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对她与里根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谈和《联合声明》深表满意和自豪。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不难想象到戴维营声明会在莫斯科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了。它意味着苏联人利用‘战略防御倡议’和里根总统无核武器世界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来推行其解除欧洲核武装，把我们置于面临军事勒索的脆弱境地并削弱以北约为核心的美国与欧洲纽带的战略企图的失败。它同时也表明，不管他们喜不喜欢，在联盟政策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我是能够对里根总统施加某些影响的。所以戈尔巴乔夫先生具有相当多的原因来与我打交道，就像我也有同样多的原因要和他打交道一样。加之苏联人经常偏重于和右翼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认为右翼政治家作为精明而实际的谈判对象更乐意在讨价还价中达成妥协，何况我与戈尔巴乔夫先生在契克斯已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毫不奇怪，我很快就被邀请访问莫斯科。”　　英国《泰晤士报》1986年11月17日的社论也说：“首相在回味她在戴维营度过的周末时，会感到几分满意。她的东道主在这方面也会如此。唐宁街10号和白宫之间的关系看来比自1/4世纪前麦克米伦和约·肯尼迪时代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　　这是因为，撒切尔首相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美国的“星球大战”研究计划，里根对此是十分赞赏的。撒切尔夫人十分明白，“星球大战”计划几乎是里根对苏斗争的最后一张王牌，而苏联在谈判桌上千方百计要打掉的，也正是这张牌。当然，里根也不让这位“铁娘子”虚行一场，给了她坚定的承诺：里根保证在美苏裁减核武库的同时，坚持要苏联相应削减短程导弹和常规兵力；而更为重要的是，里根总统保证如约向英国提供“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难怪同是这家《泰晤士报》会说，里根和撒切尔的会谈公报充满了“相互之间的支持与回报”。　　毫无疑义，英国同美国在战略上的一致，绝不意味着可以牺牲英国的利益。撒切尔夫人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在她的眼里，维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正是英国的利益。这位“铁娘子”曾多次告诫西欧人：“欧洲不应该通过反对美国政策来谋求自身的特性，也不应以疏远美国来寻求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后来，当里根陷入“伊朗门”事件而不能自拔时，又是这位“铁娘子”在共同体首脑会议上敦促盟国团结起来，一致支持里根及其政府。她不无忧虑地指出：“凡是会削弱美国的事情都会削弱欧洲。”她还觉得言犹未尽，又说：“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凡此种种，后人不难由此得出结论，即丘吉尔首相在二战年代同美国结成的“特殊关系”，已由这位撒切尔首相出色地继承并延续下来，而且发扬光大了。　　英国《泰晤士报》在一篇题为《老朋友，新关系》的社论中，曾精辟地概括了撒切尔首相时期的英美关系。社论写道：“英美原先的那种特殊关系，是在共同语言和经历培育下从战时的联盟中衍生出来的。　　“这种关系是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趋于成熟的，而且没有因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袭击利比亚而受到削弱，可以说，它是在关于‘战略防御倡议’和控制欧洲核军备的辩论中结果的。”　　1987年3月28日，撒切尔首相应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之请，飞抵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的正式访问。这是12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的英国首相。她的这次访问，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　　诚然，撒切尔首相的这次访苏，乃是1986年即已开始酝酿并最终敲定的，但是这位“铁娘子”成行之日，却正值英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处于关键时刻。在国内，撒切尔首相和她的保守党打算利用经济形势的有利之机，提前举行大选（按：1987年5月11日，撒切尔夫人决定将1988年的应届大选提前于1987年6月11日举行）。在国际上，戈尔巴乔夫的“双零点方案”给西方盟国出了一道难题，而这时撒切尔夫人却挺身而出，决心两手牵挽三方，在美、苏、欧三家之间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再说，发挥这种独特作用，还有利于未来在大选中击败主张单方面裁军的劲敌工党。因此，媒体评论说，这次撒切尔首相决定去苏联，实在是收“一箭双雕”的奇效。　　撒切尔夫人首次以首相之尊访问苏联，俨然以西方领袖的代言人自居。媒体评论说，英国首相这次是“双重第一”：英国政府首脑12年来“第一次”访问苏联；撒切尔夫人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双零点方案”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西方领导人。　　这次对苏联的首次出访，撒切尔夫人又着实忙碌了好一阵。　　访苏一周之前，即3月21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西南部城市托基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她那保守党在该地召开了中央理事会会议。在那次讲话中，“铁娘子”确定了她此行访苏的基调，表示要以对话求缓和，但对话的姿态却又是绝对针锋相对的，而且是先声夺人的。这迥然有异于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赴苏访问前的公开讲话中刻意淡化自己的反共色彩，以制造某种友好和谐气氛的习见作法。“铁娘子”偏偏要在这一微妙的时刻独树一帜，显示一下自己的强硬作风和钢铁意志。她说道：“我们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已经看到，他明确无误地承认共产主义制度已经失去效力。它不但未能使苏联赶上西方，而且更为落后了。我们听到苏联领导人在用新的语言讲话，像我们发现的‘公开化’和‘民主化’等。但这些语言对他们的含义和对我们的含义是同样的吗？某些由于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而被投入监狱的人已被释放了。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更多的良性犯仍囚禁在囹圄之中，或被拒绝移居国外。我们想看到他们获得自由，看到他们与海外的家庭团聚，如果这是他们所选择的话。”“铁娘子”在照例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了一番猛烈的抨击之后，接着往下说道：　　“当我下周到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先生时，我的目标是寻求和平，这种和平不是基于幻想和让步之上，而是基于现实主义和实力的基础之上……和平需要信心，需要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平指的是结束在柬埔寨的屠杀，结束在阿富汗的杀戮。它指的是苏联承担起它在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所承担的义务，允许人民和思想的自由移动以及其他基本人权……我们将基于行动和结果，而不是基于语言，不是基于意向，不是基于允诺来作出我们的判断。”　　撒切尔夫人以自己的讲话表明，她就是以西方代言人的身份赴苏的。她要向苏联领导人坚决地表明，和平是“建立在现实和实力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幻想和投降基础上”。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教训是很清楚的：采取坚定的态度是有好处的，实力是争取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她还向苏联领导人明确地说，她支持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她要回答苏联塔斯社对她的核政策的指责：“保守党不准备拿英国的安全去冒险。核武器对我们的防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还说，即便美苏撤除在欧洲的中导，削减短导，英国也绝不放弃北极星潜艇和导弹系统。“铁娘子”还就“基本人权”问题对苏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光宣布有和平的意向是不能实现和平的。和平需要有信心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　　总之，托基讲话是撒切尔夫人访苏的“前奏曲”。她用语尖刻严肃，原则分明，但表情却是友好的，适度的。　　两天之后（即1987年3月23日），撒切尔首相用了一天的时间专程去巴黎会晤法国总统密特朗，接着又匆匆赶去波恩同西德总理科尔会谈。法国与英国都坚持同样的立场：都要保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法国、西德和英国都有相同的想法，在削减中远程导弹的协议达成之后，应该紧接着就削减短程导弹和常规武器进行谈判。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一致认为，不管美国同苏联签订何种协议，都不能绕过它的西欧盟国。撒切尔首相在波恩曾对新闻记者表示：“同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的会谈是为我访问莫斯科所做的准备工作的重要一部分。”而此前的一个月左右，撒切尔夫人已与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谈过类似问题。至此，撒切尔夫人已与西方的主要盟国沟通了信息，然后肩负这些领导人的重托和同他们达成的共识，毫不含糊地以四国代言人的身份前往莫斯科。　　3月28日，撒切尔夫人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开始了对苏联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这位“铁娘子”抓紧时间，对随机的路透社记者说，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我们会晤时不使用外交辞令，我们谈实质性问题，因此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　　苏联《真理报》随即作出反应，寄希望于撒切尔夫人的这次访问将加强双边关系，并有助于建立国际信任的气氛。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泰晤士报》则报道说，苏联和英国商会的第71次年会正在莫斯科举行。在这次年会中，英国有150名实业家赴会，英国公司将在苏联投资10亿英镑以上，计有两个石油化工厂、一座制造工艺过程控制机械的工厂和一座新型货车工厂。