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 ]　　作品相关 地狱里的歌声　　——读和凤鸣《经历——我的１９５７年》、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钱理群　　（一）　　……把书放下，我不禁颤栗起来：真好像在地狱里走了一遭。　　我想起了鲁迅的《写于深夜里》。面对国民党政权将革命者秘密处死的空前的大黑暗，鲁迅这样写道：“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残酷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记得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而现在，却突然发现：人们都说他有一双“毒眼”的鲁迅，还是太仁厚了：连他也没有想到，中国还会出现罩着“革命”的神圣之光的地狱，“残酷”到不仅“看不见”，而且还要强迫“遗忘”。——我因此有大恐惧。　　鲁迅《写于深夜里》这篇文章，除了“论暗暗的死”之外，还写了“一个童话”、“又是一个童话”、“一封真实的信”几节，讲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木刻家曹白），因为同情革命，参加了具有左翼倾向的木刻研究会，因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句“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而被捕入狱，并因此“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经历》的作者和凤鸣和她的丈夫王景超应该是曹白的同代人，都是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在１９４９年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但到了１９５７年，就是这个他们无限信任，对之表现了无限忠诚的“革命大家庭”，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打入了地狱。这是一个更加离奇，更不可思议的“童话”——“童话”这一词也显得过于轻飘，这里充满了层层叠叠的血污，这又是一个新的，更具中国特色的“吃人的筵席”。　　我们必须直面这“革命地狱”，看它如何将真正的“革命者”打成“反革命”，看它怎样把真正的“人”变成“非人”。　　（一）命名。　　这是一个后人无法理解，却令当事人至今仍不寒而栗的细节：“‘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１９５７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经历》，１８——１９页）。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个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大漫画里，用妖魔鬼怪的诸神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指挥下，群魔乱舞，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眼心里就痛楚不已”（《经历》，９２页）。　　问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大事件中，这样的细节却一再地出现。和凤鸣的回忆中，就提到文革一开始，《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于是，就有了“牛棚”，有了强迫每一个受害者高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这是为什么？这样的“命名”有着怎样的历史功能？　　最容易想到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人身侮辱，不仅是对其“革命者”的资格、身份，更是对其“人”的资格、身份的剥夺，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命名仪式，使其在舆论眼里，更在其自我心理上“非人化”。我至今还不能忘怀大剧作家曹禺对文革中的心理迷乱的自述：“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曹禺与田本相的谈话，１９８６年１０ 月１８ 日》）。在我看来，“曹禺吃‘剥下的白薯皮’这一细节是特别惊心动魄的；它让人想起了老舍《骆驼祥子》的结尾：祥子‘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检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多想了’”（参看拙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人”就是这样在自我幻觉中变成了“狗”。　　而“牛鬼蛇神”的命名，更是所谓“革命狂欢节”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不但在将迫害无辜的罪行戏谑化的过程中洗涤血污，而且减轻了民众参与时的心理负担，使这样的“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在狂欢气氛中成为全民性的迫害运动。和凤鸣对那幅“革命群众”自发、主动“创作”的漫画“痛楚不已”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命名法也非这些新式革命家所独创。鲁迅早已指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准风月谈．“抄靶子”》）。　　——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命名法的老谱袭用，目的就是要通过将受迫害者非人化，来磨合其口头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实际行为的“反人道”之间的矛盾，使迫害合法化，合道德化。有了这样的遮眼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天趣盎然地实施各种暴行了！　　（二）隔离　　在和凤鸣的记忆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当被宣布为右派，顷刻之间，所有的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远离而去；“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经历》，２１页），这来自朋友、同志，有时更有亲人的陌生的，冷漠的，甚至仇恨的眼光，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正是当年“狂人”的感受：这死鱼般的“白而且硬”的眼睛，“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从顶上直冷到脚跟”！正像当年以“疯子”的罪名将反叛者逐出社会之外一样，现在又以“右派”的罪名将革命者逐出了。　　处在社会隔离中的自我，只能躲避到小家庭里：和凤鸣和他的丈夫就是这样回到家里，“悄悄地述说外面的世界不允许说的话，倾吐冤屈，互诉衷肠”（《经历》，２４页）。读到下面这段文字，人们无法不为之动容：“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经历》，２１页）。但应该说，和凤鸣和王景超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仍心心相印，相依为命；更可怕的是，有的家庭却或因社会压力太大，或因精神的迷乱，竟出现了夫妻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揭发私房话以示“划清界限”，这就最后地堵塞了人赖以躲避外在风浪的精神退路，在历次运动中，很多人就是在这最后的绝望中走向绝路的。因此，我说过，把革命引入家庭，将精神控制伸向床笫，强迫或诱使夫妻与骨肉相互划清界限，这是最无人道的，因为它逼迫人越过人之为人的最后底线。　　对于和凤鸣与王景超这样的死命相守的夫妻则要强制他们分离。“两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经历》３３页），这更是一种残酷。人们似乎还有一点退路：可以通过通信来慰藉两颗孤寂的灵魂。但这也是“革命”所不允许的。在经过了“万种柔肠焦急等待”以后，和凤鸣终于收到了心上人的来信：“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零花钱。……”和凤鸣“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她突然明白：“唯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使我心颤不已”（《经历》，６４，６７，６５页）。　　于是，人只能回到自我倾诉：王景超正是这样坚持记日记，作为自己最后的精神防线。如今这已成了和凤鸣永远的记忆：“每天晚上，景超还用工整的笔迹写日记，写每天挨斗的情形，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出那可悲的世相”（《经历》，２４页）；到了劳改农场，他也还在写，并且劝难友记，说这些日记会很有意义，不仅是为了现实的精神的坚守，而且也是他的一个梦：总有一天，将这一切写出来，留给后人。可以说，记日记几乎成了王景超们身陷地狱以后，唯一能够证明自己“人”的存在、“思想”的存在，证明自我生命的意义的最后手段。但正如一位远比王景超现实、冷峻的难友所说，这是“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也因此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与训斥：“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经历》，５０９页）而听了他的劝告也在记日记的难友，更是被同在罹难的右派“无限上纲”：“你记日记想干什么，是不是要给台湾的蒋介石送情报？”（《经历》，１４５页）尽管王景超冒着危险，奇迹般的写下了两本日记，作为生命的最后遗物留给了自己的妻子，但在十年浩劫中，知道在劫难逃的和凤鸣，仍将这些日记连同他写的小说底稿、信件，以及自己“守着孤独和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所有的文字，都“灰飞烟灭，全部消失”（《经历》，４５０页）。——这也正是发动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切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思想、生命，连同它的文字表达，都应该“全部消失”。人也终于失去了自我倾诉的权利。　　很多人在研究法西斯集中营时，都谈到了单独监禁的可怕：那是将人置于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间里，杜绝了一切交流的可能，陷入了绝对孤独的状态。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人们无法想象，“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他这样描写一个亲历者所受的精神磨难：“我真是形影相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于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绳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的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象棋的故事》）。中国的监狱自然少不了这样的被茨威格称为“阴险”的单独囚禁，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的创造，即精神的隔绝：从表面看，你还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甚至是在一个相当拥挤的生存空间里，你和你的管教者，和你的难友朝夕相处，经常有身体的摩擦，但彼此精神上却是绝对隔离的。和凤鸣曾一度被安排在场部财务科协助工作，财务科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场所，场部的人有事无事都会到这里来转一圈，或者随意闲聊；但所有的人，眼见和凤鸣这样一个“大活人”坐在那里，却都视而不见，没有一个和她打招呼，闲聊时也绝不涉及她，仿佛她并不存在（《经历》，２４６页）。这样的被周围的人绝对孤立与空洞化的境遇，是可怕的，和凤鸣这样描述她内心的感受：“如果我独自一个人待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了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活人的世界，我自己就是一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历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经历》，２５５页）。与同一处境的难友之间的交流，也无可能；甚至，这样的交流是危险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凤鸣就是因为给一个正在受批判的朋友送了一张小纸条，对方反戈一击，才被横加“订攻守同盟”的罪名而被打成右派，最后家破人亡的。而当她忍受不住被周围的人空洞化的痛苦，极其谨慎地向同屋的女伴作了有限的宣泄时，竟立刻被打了“小报告”，又获得了“不安心改造”的罪名（《经历》，２５６页》）。受害者之间的这类相互伤害，我们在下文还要再作讨论，这里只想强调一点：这与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是直接相关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自己处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的控制之下，仿佛你不揭发检举，就会被检举揭发，这样的人人自危，极大的毒化了社会风气，很容易越过道德的底线：保护自己成了唯一的欲求，即使因此而伤害了他人，也似乎顾不上了，人与人的关系成了狼与狼的关系。这样，尽管仍处于人群之中，但所有的他者，都成了具有显在或潜在危险的不可交流的对象，这是另一种形态的“空洞”的存在，“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这样的人群中的绝对隔绝与绝对孤独感，是真正令人恐惧的。　　这是和凤鸣的回忆里，最不忍卒读的一页：当被派去“医院”烧炕时，她看见的是：所有的人“一个个蓬首垢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他们立即全都看见了我，但全像没有看见一样，面部无任何表情，没有人同我打招呼。他们相互间也不作任何议论，没有一句话。作为病号，他们没有呻吟声，只是不知是谁，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叹气声。这就是囚犯生活在他们身上形成的一切”（《经历》，３４２页）。——人本是社会的存在，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现在却用“革命”的名义，将右派从整个血缘关系、社会关系中隔离出来，成为一无依傍的绝对的孤独的存在，而且被剥夺了情感倾诉、思想交流、言语自由表达的一切对象，一切手段，一切渠道，一切希望与可能，长期的绝望，最后连自身也仿佛失去这样的欲望，这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人的精神、人的生命的虚无化与空洞化，这样的非人化是具有一种内在的残酷性的。　　（三）革命紧箍咒　　但“革命”似乎还要显示自己的仁慈，宣布要给右派以“出路”，据说这就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凤鸣和她的丈夫是曾经对此深信不疑的：“为了摘掉右派的帽子，从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具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我们在虚幻的梦境中游来荡去，沉湎于自己编织的梦境，只是由于我们一无所有……”（《经历》，３２——３３页）。　　但这真是右派“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吗？　　血的教训终于使和凤鸣们有了这样的觉醒：所谓“右派帽子”不过是戴在头上的“紧箍咒”，“４００年前的吴承恩让面目仁慈不明善恶的唐僧念动紧箍咒，驱使孙悟空在时不时抱头喊疼中仍忠心耿耿地保唐僧的驾赴西天取经，是因为孙悟空在要命的头疼的折磨中也还有个想头，他想的是保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自己才能成正果，取得自由之身……（我）心中却十分凄楚，为什么历史中的神话故事，竟同现实生活如此相似乃尔？这惊人的重复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扮演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路上的角色，竟是那样地有声有色而更其增添了许多悲壮许多惨烈。唐僧和孙悟空是一对一，而我们是几十万人，况且我们的队伍还在不断膨胀扩充”（《经历》，２０４页）。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革命的紧箍咒”为什么能够对当年的右派发生作用？它又在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　　和凤鸣这样写到她拼命改造的心境与动力：“我拼命，是因为我承受着双重的苦难，我的和他的。我拼命，是为了争取早日改变目前的处境，好进一步帮他脱离苦海。然后，我们的俩孩子也才能得救，我们才能跟孩子在一起。可怜的孩子，他们原应该跟别的孩子们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童年，但他们小小年纪长久地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让孩子们也苦熬苦度岁月，这虽也是我尽量不去想的，却又时刻在心上。我痴痴呆呆地，一心只想着改造，改造，拼命，拼命！真是到了可笑而痴迷的地步。而在当时，这一切就是如此真实，沉重酷烈的苦难使我别无选择”（《经历》，１５６页）。　　这“别无选择”四个字实在令人心酸。“革命”对这些不驯服的右派的惩罚，最致命之处，不在惩罚落在他们自身——右派中并不乏能够承受苦难的硬汉，而且“一人做事一人担当”本也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而现在却要把惩罚加之于孩子，特别是和凤鸣、王景超这样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孩子更是无家可归，只能由年老病重的父母来承担本属于自己的扶养的责任，而且按当时的血统论的“革命逻辑”，孩子也将和右派父母一样，成为被社会歧视、排斥的对象，葬送了一切前途：这样的惩罚才是真正不堪承受的。特别是因自己而让无辜的孩子受苦，这更会引起无止尽的心灵的自责：“孩子啊，孩子，你们受苦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在你们面前，我们是真正的罪人，我们罪不可恕”（《经历》，３５页）。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也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而现在反右运动的发动者却正是从这里捅刀，挥舞其“革命的惩罚之剑”，再硬的汉子也得屈服，并且承受永远除不去的罪恶感，真正“别无选择”。而对人的基本情感的这种蹂躏与利用，是残酷的。　　和凤鸣还留下了这样一个可怕的记忆：一个右派，在极度的饥饿中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但他仍担心着妻子和儿女还要继续为自己“背黑锅，遭骂名”，于是，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写了一首颂歌，表示在即将饿死时，仍然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希望留下一个“正面的形象”，对妻子和孩子们或许会好一些，这几乎是他唯一能为家人做的事了。和凤鸣说：“这看似滑稽、矛盾之极的一幕，却包含了多少凄惨而令人痛断肝肠的内涵”（《经历》，３８７页），使人感到对人的亲情的蹂躏与利用，不仅残酷，借用茨威格的说法，更是“恶毒”与“阴险”的。　　说到茨威格，我们又记起了前面讨论过的精神隔离问题。我们已经说过，精神隔离的严重后果，就是对人的自由思考、言说、交流的权利的剥夺，欲望的压制，造成人的虚无化与空洞化；而这样的虚无与空洞，正可以使“革命的绝对权威”趁虚而入。和凤鸣对这些被虚无化、空洞化的右派的精神状态与选择的描述，同样令人心酸：“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谁也没有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功欤？过欤？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埋头劳动改造的人，是根本不去考虑的。……反右斗争期间对‘独立思考‘大加挞伐，凡是曾经主张独立思考或有过此等表现的人先后都遭了难。我们当了右派后的处事原则只能是进一步唯命是从，‘但求无过’，谁还有兴致对这些国家大事用自己的脑瓜儿再去思考一番？”（《经历》，１００——１０１页）这里所说的“绝对”响应与“绝对”服从，正是说明，当人陷入停止思考的虚无、空洞状态，就必然通向对专制强权的绝对顺从。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对人的本性或基本弱点的利用：人是有一种“皈依”的内在欲求的，人对父母、故乡、大地……的迷恋，都是这一欲求的外在表现。而当人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如右派所处的这种绝对孤独的，几乎是绝缘（一切联系，一切缘分）的状态，这样的皈依的本能就会以一种畸形的，又是极其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只要谁显得强大，有权威有权势，以不容置疑的充满自信的语言说话，就听命、依附于谁；而当时的“革命权威”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绝对”响应，“绝对”服从，就不可避免。刚刚被“革命权威”打入地狱，就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革命权威”所发动的将给自己与整个民族带来新的灾难的新运动中去：后来者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奇迹”，就这样在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这不仅是对人的本性、本能的利用，更有对革命者精神品格与气质的利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像和凤鸣、王景超这样的右派都是真诚的革命者。因此，当突然被自己以生命相许的“革命”打成“反革命”，他们就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之中：一方面，他们相信自己即使烧成灰也不会反对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绝对难以想象，“革命”会犯根本性的错误，但他们又必须寻找某些说得过去的逻辑，来弥合这二者似乎是不可解的矛盾，勉强说服自己。和凤鸣在她的回忆中，这样谈到他们终于找到的逻辑：“当时无论他和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上将，在鸣放中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不反击能行吗？”（《经历》，１７页）。在为“反右运动”找到了合理性以后，自己犯了错误，也就顺理成章：至少是“客观上”帮了“葛佩琦之流”的忙了吧？但他们绝对没有料到，这竟是一个精心炮制的谎言：经过胡耀邦的亲自过问，现在已经查明，葛佩琦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受地下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这才成了“国民党上将”；而１９５７年的鸣放会上，他说的原话是：“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得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它”，但到了《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就变成了“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尽管葛佩琦立即去信指出这与事实不符，并声明自己的意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但《人民日报》却不加理会，反而变本加厉，连续发表工农兵及各界人士的文章，“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参看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是，《人民日报》这样做，是有理论根据的，即所谓“党性高于真实性”，为了“党的全局利益”，只要便于发动群众进行反右斗争，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采用，至于葛佩琦本人是否受了冤屈，是否形成了对读者、群众的欺骗，都不在考虑之列。这背后，隐含着两个十分可怕的逻辑，一是“为了达到所谓‘崇高’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卑劣的手段”，一是“为了所谓整体的、全局的利益，个人应作无条件的牺牲”。和凤鸣、王景超和无数天真、善良的革命者、普通百姓，在１９５７年就是这样落入了按上述“革命逻辑”编织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的骗局中，和凤鸣、王景超这些右派还成了所谓“革命全局”祭坛上的牺牲品。　　和凤鸣对当年接受改造的心理的描述、分析，还有一个方面也很值得注意：“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经历》，８５页）；“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此刻又撞击着我的心。这段话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我自己已被饥饿折磨得难以支撑，想的还是浸泡、蒸煮本身，让灵魂无比纯净的事。当时我崇拜伟大的作家，一种使自己的灵魂更为纯净的强烈愿望使我仍真诚地相信阿．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在这种自我宽慰的梦幻里浮沉，精神上似乎获得了一些宁静”（《经历》，３４３--３４４页）。--这样的心理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但这正是那一代革命者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共同的精神特征：将劳动和劳动人民理想化、圣洁化，知识者天然有罪的民粹主义的信念，将苦难神圣化，在苦难中纯净灵魂，成为“新人”的“圣徒”情结，这里显然存在着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对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信念与情结的道德自律的纯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鲁迅早就警告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是有可能导致’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现在，在和凤鸣、王景超这样的右派身上所发生的，正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却导致对专制的迫害的忍从的悲剧。从另一面说，那些“在劳动改造中求出路”的说教，就是对这些虔诚而幼稚的革命者的理想追求的蓄意践踏与利用，这是更令人憎恶的。　　和凤鸣关于１９５９年国庆十周年给右派“摘帽”的回忆，让人觉得既荒诞又悲凉：消息公布时，人们当作“最大的喜讯”相互转告；接着是“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而“心慌意乱，坐卧不宁”——正如和凤鸣所说，“我们这些划为阶级敌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堕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要抢先抓到手里争先活命”；在急切等待中终于到来的国庆“盛典”上，却宣布只给两人“摘帽”，而且依然在农场劳动，一切并无变化。同时，又将一位写了一首“祁连山戴帽，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的日子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的打油诗的年轻右派就地枪毙，以“杀一儆百”（《经历》，２１３——２１８页）：这又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仿佛要放开，赶紧又抓住”的猫捉老鼠式的戏弄！　　这绝不只是人性的残酷，这更是体制使然，或者说这是维护“革命地狱”的秩序的需要。和凤鸣有这样的痛苦的自省：“地狱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自己同类大批死亡的无动于衷，竟于不知不觉间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在‘医院’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号烧炕时，油光满面的‘职工‘炊事员’阻拦我为病号代发信件，我不是顺从地拒绝了为他们发信吗，现在让我感到万分羞愧内疚不已的事，当时竟认为理所当然。当时称之为‘改造’的东西，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的异化，人的精神的可耻堕落、改造愈甚，要求愈严，异化愈甚，堕落愈甚”（《经历》，４２３页）。本来，将一群异己者聚集在一起，尽管严加管制，对统治者也有不安全的方面：如果他们由于境遇与利益的相同联合反抗，就将破坏地狱秩序的稳定。而现在却用“改造好了可以摘帽”诱惑，将这些右派分割成单独地为自己“早日摘帽”这一虚幻目标奋斗的个体，形不成共同利益与意志，自然也就无法产生群体的抗争；所形成的却是和凤鸣所说的“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的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的“行为准则”。而当每一个右派对同伴的苦难无动于衷，实际上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同伴的迫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而且这样的参与，还会表现为主动的相互监督与告密。我们前面的分析中，谈到在劳改农场中普遍存在的右派间相互伤害，是无所不在的恐怖气氛所致；而“摘帽”的“革命紧箍咒”则将这样的相互伤害注入利益的动机：对他人的伤害正是自己“赎罪”的表现，更是“立功受奖”的机会。如上文所说，所谓“摘帽”不过是一个大骗局，但它却成功地在右派中灌输了一个理性的观念：“为了自己活着，有一天能够摘帽，成为自由的公民，就必须不管他人死活，甚至要以他人的罪与死作为自己摘帽的筹码”，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正是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的要求使得人对于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理性让受害者丧失了人性和道德，让他们相互仇恨而不是仇恨迫害者，理性使得他们争着想成为旁观者，把人的生活降到自我保全的生存线上”（于闽梅：《理性之下的杀与被杀——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文载《随笔》，２００３年３ 期）。这样，这些受害者（当然不是受害者全体，反抗者仍大有人在）既是被迫地，又是自觉地（出于解脱自己的理性考虑）参与了迫害，成为无所不在的控制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革命地狱”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受害者理性地合作，这样的包括受害者自身在内的全民迫害，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的罪恶之所在。　　（四）人身依附　　和凤鸣在谈到“革命的紧箍咒”时，还说了这样一番引人深思的话：“为了摘去那道可恨的‘金箍’，我也得像孙悟空那样，事事顺着唐僧。而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包括那个要用绳子捆我来场部的Ｘ场长——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个副场长，还有杨振英、张振英、王会计，以及来到财务科闲谝的所有的股长们，我都得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眼，显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和凤鸣在书中说：“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动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为当时我人格和灵魂的扭曲，还真想大哭一场”（《经历》，２４５页）。　　而我们想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人格和灵魂的扭曲”？“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　　和凤鸣所说的Ｘ副场长，恐怕是她以及农场所有的难友终生难忘的人物。直到今天想起那一幕依然心惊肉跳：他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大的马上，举起长枪，对着一位对他的无端指责稍作辩解的右派的胸口，用枪探条狠狠地戳刺，殷红的鲜血从衬衣里涔涔渗出……。