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在小说中，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　　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扬喜形于色。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态度的赞许，重复我的话，同时嘘寒问暖，关切备至。甚至于说，你怎么这样瘦啊，检查过X光没有？没有肺结核吧？　　形势突变。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看也是言过其词。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在自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北京日报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我的回答刊登于报纸后由新华社发了通稿，我是说各种对小说的议论批评对于我还是有帮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评，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当然，把小说看成政治上的异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赞成对于作品进行两点论的分析，我还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写作质量，大意如此。于是各方赞扬王某的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吴小武对我说，你说棍子也有好处，这是不对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欢迎。　　近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写到这些事，我涂了两首旧诗，七律，《感怀》诗曰：　　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叹妙哉。　　误解方愁诚似巧，夹击复笑妒犹猜。　　河东皓月千山静，案底闲花四海开。　　大块文章皆胜景，逢源蜀道过蓬莱。　　激浪排空海未惊，沧桑一粲意从容。　　朝云妩媚诗千里，暮雨迷蒙雾几重？　　尴尬风流成百味，纵横嘲谑也多情。　　可怜犹梦如椽笔，写过春秋写月明。　　头一首诗的第二句“九命”，俗说狗（或猫）有九条命，听北京人这样说过，而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而羊通祥，指常常逢凶化吉。　　第三句谓浅者但知什么聪明不聪明，哪里知道境界与心胸。　　妬犹猜，即猜忌之意。　　第五句暗含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意而用之。　　第六句含“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意。闲花云云，指文学，谦词也。　　第七句的大块不是文章的定语。用李白《夜宴春桃李园序》意：“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块是指大自然，语出《庄子》。　　第八句，指在艰难的道路上常有师友相助。蓬莱指仙境。此句亦含“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意。　　第二首，朝云句或可指《青春万岁》。　　暮雨句或可参考我在2005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秋之雾》。//---------------十九、我喜欢这样(3)---------------　　“朝云暮雨”，语出宋玉《高唐赋》。　　而《尴尬风流》，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作新书的题目。　　如椽笔，可参阅拙作旧诗《秋兴》。　　尾句“春秋”或谓指拙作“季节系列”。而“月明”，或指拙作《青狐》。　　北京市文联也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小说。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对《组》大唱赞歌，抨击棍子，情绪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子们果然不同。林斤澜着重谈小说技巧，不谈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这个选择他一直延续至今）。端木蕻良谈到了李长之叔叔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关于典型问题，李说写北京有这样的干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师则说自己与李都是教条主义——我的印象是，教条主义是一顶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后，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是市文联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个词：“五小闹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还有刘绍棠、丛维熙，可能还有邵燕祥几个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动静。文坛上的“词儿”，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诗：“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卖杂货》流行歌曲也唱：“风波浪里危险多”。与当时的总的情况相比较，这倒也不足挂齿，它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的注意。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文坛多事，成为水深浪阔的险地，除了抓斗争的方针外，文坛本身的不忿儿，不服，白眼儿红眼儿，恶语伤人或者伤人不带恶语，也构成了每次大动干戈的舆论基础，群众基础。//---------------二十、大起大落(1)---------------　　这里我要补着交代一下，一个是由于团市委领导的关心，我自1956年秋，到四机部所属的783工厂——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我原来说过，写完反映中学生的《青春万岁》以后，我要再写一部反映大学生的作品。团市委领导王照华同志说，不要老写小资产阶级了，我就去了工厂。　　工厂位于酒仙桥电子工业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工厂的对口援助单位是列宁格勒红霞工厂，从厂长，到总设计、总工艺、总会计师，一直到车间班组，都有相应的苏联专家与我们并肩工作。　　1957年1月28日，我与瑞芳在京结婚。她还有半年的大学没有上完。《组》的所得已够我们购置了当时条件允许的一些装备，包括玻璃书柜、一头沉书桌、半软沙发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只想着天天与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约见我，说是要就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我同样感到了邵对于我的呵护有加。他说话中提到秦兆阳同志为人有些骄傲，看来作协领导有意对秦有所批评。秦因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提出改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时代变了，但现实主义的精神不变……而引起了主流理论家的头疼，张光年同志发表专文批评了此文。　　谈完话邵荃麟派他的专车送我回家，我感到荣幸。那时他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个小院。　　在此座谈会上，我对编辑部的修改抱一分为二的态度，我完全无意抱怨编辑部，更无推托“责任”之意。我比较不赞成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是写到林震怎么样注意到赵慧文的白白的手儿，这是我那时写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写法。一个是结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响了区委书记周润祥同志的办公室的门，被删掉了，多少影响了小说的调子。对此，我并未在会议上挑明。此外，我认为他们修改的问题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说什么刘世吾的“鹰一样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谈会上茅盾发言时就提到了这个例子。我觉得茅盾的发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给我一种零度倾向的感觉。　　有关发言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作家写来的，我记得她的笔名是“布文”，但此后怎样找也是查无此人。她在信里说，本应以此为契机把编辑们的问题好好说一说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给他们留了情。我按照她说的号码给她回了电话，她笑着说“算了算了，现在也没有像我这样多事的啦……”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是：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其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全国团代会上，团的中央委员（也可能是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后未成——估计是由于基层对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当时有点精神危机，工厂的生活我并没有钻进去。拥挤的公共汽车，挤得满满堂堂的工人宿舍（原来按苏联图纸修的是家庭用单元房子，变成集体宿舍，坐便式马桶工人用着不习惯，乃蹲到“圈”上大小便），排着长队买饭的大食堂，机器运转的噪声与机油气味，给我以新的印象也使我感到隔着一层。我定不下心来。我老觉得我应该有焕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来。我不那么喜欢和同事谈荤笑话，谈级别和待遇，谈平常的话题。我这时满脑子是文学、艺术、激情、理想、深思、忧郁、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恒、色彩与交响……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远比此后40年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绪更为偏激。我对反世俗的劲儿的切肤刻骨的体会太深太深。厂里其实对我很好，他们已经没法做得更好。厂里给我一间宿舍房，除了四面白墙，那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呆在这样的房间里我有一种空白的感觉。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阳走向西边，我就觉得心神不定，恐慌，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渐趋贫乏。