第一个英苏商会常设办事处将在撒切尔夫人访苏时成立，届时撒切尔首相将出席该商会的成立仪式。　　撒切尔首相飞抵莫斯科后，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伉俪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乔治厅接待了这位来访者。翌日上午，这位英国女首相驱车去莫斯科市郊50公里处的一座著名的东正教三圣谢尔盖修道院，参加该院的宗教仪式。这所修道院是俄罗斯东正教教徒们的“圣地”，建于988年。当天晚上，贵宾一行接受戈尔巴乔夫夫妇的邀请，前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　　访苏第二天上午，撒切尔夫人先是在英国大使馆会晤了一批包括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在内的知名人士，然后才去克里姆林宫同戈尔巴乔夫会谈。英苏两国领导人所进行的长时间会谈几乎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彼此各不相让，但气氛却较为友好。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一再强调的是两大问题：一是西欧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原则上和美国站在一起；二是不能把削减战略武器问题同战略防御计划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天的上下午，撒切尔夫人都与戈尔巴乔夫不停顿地交锋，只是当天中午，她特地赶回英国驻苏大使馆，同萨哈罗夫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共进午餐。会谈之后，撒切尔夫人应邀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为她举行的国宴。　　在这个隆重的盛宴上，撒切尔夫人向苏联的高级官员和各界名流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位“铁娘子”说道：　　“我对苏联的访问正值贵国内处于明显的异常令人兴奋和刺激的时期。的确，您（按：指戈尔巴乔夫）自己称它为一场革命。　　“我们极其认真地阅读了您的发言稿。我们听到您提及开放、民主化、独立的司法和经济刺激。我们还曾谈到您提及在一个自由国家中实行劳动自由和思想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您拟议进行的变革即将为您本国人民的繁荣与幸福带来的机会并对贵国与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越来越公开接触的前景表示欢迎。”　　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所接待的第一位西方领袖，撒切尔夫人在讲话中所用的“我们”，就颇耐人寻味，这里显然不是代表英国，而是代表整个西方。在这一重要时刻，撒切尔夫人显然不会放过宣扬资本主义和攻击社会主义的机会。她接下去说道：　　“你们关于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而斗争的讲话在我们的人民中引起恐惧是很自然的，因为人们把这些讲话看做是对他们的威胁。”　　这位“铁娘子”还把“人权”问题同军备谈判联系起来，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她接着说道：“你们（苏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你们心甘情愿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承担的义务，将决定其他国家和其他人民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你们比如说在武器控制问题上所作的承诺。”　　然后，撒切尔首相话锋一转，切入主题，扼要阐述西方对削减战略核武器和战略防御计划的基本观点，她严正地指出：　　“让这种削减（按：指削减中远程导弹）取决于对美国战略防御研究计划的限制，是毫无道理的。你不可能制止这种研究，正如你不可能制止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样。人类总是努力开拓知识的新疆界。我们知道苏联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工作。我认为，对战略核武器永远不可能有彻底的防御。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下述可能性：防务可能对比较稳定的关系做出宝贵的贡献。正如里根总统和我于1984年12月在戴维营一致同意的那样，任何战略防御系统的目的都应该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威慑力量，维持均势而不是取得优势。”　　访苏的第三天，撒切尔夫人上午与苏联总理和几位部长举行会谈，下午接受三位苏联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采访中，多数提及的问题都与核武器有关。撒切尔夫人为西方保持核威慑的立场进行辩护。这位“铁娘子”还声称，苏联的核武器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都要多；也正是苏联率先部署了短程和中程核武器；苏联在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方面也占有巨大优势；苏联在反弹道导弹方面已经走在美国之前等秘情。这次采访未经过滤和删削，全都在苏联电视台予以照播。苏联人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些秘情，不胜惊讶之至。论者以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蓄意通过“铁娘子”之口来使军备竞赛一事增加透明度，便于为尔后苏联大规模裁减军备制造舆论。　　当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夫妇与撒切尔夫人共进晚餐，地点选在当年斯大林及其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经接待过丘吉尔及其外交大臣艾登的所在大厅。　　访苏的第四天，撒切尔夫人前往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参观。她对当年斯大林的故乡①颇多感慨。当天晚上，撒切尔首相从那里飞返伦敦。①斯大林系1879年12月21日诞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城。1894年进第比利斯（原名“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念书，并开始参加反抗帝俄的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梯弗里斯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1899年因参加革命被学校开除，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活动家。　　对于这次访苏之行，这位“铁娘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如是说：　　“它是我所进行的一次非常简单、但最令人着迷和最重要的外事访问。在苏联度过的4天里，我可以感到共产主义制度下面的大地已经移动起来……我获得的欢迎，无论是俄罗斯人群中的热情问候，还是苏联当局在长时间谈判中对我表示的尊重，都表明在表象的背后某些带有根本性质的事情正在发生。罗纳德·里根和我在东方集团中人格化了的西方自由制度正在蒸蒸日上；苏维埃制度正在崩裂。我意识到即将发生一场伟大的变化——但我从未猜测他们将以多快的速度到来。”　　这次访苏结果，英苏双方签署了四个文件，包括为和平目的在研究和利用宇宙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和关于在新闻、文化和教育方面进行合作的文件。　　撒切尔夫人的苏联之行，显示出她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独特形象。她能做里根和西欧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做不到的事；她去了苏联，却牵动了美、苏、欧三方的神经。她从中扮演了大国领袖的角色。　　5. 两次危机——万不得已时的妥协　　“铁娘子”虽“铁”，作风虽强硬，意志力不凡，但毕竟也会遇上危机，有时还会是狂风暴雨式的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撒切尔夫人也不得不作出一点儿让步。其实不到万不得已，这位“铁娘子”是不会妥协的。　　在第二任首相期间，撒切尔夫人便经历了两次这样的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帕金森“婚外恋”事件曝光，对撒切尔新政府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1983年大选胜利后，撒切尔夫人在组阁时原拟擢拔她心爱的保守党主席塞西尔·帕金森为外交大臣，接替原任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的。只因帕金森同政治女秘书的暧昧关系被揭露，引起了保守党内反对派的强烈指责。在无可奈何之际，“铁娘子”只好改任帕金森为贸易与工业部大臣，而外交大臣一职则由撒切尔夫人认为能力和魅力都不如帕金森的杰弗里·豪担任了。　　由于政治秘书基丝小姐的揭发检举，帕金森的“丑闻”给闹得沸沸扬扬，“铁娘子”再也保不住她“最欣赏的政治家”了，这才不得不接受他的辞呈，让他一走了之。这次危机算是她的一次妥协。　　第二次危机则是韦斯特兰直飞机公司的出售一事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导火线是两名内阁大臣的政见分歧的激化，并最终涉及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　　原来，英国有一家惟一的直升飞机生产公司——韦斯特兰公司。该公司的绝大部分产品（约90%以上）均用于国内军需。但由于开工严重不足，这家公司1984—1985年度的亏损额已高达1亿英镑，而1986—1989年的三年内又都没有接受到订货任务，生产将陷于停顿状态。　　恰在这时，两家国际资本提出了各自的“救援方案”。　　其中之一是美国西科尔斯直升飞机公司。该公司下属的美国联合技术公司联合了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提出可以筹款7200万英镑、3年内提供100万工时的订货。当时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大臣布里顿支持这个方案，韦斯特兰公司董事长约翰·卡克尼爵士也倾向于这一“美国方案”。　　另一是英国和欧洲多家公司合伙成立的“欧洲财团”，它们是英国航空航天公司、英国通用电气公司、法国航空航天公司、意大利阿吉斯塔公司和联邦德国梅塞施米特公司。这五家公司可以筹款7310万英镑，保证330万工时的订货。“欧洲财团”还得到了法国、意大利和西德国防部的全力支持。本方案得到了国防大臣赫塞尔廷的支持。　　“美国方案”和“欧洲方案”的投标竞争，终于反映到了保守党内阁中来了。两位内阁大臣的意见分歧反映到政治上便是明争暗斗，构成了韦斯特兰事件的核心。最初，作为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原想内部协调，不想把问题闹大，以维护保守党那“团结”的虚假外观。　　撒切尔夫人对此事的态度一开始就是支持布里顿的，她在写给韦斯特兰公司董事会的信中表示：“只要韦斯特兰公司仍在英国开业，政府将继续承认它是英国公司，因此也是欧洲的公司，政府将支持该公司不放弃英国在欧洲的利益。”