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美军政当局宣布反共反北方为南朝鲜的”国策“，用刀枪加以推行。崔一泉在这种杀气腾腾的环境中，还印出反日斗争漫画来向青少年宣传反帝反日精神。　　解放后，崔一泉在政治混乱、毫无秩序的汉城，集中全部情力写出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样有份量的书，实在令人惊叹。　　解放后，崔一泉进入了南朝鲜政界，历任朝鲜革命党政治部长、新进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欢迎金日成将军委员会委员、民族自主联盟执行委员等要职，同吕运亨、洪命熹、金奎植等人携手，为团结民主力量、争取南北统一，忘我奋斗。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汉城被反动派杀害。　　《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是崔一泉的未完成之作。他原计划印出第二集后继续写下一集，可是他走上复杂的南朝鲜政治舞台后，无法抽出时间，所以没能实现计划。据说，他在下一集里计划全面叙述我们的革命活动情况。　　如果崔一泉还在世，那下一集一定会问世，那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多有关我们的革命活动的令人感兴趣的史料公诸于世的。　　漫长的岁月流逝了，可以回忆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人物中，还在世的人不多了。能回忆我们的早期革命活动的人就更少了。我的记忆力也是有限的。　　有不少事已忘记，有些事已记忆模糊，有的时间和人名已无法准确地回想起来。　　在南满和满洲中部一带帮助过我们的活动的人当中，金利甲的爱人全京淑给我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金利甲是”金刚馆“（大成馆）事件的主人公，《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也介绍了他。　　1930年春，化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在吉林市复兴街的吴尚宪（吴春野）家，逮捕金利甲，给他的嘴塞上毛巾，捆绑起来押到长春去。　　后来，他被判处九年徒刑，关进大连监狱。　　全京淑的父母反对女儿同金利甲这样的革命家结婚，可是她断然拒绝父母的要求，离家随爱人去了大连。当时，她不是18岁就是19岁。离家后她进了纺织厂，一面做工，一面做共青同盟工作，全心全意照顾狱中的金利甲。　　跟我谈了这件事的，是任过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他说，他在大连搞地下党工作时，见过全京淑。他深为全京淑热烈纯真的爱情所感动，说：”我见过她后，才知道朝鲜妇女的节操和意志是如此的坚贞。“我听了他的话，也对全京淑的崇高品质深感佩服。那时，我听着他的话，感怀深切地回想了她在旺清门时的面貌，我为参加南满青年总同盟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她一面给我做晚饭，一面把国民府的恐怖活动计划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心想，金利甲可真是幸福的人啊！　　为了拯救民族，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奔走在满洲大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给我们做饭吃，拿出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钱给我们做学费和路费，那么多恩人的事迹，是谈也谈不完的。　　在这些恩人当中，到现在还不知生死和去向的人，仍然数不胜数。如果他们现在能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的遗憾也就会消失。如果我能招待他们一顿饭，和他们坐在一起共叙积蓄几十年的情怀，那该多好啊！　　但是，这就能全部酬谢他们过去为我付出的辛劳和赤诚吗？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给我国人民提供更大的福利，完成在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开拓的革命，这才是献给他们的最大的酬谢和礼物。在这之前，谁也不能说已完成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义务。　　第五章武装的人民　　（1931年1月－1932年4月）　　一受难的大地　　以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为契机开始的白色恐怖的旋风，到1931年就更加疯狂地席卷了满洲大地。敌人到处肆行血腥镇压，企图连根拔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花几年功夫培养起来的革命力量。　　我到东满一看，空气比南满和满洲中部更加紧张。暴动的后果也更加惨重，更具有破坏性。我在敦化南门看到挂在杆子上的暴动者的头颅，猜测到敌人对革命力量的攻势达到了何种程度。　　为教条主义、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所迷惑的宗派事大主义者们，在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仍在国耻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广州暴动纪念日等许多纪念日，以纪念暴动、收获暴动、恐怖暴动等名目连续发动暴动，其次数实达几百次。敌人的恐怖活动跨年持续进行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过程中，间岛的革命组织几乎都遭到了破坏。不用说站在前列进行斗争的骨干分子，就是跟着暴动队伍给他们端过饭的人也都被抓去或被处决了。一年前我们到豆满江沿岸时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受到了不少损失。　　在参加过暴动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向敌人自首或脱离了革命组织。　　我们为了寻找转入地下的组织到村子里去，有些人就畏畏缩缩地只是使眼色，不敢接近我们。有些人还说，”间岛叫共产党给糟踏了。“”共产党的妄动，使整个间岛变成了一片血海、火海。“”合着共产党的拍子跳舞，就要全家毁灭。“当时，只要是有共产主义者这个”招牌“的人，人们就不管他的所属和系统，一概不理，敬而远之。　　我到明月沟的时候，瓮区党委委员李青山，诉说暴动后他所经历的苦处，向我倾吐衷肠说：　　”上级一个劲儿地催我到群众中去恢复和扩大组织，可是老实说，已经没意思，也没勇气找人谈话了。过去把我当作革命家表示尊敬的人，甚至由我介绍加入组织的人，已有几个月，一看见我，就悄悄溜开。你看，多么叫人伤心，哪有心思干革命啊。暴动风刮过几次，间岛的民心变坏了。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遭冷遇，倒不如0放弃革命，到什么地方去挣碗饭吃，反倒会心安。话倒是这么说，可是一个誓死干革命的人，怎么能那么轻易放弃初衷呢。反正得有个什么办法才行。可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是在抱怨这个骚乱的时局罢了。“　　这是李青山的苦衷，同时也是我的苦衷。1930年和1931年，间岛的所有革命者都经受了这种苦衷。形势是那么险恶暗淡，以至像李青山那样诚实寡言的老革命家也作这样的表白。　　当然，李青山并没有中途退出革命。　　后来我到安图又见到了李青山。在我辗转豆满江沿岸各县的时候，他被调到安图区党委去了。和他在瓮声碰子时相比，我觉得他格外精神饱满。　　李青山十分满意他说，他在新上任的地方工作较顺利。　　”恶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用这么一句话简短地表达了在他的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他倾吐苦衷说人们不肯接近他时的那种悲伤、忧郁的表情。　　但是，直到我在瓮声砬子见到李青山的时候，满洲地区的革命者们还在尝着白色恐怖的苦头，因人们不肯接近而苦闷。　　我也曾在这种苦闷中度过。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喝着玉米稀粥，吃腌芥菜，夜里枕着木枕躺在透进寒风的人家下屋，与饥饿搏斗。当时最使我们难受的痛苦之一就是饥饿。那时，我们到了间岛之后，确实吃了很多寒冷和饥饿的苦头。　　我没有棉衣，穿着西服过冬，所以总是比人家感到更冷。到了没有铺盖的人家去过夜，就和衣躺下来睡。我到过李青山的家，他家也没有被子和枕头。我和衣躺着过了一夜，冷得怎么也睡不着。　　这一夜过得真够苦的。后来我到了安图也谈过这一夜的遭遇。母亲听了这话，几天内就给我赶制了一件像车夫穿的那种大棉袄。我穿着这件棉袄，在没有被子的人家过夜时，就用毛巾把木枕卷起来枕，脱下棉袄盖在身上蜡曲着睡。　　可是，这种苦楚还算不得什么。那年春，我去间岛，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夜晚躺在炕上，又冷又饿，难以入睡，加上对牺牲的同志的怀念和对遭到破坏的组织的担忧，使我无法平静。　　人民的冷遇所带来的绝望和孤独感折磨着我。看到不愿接近我们的群众，回来枕着胳膊躺在冰凉的炕上，眼前就浮现出遭人们冷遇时的情景，无法入睡。　　其实，我们很早就对间岛地区寄予很大的期望。延吉是受宗派影响很大的地方，但间岛其他地方受宗派影响并不很严重。这就提供了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在这一地区迅速成长，并以新的方式开展革命的有利条件。几年来，我们的同志顽强努力，煞费苦心，为了在这一带把抗日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扎扎实实地作了准备。　　可是，两次暴动，使来之不易的这一成果大受损失。左倾分子用极左的言词和口号暂时迷惑群众，但其危害却如此严重和具有破坏性。我认为，把左倾说成是翻过来的右倾，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把一切事情都放到一边匆匆地去间岛，也正是为了弥补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加紧进行准备，尽快开展武装斗争。　　抱着很大的期望来到间岛，可是破坏程度比预料的更为惨重，加上又看到人民不相信和疏远革命者，我心里十分难过。　　为人民而战的斗士们，如果被自己的人民遗弃，那么，哪里还能有比这更可悲的事呢。只要有一天失去人民的信任，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那么，那个革命者的生命就完结了。　　当群众不分系统一概冷淡对待所有革命者时，我们之所以感到那么痛心，是由于暴动导致共产主义者的威望受到损伤，群众不相信自己的领导者而退出组织，朝中人民之间产生了隔阂，互不信任和误解。　　当时，这些是最大的苦恼。　　但是，我们并不是处于只有苦恼、悲伤和挣扎的境地。假如革命者前进的道路上没有难关，实际上也就不能说是革命了。一个革命者，越是处于这种情况，就越要坚定，越要满怀信心顽强地克服困难前进。　　我们在1931年仍在间岛一带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清除五·三○暴动后果的工作。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第一个障碍就是暴动的后遗症。如果不尽快消除这个障碍，重新整顿革命队伍，就不能挽救处于危机的革命；革命也不能深入发展。　　五家子会议后前往东满的时候，我向我自己和同志们提出了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总结五·三○暴动。虽然我们不是计划和指挥这次暴动的当事人，但我们感到有必要从各个角度科学地正确地分析和总结这次暴动。　　尽管暴动连连失败，但在东满仍有狂热的恐怖主义者和李立三路线的信奉者煽动群众进行冒险的暴力斗争。　　李立三机械地搬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的论断，提出了”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路线，这条路线起到了推动群众举行暴动的强大刺激剂的作用。　　这是掌握中国共产党实权的人提出的路线，而且是通过组织下达的，因此，直到李立三退出党的领导职务，他的主张被定为左倾冒险主义时为止的很长时期，人们追随了这条路线。他们饱尝了失败和挫折的苦头，却仍然不能轻易从李立三编织的甜美的梦想中清醒过来。对五·三○暴动进行总结，人们就能从这种梦想中觉醒过来。我们决心通过对五·三○暴动的总结，给宗派事大主义者向上爬的思想、名利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敲起警钟。