吃了几个胡萝卜而已。邀功者做出此等情事，可恨之极，也可悲 之极!如果不是头上那顶可恨的帽子压得他也喘不过气来，他怎么会为别人因饥饿吃了几个 胡萝卜的小事，而将自己同类戳得满嘴鲜血淋淋!人格，良知，在他已是无所谓的了，只要把头上的帽子摘掉。　　半年多来，我的这些担任了小队长之类职务的同派，大部分人自认为得到领导的赏识，摘帽 有望，便不惜出卖灵魂，时时捉摸管教干部的意图，处处仿效，对原是难友的同派横眉怒目 ，由张口斥骂，逐渐发展到拳脚相加，完全是一副为虎作伥的架势。此人在胡萝卜地里的 表现，只是其中的一例。　　此人曾多次拳打脚踢右派难友，难友们当着他的面怕遭到报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也有 人告到一站站长王志玉那里，声言：‘王站长你管不管?你若不管，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制服 他。都是右派，他有啥权打人?我们也会打他，可以打他。‘但是，在这个改造不断升级， 专政不断强化的地方，此人虽飞扬跋扈，激起众怒，但终究谁也没敢打过他，他始终受到 保护。　　9月，赵秉仁终于病倒了。1947年，他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到上海求学期间，就发现有肺 结核，曾认真治疗休养过。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工作后，报社医疗生活各方面的条件都好， 肺结核逐渐痊愈。1960年到四工农场后，一直肌肠辘辘，在去上工的路上，他常常摔跤。春 耕大忙过去，在换洗衣服时，他发现自己的全身活像在学校实验室里的骨骼标本，肌肉像是 被用利刃削去，用‘皮包骨头‘四字形容真是最恰当不过。要命的是还常常浮肿，一旦肿 起来，手就肿得像紫茄子，消了肿，手又干瘪得像鸡爪子。一场重感冒、高烧后，肺炎、肺 结核全来了。此时，他是多么想念家中的亲人啊!他怕再也见不到亲人了，一封家书，立即 把妻子秦淑才从迢迢千里之外的兰州召唤到了面前。　　秦淑才走进病房时，赵秉仁是拄着拐杖从炕沿站起，迎接妻子的。秦淑才立即迎上前去扶住 了他：‘秉仁!‘‘二姐!‘二人的眼泪都像泉涌似地流了出来。同房的病 友们劝解说：‘别哭了，你来了他都好多了，前些天，他扶上双拐还站不起来呢!‘病房里 不是说话的地方。秦淑才扶着拄上拐杖走路颤颤巍巍的赵秉仁走到屋后，铺了件衣裳，两口 子坐着说话。秦淑才从兰州家中设法带了些吃食，在火车上买了一碗米饭包在手帕里。秦淑 才把手帕解开取出米饭，赵秉仁一见就用手抓着吃了几把，连连说：‘香极了，香极了，总 算吃到米饭了!‘二人泪眼相对，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秦淑才是工人，此次只请准7天假，在四工农场只能待5天。她看见丈夫病成这样，就决定接 他回兰州养病治疗。她向一站的领导提出要求，又跑到场部，向场部的领导一再提出要求， 都被用各种理由回绝。　　当时，兰州已是一座饥饿的城，他们家中还有3个幼小的孩子：和平、荷清、尕珍。秦淑才 留在四工农场对赵秉仁已无力帮助，3个幼小的孩子需要照料，而且，假期已到。　　这样，她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此次离别，竟成永诀。　　就在此期间，我的难友已出现死亡。　　郝治忠，山东人。他是在抗美援朝前线上甘岭战役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胜利归来的连长。 武威步校领导上原曾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在反右斗争中栽了跟头。他，个头很高，脸颊上 有着在上甘岭战役中被美国的汽油弹烧伤留下的伤疤。在凶恶的美国侵略者面前，他勇敢抗 击，指挥战士抵挡了多于自己数十倍的顽敌，获取大胜。但是，在四工农场，他戴着镣铐， 无法抵御饥饿对他的围攻。曾是勇士的他，在秋天就无言地倒下，告别了人世。　　杨振英突然宣布：10月，我们的粮食定量减为24斤。什么原因?没有说明。这对长期以来一 直吃不饱的我的难友及‘职工‘们，造成很大恐慌。但谁也不能说什么，不许有什么抱怨， 谁如若有任何不满的表示，便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必将招来更大的麻烦。人们都沉默着，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我的女伴们立即就饥饿难耐。好在我和小徐不久前刚从一站买了些瓜。这些瓜便首当其 冲地担当了充饥的重任，我俩每天都吃一个瓜，而吃瓜，已不是盛夏时节普通意义上的吃瓜 --为了解暑、解馋、增加一种美味的品尝。只要把我俩吃瓜的程序作一番介绍，读者就会 了解其真正的含义。每天午饭后，我俩都从各自的麻袋里拿出一个瓜一洗，拿出小刀切开就 吃，同屋的石天爱、王桂芳已无瓜可吃，我们只自顾自地吃，不看她们，连句客气话也不说 。瓜一切两半后，用小勺把瓜瓤带瓜子舀出，先吃瓜瓤，在咀嚼瓜瓤时把瓜子吐出，放在各 自的窗口去晒。然后再把瓜切成牙，连瓜皮一并咀嚼咽进肚里，吃得干干净净，不留分毫。 多年来，报纸上曾多次介绍用西瓜皮凉拌及做其他菜的小经验，此刻的我俩不需任何烹调， 就直接经过咀嚼把瓜皮送进胃肠，也觉得十分美味。石天爱和王桂芳看见我俩吃瓜，自知已 无分享的可能，就倒头睡觉去了，也许，她俩并未睡着，用耳朵听我俩吃瓜，滋味也不好受 。唉，怪谁呢，那时的小徐和我，就只顾自个儿了。安西的秋阳仍十分炽烈，晒在各自窗口 的瓜子一两天就晒干了，我和小徐就取回瓜子，再嗑瓜子吃。须知，此时我们吃的都是白兰 瓜或其他称作甜瓜一类的瓜。瓜子呈浅黄色，细细长长的，很小，瓜子仁也很小。在城市， 这些瓜子连带瓜瓤都被当做垃圾倒掉了。在这大量生产瓜的农场，我们作为劳动者却把它珍 贵地收集起来晒干，再耐心地嗑开它薄薄的硬皮，用舌尖细心地舔出小小的仁儿，细细咀嚼 ，像是在品尝人世间少见的美味。说它少见，还由于它数量极少，嗑一把瓜子儿，它的仁 儿 极少极少。可我和小徐把这极少极少的瓜子仁儿，认为是补充营养的珍品。除了吃瓜，我俩 把吃瓜子儿也当做人世间最美好的享受，每天都极有耐心地不屈不挠地嗑瓜子吃。　　饥饿，终于使我第一次开口向兰州的父母求援，请他们给我寄糕点来，我知道他们不会拒绝 ，但我怎么也料想不到，安安稳稳地居住在兰州的我的父母、妹妹和我的孩子们，一向凭粮 本吃饭的他们，此时也处于食不果腹的困难境地。孩子们曾在附近的菜地里，拣拾菜农收获 后残留在地里的白菜帮和其他烂菜叶……有时一面拣拾，一面就将可吃的菜叶随时塞进小嘴 。此时，我如若知道他们在兰州的境况，就不忍心向父母求援了，而我当时想也想不到这些 情形。　　我在财务科记账时，几次都遇到来向王会计报销的干部，有站上的，也有场部的，说起报销 的事由，都是出差抓逃跑的‘职工‘的，大部分的‘职工‘都是刚到家一两天，就被抓获又 押解回到了农场。