尽管这位无辜的受害者曾是八路军、志愿军的战士，是当年战场上的英雄，但此时已是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右派”，面对这个“改造他的人”施加的暴虐的伤害，却只能默默忍受，“若略有不恭或说出什么话来，狂怒的Ｘ场长会毫不手软地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再逮捕他，给他判重刑。没有人会为他说话，替他辩护，只要场里出一纸公文，先抓了他再说”（《经历》，２６７——２６９页）。右派们背地里都称他为“魔鬼”，“从春种到秋收，他喜欢巡视于田间地头，腰里别着手枪，或背着长枪，耍够了威风。他决不允许他所管辖的农场里的‘职工’及右派们劳动上有怠慢，对大小的‘长’们发布的各种大小命令有任何违抗”（《经历》３３８页），俨然“山大王”，农场主。　　这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的；而且说是“山大王”与“农场主”，也绝非形容，而是一个现实。和凤鸣根据她的亲身经验，这样写道：“我深深地感到，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基层党的书记具有了绝对的权威。得罪了书记，他要给你扣个反党帽子置你于死地，易如反掌”（《经历》，３３６页）。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观察。本来，一党专政的体制就已经赋予党以绝对的权威性；而２０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建立、到六十年代日趋完善的单位制度则最大限度地把每一个中国人都组织到某个单位中，从而对所属单位形成了一个依附关系。而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不仅把党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将这样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的身上。不无条件地服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对某个具体领导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社会主义：这就是反右运动的铁的逻辑。和凤鸣、王景超，以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就是因为对某个单位领导，甚至是某个党员、某个党的积极分子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因此，反右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赋予从中央到每一个基层单位的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以一种不受法律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鲁迅当年在批判专制者时曾愤慨地说：“他们的嘴就是法律”（《致曹靖华，１９３５年１０ 月６ 日》），又说有一种罪叫“可恶罪”，即被某一种人认为“可恶”就有“罪”（《而已集．可恶罪》）。而现在，这一切都有了体制的保证：Ｘ场长可以任意给他人定罪，在无论资历、人品、知识、智力……都远在他之上的右派们面前大耍威风，而所有的人都不敢稍示不满，原因就在于他处在领导位置上，他代表党，他有权，而这些受他管辖的下级及右派，和他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他是操有生杀之权的“革命农奴主”，右派都是他的农奴。　　而“山大王”的统治，是建立在一个层层控制的严密的等级制结构上的：从和凤鸣的描述中，即可看到，在她所在的劳改农场这个单位的范围内，第一把手居于最高位置，党组织和行政其他领导成员处于第二等级，下面各级管教干部处于第三等级，一般职工处在第四等级，“右派小领导”处于第五等级，一般右派则处在最下层。每一个等级的人，对待上一等级，所有的人对待第一把手，都“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话，不敢有半点得罪（《经历》，３３６页）；但对下一等级的人，则又可以施行不同程度的淫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同样令人震惊的回忆：一个劳改队的队长怎样破口谩骂一个右派，稍有顶撞就扣克口粮，将其打入严管队，最后这位右派只能忍气吞声地低头认罪；而那些“手中有了一点小权的右派小领导”，“对同派难友也拳脚相加。挨了拳脚的难友也只能将愤怒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经历》，２６９——２７０页，３０５页）。我们也因此明白，和凤鸣说她面前的“唐僧”太多，所倾诉的正是压在等级结构最底层的弱者的悲哀与痛苦，让她事后如此痛心疾首的“人格和灵魂的扭曲”，责任并不在她自身，这是等级制压迫的结果。　　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单位的领导也是处在某一等级上，虽然在本单位范围内，他可以不受制约，但他的上级却有权制服他。于是，Ｘ场长，这位不可一世的“山大王”，也终于遇到了危机：因为出言不慎，触犯了忌讳，而被送到县里接受批斗，但又因为县委书记的赦免，有惊无险地又回来继续当“山大王”，其凶残暴虐却没有半点收敛（《经历》，３３８——３４０页）：因为他的权力完全来自上级，只要以对上级的无限忠诚赢得信任，就可以在下级及底层百姓面前任意逞威，这样的“对上为奴才，对下为主子”的为官之道，是深谙等级体制的奥妙的。于是，天下永是太平，而处在底层的和凤鸣们的弱者的呼号却一再地被遮掩了。　　（五）饥饿惩罚　　早就有过这样的名言：知识分子如不接受改造，就“不给饭吃”。这不仅是恐吓，更是现实。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中，被劳改和劳教的右派自是首当其冲；所谓“夹边沟事件”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夹边沟农场原是犯人劳改农场，１９５７年后半年反右以后，改为右派的劳动教养农场，“收容”有甘肃省各类右派二千四百余人（官方数字），１９６０年９ 月，除了瘦弱不堪者外，又全部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１０６０年１２月，因死亡人数太多，经中央干预，而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仅一千一百人。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无辜者都“钻沙包”了。——这是当时的俗语：因每天都出现大批死亡，只能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住，抛在戈壁深处的荒沙包里。而据官方自己透露，六十年代初，“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而当时全省总人口才一千二三百万（《经历》，４０６页）。　　这都是血的数字，其背后更是无数血的记忆。　　一个右派，因为饥饿，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深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第二天，割麦前，就在站里的一块空地上，召集全体右派及家属开现场会。死难者隆起大肚皮的尸首就摆在一旁的地上，让参加会的每个人一眼就能瞥见。站上的王智礼队长铁青着脸，大声训斥：‘你们有些人不是叫喊肚子吃不饱吗？右派分子徐ＸＸ吃生麦子胀死了。现在大家都看见了，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王智礼冷酷无情的训话，重重地敲击在每个难友的心上。他们眼睁睁地看见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头发散乱，脸色蜡黄，肚子高高隆起，肚皮泛起青白色，肚皮上的血管因为绷得太紧，甚或已经绷断了，颜色五抹六道的。这副惨状，使他们一个个瞥了一眼之后，便立即转过了头，不忍再看下去。”“（死者的妻子）唐迪凤苦肿了眼睛耸动着肩膀啜泣不已。……她本该号啕大哭，吐尽几年来心中的苦水，倾诉几年来她和丈夫积郁的愤怒和委屈，而她不能。作为右派的遗孀，她连放声大哭的权利都没有，她只能噎着气啜泣不已”（《经历》，２８２——２８３页）。　　这里所描述的饥饿与死亡，是可怖的；而这位队长所宣示的“革命逻辑”却更其可怖：明明是因为饥饿而吃了过量的生麦子而暴死，为什么反倒是“自取灭亡”，而且因此背上“同党顽固对抗”的罪名？究竟谁有罪？　　这里且不从全国大范围内来讨论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大死亡产生的原因与责任，单就这位暴死者所在的农场而言，导致大规模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按“劳改系统”的传统习惯即自己定的土政策，每月的口粮都没有发足，要“节约”几斤；因此，尽管死人与日俱增，仓库里却储满了一万多斤的粮食，但上级领导仍三令五申，不准动用这些从犯人口里硬抠出来的粮食，来抢救濒临饿死的人，理由是不能违反“党的粮食政策”，并把是否坚持口粮标准（即不增加本可以增加的粮食供应），提到“政治立场”的吓人高度。一方面是人的生命，另一方面是所谓“党的政策”，当时的领导，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宁可死人，也要“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这就是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政治”（《经历》，３３６——３３７页）。在这个“政治”里，人的个体生命，特别是普通人的生命，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更何况右派，既已被宣布为敌人，就根本没有生命的价值可言。而且还振振有辞地自有“革命理论”的依据：夹边沟农场迁到高台县明水河不久，即大量死人，汇报到地委，地委书记的回答是：“搞社会主义死几个人就尻子松了吗？”（《经历》，３９１页）。不可小看这句话，这里暗含着一套严密的“革命逻辑”：搞社会主义，也是搞革命，总是要死人的；因此，为了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的需要，个人，包括个人的生命，应该作出无条件的牺牲；而党的政策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党的政策是高于个人生命的，当二者发生矛盾，个人生命应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政策；因此，即使死了人，我们也应该坚持党的政策，因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的需要。——这一套“革命逻辑”看起来很玄妙，不加思考，就很容易被绕了进去，事实上，它曾经长时期地迷惑过许多的中国人，也包括许多本应该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要破这样的精神迷魂阵，除了指出其逻辑上的狡辩术之外，最主要的方法，是看这套“革命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所起的作用。就以和凤鸣所在的农场而言，按照这样的“革命逻辑”，当时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右派，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遵守党的粮食政策，老老实实地吃规定的定量，无论饿到什么程度，都绝不设法去增加自己的进食，如果因此而饿死，也是对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现在这位暴死的右派，不能心甘情愿地忍受饥饿，却要趁收割之机，偷吃生麦子，自己活活撑死不说，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就自然是“自取灭亡”，“与党顽固对抗”了。因此，这位队长的训斥，看起来凶狠，粗暴，不近情理，却是以无耻的坦率道破了玄妙的“革命逻辑”的实质：这样的完全抹煞个体生命价值的整体性思维与逻辑，是诱人落入愚忠的陷阱，逼人活活送死的逻辑，这是暴殄生命的吃人者的逻辑，用鲁迅的话来说，这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是应该将其送回到地狱里去的。　　问题还在于，这是一种蓄意的欺骗，是鼓吹者自己也不准备实行的，或者说，他们实际奉行的是另一种逻辑。就拿和凤鸣所在的农场领导来说，他们忠实地、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拒不用仓库的粮食抢救濒死者的生命，也并非出于所谓“党性”，而完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沙帽”，因为按当时的体制，因饥饿而死人，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如违反上级“不改粮食定量”的死命令，那就得罪了上级，犯了“政治错误”，在顷刻之间，就会失去了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里实际起作用的还是“保官，保命”的逻辑。他们一面严令禁止“小偷小摸”，宣称这是“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尖锐表现”，一面却“大摇大摆地走进机磨坊，明目张胆地把农场的面粉装进面袋里拿走”（《经历》，３６６页，３４０页），可见“为党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忍饥挨饿，牺牲生命”之类，是针对被统治者的，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而且是不受其制约的。　　但他们却懂得如何利用饥饿：居然在死尸面前举行“现场会”，居然以如此悲惨的饥饿导致的死亡来威胁活着的人：如不驯服，“死就在眼前！”——这都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以饥饿与死亡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这实在令人发指。　　和凤鸣的这本《经历——我的１９５７年》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最震撼人心的文字，是他们关于饥饿与死亡对人的肉体与精神的摧残的真实描述。　　和凤鸣至今也不能忘记那件“小事”：一个管教干部不许一劳教人员吃午饭，说他拉肚子，不能吃菜团子，饥饿的劳教人员立即哭了起来。和凤鸣却因此受到了心灵的颤栗，几乎流下泪来：在她看来，一个成年人因为不许吃苜蓿菜团子而哀哀哭泣，这是惨无人道的（《经历》，２８８——２８９页）。——这样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在那个年头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杨显惠也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右派被派去拉洋芋种子，因此得以饱餐一顿，却不想吃得太多而上吐下泻，队上派一个五十多岁的，原来是省建工局的工程师的老右派来照顾他。第二天他从昏睡中醒来，却意外地发现，那位老工程师在从他的排泄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在震惊之下，他连踢二三脚将这些粘稠物踢飞，而这位老工程师却作出了异乎寻常的激烈反应——　　‘他的嗓子里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我没有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他冲到我跟前……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膊说：　　小高呀，我把你当作亲兄弟，我以为你是好人，每想到你竟这么坏！……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的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着说，老牛呀，我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了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我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夹边沟记事．饱食一顿》，７４——７５页）　　这是不能不放声一哭的：为人的尊严的丧失，为人的被迫作践自己。这本就是设置“革命地狱”的目的，饥饿帮助加速了这一过程，或者说，饥饿以一种赤裸裸的形态将一切美丽的装饰物也剥落干净，就露出了背后的真相。当在精神上被剥夺了一切，在物质（生理）上也被逼到绝境，这双重的彻底剥夺，就使人只能按求生的本能行事，这是人的彻底的“动物化”，一切人世间不可想象的事，在这里都会发生：几个犯人奉命将一个死去的右派拉去埋葬，突然发现他还活着，却不将他拉回去，仍草草埋葬了事；原因却简单得令人恐怖：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如把活人再拉回去，就得不到这两个馍。为了两个可以救自己命的馍，就本能地将未咽气的同类留在荒野里（《经历》，４５４页）。“人食人”的现象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但人们仍感到震惊：端来一大盆血淋淋的死人的心肝的，竟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平时总在读小说，还颇有学者风度。后来他自己也为这样的癫狂行为吓坏了，两天后就在恐惧中死去（《经历》，３９１——３９２页）。　　这就是革命地狱的改造功能：使人不成为人，使人异化为非人——这异化的背后，满溢着淋漓的鲜血！　　（二）　　然而，人还是人——地狱里仍然有歌声。　　……放下书，这歌声还响彻在耳边--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路边。　　……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这首俄罗斯民歌，在和凤鸣的书中一再出现：一次是在她思念远方受难的亲人时，一次是她终于失去了亲人后的木然的痛苦中（《经历》，１８２——１８３页，４１５——４１６页）。而在我的感觉里，这首歌的爱的执著与悲凉的旋律，一直流泻在她的带血的记忆与叙述中，构成了对前述非人的境遇，惊人的黑暗的抗衡力量，这正是大江健山郎所说的“人类的暗部”里的“光明”。　　我正是从下面这些细节里，感到了挡不住的人间暖意--　　“一中队全队６０ 人，……在我来之前纯属男性王国。当我第一次出现在全队人面前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大家全都亲切地注目看着我，眼睛里漾着笑意，嘴角挂着笑，有些人干脆张开了笑口。大家似乎很高兴我的到来。我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用微笑向大家致意”（《经历》，１７９——１８０页）。　　一次来到了开荒队的难友的住处，“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住房都非常整洁，地扫得干干净净，通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有些人大约是怕弄脏床铺，把褥子一古脑儿地卷起在叠起的被子上，空下来的地方只铺着灰色的棉毯或报纸，躺下或坐着休息不会弄脏衣服”（《经历》，８６页）。　　在艰难地挖窑洞、修地窝子时，“有的人在地窝子的土壁上挖了整整齐齐的壁龛，以便把日常用的碗盆洗漱用具之类摆得整齐有序些。有的人别出心裁在土壁上挖了小小的凹进去的圆形土台，恰足以放进一个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还有的人在土壁上挖了长长的月牙形的龛，下面的土台上放些零星的日用品。……他们还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把生活装点得好一点”（《经历》，２９２页）。　　还有，《夹边沟记事》里的那个在劳教农场出生的“夹农”，成了“大家的孩子”，每个人抱着他，就像抱着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孩子一样，止不住流泪。像是“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夹边沟记事．夹农》，５１页）。　　正像和凤鸣自己所说：“人的生命意识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只要活着就行，只要活着有个既定目标就行。我就这样活着，我身边的难友大都也这样活着”（《经历》，２０１——２０１页）。只要人活着，生活就要照样进行；有生活，就会有爱，有美的追求，有歌声，也有笑，那怕是带泪的笑。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一种无声而坚韧的生命力量，是能够穿透地狱的厚壁的阳光，任何邪恶的势力，无论看起来多么强大，也不能消灭它，在绵绵无尽的较量中，它是最后的胜利者。　　这里最伟大的，是爱的力量，即使是在最后的绝望中，它也要显示出来。我读和凤鸣的回忆，正是在这一处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又一个病人死了！“我”默默地从病房走出来，突然“听到有人喊了我一声：‘和同志！’我吃了一惊，……循声望去，喊我的是一个三十几岁、面容苍白消瘦的病号。他不同于旁人，穿着几乎全新的深蓝色咔叽布中山服，显得比别人整洁，整洁得多，说普通话，从眉宇间透出几分儒雅。他头顶后墙脚朝炕外面睡着，见我已听到他的喊声，又冲口说：‘和同志，保重，保重啊！’……我不知他的姓名，也不知他是何许人，什么案犯，但我得回答他，便说：‘你也保重，咱们都保重！’……人啊，人，人对自己的同类并不都是冷酷无情、干戈相加的。在这生存危机正在威胁着每个人的地方，爱，依然在人与人之间生发，即使一个身陷困境绝望已极的病号，也在试图温暖一颗被认为是弱者的心，在急切地关照一个存在着生存危机的女人。”（《经历》，３５８——３５９页）。　　这里，对女人的关爱，是特别感人的。在和凤鸣关于革命的地狱的回忆里，“女人”是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的，这恐怕不仅因为和凤鸣本人的女性身份。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很难忘记，当她听到男难友说起“现在我们嘛，一个个都成了童男子，真正的童男子”以后，所引发的一番感慨：“男子汉都在思念妻子，思念儿女，对‘童男子’的生活发出了怨声，可见思念之苦也在折磨着这里的每一个男子汉。……生离死别，天各一方，这种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和心灵上的挞伐，往往比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更难适应更为撕心裂肺。因为政治上的沉重打击……经过岁月的流逝，会逐渐习惯性地承受下来。哪怕是麻木不仁，也会逐渐地习惯下来。但是夫妻情，亲子爱，对于身处逆境的难友们来说，却是须臾隔离不得的，快刀可以斩乱麻，同家人的缕缕情爱之丝，愈是相距千里之遥，愈是时日不断延续，其韧性与强烈只能与日俱增，谁也无法将其淡化扯断。男子汉们每个人的心都在流血呢！”（《经历》，１９２页）。但也正是这样的对女性——妻子、母亲与儿女的思念与爱，成为被剥夺了一切以后，唯一夺不走的东西，成为这些一无所有的受难者保持人性的自觉的最后的支撑，成为他们与非人化的罪恶相对抗的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有女性存在，哪怕是思念、梦幻中的女性存在，这些男子汉就不会被革命地狱所压垮。我理解，那位难友要在自己生命濒危的时刻，把他最后的鼓励、祝福给予一位并不相识的女性，原因就在于此。这真是地狱里的生命的最强音。　　何况还有和凤鸣这样的现实的女性，和他们一起在地狱里熬煎，抗争。记得曾有朋友感叹中国没有“追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妇女”（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但我读和凤鸣的回忆，特别是《地狱之行》那一章，读杨显惠的《上海女人》，却默默地对自己说：哦，我们有，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女人！写到这里，我的耳旁突然响起撕心裂肺的一声呼喊：“我还是一个女人！天哪，天哪！”这是在那个月夜，和凤鸣向着“深邃寥廓的夜空”从心底发出的泣血的悲鸣（《经历》，２０１页）。世上有谁知道，有谁想过，中国的女人，中国的右派的妻子，中国的无辜孩子的母亲，中国的女右派，背着怎样的重负，活得有多么的艰难？而她们又是以怎样的力量，承受着“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无尽”的重压，挺住了一切！（《经历》，２００页）请看看这位“上海的女人”，她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丈夫却“没了”。她哭，泪水喷涌；她要见丈夫的尸身，但丈夫尸身上的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切割吃完了，人们不忍心带她去看，她坐着，不吃不喝，一夜，又一夜；第三天早晨，她移动着树叶般飘浮的身子，自己去找，直到深夜；第四天黎明，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丈夫：“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没有一点肉，“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她扑上去，却没有声息，从嗓子里发出奇怪的吱吱吱的响声，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哭了半个多小时，她站起来，宣布要将丈夫的尸身火化，“带回上海去”；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将骨头一根不剩地全部包起来，又用毛衣、毯子裹成大背包，压在瘦小的肩膀上，徒步走向车站，戈壁滩刮着凛冽的寒风，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茫茫沙漠里，却永远定格在每一个善良的人们的心上，扣问着我们的良知（《夹边沟记事．上海的女人》）。沙漠里就有了一条通往地狱的“寡妇之路”。两个月以后，和凤鸣又开始了她的“地狱之行”：“啊，我来了。我从茫茫雪原中走来，从漆黑的夜幕下走来，从漫长死寂孤另另的小路上走来，从苦难重重的另一处走来。我疾步如飞地走向你。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啊，亲人，我哭你喊你寻觅你，你可听见我肝肠寸断的呼唤？你究竟在哪里？你失去的我尚拥有，可它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你还在等我吗？我的亲人！”但寡妇的悲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周围的人“无动于衷，一声不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劝慰的话，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亲人的故世做任何说明性的介绍。我的亲人只不过是死了，饿死了，仅此而已。我坐在一个条凳上哭。他们沉默了一阵以后，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也听我哭。痛哭的我仿佛同他们毫无干系。我也未向他们做任何发问，我敢向他们问明一切，让他们说个清楚吗？我不敢。”（《经历》，４１２——４１３页）。人的死亡因司空见惯而被冷漠待之，人的死因更是讳莫如深，这近乎麻木的沉默，正是六十年代中国政治生活最典型的表征。和凤鸣说，这“冰冷”了她“悲伤的心”（《经历》，４１５页），因此，她真正放声一哭，却要等到三十年后，１９９１年８ 月她再次来到这里时，“几十年来，为活活饿死的亲人痛哭，会认为是跟党记仇而不被允许，为极右分子的丈夫死去的痛哭，更被认为是严重的阶级立场的问题，会影响到我的生存，孩子们的生存。悲痛有罪！生离死别的痛楚，我一直苦苦地压抑着强忍着。在自己家人面前，我还要忍耐还要沉默地咽下这一切吗？不要阻止我的恸哭，不要阻止！”（《经历》，４６７——４６８页）。“不要阻止我的恸哭”，这一声呼号是惊心动魄的；在我看来，天下罪恶之大，莫过于禁止女人为自己蒙冤饿死的丈夫而哭泣。尽管本文中，一再使用“残酷”、“恐惧”这样的词语，——这是我读和凤鸣、杨显惠的著作最基本的感受，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几代人最基本的生命体验；现在，我仍然忍不住要说，宣布“悲痛有罪”，连哭泣的权利也要剥夺，因为表示一点对亲人惨死的哀痛，就要危及自己的，以及孩子的生存，这都是把人性的残酷发挥到了极致，是真正令人恐惧的。但同时，这也正是一种极度虚弱的表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女人的力量，她们的痛哭也会动摇革命地狱的根基，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与寓言，使一切新老地狱的统治者永远不得安宁！　　丈夫死了，妻子却活着。——我总觉得女人的生命力比男人更为坚韧。于是，中国的女人又有了“幸存者”的责任。和凤鸣的回忆中，多次使用“幸存者”这个词（《经历》，４２４页，４５８页，４８４页，４８８页，５２４页），她是深知“幸存者”这三个字的份量与责任的：牺牲者的生命及未及实现的生命理想，已经延伸到她的生命之中。但她更知道，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声”的（《经历》，４２４——４２５页），他们在自以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经觉得如果现在还要哭泣，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成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健忘者，强迫遗忘者，和凤鸣这样的不肯、也不敢忘却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重压。尽管丈夫的离去，“没能扶我一把”，她生活得十分的艰难，多少次发出“我好苦、好累哟”的呻吟（《经历》４６３页），尽管她甚至感到多年来的挣扎，“重新铸造”了自己的性格，早已是“铁石心肠”，很少动感情，很少流泪了（《经历》，４６５页），但她却永远不能把丈夫从她的生命中除去。她的景超留下了三样东西：“两套叠得平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还有两件漂亮的带条的府绸衬衣”——他至死也期待着有一天“穿得体体面面，人模人样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经历》，４４９页）；两本用他所特有的工整的笔迹写成的厚厚的日记——这是他生命的挣扎的忠实记录；还有他的对朋友，也是对妻子的最后嘱咐：“我出不去了”，“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一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写我们的“爱情”（《经历》，５１４页）。——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生命的，也是历史的命令。在“生死两茫茫”中，和凤鸣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丈夫，所有的死难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整整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她被梦魇般的记忆驱赶着，不停地写，“清泪如注，笔尖上流着滴滴鲜血”。她说，她要“把这一切如实的描述奉献给读者，是为了以我特殊的经历，让读者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真切的感受。警示后人，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是我的最大愿望”（《经历》，５１８页）。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的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们——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２００３年５ 月２９日——６ 月４ 日　　好书尽在www.cmfu.com　　作品相关 开头的话　　在千年之禧到来的今天，新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光明灿烂的前景!已经过去的50个年轮中，我们有过意气风发、欢欣鼓舞的建设年代，也有过风萧雨晦的苦难岁月。　　在共和国50华诞大庆之际，我心潮激荡。1949年，我17岁。我放弃了已考上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以满腔的热情投身革命，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半个世纪来，伟大祖国经历的一切变革，我都是参与者。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欢欣鼓舞。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风风雨雨，我也亲历其中，并经受了巨大的不幸和痛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全国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国家繁荣强大。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也深受其惠，我个人的一切整个翻了个个儿。我感到幸福，也感到无比自豪。　　我深知，现在的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以17岁的年纪投身革命，刻苦努力地工作，在甘肃日报社当编辑、记者，也曾经历过很艰难的几年。初到报社时，编辑部工作人员只有几十人，担子重，每天除白天紧张工作8小时，晚上还很正规地上班2小时，后来，星期日上午也要上班2小时才能休息。当时，我还是个17岁的女孩啊，上中学时，每上完一节课，就可以自由活动，在校园里玩一会儿。初进报社，我是个见习编辑，每天主要是处理通讯员的来稿，一屁股坐下去，不论上下午都是4个小时，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一开始我觉得很不习惯。当时实行供给制，我身穿发的灰布制服，脚登群众手做的军鞋，因为鞋大脚小，用一双鞋带穿过鞋帮，系住了鞋带才能走路。