我认为，尹暴动的总结会成为使满洲地区的革命者掌握科学的战略策略和领导群众的方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另一项任务是，提出能把群众组织成一支政治力量的正确组织路线，用这条路线武装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　　当时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条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组织，并将它加以扩大和加强方面可作为指针的明确的组织路线。在东满地区进行活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在使群众组织化方面，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们大喊”阶级革命论“，只吸收贫雇农和工人加入组织。他们把其他的阶层都看作与革命无关的对象。因此，没能加入组织的人们就说，原来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个货色，把其他人都撇开，只由那些屈指可数的穷汉子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就是共产主义啊！对此，他们甚至还表示愤慨。　　要克服这种关门主义倾向，把各阶层爱国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就必须克服死抱住经典著作的命题和外国经验不放的事大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找出能够把一切爱国力量一个不漏地容纳进来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并尽快加以贯彻。　　我把这些任务定为这次问岛之行的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加快了前往东满的步伐。在孤榆树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和柳凤和、崔得永一起前往长春方面。不料，在路上因密探告发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当时，军阀当局严密地注视着我们的活动。他们的嗅觉灵敏度不亚于日本警察。连我们为了作武装斗争的准备前往东满，他们也都知道。　　军阀当局已探知孤榆树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中部地区的主要活动基地，便发动伊通县公署，把督察员派到这个村子严密地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孤榆树有个叫李出流的中国地主，他同县公署派来的督察员取得联系，秘密地打探我们的活动。　　向督察员告发我们离开孤榆树前往长春的，正是这个姓李的。我们在大南屯，被接到督察员的通知紧急出动的保卫团逮捕，在县公署的牢里受了几天审讯，然后被押送到长春，在那里坐了20来天的牢。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三次坐牢。　　那时，吉林毓文中学的李光汉校长和何先生正在长春。他们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后，去找军阀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金成柱是在吉林被判无罪释放的，为什么又抓起来？金成柱由我们作保。“幸亏有他们的帮助，我被释放了。　　我想，两位恩师都是理解共产主义的联共人士，所以在困难关头毫不踌躇地救了我。　　他们和过去一样真心同情我，保护我，对我们的事业表示理解，我从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深深的感动。　　我们到东满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敦化为朝鲜革命军队员和革命组织骨干分子进行讲习。　　这次讲习讲的是：大力促进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及其途径，对基层党组织保证统一领导方面的原则性问题和把分散的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可以说是为这年12月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作准备的讲习。　　在这次讲习后，我就到安图、延吉、和龙、汪清、钟城、稳城一带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在充分掌握了间岛和豆满江沿岸六邑一带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1931年5月中旬，我们在瓮声砬子的李青山家召开了党和共青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也称为”春季明月沟会议“。　　瓮声砬子，意思是发出瓮声的岩石。在日本霸占满洲以前，明月沟曾叫瓮声砬子。日本人霸占满洲后在这里设火车站，把瓮声砬子改称明月沟，这名称便固定了下来，于是后人也就把瓮声砬子称作明月沟了。　　现在明月沟是安图县县城了，可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它还属于延吉县。　　参加”春季明月沟会议“的有：党及共青干部、朝鲜革命军成员、地下工作员等数十人。记得在间岛地区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中白昌宪等出名的革命者几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贯彻执行革命的组织路线》这篇著作，就是根据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出来的。我来东满时提出的两项任务都包括在这篇讲话中。　　我们按既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五·三○暴动的本质，提出了革命的组织路线：把基本群众紧紧地组织起来，并把各阶层反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其周围，使全民族团结成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　　会上，作为贯彻这一组织路线的任务，讨论了建设坚强的领导核心，加强他们的独立作用的问题，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群众团体，吸收各阶层群众加入群众团体的问题；通过实际斗争锻炼群众的问题；加强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友好团结的问题；还制定了从小规模斗争发展到大规模斗争，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相结合等策略原则，并且特别强调了彻底克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问题。　　1931年5月的”春季明月沟会议“，用一句话来说，它是为争取群众的会议。争取群众，最大的障碍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因此，我们果断地批判了这条路线。　　当我们批判左倾，提出了宽泛的组织路线时，与会者们表示完全支持。　　会上，有很多人发了言，每个人的发言都富有革命性。他们都说，日本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作好准备，时机一到，定要决一死战。有很多老练的革命者参加了会议，所以，有很多值得一听的，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意见。　　通过这次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会后，工作员陆续奔向了间岛各地和国内各地方。　　我在明月沟住了一些时候，对这一带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进行了指导，然后前往安图。目的是暂时以安图为活动据点，把间岛和国内的革命工作搞上去。　　安图是个远离铁路、公路和城市的山区，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还没有伸进来，而且四周全是险峻的山岳和密林，便于同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地区和抚松、敦化、桦甸地区以及六邑一带等国内各地区的组织取得联系，也非常有利于组织和训练游击队，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居民成分也非常好。　　尤其是这里跟祖宗之山白头山邻近，所以，时刻不忘祖国的我们不能不从它那崇高、庄严的威仪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万里无云的晴天，远远的西南方天际白头灵峰的银灰色波涛，那隐约的远影映入眼帘时，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拿起武器光复祖国。虽然离开祖国在异国土地上开始武装斗争，但希望在望得见白头山的地方打响抗日的枪声，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情。　　在敦化的讲习结束后，4月，我到安图去领导群众团体的工作。　　那时，母亲缠身病榻。当时医术还落后，诊断不出是什么病。母亲只是说好像是”瘕“在发作，煎些汤药用。　　母亲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反而担心我这个手无分文、经常在外乡奔走的儿子，同时还为妇女会的工作费尽心血。　　时隔两个月重访安图，我心中排解不开对母亲的担心。　　可是，我到了安图，看到母亲脸色非常好，便放心了。母亲经常告诫我，不要想家，要专心于光复祖国的事业，可是我一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得不得了，竭力掩盖脸上的病容。　　跟母亲住在一起的祖母，听说我来了，顾不得穿鞋就跑出来拥抱我。祖母在父亲去世那年来满洲后就没有回家乡，一直和母亲一起维持着朝饭夕粥的贫苦家计。我们一家从抚松搬到安图的时候，祖母也跟着母亲来到安图。　　祖母来到安图后，住在兴隆村的英实外婆家，不过也常常到我们家来住。　　英实是亨权叔的独生女儿。　　亨权叔入狱后，叔母（蔡燕玉）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出嫁，刚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丈夫不幸被抓去坐了牢，她神经受到刺激，患了优郁症，也是难怪的。　　在亨权叔被判处15年徒刑，被关进监狱后，我写信劝叔母，把孩子送人后改嫁。但叔母没有改嫁。她说，嫂子失去了丈夫，也没有改嫁，千辛万苦抚养着三个孩子。我丈夫还活着，怎么能改嫁呢？要是我改嫁了，英实她爹在牢里听到这消息该多么伤心呀！要是我把英实送给人家，嫁给别人开始过新的日子，那我能睡好觉，吃得下饭吗？再也别说那种话了。这位叔母是位又贤惠，又有主心骨的人。　　母亲搬到安图后，让叔母回兴隆村的娘家去了，好让她转换转换情绪。　　祖母住在英实的外婆家，照料照料儿媳妇，陪她说话作伴儿。祖母想起病中的大儿媳妇，就又跑到我母亲那里，替她煎药、做饭。那时，祖母为照料两个病弱的儿媳妇，费了很多心。　　我想，祖母没有回家乡，在异国他乡待了几年，是因为善良的婆婆怜爱两个孤苦的儿媳妇。　　我到安图那天晚上，祖母睡在我旁边。　　深夜，我醒来一看，我的头竟枕着祖母的胳臂。看来，在我睡着后，祖母悄悄地把我的枕头抽去，抱着我的头。我体味到祖母的心情，不忍把头挪到枕头上去。　　祖母还没有睡着，轻轻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把家乡都忘了？“　　”奶奶，哪能忘呢！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万景台。我多么想念在家乡的亲人们呀！“　　”我来满洲，是想把在这儿的家属都带回去。你是带不回去了，不过你妈和你弟弟，我是想都带回去的。可是你妈怎么也不听。她说，我们是立下祖国不光复就不再渡过鸭绿江去的誓言走上这条路的，怎么能因为成柱爹去世，就打退堂鼓呢。她是狠了心的，离开抚松的时候连一次也没有回头看。　　我也不好再提回家乡的事了。要是住在这里，对朝鲜独立更有利，那我也不再拉你们，我就一个人回万景台去。你要是想念家乡，想念你爷爷和奶奶，就写封信寄回去。那我就当作见到你们了。我不是不能常来这里吗？“但是，在那以后，我没能按祖母的嘱托写过一封信。　　我想在祖国的报纸上常见到的我的名字和抗日游击队的战果报道，会代替我的信，所以没有特意写信。　　祖母轻轻地叹口气说，你要想做更多的事，你妈就得不闹病，可是你妈病势却越来越重，加上你妈做事又那么不惜力，真没办法。　　