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开展活动，不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就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帮助，就不能牢牢地维持反帝联合战线。　　我们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与满洲省委下属的党组织里有许多朝　　。。。。。。　　①　　豆满江：指图们江，朝鲜称图们江为豆满江。　　鲜人有关系。东满特委里也有许多朝鲜人，东满地区的县党委员会和区党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朝鲜人。从党员比例来看，朝鲜人占90％以上。他们在东满地区党组织中，起了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　　在满洲地区，朝鲜入党员之所以多，是因为在间岛地区开始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大多数是朝鲜人。　　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以后。　　在华成义塾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和在吉林、五家子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我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联系。　　本来革命并不是有谁叫你干才干的，而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目的自主地进行的。从这种要求出发，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创立了革命的指导思想，独立自主地组织了我国革命的最初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霸占满洲所造成的新的形势，和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朝中人民共同敌人的新的环境，使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成为成熟的要求。　　1931年冬的明月沟会议前后时期，我住在曹亚范的家里，第一次开始同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曹亚范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和我一起做过共青同盟工作，后来在和龙地区一面教书一面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来我组织了游击队，在汪清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同负责宁安县党委的领导工作，同时兼管东满地区工作的王润成取得了联系。童长荣从大连被派到东满特委时，我又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干部进行了活动。童长荣牺牲后，我又同魏拯民取得了联系。另外，我还同共产国际巡视员潘同志也取得了联系。　　我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时期，保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关系，这在扩大抗日联合战线，发展共同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下发展了共同斗争，这是主动的、灵活的措施，符合当时朝鲜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别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也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制的要求。我们积极发展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共同斗争，同时始终一贯地坚持了解放祖国的旗帜，并正确贯彻了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对于我们的这种原则立场和真诚的努力，中国战友们真心赞扬说，这是革命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主义义务正确结合的生动典范。　　朝鲜人民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一道参加了艰苦卓绝、困难重重的抗日大长征。　　1963年，崔庸健同志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曾在沈阳设宴祝贺他的生日，作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祝寿讲话。