此外，她还代表内阁的“集体决定”说道，韦斯特兰公司的前途应由该公司的董事会决定。　　迈克尔·赫塞尔廷坚持“欧洲方案”，拒绝“美国方案”，攻击布里顿.和韦斯特兰公司董事会无视英国的国防利益。但是，享有内阁大臣权位的副检察长梅休却于1985年1月6日写信给赫塞尔廷，对他提出指控。三天之后，赫塞尔廷向撒切尔首相提出辞呈。他除了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之外，还指责撒切尔夫人对他施压，要他放弃“欧洲方案”。　　作为保守党“温和派”（亦即“自由派”）的成员的迈克尔·赫塞尔廷主张在发展同美国关系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同欧洲的防务合作。在韦斯特兰事件中，就充分反映了保守党内关心“欧洲利益”的“少壮派”（1986年此公只有53岁）的政治观点。人们认为，他在英国政坛上很可能成为撒切尔夫人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韦斯特兰事件就不仅是保守派内两派在暗中较劲儿，而且反映了争夺政府领导权的斗争。　　赫塞尔廷的挂冠离去，在国内外的政坛上引起了一片抨击声和同情浪潮。　　保守党主席兼保守党首席公共关系官员诺曼·特比特说：“一位大臣辞职从来不是使政府高兴的事儿，也很少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威望。”　　在布鲁塞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对赫塞尔廷的去职表示了遗憾和不解。西德总理科尔对赫塞尔廷的去职深表遗憾，因为他与这位英国国防大臣有过良好的共事纪录。比利时国防部官员认为，赫塞尔廷是英国最力主同西欧保持防务合作的，他的去职可能意味着英国将自绝于这一领域之外。更有甚者，荷兰副国防大臣范豪韦林根说得更刺耳，他说：“韦斯特兰公司一旦同美国公司合作，荷兰将不买它的产品。”　　撒切尔首相接受了赫塞尔廷的辞呈，并很快任命乔治·扬格接任英国国防大臣。　　这时，恰好梅休副检察长给赫塞尔廷所写的1月6日信件的部分内容被泄露出来，舆论开始追究起了布里顿，并顺藤摸瓜，把火烧到了撒切尔首相身上。保守党内外和下院内外，都纷纷指责这位“铁娘子”排除异己，作风专横。　　撒切尔夫人对此报以沉默。她的内阁秘书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干脆出面予以否认。　　议会的议员们甚为愤慨，下院于是组织了调查委员会，调查首相是否从一开始就知道信件内容业已泄露，她本人是否曾授权或默许布里顿泄露信件的内容。为了搜集有关资料，调查委员会还向韦斯特兰公司索取了相关文件，其中包括布里顿就他同韦斯特兰公司董事长约翰·卡克尼爵士会晤的情况写给撒切尔首相的一份备忘录。　　但是，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却无法开展，因为首相根本不予合作：既不理会调查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又断然拒绝去调查委员会澄清问题。此外，她还拒绝让她身边的3名高级助理为调查委员会作证；就是当事人布里顿也拒绝去调查委员会回答问题。　　在工党议员们的强烈要求下，议会定于1月27日开会辩论。出于下届大选的需要，议员们，主要是工党议员们掀起了一片倒阁的呼声。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也对撒切尔夫人大兴问罪之师。撒切尔首相及其政府面临着背水一战的不利局面。　　1月27日，下院如期开会。工党领袖金诺克在辩论开始时，指出首相眼下正处于“受审”地位。他说道：“由于政府中的人不老实，这次争端已经酿成一场政府危机。”工党议员敦促首相和布里顿辞职。　　撒切尔首相发表了40分钟的讲话。她坚决拒绝辞职的要求。她解释说，泄密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她就获悉，立即下令调查，直到1月22日，调查报告才提到了布里顿在这件事中的作用。接着，“铁娘子”公开检讨说：“这是一件……本可处理得更好的事情，所以是我感到遗憾的事。”她还说：“对谋求什么和可以得到什么，官员在理解上确实有不同意见。”　　尽管工党议员们强化了攻击火力，穷追猛打，但保守党内的反对派议员们一看不对头，保守党在国会中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立即刹车，停止了阋墙之争，外御其侮，转而维护撒切尔夫人的讲话。赫塞尔廷则更是深明大义，表现了高姿态。否则，工党的动议如在下院获得通过，撒切尔首相就只有挂冠离职的份儿了。　　下院果然就工党动议投票，结果是：撒切尔政府以379票对219票的绝对优势否决了工党的议案，挫败了他们“倒阁”的意图。撒切尔首相也就得以幸免灭顶之灾，在紧要关头安渡了这场危机。不过，祸福倚伏，由于英国的党（主要是保守党和工党）派（主要是保守党内“极右派”和“温和派”或“自由派”）之争，在韦斯特兰危机中确实给“铁娘子”增加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在提前大选的声浪日益高涨的时刻。但是，事态的发展和结果，却反而对撒切尔首相强化自己在政府内的实力有利，因为在保守党同工党的争斗中，在关系到党派命运的关键时刻，党内各派系的分歧总会在大敌当前、危如累卵的情势下暂时弥合起来的。　　不过，从政治观点而言，布里顿与赫塞尔廷两阁僚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所谓“大西洋倾向”和所谓“欧洲倾向”的分歧。这也是保守党内的老问题，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英国与欧洲共同体建立关系以来的老分歧。两派分歧的焦点是：“大西洋派”强调的是英美“特殊关系”，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当然是以不损害英国的利益为前提；“欧洲派”则更强调英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主张英欧关系优于英美“特殊关系”。　　从思想实质和政治观点来说，撒切尔夫人显然倾向于“大西洋派”，甚至比丘吉尔以后的历届保守党首相（艾登、麦克米伦、霍姆和希思）都更明确地强调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和西欧的重要意义。她坚持认为，英国必须加强同西欧盟国的密切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妨碍或损害大西洋两岸的关系。　　韦斯特兰危机虽然过去了，但给予撒切尔夫人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教训便是：她应以何种分寸处理好英美的“特殊关系”。说白了就是，英国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政策的过程中，对向外国资本、主要是向美国资本出售英国公有企业时应持什么态度。弄不好又会砸锅，激起新一轮危机的。　　就在同年的2月23日，已卸职的前国防大臣赫塞尔廷又从他的“欧洲派”观点出发，向撒切尔夫人提议：英国应立即停止向外国公司，特别是拟议中的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出售越野汽车公司的活动。这位后来向撒切尔夫人的权力发起挑战，并最终推动了“铁娘子”下台的保守党内的“少壮派”，还发表了一篇颇有说服力的文章，阐述自己对出售公有企业的观点。他理直气壮地写道：　　“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即英国人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意志去解决我们在工业上遇到的难题；我也不同意每次我们遇到困难就要请来外国购买者。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汽车、护卫舰还是直升飞机，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与某一个公司有关。”　　赫塞尔廷的言下之意就是说，这关系到英国的国家利益。文章主旨显然是好的，是从英国的最高民族利益出发的。它一发表，马上得到舆论的支持和赞成，确是不无道理的。　　所以，文章问世的3天后，撒切尔首相便在广播讲话中宣布，暂停将莱兰汽车公司、奥斯汀—罗弗公司出售给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谈判。论者指出，这是撒切尔夫人所作的一点儿让步，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又一个小小的妥协。　　当记者问到撒切尔夫人，她执政6年之后，她那“铁娘子”形象是否发生了变化时，她断然回答道：　　“否，否，否……如果你希望哪个人软弱的话，请别打我的主意。”　　6. 私有化——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　　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宣布和实行了很多的具体政策，但最能反映撒切尔首相思想实质的，是作为一种战略来考虑并推行的私有化政策。这种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的私有化，在英国经济当中起统帅作用，而“铁娘子”借助于大规模地实施私有化纲领，在英国和西欧确实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一直是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的轮流执政局面。实行私有化政策，并不是始于撒切尔政府。战后工党的艾德礼政府之后的每一届保守党政府都曾提倡私有化，但工党上台后，便把私营企业改为国有化企业。所以，英国企业都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不断变化着。不过，这次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构想却比较彻底，规模也比较大，时间更是长久，连任首相使得她得以连续不断地把私有化进程坚持并深化下去。　　其实，80年代英国两大政党所奉行的政策都带有极端化倾向：工党偏左，推行国有化政策和扶助工人运动；保守党则偏右，与工党背道而驰。在撒切尔夫人的眼里，工党那一套做法违反了英国几个世纪的传统，是造成“英国病”的根本原因。所以，到她上台后，就发誓要把“社会主义推回去”，使它永无逆转的可能。所以说，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不单纯是经济的，而更多是政治性的了。　　她出任首相之后，摆在首相面前的老大难经济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通货膨胀；二是高失业率；三是投资萎缩。　　在撒切尔夫人看来，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通货膨胀和投资萎缩两大难点。只要资金一充裕，外贸活跃起来，国库充实了，摆脱“英国病”、走出经济衰退的“谷底”就会水到渠成，一劳永逸。因此，撒切尔政府在实行货币主义政策以缓解通货膨胀的同时，就要以成套的政策把二战以来英国工党执政时所实行的国有化企业逐步地实行私有化，并且降低利率，刺激私人投资，用这种办法来缓解政府的沉重负担。至于降低失业率问题，撒切尔夫人并没有把它排上议事日程。她认为，随着私有化政策的推行，工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之，如把解决失业问题摆在首位，通胀率势必难以降下来，工业上不去，失业问题只能加剧。她认为，那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用这种办法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的。　　正是基于这一套理论，撒切尔首相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运用国家的权力和实际的控制权去最大限度地推行私有化政策，维护财产的私有权和相应的征税制度。　　