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传第一章至第五章第1章：引言我们至今仍在学习，仍在努力跟上乔伊斯的时代，仍在努力理解他对我们的讲解。这一本书的作用，就是要深入乔伊斯一生的经历之中，将他不断地将阅历和创作结合起来的复杂过程反映出来。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其是乔伊斯，是和其他人不同的，因为他在经历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同时，已经在把那些事件变成艺术的原料。他不是听任接踵而来的日子又接踵而去，一个一个都落入模糊不清的记忆之中，而是采取主动，反过去对影响了他的经历加以改造。他一身二任，既是被俘者，又是解救者。改造自己的经历的过程，转而变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成了和起床、睡觉一样反复出现的生活内容。传记作者必须每时每刻衡量艺术家这种同时兼顾双重过程的活动。个别的短暂时刻往往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它们也和重要的时刻一样存在，一样积累起来。一些细微末节，一旦出现多了，也会形成气候；特点会重复出现，似乎并不是自行积累，而是由一种内在的活力引发出来的，在这股活力之中，艺术家的特质和人的性格是互为制约的。乔伊斯本来就使人油然起敬，敬重的心情和日益增长的喜爱心情就合而为一了。他喜欢自嘲，有些人不明就里，有时也跟着说，这是可以谅解的。很少作家在被人公认为天才之后，还会像乔伊斯这样不断受人的埋怨和责备。在他的爱尔兰同胞们眼中，他至今仍然是一个诲淫作家，很可能还是个疯二产；他们是最后一个解除《尤利西斯》禁令的国家。在英国人眼中，他是个怪人，是个"爱尔兰派"，而这一个所谓的派，根据最近七十年来爱尔兰人写的各种文学作品看来，实在是"英国化"到了危险的程度。美国人对他是非常热情的(虽然他对他们这个国家感到难以忍受)，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伟大的城市作家，不过也许心肠太硬了一点。法国人呢，尽管乔伊斯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二十年，他们还嫌他缺少一点高雅的理性主义，不能算是无可争议的地道文人。由于有诸如此类的：不同意见，所以乔伊斯虽然大名鼎鼎，却常会挨打，比显然不如他的作家遭受抨击的机会多得多。尽管乔伊斯的名字已经和现代散文难解难分，正如艾略特的名字和现代诗歌，毕加索的名字和现代美术一样，然而将来的舆论还有可能出现转折，不喜欢乔伊斯有可能成为明天的风尚，正如不喜欢毕加索已经在逐渐成为今天的风尚一样。在那些希望《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后事》受到冷落的人看来，人类的未来也许并不至于那么恶劣，但是我们应当提醒他们不要乐观。尽管乔伊斯有一种名声，说他绕过了他本人的时代，其实他出人意外，正是立足于时代的中心。他似乎与世隔绝，可是他的笔锋无所不及，从亚当、夏娃直到勃朗宁老爹及其娇妻，统统都点到了。他本来并不打算把战争和社会作为主题，但是它们偏来找他，逼他表态。他的作品开始是最单纯的抒情诗，最终却是无所不包的大百科全书。他所观察的人间景象，包括了从婴儿期到老朽期、从出生到死亡、从初出茅庐一心寻找出路的，直到年老怕事唯求闭门却扫的。他一时欢快，一时忧郁；有时胸怀坦荡，有时疑神疑鬼；又是宠爱妻子，又是厌恶女人。实际上，正是因为他这么复杂，所以人们曾经把他和过去的各种各样伟大作家作比较。不言而喻，这种比较有恰当也有不恰当的。乔伊斯不怎么像荷马，不论从他的题材，或是从他念念不忘自身经历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在《尤利西斯》中，荷马的神话却又不断地追随着布卢姆，一再左右书中情节的联想意义。乔伊斯有时候笔锋泼辣，颇有拉伯雷情趣，然而泼辣并不是他突出的风格；他和拉伯雷之间更有根本意义的共性，倒是科恩所说，他似乎是通过文字到达情景，而不是听任情景支配文字的。但丁也许是乔伊斯心爱的作家，而且乔伊斯也和但丁一样关注当地事物，目光同样一丝不苟，然而他对但丁的天堂和地狱、罪过和惩罚却都不感兴趣，倒愿意像巴尔扎克那样，将他写的喜剧留在人间。并且他欣赏乱七八糟的世俗生活，而这却是但丁要加以惩罚或是不屑一顾的。醉心乔伊斯的人热衷于把他和其他大作家比较，而对他不满的人却常常举出托尔斯泰的巨大形象和他作对比。有一位著名的评论家说，乔伊斯不像托尔斯泰，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确实，乔伊斯的作品中没有托尔斯泰所描绘的那种积极的、外向的、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战争与和平》的全部人物中，仅有皮埃尔这一个人物，并且仅是在他处于无所作为、行动迟缓却又善于观察的情况下，才可能是乔伊斯笔下的人物。然而，如果皮埃尔对我们是有所启示的话，或许乔伊斯对我们也是有所启示的。我们暂且不必设定他已经把评估人的行为这一任务全部放弃给他最喜欢的小说家托尔斯泰，也不必设定他已经接受福楼拜那种认为小说家：不该裁判是非的主张，而必须先透过乔伊斯那种毫无表情的打扑克牌脸色和装模作样洗牌的神情，听一听他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内容。不论我们是否知道，乔伊斯的裁判庭是从不休庭的，同但丁和托尔斯泰的裁判庭一样。他在作品中所作的最基本而又最有决定意义的裁决，是判定平凡的价值。别的作家也曾罗罗嗦嗦地描绘过平凡，但是在乔伊斯写它以前，谁也不知道平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没有乔伊斯写的那种平凡，因为托尔斯泰的人物不论多么卑微，他们的生活总是戏剧性的，他们彼此之间不是以智慧服人，便是以悲剧慑人。乔伊斯是第一个作家，使一名无足轻重的城市居民表现了崇高的意义。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不理解他的用意，以为他是在讽刺。要不然，怎么解释他对下层中产阶级表现出如此热烈的兴趣?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群起而攻之，而乔伊斯却用温顺和善的口气对他的朋友尤金乔拉斯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的财产是超过一千镑的。"在左拉之后，关注城市贫民已经不足为奇，但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尤利西斯来，却是轻举妄动了。这样一个主意，对于当时的爱尔兰作家而言也是格格不人的。叶芝是有贵族倾向的，要求人与人之间有区别；乔伊斯却竭力主张消除界限。萧伯纳是愿意接纳任何人的，但是要求口齿伶俐，而乔伊斯找的中心人物并不表现什么口才，思想是断断续续的，毫无萧伯纳希望的那种振振有词令人信服的现象。和乔伊斯同时代的都柏林同乡，当时正热衷于复兴特里斯丹和绮瑟，不过用的是更为古老的爱尔兰名字纳西和黛特，乔伊斯也在他的作品中处理了这个题材，然而他对故事中的恋爱情节几乎不感兴趣，倒是关心其中那位平凡的丈夫。布卢姆尽管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无足称道，既不配和海明威的人物一起去捕大海鱼或是追伯爵夫人，也不能跟着福克纳那些角色去：勾非作歹，更不可能和C．P．斯诺的那些委员们一起开会议事，可是布卢姆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偏偏被选中，成了装载和转送最纯洁、最善良的人类思想的工具。乔伊斯所发现的，实际上是最基本的人性，如果没有前后情节的衬托，他都会不好意思说出来：普普通通的，正是难能可贵的。乔伊斯要得到这个结论，首先必须能看出别人眼中两种互不相干观点闾的联系：一种观点认为生活是难以形容的丑恶，需要揭露，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活妙不可言，需要提炼。大自然可以是一套糟透了的材料，也可以是一部神秘的启示录。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兽性的肉体，也可以归结为头脑和心灵。乔伊斯生活在两极之间而又超越于二者之上。他的兽性的人表现出一种神奇的思索能力，而他的纯理性的人却又无法摆脱肉体。读乔伊斯的作品，就是面对现实的真面目，不受简单化的常规类型的影响。他那些出人意料的融合手法，也实现在美与其对立面之间。莉维亚-斯维福听说乔伊斯在《芬尼根后事》里利用她那随风飘动的长发象征可爱的利菲河，感到受宠若惊，但是又听说有两个洗衣女工在河水里搓洗脏东西，她不禁感到恶心04在乔伊斯看来，二者并存是自然而然的。利菲河是可爱的，也是肮脏的；都柏林是可亲的，也是脏兮兮的；人的头脑和肉体也是如此。我们在理论上也是承认这些二者结合的现象的，但是在实践中似乎认为二者是分离的。乔伊斯就从不如此。有哪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会像斯蒂汾代达勒斯那样身上长虱子?然而那些虱子是波德莱尔式的，不光爬在肉体的包皮上，也爬在灵魂的包皮上。还有哪个主人公，会像布卢姆那样当着我们的面公然大便或是手淫?乔伊斯既不容我们随便藐视，也不让我们轻易加以崇拜。如果我们找他是把他当做倡导兄弟情谊的使徒，他偏要让我们看兄弟激烈争吵的场面。如果我们找他是把他当做家庭的维护者，他偏把最中心的主人公写成一个王八。如果我们要求他歌颂孤立的个人，乔伊斯偏要表现他的孤立使他阴郁而无助。如果我们寻找的是生命的代言人，他偏要向我们介绍死者。起协调作用的因素是想象力，它通过巧妙的文字，将头脑中的两个对立面合而为一，使我们的本来似乎互不相容的东西突然成了共存体。乔伊斯是作家群中的箭猪。他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勉勉强强的主人公--格格不入的青年男子、消极被动的成年人、喝威士忌的老头子。很不讨人喜欢，更难使人爱慕。乔伊斯却愿意这样。不折不扣的情投意合，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他从人身上剥去了我们通常认为可敬的外表，然后要我们去和他通气。对于乔伊斯来说，和对苏格拉底一样，理解是费周折的，甚至是使人感到屈辱才最好。我们需要爬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虚妄概念的障碍，才能和他靠拢，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又以他的艰难的文字来考验我们的领悟能力。他不仅要求我们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也改弦更张，才能接受他的新观点。他的主要人物，不是容易接受的人物，他的作品不是容易读的作品。他并不希望征服我们，而是希望我们去征服他。换句话说，不是敞开欢迎，只是虚掩门户而已。同样的，想要以志同道合毫无隔阂的姿态去了解他本人，也是不容易的。他对c．G．荣格所作的自我描述是："品德不高，有奢侈、嗜酒倾向。"5而在一位法国院士路易吉莱希望颂扬他时，他对他说："不要把我说成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仅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人。"他周围的人，大多是不知名的：有一些是侍者、裁缝、卖水果的、旅店搬运工、看门人、银行职员等，再这帮人对于乔伊斯的气质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侯爵们和侯爵夫人们对于普鲁斯特一样。有人说他是在浪费时间，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乏味的人。这样一句话，在大多数作家口中不过是表现感情而已，而在乔伊斯却是真心实意的。足以证实这一点的，是充斥他那些作品中的千千万万词句，大多是他从他那些不足称道的朋友们口中收集来的。他和尤金乔拉斯谈到《芬尼根后事》的时候说："这一部书，是我遇见的人、我认识的人写成的。"他的同时代人约翰辛格是透过地板上的窟窿听人说话，乔伊斯却是面对面的。他对自己的目标是绝不含糊的，而他对人的平易态度也同样绝对，绝无高人一等的现象。人们将他看做名流，但是他从不以名流自居。如果我们将乔伊斯奉为文学界的巨人，他将会使我们失望。没有将军们来对他顶礼膜拜，没有人称呼他都柏林圣人。他自己就说得很清楚，在世人眼中，他开始是一个坏孩子，到头是一个老怪物。他身上有许多可以指责的东西：他不在乎钱，在乎酒，其他方面也有不够尊严和不大得体的行为。然而我们有必要提出帕西发尔提过的问题，其实乔伊斯也提过的："谁是好人?"尽管乔伊斯曾经颇有预言家风度，把传记作家叫做"传奇作假"，他却也提供了一个先例，研究一个人需要先看到他各种各样的姿态，才能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酷爱真理，不怕是多么令人不快，他希望能将这种酷爱传给读他书的人和赞赏他的人，能和他们共有。然而，正如他的主要人物的高尚精神逐渐超越了他们那些不光彩的形象，这位执意追求理想的匠人，也逐渐超越了居无定所、债台高筑的局面。乔伊斯虽然历来保持大方姿态，实际上长期都是处在这种局面。他的作品中蕴藏着一种新型的崇高，并不光耀夺目，而是在深处潜存，只是偶或在表面的言行中露出一点端倪。从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可以觉察这样的崇高，不过外面掩盖着它的尽是弱点。狭隘、古怪、靠不住，而在同时却又无所不包、不屈不挠、气势雄厚，这就是乔伊斯式的崇高。这种风格不是容易欣赏的，但终究是值得欣赏的，正如《芬尼根后事》的风格一样。第2章：乔伊斯的家世斯蒂汾代达勒斯曾经说过，家庭是一张他一直想要挣脱的网，可是，詹姆斯乔伊斯却愿意把自己及自己的作品与之纠缠在一起。他的亲属都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了，只是稍稍改动了一下装扮。总的看来，姓乔伊斯的似乎比姓默里的要显得优越一些，默里是他母亲的娘家。乔伊斯的这种处理，是继承了他父亲的成见。他父亲抱怨说，默里这个姓他闻着发臭，而从乔伊斯这个姓氏中，他却闻到了一股酒香。他的这种偏爱，从直系先祖身上很难找到根据，可是，戈尔韦曾经出过一个显赫的乔伊斯族，那一带还因此被称为乔伊斯地区，乔伊斯家也就和所有姓乔伊斯的爱尔兰人一样，声称自己正是戈尔韦的那个高贵家族的后裔。现在已无法考证这一说法的真伪--从最早的记录看，他们家一直都住在科克市一一可是似乎也没什么理由不让他们享受这一点无伤大雅的尊荣。乔伊斯的父亲叫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他有一个镶在镜框里的戈尔韦乔伊斯家族的纹章，：每逢他被迫无奈不能不搬家，总是像堂吉诃德似的把它摆在身边显眼的地方，希望那样能展示他们传说中的显赫门第，可以弥补自己将家产挥霍殆尽的过失。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是这样描写他的：他大声喊着："抬起头来，把咱们的旗子打得高高的!银地一头展翅红鹰。"在《艺术家青年时期写照》中，有一个同学不相信斯蒂汾的话，斯蒂汾就要陪他到都柏林城堡的阿尔斯特纹章管理处去看他家的纹章。他那些高贵祖先的美梦是在稻草床上做的。斯蒂汾听到人说"我们全是国王的后代"这话之后，他的回应是"够呛!"但是，詹姆斯乔伊斯却像他父亲那样，或者可以说像莎士比亚那样，对那纹章倍加珍视。他还毫不含糊，让人画了自己父亲的肖像，加在威廉罗绘制的家庭肖像中，并且也在后来一次次搬家的时候一直都带在身边。据谱系学者考证，乔伊斯这一姓氏源自法语的joyeux和拉丁语的jocax，而相信文学应该表现"神圣的喜悦精神"的詹姆斯乔伊斯，则把自己的姓看做一种征兆。后来，他一直在自己的皮夹里放一张十七世纪乔伊克斯公爵的肖像，还问他的朋友有没有看出自己很像他。另一方面，他又喜欢自称"詹姆斯乔忧斯"、"荒野中的乔伊斯"以及"罪恶的乔伊斯"，并且还认为自己与弗洛伊德是同姓，尽管他并不引以为荣。这家人取用詹姆斯这个名字已不新鲜。十九世纪初，科克市的一位名叫乔治-乔伊斯的有产有业的人就给儿子取名詹姆斯。这个詹姆斯就是作家的曾祖父，他又给自己的独生儿子取名为詹姆斯奥古斯丁乔伊斯。据亲戚们七嘴八舌不大靠得住的回忆，这个儿子又打算给自己的独生子取名詹姆斯，可是碰上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教区执事自作主张，把孩子的名字写作约翰，詹姆斯这个名字才断了线。那位曾祖父传下来一股强烈的民族热情，一种对神职人员的憎恶，还有一点拙于理财的毛病，这些特点在他下面两代的身上都照样再现，而在作家身上也显然仅是略有变异而已。那位最早的詹姆斯乔伊斯年轻时参加了"白衣会"，那是一个煽动人们反对地主的天主教徒组织。他因此被判处死刑，不过判决没有执行。关于他反对教权的所作所为，被人们记住的仅有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决不会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把两只脚放到我的餐桌下面。"关于他经商的经历，在一些旧契据上还可以找到一些痕迹。据一张1842年的契据所载，在1835年，他和杰里迈亚约瑟夫奥康纳在科克附近的卡里基尼租赁了一家石灰与盐业工厂；1842年，他们以500英镑的价格将工厂转手。他儿子詹姆斯奥古斯丁1827年出生于弗莫伊的玫瑰山庄，后来成了他的生意合伙人。他们俩似乎都不怎么善于理财，因为根据一份1852年的材料，詹姆斯乔也斯(原记载如此)和小詹姆斯乔也斯所经营的"詹姆斯乔也斯父子石灰与盐业生产经营公司"业已破产。然而，小詹姆斯乔伊斯，即作家的祖父，却攀了门好亲，他娶了大户人家奥康奈尔的一个女儿。和"解放者"丹尼尔奥康奈尔男B一支家族一样，这个奥康奈尔家也来自艾弗拉半岛，并且还声称与"解放者"同宗。而"解放者"也乐于承认这种宗族关系，他每年两次到科克市参加巡回审判，每次都要拜访他的"堂兄弟"约翰奥康奈尔，这堂兄弟是位市议员，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布匹成衣店，商店在圣乔治街，位于圣奥古斯丁教堂与南大街街角之间。尽管谱系学家曾做过努力，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现在已经无法考证。约翰奥康奈尔的妻子是阿尔斯特(北爱尔兰)人，名叫艾伦麦卡恩，他们俩有一大帮孩子。有一个儿子查尔斯成了科克港区卡里那瓦的堂区牧师，因为自己家里有产业而拒绝接受教民的供奉。他的主教曾劝导他，说他这种行为对其他牧师来说有失公允，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接受供奉，主教只好对他加以制裁。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威廉，是个发达的商人，但是根据《艺术家青年时期写照》中的描述，他却把财产都挥霍掉了；并且有材料说他最终也破产了。后来他到了都柏林，住在约翰乔伊斯家，直到去世前两天才回到科克。威廉的表侄孙描写他是个"精神矍铄、面目粗犷、体格强健的老人，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一副花白的络腮胡子"，健身散步仍然能走上十到十二英里，每天早上都要在后院的小木屋中抽一袋呛人的烟草，头发抹得油光发亮，头上戴一顶高高的礼帽。约翰奥康奈尔的另外两个孩子，艾丽西亚和埃伦，在1847年左右申请神职进了科克市的圣奉修道院。艾丽西亚的神职经历非同一般。一天夜里，她梦见自己站在海边的一座小山上救助一些孩子。醒来后，她认为梦中的地方就是科克港中那个叫克罗斯黑文的小村庄，在那里，她的兄弟威廉有一处滨海的房子。于是，她募集了七千英镑(多半的钱来自她自己的家庭)，在克罗斯黑文筹建了圣奉修道院寄宿学校。这所学校现在依然办得红红火火。她在修道院内称为沙勿略嬷嬷，就是用这个身份给约翰乔伊斯作了领受第一份圣餐的准备工作。后来，约翰，即詹姆斯乔伊斯的父亲，曾企图让她那出色的继承人特里萨嬷嬷降低学费收自己的两个孩子入学，但未能如愿。特里萨嬷嬷不喜欢他。"艾丽西亚的妹妹埃伦没有这么虔诚，也没有这样的事业心；做了大约八个月见习修女，她就以身体不好为由退出了。他的父亲急于给她找个丈夫，有一个牧师出主意让她嫁给詹姆斯奥古斯丁乔伊斯，他当时只有二十一岁，比埃伦小不少。人们认为，娶个年龄大点儿又有主见的妻子能让他塌下心来过日子：他过于敢闯--他儿子约翰说他是"科克市最英俊的男人"，"还是个出色的猎手。婚礼于1848年2月28日举行，这桩婚事令詹姆斯受益不浅，他得到了一千英镑的嫁妆，12并且和一些名流显贵成了近亲，如埃伦的两个亲表兄弟，一个是后来当了科克市市长的约翰戴利，另一个是后来当上都柏林市市长的彼得保罗麦克斯威尼。他们的独生子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出生于1849年7月4日。他的名字可能取自约翰奥康奈尔；中间的字号"斯坦尼斯劳斯"取自圣斯坦尼斯劳斯科斯特卡(1550--1568)，他是圣洁青年的三位主保圣徒之一。在爱尔兰，人们有时把他与波兰克拉科夫的主保圣人斯坦尼斯劳斯(1030-1070)混为一谈，这也反映了孩子的父母对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同情。(乔伊斯曾写道："《波西米亚女郎》中的男高音咏唱波兰的美丽凰土时，总会赢得满堂喝彩。")"事实上，不论是结婚还是儿子的出生，都没能让詹姆斯奥古斯丁乔伊斯塌下心来，因为继1852年破产以后，他很快又再度破产。不过，照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说法，他是个"性情如天使的人"；"双方家庭都帮助了他，使他得以维持老婆孩子在科克市郊高级住宅区周日园的生活。他肯定是靠关系保住了一份出租马车检查员的差事，这是个不怎么耗神费力的美差。"他和儿子约翰关系很融洽，约翰是独根苗的独根苗。他对孩子宽容放任，和自己的父母对待自己一样，还着意培养他纵狗打猎，约翰在这方面也表现不俗。孩子十岁时就被送到了位于弗莫伊的圣科尔曼学校，学校当时刚刚成立一年多。可能乔伊斯家在弗莫伊有亲戚。他是学校最小的孩子，很受校长克罗克博士(日后的卡舍尔大主教)的宠爱，食堂进餐时校长总是让约翰乔伊斯坐在自己身边。16约翰在这所学校并没呆多长时间：他1859年3月17日进校，1860年2月19日就退学了。根据学校的记录，他在学校受过钢琴和唱歌的特殊培训，"日后他有充分的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男高音歌喉，大概那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苗头。不过他体弱多病，先是得了风湿热，后来又得了伤寒，于是父亲决定让他退学。从学校的记录看，他还欠七英镑学费一直未付。婚这可能是疏忽，三十年后，当约翰乔伊斯让儿子詹姆斯从克郎高士森林公学退学时，他也如法炮制，又疏忽了一次。为了锻炼儿子的体质，父亲把约翰送到了领航船上，这些领航船是为在女王镇停泊的越洋船导航的。这一疗法收到了出奇的效果。他的儿子斯坦尼斯劳斯认为，这一个经历也使他学得了他那满嘴的赌咒和脏话。在这些年中，他以打猎能手著称，并且在猎事之后的欢乐场上也以善于吃喝玩乐而闻名。他思维敏捷，记忆力好，养成了一个了解当地所有大事小情的习惯；他自夸知道每栋房子的来龙去脉，认识每一个房主，正如他后来所自诩的"在科克郡，没有哪一块地方是我不知道的。""他对当地琐事无所不知的本事，后来就传给了詹姆斯乔伊斯。约翰乔伊斯的父亲于1886年10月28日去世，年仅三十九岁，他的早逝使约翰清醒了一些。据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说，那天晚上，已奄奄一息的他躺在床上，仍劝儿子去听马里奥的演唱，马里奥当晚正在科克市唱一出歌剧。按《流亡者》中的线索，约翰的确是去看演出了，回到家时父亲已经咽气。第二年秋天，约翰进了科克市的皇后学院并开始认真学习，据他自己所说，还得过几种奖金。五十五年后，他惋惜地说获奖证书给弄丢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真有什么证书似的。他说："有一次，我把我的旅行包当给了马尔巴勒街上_个叫坎宁安的当铺老板，当了十先令，他为人很正派。箱子里还有一副假牙，可他把旅行包连同里面的假牙和证书全都给卖了。"篮不管他得没得过奖金，他倒是确实顺利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医学课程。随后的两年，约翰乔伊斯的成绩差了，可是他的表现倒更加引人注目了。他成了学院的体育和戏剧明星。他的儿子斯坦尼斯劳斯说，他父亲参加过的比赛项目有：学院的四人划艇、越野跑、铅球，并且还保持着学院的三级跳记录。事实上，他的问题，正在于过分多才多艺。凭着出色的演技和动人的歌喉，他最终把自己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戏剧表演上；到1869年3月之后，他在所有演出中都担任主角了。3月11日的报纸上写他在《黑池边的小树林>和《帕蒂麦克法登》中的演唱"特别有趣"； 4月16日，他在一出名为《木乃伊》的剧中扮演一个喜剧性夸张的爱尔兰人，五月份他又：芷另一出叫《爱尔兰移民》的剧中扮演主角。六月，他第二学年的成绩不及格，需要在1869--1870学年重修。他第三学年的学业照样没能通过，不过他大概对此并不特别在意。父亲去世后，他在二十一周岁的生日就继承了位于科克市的几处房地产，这给他带来每年大约315英镑的收入，而在1870年7月413那天，外祖父约翰奥康奈尔还给了他1000英镑庆祝他的成年。"就在这个月，普法战争爆发，战争激起了他冒险的冲动；他和三个朋友一道离家出走，要去法国参军。他刚走到伦敦，就被怒气冲天追来的母亲带回了家。不过，他倒毫不灰心丧气，很快又卷入了科克市芬尼亚分子挑起的一些事端中。母亲决定把家搬到都柏林去，希望给他身上的那些本事找个既安生又合法的出路。她指望她家的那些亲戚能帮他找个工作或什么事情做。从科克搬到都柏林大约是在1874年或1875年，居住环境的变迁并未给约翰乔伊斯带来什么不便。他交上了新朋友，很高兴自己成了一个离开老家的科克人。干不于工作对他来说无所谓，他母亲已经在道尔盖找了一所房子，他用大量的时间在道尔盖附近的海面驾驶帆船。他自己有条船，雇了个人为他照料。到都柏林不久，他就去拜访了一位音乐教师，那人刚听他唱了几分钟，就把儿子叫进来说："我发现坎帕尼尼的接班人了。"大约在1875年，二十七岁时，他在安提恩特音乐厅一场音乐会上登台演唱，当时卡尔一罗莎歌剧团的首席男高音巴顿麦古肯也在听众之列。约翰乔伊斯后来把这段经历给人讲了又讲："开完音乐会，麦古肯在街上遇见我，老是冲着我瞅来瞅去。我当时直纳闷儿，他怎么那样盯着我看，老天作证，我是一直也没搞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他去世多年以后，我才听说了事情的原委。约翰费伦告诉我说：你有爱尔兰最棒的男高音。我说：哎哟哟，我的天爷，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说：我从最权威的人物那里听说的。我问他：什么权威人物?他说：那我问你，你听没听说过一个叫巴顿麦古肯的先生?我说：自然听说过。约翰说道：他就是我的权威。我这才明白了他老那么盯着我看的原因。""詹姆斯乔伊斯对这段轶事了解得很清楚，在写《死者》时提到了它。约在1877年，约翰乔伊斯开始与亨利阿莱恩打交道，此人是科克市人，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当时正在组建都柏林查普利佐造酒公司。公司需要资金，乔伊斯表示愿意出资购买500英镑的股份，条件是任命他为公司秘书，年薪300英镑。得到董事们的同意后，他很快就天天到查普利佐那座利菲河边的旧楼去上班了，这座建筑曾被用作修道院、营房以及威廉达根名下的一个亚麻厂，而此时这里是个造酒厂。阿莱恩是个老派的人，不过约翰乔伊斯和他相处得还算不错，"也喜欢查普利佐。那里有一家马林加旅馆(即现在的马林加大厦)，老板名叫罗得本特，约翰乔伊斯讲过一些关于那人的故事，对儿子詹姆斯构思《芬尼根后事》很有帮助，书中的主人公正是查普利佐一家客栈的老板。有一天，约翰乔伊斯发现阿莱恩在利用公司中饱私囊，于是就召集了一个股东会议。阿莱恩离开了公司，而股东们则一致同意，通过决议表示感激乔伊斯帮助他们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他们选举乔伊斯担任公司财产管理人，但是这是一个空头管理人，因为钱已经没有了，连他自己的在内。他日后喜欢强调，说他那些钱还有一部分存在爱尔兰银行他的名下，只是因为有法律纠纷而无法提取。但是，制度是无情的，在银行的记录中，井没有约翰乔伊斯名下的存款户头。这之后，他糊里糊涂地进入了政界，这可能是受了他的亲戚彼得保罗麦克斯威尼的影响，那人曾在1875年担任过都柏林市市长。他涉足政界是在1880年4月5日的大选中的事，就是1874年以来当政的迪斯雷利内阁所宣布的大选。约翰乔伊斯是地方自治派，实际上都柏林的那些候选人没有一个和他立场一致。尽管如此，他还是担任了都柏林的联合自由党俱乐部的秘书。俱乐部内的情绪是倾向于地方自治的，但是同时又立场暖昧，对整个自由党都是合作的，而自由党呢，在选举期间是热衷于在地方自治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两方面讨好，后来还企图镇压民族主义的土地同盟。当时约翰乔伊斯似乎并没有深入调查自由党的政治倾向，而是看到了一个把都柏林市最后两个保守党分子赶下台的机会。这两个人是阿瑟E．吉尼斯爵士--一个比他顺利的酒厂老板-一和詹姆斯斯特林。与他们相抗衡的自由党候选人是莫里斯布鲁克斯和医生罗伯特戴尔莱昂斯，医生是个科克人，这是一个有利条件。从3月开始直到4月5日的选：攀，乔伊斯都在为布鲁克斯和莱昂斯奔忙。他后来这样有声有色地叙述点票的经过："点票工作是在展览馆的一间大屋子里进行的。所有的桌子都集中到了那里，我给每张桌子安排了四个人。我根本没敢想过我们的两位都当选--有布鲁克斯一个当选我就心满意足了，根本没料到莱昂斯也会当选。选票快数完时，我把票数粗略合计了两三遍，老天，没说的，两个人都当选了。(驴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所料。"没想到，当时坐在我身边的不是别人，正是阿瑟吉尼斯爵士和他的表兄，尊贵的戴维普伦基特，二人都身着夜礼服。他当时住在斯蒂芬草地；草地的北边有他的一处房子，现在归了他兄弟艾弗勋爵。阿瑟爵士问我：你算出票数了吗?我说：算出来了，阿瑟爵士。他又问：结果怎么样?于是，我有幸告诉阿瑟吉尼斯爵士，他已经不是议员了。"我们很快就出去，在圆房子酒吧开了一个感恩会。那天我出尽了风头，真是永世难忘；人人都夸奖我。当选者每人赠给我一百几尼金币。我的天哪，都凌晨三点了，大家依然兴奋不已，而我则成了大红人，因为大家都说是靠我才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我的老天爷，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喝香槟酒的!我们等不及拔瓶塞儿，就往大理石的柜台面儿上砸开瓶口。结果我们在那儿喝了差不多有三个小时，等出了酒吧，我们都不知道在这不早不晚的凌晨如何来打发自己。尽管灌了一肚子香槟，我还是想到了上土耳其浴堂暂且安身。哎呀呀，啧啧，天哪，那才叫好时光呢。""乔伊斯家的这场胜利，一直庆祝到《芬尼根后事》书中。约翰乔伊斯的胜利被渲染成圈外对圈内的胜利，无钱人对有钱人的胜利："就是从那时起，金币和银币上的图案都改了版，踩高跷这项活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4月7日的《自由人报》上的一篇社论赞扬了联合自由党俱乐部，说俱乐部的活动对选举结果起了很大作用。人们要求政府奖励约翰乔伊斯以示感谢。5月5日上任的爱尔兰薪总督接受意见，在当时归总督管辖的都柏林地方税务局给他安排了个薪俸不菲的闲差。这一任命是终生的，年薪为500英镑。约翰乔伊斯已经有一段时间希望结婚，现在获得这一职位，就使他有了条件。几个月前他参加拉斯加的三庇护教堂周日唱诗班时，在唱诗班内认识了一个姑娘，名叫玛丽简默里，年龄不满二十一岁。"她的父亲叫约翰．默里，是来自朗福德的一个白酒和葡萄酒代理商，以前曾从乔伊斯他们的酒厂里买过酒。姑娘模样俊俏，满头金发，性情忠厚，没有二心，不论约翰．乔伊斯怎么折腾，她都是稳稳的。如果说他是乱七八糟一大团的话，她就是他可以依赖的条理分明的主心骨。他找到了她，就像他父亲找到埃伦奥康奈尔一样，有了一个能听凭他胡闹而自己并不参与胡闹的女人，在他狂欢作乐或暴跳如雷的时候，她照样能平稳生活。可是，不管是约翰乔伊斯的母亲还黾玛丽．简。默里的父亲，都不赞同这门亲事。约翰默里使出浑身解数想把它给搅黄。他看得很清楚，约翰乔伊斯已经是个喝酒不嫌多的人，并且人们都知道，他已经和别人定过两次婚，都因争风吃醋而毁掉婚约，不可能成为自己女儿的如意郎君。有一天，默里在格拉夫顿街上看见自己的女儿和乔伊斯在一起，当时就训了她一顿，并叫了辆出租马车要把她带回家。一群人上来看热闹，有人问约翰乔伊斯出了什么事，他满不在乎地说："咳，没啥大不了的，不过是女儿漂亮、老子脾气大的那老一套不过，玛丽简倒是喜欢他那股闯劲儿和那份才气，她的母亲也鼓励他们结合。约翰乔伊斯搬到了克兰布拉希尔街15号，"与住在这条街7号的默里家上学地点在利菲河畔的迎宾岛街15号的弗林姊妹学校。学校由她母亲的两个姐姐卡拉南太太和莱昂斯太太管理，后来卡拉南太太的女儿玛丽埃伦也参加了学校的管理。可能就是从她们身上，她学到了一副略显老派的优雅仪态，后来她又把这一套教给了她的长子。约翰乔伊斯对弗林家略有不满，可他和默里一家人却根本搞不到一起。他那些最妙的修饰词儿就是专为这个家里反对他的那些人而留的，在《尤利西斯》的《独目巨人》一章中，忒耳西忒斯的尖酸刻薄，有一部分就是他那雄辩损人天才的翻版："唉，天主也得掉眼泪，我就结了这么一门亲!"曾在他的亲事中作梗的岳丈，因结过两次婚，就被唤作"老不正经"。"玛丽简默里的两个哥哥，威廉和约翰则是"体面的游艇船夫"。威廉默里在有名的科利斯与沃德律师事务所管开账单。他讨厌约翰乔伊斯，并且有一次就这么对詹姆斯说了，詹姆斯当即断然离开，以示孝心。"在《自由人报》财会部王作的约翰被唤作"红脸"默里，在《尤利西斯》中有过描述。他的婚姻生活不太幸福(据说他的外甥詹姆斯有一次嘲笑他，在他门前的台阶上放了一袋牡蛎)，并且性情暴躁，刚愎自用。他为《都柏林人》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以其他人名出现在其中。有关他这个大舅，约翰乔伊斯最津津乐道的是下面这件事。一次，正当他们穿过凤凰公园的一块空地时，突然发现一队骑兵向他们急驰而来，约翰默里转身想要往树丛里跑，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幸好约翰乔伊斯一把抓住了他，强拽着他站在原地不动，骑兵们分成两队从他们的两边掠过，带队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一齐举起军刀向乔伊斯致礼。