//---------------二十、大起大落(2)---------------　　我的对于契诃夫的迷恋也使我变得自恋和自闭起来，契诃夫的核心是对于庸俗的敏感、嘲笑与无可奈何的忧郁。一个人追求一个有醋栗树的院子，他得到了，他傻喝喝地怡然自得，他显得更加愚蠢乏味。一个女孩，过着好好的日子，迎接新婚，突然悟到了她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和无聊，她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幸福，断然出走。看多了契訶夫的书，你不由得怀疑起那个叫做生活和日子的东西，世间有多少重复，多少从俗，多少随波逐流，多少干脆应该算是麻木的东西，有你不多，没有你不少，不想则已，一想，不免慌了神。　　我应付过了《组》带来的危机，我的应对还算老练得体，我希望我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新起来谈何容易？我甚至于想写一篇能够弥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不足的作品，我定名为《无果花》，正像我熟悉刘世吾那样的老气一样，熟悉年轻人在事业中的只开花不结果或只结酸果。然而，在为新的作品规定了题目以后，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　　说来惭愧，新婚乍别，我感到了一种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来孤孤单单，心神不定，心慌意乱，心浮气躁，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躁郁综合症。是成了“名人”烧的？是终于患上了文学原植物神经紊乱？是新婚乍别症？是小资产阶级脱离工农？还是反右前夕，密云欲雨的低气压造成的经络不通、脾胃不畅，水土不伏？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五七年的大鸣大放时期，外国人叫做百花时期，开始了又转变了，结束了。　　我被邀请到有关文艺工作的各种征求意见会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传部召集的一次会后，体己地告诉邓友梅，说话要慎重，根据我的了解，领导方面并不喜欢那些“鸣放”。　　我还挤出了时间与芳一起参加自费香山旅游，赶上了大雨雷电，吃的是西餐。此后多次我去寻找那个我与芳住过一夜的地方，找不到了。那个地方叫做“香山别墅”。这是唯一的一年，北京试办了自费周末旅行。反右之后，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一锅端了，直到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　　我常常想起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书的开头描写夏天的克里米亚海滨，一个苍白的现代派诗人贝克与妹妹达莎的结识。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旁白说，这是最后一个夏天了，人们还在享受，还在腐烂，然后风暴掀起，烈火熊熊，天翻地覆……（大意如此）。我也想起影片《马克辛三部曲》中的圣诞夜场面，腐烂的资产阶级与贵族，狂欢放纵中掀起了女人的裙子，却不知道已经迎来的不是享乐，而是革命，不是纵欲，而是末日。　　我被邀参加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我惊呆了，我惊异于为了批丁玲先从陈企霞的男女关系问题入手，发动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份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陈企霞。怎么是这样的手段？　　我也印象深刻于康濯发言时的特别激动的湖南口音与身体的大幅摆动。楼适宜等回想起左联时期与鲁迅关系处不好时的痛苦，与许广平同志听完发言后的面红耳赤。她回想起鲁迅病重中常常还要接受胡风、冯雪峰的来访，也很激动。　　我始终记得骨瘦如柴的邵荃麟的自问自答。他说：也许有人会问，毁损一个丁玲这样的老作家大作家是否应该，他回答说，越是大作家革命的作家党员作家越是要接受党的挽救，党的帮助，是她们的错误思想首先毁损了她们自身，而我们的批判斗争，正是为了爱护帮助她们。　　我不认为有谁在这个时候会提出类似“不要毁损”之类的“不同政见”。我认为他的发言反映了他自己的矛盾，然后他用特别高尚和感人的说词来说服自己，平息自己的内心波澜。可惜此后的事实是，通过这种特殊的爱护与帮助，把一个作家帮到地狱里去了——而后是邵荃麟的下场比丁玲惨得多。　　我又为能参加这样的高级别会议而自得。我感觉到风浪来了，考验来了。我积极有加地参加过解放后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反封建，反把头，反会道门，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改造……从反胡风我就有点没想到，吓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经算不上积极分子了。我跟不上，从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运动，只盼望着这样的运动早日结束。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动人心又肝胆震颤，怎么大鸣大放的结果变成了这样？我觉得不舒服，别扭，生硬。我叮嘱自己，可不敢大意，可得好好学习学习啦，同时一切要听领导的，想不通也少说话，又没有你的事。至少，有这样的特殊重要会议要参加，我可以免去许多天在东直门与酒仙桥的两头等上公共汽车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的唯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他说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说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却被吹了一个不亦乐乎。我还在大会上发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评丁玲冯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这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用现在的语言，人们会，人们可以，我自己也应该狠狠地责备自己。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二十、大起大落(3)---------------　　我从小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什么事都要向党汇报，向党坦白，然后，怎么都有救。　　应该说，开头，甚至此后，文艺界的领导对我印象比较不错。但我知道，工厂方面对我不会那么感兴趣，我的文艺活动太多了，常不在厂，不在团委办公室，完全一个特殊人物。团干部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　　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因为受过批判一定对党不满，因为对党不满，应该予以批判，这样的严丝合缝的逻辑令我无言。　　这里有一个小的因素，我不能说成败仅仅决定于细节，但我敢说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我的工作地点在酒仙桥，公共汽车走一趟谈何容易？上下班时间汽车站排队等车的场面人山人海，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车。我试过几次骑自行车上班，太累。东直门一带道路常翻浆，动辄修路。有时晚上厂里还有会，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从太原回来，只呆那么几周或几天，遇有市区开文艺会，而且确有重要内容，我可以晚点离家早点归家，我很快乐，但是厂里的同志怎么样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仍然重视在工厂的经验。欣欣向荣的新兴厂区与福利区（现称生活区），一家一户的单元房子作为单身集体宿舍，用得不伦不类。大部分人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坐便，许多青工蹲在马桶盖上大小便。动力、机修、冲压、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的分工，车、铣、钳、镗、刨……的工种，我在冲压四间参加过劳动。广东青工用电炉子在集体宿舍做饭的方法，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青年监督岗与青年突击队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愿望与认识，以及创作的感动，更不要说创作的完成，这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我在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是运用了不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工作的经验。　　我生活在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头，某些事情将要发生了。//****************《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三部分***************　　历练与身份，生活与人，简单的说就是王蒙这个53公斤重的小伙子已经压不住文学了，我有点拉不住自己的文学之车，文学这辆怪车神车正在向诗化，梦幻化，温情化，边缘化与自恋化等超现实化方向滚去。---------------二十一、《冬雨》与《尹薇薇》(1)---------------　　也不能说这一段我完全丧失了文学的“灵感”。1956年秋末冬初，我发表了短篇小说《冬雨》，1957年初春，我写下了，《尹薇薇》。　　《冬雨》取材于我的一次真实的经历。初冬，阴雨渐渐变成了霰粒，低气压，坏天气。我的小说的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今年的天气真见鬼”。公共汽车，拥挤的人群，不文明的推搡与碰撞，低郁的心情。近似“多么野蛮的生活呀……”的契诃夫式怨尤——当然没有出现同样的句子。这时有姐弟俩在车窗玻璃的雾气上画指画，画得很好，使粗鄙的乘客们出现了笑容，出现了一点美好的光辉。　　这里有契诃夫，而且有泰戈尔：把儿童看作天使，把童真童心视为良药，追求一种纯净、快乐、如婴儿赤子式的返璞归真。也许事后回想，其中还有老子，“能如婴儿乎？”“如婴儿之未孩”。　　我写得简练而且自然。是内心流淌出来的散文诗。只用了两千字。一口气写罢，全不费功夫。整好年底这一期《人民文学》编一期短短篇小说的专号，拿去两周，发出来了。估计是抽换了其他稿件的。　　原团区委的领导刘力邦同志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十分地感动于此篇，并说到了才华呀契诃夫呀什么的。刘力邦还特别嘱咐我读了这样的信不要骄傲。　　也有一些文友在称赞此篇的同时说：“怎么你的作品中出现了淡淡的哀愁？”　　这恐怕也是真的，在我痴迷于文学与并非无视也并不对之特别糊涂的现实生活工作之间，有某种不和谐，不搭调，有某种分裂和平衡的难以保持。这时候，历练与身份，生活与人，简单的说就是王蒙这个53公斤重的小伙子已经压不住文学了，我有点拉不住自己的文学之车，文学这辆怪车神车正在向诗化，梦幻化，温情化，边缘化与自恋化等超现实化方向滚去。　　批判我期间，W撇着嘴说到了此篇小说，用细细的声音说：“怎么两个小孩一画画全车厢就温暖了光明了，简直莫名其妙嘛，虚无缥缈嘛。”　　