从1979年起，“铁娘子”所推行的私有化政策主要有六种形式：　　(1)将国有化企业的财产出售给私人或私人资本集团、公司等。这些企业从此变成了私人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仅此一项，政府即得款55亿英镑，40万国营企业工人转入私人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工作。例如，1981年和1983年，政府曾两次把它在国际电缆公司的股份卖出，共得款4.45亿英镑。又例如，1981年政府把原100%属于国家的英国航天公司的半数以上股份卖了出去，只剩下49.4%的股份，得款4300万英镑；1983年，政府又出售了英国航空公司下属分公司国际航讯的股份，收入6000万英镑。再例如，政府在英国石油公司中原占有51%的股份，卖出19.3%的股份后，收回了6.27亿英镑；另英国石油企业是政府于1983年用北海石油天然气的利润兴建的，全部出售后，得款3.8亿英镑。此外，撒切尔政府还采取房屋产权私有化措施。根据1984年11月的统计，已有70万本来从公家租用房子的人买下了只供一家一户居住的私房。　　(2)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这就是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领域。有些本属国家垄断的部门，现在也改由私人资本去经营。例如，开矿、公共交通、邮电等部门就是如此。邮电本系国营，后来邮政和电话的部分业务也让私人资本参与，让他们大显身手。这对私人资本的部门显然是极大的鼓励和刺激，使仍然是公营部门受到市场更大的压力、冲击和竞争。政府于1980年颁布的“竞争法”的宗旨，就是促进包括国营和私营的所有企业、部门的竞争。而在企业和部门中引进竞争机制，始终是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政策中的核心部分。她的经济政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鼓励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推动英国的经济发展。所以说，“铁娘子”主持制定的“竞争法”不仅是鼓励私人企业间的竞争，也包括国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例如铁路客运与公共汽车之间的竞争。　　(3)把公有企业交由私人承租或自主经营。这就是主要在第三产业领域里实行的“租让制”，即把学校、食堂、公园维护、收运垃圾、道路修整、街道食品零售和街道清洁卫生等交给私人“承租”。部分城市和地区（如伯明翰、剑桥、西撒赛克斯等）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但从总体而言，“承租”的规模还很有限。例如，截止1984年秋，全国只有18个市政当局对收运垃圾实行了“承租”式的私有化。　　(4)私办企业向公有单位提供劳务。这项措施旨在将私有因素引进公办单位中。在维修文物和文艺演出等事业中，常有私办单位的参与，他们或提供劳务，或投入咨询。此外，不少私办学校或私立医院向公办学校或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在救治残障人和弱智者方面，不少市政当局使用了私办单位提供的条件。　　(5)引进私人投资。大力鼓励私有企业和公司在公有单位中投资，特别是在政府资金不足的公用事业部门（如落后地区、内城或受失业打击比较沉重的部门）中投资。一般说来，引进私人投资有两种方式，一是某项事业的某一具体项目使用私人投资，另一是某一公司的附属公司全部使用私人投资。这在房屋建筑部门较为普遍。　　(6)在公办企业中普及私办企业的经验。这方面主要是普及使用私办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也包括聘用私人企业家担任要职。这种私有化形式虽不会影响公私营企业的比例关系。但从整个来看，将可以使公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更加适应市场需要，并提高其市场的竞争意识。　　上述六种私有化形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前三种形式，即全部或部分出售公有企业给私人（包括投资者、私营企业或本企业的职工）；允许私有部门在一些国际居垄断地位的企业中参与竞争；一些公有企业或项目“承租”给私人经营或管理。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其实都是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不过，这些措施都是大量的、系统的，它们已成为这位“铁娘子”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保守主义传统思想的一种战略构思。根据英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埃德蒙·柏克的说法，这种传统思想可以概括为维护私人的财产权和政府尽可能少地过问私人财产的经营管理和发展，即所谓减少政府或国家的行政干预。　　1987年5月24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记者布鲁斯·安德森曾发表了一篇题为《首相自己谈撒切尔主义的实质》的文章，文章写道：　　撒切尔夫人认为，把撒切尔主义归结为一点，即是指“法律管制下的自由”；“人们在生活中必须享有自由并且根据自己的愿望行事。在头两个任期内，现政府……要求对政府的作用加以限制，但是在哪些限制之内，政府必须具有决定权。”　　撒切尔首相说道：　　“政府必须善于干那些只有政府才能干的事情，必须坚决地维护我们的防御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持法律与秩序，坚决维护国家的币值和财政收入。”　　她接下去又说道：　　“我们的反对者有时候好像是说，我国必须在健康的自由经营经济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这二者当中取其一，这委实不符合实际。因为，只有自由经营才能带来用以改善社会服务的资源。这就是需要我们把更多的财力用于卫生、教育、养老金以及福利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支持自由经营。”　　这位“铁娘子”还说道：　　“领导的实质就在于能否在必要时刻挺身而出，并且就棘手的问题作出决定。”　　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政策与前任政府在它的持续贯彻与规模两方面相比较，具有如下的三大特点：　　首先，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同发展资本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有更多更深的联系。战后的几届保守党政府多少承袭了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措施，借用了若干凯因斯主义的方法。与前任保守党首相的做法相反，撒切尔夫人彻底地走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她信奉传统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竞争的学说，认为只有自由企业经济才是英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础。　　其次，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相联系的另一面，是她那反工会的政策。撒切尔首相是要从根本上维护现存制度，从根本上反对触动现存制度的一切形式的变革和创新，所以她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的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这位“铁娘子”认为，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是她推行私有化政策的最大障碍。因此，她对工会的要求毫不妥协，不肯让步。1983年至1984年的煤炭工人大罢工，对“铁娘子”毫无影响或影响不大，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实，英国的工会运动，主要是因失业问题派生出来的。在她的前任工党卡拉汉政府任期内，英国的失业人数高达150万。据此，撒切尔夫人在执政前就曾经常嘲讽卡拉汉首相是一位“失业首相”。曾几何时，她执政的几年中，失业率不但毫无起色，反而一个劲地向上猋涨。这时，“铁娘子”又自我解嘲，声称英国的第一位问题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认为“在开始的时候，把通货膨胀降下来确实就意味着要增加失业，但是我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政府并不急于去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她在1983年底说道：“我国人民中，8个人就有1个人失业——这也确实太多了。但是，8个人中毕竟还有7个人正在工作。”到1983年3月，英国的失业人数业已突破300万大关。这就为失业问题引发的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也为“铁娘子”与根深蒂固的英国煤矿工会势力于1984年的大较量点燃了“导火线”。这当然又成为工党抨击保守党和撒切尔政府的一个最好的口实。　　第三，撒切尔首相在其前两届任期内牢牢抓住了私有化政策不放，还为此遴选了能贯彻一己意图的内阁成员和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以确保政策的不停顿和不间断。无怪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赞赏“铁娘子”说：　　“她的领导具有强硬、直爽和连贯的特点，并且令人感到鼓舞。”这里姑以出售公有企业为例，从1981年起一直持续不断，至90年代初，英国的国有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1979年的10.5%下降为6.5%。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从1979年已原则上不再发展公营企业。以前的保守党首相还主张公营与私营企业的“合作”，但其继任人撒切尔首相却只字不提，她一心要推行无限度的私有化政策，力争尽可能多地化“公”为“私”，把国营企业化为私有企业。为此，“铁娘子”在推行私有化政策的措施上便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一阵紧一阵，运用了相应的行政手段。在这里，她不是不要国家干预，而是大大地强化了国家干预的手段。　　撒切尔夫人对反对党工党一贯是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对之深怀“恶感”，因为据说它是“集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控制”。人们根据她那极右的观点，把她描绘成一个“好走极端”、“毫不妥协”的“坚强”的女政治家。有人甚至说她是“不怕孤立”、“喜欢孤立”的独往独行的“铁娘子”。　　正是因为撒切尔夫人的意识形态过于偏右，她那处理政务的方式和作风也就与众不同。恰如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取代卡林顿出任外交大臣的弗朗西斯·皮姆所说的，他不同意首相那种“非黑即白”、“非直即枉”、不屑于任何“中间道路”的工作方法。又是这位后来被换下马来的外交大臣在其题为《同意的政治》一书中写道：　　“她（按：指撒切尔首相）喜欢任何事情都观点鲜明：绝对地赞成一件事，就必定绝对地反对另一件事。