默里并不因为这一事件而感激他，这是可以理解的。威廉默里以一眼可以看透的假名里奇古尔丁出现在《尤利西斯》中。他让他的孩子们管他叫"先生"，喝醉了酒对他们狠毒得很。不过，他唱歌剧咏叹调倒是一把好手，而且他的太太对乔伊斯家非常重要，包括詹姆斯在内的所有孩子都得到过她的帮助和忠告。约瑟芬吉尔特拉普默里聪慧、机敏，而且什么时候都慷慨大方，她的这些品性在那麻烦不断的生活中是：不可多得的。在她外甥詹姆斯的心目中，她是个有智慧的女人，他那些耸人I听闻的问题，和她一谈就可以获得理解。她也受到过音乐方面的训练，有时她还会和约翰乔伊斯及梅一道来个钢琴三重奏。威廉和约翰哥儿俩关系不和，就是《都柏林人》的《泥土》那篇中提到的那两个互相不说话的两兄弟约和阿尔斐。那个名叫玛丽亚，曾想在他们俩中间当和事佬的小个子洗衣女工，也是默里家的一个亲戚，梅乔伊斯特别喜欢她。《姐妹俩》写的精神错乱而失掉堂区职务的牧师，是弗林家的人。那些短篇中，到处都有默里家的零零星星事情。例如，在《如出一辙》结尾处，那个孩子说："爸，你不揍我，我就为你唱万福马利亚。"这句话就是出自威廉的小孩之口。然而，艺术家的冷静目光超越了亲属间的纠纷，小说中法林顿那种粗暴而又颓唐的性格，是结合了威廉默里和约翰乔伊斯两个人的特点的。1880年暮春，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陪着梅--默里家他唯一能忍受的人，到伦敦度了蜜月。回来后，他们把家安在国王镇(现在的丹莱里)诺森伯兰大道47号，他也就此到税务局走马上任。他负责征收因斯码头和圆房子两区的税款，后来改为负责北港区。他的自以为是和聪明很快就在局里出了名。一天，税务总长和一个手里拿着一张最后交税通知单的老牧师从楼上走下来，牧师名叫莱纳特，嗜酒如命。约翰乔伊斯很久以后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上说："他在向总长抱怨，说我错把他这个收件人写成了里查德，我为我那办事员(鲍勃考沃尔)的失误向他道了歉，又说我以后写他的名字一定小心，不能忘了结尾是D．T．结果税务总长上楼后乐得笑破了肚皮。""还有一次，有个人抱怨说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字母写成了两个，约翰乔伊斯便一本正经地问他："你想让我把哪一个给划掉呢?"有一次，约翰乔伊斯把应该按时发给埃克尔斯街居民的最后缴税通知单发晚了。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他就在通知单尚未全部发出之前就以不缴税为由向人们发了法院传票。到了庭审酲，他到庭领判决书和收取税款。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法官本人的名字--凯斯--赫然排在埃克尔斯街拖欠税款名单之列。在宣布案子开审之前，凯斯匆匆地跟乔伊斯说，他注意到自己的名字也在名单上，并说保证把拖欠的税款尽快补上。乔伊斯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说道："啊，当然可以，什么时间都行，看您的方便"接着就是听取申诉。有一个户主拿着交款收据站了出来，法官马上就打断了他："我们都知道，乔伊斯先生是一位合格正直、恪尽职责的官员，准发判决书。""约翰乔伊斯说的笑话，并不都是以别人为取笑对象的。他喜欢谈论自己作为政府职员，有时需要参加都柏林城堡的某些活动。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为了找乐，他穿了一身英国军官的服装。送他去城堡的出租马车夫满指望得一份与其乘客身份相配的小费，可乔伊斯给他的却是最低的。马车夫说："圣主耶稣，我还以为拉了个真正的军官呢!"约翰乔伊斯并不感到不好意思，对他说："你是拉了个军官，老兄。""没错，"车夫看着手里攥着的那枚硬币说，"一个棉花球军官。"约翰乔伊斯在生儿育女和抵押自己所继承的房地产这两个方面，都同样勤勉有加。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881年，但没能存活下来。他伤心地说："我的生命随他而去了。""不过，令人安慰的是，不久他就有了另一个孩子。1881年10月2 日，在妻子第二次怀孕期间，他第一次把他在科克市的房地产抵押了一处。"第二个孩子詹姆斯奥古斯塔(出生时名字给登记错了)生于1882年2月2日，那时，乔伊斯家已从国王镇搬到了位于拉斯加的布莱顿广场西街41号。"随后又有过三次抵押，时间分别是3月9日、10月18日以及1883年11月27日，这之后，玛格丽特艾丽丝(苞蓓)又于1884年1月18日出生。1884年8月5日，又一份房地产被抵押；约翰斯坦尼斯劳斯(斯坦尼)生予1884年12月17日，查尔斯帕特里克生于1886年7月24日。在1887年4月21日和5月6日又有两次抵押，然后乔治阿尔弗雷德生于1887年7月4日，和他父亲的生日相同。艾琳伊莎贝尔玛丽泽维尔布里吉德生于1889年1月22日，玛丽凯瑟琳生于1890年1月18日，伊娃玛丽生于1891年10月26日。接下来就是弗洛伦斯伊丽莎白，生于1892年11月8日，这之后有两次抵押，时间是1892年11月24日和1893年1月13日。梅布尔约瑟芬安妮("贝贝")生于1893年11月27日，紧接着就是1894年的两次抵押，时间是2月8日和16日。不算三次流产，总共生了四个男孩和六个女孩。在这以后，就没有孩子出生了，同时，经过十一次抵押贷款，财产也已经没有了。约翰乔伊斯的家中有的只是孩子和债务。这个颇有才华而毫无心计的人，认为自己是环境的牺牲品。他能说会道，不论人家说什么，他都有话对付，一会儿感伤得要命，一会儿又尖酸刻薄，整天不是喝酒花钱就是聊天唱歌，在他儿子詹姆斯的心目中，他仿佛就是生命力的具体表现。他说过的一些话在詹姆斯的作品中时有出现。如："靠着天主和几个警察的帮助"，"像一块用铁锹甩起来的坷垃"，"你知我知，卡达里希"。事实上，除了作者本人外，他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比任何人都重要。在《都柏林人》的早期两篇作品《姐妹们》和《阿拉比》中，作者考虑周到，把他装扮成了一个舅父；在以后的小说中，他除了对法林顿的形象有所贡献外，也是亨奇、海因斯、克南和加布里埃尔康罗伊等形象的组成成分。在《艺术家青年时期写照》中，他叫赛门代达勒斯，他儿子斯蒂汾对他的描述是："医学生、桨手、男高音、业余演员、吵吵嚷嚷的政客、小地主、小投资者、好人、讲故事能手、别人的秘书、酒厂里的人物、税收员和破产者，目前是个对自己过去的赞赏者。"在《尤利西斯》中，他仍是赛门、并且在布卢姆和"独目巨人"那一章的讲述者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在《芬尼根后事》中，约翰乔伊斯是伊尔威克的主要原形。他的大多数孩子都非常不喜欢他，但他最喜欢的长子报答了他的感情，并记住了他说的笑话。在约翰乔伊斯1931年去世之际，詹姆斯对路易吉莱说："他对我的作品从未发表过任何评论，但是他不能否定我写的东西。《尤利西斯》的幽默是他的幽默，里面的人物是他的朋友。这本书写的简直就是他。"在《写照》一书中，斯蒂汾不承认赛门是他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父亲，但詹姆斯本人却毫不怀疑，他自己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他父亲的儿子。詹姆斯以同样的逼真手法，再现了约翰乔伊斯的优点和缺点。在《芬尼根后事》中，那个以一种矛盾心态看待他父亲的艺术家佘姆，"一会儿对他那闻名遐迩的好老爸--哈姆哈姆先生--的缺点大肆吹捧(啧!)，说历史、社会环境以及他的满怀希望把他造就成了家族第一人，也使他总是债务缠身一会儿又对他的先人--希米西米先生--那狗屁不是的亡灵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呸!)，说他老朽不堪、满身臭气、反复无常、生性好斗、唠唠叨叨、呆头呆脑、流里流气，说他向来就是个低级的锯工。"从这一只满登登的潘多拉匣子里倒出来的，就是人性的全部。约翰乔伊斯是爱尔兰最具才华的败类之一，而天才气质也正是他众多遗传的一个方面。第3章：1882-1894詹姆斯乔伊斯喜欢琢磨自己的生日。在后来的岁月中，热衷于巧合的他高兴地发现，埃蒙德瓦莱拉、温德姆刘易斯、弗兰克巴津都和自己生于同一年，即1882年，詹姆斯斯蒂汾斯还和他生于同年同日。二月二日是圣烛节，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天的重要；碰巧又是土拨鼠日，则又增加了一分喜剧色彩。乔伊斯还费尽心机，把《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后事》出版见书都定在这一黄道吉日，使这一天更成了他特有的日子。他于2月5日接受洗礼，地点在圆镇的圣约瑟夫礼拜堂，即现在的特伦纽尔镇圣约瑟夫教堂。洗礼由可敬的约翰奥马洛伊主持。教父母是菲利普麦卡恩和艾伦麦卡恩夫妇，他和他们俩的亲戚关系来自他的外曾祖母，即约翰奥康奈尔的妻子。菲利普麦卡恩是都柏林伯格码头2号的船具商；按乔伊斯在《英雄斯蒂汾》中的说法，是麦卡恩供他的教子在1898年到1902年间上的大学学院，可是麦卡恩在1898年就已去世，似乎并没有为他上学留下钱。麦卡恩和乔伊斯更为真切可信的联系是，他曾经给约翰乔伊斯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驼背挪威船长在都柏林一家裁缝店定做了。一身套服，裁缝名叫J．H．科斯，店铺在上萨克维尔街34号。套服做成后穿着不合身，船长指责裁缝不会做衣服，裁缝火冒三丈反唇相讥，说他这身材不可能有合身的衣服。故事的题材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后来由约翰乔伊斯再讲的时候，却变得妙趣横生，平添了许多笑料。这个故事成了《芬尼根后事》中涉及当地人和外国人的寓言性故事之一，幽默风趣而又尖刻机智。乔伊斯曾经说过，如果这本书被九泉之下的父亲看到的话，父亲将作如下评论："哼，那个故事他不可能讲到我过去的水平，我敢打赌。"1882年，乔伊斯一家住在都柏林市南郊的拉斯加，布赖顿广场西41号。房子现在还在，不算大，却很好住。可能是为了住得更宽敞些，1884年他们从那里搬到了卡斯尔伍德道32号。4不过，约翰乔伊斯期望住的地方是既靠近水而又能远离妻子的亲戚。1887年5月初，5他把家搬进了布雷镇高级住宅区的一所大房子。这里位于马泰楼台地1号，距海仅几步之遥，事实上，离海这么近，这里的街道偶尔会被海水淹没。约翰乔伊斯又开始从事划船运动了，他在四人艇上划尾桨，并在一次比赛中夺得冠军。从都柏林乘火车到布雷很方便，不过，约翰乔伊斯说--说了一遍又一遍--火车的票价会把他妻子的家人拒之门外。他的朋友们并没有被拒之门外。他常常在星期天步行到火车站去接早班车，看到有朋友坐这趟车来，就邀请他们到他家呆上一天。他们吃过午饭就出去遛大弯，直到回来吃晚饭，然后整个晚上都在二楼的客厅里唱歌喝酒。有两位常客，一个是日后做了都柏林副行政长官助理的小艾尔弗雷得伯根，一个是汤姆德温。伯根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一肚子笑话都涉及大小便，他的这些故事对乔伊斯日后所持的一种看法大概有些影响，即大多数爱尔兰笑话都是有关大小便的。德温是个热情友好的人，钢琴弹得很棒，他常常唱："啊!小伙子们，别守在姑娘身边吧，听话。"有时，梅乔伊斯弹琴，约翰乔伊斯唱巴尔夫或是穆尔的歌，或唱"我那漂亮的简"(注视着梅乔伊斯)，还唱过弗洛托的《玛莎》唱段Mappad，或是"大家唱"、民谣、咏叹调，几百首都有可能。在这所房子里，艺术就是各种各样的歌咏，对歌喉的质量并不挑剔，可是演唱的熟练程度却出人意外。1934年，詹姆斯乔伊斯在写给伯根的信中提到过这些聚会："我们家过去常有欢乐晚会，对DE?"也许是看中这一胜地住着有益健康，约翰乔伊斯的舅舅威廉奥康奈尔从科克搬来和他们住在了一起。他是个性情温和，待人客气，颇为自负的老人，和外甥约翰相处融洽。约翰最喜欢和他谈过去在科克度过的时光。他常常故做端庄地对他的女儿们说："千万别嫁给科克人。你们的妈妈嫁的就是个科克人。"威廉在他家住了大约六年。另一个更让孩子们开心的客人是来自特拉利的约翰凯利，他在《艺术家写照》中是以约翰凯西之名出现的。凯利由于参加土地同盟的暴乱蹲过几次监狱。那时的监狱条件异常严酷，约翰乔伊斯为了使他从牢狱之苦中得以恢复，定期邀请他到自己在布雷的家里住。他在狱中拣麻絮的：苦工使他左手的三个手指已经发生永久性的痉挛，他跟孩子们说是给维多利亚女王做生日礼物搞成这个样子的。凯利是个"半山腰人"，随时都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一天晚上，一个姓乔伊斯的警察(因为同姓，对约翰乔伊斯特别友好)来给他们送信说，他第二天早上就要来下达对凯利的逮捕令。凯利当天夜里就乘车逃走了。作为一名政府官员，和造国王反的人打交道大概是很有风险的，可是约翰乔伊斯从来不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闪烁其辞，而他对巴涅尔的信仰也与日俱增，毫不隐瞒(凯利和他完全相同)，这些都已对他那事事留心的儿子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乔伊斯一家搬到布雷之后不久，"丹蒂"赫恩康韦太太也从科克来到他们家，准备担任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她胖胖的身材，人很聪明，因为饱受不幸婚姻之苦，她一下子还适应不了这充满宽容与快乐的家庭。在美国时，她曾经考虑去作一名修女，就在她将要迈出这一步时，她哥哥死了，给她留下了三万英镑的遗产，那是他与非洲土著做生意发的财。她回到爱尔兰办理了遗产接受事宜后没有再回美国，放弃了进修道院，而是在都柏林安顿下来，准备嫁人。追求她的人有圆柱高耸的爱尔兰大银行职员康韦，穿着打扮特：别考究，她接受了他。婚后没几天，康韦的体贴人微和温文尔雅就表演到头，怀揣着她的钱跑到了南美洲，并且很快就不再给她写信，许诺回来的话再也听不到了。"丹蒂康韦这辈子就一直是一个被人抛弃的新娘。她这被人抛弃的痛苦，和悔恨自己离开修道院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使她对宗教和民族主义产生了一种狂热。她主持领唱玫瑰经和圣母马利亚连祷文。"根据詹姆斯乔伊斯的记述，她有两把刷子，一把赤褐色绒背的表示支持达维特和他的土地同盟另一把绿色绒背的是支持巴涅尔的。在巴涅尔被发现与人通奸时，她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可是不难理解她为什么立即放弃了这个背叛婚姻的人，同时也立即撕掉了第二把刷子上的绿色绒背。康韦太太受过良好的教育，显然是个称职的教师。她的座椅摆放得如同御用宝座一般，上面铺放着靠垫，她常年腰痛，这样坐着舒服一些。她头戴黑花边帽子，穿着厚厚的天鹅绒裙子，脚穿镶有珠宝的拖鞋。她摇响小铃，詹姆斯就会进来，坐到她脚边上课，学习的内容有阅读、写作、地理或算术，有时也听她朗诵诗歌。她的虔诚对他影响并不大，倒是她的迷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大讲世界末日，就好像她每时每刻都在期盼末日的到来。每当电闪雷鸣，她就叫詹姆斯在胸前画着十字说："那撒勒的耶稣，犹太人的王，请您让我们避免毫无准备的猝然死亡吧，主啊。""雷电是神威的表现，是神的怒火喷发，这使乔伊斯的思想受到了极其深刻的震撼，以至于他后来毕生一听到雷声就浑身发抖。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大的影响时，他回答道："你是没有在天主教统治下的爱尔兰长大啊。"在和成年人相处的时候，詹姆斯乔伊斯已经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了。他隽材单薄瘦小，五官是端正的，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但是他那淡白的脸色和那极其清淡的蓝眼睛，每当脸上没有笑容时，就使他现出一种深不可测的冷漠，一种古怪的自以为是神情。他眼睛近视，早早地就戴上了眼镜，可是大约十二岁时，在一个庸医的建议下又给摘掉了。他性情恬静，家人都把他唤作"阳光吉姆"，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则性情阴沉，与他截然不同，被称为"约翰老弟"。家人并没有觉察出他早已有不满情绪，可能是他早熟，把心事都埋藏在了心底。由于年龄和性格的缘故，玩耍的时候乔伊斯就成了孩子头。在他们这条街上，马泰楼台地4号(并非《艺术家写照》中说的7号)，住着化学家詹姆斯万斯一家，尽管万斯家是新教徒，但是他们两家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在演唱"大家唱"时，万斯雄浑的男低音与约翰乔伊斯嘹亮的男高音此起彼伏，相得益彰。万斯家孩子的老大叫艾琳，"是个漂亮的女孩儿，比詹姆斯小四个月。两家的父亲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要把两家的长子和长女撮合成一对儿。"蒂康韦则警告詹姆斯，洗他如果和艾琳一起玩耍的话，将来肯定会进地狱，而他则一转身就把自己的归宿告诉了艾琳。不过，尽管有此报应，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狱和阎王都已成了：詹姆斯演戏常用的材料。他喜欢编一些小剧，弟弟斯坦尼斯劳斯所记得的最早的一回，是自己演贬当，妹妹玛格丽特(苞蓓)演夏娃，而詹姆斯则在他们中间爬来爬去，算是演友好的大蛇那一角色。据艾琳万斯回忆，魔鬼撒旦另有一种用场。每当弟弟妹妹们胡闹，詹姆斯想惩罚他们时，他就让犯错的那个躺在一辆红色的手推车下面，然后自己头上戴个用袜子做的红帽，嘴里发出狰狞的嚎叫，意思是他正在用地狱之火焚烧罪人。18三十年后，在苏黎士，乔伊斯被一个女房东唤作"撒旦先生"，原因是他下巴留着尖尖的胡子，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但正如《写照》一书所表明的，那时他已经非常明确地认为，真正的敌人不是倒霉的老尼克(撒旦)，而是非人老爹，也就是约束人的力量。在布雷，詹姆斯和艾琳同时上了由一位姓雷纳的小姐主持的幼儿园，并且两人总是被人配成一对。詹姆斯善于想象吓人的事情，编了一些给：贮琳造成深刻印象的场面，其中之一是：孩子要是淘气，妈妈就会把他们的脑袋按在抽水马桶里拉开水箱冲。在他们一起参加的一个晚会上，他就干过类似的恶作剧，他把盐放进了孩子们的饮料中，让人们大笑了一场。但让艾琳万斯记忆最深刻的是乔伊斯家音乐气氛浓厚的情景，约翰唱歌，梅为他伴奏，她满头金发，19在艾琳的眼中，她如同天使一般。孩子们也唱，斯坦尼斯劳斯的拿手曲目是《芬尼根守灵夜》，而詹姆斯有一段时间的主要曲目是《霍利亨的蛋糕》。詹姆斯嗓音优美，1888年6月26日在布雷划船俱乐部的一场业余音乐会上，就已经和父母同台演唱，那时他刚六岁出头。约翰乔伊斯很快就对自己的长子表现出了极高的期望，他心高气盛，决心让儿子接受爱尔兰最好的教育。由于自己曾经是圣科尔曼学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他觉得没有理由让儿子耽搁下去。克郎高士森林公学位于基尔代尔郡的萨林斯，距布雷四十英里，显然送他到那里上学最合适。于是，1888年9月1日，．詹姆斯就由父母送来入学了。学费是每年25英镑(1890年后涨了)，完全在约翰乔伊斯当时的财力之内。詹姆斯刚到学校时，别人问他年龄，他回答说："六岁半。"有一阵子，这三个字成了他在学校的绰号。22妈妈眼泪汪汪地嘱咐他别和粗鲁的男孩子说话；爸爸则提醒他，他的外曾祖父约翰奥康奈尔曾于五十年前在克郎高士向"解放者"做过演讲。23他给了孩子两枚五先令硬币，跟他说绝不要给其他孩子打小报告。叮嘱了一番后，父母就走了，而詹姆斯则开始了他在克郎高士的生活。如果说乔伊斯从他所受的教育获得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他非常信服那些耶稣会士教师的业务能力，这一点之所以值得注意，尤其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他们的教诲。后来，他曾对作曲家菲利普亚尔那赫说："要想找个比得上他们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朋友弗兰克巴津写了关于他的书，他提修改意见时说："你把我说成是个天主教徒，其实为了准确起见，为了对我有个正确的描述，你应该说我是个耶稣会士。""当雕刻家奥古斯特苏特问他从耶稣会的教育中学到了什么时，他回答道："我学到了安排事物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我易于对它们作全面观察和判断。""他对克郎高士的最初的反应究竟如何，并不是一清二楚的事。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当时已经开始崇拜哥哥，根据他的记忆，哥哥在那里很愉快，一切顺利，可是按《写照》一书的描写，他却过得不快活，不如意。这样年纪的一个小男孩儿，突然离别自己的家人，很难想象会没有什么麻烦的。据说校方体谅他年龄小，允许他不住宿舍，而是住在疗养室，为的是让一个叫"高尔文阿姨"的护士照料他。显然，她没法不让他想家，也没有办法阻止其他孩子欺负他，给他苦吃，至少在克郎高士的头几个月情况是这样。那些小男孩的势利样子是他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在《写照》中有明确记载，他为了跟他们抗衡，说自己的父亲是个绅士，有个叔叔是法官，还有一个是军队里的将军。《写照》中记述了入学头几个月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乔伊斯后来也向赫伯特戈尔曼证实了此事，书中说的是有个孩子把"斯蒂汾"的眼镜给打碎了，而"多兰神父"却责打了受害者的手心，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他是为了逃避学习而自己把眼镜给弄碎了。多兰神父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詹姆斯戴利神父，他在克郎高士当了三十年的教导主任，能干而管理严格。后来乔伊斯和戈尔曼提到他时，说他"缺乏教养"。"那时的他，并不是《写照》所描述的那样一个白头发老头，而是个四十岁左右，深色头发，专横跋扈的人。"那一次乔伊斯勇敢地向校长康眉神父提出了抗议，校长支持了他。也许就是从那时起，其他孩子开始佩服他了；《写照》中提到了这一变化，但是语焉不详，乔伊斯的同龄人在提到他的学校生活时也曾对此有过描述。他总的说来身体健康，只是有一次可能是被同学推到了水沟或是污水坑里，结果发烧躺了几天，那可能是1891年春天的事。由一封耶稣会教区长助理兼保健主任可敬的T．P．布朗写给约翰乔伊斯太太的信可以看出，他想家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乔伊斯太太台鉴：吉姆正在给您撰写一封大信--也可能已经寄出。我接您的来信后，责备他不写信，他回答说他已经把信写好，只是还没有交出付邮。他身体很好--和以往一样，脸上常挂黑印，那都是在他能碰得到的地方蹭的。鱼肝油他还一直在吃。祝好并向乔伊斯先生致以问候。耶稣会T．P．布朗谨上"1890年3月9日信写得很随便，可以看出詹姆斯乔伊斯这时已经比较安心了。康眉神父曾说，乔伊斯的家信经常是先报平安，接着就罗列眼下他需要的东西，就像上街买菜开的单子。"在约翰乔伊斯眼中，这些信则另有一番含义，他后来这样评价他的儿子："如果把这小子扔到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天主哪，他准会一屁股坐下去就画一幅沙漠地图的。""詹姆斯乔伊斯也曾和巴津提到过，他对微小的细节特别感兴趣："我有杂货店伙计一般的头脑。"经过开始的一段艰难后，乔伊斯就在克郎高士出人头地了。他是班里的学习尖子，康眉神父对此有深刻的印象。乔伊斯没有忘记康眉的鼓励，后来看到给自己写传记的赫伯特戈尔曼把康眉描述成"一个挺不错的人物"，他把这几个字勾掉，改成了"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道主义者"。M乔伊斯的记忆力并非绝对准确，但肯定如斯坦尼斯劳斯所说的"过目不忘"，能很快地把所读的诗歌和散文烂熟于心，甚至能把见到的整个场景保留在脑中历久不变。斯坦尼斯劳斯还披露了另一让人惊讶的事实，詹姆斯除了学习好之外，体育也很出色。萆斯蒂汾代达勒斯以及《流亡者》中的理查德罗恩体质不佳都是虚构，而虚构所根据的生活基础，则是乔伊斯不喜欢打斗，不喜欢橄榄球之类的体育运动。斯坦尼斯劳斯说，他从克郎高士带回家的有各式各样的奖杯，都是他在跨栏和竞走比赛中夺得的，而且尽管他比其他同学年龄小，个子也不高，却对板璩很有兴趣。直到他的最后一本书内，都不断有一个个板球明星的名字冒出来。克郎高士森林公学那些高大的榆树，广阔的校园，以及那好几层高的中世纪城堡(尽管是重建的)，都使校内的学生联想到过去的壮举和苦难。这庄园的古代主人，有几个都曾因信奉天主教而遭受屈辱和磨难，特别是尤斯塔斯一家，1641年，他们目睹了自己的城堡被蒙克将军的士兵摧毁。1813年，当彼得肯尼神父从一户叫布朗的人家手里买下这块地产时，为了逃避反对天主教的法规，他不说买地是为了耶稣会，只说是为了自用。但是第二年，与当局的愿望相违背，学校就开张了。乔伊斯非常喜欢这里的两个传说，在他的书中都曾提到过。布朗家的一员是奥地利军队的元帅，曾经参加过1757年的布拉格战役。传说此人的鬼魂身着血迹斑驳的白色军服，在城堡中拾级而上，直达高层的一条长廊，又沿着长廊走进城堡尽头的一间屋子。他的姐妹和仆从不久就得到消息，元帅正是于那一刻在布拉格战死于疆场。另一个传说是关于阿奇博尔德汉密尔顿罗恩的，此人是沃尔夫托恩的朋友，一位爱国者。1794年因为煽动暴乱获罪而逃来城堡。就在士兵开枪之际，他关上了城堡门，子弹打进了门里。他随后把帽子扔到界沟内的暗墙上当幌子，而自己则从一个暗门进了城堡里面的房间。追他的人给搞蒙了，以为他已经逃走，他后来得以顺利逃往法国。乔伊斯很喜欢罗恩的姓氏和事迹，为表示对他的赞赏，他让《逃亡者》中那位自传式的主人公也姓罗恩(还有主人公的儿子，名叫"阿奇")。同时他又谨慎地让理查德罗恩说明自己和那位著名的爱国者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他这样小心翼翼地申明没有关系，可其中多多少少还是表现了约翰乔伊斯和他儿子对绅士地位的神往。在乔伊斯就读克郎高士森林公学的时候，戴利神父已经修改了学校的全部课程安排，使它和政府的：要求一致了。为使高年级的学生在每年举行的全国统考中取得好成绩，耶稣会教学制度也改了许多。当然宗教教义是重中之重，乔伊斯于此也是出类拔萃的。他在首次领圣餐之后就荣任祭台助手了。他的坚振礼也是在克郎高士举行的，他接受阿洛伊修斯作为自己的圣徒名，阿洛伊修斯是青年的主保圣人，原来是贵族，因为要献身宗教而放弃了自己的地位。乔伊斯后来提到，他对阿洛伊修斯的深刻印象之一是，这个虔诚的圣徒竟不让自己的母亲拥抱自己，原因是他害怕与女人接触。乔伊斯尽管没有虔诚到那种地步，却也是忠心可鉴，他写的一首赞美圣母马利亚的诗就曾受到过老师们的赞扬。宗教仪式的精密细致使他神往，他学给人祝福的技巧和斯丹达尔所描写的阿格德主教毫无二致，对祭师主持仪式的程序记得分毫不爽。他曾经身穿祭服，手捧香盆，参加走向林间小祭坛的行列。教堂的崇高庄严使他心旌激荡，终身难忘。在通往校长室的走廊里，悬挂着一些圣徒和耶稣会重要人物的肖像，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在父亲蔑视教会执事人员的言论影响下，他也开始产生了疑问；不过暂时之间还只是像乔伊斯在《写照》中说的，纳闷自已那些神圣的老师怎么可能发怒或处事不公，因为那都是罪行。克郎高士学校当时的记录保存得不怎么完整，可是有一本"惩戒簿"还在，从中可以看出，乔伊斯根据本人的经历写斯蒂汾的学校生活，其中有恰当的虚构成分。例如，1889年3月14日，乔伊斯刚刚过完七周岁生日，他由于"说下流话"而打手心四下，可是小说中却对此事实没有任何记载。乔伊斯把斯蒂汾描写得比他本人更老实本分，这就使作品主人公日后的"堕落"让人看来更具有戏剧性。他上小学时的其他一些点滴小事来自于他同学日后的回忆。陆军中校P．．巴特勒，英国一个著名将军的儿子，和乔伊斯同时在克郎高士上学，据他回忆，每个学生都得背诵一首诗，所选内容要或多或少地反映背诵者本人的情况。巴特勒背的是《轻骑兵旅的进击》，而乔伊斯背诵的是《小吉姆》，诗的开头是：小屋只是茅草房，又破又旧太平常，屋里可是不一般，整洁干净挺舒畅。诗的结尾是吉姆父母的临终祈祷！但愿天国再见面，可怜的孩子小吉姆。这诗的无病呻吟情调，使听的人都觉得无聊，背诵者也觉得尴尬。但乔伊斯在学校生活中还是很合群的。他玩挑棒游戏玩得相当出色o371891年的复活节上，他在一出剧中扮演一个"小魔鬼"，381890年左右，他曾在幼年班音乐会上演唱，在1891年2月之前他就开始上钢琴课。大约在此前后，他和校内年龄倒数第二的男孩托马斯弗郎犯规闯进学校的果园，结果被抓，并且学校很快就传开了一句话，"弗郎转眼成哭郎，乔伊斯成了没意思。"后来他倒还喜欢这旬双关语。他当时在克郎高士的一个同学至今还记得他是如何和一些年龄比他大的同学开玩笑的。乔伊斯爱笑，行动随便，表现出幼年班老资格的自信心，虽然他的资格始终不是最老。据他的同学说，他是"班上最活泼的一个"。每次放假回家的情景他都记忆犹新。约翰乔伊斯见到儿子总是兴高采烈，全家人都对他宠爱有加。艾琳万斯还住在街对面，他们一直相处得亲密无间，直到有一次情人节，她父亲假冒她的名义给乔伊斯写了封情书，在信中他利用塞缪尔洛弗的一首韵诗发挥了一番：啊，吉米乔伊斯，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镜子我日夜地看，我宁愿要你没有一分钱，不要哈里纽沃尔和他的毛驴加花园。哈里纽沃尔是个不安静的老跛子，常驾着他的驴车在布雷转，所以这诗中的恭维并不像乍看那么过分。据斯坦尼斯劳斯说，乔伊斯太太可能把这封情书给截留了，但乔伊斯还是知道了。艾琳听说了这一恶作剧后，见到乔伊斯就显得拘谨害羞，一连好几年，一听到他的名字她就脸红。"而他却老老实实记住了那首诗，并把它写进了《尤利西斯》。詹姆斯在克郎高士上学的1888年至1891年期间，每当回到家中，父亲和约翰凯利谈论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巴涅尔。那几年，正是那人的不屈不挠的形象在爱尔兰大放异彩之时；巴涅尔仪态冷峻，甚至对自己的朋友也是如此，使乔伊斯大为倾倒。有一段为乔伊斯津津乐道的轶事，"说的是有人给了巴涅尔38，000英镑，而他竟然连个谢字也没说。大多数年轻人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哈姆雷特，而乔伊斯日后的言行表明，他则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巴涅尔。这位爱尔兰的"无冕之王"，正在走上成为爱尔兰悲剧英雄的道路。这出戏还有最后的三幕。第一幕是伦敦的《泰晤士报》企图破坏巴涅尔的名声，登了一封据称是他亲手写的信，说他对1882年发生于凤凰公园的谋杀表示宽恕。这幕戏中捣乱的坏蛋名叫理查德皮戈特，有两个儿子和詹姆斯乔伊斯一起在克郎高士学校上学；1889年2月，在特别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时，皮戈特伪造假信的事实被揭露了，线索是他把"踌躇"一词总是写错。他畏罪自杀，耶稣会士教师分别到他两个儿子的班中，告诫孩子们别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他儿子。尽管如此，还是有个孩子闯了祸。"这时，洗去一身是非的巴涅尔的声望升到了最高峰，全国上下都团结在他周圈。但是，就在1889那一年圣诞节的前一天，威廉亨利奥谢上尉提起诉讼，要与妻子基蒂离婚，理由是她与巴涅尔私通。他已经对此丑事忍受了十年，作为保持沉默的回报，他于1886年在议会获得一个代表戈尔韦的席位。1890年12月17日，没有经过任何争辩，裁决书就下达了。一开始，巴涅尔还在以惊人的顽强保持着政党的团结，他的副手蒂姆希利坚称，在"神许的国土已经在望的关头"，他们不能离弃自已的领袖。但是不久之后，各方的压力接踵而至，有来自达维特的，格莱斯顿的，天主教主教们的，以及最后蒂姆希利以及其他的政坛伙伴们都开始施加压力，像叶芝所描写的那样，"把这个猎物给拽了下来。""在巴涅尔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就像一只被追捕的猎物。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巴里奥布赖恩使用了这一比喻，"叶芝在诗歌及散文中也运用了这一比喻；日后乔伊斯还要把这一比喻用于自己身上。离婚事件之后三周之内，巴涅尔的政党就在15号委员会室内分裂，又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巴涅尔就死了。巴涅尔的追随者一直都说，他的失败就在于他遭到了背叛，而其中的坏蛋就是奥谢、主教们以及追随皮戈特的希利。而背叛就成了乔伊斯评论爱尔兰同胞的一个主要词汇。在他长大以后，他将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处境和巴涅尔非常相似。1912年他在《炉膛冒臭气》中把自己和巴涅尔做了直截了当的对比。巴涅尔的倒台和约翰乔伊斯开始运道不济的时间非常接近，所以，巴涅尔的倒台成了他美好的过去和倒霉的现在之间的分界线。他曾经极尽所能挽救这位"领袖"，在一次特别选举之前，他甚至跑到科克去游说他的房客(当时他还有房子可以出租)，劝他们投巴涅尔派候选人的票。此时，他心中积蓄的反教会怒火愈加炽烈，他把矛头是指向了所有神职人员，首先指向沃尔什和洛格两个大主教，说他们是"光动嘴的家伙"和"阿尔马的饭桶"。"但他最恨之入骨的是希利和"班特里帮"，在伦斯特大厅的一次大会上，当希利讲话时，他怒不可遏地大声喊道："你是个大骗子!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背叛他。"人们不能不把他逐出会场。"巴涅尔于1891年10月6日去世，九岁的詹姆斯乔伊斯和他的父亲一样愤怒，镐不久后就写了一首诗抨击希利，诗的题目为《还有你啊，希利》。约翰乔伊斯对这首诗爱不释手，还把诗印了出来在朋友间散发；可惜印出的诗稿一份也没有留下来。据斯坦尼斯劳斯回忆，诗以巴涅尔之死结尾，把巴涅尔比做雄鹰，居高临下俯视那一帮匍匐在地的爱尔兰政客：他高栖在时代的崖顶，这世纪的粗野躁聒，再不能给他增添顷恼。(驴这首诗除了附和约翰乔伊斯的态度之外，还把希利和布鲁特斯相提并论，这是乔伊斯第一次利用古代的典型来描写现代的事例，在诗中，巴涅尔就是恺撒，而在《常春藤日在委员会办公室》中，他又成了基督；虽然这种类比可能会被贬斥为学童式的玩闹，可这样的类比一直延续到把斯蒂汾比做代达勒斯，把布卢姆比做尤利西斯。