周总理指出，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同志起了主导作用。所以说，中朝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抗日联军是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联合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　　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人的功劳很大，对于这一点，杨靖宇、周保中、魏拯民诸同志也常谈及。　　因为我们无私地支援了中国革命，所以，只要是我们的事情，中国人民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后，我们在游击队里建立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这是在卡伦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扩大发展的结果。从那以后，我们的自主的党组织深入到祖国光复会的国内组织，即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以及各农民组合和劳动组合，扎下了根。　　我们凯旋回国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建党工作，这是因为在长久的抗日革命的日子里，通过实现建党大业的斗争，取得了成果，积累了经验。　　五朝鲜革命军　　卡伦会议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的建党工作，以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我们还面临着必须加紧准备武装斗争的繁重任务。　　作为准备武装斗争的第一步工作，我们在孤榆树组建了朝鲜革命军。　　我们准备过一二年后组建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此以前先组建了朝鲜革命军这一过渡性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它的活动，为组建大规模的游击部队作好准备。我们的意图是，通过朝鲜革命军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打下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积累开展武装斗争所需的经验。　　实际上，我们对武装斗争没有什么知识。我们不是在本国，而是要在别国领土上进行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需要与此相适应的经验。但是，哪里也没有我们可以仿效的军事操典或经验。　　要说我们有什么底子，也不过是有几个独立军出身的同志和若干名念过华成义塾的同志，还有几支手枪而已。此外，一无所有。武器，需要我们自己解决；军事经验，也需要我们自己来积累。朝鲜革命军，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组建的一个过渡性组织。开始时，由金园宇、李钟洛在孤榆树做了组建革命军的筹备工作，以后又派车光秀去完成了这项工作。　　组建革命军的筹备工作，在几个地区分头进行。　　筹备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选拔加入革命军的青年，并准备武器。　　我们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做好独立军的工作，把向往进步思想的精明强干的军人争取过来，解决人的问题和武器问题。革命军里，军人出身的人多起来，就可以以他们为母体，把那些没有军事知识的青年加以训练。为此，我们的同志们对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方针是，教育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独立军军人，把他们争取到我们阵营里来，根据他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吸收他们加入朝鲜革命军。　　这个时期，国民府分裂为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继续进行争权夺利的争斗。当时，国民府派掌握了对满洲朝鲜人的领导权，反国民府派则掌握了对独立军的统率权。这种局面导致了民众和军队的分裂。到了1930年夏，两派的对立愈演愈烈，变成了双方互相暗杀对方干部的恐怖战。恐怖战达到了极点，双方完全决裂了。　　因为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在独立军内部，不仅是队员，连小队长、中队长也不相信他们的上层领导，上级指示也不大服从。对我们派去的工作员的话，他们倒更爱听。　　车光秀在通化、辉南、宽西一带做独立军的工作；李钟洛在孤榆树教育他所部的队员，准备收为革命军。　　李钟洛原来在孤榆树的正义府所属独立军一中队，后来到华成义塾学习，并加入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同李钟洛一道从一中队保送到华成义塾来的学生有朴且石、朴根源、朴炳华、李顺浩等好几个青年人。　　