听了这话，我为母亲担忧，怎么也不能入睡。我身为应当担起一家生活的长子，万景台家门的长孙，想了很多事情。　　当时和我们一起干革命的青年当中，相当广泛地流行着一个男子汉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就应该忘掉家庭的说法。恋家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这是青年革命者普遍的看法。　　我很早就批评了这种倾向，说不爱家庭的人，就不能真正地爱祖国、爱革命。　　可我本人是怎样爱护和照料自己家庭的呢？积极投身于革命，才是对家庭的最大的爱，这是我当时的孝道观。我未曾想过脱离了革命的纯粹的孝道。　　因为家庭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国家安定，家庭才能安宁，这是个常识。国家的命运悲惨，就必定影响到组成国家的千百万家庭。　　因此，要保卫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就要保卫国家；要想保卫国家，各自都应该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公民义务。　　但是，不能因为干革命，就忘掉家庭。对家庭的爱，是推动革命者投入斗争的一个原动力。对家庭的爱淡薄了，革命者的斗争热度也就同时下降。　　我从原理上是理解家庭和革命的这种相互关系的，但是对一个把自身献给了革命的革命者，爱家庭到底应该怎样爱，还没有自己的明确见解。　　早晨醒来，看了看屋内屋外，有好多处需要由男人动手干的活，烧柴也没有多少了。　　我决心这次要抽时间帮助母亲料理一些家务。这天，把一切事情都撇开，和哲柱一起上山去打柴。　　到井边去打水的母亲，不知怎么知道的，拿起垫圈儿和镰刀跟上来了。　　无论我们怎样哀求她回家去，也无济于事。　　”我跟你们去，不是为了帮你们的忙，是要上山去跟你好好儿谈谈。昨天不是奶奶独个儿通夜跟你说话了吗？“母亲说着开朗地笑了。　　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心情。在家里，总是祖母把我的时间独占了。祖母放了我，弟弟又缠住我不放。　　打柴的时候，母亲一直在我旁边跟我说话。　　”成柱，你认识崔东和吗？“　　”认识他，崔东和不就是那个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吗？“”几天前，那个人来过我们家。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来安图，还说你来了，叫我告诉他一声。他很想跟你打一场嘴架呢。“”是吗？为什么？“　　”他说，你到处说五·三○暴动是错误的，这不合他的意。他还摇着头说，暴动是上级支持和鼓励的，不知像成柱这样有水平的人为什么要非难它。　　不是遭人白眼了？“　　”也许是吧。看来也有些人对我的主张感到不满意。妈妈，您是怎么想的？“　　”我懂啥世情呀，我只是想人们一群一群地被杀、被抓，这怎么行啊。　　核心都没了，那由谁来干革命呢？“　　母亲这一朴素而又简单明了的主张，十分合我的意。人民的眼睛任何时候都是看得正确。人民作不出判断的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　　”妈妈想得对。看问题妈妈比崔东和看得准，革命不是现在也在继续受暴动的危害吗！我这次来安图，就是为了消除暴动的后果。“”那么说，你又该像今春那样到处奔走啦？你再也不要像今天这样为家事操心，要专心做你该做的事。“　　母亲想跟我说的话的要点就在这里。我想，母亲正是为了说这话，那天才提到崔东和的。　　从那以后，我就按照母亲的意愿，专心做建设组织的工作。　　安图也是受五·三○暴动严重损害的地方。加上，这个地区组织群众的工作没有很好地进行。要使安图革命化，首先就要在这一带扩大党组织，加强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领导体系。　　1931年6月中旬，我们以金正龙、金日龙和其他骨干分子组成了小沙河区党委会，并向区委提出了向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四道白河、大甸子、富尔河、车厂子方面派工作员去建立基层党组织的任务。　　成立了区党委后，在柳树河、小沙河、大沙河、安图等地扩大共青组织，组织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革命互济会、少年探险队等反日团体。　　那年夏天，安图地区已经完成了组织群众的基础工作。每一个村庄都建立了组织。　　使安图革命化，最大的障碍是革命队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安图中间隔一道河，分河南、河北。这些村子里建立了不同的青年会组织。河北的青年组织是正义府的残余势力主管的，而河南的青年会是参议府的沈龙俊等人管辖的。这两个组织白眼相对，互相争斗，加上由崔东和领导的ML系的青年组织也伸进手去，因此，青年运动内部非常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停留在恢复青年组织原状的程度上，而是按照把青年组织合并成一个组织的方向去教育和引导青年。对于企图分裂青年运动的活动，哪怕是细小的，我们也没有姑息，而是给予严厉的批评。所以，像崔东和那样搞宗派斗争成性的人，也不能不慎重对待我们提出的安图地区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的主张了。　　在实现安图的革命化方面，敌对分子的阻挠活动也曾极为猖狂。　　在卡伦和五家子，村长都是受我们影响的人，可是在兴隆村，村长则是恶霸地主穆汉章的密探。他打探到村民和群众团体的动向，就径直往城里跑。　　因此，我们召开兴隆村男女老少都参加的声讨大会，把村长从村里赶走了。　　几天后，穆汉章来找我，讨价还价说：　　”我早就看出了金先生是共产主义者。我常住在旧安图，这里只有我的保卫团，我很不放心。要是那些不知分寸的人看出金先生的真面目，害你的话，我不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了吗？可也不能老是像现在这样。要是日本人知道了，首先就会砍我的头。咱们来个两全其美吧。金先生你就离开这儿。需要旅费，要多少就给多少。“　　我听了他的话，对他说：　　”你一点也用不着操心。我相信，你虽然是地主，但具有中国人的良心，会憎恨企图鲸吞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　　“我认为，你没有理由反对或加害于我们。对你，对作为中国青年的保卫团员，我们都没有另外的想法。　　”如果我认为你是个卑劣的人，就不这样开诚相见了。在为我担心前，请先注意你自己，免得人们叫你是日本鬼子的’走狗‘。“穆汉章听我这么说，就没有多说什么，随即离开了兴隆村。　　从那以后，穆汉章和他的保卫团一般都采取中立态度，慎重地对待我们，新上任的村长也看我们的眼色小心地只执行必需的一些行政任务。　　如果我们在安图没有及时贯彻组织群众的方针，就不可能在白色恐怖席卷过的荒凉的间岛土地上，制服像穆汉章那样的大地主，使他中立，对我们无害。　　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的确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力量面前是不会有”不可能“这句话的。　　就这样兴隆村和那一带的革命组织生气勃勃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二九·一八事变　　安图的革命组织走上正轨，开始进行活动了，为了扩大成果，1931年夏和初秋，我到和龙、延吉、汪清一带去把五·三○暴动后分散了的群众组织起来。　　当我以敦化为活动据点，同安图、龙井、和龙、柳树河、大甸子、明月沟等地取得联系，正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那时我正在敦化附近的一个村庄做共青积极分子的工作。9月19日清晨，陈翰章跑到我所在的村子来，告诉我关东军进攻奉天的消息。　　”打仗了！东洋鬼子终于挑起战火了！“　　他好像背了什么重东西，发出急促的呻吟声，有气无力地在廊台上坐下来。战争这个字眼从他的口里吐出来，显得那么凄切、悲壮。　　虽然是很早就预料到的事变，爆发的时间也大致和预想的差不多，但是，朝鲜民族和几万万中华民族将要遭受灾难，我的命运也会有巨大转变这一预感，使我不禁震动。　　后来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弄清了事态发展的真相。　　1931年9月18日夜，在沈阳北大营以西柳条沟，日本满铁公司占有的铁路被炸。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出张学良军炸毁铁路、攻击日本守备队的荒唐借口，突然开始进攻，一举占领了北大营，19日晨又攻占了奉天飞机场。　　继沈阳之后，安东、营口、长春、凤城、吉林、敦化等东北地区大城市，相继被关东军和渡过鸭绿江的日本驻朝鲜军占领了。不到五天工夫，日本侵略军把辽宁、吉林两个省的广大地区，几乎全都占领了，并继续扩大战区，向锦州方向逼近。　　真是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真相，把事件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方面，可是没有人相信他们制造的谎言。因为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阴险狡诈的本性了解得太清楚了。日后，制造这次事变的当事人也承认，炸毁满铁公司所属铁路，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点了火的肇事者，就是关东军特务机关。当时我们在出版物上发表文章，揭露柳条沟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吞满洲而制造的阴谋和奸计。　　满洲事变前夕，关东军正处于待命状态的1931年9月18日晨，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之一土肥原贤二大校（沈阳特务机关长）突然出现在汉城。他去找日本驻朝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神田正种，宛转他说明他访问朝鲜的目的说，来找他是怕被新闻记者纠缠住，意思是说，一旦满洲事变爆发了，就会有许多记者纠缠他，所以事先到朝鲜躲避。　　同一时刻，日本航空本部长渡边锭太郎大将也访问汉城，同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一起，在白云庄大酒店宴饮休息。作为满洲事变这样惊人战火的设计者的旅行来说，应该说太安稳、太从容了。　　读这一历史记录时，就不由得想起朝鲜战争爆发时杜鲁门到别墅去休息的事。从九·一八事变和朝鲜战争这两场互不相同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脉相通的地方，这并不只是因为这两场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突然开始的，而是因为从挑起这两次事变的人的面貌中，都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所固有的狡猾性、无耻性、侵略性和支配主义本性。　　有人说，历史是不重复事件的累积。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各个事件之间存在的类似性和共同的倾向性。　　日本会制造像九·一八那样的事变来侵吞满洲，对我们来说，这已成为确定的既成事实了。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张作霖被炸死事件时，我们就预感到这一点；当由于万宝山事件，朝中人民之间出现了险恶的对立状态时，我们也预感到这一点；当他们制造了以”农学学士“身份从事间谍活动的关东军参谋本部所属中村大尉”失踪“事件时，我们又预感到这一点。　　特别是从万宝山事件中，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万宝山是个小村庄，座落在长春西北约有30公里的地方。所谓万宝山事件就是指在这个村里朝鲜移民和中国居民之间围绕着水渠问题发生的纠纷而说的。朝鲜移民为了开水田，挖了引伊通河水的水渠，而这条水渠侵占了中国居民的旱田。而且，拦住了伊通河，在雨季河水有可能泛滥。因此，中国居民便反对这项工程建设。　　这时，日本人却又唆使朝鲜农民强行推进工程，于是纠纷就扩大起来，波及到朝鲜国内，造成了人命和财产都受损害的严重后果，日本帝国主义巧妙地利用农村里常有的地方性民事纠纷，进行了民族离间活动。　　如果那时日本人没有搞离间活动，或者朝中农民中有位觉悟者，作稍微理智的思考，那么纠纷就会以简单的争吵结束，而不会扩大起来，也不会发展成互相破坏、互相厮打的局面。由于这起事件，朝中人民之间出现了更大的误解和不信任，互相产生反感。　　那时，我彻夜不眠地想了又想。因日本帝国主义遭受着相似灾难的两国人民，为什么要互相挥动拳头，进行血腥争斗呢？正当应该在抗日这一大局势下两国民族紧密地携起手来进行共同斗争的时候，却为一条水渠，竟然闹得”骨肉相争“，这还像话吗？为什么，因为谁，造成了这种惨剧呢？这到底对谁有利，对谁有害呢？我想了又想。　　