10月的减粮，使很多‘职工‘都意识到难以活下去，他们既已刑满释放， 就以为回到自己的家乡总会有一碗饱饭吃，强烈的生存意识，使他们略作准备，便下定决心 逃跑，坐上火车，直奔自己的家乡而去。久别了的家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家乡有热炕头 ，有日夜思念的亲人，有热烘烘的亲情，更有多年没吃过的好吃的饭菜，香香地饱饱地吃上 亲人做好端在手边的饭菜，真像梦一样遥远而又美好。这使他们望眼欲穿勇气倍增信心十足 地在通往家乡的路上搭车飞奔，超越一切障碍，打破所有的障碍，哪怕是爬也要爬回家门， 死也要死在家乡。但是，他们的好梦未能成真，家里的炕头还没焐热，好饭没吃上几顿，腰 里别着手枪的农场干部就追到了，他们只能规规矩矩地跟着走，坐在返回农场的火车上，在 飞驰的火车的隆隆声中，他们的肚子又饿了，没有家人再递上热汤热饭……我想，为了防止 再次逃跑，他们一定是戴着手铐被抓回来的。干部们抓回了逃跑的‘职工‘就跟抓回了逃犯 一样得意，他们随意谈笑，述说着抓回‘职工‘的种种情景及细节。任务完成了，他们能不 得意吗?这中间，我也听到家属们的议论：‘抓回来的‘职工‘，一个个瘦成了一把骨头， 一把就能提起来，把这些人抓回来又能做个啥?‘女人们心软，她们没有当干部的自己男人 的那些对阶级斗争的考虑。　　其实，我初到四工农场不久，就遇到过一次‘职工‘的逃跑，而那是一次成功的逃跑，胜利 的逃跑。那个‘职工‘好像姓王，听口音像是江浙人，犯了什么罪被判刑我无从知道。他最 初在机修厂干活。当得知我家在兰州，曾瞅空和我攀谈过几次。他说，他妻子原来也是兰州 女中的学生，现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他们有两个孩子。我对他妻子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 员的职业内心很羡慕，表示：‘她的工作不错!‘这位‘职工‘也接上说：‘是不错!‘我的 潜台词实际上内容很多：她多自由呀，她下了班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节假日还可以和孩子 们一起玩玩，他们母子是多么幸福啊!这位‘职工‘看到我这个从兰州来的女性，或许也是 想到了他的妻子，从而有了些亲切感。后来，他被派去开汽车了，原来他也是司机出身。一 次外出回来，同他一起开车的平凉人杨师傅，满意地对杨股长说：‘（口外）盘子转得漂亮得很!‘我相信这位‘职工‘开车的技艺绝对地超过 了杨师傅，所以，他才获得了这样的赞誉。以后他再开车出外时，还问过我：‘带什么东西 不?‘我那有限的几个钱，拿在手中要紧抠着花，哪能托人从外地买东西，就谢绝了。　　再后来，他在一次外出后未回来。听汽车队的司机们说，他是在柴达木建设基地冷湖一带找 到了新工作--冷湖有个炼油厂，汽车队的司机常开车去那里拉汽油。四工农场肯定给那边 的单位去函去人索要此人，那边的单位用人正急，严正回绝，不予理睬。这样，我这位‘职 工‘朋友便得到有力的庇护，不再归来。　　我深深地为这位朋友获得自由、获得新工作而祝福。我想，他现在可以开车到兰州同妻子儿 女团聚。冷湖那边的单位既收留了他，也会给他相应的工资。他又可以寄钱给兰州的妻子儿 女，使他们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他能以在冷湖找到新的工作，一定经过精心策划，做了充 分的准备。这一切一切的努力，都值得。因为，他胜利了。当然，说得再远一些，以后的大 饥馑到来时，他肯定也会幸免于难，没有哪一个司机会在那个年代挨饿。　　有天下午，我回到宿舍，王桂芳、石天爱都不在，小徐满脸惊慌，小声告诉我：‘今天×副场 长到办公室来了，说是冼维汉偷面粉，叫杨股长把冼维汉叫来，冼维汉一进办公室，×副场 长 就拍桌子大骂，叫他交代偷面粉的事。冼维汉开始一口咬定没偷，态度坚决。×副场长说： ‘ 你还嘴硬，把龟儿子吊起来，看你还嘴硬不硬!‘一声令下，杨股长找来麻绳，先用细麻绳 把冼维汉手上的两个大姆指捆到背后，再用粗麻绳从背后绑住手，利索地把粗麻绳往房梁上 一搭，再往下拉粗麻绳，冼维汉就被高高地吊上了房梁，疼得大喊大叫，头上的汗大滴大滴 地掉在了地上，马上哭着承认：‘我偷了，我偷了!‘这时我吓得跑出了办公室。‘杨振英 看起来是个严肃正派的公安干部，平日在同我和小徐的接触中，说话极有分寸，政策性强， 我再也想象不到，他会很利索地一下子就把冼维汉吊上了办公室的房梁。小徐余悸未止，我 也被发生在身边的这幕惨剧吓糊涂了，按照平时对很多事我们都应保持缄默的习惯，连连对 小徐叮咛说：‘千万不敢说，千万不敢说，自己知道就行了。‘小徐作为目击者，倒像是自 己做错了事，听我一说，吓得对石天爱、王桂芳都没敢再说。可我们都错了，×副场长和杨 振 英光天化日在办公室房梁上吊冼维汉施以酷刑，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此事张扬出去，收到‘吊 ‘一儆百的效果!这天晚上，冼维汉被吊在房梁上惨叫的声音，几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我的难友们长期以来经受饥饿的折磨，在10月减粮以来，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求生，他们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增添口中一点吃的，而苦苦挣扎着。邹映南，原武威步校的军官，拿 出精致的毛毯、毛料衣服，请王杰生的妻子张露玲夜里带到一二十里外的农户那里，换回有 限的一点面粉。这种交换活动要避开站上的管教干部，也要尽可能地避开难友们--怕有人 打小报告，只能极秘密地进行。张露玲要再邀上一两个家属在夜里进行，往往出去一次， 就得胆战心惊地在戈壁滩上奔波一夜，此时，有粮的农户并不多，走村串户地打听，还得避 开村上的干部。当然如果遇上村干部家里有粮而且愿意交换衣物，交换就顺当多了。作为自 由人的家属，在这危难关头，不仅在每个家庭里撑起了多半个天，而且也为救助难友尽力。　　有一天，赵秉仁设法搞到些菜，在伙房后边添煤的灶膛上用茶缸去煮，被管教干部高队长看 见，就大骂道：‘你还是个记者，还是个编辑哩，你就这么特殊，跑到伙房后边偷偷煮菜， 你就不知道你是个啥球东西了。‘一阵臭骂，立即制止了赵秉仁继续煮菜。赵秉仁只能乖乖 地把茶缸从灶膛里取出端走。这些政治饱汉们断人活路的举动，在站上已司空见惯，高队长 只是表现突出的典型。　　我和小徐离开黄花农场时，当管理员的陈明曾送给我们几斤粮票--他是武威步校原军官中 最幸运的，他不曾来四工农场；还有牙医丁志远，我们平日里都开玩笑叫他丁医官，他也不 曾来四工农场。这些粮票在我们由黄花农场来四工农场的路上，到饭馆吃饭用了些， 还没用完。这天，我和小徐商量好，干脆请假到县城去买些东西，还可用粮票饱餐一顿。来 到四工农场后，我们还没进过城，我们需要添置些东西，是请假进城的正当理由，假准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一起上路了。