诗的最后把巴涅尔描述为一只傲立峭壁之巅的雄鹰，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但依然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乔伊斯的某种预示，后来在《神圣法庭》中他把自己描写成了高山峻岭之上的一只雄鹿。在乔伊斯家中，丹蒂康韦坚定地站在教会一边，反对巴涅尔的领导，无疑，她越来越感到势单力孤。巴涅尔之死，使他的人生悲剧又加上了殉道的色彩，情形对她愈加不利。乔伊斯对1891年家中的圣诞晚餐是这样描述的：当父亲和约翰凯利悲愤交加，哀叹巴涅尔遭人背叛含恨而死的时候，丹蒂康韦的虔诚和憎恨使她离席而去。争辩相当激烈，就连万斯家的人在大街上都能听到。《尤利西斯》中所说的情形极有可能是符合事实的，即康韦太太在四天后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家。巴涅尔事件对乔伊斯父子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他们心目中，现在的爱尔兰一切都是空洞虚伪的，任何政客、任何党派都不值得他们为之卖命。他们家现在需要搬到离都柏林更近一些的地方去了。约翰乔伊斯经济上日渐拮据，1891年6月让儿子从克郎高士退了学。为提高市政工作效率，税务局将在1892年底由都柏林市政当局接管，52当时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有几个雇员留了下来，但是大多数雇员都得退休。约翰乔伊斯境况不佳，他的不称职是出了名的。为弥补税收中的亏空，他曾经将自己在科克的部分房地产卖给税务总长(也许是迫于压力)；他曾经为巴涅尔去过科克也是一件对他不利的事。他在凤凰公园为保卫税收包而与劫匪搏斗的勇敢行为已经被人淡忘，只是在《芬尼根后事》中才被提到。起初，人家连退休金都不发给他，但是，在乔伊斯太太亲自到市政当局申诉之后，(就像莫莉布卢姆跑到她丈夫的老板约卡夫处申诉一样)，他们同意按常规每年发给他132英镑2先令14便士的退休金。离职时的约翰乔伊斯只有四十二岁，这以后他就一生都没有摆脱困境。他过惯了富裕日子，这么点儿收入使他的生活捉襟见肘；他有时也能找到一些工作，靳但收入都不高，他再也不能指望能过上在税务局时那种优哉游哉的日子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倒霉，是因为有想象中的"敌人"捣乱，继而埋怨家人，由于要供养他们，他不能不减少酒量，尽管减少的量不是很大。他从不承认自己是穷人，而一直自认为是个时乖命舛的富人。他家里的人也都接受了贫医的现实而从不接受贫困这一字眼。他在科克所剩的房地产缓解了他沦落到都柏林最下层的速度。1892年初，研他把家搬到了布莱克罗克的卡里斯福特道23号，宅院名为"利奥维尔"，得名于门前的石狮子。他把几个孩子送进了修道会学校，却允许詹姆斯在家自修。詹姆斯每小时都打断母亲的活计，让她检查自己的功课。他也写些文辞华丽的诗，还与一个名叫雷诺德的男孩合作，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那个孩子是新教徒，住在这条街的52号院。他写的所有这些东西也都不知去向了。1892年11月，乔伊斯家还住在布莱克罗克，"但在这年底或是1893年初，他们就搬到了都柏林。他们先是在一处寓所租住，"后来就搬到了离蒙乔伊广场不远的菲茨吉本街14号一所大房子，这是他们住的最后一处像样的宅第。孩子们没有立刻上学，可最终约翰乔伊斯还是极不情愿地把他们送到了面向贫民教育的北里士满街的公教弟兄会小学。。詹姆斯乔伊斯一直不愿意把在公教弟兄会学校的这段经历写进他的作品，他宁愿让作品的主人公这两年生活在幻想之中。他也没有把这段经历向赫伯特戈尔曼提起过。这段时间是乔伊斯受耶稣会教育的一个断档，他和父亲的观点一样，耶稣会士是天主教教育出来的绅士，而公教弟兄会(他父亲说他们是"又臭又脏的爱尔兰人")则是天主教内说废话的人。就在这时，有一天，约翰乔伊斯在蒙乔伊广场散步时巧遇约翰康眉神父。神父已经不再担任克郎高士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贝尔弗迪尔学校的教务长。这时他还不是耶稣会的爱尔兰省会长，他是在1906--1909年间才担任这一职务的，不过这时他已经是很有影响了。康眉听说他以前的学生不能不上公教弟兄会学校，记得他天资聪颖，于是热心地答应帮忙安排詹姆斯和他的几个兄弟免费上贝尔弗迪尔，这是一所有名的耶稣会学校。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怀着对康眉的感激，满心欢喜地回了家。詹姆斯于1893年4月6日进了贝尔弗迪尔学校，"上语法三班，后来成了那一班最著名的大龄学生。贝尔弗迪尔学校建于1775年，是为第二代贝尔弗迪尔伯爵乔治罗奇福德修建的，是都柏林最好的十八世纪建筑之一。学校的几个主要厅室是由迈克尔斯特普尔顿装饰的，分别取名为维纳斯、狄安娜和阿波罗，在耶稣会1841年买下这处建筑时，这几个取自神的名称已经被替换(除了维纳斯以外)，只是还未被涂掉。1884年，他们又增加了紧邻这房子的芬戈尔勋爵宅院。乔伊斯发现自己又到了能令自己心潮激荡的地方，他对贝尔弗迪尔家族的历史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并且有收获，几年后还有过写一本那方面的小书的打算。在克郎高士学校中起破坏作用的是造反精神，而在贝尔弗迪尔学校则是肉体之爱。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利用了一部分他调查到的东西，让康眉神父想到自己写的一本名叫《老的封建时代》的小册子中曾经言辞谨慎地提劭贝尔弗迪尔家族，回忆了这一家族的一段黑暗的历史。1743年，第一代的贝尔弗迪尔伯爵的夫人玛丽被指控与自己丈夫的兄弟发生恋爱关系。法庭上拿来作证的一些信件极有可能是伪造的，可是贝尔弗迪尔夫人却被诱说自己有罪，以便她能和她那道德败坏的丈夫离婚。然而，伯爵却没有和她离婚，而是残忍鸬将她送往韦斯特米斯郡的高尔斯镇关了禁闭。她在那里关了三十多年，至死都咬定自己是清白无辜的。2这一些并不是乔伊斯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贝尔弗迪尔的耶稣会教育和克郎高士的很接近，他轻而易举地就适应了环境。他的英文写作水平很快就引人注目了。对那些老生常谈的题目，如："晒草要趁太阳好"、"乡间纪行"、"论恒心"等，他写的应景文章总是比其他同学高明。教英文作文的老师叫乔治．斯坦尼斯劳斯登普西，是个平信徒，一副笔挺的身姿，后来上了年纪，看上去就像一个退休的英国军官。他衣着特别考究，唇上蓄须，上衣的扣眼儿中插着一朵花。他的言谈举止都属老派风格；不久，他就以其特有的风格告知校长威廉亨利神父，说小乔伊斯是个"满脑子都是思想的孩子"。学生大恭敬地把他唤做"明白吗"，这是他的一句口头禅，不过他们都对他很敬重，乔伊斯用"泰特先生"这一名字把他写进了《艺术家写照》，写得够好的。后来，他和登普西还通过几年信，这位老先生还贸然建议乔伊斯把他写的一些诗在校刊上发表。在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材料中，保留下来一篇乔伊斯的周作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用的是常规套语，但落款"詹姆斯A．乔伊斯"几个字用的却是道劲有力的花体字，校长已经从中察觉他缺乏谦恭。没有什么比迷人的外表更容易使人上当受骗。夏天，灿烂骄阳下的大海；秋天，朦胧日光中的蓝天，都令人赏心悦目。但是，一旦大自然的狂风暴雨奏出不和谐之音，景色则迥然大异；而当大海由波涛汹涌转入风平浪静，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水波粼粼时，则又景色异然。然而，世上最表里不一的东西是--人和命运。卑躬屈膝、阿谀谄媚和高人一等、倨傲不逊的外貌一样，都可以掩盖品行的卑劣。区区小运，灵光乍现。傲气十足者，贫困卑微者都曾受之诱惑，而终被戏弄。如此运遒，如自然之风，飘摇不定。但是，还有一种"东西"，能显露人的品性，那就是眼睛。这是唯一能出卖你的东西，即使是铁石心肠、心狠手辣的无辣(原文如此)也无从幸免。眼睛能显示人究竟是清白还是有罪，灵魂究竟是邪恶还是纯洁。对"凡事莫信外表"这句格言来说，这是唯一的例外。其他的一切，真正价值究竟如何都需要探究。高贵身份或是民主的外观，不过是"人"身后的影子。"唉!那巴结达官贵人的可怜虫是多么不幸。"入的命运倏忽无常--有吉星高照，有霉运当头。好运如幸福之使者，美不胜收；霉- 运是祸患之先兆，惨不忍睹!在君王面前察言观色者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由此可见，外表是空虚的。伪君子之卑劣当居无赖之首，然而他将最丑恶的灵魂隐藏在高尚的外表之下。在你交运的时候来的朋友不过是拜倒在财富面前而已。然而，那些无野心，无财富，又无奢靡生活而能知足的人，却都能因为心情坦荡、了无拘束而流露不能掩饰的幸福。詹姆斯A．乔伊斯酗对于那些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找到可以流芳百世的成分而感到无甚希望的年轻人来说，看到这篇文章，或许会振作起来。正当乔伊斯在贝尔弗迪尔学校的地位日益巩固的时候，家中父亲的日子却是越来越不好过。他们在菲茨吉本街住了有一年多，因为在1894年2月，约翰乔伊斯处理他在科克所剩的房地产时写的还是这个地址。他是带着詹姆斯去科克的，在《艺术家写照》中，这时的斯蒂汾表现得和父亲。和父亲的朋友。和父亲的青年时期越来越疏远。大概很多时候都是这种郁闷的心情，但是也并非没有比较轻松的时刻掺杂其中。据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回忆，他哥哥写的家信中也表明，他是饶有兴味地随父亲到处转的。"成年之后，他一直都把科克人看作自己的乡亲，常常向他们打听那里的情况，如他曾经住过的帝国饭店，那个相当不错的散步场所马尔堤，还有那道科克特色菜羊血灌肠。"他还让斯蒂汾记住了刻在科克皇后学院一张课桌上的一个词"胎儿"，约翰乔伊斯曾经在这所学院学医而没有成功。《写照》利用这一个词集中表SIT斯蒂汾的青春期感受，既认为性是不正当的，又感到它是不可抗拒的。斯蒂汾对姑娘们矜持而又腼腆，而父亲却是有名的情场老手，科克的朋友们还常常以此和他打趣，给斯蒂汾很深的印象。(十一年后，詹姆斯。乔伊斯还和一个意大利朋友吹嘘，说他父亲是个"采花高手"。)70就在那时，约翰还曾经带着儿子劐过克罗斯黑文的圣奉修道院，想让学校免费接收他的两个女儿为寄宿生，但是没有办成。受到拒绝并未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在那里听了一个姓奥康奈尔的表姐演唱的"渔夫道晚安"，爷儿俩都很内行地评价了这首歌，说音域太低，不适合她的嗓子。出售房地产用了大约一个星期，从1894年2月8日至14日。房地产的出售是债台高筑的结果，债主是都柏林的一个律师，名叫茹本J．岛德，他已经拥有房地产的抵押权。这些房地产都是有感情上的联系的：一块地是1848年约翰．乔伊斯的父亲詹姆斯结婚时获得的；另一块是由威廉彭尼费瑟让与詹姆斯的，《写照》中提到老詹姆斯曾经让彭尼费瑟伤心失望，事情肯定与这块地有关，但是其中的前因后果已经无人了解。无疑，约翰乔伊斯现在也是伤心的，但在和科克的老朋友的交往中，在酒馆的欢乐活泼气氛里，他很快就恢复了元气。他收得了1893年12月底拍卖南台地后部的房地产以及马厩巷附近的马车房和马厩所得的1400英镑，大概是需要交给岛德的。安格尔希街7号和8号房地产卖了475英镑，另外还有出售怀特街的房地产所得，具体数目不清楚。约翰．乔伊斯和儿子怀揣岛德的钱回到了都柏林。岛德掏空了他们的口袋，爷儿俩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而岛德的儿子恰好和詹姆斯是贝尔弗迪尔的同班同学，这对詹姆斯来说更是火上浇油。他在学校里常常奚落小茹本，72并且在《尤利西斯》中把一件发生于1911年的事挪到1904年，又把他损了一顿。当然，如果茹本J．岛德不借给约翰乔伊斯钱，他也会从别处借，但是，他现在之所以陷入贫穷困顿，岛德虽然并非根本的原因，起码也是起了显而易见的作用。约翰乔伊斯每月准时到戴维-德里梅父子银行支取他的11英镑退职金，除此之外，他在别处也时不时有些零星收入。靠着写得一手好字，他偶尔为码头上一个叫艾尔沃德的律师干点零活；他还有一个不定时的职业，那便是为《自由人报》兜揽广告。"在选举期间，他也总有一些零星工作，可以当几天富人，而且必然要大醉一场。缺钱带来的直接变化就是再一次搬家，这次搬到了德拉姆昆德拉的米尔布恩巷。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说这处住宅是"一处半独立式的小别墅位于一座不算高的小山脚下""，离树林和托尔卡河不远。对于他们这个曾经风光过的家庭的到来，住在这里的农场工人和修路工人多心存不满。斯坦尼斯劳斯和当地一个叫"尿达菲"的男孩儿干过一架，并且饶有兴味地发现他那好记性的哥哥在《一件伤心事》中把里面的主人公唤作了达菲，其实那个人物的原型大体上是斯坦尼斯劳斯。詹姆斯也打过一架，不过不是与当地的男孩儿按照《写照》的说法，事件发生在学校，当时，泰特先生挑出"斯蒂汾"周作文里面的一句话来讲评："这儿呢，说的是造物主和灵魂。嗯嗯对了!两者永无接近之可能。这是异端邪说。"在他的书中乔伊斯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斯蒂汾嘟哝道(其目的是教会作为调和者的地位应当维护)："我的意思是永无接触之可能。""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乔伊斯这么说说，登普西也就算了，可是他的那些同学，由于嫉妒他那出类拔萃的作文成绩，并不善罢甘休。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也证实了这件事，那天下午，有几个同学也走他回家走的路。他们抓住了登普西话中的把柄不放手，把话题引向文学，对马里亚特是不是最伟大的作家展开了争论。于是，他们让乔伊斯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最伟大的散文作家是纽曼，这是个谁也不得罪的选择，但实际上是从文体角疫而言的。"那谁是最好的诗人呢?"一个叫阿尔布雷克特康诺利"的尖子生说是丁尼生，而乔伊斯说最好的诗人是拜伦。一个孩子说："拜伦不是个好东西。"而康诺利则大喊一声："动手，抓住这个异教徒。"于是他们扭住他让他承认拜伦不行，还用棍子抽打他，把他拥到带刺的铁丝网上，连衣服都给钩破了。乔伊斯没有拿巴涅尔的爱情纠纷来判断他的为人，他也绝不会拿这种事来判定拜伦的为人。他没有屈服，据斯坦尼斯劳斯回忆，他是哭着回家找妈妈豹，妈妈宽慰了他半天，把衣服也给他缝补好了。这是他为艺术而经受磨难的开端。从1894年春季的中级联考结果来看，乔伊斯的优越水平得到了明显的证实。在全爱尔兰各校学生都参加的预科考试中，他是最高奖得主之一，奖金20英镑。奖金由市政府发给了约翰乔伊斯，他又把钱给了儿子，让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要让儿子学会如何花钱。尽管只有十二岁，乔伊斯在花钱的观念上倒是与父亲不谋而合，大手大脚的，毫不算计，可是还像模像样地记下详细账目。他很随便地把钱借给兄弟姐妹和父母亲，出手很大方，而同时他又把支出的钱一笔一笔地记在一个账本上。他还请爸爸妈妈去看演出，下馆子，毫不吝惜。家里的人再一次体味了他们已经负担不起的奢侈生活，并且在这之后每一年，在乔伊斯拿到奖金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这样奢侈一番。他由此也有了一种自己已经慷慨到家的感觉，所以几年后，父母让他出钱负担家用，他很自负地回答说："我已经尽力了。"兄弟姐妹当中，只有詹姆斯和父亲能处得来。他俩喜欢一起外出旅游。1894那年夏天，约翰乔伊斯就带着他到格拉斯哥转了一圈。他和往来于都柏林和格拉斯哥的公爵号客轮之一的船长是老朋友，这次旅行是应这位船长的邀请而去的。因为下雨，他们未能尽兴游玩，不过，却使约翰乔伊斯有了另一段海上轶事；在返回的途中，他和船长在谈论巴涅尔时大吵了一场。约翰乔伊斯后来常说："老天作证，哎呀呀，他那天要是喝了酒的话，非得把我给扔下船去不可。""连年累月的拮据日子使约翰乔伊斯在家中变得脾气暴躁。在这年的夏末或是秋初又生了一个儿子弗雷迪，可刚刚出生几周就死掉了。据斯坦尼斯劳斯回忆，有一次在妈妈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爸爸想要掐死妈妈。那次他发酒疯，一下子掐住了她的脖子，口中吼叫着："老天，现在该是：断的时候了。"孩子们尖叫着挤在他们中间，而詹姆斯则扑到父亲的背上，把爸爸妈妈一下子都扑倒在了地上。乔伊斯太太在混战中一把抱起两个最小的孩子跑到了邻居家。家里一下子就陷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脏乱。斯坦尼斯劳斯说，"几天后，家里来了个警官，和父母谈了半天。从那以后，约翰乔伊斯就光是威胁要动手打人就算了。斯坦尼斯劳斯很讨厌他，并且处处都表现：出来，结果父亲便常常连嘲带讽地说他"真是个孝顺儿子!"他对其他孩子不是打骂就是不理不睬，不理不睬对他们来说倒更好受一些，只有詹姆斯和"贝贝"(梅布尔)除外，"贝贝"是家中的老幺，父亲对她还有点疼爱。这段日子，账单越积越多，房东逼着催要房租。于是，大约在1894年底，乔伊斯家又准备搬家了。家庭生活已经成了连续不断的家庭危机，这危机是依靠当铺、朋友帮忙和偶然的工作才算勉强避免陷入灾难的，这种生活上的危机在乔伊斯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他小心翼翼，竭力对这类事情泰然处之，并且在十二岁上，他就已经开始学习像个考古学家那样灵巧地在家庭的废墟中找路了。第4章：1894-1898乔伊斯在贝尔弗迪尔学习的日子里，学校好像是一个斗剑场，毫无斗剑经验的他在这里感到思想和行动难于协调。他开始更主动地加大自已同父母和老师们之间的差异。刚刚人!学时，他读的是埃克曼沙特里安的怀旧小说，而在快要毕业时，他读的是易卜生的辛辣的剧本。正如他在《写照》中所说，他的灵魂已经甩掉身上的裹尸布，抛弃了童年的坟墓。他的裹尸布包括他对教会的忠诚，他后来乐于重新评价基督教的形象，这是他得出的结论之一；他的复活是作为艺术家的复活，而不是神的起死回生，尽管基督的复活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的罪孽成了他的心头大事，他的罪孽感，即"离弃感和失落感"，使他变得清醒了，从而能头脑清楚地抛弃基督教的一切，只留下了它的负罪感的痕迹。他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又从这些变化中走了出来，他深沉而超然，只是和仅有的几个朋友在一起时，才能一抒胸臆，尽显自己的欢乐和风华正茂的青春本色。即使和他们在一起，他仍然有些与众不同，．从来就没有完完全全地合过群，因为他每次敞开心扉，都要求他们更加忠诚，结果他们发现，他们和他的友谊几乎成了一种责任，一种让人难以承受的负担。1894年末，当约翰．乔伊斯家不得不离开米尔布恩道时，他又把家搬回了城里。他为自己以及靠他养活的十一日子在北里士满街找了处房子。这条街很短，是个死胡同，孩子们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们曾经上过几天学的公教弟兄会学校离他们家只有几门之隔。乔伊斯一家如同幽灵一般迅速搬迁了好几所房子，目前这一所比其他大多数都结实，更能引起詹姆斯乔伊斯的注意。在短篇小说《阿拉比》中，他曾经描述过这里的霉味，还提到了刚刚在这里死去的神父留下的平装书。屋后是个荒芜的花园，园中央有棵苹果树和一些稀稀落落的灌木；据斯坦尼斯劳斯说，孩子们都非常思念米尔布恩道的旷野和树林。北里士满街的街坊邻居后来都成了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中的人物。在一号院住的是博德曼一家，他们很特别，被写进了《尤利西斯》的《簧西卡》一章中，书中格蒂麦克道尔的朋友伊棣博德曼的名字是由艾莉和埃迪．博德曼合并而成的。在写伊棣博德曼对"那个有自行车的少年在她的窗前骑来骑去"十分得意，引得格蒂有些妒嫉时，乔伊斯心里想的是埃迪．博德曼在他们那一片儿第一个骑上了充气轮胎自行车，并因此名扬都柏林北城；3各处的少年都跑来开眼。但是，在写格蒂说起骑车子的少年，说"现在不过是他父亲晚上把他关在家里，准备在快要到来的中级考试得奖，他打算高中毕业之后上三一学院学医当大夫"的时候，乔伊斯心中想的是自己的勤勉用功，这在北里士满街也是有名的。另一个邻居叫内德桑顿，住在街对过儿，是个品茶专家；他是伊美琳的父亲，《都柏林人》中的一篇小说就是以伊芙琳命名的，他还是《圣恩》中的主人公克南先生，但小说中在酒吧里摔倒的人，其实不是桑顿而是约翰．乔伊斯。乔伊斯只与桑顿的兄弟见过一面，但他却是《独目巨人》一章中叙述者的主要生活原型(约翰乔伊斯是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的原型乔伊斯说伊芙琳的一个兄弟是干装饰教堂的；实际上他在制造风琴的特尔福德公司供职。伊芙琳确如小说中所说的爱上了一个水手，但她并没有不愿意随他去南美洲而和他在码头告别，却是同他在都柏林安了家，还给他生了一大群孩子。街深处的七号院住着长约翰克兰西，都柏林的副行政长官，他以原名原姓出现在《芬尼根后事》中，在《尤利西斯》中名字稍有修改，叫长约翰．范宁。约翰乔伊斯的朋友艾尔弗雷德伯根是克兰西的助手，有一件事伯根特另喜欢和乔伊斯家的人讲起：在爱尔兰，对刑事犯施以绞刑的事并不常有，可姆每当有了这种事情，克兰西就往伦敦一躲，把一切准备工作都交给了伯根，因为他讨厌干这种事，而伯根同样也是避之不及。伯根肯定登过要招一名绞刑手的广告，因为有一个叫比林顿的英国理发匠给他来信，说等他在爱尔兰度完假返家时愿意干这项工作，并且还详细地描述了他系扣和拉脱活扣的技术。在《尤利西斯》中，詹姆斯乔伊斯对此信的大意有所记述，并把这件事揉进了《独目巨人》一章中，小说中是伯根自己亲自把信拿给人看的，但乔伊斯把理发匠的名字由比林顿改成了H．郎博尔德，这个名字来自1918年的英国驻瑞士公使霍勒斯郎博尔德，因为乔伊斯对他心存不满。乔伊斯家的几个男孩子逐渐开始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个性。小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人们都叫他斯坦尼)表情庄重，圆圆的脑壳，敦实健壮，比詹姆斯矮几英寸；他生性耿直，敢说敢干，这一终生未变的性格现在已经苗头毕露。下一个兄弟查尔斯活泼好动，变化无常，是个干了好些行业却又什么都干不好的人。最小的弟弟叫乔治，他长兄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已经在他身上初露端倪，可他却没活几年就夭折了。几个女儿的性格差异并不明显，长女玛格丽特酷似她的母亲，温良恭顺，用心专一，弹得一手好钢琴。艾琳生性比较爱激动，办事不那么有条理；玛丽(梅)不好言语，娴淑恬静；伊娃和弗洛伦斯性格孤僻内向，弗洛伦斯尤其如此；而最小的梅布尔却是格外地欢快活泼。他们几乎全都拥有那种有时候能豁然开朗的悟性，使他们虽然家道已经败落，却还能表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身份。在他们家，唱主角的是男人，那些曾经被詹姆斯乔伊斯唤做"我那二十三个妹妹"的女孩子是家中的二等公民，慑于父亲的训叱，她们只有逆来顺受。在男孩子当中，詹姆斯受到了特别关照，而其他孩子也因此被冷落。约翰乔伊斯、他的朋友以及大多数亲戚都想当然地预言，詹姆斯会在迄今尚未可知的某个领域干一番大事业。斯坦尼斯劳斯差不多比詹姆斯小三岁，在年龄和理解力上都与他最接近，对他很崇拜，处处以他为榜样。他更愿意去学习詹姆斯学过的东西，而不愿意按照贝尔弗迪尔学校的安排去学，于是一步步地循着哥哥的脚步学起了欧洲文学，结果使自己的成绩大受影响。约翰乔伊斯时而令人生畏、时而活泼快乐的性格使得家里的生活既不舒服却也不单调。在他心情好时，他就是他们的大活宝。比方说，有一天吃早饭时，他读到了登在《自由人报》上的一则讣告，是他们的朋友卡西迪太太的。梅乔伊斯惊愕地叫道："啊!卡西迪不会死的吧。""咳，死没死我不太清楚，"约翰乔伊斯透过单片眼镜盯着妻子说，"可是有人可不客气，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她给埋了。""詹姆斯被逗得失声大笑，后来他还一再和他的同学讲起这个笑话，再后来又写进了《尤利西斯》。一到星期天早上，约翰乔伊斯就忙忙乎乎地打发老婆孩子去望弥撒，他自己则留在家中。两个大点的儿子回来时，他常带他们去散步。散步时他对詹姆斯不加掩饰的偏爱使斯坦尼斯劳斯感到扫兴，而詹姆斯则很舒服，对这个头戴草帽的帅气小个子男人很感兴趣。约翰乔伊斯给他们讲都柏林的各色人物，指给他们看哪儿是斯威夫特曾经住过的地方，哪儿是艾迪生曾经散步的地方，哪儿曾经是威廉王尔德爵士的外科诊所。他对一切事情都了如指掌；除了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之外，都柏林人私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多数都是他当税收员时积累在记忆当中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性情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不过他表现的机会自然只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一个烤薄饼日，当锅中的薄饼吃得只剩下一个时，四个男孩--詹姆斯、斯坦尼斯劳斯、查尔斯和乔治--都一齐扑了上去。詹姆斯一把将饼抢到手中，在楼梯上跑上跑下，还跟追他的几个弟弟说他已经把饼给吃了。终于，他们都信以为真，这时他才不慌不忙地把藏在口袋中的饼拿了出来，然后大口大口地吞了下去，一副小杰克霍纳式的吃相。斯坦尼斯劳斯当时正在读《大卫科波菲尔》，喜欢把他认识的人在作品中对号入座，詹姆斯性情中的冷酷和自私，使他认为詹姆斯就是个狂妄自大的斯蒂尔福思。"菲利普．塞耶斯认为，詹姆斯的自我评价特别高。"有个名叫麦金蒂的人住在附近，并常在这条街上玩耍，他回忆道，那个"了不起的乔伊斯"看见孩子们在拿一个破布娃娃当足球踢时，决定提高游戏的档次，于是就劝他们改天试玩比较像样而比较危险的橄榄球游戏。结果，他在铺砌着坚硬石头的人行道上摔了一两次之后就不那么踊跃了，很快就从一个参加者退下来成了一个指手画脚的观众。"乔伊斯喜欢作远得不得了的散步。陪伴他出行的经常是小艾尔弗雷德。伯根，他发现乔伊斯时而亲切友善，时而沉默寡言。一次，他们从费尔菲尤前往多利山，绕过阿迪朗勋爵的领地，然后又沿滨海路返回费尔菲尤。一路一乔伊斯一言不发，心事重重，直至回到了费尔菲尤的海堤，看着一些海鸥吃食，他才对伯根说："海鸥长得漂亮，但太贪婪。看它们抢攫食物时那互不相让的样子。"在他做了这一番意味深长的评价之后，他们就分了手。还有一次，两人一道去了南边的威廉默里家。看到他们，他家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嚎啕大哭。乔伊斯拿起一本书装模作样地给她读了起来。后来，默里进来把孩子抱了起来，边哄边问："谁招惹你了?爸爸的小亲蛋蛋，你是我们家仅；苜的一点阳光。"闻听此言，乔伊斯看了看伯根，叹了口气。"当这件事传到约翰乔伊斯的耳朵里之后，他兴高采烈地把它编进了有关妻子家的叙事段子中，还把那句话给改成了"爸爸的小粪蛋蛋"。18有关詹姆斯乔伊斯：芷北里士满街的回忆，大多涉及他在童年就如何庄重，但是也有一些记述表明他对戏剧具有特长。布伦丹盖莱赫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他的。有一天，他和母亲一起来到乔伊斯家。詹姆斯把当时只有六七岁的布伦丹带到厨房，拿出一个硬纸盒，神秘兮兮地给他看，盒子的前面可以开合，里面暗藏几个滚轮。当确认自己的观众已经目不转睛，准备观看时，他开始摇动曲柄，于是一幅幅花哨的彩图出现在布伦丹的眼前，有南安普敦港、埃及金字塔和其他一些壮丽景观。演完之后，他把盒子递给布伦丹，一本正经地说："归你了，布伦丹，带回家去吧。"演出的气氛令人愉快，就好像播放图片只是一场大剧中的一幕，参加演出的只有詹姆斯和浑然不懂事的布伦丹。在贝尔弗迪尔的前两年，乔伊斯心情不错，把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头一年，他得在拉丁语和法语之外再选学第三门语言；母亲劝他学德语，父亲劝他学希腊语，而他则决定学意大利语。他和戈尔曼说："那时，意大利语是现代语言中的灰姑娘。""不懂希腊语将成为他一生的缺憾，可是在他的一生中，意大利语将起到不可估价的作用。他最拿手的学科仍然是英文，在那门课上有时候已经露出一些苗头，预示了他未来的发展。例如：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我心目中的英雄》时，他没有考虑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等孔武有力之士，丽是选择了足智多谋的尤利西斯，21他是在兰姆的《尤利西斯历险记》中知道尤利西斯其人的。路济弗尔、巴涅尔、尤利西斯--尽管三人各不相同，他却已经郑重地在自己的心目中把他们划归为一类。他并不怎么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不屑于追求那样的目标--而是想使他们成为自己，或者换一种说法；他想使他们的形象和自己的形象异曲同工。年中联考在每年的六月份进行，乔伊斯每年都为此精心准备。数学对他来说不很容易，但他倒是能够顺利地应付过去，唯一使他不感兴趣的的科目是化学。在家里，他可以奢侈地独享一间屋子来学习，联考来临时，家里人更是把他供了起来。一天晚上，正当他专心致志地看书时，约翰乔伊斯冲着他大声问道："吉姆，如果得了奖学金你想要什么?"他盯着书连头也没抬，回了一句："两块肋排。"接着又是埋头读书。22他的勤勉努力使他在1894年和1895年两疫赢得奖学金；第一年，他是获奖的132人中的第103名，而第二年，他福大命大，是164名获奖者中的第164名。第一次奖学金为20英镑，只给一年，而第二次则是每年20英镑，连给三年。他的学习成绩现在仍然在校方保存着。"他第二次得奖的直接结果是，有两个多明我会牧师前来造访约翰乔伊斯，说他们愿意在他们靠近都柏林的学校中向詹姆斯提供食宿，且免收学费。约翰乔伊斯把儿子叫进屋，让他自己做决定。詹姆斯不假思索地声明："我是从耶稣会开始的，也要以耶稣会告终。"在这个学期末，詹姆斯作了一件有损模范行为的事，怂恿斯坦尼斯劳斯从贝尔弗迪尔逃了一天学。"哥儿俩计划了一次远行，即沿海岸一直走到鸽子楼-一为都柏林市供电的电厂。据斯坦尼斯劳斯回忆，在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个搞同性恋的，那人的言谈举止后来在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偶遇》中有所描述。那人预示了乔伊斯即将步入的那个危险的、有些见不得人的成人世界。正如乔伊斯后来所说，人的心理发展也像身体的成长一样，有一个从少年转入青春期的时刻，而他：这时正在接近那一刻。他又继续当了几个月的少年，尽管他内心深处已经不愿这样。他无懈可击的行为使他在1895年12月7日被接纳为圣母马利亚兄弟会成员，继而在1896年9月25日，被选为执事，即当了头儿。"在十四岁时(后来他跟斯坦尼斯劳斯说)，"并且很可能是在上面两件事之间，他过早地开始了性生活。他在《写照》中不得不把这一"堕落"说成是戏剧性的、突发的，但至少是有一个前奏的，那就是他曾经与一个年轻女仆调情。斯坦尼斯劳斯对他们俩调情的场面有过描述，说他们是"一种瞎摸一阵加打屁股的胡闹"，还说由于这件事引起了耶稣会士的注意和不满，他更愿意认为这是单纯无害的事，而不愿承认其中可能有罪孽。妒不管怎么说，随后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一幕。在从剧场看完《多花蔷薇》回家的路上，乔伊斯在运河边遇到一个妓女。出于一时冲动和好奇，又为了尊重自己的情绪，他以身相试了。这次遭遇使他确立了把性行为看作不体面的形象，他在内心是压制这一形象的，但去终生未能摆脱。回到家，乔伊斯发现伯根和他父亲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那场演出，他们也去看了，"而他却把自己的感受藏在了心底。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并非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毫无破绽。贝尔弗迪尔的校长亨利神父自夸对人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乔伊斯的行为引起了他的怀疑。亨利的言行体现了一个皈依者的严厉苛刻，他经常在上课的中途突然停顿，祈祷几句对付自己的可疑思想，把学生搞得莫名其妙。詹姆斯一副刀枪不入的样子，校长不能指望从他那里问出什么来，但他使了个心眼儿，把斯坦尼斯劳斯叫到了办公室，先是问他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就拐弯抹角地问到了他哥哥身上。校长提醒他向圣灵撒谎的危险，斯坦尼斯劳斯害怕，就把自己知道的一件事讲了出来--他哥哥和女仆之间发生的事。亨利神父立刻认为怀疑得到了证实，第二天就把乔伊斯太太叫到了学校。他根本不说事情的原委，而是向她警告说："你儿子在往邪路上走"，更使她感到问题严重，回家时心烦意乱。这时的斯坦尼斯劳斯已对自己的直言无隐后悔不迭，向母亲和哥哥承认了自己向校长说的话。詹姆斯只是哈哈一笑，说他是个呆子，而乔伊斯太太则责怪女仆，把她解雇了。她和布伦丹盖莱赫的母亲说，有个人想勾引她的儿子。"她肯定是表现出了严重的沮丧情绪，所以引起了约翰乔伊斯的疑心，他问儿子，出什么乱子了。据斯坦尼斯劳斯回忆，他当时的回答是："我在学校受到了怀疑。"父亲问："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最好去问校长。"约翰。乔伊斯真的去问了，可是亨利神父依然是含糊其辞，只是提出警告。"那孩子会给你捅娄子的。"他说，而约翰乔伊斯却泰然自若地回答说："不，他不会的，因为我不会允许他惹事的。"乔伊斯并没有把校长的告诫放在心上，他也没有被从兄弟会执事的职位上赶下来。他千这个职位可谓人尽其才；他在用自己的嘴唇品尝"下流邪恶之吻"的同时，依然能青春荡漾地去崇拜圣母马利亚。他的内心渴望崇拜，也渴望亵渎。然而，他依然在意童贞的身份，而且还对将于1896年11月30日开始的静修有了更加充分的思想准备。主持静修仪式的是詹姆斯。A．卡伦神父，按照常规，他遵循的是圣伊格内修斯洛尤拉的"精神修炼"，在讲道时他罗列的炼狱之苦痛比寻常更多。乔伊斯对自己的行为的重重顾虑，在这里得到了严酷的确证。他把自己看作禽兽，饮食如禽兽，贪欲如禽兽，死也如禽兽，而梦想着一种对于一个处女的心灵的纯洁之爱。他没有在学校的小礼拜堂忏悔，他受不了在亨利神父面前低声下气。结果，据他的一个妹妹说，他去了教堂街的礼拜堂。那里的一个嘉布谴会修士从这个男孩口中听到了一个男人对自己罪孽的供诉，他是带着同情而非愤慨倾听的。这是复活节以来乔伊斯第一次忏悔，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他迫切地要净化自己的操行来维护自己的名声，而在此以前这名声是靠伪善维持的。