没有办法，W是大学生，是主管团市委的宣传工作的，是爱读书包括读文艺书的人。　　直到1980年，我首次赴美国，遇到了汉学家欧大伟（DavidArkush）博士，他除了给我看他当年在哈佛大学时写的硕士论文《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外，还从图书馆复印了《冬雨》的英语译文给我，该英语稿发表在1961年，是捷克的一家外国文学刊物发表的。斯时我在三乐庄从事副食生产。　　至于《尹薇薇》，写于1957年早春，那几天我患了感冒。先是张弦，后来是一些报刊的编辑来看完。由于毛主席的干预，我从文坛顽童忽然几乎变成了宠儿。一位女编辑当面对我说，开始，我们读了你的作品（指《组》），我们以为你多么严肃和盛气凛人，一见面，才知道王蒙其实是挺乖的。”另一位女编辑看到我正在病中，二话不说先到胡同口买了一盒“羚翘解毒丸”来。　　病中我读鲁迅。我忽然想起亲友中的一些女性，她们原来也是地下党员，盟员，学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几年，大多结婚生子，暮气沉沉，小毛病也暴露了不少。我乃写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去看望老同学尹薇薇，发现尹的生活毫无亮色，甚至把大学年代她专门研究的白居易的诗稿《香山集》也卖给收旧货的了。尹忙着摆弄孩子，满室的尿布。尹对保姆的态度也极恶劣。结尾是“我”不吃饭而告辞，尹薇薇送别时若有所动，向“我”说了一句：“风大了，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这里有契诃夫，也有鲁迅，例如《在酒楼上》。这一段时间我喜欢屈原的诗句：“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那么这里也有屈原。而且，这里也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呢，宝玉老是慨叹，好端端的女孩儿，一结婚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而且，这里有法捷耶夫与《青年近卫军》。《青》书第二稿即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而进行的修改稿中，一位老党员苏尔迦到他多年未见的年轻时的女友叶李莎维塔·阿历克塞叶夫娜家，他本来想获得李莎的帮助，而叶李莎对当局发了牢骚。苏尔迦乃改为投奔另一个口头一切均好好好的党员福明，结果被福明所出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者需要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这个敌占区要靠一帮孩子抗击德寇。但是苏尔迦与叶李莎的见面写得非常动人，时光的无情，生活的销磨，未成眷属的往日情人的陌生，艰难时刻的昏花老眼，期待与失望，错误的失望与更加错误的自投罗网，都是如此动人。我显然在写到老友——当年的情人时隔多年相见的时候汲取了法捷耶夫的手法。　　这篇东西写得浅，有点幼稚。最初，我给了《北京日报》副刊。后来责任编辑辛大明把清样退了回来，说是最后一分钟主编周游决定不用。稿子证明，责编遵命作了许多修改，如把尹薇薇有两个孩子改成了一个孩子——按，当时尚未实行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我把它转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编辑把所有《北京日报》上改过的东西又都恢复成原状。然后在反右高潮中，我自己叫了停。然后在反右高潮快要过去了的时候，我主动交出了业经编辑们改得乱糟糟的原稿。//---------------二十一、《冬雨》与《尹薇薇》(2)---------------　　后来的事情发展在于，批判期间，尹薇薇成了一大问题。内部印成了绝密材料，一个个神情诡异，似乎犯了什么大事。　　一位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就在尹薇薇们咀嚼着他们的渺小的悲哀的时候，一列列火车拉着建筑材料在平原上飞跑，一座座大桥矗立起来，一座座水电站开始发电，一台台崭新的车床铣床飞速旋转，一处处农业合作社喜夺丰收……你与你的尹薇薇，是多么渺小，多么卑鄙！”　　他讲得义正辞严，雄辩滔滔，极具说服力与煽动性煽情力。除了不合逻辑与略显俗气以外，符合一切要求。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偶然地找出了《尹薇薇》的原稿，我把它化用到新作《纸海勾沉——尹薇薇》中，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了。为此还获得了《十月》杂志的冰熊奖。　　这两篇短东西是我的一个时期的写作的结束。我愿说它们是我的婚前写作、童男子写作的最后篇章，虽然后一篇可能是完稿于新婚之后不久。一个青年人，不论男女，童真时期与有了伴侣以后，心情感受是颇为不同的。前一个时期，他或者她比较别扭，有些夸张，耽于幻想，磨磨唧唧，往往立论于太空，抒情于镜子之前，奇想于回忆与联想之中。后一个时间段呢，又可能找不到感觉，江郎才尽，眼高手低，好为人师，嘲笑和恶毒渐渐取代了灵气和善意……　　有一句话是我很久很久之后才有所觉察的：风大了，风大了，风大了。是预兆吗？是巧合吗？是文学的谶语？是本能的直觉？大风起兮，云飞扬，竖起领子兮，难无恙！//---------------二十二、我与五十年代(1)---------------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我不知道回忆录写到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从1953年开始写作以来，我的回忆太围绕着个人的遭遇了。其实我比较不喜欢一味地说个人那点臭事，委委屈屈，得得失失，恩恩怨怨，酸溜溜，灰溜溜，叫苦连天。尤其是一个写作者，如果他的写作离不开个人的那点得失悲喜，离不开他个人周围三尺三方圆的那点破事，烦人不烦人，丢人不丢人啊。　　还是放眼世界，放眼中国吧。五十年代，开玩笑吗？新中国，土改镇反，整顿财经，平抑物价，解放海南岛，进军西藏，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立足未稳的新中国顶住了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别了司徒雷登，再评白皮书，中苏友好，斯大林逝世，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制定宪法，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思想改造，高校改革，批判《武训传》、胡适、俞平伯，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五年计划，三大革命运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多少雄心，多少举措，多少新章程、新招数，多少尝试，多少胜利，多少远景！天行健，自强不息！　　我的青春是高调的。苏式的说法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磐石般的团结。中式的说法是，照到哪里哪里亮，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人民江山万年长。我经常处在满意、赞佩、自信、骄傲、服膺、掌握着历史的舵轮、战斗在最前线的自我感觉之中。　　清除了北京市区的垃圾，修起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建设了会刹海体育场，什刹海游泳池，交道口与新街口电影院，取缔了妓院——见记录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取缔一贯道——见记录片《一贯害人道》，都令我和许多人欢声载道。　　批《武训传》我始则没有想到，因为我初看此影片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尤其是王蓓饰演的小桃，这样一个自我牺牲的女性更使我感动。后来批起来了，杨耳即许立群撰写了有力的批判文章，更使我如醍醐灌顶，许立群是团市委第三任书记，开始是荣高棠，他为团市委号了房子就走了。第二任是李昌，我就是在李昌时期调到团市委的。第三任是许立群，他文质彬彬。他去东德作过一次访问，回来讲得我们热血沸腾，两眼放光。　　《武训传》是批得“体无完肤”了。武训与小桃，尤其是小桃在银幕上的形象，仍然使我悲伤。我还看过王蓓饰演的蝉娟，在话剧《屈原》中，同样善良、纯洁、悲剧式地献身。后来我知道，她嫁给了作家白桦。　　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使我大受鼓舞，对于小人物的支持使多少小人物包括王蒙跃跃欲试。　　批胡适离我太远。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无论如何不像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包括反动意味。我早就读过鲁迅讥讽胡博士的文字，对胡没有什么好感。我只是感觉到，我这一代人太幸福了，选择了革命的这一代人就更是史无前例地幸福。而前几代或者说是此前的所有的中国人太倒霉了。我至今记得茅盾谈思想改造的一些文字，他说，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思想，好像一只旅行箱子，上面盖满了各地的图徽标记。而革命的新思想，也盖在上面了，与各种陈旧的痕迹混在一起。　　批胡风我比较震惊。早在解放前夕我就从香港的左翼出版物上读到了党的文艺理论家与胡风论战的文字，未得要领。变成反革命集团我则始料未及，并想斗争太严酷也太惊世骇俗了。//---------------二十二、我与五十年代(2)---------------　　毛主席的关于合作化的文字催人奋进。例如作家秦兆阳深受农业合作化形势的鼓舞，写了热情洋溢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一次印30万册，大量发行，到处可见，后来还降价出售。　　除四害，打麻雀，我有幸亲历，人们站在房顶上，敲锣打鼓，竹杆乱舞，喊声震天，使众麻雀惊飞，无地可落，眼见着只只麻雀过劳心脏破裂，坠地而亡，真是一大游戏，当然，从飞鸟保护的观点看，这样做太残酷了。那段时期，北京的许多副食店出售“炸铁雀”。我听过传达，毛主席对此还是留了活话的。他说，如果最后认为麻雀不应消灭，也不要紧，从国外进口一批麻雀就是了，他讲什么都是举重若轻。　　敲锣打鼓，庆祝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宣告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全胜利，也令人额手相庆。只是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至少要够得上苏联的架式，拖拉机呀，康拜因呀，重工业呀，托儿所呀什么的，中国这么快就社会主义了反而令我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中变得冷静了些。　　五十年代中期一件大事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此前，贝利亚的处决，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被赫取而代之，苏联医生集团的平反等等，已经令人觉得苏联有了事。我们听了各种传达报告，学习了中国党政治局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专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退党。文艺报发表文章批判退党的美国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巴金写了一篇，对法还是比较客气的。紧接着，文艺报便以“呸，叛徒法斯特！”为总题发表了声讨组文。波兰、匈牙利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与沉重，我觉得没有比发生这样的事件令富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更难过、更沉重的了。