我忽然感到这次事件是日本人预先安排好的鬼把戏，是即将发生的惊人事变的前奏。首先，日本驻长春领事馆的官员干预农民之间偶发的冲突，”维护“朝鲜人的利权，就很可疑。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炮制出”土地调查令“这种掠夺性法令来夺取朝鲜的农田，实行了杀人的农业政策，而现在摇身一变却成了”保护者“，”维护“朝鲜农民，实际上这是可以成为世人笑料的一幅政治讽刺画。在长春的《京城报》支局，急忙向本社通知了万宝山的纠纷，在国内又急忙印出号外来发行，这些我都觉得可疑。　　是不是奸诈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离间朝中人民，迅速抓住地方的小小纠纷制造的可怕的阴谋得逞了呢？如果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需要搞这种阴谋呢？　　我们在问岛腹地重整革命组织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分明在急忙准备着什么。　　万宝山事件余波尚未消失的那年夏天发生的中村大尉”失踪“事件，把中日关系推向了战争边缘。与此同时，在日本本土接连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东京的日军军官聚在靖国神社，举行了中村大尉的慰灵祭，抽出自己的血来画了个膏药旗，把它挂在神社头上，煽起国民的战争狂热。形形色色的有关满洲的团体，召开满蒙问题各派联合大会，大肆叫嚷什么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解决满蒙问题。　　那时我已判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以这样断定的根据，不止一两个。　　鲸吞朝鲜后，侵吞满蒙；侵吞满蒙后，侵吞全中国；侵吞了全中国后，则称霸亚洲，正如《田中奏折》中规定的，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满脑子要做东亚盟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轮，正在沿着这个国策毫不费力地滚动着。　　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大尉”失踪“事件为借口，把关东军兵力集结在沈阳，采取了进攻态势。　　那时陈翰章非常不安和焦急他说，日本军队马上就要侵吞满洲了，可我们都等于赤手空拳，怎么办才好呢？他对国民党的张学良军阀寄予一定的希望。他认为，他们至今是优柔寡断的，可是一旦国权被侵犯，他们就会为在中华民族面前保持体面，并在几万万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起来抵抗。　　我对陈翰章说，指望国民党军阀的抵抗，是个妄想。　　想一想张作霖被炸死事件时的情况吧。那是关东军的阴谋，这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有确凿的证据，但那时东北军军阀既没有查明真相，又没有对关东军追究责任。竟然还接待日本吊客到死者灵前吊丧。难道能把这些事情只看作是某种慎重性、脆弱性或优柔寡断吗？国民党为了扑灭共产党、”讨伐“工农红军，向江西中央苏区投入了几十万大军。宁可把国土的一部分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定要扑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这就是国民党的打算。攘外之前，先肃清共产主义势力，安定国内政局，这就是国民党的路线。张学良在其父被炸死后完全倒向国民党，盲目追随这一可恨的路线。因此，他不会有什么抵抗，对他寄予期望是荒唐的。　　陈翰章留心地听了我的话，但是没有表示同感。他说，张学良军阀虽然追随国民党的路线，但是到了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盘－－东北土地完全沦陷的地步，仍会不抵抗侵略者吗？陈翰章仍然没有抛弃对军阀的期望。　　正在这样的时候，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数十万军队竟毫不抵抗，退出了沈阳。陈翰章也不能不握紧拳头，面如土色跑到我这里来了。　　”成柱同志，我是个愚蠢的梦想家，幼稚！“　　陈翰章说着，气得全身发抖。他抑制不住激愤，不断地唾骂自已。　　”我曾相信张学良这种人会保卫东北，看我多么愚蠢啊！张学良是个违背中华民族的信义，放弃了抗日的懦夫，不抵抗将军！我曾到沈阳去看过，满城军阀军队，大街小巷全是扛着新式步枪的军队。可是，那么多的军队一枪不放就退却了。哪里还有这样气人的事啊。这该作何理解呢？“事事沉着、温和的陈翰章，这天早晨却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动，提高嗓音，连连喊叫。　　张学良后来主张抗日，对国共合作也作出了贡献，可是在满洲事变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不好的。　　我把陈翰章带到屋里去，低声安慰他说：　　”陈同志，镇静一下吧。日本军会进犯满洲，这不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事吗？事到如今还喊什么呀！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冷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作好准备应付它。“　　”那当然啦，不过，太气人、太冤枉啦。我对张学良这种人寄予太大的期望了。我通夜没有睡着。我是苦闷了一夜径直跑到你这里来了的。　　“成柱同志，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你知道有多少人吗？30万啊，30万！30万这个数字还小吗？这30万人一枪不放，一夜之间就退出了沈阳啊，难道我们中华民族就这么软弱无能吗？孔子、诸葛亮、杜甫和孙中山的祖国，难道就这样沦亡了吗？”　　陈翰章捶胸痛哭，泪如雨下。　　他想到本民族面临的悲惨命运，那样地气愤和悲伤，是理所当然的。那是只有热爱祖国的人才能有的纯洁的感情，是对任何人都不能让步的神圣权利。　　有个时候，我也曾在家乡的蟠松下，想着被日寇践踏的祖国，暗自流过眼泪。那是一个星期天傍晚的事，那天我到城里去，看到一位老人被日本警察踢打得遍体鳞伤倒在街上蠕动的情景，回来后整天抑制不住气愤，在万景峰上度过了一天。　　那天，我也像陈翰章这样，满腔悲愤：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值得自豪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一朝之间就遭受了亡国的耻辱了呢？如何洗刷这一耻辱呢？　　这么说，我和陈翰章体验了同样的耻辱。过去是思想的共同性使我们接近，而从那时起，处境的共同性，使我们的友情倍加深厚了。俗语说，同病相怜。可以说，人们越是不幸的时候，就越加亲密，友谊和爱也就越加深厚。　　过去，朝中人民和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能够那样容易地像亲兄弟一样亲密起来，正是有着处境的共同性、目的的共同性和事业的共同性。帝国主义者是为了利润暂时互相勾结，而共产主义者则是为了共同的斗争目标－－人类的解放和福利，实现巩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我把陈翰章的悲伤当作自己的悲伤，把中华民族的苦难当作朝鲜民族的苦难。　　能够调动几十、几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张学良等政界和军界的头头们，如果有像敦化青年陈翰章那样的爱国心和洞察力，那么事态就会不同了。如果他们把民族的命运放在个人和自己党派的利益之上，不反共，而联共，唤起全体民众和武装力量投入抗战，那么一开始就能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胜利地保卫领土和人民的。　　但是，他们把祖国和民族都没有放在眼里。　　在日军进攻满洲之前，蒋介石就向张学良的东北军下达如下内容的命令书：“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事先抑制了军队的抵抗。这一事实，后来激起了数万万中国人民的愤怒。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仍发表投降主义的声明，让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不要抵抗日军，保持平静和忍耐，从而涣散了军队和国民的士气。满洲的命运等于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决定了。他们甚至派代表到东京去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交涉。在这次交涉中，蒋介石毫无顾忌地于出了卖国勾当，以日本不占领中国其他地区为条件，同意将与苏接壤的中国领土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是拥有几亿人口和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的主席，而他连这种国家元首的自尊心都丢弃，竟然毫无顾忌地把国土的很大一部分割让给日本，这是因为他害怕反对地主、买办资本家和国民党官镣的国内人民的枪口，更甚于害怕日本的大炮。　　因此，东北军的30万大军，抵不过不到自己武装力量1／25的关东军，整个地丢弃了拥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的广阔的满洲土地，不战而退。　　我向为亡国而悲愤痛哭的陈翰章说：　　“现在，任何党派、军阀或政治势力，都不可信赖了。应该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形势要求我们自己把群众武装起来投入抗日战争。出路就在于拿起武器。”　　陈翰章没有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握注了我的手。　　那天，我为了稳定陈翰章的情绪，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说起亡国的悲伤，说实在的，我比陈翰章更重。陈翰章是失去了祖国的一部分的人，而我是失去了整个祖国的亡国民的儿子。　　陈翰章恳切地请我到他家去，所以第二天我就跟着他前往敦化。　　九·一八事变不仅震撼了朝鲜和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在日本鲸吞朝鲜时大为惊愕的世界，为九·一八的炮声又一次发出了悲鸣。人类把它看作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　　日本把这次事变描写成可以通过中日间的交涉解决的地方性的突发事件，但是世界人民没有相信它。公正的世界舆论谴责日本对满洲的进攻是对主权国家的粗暴侵略，要求日本从霸占地区撤但是，以美帝国主义为头子的帝国主义暗中希望日本的矛头指向苏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国际联盟向满洲派遣了李顿调查团，但这个调查团也没有站在正义一边分清是非，而是采取了模糊的立场，没有把日本规定为侵略者。　　战争的炮声震撼大陆，张学良军阀的强大军队在日军的猛攻下全面退却，这一事实挫伤了亿万人的志气。由于在中日战争和俄日战争中的胜利而产生的“无敌皇军”的神话，已不只是神话，而成为眼前的现实了。极大的愤怒和恐怖的波涛席卷了朝鲜和满洲以及整个亚洲大陆。在这恐怖的波涛中，一切武装力量、政治势力、革命团体、形形色色的忧国志士和著名人士，都赤裸裸地露出了自己的原形。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把处于崩溃状态的独立军残余势力的大部分赶进了深山老林，把曾经高喊培养实力的人们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当独立军把多年用过的枪埋在地里、缩着肩膀回家乡的时候，那些民族改良主义者就高喊起亲日来了。那些发表独立宣言、高喊救国抗战的忧国志士们，则唱着《望乡歌》慌忙流亡国外。也有些独立运动者抛弃过去的活动据点，跟随着撤退的张学良军队逃往锦州、长沙和西安。　　区分爱国和卖国、反日和亲日、自我牺牲和明哲保身的错综复杂的分解过程，随着九·一八的炮声，在民族内部急速地进行。各自根据自己的人生观，有的附着于阳极，有的附着于阴极。满洲事变起到了甄别民族的每个成员的动向和本性的试金石的作用。　　当时，我们在敦化和陈翰章就九·一八事变一连谈论了几天。起初，我们也曾非常惊慌。拿起武器的时机到了，这个判断是较容易下的，可是，在日军潮水般冲进来的情况下，该从何做起？则摸不着头绪。不过，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冷静，严密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当时，我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对朝鲜革命的影响问题想了很多。　　