他没完没了地祈祷，苦苦地修炼，他感到自己过去的罪孽已经达到极点，现在要竭力使自己的情操臻于完美。后来，在《艺术家写照》中乔伊斯对自己的宗教复苏心理进行了一番嘲弄，他用的是一个有关商业方面的比喻，写得合辙押韵：他的生命已渐趋永恒；一言一行，一思一虑都将在天国重放异彩：间或他能真切地体验到这种灵光乍现，他似乎感觉到，自己那忠诚的灵魂就像手指一样放在了一个巨大现钞出纳机的键盘上，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天堂的交易要即刻兑现，出现的将不是数字，而是一炷脆弱的香，或是一朵弱不禁风的花。"他对上帝的恩典锱铢必较。洗心革面持续了几个月，很可能到了1897年；妹妹艾琳曾经看到他在上学的路上虔诚地诵念玫瑰经。斯坦尼斯劳斯怀着复杂的心情留意着哥哥的一举一动，他自己正在失去信仰，并不怎么懊悔自责。这时，詹姆斯再一次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他现在认为，静修课上的那些说教是触动了他的心灵中最脆弱的那一部分，以这种方式从他口中逼出来的忏悔不可能是真诚的。当时的虔诚之举，现在看来不过是宗教恐怖的最后一次发作。他把这个观点给了《写照》中的斯蒂汾，但是从他后来的信件及言论中可以看出，这种认识一直在他心中孳生蔓延。事实上，他后来曾向一个朋友坦言，节欲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或者承受一次次的良心谴责，或者离经叛道求得情欲的解脱，他必须从中做出选择。在信仰上，乔伊斯不会在天主教教义面前屈尊低头；在性格上，他不会在其他人面前屈尊低头。就在他对天主教教义摇摆不定时，与之截然相反的心路历程开始了。他对艺术的信仰日趋强烈，而艺术的创作者和其中的人物都是有缺点的。从外表看来，这种变化一开始并不显著。在贝尔弗迪尔，他开始了散文和诗的写作。他弟弟记得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打算寄给《文萃》杂志，主要是想赚钱。小说写的是一个人打扮成一名高级俄罗斯外交官参加化装舞会，舞会之后回家走过俄罗斯大使馆，心里还想着自己的未婚妻"那个爱笑的妖女"，这时一个俄罗斯民粹主义分子向他行刺。警察把刺客连同他一起抓了起来，不过，当他的未婚妻听说有人企图刺杀他后，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并到警察局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警察就把他放了。斯坦尼斯劳斯说，"描写那人想念姑娘的那几句不无文采"。在三四年后，乔伊斯重写这个故事时，把它写成了一个滑稽小品--他后来常常如此，对原来还认真对待的题材作这样的改造--还在《尤利西斯》中用诙谐的笔触提到了它，题为"马察姆的妙举"。他还开始了一系列散文体随笔的写作，名为《剪影》。随笔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据斯坦尼斯劳斯回忆，有一篇描写的是叙事人正在夜间的一条阴暗的街上行走。"他注意到一个房间的窗帘上，室内的灯光映出两个人影正在激烈争吵，身影魁梧的是个男人，正摇摇晃晃地举着拳头在吓唬人，身影较小的是个女人，脸部轮廓分明，正在唠叨。拳头挥动起来，灯熄了。叙事人等着看后面是否还有什么情况。没错，窗帘又一次映现出朦朦胧胧的光亮，无疑是点了蜡烛，女人线条分明的轮廓出现了，还有两个刚刚高过窗台的小脑袋，那是被吵醒的孩子。女人正在点着手指警告孩子，她说：别吵醒爸。""这是救世军首领布思那种先锋派写作手法。乔伊斯的第一本诗集名为《心境》，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w．B．叶芝的影响，叶芝在其早期作品中坚持认为，心境是抽象的现实，需要靠艺术家来固定。和《剪影》一样，《心境》也散轶了。他这一时期诗作保留下来的唯有一首翻译，译的是贺拉斯的《班达西亚泉》。班达西亚的泉水清醇明媚因为美酒和鲜花在这里交会明天一头小公鹿将来争雄英姿挺立而情意绵绵他那轻率狂妄的猩红雨水玷污你的清流却只是徒然。天狼星季节天威盛怒，烈日炎炎你安然流淌，疲倦的耕牛四处晃荡，你给了它们宜人的清凉。我歌唱，圣洁之泉!险崖上一棵橡树在聆听，流水淙淙，回声阵阵。"险崖依然回响，溪流依然清澈，泉水依然圣洁。乔伊斯这时正在积累的驾驭语言的能力，还只是比较适合于完成课堂作业，还不足以和贺拉斯相提并论。1896年，乔伊斯年龄不足，没有参加年中联考。"1897年，他考出了自己的最高分，在榜上49人中名列第十三位，由此获得的奖学金为一年30英镑，连给两年。他还获得全爱尔兰本年级最佳英语作文奖，奖金3英镑。这一成就使他成了贝尔弗迪尔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在随后进入高年级的这一年里，他成了学生会会长。每逢同学们要派代表和校长打交道多放一天假，总是推他去出头交涉。放学以后，除了偶尔去趟夜市区，他的交际场所似乎主要集中在贝尔弗迪尔街2号，国会议员戴维希伊的家中。希伊家在每月第二个星期日晚上向他们开放，夫妻俩鼓励那些活泼的孩子到他们家，和他们及他们的六个孩子热闹一番。詹姆斯和斯坦尼斯劳斯是那里的常客，詹姆斯还应希伊太太的挽留，在他们家留宿过几次。这家人中与他关系最好的是理查德希伊，一个生得胖乎乎、风趣幽默的小男孩，总把他叫做詹姆斯老螺丝钉乔伊斯，还提醒他说，希伊这个姓是乔伊斯姓的爱尔兰语变体。他跟贝尔弗迪尔学校比他低一个年级的尤金关系也不错，还有希伊的四个女儿，玛格丽特、汉纳、玛丽和凯瑟琳。玛丽是他们当中最漂亮的，乔伊斯对她一往情深，这种感情持续了好几年，可她并未察觉。她在他面前总是彬彬有理，有些羞涩，从未想到自己居然是他心目中的女王。他和她的兄弟们相处更自在一些，而对她的态度，倒由于害羞而有些拘谨，有时还有些粗鲁。希伊家的人喜欢唱歌和游戏，娱乐活动：开始之前乔伊斯常常一言不发。他喜欢别人叫他唱歌，甚至常要为此准备一些新歌。一次，他在街上拦住艾尔弗雷德伯根，让他唱《麦克索利的双胞胎》，他当场就把歌词记在了脑子里，并于那天晚上在希伊家唱了这首歌。他喜欢幽默风趣和带有伤感情调的歌曲，有爱尔兰的，法国的，还有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爱尔兰歌曲当中最让他引为自豪和感叹的是《恩尼斯科西的吹笛人》、《迪梅特里亚斯奥弗兰纳根麦卡锡》、《短发的少年》和《巧言堡》，英语歌瞌有像《侠盗特平》一类的民歌，歌颂亨利八世的歌曲("娱乐好伙伴")，后来是道兰德的歌("伤悲之泉，莫再哭泣")，还有更近一些的，如歌剧《风尾船夫》中的"要一双明亮的眼睛"。他唱过的法国歌是一首欢快的《来吧，心肝儿》。一曲《蒙特卡洛抢银行的人》他唱得抑扬顿挫，字正腔圆。他还会唱许多其他歌曲，其中有他父亲推崇备至的"少不更事，才办婚事"，还有曼根的"别盖上你的镜子，可爱的阿明"，或是贝雅特里齐的歌剧《钦契一家》中的唱段：虚情假意的朋友，在我长眠之时你是要微笑还是要哭泣。他也唱自己写的诗。他不会谱曲，可他却能用耳朵演化优美的旋律。"乔伊斯唱所有这些歌都是用优美悦耳的男高音，只是略欠力度。在乔伊斯演唱的时候，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坐在那里感到一身的不自在，有相比之下自己是个笨蛋的感觉。玛丽希伊(后来的凯特尔太太)还记得他们玩的一个游戏，游戏中，詹姆斯的温文尔雅和他弟弟的呆板笨拙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个"示巴女王"游戏中，蒙着眼睛的受害者被允许亲吻女王，斯坦屁斯劳斯不情愿地亲一下，嘟嘟嚷嚷地说："咳，就跟湿海绵一样。"而詹姆斯轮到这一环节时，他平静自然地问了句："还有别的选择吗?"然后就公事公办地亲了一下。然而，他在众人前的泰然自若，到两人相处的时候就消失了。在跟玛丽希伊跳舞时，他揽着她的手是那么松松垮垮，她都很难跟上他的步点儿。有一次乔伊斯觉察到了她的难处，便说："抓住我的指头。"她以为他说的是"舌头"，就提出了抗议："噢，你让我怎么抓?"乔伊斯又说了一句："我的指头!""噢，"她说道，"我以为你说的是舌头呢。"听她这么一说，乔伊斯哈哈大笑起来；口误，特别是那些听起来像是不雅之词的，在那时就已经引起了他的兴趣。笑完后，他又回到老样子，继续跳起来，还是和先前一样羞涩放不开。还有一次，希伊的一个表姐由利默里克郡来做客。她一副乡下人的大大咧咧，搂着乔伊斯的肩膀，每当他来上一句诙谐逗人的话，她就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乔伊斯：黾不论与什么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时面对她那乡土风情的表现，也仍是僵硬地坐在那里，面无表情。玩字谜是这家人喜欢的游戏，乔伊斯在这方面很拿手，往往出手不凡。当要他表现"日落"一词时，他就往一个带圆靠背的椅子上一坐，椅背上只露一个脑袋瓜。硝在玩由字谜演变而来的另一个游戏"面不改色"时，他面无表情地听着别人向他报告灾祸：他的房子着火了，财产烧光了，老婆和孩子都烧死了。这时，他露出一副关切的表情说："我的狗怎么样了?"一次，他和一个朋友正在扮演狮子，戏中得有一个基督徒被扔向狮二子，正演的时候，矜持严肃的年轻律师查尔斯默里走了进来，他以前从未到这家来过。他们猛地向他扑了上去撕扯着他的衣服，并且更凶猛地把他的眼镜也给打碎了。默里一点也不觉得好玩，拣起眼镜碎片，以后再也没来过。有时他们也演一些滑稽戏或滑稽歌剧；乔伊斯穿着希伊太太的睡衣，把自己装扮成卡门，先是照着歌剧明星们在舞台上的做派模仿一番，然后就是一段声调优美的"爱上一个浪子"。还有一次他扮演哈姆雷特，当听到奥菲莉亚惨死的消息时，他用穆尔街(都柏林的市场街)上的口音说："噢，可儿怜的女子儿。"他们玩的另一个游戏是关于地名的，帕特里夏哈钦斯在她写的《詹姆斯乔伊斯的世界》一二挡中提起过。"虽然乔伊斯也喜欢这些闹着玩儿的游戏，可他在学识智力上已经把他的同学远远地甩在了后边。虔诚驯顺的日子已经结束，他以飞快的速度博览群书。据斯坦尼斯劳斯观察，他要是喜欢上哪个作家，就非得一口气把这个作家的著作全都看完不可。他的那份狂热在其作品中仍然依稀可见。他曾经倾心的作家之一是乔治梅瑞狄斯，对其作品《理查德弗维莱尔的苦难》和《悲惨的喜剧演员》他都爱不释手。函另一个是哈代；他到附近卡佩尔街的图书馆借过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图书管理员警告约翰乔伊斯，说他儿子在看危险书籍。詹姆斯痛痛快快地向父亲下了保证，可是，他随之又打发斯坦尼斯劳斯去给他借《无名的裘德》。斯坦尼斯劳斯只是听说过哈代，糊里糊涂跑去让图书管理员借给他《污名的裘德》。妒乔伊斯对这一口误欣赏不已，后来他讲起这件事来，就好像说这话的是他而不是斯坦尼斯劳斯一样。"几年之后他就厌倦了哈代，不过在当时读起他的书来却兴味十足，对哈代的不取悦世俗始终怀有敬意。"然而，他新近感受到的主要压力来自易卜生的作品。易卜生是出身于偏远地区的又一个天才，当时七十岁。他在英格兰自然是享有盛名，可在爱尔兰名气却没有那么大。对他依然是既有热烈拥戴，又有轻蔑鄙视。《雅典娜庙》仍然不喜欢他的作品，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叶芝又从另一个角度，认为他的作品除了晚期的象征派戏剧以外，都是中产阶级的陈旧作品。另一方面，拥护易卜生的人中间，有一些则赞扬他在向传统道德观念宣战；这是萧伯纳的观点，写在《易卜生主义的本质》(1891)一书中，乔伊斯曾经读过此书。乔伊斯有自己的不同见解：他看到易卜生有"一种具有倔强孩童之美的精神"，这种精神"像刺骨的寒风"直入他的骨髓。尽管在目前他还只能通过译本来读他，照叶芝的说法，就是从威廉阿彻消过毒的瓶子中品味他，"可是他感觉得到，这位大师的讽刺是与理想主义息息相关的。艺术家的诚实居然可以诚实到几乎否定自己的程度，这一认识使自励自省中的乔伊斯受到鼓舞。对于他，和对于易卜生一样，真理与其说是一种启示，还不如说是揭开假面具。他对易卜生特立独行的品格也表示赞许，正是这一品格使得易卜生离开了故土，并把自己称为流亡者。真理就是判断和揭露，流亡正是艺术家的生活条件：这两点将成为乔伊斯意识形态中的正反两极。他在《英雄斯蒂汾》中写道，易卜生具有大天使一般的形象，"在艺术上，易卜生在乔伊斯心目中的位置，就如同在民族感情上巴涅尔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一样。主要是由于易卜生的影响，乔伊斯坚定了对戏剧重要性的认识；虽然他还没有尝试戏剧写作，但他在财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经常看戏，还要对他看过的每一部戏写出评论，以便与报刊评论家的评论进行对比。斯坦尼斯劳斯曾经叙述这样一次活动之后的独特的后续情况。那次看的戏是苏德尔曼的《玛格达》，父母也和他一起去看了。第二天，乔伊斯和父母讨论这出戏的时候说："这出戏的主题是，家里出了个天才，天才和家里人格格不人。其实这戏你们用不着看，因为这种事就要发生在你们自己的家中了。"在贝尔弗迪尔学校高级班这一年，乔伊斯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座被包围的城堡，正在不断地拒绝敌人提出来的光荣和解的诱惑。第一种诱惑是身体健康方面的，挺单纯然而也是纠缠不休的。贝尔弗迪尔终于要开设一个健身房了，教官是一位秃头军士长，名叫赖特，学校对体育锻炼也进行了大量宣传。乔伊斯并不拒绝参加锻炼；事实上，他还被选做了健身房的干事。他练得相当卖劲，在单杠上一遍又一遍地做引体向上，赖特总还得说："乔伊斯，够了，"可是，他根本没有争取健康的意图；这种身体上的长进和诸多其他形式的长进一样，都是靠不住的，和相关的"精神修炼"差不多。有一天，为取笑这种锻炼，他佝偻着腰来到健身房，对赖特说："我来治病来了。"他抵制的第二种宣传是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主义已经通过各式各样的组织渗透到学校，如盖尔语协会。他并没有准备全盘接受自己的民族；作为巴涅尔的拥戴者，他怀疑人们想要忘记过去的创伤，而他本人更愿意把过去的创伤珍藏在心中，所以在10月6日，为表示纪念这一天的巴涅尔祭日，他到贝尔弗迪尔学校的时候在领口上别了一片常春藤叶。学校的一个老师蒂尔尼神父让他在校内时把叶子取下去，不过准许他在校外佩戴。"最后一种企图说服他的声音来自学监。据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回忆，学监在乔伊斯十六岁时和他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建议他考虑将来做个神父。这时，神职已经成为束缚灵魂的桎梏和蒙蔽心灵的阴翳，乔伊斯已经决定投身于艺术人生，即使前途是毁灭也在所不惜。在《艺术家写照》中，当斯蒂汾代达勒斯毕业前夕沿着北海滩散步时，突然看到一个容貌秀丽的姑娘，正提着裙子在蹬水。姑娘的美丽如同真理之光深深触动了他，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人生和艺术的信念，尽管人生变幻莫测艺术运途多舛。这件事当时确确实实在乔伊斯身上发生过。"无疑，他当时正在给"尽善尽美的肉体凡胎""寻找一个象征，这个女子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心中，与向他招手的牧师那形容憔悴、幽灵一般的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时他毫无顾忌地进入了"公正的人生法庭"。"当然，乔伊斯和天主教的决裂并不为人所知；他在学校很有声望，后来，他曾经极力向戈尔曼强调他最后和亨利神父的关系是很好的，他认为亨利神父和克郎高士的戴利神父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据其他了解情况的人反映，乔伊斯的记忆与事实有出入。作为高班学生，他在学习上只是顺水行舟，并且从不按时到校。连登普西都对此感到十分恼火，让他去找亨利神父汇报他的恶劣表观。当乔伊斯遵命去找校长时，校长正在上拉丁文课，他闯进课堂，说登普西先生让自己来汇报上学迟到。据当时正在上课的尤金希伊回忆，亨利把他刎Il了好长一阵子，而他则是"一副死不改悔的样子，一声不吭"地听着。亨利话音刚落，他又像是刚刚想起来似的加了一句，仍然是一副不耐烦的腔调："登普西先生让我告诉您，先生，我昨天也迟到了半个小时。"校长又是一通长篇训诫。他一停口，乔伊斯几乎是打着哈欠又来了一句："先生，登普磋先生让我告诉您，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按时到校。""班上的同学都指望着乔伊斯向校长提有关教理的问题，好以此来打发课堂时间，他戏弄亨利的手段越来越高，于是他的朋友阿尔布雷克特康诺利和文森特康诺利都怂恿他在学校的演出中模仿校长，还说要不然这出戏将会"乏味透顶"。上演的戏是F．安斯蒂的《彼此彼此》，于1898年1月10日至11日上演。这是一出滑稽戏，主题是父子之间的矛盾，在乔伊斯以后的写作中，这一主题将被派上大用场。在戏中，他演一位教师，表演中他把校长的言行举止模仿得惟妙惟肖。观众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就连坐在第一排的亨利本人也承认很喜欢他的表演。乔伊斯与亨利间最后的争吵发生在五个月之后，他即将从贝尔弗迪尔毕业的前夕。学校的教义问答考试于6月14日进行，正是全国年中联考的前一天。乔伊斯、阿尔布雷克特康诺利和班里的另外两个同学，在考试的时候没有露面。校长对这种公然的违纪怒不可遏，拒绝接受他们需要时间准备其他考试的辩解。他说他们的行为是造反，禁止他们参加年中联考。幸运的是，教授语法的青年教师麦克厄莱恩说服校长改变了主意，他认为乔伊斯是他最好的学生。结果，乔伊斯参加了联考，可多用的那一天功并没起什么作用。除了英文之外，他的成绩很差，从他在1897和1898两年成绩的比较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他仍然享受着1897年赢得的奖学金，可是这一次的奖学金他却没有得到。不过他还是赢得了英文作文奖，奖金4英镑，阅卷的是都柏林大学学院的威廉马格尼斯教授，他说这个年轻人的文章足可以发表。"乔伊斯在贝尔弗迪尔学校受益不浅，他在英文及三门外语上受到了极好的教育。此外，这学校对于他那骚动不安、大幅度升降的精神状态提供了一个端庄稳定的背景，他就是针对这个背景确定了自己的行为准则。他知道，他可以不去理睬这里的宗教教育。现在他理解了，对他更合适的是不去理睬天主教教义，而不是反对它。他对于自己将要留下的形象，差不多已经确定了。第5章：1898-1900在乔伊斯上都柏林大学学院的时期，学院正在力求做出成绩。大学学院建于1853年，是约翰亨利纽曼创立的，当时称为天主教大学，创建伊始不太稳定，带有试验性质。纽曼自己觉得难以为继，1857年回到英格兰后，次年辞去了院长职务。由于既无私人捐助又无官方支持，学院在随后的十五年中处予勉强维持状态。它的校园是斯蒂芬草地上一些豪华住宅之间的一部分已经渐趋颓败的房子，位于88号的巴克惠利公馆是学院的主楼，已经光彩全无，似乎在向人昭示着学院的衰败。一位新任院长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欲在都柏林郊区按牛津或剑桥大学的风格建造一所有影响的大学，但计划并未实现。大学的主要希望在于议会。几经拖延，在爱尔兰议员的大力敦促下，一部尚不完善的大学法案终于在1879年获得通过。政府愿意在爱尔兰发展高等教育，并且也意识到，对于众多信奉天主教的学生来说，三一学院太小而且新教气息太浓。法案于是便巧妙地提出支持大学学院(一个取代天主教大学的新名称)，但学院应被看作是皇家大学的一部分，而非一独立单位。皇家大学下设都柏林、科克、戈尔韦和贝尔法斯特各学院，由大学负责考试，而考试科目应该是非宗教的，这样，如果让学生花太多的时间学习天主教知识，他们就会在成绩上吃亏。这种规定为乔伊斯在世纪末这段时间的学习定下了基调。尽管耶稣会会士在1883年接管了学院，但他们并未引进太多的宗教教育。院长威廉德拉尼神父是爱尔兰最具实力的天主教教育家之一，虽然其他天主教团体一再要求加强宗教课程的比重，但他并不为所动。2他认为，让至少一半的教职员身穿白色法衣的影响，远比其外表看起来的影响要大得多，事实确实如此。大学学院的学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在半英里以外的三一学院有更加优秀的教师。在古典文学上，马哈菲和蒂勒尔是一对高傲的权威，谁也不服谁，他俩的学问远在大学学院的同行之上，特别是在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去世之后，霍普金斯是八十年代间在崇高的贫困状态中担任都柏林大学学院古典文学首席教职的。三一学院的英文教授是才华出众的学者爱德华道登。而大学学院的英文教授，在乔伊斯入学时是托马斯阿诺德，他不怎么出众，而且已经年老虚弱。阿诺德是马修阿诺德的哥哥，他的大半生都在各种宗教危机中沉浮，而他弟弟则对每次危机都应付裕如。他有两次被迫改信天主教，第二次的代价是他失去了牛津大学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学教授候选人资格。阿诺德在文学批评上还是够灵活的，乔伊斯写过一篇关于《麦克白》戏剧性缺陷的论文交给他，他表示了赞赏。教务长约瑟夫达林顿神父也教过乔伊斯一段时间英文，他和阿诺德一样，也是皈依了天主教的英国人。达林顿对乔伊斯的博览群书有所耳闻，在他的一门课上，第一堂课中提到斯蒂芬菲利普斯的剧本《保罗和弗兰西斯卡》时，他问有没有人读过这个剧本，班上没有反应，于是他冲着乔伊斯问："乔伊斯先生，你读过吗?"乔伊斯用一种厌烦的口吻说："读过。"在让人领教了他的无所不知后，他就几乎再也没有来上过课。在乔伊斯眼中，达林顿为人有些阴险，但多数人都认为他并无害人之心，也没人瞧得起他；他曾经认为乔伊斯的宗教思想有问题，但他很圆通，没想采取强硬手段来整治他。达林顿用他那不赞同但却宽容的眼光跟随了乔伊斯四年，而乔伊斯那不赞同但却宽容的眼光却永远跟随着达林顿，他是《英雄斯蒂汾》和《写照》中的教务主任。接替阿诺德的英文教授是乔治奥尼尔神父，他对学院的各项活动都起积极作用，但是对培根是莎士比亚戏剧真正作者的观点极端支持。乔伊斯对他的这种观点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兴趣，后来在学院的一次公开讨论中对此大加嘲弄，又在《尤利西斯》中让斯蒂汾对其讥讽一番后加以摈弃。据尤金希伊法官回忆，在乔伊斯参加文学士学位口试时，可能是奥尼尔向他提问："在《李尔王》一剧中，诗歌的正义性是如何反映的?"乔伊斯答道："我不知道。"考官激了他一句："咳，得啦，乔伊斯先生，你对自己不公平，我敢肯定你读过这个剧本。没有错，"乔伊斯摆出一副令人极不愉快的神态回答道，"可是我不明白您的问题。以我的观点而言，诗歌的正义性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词藻。"在学意大利语和法语时，乔伊斯有幸跟说这两种语言的本族语教师学习。尽管他所经历的教育制度似乎相当死板，他却很幸运，在中学和大学的每一个阶段都至少能遇到一个意气相投、不存偏见的老师。意大利语教师查尔斯盖齐神父是个耶稣会会士，曾在印度长期居住，后来来到爱尔兰。有关但丁和邓南遮作品的基础知识都是他传授给乔伊斯的。这二者那时还可能结合，现在已经不大可能了。他和乔伊斯曾对艺术和哲学有过多次热烈的讨论，而在他们讨论时，尤金希伊则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是班上仅有的另一名学生。乔伊斯对但丁推崇备至，却对弥尔顿表现出不屑，他对弥尔顿是强烈排斥的，后来叶芝、庞德以及艾略特都是如此。盖齐对此并不在意，"可是此后乔伊斯向其他爱尔兰作家阐述自己的这种观点时，人人都表示义愤填膺，只有叶芝除外。至于邓南遮，乔伊斯深信，他的(《火焰》)是长篇小说中自福楼拜以来最重要的作品，"并且是对福楼拜的发扬光大。他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邓南遮把自己反对偶像崇拜的生平写成了小说，消除了行动，把小说写成了长篇抒情散文。邓南遮有使用怪异形容词的爱好，如"白色的空气"，这点也令乔伊斯感兴趣。尽管乔伊斯的小说和邓南遮的有很大区别，可在这些方面他仍旧是邓南遮的追随者。在大学学院的最后一次意大利语考试中，乔伊斯是唯一的一名男生，其他的八九个都是女生。后来和路易吉莱谈起此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群母狮子中的但以理"。他对问礴的具体事实准备不充分，但对邓南遮却有深入研究，就连他的神态也能模仿，结果主考老师们虽有不同意见，还是让他通过了。"在课上和课外学习中，乔伊斯读了些意大利诗歌和故事。他谈过卡瓦尔坎蒂，对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争鸣颇有兴趣，还出乎意料地在哲学家中发现了一位大师--焦尔达诺布鲁诺。长期以来，布鲁诺一直被看做是教士中的恶魔，但是还他以清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1889年，人们在罗马为他建了一尊雕像，雕像矗立的鲜花广场正是1600年他被火刑处死的地方。虔诚的盖齐提醒乔伊斯，说布鲁诺是个可怕的异教徒，可乔伊斯却冷冰冰地说："没错，可他被可怕地烧死了。"布鲁诺的终极一体理论及其对地球上的对立面理论吸引了乔伊斯，也许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艺术对自己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想是一种调和，后来他给这两种思想起了两个人的名字--佘姆和肖恩。在《芬尼根后事》中，他把诺拉出生的布鲁诺，和都柏林的书商的名字布朗和诺兰揉在一起，成了一个爱尔兰的布鲁诺。盖齐的功绩在于，他理解自己学生的审美情趣，并鼓励他形成系统的理论。乔伊斯对托马斯阿奎那已经有些研究，他知道，托马斯的信条是，美好的事物让人产生愉悦感。他还曾经设想，把这一信条从托马斯的最终动机理论中抽出来，以之为基础，把教诲摒弃于艺术目标之外。同雪莱一样，他只提真和美，略去了善；他的同学和大多数教师都认为这不像话，都错误地认为这是乔伊斯宽容不道德的艺术；事实上，他只是反对狭隘的说教。盖齐对他表示了同情，二人始终都保持好感。乔伊斯作品中的盖齐是一个仁慈善良的人物，还有个好听的名字--阿尔米丹诺阿蒂凡尼。乔伊斯的法语教授叫爱德华卡迪克，是个留着浓密小胡子的布列塔尼人。他对自己学生的天赋也持接受的态度；当他读乔伊斯的论文《钟》时心中充满了喜悦，"认为文章响铃一般的文体切合主题；当看到乔伊斯援引ide一e一词作为leitmotif的法语对等词时，他高兴地嚷嚷道："就凭这，我将把我的女儿嫁给你。"这一个词对乔伊斯很有用处，在他的写作中，一个例如河流这样的概念，可以滋生出一整章以河流名称和河流主题组成的流水散文。乔伊斯发现，卡迪克的课堂是个装傻充愣的好地方。一天，他迟到了二十分钟，走进教室后，对教授未加理睬，径直走到教室前面的一扇大窗户下，拉起窗子，把头探了出去。看到他这样，卡迪克走到另一扇窗户下，也打开把头探了出去，神情严肃地盯着乔伊斯。"先生，早上好，"乔伊斯一本正经地打着招呼，"我正在数奥尔德曼克南的葬礼上有多少辆车。"他那厚脸皮的神气和对细节的兴趣都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乔伊斯和另一名学生乔治克兰西喜欢搞些小把戏引卡迪克误解。在把一篇人人喜欢的小戏剧译成英语时，乔伊斯对克兰西翻译的一段轻蔑地嗤嗤直笑，一副让人讨厌的样子。克兰西装成勃然大怒的样子，让乔伊斯赔礼道歉，而乔伊斯则拒不认错。于是克兰西向乔伊斯提出挑战，要和他在凤凰公园决斗。这时，吓坏了的卡迪克冲过来安抚这两个怒火冲天的凯尔特人，经过一番拉拉扯扯之后，终于劝说他们握手言和。"大学学院的学生们比教授们更加非同一般。乔伊斯的三个朋友，克兰西，弗朗西斯斯凯芬顿和托马斯凯特尔后来都在不同原因的战斗中牺牲了性命，从而表现了他们的青春是如何的真纯。克兰西死在了"黑与棕"的手中，是在担任利默里克市长时被杀的。他的不幸遇难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对民族运动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参与建立了大学学院盖尔语协会分会，动员他的朋友们去上爱尔兰语课，有一段时间，连乔伊斯也被说动了。乔伊斯后来不再上那些课，是因为教师柏特里克皮尔斯认为，只有贬低英语，才能提高爱尔兰语的地位，特别是他把thunde(雷鸣)-一个乔伊斯喜欢的词--贬损为词不达意的典型。"克兰西还是个盖尔人体育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爱尔兰曲棍球等，所以他是盖尔人运动联盟的创始人迈克尔丘萨克的好朋友。他带乔伊斯去见过几次丘萨克，可乔伊斯却不怎么喜欢这个人，在《尤利西斯》"独目巨人"一章中，乔伊斯把他描写成了心胸狭隘而语言夸张的典型。在乔伊斯早期作品中，克兰西是以马登之名出现的。他是唯一对斯蒂汾直呼其名的朋友，乔伊斯后来也证实，克兰西是他同班同学当中唯一对他直呼其名的人。"马登(在《写照》中名为达文)以一种农村的纯朴感情，竭力想使斯蒂汾更加爱尔兰化，斯蒂汾与他的关系，和其他朋友相比，也更单纯一些，更轻松自然一些。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乔伊斯曾经直呼克兰西为"乔治"。詹姆斯和斯坦尼斯劳斯讲过，除了他自己，大学学院中最聪明的人要数弗朗西斯斯凯芬顿。和克兰西一样，斯凯芬顿也死在了英国人手中，但比他要早几年。那是在1916年的复活节暴乱中，他是在像堂吉诃德似的劝说都柏林贫民不要抢掠财物时被杀的。斯凯芬顿比乔伊斯大四岁，年轻时在大学中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斗士。为反对千篇一律的穿着，他常常穿一条宽大的运动裤，并由此得了个"灯笼裤"的绰号。为反对剃须，他留了满脸的胡子。他还抨击吸烟、喝酒和活体解剖。乔伊斯称他为"长毛耶稣"。斯凯芬顿还以同样的满腔热情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支持不抵抗主义和素食主义。他是个有名的请愿活动发起人和签名人，曾经劝说乔伊斯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支持俄国沙皇的全球和平计划。据《写照》记载，乔伊斯对此进行了反驳："如果你一定要有个耶稣的话，也该找个合法的耶稣。"乔伊斯喜欢这样去刺：断凯芬顿的盔甲，用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去难倒苏格拉底。如果斯凯芬顿是那么理性的话，那么他如何能维持对天主教教义的信仰呢?对此问题，斯凯芬顿面有难色，但是认认真真作出了回答，说他不久就打算拿出一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一宗教问题。他后来真的放弃了教会。如果斯凯芬顿信奉男女平等，那他是否认为警察队伍中应该有女性呢?在《写照》中斯凯芬顿是以麦卡恩这一名!芋出现的，他喜欢争论，非常严肃，总是在一个衣袋中装块巧克力，是个有一点可笑的、口齿不怎么利落的辩论家。事实上，他的口才比小说中所描写的要强一些。他总是用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诱使乔伊斯和他辩论。据斯坦尼斯劳斯回忆，他有一次问道："你恋爱过吗?"乔伊斯的回答用了模棱两可的时态转换："如果我正在恋爱，我怎么能写我们时代最完美的爱情之歌呢?诗人的描写应该是过去和将来的感受，绝不应该是现在的。如果是那种真心实意、海枯石烂式的爱情，写作时就会信马由缰，把诗毁掉。诗歌必须有一个能适当调节的安全阀。诗人的职责是写悲剧，而不是充当悲剧中的演员。"这样的回答使争论变得抽象化了，也巧妙地对斯凯芬顿产生了影响。尽管在认识上有差别，乔伊斯和斯凯芬顿相处得很好。乔伊斯想了个有趣的把戏，用以测试固执的斯凯芬顿是否真能坚持各种权利。他说如果斯凯芬顿在萨克维尔大街最贵的水果店里拿一英镑的金币去买半便士的醋栗，他就答应给他半克郎。斯凯芬顿同意了，乔伊斯站在门口，看到售货员小姐那不高兴和自由论者那不管不顾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和斯凯芬顿会面的地方主要是在希伊家；斯凯芬顿后来和汉纳希伊结了婚，他容不得婚姻损害男女间的平等，即使是在名义上，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希伊斯凯芬顿。另一个极富才具的朋友是托马斯凯特尔，似乎只有乔伊斯把他列在斯凯芬顿之下。他于1916年在英国军队中战死。凯特尔步斯凯芬顿的后尘，也娶了希伊家的姑娘，他的夫人玛丽就是乔伊斯在大学时代难以忘怀的那位姑娘。凯特尔很有头脑，是个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毕业不久，他就成了国会议员并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上大学时他就说过："如果爱尔兰要成为新型的爱尔兰，她就必须先成为欧洲的爱尔兰。"这也是乔伊斯的观点，但是，凯特尔对待民族问题的满腔热忱和英勇无畏(或如乔伊斯所言"太露骨")的态度使他不能认同乔伊斯的世界主义。后来，他对《都柏林人》中直言不讳的不爱国言论表示了反对。凯特尔没有出现在《写照》中，但是他的某些观点，例如爱尔兰必须首先欧洲化，在《流亡者》中用上了。他是仅有的另一个曾经与乔伊斯讨论过托马斯阿奎那的同学。他曾经评论说："阿奎那作品的难点在于，他说话和街头市井之流太相似。"乔伊斯欣赏他的这一评论。后来乔伊斯在巴黎讨论阿奎那时，有人表示反对他的观点，说阿奎那的作品"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乔伊斯在应答时很可能想到了凯特尔，他说："他的作品和我们息息相关。"在大学学院，还有另外三个与乔伊斯相处不错的青年：柯伦、科斯格雷夫和伯恩。前两人的性格几乎截然相反：康斯坦丁P．柯伦心地善良，隐忍自制；乔伊斯也承认他是个聪明人。《写照》中把他描述成一个爱吃的人(他身体偏胖)；他还精通文学和建筑，后来成了高等法院注官。他和乔伊斯都喜好到欧洲大陆旅行，但他很虔诚，虔诚的程度超过他对欧洲大陆的认同感，当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首次上演时，有许多人不能忍受而加以嘲弄奚落，而他竟然对这些人表示同情。不过，乔伊斯尊重他的文学艺术观点，一生许多次受惠于柯伦的竭诚帮助。艾森特科斯格雷夫长着一副红润的尼禄式面庞，办事粗心大意。他脑子好使，但却缺乏修养。他很早就对乔伊斯有敏锐的评价，还曾经和伯恩说过："乔伊斯是我们遇到过的最杰出的人物。"他性情懒散，一事无成而怨天尤人。后来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越变越坏，最后死在泰晤士河中，估计是自寻短见，就是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白活一生。