县城离四工农场约15 公里，作这样的远行，正当青春的我们并不觉得辛苦。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我们都几次步行 到县城去逛，顺便也买些日用品，四大队到县城的距离同这儿也差不多。不过，以前我们去 县城，都是邀上本中队关系比较好的小伙子。同小伙子一起进城有许多方便，有些事我们可 以不必自己动手，他就会替我们做了。在四大队，我曾先后同王昭、王永、李佐亭一起进过 城，路途虽遥远，一路上，我们会有许多有趣的话题说个没完。　　这次进县城，我们不能到站上邀小伙子，注定只能是小徐和我。这才是无可指摘的。　　记得从十工农场四大队到县城，有相当一段路程是在茫茫戈壁滩上，没有男伴，我们就会迷 路。一次进城，在茫茫戈壁滩上，我看到到处有一丛丛被粉红色花雾笼罩着的不知名的植物 ，十分好看，同行的王昭介绍说：‘那是罗布麻，正在开花呢!‘这随风摇曳的粉红色花雾 笼罩在丛丛的绿色中，既陌生又亲切，像是要引人进入一个美丽的梦。再看周围或成片或三 三两两成丛的沙柳舞姿婆娑，沙柳细细的绿叶子像柏树的，枝干却是深红色，我忽然悟到上 小学时老师用来吓唬人的教鞭，当时叫做红柳条子，其实正是沙柳的枝条，想必那时兰州城 周边一定也有许多沙柳生长。在十工农场，芨芨草有许多用场，扫地的大扫帚用芨芨草扎成 ，夏收时捆麦子的草要子用芨芨草拧就，地窝子门上的草帘子是用芨芨草编织，房顶上的 草笆子也还是用芨芨草编成，下地时也常会遇到一丛丛的芨芨草，但并不太多，不引人注意　　。在浩瀚的戈壁滩上，有了绿色生命的芨芨草随处可见，它们招招摇摇聚成一堆堆、一丛丛 ，柔韧的腰身微微摆动，高傲地向你致意，却无低头哈腰之嫌。有小小的蜥蜴，在丛丛的绿 色中间飞窜。　　我最喜爱的还是粉红色的罗布麻花，轻轻地跑过去，从粉红色花雾中摘下几枝细细观赏。罗 布麻的花朵细细小小，像一个个的小酒盅，串成串，在枝条上如伞一般铺开。这未曾谋面的 罗布麻的花朵，激起我对大自然之美的热情。我在细细观赏中还似乎闻到了它微微的馨香。 来到农场之后，我再未见到过喜爱的花卉，农场的人没有养花的。安西的风暴，使这里无法 种植果树，所以我也无缘见到兰州的春季盛开在果园的杏花、梨花、桃花、苹果花等等。那 万紫千红的景象，在安西就从未出现过。我未曾料想，在浩瀚的戈壁滩上会出现粉红色的花 雾，我的惊喜之情便可想而知了。在粉红色花雾的点缀下，沙柳、芨芨草及别的不知名的野 草都显得精精神神，有了魅力。　　我手拿几枝罗布麻花，同王昭又一起上路了。心里还有几分得意：远在兰州的年轻姑娘，你 们可曾见到过戈壁滩上罗布麻开花的景观!　　同王永进城时，记得他从地里买了一个大哈密瓜，我们走在中途，便坐在沙柳丛边吃了。哈 密瓜的美味，我在头年已领略过了，安西离哈密仅300多公里，土质气候同哈密相差无几， 所以栽培的哈密瓜，堪与真正的哈密瓜相媲美。在安西放开肚子吃哈密瓜，真是我们的福分 呢!从县城回来，天已擦黑，进入四大队的地界后，看到地边采摘的哈密瓜堆得像小山似的 ，我们只是匆匆走过，并不去碰它。　　同李佐亭进城回来的路上，天色已暗，我们在戈壁滩上迷路了，走了几个小时也找不到四大 队，直到后来看到东边县林业站的灯光，才弄清方向折转回来。回到队部，已是夜里11点多 钟。隔壁三组的人说：‘刚才赵队长还过来查问，问你们怎么还没有回来。‘我说是迷路了 ，三组的人就笑了一阵。作为男子汉的李佐亭居然在戈壁滩上迷了路，他们觉得很好笑。　　从四工农场到县城，不经过戈壁滩，只消顺着农场旁边一条沙石的公路往前走，就会到达县 城，这对我和小徐就方便多了，走15公里路，在我们是无所谓的。　　到了县城，我们先到小饭馆饱餐了一顿，也就是各吃了一大碗臊子面。初到安西在县城住着 等农场车来接我们的时候，我和报社的难友们就在这个小饭馆吃过饭，当时觉得这里的饭菜 既贵又不好吃，在农场待了几年再吃饭馆的臊子面，就觉得既美味，也很值得一吃。在农场 ，即便有粮票有钱，从食堂也买不到这样的臊子面，何况，10月粮食定量减为24斤后，我们 每天只有8两的主食，饥饿的胃肠能吃上臊子面，真也是一次大改善呢。　　饭后，我们在街上几家商店转了转，随便买了几样日用品，看到一家小小的照相馆，还走进 去合了个影。到下午三四点钟时，我们就动身回农场了。　　回到农场没几天，县城里的照相馆把我们的合影寄来了。半年多食不果腹，我觉得我的脸已 有些瘦削。平日里，由于紧张忙碌，作为年轻女性，我们都很少照镜子，也没心照镜子。这 张照片，把真实的我让我自己看到了，但我也顾不上多想，只是立即决定，写信时要把这张 照片寄给景超。小徐在照片里显得特别的美，笑得特别的甜，完全是一派美人儿的风韵。我 相信，她一定也是把照片寄给了兰州的他。感谢她寄走了照片，这张照片才得以保存到现在 ，成为珍贵的纪念。　　为了挽救我急速加剧的近视，我曾问及医院里的一个‘职工‘，医院有没有鱼肝油。他是武 山县人，我在甘肃农民报采访时蹲点就在武山县。我最后一次采访，被领导上的一封信召回 ，随后不久就成为批判对象，也是从武山县回来的。对这位武山的‘职工‘，我觉得有些亲 切感，曾和他攀谈过几次。说到鱼肝油，我估计他也无开处方的权利，只是试探性地问一问 ，想从他的回答中寻求开处方的途径。谁知，他的回答很干脆：‘有，你要吗，我给你一瓶 。‘说完，转身进了药房，回来时手里就拿着一瓶鱼肝油丸给了我。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 的，而我不伸手接下这瓶鱼肝油丸，从别的医生那儿是不可能得到一瓶鱼肝油丸的；再想想 ，我现在还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自然也享受公费医疗，拿一瓶鱼肝油丸又算什么。我为夜 里加班近视加深而要一瓶鱼肝油丸并不为过，就接过了他递来的鱼肝油丸。没想到，这事被 告发到场部财务科贺嘉宝科长那里。两三天后，贺嘉宝找我谈话，说话很难听：‘他给你鱼 肝油当时就被发现了，你们勾结一起，拿医院的鱼肝油，这是啥行为!俗话说：吃了人的口 软，你这样下去，还会出啥事，都很难说!‘拿了瓶鱼肝油丸竟被认为是‘勾结一起‘，‘ 吃了人的口软‘等等，这简直太难听了，从来没有人用这种口气同我说过话。难道为了一瓶 鱼肝油丸，我还会和一个刑满就业人员再干出什么吗?太侮辱人了，但我拿了瓶鱼肝油丸毕 竟是事实，这侮辱，在此时此地，以我的身份，我只能默默地吞咽下来。后来我想，我拿鱼 肝油丸，未必当时就被发现，如果当时被发现，这瓶鱼肝油丸我就拿不回来，很可能还是同 室的女伴打了小报告。多年后我才得知，四工农场医务所有的工作人员把乳白鱼肝油拿回家 炸油饼全家人共享，也并没有被追究。当年贺嘉宝对我的侮辱，使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1961年，我们被‘抢救‘回到兰州后，我很快就到医院眼科查了近视的度数，右眼由3年前 的600度整翻了一番已加深到1200度，左眼也加深到800度，高度近视已使我的眼底发生病变 ，我立即重新配了眼镜。