日军出兵满洲已成现实，占领满洲已是既成事实，因此。我们的身边就有敌人了。几年来，日本官署凭着“三矢协定”，在中国反动军阀的帮助下，对朝鲜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在朝鲜的日本军警越过国境进入满洲的事例是少见的。因为根据日本国和中国的协定，日本军警越境是原则上禁止的。　　在满洲地区搜捕朝鲜革命家，大都是在该地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干的。　　满洲事变爆发以前，日本驻朝鲜军没能进入这一带。俄国国内战争时攻入西伯利亚的日本军，在撤退时得到中国方面的谅解，在珲春留下了两个中队的兵力，这就是当时驻扎东北地区的日本驻朝鲜军的全部。　　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满洲就变成了日本军队飞扬跋扈的地方。从朝鲜，从上海，从日本，几万日军像潮水般拥进满洲。满洲大陆变成了敌我搅在一起的最前线。朝鲜和满洲间的国境，随着日军的进攻，实际上等于撤消了。　　日军霸占满洲，无疑会给以这一带为活动据点的我们的斗争带来严重的困难。日本进攻满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绞杀在这一带高涨着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便于维持朝鲜国内的治安。因此，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今后在自己的活动中会从各方面受到日本军警的威胁。　　我曾想，在朝鲜国内施行的“新治安维持法”的铁锤，也将会落在满洲地区朝鲜人的头上。　　如果日本在满洲制造了傀儡国家，这也将会成为我们活动的很大障碍。　　实际上，后来日本制造出来的“满洲国”，成了我们活动的巨大障碍。　　日本霸占满洲，将使在这一带安家落户的几十万朝鲜人的生活陷于灾难之中。朝鲜移民希望在没有日本鬼子的地方，不受总督统治折磨，这种自由将成为一场春梦。流浪的人民背井离乡来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也将成为毫无意义的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只想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不利条件。如果我们光想不利条件，只是悲观和叹息，就会陷于绝望，瘫坐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不知怎么想起了一则朝鲜俗语：“入了虎穴，才能捉虎。”我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岁月体会并归纳的人生哲学，告诉了我这一条深奥的真理。　　“满洲已变成了虎穴。就应该在这个虎穴打日本帝国主义这只老虎。现在，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时机已经到了。如果这样的时候不去决一死战，战胜敌人，我们就永远做不了入。”我这么想着，坚定地决心不失时机地站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战争的胜利，将会在我国强化殖民统治，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以保障战争所需的物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将达到极限，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将会高涨。如果我们建立起武装队伍，开始抗日战争，人民群众就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积极支持和声援我们。　　中国的数亿人民群众也将奋起展开全民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今天侵略了满洲，明天将会侵略中国关内，中国大陆将会燃起全面战争的烈火。自主精神很强的中国人民对祖国面临的危机，不会袖手旁观，这是无须赘言的。我们的身边有着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一心要保卫民族主权的中国众多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有着热爱自由与独立的数亿中国兄弟。他们过去把朝鲜人当作亡国民表示同情，而明天就会从单纯的同情者变成可靠的同盟者，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瞄准同一个靶子的。　　我们的侧翼任何时候都将有中国人民这一伟大的同盟者、同盟军。如果日本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关内，就会同欧美列强发生正面冲突，这将会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如果中日战争长期化，日本被卷入世界大战，日本就会因人力、物力资源的缺乏和枯竭而发生困难。　　日本侵吞满洲，意味着他们的统治区域的扩大。统治区域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统治力的削弱，在统治殖民地方面，将会无法保证从前的强度。　　全世界将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者，日本将在国际上难免孤立。　　我估计所有这些将为我国革命扫开战略上有利的局面。　　张学良军开始总退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大举进攻，我们的面前就展现了惊人的事态。官署的官吏和公安局的警察停止了业务，四下逃散了。几天工夫，军阀统治的地方机关全都关了门。随着张学良军的败走，军阀统治体系陷于瘫痪。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急于扩大战果，顾不到维持治安。固此，在满洲地区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我们估计这种状态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陆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为止。这种空白状态，是我们放心地建立武装队伍的绝好机会。不能放过这个机革命正在迎来新的转折点。　　为了完成朝鲜革命所赋予的任务，应该决定各自的任务，并为其实现而誓死奋斗的时机到了。　　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同时也是对生活在这一带的朝鲜人民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进攻。我们作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对此作出应有的回答。　　我决心加紧进行组织武装队伍的工作。　　三以武装对抗武装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向我们提出了必须尽早开始抗日战争的迫切任务。　　这是以正义的炮声反击预告新的世界大战的非正义炮声的好机会。　　获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的消息后，革命者们都从地下走出来，占据了自己的阵地。这年秋天，震撼大陆的炮声使满洲的人们振奋起来了。那炮声并没有使人们畏缩，反而使他们觉醒和奋发起来了。由于敌人的暴行，变成了一片焦土的满洲地区，新的斗争气势重新萌动。　　我们认定，这是在斗争中锻炼群众的好机会。　　说句老实话，那时满洲地区的人们由于暴动失败带来的懊丧，都陷于苦闷之中。要使革命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给他们以信心。可是，撤檄文，说空话，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要给接连遭到失败的群众以力量和信心，就要发动他们投入新的斗争，并且一定要以胜利结束斗争。只有取得胜利的斗争才能把群众从恶梦般的消沉状态中解脱出来。如下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即使由几个先驱者开始武装斗争，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动员东满地区人民再次起来斗争的机会。　　国内人民的暴动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推动力。　　国内接连发生了佃户斗争和反日暴动，高原的东拓农场、龙川的不二农场、金堤的多木农场等地的佃户斗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龙川地区农民的斗争，1929年以后仍继续进行。当时，当地组织在同我们的联系下很有效地开展了斗争。龙川地区有我们派去的许多工作员。　　永兴的3000多名农民和三陟的2000多名农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以后借口“非常时局”强化法西斯镇压和掠夺的行为，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间岛地区组织了秋收斗争。各地的斗争委员会在自己的属下组织宣传队和纠察队，印出传单和檄文，制定斗争口号等，周密细致地做了准备工作。然后，按革命组织区，分别投入秋收斗争。开始时，进行的是争取减租的合法的经济斗争。　　有的历史家曾把这次斗争称为“秋收暴动”，我认为这么命名是不太合适的。秋收斗争既不是五·三○暴动的模仿，也不是它的再版。这一斗争是在完全清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流毒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策略原则开展的、取得了胜利的群众斗争。五·三○暴动的主角是宗派分子，而秋收斗争则是由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掌舵和领导的。　　秋收斗争没有把暴力作为基本斗争手段。五·三○暴动时，放火烧了变电所和教育机构，地主和资本家一律打倒，甚至毫无顾忌地杀人放火，但秋收斗争参加者提出了三七制和四六制佃租等正当要求，在斗争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同相邻地区互相协调，采取了秩序井然的行动。要求减租，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来讲，决不是无理的。因为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吉林省政府也不得不宣布施行三七或四六制（地主分30％或40％，佃农分70％或60％）佃租。　　对那些老老实实接受农民要求的地主，绝没有施加暴力；只对那些对斗争委员会的要求顽固抗拒的恶霸地主和用刀枪镇压农民斗争的军警，动用了暴力；对那些不接受农民要求的顽固的地主，采取了在田地里按三七制或四六制，把佃户的份额拿走，或打开仓库把粮分走的办法。掠夺性的东拓金融部、高利贷者、协助日寇统治的朝鲜人居留民会等反动团体也被定为斗争对象。　　我到延吉地区领导秋收斗争回到安图后，有一天，五·三○暴动后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捕隐蔽起来的崔东和来找我。他对秋收斗争逐渐带上暴动性质，表示了忧虑。　　他本来是在安图鼓动五·三○暴动的带头人，后来他还对我们把那次暴动认定为左倾盲动行为表示异议，要跟我们进行争论，这样一个人突然搬出了暴动有害论，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成柱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曾经责难五·三○暴动是左倾盲动，现在你们却在纯粹的经济斗争中引进了暴力，这叫人怎么理解呢？”崔东和这样质问后，抱着双臂绕着我踱来踱去。他可能以为击中了要害，显得挺得意。　　“先生好像有些误会。你是不是以为你们在五·三○时提倡的’红色暴力‘和我们在秋收斗争中使用的暴力是一回事？”以质问来回答质问本不合乎礼节，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却脱口这样反问他。　　“当然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暴力还是暴力吧。”“我们是只在有正当理由，合乎情理时，才使用暴力的。比如说，在地主不答应农民的要求时，用暴力打开了地主的粮库。在军警抓人时，我们用武力斗争抢回了同志。当敌人用暴力镇压斗争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行善吗？”　　“我并不是因为不懂应以暴力对抗暴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才对你们论是论非。