我的方式则相反，这并非没有决定意义的；比方说，是的，我们应该采取这个行动，但是，我们应该用某种特殊方式来做这件事，因为必须考虑这一或那一集团的合理意见。这种思想方法，是她所不喜欢的；她宁可一直走到底。　　“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所开的病历和药方都准确无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改变她的处方。”　　在皮姆的笔下，撒切尔夫人成了个专断的、不能容纳异己意见的人，而且是一个“满腹孤疑”的首相。为了亲自抓好“私有化”这个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的落实和贯彻，“铁娘子”不仅多次改组内阁，撤换那些与她的政策思想不合拍的阁员，而且拼凑“内阁中的小内阁”，遴选有关专家学者，为首相设计决策方案，然后再拿到政府各部去讨论、贯彻。在六七年的首相岗位上，她已把异己倾向的人一一排除出了内阁。她周围的阁僚都是清一色的乐于因政见和利害关系一致而与首相共进退、担风险的精兵强将。不如是，在风云变幻的英国政坛上，在背负着300多万失业大军的国度里，这位“铁娘子”是不可能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地驾驭相位，把如此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私有化政策——实行得这样有条不紊、丝丝入扣的。　　把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说成是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还有一个重要的侧面，那就是她的税收政策了。　　原本就是私人企业，外加原公营企业“私有化”后的新兴私有企业，都需要向国家交税。这当然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事。这里当然也涉及到重课还是薄赋两种税收政策的适度问题。　　撒切尔首相对此的态度异常鲜明：尽可能减轻资本家的负担，使他们的资金留在英国，并听令他们自由地、不加限制地发展。这是“铁娘子”的一贯思想。　　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在1987年3月曾向下院提出了1987—1988年度的财政预算。这个预算便体现了撒切尔夫人的税收原则，即所谓“双减”政策：减轻赋税和减少公共企业借款。举个例子说，在1987年度财政预算中，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29%降至27%，即减少了两个百分点，而且普遍提高所得税的起征点。此外，本年度公共企业的借款也要从预计的70亿英镑减为40亿英镑，调幅几近一半。　　由此不难看出，英国的私有化和“双减”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或国家干预下的直接产物。在这里，有必要对撒切尔夫人一再强调的要减少政府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事实上，首相所说的减少“干预”，乃是减少政府或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干预，即不许对私有化和减税政策横加“干预”，但政府对整体经济政策必须有一个宏观规划，亦即政府不能减少其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干预。这种“干预”，首相是会一抓到底，寸步不让的。80年代以来，英国私有化政策一直不间断地推行着，没有政府的“干预”，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7. 一国两制——主权是第一位的　　1984年12月19日，新华社发出了一条重要消息，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今天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撒切尔夫人刚刚在伦敦接待了当时尚是苏联第二把手的戈尔巴乔夫，便匆匆赶来北京参加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铁娘子”和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联合声明》从此正式生效，成为一项伟大的历史文件。　　根据这项《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归还给中国，香港届时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撒切尔首相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她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联合声明》“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首相指出：　　“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撒切尔夫人接着又表示：　　“在我这方面，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我们将自豪而愉快地按照英国管理的最高原则来管理香港，直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我们将以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方式，卓有远见地和谨慎地管理香港。根据协议的规模，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的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跨越1997年直至2000年。”　　撒切尔夫人这一天的工作日程给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刻停歇过：她于12月19日上午9时10分驱车赶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出席赵紫阳总理为她举行的隆重仪式，欢迎这位前来为着手结束大不列颠在香港百余年统治的贵宾；欢迎仪式结束后，首相和总理举行了会谈；她还要会见记者；又先后同中国的3位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李先念）会晤；下午5时30分又参加了《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和随后的盛大国宴。　　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谈时，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深表赞赏，高度评价这一构想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开辟了道路。中方则保证1997年之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在撒切尔夫人问到为什么是50年时，邓小平回答说，中国希望在那个时候经济水平能够赶上发达国家。中国要想发展自己，就必须对外开放。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符合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利益。　　1984年12月19日的当晚，撒切尔夫人飞抵香港。20日，她在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表示她已作出了最高承诺，英国议会将竭尽所能使《联合声明》得以切实履行。她敦促香港人把代议制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担负起治理香港事务的责任。“铁娘子”最后说道：　　“我们仍有12年多的时间去一起为未来的转变做好准备，而我肯定相信你们会面对挑战，屹立不移，香港人的精神和进取心必然会更加旺盛，而香港社会也必然会欣欣向荣。”　　12月21日，撒切尔夫人在离港经檀香山赴美前，曾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有一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不识相地向她提问：英国为了福克兰（即马尔维纳斯）岛上的有限人口不惜一战，但英国政府干吗轻易地把有550万人口的香港“交给”中国？撒切尔夫人不由气愤地答道：“我很不理解，你怎么会忘了到1997年就要期满的租约。”并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她反问道：“请你想想，如果我们不设法去签订一项协议，将会有什么结果？”她指出：“1997年，香港92%的地方，将会在没有任何保证，没有我们现在已从协议中得到的好处的情况下，自动还给中国。对香港来说，现在的形势要比过去好得多。”　　在香港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确是识时务的俊杰，因为她接受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实。　　众所周知，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香港问题，纯粹是由英国在19世纪强加给满清政府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之后，英国逼迫满清政府在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据守主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之后，英国又迫使满清政府在1860年10月签订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南部割让给英国。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英国又以平衡法国为借口，迫使满清政府于1898年6月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半岛的其余部分和附近岛屿（后称新界）租借给英国，期限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19世纪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决定把香港问题留待日后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经过战后40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突飞猛进，成为远东的金融与贸易中心，是东亚的“四小龙”之一。百余年来，英国作为宗主国，从它的这块殖民地身上攫取了巨大利润，从香港的银行、保险和航运事业中得到了大量无形的贸易收入。直到1974年前后，香港在伦敦的英镑结余还占英国全部黄金外汇储备总额的1/4到2/5。80年代以来，英国在香港投资所获利润每年都在20亿英镑左右。这一切，都是英国领导人舍不得将这块“东方明珠”交还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却是与中国大陆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邻近的广东省提供淡水、食品等物资；内地不仅是香港的最大进口基地，也是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从1983年起，大陆还成了香港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一旦割断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脐带，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必将化为乌有，英国本土的经济也会遭到池鱼之殃。