到1963年，出现眼睛玻璃体混浊，并发中心视网膜炎，我病休近一 年，几乎失明。就在我写本书进入定稿阶段时，由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病变再度出现，且比 30多年前更严重，玻璃体混浊再一次出现，眼前出现悬浮物，右眼玻璃体后部脱离，而且视 网膜出现裂孔，再发展就是视网膜脱离，完全失明。孩子们担心我会失明，劝我少用目力， 少写，可本书已近尾声，我能搁下笔吗?我用整个生命在写的这本书，我只能不顾一切地继 续写下去。尽管视力退步已影响写作，但我不能辍笔。我同时还得坚持治疗，每天治疗，这 样，在本书的结尾阶段我分外地付出了更多的辛劳!　　当年那个贺嘉宝为一瓶鱼肝油丸，不问青红皂白，大肆问罪，他根本不会想到，我在那样严 酷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几乎断送了我的一双眼睛。　　×副场长的凶狠霸道终于有一天也落到了我的头上。他要到酒泉去开会，当时农场的条件尚 未 能为书记、场长配备专车，哪怕是一辆吉普车也没有。去酒泉，从场里上车比较便捷，坐上 大卡车可直抵酒泉，当然，是坐在司机旁边的座椅上，座舱里仍然是很舒适的，还可以和司 机一路闲谝，路上也不寂寞。按照当时场里的规定，大卡车出外一定要有运输任务，不能空 车去。这天，他突发奇想，想坐拉汽油的车去酒泉，而拉汽油的车必须先拉上空汽油桶，才 能把汽油运回。下午饭后，突然通知我清点一车空汽油桶，准备好第二天要出车，并且把 装空汽油桶的几个‘职工‘也打发来了，立等装空汽油桶上车。这时，×副场长也大摇大摆 地 赶来问情况，以便督促装车。我说：‘现在只有十一二个空汽油桶，装不满一车。‘能不能 腾出空汽油桶，这要根据司机们用油的数量来决定。司机们去拉运汽油，一般也是在有一车 的空汽油桶后，才安排出车。这个×副场长想去酒泉坐农场的大卡车，命令我立即准备一卡 车 的空汽油桶，这是我根本无法办到的事。而他竟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大骂：‘妈那个巴子 ，你为啥准备不好一车汽油桶，你是干啥子吃的!‘骂着，走上前来，抬起脚就要踢，伸出 巴掌要打我的耳光。此时，幸好我的身边有几个家属--其中一个正是杨振英的老婆马玲芳 。她们为了庇护我，上前急忙拦住了他，他的手脚才未能施展开。他又乱骂了一通 ，才恶狠狠地走了。　　后来我再见到马玲芳，她同情地说：‘你们几个(指我和我的女伴)在家里自己的妈妈跟前， 妈妈都亲得很，和别人家的女孩儿一样亲，到了这里……‘她含蓄地再没说下去。她是以女 人的善良，对我要挨打看不过眼，才庇护了我。我听到她这番话，眼泪不禁滚落下来。　　我没想到，就这个凶残霸道的×副场长，还是个好色之徒。机修厂的难友赵贵春的妻 子黎淑莲，年轻，容貌姣好，跟他又同是四川人。他作为副场长，一次在召集右派分 子 的家属们开会后，听到叽叽喳喳的家属们之中，有一个竟然说话是四川乡音。他一眼瞅过去 ，见这位家属长得很漂亮，细高挑个儿，十分惹人爱，就立即迷恋上了她，并起了歹心。　　黎淑莲在赵贵春当了右派分子之后，于1958年初回到老家--四川岳池县农村， 在4月生了 个男孩。她哪里知道，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老家，此时农民已食不果腹。她一回到老家 就挨饿。作了年轻母亲的她，奶水少，小男孩也挨饿，更使她心如刀绞。再说赵贵春到安西 十工农场后，根据他的专长分在机耕队工作。十工农场生活虽艰苦，无挨饿之虞，她就带着 孩子来到十工农场。　　在十工农场一年，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到3月又该分娩了，当时她和丈夫住在四工农场的 一个窑洞里，窑洞连门都没有，门上只挂着一张烂帆布片。到临盆时，是丈夫赵贵春接的生 。没有消毒的剪刀，就用打破的瓷器片割断了孩子的脐带。才刚打破的瓷器片茬口既锋利又 无菌，割初生儿的脐带，是一种既原始又科学的方法。第二个孩子又是个男孩。　　黎淑莲生完第二个孩子不久，在开家属会时，同×副场长邂逅而遇。　　×副场长自从认识了黎淑莲这位老乡后，便不断上门，送给她一些糖块、饼干，还介绍她认 识 了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以女人的同情心，认识她之时就说：‘你以后有啥困难就来找 我。‘后来果然送给她一些胡萝卜之类，在蔬菜奇缺的农场，也就算是佳肴了。该 副场长作威作福，没多少正事可干，性喜打猎 ，还有个骑着骆驼打猎的癖好。当他兴致勃 勃地在戈壁荒原上打完了猎，常会顺路拐进黎淑莲的家里，问长问短，说些不三不 四的话。说是打猎回来，奇怪的是他似乎从未打着过什么猎物，来到黎淑莲家，总是两手空 空。贫苦农民出身的他，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们倒是有着深仇大恨 ，动不动就在黎淑莲面前流露：‘右派分子一个个都是棺材瓤子!‘我的难友方正儒的老婆 生了个男孩，全家人正为在四工农场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如何把孩子抓养大发愁。×副场长听 说 后带着怪笑，嘲讽地对黎淑莲说：‘右派分子还兴风作浪，方正儒的老婆还生了个男孩!‘ 方正儒两口子在无奈中后来把生下的男孩送给了四工农场的理发员，理发员以后去了陕西， 方正儒至今也未能找到自己的亲骨肉。　　再说黎淑莲从他那嘲讽的笑容里，意识到，他认为右派分子就不该生育，该断子绝孙才 是。不久后，他又提出‘场部的王干事没男孩，把你的小儿子送他算了。‘黎淑莲见他 心怀叵测，还没顾上回答，他又加了一句：‘把大男孩也送人算了，要孩子干什么!‘黎淑 莲一口回绝，再难，也不能把亲骨肉送人!　　后来，他干脆下了命令，不许当丈夫的赵贵春回家住宿，在机修厂‘职工‘的集体宿舍 给他安排了个铺位。赵贵春只能顺从，不能跟他对抗，更不能说什么。刀把子攥在他手 里，如若对他略有不敬，他知道该怎样处置一个阶级敌人。几年来，苦难中的赵贵春一直庆 幸自己有家的幸福，可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光顾，不安和愁闷便笼罩了这个家。妻子对 他仍一如既往地体贴温柔。对那只老狼他不能不怨恨在心，作为丈夫的尴尬地位他无法忍受 。在10月份口粮减为24斤后的严峻日子里，赵贵春和妻子最后作出决断，由妻子和俩孩子回 赵贵春的长春老家。此时，妻子已将全家4口人当月的口粮买来，她将全家人省下的面粉全 留给了丈夫，这有限的面粉，在11月的非常时刻，保住了丈夫宝贵的生命。黎淑莲手里拉着 不到3岁的大孩子，背上背着7个月的小男孩，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又跋涉在数千公里的返家 途中。这次去的目的地是长春。　　