但目前不是一对一地行使暴力的时候。五·三○暴动已成遥远的往事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进入了低潮期。”“低潮期？”　　“对，是低潮期。现在是退两步的时期。就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也不会比现在更黑暗的了。你没看到关东军一举强占了整个满洲吗？连张学良的30万大军也退却了。在这样的时候，要保存革命力量，不要暴露出来。如果轻率地惹翻了敌人，就有可能在东满重演庚申年受讨伐那样的惨剧。”崔东和主张，要防止秋收斗争发展为暴力斗争，群众应当停止拿起武器。　　他反对我们的武装斗争构想，说什么时机尚未成熟，是沙土上的楼阁。　　和崔东和争论是很费神的。这个人头脑聪颖，又是个共产主义意识较高的知识分子，说些一般的话，是说服不了他的。他开口就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主张的正确，而且说的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说服崔东和可不简单。　　总之，他的主张是从革命进入低潮期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他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武装进攻、张学良军队的败逃以及独立军的瓦解等不利的因素，全然看不到国内和东满人民趋向暴动的活动，显然是一个睁着两眼却看不见现实的青光眼。　　反革命的猖狂和卑怯分子的败逃，决不意味着革命的低潮期。决定形势的是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动向。　　正像有的前期产主义者那样，崔东和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不把人民群众看做革命的主体，不相信并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通过谈论革命低潮期的崔东和的表现，看到了前一代共产主义者和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可以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是从如何看待人民群众这一问题上产生的。我们和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理想、同一个目的，却没能通力合作，相处陌生，就是因为有这个差别。　　我对崔东和说：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谬论，我认为人民群众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趋向暴力斗争的今天，正是革命的高潮期。我们决定不放过这个高潮期，秋收斗争结束后，就马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把群众组织起来，把抗日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不管形势怎样变化，这个决心不会变，也不会动摇。”崔东和再没有说什么，不高兴地回去了崔东和之流以谈论暴力不利于革命之说来阻挠我们，但我们决不脱离自己选择的前进道路，满怀信心地领导了秋收斗争。　　十多万名间岛农民从1931年9月到年底，冒着日本军警和反动军阀的野蛮镇压，进行了不屈的浴血斗争。　　在这次斗争中，出现了许多表现朝鲜民族英雄气概的传奇式的故事。开区一带的人民在示威途中，在封冻的豆满江上，同日满军警进行肉搏战的故事，一度成为满洲地区人民惊心动魄的话题。　　女战士金顺姬牺牲的悲壮故事，也是在秋收、春荒斗争的烈火中产生的。　　金顺姬是药水洞赤卫队队员，又是秋收斗争委员会的委员。窜到药水洞的“讨伐队”用枪口戳着她快足月的肚子，问她肚子里是什么东西。　　金顺姬怒视着围住她的日本守备队士兵和领事馆的警察回答说：“生个好样的是皇上，生个赖的就是沿街瞎闯的你们一样的东西。”她这一句有名的回答，使敌人顿时愕然。她为了严守组织的秘密，最后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可惜她22岁的芳年就被烧死在敌人的火堆里。　　秋收斗争以农民的胜利结束。　　通过这次斗争，东满地区的人民有了信心。他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领导方法，以惊异的目光看待把秋收斗争引向胜利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人民群众通过秋收斗争的胜利，自己找到了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发现并深信这样一个道理：投入暴力的多少，决不是决定斗争成败的基本因素。正像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少，秋收斗争胜利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多。大家认识到：暴力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不是万能的东西。　　只有为正义使用的、正当的、有分寸的、适时的暴力，才能给人民带来胜利。只有这样的暴力才能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我们只支持这样的暴力。　　问题在于怎样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可以说，在这方面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典范。秋收斗争是独特的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和平的方法和暴力的方法适当配合起来，始终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使敌人陷于被动。第二年春开展的春荒斗争，也是这样的斗争。　　通过秋收斗争，朝中人民的团结得到了加强，朝中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革命纽带得到了巩固。　　秋收斗争曾是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和锻炼他们的好机会。在这个斗争队伍里，朴实的普通人成长为战士和革命者。东满的各革命组织能够以在秋收斗争中得到训练的许多骨干分子，更牢固地建设了自己的队伍。培育出这样的骨干分子，对不久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　　在秋收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青年革命者，后来成了在东满各县组织的游击队的骨干。　　我一面领导秋收斗争，一面继续深入运筹对武装斗争的构想。东满人民在斗争中发挥集体英雄主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大大鼓舞了正在探索新阶段革命路线的我。它使我确信，我们一旦手持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群众一定会支持和声援我们。　　1931年10月，当秋收斗争的烈火燃遍整个东满时，我去了一趟咸镜北道钟城地区，为的是同国内的同志们讨论有关武装斗争的问题，召回派往六邑一带进行活动的工作员，给他们分配与武装斗争有关的重要任务。蔡洙恒和吴彬给我带了路。　　钟城是蔡洙恒的家乡，他的岳父家也在那里。他家祖辈直到旧韩国末期，一直住在那里。他的曾祖父做过坐守钟城的官。蔡洙恒他们一家人是在“韩日合并”后不久离开祖国搬到和龙县金谷的。　　蔡洙恒是在间岛长大的，可是他总不能忘怀渗有他儿童时代梦想的故乡。每当他同我一道渡江到钟城去时，都非常高兴。不知为什么，这回他的情绪显得深沉忧郁。　　我心想，或许是秋收斗争的波涛把蔡洙恒家的粮垛也给卷走了吧？于是我问他：　　“你家是不是也成了清算对象？”　　他家是地主。他的父亲是遭穷人白眼的德新社社长。他回答说：　　“没有，我们没等农民提出要求，就在地里按三七制把粮食分给了他们。”　　“县委书记的家庭到底不同啊！我说，你脸色怎么这么阴沉啊？”“有些人叫我说服父亲不要当那个社长，可是父亲不听。”蔡洙恒不知道他父亲是受革命组织的委任当德新社社长的。为了严守纪律，他父亲不能向儿子透露真情。蔡洙恒对不肯接受儿子要求的父亲感到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事，难怪他伤脑筋。　　当时，占据上级党委要职的人当中，有些左倾分子提出违背革命利益的极左要求硬往下推行，使下级人员很为难。他们甚至说蔡洙恒犯了“没有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的“错误”，解除了他县委书记职务，后来又给他恢复了。　　我为了稳定蔡洙恒郁闷的情绪，改换了话题，谈起了武装斗争的事。　　于是，蔡洙恒开玩笑说，等咱们的军队组织起来，他要第一个报名参加当机枪手。　　“我看哪，武官对你不相称，你是天生的文官。”我也开玩笑地说。　　可是这玩笑话里含着真意。我认为他是天生的政工人员。如果蔡洙恒活下来加入了革命军，一定会成为团或师一级的政工干部。　　当我们建立了游击队，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在大拉子附近不幸被日本“讨伐”队杀害了。　　吴彬是队上龙井东兴中学时就出了名的体育选手。他在珲春的运动大会上，参加摔交比赛得了冠军，作为奖品得了一头黄牛。他为人洒脱、快活，而且动作敏捷。　　我认为，吴彬是一定能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员猛将的武官型人物。我从这个时期起，产生了一种习惯，凡结识一个人，就在心里掂量他在革命军队里能担任什么职务。可能是抗日战争迫在眉睫的紧迫形势把我逼成了那样的“精于筹算的人”。　　我们在石建坪渡口坐船渡过豆满江，到潼关镇豆粮组合大豆精选场去了一下。这个组合干的活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满洲掠夺来的大豆，分成等级，过磅打包，准备运送到日本。　　我们装成从间岛过江来打零工的，边帮工人干活，边同他们搭话。工人们听说我们是从间岛来的，便提起秋收斗争的事。他们对秋收斗争的看法大体上是悲观的。他们的看法是：鬼子还没强占满洲时，在间岛就举行了多次暴动，都失败了；现在鬼子侵占了满洲，搞秋收斗争之类的东西，能有什么好结果！这种斗争，无疑也免不了五·三0暴动那样的下场。目前，不管搞什么斗争都没有用。瞧吧，日本军正在乘胜长驱直入，加上强大国家凑成的国际机构也都袒护他们；弱小民族还有什么可指望的。这就是工人们共同的看法。　　那时，我听了工人们讲的话，从三个方面受到了冲击。其一是，革命者要熟悉民心，就要经常深入群众；其二是，要想开始武装斗争，首先就必须加紧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其三是，无论什么形式的斗争，如果不使群众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积极地动员起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听到工人们那些虚无主义的、自暴自弃的看法，痛切地感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尽早开始武装斗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再生的希望，独立的希望。　　那天，我们在光明村青年会会长崔成勋的家，召开国内政工人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国内革命组织在武装斗争方面的任务。　　我在会上强调说，九·一八事变后，剧变的形势和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教训迫切要求我们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国革命的合乎规律的要求，是飞跃的质变。然后提出了而大任务，即作好军事准备的任务和牢固地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任务。　　与会者面对开始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一激动人心的大事，大为兴奋，热烈发言，提出了许多有助于组织武装队伍的创造性意见。　　关于为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准备革命力量的问题，1931年5月，在共树德会议上已经讨论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光明村会议讨论了在面临武装斗争这样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国内革命组织应执行的实际任务。