这是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首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新界占香港400平方公里总面积中的336平方公里。即或中国政府接受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新界总得在1997年归还中国。割让出新界，香港便将肢体残缺不全，在经济上无法维持下去。第三，英方即使有能力掠走香港居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却鞭长莫及，无力保卫香港。凡此种种，都使得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头脑放清醒了些。加之中方在与英方近两年（1982—1984年）的双轮会谈中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代表团一再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有关香港地区三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1997年必须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细节可以谈判，但主权是第一位的，不容讨论；在中方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以确保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从谈判开始之日起到1997年6月末即为过渡时期，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予以合作，香港当地居民要逐步参加各方面的管理；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84年10月宣布对香港回归中国的方针政策；如果香港出现严重动乱，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中国毫不妥协的态度迫使英国回到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撒切尔夫人开始从她那不甘心把已由英国治理近百年，并已成为英国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香港交给中国的立场上后退了。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同年10月，她又在给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封公函中表示，英国不再坚持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行政管理权；一个月之后，她又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表示她将放弃谋求1997年之后建立香港自治的努力。1984年4月和7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两度来华访问。他在4月访华后的香港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期望1997年之后继续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管制是不切实际的。”在杰弗里·豪7月访华时，中英双方达成了拟议中的联合声明生效时建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从而为《联合声明》的实施和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建立起常设的合作方式。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曾无可奈何地写道：“这不能说是一个胜利，但考虑到我们是在同一个毫不妥协而且占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打交道，也不可能是胜利。”　　1984年12月19日签署《联合声明》之后，中英双方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1985年5月成立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通过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香港作为总协定的单独缔约方，于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第91个成员；1988年7月1日，联合联络小组的双方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等等等等。总之，由于《联合声明》的签署及中英关系的迅速而又顺利发展，中英之间的合作出现了新的曙光，撒切尔夫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知名度也就大大提高。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英关系一度陷于低谷徘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中英关系又逐渐好转。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下台后，曾先后两度来华访问：1991年的来华访问，成为两国关系倒退之后恢复高层接触的前奏；1995年3月来华访问时，她对1991年访华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进展表示钦佩，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次表示赞赏，并希望看到1997年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顺利移交给中国。这是撒切尔夫人的第五次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中国，“铁娘子”都受到了高规格的良好接待。　　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再次对准1984年12月21日时，当时正值第二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马不停蹄地从香港飞往华盛顿。在那里，这位“铁娘子”又将放开眼光看未来，同里根总统讨论完全不同的问题：交流英美关系和东西方关系。她要把在北京和香港的情况通报给里根，她将把对戈尔巴乔夫的初步印象介绍给美利坚合众国的行政首脑，她将向蝉联白宫宝座的人转达邓小平的祝贺和问候。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撒切尔夫人接触了横跨欧亚美广大地域的最敏感、最重大的问题。这时，全世界已没有人再会否认，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非常活跃的杰出的国际活动家。她在国际舞台上的确扮演着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不可能取代的角色。撒切尔夫人在她第三任首相之初，又在美苏核谈判问题上，十分巧妙地表明了欧洲人的立场。　　1987年5月30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以《约翰牛的世界》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写道：　　“撒切尔夫人比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更有办法使北大西洋联盟的两翼团结起来。　　“40年来，由于国内问题的困扰，英国不断地从世界事务中退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最近。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撒切尔夫人这位英国首相不仅自认为是一位世界人物（许多政治家都自以为是世界人物），实际上也的确是一位世界人物。”　　撒切尔夫人曾先后来华访问五次：　　第一次是1977年，撒切尔夫人作为保守党领袖曾来华访问。当时她以苏联塔斯社讥称的“铁娘子”诨号而名下无虚，对东西方缓和持批评态度，并提出要对苏联领导人的新扩张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中国政府热情地接待了她。　　第二次是1982年9月22日上午，撒切尔夫人在对日本进行了两天访问之后来到中国。这是第一位在位的英国女首相来中国访问，中国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铁娘子”。　　第三次是1984年12月18日晚，撒切尔首相在其第二任期间对北京进行了第二次访问，参加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她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礼遇，并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接见。　　第四次是1991年，当时撒切尔夫人已被赶下英国首相宝座，但她在英国政坛上的影响却仍然是不能低估的。　　第五次则是1995年3月28日，撒切尔夫人在离职五年之后，又对北京旧地重游。这次她是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在访问期间，这位已是70高龄的女人虽然失去了往日大权在握的领袖风采，却仍然予人以一种精明强悍的印象。中方给了她较高规格的接待。新闻媒体对她的来访更是高度重视。这位老夫人对她1991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深表震惊。她说当她看到高楼林立、面貌一新的中国首都时都不太相信自己的双眼，仿佛置身于另一世界似的。　　8. 一声巨响——总算安然无恙　　1984年10月，英国保守党年会在布莱顿的一家大饭店举行，会期一周。　　布莱顿是英国南部的一座沿海城市。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不愧是旅游、度假的胜地。　　10月11日晚，开过一天会之后撒切尔夫人还在灯下忙个不停：修改她那领袖演讲稿，批阅政府文件。助手们都跟着忙碌到了12日凌晨50分，任务完成后，就都纷纷回房休息去了，只留下首相一人苦伴孤灯。她是一位严于律己、工作勤奋的女政治家，开夜车、赶任务，对她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　　时间静悄悄地流逝，一分、两分……　　12日凌晨2时54分，正当撒切尔夫人看完最后一页文件，正准备就寝时，一声沉闷的巨响把布莱顿市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也把撒切尔夫人的起居间震得摇摇欲坠。几秒钟的沉寂过后，紧接着又是持续了约莫一秒钟的墙壁坍塌的轰隆声。撒切尔夫人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枚炸弹的爆炸。玻璃碎片从窗户外边倾泻到了她那起居室的地毯上，纷纷扬扬，下雨般洒了一地。这时，她还惊魂甫定，以为是饭店外的炸弹引爆所致，而不知道爆炸就发生在自己的头顶上。