李钟洛在义塾废止后，回到自己原来的中队当副中队长，后来升为中队长。那时候跟现在不同，因为武装力量很少，一个中队也算是较大的军事力量。在满洲算是势力最强的国民府所属的兵力也不过是九个中队而已。因此，在独立军中，中队长自然被当做大人物来对待。在孤榆树，李钟洛的威望的确很高。　　金赫、车光秀、朴素心等同志从1928年到1929年期间，在柳河地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时，受到了崔昌杰影响下的独立军的保护。同样，派到孤榆树的同志也受到了李钟洛指挥下的独立军部队的保护。　　那时，李钟洛要干革命的觉悟和热情非常高。华成义塾废止后，他回到原来的中队，按照我们在桦甸分派的任务，出色地进行了对独立军队员的工作。大胆果断、判断迅速、统率力强，这些素质是他的优点。可是，他缺乏冷静的理性和思考能力，好感情用事，处事偏激，而且个人英雄主义较重。　　我想，后来使他背叛革命的主要病根就是这一点。　　有的人主张，独立军没有严密的指挥体系，而且内部也很混乱，干脆把分散在各地的中队的武装缴下来，肃清国民府的反动分子。还说，要脱掉独立军的外衣，公开进行活动，筹办武器，同国民府较量。　　我们对这种倾向严加警戒，防止在对待独立军的工作中犯左倾错误。　　亨权叔也编成两个工作小组到长白地区去了。他以地阳溪后山为据点，在长白的许多地方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进行了筹办武器和实现群众意识化的活动，还吸收地方青年进行了军事训练。由于亨权叔努力工作，长白地区的独立军力量就归到我们的影响之下了。　　不仅是选拔队员和培养后备力量的工作进行得好，而且筹办武器的工作也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解决武器方面，最有功的是崔孝一。他原是在铁岭日本人开的武器商店里当店员。当时，日本人在满洲大做武器买卖，把枪卖给土匪，也卖给中国地主。崔孝一只念过小学，可是日语讲得很流利。他讲日语，简直辨不出他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因为他精明能干，又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人们说他当店员有点屈才，所以店老板对他很信任。　　最先争取崔孝一的是张小峰。他在卡伦开拓工作时，常来往于长春、铁岭、公主岭一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崔孝一。通过几次的交往，张小峰了解到崔孝一为人诚实、耿直，便吸收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并给他介绍了李钟洛。从此，崔孝一在铁岭开始了敌后斗争。他同李钟洛取得联系，偷偷地把武器卖给独立军中队。老板明知崔孝一把武器转卖给朝鲜人，却装不知道，只顾赚他的钱。　　崔孝一先是把武器卖给中国人，后来又卖给独立军，最后把铁岭的日本人武器商店变成了专为共产主义者提供和搬运武器的地方。在这过程中，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钟洛和张小峰每当见到我，就向我夸耀他们在铁岭吸收了一个叫崔孝一的很好的青年。于是，我心里也对他抱了很大的期望。　　记不清是1928年，还是1929年，崔孝一特意到吉林来见我。我一看，原来他长得像姑娘一般白净、清秀。可是他酒量很大，和他的相貌很不相称。　　以革命者的标准来衡量，这倒是个缺点。那时，我们在旅馆一起吃饭，谈了很长时间。他学着日本娘们儿的腔调，把日本天皇、高级军政人物和我国的五个卖国大臣痛骂了一通，逗得我大笑了好几次。　　人们说，崔孝一的妻子是罕见的美人，可是他对家庭生活的乐趣全不放在心上，是个对这方面漫不经心的人。在革命斗争中，他胆大得令人吃惊，意志刚强，和他那姑娘般的长相正相反。　　在卡伦会议前夕，他从日本人武器商店搞出十来支枪，带着妻子投奔到孤榆树来了。那时，正是我们为建设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作为过渡性的措施，加紧准备组建一个小规模军事政治组织的时候，因此，崔孝一的来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通过同志们的汇报，我们知道了组建革命军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到孤榆树一看，队员名单和武器都已准备好，举行成立仪式的地点和与会人也都已确定。　　1930年7月6日，在三光学校操场举行了朝鲜革命军成立仪式。　　在授与武器之前，我作了简短的讲话，规定朝鲜革命军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为组织和准备抗日武装斗争而建立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宣布将要以朝鲜革命军为基础，建立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　　朝鲜革命军的基本使命是，进入城市和农村，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时，积累武装斗争的经验，为将来建设一支正式的武装队伍作好准备。　　