父母寄给我的糕点来了，我到场部的小邮局去拿，看到包裹的布很旧很薄，下面已露出个小 洞，邮局的小伙子把包裹用秤称了一下，表示分量是够的，其实这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粮食 定量肯定也减了，食品对于他很需要，从包裹下面的小洞里肯定有些糕点渣儿进了他的嘴， 而他未把糕点全部私吞，我还应感激他。把糕点拿回宿舍后，我给女伴各分了一块，也就是 意思了一下，这数量极少的糕点，有油又有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异于天国来的珍馐。 父母从兰州给我寄来糕点很不易。当时，兰州的糕点已按人口定量供应，他们已吃不饱饭， 这寄来的1斤左右糕点是从大家的嘴里抠出来的。父亲在寄给我的信中还附了伐夏的一封信 ，伐夏的信说，他们现在都在食堂吃饭--城市也实行了食堂化，今天他们在食堂吃了油饼 稀饭，他吃得很饱。这些话完全是为了安慰我，而我竟信以为真。　　有一天，王桂芳的爱人赵振荣来看她，下班时，我看见他俩并排坐在王桂芳的床上说话，过 了会儿，赵振荣就走了，他走后，我注意到王桂芳的床上多了个一尺多长的小木箱子。过了 几天，我们才得知：赵振荣失踪了。石天爱、小徐和我心里都明白，是严峻的粮食形势，逼 得他逃跑了。他逃跑绝不会像那些‘职工‘一样，留在安西的家里，而是远走高飞了，农场 的干部要追捕也是无法。王桂芳的嘴自然是闭得紧紧的，纹丝儿口风不露，他们两口子在关 键时刻头脑很清醒。　　我们再也想不到，过了几天，杨振英又宣布：11月粮食定量减为15斤。干部家属也一样，一 律减为15斤。理由很简单，农民的口粮都是15斤，我们不能特殊。而且讲明，场里要抽调一 部分人去搞代食品，安西有一种野生的碱菜子，产量很多，可以代替粮食补充不足的口粮。 杨振英并立即作了安排，从场部的‘职工‘中抽调一二十人，第二天就出外搞碱菜子去，宣 布了名单。　　我和女伴们心头都罩满了乌云。我们身处戈壁深处，与外界完全隔绝，真不知外面的世界究 竟发生了什么事，又不敢议论。但我还是把这里农场一再减粮，11月减为15斤的消息写信告 诉了景超。我知道，他的景况肯定更差，而减粮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不能不告 诉他。　　搞碱菜子的队伍庞大，尽管碱菜子在安西产量也大，因为系野生，饥饿的农民也在收割，农 场队伍庞大，也有抢收、争取多收的意思。　　我的难友一部分也被派去搞碱菜子。巧的是，他们采集碱菜子的地方，正是十工农场前年种 撞田的西湖。1958年，仅三大队种撞田就收了20多万斤小麦，而今四工农场派大队人马去抢 收的却是一种野生的碱菜子，只能在大灾之年充当代食品的草子。由于是到远离农场的荒野 里去采集，行动上相对多少有了些自由。杜绍宇、方正儒、王俊文、梁振光等10人是一个组 ，带队的是个武威民工刘光华，住在一个大帐篷里。此时，他们饥肠辘辘的日子已经很久了 ，而且更严峻的日子即将来临，再过些天，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就要减成半斤，鬼门关正在 向每个人逼进。每个人都忧心忡忡，谁也不愿意等死!　　白天在采集碱菜子时，他们发现附近有生产队的羊群，有个牧羊人在活动，到了夜间，大家 凑足了钱，便派出杜绍宇、方正儒二人去和牧羊人谈判，任务是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牧羊人卖 一只羊给他们。开头，牧羊人一口回绝，队里的羊，他无权出卖。杜绍宇和方正儒送过去一 支又一支的香烟，一口一声地叫着‘老哥‘，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再四地从各方面 说明此事可以做到绝对保密，队上领导绝不会得知，吃到肚子里消化了的羊肉，队上领导怎 么会看见?翻年开春母羊又要下羔，羊的总数目不会少，老哥大风大雪天在荒野地受苦放羊 ，队长在家里的热炕上吃香的喝辣的，工分不比老哥你记的少，挣的比你只多不少。你 卖给我们一只羊，手头宽便些，扯几尺布，给娃娃买几块糖吃一下，就不犯难了，救了我们 的急也救了我们的命，两相方便的事，求到你门上了，你又何苦不答应，请行个方便嘛!这 些 近似苦苦哀求的话语，终于打动了牧羊人的心，何况，除了绝对安全保密，牧羊人还会得到 实实在在的一笔钱，双方议定一只羊卖20元。牧羊人虽放着队上的一群羊，自己真正一贫如 洗，20元也算个不小的贴补。生产队里的人此刻虽然也饥肠辘辘，但没有人会同他做这样的 交易，首先是没有人能付起这笔钱，再则就是有人能付起这笔钱，他们之间也不敢做。没有 不透风的墙。在那个年代，谁家宰了一只羊，全家人吃上了羊肉，会立即被左邻右舍知道， 然后传遍全村，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不说人们传播，就是交易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吃了 羊肉的人嘴里喷出的膻腥气，也会使秘密暴露无遗。这样，至少放羊的美差就得丢了，队长 会换上对此差事觊觎已久的别人，或是换上队长更加信任，能够给自己更多好处的人。在 那饥饿的年代，牧羊人偷喝羊奶，偷吃羊肉--哪怕是吃死羊肉，都是常事，队上一般都不 管，也无法管。所以，放羊的活是别人羡慕不已，无法争到的美差，牧羊人对这一切心中都 似明镜般亮清。最后交易做成，他心里安然熨帖，喜不自胜。这意外的财路真是如同天上掉 下来的，还十分保险。　　杜绍宇、方正儒赶着羊往回走时，大喜过望。一路走着，俩人又动起了脑筋，我们费尽心机 磨破嘴皮子买来的羊，理应自己先享受多享受一点。他们找到一处避风的低洼地，决定先杀 了羊，把羊的心肝肺先自己吃了，背回羊肉大家再分而食之。　　荒野里枯败了的野草、草根随处都是，一会儿，他们俩便烧起一堆篝火，用一把小刀剖开羊 的胸膛，从中取出热热的心肝肺，抛入篝火中烧烤。等烧得没有了血腥气，先从最容易熟的 羊肝吃起，二人分食，然后再吃心肺。多日来没见过荤腥，胃肠有了羊下水的滋润，浑身都 觉得分外的舒坦惬意。　　眼巴巴等着他俩买羊归来的难友们，终于看见他俩背着已经宰杀了的羊回来，都兴奋极了。 杜绍宇笑着说：‘羊买回来了，也杀了，我们把心肝肺先吃了!‘激动不已的难友们对他们 能想方设法买回一只羊感激不尽，谁还会怪罪他们吃了羊的心肝肺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连声 说：‘吃了就吃了，买来就好，买来就好!‘有的还说：‘该犒劳犒劳你们，吃了心肝肺算 个啥，你们买来羊是立了大功啊!‘羊被麻利地剥了皮、剁成小块，在他们外出时带来的大 锅里煮了一锅。10个人坐的坐，蹲的蹲，睁大了眼睛，全都盯着锅里翻滚着的肥羊肉，闻着 肥羊肉不时散发出的香香的气味，久违了的香香的气味!‘垂涎三尺‘，正符合此时的情景 。羊肉煮得能咬嚼得动时，大家就递上饭盆，在每个饭盆里舀上几块肉、一两勺肉汤。每个 人立即都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口腹的享受达到了极致，内心的满足与幸福感，也是达到了 顶峰!