最让乔伊斯感到满意的是，科斯格雷夫总是随叫随到，陪他散步、聊天或是(如果他们有钱的话)到蒂龙街上妓院。不管是说到宗教还是女人，他满嘴都是粗俗的俏皮话。乔伊斯那时还没有开始喝酒，生活俭朴有度，对讲下流话和在公共场所的粗俗行为很是不屑，这使他几乎有了一副正直高尚的形象。他喜欢这副形象，有时喜欢反常地对科斯格雷夫扮演老师训学生的角色。然而，在大学中，和乔伊斯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是约翰弗朗西斯伯恩，也就是他小说中的"克兰利"。"他与伯恩在贝尔弗迪尔已经认识，但是那时没有什么交情，很少见面。乔伊斯在《英雄斯蒂汾》中以尊重自己的少年气盛的口气说："出于对这个年轻人的偏爱，斯蒂汾决定打破自己缄默不语的戒律。"伯恩英俊洒脱，身强体健，头脑聪明；他精于象棋和手球，而对功课的漫不经心甚至比乔伊斯还有过之。他父母早亡，由两个姐姐带大，一到夏天，他就躲到威克洛，在那里，他能表现出一副未加雕饰的乡土气，这使他身居城市的朋友深感迷惑。伯恩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他的言论；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对哥哥说，他的想法都平庸寻常，而乔伊斯能想到的最好的辩护词是，他的思想都是"有胆识的平庸寻常"；"在这个浮华社会，伯恩有甘于平庸的勇气。他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态度：他的行为举止使人感到他知道所有的秘密，却又不愿行使自己知情的特权。在国立图书馆或大学学院的台阶上，当他站在年轻人当中，听着他们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谬论时，他根本不屑去纠正他们。他对乔伊斯之所以有影响，就是因为他有对事物隐忍克制、不加评论的习惯。乔伊斯对家庭、朋友和教会的感受，以及自命不凡的抱负都向他坦言相告，他的话像海浪一般冲击着含而不露、沉默寡言的伯恩。伯恩倾听着乔伊斯的知心话，而对自己的事情只字不提，并且据乔伊斯说，他也没有劝勉的话。乔伊斯对伯恩的需要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一个朋友的。他有时候会等一个小时，就为了等伯恩赢一盘棋(他下棋常赢)后可以对着那具有敏锐感悟力却又保持中立的耳朵一吐心迹。伯恩对他那毫无掩饰的坦白听得津津有味，而他也被伯恩那吓人的沉默迷住了心窍。乔伊斯极其看重两人间的友谊，以至于后来他们慢慢疏远时，他竟有了在爱尔兰不自在的感觉。乔伊斯在1898年9月，十六岁半的时候进入大学学院(预科)，在注册时，他把自已的名字错写成了詹姆斯阿古斯丁乔伊斯(此后他一直写错，直至最后一年)。他一头棕发，又粗又硬，在他不懒得梳头的时候是从中间分开的，头发和倔强的下巴是他脸上最硬的部分，要不是这二者的话，那就是一张秀气的脸，消瘦的鼻子，双眼呈淡蓝色，嘴唇微微抿着。他的脸在没有表隋时比有表情时更显得自然。近视眼成了他个性的一部分，因为他既不愿凑近去盯着显出近视的模样，又不愿戴上眼镜，结果就显出了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情。他身材修长，体重一直到去世以前都没有什么变化。一天，有个朋友在公牛岛遇见了乔伊斯，他正躺在那里晒太阳，见朋友盯着他看，乔伊斯就说："我让你想起什么了?""我不知道，你让我想起什么了?""饥饿。"乔伊斯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他朗朗的笑声非常引人注目，有一个老太太听到他的笑声竞问他是否出了什么毛病。他的衣服一般不熨，而且还很少洗。有一次在希伊家做游戏，当问到他最讨厌什么东西时，他的回答是"肥皂和水""。在大学学院图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可能还提出过清洁卫生没有好处的观点。据他妹妹伊娃回忆，他曾自豪地说，他的身上不会生虱子--"那是一个不会给它们快乐的地方"。这时，乔伊斯的思想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掺杂了那些后来他固守的品质。在这些品质尚未成熟之时，他对它们的认识还有波动，有时感到非常重要，有时又觉得似乎不那么迫切。他曾对他的弟弟承认，他的爱情诗主要都是表达想象中的激情，其中也结合着对女人这些"嫩皮动物""的缜密分析，而这些分析，其实都是渴望的呼声颠倒过来而已。他刚刚开始对家庭、教会和国家这些实体形成自己的立场，但还没有表现得像后来那样情绪激昂。他并不和家人脱离关系，他热爱他们，但他并不想为了遵守他们的条条框框和挣钱供养他们而牺牲自己。开始上大学时，他最亲近的伴侣是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但他只是和斯坦尼斯劳斯接近，并未给他太多的感情，并且不久之后就开始与伯恩和科斯格雷夫过往密切起来，使得斯坦尼斯劳斯产生了妒忌心理。至于和教会，在他1897年复活节突然虔诚一次之后，可能就再没有领受过圣餐；不过，他参加了大学学院的兄弟会，可能还参加过一两次会议。在1901年他还参加过托马斯阿奎那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凯文沙利文后来发现，"他签过两次名，划掉过一次。这表明，他参加这一协会时心中摇摆不定。诸如此类的行为，是他的宗教思想的自发表达；他心中还在继续考虑脱离天主教的问题。后来，莫里斯L．厄恩斯特问过乔伊斯："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天主教?"而他的回答和没答一样："那得由教会来说。""越来越明显的是，要离开教会，他的面前有两条路，叛离和蜕变，而他将选择第二条路。他将继续他的忠诚，但对象不同了。他仍然可以谴责其他人自称教徒而实际上不是一一这是他在1899年的一篇文章中采取的立场，文章中评价了蒙卡奇的画作"瞧，就是这人"。此画不久前曾在都柏林展览：它庄严崇高，具有悲剧色彩，但是它所表现的基督教创始人，不过是一个社会和宗教的伟大改革者，是一个既有尊严又有权力的人，是一出世界性大剧的主人公。在公众一方，人们不会对它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当他们对这一题目发表见解时，总的态度和画家是一样的，只不过少一些庄严，兴趣没有那么强烈。蒙卡奇的思想比他们伟大的程度，正如一个普通的艺术家要比一个普通的水果商人伟大一样，但他的思想和他们仍然属于一路货，歪曲一下瓦格纳的说法，那是城市人的观点。对基督神性的信奉并非普通基督徒的显著特征。然而，偶尔表现同情各各他那出戏中所表现的那种真与伪、对与错之间的永恒冲突，他们还是可能赞同的。"后来在的里雅斯特时，他指责教皇对基督精神表现不够。他反对的理由并非认为他不虔诚，而是认为他情感不够强烈。不知不觉中，基督教在他心目中已经由宗教转化成了一套用于比喻的系统。作为喻体的基督教可以使他表达一片赤诚之心。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那种明目张胆的反抗，如在贝尔弗迪尔学校对老师态度粗暴，在家里不听话，像十字军举着十字架那样打着无神论的旗号。乔伊斯并不同情。他宁可表现自己的轻蔑而不愿抗争。他本人已经不再是个基督徒了；但他并不企图摧毁神殿，而是赋之以新的用途，把它看作是人类的一种高级蠢行，按照某些世俗艺术家的解释，其中也不无一星半点儿暖昧的真理。所以，在此时，他对斯坦尼斯劳斯的劝诫与他的主观认识并不矛盾，他劝弟弟为了家庭的和睦，要克制自己的反抗行为。"他准备响应祖国对民族感情的呼唤，但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和易卜生一样他憎恶民族主义的那些比较粗俗的形式。然而，如果认为乔伊斯已经买好了去巴黎的车票，那就错了；他很可能依然希望留在爱尔兰。在坚守自己的原则方面，他后来把自己描述得比自己当时所表现的更具有骑士风度。这时，他最根本的决断，就是赞同认为艺术较之于人类其他活动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民族有可能从他的实验中得益，也有可能不得益，这要由他们作出选择。他为自已找到的这个没有教条的教堂，比圣彼得教堂还更古老，更不朽，他在其中将固执已见，大胆行事。不久，他就发现了一场争论，他在里头可以充分表现这两个特点。争论是由1899年爱尔兰戏剧运动的开始而引发的，现在看来，那场运动应该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都柏林文化界中最重要的事件。5月8日，叶芝的《伯爵夫人凯瑟琳》首次上演。在此之前，有关这出戏的流言蜚语已经流传了好几周；由于连剧本都没有读过的红衣主教洛格说这出戏离经叛道，爱德华-马丁几乎撤回他的财政支持；但是，教会中另外一些人是支持者，立刻奋起反击，提出相反的观点来稳定马丁。十年以后，叶芝和穆尔都认为这种局面荒唐可笑，可在当时，对于他们二人或对于乔伊斯来说，这并不可笑。乔伊斯当时已经大度地把叶芝视为爱尔兰当代最重要的作家；戏剧首映时，他坐在剧场顶层的座位上，看着弗洛伦：断法尔演诗人艾利尔，梅惠蒂演伯爵夫人。有一帮年轻学生，对剧中他们认为是反对爱尔兰的部分发出阵阵嘘声；据索伊马斯奥沙利文的记载，当大幕落下时，"我和几个热情的观众要对那壮观的演出表示我们的欣赏，可是周围的观众爆发出了一大片嘘声和喝倒彩的声音"。乔伊斯当时是在热烈鼓掌。"他当然明白，剧中的基督教是象征性的，而非说教式的。他不反对描写爱尔兰农民的愚昧和迷信；他们就是那样的人。他欣赏剧本的主题，为种族找个浮土德式的替罪羊；伯爵夫人"殉道式的崇高""和他的斯蒂汾一样，斯蒂汾将像她或像路济弗尔那样自愿为种族而遭受苦难。弗洛伦斯法尔咏唱的抒情诗《谁与弗格斯同去》，同样令乔伊斯感动不已；诗中所表现的焦躁不满，以及对了无牵挂的流亡生活的预示，都让他心潮澎湃。此后不久，他就把诗谱成了乐曲，并将其誉为世上最好的抒情曲。他的几个朋友对这出戏的看法和他相反。演出一结束，斯凯芬顿和其他几个人就写了一封抗议信，打算投给《自由人报》，第二天早上，他们把信放在了学院的一张桌子上，目的是让所有持反对观点的人在上面签名。他们让乔伊斯在上面签名，但被拒绝了。签名的人有凯特尔、斯凯芬顿、伯恩和理查德希伊。他们想为天主教知识分子在都柏林艺术界中争取一个地位，但是，他们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时机。他们的信刊登在5月10日的《自由人报》上。"本想表现爱国情绪，结果却落了个心胸狭隘的名声。信中声称，他们尊重作为诗人的叶芝，瞧不起作为思想家的叶芝。他描写的不是爱尔兰人，戏中的角色是对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凯尔特人的歪曲。"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他们写道，"以都柏林皇家大学信奉天主教的学生的名义，也为了他们的荣誉，要抗议一种艺术，一种没有感情的艺术，这样的艺术把一批令人憎恶的叛教者写成我们人民中的一种类型。"乔伊斯肯定把这封信看成了易卜生的一出戏中大加讽刺的东西。他拒绝在信上签字遭到了朋友们的反对，而他也同样反对他们的欣然签字。如果不要爱尔兰成为"后欧洲国家""--这是他在这时期为爱尔兰想出的一个叫法一一那么爱尔兰就得允许艺术家享有自由，就得对神职人员予以控制。这是乔伊斯入学这一年末尾的压轴事件，下一个月学年就结束了。他在学业上没下什么工夫，只是在拉丁语考试中勉强得了个二等奖。学业上的成就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初期写的英文作文既敷衍随便，又矫饰做作。有一个片段被保留下来了，很有些装腔作势，写于1898年9月27日，是一篇题为《力量》的文章的一部分。他写道，依靠武力征服别人是徒劳无益的，同时又用不那么明白事理的口吻说："在人类的种系之中，白种人是注定的征服者。"值得歌颂的征服，都得靠心智战胜武力而取得，如水手用智慧战胜狂风："当风神埃俄罗斯宣布他的法令时，没有直接违抗命令的。"在文学作品中，像雪莱那般了无拘束的想象，想出的只能是含糊不清的东西；文学需要的是战胜自我，是克制："然而，当诗人在视觉、语言以及感觉上的天赋--伟大而绝妙的一靠着警惕和小心而受到抑制，不至于走到极端时，真实而高尚的精神才能小心翼翼地达到崇高庄严之境，以更大的恐惧、更大的惊异和更大的敬畏涉足其中，以卑微的目光探视那些原本朦胧、现已充满光明的地方，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向人们阐释他们眼睛看不到的那些神奇景象，在树叶中，在花丛里，以此来慰藉他们，加深他们的敬畏感。"作者在一步步走向玄妙深奥：人类的理性应该是"easta，pacifiea et desusum"，他还预言，有朝一日，将会有一次新的善良的征服。当时的乔伊斯十六岁半，他想给他的教授留下印象的是他文章的节奏，而非他的离经叛道。他这一篇早期文章的风格很可能模仿的是罗斯金。他在罗斯金1900年1月20日去世时，写过一篇题为《野橄榄花冠》的文章纪念他。"关于"武力"的那篇文章尽管是模仿之作，但文中表现的对暴力的仇视伴随了乔伊斯一生。乔伊斯进入大学学院以后，他们家的搬迁更频繁了。1898年时，他家住在费尔菲尤区温莎道29号，一处相当舒适的二层住宅，他们在那里至少住到了1899年5月；后来他们搬到了修道院道，和一户姓休斯的人家暂时合住一套房子；1899年末，他们在费尔菲尤的里士满道13号租了房，是一处较大宅院的一部分；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900年4月；再一次搬迁，是在5月，房子位于费尔菲尤的皇家台地8号，是接出来的一套房。房子与一个女修道院只隔一道墙，他们能听到一个发了疯的修女的尖叫声；乔伊斯在《写照》中对此有过描写。他们在此住到1901年，然后：叉搬到了和北环路相接的格伦加里夫广场32号。在贝尔弗：迪尔时，一个叫威廉法伦的同学就曾经问过乔伊斯，他们怎么总是搬家；"不过此时，乔伊斯的知识已经足以使他蔑视和抵制已非幼稚的势利态度。迫二当时的处境，他的父亲不得不学着和各色房东打交道：为避免由于不付房租而被赶走，他使用的一个妙法是：只要房东发善心，把未付账的房租收据给了他，他就主动撤离，这样的话，房东也就用不着花钱打官司了。房东一般都会同意，而约翰乔伊斯就可以拿着收据给别的房主看，说服人家让他们搬进还有一招，可能在他从修道院道那所两家合住的房子搬走时用过，那就是他们两户房客互相交换收据，就如同他们是对方的房东一般；通过这种把戏，他们被房东赶走的事实就被隐瞒，而两户人家又都能找到新的住处了。每当搬家时，乔伊斯家就租一辆平板车，尽可能地把家具什物都堆上去，剩下的就自己拿。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回忆说，一开始需要两辆平板车，可到后来，一辆就足够了一次次的搬迁过程中，家里的画像总是用手拿着，避免损坏，可是，就是这些画像也不是总能逃脱跟随各种家具纷纷进入当铺的命运，当铺老板就是那位走起路来就像个女皇的麦吉尼斯太太。艾尔弗雷德伯根有一次看见约翰乔伊斯在对着一些画像频频点头，一副悲哀的样子，有几个人正要把那些画像拿走。他说："乔伊斯家的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走了。"不过，他后来还是凑到足够的先令把那些画像赎了回来。处理食品的账单，他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招数。他们全家靠从几个食品杂货店赊账维持生活，而那些店主也全都指望着至少能收回一小部分债务来维持生计，可他们愚蠢地允许债务越积越多。有一次，约翰乔伊斯在戴维德里梅父子银行领到了每月的退休金，他的女儿梅布尔劝他把一个杂货商的赊账还清，把酒戒掉，振作起来。杂货商急不可耐地收了钱，随后就把他的户头给封了。约翰乔伊斯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把账单付清了。"无疑，他遵守了自己的誓言。他的长子饶有兴味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形。叙述得毫无戒心，一片坦诚。他对尤金希伊说，当他进入大学学院，填写父亲的职业时，他写的是"参加竞赛"，因为约翰乔伊斯总是想望在某次答题竞赛中获胜，从而发一笔横财。对于儿子在大学里不能继续在学业上得奖，约翰乔伊斯耿耿于怀。他常常问他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搞新闻，当律师，还是做医生，但他什么也不说。他对儿子又是刺激又是奚落，可是没有一点结果。他们俩对家中的处境都不做什么谋划；家是无可救药了，他们对家也都漠然置之，而儿子要比父亲更容易办到。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紧张，因为詹姆斯乔伊斯一般到了晚上才能见到父亲，有时，他们都很晚也不回家，约翰泡酒馆，詹姆斯和斯坦尼斯劳斯、伯恩或是科斯格雷夫散步，两人连面都见不着。第二学年，即1899--1900学年，是乔伊斯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年。1899年10月9日，他提出要在次年一月为文学与历史学会会员宣读一篇题为《戏剧与人生》的论文。"这个学会和学院本身一样，是由纽曼创立的，现在依然存在。在1891--1897年，学会的活动曾经出现断档，是斯凯芬顿在1897年振兴了学会并担任它的第一任审计员和主要召集人。1898年，凯特尔接替了他。凯特尔说协会"使我有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地方"。"但是，校方不能容忍公开谈论敢治，所以，演讲的题目常常是关于文学或社会的。乔伊斯在入学的第一学年即1898--1899年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1899年2月18日，他人选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并于3月21日被提名担任协会的会计，但选举时被"雄辩小子"L．J．沃尔什击败。1899年1月14日的一次辩论会上，乔伊斯和凯特尔在辩论"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英语文学已进入低潮"这一议题的辩论会上担任反对派。一个月后，2月11日，休博伊尔肯尼迪宣读了一篇不合时宜的论文，题目为《战争机器，国家的需要》。肯尼迪是个一本正经的年轻人，约翰乔伊斯说"他的脸像被鞭子抽过的小孩屁股""。后来他成了爱尔兰自由邦的首席法官；乔伊斯站了出来批评肯尼迪的论文，令人啼笑皆非地把耶稣的八福词给译成了军事术语。"在《尤利西斯》中对此"英国式八福词"的记录为"啤酒、牛肉、买卖、圣经、恶狗、战舰、鸡奸、主教"，"大概就是拿他当时的话加工而成的。然而，特别触动他的是阿瑟克列利在2月11日宣读的一篇论文。克列利是个相当风趣的学生，后来成了一个积极的民族主义者。他那天谈论的主题是"剧院的教育价值"。那是一场普普通通的讨论，但是却把乔伊斯给激怒了：克列利谈到"现代舞台已被确认的堕落"，声称"亨利克易卜生的影响是恶劣的"，竭力赞美希腊戏剧，并以《麦克白》为例，主张复兴莎士比亚戏剧。他说："我认为，剧院在使我们受到影响和得到娱乐时，其最终目的应该是表现崇高的东西0y Sl他的这些观点都与乔伊斯的观点格格不人。乔伊斯对论文进行了评价和攻击，而他对易卜生的全力支持在学生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可是这些学生一一也许包括克列利在内--却根本没有读过易卜生的剧本。这件事乔伊斯的母亲也听说了。按《英雄斯蒂汾》的叙述，她不好意思地问儿子易卜生属于哪一类作家。他立刻拿来一些易卜生的剧本给她读，令人吃惊的是，她经受住了考验，得出的结论和儿子一样，易卜生不是一个伤风败俗的作家。就连约翰乔伊斯也感到迷惑了，这可是自他们结婚以来第一次看到妻子读书，于是，他也拿起一：本易卜生的《青年同盟》读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放下书同意易卜生确是没有什么危害，可就是烦人。"乔伊斯在写《戏剧与人生》一文时可谓全神贯注，小心谨慎。他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文章都与戏剧有关，他与斯坦尼斯劳斯逐条讨论他的观点，而斯坦尼斯劳斯则提出有益的反驳意见。论文完成后，他交给了审查员克列利，克列利又把文章交给了协会主席。德拉尼拒绝让乔伊斯宣读。自从登普西在他的文章中发现异端邪说实例以来，这是乔伊斯第一次与审查制度发生冲突，他马上找到德拉尼神父表示抗议。"德拉尼没想到他会这样进攻，就说他的论文把戏剧的道德标准降到了最低点；但乔伊斯又拿出阿奎那的那句宽容的名言为自己辩白，说美的东西是那些看过后给人以愉悦感的东西。他提出要借一些易卜生的剧本给德拉尼看，并且确实这样做了。主席决定不压制他的反对意见，但是大概有几个思想正统的学生被授意抨击乔伊斯。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文章观点高明，乔伊斯大胆地给《双周评论》的主编w．L．考特尼写了封信，问他是否想要一篇全面评价易卜生作品的文章。文章宣读的那一天，考特尼的回信也来了；他不需要全面评价的文章，但对易卜生的新剧《当我们死而复苏时》的评论可以考虑。"1900年1月20日，乔伊斯在这封回信的鼓励下来到物理讲堂宣读自己的论文。那天，马格尼斯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教授在他参加年中联考时就已经知道他的本事。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说，他宣读论文时"语调平稳"；而他自己则在《英雄斯蒂汾》中颇为自负地写道："他镇定自若、条理清晰地读着文章，在乎淡低沉的诵读中，表现的是刚毅不拔的思想。"还说结尾几句读得"铿锵有力"。"他决意尽可能简单明了地阐明自己的立场。他首先拿希腊戏剧开刀；克列利对希腊戏剧是照例赞扬的，可乔伊斯说，它已经发展到尽头，原因是演员必须遵循雅典式舞台的各种限制条件。至于下一个伟大的戏剧即莎士比亚戏剧，那也已经死亡，只是"对话式的文学"。当代之前的其他剧作家，高乃依、梅塔斯塔齐奥、卡尔德隆，玩的都是幼稚的情节把戏，不足挂齿。乔伊斯心中想着魏尔兰的话"其他一切都是文学"，提出戏剧不能和文学混为一谈。文学表达的是不断变化的个人怪癖，而戏剧表达的是人性的不变法则。说来仿佛不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只有"新"剧作家才能感知何为不朽，并能作出恰当的处理。乔伊斯说，我们必须"弃绝言不由衷的说教"。他还用嘲弄的口气规劝他听众中的那些爱国者："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让我们以自由人的姿态去进行批评吧。"这一恳求巧妙地影射了维多利亚女王即将对都柏林进行的访问。如果我们不是一味地重复别人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会立刻明白《麦克白》(克列利所谓的真正伟大的典范)和《建筑师》"各自的等级"所在了。乔伊斯说，创造戏剧的艺术家应该扬弃自我，在蒙着面纱的天主面前，在亘古不变的真理面前，保持中立。乔伊斯把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flecuu8 iudicato teaum"用到了艺术上；艺术家的责任，不是去追求合乎什么宗教道德j表现美丽或理想，而是应该真实地表现基本法则；可以如瓦格纳的歌剧那样以神话的形式来表现，也可以用真实的故事来表现。乔伊斯的总结语既直截了当，又有华丽文采，是二者不可思议的结合：我们可不可以把生活--真实的生活--搬上舞台呢?外行们会异口同声地说，不可以，因为这样不会吸引观众。多么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帕尔纳索斯山和城市银行分割了小贩们的灵魂。确实，如今的生活常常沉闷无聊，令人不快。许多人都像那个法国人一样，认为这个世界太老了，他们来得太迟了，他们渺茫的希望，麻木的怯懦，不折；不扣地表现着那最后的虚无和百无聊赖，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不堪重负。在警察警惕的目光下不可能出现史诗般的野性和激情，林荫大道上的时装潮流已经消灭了骑士风气。没有甲胄叮当作响，没有武侠之容光耀眼，没有挥帽欢呼，没有喧闹作乐。浪漫的传统只是在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中得以保留。然而我认为，即使是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之中，也可以抽出戏剧的精华。即使是最为平庸的寻常之物，生活中最无生机的东西，也可以在伟大的戏剧中占有一席之地。梦想回到过去的好时光，用那时的冰凉石器为我们充饥，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我们所能接受的生活必须是我们亲眼所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也必须是我们在现实世界所接触的，而不是我们在神仙世界里见到的。人人身临其境的这台人间大喜剧，为真正的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昨天如此，过去的年代一直如此，今天也仍然如此。形形色色的事物如同地壳一般在发生着变化。他施之舟的船板正在一块块分解，或者早已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吞噬；时光已穿透了霸主的碉堡；阿米达花园已经树木全无，一片荒芜。但是，不朽的激情，不朽的人性的昭示无处不在，它们才是真正的不朽之作。不管是在风云际会的英雄时代，还是在如今的科学时代莫不如此。在柔和灰暗的光线中，以隐秘的情节展开故事的《洛亨格林》不仅仅是安特卫普的一个传说，而是一出人间戏剧。《群鬼》一剧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客厅，此剧的重要性具有普遍意义，这是乾坤树上不可分割的一枝。乾坤树根深蒂固，但透过它那高大的树冠，则是苍穹之上的繁星闪烁。许多剧作家也许与此类神话传说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认为他们惯常使用的素材就已经够用。但是，如今，当我们站在山巅，前瞻后顾，在寥廓天空的深处寻求那虚无缥缈的领域；看不到远处那辽阔的天空，并且路途布满荆棘时，我们或手执一根斑痕累累的木棍供登山之用，或身着华美的绸服抵御迅疾的山风，这些又于事何补?了解我们所处的真正位置，越早越好；我们会更早地振作起来走上正途。与此同时，艺术，尤其是戏剧艺术，将会帮助我们创造安宁，使我们更能洞察人生，预知未来。艺术之石将被建成有着干净漂亮窗户的房屋。"在我们这个社区中你准备做些什么，赫塞尔小姐?"勒伦德问--"我将放进来新鲜空气，牧师。"--洛纳答道。"这是乔伊斯在早期对其动机与方法最为有力的阐述。他为当代题材辩护，对瓦格纳式的神话感兴趣，反对因循守旧，坚信生命的法则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永恒的这表明，他已经准备把真人真事与虚构的东西相融合，如在《写照》、《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后事》中那样，各个年代发生的事都合而为一。此后。在他的美学理论系统中，对戏剧高于其他文学形式的观点又有更新的发展。并且如果说他只发表过一部剧作的话，那么他还是把他的所有小说都写成了戏剧化的小说，还是坚持了他的原则。论文的结尾，他用的是易卜生的《社会支柱》剧中第一幕的最后台词，念完后，他遭到了包括克列利、肯尼迪在内大多数人的攻击，几乎被一片指责声淹没。马格尼斯做了总结发言，他也表示不赞同，但语气较为温和。他们的批评在《英雄斯蒂汾》中有概述：有人说埃斯库罗斯"是个光耀千古的名字"还说"希腊戏剧的生命力将超越许多文化"。另一个反对者说，这篇论文是反宗教的，也没有意识到宗教对于艺术情调的培养作用。易卜生的戏剧写的是下三烂；当乔伊斯所"欣赏的那些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过世或被人淡忘后，《麦克白》将美名永存"。最后，尽管乔伊斯提到了自由的爱尔兰人民，但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把所有的赞美词都给了外国作家，没有一点爱国心。乔伊斯在《英雄斯蒂汾》中写道，斯蒂汾对批评者不屑回答，可事实上，大约在十点钟，当外面过道的钟声响起，表示会议讨论结束的时间已到时，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据尤金希伊法官回忆，他不看稿子发言至少半小时，对每一个批评者都作了答复。他充满自信的雄辩赢得了听众的尊敬和掌声。辩论结束后，有个学生拍着乔伊斯的背喊道："乔伊斯，讲得太棒了，不过你小子也真是疯了!"不久，斯凯芬顿就推荐他担任学会下一年的审计员，但他还是被休．肯尼迪击败，票数为15比9。乔伊斯用另一方面的成就补偿了他的失败，而这方面的成就是他的同学们既不可能左右，也不可能与他竞争的。他搞到一本易卜生的《当我们死而复苏时》法译本，写了一篇关于此剧的文章，这是考特尼建议他写的，说《双周评论》可能会接受。他满怀热忱地写了易卜生的沉默寡言和拒绝与自己的敌人交锋--这些品质也是巴涅尔所具有，他所钦佩的--他还信心十足地提出了他对易卜生的看法，而且对剧本内容也作了一个不很深刻的阐释。(剧的结尾是开始明白生活的前途多么广阔，这给乔伊斯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在《写照》第四章的结尾处也让斯蒂汾产生了同样的感想。)乔伊斯后来承认，文章写得不好，但已够得上发表的水平。1900年2月3日，考特尼来信说要采用这篇文章，不过要求乔伊斯删掉一段有损平内罗名誉的文字，引文要用刚刚出版的阿彻的英译本，而不用法译本。乔伊斯按要求做了修改。1900年4月1日，《双周评论》出版，当看到上面登有作者为詹姆斯A．乔伊斯的《易F生的新剧》时，同学们都很吃惊，十二几尼的稿酬更使他们惊羡不已，几个学生受到鼓舞，也效仿他投篇稿子，但都没有成功。现在，乔伊斯已经是在《双周评论》上发表过文章的人了，他的自信心获得了认可，使他更加超然离群了。然而，令他得意的还不是人们对他的羡慕，而是易卜生本人对他的赞扬。4月6日，易F生从克里斯蒂安尼亚写信给阿彻："Jeg ha ogsb．1aest-e11e stavet mig igennem e11 anmeldelse af M．James Joyce iFotnightly eviewsoe e meget velvi11ig og soe jeg vel skulde have lyst til attakke fofatteen fo desom jeg blot vat spoget maegti9．""4月23日，阿彻又把这信息转达给了乔伊斯："我一两天前收到了亨利克易F生的一封信，我想你会对他的话感兴趣的，他说： 我已经读了(或者应该说是逐字拼读出了)《双周评论》上登载的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写的评论，文章很有善意("velvil-lig")，可惜我的英语还不够好，否则我会亲自写信向作者道谢的。"易F生出乎意料的回信送到里士满街时，乔伊斯正和住在街对面的一个叫苏西．麦克南的姑娘玩。这就如同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时得了个碰头彩。他头顶鸿运进入了文学界。经过几天的沉思默想，他给阿彻写了回信：都柏林市费尔菲尤区，里士满道13号1900年4月28日尊敬的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写信，我是个爱尔兰青年，十八岁，易卜生的话我将终生铭记在心。第六章至第十章第6章：1900-1902易卜生来信之前，乔伊斯是爱尔兰人；之后，他就成了欧洲人。他决心精修语言和文学，他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十九世纪后期出版的有影响的创造性著作，要确切地说出哪一本他没有读过，不是件易事。这时他家里的人已经接受了他对文学的爱好；一次，一位客人在他家的客厅里注意到有左拉的一本书，责备乔伊斯的父母不该允许他读，他们说："吉姆可以读他喜欢的任何一本书。"不管家中果腹之食是否充裕，约翰乔伊斯都要给他钱购买外国书籍。下面这些书内都有詹姆斯的签名和1900或1901年的日期：豪普特曼的剧本(《汉内莱升天》)、易卜生的剧本(用挪威书面语写的《建筑师》)、魏尔兰的《厄运诗人》、于斯曼、邓南遮的《追求欢乐的人》、托尔斯泰的《教育的果实》、苏德尔曼(《蝴蝶之战》和《所多玛的毁灭》)和比昂松(《在我们权力之外》)作品的意大利译本。他对意大利语饶有兴趣，读过费迪南多保列里的作品，并对他所说的"语言的纯正"表示赞赏，1902年还读过福加扎罗的作品(《小小的新世界》和《小小的旧世界》)，而这时他已远离了罗塞蒂，他贬损罗塞蒂，说他是个"奶黄色的意大利人"。他还在继续但丁的研究，结果过了不久，奥利弗戈加蒂就顺理成章地把他称作都柏林的但丁了；他读过卡斯蒂利奥内的《侍臣论》后，变得文雅有余而(这是斯坦尼斯劳斯向他提的)真诚不足。他对福楼拜很感兴趣，据柯伦说，他喜欢《修女圣朱利安的传奇》和《圣安东的诱惑》，不太喜欢《包法利夫人》。对于斯曼的一番热忱过后，他开始抱怨了，说于斯曼的后期作品"越发不讲究形式，越发像滑稽戏"。他还和都柏林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相同，开始对神秘学感兴趣，他在他那本H．s．奥尔科特的《佛教教义问答》上标的日期是1901年5月7日；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认为他是在寻求另一个宗教作为替代，不过他很可能和叶芝一样而：不同于乔治拉塞尔，感兴趣的是象征性的写作手法，而非神智学对敬神的泛化。为了能阅读易卜生的原作，乔伊斯开始学习挪威语。他给朋友写信，引用《烙印》中的抒情诗句"阿格尼斯，我可爱的蝴蝶"时，用的就是挪威语。当别人赞扬易卜生那些广为接受的作品时，他却不屑一顾地说："连易卜生写的明信片都很重要，他写《玩偶之家》就更不用说了。"当他们对易卜生的思想表示出兴趣时，他却转而谈论起他的写作技巧，特别是那些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戏剧，例如《爱的喜剧》。虽然在这部戏中，艺术家为了去山顶生活，毅然放弃爱情和婚姻，这戏的主题也还是投合他的心情的。这时，他对欧洲戏剧界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认定豪普特曼是易卜生的主要追随者。因为豪普特曼新出版的剧作没有译本，为表示对他的敬意，乔伊斯开始学习德语，虽然德语是一直不为他喜欢和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读书的多样性。