这次会议是对国内人民和革命者发出的有关武装斗争的预令，是个打招呼。在会议过程中，国内革命者对武装斗争的积极响应，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在钟城住了一宿，很快回到间岛，同蔡洙恒、吴彬分手了。我们预定12月中旬在明月沟再聚会，总结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讨论武装斗争的具体途径和战略策略问题。　　在那以后，我的工作日程全被明月沟会议的准备工作占去了。　　一说会议准备，人们首先会想到报告、决议等文件，但那时的会议准备，实际上是构想路线，确定战略策略的探索过程，把思想写成文件则是会议次要的程序。　　我对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问题花了很多的时间。　　马列主义理论强调了武装斗争的意义，但没有规定应该用什么形式去进行武装斗争。因为不可能有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武装斗争的药方。我在探索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也力求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武装斗争问题和新形势下的任务，我决定到东满特委去见童长荣。因为我们既然要在满洲土地上建立武装力量，开始抗日战争，就不能无视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满洲地区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把武装斗争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出了号召：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直接用武装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要把枪口对准同一个目标的朝中共产主义者面前，提出了要结成牢不可破的联合战线，互相紧密合作和支持的迫切任务。　　被任命为特委书记的童长荣，遇到日本军的“讨伐”，险些送了命，脱险后来到龙井市街，想在那里见我。可是龙井市内到处有密探活动，到那里去是很危险的，因此我请他到明月沟来。　　后来，东满特委通知说，童长荣不知道特委已经转移，对间岛情况又不熟，在寻找特委时被密探发觉，关进了牢房。这意外的消息，不禁使我失望。　　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和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杨林，在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隐蔽起来，杨靖宇又在狱中，结果是没人可以商量。　　我决定，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救出童长荣，并和同志们商量了营救办法。　　这时，有一个叫高宝贝（宝贝是绰号）的人自告奋勇，要去营救童长荣。　　那人手特别灵活，像个魔术师，很会“扒窃”。他能在一眨眼的工夫，把对面说话人衣兜里的自来水笔扒过来。高宝贝常搞这种鬼，所以他所到之处，每每有人因“丢”东西闹腾一番。　　他故意去龙井市内扒窃，叫警察抓了去，到牢里找到了童长荣。高宝贝在监狱里不知使了什么招，特委书记不久就出狱了。这样，童长荣参加了明月沟会议。　　我们于1931年12月中旬，在明月沟召开了党和共青同盟干部会议，我们为方便起见，把它称做“冬季明月沟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车光秀、李光、蔡洙恒、金日焕、梁成龙、吴彬、吴仲和、吴仲成、具逢云、金哲、金重权、李青山、金日龙、金正龙、韩一光、金海山等通过忘我的斗争得到群众爱戴和有声望的四十多名青年战士。　　那时，我在明月沟第一次吃到了霙菜泡菜。我到达明月沟后山沟那天晚上，李青山他们家给我端来了云豆玉米粥和霙菜泡菜，我吃得不知道有多么香。霙菜泡菜，咸镜北道吉州、明川一带的人做得好吃。现在，这种泡菜甚至上了国家宴席。　　明月沟会议时，李光不知从哪里捉来了五只山鸡。他们可能是看到会议期间代表们只能吃到玉米粥和小米饭，心里难过，才同共青组织的积极分子们一道去捉的。　　那天晚上，李青山说，有了好的面码儿，便压了冷面。明月沟里，大米珍贵，可是淀粉还是有的。　　一见冷面就乐得忘乎所以的车光秀，愣头愣脑地去挑逗李光说：“我说，汪清大叔，只那么五只山鸡，还不够往鼻子上抹哩。”其实，他因有胃病，每顿都吃得很少，可是在有很多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总是装成忍着饥饿的大肚汉。　　“这位吉林老爷连一碗玉米粥都吃不下，说大话倒挺能耐，我说，愣头儿车，那五只山鸡还是搭在粮袋上背来的呢！可把我累坏了。”李光开着玩笑回答他。　　车光秀还指手画脚地说，五只山鸡扒不下多少肉，要让代表们分坐在两个屋，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山鸡肉的面，另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家鸡肉的面。　　可是，代表们都反对他的意见。那天晚饭，我们大家都坐在一个屋里，亲亲热热地吃了掺和着放上山鸡肉和家鸡肉的冷面。大胃口的朴勋吃了三碗，得了“冷面大王”的绰号。　　为了把会开好，我们事先在李青山家开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讨论了议案、确定会议参加者名单和议程等问题。　　开过预备会议后，开了十天正式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武装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因为先把这个问题决定下来，才能决定武装组织的形式和根据地的形式等其他问题。　　没有国家，也就不能指望以正规军来进行抗战，要发动全民掀起武装起义，条件又没有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游击战。　　列宁对游击战做出的规定是，它是在群众运动已实际上达到暴动地步的时候，或者在国内战争中两个大战斗之间多少有了间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辅助性斗争形式。列宁没有把游击战看做基本战斗形式，而看做是临时的、辅助性的斗争形式，对这一点我深感惋惜。因为我当时感兴趣，而且苦苦探索的并不是正规战而是游击战。　　如果我们把用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打游击战作为我们要进行的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在这过程中，我看了《孙子兵法》，重读了《三国志》。我国的兵①②　　书中，我看的有《东国兵鉴》《兵学指南》。有些人说，游击战的始源是在公元5世纪，但是，至于那个游击战具体地在哪个国家，怎样进行的，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抱着最大的兴趣进行研究的是，1812年俄法战争时期俄国农民武装部队的活动。俄法战争时期出现的游击队英雄达维多夫及干练地指挥了正规部队和游击队联合作战的库图佐夫将军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使我更倾向于游击战。　　①　　在把游击战规定为基本形式方面，壬辰卫国战争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认为，使壬辰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义兵斗争，是在游击战的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一个典范。郭在祐、申乭石、金应瑞、郑文孚、西山大师、以及后来的崔益铉、柳麟锡等义兵出身的名将所发扬的勇敢精神和多样战法，完全把我迷住了。我面临着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交战，心完全被游击战这个词占据了。　　然而，他们却说只有有了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才能打游击战。　　。。。。。。　　①　　《东国兵鉴》：1451年编纂的朝鲜的兵书。　　②　　《兵学指南》：1787年编纂的朝鲜的以训练法为主的兵书。　　①　　壬辰卫国战争：朝鲜抗击日本侵咯的历时七年（1592－1598）的战争。亦称壬辰倭乱。日本的丰臣秀吉调动25万大军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朝鲜人民击退了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就成问题了。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指出的这个附带条件，使我在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不得不经历复杂的探索过程。在既没有可作后方的国家，也没有正规军的朝鲜的实际情况之下，打游击战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是谁也不能下结论的未知数。这一点成了在我们当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在我们的周围，接连发生了推动革命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投降主义心怀不满的原东北军的爱国官兵，接二连三地举行了兵变。　　王德林、唐聚伍、李杜他们都没有跟张学良跑，都叛离了原东北军。连马占山那样的将军也举行兵变，疾呼抗日了。以这些人物为主轴，在满洲各地出现了反日部队，开始展开了救国军运动。　　这种形势给有志于武装斗争的我们造成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我强调说，武装斗争形式中，历来有正规战和游击战，正规战为主导，游击战则是辅助性的，我们必须在这两者当中选择一种。　　依我个人的看法，游击战更适合于我国现实情况，在不可能打正规战的我国的情况下，可以不拘于既成的惯例，应把游击战作为主导的斗争形式。　　“变化无穷的游击战，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基本武装斗争形式。我们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以正规战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以军事技术上和数量上都处于劣势的武装力量，去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交战，因此必须采用变化无穷的游击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那些只见过张学良的军阀军队、独立军或日本军的青年们，根本想象不出游击队是什么样的。　　我给他们说明了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差别。还说明，要想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就要进行小部队和大部队灵活的配合作战、奇袭战、埋伏战、政治活动、政治工作、生产活动等，军事、政治、经济活动都要搞。为此，就要组织一支在作战中能够自如地分散和集中的游击队。　　有几个同志听了我的说明后，提出疑问说，用那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能战胜敌人吗？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又是在别国领土上作战，用游击队那样的非正规武装力量能够战胜用坦克、大炮、飞机等现代精锐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大军吗？　　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也是难怪的。我自己也曾反复斟酌过这些问题。　　我们用那么几支枪，竟敢同日本那样的军事强国对抗，会不会成为世人的笑话？义兵、独立军、张学良的30万大军在日军的威力面前，都未能免于风烛的命运，而我们靠什么打赢敌人呢？我们有国家政权吗？有领土吗？有财富吗？　　我对他们说：　　“我们是国家政权、领土、资源全被夺去的亡国奴的儿子。现在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过着寄居生活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但是，我们要毫不踌躇地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挑战了。靠什么？我们下了靠人民抗战的决心。