留在农场的难友们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会在荒野里吃上肥羊肉，而且是10个人吃一 只整羊!　　杜绍宇、方正儒由于有了这次交易的成功，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功臣、英雄。当强权者用饥饿 欲置众人于死地之时，是他俩冒着极大的风险，极其机智地买回一只羊，在大家的心中展示 出希望。仅仅是一只羊，就驱除了几天前还厚重地蒙在每个人心头的阴霾，而向每个人心中 展示了活下去的希望。在渺无人迹的荒原上，没有热烈的鼓掌，也无高声的吹呼。这些自认 为有了生之希望的受难者，从此便每日里筹划着如何再做下次的交易，再来一次饱餐羊肉的 幸福。　　他们都是取消了工资，只靠30元左右的生活费过日子的人，买了几次羊后，便手中拮据，无法再掏钱买羊了。为了活命，他们胆大包天，开始偷窃牛羊。一次，方正儒和杜绍宇注意到 有个牛圈里圈了二三十头牛，牛圈靠外只有低低的矮墙。到了半夜，他二人偷偷摸进牛圈。 此时，圈里还住着放牛的牧人。方正儒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靠矮墙的一头牛犊身后，小声对 杜绍宇说：‘你从牛屁股上抬一下!‘杜绍宇从牛屁股上使劲一抬，说时迟，那时快，方正 儒已把牛犊从矮墙上翻到了圈外面，二人快速轻轻地跑到外面， 用半截麻绳把牛犊拉上就往驻地走。离牛圈已有了一二百米距离，在一个僻背处，方正儒拿 出麻绳，把牛犊的前后蹄子捆绑住，取出一把剃头刀，利索地割断牛犊的喉管，剥了牛皮， 割下牛头，打开牛的颅骨，先生吃牛脑，说：‘这是最养人的东西，你也吃上些!‘但杜绍 宇心里恶心，无法生吃牛脑。方正儒一人吃完了牛脑，又用剃头刀割下牛脊椎上的里脊肉， 说：‘里脊肉最嫩，咱们都吃上些。‘他二人生吃里脊肉，果然觉得鲜嫩非常，略带咸味， 十分可口。吃完里脊肉，他们把牛头、牛皮埋下，把牛肉放进一个背篼，背回帐篷，和难友 们共享。　　再一次的进攻目标，是一个骑驴人放的一群羊。杜绍宇曾向放羊人买过一条羊腿。一次，杜 绍宇上前和放羊人搭讪着说了一阵话，放羊人高兴了， 敞开衣襟取出羊腿，把羊腿卖给了杜绍宇，也认识了杜绍宇。　　我的难友们注意到，放羊人每天下午赶羊群回圈前，都要赶羊到疏勒河边饮水，和疏勒河平 行的有一条不很深的土沟，羊群去河边饮水，先要穿过土沟，才能到河边，土沟两边的塄坎 会遮挡住放羊人的视线，使他无法看到沟底里发生的事情。这样，一个大胆的行动方案就形 成了。为了保险起见，决定让杜绍宇找放羊人缠住说话，他们已是老相识了，缠住拉一阵家 常顺理成章。同时，派出王俊文、梁振光各提一个麻袋，到沟底里捉羊。　　杜绍宇和放羊人拉够了家常，放羊人骑着毛驴走了，他只好一个人往驻地返回，可前后左右 看了一阵，不见王俊文、梁振光的影子，他二人偷羊得手了没有?看不见人，就不知是怎么 回事。他回到帐篷里又过了一会，才见王俊文、梁振光麻袋里各背着一只羊，兴冲冲地胜利 归来。原来，他俩在羊群过土沟的时候，出手麻利，两人合捉一只，很快就捉到两只羊装进 麻袋，担心放羊人看见，一直在沟底里躲着不敢出来，直到最后觉得万无一失了，才顺着沟 底匆匆返回。　　两只羊立即被宰杀，剥了皮，就在帐篷中间的地上用大锅煮了起来。10个人把煮羊肉的大锅 团团围住，羊肉煮了一夜，他们吃了一夜，到天亮，两只羊吃了个光净，骨头一大堆，把骨 头找了个地方挖坑埋了，把两张羊皮藏到被子后面。然后，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睡其觉。过 了两三天，也没见放羊人找来。王俊文又很内行地把两张羊皮鞣制了一番，晒到帐篷外面的 荒滩上。　　11月即将来到，每人每天吃半斤粮的日子马上就要开始，碱菜子不久将派上用场，抓紧采收 ，不得有误。　　这10位难友，在西湖采集碱菜子自由行动的1月左右的时日里，用买来及偷来的牛羊肉养壮 了身体。回农场时，他们仍用安西特有的木轮大车拉着铺盖帐篷、碱菜子，如期回到站上。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七章11月1日终于来　　(起8E点8E中8E文8E网更新时间：2004-1-11 15:32:00　　本章字数：12212)　　11月1日终于来临了。　　每日3餐自然改成了两餐。上午的饭改在10点开饭。我和小徐忐忑不安地端着饭盆子去打饭 时，食堂里已有十来八个机修厂的‘职工‘在我们前面排着队打饭。打饭的程序很简单，炊 事员用铁制的大瓢--也叫马勺，在大饭盆里舀上一瓢倒入打饭人盛饭的食具里就行，打饭 者 从炊事员手里接过饭盆，转身就走。然后是下一个。机修厂的‘职工‘用的打饭食具，相当 一部分都是镔铁做的半尺多高的大缸子。这是因为机修厂有个小车间就在我们的宿舍隔壁， 专门供镔铁匠做活，从车间里取点边角碎料，做个大缸子很方便，可以省下买饭盆的钱。我 和小徐用的饭盆都是搪瓷的，是从商店买的。我的饭盆直径有26厘米，是先买的；小徐后来 去买时，没有了我买的那种，她买来的比我的更大。有了这样的大饭盆，可以一次性地把应 打给我们的饭菜一次打回。记得在夏季伙食还过得去的时候，我和小徐在吃完面条之后，还 一块儿端着饭盆同去伙房，向炊事员讨要下过面条的面汤，面汤既是下过面条的，里面就有 面气子，我们讨要面汤，主要是为了在定量的饭食之外，再增加一点面气子。食堂的炊 事员 共有两人，一个是正规的工人，一个是刑满释放后留场的‘职工‘，听说原来是个资本家， 可能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犯了事的。这两个炊事员大约看见我和小徐还顺眼，每 次见我 们讨要面汤，总是爽快地在每个饭盆里舀半盆面汤，让我们心满意足地走出伙房。石天爱和 王桂芳就没有这种机会，她俩从未去伙房要过面汤，可能是考虑到两个炊事员未必会给她俩 这点面子。可我们也遇到过难堪。一次，我和小徐刚走进伙房，就被场部一个干部大声喝问 ：‘你们进伙房做啥，做啥?‘我们只好默默地退出伙房，根本没有回嘴的余地。这使我立 即想起机修厂车工小潘的话：‘真够丢人现眼的!以前，谁会这样丢人现眼!‘小潘是在食堂 排队打饭时，为抢一干部倒在了打饭的窗台上的面条，被炊事员一顿叱骂后，聊以解嘲地说 了那番话。为了一点面汤，我和小徐也被人家大声喝问，我们却连聊以解嘲地说几句让自己 下台的话都没有权利，当着那个干部和炊事员们的面，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说，在匆匆走出伙 房门后，我们仍然什么话也不说。小潘是‘职工‘，他刑满释放后已没啥了，也许，正是因 为当着两个女性的面为抢几根面条挨了骂，他觉得脸上下不来，才解嘲似的说了那样几句话 。我们也觉得脸上很下不来，当着那个干部和炊事员们的面，我们不敢说什么。走出伙 房门后对自个儿又觉得无话可说，自己心里的委屈自己知道，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样，我想 了想小潘说过的话，也就给自己解了围。