我对这身装束很感自豪，因为只有革命者才会有这种打扮。在工作上，我当然更是以一个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要好好地锻炼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很快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战士。不习惯于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我怎能很快成长为一名新闻战士?所以，我强制自己很快习惯于上下午以至晚上都很自然地伏案工作，而毫无怨尤。　　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认为在甘肃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正是我为人民服务的最佳途径。我热爱新闻工作，觉得从事新闻工作，也是我人生的最佳选择。　　后来，我成了家，做了年轻的妈妈，肩起工作和生活的两副重担，则更是艰辛。工作还是每天10小时，哺育孩子，使我长期睡眠不足，我会在学习、开会时睡去……给孩子哺乳期间，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尚艰苦，我因无法补足营养而消瘦异常。到小儿子刚满1岁，我立即给他断奶，然后申请外出下乡采访。50年代的农村，各方面的条件很艰苦，在广阔的天地里，我由于在生活的源头获得了采访的自由而感到其乐无穷。　　我的丈夫王景超从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过奋力拼搏，在解放前两三年考入了西北大学上学，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作为由社会的底层进入大学的大学生，他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西安解放，他就报名参加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经过一路艰苦的行军到了兰州，参加了《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他才华横溢，刚正不阿，时时处处听党的话，为办好党报出力出汗，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和通讯，成为当时编辑部令人瞩目的新闻战士。他在土改期间写的《二十串麻钱》为人称道，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的《修筑天兰路的钉道工人》，被选入《天兰铁路通车纪念画册》广为流传。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坚强战士。　　经过8年新闻工作的实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底，我们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之奋斗终生。　　但是，到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我和我的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们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的大饥馑中，王景超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我总算死里逃生，回到了甘肃日报社。1961年9月，甘肃日报社领导宣布为我俩和其他8名难友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安排我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资料室工作。十年浩劫中，我又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我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前后达11年之久。在我的大半生里，我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更在11年里作为阶级敌人受尽各种凌辱委屈，我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到1978～1979年，我和王景超的右派问题终于改正。甘肃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11名右派分子全部获得改正。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不仅我们家遭受劫难，几十万知识分子在遭受劫难，中国人民都在遭受劫难。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上，不分职业、文化、民族、阶层、年龄等等，不问其主观意向如何，都程度不同地忍饥挨饿，千百万的人因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回首往事，我的大半生历经坎坷辛酸艰难困苦，我踩着苦难前进，有过度日如年的忧伤悲凄。但是，苦难也重新铸造了我，在最艰难的境遇里，在饥饿已危及生命的日子里，我一直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并确信，严寒总会过去，明媚的春天终将来临。我终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并不是什么右派，而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没变，我还是原来的我。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我多年被诬为右派分子的岁月里，我的艰难困顿，我的人生遭际以及由之而带来的感情痛苦，在当今中国并不鲜见。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认为我对人民对历史，尚可作出我特殊的奉献，这就是用笔墨把我经历了的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把我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以我独特的视角将它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写出我对人生的感悟，让苦难和奋争成为一笔精神财富警示后人，使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勿再重演。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说：“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我心里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自序》第6页。)　　我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建国以来沉重的历史教训而取得的。过去的错误，使我和我的难友们受苦受难流血流泪，有些人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我们的苦难融进了历史，又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党恢复了实事求是，大力纠正了错误；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从而使自身力量更加强大。展望我们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我充满信心，但我也仍有忧虑，我们长久以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农民意识普遍存在，封建主义的思想余毒仍无处不在，在短时期里难以清除。在未来的年代里，我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无奈的、沉重的历史，就一定不会重演吗?　　我决定忠实地写出我这段无奈的经历，正是由于心中也“万分担忧”，我绝不愿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沉重的历史，在“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重演。我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沉重的历史，也是几十万知识分子经历了的悲剧。对这段沉重历史的描述与展现，我想，它对我们继续总结沉重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改革开放，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大踏步地前进，是会有好处的。　　为此，我已花费了10年的辛苦。在这10年里，我敞开记忆的闸门，让40年前的苦难一次又一次呈现眼前，远距离地回顾过去的那一页，我那已凝滞了多年的感情仍禁不住地震颤不已，内心掀起雷霆风暴。但我坚决地挺住了，为了奉献，我得挺住。10年辛苦，10年拼搏!　　纪实文学贵在真实，其艺术魅力来自真实。我自己经历了的一切，作为生活，其丰富生动的内涵是客观存在，我没有必要做任何的矫饰。但，这毕竟是发生在40年前的故事，所以，我仍在不断地勘误，力求书中事件的发展变化，情节与细节的出现，都符合实情。我是这样努力地做了，但一切是否尽如人意，尚待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的读者指正。当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进行过一些采访活动，采访对象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不敢保证他们介绍的事实不会出现记忆的失误。对此，我力求对证，争取勘误，但，也有难以查证的情况，还望得到读者的鉴谅。好书尽在www.cmfu.com　　作品相关 一点说明　　这本书是我母亲和凤鸣的作品，她用了十年时间，呕心沥血，将她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段经历写了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让这段记忆不至于湮没，让后来人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还曾经有过如此悲惨的一幕。作为她的儿子，我在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己有责任将母亲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对于起点，我自从接触到之后就非常喜欢，但是由于我自己的涂鸦之作已经在其他网站首发了，所以，我将母亲的作品贡献给喜欢读书的朋友，希望大家满意。　　这本书是由敦煌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后来发表在陶世龙先生的五柳村网上（加拿大），但是由于起点中文的巨大影响力，我认为发表在这里可能会得到更多读者，会使更多的人对那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谢谢大家。　　白天　　作品相关 指尖上流淌的记忆:一枚硬币　　人的一生有着太多的记忆。　　可是即使是很亲近的人，和你共同走过了大半生的人，也很难有很多共同的记忆。　　二零零一年，正当全人类都在欢呼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七十岁的母亲出版了她的处女作，一本她用了十年心血却只写了她短短三年经历的记实文学作品——《经历——我的１９５７年》。　　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惨痛的记忆，紧随其后的三年大饥荒更是惨绝人寰。母亲的书就是对那段历史的回忆。尽管她选取的只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小小的画面，只是几亿中国人中的一个小小的群体，可是她的书还是打动了许多读者的心。尤其是一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者没有她那种亲身经历的人，经常是边读边流泪，以至于泣不成声。　　可是作为间接参与者的我，回忆起那个年代只有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记不得那年我几岁，也记不得那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只记得那是在一个夜晚，我站在兰州市黄河沿前街３２号外祖母家住的院子的门槛上，送爸爸妈妈出门。他们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虽然我站在高高的门槛上，还是只有爸爸的胸口那么高。爸爸和妈妈弯着腰亲了亲我的脸蛋，爸爸还给了我和哥哥一人一个五分钱的硬币，然后就走了。那枚硬币第二天就被我们花掉了，我们在广武门的小摊上一人买了一碗醪糟，那是我记忆中喝过的最甜的醪糟。可是从那个夜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爸爸，我永远地失去了他！如果人的生活中有很多如果的话，我想我的第一个如果就是——保留那枚硬币，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直到读了母亲的书，我才知道那是１９５８年４月。那时，我快四岁了。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清晰的记忆。　　全民大办食堂的时候，我也不例外地到食堂去吃饭。记得那个食堂在小北街附近，每天很多人挤在一起吃饭，很是热闹，也让小小的我很是开心了一番。有一天，为了好玩，我专门找了一张三条腿的凳子坐，结果不小心磕在桌子上，在我的眉际留下了一道伤痕。四十多年过去了，那道伤痕还隐约可见。也许正是因为它，我才对那个年代的荒唐事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影响。　　记得那年冬天，，有一天外祖母家买了煤球，我也帮着往家里搬。那时外祖母家连我和哥哥一共七口人，住着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还是租的。买来的煤球只能堆在外面的房檐下。我冻得红红的双手端着一个簸箕，一边哭一边端煤。又冻又饿的我还时不时地用沾满煤灰的小手抹着眼泪，小脸被抹得黑黑的。可那时的我哪里能顾上这个呀，我知道的就是：我饿！我冷！！我要坐在热炕上，捂着被子吃馒头！！！尽管在那个年代，由于在家里我最小，我已经受到了最大的照顾，但是，我还是很饿。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妈妈，我已经快不认识了的妈妈回来了。尽管她带给我们的是噩耗，可是我毕竟又有妈妈了！从母亲的书中我得知，那是１９６１年１月。那以后，尽管我们母子一起或者分别都遭受过许多坎坷，可是我们都走过来了。掐指一算，四十二年……　　　　正文 第一章 获罪　　1958年4月下旬，由兰州西去的一列火车上，乘坐着甘肃日报社新近被定为右派分子的 6个人，他们原都是甘肃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其中一个年轻女性就是我了。我和我的丈夫 王景超坐在一起，我们 全都没有卧铺--确切地说，都已失去了享受卧铺的资格；火车长时间的颠簸，使每个人都 十分疲惫。我紧紧地靠着他，斜倚在他的肩头上闭住了眼睛。在公众场所，我从未和他这样 亲近过，现在，我还想跟他更亲近一些，因为我们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却将劳燕分飞。偶 尔袭来的睡意总是瞬间就消退了，我哪能睡着呢。我们相聚的时间没有多少个小时了，到 了酒泉，他就要下车，当时报社要他去劳动教养的地方是酒泉夹边沟农场。作为报社的头号 大右派、极右分子，他已被开除公职，报社已与他一无干系。他将怎样走完他的人生之旅? 我们将怎样从我们共同的苦难历程中拔步行进?此时，我们都没有想它，我们也很少说话， 一切都在默默无言中。但我们是多么珍惜这最后相聚的20多个小时，如果我们知道这将是 我们生命历程中相聚的最后20多个小时，我们将会怎样充分地使用这20多个小时的分分 秒秒!啊，变幻莫测的人生，难以逆料的生离死别!　　才刚过去的1957年夏天，风雨如晦，我们在未能逆料的政治风暴中遭了难，共同的罪名将我 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我为他蒙受的奇冤和屈辱痛苦得心都碎了，他由于我是受他牵连被划 为右派分子而悲叹不已，我们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小集团，还被起了个不太美妙的名字--“ 黑社”，我被划入“黑社”，完全是由于我是他的妻子。　　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我曾随甘肃代表团到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全报社去了农村部 的副主任曲鹤云和我两人。在那个年代能去北京很不容易，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所以能 去 ，是因为那一时期我在工作上表现突出，我在甘肃农民报主持编二版，在农民报内部红旗竞 赛中，二版屡得红旗，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奖励了一支浪琴牌钢笔。甘肃农民报是甘肃日 报社的一个部门，接受甘肃日报社编委会的统一领导。　　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心情格外激动。让我欣喜的是，景 超1951年在庆阳报道土改时认识的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杨允文，也出现在代表团内，我们已是 老熟人了。我们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大旅社后，第二天随团参观，开始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大 开眼界。两三天后，虽觉得每个展室都有新套套，但心里急着想到北京有名的景点去玩玩看 看。北京还有我兰州女中的几个同学，一定要见见面。而参观的日程安排很紧，几乎没有多 少闲空，这样，后来便不得不放弃有些参观自由活动了。和我同来的农村部副主任曲鹤云， 是才从 县上调来不久的党员干部，我们原来接触极少，不熟，要自由活动得有个伴儿，最佳选择便 只能是杨允文了。杨允文也是首次来北京，和他在一起，他口口声声说我是他“好友的妻子 ”，我们拿着北京游览图找故宫、天坛、颐和园，他总能很快找到，并弄清应坐哪路的公 共汽车就能到达。在颐和园，我们租了小船，荡舟在昆明湖上，是他自由挥动着木桨，我们 在岸边杨柳依依、风景如画的昆明湖上流连了两三个小时。我要找同学，有的同学住在胡同 里，北京胡同如蛛网般，进了胡同，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但他分得清，并能耐心地询问 ，帮我一定找到。记得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刘昆的宿舍，就是经他帮助找到的。刘昆的爱 人束沛德出差在外，我在她家住了一夜，畅叙别情。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还一起到北海公 园走了走。找到了在中央气象局工作的党贻，当晚她还带我找了住在附近的于沪生。于沪 生 在北师大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在马恩列斯理论编译局工作。当时，北京正有大量的荔枝上市 ，每斤三毛五，物美价廉，我平生第一次吃杨贵妃吃过的鲜荔枝，真是吃得惬意极了。党贻 当时还没结婚，我和她在大宿舍同睡一床，第二天她上班，我自个儿回了西苑。　　在北京，我们也和报社在京的二位同志见了面。第一位是副总编辑叶滨，当时他正在中央党 校学习，听说我们在西苑大旅社住，他特意赶来同我们见了见面。第二位是在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系学习的杜修文，他是工农干部出身，陕北人，是我和曲鹤云去学校找的他。当时已是 晚上，林希翎正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说，杜修文不屑地说及此，显然很反感。当时，我们尚不 清楚林希翎何许人也，没有说什么看法。　　在参观农业展览馆期间，各省的代表团还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 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一起照相。我们得到这一信息，非常激动，一直在急切地等候　　安排。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上午通知大家不要外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要接见。 10时左右，大家坐车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前，草坪上早已摆好了呈半圆形阶梯式的长凳。甘肃 代表团因为有少数民族，我们的团长就是回民，是民政厅副厅长马淳靖，照相时受到优待被 安排站在最中间，女同志站前排。我的前面就坐着周恩来，左侧前方是毛泽东的座椅。此时 的中央领导人大都五六十岁，他们的面色红润健康，显得都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十分和蔼可 亲。当周恩来来到我面前将坐未坐之时，我真想伸出手去和他握手，因接见前已有叮嘱而作 罢。领队曾告诉大家，如果毛主席、周总理同每个人都握一下手，他们的手会握疼的，最好 不要主动和他们握手，我就听话地没有伸出手去握。　　在我们来北京之前，5月1日，中共中央已在报上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 报》闻 风而动，连续配发社论，鼓动知识分子及各民主党派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我对这 一运动，尚未在意，没放到心里去。及至到了北京，对整风这样的国家大事早已置诸脑后， 报纸当然是不看的。到我们临离开北京时，《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 发表，中共中央已公开发出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号召，我仍浑然不觉，根本没有意识到反右 派跟自己会有啥关系。　　从北京回来不久，报社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积极参与，对 党的号召积极响应。此次领导上号召帮助党整风，我仍真诚地响应号召。此时，甘肃农民报 的总编辑薛剑英、副总编辑流萤，我们原来相处都不错，工作上合作得比较协调。特别是流 萤，他脾气好，我学画版样都是他手把着手教的；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愿意向他讨教 ，同他商量。可是，1954年，宁夏同甘肃合省，从宁夏来了个女同志×××，也被放在了副 总编辑的位置。此人资格比流萤老，贫农出身，也曾是大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她原 来在宁夏一直搞妇联工作，不懂新闻，她的丈夫××，原为宁夏日报总编辑，来甘肃后，被 任命为甘肃日报副总编辑。不知为什么，×××来甘肃后，愿意改行搞新闻，就安排到甘肃 农民报当了副总编辑。我从1952年开始独立编版，已能独当一面。×××作为副总编辑，每 期报纸的大样，她都要过目审阅。但是，作为新手，看大样时常常出错，通顺的句子，她会 改得不通，有些政策问题的提法应十分确当，经她改动一两个字，就变得似是而非。我作为 二版的负责人，对于由她审阅大样感到非常为难，对她改过的大样，我们如有不同意见，认 为改错了或有不确当处，会与流萤改过的大样作出对比，向她提出：“流萤在这儿没改” 或 “流萤的看法”如何如何，我们原本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是想借流萤的名婉转表达自 己的看法。谁知，不提流萤则已，一提流萤，她立即火冒三丈：“那你们去找流萤，不要找 我。”流萤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使她忌恨不已。这样，两个副总编辑之间，就有了嫌隙 。绝大多数人的同情都在流萤这边，她意识到此，心中就更不悦。在动员大家鸣放、帮助党 整风的时候，我共写了5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是《向×××同志进一言》。我认为×× ×与流萤的关系已影响到工作，举出一二事实，说明其责任主要在×××方面，×××本人 应有所改进。第二张大字报题目是《请公开宣判》，这完全是一张替别人鸣不平的大字报 。 整风期间，农民报的王维新发牢骚说：“老薛(指薛剑英)和我个别谈话时，说我反党反领导 ，我到底把谁反了?”陈雪鸥在整风前也曾一次流着眼泪私下和我说：“领导上曾让我交待 反党反人民的问题，我哪有这些问题，我又怎么能交待得出?”整风中我学习了毛泽东在最 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我认为王维新、陈雪鸥都是好同志， 他们怎么会“反党、反领导、反人民”呢?一定是农民报领导上“左”了，没把毛主席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精神吃透，王维新、陈雪鸥也可能因说话不注意，得罪了个别 领导，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在这张大字报上我摘要引用了他们的原话，然后质问：“他们到 底反了谁，请农民报的领导公开宣判!”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和潘玉军合写，一张是王 维新所写，我签了名，这两张大字报都是指名针对农民报个别党员工作或思想作风上的问题 写的。第五张大字报写了些什么内容，我已完全忘记，肯定无甚要紧。在鸣放的讨论会上， 我发过一些言，至今仍认为很一般。但×××听取大家的意见很不冷静，强辞夺理。我当时 认为她很不虚心，心里不满。此时已到了6月下旬，×××作为××的妻子，对毛泽东、党 中央决定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已心中有数，而且清楚新闻单位是重点，所以，她没有必 要表示虚心。可我一直浑然不觉，懵懵懂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右派分子。　　此时期的景超，在编辑部也备受尊重。在我去北京前，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文教工作会议，由 4月13日到22日，邀集党内外人士450余人热烈讨论谈心，传达毛泽东在2月最高国务会 议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请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 了会议。报社根据会议要求，除了派文化部副主任杨康参加，也让非党的景超去报道。　　景超在会上听了毛泽东两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拿回了讲话原稿，在会上听了大家的讨论， 很受教育，很受鼓舞。会议结束，他写了3000多字的会议消息，其中的小标题是：1放得 羞羞答答，鸣得吞吞吐吐；2要在鸣和放中来比好坏，求真理；3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 题只能以理服人；4党外人士为何不能畅所欲言?5要克服党内外的宗派主义；6用辩证 唯物主义的钥匙，去开人民内部矛盾的锁。　　这篇会议报道，刊登在4月24日一版头条，下面并配发社论：《大胆地“放”，大胆地“鸣 ”》，社论由杨康写就。　　这次会议对推动全省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意义重大。编辑部有些人认为， 会议消息写得生动活泼，真正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去北京后，报社领导上急于改变报纸的面貌跟上形势，特意找了些思想比较活跃写作能力 强的编辑记者谈话，动员他们写杂文，景超就是动员的对象。经一再动员，景超写出了第一 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此文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尖锐犀 利的文笔，对“经常靠‘行政手段’”制服人的种种现象，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发人深省 。此文由文化部发到了总编室，值班副总编辑樊大畏读后大喜过望，三版编辑将文章加花边 发头条，樊大畏仍嫌不够醒目，嫌标题用铅字排印不突出，让三版编辑找到景超用钢笔另写 了标题制成锌版于第二天(5月26日)见报。此文见报后，首先在编辑部引起大家的关注，成 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认为杂文针砭时弊，说到了点子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总 编室按甲等稿发了稿费。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促使他连续又写了两篇杂文：《为“三脱 ”干部叫屈》、《关于“抵触情绪”》(此篇未见报)。　　此后，编辑部召集党外人士座谈，由副总编辑××主持，××满脸堆笑，一次又一次地口称 “景超”，动员景超发言。此时，毛泽东关于“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 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已在半个多月前向党内少数人通知。6月8日 ，毛泽东又再次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中开宗 明义地指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同时表示 要组织人们继续“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满脸堆笑动员景超发言 ，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的意图。但，景超不知道。在省文教 代表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深信不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风向已经变了。所以 ，经××一再动员，他也畅快地说了说。其实，他的《为“三脱”干部叫屈》的杂文，于6 月5日在报纸上发表时，就已内定为毒草，他浑然不觉。　　7月中旬，我仍到武山县文家寺采访。这是我两年来常去的点。采访中，我心情愉快，发辫 上系着从北京带来的漂亮发带，有个年轻技术员开玩笑说我：“洋气!”我不以为意，还高 兴地辩解几句。下旬，接到领导要我回报社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来信，我立即搭火车回兰州 ，一路上也没有大祸临头的任何预感。　　下了火车，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景超已上床准备睡觉。一路坐火车我已很累了，也很快上了 床。等我睡到身边，他才镇静地告诉我：“报社搞出了个右派集团，叫黑社，黑社头子就是 我。”这一晴天霹雳，把我吓懵了。我们彻夜未眠。　　他详细地告诉我这些天开斗争会的情况。报社领导知道他性格刚强，能言善辩，绝不 会轻易地束手就擒，一开始就召开全报社200多人的大会斗争他，而且一鼓作气，连续斗争 ，以后每天都是100多人的斗争大会要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被认定的罪行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他写了的三篇杂文都成了大毒草；二是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的发 言；三是组织右派小集团“黑社”，身为“黑社”首领。　　景超写杂文完全是由于领导上的动员。毛泽东大骂《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十一次扩大 会议之后“无声音”，是“死人办报”。他的批评也是针对所有的省报的，并提倡写杂文， 改进报纸文风。报社领导们紧紧跟上，为急于改变报纸面貌，改进报纸文风，才动员景超写 杂文的。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杂文难写，写不了，景超知难而上，写出了当时具有轰动效应 的杂文，放三版头条，发甲等稿费，而后才有了第二篇、第三篇。此时，三篇杂文却都成 了 大毒草，谁能想到?谁能想得通?这里单对未曾见报的《关于“抵触情绪”》一文先略作介绍 。此文有一段写道：“前二年，某单位的党员负责同志，曾在大会上公开称：‘你们再不要 说党员也有某种缺点，党员拔下一根汗毛，都比你们的腰粗!’试想，如果对这种狂妄自大 、自吹自擂的宗派主义者，会不引起‘抵触情绪’，倒是难以理解了。”文章提到的事实， 正是发生在甘肃日报社内，说此话的人在60年代已擢升为报社副总编辑。报社初创时期，景 超曾同他大吵过一次。当时实行供给制，为照顾记者采访，给记者每人发了一支金星钢笔， 不知何故，未给景超发。当时，他主管此事，景超找去问他，就争吵起来，闹了个不愉快。 作为领导的他，此后就到处散布景超的坏话，影响到以后的职称评定及工资等问题。这位领 导人，陕西人，文化素质较低，平日里说话总爱带上个“他妈的×!”亲近他同他气味相投 的人对此不以为意，有时还会引起哄笑。编辑部的人对他就另有看法。且说景超在杂文里未 指名揭出的事实，正是他一次在礼堂讲话时当众说过的话。此类事实，也正是毛泽东动员整 风，要求大家揭发的内容。可是，这种证诸事实的杂文，因为景超成了右派，就也成了大 毒草，其揭发出的事实便不再成其为事实了。　　现把《略论“行政手段”》全文录之如下。　　中国古语有云：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而经常靠“行政手段 ”以服人者，是不会不带点“霸”味的。　　所谓“手段”者，欲达目的之方法也；而能够凭借行政手段以服人的，只能是一些行政领导 人物。这里无意一概否定行政手段；所欲反对者，不过只是用以“服人”的行政手段而 已。 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爱用行政手段以服人的人，究竟基于什么原因，都是些何等类人? 但推之于理，证之于耳闻目见之事实，这种带着“霸”味的人，多半是傲于“资”，而又疏 于“德”、“才”的!　　