与她那起居室仅一墙之隔的浴室已被炸得一塌糊涂。丈夫丹尼斯从睡梦中惊醒，大惊失色地穿了件睡衣、光着脚板赶来看妻子是否无恙。待眼见为实后，丹尼斯先生才战战兢兢地回去穿衣着鞋。慌乱中他竟穿错了鞋，原来另一只鞋被当时也在大饭店投宿的美国大使普里斯外逃时给穿跑了。好在供电线路完好无损，撒切尔夫人及其随员们当即被迅速转移到一所警察学校歇息。这一宿，“铁娘子”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更为震惊的是，她宠信的大臣罗伯塔·韦克海姆和安东尼·比利已经被炸身亡；就业大臣诺尔曼·台比特则幸免于难，从瓦砾堆中扒出，已是重伤在身，奄奄一息；还有许多人埋在废墟中，生死未卜。　　毫无疑问，这是又一起爱尔兰恐怖分子的炸弹谋杀案，而且是直接冲着撒切尔首相来的。只因恐怖分子的判断发生了一点误差，撒切尔夫人总算毛发无损，从死神手里逃脱出来。这起爆炸案引起了全英国人民的极大关注。人们又一次地清楚认识到：爱尔兰共和军经常地、直接地威胁着英国正常的政治生活，威胁到广大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看来政治家、尤其是作为大不列颠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已经成为爱尔兰恐怖分子暗杀的对象了。　　布莱顿大饭店遭到炸弹袭击后，撒切尔夫人仍坚持年会照原计划进行。上午9时30分，这位“铁娘子”沉着坚毅、泰然自若地出现在主席台上。她沉稳有力地大声宣布：　　“这次恐怖活动不仅旨在破坏和中止我们的会议，而且企图使我们经过民选产生的政府陷于瘫痪。这次暴行的后果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我们震惊，但我们却已镇定自若而且意志坚决。现在，我们大家站在这里，就说明不仅是这一次恐怖活动失败了，而且所有旨在破坏民主的恐怖主义的尝试都终将失败。”　　紧接着，撒切尔首相又去医院看望受伤官员和罹难平民。当时，医院里又有4人丧生，保守党首席督导仍然昏迷不醒。从瓦砾堆中扒出来的就业大臣诺尔曼·台比特这时伤势严重，卧榻不起。他的妻子也身负重伤，只剩一丝儿游气。首相望着她那双绝望的眼神，不禁忧心如焚。　　去医院慰问完毕，撒切尔首相在严密警卫下，驶返伦敦郊外的契克斯别墅。一场以谋杀撒切尔首相为目标的炸弹袭击事件至此尘埃落定。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极端恐怖活动却震惊了整个英伦三岛和全欧、全世界。　　爱尔兰是不列颠群岛的大岛之一，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不列颠岛相望。面积8.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49.9万（1971年）。除东北部现属英国外，余均属于1949年完全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自12世纪以来，爱尔兰人频受英吉利统治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百余年来，爱尔兰人大批迁居美国等地。目前在美洲的爱尔兰后裔约计200万人，另散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约5万多人。　　1905年，爱尔兰“新芬党①”成立，随后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先叫“义勇军”，后改组为“爱尔兰共和军”。1949年，爱尔兰南部拥有26个郡的“自由邦”脱离英联邦，英国被迫承认了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并将自己的国名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但历届爱尔兰政府都坚决要求归还拥有百余万人口和6个郡的北爱尔兰。几十年来这一问题始终悬挂着，未能解决。①“新芬”系爱尔兰语，意为：“爱尔兰人的爱尔兰”。　　爱尔兰共和国有两大政党：一系新芬党，另一系由新芬党分裂出去另行组成的“替天行道士兵党”。后一个党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爱尔兰的执政党。新芬党的影响大为削弱。而“替天行道士兵党”主张独立，但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手段。而激进的爱尔兰共和军则不但主张爱尔兰全面统一（即要求归还北爱尔兰），而且坚持以暴力手段实现目标。近几十年来，它已转变成一个独立活动的秘密团体，一直在爱尔兰各地进行游击战，在英国本土从事恐怖活动。爱尔兰共和军由于热衷于恐怖暴力斗争，先后遭到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的取缔，但屡禁不止，其支持者仍大有人在。在美国，许多祖先是爱尔兰移民的美国人，还为共和军提供财政支援，甚至偷运先进武器给共和军。中东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后来也成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坚定支持者。本世纪60年代以来，共和军的恐怖活动有增无已，而且愈演愈烈。他们此举的主要意图，是要提醒人们对北爱尔兰问题的关注，干扰英国本土的正常生活，促使英国人尽早放弃北爱尔兰的领土，让爱尔兰共和国成为南北大一统的局面。下面是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的若干侧面：　　从1956年至1976年这20年间，英国人死于共和军之手的计有2700人。而从1972年到1976年，平均每年都有285人在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爆炸声中命归黄泉。　　1979年3月31日，正当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在她的芬奇莱选区主持一个儿童游园会、与天真烂漫的儿童共享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之际，一颗北爱尔兰共和军在下院停车场安置的炸弹爆炸了。撒切尔夫人的最得力谋士、影子内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艾雷·尼夫是这次炸弹袭击的对象。当这个牺牲品从下院地下停车场那浓烟滚滚的小车子中拖出时，已经昏迷不醒，气息奄奄，人命危浅。他被送往医院，惨死在手术台上。艾雷·尼夫当时还是反对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男子，而且是她生活中除丈夫丹尼斯之外最重要的男子。艾雷·尼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个著名战斗英雄。他在一次战役中被俘，后从考迪兹德军战俘营中逃出。事后他又潜回战俘营，成功地组织了一条越狱路线，使一大批战俘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战后，他成了律师、政务次官和后座议员。1975年主动承担起竞选保守党党魁的经理，成功地策划并导演了整个撒切尔夫人的竞选过程，于当年2月4日协助“铁娘子”一举击败了女王的元老重臣爱德华·希思，成为保守党的领袖。想不到4年之后，这位擅长地下活动的传奇式英雄、这位为撒切尔夫人立过汗马功劳的男子汉，竟在和平年代惨死于恐怖分子的手中。显然，这名恐怖分子事先潜入了下院停车场，把爆炸装置偷偷地塞进了他的汽车底部。　　1979年8月27日，撒切尔夫人刚刚成为英国首相才三个月，英国女王丈夫的叔父、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蒙巴顿伯爵在爱尔兰共和国度假时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死。蒙巴顿不幸死于非命时，已是79岁高龄。他当时正在一艘游艇上，游艇也给共和军暗设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面目全非。这位伯爵不仅是英国女王的亲戚，而且还是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和重要的政治家，毕生战功赫赫。他在二战期间曾担任过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战后一度出任印度总督，主持了印、巴分治的工作。他曾历任北约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英国海军元帅、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等要职。这位海军元帅还是来华访问的第一位王室成员。他的不幸遇害，不仅使举世震惊，也给刚刚成立不久的撒切尔内阁罩上了恐怖的阴影。　　同蒙巴顿元帅一天遇难的，还有18名英军官兵，包括女王私人的苏格兰高地联队司令，在唐恩郡横遭爱尔兰共和军引爆的地雷活活炸死。这一系列恐怖活动都构成了对撒切尔政府的严重挑战和巨大威胁，也是对这位在国际舞台上折冲尊俎、纵横捭阖的“铁娘子”的无端羞辱。　　1980年10月，英国北爱尔兰共和军又创“新高”，为英国政坛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不过这次可不是共和军夺去别人生命，而是妄图以自杀（绝食）方式来使“铁娘子”屈服。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作风和钢铁般的意志力又再次面临了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挑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关押在梅兹监狱中的共和军恐怖分子，向英国政府要求获得“特种囚徒”①待遇，否则便绝食身亡。梅兹监狱关押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为恢复这些特殊“待遇”经常发动暴乱，包括所谓的“肮脏抗议”：破坏监狱设施，弄脏墙壁和天花板等。①“特种囚徒”待遇的规定始于1972年，专门为爱尔兰共和军的囚徒而定的。它是当时的英国政府对爱尔兰共和军作出的一个让步。内容包括：“特种”囚徒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是统一的囚服；可以与其他“政治犯”自由交往；可以不承担任何监狱指定的劳动。但这一规定只实施了4年，于1976年被英国政府废止。　　针对囚徒们10月发出的“死亡恐吓”，撒切尔首相本着一贯的强硬作风，坚决顶了回去，不准监狱实施任何“优遇”，认为这是爱尔兰共和军玩弄的花招，是在“推行与暴力行径相呼应的心理战”，而这两个方面均“应予以坚决抵制”。但随着绝食斗争的延续，一些囚犯的生命垂危，撒切尔夫人这时遇到了各方（含爱尔兰政府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铁娘子”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早日终止绝食斗争。撒切尔首相回答得很干脆，说她的政府没有类似的措施；而且她相信，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是不希望绝食者放弃这次行动的。因此，她坚决表示，休想利用囚徒们作筹码，搞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讹诈，英国政府将不会作出任何让步。这次绝食在碰壁之后，终于在12月18日自行终止。撒切尔首相赢得了头一回合的胜利。　　1981年3月1日，朗凯什监狱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们发动了另一次更大规模的绝食斗争。他们指望伦敦方面这次将会屈从他们的要求，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绝食身亡。但这一次，撒切尔政府仍没有屈从的蛛丝马迹。首相坚定地表示，她的政府决不会在任何形式的政治讹诈面前做出重大的让步。