他既对抒情式的生动描述感兴趣，也关注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尽管他认为这种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有些过时。1901年，他买过一本乔治穆尔的《无用的财富》，还买过一本霍顿的《形象集》，这本不太厚的怪书是叶芝向他推荐的。《形象集》断然地把真实世界放在了后台，而《无用的财富》则试图把真实世界放在前台。豪普特曼的《汉内莱升天》比上面两本早买了几个月，书中把自然主义背景和汉内莱父母的鬼魂放到一起描述，由此可以看出《尤利西斯》中《喀耳刻》一章的雏形；汉内莱幻想的人物同样出现在台上，同鲜活的乡间民夫一样实在。在1900年，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乔伊斯也在急切地寻找风格，为此，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法语，也许一年前出版的阿瑟西蒙斯的《文学领域的象征主义运动》也是原因之一。他开始翻译魏尔兰(已于1896年去世)的作品，并把他的许多抒情诗都背了下来，后来在巴黎和温德姆刘易斯一起上咖啡馆，还向他们偶然遇到的几个姑娘背诵过这些诗，刘易斯觉得很好玩。他还考虑过给某个杂志当法语记者，并给一本新杂志的主编写过自荐信。可能他的打算是让在勒阿弗尔的一个记者把新出版的书寄给他。主编同意了他的建议，不过告诫他说："请写得少而精。"9但这个杂志没能办成。乔伊斯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他准备动用《双周评论》寄给他的那笔钱了，即关于易卜生一文的稿费。1900年5月，他邀请父亲和他一起前往伦敦，大方地从那十二几尼稿费中留出一镑给乔伊斯太太作家用后，他们就从国王镇出发了。约翰乔伊斯一路上和几个死板执拗的英国人谈布尔战争吵了一架，热闹极了。他们在伦敦找了个提供膳食的住处，很便宜。约翰乔伊斯给一只眼失明的女房东取了个"：独眼女怪"的绰号，乔伊斯把这事记在了心中，后来派上了用场。他们晚上大多上剧院和音乐厅，他们在《蒙娜丽莎》和《死城》两出戏中看到了埃莉诺拉杜丝的：表演，乔伊斯可能是渴望成为她所爱慕的邓南遮第二二，写了首赞美她的诗寄给了她，不过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设法搞到一张她的照片，放在了家里的书桌上，一直都对她充满了敬慕之情。"在那几天中，他作了几个正式的访问，其中《T．P．周刊》的T．P．奥康纳那里是父亲陪他去的，目的是想试探着在新闻界谋个差事。奥康纳认为詹姆斯年龄太小，他们俩都没有灰心丧气。"他还拜访了《双周评论》的主编考特尼，主编也对他的年轻感到吃惊。他写信给阿彻，请求拜见，刚开始，阿彻写了封冷淡的信问他有何贵2F；当他向他提起他们之间有关易卜生的通信后，阿彻亲切地邀请他在皇家军人俱乐部共进午餐，"吃的是野鸭。"阿彻是第一位因故注意到这个意志坚定的年轻人的重要文人，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将给他可贵的支持。约翰乔伊斯父子高高兴兴回到爱尔兰时，兜里的钱只剩了两便士，15詹姆斯还玄妙深奥地对斯坦尼斯劳斯说："人生的批判，在于音乐厅，而非诗歌。""打破旧观念，建立新观念，他乐此不疲，并且，别人以为他会视作平凡与粗俗而加以口诛笔伐的东西，他却始终乐于发现其中的价值。1900年夏天，约翰乔伊斯被雇到马林加整理选举名单，他是带着詹姆斯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去的。"马林加位于爱尔兰中部，乡村气息远比都柏林和科克浓厚，在国内，詹姆斯原来只了解这两个地方。看来乔伊斯很喜欢和当地的居民说些怪话，例如"我对于我自己头脑的兴趣，超过我对整个国家的兴趣"。"他还对他们与英国为敌的野蛮行径(他庄重地这么认为)予以谴责。他很可能曾经打算以后要详尽地描述在马林加的经历；有两篇"显形篇"是来自那里的灵感；在《英雄斯蒂汾》中，他把斯蒂汾放在了马林加描写；在《写照》中，他没有把这段经历写进去，而是把斯蒂汾的辩论都局限在了他的大学圈子里。不过，他还是用上了他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如菲尔肖的照相馆，在《尤利西斯》中，他把米莉布卢姆安排到了这个照相馆工作。在马林加期间，乔伊斯无所事事，于是他自命不凡地要写一个剧本。剧本取名为《光辉的事业》，自认为作品以及自己都很了不起，他在作品的题献页上写下了如下题辞：把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献给我的灵魂"这是他题献给人的唯一作品。写这个剧本他没怎么费力，改动很少。当写完拿给父亲看时，父亲正坐在床上。约翰乔伊斯从写有书名的一页翻到题献页便惊呼起来："圣保罗呀!""八月末，约翰乔伊斯带着他的孩子们回到都柏林皇家台地8号。8月30号。詹姆斯从这里把《光辉的事业》寄给了威廉阿彻，他在附信中写道："我急切地想听到您对它的评判。"21从斯坦尼斯劳斯对剧本的描述和阿彻的批评信中，可以看到剧本是个什么样子。2和《人民公敌》中的斯托克曼一样，作品的主人公是个年轻医生；乔伊斯本人当时正在考虑医生这个行当，这一想法一直维持了三年多，不过他从未全心全意。医生在追求艺术成就的时候表现得冷酷无情；但对医生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他找了个更有利于自己事业发展的女人为妻，背叛了一个叫安吉拉的女人的爱情。这一招的结果是，他当上了市长。一场瘟疫发生了，这和斯托克曼医生遇到的污水问题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市长不得不与之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获得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的帮助，她组织了救援病人的工作。在戏的第三幕，瘟疫被战胜了，人们欢呼雀跃。向市长表示感谢的活动开始了，这时，市长遇到了一直在暗中帮助他的人，原来她就是安吉拉，现已嫁给一个妒夫。最后一幕，即第四幕，写的是安吉拉和市长私下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讨论。市长发现，自己的光辉事业现在已经变得黯然失色；安吉拉痛苦地离他而去，这时，一个仆人上台告诉主人吃饭时间到了。读者会忍不住大喝一声，借用《芬尼根后事》中的一句话，那就是："易卜生式的荒谬!""威廉阿彻耐着性子很认真地看了剧本，随后给乔伊斯写了封对他帮助极大的长信：W．C．南安普顿街，弗农公寓2号1900年9月1513乔伊斯先生足下：我终于抽时间读了你的剧本。剧本让我很感兴趣，但是，也更令我伤脑筋--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看来你很有才能--可能还不仅是才能而已--但是我不能说这个剧；#是成功之作。对于舞台表演--至少是商业性的舞台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无疑，你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即使单单地把它看作一部戏剧诗，我也不禁要说，背景对于主题来说太大了。故事在最后一幕变成了一出狭隘的爱情悲剧--几乎成了一出二人对话剧--但是为了表达那个主题，你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瘟疫的离奇画面，在这，一画面中，读者一--至少有一个读者--根本找不到你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为了给剧本的广泛性找到根据，我曾试图在第二和第三慕中读到某种精心构笳的象征手法 佃县 如集你右排行芏种鱼左下性描写的意图，可惜我没看出来。也许整部戏就是一种很好的象征--不过我不擅长阅读晦涩难懂的文字。另一方面，你肯定具有驾驭轻松自然而有效的对话的天赋，并且具备。一定的舞台想象力。保罗和安吉拉的那一幕构思奇特，很有分量，但是这样的一幕需要有具体的前衬或是后托才能起作用。总而言之，我觉得你目前还不具备生动刻画人物的能力，所以不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和激发其想象力。其实，妨碍你在这方面发挥的原因是你放在舞台上的角色太多了，恐怕连莎士比亚也不能把他们都写出个性来。到第一幕结束的时候，我还不能区分你的角色。至于让我去猜测戏的主旨是在保罗和安吉拉之间"爱情的苦恼"，我还不具备这样的悟性。可能你会说我显然读得还不够专注。可能是吧--但能否激发我专注地去读则是你的任务。确实，直到第三幕我才搞清楚剧中的角色。我坦率地告诉你我的感受--无疑，也许其他人会有更敏锐的理解力，可是一个你什么时候都需要了解的问题是，你的作品对一个完全友好的读者产生了什么效果。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意认真从事戏剧创作，如果有意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作为练习，要选取较小的场面，剧中的角色有五六个就够了，但要有设计明确而栩栩如生的性格。要是你能拿出这样的作品给我看，我至少能对你的才能作一个公正的判断。就目前来说，你使我感兴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你也让我感到困惑。如果你不觉得我让你扫兴而愿意再另外寄给我戏剧方面的作品的话，我还是很乐于拜读的。威廉阿彻谨启手稿我将于星期一寄还。无疑，阿彻关于剧本不成功的论断是正确的；然而，某些缺点有朝一日可能会变成优点。积累起一个庞大、混乱的场景，而目的在于最终将焦点落在孤立的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上，正是《死者》、《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后事》用的手法；把短期间已经向悲剧的高潮发展的生活，结束时又还原其枯燥混乱的状态，这是《都柏林人》的创作手法。也许这个剧本在这些方面所展示的，正如阿彻所承认的，"可能还不仅是才能而已"。乔伊斯回信对阿彻的批评表示感谢，同时情绪极为低落地说，他本人也不喜欢这个剧本，不过，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当然，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没有说，斯坦尼斯劳斯认为阿彻会感到恼火。幸运的是，他并未因此见怪。詹姆斯把剧本留了一段日子，但在1902年，他把它给毁了。"他这时在进行着好几项计划。除了那个话剧外，他还写了一部名为《梦话》的诗剧，整部剧只有一首歌中的一节被偶然保留了下来：在宁静的黄昏倾听恋人的呼唤，聆听吉他的缠绵!姑娘，美丽的姑娘抓起斗篷意匆匆美发飘出阵阵香沁入恋人心脾中他还写过一组诗，其中一些是对罪孽的悲叹，另一些是祈求欢乐，名为《阳光与黑暗》。他弟弟保留下来的片段26大多属于黑暗而不是阳光。这些诗具有拜伦式的风格：坐在喧哗的人群当中，我与他们尽情玩闹；像他们那样，放浪形骸，我一身轻松，高声呼叫。我已与粗卑庸俗为伍，它那堕落之吻，是我抹不掉的印迹，我卑躬屈膝，吃的是嗟来之食，天赐的残羹令我垂涎三尺。人人都能看到，他情人的美丽以及肉体的短暂使他疯狂。噫，心中的人儿我的爱，千金散尽为你欢；你纯洁无瑕太招摇，我情疯狂意迷乱。人言肌肤虽亮丽，终如草木叹凋零；炉中木炭熊熊燃，终将熄灭成灰烬，呜呼!他精辟地预言了罪人头目的死亡和毁灭，并且显然说的是他本人：在你黑暗的人生中，没有爱情，没有朋友，没错，这里，已是尽头。没有人来吻你这臭皮囊，啊，该死，下流!上天无言，诅咒你孤独寂寞，这是上天莫大的意志，为了正义，你将被抛向狭窄的坟墓，这是你伤心痛苦的劫数。但是，诗中也流露出对死去的敌人的同情："equiem etenam dona ei，Domine"，默默无言，我垂头哀叹，因为我曾经仇恨他--那泥土造的可怜生灵：伫立在他的停尸架旁，我追忆往昔，嫉妒、残忍的思绪洞穿阴翳黑暗啊，名字对那神圣、骄傲的名字，发出天使的呼喊，发自沦落的天使群，重重火焰，为此结局我曾仇恨他--就为这样一个结局?最后几行表明，他曾经仔细研读过叶芝的《伯爵夫人凯瑟琳和各种传说与抒情诗》，在这本书中，对上帝和众天使的描述，和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在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中他们振翼升腾，飞越重重火焰又像暴风雨一般，呼喊那神圣的名字,另一首诗中的巫婆安息日，使人想到叶芝的小说《律法书》中狂欢舞蹈的场面，这部小说乔伊斯能整页整页地背诵：勰我吟诵着高尚的圣歌来参加他们的节日荡来荡去间，夜色已深欢快问，头发生出魔力飞扬中，火花闪闪欢乐问，星光灿灿惹眼的手臂，放下又抬起女巫们在地上舞翩跹精心编织你们的魔网有的柔顺整齐，有的乖张凌乱黑色如冬日的荒地金色如绵绵细雨伴随着潺潺流水般的乐曲她们的舞蹈形成令人目眩的图案她们挥舞的胳膊汇成一片光辉闪耀的和谐他们头戴金色新月角儿尖尖，与月亮争辉另一首诗，同样荒诞不经：当你的臂膀拥抱着我，迷人的姑娘，远处传来撩人心魄的乐曲：我双眼紧闭与你共舞，似在梦中，远远离却我那忧患的世界。快啊快!大厅中竖琴声声飞扬姑娘，我真怕这是死亡之舞!更快更快!--啊，我头晕目眩，啊，我颓然倒地!远处乐曲悠扬，如怨如叹这首诗虽然荒诞，却和《妖女的维拉内拉》有着同样的思想背景，这是乔伊斯后来用于《写照》中的一首诗，不过，照斯坦尼斯劳斯的说法，29诗的构思、始予这一时期。《维拉内拉》和《祈祷》收于《一便士一首的诗》，诗中隐隐约约表达了对一个勾人心魄又使人堕落的女子的祈求。在许多方面具有极强自制力的乔伊斯，却喜欢这种被征服的感觉。好似在提醒我们，这些诗作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全部性格，乔伊斯还给我们留下一首《阳光》诗：让我们把一切忧患和疯狂都抛进风中，让我们在小提琴那老弦的聒噪乐声中，跳起欢快的捷格舞。世界是个没有答案的谜，令人困惑，令人厌倦的难解之谜。面对那十七个自认为睿智忧天的疯鬼：特拉拉，特拉拉。这些诗似乎断断续续不怎么连贯，因为这些片段是写在一些纸的背面，其所以偶然保存下来是因为乔伊斯或者弟弟斯坦尼斯劳斯想保留写在正面的东西。"如果这些诗所表现的不过是幼稚的诗才的话，当时他们对它们已经看不上眼还多少显示了一点判断力。1901年夏末，乔伊斯：吧他的诗作整理了一个集子。诗的题目有《希望渺茫》、《最后的宁静》、《平凡的事》、《多情的诗人》、《熄灯礼拜》和《瓦尔基里》等。当时阿彻正在编辑一本有关当代诗人的书，乔伊斯就把这些诗寄给了他，还是一年之前寄《光辉的事业》的方式。他还向阿彻推荐了一本小诗集，作者也是个爱尔兰人，名叫保罗格雷根，在他的抒情诗中，乔伊斯找到了知音。阿彻的书已经编完，但是，和从前一样，他给乔伊斯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这些抒情诗在内容上显得单薄；尽管这时叶芝和阿瑟西蒙斯正在创作一种抒发情绪的诗歌并为之辩护，阿彻却对这样内容空泛的诗不以为然。他向乔伊斯指出："目前，在你的作品中，性情的表达多于任何其他的东西。"这样的评价多少有些令人沮丧，尽管乔伊斯没有把阿彻放在批评家的高度去看待，但单单靠自己他还不能确定自己的诗是好是坏。他曾坦率地向斯坦尼斯劳斯承认，他对自己的涛没有把握的主要根源是，他无法与自己的同胞叶芝匹敌，叶芝的抒情诗《芦苇荡中的风》在1899年出版时，他曾经赞叹不已。不过，对自己的散文乔伊斯就没那么谦虚了，他甚至已经认为，即使超不过托尔斯泰，他也应该比乔治穆尔、哈代和屠格涅夫强。他认为，他写散文比写诗歌更能达到精细深奥的效果。于是，在1900--1903年间，他写了一系列别人称作"散文诗"的东西，但他拒绝把它们称为散文诗，因为他没有参照任何人的作品。他为这些东西想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描述性的新词--"显形篇"。对乔伊斯来说，显形并不意味着神灵的显现，即基督向"东方三博士"现身，尽管这对他心中酝酿的东西是个非常有用的比喻。"显形篇"是突发的"对事物奥秘的揭示"，在那一瞬间，"似乎最寻常之物的精髓在我们看来也是明晰发光的"。他认为，艺术家的职责就是去揭示，不是从神间，而是从人间，在偶然的、不经意的，甚至是不愉快的间歇中发掘。艺术家也许能"在粗俗的语言中或是姿态中，也许是在某种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中"发现"一种突然显示的精神状态。"有时，"显形"是"与上帝灵交"--这又是乔伊斯套用的一个基督教术语，他以他的倨傲不恭，赋之以世俗的含义。这些都是内容充实或是富于激情的时刻。有时，"显形篇"之所以有意思，又是由于另一原因，它能准确地显示难于忍受的经历究竟是怎么难受。乔伊斯认为，这两个层次上显示的都是精神状态。"显形篇"的文体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看起来像是用不熟悉的语言写的东西；它们的妙处就在于它们特有的简朴，拒绝使用任何明白易懂的手段，毫不妥协。有时，它们故意写得倾向于抒情而晦涩难懂。那些难于忍受的"显形篇"常常包含需要排除的事物，如废话和蠢话，往往用两三句话的对话就巧妙地表现出来了。例如，乔伊斯就曾毫不客气地描写过这样一个场面，大概是在卡拉南死后，在迎宾岛他姑奶奶的家中：在那窗户乌黑破旧的房屋的高处：窄小的屋中闪着炉火；外面已是黄昏。一个老妇正在忙忙碌碌地沏茶；她讲着种种变故：她的奇怪情况，以及牧师和医生都说了什么我在远处听到了她的话。我徘徊在煤堆间，徘徊在冒险之途基督!门外是什么?头颅--一只猴子，凑向炉火，凑向说话的声音来了：一个傻家伙。--是玛丽埃伦吗?----不，伊莱扎，我是吉姆。----噢噢，晚上好，吉姆。一一--你想要什么吗，伊莱扎?--我以为是玛丽埃伦以为你是玛丽埃伦呢，吉姆--"和《都柏林人》中的《姐妹俩》一文的写法一样，乔伊斯没有刻意追求效果，而是似乎听任它消失了。他在这里培植的这一技法，如今在现代小说中已经司空见惯了。这种写法显得高傲，同时却又是谦卑的，它既表示问题重要，又表现什么也没有标榜。它追求的是精确的表达，精确到作者如果插话评述将会形成干扰的程度。它没有矫揉造作表示要与读者亲密沟通，表示作者要对读者说心腹话等，然而使读者感到如果看不出那些言外之意，就会不舒服，有负罪感，不但享受不到乐趣，反而像是在接受审：剀。艺术家使自己和读者都听任材料的支配。那些比较畅通的"显形篇"有时是情绪忧郁的，不过也常能表现意外之喜。早期的一则"显形篇"描写和其他的不一样，是一次宗教经历。这一篇东西孤立起来看并不好，但如果放在某一语境中来看，可能会是很不错的。现在该走了--早饭准备好了。我要再祷告一句我饿了。可是我愿意呆在这静谧的礼拜堂中，这里的弥撒在宁静中开始，在宁静中结束愿您平安，神圣的女王，恩惠之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甜美，我们的希望!明天，以后的每一天，我都希望我能带给您某种美德作为奉献，因为我知道，您会因此而对我感到满意，现在，暂时对您说再见啊。美丽的阳光照在大街上，啊，阳光照在我心坎上!如果这确是事实，是乔伊斯的个人体验的话，很有可能是一种回忆，而不是其宗教情愫的再现。这是一个过渡，而表现他最终风格的一则描述了一个世俗的瞬间，后来他几乎没有任何变动地放在《艺术家写照》的结尾了，那也是对他的灵魂的呼唤，不过呼唤不是来自圣母马利亚：臂膀和声音的魅力--道路伸出白臂表示要亲密拥抱，而耸立在月光下的大轮船的黑色臂膀，是表示要给你远方国度的故事。它们张开双臂说：我们孤独--来吧。而那些声音也说道："我们就是你的同胞。"在他们扑动着他们那些欢欣鼓舞而有惊人的青春热情的翅膀准备飞翔时，空气中充斥了他们喊我同胞的亲情。这类昭示隐秘精神生活的"显形篇"，与一些梦境有关。这时的都柏林谈梦成风；叶芝和A．E．拉塞尔都对自己的梦有过记述，而乔伊斯的灵感很可能更多是来自诗人，而不是来自心理分析学家。他那些写梦的"显形篇"，最奇异的-个按他的阐释是关于易卜生的：对--她们就是那姐妹俩。用结实的手臂搅奶(她们的黄油很有名)的那个显得忧郁而闷不乐，另一个则兴高采烈，因为她如愿了。她叫莱莱纳。我认识他们语言中的动词"是"：--你是莱纳吗?--，我知道她是。但是，身穿燕尾服、头戴老式高礼帽的他出现了。他没有理睬她们：迈着碎步走过，燕尾服的后摆翘来翘去天哪!他怎么那么小!肯定是老而虚荣--也许他不是我所要好笑，那两个高大的女人竞争夺这么个小男人可是，这个人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说的话是普普通通的，而人与地点的飘忽不定像梦一般，他把这二者作了巧妙的对比，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怪异的，几乎是神秘的。乔伊斯明白这些速写的微妙处，他给少数几个人看过，他们也有同感。尽管这些"显形篇"显然不是成品，乔伊斯还有一段时间琢磨把它们编成一本小书，后来，在1904年，他终于想到可以把它们穿插进《英雄斯蒂汾》中，可以对小说的揭露和阐释起作用。但是在这一解决以前很久，它们就已经使他对自己的艺术使命感到有了把握，他在1901年3月用挪威语写给易卜生的信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都柏林市费尔菲尤区皇家台地8号1901年3月尊敬的先生：作为世界各地向您表示美好祝愿者中的一员，我对您七十三岁生日表示祝福。也许您还记得，当您的近作《当我们死而复苏时》出版后，在一本英国杂志--《双周评论》--土登过一篇表示欣赏的文章，作者就是我。我知道您读：过这篇文章，因为在那之后不久，威廉阿彻先生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您在几天前曾给他写信，信中说"我已经读了(或者应该说是逐字拼读出了)《双周评论》上登载的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写的评论，文章很有善意，可惜我的英语还不够好，否则我会亲自写信向作者道谢的。"(您看得出来，我对您的语言也不精通，但我相信，您能理解我想说什么。)您的信令我感动不已，其情难于言表。我是个年轻人，非常年轻，我竟然有勇气写这样的东西，您也许会觉得好笑。可是我相信，如果您回想您自己的大学生时代，像我现在这样，您一定能理解，在得到一个您极其敬重的人(就像我对您这样敬重)的一句褒奖时，对您意味着什么，所以您一定能理解我的心情的。我的唯一遗憾是，您看到的是一篇匆匆草就、有欠成熟的文章，不配得到您的表扬。也许文章中没有什么故意说的傻话，但我说得已经够多了。也许您的作品被毛头小子说三道四让您感到恼火，不过，我相信，您宁愿看到鲁莽毛糙的评价，也不愿看到不动声色的文人似是而非的评价。我还要说的是，我曾经在一所大学公开为您唱赞歌，在那里很少有人知道您，知道的也只是些模糊不清的认识。我还呼吁，在戏剧史上应该有您应有的位置。我已把我认为您的最卓越的品质昭示于人，在我看来，那就是您不受个人情感支配的崇高力量。您的次要优点--您的讽刺，您的写作技巧，以及您那管弦乐般的和谐风格--对这些，我也推崇备至。不要认为我是个英雄崇拜者，我不是。在一些辩论会等等场合，当我说到您时，我吸引别人的注意并不依靠乱叫乱嚷。但是，我们总是把最珍爱的东西留给自己。我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使我与您如此心心相印。令我骄傲的是，我能朦朦胧胧理解您的一生，我为您的斗争所鼓舞--不是为了物质的斗争，而是为了您在思想上取得胜利的那些斗争--您揭示人生奥秘的顽强决心，您对艺术界的一些清规戒律、对朋友们、对一些陈词滥调都漠然置之，而能凭着内心的英雄气概向前迈进，都使我倍受鼓舞。这一切我也都没有和他们说。而这就是我现在写信要谈的事。您在人间的工作已近结束，您已接近沉默。您的黄昏已经接近。许多人对这种事情发表议论，但他们并不了解。您仅仅；是开创了道路，虽然您到《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剧终并通过此剧表现了精神上的真理为止(因为我认为您最后的那部剧本方向不同)，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您力所能及的一大段。但我相信，更明亮、更圣洁的智慧之光--在前头。您曾经为年轻一代说话，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向您祝福--并不因为我卑微无名、您光彩夺目而低三下四；并不因为您是个老人，我还年轻而悲伤；既不无礼放肆，也不多愁善感--而是满怀希望和爱的喜悦，向您祝福。您忠实的 詹姆斯A．乔伊斯谨上克里斯蒂安尼亚阿本斯加德街2号亨利克易卜生先生这信是收信人会随手扔掉而写信人会归档保存的那种信；事实上，乔伊斯确实把信的英文草稿保存了下来。""更光明、更圣洁的智慧之光"来源于谁呢?有可能来源于那个年轻的写信人，可是，在乔伊斯心中还装着一个人--格哈特豪普特曼。1901年夏天，他和他父亲是在马林加度过的，期间他翻译了豪普特曼的两部剧作。第一部名为Vo Sonnenaufgang(《日出之前》)，"这部戏使豪普特曼在十二年前声名远扬，另一部名叫《迈克尔克雷默》，是豪普特曼的新作(1900)。乔伊斯要研究的是豪普特曼是如何开始创作的，以及现在的发展方向，他当时还能自认为是这两部戏的发现者，因为在当时，两部戏都未被收入海涅曼版的豪普特曼作品中。《日出之前》描写了一个满脑子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爱上了一个对自己不忠不义的朋友的小姨子；然而，当他发现她的出：身不好，有违自己的思想原则时，又把她给抛弃了。现在看来，这一主题有些因循死板，可当时却令乔伊斯很感兴趣，因为这部剧在另一地域(西里西亚)背景下处理了易卜生的《群鬼》中所反映的问题。还有，他仇视暴力，认为社会主义可能是医治暴力的良药。所以在戏剧中运用政治主题可能符合他的目的。他发现，因为他的德语水平有限，难于对付西里西亚方言；他把简单的段落译成爱尔兰乡村方言，但那些难的，他根本就译不出来，只好在译文中标上星号，表示此处有省略。两部戏中，《迈克尔克雷默》更对他的口味：剧中的父亲以及那个才华出众的儿子常常使他产生共鸣，父亲想让儿子献身艺术，而儿子则因为爱上一个女招待而神魂颠倒，直至毁灭。乔伊斯可能比大多数年轻人都更能感受到这种类似的威胁，好色带来的毁灭。这个自暴自弃的形象在他脑海中萦绕了许多年。除了想更多地了解豪普特曼和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外，乔伊斯翻译这两部戏还另有动机；他希望爱：尔兰文学剧院能上演这两部戏。他曾密切关注剧院在1899年5月演出的第一批剧目。除了《伯爵夫人凯瑟琳》外，演员们还演出过马丁的《欧石楠地》。这部戏说的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爱尔兰主人公的故事，表明剧院有可能遵：循易卜生的方向。1900年2月，乔伊斯曾去剧院看过穆尔和马丁的新剧《枝头弯了》，后来他写作《光辉的事业》的一些灵感就来自于这部戏的城市化主题。叶芝曾经说过，爱尔兰文学剧院既要上演爱尔兰剧作家的戏剧，也要上演：大陆作家的戏剧。1901年10月，乔伊斯很有可能正在准备提交星号俱全的豪普特曼戏剧译本，可是，令他感到沮丧的是，他听说下面要演出的剧目是讨厌的爱尔兰剧。其中有道格拉斯海德的爱尔兰语剧《卡萨德和休根》，还有一部名为《迪尔米德和格拉涅》，是叶芝和乔治穆尔由一部爱尔兰英雄传奇改编的，按乔伊斯的说法，是取自"爱尔兰神话的残光"。71901年10月14日上午，乔伊斯义愤填膺地挥笔写了一篇谴责剧院狭隘地方主义的文章。他把文章拿给了令他厌恶的休肯尼迪，他是一份新出的学院杂志的主编，杂志名为《圣斯蒂芬》。主编征求了顾问亨利布朗神父的意见，由于文中提到邓南遮的《火焰》，当时是在教廷禁书目录上的，神父拒绝发表。"听到这个消息后，乔伊斯怒气冲冲地去找院长德拉尼理论，而德拉尼却把责任推了个千干净净，拒绝介入此事。与此同时，乔伊斯的朋友斯凯芬顿也遇到了同样的冷遇，原因是他的文章提倡妇女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平等权利。乔伊斯建议，两人一同自费出版文章。由于他俩彼此都不赞同对方的观点，又都痛恨稿件审查制度，所以他们加了个前言，前言中写道："这两篇文章是受《圣斯蒂芬》杂志主编之约而为该刊所写，可后来被审查官拒绝刊登。现在作者将文章全文出版，各作者只对自己名下的文章负责。弗J．c．斯；詹A．乔。"1901年10月21日，他们来到一家名为杰勒德兄弟店的文具商店，文具店在学院外斯蒂芬草地的对面，承揽印刷零活。他们在这里花两镑五先令印了85本。59在斯坦尼斯劳斯的帮助下，两位作者把文章分发了出去，斯坦尼斯劳斯还负责亲手交给乔治穆尔的女佣一本。乔伊斯的文章题为《下里巴人之日》。"文章一开始就毫不客气地引用了一段话："诺兰说过，谁不憎恨下里巴人，谁就不是热爱真与善的人；对艺术家来说，尽管他们利用民众，可他们还是小心地把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忽视了诺兰，爱尔兰文学剧院就是在"巨怪"面前俯首听命，而不是如易卜生所说的与之抗争。对爱尔兰的暴民，"欧洲的最落伍的种族"，必须予以还击，而不能姑息养奸。剧院中没有出现一个在全欧洲具有影响的剧作家。艺术家们不是巨人，而是巨人的子孙。叶芝尽管才华横溢，却过分追求唯美主义，并且思想飘忽不定；穆尔在英语小说家中曾经一度享有殊荣，但他没能跟得上小说发展的潮流，小说已经从福楼拜的自然主义风格，通过雅各布森，发展到邓南遮的抒情风格。"但是，真理对我们是宽：k的。在其他地方，有人有能力去继承那个身在克里斯蒂安尼亚，来日无多的衰老大师的艺术思想。他已经发现了他的接班人，那就是《迈克尔克雷默》的作者，当他的大限之日到来时，还会出现另一个。甚至现在，那个时辰也可能已经站在门边。""两篇论文"的出版引起了不少的议论。没人知道诺兰是何许人。后来，乔伊斯对赫伯特．戈尔曼说："大学学院被这个人物搞糊涂了，人们猜想他是一位爱尔兰的古代酋长，比如像麦克德莫特或奥拉伊利那样的人。""有些学生认为那就是乔伊斯本人，后来还在《圣斯蒂芬》的一个专栏中把他称为"空想家诺兰"；其他学生认为，此人是塞西莉亚街医学院的看门人，他就叫诺兰。"那位诺兰说"当时成了一句流行语斯坦尼斯劳斯曾经劝他把此事澄清，说明实际上指来自诺拉的焦尔达诺布鲁诺，可乔伊斯回答说："应该鼓励那些门外汉去想想。"他还想象着当学生们最终发现谁是诺兰时，也许会去读他的一些作品。对多数读者来说，《迈克尔克雷默》的作者是谁可能也会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过还是比较容易解释明白的。乔伊斯关于易卜生的接班人的那最后一句话是根据《建筑师》第一幕的最后一句台词改的，这句话所含的暗示也产生了效果；他在希伊家因这句话而受到挖苦，当时他们正在谈论一件在都柏林发生的事。汉纳．希伊说："等着瞧吧，肯定会有大批大批人的。"斯凯芬顿插嘴道："当然会了，如我们的朋友乔克斯所说，下里巴人之日。"玛吉希伊接着有板有眼地说道："甚至现在，下里巴人也可能已经站在门边!"乔伊斯在一篇"显形篇"中记录了这几句对话，"他可能是想说明，在爱尔兰，所有的东西是如何贬值的。《圣斯蒂芬》对这篇文章的态度是从宽从严都有。阿瑟克列利用夏内尔的笔名，装作引用一份国内报纸《伊丽莎白时代》上的话，说乔伊斯"已经堕落了，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他学了太多的意大利或其他外国的东西，已经不再眷顾神圣的宗教，而是一心要把我们的戏剧引向歧途"。"一篇可能是肯尼迪写的社论，对乔伊斯的观点提出了更大的异议。文章指出，他所憎恶的那帮平民百姓是天主教徒，如果艺术妨碍他们的精神领域，他们是宁愿放弃艺术的。乔伊斯是唯一拒绝参加对《伯爵夫人凯瑟琳》提抗议的人，作者向他提醒，并且自以为是地得出结论："如果乔伊斯认为艺术家必须远离平民百姓，并且认为他本人也必须与道德和宗教的教导一刀两断，而人们的精神品质正是由这样的教导在神的指引下形成的，那么我们就要和他辩明是非。并且我们预言，任何一个向爱尔兰公众展示其艺术作品的学派，如果以此为准则，都会遭到失败"乔伊斯是两面出击，既打击了爱尔兰文学剧院，又得罪了那些由于不恰当的理由而不喜欢文学剧院剧目的学生。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山峰。尽管乔伊斯心情受到深刻的影响，可他不是像斯凯芬顿那样天天反抗的人。他接受他为自己找到的敌人，但并不把他们太放在心上。大多数下里巴人对他还挺好，超过了他内心希望的程度。克列利在《圣斯蒂芬》上随后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对他表示了尊敬，不过带上一点调侃打趣的意味；他不是贱民，而是"疯帽匠"，如下述文史学会一次辩论的一种记载："我请帽匠首先发言。"红皇后说。帽匠和以往一样，正在做着美梦；有人用针一下子把他扎醒了。他站了起来，开始发言。艾丽斯，仅有的一个人类，什么也听不明白，但料想他说的都没错，虽然多次提到易卜生、豪普特曼、比昂松和贾科萨。人人都说这是神灵之言，可似乎又没人真正明白这些话说的究竟是什么。另一篇文章报道了爱国律师约翰F．泰勒的一次演讲，文章说泰勒的风格可以和"我们春风得意的乔伊斯的风格"相比，"而其同情范围之广，后者尚需效仿"。文章还写道，在泰勒演讲时，"幻想家吉米和J．F．伯恩站在窗台上，神色之间似有难于出口的话要说""。这样的褒奖肯定是乔伊斯爱听的，因为泰勒是他尊敬的一个演说家。在学院之外的活动中，他好像：参加过1901年10月24日法律学生辩论社的会议，在会上，泰勒为爱尔兰语研究做了精彩的辩护。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对他这演讲作了加工。1899年10月，很可能也是出于对精炼语言的兴趣，乔伊斯旁听了对塞缪尔察尔兹的审讯。此人被指控杀害亲兄，为他辩护的是爱尔兰最雄辩的律师西莫布希，以及蒂姆希利。布希提到了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柙他的话也被乔伊斯加工后写进了《尤利西斯》："那一座凝聚着音乐的石像，那一个头上长角令人心悸的神性人形，那永恒的智慧与先知的象征，如果说雕刻家用想像力或手在大理石上镌造的那些灵魂超凡或是能使灵魂超凡的形象值得永生的话，它就值得永生。"但有个证人的证言乔伊斯也同样喜欢，那人声称目睹被告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走进那家，尽管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在布希的追问下，他说是从他走路的姿态认出来的："他走路像个裁缝。"(迈步有些内八字)。蔡尔兹谋杀案在《尤利西斯》中与莎士比亚被出卖一案具有相同之处，按斯蒂汾的推断，莎士比亚是被两个兄弟出卖的。为出去散散心，乔伊斯还常常到希伊家。他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小儿子尤金，希伊，这个小家伙很倒霉，1899年在文史学会首次发表演说时倒了嗓子。