说这些人傲于“资”，是因为这些人多半是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 ，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那么还 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以党自居，觉得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他们自己 也便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了；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服从 是别人的义务，让别人服从是自己的权利，具体工作反正有被领导的人去作，自己只“掌握 原则”、“发号施令”就对了!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 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这些人的身份!　　说这些人疏于“德”，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些，这主要表现 在对群众的看法，和对待群众的意见的态度上。他们唯我独尊，当然不会承认群众有长于他 们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承认群众能见到自己所不能见到的地方，所谓群众路线、群众观点， 在他们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们并不考虑对工作如何，对革命事业如何 ；考虑的只不过是看别人的意见是顺着自己还是逆着自己，是有益于自己的尊严还是有损于 自己的尊严罢了；他们提倡“愚忠愚孝”思想，喜欢“愚忠愚孝”的人。“顺我者昌，逆 我者亡!”于是，品质恶劣的人乘机钻营，形成“君子封口，小人得势”的局面，在他们的 独立王国里，再找不到真正的是、非!他们总是以“片面性”责人，批评别人只看缺点、不 看成绩，而他们也总是以片面性护己，因为他们自己永远是只看成绩、不看缺点的!他们不 愿意理解发现并消除缺点，正是自己的责任，而唯恐别人湮没了他们的丰功伟绩。说这种人 疏于“德”，亦不为过矣!　　说这些人疏于“才”，也并非“恶语中伤”。所谓“才”者，不外乎指以马列主义知识处理 工作的能力，即指业务能力也无不可。这些人既然以为有了“资格”，就可以换得在今天必 须用劳动才能换得的一切，因而优哉游哉，蹉跎岁月，无所学而无所知!在他们的口袋里， 除了几个老教条和几顶大帽子，别的本钱就不多了，以至遇真理而不辨，遇善言而不听。对 于自己不喜欢的意见，欲说之而无词，只好继之以“压”，于是行政手段便出来了，这便是 一大堆帽子，如“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不按党的意图办事”等等。只此三言两 语，便噎得提意见的人瞠目结舌，欲语无言!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爱用行政手段的人，多半是在自己的“德”、 “才”不足以服人时，才搬出行政手段来的。对党的十六字方针，这些人会特别感到不舒服 ，因为这个方针迫使他们和同志采取平等的态度，迫使他们丢掉老教条和大帽子，认真去学 点东西，动动脑筋，改变“光靠党的威信吃饭”的没出息思想，丢掉“我即是党”的臭架子 ，踏踏实实地去做些工作。所以，这不仅对“老资格”有好处，即对于那些并没有什么老资 格、而也有些“霸”味的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也大有好处。因为老的苦学，新的也就不 便于光指手画脚了!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历史新阶段。在此形势下，许多社会弊端得以暴露，靠老资格发号施令，用行政手段以服人 者，大有人在。朱正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评论，他说：“他们，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 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当做对他们过去功绩 的酬劳，却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一个领导 人应该懂得他所领导的专业，这应该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些被安排在领导 岗位上的党员，有不少并不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引自《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38页。)　　《略论“行政手段”》一文，指出这些“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 习理论，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 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 ”“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 这些人的身份!”景超是满腔热情地从帮助党整风，期望党改进工作作风，让“专靠老资格 吃饭的人”及“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都刻苦学习，在领导的岗位上胜任工作，以适应经 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但是，批判他的文章，却说他这是要求“靠党吃饭的下台”，“靠老资格吃饭的滚开”!断 章取义如此，歪曲事实如此!一个被打趴在地的人根本无法作任何辩解。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官本位”、“论资排辈”大加挞伐，砸碎铁饭碗已在 全国付诸实施。这一切的举措都说明靠老资格吃饭当官，已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现再把《为“三脱”干部叫屈!》全文录之于下。　　所谓“三脱”，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领导、脱离群众。　　没有一个同志(注意!这里说的是同志)，是不想靠拢组织、接近领导的。但在不少单位，确 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视为“三脱”之类人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的 一些人呢?平心而论，他们只不过嘴上不大讨人喜欢罢了。如果说他们“仗义执言”，未免 夸之过分；但是，如果说他们是由于看不惯工作中或某些领导人身上的缺点，而偏爱“发发 牢骚”、“提提意见”，却倒真是事实了。当然，这些人不可能不和一般人一样，自己身上 也多多少少总有着某些缺点，如“偏激”、“片面”、“不讲究方式方法”、“小资产阶级 情绪”等等，因而往往“言不中听”、“出语刺耳”，这就招了某些领导人之忌。在某些单 位里，要求盲目服从领导的风气，是确确凿凿存在着的，这些领导人只承认一个“道德标准 ”，那就是“盲目服从”。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 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 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 ”而排斥的人!　　或曰：“君何危言耸听耶?!”当然，这些话在某些人听来，是会感到刺耳的。但，刺耳由 它刺耳，当说我自说之：在这次大鸣大放的民主浪潮里，许多党外同志对组织上、领导上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许多意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问题。人事部门一般既代表组织，又代表 领导；人事干部本来应该是革命同志倾心倒肚的知己，帮助、教育、团结党外同志的长上， 但许多意见都说人事部门是个“特殊组织”、“独立王国”，令人心存戒意，敬而远之!何 以党的威信齐天，而某些人事部门的威信却“平地”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 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以一个模子要求人的人，是不可能不偏听偏 信的，于是经过他们的手，终于画出了“亲生”与“后养”的界线。尽管“亲生”的未必个 个争气，但他们是贯彻“领导意图”的依靠，是“领导威信”的维护者，思想“进步”，所 以处处顺利，事事如意。“后养”的即便勤勤恳恳地作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 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的意见，但终因隔着一层肚皮，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 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 之类的责骂!于是，犹如风助火势，“亲生”排斥“后养”的现象，在下边便愈演愈烈；未 必作了工作的人，可以指手画脚地骂人；而真正作了工作的人，倒忍气吞声地挨骂，哪里还 能分出是非，辨明黑白?组织上这种不是“相引”实乃“相斥”的态度，让人怎么去“靠拢 ”呢?!　　一旦被扣上了“脱离组织、脱离领导”的帽子，是急切翻不了身的!对组织上、领导上犹靠 之不拢，遑论群众?领导上影响群众，让群众卑视他、冷淡他，他们再也找不到知心人，听 不到知心话，或由自卑而消沉，或由气恼而孤傲，被禁锢在精神囚牢里，岂能不脱离群众?! 　　应该说，这些同志绝不属于所谓“消极因素”，其所以外表消极者，盖因含冤受屈故也。写 到这里，我要“反话”“正说”了：这些同志并非真的脱离了组织和领导，而是组织和领导 上脱离了他们!所以我才敢于为“三脱”干部叫屈，并吁请以“盲目服从”的道德标准要求 人的领导者，抛弃这个标准，而以马列主义的是非观点对待所有的同志!　　《为“三脱”干部叫屈》一文，指出有些领导人喜欢“盲目服从”。“凡是不 合 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 ，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 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后面还提到人事部门工作中的问题，指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派主义、主观 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　　有些人“即便勤勤恳恳地作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 的意见”，而“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 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之类的责骂!”　　景超对“盲目服从”、“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 弊端的挞伐，文笔犀利，点到了要害处。就是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以上弊端仍以各种新形式 ，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时对此文的批判，主要指出：“其主旨是为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喽罗争取合法地位，为他们争取群众，为他们打气撑 腰，为他们‘控诉’，为他们向人民‘倒算’!”22年后，景超和众多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 正平反，此说当不攻自破。 敬爱的读者看了以上两篇杂文的全部内容，一定会认为两篇杂文是针砭时弊的好文章，文笔 犀利，针对性强。就是放在当今社会，其针砭的意义仍不乏其应对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好 文章，在反右斗争的形势下，竟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景超遭此诬陷，有口难 辩，真是冤哉冤哉! 景超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斗争会上，当然被认定为喷着毒液的反党反社会 主义言论。××故作亲切，堆着满脸笑一再动员景超发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再说所谓的“黑社”，完全是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一手制造出来的。总编室的杜绍 宇，同景超1951年在庆阳地区报道土改时结识的挚友王思曾是小老乡，都是河南灵宝人。王 思曾原来也是西北大学的学生，来甘肃后在青年团甘肃省委做秘书工作，此人对团省委书记 ×××的工作有看法，提意见很刺耳，说“我对×××的工作作风深恶痛绝”!×××对他 自然认为可恶之极，在1955年肃反时搜罗“罪证”，将他定为坏分子，并把他周围的一些人 定了 个落后集团。王思曾于1952年主持创办《甘肃青年报》，带了一帮人在甘肃农民报学习过，　　和我及农民报的有些人也非常熟悉。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不是坏分子。到1957年鸣 放开始后，王思曾另一个小老乡荆赞哲，和杜绍宇熟悉，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更是愤愤不平 ，他找到杜绍宇表示，即使他本人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他一定要为王思曾鸣冤叫屈，力争 使王思曾定为坏分子之事得到解决。景超原来和杜绍宇来往不多，但杜绍宇知道景超和王思 曾是挚友，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极表同情。在此时期，他们之间就有了些来往，杜绍宇还把 荆赞哲带到我们家，商量如何为王思曾翻案，荆赞哲答应回去后先写材料。杜绍 宇为王思曾翻案之事来我家几次之后，适值鸣放期间，也和景超一起对报社的有些事作过议 论。反右斗争开始后，杜绍宇因为得罪了×××，先在总编室受到批斗，在交代问题中说到 同景超有来往，×××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大鱼是景超，而非杜绍宇，经过同总编室副主任× ×诱供逼供，硬是让杜绍宇供出了个“黑社”，网罗了编辑部5名右派分子。为坏分子王思 曾翻案，成为杜绍宇、景超和我3人的共同罪行。　　我奉召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仍换上了雅致素净的裙装，穿上了从北京买来的浅黄色半高 跟皮鞋，踏上宿舍不远处的大台阶，向南拐个弯，走向编辑部大楼。在一楼的过道里，我看 到了向“黑社头子王景超猛烈开火”的好几张大字报，也看到一两张大字报要我揭发黑社头 子王 景超，指出我也有反党反领导的言行，必须低头认罪，还质问我在鸣放期间为什么同黑社头 子王景超表现那么“一致”?此时的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是想应如何面对现实， 对付这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灾难。我仔细地逐一看完了批判景超和我的大字报。左一个“反 动透顶”、右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批判用语，令我目瞪口呆，我绝难接受如此的现实， 心底涌出阵阵悲凉痛楚。　　当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墙上还贴着红旗竞赛的 报表，二版的格内扎着好几个用大头针做的小红旗。这是对我的工作成绩的肯定。我独自一 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到四楼会议室开批判斗争会去了，斗争对象就是 景超。　　景超和我都无法改变这个冷酷的现实。　　景超每天经受一二百人的批判斗争已经有些日子了，奇怪的谬论，无与伦比的谎言，被当做 批判他的重型炮弹不断地猛轰。我坐在报社定做的考究的皮靠椅上，沮丧，难过，六神无主 ，耳边时不时地传来四楼会议室里发出的众多的喝骂声，叫喊声，虽说听不真切，集中猛烈 的火力都是对准他一个人的。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准了无辜的他猛轰不止，他就是有一百 张嘴也难以为自己辩护说清问题。天哪，这些天来他的精神一直在经受着怎样粗暴的蹂躏? 　　他曾顽强地据理力争，想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但这样的斗争会岂能允许他为自己说话?全 国在册的55万多右派分子又有哪个未曾试图为自己辩护过?但他们连张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啊!终于，一次次的狠批猛斗，使他脸色苍白无以答对，心神困顿到了极点，一二百人的吼 叫詈骂，逼迫他不得不按照“组织上”和“群众”为他限定的思路编造低头认罪的谎话，说 自己思想反动，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径。不是因为软弱，更不是由于虚伪，他才违心 地编造谎话，臭骂自己。他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万分委屈，根本无法接受。而当时无论他 或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对于 反右斗争在内心深处虽有不解之处，特别是对把自己打成右派根本想不通。作为新闻工作者 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什 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少将，在鸣放中说， “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地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 现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 不反击能行吗?哪里知晓，葛佩琦曾致函《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上述不实之词；哪里知晓， 葛佩琦是1938年的老党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以国民党“少将督察” 、“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出入虎穴，不断取得国民党军队的绝密 情报，通过电波发往延安，功绩昭著。我们更无法预料，葛佩琦在反右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经历了18年的铁窗生涯，滑稽的是他在70年代初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特赦。到了80年代经 胡耀邦亲自批示，几经波折，到1983年沉冤也得以大白。(见《胡耀邦与平 反冤假错案》。)历史向葛佩琦开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玩笑，全国人民被愚弄，我们 也成为被愚弄者。　　一直有着党内“英才”之称的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按照中宣部的决定为 复办《 文汇报》奔波的原《文汇报》负责人徐铸成，曾几次向邓拓讨教，同邓拓一起对《文汇报》 的办报方针进行磋商。徐铸成1989年在《国情研究》创刊号发表的《“阳谋”--1957》一 文写到邓拓时还说：“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 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而我们已知，反右斗争的发端，始于《 人民日报》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两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 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 义先后发表，指导了运动的猛烈发展。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把邓拓和人民日报的几个副 总编辑和编委找去，对于《人民日报》响应双百方针不力，曾予痛斥：“党的报纸对党的政 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 “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毛泽东还对邓拓说：“你不能占 着茅坑不拉屎。”(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7 ～　　48页。)彼时，邓拓只能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立即跟上。此时，多次受到毛泽东表 扬的非党报纸，又经毛泽东认定其大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而被全盘否定，毛泽东对反右斗争的 坚决态度，使邓拓又不得不再来个180度的高速大转弯，他仍只有服从的份儿。以1957年的 大气候，邓拓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服从。　　强大的政治压力，委屈自己的感情违心地承认已被认定的右派身份，又使我们痛苦莫名。　　“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 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 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 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1957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 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　　是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此，他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巡视游说于大 江上下各大城市及京津等地。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全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均被召集济济一堂参加此会议，毛泽东亲自莅临作长篇报告，动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其目的还是为了贯彻“ 双百”方针的实行。1957年“五一”前夕，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毛泽东召集了首都各 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他兴致甚好，谈笑风生地再一次动员在座 的代表们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帮助党整风。毛泽东选择了这个时刻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导动员 大家，也是对知识分子们优礼有加的又一次表示。这些知识分子们当然是积极响应的，把伟 大领袖的心意带回去，影响于他们所能施加影响的阶层、范围，尽力扩散于亲朋好友之中 (这种响应，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被认定为点火、放火)。　　毛泽东运筹帷幄，很快在全国打开了局面，后来被他称之为“阳谋”的奏鸣曲，就这样在 全国响起。　　500万知识分子解除了各种思想顾虑，凭着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参加到鸣放的行列里，帮 助党整风了。但是，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 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攻”，“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景超 的第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发表于《甘肃日报》已是5月26日，毛泽东关于《 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已下达，但只在极小范围内传阅，连担任《甘肃日报》副总编 辑的樊大畏亦不知晓!不然，他就不会兴奋地将此杂文放在醒目的三版头题当作针砭时弊的 好文章予以披露。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此社论尚未 充分表达出毛泽东此刻运筹于心中的全部谋略与内心情感，他情不可遏地连续亲自为《人民 日报》撰写社论，进一步将这场斗争迅速推向前进，在全国猛烈开展起来。社论声称：“牛 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这就是所说的“引蛇出洞”。在人民群众的队伍 里采取如是手段，硬是多方动员人发言，然后以言定罪，找出一大帮(55万多)“牛鬼蛇神” 坚决打倒。现在已成定论，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对的。在反右斗争中强迫右派分子“从思想上 ”承认自己就是“妖魔鬼怪”，就是“牛鬼蛇神”，才可以说是有了好的认罪态度，才有可 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种对右派分子人格上虐杀，精神上残酷折磨所采取的手段，显然是 违背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宗旨的。据薄一波后来回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不只一次 地指出：“反右 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所以，他虽也说过对右派分 子“不予办罪”的话，到了反右斗争后期，不少地方不少单位还是逮捕法办了一批右派分子 。　　在甘肃张掖地区，一个在1943年就参加了甘南农民武装起义、担任起义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刘 学琨，当时身背《矛盾论》、《实践论》手抄本，供起义军领导人刘鸣(他的六叔)阅读。 起义失败后，他在1947年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接着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为了迎接解放 ，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死里逃生，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反右斗争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 ，判了刑。1961年4月27日死于安西十工农场。 话再说回来，在1957年的中国，毛泽东称右派分子为“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就得承认自己 是“妖魔鬼怪”。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信号，此时中国人民对“牛鬼蛇神”的用语已觉习惯。对 于1957年的普通中国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我们由于自己成了“妖魔鬼怪”、“牛鬼蛇神”， 内心的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述。　　我挨斗是在回兰州一周之后了。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 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这种难堪、羞辱，这不许申辩的委屈，使 我立时就想死在这些人的面前，作为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啊?当我固执地想着去死时， 一闪念又想到，如果我死了，他一人孤零零地又如何承受这一切?俩孩子又怎么办?这是个规 模不算大的斗争会，只有20多人参加。会上，对《向×××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批判说 我是挑拨×××和流萤之间的关系，破坏团结。对《请公开宣判》的大字报，×××则愤怒 地指出：“陈雪鸥家庭出身反动透顶，她本人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心理阴暗，领导上说她反 党反人民，你为什么要替她说话，你这是和她站到了同样的反动立场，借整风之机，向党射 出了进攻的毒箭。”以上两张大字报，是会上火力猛攻的重点。还有人发问：“王景超的三 篇杂文，表现出他多年来对党的刻骨仇恨，字字句句都喷溅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液!你在 整风中时时处处都和王景超表现一致，你交代，王景超是怎样和你一同商量写那三篇杂文的 ?”景超写三篇杂文及杂文的刊出，都是我在北京参观期间发生的事，我当然无从交代。众 人的吼叫，绝不讲理的说理斗争，经受这样的百般凌辱，活着真比死去还要难，难得没法比 。　　景超知道我挨斗以后，显得比我还要难过，因为他最知道挨斗的滋味。他年轻娇弱的妻子遭 此横祸完全是受他株连，他怎能不心如刀割!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 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从我们相爱直到婚后 ，他对我有过几个爱称，但从来没有亲昵地唤我“小娇娇”，这个呼唤说出了他对挨斗的妻 子的无限怜惜、无限疼爱，他恨自己把亲爱的妻子拖入了痛苦的深渊，受尽凌辱，心中内疚 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他想说出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抗议，而对于外面那个严酷的世界，他又 什么话都不能说，不能说!已被狂虐的政治风暴打倒在地的他，为自己无法保护妻子而痛苦 不已，这痛苦胜过了他自己挨斗。　　在挨批斗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不能不想起自己满怀革命激情参加工作的情景。我出身于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生于兰州。我从小爱读文学作品，读书多。到上高中三年级时，由于 地下党和进步同学的影响，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革命书籍，如《大众哲学》、《社会发 展简史》等，还读到了从解放区传来的赵树理的作品《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 ；香港办的进步的文艺刊物，我们也传来传去地看。这些书籍使我大开眼界，我深信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将无往而不胜，是解放人民大众，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　　1949年6月高中毕业，7月高考，我报考了兰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外语系主任水天同亲自 口试，我的5项成绩全是“优”，很轻易地就榜上有名了。　　“8·26”兰州解放，我以兴奋无比的心情观看解放军的入城仪式。我和几位同学拥入兰州 大学，找到几张歌页，如《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等等 。我们对着简谱，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歌曲，引吭高歌，抒发着我们的革命情怀。　　这时，我对上大学已兴味索然。我觉得应把闪光的青春奉献给革命，人生才更有意义。恰在 此时，我的已在甘肃日报社工作的堂叔和保鼎、堂兄和子午来到家中，说报社正在招收青年 学生当编辑、记者。我在中学的作文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认为新闻工作很适合我，当时还 听同学说报社记者对革命理论、党的政策方针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水平很高。我对报社这个 革命熔炉心向往之，就放弃了上兰州大学的机会，走进了甘肃日报社的大门，穿上了灰布 制 服，享受供给制待遇，成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业余，我还到印报厂给工人教歌，当时 教的歌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我激情满怀地教唱，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我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完成任务。1957年我到北 京参观农业展览馆，还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我，一切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可是，反右斗争使我坠入黑暗的深渊，一下子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又怎么能 想得通啊! 经过几个回合的批斗之后，我又一次想去死。我想用死来解脱自己，只有死才能解脱我已无 法承受的重负和痛苦，一个人活到了这等份儿上，为什么还要活着啊!我也觉得在这种时刻 去死太自私，我怎能把所有的苦难都留给他一个人呢?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了，自私就自私 吧，就让我做一个绝对自私的人。我在人世间既已无路可走，失掉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 一切，我已无可留恋，就让我到死亡之谷去寻找快乐去吧，一旦跨进了死亡之谷，一切就都 解脱了，该有多好!　　