现在，我端着饭盆打饭，不知道和了碱菜子的面是 什么样，吃着是什么味道，吃不饱是肯定的了，因为我们已挨饿很久了，每天半斤粮加上代 食品，又怎能吃饱呢?　　轮到给我打饭了，一马勺倒进饭盆里的，竟然也是将近一满盆的饭，只见汤是黑乎乎的，里 面的‘面条‘有手指粗，也是黑的，横七竖八地堆在黑乎乎的饭汤里，竟然还很多，堆得差 不多漫出了饭汤，这到底算是怎样的饭?我心里琢磨着，和小徐一道匆匆回了宿舍。　　一进宿舍，我们立即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吞嚼起来。指头粗的碱菜子‘面条‘咬下去还有 点嚼头，硬硬的，没什么怪味；饭汤稠稠的，也没怪味。在煮‘面条‘的过程中，粮的面 气子及碱菜子都煮在了汤中，所以汤很稠。　　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好。一饭盆的‘面条‘好像也能把胃填得差不多饱了，但是，两三个 小时后，尿了几次尿，胃里仿佛就空空如也，比以往饿得更厉害，我才立即意识到每月15斤 的定量比上个月的24斤是差多了。这天没有人来领油料，很闲，越是闲，越觉得肚子饿得难 受。记得过去在报社时有人把肚子饿开玩笑地说成是‘肚子闹革命了‘，如今我们当右派分 子已两三年了，作为阶级敌人，‘革命‘已同我们无关，‘肚子闹革命‘这样的语句这样的 幽默已无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想起它来心里只有悲哀，而饥饿是再真实不过地折磨着我。 折磨着我身边所有的难友及每个‘职工‘。　　安西的冬天来得早，所有的人都早穿上了棉衣，由于饥饿，我觉得身上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 ，一阵阵地发冷……来四工农场后，我进一步地学会了对各种磨难的承受和忍耐。我意识到 ，对于面临的饥饿，我仍然只能默默地承受和忍耐，我们已饿得很久了，除了默默地继续承 受和忍耐下去，我又能怎样?我别无选择。　　在闲待中，我一直注意着窗外的阳光，看阳光慢慢西斜，一会儿看一次，注意阳光移动时留 下的阴影，心烦意乱。　　下午打来的饭，跟上午一模一样，我们仍大口大口地吞咽咬嚼着，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食物 来源。除了食堂供应的两顿饭，我们绝无其他食物来源。　　晚上，我仍去财务科记账，工作一如既往。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不断加深的近视，使我不得 不低低地勾着头，拿出一张又一张的凭单，分门别类地记在各种账本上，仍不敢有一点马虎 ，一点懈怠。这样倒也好，由于思想紧张，饥饿感倒不十分突出了，不像中午后干干地等着 吃饭，分分秒秒都觉得饿得难受。　　王会计一边工作，一边和才出差回来的王股长聊天。他轻松地说：‘我老婆人家主意很正 ，说走就走，门一锁，领上两个娃娃就回了陕西，到老家住去了。‘下面的话他再没说下去 ，我意识到他是在庆幸老婆孩子都回了陕西老家，如果还留在农场，就要同别的家属一样， 也 吃每月15斤的口粮，全家人就都要受苦了。在目前严峻的粮食形势下，干部家属都失去了原 先可能有的优待。老婆孩子都在身边，不仅是全家人受苦的事，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子汉、身 为干部的他，也得操许多原来可以不操的心，得操碎了心。王会计老家在陕西，粮食状况比 甘肃要好，老婆孩子当时尚无挨饿之虞，所以，王会计说起老婆孩子回了陕西老家，心中还 有几分安然和得意。　　几天后，我们还吃上了麦草和着面粉做的小小的馍馍，这种小小的馍馍很瓷实--麦草当然 发不起来，颜色像麦草，只是灰暗一点。这顿饭每人有两个小馍馍，另有半饭盆的菜汤，也 算是变了个花样。我原以为，每天半斤口粮，我们不可能再吃上馍馍了，因为原来吃的半斤 一个的麸子馍也没有多大，如今全天的口粮只有半斤，哪还能吃上馍馍呢。真是想也想不到 ，我们居然还吃上了馍馍，只不过是麦草和着面粉做的，虽说小，每人还有两个!　　这时，我身边有个采集碱菜子回来原来当裁缝的‘职工‘，人长得白白净净的，是个上海人 。他说，加工麦草，正是他们干的。他们采集碱菜子回来后，先是把碱菜子作进一步的加工 。那时，我见到场部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堆成小山似的绿绿的碱菜子堆，碱菜子长在细细的枝 条上，采集时是连着枝条装运回来的。把堆成小山似的碱菜子翻晒一两天，然后像打场一样 ，把子儿敲打下来，除去枝条，再装进麻袋交给伙房，有些一时还不能立即用的，还要装 进仓库，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虽然曾经是熟悉农村的记者，对于麦草怎样加工再做成馍，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在排 队打饭中就顺便向他问起。吃麦草馍是生平第一次，麦草如何做成馍真也是个新奇的事儿。 他见我问起，就详细介绍了起来，其过程大概如下：把麦草先铡短，在大锅里炒干，再在石 碾子上碾碎，用筛子筛了，把未筛下去的部分在石碾子上再碾再筛，这样经过反复地碾和筛 ，麦草都加工成了碎末，送到伙房，再用清水泡几次，换几次水，洗去麦草的碱气，最后再 和上面粉，才能做成馍馍。　　我一边挪动着脚步向打饭的窗口走，一边听完了他的介绍。心里十分纳闷，用麦草作为代食 品，比种麦子麻烦多了，工序太多，花的力气也更多，最终加工出来的仅仅只是少量的代食 品，而不是粮食。农场与其费很多人力花大力气制作代食品，为什么不在种粮食上下工夫呢 ?难道农场的粮食真已山穷水尽，不花费很多人力制作代食品，就难以度日?我听说，碱菜子 交给伙房后，也要在大缸里用水泡几天，要不断地换水，洗净碱气，才能食用。我们吃的黑 黑的‘面条‘没啥怪味，就是由于碱气已被不断地换水洗净了，如若洗不净碱气，‘面条‘ 就会苦得难以下咽。顾名思义，碱菜子如若碱气不重，又为啥起了这么个名呢。总之，为加 工代食品花费大量的劳力，我独自默默地思考，却怎么也想不清楚是咋回事。我回想起在十 工农场三大队派一部分人种撞田，随便就收回20多万斤小麦，大家的肚子吃得饱饱的，种撞 田的人在辛苦中更是放开肚子吃饭的情况；两年多后的当今，四工农场土地不少，我在夏收 中亲眼目睹，地里的小麦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估计农场大概怕‘职工‘逃跑并没有考虑派 人种撞田的举措，而现在却花费更多的劳力去加工代食品，这到底是咋回事啊?由于这一切 种种的情况都牵涉到粮食政策，我只能在心中向自己发出诘问，而不敢在言语中透露出一丁 点儿的口风。　　麦草馍馍的确很好吃，我们由原来根本不指望吃馍馍而今意外地又吃到了馍馍，真是觉得麦 草馍馍已成为了人世间最好吃的美味，可惜太少太小，以我们当时能吞下几斤食物的胃口， 两个小小的麦草馍馍，只不过像是塞了牙缝的什么小玩意儿，使我们在回味中留下了遗憾。 