在讲话中，作为朝鲜革命军的当前任务提出了如下几件事：培养能够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骨干；奠定革命军队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好一切军事准备。　　我们把朝鲜革命军编成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这样编成了许多个队。　　根据我的建议，把军事经验多，统率能力强的李钟洛推荐为朝鲜革命军队长。　　有的历史学者把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和我们在孤榆树组建的同名的朝鲜革命军混为一谈，当作是同一个军事组织。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成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我们的革命军，因此作这样的推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其实，这两个军事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但指导思想却各不相同，使命也不一样。　　由国民府组织的所谓朝鲜革命军如实地反映了国民府本身的内部矛盾，在实际活动中经常发生内部的对立纠纷，其名称和干部也随之三天两头地更换，简直无法弄清它的实际面貌。　　我们组建的朝鲜革命军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既做群众的政治工作，又进行军事活动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　　在组建朝鲜革命军的时候，对它的名称问题，作了很多讨论。大家都热烈发言，说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组建的第一个武装力量，它的名称应该是新颖的。大家提出了很多方案。　　当时，我说服他们，我们的武装力量应当照用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这个名称。我对他们说，在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为了不刺激民族主义者的神经，没有使用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名称，而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个名称，我们组建的军队，也是披上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就不会遭到民族主义者的白眼，活动上也会有很多方便之处。　　后来，我们这个军因为披着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在实际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朝鲜革命军建成后，编成许多小组，派到各地，往国内也派去了几个小组。　　当时，我们派革命军小组到朝鲜去的目的，是要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同时要了解一下，国内有没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　　我们决定在没能参加朝鲜革命军成立仪式的人当中，以李济字、孔荣、朴振荣等人为中心组织一个国内工作小组，并任命李济字为组长，让他们经过新坡，沿着狼林山脉进入平安北道一带，在广大群众中建立革命组织。　　早在1928年，我们就让他们把活动据点从抚松和奶头山一带转移到朝鲜居民多的长白地区去。李济字接到这个任务后，就到长白县一带去做组织群众的工作，还不断地深入到国内去进行使群众意识化的活动。　　我们决定，再派一个由亨权叔任组长，有崔孝一和朴且石等人参加的工作小组到国内去。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从长白渡过鸭绿江，经过丰山、端川、咸兴，向平壤附近挺进。　　朴且石加入这个小组，是因为他和亨权叔有深厚的友情。朴且石本来在吉林近郊的农村，打着教员的牌子做过地下工作。　　1928年冬，他和桂永春、高一凤等人一道在抚松一带参加了建立革命组织的工作。就在那时候，他和亨权叔成了莫逆之友。他一听到亨权叔要上朝鲜去，便要求同去，我们体谅他的心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朝鲜革命军队员们到了自己的活动区域，开展了无比英勇的活动。　　以四平街和公主岭一带为活动区域进行工作的朝鲜革命军队员中，有一个叫玄大洪的人。他在四平街进行群众工作时被捕，押到了长春。他在被捕的瞬间，把身上的武器偷偷地交给了我们的同志。　　警察们野蛮地拷打他，逼他说出藏武器的地方。　　玄大洪就说把枪埋在某个火车站附近的一棵白杨树底下。他是想造成一个可以逃脱的机会。　　警察信以为真，就带他坐火车到他埋手枪的地方去。火车正奔驰的时候，玄大洪用卡在他手腕上的手铐打倒了两名押送他的警察，跳下火车，用两肘和两膝爬到卡伦来找革命组织。卡伦的同志们用锉刀费了好大劲才给他卸掉了手铐。　　他虽然经历了如此可怕的苦难，但康复后又到公主岭去开展活动。