这是一个上午，我已被停止工作有些天了，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全办公室已没有 一个人理睬我，对我的要求是继续做检查交代罪行，我在沉默中却痛下了去死的决心。报社 附近的酒泉路有个小药店，我决定从小药店买些安眠药结束生命。我匆匆走出报社的大门， 走过中山林的公园时，托儿所的阿姨正带着孩子们在玩耍，3岁的小夏看到了我，大声喊： “妈妈，妈妈……”我头也不回，直奔药店而去。在这种时刻我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小药 店只有个年轻的店员，我问：“有没有安眠药?”他说：“只有一种，三溴片。”我从来没 有吃过安眠药，也不懂三溴片药性如何，问了问每次服用的剂量，就买了多于服用剂量十几 倍的药片。年轻店员大概是看到我神色有异，有点担心地含笑向我一再叮嘱：“这药可不能 多吃，不能多吃!”他不放心地把我送到门口，看着我离去。我回到家里吞服了全部的药片 ，而反应只是头脑昏沉了几天，我没有死。这次和死神握了一次手之后，我又想了很多很多 ……　　每天，只有在家里相聚，我们才能悄悄地述说外面的世界不允许说的话，倾吐冤屈，互诉衷 肠。我们的斗室一时间又成了幸福的天堂。每天晚上，他都要伏在案头写人家逼他写的交代 材料，写啊，写啊，总也写不完!那时，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会上提了的“宝贵”意见，他 和别人私下随便说过的一两句话，他那受到热情赞誉的杂文，等等，统统被认为是喷溅着向 中国共产党进攻的毒液，字字句句无不被认为是毒草，他怎能交代完呢?　　我难以理解，一夜之间，他忽然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那么，原来的他呢?那个才华横溢 、桀骜不驯，奋笔为党报写作了八九年的人，是报社从总编辑到每个普通工作人员都 熟识和承认的，即使真成了妖怪，从魔瓶里飞出的那股妖气，也得有个变化的过程。是谁有 那么大的能耐将他一下子变成了从魔瓶里飞出的妖气?况且，我们一直生活在报社的工作环 境里，住在报社的职工宿舍，众目睽睽之下的他，又是怎样变化的呢?　　每天晚上，景超还用工整的笔迹写日记，写每天挨斗的情形，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 出那可悲的世相。他的挚友王思曾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坏分子，曾对他说，运动对 于被斗的人是考验，对于斗人的人也是个考验。在反右斗争中，他也有了自己真切的体会。 报社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是反右斗争的重点，人人自危。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不惜 捏造罪名，把污水泼向已被众人踩在脚下的景超身上；有人善搞落井下石，得意愉快；有人 作批判发言时，神色慌张，说话结巴，大汗淋漓，倒像是受批判的是他自己……这些，他 都如实地记在日记里，他想郑重地把这一页历史永远地保存下来。　　8月8日，甘肃省市新闻出版系统召开批判右派分子大会，就在报社礼堂举行。这是一次把新 闻出版系统的反右派斗争推向高潮的大会。大会未开始前，革命群众就要求各单位的大右派 “亮相”，让坐在前排的他们一个个站在方凳上，以便大家认识其嘴脸。景超是头一个站在 方凳上让大家争睹的对象。后来，又有人喊道：“叫黑社头子王景超的老婆和凤鸣 坐到前边来。”我本来坐在不引人注意的中间靠后的位置上，这时便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站起来走到前边。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省上的王秉祥。1951年庆阳土改时，王秉祥是庆阳地 委书记，景超作为报社挑选派去的记者，写了几篇好通讯，如《二十串麻钱》等，当年， 王秉祥对景超也是熟悉的。现在，景超作为甘肃日报社的头号大右派站在方凳上让会场所有 的人观瞻，此时的王秉祥对景超这样的大右派也许始料不及，但参加大会将他批倒批臭，似 是理所当然。我心里仍替景超难过，他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开完大会，回到家里，我仍有些忿忿不平，说：“他们为什么要让你们站到凳子上?看一下 你们的嘴脸，就能把批判引向深入?”然而，景超竟还宽解地说：“群众运动嘛，这有啥?” 　　《甘肃日报》8月9日在一版头条报道了此次会议。　　两天后，省市新闻出版系统批判右派分子大会继续举行。《甘肃日报》仍在一版报道，消息 指出：“以王景超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在今天的会议上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在确凿的证 据面前，这个‘黑社’的头领王景超不得不承认这个集团的存在……但是，王景超却仍然 抗拒交代这个反党集团的具体活动。王景超这种无耻抵赖，顽固蛮横的态度，引起全体同志 的极大愤慨。”　　此后，对“黑社”的追剿围攻，便又上了个新台阶。　　景超在参加革命前，生活很苦。他生于1924年，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侵 略者的炮火，将他逼出了老家河北省无极县苏村，18岁的大哥景衡带着13岁的他为躲避战火 ，流落到四川等地。大哥后来参加了抗击日本鬼子的商震部队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生 活无着，经老乡介绍，在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伤兵医院吃不饱饭， 小看护兵们为抢几口饭，常在饭篓子旁打架。后来，他从伤兵医院逃跑出来，在国民党为沦 陷区学生办的国立中学从初中到高中先后上了三四年学。学校说是管伙食，肚子仍吃不饱。 西安解放前两三年，经过刻苦学习，他考入西北大学。此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他认定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西安解放，他很快报名参加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随军西进。　　敌军仓皇西逃，沿路烧杀淫掠。景超他们走过的地方，处处满目疮痍，十室九空，炉灶被 捣毁，炊具被砸烂。在一个镇口，一个老汉捂着刚被解放军包扎好的伤口，哭诉说：“马家 军(指马步芳的军队)把我全家杀光了，我活着有啥用?大军同志!请你们为我报仇哇!”这血 泪的控诉，在景超和工作团全体同志的内心燃起了熊熊烈焰般的阶级仇恨，队伍里响起了《 解放大西北》的嘹亮歌声。　　在西进途中，景超热血沸腾，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行军驻扎到了张家川回民聚居地区， 领导上向大家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告诉大家，回民喝水有讲究，我们喝河里的水，要到下 游去取水，不能饮用村子附近河里的水。此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人都累得动不了了，景 超拿起一个脸盆，独自跑到河水下游，舀起一脸盆(行军中无其他盛水的用具)水，端到屋内 ，供大家饮用。有一位同志不慎把手碰破，血流不止，围着几个人，都不知该咋办，景超看 到，不多说话，把一条干净手帕拿给他，让他包扎，自己又去赶前面的队伍去了。　　西进的路上，领导上还组织大家学习革命理论，一次学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 话》，让大家讨论。景超对该文后面的一段话感触很深，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作出 如此英明的论断。这段话是：“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 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 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他谈锋很利地说了说自己的深刻体会，当时就有点语惊四座。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也成为他处 世做人的原则。　　行军到兰州城外的东岗坡时，同行的徐列出了件危险事。当时，大队人马沿着盘山道顺利前 进，有些年轻人乘着一股猛劲，从陡峭的山崖上往上爬，速度很快，徐列也从山崖上往上爬 ，走了一段路，却怎么也动不了了。稍有不慎，就会掉下悬崖。此时，左近前后都没有人， 徐列正在紧张万分之时，已上了山崖的景超一回头看见了徐列，就慢慢退回，要拉徐列一把 。山路很陡，走上去后，很难再走下来。最后，是徐列把背着的一杆“三八”式长枪递上去 ，景超拉住长枪，用力一拽，才使徐列脱离险境。50年过去了，徐列还记着当年那危险的一 幕。　　到“8·26”兰州解放，他随工作团进了兰州城。9月1日，《甘肃日报》创刊。他参与了《 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在编辑部，他才华出众，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新闻和通讯，受到从 总编辑到普通工作人员的瞩目。　　曾几何时，他又成为“黑社”头子，成为对党抱有刻骨仇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受 到全报社以至省市新闻系统多日来的猛烈批斗，还要他站在方凳上让大家观瞻。天啊!这瞬 息变化的世道，让我怎么能接受呢，景超他自己又怎能接受呢? 过了几天，我下班后回到家里--当时的上班就是准时到办公室挨斗或写检查交代罪行，看 见景超躺在床上，屋里一股浓烈的六六粉味。六六粉是数月前要来消灭臭虫的，此时，六六 粉纸包已从床下取出打开了，我哭叫道：“你是不是吃了六六粉?是不是吃了?”他脸色煞白 ，心情沉重，看到我着急哭叫的样子，悲怆地说：“我刚才想吃下它，还没有吃……”他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说得很吃力。多日来毫不停顿的狠批猛斗，他活着的勇气也已消蚀殆尽 ，刚强的他终于也想去死，用死来了结一切……我伏在他的胸前哽咽不已，此时此刻，我 真害怕失去他。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吗?我们想要活下去真也太难太难! 他冰凉的眼泪流到了我的头发上，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也是生平在我面前唯一的一 次流泪。他告诉我，下午的斗争会上，要他交代“黑社”的黑纲领，“黑社”本来就是莫 须有的事，哪有什么黑纲领，他无法编造，交代不出来，就骂他“耍死狗”、“放屁”。他 沉重地喘着气说：“这日子可怎么熬下去!”在绝望中，我抽噎着哭成了一团。这天晚上， 我们没吃晚饭，连灯都没开。在绝望的哭泣中，我们觉得彼此都无法离开，也感受到了大难 之中相依为命的甜蜜，一种未曾经验过的甜蜜。　　反右斗争将我们双双打倒在地，这真是我们来到人世间遭受的最冤屈最折磨人也最难以承受 的苦难，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血迹斑斑，而两个受难的灵魂融合在了一起，又成 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我们的情更深，爱更坚。用血和泪浇灌的爱情之花芳香美丽，它 开放在我们被痛苦屈辱碾压过的心田，又使我们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难。　　在这里，我要对同我一起去北京，一同参观农业展览馆，一同游览北京的名胜景点，并陪我 寻访同学的那个人--杨允文，写上一笔。我万万没有想到，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口口声声 称我为“好友妻子”的人，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竟决定了我的政治命运。　　杨允文原是兰州大学物理系学生，地下党员，他也是在庆阳参加土改时认识了景超，以后回 兰州后进一步熟悉并逐渐成了密友的。解放后，杨允文在庆阳认识景超时，就在省委农村工 作部工作，在一个处里当干事。1957年仍在省委农村工作部，此人自恃才高，对工农干部出 身的部长李培福，说过一些年迈能力差，胜任不了工作之类的坏话(具体内容已忘记)，对几 个处长，干脆骂他们是“一狼二狗三狐狸”。景超在他面前，也说一些在本单位不能说的心 里话，比如，对挚友王思曾在肃反时定为坏分子，就认为是冤案，又感到无能为力。景超还 提到报社的流萤、曹克己都是党员，和王思曾都极熟，他们作为党员都束手无策，没有想出 什么办法，他这个非党员又能怎样?当时，正是满城争说《十五贯》的时候，人们对破了冤 案的清官况钟非常佩服，杨允文当即激昂地说：“况钟也不是共产党员!”鼓动景超在王思 曾的问题上应有所作为。说他是我们家的密友好友也不为过。杨允文是甘肃武山县人，他老 婆也是武山县人，是在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　　我们从北京回来后再没见过面，反右斗争中，景超和我先后陷入困境，他也受到批判。省委 农村工作部来函要我们写材料揭发他，我和景超从内心里都不愿他也成为右派，写材料时只 避重就轻地应付了一下。此后，报社的反右斗争仍如火如荼地紧张进行，我们因同他不在一 个单位，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对他的命运不无担忧。我们不仅认为自己不是右派，也认为 他不是右派，对他的处境也很同情。　　到了9月，批判斗争我们的日子似乎已近尾声，一个星期日，我忽然想起，杨允文的父亲就 住在小沟头，我的外祖父家离他家很近，此时已近中秋节，我们已有多日没去外祖父家了， 不妨在去外祖父家时，抽空去杨允文父亲家问问他的情况。这天下午，我们到了外祖父家， 外祖父已知道我们双双定了右派，对我们挨批斗很难过，我们只能说一些宽解的话安慰老人 。在我和外祖父说话中间，景超抽空去了一趟杨家。吃完晚饭，从外祖父家走出，我就问他 去杨家，同杨父谈话的情况。景超说：“他父亲说，杨允文对报社黑社的问题交代不下去， 很为难!”我激动地说：“黑社没有他，报社也没有说他是黑社里的人，他们那里怎么让他 交代同黑社的关系!”情急之下，我和景超再返杨家，写了个条子，告诉他黑社根本没有他 ，以及还应小心注意的几件事。条子很小，不到巴掌大，他写了几句，我也写了几句。　　谁料想，景超一人去杨允文家，杨父就立即去向杨允文告知，而杨允文第二天(星期一)上午 就让老婆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省委农村工作部听了汇报，立即用电话通知报社，当即把景超 叫去训斥一顿。中午我回到家，景超神色慌乱地说：“坏了，坏了，我们写的条子，他父亲 一定会送到杨允文那里，再转回到报社来。”到下午，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写的条子果然被 送回报社，我们既写检查，又对杨允文重新写了揭发材料，杨允文骂几个处长“一狼二狗三 狐狸”，我只是在这次的揭发材料里才初次写出。我现在也不是埋怨他，他当时这样做，也 是事出无奈。　　如果事情只是到这一步也就罢了。后来，我们的“罪行”总算交代完了，杨允文最后也未能 划入黑社。报社的男右派们被派到小西湖的二厂(现新华印刷厂)劳动去了，吃住都在二厂。 报社怕景超走后 ，我单独在家想不开会出事，让李玉清、白素珍陪我住了几夜。李玉清告诉我，领导上原来 并不准备给我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因为给杨允文写条子订攻守同盟，这才把右派分子的帽 子戴定了，因为省上有规定，凡同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者，一律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来 ，人事科的冯文彬去银川找王思曾调查我们为其翻案的问题，也告诉王思曾，原来并不准备 给我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因为跟杨允文订攻守同盟，才按规定给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看来，这已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这个我一直把他当好友对待，同情他，希望他在反右斗争中不要吃太大的苦，甚至在内心深 处祝祷他能够不当右派，不惜一切冒着风险给他写条子的人，却在他反戈一击之下，彻底扭 转了我的人生轨迹。虽经过批斗，原来可以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我，立即批准戴上右派分子 的帽子，而且落了个态度极其恶劣，加重处分的结果。　　当我从李玉清的口中得知这一变故时，心中的悔恨使我非常痛苦。但，一切都已无可改变了 。　　我从7月下旬开始挨斗以来，一直被当作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对待，要求我“低头认罪、缴 械投降”!而且火力越来越猛烈。到交代罪行告一段落，批斗会也暂停止以后，没有任何人 找我谈话，告诉我，可以对我不以右派分子论处。如果有谁向我透露一丝口风，宽解我沉重 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我将会徐缓地吐出积压胸口多日的闷气，感谢党，感谢组织上对我重新 给予了信任。没有谁对我说这句话。我以右派分子之身委屈不已，便又做出了同情另一个右 派分子的蠢事。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提到：“凡是界 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 ，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引自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07页。此通知来得太晚 ，当报社反右斗争一轰而起，领导经过批斗查实，已考虑到可以对我不以右派分子来论处的 时候，我已受尽委屈，却无人告诉我，你不是右派。类似情况，在报社已有先例，文化部的 黄权舆在写小说，景超从庆阳参加土改报道回来后，萌发了写长篇小说搞创作的打算。在刻 苦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有时便一起交谈搞创作的甘苦。当景超被当作黑 社头子进行批斗后，黄权舆也被株连进行批斗，批斗了几次没查出什么。每批斗一次，黄权 舆的癫痫病就犯一次，以后对黄权舆的批斗便不了了之，结束了。或许，因为我是黑社头子 王景超的妻子，谁也不愿意吐口说我就不是右派分子，而我不是右派分子，可能还意味着景 超的罪行会减轻几分。　　痛定思痛。如果当初对我不以右派分子论处，还我以自由之身，仅仅是景超一人赴酒泉夹边 沟劳动教养，我可以去夹边沟看他，从而了解到他艰难的处境。如果不降级，当时我有102 元的工资收入，我能够从经济上大力支援他，想方设法让他吃饱肚子，最后让他平安归来。 　　杨允文反戈一击造成的后果是血淋淋的，使我们家破人亡!　　在这最后相聚的时刻里，别情依依，我们相依相靠心心相印，安恬地憩息在一起。我们几乎 是一直沉默着，什么也不再去想，什么也不必说了，该想的我们都已仔细认真地反复想过了 ，要说的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也都已在我们的小屋里倾诉过了。在列车前进的隆隆声中，车 厢里别的旅客在谈笑，打扑克，随意走动，一切正常。我们的那几位伙伴背负着沉重的冤屈 和家人离别，心里也十分凄凉，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和我们也不多话。我们对这一切全都 视而不见，整个车厢里仿佛只有我们俩，这个世界仿佛只为我们俩才存在。直到离别前，我们根本没有设想过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我们，而且理所当然地认 为我们遭受到的已经是灭顶之灾，今后只消经受艰苦劳动的磨炼，自己跌倒自己爬，不论经 历怎样的苦难，我们总会吸取教训，重新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在细细地咀嚼了被打倒在地 的痛苦以后，我们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向高傲倔强的他，沉稳老练了许多；在别人眼里柔　　弱不禁的我，变得十分坚强了。我们仍相信中国共产党对右派分子“给出路”的政策。为了 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具 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能够达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是乐观 的。他还重新坚定信心，继续做起了他的作家梦，他用笔勤奋地编织了多年的梦……我却想 着，三两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这耻辱的印记被抹去后，我们应有一个农民的独家小院，简朴 的小屋是洁净的，窗棂上糊着白纸，还贴着巧手的邻居为我剪的大红窗花，我们过着“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的自在日子，自由的灵魂不再受到捆绑，更不再被撕扯抽打……当然，这 一切也是为了他继续写作。我将会尽心竭力做一个好妻子。孩子们会背着小书包到村里的小 学读书，我也会是一个好妈妈。此刻，我只渴望做一个称职的贤妻良母，因为这偌大的世界 只有景超和孩子们才需要我。我编织的其实也只是个虚妄的梦，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梦幻。 我们在虚幻的梦境里游来荡去，沉湎于自己编织的梦境，只是由于我们已一无所有。我们原 该从梦境里惊醒的，沉湎于迷梦终于使我们铸成大错。　　酒泉站到了，离别的时刻终于来临。原来默默的那几位伙伴热情地行动起来，他们麻利地把 景超的箱子、行李、装着脸盆的网兜等什物连搬带提地送到车下，和景超一一握手，郑重道 别。他们比起我们俩又幸运多了，他们只是自己一人当了右派，每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全 家人对遭了厄运的亲人都格外关心，全家人也只牵挂着他一人。此时，他们不免也为双双落 难的我们难过，内心很同情我们俩。但大家都还挺天真，谁也没有想到，同行的伙伴后来有 一半人先后匆匆告别了人世，未竟天年。我和我的伙伴们当时都头脑简单，愚不可及，都没 有想到作为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每人的头顶上都有一把用头发丝悬挂着的达摩克利斯利剑 ，略有风吹草动，头发丝便会断裂，利剑便会从头顶上方落下。　　我和景超最后一个握了手，止不住地黯然神伤……毕竟，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已使我们无 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今日一别，天各一方。我们面前已无坦途，我们各 自只能挣扎着踽踽独行于悬崖、戈壁、丛莽之间，知冷知热相依相伴的人从此不得相见，两 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这苦难的历程何时 才是尽头?　　列车又前进了，我从窗口看到他苍白着脸，孤独地站在站台上，只是痴痴地望着我为我送行 ，没有挥手，也没有微笑，我的心不禁颤抖了。　　列车快到酒泉时，景超曾冒出一个念头，想送我们到安西的农场，再返回酒泉去夹边沟。他 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要去的农场的情况，也想再送我一程。以我们的右派身份，前面的路途必 定险象丛生，坎坷难行，让柔弱的妻子孤身前往，他难以放心，更舍不得让我去经受那难以 逆料的磨难。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没有同意。　　登上西行的列车前，我们心情最沉重的是将两个幼小的儿子抛在了兰州。我们的大儿子伐夏 6岁多，小儿子小夏不足4岁，他们都应依傍在父母的身边，享受无尽的天伦之乐，快乐健康 地成长。而今，我们被迫远离他们而去，他们见不到父母的面，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照料， 远远地离开了父母爱心的滋润。当别的孩子们喊着“爸爸”、“妈妈”，用小手臂勾住了爸 爸妈妈的脖颈的时候，他们只能寂寞地走开，用小手掌抹去顺着脸颊流下的眼泪……他们 童稚的心灵将会承受不应由他们承受的重负，他们还会缺吃少穿，前面的路上将有着怎样的 艰辛在等待着幼小的他们呵!每想及这些，我们都难以自持。两三个月以前，我们自知厄运 已定，为了准备去河西的行装需要一笔钱，就狠心地停了小夏的牛奶，当时，我直觉得这是 抽去了他那胖乎乎的小脸上的红润。我们挨斗后，伐夏正在上西北新村幼儿园，为了不让他 得知我们挨斗当了右派分子的情形，让他住在妈妈家就近上了女师附小幼儿园。小夏仍全托 在报社托儿所，阿姨们怕刺伤孩子，也并不告诉他爸爸妈妈当了右派分子，每个星期六仍由 我接他回家。　　随着批判斗争水平的不断升级，我们的宿舍门框上面贴了“蛇窟”的横额，两条伸出了长舌 的毒 蛇弯曲着缠绕在“蛇窟”二字的四周，门上是我们俩猖狂向党进攻的漫画，凶相毕露，十分 丑恶。当时我梳的小辫，小辫是窝在耳后用发带扎起来的，美术编辑们发挥了可爱的创造力 ，发带画得又宽又大梳在耳后，上面零乱地画了很多像是花朵的“右”字，衬衣上也全 是“右”字，不伦不类，恰足以显示我的“妖魔鬼怪”身份。门两边还贴有火药味很足的对 联。贴这些漫画、对联的时候，我们已经灭灯上了床，听到纸张响动的沙沙声，便立即明白 了是怎么回事。美术编辑们深夜的革命行动可嘉之至。然而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只能在沉 默中吞咽难堪的凌辱与难言的痛楚。此后，我们开宿舍门时动作迅速，并立即闪身入内。无 论怎样，我们总想和毒蛇拉开距离，即使暂时地将它们关到门外，视而不见，也是一种逃避 。星期六下午，我从托儿所接小夏回来，正不知该向他怎样解释门上贴就了的这些无法向他 说明的丑恶画面时，只见他好奇地端详了一阵，竟高高兴兴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小白兔， 小白免!”蹦蹦跳跳笑着进了屋。3岁的他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了我的难题，却也多么令人心 酸。我蹲在床前亲着他的脸蛋，不知该说什么好。　　1958年4月初，我们的处分宣布以后，为了孩子，景超曾向领导请求把我留在兰州劳动。这 在有的单位是可以准许的，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报社的领导们经 研究后未同意。他们硬是强迫我们全家骨肉分离，4口人隔绝在3个地方，相距1000公里之 外 ，使俩幼小的孩子失去父母的照料，这般的铁石心肠，这种对具有公民权的右派分子的过激 做法，符合报社主持工作的几个副总编辑的心态。他们出于对自身情况的各种考虑，唯恐对 右派分子的处理右了宽了，个别人还有着说不出口的理由，不许我留在兰州。这样，苦了的 是我们无辜的孩子，他们应享有的父母之爱全被剥夺了，而且他们的爸爸已被开除没有了收 入，我的工资降了5级之后每月只有58.24元，养活他们该有多艰难啊!孩子啊，孩子，你 们受苦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在你们面前，我们是真正的罪人，我们罪不可恕。你们童稚 的心灵受到的创伤，一生里也难以愈合，你们娇嫩的身体怎经得起风霜雨雪的摧打?小夏 ，你的小脸蛋还会红润起来吗?你如再看到那丑恶奇怪的漫画时，还会蹦着跳着快乐地呼叫 “小白兔”吗?伐夏，你因为几个月没回自己的家曾闹个不休，如今爸爸妈妈将长久地和你 们离别，你会哭叫着要回自己的家的吧，但是，我们哪还有自己的家?　　最后，两个孩子都只得留给了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个有历史问题，没有工作的人。我的母 亲是个小学教员，患肠结核、胃下垂在家卧病已两三年，3个妹妹正上中学和小学。原来， 我们一直用自己的工资贴补家用，现在，谁养活谁，谁照顾谁呢?重病的妈妈被剥夺了养病 的权利，两个待抚养的小外孙硬是推到了她的身边。　　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时，我们每个人都奉命表态，景超发言时还说：“我今后一 定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争取做一个好公民。”这些话 确也表达了他内心的愿望。当时我们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地设想，也无法把我们自己同全 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割裂开来，同祖国的前途分开来。我们被强制戴上的“桂冠”虽不妙，按 照毛泽东的指令不予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对我们也多少是个安慰，不仅景超，我们每个 人都尊重珍爱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唯一可称之为“荣誉”的身份，决心当一个好公民。但是这 些被允许做公民，自己还在争取当一个好公民的人，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夫妻情、亲子爱都被 残酷地践踏，原来赡养老母的我，倒让重病的妈妈来抚养自己幼小的孩子，一切都来了个颠 倒颠。报社领导既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只能横下心来接受，咬着牙忍受。话说回来 ，我可怜的妈妈，幼小的孩子都是人民，而不是如我们一样的阶级敌人，他们今后的生活里 会出现怎样的阴霾风暴，会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和我们会不一样些，所以，登上西行的列 车以后，对他们我也就不再去多想了。受难的灵魂在不堪重负的时候，也会自动调节排解， 来略略 平衡一下自己的。　　现在，他独自一人留在了酒泉，留在了他将要接受改造劳动教养的地方，留在了他将受苦受 难的地方。他将永远地留在那里了。他没有挥手，没有向我微笑一下，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 险恶处境担忧发愁，不是的，他自认为身强力壮，性格坚强。自从“七七”事变后随大哥逃 难出来，颠沛流离，他什么苦都吃过。过去我的家境不算好，但从小肚子总是吃得饱饱的， 而 他曾多年挣扎于饥饿的困境。所以，他对于自己将要迎接的一切毫不畏惧。他无言地向我告 别，心里正是对我有着万千的担忧牵挂，毕竟，我太娇弱，体重不到45公斤。我从小在父母 身边长大，17岁参加工作后，我们曾共享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以后做了年轻的妈妈，仍然 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去的安西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我们已得知那里号称“世界风库” 。让娇弱的妻子只身经受暴风酷寒的袭击，在苦重的劳动中呻吟挣扎，遭受各种奚落侮辱- -对我们来说，动辄的批判斗争是难免的，不许有怨言，不能向任何人诉说，这种种的苦况 ，他娇弱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吗?他还能再见到他亲爱的妻子吗?他一定是想到了这一切，当时 他最害怕的就是再见不到亲爱的妻子，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吓得他脸色苍白，呆在了那里 。此刻，妻子在他心中就是太阳，就是上帝，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男子汉的他如若一旦失去 对妻子的皈依，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失去一切。妻子已离他而去，他却无法伴随妻子，无法 送我一程。他的公民意识告诉他，他有权送妻子一程，但他已一贫如洗，火车票不会白送 给他。万般苦痛啃噬着他重创的心，这一切又全都明白无误地写在他那忧伤的脸上，显现在 他呆立的姿态上。他仿佛有些站立不稳，他的身影已模糊……似电击了一般，我迅即也感 觉到离别对于我们真是苦不堪言的磨难。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我们难道还苦得不够吗?他 是何等样的男子汉，为什么要遭此厄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正文 第二章 初到农场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而 且无风。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天气?我们不禁有些愉快。　　我们要去的十工农场离县城有15公里。我们先在一个小旅店安顿了下来。第二天，杜博智从 街上找到一个毛驴拉的架子车，人事干部蒲廷珍决定搭毛驴车先去农场，杜博智着急地也一 同前往。我们其余的人在小旅店继续住了下来，等农场来车接。这是一个农舍似的大院，住 房都是极简陋的单间平房，安着吱扭作响的单扇门，院中有一水井，很浅，四五尺长的井绳 就可把水桶吊上来，吃用的水全取于此。　　中午，大家到县城唯一的小饭馆吃饭，饭馆只有一间铺面，有一大圆桌，菜只一种--大葱 炒肉片，兰州当时已有多种新鲜蔬菜上市，安西可吃的蔬菜只有过冬的大葱，菜价很贵，我 们5人共要了一个大盘，主食米饭，一小碗要1角钱且沙石甚多，我们在报社花4分钱买的 米饭比这强多了。这顿饭让我们知道了今后生活的艰难。　　饭后，我们到附近散步，看见一段城墙，走出城外，只见细细的黄沙几乎将城墙埋没，我们 踏 着黄沙一直走到了城墙的堞墙处。可见世界风库之说绝非虚传。阳光灿烂，沙是温热的，我 手抚堞墙，但见城里城外，除了我们几个右派，没有一个过往的行人。这段城墙只数十米长 ，不远处是坍塌了的城墙，已被黄沙埋没，大约由于坍塌的年代先后不同，留下了起伏不平 绵长的遗迹，更远处，又有屹立于蔚蓝的天幕下的城墙出现。附近农田极少，一望无际的是 苍黄色的茫茫戈壁。此时，我们都没有发思古之幽情，徜徉于空旷寂寥的边塞古城之上，天地悠悠无涯际，感触良深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已十分狭小。我们都熟知甘肃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但还像过去一样，习惯性地认为这是旧社会对出关人的凄凉写照 ，也还不愿和我们自身作任何联系。真是可悲可叹又可笑的诸位右派啊!下午回到旅店，从离我们住房较远的房间里传来一男人大声喊疼的痛苦呻吟声，一声紧似一 声。一打听，原来是一林场工人回河南老家探亲后返场的途中病倒在这里，经住在旅店的朝 鲜族大夫诊断为肠梗阻。奇怪，这位朝鲜族大夫似乎是私人开业，夫妇俩都住在旅店，女人 穿蓝丝绒的朝鲜族长袍，出进还背着个小孩，他们肯定是经过远途跋涉才来到此间。经过19 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兰州城里早已没有了私人开业的医生，可这位朝鲜族大夫竟还在这里 开业，真让人不可理解。　　工人无钱医病，又无法回到林场，只能辗转于旅店的床上，时不时地大声发出令人揪心的痛 苦呻吟。如果在过去，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立即找县上的领导，请他们派人把病人接 到县医院予以治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责无旁贷的事。