乔伊斯拉着他的胳臂走出大厅说："尤金，我对你越来越看重了。"理智的缄默胜过动辄夸夸其谈。这种亲切的行为在乔伊斯身上并不经常发生，可在他的一生中也有过几次，使那些认为他不会表达感情的人颇感意外。有一天，当他和尤金在巴涅尔街散步时，他用一种喜剧性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好心。有个乞丐向他们走过来说："行行好，给个铜子儿吧。"乔伊斯当时囊中羞涩，但他反问道："你想要一个铜子儿干什么呢?"乞丐说："跟您说实话，我想喝口酒，想死我了。"乔伊斯把自己最后的一个便士给了他，然后跟希伊说："他要是说想喝一杯茶，我就给他个嘴巴。"在希伊家人的眼中，他的幽默常常带有恶作剧的性质。一次，他在菲斯伯拉夫路遇到理查德和尤金，手里拿了个遮帘给他们看，还一本正经地说这条纹布上写的是梵文手稿；他准备把它拿去卖给三一学院那个研究东方语言的教授。正在这时，一个看小孩的女仆推了辆很大的婴儿车向他们走来，看到婴儿车中没人，乔伊斯就顺势跌坐到车中。他手中拿着他那还展开的手稿，坐在车中慢条斯理地问道："还往前走吗，小姐?""他很喜欢把妹妹们的谈话讲给希伊家的人听，比如她们关于慈母医院的谈话。"为什么它叫慈母呢?"一个妹妹问，另一个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因为那是你得辞别母亲才去的地方。"有时，他还为都柏林的雕塑编一些碑铭：汤姆穆尔的塑像位于学院草地，他站在那里，举着右手食指，乔伊斯的碑铭为："噢，我知道了。"而位于基尔代尔街上普伦基特主教的塑像，主教的手指放在额头上，一副绞尽脑汁的样子，他的碑铭就是："咦，我究竟把那个饰钉放在哪儿了?"1900年9月30日，希伊家的孩子们签了一份仿制协议书，上面有乔伊斯的名字，约定去参加1910年的巴黎博览会，如果到时博览会不举行的话，就去德国的上阿默高看耶稣受难复活剧。"他还参加了接替利奥十三世(死于1903年)的新教皇的模拟：选举。当时呼声最高的是红衣主教拉姆波拉。乔伊斯开始时扮演一个选举官员，当红衣主教们依次走进屋时，他有板有眼地念"拉一姆一波一拉"，"为的是投票时错不了。""如果你不会写字，"他建议说，"照着画就行。"点完选票后，他大声宣布："拉姆波拉，零票。"他的朋友几年后还对他宣布的这几个字记忆犹新。乔伊斯向红衣主教们行贿，让他们选他，并且被选上了；当别人让他赐予神恩时，他却道歉说他把神恩忘在手提箱中了。这些事情表明，乔伊斯从来没有放弃过玩这种毛孩子玩的胡闹游戏。玛格丽特希伊写过一部名为《丘比特的知音》的戏，写戏的灵感就来自于这些嬉闹游戏。1900年3月21日，这出戏在克拉夫顿街的x．L．咖啡馆的后面第一次上演，后来又于1901年1月8日在安提恩特音乐厅上演。弼乔伊斯饰演的是一个文绉绉的反角，杰弗里福蒂斯丘。他演得最出彩的地方是他的一段即兴发挥，剧中说的是民族主义者规劝爱尔兰人只买爱尔兰产品，当他擦火柴没擦着时，他随口插了一句："该死的爱尔兰火柴!"他的精彩表演博得了好评，《电讯晚报》的戏剧评论家J．B．霍尔撰文说，他的表演是"业余演出的新发现"。他还毫不含糊地说："要不是因为他太小，还不会模仿、剽窃，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使他没那么做，我们会说，他是在模仿以扮演霍特里而闻名的查尔斯马修斯和罗伯逊两个人加起来的演技，而且演得特别巧妙。""这片剪报后来在乔伊斯的钱夹子里保存了很久。《丘比特的知音》的成功上演，使得希伊家得以在一个圣诞节演出罗伯逊的《特权阶级》，也许就是为乔伊斯提供一个扮演霍特里船长的机会。许多年后，尤金希伊仍然记得，乔伊斯神态自若地照着镜子，边系领带边说："我不假装是那种特别好的人，也不是那种特别次的人，我想我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一般脚色。"乔伊斯在大学学院最后数月的平静生活，在1902年初突然因为弟弟乔治生病而受了影响。乔治感染了伤寒，他还不到十五岁，很受家里人的宠爱，特别是斯坦尼斯劳斯，他把他看作比詹姆斯更知心的伙伴。当他躺在床上遭受病魔煎熬的时候，就连约翰乔伊斯都动了感情，在晚上读书给他听。"乔治让詹姆斯唱歌给他听，听着哥哥吟唱叶芝的《谁与弗格斯同行》那忧郁的歌声，他会觉得好受一些。医生以为他康复了，就告诉乔伊斯太太给他吃什么都行；可是，他还接受不了她给他吃的固体食物，可能正是因为没吃合适，病又一下子复发了。于是就发生了乔伊斯曾经在其"显形篇"中描写的可怕一幕，后来。这一描述被插到了《英雄斯蒂汾》中：乔伊斯太太--(满脸通红，身体颤抖，出现在客厅门口)吉姆!乔伊斯--(在弹钢琴)干吗?乔伊斯太太--你对人的身体知道些什么?我该怎么办?有东西从乔治肚子上的窟窿里流出来你听说过这种事吗?乔伊斯--(大吃一惊)我不知道乔伊斯太太--你觉得，我是不是该叫医生来?乔伊斯--我不知道什么窟窿?乔伊斯太太--(不耐烦地)我们大家都有的窟窿这儿。(用手指)@詹姆斯跑向弟弟的房中想唤醒弟弟，可是没用了o641902年3月9日，乔治死于腹膜炎，詹姆斯自己后来也死于此病。在另一篇"显形篇"中可以看到一点两人之间的感情：他们都睡了。我现在要起来了他躺在我昨晚睡过的床上!他们给他盖了个床单，用硬币合上了他的双眼可怜的小家伙!我们常常在一起欢笑。他的体态很轻盈他的死令我伤心。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为他祈祷。可怜的小家伙!其他的一切竟是如此变幻莫测。三年后，他的长子出生时，他决定给他起名为乔治。乔伊斯将于六月份大学毕业。他成绩不错，足以顺利通过，可他并没有下功夫去争取什么出类拔萃。"他最后一年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写一篇论文上，那是他准备于1902年2月1日在文史学会上宣读的。他这次要论的不是欧洲人，而是爱尔兰诗人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1803-1849)，他曾给曼根的两首诗谱了曲。乔伊斯之所以选择曼根是想暗示，不管他对欧洲文学的涉猎多么广泛，他还是完全愿意在自己的同胞当中发掘实际存在的优秀文学的。他要说的是，尽管曼根是个民族主义者，却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冷落和诋毁，需要等一个有欧洲标准的爱尔兰人去重新发现他。如果说他两年前的论文《戏剧与人生》是挑衅和表白式的，那么这一篇则是启发性和抒情式的。"乔伊斯所作的发掘曼根的姿态，多少有些故弄玄虚之嫌，因为叶芝(他曾经在诗中声言，曼根连同戴维斯和弗格森都是他的文学前辈)和莱昂内尔约翰逊都在他之前就对曼根的作品表示过赞赏，并且在乔伊斯演讲前的十年中已经有好几个版本的曼根作品出版。但是在学生当中，曼根依然默默无闻，并且乔伊斯坚持说，他应该是在文学圣人之列的。五年后，他还曾不切实际地想让曼根受到意大利人的关注。后来，他又以同样的热情为另外一些默默无闻或被人遗忘的作家摇旗呐喊，如斯维福和迪雅尔丹。为了体现曼根的价值，乔伊斯的行文辞藻华丽，格调优美。通过这样的笔触，他想超过佩特，要再现"维多利亚科隆娜、劳拉和贝雅特里齐一一甚至蒙娜丽莎，许多人都在她那神秘的微笑面前驻足，她沉浸于遥远的恐怖和不羁的梦境，在她那奇异的肃静面前爱是无言的"。他的议论别人很难领悟，一部分是由于文体常很复杂，再则就是他在描述曼根不幸的一生并为之鸣不平的同时，他还希望创立一种爱尔兰艺术界需要什么的理论。他坚决反对把曼根说成是大烟鬼和酒鬼。曼根的一生贫穷潦倒，毁谤加身，去世时默默无闻，这正是一种可以预期的艺术家的一生。他对爱尔兰的悲哀和自己的不幸忧心忡忡，这些都很精彩，但是这些忧思并没有获得"圣洁的喜悦精神"的调解。将来的文学必须是曼根的浪漫想象与古典的活力和安宁的融合。乔伊斯文章的高雅之极的结束语虽然隐晦，却又是令人无法抗拒的：联手将生活变成卑猥而郁郁寡欢，并且将死亡视为灾祸，现在时间已到，一个有些怯生生胆量的入可以抓住地狱和死亡的钥匙，将它们远远地扔进深渊，高声赞美生命，因为那是拥有真理的不灭光辉而成为圣洁的，同时也赞美死亡，因为那是生命的最美的形式。在那些将我们都容纳在内的臣大系列中，在那个比我们的记忆容量更大而更兼容并包的伟大记忆中，没有任何生命会被遗忘，没有任何欢欣心情会被丢失，没有一个写了有价值的作品的人会是枉费心机的，唯有绝望的人和疲惫的人才会听不到智慧的朗朗笑声。否，即使是那样的人，难道不会通过痛苦的回忆，或是通过预测，从中明确崇高的根本目标，因而也能参与不断肯定人的精神的事业吗?这个演讲比《戏剧与人生》隐晦含蓄，像"伟大记忆"这样的词语是故意说得含含糊糊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对它，因为这记忆可以是上帝的，可是它有一种特殊的声音，事实上是从叶芝那里借用来的，而叶芝又是从亨利莫尔和神秘学派那里学来的。死是生的最美形式，又是另一种观念，这一观念尽管与基督徒的信仰并不矛盾，却让乔伊斯的听众感到别扭，同样情况的还有那个仿佛自相矛盾的说法"怯生生胆量"，以及先前提到的众神离开世界的脚步声。后来，他们在《圣斯蒂芬》中曾经嘲弄过他的说法，说虚无是存在的最高形式。乔伊斯记住了这句讽刺语，在三十三年后给女儿的一封信中用上了。"可是，听众有所不知的是，他实际上是引用了《迈克尔克雷默》中那位父亲的最后一段感人的道白，那是他低头看着自溺而亡的儿子的尸体时说的：有的人会感到害怕。可我却认为，拉赫曼，在这个世界上，人应该无所畏惧有人说，爱如死一样强大。但你可以大着胆子把这句话倒过来说：死如爱一样温柔，拉赫曼。我要说，死遭到了恶意毁谤。这是世界上最恶毒的欺诈。死是生的最柔和形式：永恒之爱的杰作他的目光落在贝多芬的蜡模遗容上，把它取下来，凝视着，继续说道我们在哪里登陆?我们会漂流到什么地方?我们这些被抛弃在这个无着落状态中的小虫子，为什么要向那渺渺无际的空灵世界发出喜悦的呼声?就像我们已经知道何去何从似的!你也为此而呼号i!但是，你知道吗--你?在那里没有人间的盛宴!那里也不是牧师的天堂，它不是这，也不是那。什么他向上天张开双臂它到底是什么?文史学会的会员们大多数都被他怔住了。基纳汉提议投票表示感谢，凯特尔附议。但是，：有两个人跳起来批驳他的论文。第一个是路易斯J．沃尔什，两年前他曾经战胜乔伊斯，赢得了学会金质演讲奖章。(乔伊斯在《英雄斯蒂汾》中对他的夸夸其谈进行了挖苦。)沃尔什指责乔伊斯缺乏爱国心，说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曼根是一八四八年的人物之一。接着，约翰E．肯尼迪粗鲁地要求他说清，曼根上瘾的究竟是威士忌还是鸦片。据《圣斯蒂芬》的会议报告，"帽匠的论文颇为有趣"，但是"通常听到贾科萨和帕拉切尔苏斯就惊恐万分的那些下里巴人，都以怯生生的胆量聚到了沃尔什一边"。会场上有人似乎记得，这个年轻人曾一度起立扬言，像迪斯雷利一样，有朝一日他会有他的听众的。"如果他真是这样说了的话，就不需要什么有朝一日了，因为《自由人报》第二天就报道说："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宣读有关曼根的论文，显示了他的才华，家普遍认为，这是学会宣读过的最优秀的论文，所以在他宣读完后理所应当地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一次，论文无可争议地出版了，刊登在1902年5月的《圣斯蒂芬》上。文章的出版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乔伊斯所反对的是恶俗的艺术和陈腐的伦理道德，而不是自己的祖国，除非祖国容忍这些现象。他毫无保留地阐明了自己的终身信念：文学是对人的精神的肯定。他的下一个问题是，在肯定人的精神的：过程中，人的精神究竟要怎样才能存在下去。他的父亲对自己在酿酒厂的经历：念念不忘，迫切地想从一身才气的儿子那里得到支持，他劝儿子在吉尼斯酒厂找个职员的工作。詹姆斯拒绝走这一步，倒是在父亲以前走过的许多别的路子中挑选了一条。他和朋友伯恩一起，于1902年4月到位于塞西莉亚街的皇家大学医学院注了册。作家以爱尔兰为病人，解剖，清泻，按说也可以称作内科医生。如此的关联诱使乔伊斯走向了医学这个不能实现的"辉煌的事业"。第7章：19021902年的都柏林，文学界是一派雄心勃勃、红红火火的景象。乔伊斯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叶芝和穆尔所取的方向表示怀疑，但在英语上，他佩服他们俩，其他任何当时写诗歌、写小说的都无法与他们相比。辛格已经开始他的剧本创作；五十岁的格雷戈里夫人在农民喜剧上展露出出人意料的本事；自身禀赋极高的乔治．拉塞尔正：在满腔热情地支持一群艺术同仁，其中包括帕德里克．科拉姆，"索伊马斯奥沙利文"等作家，如果说他们还不入流，可他们却年轻有活力。由斯坦迪仕奥格雷迪、约翰奥利里、叶芝、道格拉斯。海德等人发动的爱尔兰文学运动，使都柏林成了文化中心，尽管乔伊斯在小心翼翼地规避新文学的许多套路，可他还是在这股洪流中获益不浅。1902年夏，他决定到都柏林的文学界去露面。他首：危找的是乔治拉塞尔，拉塞尔平易近人，宽容大度，而且他和叶芝不同总是呆在都柏林。他当时三十五岁，在复兴运动的资深作家中年龄最小。叶芝当时三十七岁，穆尔和格雷戈里夫人同庚。拉塞尔的神秘论，以及他那满脸大胡子说话罗里罗嗦的样子，使一些怀疑论者觉得他很愚钝，其实，他非常聪明。他自己写的诗并非一流，可是也并非没有才气；他具有评判别人的锐利眼光和意想不到的批评能力。可能是一时心血来潮，乔伊斯在八月初一天晚上的十点钟决定拜访拉塞尔。敲没A．答应，他就在街上溜达，一直等到拉塞尔回来。当时已经是午夜了，可是乔伊斯不愿意放弃，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敲响了门，问这个时间造访是不是太晚了。"什么时间也不晚。"拉塞尔豪爽地回答，把他让进了屋。他们落座后，拉塞尔用疑问的眼光望着乔伊斯。因为乔伊斯似乎难于说明自己的来意，拉塞尔就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有头绪了吗?"还是没有。拉塞尔告诉乔伊斯，他的生活同高卢一样，是一分为三的：经济学、文学和神秘主义。乔伊斯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吗?不，不是经济学。终于，乔伊斯羞羞答答地说出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大胆攻势的一部分，他说：爱尔兰有可能会诞生一个神灵化身。他本来可能指的是他自己，可是，照拉塞尔的理解，他的言外之意是，看着主人的这副形象，坐在沙发上，搭着腿，舒舒服服地抽着烟斗，使他感觉不出化身就在眼前。尽管如此，他还是呆在那里与主人交谈了几个小时。他承认拉塞尔曾经写过一两首抒情诗，但他抱怨道，叶芝已经走到下里巴人那边去了。他还不屑一顾地把其他每个人都评论了一番。在拉塞尔的要求下，他朗读了自己的诗作，但在朗读之前他还预先表明，不管拉塞尔如何看待他的诗，他是不会在意的。拉塞尔认为他的诗有优点，但劝他从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中走出来，结论是(后来他回忆时还很感有趣)："要营造一个世界，你的内心还不够混沌。"他们还谈到了有关神智学的话题，但乔伊斯对神智学持怀疑观点，认为它是木忠的新教徒找的出路。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说过，都柏林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把所有的教徒都变成了后期圣徒。"而作为圣徒，他们在言行一致、圣洁、慈善等方面都比不上一个天主教的五流圣徒。"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有关神智学的一些话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循环、再生、神的接续，以及构成所有短暂宗教思想基础的永恒信仰。《芬尼根后事》把这些东西汇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半"神秘的理论"。拉塞尔以为他又为神秘学会招募了一个新会员，而乔伊斯说这是一个"古怪的误会"。如果《尤利西斯》的描述可信的话，拉塞尔后来曾经跟"一个访问他的美国佬"说过，乔伊斯"曾有一天在半夜之后去找他问心理意识的层次"。不过，如果拉塞尔误解了乔伊斯来访的动机的话，那么，乔伊斯的朋友们也同样误解了；他们认为这个年轻人不过是去嘲弄那个比他年长的人。拉塞尔在几个心理意识的层次上都是乔伊斯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他有满脑子涉及东方哲学的有用知识，并且通过他可以接触其他作家。谈话终于结束时，两人相约乔伊斯几天后再来。他已经成功地使拉塞尔感到了不舒服，拉塞尔在8月15日写给萨拉珀泽的信中承认："我在星期一还会与那个天才青年见面，我要对他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决不愿意当他的救世主，给我十亿金镑也不干。他会不断地批评他的偶像趣味不高。"他在写给托马斯莫舍的信中说："有个叫乔伊斯的年轻人，他也许会有所成就的。他同路济弗尔一样，傲气十足，他写的诗技巧完善，有的质量绝佳。"拉塞尔也和穆尔谈到乔伊斯，穆尔以前似乎读过《下里巴入之日》，文章并未使他产生什么反感。然后，不知疲倦的拉塞尔又写信给格雷戈里夫人，并把乔伊斯的出现通知了叶芝："我非常希望你与一个叫乔伊斯的小伙子见一面，我也半开玩笑地向格雷戈里夫人提起过他。这个年轻人聪明绝顶，但和我不属于一路而是比较接近你的那一派，或者说他更属于他自己的一派。但他具备所有智力上的才具--文化和教育，而这是我们所有其他那些朋友所欠缺的。我认为他写的散文质量惊人，而且我相信他还写诗，并且正在创作一部喜剧。他估计将花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写成，因为他写得很慢。穆尔曾看过这个年轻人的文章，他认为文章写得有悖常规，很巧妙。不管怎么说，我想你会对这个充满自信的：二十岁年轻人发生兴趣的。"就这样，如乔伊斯所愿，拉塞尔在几周之内就敲响了警钟。1902年10月初，叶芝来到都柏林。拉塞尔一年前就曾对他说过，把他们两人都看作平淡无奇的一代新人即将崛起，这时他又宣布："新一代的第一个幽灵已经出现，他就是乔伊斯。我已经吃了他的苦头，我想让你也尝尝。"叶芝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拉塞尔写信让乔伊斯到安提恩特音乐厅去见诗人，当时他正在那里帮助排练《胡里痕的凯瑟琳》以及其他一些剧目。9但是乔伊斯希望不被人打搅并随便一些，把见面地点改在国家图书馆附近的一条街上，随后他们又从那里去了一家咖啡馆。如同海涅和歌德的会面一样，他们的会面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象征意义。这是新教的叛逆与天主教的叛逆的碰面，是没有土地的地主与交不起佃租的佃户相会。刚从伦敦来的叶芝所属的作家圈子，是乔伊斯无法接触的圈子，但是，乔伊斯了解这个城市的四肢与五脏六腑，而叶芝只熟悉它的头部。小资产阶级世界，是《尤利西斯》所描写的世界，是乔伊斯成长的世界，而对叶芝来说，这正是他要弃绝的世界。叶芝作理想描写的是蒙昧的农民和自命不凡的贵族世界，而乔伊斯对这一世界却也是同样的鄙视。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个人偏好，形成了两人之间的鸿沟。这时的叶芝三十七岁，还没有像他后来的诗作那样去刻意地表现兽性和世俗之美，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观点得有极大的改变。《芦苇荡中的风》(1899)和《水影朦胧》过于讲究美，他现在需要的是去发现粗陋和自然。为了这一目的，他遽然转向用农民的方言写农是剧。乔伊斯认为，对爱尔兰老百姓发生这种兴趣，对一个英裔爱尔兰人来说属于屈尊俯就，而对于一个煞费苦心的艺术家来说则是自拆台脚。他不理解叶芝从高雅转向通俗所包含的复杂的辩证法，所以只看到其中的变化无常；在《下里巴人之日》中，他曾提到过叶芝的"飘忽不定的意志"，而在《芬尼根后事》中又说他"令人捉摸不定"现在他对叶芝也没有隐瞒自己这些不客气的谬误观点，他说话时"面带和蔼可亲的微笑，说完之后还这样表示歉意：您也明白，我对您有欠恭敬，这是因为毕竟您和我都终将被人遗忘。""尽管叶芝很谦虚，可如此的道歉只能令他恼火。据说他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一个集妄自尊大和小人国文学天才于一身的人。""也许出于一时的不快，他真说过这样的话--都柏林人传话一般还是确切的--不过，乔伊斯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太自信了。当叶芝不经意间提到巴尔扎克和斯温伯恩时，乔伊斯竟突然哈哈大笑，惹得咖啡馆里人人都回头看他。""现在谁还看巴尔扎克?"他大声说。乔伊斯给叶芝读了他写的一些"显形篇"，是关于"爱情、死亡和灵魂"的，叶芝说他写的"很美，但还不成熟"，不过，他也把乔伊斯的"欢快的活力"与威廉莫里斯比较，乔伊斯对此的反应是："我没有他那样的体格。"叶芝写了一篇有关这次会见的文章，说明他很喜欢这个与他顶嘴的年轻人。他曾经打算把这篇文章用作散文集《善与恶的思考》的前言，但他改变了主意，把它存了起来：最近，我在都柏林看了这本书的校样，并考虑是否把它送交都柏琳的报纸请他们作书评。我想还是不送为好，因为他们会发现里面除了讨厌的神学外没有别的东西，虽然我可能从未打算写神学的东西；也有可能整篇评论就是根据一句话写的。有人把我看作满嘴胡言乱语的传道者和捣蛋鬼，手举狂妄青年的不负责任的火炬。我不知道这种认识会持续多久。我走到外面，在大街上：有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他写了一本散文或是诗歌，还提起了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的，我记起了他的名字，因为他曾经去找过我的一个造反精神比我更无所顾忌的朋友，他和他谈论哲学，一直谈到早晨天蒙蒙亮。我请他跟我到奥康奈尔街一家餐馆的吸烟室，让他给我朗读了一些小段的散文，优美但还欠成熟，文章格调古怪，有描写，有思考。他说，他已经抛弃了格律，以便求得一种极其流畅、能与心灵律动相应和的形式。我表扬了他的作品，但是他说："你是否喜欢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并不在乎，真的。你喜欢与否对我没有丝毫影响。真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给你听。"随后，他放下他的本子，开始向我解释他为什么反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我为什i么要关心政治、民间传说、历史事件的背景等等?最为重要的是，我为什!幺要写意识形态，为什么我降格作概括性的论述?所有这一切都是熨斗变凉、灵感衰竭的标志。我给搞迷惑了，不过现在我又有了信心。我想，他是皇家大学的学生，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经由托马斯*阿奎那解决，不用我们操心。像他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如果我把书送到报纸，书评大概就会让他写。可是，他随后又提到我的一个朋友奥斯卡王尔德，他在经历了狂野的一生之后，在终老之时皈依了天主教。他说他希望他的转变不是发自内心。他认为他不应该在生命的尽头对自己不忠。是的，我对他依然不理解。我为我们的爱尔兰戏剧界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戏剧，这些戏剧所抒发的感情，描：写的故事都是我从民间传说中提炼出来的。他对此尤其表示反对，并且说我正在堕落；还说他自己的那本小书，除了自已的思想之外，无所参照，他的思想比民间传说更接近上帝。我拿起那个本子，指着他的某个思想说："这是你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而他们又是从民间得来的。"我既感到恼火，又感到困惑，来回走着解释说所有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托的。我说道："一个艺；术家，如果他以一些和他同样深入思索的艺术家为榜样，长时间在自己的头脑中生活，他就会进入一个纯净而质朴的思维境界。他就会变得极端个!性化，为追求完美而最终智穷虑竭。另一方面，民间的想象创造了无穷无尽的形象，这些形象没有思想。民间故事无视道德以及其他任何法则，它们就像儿童在火光中看到的连续不断的图片。你发现，这两种创作即艺术家的创作和民间创作之间的对比，也同样存在于城镇文明和乡村的生活形-态之间。在城镇，特别是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你看不到那些老作家在过；去称作人民的人；你看到的只是几个修养极高、非常完善的个人，以及大批效仿他们而只落得拾人唾余的芸芸众生。你也能发现巨大的能量，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创作的冲动却变得越来越弱。而在乡间，我指：的是爱尔兰或其他没有受到城市化影响的地方，你会发现，人们几乎没有什么个性化的东西。他们年复一年过着相同的生活，他们照着父辈的教导去对待生和死。可是，提到说话、讲故事，提到所有与形象化有关的事情时，他们却蕴含着无尽的资源。我搜集了数百个故事，还请别人给我搜集；了数百个，如果不考虑某些固定的故事形式的话，没有一个故事是和另一个相同的。对他们来说，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从不大惊小怪，所以他们所想象的都是最出入意外的事情。民间生活与乡间生活，就是丰富饱满的大自然，而艺术生活与城市生活，如果不与自然相结合，则会出现精神的荒漠。现代社会的丑陋，皆来自于城市的泛滥以及城市人的思维方式，要想唤回美，我们必须把精神与自然再度结合。当个人的思想与大众的形象结合而成为一体时，伟大的艺术就诞生了，荷马、莎士比亚以及沙特尔大教堂的艺术。"我看着面前的年轻人，心想："现在他该服气了吧。"可是，我完全想错了，他只是跟我说："归纳不是诗人干的事，那是文字匠人的活计。那些东西没有用。"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要走了，临走前他又说："我今年二十岁，你多大了?"我告诉了他，可能我当时还少说了一岁。他哆：了口气说："我没想错。我和你见面的时间太晚了，你的：争龄太大了。"现在我还没有决定是否把这本书寄给爱尔兰报界作书评。年轻的一代在敲响他们的门的同时，也正在敲响我的门。"叶芝对乔伊斯的话并不见怪，这一点，从他邀请这个年轻人为新剧院写一部戏剧可以得到证实；乔伊斯答应五年内完成。叶芝把一些诗和《显形篇》带走又细读了一遍，读完后给乔伊斯写了封赞许的长信。就像阿彻对《光辉的事业》的评价那样，信中说他的作品及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芝的信有一部分保留了下来：你有难得的才气，但我说不清是诗才还是文才。再多我就不能说什么了。请记住约翰逊说到某个人的一句话："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到底是喷泉还是水池。"你的作品对于你这般年龄而又生活在重要文化学术中心之外的人来说已经十分令人瞩目。你的诗歌创作技巧是我见过的都柏林青年中最优秀的。这样的作品，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牛津大学文学社团年轻人的作品。然而，有人开始时像你一样大有希望，最终却一无所成，而有人开始时并没有这么出色倒是获得了成功。一般说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人成功的素质并不表现在他的诗歌上。在这个素质中，才气远不如性格品质重要--信仰(你可能有足够的信仰)、耐心、适应性(少此，人将什么也学不到)，还有能靠经验提高的天赋，这或许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我愿尽我所能地帮助你，不过，恐怕我能做的事不很多。我能做的，可能你不太相信，主要是把你介绍给其他像你一样正在开始的作家。人总是向自己的同行学习业务的，特别是向那些年龄相近因而能够理解自己的难处的人。W．B．叶芝谨启通过叶芝和拉塞尔，乔伊斯接着会见了格雷戈里夫人，格雷戈里夫人被他朗读自已的诗歌的神情深深打动，不很在意他的不讲礼貌。11月4日，她邀请他，会同叶芝和叶芝的父亲一起在纳索饭店晚餐。18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成员可谓仁至义尽，可是，他们都将发现，帮他的忙是要付出代价的。十月，乔伊斯开始了他在春天已经报名注册的医学学业。"他的父亲热切希望詹姆斯能在自己没有成功的地方取得成功，可是，詹姆斯用"重蹈父辙"证明了有其父必有其子。他上过几节课，有生物、化学、物理，他用于应付不喜欢科目的那点本事在贝尔弗迪尔时还在维持，可是他在大学学院旷课逃学的那几年，这点本事早已消失殆尽了。他可能对自己能否完成学业产生过怀疑，尽管他没向任何人承认过这一点。他在这一个月的一12,态，从他在10月31日那满不在乎和大肆张扬的行为中可见一斑。那天，他去皇家大学接受他的大学学士学位他和他的同学又是吵闹又是折腾，特别是在演奏《神佑君王》时。走出大厅后，一帮人聚拢在乔伊斯左右，他正要给他们讲话时，据《圣斯蒂芬》报道，警察迫使他和他的朋友们"到外面的一辆车中躲避"。当这帮人汇集到另一处时，乔伊斯"向一大帮情绪激昂的人发表了演讲，演讲的主旨并不是反对唱国歌，而是为学生争取想怎么吵闹就怎么吵闹的权利"。"在医学院学习时，乔伊斯又碰到了老问题；他父亲的手头比以前更加拮据。约翰乔伊斯认为孩子们都即将长大成人自食其力，已经决定用退休金折合现金购买一所房子。他把退休金砍掉一半凑足了钱，在10月24日买下了位于菲斯伯拉夫路(卡夫拉)圣彼得台地7号的房子。这样一来，他现在每个月的花销只剩下5镑10先令1个半便士了。这次行动从各方面来说都有欠谨慎，约翰乔伊斯的经济状况骤然间变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又把这所房子做抵押，当时就抵押贷款100英镑，紧接着12月18日又是50英镑，1903年4月24日再一个50英镑，那年的11月贷到最后的一笔65英镑。家在圣彼得台地住到1905年5月26日，这时，他们把自己在这套房子上所剩的产权卖掉，又一次搬了家。因此詹姆斯乔伊斯非常缺钱，难于应付医学院的花销。他希望像伯恩那样做些事情(当助教)，可是那些当权的说没有这样的工作给他干。有了这层过节，再加上他动辄认为别人与他为敌的性格，乔伊斯现：茁认定当权者是在联合起来对付他。他这种认为别人待他不公而生气的情绪，和他不喜欢理科课程的心情合在一起，促使他：走向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乔伊斯认定都柏林的医学院不适合自己之后，却又不讲逻辑地决定要去巴黎的医学院尝试一下。当然，他本来就想去巴黎，不过他总是把胡思乱想的结果当成深思熟虑的计划。他没有去探究拿个巴黎的学位在爱尔兰是否有用，也没有动脑子去考虑一下他该考虑的问题，比如用英语学都：匮不过的化学，他如何指望用法语通过?移居巴黎是矫情做作之举；其他爱尔兰作家如萧伯纳、王尔德和叶芝去的是伦敦，而他却要有不同之举。巴黎比伦敦更能使他远离家中事务，他要满怀传教士般的热情(尽管没有他们的虔诚)踏上欧洲大陆，就像他的那些凯尔特同胞一样，诸如"烈性子高隆班"、医道精湛的约翰斯科特斯医生，还有菲贬克尔．．法国出租马车继承其名的圣徒。1902年11月18日，乔伊斯给巴黎医学院写信，申请入学，结果被告知，每个申请者都需由公共教育部部长根据其德能决定是否录取。新学期已经开始，而乔伊斯则满有把握地认为所有这些细节问题他都可以不必考虑。既然决心已下，就得坚持，他接下来就是给每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人写信。在给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他含糊其辞，既表达了请求帮忙的意图，又装出一副要独立自主的姿态，并显示他已经把自己从都柏林的出走看作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行动。都柏林市卡夫拉圣彼得台地7号t格雷戈里夫人钧鉴：我已经中断了我在这里的医学学业，现将缘由敬呈于下，烦请过日。我已经在皇家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决定在这里学习医学。但是，学院当局决意不允许我这样做，他们阻止我获得任何舒适的职位，我敢说，他们是希望以此来阻止我说出心里话。坦率地说，我无力支付学医费用，而他们不给我任何差事，当助教或是搞测验--托辞是我能力不够--可他们已经并正在让某些人做着这样的事，而我考试及格了，这些人却不及格。我想获得医学学位，那样的话我的工作就有了保障。我希望有所成就--不论我这人究竟有多少能耐--因为我知道，对教会来说，没有什么异端邪说比人更难容忍，所以我要去巴黎。我打算到巴黎大学学医，靠着教英语维持生活。我没有朋友，独自一人去外国。别人跟我提起过一个住在蒙马特尔附近的人，可我从来没有与他见过面轨一，我给您写信是想知道您能否帮我一把。我不知道在巴黎会怎么样，不过应该不会再比这里更糟。我将于12月1日乘晚班轮船离开都柏林，从维多利亚站搭乘当晚开往纽黑文的火车。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感到沮丧，因为我知道，即使我达不到目的，这样的失败也说明不了什么。我要尽一切努力与世上的神灵抗争。世间万物变幻无常，不变的唯有对灵魂的信心。心改变万物，给万物以光明。尽管我在这里像是被人当作邪教徒一般驱逐出国，但我还没有见到任何具有我这般信心的人。詹姆斯乔伊斯谨上格雷戈里夫人邀请他到库利商谈他的计划，慎重地建议他考虑一下能否去三一学院的医学院学习，但这是个根本不适合乔伊斯的想法。由于他决心已下，她母亲般地劝他去巴黎时带上御寒的农着，还给他写了几封信。乔伊斯没有去库利，但他听从了她的另一个建议，去拜见了朗沃思，都柏林《每日快讯》的主编，她已经给他写了信。在乔伊斯出发的前三天，朗沃思与他进行了晤谈，答应给他寄书，让他给报纸写书评添补生活。格雷戈里夫人也给伦敦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写了信，请求他把乔伊斯介绍给他巴黎的朋友。医生热情地给一个名叫约瑟夫里维埃尔的法国医生写信，让他关照他的年轻朋友乔伊斯。格雷戈里夫人的第三封信是写给叶芝的。信中说："我不知道乔伊斯是否给您写过信，可怜的孩子，恐怕他要吃苦了，但是他有韧性，终会成功的。如果您早上能起得来的话，应该写信邀请他在到达的那天早上和您共进早餐，让他好好吃上一顿，走之前再在维多利亚请他吃顿晚餐，帮助他上路。我给好几个人写了信，他们有可能给他找到教书工作，也写给了辛格，他能给他介绍一些便宜的寓所。"叶芝马上就给乔伊斯写了信：亲爱的乔伊斯：我刚刚收到格雷戈里夫人的来信，说你打算到巴黎学习。