伊姆雷·纳吉最后被处决，更使我认识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不作铁锤，便作铁钻”（季米特洛夫语）的性质。参预了事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艺家卢卡契被宽大，保住了命。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说：“卢卡契本来是呆在书斋里的，现在，回他的书斋去吧……”令人欷歔。返顾自身，我益发感到自己与自己一类人的软弱渺小。　　都说是希望在中国。我记得曾任团中央副书记、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同志的名言，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浪中，中国党最稳定。因为中国不搞个人崇拜，中国不搞肃反扩大化，中国不搞给领导人祝寿，用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等等。彭真同志还说，祝什么寿？过一年离死亡近一点就是了，还祝寿，低级趣味！　　而毛主席这时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双百方针更是为社会主义学说开了新生面。这时提出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令我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曙光。　　毛主席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说了话，我当然感恩戴德，心里三呼五呼万岁。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仅仅是毛主席对我个人的恩典。毛主席嘲笑苏联《文学报》转载了陈沂、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实质为批判“双百”方针的文章，而南斯拉夫的一家报纸转载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人以类聚，方以群分。不是正说明，毛主席既反“左”也反右，厥执乎中，正确无比吗？　　紧跟着却转入了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我的精神不再高调，我处于守势。我对报纸上揭出来的那些“右派”，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肝火，我怕。我会出事吗？我问自己，我不明白。我忽然想起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时还没有此后的发展，叫做“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我不安地苦笑着，不妙，实在不妙。//---------------二十三、新的一页(1)---------------　　1957年11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张进霖同志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诚然，党太英明了，我就是有“思想问题”。否则，一向指向哪里打向哪里，积极带头的我，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觉得那样勉强？甚至有点格格不入？我多么愿意清除掉所有的格格不入和勉强为难啊。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我的感觉是目不暇给，日新月异，眼花缭乱，而运动也有点横冲直撞，莫知就里。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D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丛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作家老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作者、诗人G作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D业经所属单位研究定性，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D登时怔在了那里。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G老师G领导也划成分子了。　　我惶惶不安，直到去团市委参加运动，我反倒觉得有了着落。团市委的干部大多来自地下党里的大、中学生党员，文化高，年纪轻，经过地下斗争的生死考验，立场坚定，积极进取，善于分析，热情敏锐，弱点是脱离生产生活实际。凡是运动，一到团市委，都如火如荼。1952年春三反五反后期，有个民主补课阶段，即发动各单位群众给领导提意见。不论是（中共）市委区委，都正常地进行完了，团市委则群情激昂，热泪盈眶，把领导斗了个不亦乐乎。团市委搞的反右，也是十分刺激，我去报到的时候,机关揪右派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了，仍然不断扩大着战果，一张又一张足以吓死人的从政治上下毒手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在团市委，反右派是真正成了群众运动，火上浇油，欲罢不能。　　有一位L同事（为了不刺激一些人或他们的家属的神经，我使用一些代号，条件成熟时，可以完全转化成真实姓名），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很自然地留一点小胡子。他本人没上过大学，但他的妻子T是一位皮肤白皙、善于词令、被认为很“强”的大学生党员，她是南方人，善于分析，我行我素。她的自备茶杯上写着“TB（肺结核）大王之杯”，以防止别人随便使用。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L，他上下打量我，唉声叹气，摇头不止：“王蒙，你怎么这样……”我才明白，是说我穿衣不整齐。我曾被认为是名士派头，不修边幅。其实绝对无意自诩名士，只是尚无这方面的知识与自觉，包括经济实力也还不够就是了。　　什么原因，不知道，L一上来就被团市委揪出来了。我到达团市委后，一次无意在一间地下室（可能是资料室），碰见了他，他抬起头来，太可怕了，他的眼睛像是盲人的眼睛，满脸上都有一层雾气，使他与外界隔离，他的面部肌肉像是死人。我才知道资料室大概权充了他的隔离反省室，吓得我回身就跑。　　据负责我的“问题”的W讲，L对一个女中学生有猥亵行为，运动后期，作为“触犯刑律”者，他被捕并判处8年徒刑。还传出来过他劳改中在清河农场织袜子。刑满释放前，他因病去世。　　机关还有一个划为极右分子的广东人V，说是他在反省期间手淫，被人发现，成为右派乃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证明。　　怎么会不吓人？好好的团市委，瞬间变成了看管阶级敌人的拘留所。　　团市委所属一个单位（少年宫），一位女同志批判该单位的右派分子，揭发了此人的涉嫌污辱女性的“荤”话，此女同志由于激动，当场气晕过去，这种义愤也令人震惊。　　团市委当时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W是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幅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其时他刚刚离了婚。他找我谈了许多次话，中心是要帮助我转变，要把我拉回来，为此，就要挖、找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他常常用归谬法，你有A问题，一个人怎么可能仅仅有A呢？有A就有B，然后是CDEF……直到Z，直到Z+，Z的无限次方。　　W小火慢攻，启发诱导：你对区里的部门有这样那样的看法。那么对市里呢？对中央呢？对国务院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呢？你在斯大林的事出现后有糊涂认识，那么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呢？对于敌人呢？对于反共宣传呢？对于唯心主义呢？对于贝克莱大主教呢？（贝是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过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的代表）。　　他的逻辑并非无懈可击，然而势能比逻辑更重要，他负责审察我帮助我批判我，我负责接受批判忏悔旧我。他的逻辑的优势与威严显而易见。//---------------二十三、新的一页(2)---------------　　我对于W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问题，该整，这是大前提。而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我相信党的政策历来如此。我相信W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鼓励我要有好的态度，要我再检查再交代，再交代再检查，再上升一点，再深挖一点，再再再一点又一点永远点点点。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对不起，我也深知，我极清楚：想怎么样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你只剩下一条路，举双手投降，说啥就是啥。本来思想问题抓不着看不见，不能称不能量度，全看怎么分析。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W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W的名言是：关键在于鼻子与屁股。什么言论，什么文章，用鼻子先闻一闻，自然明了。屁股坐在哪里，看法自然不同，屁股决定取舍，屁股决定觉悟，屁股坐过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不解决怎么得了？怎么得了？？？什么叫觉悟？什么叫聪明？聪明和觉悟就在于对阶级利益的敏感。你连自己的问题都敏感不到，你有什么聪明？你最愚蠢。你现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沙上的，要无情摧毁，你是有前途的，但是要换一个灵魂。　　W还有一个独特的说法，叫做“革命的阿Q主义”，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犯了大错误，承认了比不承认好得多，既然敢承认就证明能够改正，既然能够改正就证明能够汲取经验，成长壮大，坏事就变成了好事，现在愈是承认自己错误极大，未来就越是光明无比。这样低头认罪就是伟大胜利。　　第一我佩服他的分析帮助。第二，我分明感觉到他批判我时的快感。　　我还必须承认，如果是我批判帮助一个人，如果是我“帮助”他，我的振振有词，不一定逊于他。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六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但也称得上慷慨激昂，金声玉震，六个人赛着看谁讲得更好、更巧、更深、更严正、更具杀伤力和爆破力。六个人都比被帮助的人高明万倍，六个人都有一种幸福感和被信任感和庄严感。也许当初对一个突然人五人六起来的人还有某些不解，某些羡妒。多么渺小！多么卑鄙！当说完这样的话也可能有一种自己从而伟大和高尚起来的满足感油然而生的吧。　　然后挂起，直到1958年8月，确定帽子。半年前，清华的团委领导人阮铭先生已经向该校全体团员宣布了王某的帽子，我妹妹时为清华学生，大惊，告我。我为此找过W，W说尚未定性。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在批判会后三天，我照了一张照片，我开玩笑说是普希金的风格，我拿着背在肩上的小棉袄，一脸的光明与潇洒。