这回，他被日本警察逮捕了。公主岭是日本从中国割让来的租借地，归日本人管辖。　　玄大洪在法庭上的斗争也很坚决。他被判无期徒刑，在汉城西大门监狱受尽了苦，终于因日寇的严刑拷打而得了重病，与世长辞。　　进入30年代，李济宇的小组扩大到数十人。由于他们的努力，长白地区陆续建立了反日组织，各村都办了学校和夜校，还常常举行演讲大会、文艺演出、体育大会，使人们充满了革命热情。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耍了一出把戏，他们派一股兵力化装成土匪团去袭击朝鲜人村落，诱出了李济宇他们。但是，因为我们事先告诉过他们要注意土匪，所以他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只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伤了几个人，没有扩大为全面的战斗。　　后来，李济宇他们遭到日本鬼子豢养的土匪团和同他们相勾结的反动军阀部队的突然袭击，受到了很大损失。朴振荣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李济宇不幸被捕。　　李济宇想用一死来洗雪被捕的耻辱，虽然手脚都被捆绑着不能动，还是用菜刀刺了自己的脖子，可是未能遂愿。他当场被移交到日本警察手里。他被押送到汉城后，被判死刑，不久就在狱中牺牲。孔荣因未能识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骗局而牺牲。　　日本鬼子为了诱杀满洲地区的反日运动者，指使一些人装作共产主义者。孔荣要去同这些假共产主义者搞统一战线，却被他们杀害了。　　我们接到关于孔荣、李济宇、朴振荣诸同志牺牲的悲痛消息，是刚发生过端川农民群众性暴动的时候。我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好久不能平静，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在父亲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不孝之罪。　　他们都是我父亲最爱惜的独立军队员，是最先实现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人。　　我为李济宇、孔荣、朴振荣的悲剧性的牺牲感到极大的痛苦，固然是因为失掉了一个执行卡伦会议决定的得力的国内工作小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失掉了为实现我父亲的遗志而斗争的改变方向的先驱。　　为我父亲出殡的时候，孔荣和朴振荣是在最前头抬灵柩的。他们还让我母亲不要给我穿丧眼，要由他们来眼丧。可能是因为要我这个才14岁的孩子穿丧眼，看着怪可怜吧。从这天起，他们戴着孝帽，服了三年丧。　　当时，独立军训练所设在离抚松市街有一段距离的万里河。孔荣每星期总有一两次要背上一背架柴火到我家来，向我母亲问好。他的妻子也常常带一些刺龙牙、大叶芹之类的野菜到我家来。有时，孔荣还扛着米袋子来。他的这种诚意，对我家的生活是不小的贴补。　　我母亲待他们也像待亲弟妹一样亲。有时，就像亲姐姐一样严厉地指责他们的不对之处。　　孔荣为搞独立运动到了满洲后，他的妻子一个人住在碧潼。有一年，她到抚松来找丈夫。那时，孔荣看到妻子做面汤时不慎烫伤了的脸，他好不高兴，说她的脸变丑了，不想跟她过了。　　我母亲火了，厉声斥责他说：　　”兄弟，你说这话岂不是发疯了吗？你媳妇不远千里来找你这个丈夫，你不给她铺花缀锦不说，还说什么不想跟她过，你这不是想邪了吗！“孔荣本来就很听我母亲的话，对我母亲从不敢怠慢。这夭，他向我母亲鞠了一躬，承认自己错了。　　我第一次得知到国内去的亨权叔他们那个武装小组的活动情况，是在报纸上。现在记不清我当时是在哈尔滨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同志们兴奋地拿报纸来给我看，报纸报道说，丰山出现四名武装团击毙警察部长，夺取从北青过来的汽车，向厚峙岭驶去。　　拿报纸给我看的同志高兴得连嘴都合不拢。他说，在国内响起了枪声，真痛快。可是我却为那个枪声感到不安。我心里思忖着：为什么在挺进国内的入口丰山打响了呢？　　当时，我不由得想到了我叔叔那火暴性子，总觉得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而打了枪。　　我叔叔从小就有把墙当门喘的男子汉气质。　　一提到亨权叔，我首先就会联想到米查子粥的轶事。那是我在万景台的时候，叔叔也不过是十一二岁，我家天天晚饭吃高粱米米查子粥。那是把没去皮的高粱粗粗地磨过之后熬的粥，不好吃不说，往肚里咽时高粱皮子直扎喉咙，很难受。所以我也最不喜欢吃这种米查子粥。　　有一天，亨权叔坐在饭桌前，看祖母给他端来了一碗滚热的米查子粥，就用头狠劲地撞了它一下，粥碗立时被摔到了地下，他额头上也撞出了一个口子，流出了血。那时候他还不大懂事，受不了天天吃米查子粥的穷日子，就拿粥碗发起火来了。　　祖母骂他说：”看你吃饭还这么挑剔，长大了准没出息！“祖母厉声骂了叔叔，转过身去却抹了眼泪。　　亨权叔长大懂事后，对他额头上的伤疤挺费神，到中国住在我家时，他把前额上的头发留长一些盖住了脑门上的伤疤。　　他是我们住在临江时到中国来的。我父亲叫他到我家来住，是为了教他功课。因为我父亲是教育者，叔叔住在我家，就是不上学也能学完中学课程，往后能培养成一个革命者。　　我父亲在世时，亨权叔在我父亲的影响和管束下，过得还算很正经。