但是此刻，作 为阶级敌人，我们已无权过问此事。我们如去找县上，一说及身份，自己就有可能被轰出来 。为等农场来车，我们在旅店住了两三夜，从早到晚，一直听着工人时轻时重的痛苦呻吟声 ，这呻吟，一声声击打着我们的心扉，更使每个人都思绪烦乱，心情沉重。但大家都无言， 我们能说什么呢?后来，还是热情的杨骁自己花钱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几十里外的林场领导 ，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不过，直到我们离开，得肠梗阻的工人还住在旅店呻吟不止。这是我 们来安西县后感受最深刻最沉重的第一件事。　　杜博智终于坐着农场来县城办事的拖车来接我们，约1小时后，我们到了十工农场，那天依 然风和日丽。人事干部蒲廷珍已将我们的基本情况向农场领导作了介绍。李文亭副场长和工会主 席邹士杰还和我们开了个座谈会，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农场的基本情况，大意是说，这个农 场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最早的职工主要是复转军人，也陆续招收了许多农民，今春 从省上和河西各专县来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大约有二三百人，还继续在来，对这些 人 的到来，我们是欢迎的。考虑到这些“同志”没有参加过劳动的特殊情况，在劳动上主要看 态度，该照顾的还要照顾，在生活上和原有职工一样对待，不歧视，对你们也是这样。省上 早来的一批“同志”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希望你们在这里安心劳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李副场长和邹士杰说话态度和蔼，都是陕北腔。他们所说的，在以后我们相处的几年里都 是实现了的，大家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心情舒畅地劳动和 生活，这样的处境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　　会上，把我们这些右派称之为“犯错误的同志”。“同志”这个词，使我感到既惊讶又亲切 。近一年来，已无人称我们为“同志”，我们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副总编辑樊大畏挖苦 地称我们“右派先生”，我觉得特别不顺耳。苏联诗歌“同志/这宝贵的称呼/你一旦失 去--”常萦回在脑际，提醒着我追忆有着“同志”称呼时的美好时光，对成为人民之敌的 不幸伤心不已。在这里，农场领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呢，还是出于 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心里都有点纳闷，但是都感到有些宽慰，这里的政治空气与兰州似乎 有些不同。　　当时，领导上就宣布把我们5人分在3个大队，我和杨康分在了场部的三大队。　　我们是吃过饭才到农场的。午饭时，我看到排队打饭的长队中，有一梳长辫的年轻姑娘， 长得十分漂亮，脸晒成了绛红色，显然才从地里劳动回来，也是右派。另一年龄稍长的女同 胞站得比较靠后，戴最新潮的琅架眼镜，穿深蓝色男式制服上衣，米色毛料长裤，绛红 色 的长脸略显得黑。长队中的男同胞也有几个戴眼镜的，大都是书生相，衣着破旧，烈日的曝 晒已使他们破旧的衣裤发白，他们的脸色一律是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绛红色和黑红色。他们 也好奇地看我们，并议论一番。看来，他们都是先我们而来的右派难友。　　我和两位女同胞住在了一个宿舍，这是一排坐南向北的平房中的一间，是个套间屋。里间屋 有1米多深，有个可住1人的小炕，外间屋由南向北延伸是个大炕，两间屋的通道约1米 宽，大炕前有1米多宽的空地。大炕靠墙的前面，有一个长平台，这是用1寸多粗的树枝支 撑，高于炕，平面搭上木条、细树枝，再抹上泥，表面抹得光光的，成为一个1尺多宽的长 平台，这便是我们的桌子。戈壁滩上木材奇缺，除了场部的办公室，所有的工人宿舍都只有 这样的平台聊充桌子，放些日常用品，如碗筷、洗漱用具等。我们能享受到同工人一样的待 遇，应该说已是一种优待了。　　我们3人同住外间屋的大炕，3人并排睡，小徐靠墙睡，我睡中间，年龄稍长的石天爱睡在 靠通道的那面。　　小徐，名福莲，浙江金华人，只有20岁，是地质勘探队145队的队员，但她已做了妈妈，也 是夫妻俩都打成了右派。她3月从勘探队驻地永昌县来农场时，硬是给生下才七八个月的小 女孩断了奶，把小女孩狠心地交给婆婆，流泪不止，难割难舍地离开了温馨的家。她这是第 一次离家，年轻的她独个儿离开家来到农场，但全家人的苦难都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　　石天爱有个有名的父亲--军阀、大汉奸石友三，母亲程竹溪原是唱京戏的艺人，是石友三 的三房姨太太，只生了石天爱1个。石友三被卫立煌处死后，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一直住 在天津过着富裕阔绰的生活。解放后，一个曾得到她母亲帮助的中医向她母亲传授了一种治 疗关节炎的竹管疗法，她母亲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医生。1956年，石天爱从天津志愿支援大西 北，来到张掖市医药公司工作，才1年就当了右派。作为女人，她手上常夹着纸烟吞云吐雾 ，手指都熏黄了，在劳动和生活上肯定比别人更难适应，而且她是单身，还没结婚，这就很 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她比我大1岁，虚岁28岁，后来，右派难友们常戏谑地说她：“年方 二八!”　　她俩都已没有了工资，因为她俩受的处分是监督劳动，是仅次于劳动教养的处分，只是还保 留公职。她们从农场每月领取20元左右的生活费。报社给监督劳动处分的只有杜绍宇1人 ，他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大约是想自谋出路吧。这里专县来的右派普遍都是监督劳动，这反 映出有的地方越是到基层执行政策越左，监督劳动可以省却本单位一笔工资支出，他们也觉 得省事。她俩其实都没什么事，小徐跟我一样，也是由丈夫的问题而累及，她丈夫梁富杰原 是她上地质学校时的老师，人年轻精干，业务过硬。此次地质队因工作需要没让小梁下来， 可以到农场劳动的只能是小徐了，小徐其实是替丈夫受过。石天爱 说她自己是“天生的右派”，并无右派言论就当上了右派。她一说我就能领会，兰州经过鸣 放大抓右派的时候，地县还没开始鸣放，到动员大家鸣放时，人人噤若寒蝉。但右派按各单 位人数的比例要抓够，抓不出足够的右派无法向上级交差，各单位便只能找一些家庭出身不 好的人开刀。论家庭出身，全张掖地区要找出比石天爱更突出的怕是没有了，石天爱只能是 首当其冲地当了右派。如今我们都已当定了右派，回顾各自当右派的经历，都已是痛定思痛了。在这儿能够自由地 交谈自己的痛苦经历，也是一种幸福。在原单位人家总认为我们认罪不够，立场转变得不彻 底，没完没了的认罪，痛骂自己，我们已被扭曲了的灵魂每天都要承受这不堪忍受的凌辱。 现在，那种令人活不下去的氛围已不存在，它无法左右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石天爱头枕在叠起来的被子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8分钱一盒的廉价烟，谈笑自若地说起挨 斗的情形，倒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她打着哈哈说：“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哪见过 斗争会那阵势，可把我吓坏了，他们说什么，我都认了。他们说我反党，我就承认反党。不 就行了吗?”由惊恐不已，到被迫承认一切，而后又玩世不恭，这一心路历程是由血和泪滴 成的，我的右派难友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些人在他的一生里都只吞咽委屈和痛苦 ，他们的性格和心性使他无法对人生开玩笑，直到了却了悲苦的一生。　　小徐絮絮地说起自己的事来，仍不免心绪低沉。她问我：“我们都是因为右派问题才受处分 到这儿劳动的，可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右派到底是个啥问题，干了什么才叫右派，你是报社 来的，你说说看!”我觉得她提这个问题有些好笑，便不经意地回答说：“你真没弄懂吗?右 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我们都是因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才到这儿来改造思想的 。”她的脸色竟陡地变了，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反动派……”我丝毫也没有料到，我的 回答竟成为对她的沉重打击。她虽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单位上只开过一个小型斗争 会，对很多事还摸不着头脑。斗争她时，有个劳改过的工作人员为了立功赎罪表现自己，“ 揭发”说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还有“教授治校”，等等。她那时生过小女儿不 久，心都放在了小女儿身上，很少看报，不知道鸣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党天下”、“ 教授治校”是怎么回事。一个普通的还是女性的地质勘探队队员的她，对这些哪会注意 到呢?但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她，此时倒是受到国家大事的关注，用不着对证落实别人的 “揭发”，也没怎么批判，就给她定了性。几天后，她被迫来到农场劳动。她记得十分清楚 ，她是3月18日来到十工农场的，属于来农场劳动的第一批难友，而她确实还没弄懂右派是 干啥的。我的回答使她清醒了，从此，她才真正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常常一个人偷偷饮 泣。　　她说的最多的，还是小女儿的事。她来农场参加劳动前，不得已给才刚七八个月的小女儿断 了奶。刚劳动时，奶水胀得乳房疼痛难忍，她常要跑到地边挤出奶水，可她的小女儿却没有 奶吃。50年代，女犯人在哺乳期间尚可缓刑或在监外执行，没有触犯刑律、具有公民权的女 右派却是别样对待。永昌是个小县城，无新鲜牛奶可买，奶粉、炼乳都难以买到。她一边挤 奶，一边哭，心里在呼唤，为什么小女儿也要跟着自己遭罪?为什么?饿着肚子不断哭叫的小 女儿的哭声，时时响起在她的耳际，撕扯着她做妈妈的心。她问我：“兰州能不能买到奶粉 ?”我说：“能买到。”她立即兴奋地想请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买几瓶寄给她的小女儿 ，说她来时带了些钱，买奶粉的钱还有。那时，蒲廷珍因无去县城的顺车，留在农场还没走 。蒲廷珍为人憨厚，可也不能为一素不相识的右派办事。此时，为了小女儿，她似乎忘记了 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她根本对右派分子作为阶级敌人的严重性没认识。但我不愿拂她的意 ，她做妈妈的心意，急不可待地要让小女儿吃饱肚子的热切感情，一副泪汪汪企求帮助的神 态，使我不忍心说出此事难以办到。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犹豫，后来竟自己找到蒲廷珍要求 代买奶粉，当然，未能如愿。　　小徐和石天爱都是由县武装部派人押解到农场来的，坐大卡车一起来的还有当地的不少右派 ，送他们的县武装部的干部腰里都别着手枪。两三天后，我见到荷枪的解放军押送来农场劳 动的右派，两三个背着行李的难友在前面急急赶路，荷枪的解放军跟在后面监视。他们大概 只在场部办了一下手续，分到了别的大队，未能在场部停留，就急急走了。这些难友的处境 比我们可惨多了，我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所谓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也可以如此执行 。　　我在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劳动，是到一个很大的羊圈里除粪，全部工作是把一个冬天积 攒的羊粪铲起来，用木制的独轮小车推到羊圈外面，堆积起来做肥料。有五六个人一起干， 铲的铲，推的推。组长是个工人，发给我一把铁锨让铲，他亲切地笑笑说：“匀着劲干。” 意思是不要拼命猛干，他看出我身体单薄瘦弱没有力气，特意加以关照。我已脱去来农场时 还穿在身上的浅咖啡色旧呢子上衣，换上了一件破旧的蓝平布上衣，戴了一顶新买的蓝平布 无檐帽遮挡沙土，提起铁锨就干了起来。羊粪是和垫圈的黄土、喂羊的麦草搅和在一起的， 有半尺多厚，由于麦草很长且未腐烂，铲起来很费劲，干得很累。突然，一阵狂风刮来，用 树枝搭成的圈顶虽也上过房泥，其空隙处刮进的风十分尖利，圈门口更是阵阵风尘，柴草、 纸片、杂物乱飞，啪的一声，一根小木棍猛刮到了我的脸上，刚戴上的玻璃风镜被打碎 ，我心疼已打碎的风镜。这风镜是我们得知要来安西劳动时新买的，当时已听说安西号称“ 世界风库”，整个河西走廊风沙都很大已为众所周知，所以报社的难友们每人都买了一副风 镜，连同景超也不例外。谁承想第一次参加劳动就打碎了。但，我又为它保住了近视眼镜而 庆幸，我是在狂风刮来时才急忙戴上风镜的，我还戴着一副600度的近视眼镜，是双层眼镜 同时戴着的，风镜碎了，须臾离开不得的近视眼镜保住了，也算是万幸，不然，在小城安西 是无法配新眼镜的。　　人事干部蒲廷珍因等车无事可干，还走进羊圈看我们劳动。他拿起我的铁锨铲了一阵，关心 地说：“这么大的铁锨你哪能拿动? 罢了换把小些的使!”他祖籍陕西，在兰州长大，操 兰州口音。但他哪知道，农场是生产单位，同干部劳动锻炼大不一样，为了出活，农场就没 有小些的铁锨。从这天起，我使着这种明光闪闪的方头大铁锨，一使便是几年。30年后，我 在高台见到了曾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起劳动过的阎廷梁，他祖籍兰州，在四大队时听说我是 兰州人，曾 几次想和我攀谈几句，都因男性的羞涩未能张口。当时，我和小徐在几百右派的男性王国里 十分引人注目，他只是怀着年轻小伙子的亲切感情注意着我。后来他也到了四工农场，在场 部遇到过我，但仍未和我说话，所以我是30年后才和他相识的。他说，他刚到农场时， 队里发给他一张方头大铁锨，他一看到这张方头大铁锨，就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心想自己 从小没有劳动过，这般大铁锨如何使得动?他，个头矮小，比较瘦弱，内心非常害怕劳动， 按他自己的说法，劳动表现确实也不怎么样。他的坦率，使我了解到难友 中的另一种类型。柔弱不禁的我使用方头大铁锨并没有流泪，是因为心中还有另一种力量支 撑着我，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右派，在这里劳动改造就是继续为革命而战斗。要竭尽全 力尽快改变目前处境的天真想法，使我在劳动中不顾一切。使人受尽奇耻大辱的右派身份， 我觉得太令人痛苦。为了改变它，什么样的苦我都吃得下，一切的一切只能是逆来顺受。　　这天下午收工时，我累得路都走不动了。回到宿舍，小徐和石天爱都安慰我，说她们才来时 也累得够呛，现在就好多了。石天爱还向我介绍经验，说推小车比铲土要轻松一点，让我学 学推小车，她们这些天干的活都是平整土地，她俩都已学会推小车了。石天爱说：“铲土是 连续作业，每铲一锨土都挺累。铲满一小车，小车推走很快又转回来，你又得连续铲。推小 车倒土，送出时累，回来时已是空车，拉着并不累，人家铲土时你还在休息，你说是不是比 铲土要轻松一些?”她还说：“平整土地时，把高处的土往低洼处推，推第一车土时地里都 是软土，没车轮印儿，吃力，顺着别人第一次推时压下的车轮印儿，或按别人已推过几次的 车轮印儿推，就好推。如果几个车都向一个方向推，地很快就压硬了，推起来就省劲。”她 这些学问，当组长的工人是不说的，常年参加劳动的人也许倒还没有这种真切具体的体会。 她还告诉我：“在地里蹬锨铲土，光是腿脚上的劲不行，人的腿脚上有多少劲呢?你看那些 工人们蹬铁锨挺有劲，那是把全身的劲都使上了，全身的劲都集中到一条腿上，一脚蹬下去 自然有劲。”她一边说，还一边拿起立在墙角的铁锨，在屋内炕前的土地上，用分解动作， 做出如何将全身的劲集中在右腿上蹬锨的示范，让我心中了然。她也做了做只用腿上的劲蹬 锨就没劲的样子。她还告诉我，铲平地上的虚土，工人们弯着腰连续铲过去，速度很快。你 绝干不了，只能是一下一下地慢慢铲。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每铲一下，锨把 都靠在左腿上，使左腿也使了劲，才使他不断前进，铲得很快。对这，她也做了一下示范动 作。她热情耐心的讲解所传授的知识，对我都很有用。我蹬锨一向只知道用一条腿上的劲， 蹬不动就干着急，没一点辙。铲地上的虚土如何才能铲得快，铲得平，我还没实践过顾不得 去思索，去观察哩。她比我早来一个多月，多长了许多见识，这些宝贵体会对于我真是太重 要了，这些方法以后我全都学会用上了。看来，她在劳动时挺有心眼，很动了些心计。这些 学问，工人组长自然也没有告诉她，而都是她自己细心观察所得来。　　记得我们住在县城的小旅店等场部来车接我们时，我曾遇到了1955年在天水公安处采访时认 识的李德寰，没想到在安西相逢，我们都已成了右派。他当时在五大队当管理员，是进城来 采购的，五大队是个开荒队，人员绝大部分都是由省级机关送来的右派难友。他是在省公安 厅当的右派，他简略地谈了谈五大队的情况。他说，开荒队的活主要是用铁锨，男子汉们初 来时也很不适应，其中也有个技术问题。他还说：“咱们这些人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放 水时，为了堵住水口子，有的人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堵在水口子上，防止了水流失，让工人 都感到吃惊。”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原省服务厅的尚正，在一次开荒时受到一武威民工的 奚落，嫌他干活没劲。好个尚正，当即对民工一顿迎头痛击：“小伙子，不要盛气凌人，我 下3个月的苦，绝不会亚于你，我给你3年的时间，你比不上我尚正的今天。”民工看不惯的 书生们心气很盛。这位民工只图痛快批评人，并不懂得把使用铁锨的方法像石天爱那样教给 书生们。这既是阶级的阻隔，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阻隔。　　多年后，我听到一位朋友对李德寰家庭情况的介绍：李德寰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他的一个 叔父在30年代是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被捕后英勇不屈，牺牲于狱中。他的伯父是民革中央 委员李兴中将军，曾任杨虎城将军的参谋长，参加了西安双十二事变。他和另一个兄弟在天 水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哥哥在西安参加了地下团。他的父亲是军校教官。解放前，他们弟兄 都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反蒋活动，但相互间对自己的政治身份都保密，到解放后才知道彼此 的身份。李德寰是怎样当上右派分子的呢?一次在学习会上，他读报念到有些群众对公安工 作的意见，自己也加了些议论，就这样划成了右派。他当然不服。他满门忠烈，以他从小在 革命家庭受到的熏陶，以他参加了地下党后的表现，他一门心思为党为人民，说及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意见，也还是为了进一步搞好工作，其结果却为自己争来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只 能咽下满肚子的委屈，在劳动中重新塑造自我，开始他新的人生起点。 再说小徐在炕角放着一个装有丈夫照片的镜框，她丈夫梁富杰，是焦作工学院地质测量系53 届毕业的高材生，大学毕业时才20岁，已教了几年课。照片中的他，年轻英俊，一双大眼睛 十分有神，正笑嘻嘻地望着这个让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小徐拿照片给我看，眼神里流露 的是苦苦的思念，几多眷恋，几多悲凉。我再仔细端详小徐，觉得她真是个美人儿，她脸上 的线条、棱角像是雕塑家的创造，明朗，流畅，精美，无可挑剔，双眼皮下扑闪着的黑黑的 大眼睛颇有些魅力，薄薄的红嘴唇，妩媚动人。这是多般配的一对恩爱夫妻，却又多么地不 幸!命运对他们全家的安排，也不比我强多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我们，今后将如何在 农场里度过我们苦难的生涯?为什么，为什么不公正的命运对我们3人造成如此的劫难?此时 的我们对今后的一切其实都十分迷惘，对今后出现的很多事真是想也想不到啊!　　我们的小屋里照明的是一盏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正如我过去下乡采访时农民家里用的 那种小灯，灯捻冒着黑烟，忽闪忽闪地发出一小团暗红的光。安西的夜晚黑得迟，煤油又得 节省，灯点得迟，3人睡定后就立即吹灭了。这晚入睡后，混身的骨头都疼，辗转反侧，睡 睡醒醒，却又梦魂萦绕，不得安宁。梦中，看见景超从远方的一个高坡上向我招手，急急地 喊我。我着急地要奔向他，却腿脚发软，膝盖处生疼，总无法向他靠近。想喊他，又喊不出 声来。我在哽咽中醒来，又立即睡去，过度疲劳的身体不容许我浪费一分钟的睡眠时间。沉 睡中，景超又在朦胧中出现，我仍无法靠近他，无法跟他说上话……直到起床的钟声划破 清晨的静谧唤醒了我们3人，我的心情仍十分沉重。　　我和小徐听到起床的钟声时，第一个反应是连连呻吟，声调有高有低，轻重不一，长短各异 的“哎哟”声不绝于耳。呻吟声说明我们都已醒来，而每个人头天的疲劳显然还都没恢复， 都没睡够。喘着粗气的呻吟，从胸腔里发出的深长的一声声“哎哟”，似乎能稍稍缓解一下 尚未恢复的疲劳，使我们从难以摆脱的瞌睡中逐渐清醒过来，转换情绪，去勇敢地迎接新的 一天还要继续的苦重劳动。没几分钟，小徐就第一个爬起来迅速穿衣，接着是我。小徐告 诉我，早晨上工切不可迟到，农活都是早晨才安排，一迟到，同组的人都下地走了，找也找 不到。石天爱在我和小徐连续大声呻吟时似还在蒙头大睡，她起床最迟，只短促地呻吟几声 就翻身坐了起来。但动作最快，我和小徐披上棉衣走出宿舍门时，她也急急忙忙走了。安西 属大陆性气候，温差大，已是初夏，大家仍早晚披棉衣。大约由于考虑到我们的体力差，顶 不上男劳力，我和她俩没分在一个组，干活不在一块儿。　　这天，我也干上了平整土地的活。十工农场是个开办了没几年的新场，扩大土地面积在全部 农活中举足轻重，因为新开垦的耕地只要种下去，浇上水，头一年每亩就会有150公斤小麦 的产量，所以农场领导十分重视平整土地。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拖拉机已翻耕过的地里，在 倾斜、高低不平的块段，用小车推土，把它垫平，或用铁锨铲，把拖拉机深翻过的沟沟坎坎 想法铲平，垫好。　　我们全组十几人，工人、右派、民工都有。几位右派难友都是3月来的，他们干活显得轻松 自在，和工人闲谈起来，除了不谈政治，别的什么都说。原民乐县一位民政科长老牛，还是 庄稼行里的“把式”，一块地是否整治平了，组长会征求他的意见。他和组长蹲在地里细眯 着眼左看右看，指出哪里还应再推去若干车土，哪里还应再取土，哪里用花锨点挖就行，哪 里还应取掉一两铁锨(指深度)的土。我们看见嫌高的地段，他说：“还低，再推十几车。” 按照他的意见推够了土以后，再看，果然整块地都平整了。这种凭借肉眼测量的功夫，有时 组长似乎还不及他。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小便时，只走出几步，转过身就尿，并不考虑同 一块地里还有女性。　　原在张掖县工商联工作的老任--他大概是个资本家吧，山西人，短粗的身材，圆脸，40 岁左右，劳动很踏实。他在来农场以前，就一直在农业社和县上的右派们一起劳动了。他听 我说景超去了夹边沟，悄声对我说：“听说夹边沟吃不饱饭，你爱人咋去了那儿?”顿时， 我心里“咯噔”一下，心，一阵狂跳……我希望这只是一种不真的传闻，不禁默默地在心 里念叨：景超啊，景超，你从小吃不饱饭，在夹边沟可不能再挨饿，你挨着饿怎么劳动，怎 么走出困境呢?　　紧张苦重的劳动，又使我无暇多想及他。我心力交瘁，脑力和体力的全部总和应付每天必须 支付的劳动总量，实际上已经处于透支状态。　　几天后，在确实举不动铁锨的时候，按照石天爱的建议，我有点胆怯地学推小车。这是一种 单轮的木制小车，车厢呈簸箕状，车厢里装了土，推到了地里的低洼处，一抬车把，土就能 倒出。一上工，我先挑了个车厢小、装土少的小车。全组不论谁给我的小车铲土，都有意照 顾少装些土。大家见我主动推车，都认为是一种积极劳动的表现呢!因为没力气，没经验， 开头，我无法掌握小车的平衡，小车摇晃着，我瘦弱单薄的身躯也摇晃着一直向前冲。推了 一两个小时后，才大体掌握了平衡，这中间也还有些窍道。但我仍觉疲劳不堪。有时，我真 想倒在地里沉沉睡去不再醒来，我祈求在沉睡中快乐地踏进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不再返回，我 要逃避我无力承受的劳动，我要躲开这个令人太痛苦、太难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可是，心中 又有另一种力量，另一种声音在呼唤：“坚持，坚持，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无言地 推车，面不改色地继续推车，挪了一步又一步，推了一车又一车!我仍坚定地认为我是跟着 党干革命的人，我不能软弱，不能畏缩。况且，当了右派的人既无退路，前面又没有其他可 行之路，畏缩后退，叫苦喊冤，只能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艰难。个别表现“不好”的难 友在农场仍受到批判，开他的斗争会，我也听说过。石天爱就是其中的一个。石天爱自己虽 没吭声，小徐曾悄悄地给我说过。她自己怎么吭声?吭声只能被认为是对改造不满的表现。 那时，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走到哪里，都只认这一个理。　　来农场前，我曾向往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上中学时国文老师魏剑生带领 我们在教室里反复吟哦过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这般的闲适自在，物我两忘，与我现在实际经历的真实生活是个绝对不协调 的音符，而这些诗句有时仍会突然闯进脑际，流连一阵，又倏忽而去。不为5斗米折腰的陶 渊明活得多么潇洒，真让人羡慕!我们到底干了什么，却要这般的饮泣吞声，强做欢颜，苦 苦挣扎?　　安西夏日的白昼特别长，每天日未出我们已急急奔向田野，坚持到“日入而息”，那漫长而 苦重的劳动，使每个人的耐受力都受到冲击。中午有两小时的休息。每个人回到宿舍后的第 一件事，都是急匆匆拿起饭碗到伙房外排队打饭。中午一般吃面条--兰州人称之为一锅子 面 ，面条里如和些新葱、白菜，就很好吃了，无油--因为农场不种植油料作物。从地里回来 的人们，端起饭碗蹲在墙脚的阴凉处大吃面条很少细嚼，每个人嘴里发出的都是唏里呼噜的 吞咽声。干罢重活后的饥饿催促他们快吃；吃完饭后还要倒头睡个午觉，更逼迫他们不得不 快吃。我们同室的女伴吃饭也都很快，但从小吃惯了精细饭食的石天爱胃很小，无法把要吃 的全部面条做一次性食用，她总要留下一碗面条带回宿舍，放在宿舍里用树枝泥巴做成的平 台上，等午睡起来，把凉冷了的面条再迅速吃完。下午干活一般不太紧张，到四五点钟以后 ，包括工人组长在内，人人好像都在企盼着下工。下工又无钟点，回去早了还怕队里批评， 于是，有些人不时向远处张望，看别的组是不是已经收工在往回走，看三大队的 旗杆上标志着收工的红旗是否已升起飘在了旗杆顶端。那时，戴手表的只有极个别的难友， 大家都无准确地记载着不住运行的时间进程的小小的精致好看的手表。在队部的旗杆上升起 飘飞的红旗，可以使分散在田野里的所有人员抬头一望，欣喜地发现收工的时间已到，于是 ，便喜滋滋地立即打道回队。到快收工的时候，劳动的速度明显减慢，谝闲传的热烈了起来 ，我则连说话的劲儿也没了，只是焦灼地盼望快快收工。而灼热刺目的红日此刻像是钉到了 半天，一动也不动。　　这天，老牛和年轻工人小李，对一堆才长出细小叶子的草丛展开了围攻，这丛草似已长了多 年，盘根错节，隆起二三尺见方一个土堆。他俩先用铁锨挖草丛周围的土，遇到手指粗的草 根就把铁锨提得高高的又猛剁下去，再蹬上一脚，锋利的锨刃一下就剁断了草根，满满一锨 土 随着就被扔向数尺外的低洼之处，草根被拣出堆在一旁。土堆快挖空时，铁锨遇到了主根， 用铁锨剁已不济事，老牛说：“小李，把镢头拿来!”小李拿着镢头过来，手一挥，要老牛 走开，向两只手心连吐了两口唾沫，用镢头从横向向草根猛砍几下，只听“咔嚓”一声，主 根断了。小李又用镢头在主根周围连刨几下，拽出一条茶杯粗、两三尺长的草根。老牛有意 考我，问：“和凤鸣，你知道这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又问：“这是什么草根?” 在我确实回答不上来时，他才说：“这是甘草根!”甘草作为中药我是熟悉的，过去在兰州 见到的甘草都经过药店的加工，一般都是切成薄片，从切面看最粗也只有小指头粗。甘草在 中药里用途广泛，谁能想到在这儿的荒野里竟出现了，长得如此粗壮，而且是粗壮得见所未 见，闻所未闻。我在编《甘肃农民报》时，报纸上也介绍过农民挖药材搞副业增加收入的事 。这一堆甘草如卖给药材公司至少会有几块钱吧，但药材公司不会到荒野里来收购，安西县 城里也未必有收购药材的机构，这来自荒野的上好药材也只好又弃之荒野了。　　工人组长在闲谝中对我这几日的劳动表示满意。他顺口对我同屋的两个女伴也进行评论：“ 那个石天爱‘滑稽’(意思是奸滑)得很，听说劳动的时候一转身就不见了，找来找去，一个 人坐在僻背处偷偷地抽烟，再一问，说是小便去了，一个女同志，怎么是这么个的!”他宽 厚地笑笑，也不再说更尖刻的话。如果在原单位，对石天爱这种“表现”，坚持反动立场、 不思悔改之类的批判，肯定就来了。也许，十工农场未经过反右斗争的暴风雨--全农场未 定一个右派，这是个极特殊的例外。人们还不懂得，不习惯于对和自己一起劳动的人运用这 样的批判用语。他又说：“徐福莲行哩，劳动能行!才来时栖惶得很，劳动一阵就到地埂埂上挤奶去了，奶憋得哭鼻子，家里还有个半岁的娃娃哩!”大家对徐福莲也不说同情的话， 因为都知道不能同情右派。只听见有谁“唉”了一声。对石天爱看不惯的人就多了，小李 就鄙夷地说：“我就没见过女人有那样抽烟的，手指头熏得黄成啥了，还是个丫头哩!”老 牛立即打趣道：“小李，你不是没对象吗?把石天爱介绍给你怎么样?”小李竟当了真：“哼 ，我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要她，谁要她!”有人又揶揄道：“石天爱好着哩，天都爱，你不爱 吗?找上石天爱，还能领上你到天津拜望丈母娘哩!”于是小伙子红了脸，两人耍闹着厮打了 起来。工人们都毫无例外地从做人、做一个女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在政治上对我们有其 他苛求，这使我略感宽慰，劳动条件的严峻似也可以忍受了。　　太阳渐渐偏西，终于下工了。浩瀚荒原上的落日景观未及出现，我们已回到了宿舍，其实我 们已劳动了十二三个小时，饥肠辘辘的人们拿起饭碗就急急地向伙房走去。我步履艰难，回 到宿舍先靠在炕边上喘了口气，稍稍休息了一下，才去吃饭。　　一天，组长派两个武威民工领我和老任在已播种过的地边点种玉米、白兰瓜，这真是多日来 最轻省的一次活路，拿小铲子铲个两寸左右的小坑，扔进一两个籽，再埋好就行。武威民工 已和我熟惯了，我用过去采访时学会的几句武威话和他们开玩笑，我说：“听说你们武威人 爱吃山药米棒(拌)面，〖ZW(〗〖HT6〗把洋芋和小米先在锅里煮烂，再下进面条煮熟后的一 种吃法。武威人称洋芋为山药。〖ZW)〗说是‘桑(三)天不吃米棒(拌)面，心里钢(干)焦钢( 干)焦的’!是不是真是这样?”四方脸，有着络腮胡子的民工笑着说：“你的武威话怎么说 得这么好?这话说得实实的，武威人的山药米棒(拌)面吃了是滋润的，就是好吃，桑(三)天 不吃，心里火烧火燎的，不好受，这里光吃白面一点不香。我们武威不光米棒(拌)面好吃， 啥啥都有，现在新葱、水萝卜、菠菜、小白菜哩，嘿，各种新菜都吃上了，这里要吃上新菜 还早着哩，又有几样菜吃哩嘛!”原来，我的一席话竟也勾起了他们的思乡情。　　突然，狂风骤起，铺天盖地的大风席卷而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两个武威民工喊了声 ：“趴下!”立时俯身在地埂下一动不动了。我学他们的样儿，两手抱头，双眼紧闭，立即 也趴在了地埂下。只听见狂风如千军万马奔腾咆哮而来，又咆哮奔腾而去，强劲的风几乎要 把趴在地埂下的人们掀翻，把穿在身上的棉衣撕扯起刮走。如是往复不已，耳边响起的分明 已是军中的厮杀，干戈的撞击，两军对垒中决一死战的冲锋与后退，雄壮而凄厉的声声号角 。好一阵，两军似在退却中，奔腾咆哮声渐渐在隐去……忽然，狂风又似卷着巨浪，从半 天里劈头盖脑地浇下，浇得人凉透冷透，隆隆的响声不断向远方散去，像是大海上滚滚波涛 翻涌不已发出的巨响。我们似匍匐在被惊涛骇浪猛烈袭击的航船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半空里 降下的挟着狂风的巨浪击打着，航船颠簸不已。我奋力挣扎着，身体紧贴地面，拼命靠近地 埂，生怕自己被狂风巨浪席卷而去。风，主宰了一切，生命、意志、自由，一切的一切全都 俯首听命，屈从于狂风的摆布，任凭狂风大施淫威!　　匍匐在地的我，感觉到生命的脆弱。我趴在地上许久许久。清醒的意识，又使我觉得自己似 乎 随着大风高高飘起，乘风而远去。我飘到了妈妈的炕头前探望久病的妈妈。低水平的小学教 员的生活，使妈妈只能居住于向私人租来的旧平房，全家人住一个大炕。我看见妈妈瘦削苍 白的面庞又增添了几多皱纹，几多愁容。围绕在妈妈身旁的小夏少了许多欢快，许多活泼， 外祖母的关怀，怎能替代父母之爱?他一定是因为想爸爸，想妈妈，变得寡言少语了，妈妈 来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你……我又飘呀飘，飘到了伐夏的课桌前，伐夏端坐着，眼睛明亮 ，正在大声朗读课文。我又轻轻飘荡了许久，仿佛飘到了似乎是夹边沟农场的地方。噢，那 里也是狂风滚滚，灰黄苍茫的尘雾盖住了一切，我东找西寻，却怎么也看不到景超的踪影… …他在哪儿?　　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是独自个儿被抛掷在茫茫的荒原上，正独自个儿经受着狂怒的暴风的作 践，寂寞孤独，苦不堪言。从来没有宗教意识的我，不禁从心底里不断呼喊：“上帝啊，你 为什么让我这样受苦?你还将怎样?还将怎样?”此时，我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听到我的呼唤， 而上帝究竟是仁慈的，还是残暴的?不断呼唤着上帝的我，心里并不清楚。但我还是呼唤着 ：“上帝啊，上帝!”我紧紧匍匐在地，尽力挣扎着，真正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啊，渺 小的我，孤独无助的我!　　就在这些日子里，出现在夹边沟的沙暴，其肆虐的程度，对生命的威胁破坏，也绝不下于我 所经受的这场风暴。　　1958年5月被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开除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王志--在去夹边沟之前 他是团里的编导，多年后告诉我，他到农场没多少日子就遇到一场沙暴--顾名思义，沙暴 的可怖与破坏力要更为严重。那天，大家正在劳动，领工的队长突然大喊：“快趴到地埂下 面，都趴下!”队长的话就是命令，不得违抗，于是，人人都立即服从地趴在地埂下，但心 里并不明就里。这时，王志注意地看到西边天地相接之处出现了长长的窄窄的一道红色，红 色上边天空变成了浓重的黑色，而此刻他们劳动所在的上空依然湛蓝晴朗。但，10分钟后， 沙暴便铺天盖地而来，飞沙走石，刮了个天昏地暗。