整个青年时代，我没有照出过这样帅气的照片。只有一个晚上，我很慌乱，一夜无眠，不断地起夜小便。　　W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名额限制，开除了该副手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W两次吞安眠药自杀，一次在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时，救回来了，他只承认是严重神经衰弱，安眠药吃多了。最后他终于在文革一开始时死去了。他的心情有特别不好的一面，他的老婆很白净漂亮。传出来是他办不了事。文革后团市委给一批被文革迫害至死的同志开追悼会，W的追悼会我也去了。我在追悼，在告别一个时代。　　总体来说，W收拾我并无个人动机，团市委的反右，我没有发现公报私仇的情形，像20余年后的一些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那样。人人为事业为原则与同事友人亲人突然撕破脸，大义灭亲，血箭封喉，这更要命。撕破脸，这三个字是当作正面语言公开提倡过，而心慈手软，是要不得的。那时候整天学习《东郭先生》与《农夫与蛇》，那时候有多少狼与毒蛇呼唤着人民的铁拳。　　这里有一个重大得多的前提、原则，那就是，人们认定，党的领导是代表着工农劳苦大众，代表着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的底层人众，代表着最最弱势的群体，虽然那时还不时兴这样的说法。人民有权利复仇、清算！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特色和魅力在于，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让资产阶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面前发抖吧，总算到了这一天，把同，把几千年来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就是要覆地，就是要翻天！铁树开了花！哑吧说了话！世世代代的奴隶的黑手掌握了大权！只要想一想世世代代的杨白劳、喜儿、斯巴达克思、汤姆叔叔（《黑奴吁天录》又名《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受了多少贫穷、痛苦、侮辱、压迫，血海深仇，黑咕隆咚苦井万丈深，那么，请问，作为一个城市青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狗屁作家，一个养尊处优的却又打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旗号的干部，就不应该受受人民的严厉教训吗？怎么整治也是有理的，你怎么被轻视也仍然具有优于杨白劳的命运，你怎么被批判也优于喜儿的屈辱，你怎么丢脸也胜过做牛做马的工农。你当然已经具备了原罪心理，一想到自己包括上一代人与工农大众的距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就认定自己是一代一代欠着账的，必须通过自我批判改造，通过自虐性的自我否定，救赎自己的灵魂。//---------------二十三、新的一页(3)---------------　　有了这个大前提，接受批判并非难事。也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用钙含量骨硬度的信口开河红口白牙能闹明白的。　　等候处理期间我阅读了大量西洋文学作品。我爱读狄更斯。尤其爱读《双城记》。“这是光明的年代，这是黑暗的年代；人们走向天堂，人们直接下了地狱……”（非原文）的句式深得吾心。从狄那里，我越发明白，人生充满试炼，好人须历经险恶，命运无常，千钧一发，祸福生死，相隔一层薄纸，而最终最终，光明战胜黑暗，人必须挺住，不能失却信心。狄更斯的著作大大地帮助我度过了1957到1958那一段特殊的日子，虽然我的遭遇与狄更斯所写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　　我也重读了《苦难的历程》。它的主人公与故事对我极其陌生，但是它的题记，什么人要在“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我感动万分。与这样的清洗九次相比，我的日子算是够舒服啦。　　我与那些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文友一起谈起的时候，我们也一致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应该晾晒灵魂，把恶臭的霉变清除，方能有无限光明的未来。特别是想起我在738工厂的精神危机，我更认为对我的批判非常及时，非常必要，这才是主要之点，其他则是细枝末节，鸡毛蒜皮。　　而且我相信，通过一次这样巨大的震撼，这样一种史无前例，雷霆万钧，除了咱们这儿哪儿也搞不成甚至也不敢想的事变，中国社会将会焕然一新，这儿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光明的地方。为了大事业，牺牲个把小文人也是值得的。　　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如果不是我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根本绝对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我的这种事实上的极左与愚蠢也辜负了那么多其实想保护我的领导同志。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1)---------------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必然如此，只能如此，岂有他哉。　　包括父亲，也表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拥护。他早已吓破了胆。他虽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区，但因一贯自由散漫而又学无专长，一直不得烟抽。1955年结合反胡风各单位搞肃反，追起他的历史，他因在担任青岛师范校长期间当过日伪的国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恶极，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处决的准备。　　父亲尤其鼓励我去参加劳动（改造）。他反复引用俄苏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我爱脑力劳动也爱体力劳动，但是我更爱体力劳动。”　　我在少年得志的时候还有点“不健康”情绪，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说我或有“淡淡的哀愁”。1958年翻车以后，我却只剩下“健康情绪”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与表现。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活下来的都愈来愈健康。　　等候处理期间我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地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满耳都是大河哗啦哗啦与钢钎撞击在山石上的声音，满目都是山峰相连，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远，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弯，浪花飞溅，青白白青，再没有什么柔情，什么温馨，什么腻腻乎乎，什么心灵的火花，而只有钢铁的火花，巨石的威严，大水的决绝，山道的绵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惧又欢呼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从桑峪继续往深山里走，是这里的乡政府所在地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头角的评论家乐黛云就在那里。当厄运成了规模的时候，厄运就变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天灵灵，地灵灵，“点儿”走到这一步了。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儿，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摧眉折腰，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却不能出版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种终于弄假成真的感觉。木已成舟，需要以舟为戒，以惩效尤，岂有缓冲转圜的余地？　　土改也罢，三反也罢，肃反也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也罢，都有一个运动后期，落实政策，纠偏平反，宽大处理，欢声雷动，直到给受到错误审查的同志赔礼道歉。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幻想反右后也有这么一场好事，我一想到这种可能就恨不得抢天哭地，叩头流血，不用来真的，只一想已经感激涕零。　　然而，没有。与过往记录不同，与历次搞运动的传统不同，反右以来，从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强硬再强硬。就因为这个运动最玄乎，最不具体，争议最多，没有或很少铁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飞花案分析案论说案，如果开开一个口子，如果平反三个五个，有可能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2)---------------　　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买不到硬座票了，我们俩干脆买了软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见。却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游。这样的事也只有我们做得出来。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关头，我曾经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欧美同学会吃西餐。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远远不是浮华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时深信早晚能化凶为吉，化坎坷为坦途，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必须兴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丢戒指》，王山随着我啊啊地叫。不久，这个影片与歌曲也都在报纸上受到了批评。已经愈来愈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了，你喜欢什么，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长到二十多岁，第一个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农村是桑峪。当地人自称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口音特别，称叔为“绍”，称累了为“使”得慌或“使”着了，称有病是没精神。