这样，1981年5月5日，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博比·桑兹在绝食66天之后，终于一命呜呼。这一事件立即轰动了国际舆论，许多人指责撒切尔夫人丧尽了天良。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撒切尔夫人仍然毫不动容。她在向下院通报情况时表示：“桑兹先生是一名罪犯，他自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选择是他的组织只给少数几个成员的一种‘特权’。”这年的夏天，陆续有9名绝食者追随了桑兹的后尘。　　当朗凯什监狱的绝食囚犯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时，撒切尔夫人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维护她那政府的威信，她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力面对着这一个个躺下去的生命，尽管他们都属于在押囚徒。人们以为，换另一个首相，都会在面对死亡时却步不前，只有这个“生性残酷”的“铁娘子”才会如此无动于衷。但是，撒切尔夫人在权衡得失利弊和国内外舆论反应后，虽说每倒下一名绝食者，她身上的压力便会增加几分，她就要忍受着更多的是心灵折磨。不过她也深知，一旦她作出让步，接踵而来的将是更大的麻烦和更多的恐怖事件。　　谢天谢地！这场暗地较劲儿，终于以爱尔兰共和军的认输落幕。1981年10月3日，共和军在遭到惨重损失后，不得不宣布终止绝食斗争，以挽救更多的垂危生命。这样一来，撒切尔夫人终以罕见的坚定和强硬，赢得了这次对垒中的最后胜利。但也为她自己险遭暗算埋下了伏因，并为她自己树立了一个可怕的仇敌。　　有道是，亲戚不怕多，冤家怕一个。　　1990年5月，爱尔兰共和军的一位发言人就曾在接受《独立报》记者戴维·麦基特里克采访时说过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就个人而言，从1984年以来她显然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我并不认为她处理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方式是合乎情理的。她几乎被杀，我认为我们在布莱顿之后追猎她的誓言仍然有效——‘今天我们不够幸运。但是请记住，我们只要幸运一次就够了，而你则必须永远幸运才好。’　　“在她的年龄上，你应该期盼离休，坐下来吃老本。身旁必须跟着一个永久的保镖来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将是十分困难的。”　　这充满杀机的威胁就登在1990年5月22日英国的《独立报》上。　　这里且不提撒切尔夫人的爱子马克·撒切尔早已上了爱尔兰共和军的黑名单了。　　1981年10月10日，即在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止绝食后的第七天，恐怖分子便在谢尔西·伯莱克斯郊外爆炸了一枚炸弹，把一辆满载士兵的长途汽车炸了个底朝天，死一人，伤者无数。　　1982年6月20日，即在撒切尔首相取得福克兰群岛胜利之后的第6天，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著名的海德公园和摄政王公园各引爆了一枚事先设置好的炸弹。这两次炸弹爆炸事件是针对英国皇家禁卫骑兵和皇家绿色卫队。当场有8人被炸死，53人身负重伤。当时撒切尔夫人及其内阁成员正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开会，都给这一声巨响惊得目瞪口呆。　　1983年12月17日，爱尔兰共和军又在哈洛兹郊外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撒切尔夫人当时正参加一个音乐会，闻讯立即赶赴爆炸现场。待她赶到时，伤亡人员大都被送往医院，现场仅遗下一具肢体分离、血肉模糊的小女孩尸体，令人不寒而栗，而更多的义愤填膺：这种滥杀无辜和残害妇孺的行径毕竟是罪恶滔天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在5名死者中竟有一个是美国人。须知当今不少美国人对爱尔兰共和军始终持同情态度。这下美国佬总该看到爱尔兰共和军的可怖又可憎的面目了吧？！　　总之，自1981年绝食斗争失败后，爱尔兰共和军每年至少都要制造一起震惊全世界的炸弹恐怖事件，以此向“铁娘子”施加压力。　　1984年，在一切努力失败后，爱尔兰共和军终于把暗杀目标直接指向不为他们的恐怖所动摇的首相本人。好在一声巨响，“铁娘子”却安然无恙，真可说是人间奇迹！　　由此不难看出，北爱尔兰问题真正成了冷战后英国历届政府深感头痛的问题。　　但是，恐惧和头痛并不能消除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撒切尔夫人作为行政首脑，必须把它优先摆上唐宁街10号的议事日程，她必须寻求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以便使恐怖活动得到收敛或最好停止下来。　　布莱顿大饭店爆炸案之后，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谈判又开始了。　　1984年11月，撒切尔首相与爱尔兰总理菲茨杰拉德在契克斯别墅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因为会谈双方都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撒切尔夫人一心想在加强两国合作方面取得进展；而菲茨杰拉德则把分享北爱尔兰议会的权力作为爱尔兰社会民主劳动党参与其中的先决条件，从而暴露了他想组建北爱尔兰与爱尔兰联合政体的意向。此前，“新爱尔兰研讨会”曾发表了一篇关于爱尔兰众多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北爱尔兰的三种管理模式，即统一、联邦或组建联合当局。撒切尔首相对这三种“管理模式”都表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她在会谈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愤然说道：“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英爱两国关系并未就此止步不前，双方一直在为达成新的协议而不懈努力。其实，《英爱协定》从1984年下半年起即已开始酝酿着。到1985年6月29日，撒切尔夫人与菲茨杰拉德再次会谈时，形势出现了转机。撒切尔夫人本人乐观地认为：“我感到尽管我们之间还存在着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已向达成共同的协议迈进了一步，而且官方会谈取得了许多进展。所以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是可能的。”他们甚至还讨论了签订协议的时间和地点。　　1985年11月15日，撒切尔首相和菲茨杰拉德总理在北爱尔兰希尔斯堡签署了《英爱协定》。根据这项《协定》，除非获得北爱尔兰大多数人民的同意，北爱尔兰的地位将不会改变。这样就满足了北爱尔兰反自治主义者（按：此指北爱尔兰境内一部分赞成留在英国之内的居民，他们坚决反对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的要求。尽管对爱尔兰共和国而言，这样做实际上是放弃了建立爱尔兰联邦国家的努力，但本协定也规定，在北爱尔兰事务上爱尔兰享有发言权。两国政府将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安全、政治、法律和跨边界的合作等问题。此外，两国政府将联合组成一个秘书处，作为合作性机构，这一秘书处将不侵犯双方的主权。　　《协定》签署后，反自治主义者大为不快，他们斥责撒切尔夫人变了，变成了“一个反自治主义者背叛了反自治派”。而撒切尔夫人则进行了自我辩解，说她已使《协定》避开了她曾经说过的三个“不可能”的否决方式。不管这里面有无“背叛”情节，至少撒切尔首相在处理北爱尔兰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灵活策略：既实现了她追求的目标，又没有失去她一直捍卫的利益，可谓“一举两得”。论者以为，这里所说的“目标”，是指英国的“安全现状得到了改善”；而这里所说的“利益”，是指北爱尔兰仍然没有被从大英帝国中“分裂”出去。作为英国历届首相中最坚定的反自治主义者，撒切尔夫人堪称为智勇与谋略兼备的领导人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总有其客观规律的。　　就在《协定》签署之后，爱尔兰共和军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恐怖活动，相反，在1988年之后，这种恐怖活动似有死灰复燃之势。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全力以赴，把对付爱尔兰共和军作为她的最重要的任务。她对汤姆·金指示说：　　“必须拟定一个文件，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一个也不能漏掉。”于是，许多更严密、更先进的侦察方法都应用上了，作为排除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的严厉举措。这样，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便呈现出螺旋状上升的趋势。请看下列两起具体事例：　　1988年3月6日，英国保安队在直布罗陀成功地击毙了三名爱尔兰恐怖分子。尽管这三名爱尔兰恐怖分子的身份与目的已确证无疑，但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却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米尔顿公墓为死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这些残忍凶狠、毫无人性的杀手奉若神明，尊为光荣的英雄。　　作为报复，爱尔兰共和军也在努力猎杀无辜。1990年7月30日早晨，又一位撒切尔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伊恩·高在他那私宅的公路上发动汽车时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伊恩·高原是撒切尔首相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仅因在《英爱协定》上与撒切尔夫人存在着分歧，才于1985年年底辞去了原职，但他与撒切尔首相的私交依旧甚笃，两个家庭也感情深厚，过从甚密，尽管后来伊恩已不在撒切尔政府中任职，但他仍然强烈反对北爱尔兰自治。结果，这样一个无辜者却终于丧身在爱尔兰共和军事先安置的炸弹中，在启动轿车时的一声巨响中被炸得飞上了天。伊恩遇害的当天晚上，撒切尔夫人与伊恩的妻子简·高来到教堂时，发现教堂里挤满了哀悼的人群。他们都默默祈祷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堂。但是，对于失去亲人的简·高和丧失战友的玛格丽特来说，这毕竟是难以接受的现实，在她们的心口上留下了一道永难愈合的创伤。　　舆论的评价是，撒切尔首相在其前两届任期内，在内政、外交、军事三方面都取得了赫赫政绩，但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却毫无建树，未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突破，连她本人也险遭暗算。一声巨响，她本人虽侥幸死里逃生，安然无恙，但毕竟留给了世人太多的思考：作为二流的西方强国和昔日余威犹在的日不落帝国，面对日益猖獗的国内恐怖活动，竟然无能为力，无甚作为，岂不蹊跷？！第五章　　第三次蝉联英国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