他们个个紧紧地匍匐在地，被飞沙走石 打得不敢动弹，还怕被沙暴掀得离开大地。尽管他们都是堂堂七尺之躯的男子汉，许多人原 先也未曾有过如此的经历，他们远离故土亲人，以含冤受辱之身遭受沙暴的蹂躏，心中的万 千悲苦伤感，用唐代诗人李益的诗来说，真是：“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　　无遮拦的沙暴还无情地刮走了出土不久的大片麦苗，埋下了饥饿的种子。这才是最可怖的， 它直接威胁到仰仗土地的收成才能生存的两千多劳教分子的生命。沙暴在肆意地和受难者开 着玩笑。它为什么不肆意呢?有人对它的肆意很赏识。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对甘 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惩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 是当时甘肃省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一两个小时后，队长命令整队回宿舍休息。因为天依然昏黑，用王志的话说：“像是日全食 了一样。”为了防止逃跑，劳改犯不宜在暗无天日的情况下出工，劳教人员也依此管理。由 于沙暴的出现而得以休息，王志感到很高兴，大家都庆幸能够休息半天。　　还是再回到十工农场，说我自己吧，我们4人趴在地埂下，过了许久许久，风才渐渐住了。 我们一个个翻身坐起，只见每个人都是蓬头垢面，头上脸上蒙了厚厚的一层沙土，牙齿和牙 齿缝里填的是沙土，浑身上下的沙土随着身体的活动正簌簌地往下掉落。人，像是才从土窝 里打了个滚出来。记得小时候，奶奶嫌我玩土弄脏了衣服，总说我：“像个土贼一样!”那 时，我对“土贼”一词十分不解，此刻，我突然明白了，“土贼”大概就是这般模样。以前 我虽也经常下乡采访，和农民同吃同住，可从来不曾见过哪个贫苦农民让沙土弄成这等模样 。武威民工破口大骂：“我日他妈，这么个鬼天气!”　　我们拍打掉刮在衣服上的厚厚的沙土，一次又一次地唾去嘴里刮进的沙土，夹在牙齿中间的 沙子在不断吐唾沫时发生磨擦，牙碜得很。头脸上的厚土，也是要认真擦拭的，民工和老任 取下头上的布帽子用力擦拭，我掏出一块大手绢使劲擦拭。土太厚了，反复擦拭了一阵，才 又露出了各自的“庐山真面目”。　　然后，我们又继续点种。老任平静地说，他从3月间来到农场，这样的大风天气，已遇着几 次了。我们俩都只笑笑，并不表示丝毫的抱怨。因为我们都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我们是来 这儿“改造”自己的。两个民工骂骂咧咧，又和自己的家乡比较：“我们武威哪里有这么个 鬼 天气!”　　我和老任应该平静。在这年春天的风暴里，十工农场四大队有一位难友不幸遇难。夜里正在 田边放水的他，不懂得风暴狂烈的秉性，竟不幸被狂风刮进河水，没有了踪影。这位难友的 姓名已无从知道。不知当时是怎样通知他家里的。比较而言，我和老任确实无可抱怨，今天 的幸存者们都不必抱怨什么。　　这天中午回到宿舍，铺上落了厚厚的一层沙土，像是涂抹了一层土黄色，因为铺不很平，低 凹处颜色就重些，显得五抹六道的。我们吃午饭回来，用手大概抹去铺上的沙土，头枕在靠 墙叠起的被子上，仍跟往日一样立即沉沉大睡。我们已习惯于睡在不洁的炕上，我们的炕上 从来就没有干净过。普通农民用自己扎就的笤帚把炕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没有这种笤帚。只 是这天落下的沙土较往日又多了些，多了又怎样，沙土多了照样睡觉，睡觉是无论如何也耽 搁不得的。　　没想到，过了没几天，老任就离开我们去了夹边沟农场。那是一天上午，我们全组都在地里 平整土地，老任就在我身边拿把铁锨铲地。他，一向不多话，给人的印象是个老成憨厚的人 ，劳动已很在行。他默默地干活，并未料到即将到来的变故。在我注意到时，地边已站着两 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是从张掖来找老任的。老任把铁锨插在地里走到他们面前，其中的一 个说：“原来对你的处分通知错了，应该是把你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你马上去 收拾一下行李，跟我们一起走。”老任的脸刷的一下变得发白了，他没有和我们告别，嘴 里应承了一声，就跟着那两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对此情景，我和难友们谁也不做任何议论， 只是重新拿起了铁锨，继续干自己的活。心里都在捉摸：这是怎么回事?只有工人组长关切 地说道：“老任这是咋了，咋又去了夹边沟?在这里劳动得不是好好的嘛!”他有些不解，为 老任还有些不平。老任有个胃疼的病，有时在劳动中犯了，就要蹲下休息一阵。有一次，组 长关心地让他到医务所去要点药吃，老任笑笑说：“不要紧，我这胃病是肚子饿了就疼，春 节前在农业社劳动时就犯过几回，那时候，我买一包点心一吃就好!”组长也就不多说什么 了，因为当时灶上不存在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老任只是在开饭前肚子饿了，到开饭时尽肚子 吃饱也就行了。老任也是没有了工资的人，来农场后他已没钱随便买点心吃了，1956年的私 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肯定已把他的家底贴进去了，老婆孩子原来都靠他养活，此时还不知 怎样过活呢!他平时生活上十分节俭，一切开支就在那20元生活费之内，不多花一个钱。 此时，这里已传闻夹边沟农场吃不饱肚子，他脸色一下变得煞白，是预料到不可抗拒的可怕 的厄运再一次又降临到了自己头上，想到了他对景超有过的担心，我不禁对他今后的命运又 想了好一阵。今后，他的胃疼一定是常要犯的吧。不知他到了夹边沟会不会见到我的亲 人，同我的亲人分到一处?我倒是希望他能见到景超，把我在这里的一切情况都详细告诉他 。　　中午，我们下工回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老任，他走得何其匆匆，此后老任也就音讯杳无了。 　　到农场不久，有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头颇引人注目。老头近70岁了，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扫场 部的厕所。老头有点驼背，个子高大，常穿一身浅灰的旧布制服，头上顶一条颜色发灰发黄 的毛巾，毛巾上又戴一顶旧了的布帽，毛巾的两头都从头上垂挂下来，露在帽子外面遮住了 耳朵。老头大概只顾了遮挡风沙尘土，没有顾及仪表之类。他的劳动工具是一个独轮小车， 用来向厕所里垫土除粪，一把铁锨，一个芨芨草做就的扫帚。打扫厕所工作虽是脏活，比起 下地要轻省多了，每天打扫一次也就行了，农场的厕所比城里的公共厕所还干净，臭味不大 。这是农场领导对这位老头的特殊优待。老头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农场领导认为他能干这 些活就很可以了。老头态度特好，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地每天清扫厕所，毫不懈怠。　　很快我就打听到，这位老头叫高天人，是原铁路局的工程师，学问大着呢，会几国的语言。 有一次，我在老头的宿舍里待了一会，想和老头闲谈几句，但房子里还有别的人，人声嘈杂 ，老头的耳朵背，我问了几句话，他都听不清楚，我想和他简单地用笔交谈一下，就问他： “有没有纸?”他仍没有听清。我就从已经遗忘的英语里拣起了个词，问他：“paper?有没 有paper?”他摇了摇头。我也不知他是没听清，还是没有纸。这次谈话便就此结束。此后再 遇见老头，我们相互间都亲切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我的难友高仲君告诉我，高老头打扫完厕所，有时还到三大队的队部和他聊一会儿天。高仲 君当时担任三大队统计。高老头告诉他的一家子高仲君，说他是30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的研究生。　　高仲君说：“那你的学问就很深厚了。”老头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不算啥。使我的学 识大有长进的，是我回国后在上海广义书局当了10年的秘书长，这个职务要审阅书局出版的 全部著作，我在审阅各种门类的著作时，自己先要弄懂它们，这就大大地增长了我的见识学 问。”　　“你的名字为什么不叫高天仁，而叫高天人呢?”高仲君在肃然起敬中，又紧追不舍地问。 他知道高老头平时也难得和别人交谈，不会着恼。　　“‘仁’算个什么呢，‘人’才是最伟大的，有了人，才有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不叫‘天仁 ’，而叫‘天人’。”　　高仲君只有唯唯称是。“天人”的名字虽取得好，一个对“人”这个尊贵的字眼信心十足满 怀热情的人，自己却从高高的天际飘落到了大地母亲的胸膛上，每天在清扫厕所中进行创造 。　　样子滑稽可笑和蔼可亲的高老头受到我的尊敬，不仅因为他有渊博的学识，且是出版界老前 辈，还由于我也曾服务于出版界。1952年年初，《甘肃农民报》编辑部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 ，当时甘肃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我们在编报之余，还要抽时间编些通俗的小册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街上到处都是横幅大标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 明天!”苏联著名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团来华访问演出。兰州有幸成为演出团访问的城市，我 也有幸去看了演出。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表演了独舞，还有其他种种精彩的演出，使我眼花 缭乱。就在此期间，我作为时事版的编辑，编了一本书名就叫《苏联老大哥》的小册子。是 年秋冬之际，《甘肃农民报》又脱离出版社，我在出版社先后也只待了1年左右。到50年代 中期，甘肃人民出版社扩大业务，到处招兵买马，新任副总编辑沈其东曾到北京等地招收人 员。此人虽是老干部后来也成为出版社的大右派，而且居然也被划了个所谓的小集团。在甘 肃省新闻出版系统声势浩大火力猛烈的批判右派的大会上，有人对沈其东招收人员的事作 为右派罪状之一进行了揭发批判。但高天人那时并未进入沈其东的视野，将其收揽进出版社 。如他早早地进了出版社，我们在此间就会因为是老相识而多一些交谈。不过对沈其东来说 又会罪加一等，分明是“招降纳叛”嘛!　　高仲君是个在反右派斗争中始终没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的人。他原是服务厅计划处的干部， 业务处处长曹某是个老资格，文化低，工作能力差。鸣放时，高仲君说，曹某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这就不得了啦，说他攻击了党的领导，就是反党。高仲君坚决不承认是反党， 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自己承认或不承认，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戴定了。他同服务厅的 一伙难友都来到了十工农场劳动改造，委屈不已的难友们常聚到他身边诉说冤情，高仲君说 ：“再别说了，这是在中国，才让咱们来劳动改造，如果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咱们都没命 了，就在农场好好劳动，总会有个结果的。”难友们想想，觉得他说的也是，自己就是有再 大的冤情，在劳动中听党的话，跟党一条心，是对自己的一切的最好证明。　　　　正文 第三章景超的来信　　　　我急切地盼望景超的来信。以前，他经常下乡采访，离家后总是每星期来封信， 寄来他的情，寄来他的爱。我也是每信必复，不让他焦急等待。小夏断奶后我也下乡采访， 每到一地立即写信，以后便是每星期一封了。这已是多年来的习惯。此次别离，我们互相叮 咛，今后书信来往要密切些，一定要保持每星期一封，各自遇到了什么事情要在信上多说说 ，以后见面很难，心里的话只能在信上倾诉。但他的信一直没来。　　每天劳动之余，到了晚上，我和小徐、石天爱在昏暗的冒着黑烟的小煤油灯光下闲话一阵， 都 为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磨，都在等家信。小徐的口头语是：“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家中来 封信。”石天爱一开口就来了气，她粗声粗气，连连发着脾气说：“老太太不知怎么回事， 怎么就连信也不来了，她就不知道她女儿在农场劳动吗?她这辈子哪受过这样的苦，她就不 知道我为什么受这苦，就不管了，可恨不可恨!”她在妈妈眼里还是唯一可亲可爱的娇女儿 ，现在，她有权发脾气的对象只有妈妈一人了，远在天津的老人能听见女儿的呼唤吗?　　景超的处境令人担忧，几个难友都告诉我，夹边沟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这里，劳动重，吃不 饱。有人还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来这里?我们这里来劳动的也有开除公职的，这里农场的 领导好，把我们对待得好，在这里思想上没压力，只要愿意留下劳动的，场里都要。”可我 们哪想到会有这种可能，记得报社人事科长常有德在向我们宣布处分时就说：“听说王景超 、和凤鸣要求到一个农场劳动，这不行，处分不一样，怎么能在一个农场劳动。”事实上， 我们当时并未提此要求。景超曾向分工管文化部的副总编辑樊大畏正式提出，为了照顾孩子 ，请求让我留在兰州劳动。此话由樊大畏转告后，竟变成我们要求在一个农场劳动。意思明 确的话转告后为什么变了样，我一直不解。后来才得知，樊大畏的妻子在省总工会也划了右 派，她并未离开兰州去农场劳动，因为她既要照顾当高干的丈夫的生活，当然也要照顾孩子 。樊大畏本人就可以向省总工会领导上提出此要求，而以他省报副总编辑的地位，一旦提出 ，省总工会便不会不予考虑。所以，同样是右派分子的她，因为有个当副总编辑的丈夫， 与我却是两样对待。也许，正是由于这两件事有些联系，景超要樊大畏转告的话才变了样， 反正，当时景超也不可能再找樊大畏去对质。话说回来，常有德在大会上公开声明，坚决拒 绝了的事，在这里只消自己表个态提出要求，就能实现。我们如果早想到这种可能，景超就 不会去夹边沟了，景超如能送我们到十工农场，他肯定就留下了。但是，一切都晚了。　　我无法写信给他，因为夹边沟肯定也是个大农场，我不知他分在哪个队。　　我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地等待他的来信。　　小徐以万种柔肠焦急地等待丈夫的来信；石天爱骂着娘等待妈妈的来信；为等景超的来信， 我觉得日子十分难熬，不知他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精神简直濒于崩溃。　　终于，在分别十数日后，景超的信总算是来了，我捧着这封日思夜盼，盼了多日的来信，心 不禁咚咚咚地一阵狂跳。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 ，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 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的零花 钱。问我现在的劳动和生活情况，让我详细告诉他，还说，他们规定每月只能发两封家信， 让我以后每月也给他写两封信。　　这就是我盼望的来信吗?他从未写过如此简单冷淡干巴的信给我，如果不是他的字迹，我真 不相信这会是他写给我的信，但这又确实是他写的信，真是他写的信。过去他的来信在末尾 总要附上“吻你!”这封信也没写。过去写上“吻你!”我也并不在意，认为这是于情于理必 定要写的；这封让我盼望了多日的信少了“吻你”二字，既让我失望，也引发了我感情上无 法遏制的渴望。此时此地，我是多么地需要他，我需要在他男子汉的臂弯里静静地憩息，我 有多少肺腑之言要向他诉说，心里积蓄了多少痛苦要尽情地向他倾吐，而且只能向他倾吐。 但是，这一切都已不可能了。回忆起以往他曾写给我的一封封充满柔情厚爱的来信，我的心 里更是痛楚难忍。　　过去，我总认为我们从热恋到婚后的书信来往都是生活中最正常的事，不以为意，一般也不 保存，那时，我们视革命为重，出现在他的日记里的是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 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也很喜欢这首诗，只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自由” 二字已改为“革命”。但是，当我们沐浴在爱河之中自由浮沉之时，一切又全都变得毫无羁 绊。1950年夏天，在我们开始不久的热恋之中，他要去平凉采访，分别没几天，我就收到了 他长达16页的来信，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厚厚的来信，思念之苦在渐渐消融中。他仿佛就 在我的耳边依然说着缠缠绵绵的情话，诉说着他剪不断的离情别绪，他温柔地不断轻声呼唤 着我，呼唤着他从心底喊出的唯有他才能呼唤的对我的爱称，轻轻敲打在我甜蜜蜜的心扉上 。这时苦涩的离愁又变得别有一番滋味。他信上的字字句句，恰似一弯清泉丁丁冬冬，在我 纷乱的心绪里注入了甘甜、宁静、快乐，这世界真美好!我立即写信给他。　　几度没完没了地读信，我的神情引起了同屋女伴边绥的注意。她是复旦新闻系的，没毕业就 参加了工作，比我大几岁，我们一向友好，坦诚相处。一天，我又收到了景超的信，她竟开 口说想看看景超的来信，我有点羞涩，哪有把情书拿给别人看的!但她又执意要求，以我们 之间的情谊，觉得看了也无妨，就让她看了这封。她靠在单人床的被子上含笑而读，仿佛颇 有些触动，看完说：“你真幸福，他真的非常非常爱你!”我笑了，沉浸在爱情的迷醉与快 乐之中。　　现在，从他的来信看，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 使我的心震颤不已。因为我立刻也就明白了一切，他的通信自由已被剥夺。信，是经过检查 才发出的。检查信的人居然认为劳教人员的家信可以不封口，信封里装的信件丢失了也无所 谓。寄出不封口的信件，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酒泉夹边沟农场这个独特的所在。这奇特的寄 信方式，只是进一步提醒我，唯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是他所始料未及的。我们原都认为不能劳动生活在一起，我们 同甘苦共患难的心曲通过书信往来，即便不能尽情表述，精神上的联结，感情上的互补与互 勉，将支撑我们渡过难关走出困境，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泡影。　　可怜而可叹的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被戏弄、被蹂躏的公民权!　　令人追悔不已的，这竟是景超自己的选择，人事科通知对他的处理时，另一位科长王毅还告 诉他，开除公职后，也可以自谋出路，譬如，可以回老家劳动，或自找其他生活出路，如果 不愿自谋出路，就去农场劳动教养，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的 行列中来。他那么痴，那么傻，竟仍然以一腔虔诚完全相信了这番话。他也过分自信，中国 人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自认为他自己就是在逆境中将要获得新生命的人。 他性格倔强，不屈不挠。一次，报社领导找他谈话，一顿猛批后，说他态度恶劣，破坏运 动，自绝于人民，继续顽抗下去，就该进劳改队了。他回到家中，神情有些黯然，还说道： “真要让我进劳改队我也不怕，我就要写劳改事业在新中国的胜利!”真是天真而可笑的迷 梦哟!他那纯真的童心依然未改初衷，没有丝毫的泯灭。他认为，为混口饭吃去自谋出路太 窝囊，他认真想的就是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早日走出困境，把自己的迷梦再继续下去。 他已没有了公职，谁还会对他耕耘的笔横加干预呢?实现自己的梦幻也许倒是有了一抹玫瑰 色的霞光!他幼稚地这样想。　　风云变幻的1957年使我们成为“罪人”，负罪后的孤独、寂寞、痛楚、求索，又使我们的思 维模式有了些转换，我们眼睛里的世界也另有一番变化，单色调隐匿了，一目了然的线条退 出了视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新的画图，色彩纷繁，景色奇丽，阴晴无常，诡谲多变，光 明与黑暗同在，红日在迷雾中冉冉升起。他宽阔的胸腔里燃烧着滚滚烈焰，他再一次跪拜在 文艺之神的圣殿里默默祈祷，他要用自己并不笨拙的笔义无反顾地去表现他才刚认识、才刚 了解到的一切。才刚出现在眼前的那个陌生世界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撕心裂肺、痛彻骨髓的经 历，他觉得这世道无比险恶，太不公正。内心深处，则出现了一种无可扼制的坚强力量，要 他把自己身心受到的残酷伤害诉诸世人。这痛苦是他个人的，是我们家的，他也已隐隐约约 地意识到，它是时代的悲剧。　　可叹他太天真太善良了，多年来他囿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诲，思维模式依然刻板单调。反右斗 争后期，报纸重新刊出王实味40年代的杂文《野百合花》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作 为大毒草教育大家。他读后十分感慨地说：“既然这些杂文都是大毒草，我还写什么杂文呢 ，我早先没读过。”那时，他依然头脑单纯幼稚。他哪里知道，毛泽东以他的雄图大略，倡 导“双百”方针，游说于大江上下，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长篇 报告，动员知识界广开言路。而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全国出现不久，风乍起 ，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 攻 ”。此时，全国人民还被蒙在鼓里。当年读过与未读过《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人 们，都会重蹈覆辙，毛泽东动员鸣放太动人、太具诱惑力了。在此新形势下，他提倡写杂文 ，还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指《人民日报》)写一些文章。”〖ZW( 〗〖HT6〗转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9页。〖ZW)〗毛泽东准备 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想要写的文章，普通的知识分子不用辞职就可以写，他们又何乐而不 为呢?可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动下写了杂文的，后来许多人未能幸免于当右派。　　人事科长和他谈话，说去劳动教养有利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就幼稚地认定是这么个“ 理”。他决定去酒泉夹边沟农场，就是考虑到去那里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有利些，特别是 他还想重新拿起笔，他想只有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才有可能。所以，再艰苦他也认了。当然， 他再也想不到，设若一切按他的理想实现，更大的文字狱还在以后，更残酷的迫害他将无法 幸免。　　但是，由痛苦浸泡过的虔诚所作出的选择，却迅即惩罚了他自己，惩罚了我们俩。　　我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些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 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歪歪斜斜的字迹，说明他是趴在炕头，或在 腿上垫了本书写就这封信的。　　无论如何，我还得提起精神给他写回信。我知道，此时他等待我的回信，一定也是等得焦急 万分。应该说，我来十工农场以后，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够满意的了，农场领导 和工人们在政治上不但对我们不加歧视，常常感受到的倒是同情和厚爱。第一次听到农场领 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曾使我惊讶，后来，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作为新闻工作者特具的 政治敏感，我知道这种称呼在当时犯禁，是个政治性的“错误”，但，这个称呼使我们大家 都感到 自在亲切，敌我矛盾的界线无形中消除了，这个称呼更唤醒了每个人的自尊心，挨斗时受到 的百般凌辱以及由之而来的委屈自卑情绪得以逐渐转换，大家自重自爱，在生活和劳动极为 艰 苦的条件下，都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各种困难，劳动上抢先，使自己的形象有个人模人样 。我们的工人组长是战士出身的复转军人，一开起生活会来，开场白总是说：“同志们犯了 些小小不然的错误，到这里参加劳动表现都很好，我这当组长的对大家关心不够，有不到的 地方，大家要及时提出来，不要隐瞒，不要等日子长了，才说我这个组长咋样咋样的，到时 候影响了工作就不好了。”每次先做检查的倒总是他自己。对这一切，我感到很知足，很满 意了。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据说，当时农场领导曾向各大队下达指示，对我们这些落难 士人不能歧视，不能直呼右派分子，要称同志或下放人员。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下达这样 的指示的农场在全国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多年后我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我们的境遇，仍觉 感激不尽，在中国右派分子的“改造”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最幸运的几年好时光。　　后来曾是我的演出伙伴的侍峒山，初到农场不久，因为有个年轻工人喊他“右派分子”，曾 大动肝火。当时还有几个一起劳动的难友，侍峒山就大骂此人：“你喊我们右派分子，你看 爷爷们哪一个哪一点不如你!你比我们强在哪里?你说，你自己说!”侍峒山对把自己划为右 派分子从内心深处就从未服气过，他替所有的右派难友说了话，借机把年轻工人骂了一顿。 一起劳动的难友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自然也是对年轻工人称“右派分子”不悦。后来，年轻 工人向组长说到自己在地里挨骂的情形，组长也批评了他，怪怨他不对。从此，再也无人敢 直呼右派分子了，侍峒山理直气壮地奋力劳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拔尖，打土坯，他一天能 完成1000多块，双手摘棉花动作极快，一天能摘52公斤，全大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他用 实际行动，在在证明自己原本就是个一心向党的好干部。到1959年年底，场里为他摘掉了右 派分子的帽子。侍峒山是民勤人，民勤在河西走廊是个苦地方，当时就有“天 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意思是民勤地方太苦，当地人多出外讨生活，外地人 很少有在民勤留下的。在农场我接触到的很多民勤人都很能吃苦耐劳。侍峒山就是一个突出 代表。　　应该说，几百名落难者心情愉快地在这里甩开膀子劳动，对于农场的大丰收都是起了重要作 用的。不仅如此，落难者在财务、统计、农艺、管理、教学诸多方面学有专长者大有人在， 可谓人才济济。农场领导根据工作需要，不断把各方面的人才充实到各级的各种工作岗位上 ，十工农场便有了一个从全省来说也是班底过硬、作风正派的业务骨干网络，这个网络由场 部自上而下，直到大队和生产队、组，都充分发挥了落难者的积极作用。说实在的，这里的 落难者在反右斗争中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每个人心里都委屈万分。 他们来到农场，在这特殊的境遇里，人人都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仍是革命者。同时，为 了摘掉头上沉重的政治帽子，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说大家作风正派，绝对地都能站住脚跟 。　　景超短短来信的字里行间，使我意识到他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受到的是另一种对待- -一种我难以设想的非人的对待。两个农场“两重天”。我在这里享有的一切，在他已是不 可能企求到的了。唉，唉，我的亲人，一切的不幸与不公，为什么竟然全都压到了你的身上 ?　　他的来信写得很短，语句生硬干巴，大约也是一种暗示，让我知道，信是经过检查才发出的 。他没有必要在管教干部面前展览自己的情感，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流露一丁点儿的 不满。他没有傻到再去获罪。反右斗争时一直标榜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而我们家就被 运动办公室派人抄了，还抄到了我父母家里，家里每一张小纸片都被认真翻阅检查过，我上 中学时的作文、周记，和同学的通信，都被一一仔细检查了一遍。说真的，在这方面，我们 都已有了足够的经验，上当的时光早过了。　　但是，我的信是写给我的亲人的，发出时没人检查，该说的话，我要随自己的意说个够，说 个没完没了，来农场后劳动生活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同屋两个女伴姓甚名谁，从何处来的， 相处如何，我都不吝笔墨，一一写明告知。我知道，这封信写得越长越详细，他对我在农场 的一切也就放了心。当然，我写得也极有分寸，农场领导和工人们称我们“同志”的事，我 绝口不提，写了，就等于对农场领导的出卖，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落难之人可是恩重如山啊 。看得出来，那些管教干部“左”得可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这里对我们宽一点，他们也 许会浑身不自在。写信不慎，他们会告发我们的农场领导的。信末，我竟忍不住地仍写了“ 吻你!”要检查就检查去吧。我就是要吻我的亲人，用我热烈的亲吻去抚慰他那重创的心， 去暖热他受难的灵魂。你们想阻拦吗?你们能阻拦得住吗?我还故做糊涂地问道：“上次的来 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　　景超的第二封信像是向我示威，依然没有封口，后来他的信大多数都没封口送到了我的手里 。多年来，谁也没有告诉我，夹边沟农场为什么要把没封口的信寄出。我只能得出自己的分 析结论，那些管教干部视右派分子如猪狗，检查信件的手续决不省略，至于检查后封口的事 就要视他们的高兴了，高兴时随便粘一下，不高兴时敞口交给邮局寄走也就完事了。他们的 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个个认为自己的“家书抵万金”，在他们只看做 毫无意义的纸片，他们在检查后付诸邮寄，已是对右派分子的莫大恩惠。　　景超的第二封信仍然写得很简短，写得长了，也许会招来管教干部的责骂的吧!信中说了说 劳动的情况，然后写道：“我现在饭量很大，你大约想不到，今天发了津贴，吃过饭买了一 斤饼干，一下子就全吃光了。我大概瘦了，因为我觉得眼镜嫌大了……”　　这些话证明了原来的传闻，他在挨饿。　　心情万分沉重，两腿无力，我不知该怎么办。心里只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喊：他不能挨饿 ，他不应再挨饿!　　少年的他就在挨饿。卢沟桥日寇侵略的炮声，把他和大哥逼出了家门。大哥参加商震的部队 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由一位老乡说情，在四川的一个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 “名 为看护兵，实际上是个小勤务兵，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了社会 上最黑暗的东西。”他曾回忆说，“在21医院时，经常吃不饱，在饭篓子 旁边打架的事时常发生。搬家时 我也必须和那些成年人一样的背、抬家具，并受大兵们的欺凌。1939年夏天，曾因和司药室 班长打架，一气之下和其他几个小看护兵从云阳逃到了万县，准备另谋生路。因为营养不良 ，体质很坏，我曾在酷暑中昏厥……”(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引自景超自传)　　读书的强烈愿望使他几次外逃，终于离开伤兵医院，于1943年春考上了为沦陷区流亡学生办 的国立六中。当时这类中学管饭，不交伙食费。但是，“学生生活也很苦，也是经 常吃不饱，又没有经济来源，各方面都非常困难，但比过去当小看护兵时，精神上却是进了 福地了……”景超回忆说，“自此又开始了快乐的学生生活。”( 以上文字仍引自景超自传)　　我无法想象他和小伙伴们为争一口饭在饭篓子旁打架的更细致更具体的情景，因为他从未向 我描述过这些事。他曾说，上国立六中在饥饿难挨时，常和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地里偷挖 地瓜吃，他还回味无穷地说：“地瓜洗洗就能吃，吃起来又脆又甜，你还没吃过呢!”无论 是在饭篓子旁打架也好，偷挖农民的地瓜吃也好，那时候，他毕竟没有现在的特殊身份-- 一个举国声讨，称之为右派分子、丧失了通信自由、作为人的一切已被剥夺殆尽的人。现在 ，他不能为抢吃一口饭和别人打架，更不能因饥饿而偷窃，他所能做的就是规规矩矩地劳动 改造。我们都已成为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每日里，他只能饿着肚子，背着沉重的 十字架，面向黄土背朝天，劳动不已，挣扎不已……　　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怖，他能够经得住这一切吗?　　我能够为他做的，就是寄去了10元钱，告诉他，今后每季度我将寄10元去，望他买些吃的。 他一定也知道，这个数目在我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初到农场的一两年，农场小卖部有 时尚有食品卖，1斤粗劣的饼干不到1元就可以买到，不要粮票，可惜我能够寄出的钱太少 了。　　写这封回信时，一种复杂的心态，已使我无法在信末写上“吻你”二字。此后，“吻你!” 在我们的通信中永远地消失了。　　景超在那里忍饥挨饿，使我对那个农场从心里萌生了敌意，管教干部一次又一次地把检查后 不封口的信寄出，更使我不能不产生想法，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反右派斗争粉碎了我们彩 色的梦，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感喟不已，已不再感喟了。但是，我们坚贞的爱 情是圣洁的、高尚的，紧紧封闭在内心，为我独有、为我珍藏的这份感情，又使我觉得十分 富有。我在上封给景超的信里炫耀了我们的爱情，对于那些管教干部，只一次也就够了。