以后还吃过一两次麦草馍馍。由于加工它太费劳力和时间，我们还想再吃到它而最终未能如愿。　　大约在10天后，机修厂的‘职工‘中出现了第一个死亡者。此人个儿高高的，平时就形容枯 槁，面黄肌瘦。杨振英在办公室对我和小徐说，那人得的是心脏病，死前全身浮肿。我们原 来都知道这个‘职工‘，对于他的死因只能听杨振英说的，没有心思去多关心。又过了几天 ，我在场部办公室附近，碰见了二站的家属黄宫桂，只见她两眼哭得红肿，流着眼泪，悲伤 不已。我心里一沉立即意识到她的丈夫钟贵祥一定是不幸去世了。我在十工农场畜牧组喂鸡 兔时，黄宫桂作为家属曾来临时帮过忙。她，个儿高挑，人长得俊气，干活麻利，在‘咯咯 ‘ 的笑声中，很利索地就把清理饲草的活干完了。她的丈夫钟贵祥来四工农场后，在春节场部 的晚会上，还和小徐一起演出过黄梅戏，是个很棒的小伙子。他俩都是河南人，有两个小女 儿。当时，场部的干部正和黄宫桂说着什么，我无法上前和她搭话。在四工农场，右派分子 的身份不允许我有正常的人际交往，我为钟贵祥的不幸悲伤--他是我曾经熟识的难友，而 不同于那个‘职工‘，更为黄宫桂今后的日子难过。一个没有工作的寡妇带着两个小女儿将 怎样活下去。右派分子的丈夫就是已经死去，她和两个小女儿仍将在乌黑的阴云下抬不起头 来。可怕的政治阴云，无处无时不在!我想对黄宫桂说几句劝慰的话，可我没有权利在干部 们跟她说话的时候搭话。再想想，我那想说出的劝慰话，苍白无力，说了跟不说也一样，心 里真想说的话又不能说。这样，我只是无言地驻足看了看她，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她。　　以后，几位女伴从不同的渠道传来了一、二站我的难友们不幸的死讯。最先传来的是曾是我 们的演出伙伴的韩书谦，他是男中音独唱家：‘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 他那雄浑嘹亮动听的歌声，在乍一听到他的噩耗时，竟意外地又突然出现在我的耳际……他 是那么棒的小伙子，黑红的脸膛，强壮高大的身躯迈出的步子总是那么有力，他那儒雅的风 度很招人喜欢。记得去年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夏收后的一个星期日，他还拿出珍藏的照相机， 找小徐、我，还有六七个难友一起，给我们照了相。这是多么珍贵的留影，终身难忘的留影 !当时，他手头也十分拮据，胶卷冲好以后，只给小徐送了一套共5张照片，其中还有我和小 徐的一张合影，所幸这5张照片后来由小徐带回了兰州的家中。30年后，小徐已成了老徐， 将这5张照片拿出给我看，我把它们翻拍放大后，送给小徐一套，留给自己一套，又加洗了 许多张，送给幸存并尚有联系的难友们。民勤县税务局工作的张全国接到我寄去的照片，回 信时特附一七绝，不堪回首话当年，感慨万端，并说，当年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风华正茂，光 彩照人，可恨却都在受苦受难中。据张露玲回忆，在韩书谦最后的日子里，他曾拿来1斤粮 票，求张露玲为他从干部灶上买些吃的，当时，正是中午饭尚未开饭的时候，张露玲拿了一 个钢精锅去打饭，用1斤粮票买了将近一锅的面条，这面条是灶上打剩的面条，泡得胀乎乎 的，炊事员给的比较多。韩书谦看见买来了面条，立即在张露玲家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很快就将一锅面条吃完，然后转身走了。一锅面条也未能留住他的生命。过了一个多星期 ，张露玲就听说，韩书谦死了。那个常亲热地叫她‘弟妹‘的人走了，她再也听不到他叫她 ‘弟妹‘的声音了。　　我看着翻印后的照片上他含笑看着这个世界的面庞，心里不禁涌动起无限的悲伤，他是个多 好多有才气的人啊。我们这个世界到底给予了他什么，这不公正的世道!人的生命为什么就 如草芥一般，被任意践踏，任其消亡。　　接着又听到的噩耗是靳清义之死。他没有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口下，也没有牺牲在抗美援朝 前线，而是在蒙冤受屈之后，来到四工农场又受尽精神和肉体的各种凌辱，长期无奈的饥饿 ，终于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没有等到冤情大白的一天。和他一同来自武威步校的邹映 南，原来和我不算熟，也是从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人，也是从抗美援朝前线经过上甘岭战 役胜利归来的。他为了求生，曾委托张露玲用毛料 衣服、毛毯之类，设法从农民那里换过食物，这种事毕竟太艰难，换来的食物数量非常之少 ，终于未能维持住他生存的极限，他也跨进了另一个世界。听到他俩的死讯，我们在宿舍里 什么话都没说。我听见石天爱沉重地叹了两次气，也许，她心里还深埋着对靳清义的缕缕柔 情。后来听说，靳清义为了活命，在死前曾抓吃老鼠。我心里很是凄凉，就在日本鬼子侵 占他的家乡，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卑怯地去抓老鼠果 腹，少年的他就勇敢地拿起了反抗的刀枪，向敌人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靳清义和邹映南身后都留下了几千元的存款及精细高档的衣物，靳清义还有一辆自行车，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这些财物都可以换取食品，挽救生命。而他们是戴着镣铐忍饥 挨饿，毫无人身自由，所以，他们就死定了。靳清义死后，家中尚有八十高龄的老母亲在企 盼独子的归来，她的生命的延续，就是为了等待独子的归来。谁也不敢把靳清义的死讯告诉 老人，只好欺骗老人，说靳清义到外国打仗去了，一时半时回不来，也无法写信给她老人家 。　　我的演出小伙伴武威人李熙元，当我们于年前同去小宛，最后一次演出眉户剧《雌雄花》， 同坐一辆马车，在途中闲聊的时候，他曾流露出怅惘迷茫，问我：‘咱们今后怎么办，日子 还长着呢!‘我当时还背诵了普希金的一段诗：‘假若生活欺骗了你……‘自欺欺人地安慰开导他。来四工农场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当他的噩耗也传进了我的耳中时，在我眼前 仍不断浮动出现他那年轻胖胖的圆脸，他那怅惘迷茫的神情仿佛凝固了似的依然向着我，倏尔又幻化作愤怒的质问：‘我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快乐的日子在哪里?‘向我质问似乎又使他感到愧怍，毕竟我也是受害者啊，只见他惨然一笑，隐去了。向他背诵普希金的诗时，我心情尚好，我们都没有挨饿，演出结束后，还美美地吃了顿羊肉。谁能想到，一年后，他竟因饥饿而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