出门即山，梯田步步高，核桃树枣树，桃花梨花，荆蒿蔓草，花朵蜂蝶，山路崎岖，沿沟而上，山形险峻，移步换景。奇峰、奇石、奇路、奇田、奇溪、奇涧、奇谷，个神仙世界。登高望远，山村如画，山外公路，车辆如梭。春夏秋冬，阴晴寒暑，日月星辰，风雨雪霜，端的是无限风光，无限变化。这是哪儿来的机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经纤细的王蒙能到这里一游一走一干活一锻炼一成长！　　我就是这样想，真实又乐观。　　根本不存在别的选择。　　这里是老区，农民中就有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又赶上了千年不遇的大跃进，花样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点到玉米地里。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吃一次馒头，消息传到几十公里外，到了这一天，各地亲友来桑峪白吃。最高还吃过油炸黄米（黍子）面粘糕蘸蜂蜜。农民相信这是最耐饥的食物，谚云：红薯一溜屁，切糕二里地。秋季早战，每天夜三时前起床，先是背萝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后来全部冻坏。接着深翻地，翻出阴土，造成减产。全民做诗，大跃进民歌响彻云霄。扫盲落实到人，三个月要消灭文盲。立秋节气家家门框上插着核桃叶。石块垒墙，石板代瓦盖顶子的民居简陋，但是好看，绝对比日后小康了挣了不少钱了的农民，盖的瓷砖贴面、塑钢门窗的新房好看。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们，一面劳动一面高唱“共产党领导，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无边！盘龙山上锁盘龙呀……”“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　　前一个歌约出自影片《降龙伏虎》，后者出于《芦笙恋歌》。属于下放革命干部者，按期休假，他们看过这些电影，我们是看不上的。《徐秋影案件》则是在农村露天放映的。《芦笙恋歌》的原著是彭荆风，也已在运动中落马。　　1958年4月，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势发展觉悟提高，腐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过去的剥削阶级不想变也得变，有少数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无关大局……　　文章气势与内容都使我们深为触动。我们这人互相提醒不要变成花岗岩脑袋。一位爱讲笑话的“分子”说过，我们是反动派，但不是纸老虎，最多是纸老鼠，这次他又说，我们做不成花岗岩，最多做个花岗搓（读chai,第三声，即包谷糁子，为当地常吃的食品）儿粥。此话传了出去，本以为会批一通，结果尚称温馨，没怎么样。大概左派们听了这种玩笑也忍俊不禁。另外糟蹋自己硬要说也可以算是认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现，不无可爱吧。这段期间，我们的口才就都放在自我糟蹋上了。如领导让我们评改造的“上游、中游、下游”。我们干脆自称“下流”。谈到何时被揪，便说那时脸色与“屁薰”的一样。说到谁谁死了，便说无非“臭了一块地”。说到自己怎么“定了性”，划成了什么什么，便说“这回踏实啦。”　　我们也参加了工具改革，什么什么都要车子化，还到北京参观了北京下放干部们搞的工具改革展览。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招改革工具，但也要作冥思苦想状，在纸上画了一些改进后的背篓子的图，无疾而终。　　夏季，报上出现了快乐的言论，说是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太多吃不完，要考虑今后三分之一田地种粮，三分之一种花，三分之一休闲。到了冬天，却只剩下了一天喝两顿玉米搓子粥的份儿。拼命灌稀粥，灌得肚皮快要胀炸，五脏疼痛挪位，仍然不饱。然后只剩下了尿尿。大便少而且只有包谷皮皮，第二天风一起，大便居然毫无痕迹，真是干净得很。于是你病我病大家轮着生病，我也是一会儿长针眼，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咳嗽不止。乡里有一个中医，是跛子，他的老婆是哑人，但很健康。他帮助了我们艰难地挺了过来。//---------------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3)---------------　　即使这样，桑峪的经历仍然被我珍重，我与大自然，我与农村农民一拍即合。茫然中使我兴奋，宽阔中使我慰安，山野中使我得趣。我得到了新体验，新知识，新感觉。例如当地农民对于酒的评论，他们只承认白干，他们说葡萄酒是“酸泔水”，说啤酒是“马尿”。他们说“北京出（产）什么？就出大粪。”他们还说北京的东城，富人多，大粪有劲，价钱也比西城区的粪高。我们的掏粪队长李三，是当年的队游击队长。他一再嘱咐我们，越是脏活，越要做得干净利索。我也难忘公社化时家家把自己的淹好了的咸菜缸往食堂里送的情景。我也不能忘记立秋节气时家家门上插上一枝核桃叶。小子何德？与闻其盛！　　也许这当真是阿Q精神？也许我当真忘记了自己的严峻处境？也许我的细胞里有中国失意文人徜徉山水之间的遗传基因？我毕竟还年轻，没有什么好着急的。山风清爽，山色斑烂，山径畸岖，山石踊跃，山野辽阔；水光鲜丽，水波粼粼，水道弯曲，水声如语；星空如洗，皓月如银；地块参差，田亩雕砌，草木旺盛，虫鸟飞翔；地气徐来，炊烟袅袅，农事辛劳，节气分明，民风朴厚，民俗亲近……美哉桑峪，秀哉山村，何缘相亲相依大半载，如诗如梦也哦！//---------------二十五、一担石沟(1)---------------　　1959年春季，桑峪远山梯田上的梨花盛开，洁白如雪，（花瓣）翻飞如蝶，最美丽的季节到了，我也到了告别桑峪的时刻。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名叫屁股峪，需要爬一个小时山路的地点去看梨花了。这儿有一株我平生看到过的最大的梨树。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主要是市团校的工作人员们回城了，我们这些另类被分配到潭柘寺附近的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　　一担石沟山势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许多远地都已荒废。这里在大跃进中成立了造林大队，由市委、团市委、北京日报等单位出资、出人造林，远山油松侧柏、近山苹果蜜桃，还想搞点副食生产补助机关。由一位王姓主任负责这里的工作，上述单位的干部轮流前来劳动，一至两个月为期。我们编为八班，为长期工。另有一七班亦是长期，人数较我们少，属于历史有问题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说话极雅致，客气，温柔，标准老北京，略带女气，满脸带笑地用多礼的腔调对我介绍说：“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们七班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调门与社交场合互相介绍：“这位是张老板，那位是刘二爷……”绝无二致。所谓语言暴力的另一面会成为语言的润滑与失义，成为语言的程式化空心化与社交化，就像英语称呼谁都是dear。我不知道，英语民族枪决一个犯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说“请过来，我亲爱的”。反正我听过老舍先生对于丁玲的批判，他说“……还有您，陈明同志，您的思想也是反动的……”他的第二人称尊称称谓，绝对一丝不苟。这位七班的老王君说起什么分子什么分子，也满溢着老北京“旗人”的穷而好礼，幽雅规矩。如果那五（邓友梅小说中人物）在场，该也是这样说话的吧。　　这里我接触到了更多的帽子人物。我发现，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于右，而是由于太左才找了倒霉。一位少年得志，已经是副局级的很红的青年纪检领导干部，在运动高潮中上缴了自己的日记及与弟弟的通信，结果兄弟俩同时划为右派。一位团的纪检骨干，在运动基本结束的1958年7月1日——党的生日，慷慨激昂地大讲坚持延安传统的重要，痛批一些人进城后忘了本，学了陈士美停妻再娶，甚至堕落成右派。他的调门高了些，干脆，他就是右派。一位耳朵背，一副愚忠模样的同志，到了扫五气和向党交心阶段，狠狠地交了一回心，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是请君入瓮。一位女性热爱文学，少有成果，便在运动后期把自己的没有人用的作品初稿交上去了，据此，右而派之。　　当时已经有一些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的非议传出来了，1958年苏共在赫鲁晓夫的控制下把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定成反党集团，一位小干部表示对赫的不满（王按：他可能是为了表现积极），说“把莫老头接到咱们这儿来吧。”结果把他定成右派。一位长相漂亮、目光如水、出身名门文化教养很不错的女性，当了右派以后一再称颂对自己的批判如何“深刻”。还有两位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则主要是为人有问题，犯浑，爱吵，说粗野的话，弄成右派。我们班有一位理发师傅，自称不是干部，当不了右派，他是因了对统购统销乱讲话定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八班有班长副班长各一人，领导大家。造林队办公室的王主任比较适合抓生产，他对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太钻得进去。一次他听八班的总结批判讨论会，睡着了，鼾声大作。于是二位班长挑起了担子，树立了很强的领导意识，并说过能领导这么一些人也不简单，将来回忆起来是有意义的。他们极力组织思想批判，用运动中自己领教过的方法与语辞自己搞自己。动辄深夜开会，抓住点什么就猛斗一气，一次斗得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几乎晕倒。“恬不知耻！”“自取灭亡！”“反动本能！”“欲盖弥彰！”时过午夜了八班还在喊叫不停，最后是其他班的具有革命干部身份的其他临时来参加劳动的同志提出意见，认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丑调百出，扰人清梦，恶心讨厌……后来才稍稍降了一下斗争温度。可以说这是风欲静而树不止的奇观。　　公平地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二位班长身上，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至少是习惯于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粗暴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施于人。不欲已受，必授他人。不欲，则授受最亲。常挨打的人打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变种。　　二位班长还有雅兴抓文艺，下令我写一个反映右派改造的话剧剧本，并称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意义的。我明知没有法写，但也天天熬夜，作苦思状。//---------------二十五、一担石沟(2)---------------　　无电灯，熬夜用明拈儿烧煤油（人们管这样的灯叫做“秃小子”）的灯照明，冒着黑烟，第二天所有的人五官黛黑，尤其是鼻孔，黑得出奇。我说，这样的灯冒出的烟中未充分氧化的炭分子太多，被众人笑道“王蒙的脑子里净是没氧化的炭分子……”无法再说下去，其实改善一下灯的状况不难，但是这里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对科学与科学主义的轻蔑：都右派了，要科学有屁用？你鼻子不薰黑，谁来薰呢？　　