人民就是国家，人民就是后方，人民就是正规军。一旦开始打起来，全体人民会变成士兵站起来的。因此，我们将开展的游击战，可以说是人民战争。”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就以游击战为主，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游击战，是一种既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又能从政治和军事上沉重打击敌人，并能用较少的力量去消灭数量和技术上都占优势的敌人的武装斗争方式。我们确信，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援助以及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用游击战的方式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就能打败敌人。　　当别人都把游击战当做正规战的辅助手段的时候，我们则把它确定为基本的斗争形式，并把它作为方针通过，这是符合我们实际的科学的、创造性的决定。　　关于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讨论结束后，又讨论了贯彻这一决定的途径。　　首先提出了建设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当时我们讨论决定：开始时，各地方组织小规模的游击队，在武装它的同时，逐步把它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革命武装力量。在第一阶段，建立游击大队，逐渐把它扩大，最后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紧接着讨论了解决武器装备的途径问题。　　讨论从组织游击队问题转到建立根据地问题。组织反日游击队后，它的活动基地应该设在哪里？设在山里，设在城市里，还是设在农村？再说，在朝鲜和满洲都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情况下，游击战的基地设在国内，还是设在满洲？就这些问题，大家认真地交换了意见。　　无论什么军队都必须有支撑点，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简单常识。　　因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战斗，所以，要有一个可以在战斗后安全地进行休整，补充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治疗伤员的根据地，这样才能长期地坚持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在组织游击队的同时，还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根据地。　　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在群众基础好，物质保障条件也好，地形又有利的间岛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满洲大陆幅员广大，敌人的统治机构密度比朝鲜稀疏，眼下先在间岛设基地，等到时机成熟，再到国内去占据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狼林山脉。　　根据地应以敌人统治不到的解放区形式为主，而且必须设在便于进行国内作战，又便于得到祖国人民支援的豆满江沿岸的山区。豆满江沿岸，有不少物质保障条件好，地形易守难攻的山村。　　开始选定建设根据地的具体地点时，李光、吴彬、金日焕等许多同志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很多好意见。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在渔郎村、牛腹洞、王隅沟、海兰沟、石人沟、三道湾、小汪清、嘎呀河、腰营沟、大荒沟、烟筒砬子等天险要塞建立根据地。这些地区集结了秋收斗争后为躲避日寇的“讨伐”而逃来的革命群众，而且已经有赤卫队在保卫革命组织和人民。　　讨论越深入、越具体，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多。为了长期经营和维持根据地，对于怎样进行农业生产，怎样经营经济，怎样建设修械所和医院，以及由谁来怎样做居民行政工作等复杂的事务问题接连提了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就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问题、结成朝中人民反日共同战线问题和加强党组织工作和共青同盟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一切都是在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武装斗争方面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在会议上都制定出了方针。　　这的确是巨大的、意义深远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游击战战史里也找不到能够照样搬过来应用于我国革命实践的典范，因此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一切问题，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根据地。　　这对不得不在没有国家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史无前例的艰苦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是历史要求我们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解决这个课题方面，如果我们教条地仿效以正规军的支援为前提，配合正规军开展游击战的别国的经验，就必然会遭到不可挽回的严重失败。　　有一年，拉丁美洲的一位抵抗运动者来见我，要求我给他谈谈游击战争的经验。　　我给他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经验，然后对他说，游击战不可能有万能的公式。那是需要最高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智慧的波澜壮阔的创造性斗争。我们的经验可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但切不可把它绝对化，机械地采纳。　　各国的情况互不相同，因此，你们也要创造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斗争方法和形式来灵活运用，这就是胜利的秘诀所在。　　他听了我的话，想了许多，对我说，他们的国家山区很多，可是至今没有考虑到这个特点，而去偏重于搞城市游击战。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致使成果少，损失大，今后要根据实际情况，依靠山峦，以农村游击战为主，进行抵抗运动。　　我们决定，会议结束后回到各自的活动地区，立即着手组织游击队，就这样结束了会议。每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血腥镇压和“讨伐”而失去亲人和同志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痛心地捶胸顿足，多么渴望能有自己的军队呀！我们终于盼来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武装力量即将诞生的时刻。青年们一齐站起来唱了《革命歌》和《国际歌》，以那庄重的旋律向亲爱的祖国和革命宣誓。　　童长荣等几名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参加了明月沟会议。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他们从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居民占绝大多数的东满的特点出发，一开始就很重视这一带的朝中人民的友谊和朝中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重长荣一再请求在东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积累了很多经验的朝鲜同志作重要发言。　　我以在会上讨论的重要问题为中心，用中国话和朝鲜话相交替作了鼓动性演说。演说中谈到了我们关于武装队伍的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构想。　　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构想表示完全支持。游击战争的形式问题、组织游击队问题、游击根据地问题等，无论对哪个问题，他们和我们的意见都完全一致。　　从那时开始，朝中人民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震撼了大陆，伟大的朝中友谊的传统在血战中开始扎下了根。　　1931年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揭开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开端，给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变化。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如果说在卡伦会议上，朝鲜民族要把反日民族解放运动推向最高阶段－－武装斗争阶段的思想得到了确认，那么在明月沟会议上，这个思想再一次地得到了确认，并在“以武装对抗武装，用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口号下，正式宣布了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规定游击战方向的战略及策略原则的骨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变化无穷的武装斗争的作战方法。　　明月沟会议结束后，我和童长荣在白岩下面交谈，谈到了各方面的问题。　　记得大概就在那时，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被监禁在大连监狱的金利甲的情况，听到了在纺织厂做工。同时做共青同盟工作的全京淑，是如何照顾在狱中的金利甲的事。　　童长荣说，东满不只是居民构成，而且党组织的党员构成中，大多数都是朝鲜同志。他还托付我代表朝鲜同志多帮助他的工作：　　“在东满，革命的主力军是朝鲜人。只有依靠朝鲜族居民，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不管日本怎样挑拨离间，两国共产主义者一定能克服民族偏见。　　特委今后将特别关注做朝鲜同志的工作，希望你多给予帮助。我相信您，金日成同志。”　　我热情地接受了他的要求。　　“对两国人民的团结问题，我们也特别关心，这一点请放心。朝中人民之间产生的一时的猜忌，将被游击战争的枪声清除干净。”我们笑着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　　后来，我和童长荣多次回顾了这一天的感受。　　每当我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或会谈中，总是说30年代初，通过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朝中武装力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共同斗争，朝中友谊发展到更高阶段。他还就根基深远的朝中友谊传统，谈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充满朝中友谊热烈气氛的明月沟会议的会场，怀着无限的感慨回忆和我们一道闯过枪林弹雨的魏拯民、童长荣、陈翰章、王德泰、张蔚华、杨靖宇、周保中、胡泽民等亲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友好情谊也是人的感情，所以，只有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友情，才是牢固的；而且这样建立起来的友情，经过多长的岁月也不会淡漠。　　四准备血战　　明月沟会议，对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作了结论，并要求我在这一工作中，发挥先锋和骨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