好像你是在星期一晚上从都柏林出发，星期二晚上渡海到巴黎。如果我没有搞错时间的话，我希望你能在星期二早上与我共进早餐。我会把闹钟上好，等火车到站时去接你。早餐后你可以在我的沙发上睡一觉，以消除旅途的疲劳。晚上和我一起吃过晚饭后你再坐火车去巴黎。希望你能来，因为我想和你好好地聊一聊。我想，你应该允许我介绍你认识一两个文学界的人，因为如果你给这里的报纸写些什么，如书评、诗歌等，你在巴黎的生活就会容易得多(巴黎恐怕不会有很多人想学英语)。做这类工作对谁也不会有什么害处的。你的诗可以马上就会给你带来一点什么的，我想。w．B．叶芝手书又及：我相信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让《演说家》采用你的诗，并且给你写书评的机会。前一阵子，我曾经给他们介绍过一个年轻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最好的作者之一，我毫不怀疑，他们很快就会对你同样有信心的。不过这些事我们可以面谈。在这样的鼓励下，乔伊斯完成了准备工作。他父亲的朋友，都柏林市市长蒂奠西．哈林顿给他写了封信，证明他品行端正。他写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威廉．阿彻。阿彻竭力劝他别打算在巴黎教英语，说这一行当已经人满为患了。"在巴黎靠整天给人上课维持生计已经很难；我想象不出，你如何能一边教书一边还同时学医取得医生资格。请原谅我的直言不讳。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敢肯定你是打错了主意。"28但是，乔伊斯已经走得太远，不可能接受忠告了。他把自己的手稿交给乔治-拉塞尔保管，后来他曾经向他的弟弟暗示，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讨拉塞尔的欢心，以便以后能利用他。"而这个被他搞蒙了的神秘主义者则在写给叶芝的信中说："在我见过的怪异不羁的年轻入当中，他是最怪的一个。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人，我绝不是胡思乱想、到了神志麻木地步的人。"乔伊斯跟斯坦尼斯劳斯说，万一他不幸早亡，他的诗和《显形篇》的副本要寄给世界上所有大图书馆，包括梵蒂冈图书馆。1902年12月1日晚上，他从国王镇码头(那座"失望的桥梁"，按照他后来对它的称呼)出发了，这时，他愈加觉得自己的出行洒脱悲壮。在《艺术家写照》中，他把这次出行与1904年的那次糅合到了一起。这时，他还没有使用流亡这个词，但在他写给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已经有所暗示。乔伊斯需要用"流亡"这个词来谴责别人和证明自己有理。他已深切意识到，他从都柏林放逐的感受与他心中的英雄但丁从佛罗伦萨放逐时的感受不一样，他缺乏道义上的不可避免性质，因为他还带着大门的钥匙。既没有人命令他离开，也没有人禁止他回来，事实上，自这初次离开以后，他还要回来五次。和其他的革命人士一样，他需要受人反对才能长胖，而在他受宠的时候，他倒会消瘦苍白起来。每当他与祖国的关系面临改善的危险时，他就会找到新的事端来坚定自己不妥协的信念，并由此再进一步证明自己自愿去国离乡的正确性。后来，他甚至曾经对爱尔兰独立的可能性表示了一种傲慢的愤慨，他认为，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改变他苦心经营的自己与祖国的那种关系。他对一个朋友说："告诉我，你为什么认为我应当：希望改变这种决定着爱尔兰和我两方面的形态和前景的客观条件呢?""乔伊斯如果留在爱尔兰也许写不出他那些书来，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他认为，他需要通过不断的吵闹来维持自己与祖国的亲密关系，而就是这种需要现在促成了他的第一次出走。乔伊斯的书中将描写各式各样的离别，他现在也正在为此搜集素材。他的主人公们要寻求自由也就是流亡，自愿或是被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社会的牺牲品，可是，乔伊斯的受虐狂心理，并没有严重到把自己看成走投无路的猎物；即使他把社会作为刍己的压迫者而对它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也并未完全否认自己的绝望是自己造成的。就像犹太佬的首歌谣中的小男孩，他"顺从地"作了牺牲。另外，他并未完全沉迷于自我，到了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步。他那些在自我肯定中取得了胜利的主人公并不幸福，似乎他们走得太远。乔伊斯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在向社会习俗主动进攻的时候，在引起别人反抗的时候，自己倒能顺利发展。去国离乡是一种斗争策略。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策略，就是写作。后来，乔伊斯曾经和他的朋友克劳德赛克斯说过，只要能写作，他可以住在任何地方，比如像第欧根尼一样，住在木桶中。"对于他，写作本身是流亡的一种形式，使他得以特立独行。在苏黎士时，曾有一个年轻人走到他的面前说："我可以吻一下写过《尤利西斯》的那只手吗?"乔伊斯的神态俨然李尔王一般，他说："不可以，这只手还做过许多其他事。"唯有写作时(写作也是离别)，才能在心灵的一次次洗礼中达到荡涤灵魂的境界。乔伊斯很坦率，他承认，尽管自己与耶稣会士之间有些不快，尽管自己有学医的愿望，他要离开都柏林的动机并非仅限于此。他曾经告诉斯坦尼斯劳斯。他要做生活的实验，这实验得在其他地方进行。为了衡量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他需要量一量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8章：1901-1903巴黎与都柏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乔伊斯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乔伊斯博士、诗人、显形家、内科医生，并有美女在身边环绕。尽管父亲给他的那点钱付完路费就已经所剩无几，尽管他知道，他很快就会面临许多麻烦，可这些都对他的梦想未尝有丝毫的影响。他在伦敦受到的接待使他的兴奋情绪得以保持。由于提前就知道了他到达的时间，叶芝在早上六点就赶到尤斯顿站去接他。乔伊斯对他感激不已，而叶芝则觉得他"出乎意料地温顺可爱"；他"没有以他过去那种易卜生式的暴躁叩门"。这位诗人兄长花了一整天陪乔伊斯，后来向格雷戈里夫人汇报时说，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他感到心疼，不过，他显然是一心一意地想帮助这个年轻人。他给他买了早餐、午餐和晚餐，带他去会见了他认为将会对他有用的人。叶芝认为，乔伊斯最好通过写一些有关法国文学的文章和书评来寻求发展，间或也可以写一些诗歌，所以带他去了学苑和演说家杂志社，晚上还去了阿瑟西蒙斯家，西蒙斯作为巴黎和伦敦的中间人已经有十来年了。在乔伊斯早期作品的出版事宜中，西蒙斯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相当于后来埃兹拉．庞德扮演的角色。西蒙斯出生于威尔士的康沃尔，很以自己不是英格兰人而自豪，他也是在年轻时就到了伦敦，并且不久就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使伦敦人相信了他并不土气，他们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比谁都更有世界公民气派了。他的父亲是个循道宗传教士，所以，他不可避免地具有"魔鬼崇拜"的倾向，写过一些有关犹大、该隐、鸦片的快乐和"一夜风流"之类的诗。他在找感受，以便能成为鉴赏家，在鉴赏新鲜事物之中迈向新的门槛。所有的艺术都令他着迷，在音乐上，他崇拜瓦格纳，他还给乔伊斯演奏过歌剧《帕西发尔》中的"快乐的星期五"。他说："演奏瓦格纳时，我在另一个世界。"2乔伊斯觉得他说话的神态有一点九十年代风味。第一次见面，西蒙斯就发现乔伊斯是个"邪性的天才加不稳定的技巧二者的混合体"。对于乔伊斯来说，在鉴赏了这一艺术感受的非凡鉴赏家之后，对叶芝的话表示了认同，那是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叶芝对他说的："西蒙斯一直渴望造点大孽，可他却从未摆脱芭蕾舞女郎的范围。"不过，他的热情却是真诚的，他答应帮助乔伊斯出版他的诗也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那天晚上，乔伊斯先坐火车到纽黑文，转乘船到了迪耶普，然后又乘火车到了巴黎。他径直来到拉丁区的高乃依旅馆，对手头拮据的英国客人来说，这是个最佳落脚点。他很快就把伦敦麦克拉根医生的介绍信送给了巴黎的理疗专家约瑟夫里维埃尔医生，信是通过格雷戈里夫人搞到的。第二天，里维埃尔邀请他吃了顿午饭，那顿饭很丰盛，有七道菜。乔伊斯在写回家的信内高兴地说："省了不少钱!"医生一再向他问起麦克拉根的情况，可乔伊斯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这位推荐人，只好尽可能巧妙地避开了这一话题。7乔伊斯还去过奠德冈妮的府上请求会见，叶芝事先已经给她写过信，可是她的侄女病了，她也被隔离了；她亲切地给他写了封信，邀请他日后再来结果他等了好几个星期。12月4日，乔伊斯为都柏林的《每日快讯》写了第一批书评，一篇评论的是威廉鲁尼的爱国诗歌，另一篇评论的是道格拉斯杰罗尔德的一本关于梅瑞狄斯的书。这两篇评论他没有签名，很有可能是草就的。在第一篇评论中，他叱责了鲁尼，说他用爱国主义毁了艺术，说"那些堂皇的字眼给我们造成了那么多的不幸"，这句话令爱尔兰团结出版社的阿瑟格里菲思大为光火，因为这些诗是他们出版的。气恼之极的他把这句话连嘲带讽地用到了那本诗集的广告上。12月5日，乔伊斯去了解上医学院的事，结果发现他需要一个法国的学士学位，如果没有的话，就得有公共教育部长的特免证明，而这种特兔证明通常在12月1日之后就不予颁发了。尽管如此，部长办公室的人还是说他几天后就可以得到证明；与此同时，他还说服医学院的院长保罗布鲁阿代尔博士给他发了个临时听课证，允许他上必修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他可以在1903年7月参加他的第一次考试。"在最初的这一段时间内，他写的家信大多数都是说他如何精力充沛，如何刻苦学习。他希望家人对自己在经济上的困窘有所感动：我买了个闹钟(4法郎)，为的是能在早上及时醒来，因为学校不是很近。我刚刚冲了个澡(七便士半)：热水澡。我吃一顿早餐的花销是三便士，午餐(汤、肉、餐后甜点、咖啡)为八到九便士，晚餐(汤、鱼、肉和蔬菜，点心和咖啡)一先令余。但我全天都不能不喝咖啡，这里白天喝咖啡加糖不加奶。我觉得这种喝法合我的口味，因为这里的天气很冷，温度有时会下降到零下七到九度。风也寒冷刺骨，但没有雾，也不下雨。然而，他的精打细算只不过是他大手大脚乱花钱的一种掩饰。就在这封写于1902年12月6日的信中，他还满不在乎地写道："这儿有一家商店里有相当豪华的诺曼式家具--带嵌门的实木衣柜--气英镑一件，有咱们家衣柜的两个那么大，我现在还买不起，不过，等我把在巴黎学医的事情安排好之后，我肯定会买的。"他还对母亲许下大愿，说要用他的第一笔收入为她买一副新假牙，这倒是令母亲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乔伊斯第一次上课可能是在12月7日。他后来跟戈尔曼说，他马上又不上了，因为人家让他立刻交学费；"不过，让他却步的原因也可能是他的法语：不行，应付不了术语连篇的课堂教学。"我在这里学医的前景看来并不美妙。""随后他写信谈得多的是这里天气很冷，自己莫名其妙地突感身体不适。可能身体不适的原因是他水土不服，不过，他可没有提出这么简单的解释，母亲很担心，立刻就给他写了回信。他的下一封信写于12月15日，信中说他感到"莫名其妙的疲倦"，"结果他早晨睡到十一点钟，可到了下午两点又想睡了，这也让他的母亲感到很不安。尽管他有这些仔细报告的病情，但他还是寻找了教英语的机会。贝利茨学校有个教职，是专职的，每月工资150法郎或7英镑10先令。他拿不准该不该接受这一职务；不去上课是一回事，可正式地彻底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又是另一回事。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个做私人英语教师的工作，学生名叫约瑟夫杜丝，留着金黄色的连鬓胡子，是个香槟酒商人，也是个青年社会活动家，酬金约合每月一英镑。"他给叶芝写了封信，叶芝于12月18日给他写了回信：亲爱的乔伊斯：我上次去演说家杂志社，终于发现有人在那里，上次给你写信后我曾去过两次。可当我提起我的事时，那人让我找主编，说这事只有他一个人能做主，还告诉我主编不在本市，得圣诞节后才能回来。很抱歉，不过如果你现在有创作欲望的话，可以给《学苑》写一点散文。你最好提一下我的名字，以便提醒主编我曾经跟他打过招呼。我不想把你写的小诗给他，因为我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听出，他不喜欢发表诗歌，除非是明显的力作。例如，他宁可刊登两栏的韵文也不愿刊登一首小抒情诗。要是我这里有你所有的手稿的话，我也许可以挑出一小批抒情诗来，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把好诗留给《演说家》，他们常常发表很短小的诗。我认为你寄给我的那首诗的第二节韵律很美，但就整体来看，却不是你抒情诗中最好，的。我认为其中的思想不太丰满。可以看出，诗是出自年轻人之手，是个正在练习乐器，以按不同的音孔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为乐的年轻人，这样．说你也许会不高兴。这诗和其他那些诗放在一起很合适，从它总体给人的印象中，再加上你优美的朗诵，会给人一种内涵丰富的感觉。如果把这诗分开来看，一个已经了解你的作品的读者是会喜欢的，可是单靠这诗本身，它不会吸引人去注意你的作品。""独自一人，没有朋友"是可以忍受的，可自己的诗遭到拒绝却让他受不了。乔伊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恐怕不会轻易定居下来的。""我不喜欢住在巴黎，然而希望有分身之术。"坞大概是指分身在巴黎和都柏林两个地方。最后，在这些暗示之上，他又加上了孩子依赖父母的情绪写道："有空您就再写封信，告诉我是否该回家过圣诞节。"作为一个开端，两周的流亡生活也就够了。乔伊斯太太和丈夫商量，他同意让儿子回来。为了把这事办成，他们于12月8日把房子做了第二次抵押。母亲在写给乔伊斯的回信中说："我真希望现在就在你的跟前，照顾你，安慰你。不过，感谢上帝，我们很快就会团聚了，你一定要回来一趟，哪怕一周也好。"坞他曾经对母亲写的一封信表示过不满，而她的道歉则令人感动：亲爱的吉姆，如果我的信令你失望，如果和以往一样，我没能领会你的意思，相信我，那并不是我不渴望理解你和说你要听的话，而是像你常说的那样，我很笨，不能领会你的伟大思想，尽管我渴望能做到这一点。你不要用眼泪折磨你的灵魂，要一如既往，满怀希望地勇敢面对未来。望速回信，看在天主的分上，注意身体，如果你买了那种小火炉，使用时多加小心。乔伊斯看了信后深感宽慰。不过他还是不停地抱怨身体太糟；他写道，恐怕走迪耶普路线他受不了，他认为，加来到多佛尔这段航程短一些，父母最好给他买张稍贵一点的票。21尽管路上会晕船，可一想到就要回家，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回家前，他好像去看了场戏，逛了趟妓院，还去照了张相，照片上的他穿了件笨重的大衣，一副长期受苦的神情。他发了三张带照片的明信片，一张寄给家里，说自己缺钱用，第二张寄给科斯格雷夫，谈论的是巴黎的妓女，是用蹩脚的拉丁文写的，第三张是写给伯恩的，这张明信片体现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上面写了首新诗，标题为《第二部--开场，心灵之旅的告白》。笠标题和内容都表明了他要继续他的旅程的坚强决心：我终日听到水声隆隆，呻吟，悲鸣，像那忧伤的海鸟，当他孤独前行他听到风对水的单调高声喊叫。不论我走到哪里，那阴森的冷风都在不住呼号；我听到，在地层深处水声滔滔我日日夜夜，聆听那流水来回奔腾。这天，他还给格雷戈里夫人写了封信，好像要证明他还有许多有关巴黎的话要说：我觉得巴黎很有趣，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法国文学中没有诗歌：因为法国式的生活不可能产生诗歌。我不同情"豪迈的"法国人。我很高兴德国人打败了他们，并希望他们再一次打败他们。但是，上天可别让法。国灭亡，可别让世界失去这么些好的厨师和舞蹈大师。但是--有一个图勒的国王忠诚直到死亡以浑圆矮小的卢贝先生法国总统为首的整帮人手都放在一起，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因为天主的王国是不能靠观察来实现的。于是，在离开的前夕，乔伊斯又恢复了他的温文尔雅。钱从都柏林寄到后，他于12月22日，星期一的晚上离开了巴黎，在伦敦趁换车的间隙拜访了叶芝，12月23日晚到达都柏林。回到都柏林，他发现他失去了一个朋友。他寄给伯恩的明信片，就是留言处写了首诗的那一张，伯恩收到之后很高兴。他把明信片拿给科斯格雷夫看，并得意地说，在都柏林没有谁比他更了解乔伊斯的了。科斯格雷夫不由自主地对他进行了反驳，诡秘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照片，边给伯恩看边说："也许这是你不知道的吧。"伯恩看了乔伊斯用蹩脚的拉丁文对巴黎妓院的描写，目瞪日呆；他曾明确地警告过乔伊斯，科斯格雷夫这人靠不住，眼前的事实却使他大吃一惊。他把两张明信片都递给科斯格雷夫说："这一张也给你吧。"科斯格雷夫把这事当笑话告诉了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还把伯恩的明信片给了他，说他不需要两张。乔伊斯回来后听说了这事，也受到了伯恩的冷落，他故作姿态地对斯坦尼斯劳斯说："我想我对伯恩是看错了人。"斯坦尼斯劳斯曾经嫉妒伯恩和哥哥的亲密无闻，这时他摘下帽子，一本正经地哼唱起了"感恩赞"，从此，乔伊斯就开始称伯恩为"极端标准"和"不腐的碧海"。"使乔伊斯与至交之间的决裂更具有严重意义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不与正经女人交往。在他的作品中，斯蒂汾和克兰利(伯恩)之间的友谊比斯蒂汾和埃玛克列利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事实上，友谊成了一个焦点，因为：如果有友谊存在，就会对他流亡的质量和特立独行的英雄主义构成影响。如果：这个世界对我们并不是完全恶意的，我们就可以原谅它对我们的虐待，从而被：通处于好战而没有对手的那种站不住脚的状态。乔伊斯让他的主人公在发现友谊的裂痕之前先体验友谊，随后，借友谊破裂这题目，表现了斯蒂汾与爱尔兰以及与世界的决裂。乔伊斯感到伯恩态度的改变是一种背叛，曾经在实际生活中为自己的这种感觉寻找根据而一无所获，但是在他的书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作为解释。第一种，由斯蒂汾的弟弟莫里斯提出，说"克兰利想让你越来越需要他，直到他能控制你为止""。斯蒂汾否定了这种分析，认为这是以一种"新奇的"友谊观为基础的。第二种在表面看来是审美观不同，克兰利对斯蒂汾：关于"戏剧与人生"的论文反应冷淡。斯蒂汾现在看出来"克兰利对他的态度有某种敌意，起因是想要模仿而受到了阻挠"。第三个理由是克兰利对埃玛克列利的：兴趣越来越强烈。想控制、想超越、想夺朋友之爱，这三种理由共同的一点：就是，克兰利迈出了决裂的第一步，而对他这一行为的所有解释都证明了他对乔伊斯的依附。在《写照》中，乔伊斯把故事作了进一步的演绎，说克兰利的勃机是同性恋。他向斯坦尼斯劳斯承认，自己被伯恩的行为给搞蒙了，但他又说，伯恩应当接受他的一切，用《尤利西斯》中的话说，就是："我就是我。要就全要，不要就全不要。""明信片事件导致了朋友间的不和，乔伊斯在都柏林休假期间，他们再未谋面。大约就在这时，为填补由伯恩的背叛造成的空白，乔伊斯发现了一个更加引入注目的新朋友。乔伊斯是国立图书馆的常客，一天晚上，他和一个也在出纳台前等着拿书的年轻人搭上了话。他们谈起了叶芝，两人都亮明了自己的观点。那个年轻人相貌英俊，身材稍微偏胖，但体态轻盈，一副风华正茂、快活向上的样子。他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奥利弗戈加蒂，正在牛津大学上学s他和科斯格雷夫一样，对猥亵下流和轻侮上帝的事瘾头十足，并且也很有才气，是爱尔兰最有机智的人。有朝一日，他将成为著名的外科医生和诗人。也就是说，对他的读者来说，他是个著名的外科医生，而对他的病人来说，他又是个著名的诗人。牛津来的学子与小他四岁的巴黎来的学子开始了交往。戈加蒂很欣赏乔伊斯的诗，还把自己的诗拿出来，可乔伊斯对他的诗不太欣赏。不过，他却喜欢戈加蒂的下流小曲，并在《尤利西斯》内利用了其中的三首("老板，老板，给我们上酒"、"学医的迪克和戴维"和"水手辛巴达和码头妓女罗莎莉")。从一开始，这两个年轻人就觉得对方既像自己的朋友，又像自已的竞争对手。两人都想把医学作为自己的职业，都有当作家的野心。戈加蒂说要使爱尔兰希腊化，而乔伊斯(不懂希腊语)则说要使爱尔兰欧洲化。乔伊斯把戈加蒂看作是爱尔兰的"寻欢作乐出卖她的人"，缺乏对祖国的忠诚所必需的深厚感情；而戈加蒂则把乔伊斯看作一个颠倒过来的耶稣会会士，他必须激励他，让他变爱尔兰式的忧郁感伤为雅典式的活泼快乐。乔伊斯这个假期的主要特点是时间长；他几乎呆了整整一个月。据斯坦尼斯劳斯回忆，除夕的午夜，他哥哥从前门口扔进来一个大面包，这是一种习俗。可是并没有带来希望中的富足。詹姆斯拜访了希伊家，一副巴黎学生的做派。("说话得用最漫不经心的口气。我在巴黎那阵呀，米歇道嘛，常去。")他们邀请他唱法语歌，他故意使坏找乐，唱的时候把一些完全没有问题的句子给省略了，为的就是要看客人们会心的微笑，他们认为省略掉的都是黄段子。对一个移居国外的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游戏。他和位于基尔代尔街上的国立图书馆的馆员们也熟了：馆长利斯特是他早就认识的，因为当他那篇有关易卜生的文章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时候，利斯特曾祝贺他成了"文人"。"不过，他这时见的是理查德-贝斯特，他是将要接替利斯特职位的人；还有w．K．马吉，他曾模仿马修阿诺德的文章写过一些文体优雅的散文，文章的署名是"约翰埃格林顿"，比原名更好听一些。贝斯特和马吉都博览群书，聪明睿智。贝斯特曾经在巴黎呆过很长时间，刚刚翻译了H．达尔布瓦朱班维尔的《爱尔兰神话》；他说话谨小慎微，后来被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加以嘲笑。马吉是严格禁欲的，滴酒不沾，厌恶幻想，认为幻想会妨碍人的理性活动，对凯尔特人是有害的。(凯尔特人是马修阿诺德心目中的典型爱尔兰人。)不过，他还是写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文学论文，乔伊斯把文章中的许多句子和只言片语都记到了脑子里。马吉成了乔伊斯和戈加蒂最喜欢嘲弄的对象；为取笑他那张不中看的脸和克己节制的生活习惯，戈加蒂说"马吉的那一个头永不潮湿"，而乔伊斯紧接着就写了一首：五行打油诗：从前有个凯尔特人，是图书馆的，他的文章属于斯宾塞派，是公认的他的名字叫马吉不过，在我的眼里他的风格更像是长老派的。"其实，他这时对马吉对他的好评并非满不在乎；他又使出自己惯用的手段，在一天晚上，和马吉在大街上搭上了话，在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他马上就和他开始了一场古怪的用词精辟的学术讨论。除了讨论其他事情外，他还提到了艺术家的有控制的漠视，为了说得更明白，他指着路边的灯柱，一字一顿地说i"如果我知道我在走到那根灯柱前将要咽气，那么对我来说，走到和走过灯柱没有什么两样。"(驴马吉对这个怪异的年轻人是又感兴趣又感到莫名其妙；几个星期之后，他还是忍不住向戈加蒂承认："乔伊斯这样我行我素，有一点超凡脱俗的意味。"36乔伊斯没有说如此赞赏的话。离开都柏林之前，1903年1月17日，乔伊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一个叫奥哈拉的人，是《爱尔兰时报》的，或许他能为报纸安排一个驻法记者。充满幻想的乔伊斯把这种微乎其微的可能当了真，他走时满怀信心，认为《爱尔兰时报》不久就能让他有定期收入。到达伦敦后，他还是按照叶芝的建议试找了一些门路。他去见了《学苑》的主编刘易斯欣德，欣德给了他一本书让他写篇评论，要看看他是否能胜任。他写了篇表示不满意的短评拿去给欣德。"这样写不行，乔伊斯先生。"欣德说。"对不起。"乔伊斯说完抬腿就往外走，一副个性十足、不屑争辩的样子。"哎，等等，乔伊斯先生，"欣德说，"我只是想帮你一把，你为什么不满足我的要求呢?""我想，"乔伊斯说，"我应该向你的读者表达的，是我认为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美学价值。""太对了。那正是我想要的。""好吧!"乔伊斯接着说，"我认为这本书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美学的或是其他方面的，我已经尽力把我的观点传达给了你的读者。"欣德气急败坏地说："好，好，乔伊斯先生，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只要把窗户打开。伸出脑袋，我就能找到一百个批评家来评论它。""评论什么?你的脑袋?"乔伊斯问道。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面试。"(后来，叶芝责备他年轻气盛，而乔伊斯则"出奇恭顺地"接受了他的指责，可能他意识到自己干了蠢事。)也许，如果没有《爱尔兰时报》给他的期望，他可能不至于那么胆大妄为，另外，有可能得到另一个职位也是导致他鲁莽行事的一个原因。有一份将于三月创办的新杂志，叫《男人和女人》，叶芝介绍他认识了未来的主编，D．N．邓洛普，邓洛普让他马上投稿，并且答应，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每千字付给他两畿尼金币。但稿酬要到三月份才能支付。"乔伊斯去见了《双周评论》的考特尼，在自由主义俱乐部拜访了威廉阿彻，并且还与格雷戈里夫人见了一面，她当时正在伦敦访问。"还有一个爱尔兰人，约翰辛格，当时也：盔伦敦，他到这里的目的也和乔伊斯一样；他们；艺间没有碰面，但都知道对方的存在，辛格在1月21日还给他的母亲写信说："我还有几个报纸主编需要见，我给他们写过稿。上周我没去找他们，因为我：存知道我拿的地址是否靠得住。在本周，乔伊斯--他正在返回巴黎的途中也准备去拜见这些人，所以我这几天就不准备去了，因为最好还是不要在同一时间出现太多的爱尔兰人。"辛格的一番良苦用心白费了--他将和乔伊斯一样不走运。乔伊斯于1903年1月23日回到巴黎，他决意要在花销上精打纽算，要把时间用于读书和写作，并且要继续他的人生"实验"。他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图书证的注册日期是1月24日；42他白天在那里，晚上到圣热纳维耶荚图书馆。从他阅读的书可以看出他对形式主义的渴求：莎士比亚的东西已经被证明不太严密，他这时对本琼森产生了兴趣，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他既研究戏剧又研究诗歌；每当读了一天琼森的书后，到了晚上，他还接着看库辛翻译的亚里斯多德的《论灵魂》、《形而上学》，自然，还有《诗学》，他通过夜复一夜的读书来"躲避巴黎的罪孽"。"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自己的座右铭，还在每一条后面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标上了日期，像是既要明确作者又要确定其重要性。亚里斯多德的那些论题及论证方式都深深吸引着他；乔伊斯阐释了那些"匕首定义"，"通过对悲剧与喜剧的恰当区分，扩充了《诗学》。他论证道，喜剧优于悲剧，因为喜剧给人带来欢乐，而悲剧则给人带来悲伤，喜剧中的拥有感比悲剧中的丧失感要好。随后，他还以行家口气对怜悯和恐怖进行了重新定义：欲望是促使我们走向什么的感觉，而厌恶是促使我们远离什么的感觉：旨在激起我们心中的这些感情的艺术是要不得的，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喜剧后面再议。但是，悲剧的日的在于激起我们心中的怜悯感和恐怖感。恐怖感是在人的时运中出现严重情况时控制我们并且把我们和它的神秘原因联系起来的感情；而怜悯则是在人的时运中出现严重情况时控制我们并且把我们和遭受苦难的人联系起来的感情。在由悲剧统摄的感情中，在由喜剧引发的喜悦中，他找到了适应艺术的静态平衡。随后，他又对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的体裁进行了对比，并暗自把最佳奖授给了戏剧，因为戏剧的创作最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最纯真。最后，他坚持认为，艺术追求的是美感而不是道义或其他实用的目的。这一结论并不新鲜，但引人注意的是其简洁的定论。在潜心于这些构想的同时，乔伊斯还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他早期诗作中最好的，《我听见军队冲上岸来》，另一首是《当羞怯之星在天上出现》。第一首是仿照叶芝和格雷根的手法写的，第二首则是本琼森的抒情诗手法。在2月8日写给斯坦尼斯劳斯的一封信中，他附上了这两首诗，他说他还另外写了十五篇《显形篇》，其中的十二篇将插入到那些已经完成的文章中，有两篇将加在那些文章的后面，第十五篇的去向他没有披露。他说，乔治拉塞尔是不会喜欢这些东西的，不过不要紧，"让魔鬼帮助我吧，我将只写那些我认可的东西，并且我要用最佳的方法去写。这和穿靴子是一码事。啊，自从我来建这里，我曾经醉心于领带、大衣、靴子、帽子--全是空想!所以，该死的拉塞尔，该死的叶芝，该死的斯凯芬顿，该死的达林顿，该死的编辑们，该死的自由思想家，该死的素食诗歌，该死两次的素食哲学!""他这时还在着手写一部喜剧，3月20日，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下了保证："我的诗集将于1907年春出版。大约五年以后出版我的第一部喜剧。再过五年出版我的《美学》。(这肯定会令您感兴趣的!)"正当他憧憬着这美好未来之时，来自别处的霉运给了他当头一棒。他已经投了一篇文章给《男人与女人》杂志，可是杂志一直没有露面。《爱尔兰时报》也没有聘用他当记者。《演说家》让他为易卜生的早期剧作《卡提利那》的法译本写过一篇评论，不过，再没有给他其他机会。乔伊斯为《每日快讯》写过一篇关于萨拉贝因哈特的评论，还给《爱尔兰时报》写过一篇有关巴黎嘉年华会的报道，两篇都未被录用。为表明他的批评观不会因为听到一两句好听的话便发生动摇，他写了篇不恭维格雷戈里夫人的《诗人与梦想家》的书评，投给了《每日快讯》；朗沃思一直压着未发，后来终于采用了文章，并打破先例，标示了乔伊斯姓名的首字母，还要求他下一批书评要写得客气些。乔伊斯在巴黎的前两周过得繁忙而还算轻松。他又回到了高乃依旅馆，从家里带的钱还有一些。他期望在自己生日的那天能收到些钱，可却只是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小堆卡片"，约瑟芬舅母寄来一个香烟盒，还有父亲寄来的一封语气多变的信：03年1月31日，12：30我亲爱的吉姆：请接受我对你的前途的美好祝福，我曾经一度想象你的前途，在你进入成年时可以更加广明原文如此，但是，时过境迁，我的境况不妙，吉姆，请你为那"可惜没有实现的"原谅我。不过，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尽管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我还是正在竭尽我的微薄之力，可是，吉姆，你是我的长子。我一直巴望着你能代表我们家出头露面，可以告慰我的父亲。我现在只是希望，你这一生能够实现他的这一愿望，你要保证不做任何有违君子之道的事。时间不早了，否则我会和你详谈的，不过，吉姆，我明天还会写信给你。爱你的父亲乔伊斯保留了这封信。到了二月份的第三个星期，饥饿便成了乔伊斯家信的主题。先是吃不饱，接着就是挨饿，挨饿，小小的一顿饱餐之后，又是吃不饱，又是挨饿，先是腹中难受，咕咕作响音量渐降之后，接着就是饥肠辘辘，倒海翻江。母亲为儿子忧心忡忡，她的身体现在是每况愈下，巴黎的每次来信都令她唏嘘落泪，田都会驱使她一次次地把家中的某件奇迹般保存下来的生活必需品送进当铺。每当一回东西，她就能给他汇上三四先令。他成了个目光呆滞的饿汉，狠着心没完没了地和她要钱，他的怜悯心只够自用了：巴黎，高乃依旅馆1903年2月21日亲爱的妈妈：您上星期二汇来的三先令四便士真是太及时了，因为当时我已经42小时没吃饭了(四十二)。现在我又二十四小时没吃饭了。不过，这样长时间的禁食对我来说已经是平常事了，我真给饿疯了。所以收到钱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大吃了一顿(1先令)。我希望这种生活方式不会给我。的消化系统带来损害。《演说家》和《快讯》还没有音讯。要是有钱的话，我就买个煤油炉(我有个煤油灯)，那样，当我饿急了时，就可以煮点通心粉，吃点面包。关于斯坦尼，我希望您在按我说的去做--不过我猜想您没有那样做。我希望您为了给我糊口卖的那块地毯不是新买的那一块。如果是的话，就再也不要卖了，要不我收到钱马上就把钱给您寄回去。我认为我已尽了最大努力，可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是在疲于奔命。我估计不久就要来账单(加上煤油钱，1英镑6先令)，那时候我就功德圆满了。我的现状令我情绪亢奋，晚上常常挨到清早四点才能睡，一醒来，我的第一反应是往门下看，看是否有编辑来信，实话跟您说，当我每次看到的只是光光的地板时，我只有叹息一声，翻个身接着睡，好以此来消除一些饿意。我没去找过冈妮小姐，我也不打算去。您上次寄来的钱省着点用能维持到星期一中午(可能得花半法郎邮费)--然后，我想，我又将进入斋戒期。这让我感到遗憾，因为星期一和星期二正是嘉年华会日，我可能将是巴黎唯一的挨饿人。好像是为了冲淡一下信中所说的悲惨景况，他在信的背面写了一首歌的几节乐谱，歌曲是皮埃尔洛蒂的《乌帕一乌帕》，他还加了个注解："这是段诗琴独奏的旋律，紧接着就是女声合唱。这是某个东印度岛国在重大场合给女王演奏的，由她手下的妇女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