文艺活动倒还颇有成绩。我们中有一位少年宫的音乐老师，他指挥我们合唱，旧调新词，表达改造决心。“挑水来上山呀，我们的意志坚，不管风大天又寒……”歌词是新作，张永经（后任北京市广播局长）作词，音乐老师作曲。“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地满山坡……”也是张作词，用的是《亚克西》的调子。“啧噶啧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苏民歌，什么词忘了，但调儿实在好听。通过这些活动我初步养成了唱歌看指挥手势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就要齐声高唱劫夫作的《社会主义好》，尤其要大声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面唱一面互看莞尔，是为了表明立场的转变与彻底的服气吧，我想是这样。但从革命者方面看来，不知是何观感。　　这里的学习、小组会主题是认罪，这个逻辑颠扑不破，很绕人：只有承认自己反党，才证明有可能改成不反党。想改成不反党，必须确认自己反党。声称自己没有反党，就是与组织（说你反党）唱对台戏，证明至今仍在反党。表白不反党是反党的铁证。自责反了党，则更是确实反了党的供认不讳。但存有希望：未来尚可能不再反党。却毕竟是铁案如山，永无翻身之日。翻过来掉过去，难逃反党恶名。这也像那个著名的难题，你到了某地，说实话要烧死，说假话要淹死。这又像那个著名的某某条军规，神经正常的人不准退役，神经失常的人不可能申请退役。　　有一位团市委的原统战部副部长，大龄未婚，有洁癖，是从协和医院来的，可能受医科教育中了“毒”（其实他的本业不是医疗而是行政），死脑筋，怎么也不承认自己反党。他讲的各种鸡毛蒜皮的事例与ABC式的理论令大家觉得只有白痴才琢磨这些小儿科心思——话语。大家又气又笑又骂，批斗帮助，喊口号，挥老拳，苦口婆心。他一天服，两天翻案，最后斗他也斗不起来了，大家喊什么不投降就灭亡之类，他也随着喊，喊完了与大家一起笑，笑着笑着又急迫起来甚至哭起来，急火攻心起来。而且他认定：我与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反党的，你们都承认了，那是有材料的！我可没有这方面的罪恶，我这儿什么材料都没有。这么一说就更讨厌之至，他当然是害群之马，咬群之驴。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了，喜剧闹轰大发了又终于变成了悲剧。一致认为小子浑蛋一个，自找倒霉，活该！　　他喜读医书，有一个习惯，对照医书找自己的症状，今天认为自己得了A症，数天后来了新的医学资料，他改认定自己属于B症，谁劝他不要自己找病，他就又与你研究起现代医学的成就与重要性来，保准把你吓得退避三舍。　　若干年后，他终于得了癌症，去世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家丛维熙也在这里，他居然还找我谈创作问题，我觉得他不识时务了。我觉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觉得他实在迂诚。　　需要一写的是徐宝伦，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个支部的首任书记，比我大两三岁。他是东北人，喜欢冬天支楞着“耳朵”戴三片瓦型帽子。后他调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适，他喜欢研究理论，他关心的多是共运的大问题，喜欢使用大概念大名词。解放前他就对我说过，全中国人民都应该认识刘枫同志。1955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的理论文字，关于订立爱国公约问题的，令我羡慕佩服之至。我听说他的爱情生活不顺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围巾，几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队遇到了他。他介绍说，他由于说过可以用“斯大林主义”一词以概括斯的纲领与实践而被划。眼光“远大”，与众不同。　　在一担石沟，我看到他的搪瓷饭盆下面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唐诗：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虽然我早就喜欢李商隐了，对这首七律《北青萝》并不熟悉，也不算激赏，我默颂了会儿，向老战友徐轻轻一笑，我的笑容带有劝他放宽心思的潜台词。他则向我苦笑了一下。　　我问：“你怎么样？”　　他做了一个手势，说：“过去的事，全冻结了。”他的“冻结”两个字拉着长声。我咕哝了一句“想开一点……”无法再谈下去。那次我还向他借了几块钱，可能是因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钱已不够在路上应用。//---------------二十五、一担石沟(3)---------------　　半个月后，休假完毕，徐没有回来。问谁，都态度严肃，后来知道，就是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楼图书馆自缢了。　　我很吃惊。他怎么会这样？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这也与他爱情上的遭遇有关。我不能不感谢我的爱情生活的幸福。此后许多运动，我坚信挺不过来的人往往是因了腹背受敌，在社会上在单位挨斗，回到家也得不到温暖。青年人向往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革命是烈火熊熊，它燃烧着旧世界也可能烧到自身，不要以为轻易地可以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革命家，不要以为革命既已成功、你就永远优越。不能不查。　　我连忙找组织，说明我还欠着徐一点钱，后来徐父来料理丧事，我还了钱。但我心里的震惊与遗憾是无法消除干净的。　　由于徐的自杀，市委从此对“分子”们的出入加强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时去与市委同楼办公的团市委领工资——顺便说一下，对我比较优厚，没有扣减工资——被有关人员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过的侮辱。　　丛维熙与原北京日报的几个人后来又进了大墙。据说与他们同一单位的副班长在这一事态发展中起了作用。说什么他们几人传看了南斯拉夫的“党”的纲领。结果是送去劳动教养。事态变得更加沉重了，我也更加默默无语。　　已经没有心软心疼的余地，谁倒霉至少暂时只能是谁扛着，王蒙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是照顾好自身，争取不跌入更凶更险的深渊。何况与此同时是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要过共产主义关了，要“公社，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除了牙刷”（马雅可夫斯基）了。出版社追回《青春万岁》的预付稿费，我写信告诉芳，马上货币就要废除了，我们不必焦心。天行健，自强不息，不惜一切代价，跃进出一个最新最美的图画来，为了告慰先人先烈民族社会，我不能沉沦，我不能自戕，我不能胡来，我仍然相信革命相信党，相信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毛主席，想念有一只巨大的手仍然在保护着我，相信个人与国家早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二十六、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1)---------------　　我在一担石沟创造了个人饭量的最高记录，也是秋天深翻地，我发明了一种跃起踩锨法，即跳起后以全身体重置于一足，再用此足踩到锨背上将锨板压入土中，不论多么坚硬的土质，都会被足足实实地切入翻起。但这样干活消耗极大，我一天中午吃了六碗拌面，折合干面一市斤半。　　我自幼身体不强，在团区委工作时，有领导当着我的面说，此孩太聪明，早熟的结果很可能是早夭。我的身体好转起始于1958年的劳动，初到建筑工地时感到手指变粗，腰腿变壮，肩膀经得住压。我坚信体力劳动对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劳动使我浑身血脉畅通，心明眼亮。我这里只是说一个事实，无意为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涂脂抹粉。我甚至至今在想，如果不是用野蛮的与强制的办法，而是用文明和自愿的办法，能不能号召多一点专家教授去搞两年体力劳动呢？我坚信体力劳动有益身心健康。　　还有一个愉快的经验，我曾几次骑着马去南辛房大队给马与驴钉铁掌。我敢骑马，不害怕，注意姿势，没有铲过屁股。我身躯灵活，认镫并不太死，随时可以跳下。我还有几次兴起，甩两鞭，跑几下颠几下，当然绝对注意不能累着马，不会让马四蹄出汗。　　有过一两次，马欺负新手，走着走着突然跑回马厩，我的头顶撞到了马厩的门框，撞出了血，但幸亏我的个子并不太高，什么事，我对与马共舞的兴致也没有受影响。　　在一担石沟我摆弄过草莓，单是草莓的名称也令我快乐。我相信，波兰圆舞曲中唱的“有个姑娘去到林中寻找红莓果”中的红莓果就是草莓。也有艰苦的工作，给灰窑背石灰石，垒窑。　　一担石沟与桑峪不同，没有那种大山，而是许多陡峭的小山峰小山头。有好几个山头被削成了平地，可能作过当年单干时的私人场院，站到高处下眺，相当好看。我的草莓田也是一个近处的小山头。　　在一担石沟我还打过猪草和割过荆条，这两件活都需要较好的眼力，我完成得不好，但也是一种狼狈中的新体验。　　檀柘寺是京郊的著名风景区，一担石沟由于入沟时有两块圆形巨石而得名，圆形石上甚至于可以看到方心，是挑担子的痕迹，说是二郎神挑着这两块巨石追赶太阳，把石头放到了此处。这里山头林立，石头众多，树木葱茏，花草繁茂，常有松鼠出没。但还有一部分秃山。我们实行雨季造林，冒雨到林场苗圃挖出幼树，栽到预选挖好的鱼鳞坑中。我学会了一些树种名称，什么大久保（桃），什么阿尔巴特，什么油松，侧柏，马尾松等等，我们也偶而畅想一下未来：荒山变成花果山，平原变成米粮川之类。　　生活、爱情、性是无处不在的。在八班中，传出了一些绯闻。我浑然无觉。而另一些朋友，激动地说这说那，并揭露了绯闻中的某些女性角色含有政治目的：为了摘帽子而靠拢改造得“好”的的积极分子。这样的传闻我第一不信，第二听后深为痛苦，尤其为女性痛苦，做名女人难？做女右派更不易，不信让那些名女人来右两下试试。第三不明白，我怎么看不出来？王蒙这样的木头人怎么还能写小说？第四，作积极分子真好啊，当了右派也要当积极分子呀，会有桃花运找上来呀。　　事过多年以后，我忽然想起，为什么就不能从最最美好的意义上看这一切呢？到处有日月星辰，到处有春夏秋冬，到处有生命的热度，到处有犹未了的青春，到处有男子与女子的相亲，虽然已经批倒批臭，虽然已经置之死地，虽然已经不算人民，但是仍然有拥抱和狂吻，有瞬间的不顾一切，有和山脉河流一样节拍的颤动……如果该死的王蒙多一点活性野性少一点目不邪视与中规中矩，也许他的《失态的季节》《布礼》什么的会写得有魅力得多吧。　　与桑峪比较，一担石沟的一大优点是吃得好，大体按干部标准吃饭，不必向贫下中农看齐。我坚信，只要吃饱睡足，劳动越辛苦越对身体精神有利。但是很快就到了1960年冬季，中国的一个饥馑之冬。粮食问题困扰着全中国，一担石沟虽然养着几头猪，对机关副食少有裨益。造林队转交给了报社作战备用，一担石沟从此静静地歇息在那里，再没有大跃进中的盛况，留下了我们用拆自古建筑的高级材料修起的古色古香的几间大房子，存放纸张和一些印刷用品。而那里种的树，除死掉的之外，几十年后也渐渐长起，松柏都超过一人高了。　　市委系统的副食生产开辟了新点，位于南苑西红门大队三乐庄。离城市是更近了，环境是更单纯了，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多“深入生活”的意味了，但是到了三乐庄以后休假能够方便一些；说好了两周就可休一次。于是1960年移师三乐庄，粮食定量从每月45斤一家伙降到32斤。//---------------二十六、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2)---------------　　一位原团市委统战部长，因被认为统而不战，定性右派，他到了三乐庄后写决心书，内有一句：“为改善机关同志的副食供应而奋斗。”