我 蔑视那种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继续窥测我们的感情轨迹，使我们忠诚的爱情受到亵渎呢?　　既然，他们把景超和我隔绝在异地，用枪杆子威慑我那无辜的亲人--几位右派难友被解放 军用枪杆子押解来十工农场的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他们还用饥饿折磨他们不应折磨的众多 难友，也折磨我的亲人。我跟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满腔悲愤，只想对着浩渺无际的上苍 控诉，呼喊!　　但，我只能沉默下来。沉默，对于我们这些落难之人，是安抚无以认罪、躁动不安的灵魂， 使自己理智起来、得以自控的一个过程。保持沉默，将检验一个人的自控能力，使他在关键 时刻避免出现非常的举动和语言，从而进一步检点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沉默也是一种弥 足珍贵的品格，一种落难之人必须具备的品格。我一向谈笑不拘，性格活泼，在这个特殊环 境的特殊际遇里，我学会了沉默。　　景超的第三封信里，说他们在挖排碱沟，每天站在碱水沟里干活，腿脚都被碱水蚀破了， 疼 痛难忍，一块儿劳动的人有的有长筒雨靴，防止了碱水浸泡，很解决问题。为了更好地劳动 ，希望我设法在酒泉托人为他买一双长筒雨靴送去，买一双需20元。　　夹边沟劳动条件的严酷，显然是以前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离开报社时尚有50元的积蓄，他 让我带去以备意外之需，这是我俩的全部财产了。他正是知道有这笔钱，所以才提出买长筒 雨靴，不然，他是不会开口的。有个难友关维智原是省委组织部的干部，我们平时都叫他小 关，家在酒泉。我立即去找他，请求他的帮助。小关热情地一口答应，说可以让她妹妹办此 事，并立即给妹妹写了信。长筒雨靴由小关的妹妹买到后很快送到了景超的手中。我至今铭 记小关的难友情谊，对小关的妹妹不怕政治上担风险，星期日亲往十数里外的夹边沟送雨靴 感念不忘。我和小关分别也已30多年，小关已成了老关，不知这30多年他是怎样走过来 的?1991年8月下旬，我在河西之行中途经酒泉，才和他再次重逢。此时，他已担任酒泉行署 文化处处长，因为年轻，还正在任内，我们畅叙别情。在四工农场，他曾被派去采矿，不幸 炸掉半个指头，看见他那残指不禁仍令人心酸。　　再说，办妥给景超买雨靴的事，我心里略略有些宽慰，有了这双长筒雨靴，他可以免受碱水 浸泡皮开肉绽之苦，是可以“更好地劳动”了。可那些没有长筒雨靴的人，他们还要从早到 晚浸泡在碱水里继续忍受皮肉之苦，　　为什么他们竟要经受这等苦役?他们严酷的劳动条件为什么不能改变一 下，贫下中农如果遇到这种挖排碱沟的活，他们也是从早到晚地浸泡在碱水里挖个不止吗? 那么劳改队呢?我翻来覆去苦苦地想着这些事，只是苦在心里。我曾是对农村并不陌生的女 记者，我从未见过农民干这么苦这么重的活路，站在碱水沟里干活。50年代翻身解放的农民 不会皮开肉绽地去挖排碱沟，这是肯定的。夹边沟的难友们为什么不能得到更人道的待遇? 用苦役惩罚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在等待着他们呢?就是对待劳改犯们，也没听说让他们皮开 肉绽地去挖排碱沟啊!对于具有公民权的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其惩罚的方式、程度，竟超过 了对触犯刑律的劳改犯的对待，右派分子就更可恨吗?我怀疑，右派分子们具有的文化素质 ，原来的社会地位，等等，在当时一定是触犯了那些管教干部们的某一根神经。我后来转到 四工农场，发现那些管刑满释放人员的干部们，包括场长在内，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低 ，个别还是文盲，他们对于反右派斗争并没有直接经验，从报纸上了解到的经夸大渲染了的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使他们对于右派分子有着本能的特殊反感。在他们的心目 中，右派分子凶恶的反动本性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原来都是干部， 待遇不错嘛，他们竟然乘党整风之机，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真是罪恶滔天。景超和众多的 难友们一到夹边沟便陷入无法忍受的苦境，受到当时的政策规定所不允许的恶劣对待，同这 些管教干部的感情用事，不能说没有关系。　　两年之后，我到了四工农场。四工农场机修厂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姓王，刑满后仍不准许回 家，在机修厂当了“职工”，是个技术骨干。一次，他和我攀谈起来，问我：“你爱人现在 哪里?”我说：“夹边沟。”他立即吃惊地说：“哎呀!你爱人怎么去了夹边沟，以前劳改队 里调皮捣蛋管不了的，才往夹边沟送，劳改犯们最害怕去夹边沟，一听说往夹边沟送，先就 吓软了。唉!那个农场可不是人待的地方。”他连连摇头叹息，对景超的处境表示极为担心 。他的话进一步证明，夹边沟名为劳教农场，事实上对右派分子们实行的是管劳改犯的一套 办法，而且自有其更严厉的一套惩罚手段。省劳改局把全省唯一的、主要接纳右派分子的劳 教农场选中在夹边沟，对其施政方针肯定早有指示，早就做了安排，这样，景超和两千多难 友的悲惨命运便可想而知了，以后酿成大惨案的前提，在农场改为劳教单位时就已形成。 而当时我们都既愚又傻，对这一切不仅毫无所知，连想都没想过，景超天真地自投罗网，作 为妻子的我更没想过应该劝阻。　　在此期间，我在十工农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已有很多改善。场部开办鸡兔饲养，我和小徐被 调去养鸡兔，在畜牧师的指导下，我们尽心尽力地喂养，力所能及，心理上消失了压抑感， 我每天记饲养日记，运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训练鸡们听哨音吃食。喂食前，我一吹 哨子，鸡们便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我觉得乐在其中。　　我们才到农场时，由于春耕尚未结束，很多日子没有休息，我们本来就难以支撑、疲累不堪 的身体很受不了，但是，工人、民工也和我们一样没休息，我们无话可说。后来实现了双周 休息一次，每当休息日来临，我们也欢快非常。　　在第一个休息日，我们先自在地睡了一下懒觉，然后洗头洗衣服。我们每天和土打交道，又 常遇到风暴的肆虐，尽管每人都用布帽子把头发全塞了进去，头发里还是积了很多沙土。下 工后取下帽子，头发表面落上的沙土还一层，低下头用手拂打，能打掉一些；把手指插到头 皮上，还能摸到一层沙土和汗水搅和在一起的污垢，这是无法拂打掉的，使劲在满头乱搔一 阵，也能稍稍舒服一点。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女性，原来都以修饰自己的头发为乐 事，如今美丽的头发变成了这般模样，飞蓬乎?鸡窝乎?说什么都行。真是几多无奈，几多不 快!不过，跟头上的右派帽子相比，这又算不得什么了。如今头发成了飞蓬、鸡窝，是为了 最终取掉那个更令人无奈、更令人苦恼不堪的右派帽子，所以，平日里，谁也不说什么，因 为说了也毫无用处。在休息日，我们洗去头发上的污垢和沙土，洗头水都变成了黄泥汤。互 相看看，明亮蓬松的秀发又重新出现在每个人的头上，3人又都散发出青春的光彩!小徐身 后垂着两条明光可鉴、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回眸一笑，长辫轻轻摆动，妩媚可爱；石天爱的 头发有点自来弯，显出几分潇洒，几分倜傥；石天爱还帮我剪去小辫，把我的头发精心修剪 成城里正流行的式样，说我：“像是变了个人!”我笑了。她又说：“我就喜欢你笑的这个 样儿，你怎么会是兰州人呢?”她心目中的兰州人，跟京津一带的女性大概大有差别。作为 女性爱美的天性，就是把我们发配到荒漠孤岛上，怕也是改不了。　　小徐是个勤快人，洗完衣服，又坐在铺位上缝缝补补，把带来的大提包里的衣物整理一番。 不知何时，她把装有丈夫照片的镜框拿出来仔细端详，看个没完，一会儿，又把照片从镜框 里拿出来，看了正面，又看背面。我侧过头去一看，原来背面有些钢笔写的字，大概是小梁 为她写的临别题词。她把我当作了互诉心曲之人，无言地把照片背面写的字拿给我看。我拿 起照片一看，果然是她亲人的题词，写的是：　　莲：　　我的爱，勇敢些，　　勇往直前地去吧!　　爱你的杰58.3　　她满脸凄楚，依然沉默无语，已是断肠之态!这有限的字，已让她洒了多少伤 心泪，又勾起多少离恨别愁!　　丈夫要她“勇敢些”，“勇往直前”!那是因为她年纪轻轻别夫抛雏、忍辱负重到遥远荒僻 的农场劳动改造，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敢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应该说，她是在按丈夫的嘱 咐努力去做，她的一切表现已经够勇敢够坚强的了，20岁的青春年华，在别的许多女孩子 们还正是编织美丽梦幻、享受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年纪，而她已在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随之 而有了目前的种种不幸。她有冤，她有苦，还得强作欢笑强忍受，她已经在这样做，我们也 都在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如若怨尤，如若反抗，只会使自己陷于更悲惨的境地。但， 要她剪断这离恨别愁可是太难太难了。此恨悠悠，何时方休!　　石天爱看到小徐看亲人照片时凄苦缠绵的痴态，也不多话，把她和妈妈的合影拿给我看，这 是她七八岁时的照片，她妈妈三十一二岁年纪，长得端庄清秀，一副蔼然可亲的样子，她自 己完全是男孩打扮，一身西装，打着领带，皮鞋锃亮，挺神气，只是没有妈妈好看。她刚接 到妈妈的信，她妈妈说是寄来了肉松和一些日用品，所以她兴致极好，连连说：“天津‘吉 士林’的肉松，特棒!老太太给我寄，只能寄‘吉士林’的，她不会买别处的，寄来了你们 都尝尝。”肉松还没收到，她好像已经吃进了嘴，舌头在嘴里动来动去，仿佛品到了肉松的 香味。石天爱平日里极少伤感之态，从不流泪。28岁的人还没有心上人，也许她早就悲 愁过了，一切都想得开。她一说家常，就说她们母女俩一起生活的种种情景。她爱谈论有关 吃的事，特别喜欢精神会餐一番，不过也挺克制，说到她家的吃喝，只是说到她怎么和妈妈 一起包饺子，吃麻酱面要再来点黄瓜丝之类，普通人家难以吃到的讲究饭菜，她从不提起， 因为她知道不能说，也许，在批斗她时，她已为说这些话吃够了苦头。　　这天，我们还从饲养组买到一茶缸牛奶，3人分喝，石天爱喝牛奶的那个馋样儿，真像是喝 到了天上的琼浆玉液，一面连连赞叹说：“真香，真香，真香哎--”一面不无遗憾地说 ：“没麦片，有麦片煮一煮就好了!”　　大灶上也大改善，中午吃苜蓿韭菜包子，苜蓿是从农场的苜蓿地里采摘的嫩芽儿，韭菜头一 天就派人去县城买来了，馅里有一星半点的肉，一个包子要半斤粮票，我从未见过，也从未 吃过这么大的包子。我们狼吞虎咽，吃得香极了。　　但是，景超的来信在我心灵深处罩上的阴影，是无法拂去的。当我吞咽味美无比的大包子， 把肚子撑得圆鼓鼓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他因饥饿而瘦削了的面庞，眼镜耷拉在鼻梁下 方……当我唱着歌儿和可爱的兔子、鸡们为伴，热心喂养它们的时候，他在烈日的曝晒下 站在碱水沟里挥动沉重的铁锨挣扎不已的身影，竟不离我的左右，随时出现在我的身旁，只 是他已穿上了一双长筒雨靴……我和周围的许多人随意谈笑，颇有些自在，颇有些自得的 时候，我深知，那别着枪的管教干部就巡视在他的周遭……他失掉的太多太多，而一切都 已无法挽回，无法补救了。　　使我追悔不已，痛苦不已的，这竟是他自己的选择。　　正文 第四章我们的演出活动及其他　　　　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七一”快到了，我们对这个节日的到来不是不想，而是没有 资格去想它。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怎能去参加庆祝活动呢 ?　　没想到，有一天工会主席邹士杰特意找到我，告诉说：“七一”那天，全场要举行盛大的纪 念活动，要奖励先进工作者，还要举办全场性的文艺会演。因为女同志少，我和小徐一定要 出个节目，干不了别的，唱个歌也行。邹士杰是专门找我谈这件事的，意思是非出个节目不 可。为了给节日增添一点气氛，这已是义不容辞的了。　　这可难坏了小徐和我，小徐说她根本唱不了，我虽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参加正式演出极少， 一紧张干脆就唱不出声音，不演吧，既辜负了邹士杰的一片盛情，又怕说我们架子大。我们 心里不禁也有点好笑，右派分子怎么能参加庆祝党的生日的会演?这可有点阴差阳错。但是 ，领导上让演，我们也不便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后来，我和小徐一起，在宿舍前的空地上排 练了个俄罗斯双人舞，到时候就凑个热闹吧!我来农场时带了两件从北京买的时髦衬衣，还 带了一块蓝棉绸，小徐也有一块布料，我们就用两块布料粗粗地缝成两条长裙，穿上漂亮衬 衣，就是我们的舞衣。　　当然，我和小徐都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要在农场正式演出，而且是在庆祝“七一”的文艺会 演中演出，我一想到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就忍俊不禁，生活真不知在跟我们开什么玩笑!不管 怎么着，我还得感谢这个玩笑，跳舞总是令人惬意而愉快的。　　“七一”这天，也是个难得的休息日，大家都脱去劳动时的破旧衣衫，穿着整洁漂亮，高高 兴兴地去参加庆祝大会。我们同组的工人们大都穿上了崭新的蓝卡其布制服。全场各队的人 都来了，获奖和参加演出的人更都是兴冲冲地来了。场部临时在空旷的场地搭起了戏台，拉 上篷布，挂起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七周年”的横幅，显得庄严红火。台前放了些建 筑用的长横木，就是台下人们的座位了。因为全场的人都要来开会，有的大队离场部二十来 里路，步行来很费时间，大会开始已近中午。先是庆祝党的生日暨发奖大会，右派分子们劳 动表现好的，和工人们不分彼此，同样获得了应有的奖励。个人获奖的奖品，我记得是一面 纸做的红旗，农场条件差，意思到了就十分难得。我印象深刻的是省人民银行的一位难友李 正华也获了奖，他坐在获奖者的行列里，因为天气热，只穿着背心，表情庄重，魁伟的 身体，肩膀宽宽的，发达的胸肌线条分明地隆起，十分英武。我想，这位难友来到农场才几 个月，劳动上就取得突出成绩，他一定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本来就是好样的，心中无愧 。他那坦诚庄重的神情，也在向大家表明，自己本来就是党的好干部。尽管当时我还不认识 他们，我仍然为我的难友获奖感到欢喜自豪，因为他们的获奖，说明农场领导确实把我们当 人，和工人们一样对待，他们作为我们之中的佼佼者为大家争得了荣光，我怎能不兴奋愉快 呢?今天的读者对于这种感受很难理解，知识分子得到了和工人同样的对待有什么值得自豪 的?在当时，我们是以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身份同国家主人翁、充当领导阶级成员的工人坐在 了一条板凳上，这里没把我们当做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对待，从当时全国的情况来说也许是 一个特殊的例外，对我们蒙冤受屈的数百名右派分子来说，更是一种机遇。在中国960万平 方公里的广袤疆土上，右派分子们有这种幸运的角落并不多。多年之后，我依然把十工农场 当作我心灵上的乐土，是在这时就有了深切的感受。也许，“山高皇帝远”，才使这里有可 能把我们当做普通人来对待。　　下午的文艺会演节目十分精彩，成为全场文艺人才的大检阅。原省人民银行学校冯士伟和武 威步兵学校曾芳煜的独唱，铁路文工团郑文义的小提琴独奏，李佐亭的山东快书，徐保安、 赵芝贵自编自演的相声，等等，都颇具水平，一大队的难友们还演出了秦腔折子戏。我和小 徐的双人舞，乐曲只是简单的重复，到演出时已是一个小乐队在伴奏了。这些演员，有些原 来就是专业文工团体中的佼佼者，如郑文义的小提琴独奏，据说在西北五省(区)是第一把； 有些人原来经常参加业余演出，如冯士伟的独唱、周至德拉手风琴绝不低于专业文工团的水 平。符文虎是原省公安厅的乐队队长，会多种中国乐器，他曾多次带领他的乐队到甘肃日报 社为舞会伴奏，他曾注意到我，原来我们只是不相识罢了。相比之下，我和小徐的双人舞真 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只是作为唯一由年轻女性演出的节目而受到大家的注目。　　这次演出，使我结识了众多多才多艺的难友。农场领导一定是向县上汇报了我们会演的盛况 ，得到县上的鼓励支持。不久，就又从全场把会演中出现的人才集中起来，增添了新的节目 ，紧张排练，决定到县上隆重演出。新增加的节目有：大联唱《歌唱安西好地方》，用绣 金匾的调子配的歌唱总路线的大合唱，还有个活报剧。《歌唱安西好地方》的词曲都由部队 文工团出身的曾芳煜编成。曾芳煜当右派前在文工团是吹黑管的，来农场后没有黑管可吹， 倒是发挥了他多方面的才能，他嗓子好，唱男高音很受欢迎，还能指挥大合唱，吹笛子、拉 胡琴也行，乐队人手不够时也能凑个数，特别是他临时编个歌的本事，尽管歌词十分粗糙， 但听上去好听，又能顺应当时的形势，我们的演出就很需要他这么个人才。《歌唱安西好地 方》的朗诵词，由说山东快书的李佐亭朗诵，曾芳煜指挥，大合唱全体队员都参加，可惜女 声只有小徐和我两人。总路线的大合唱，由曾芳煜和我轮流领唱，开始我十分胆怯，试唱了 几次，因为天天练唱，嗓子唱开了，胆子也大了，效果还行。小徐、我，还有一个河西来的 小伙子，还一起排练了当时十分时兴的《采茶捕蝶》舞，采茶姑娘只有两人，舞台画面很差 劲，不过也算是尽我们的努力换了个花样。在排这个舞时，石天爱说，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天津资本家的妻子们兴高采烈，就排练了这个节目演出，服装都是特 制的，非常漂亮，参加演出的有几个人她都认识，后来，她们演出的照片还在《人民画报》 上刊出。我听了，很有些感慨，我们原来都是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如今落此下场，连“人 民”都不是。我们的演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实际上都不准许，对这，我心里非常清楚， 不免又觉得十分凄凉，而这感觉也只能埋在自己心中。我们只紧张排练了三四天，就去县城演出。白天，先在街头演出活报剧等小节目，我们的《 采茶捕蝶》舞，也在街头演出。场部的秘书姚〖HT5，6”〗王〖KG-*3〗〖HT5，7〗郎〖HT5 〗还拍了几张照片。晚上在大礼堂演出，结果是轰动了全县城，能容800多人的礼堂挤得满 满的。　　我相信，为浩瀚戈壁所包围的安西，号称世界风库终年为暴风肆虐荒僻已极的安西，远 离现代文明落后贫穷的安西，在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热情地歌唱之前，不曾有谁歌颂过她。我 们引吭高歌，配以优美的音乐，再加上李佐亭慷慨激昂、热情奔放的朗诵，其内容虽不免也 具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矫饰之词，也使观众们大为倾倒。说实在的，我们唱出了对安西的美好 感 情，还是由于十工农场以宽厚的胸怀接受了我们，庇护了我们，还给我们以人的尊严，使得 我们能够以正常人的感情看待安西的一切，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里的人民和土地，愿意以积 极的创造把自己的感受奉献给这里的观众。被伤害、被凌辱的灵魂就是做戏也难以表现出根 本不存在的感情，真诚的微笑是假装不出来的。　　我们的乐队阵容十分强大，由数十人组成，各种乐器齐备，拉小提琴、手风琴等主要乐器的 都是高手，有几人都是一专多能，如周至德拉手风琴是一把好手，打洋琴、拉二胡、吹笛子 也都很在行，只是为劳动方便剃成了光头，演出时外观有点不雅，他哪里会想到来农场后又 有了演出的机会?郑文义拉起小提琴来风度翩翩，俨然一副音乐家的派头，在他那神奇的弓 弦下流动着的美妙旋律，格外地引发着人们美好的遐想，有时在陶醉中又不禁涌出丝丝伤感 凄迷。古人有“琵琶弦上说相思”的诗句，毕竟，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之人，远离亲人的孤寂 ，被打倒在地的屈辱之感，时而袭扰着每个人难以宁静的心。　　我在紧张的排练与演出活动中，时不时地想起在酒泉夹边沟受苦挨饿的景超，在万般无奈中 又只能强迫自己尽力排除对他的记挂……兰州来的家信，对孩子们的情况总是说着让我安 心的话，妈妈的肠结核、胃下垂经气功治疗大有好转，已经上了班，等等，对这些，我就不 去多想了，令人忧愁的家事，每一个让我记挂的亲人，我哪能件件桩桩一一都去想个周全呢 。来十工农场以来，即使在较为轻松的排练与演出活动中，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 的，在日常的劳动中，一切就更不待说，每天的生活都像一根紧绷的弓弦。我很累很累，顾 不得去想去思索什么。多年后我才知道，在我和景超来河西以后，妈妈虽勉强去教课，而久 病的身体已不允许她再工作，她曾多次昏厥在讲台上人事不省……　　县上对我们演出的认可，使我们略感宽慰，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十工农场给予我们的对待， 至少是得到县委的默许的，我们除了不能回到原单位工作，其他各方面都和农场职工一样， 这对于我们已是一种难得的礼遇和幸福。多年后我才得知，这次到县上演出，农场领导并未 将我们真实的政治身份向县委说清楚，县上对演出的认可也许只是故做糊涂。　　夏收开始后，曾在部队当过连指导员的邹士杰，根据他在部队搞政治工作的经验，又组织了 个精悍的不到20人的演出队，到田间地头演出，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来完成夏收任务。同 时，还办了个油印小报：《夏收快讯》，和我们同来的杨康--他原是甘肃日报文化部副 主任，景超的顶头上司--担任主编。小报及时向全场各大队发下去供大家阅读鼓舞情绪。 我们的演出队正如后来在60年代出现的乌兰牧骑，受到全场工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我的 难友们的欢迎--难友们欢迎我们的演出，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看演出时可以休息一下。 割麦是全年里最重的农活。十工农场有个颇具规模的机耕队，土地的翻耕、播种都用 拖拉机，虽然也有苏联进口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因为收割的麦茬高，浪费大，一般不使用。 为了精收细打，颗粒归仓，大面积的麦田基本上都用人工收割，全场夏收任务很重，有的队 先后要用1个多月才能收割完。我的难友们大都是第一次参加夏收，用镰刀割麦又是技术活 ，还有个技术过关的问题。为了抢收抢打，不使到口的粮食受损失，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 。 这种弯着腰身连续挥动镰刀抢收抢割的劳动，比拿着铁锨平整土地还累。在一块地里，每人 占四行麦垅向前赶着割，还具有比赛的性质。技术不熟练，体力不济，手脚不麻利，就会被 甩在后面。别人抢先已割到了地头，自己被拉下一大截子，此时即使想赶也往往赶不上了。 有时候，所有割麦的人都已转移到另一块地里去了，割得慢的人还在那孤零零地留下的几行 麦垅里挥汗如雨。此人不仅觉得脸面上不好看，想到这也许会影响今后的摘帽子，心里更是 十分着急。在我们去演出的地头，我就看到了这种情形：所有割麦的人都已放下了镰刀聚到 了地头，在另一块已大体收割得光净的地里，还有人在留下的几行麦垅里孤身奋战，他是想 连演出也不看了，抓紧这点时间赶快割完留下的几行麦子。此时，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 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 ，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 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那位难友最后是在组长的命令 下才走出了收割的地里。　　工人们都具有娴熟的割麦技艺，他们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在麦地里显得就自在多了，但他们 同样也觉得非常劳累。　　我们演出时，大家都可以轻松地坐在地里缓一口气，在紧张劳动之际愉快地享受一下歌舞音 乐，转换一下情绪。他们都挺高兴。　　当时，全场共有四个大队，在邹士杰的率领下，我们有幸去了三个大队演出，四大队因为离 场部有二十来里，当天无法返回，未能去成。　　五大队是个由省级机关来的难友们为主组建的开荒队，也种了小麦。我在县城里见到的李德 寰，还有符文虎、冯士伟、周至德等人都在此队，原省人民银行的难友李正华在“七一”得 了奖，也正在此队。我们步行十一二里路到达队部时，大家还正在地里割麦，队长干脆下达 命令，让全队的人都休息一下，到队部来看演出。我们先休息，等待他们返回。　　这个大队各方面的条件都远不如场部，难友们初来时不少人住的还是地窝子--一种在地面 上 下挖三四尺，四周用土坯垒起低矮的墙，顶上稀稀拉拉放几根椽子，再搭上用树枝编就如篱 笆状的长方形筏子，用芦草和泥巴盖顶以遮风雨。这种住室同后来大庆人住的干打垒有相似 之处，但更为简陋，室内没有热炕，没有门窗，在人出进的地方，只有用芨芨草编成的门帘 。但是，经过数月艰苦的劳动，书生们已经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新房子，现在已全部住进了 新房子。安西县常年无雨，房子都是土墙，用土坯砌就，房顶也比较简陋，不用瓦，稀稀拉 拉放几根椽子，盖上筏子、树枝、芦草，用麦草或麦衣和的稀泥盖住顶抹平就行了。我这些 被迫戴上 右派分子帽子，内心极为痛苦的难友们，他们来到开荒队后，在拼命劳动中排遣心中的愁闷 ，同时，也都用拼命劳动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当然，他们还是认真听党的话，通过劳动来 积极改造思想。此时，他们大多都是二三十岁年纪，经过一段奋力拼搏，习惯了劳动以后， 浑身都是劲，盖起这些房子并不难。但，无论如何，这个速度也够快的了。令人惊异的是他 们的住房都十分整洁，地扫得干干净净，通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有些人大约是怕弄脏床 铺，把褥子一古脑儿地卷起在叠起的被子上，空下来的地方只铺着灰色的棉毯或报纸，躺下 或坐着休息不会弄脏衣服。作为女性，我觉得十分惭愧，我们的住室远没有他们这里整洁， 我们都没有精力，也没那份心思拾掇自己的住室和睡铺。每个人晚上只是倒头便睡，早晨起 来又忙碌不已，整天劳累已极，谁还顾上管这些个呢!男子汉们终究不同于女流。　　来五大队之前，邹士杰就介绍过，这儿的难友们一来就开荒，大家都尽力干，活重，吃得多 ，每人每天要吃3斤粮，1月就是90斤，管理员觉得超过了定量不好办，到场部请示，领 导上说：“能吃能干，咱们这儿是出粮食的地方，还能限制同志们的口粮吗?”邹士杰是笑 着说这番话的，却又勾起我的忧思，夹边沟也是生产粮食的农场，为什么景超和那儿的难友 们却要挨饿呢?尽管当时我还料想不到长此下去，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我的心头仍浮 起层层阴云，翻滚不已。唉，景超在被打倒在地以后，为什么还要遭此厄运饿肚子?但愿这 种情况不要继续得太久。夏收期间，全场的伙食都有改善，每天都有白白的大馍，随大家尽 饱吃，夹边沟那儿呢?景超是不是也能吃饱?　　难友们在欢声笑语中很快都集中到队部前的空地上，我们只演了几个短小精悍的小节目，总 共也只半个多小时就演完了，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概是怕“曲高和寡”吧，郑文义此次 没有表演小提琴独奏，而是来了个二胡独奏《百鸟朝凤》，也备受欢迎。难友们一定要他 重奏一次，他高兴地又演奏了一次。在这“大漠孤烟直”的辽阔荒野，大家有如此的雅兴对 一位被世人冷落抛弃的音乐家表示热烈真挚的尊崇，郑文义自是很受感动。　　郑文义自带的小提琴是意大利造，用弓随便拉一下，音响都十分优美好听。作为音乐家，他 多年来受西方音乐的熏陶。在演出间隙及行路中，我常听到他小声哼唱着外国名曲，我上中 学时深深挚爱过的《圣母颂》也从他的唇间轻轻流出。那圣洁、崇高、无与伦比的丰富而又 单纯真诚的爱的宣泄，我已久违了，此时听来是那样亲切而又陌生。在我上兰州女中的时候 ，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过《圣母颂》，我在学校礼堂听有名的管喻宜萱独唱过《圣母颂》-- 当时大家都称她管夫人。后来，学校还借来在当时非常少见的音量宏大的音箱，在礼堂办了 一次世界名曲欣赏会，放了不少不知由谁珍藏的唱片，其中仍有《圣母颂》。那时，我只有 十五六岁，说不上有什么欣赏能力。几位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们谱写的风格迥异的《圣 母颂》常使我感动不已，我陶醉于其中而流连忘返，幼稚而朴拙的我，似乎感到了灵魂的净 化与升华。如今，听着从郑文义唇间轻轻流出的旋律，我觉得那仿佛是从天外飞来的阵阵颤 音，和我所处的现实世界竟是那样遥远，我经历了诸多痛苦的心境同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候已 有了极大的改变。以往，《圣母颂》激越高亢的爱的宣泄，那深邃凄婉丰富多变的旋律，宛 如灿烂阳光照耀下一条金色宽阔的河流，它喧腾着奔涌而下，以它神圣而凡俗、伟大而坦荡 的胸怀慰藉充盈着人们干涸的心田，曾给人世间涂抹了多少真诚的情、纯净的爱。而此刻我 自己的存在就是个不协调的音符，《圣母颂》在我心底勾起的竟是阵阵悲凉凄迷。一切都已 成为遥远的过去，我寂寞地回味着飘逝而去的我少女时代的梦幻，一副痴态。别了，那充满 美丽梦幻的岁月，永别了!　　冯士伟每次在宣传队的出现，常引起人们的注目。冯士伟以歌唱炊事员的一支歌：《哎，俺 心里乐得不得了!》饮誉全农场以至安西县城。冯士伟是上海人，地下党员，原省人民银行 学校的干部，业务能力甚强。1952年在支援大西北的热潮中，他由繁华热闹的大上海志愿来 到兰州。从外表来说，他不像是个江南水乡来的清秀书生，圆脸，络腮胡子，粗眉大眼，短 粗的身材，倒真有炊事员的风度，特别是他那肥大的裤子，裤腿老是提得一高一低，常引起 宣传队员们的嘻笑。小徐就曾指着他一高一低的裤腿，笑得前仰后合地告诉我：“老冯的裤 腿，永远是那个样子!”冯士伟不以为意，倒是走过来同我们攀谈一阵。冯士伟说，他在队 里曾担任采购，常赶着一辆牛车到县城拉运灶上需用的各种食品。有一次，他到县城采购回 来晚了，夜里赶着牛车在戈壁滩上转悠着慢慢往回走。忽然，他发现有几双发着绿光的眼睛 追随车后，不紧不慢，一直跟着走，他一下明白过来，这是几只野狼在追踪着他，不禁吓出 了一身冷汗。他赶着牛车跑一阵，狼们也跟着跑；他赶车慢了，狼们也慢慢走。可是饥饿的 野狼对赶着牛车的他还是有点怯火，追踪他一夜，到底也没有扑上身来撕扯着吃了他。这场 面还真有点惊险呢，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财会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会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 上交道。对于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上交道，他终能坦然处之。原共产党员的他，认为来农场 “改 造”，是党对自己的严重考验。在这个特殊的境遇里，他将进行积极的战斗。冯士伟说，当 他和拉车的牛独处时，还常和牛一起说说话。他说，不跟牛说话，再 没有个絮叨的对象。他还说：“过去看小说，小说上说‘公牛般的眼睛’，我无法理喻，现 在才知道，牛的眼睛眼睫毛毛茸茸的，眼皮的轮廓层次分明，眼珠又黑又亮，实在漂亮!” 想不到冯士伟竟还是个内秀之人，他感情细腻，柔肠缠绵，同牛结伴仍自得其乐。后来我才 得知，其时，他正压抑着内心的巨大悲痛，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在他当右派后患脑瘤死去，使 他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不幸!他和牛说了的许多话，兴许也只能向牛倾诉。　　邹士杰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陕北人，在夏收中带领我们出来演出，他头戴一顶白帆布阔边帽， 像个地质队队员，潇洒地穿行在演出队伍中，常常谈笑风生。看到路边丛生的骆驼刺，他笑 着说：“你们知道这种草为什么叫骆驼刺吗，骆驼最爱吃它，吃了肯上膘。”我说：“骆驼 刺那么扎，骆驼就不怕扎坏吗?”邹士杰说：“不怕，骆驼的嘴看起来软乎乎的，骆驼刺一 点也扎不着它!”这真不可思议!我对骆驼并不陌生，小时候，兰州城里常有成队的骆驼由骆 驼 客牵着从城里走过，我曾像《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仔细看过骆驼细细地嚼咬草料的神态 。骆驼宽厚松软的大脚掌踏在厚厚的虚土路上留下的印迹，骆驼的小小的圆粪蛋蛋，我都觉 得十分有趣。到了夏天骆驼脱毛时，结成片片的驼毛不断从骆驼身上蜕下，骆驼光光的身躯 和屁股上兴许只留下几片驼毛，连弯弯的脖颈也成了光秃秃的。有一次，我看见一匹脱毛的 小骆驼，残留在它身上的驼毛片片光洁柔软，毛茸茸的，颜色发白，非常好看，我真想撕下 一片来玩玩，却又不敢动手。在我长得大些以后，骆驼在兰州就很少见了。谁知来安西后， 竟意外地又见到了骆驼。我第一次见到骆驼，不是高耸的双峰上驮着重物的骆驼队，而是拉 着胶轮大车的单个骆驼，在沙石铺就的公路上，倨傲地抬起软软的大脚掌不慌不忙地向前行 进，它庄重地目不斜视，对公路上来往的人们不屑一顾，倒像是在它自己的庄园里自在地散 步。如今得知它喜吃骆驼刺，靠吃骆驼刺上膘长力气，我心目中的骆驼好像又有了另一种神 韵，别具一种我还不了解的性格。　　说起安西的大风，邹士杰更有他独特的体会，他朗声地笑着说：“嗨，有一次，我骑自行车 从县里回农场，半路上迎面猛地刮来了大风，我骑在自行车上，连人带车被风吹得倒退了一 小截路，人才从车上摔下，这样的风，你们经见过没有?哈哈，那么大的风，怕是九级十级 都不止呢!”我领教过的狂风四起猛刮不止的景象，跟他描述的又是另一码事。我和我的难 友们来安西以来经历过的刮风天气，使每个人对“世界风库”都有了自己真切的体会，每遇 到这种气候，人人都觉得沮丧不快，以至忧伤不已。出外参加演出以来，夏季的风和日丽使 我们心情愉快，听到邹士杰笑语连连的描述，暴风的肆虐给每个人心头留下的阴影便一扫而 光。风暴既然是这里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免的小插曲，大家就都觉得可以不在乎 了。　　在二大队演出后，我见到了报社和我们同来农场的杨骁，还有稍晚些时候来的韩卫之。杨骁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真羡慕你们的演出。”他疲累已极，为不能参加演出而遗憾。杨骁 是兰州人，原来家境贫寒，解放前一两年挣扎着到了西安，在西北大学当了旁听生。西安解 放后，他报名参加了甘肃工作团，和一伙大学生们--也包括景超，徒步行军到了兰州。“ 8·26”兰州解放，他们成为创办《甘肃日报》的骨干力量。杨骁是个热情人，好激动，中 国共产党号召鸣放期间，他参加了甘肃日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畅所欲言，谈了一大通意 见。因为对《甘肃日报》的现状感到不满意，他借读者的话，说“甘报”是“干报”，干巴 巴，无人爱看。还说，他为此感到担心、揪心、痛心、忧心、寒心、灰心，一口气连续说了 六七个贬义词的“×心”，开完会，作记录的人让他看记录稿，他又着意润色一番。谁料想 ，反右斗争开始后，他的发言恰恰成为恶毒攻击党报的典型言论。他倒好，立即来了个“缴 械投降”，又成为右派分子里认罪最好的典型，使他少挨许多批斗，处分时相应地也有些照 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