我劝告他删去了此语。　　32斤的定量让人慌了神。找窍门找到了酒上，听说酒也产生热量，便想办法到大兴购买乌七八糟的色（读shai）酒。为此我受到了批评。有一位原来风度翩翩，出身高贵的人，被发现偷吃辣椒，班长跃跃欲试，准备藉此大抓批斗，被制止。而且团市委第一把手，农民出身的张进霖书记亲自来看望在三乐庄劳动的另册人士，嘘寒问暖，极尽安抚之能事，号召多休息，度过难关，直到表态：“你们夜间把尿桶干脆放入房间，这个措施是正确的。”　　来三乐庄后人员少了，副班长原属于北京日报社，他们到别处去了，原七班的人也另有高就。人们尤其是班长，似乎有点失落。他本想再抓几场斗争，没有搞起来。一次抓住了那位原团市委的统战部长，在气势汹汹之时，此公“擅自”回京了，人们等待着他的“下场”，传来的却是另外的消息，此公找了团市委第一把手，领导同志打招呼不要没事找事地七斗八斗了。从此班长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我们也有一种即将掀开新的一页的感觉。　　从桑峪到一担石沟再到三乐庄，这也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与世界万事万物一样。一次比一次离北京更近，一次比一次人数更少，一次比一次更有务实的目的，一次比一次更带有熬时间的应付性质。生产副食，就是生产副食罢了，不必再闹个鸡飞狗跳。这里是平原，地势开阔，视线辽远，到处是望不到头的青纱帐，到处是粮食作物，与一片梯田的观感乃至气味都大不相同。只是三乐庄这边地势低洼，一片盐碱，弄不好颗粒无收，才被公社基本放弃。我们学会了次生盐碱化一词，整天挂在嘴上，找了农学书籍，但仍没有办法。　　估计这里离市区也就20公里，一次深夜宣布次日休假，我乃骑上一辆破自行车返家。夜深人静，玉米叶子哗哗地响，路途全靠星光辩认，有的时候星光不见，全凭感觉。夜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永定门。我惊异于人的适应性人的克服困难的能力，还有人的勇气与地位的反比。　　由于离市区近，我们离领导也近多了。团市委有一位同志多次与我们座谈，内容一是鼓励改造，一是反修，大家争先恐后地骂赫鲁晓夫，这么一骂，似乎找到了“自己人”的感受，缩小了与革命人民的距离。遇到这种时候，当然就要得罪了，修正主义者们！　　1961年5月1日，依例休假，但严令不可以回北京，我们当然懂其中的考虑。我在宿舍内正在看一本书，忽听到熟悉的声音。是瑞芳，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我们结婚时我给买的翻皮正皮两样相拼的半高跟鞋，精神奕奕、仪态从容地带着一盒点心来到三乐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她的到来使我激动流泪而又神经紧张。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她怎么不告诉我就来到了这里！这里哪里是她来的地方！我与她出来并告诉她不可对这批右派太热情。我的怯懦使我至今脸红。　　说什么好呢？一位和我关系很好，应该算是“难友”的人，分享了芳带来的小点心，同时背后说：“王某的爱人是资产阶级。”还好，没有把她“五·一”来访的事提到批评会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将芳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那位俄罗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亚与自己的丈夫汇合，见到丈夫先吻他的镣铐。第一，她不受侮辱，宁可决裂吃亏。第二，他同坐火车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1959年的春节去过一趟桑峪给农民拜年。为此她甚至受到亲人的指责，认为她太与右派界限毫无，她不惜与一切对我不好的亲人决裂。第四，她此年“五·一”节穿着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许多看过她的书的人看到这里都说她太伟大了。第五，后面要写到的，1963年我决定要去新疆，我与她通电话，她三分钟不到就同意了。此后不但去了乌鲁木齐，还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产岱大队。　　在杨述同志再次关心与催促下，1961年秋，我算是摘掉了帽子，叫做“回到人民队伍”来啦。本来早就可以完成这项过程了，但是三乐庄的“分子”们常常陷于混战，关键在于我们的班长，他“右左”“右左”得你毫无办法。恰恰在当了右派以后，他尝到了做领导和抓斗争的其乐无穷。第一，他干活还是比较不错的，第二，他动辄放弃休假，而除了他以外，别人那个时候的唯一盼头便是到了日子能回家休息两天。凭这两条他就是表现得最好，无人匹敌的了。　　实在拦不住休假了，他也要布置休假期间写思想总结，开两次会议汇报休假不忘改造的情况。我曾经不无小人之心地猜测，他肯定与爱人夫妻关系不佳，否则怎么可能老不回去？此后多年，当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某位艺术家或某位干部怎么以单位为家从不休假的时候我都会猜测他们的家庭关系是否有问题。抱歉的是，大部分我猜对了。三乐庄诸公一散伙，我也就听到了班长与妻子离异的消息。那位知名艺术家的家庭也是很快就解体了。//---------------二十七、告别郊区劳动(1)---------------　　1961年冬，我写了两首新诗，一首是《鸟儿》：“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另一首是《宫灯》，“点点暗红的宫灯/像城市的美丽的眼睛/顾盼我吧，我也注视着你/心中温煦如干罢醇酒”　　形势已经有了一点松动，处境（表面上）已经有所好转，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经有了一点温暖，三面红旗仍然高举着，但斗的劲稍稍平缓了一些，知识分子和一些相对比较实是求是一点的干部们，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满幻想，也许终于能够做一点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乐庄大田干活，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信，编辑张慕兰，评论家许觉民的爱人，要求与我见面。当然这封信是杨述的爱人韦君宜（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关照发出的。确实，除了爱人的温暖支撑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贵人”相助。我的经历，我的为人，我的所谓“才”，使我很少处于绝望状态。在整个反右过程中，中国青年报张总编辑、佘副总编辑，也一直关心着我，他们的多次谈话帮助了我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至今记得佘世光同志的名言：“不论什么情况什么事情，不能有对党的丝毫不满，不满像种子，它会生根发芽长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后来1959年，他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可能促进了团市委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的考虑。很快先是把我们调回城里，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延庆等地调查青年生活文娱学习婚姻等诸方面的状况。陈家台，大次洛，这些长满核桃、杏、梨、枣的山野与斋堂沟大同小异，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同了。我们在王浒同志率领下来到这里，不但开座谈会，整理材料还货真价实地参加劳动，插白薯秧，间谷子苗。这方面的经验帮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夜雨》与《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学》后者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王浒同志是汪家镠同志(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爱人，这时也小有麻烦。三乐庄阶段，虽然已经进入了我们下放劳动改造的后期，规模日小，但不时有人补充进来，原因多样化。其中有一个中层干部，虽然来了，仍然摆着架子，并从我们原八班的人的斗来斗去的现象，说是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丑恶面目之类。　　到了暑期以后，我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教中文去了。　　就这样，连续四年的体力劳动生活草草结束。我想，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间许多事物包括政治运动也包括文艺作品的发展规律。想想我们这些人，反右斗争，批判改造，脱胎换骨云云，讲得何等惊天动地，烈火惊雷；结果，做点农活，搞点副食，自行胡乱开会批评检讨一通，说一大堆虚恭一般的废话，一、二、三，哨也没吹就散伙了。　　我说过，四年的劳动生活我仍然阳光。虽然这一段时间我也常常吟咏薛宝钗的咏香诗：“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而且没当右派前，硬是体会不了这首诗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担石沟山峰之重叠峻峭，三乐庄之一望无垠，我却又心胸朗阔起来。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局促焉！何人之不能回归自然而斤斤于荣辱得失也！宠辱无惊，说着好听，做起来是多么困难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干部”们都是搭自军饷至雁翅的班车，再从雁翅上火车到门头沟。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选择了凌晨三时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车站的办法。以至有人查问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太清，可能吧，一个是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多吃点苦，应该多锻炼锻炼。一个是都是一个等级的人一起走，反而会轻松些，更主要的是凌晨在大山中、在湍流旁、在乔木灌木花草中行进，这是何等地开阔快活。人生中再没有几次这样星夜走山路的机会了。　　我也为在一担石沟挑水上山的火爆场面而大笑。雨季造林后几天，需要及时补水。平常空手难以攀登的崎岖山路，挑满了两桶水飞跑而上，成为一场没有明说比赛的大比赛。为了抄近路，甚至不走已有的路而是另辟蹊径，走在杂草棵子，乱石丛中，连蹿带蹦，连滑带溜，势如黄羊野鹿。平时空着手走到那里肯定要打滑的地方，压上份量以后，反而脚下生根，稳如泰山，步履坚实，一步一个脚印。同时要检查水的保持情况。有一个人由于丢水太多，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半桶而被指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挑水的人的姿势千姿百态，有的腰被压成了八道弯，受到大家笑骂，有的一副骄蛮样子，活像是金牌获得者——并没有人赏识夸奖。有的连说带笑，有的气喘如牛，有的咬牙切齿，被称作是作“操狗”状，有的闷头苦干，我则一边使劲一边说便宜话：“本人挑担，重量在若有若无之间……”劳改不忘牛皮，劳动是乐生的第一要素，既然马克思这样说的，事实自然如此。而下山的时候，由于往下狂奔，叽里咣当，众桶齐鸣，出溜到井边，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