但是我父亲去世后，他就管不住自己了，风风火火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那小时候用额头撞粥碗的脾气又复发，把我们都弄傻了。我父亲一去世，他就像脱疆的马，再也稳不住神了，临江、沈阳、大连，到处乱跑。　　有一些了解我家情况的人们就说，我叔叔是自从回家乡去在父母作主下和一个不合自己意愿的姑娘订了婚之后，才这样心神不定到处瞎逛的。　　当然，这也可以算个原因。不过，使我叔叔心神不定的主要原因，是我父亲的去世给他带来的绝望和难忍的悲愤。　　当我在华成义塾退学后回家来时，叔叔仍然像一个酒醉的人，过着心神漂浮的日子。那时候，家里只靠我母亲一个人给人家浆洗衣物或缝制衣服得来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日子，非常困难。可能是因为我家的情况实在看不下去，李宽麟带了些钱和粮食到我家来，帮我母亲的忙。我的叔叔理应代替去世的我父亲当一家之长。家里也并不是没有他应该做的事情。当时，我家还有个父亲留下的小药房，药虽不多，只要用心经营，多少能贴补点家庭生活。　　可是，叔叔从不过问那个药房。　　说句老实话，我对当时叔叔的作为真有些不满意。因此，有一天我蹲在家里写了一封留给叔叔的长信。因为正是正义感最强的中学时候，见了不合情理的事，不管他是长辈还是晚辈，不说几句话就受不了。当时我把那封信放在叔叔的枕头底下，就到吉林去了。　　当时我母亲看到我写信批评叔叔，很不以为然地说：　　”你别看你叔叔现在像没了主心骨，浮云似地东逛逛西走走，到时候他会走他自己该走的路。可不是，难道你叔叔还能忘了本吗？等他逛腻了，自然会回到家里来的，不用你批评。哪有侄子训叔叔的。“母亲这样说服我。这的确是只有我母亲才会有的思想方法。可是，我到底还是把信给叔叔留下了。　　一年后，我放假从吉林毓文中学回到抚松。到了家，我惊异地发现，亨权叔叔的生活完全稳定下来了。事实证明了母亲的预言是正确的。叔叔虽然对我写的信只字未提，但我可以看出那封信给他的刺激是不小的。那年冬天，他加入了白山青年同盟。　　我们离开抚松后，叔叔完全投身于扩大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第二年，同志们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他就这样加入革命队伍里来了。从1928年开始，根据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指示，他领导了抚松、长白、临江、安图地区的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　　在万景台，由于邻居们看了报，大谈丰山发生了击毙日本鬼子警察部长的事件，老家的祖父他们才知道亨权叔被捕了。　　我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哎，他大哥是那样，这回弟弟也来打死日本鬼子喽。不管以后怎么样，干的还是好啊。“过了一些年月，我才弄到一些材料，知道了国内工作小组在丰山进行活动的全貌。　　1930年8月的一天，小组渡过鸭绿江就朝端川方向走。14日，他们来到丰山把拔里附近的黄水院地芬子地稍事休息。正巧恶霸警察部长”大马蜂“（本名松山）骑自行车从这里经过，对他们起了疑心。他是从1919年就到丰山地区来管束朝鲜人的恶霸警官。当地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叫”大马蜂“。当地群众对这个”大马蜂“真是怨声载道。　　当小组成员们路过警察驻在所时，”大马蜂“把他们叫进了驻在所。　　亨权叔一跨进驻在所就把”大马蜂“处决了。然后，公开地在群众面前作了反日演说。那天，有几十名群众听了他的演说。　　据说，在南朝鲜被囚禁了34年之久而没有屈服，因而名闻世界的前朝鲜人民军随军记者李仁模，当时也在把拔里听过他的演说。　　小组虽然受到敌人的追击，还是设法接近曾燃起农民暴动烈火的地方。　　当时，我们很重视端川农民暴动。暴动席卷的地区必有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也必有政治思想觉悟高的动员起来的革命群众和他们有组织的大部队。　　敌人为了在暴动地区搜出主谋分子急红了眼，而我们是要从暴动群众中找出像汪清的吴仲和、龙井的金俊、稳城的全长元那样的骨干分子。只要同这些骨干分子接上关系，给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就可以奠定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的基础。如果能成功地开辟端川地区，就可以经过那里挺进到城津、吉州、清津方面，再经过咸兴、兴南、元山，进入平壤。　　我们把去找端川农民暴动领导人的任务交给亨权叔率领的国内工作小组的目的就在于此。　　在把拔里发出了枪声的武装小组一行来到凤梧洞入口，在这里拦截一辆小汽车，解除了坐在车里的丰山警察署司法主任的武装，向坐在汽车里的乘客作了反日宣传。接着，他们到利原郡文仰里一带，在培德洞和大岩洞等地点，对那里的烧炭工人做了政治工作。尽管情况很困难，他们还是积极地进行了斗争。　　后来，武装小组向北青方面挺进，途中把队伍分成两路，亨权叔和郑雄是一个组，崔孝一和朴且石是一个组。两个组约定在洪原邑集合，然后分别朝不同的方向前进。　　9月初，亨权叔和郑雄一道袭击了敌人搜索队盘据的北青郡大德山广济寺，然后往洪原、景浦方向前进，途中在节妇岩附近与敌人遭遇，打死了前津警察宫驻在所所长。　　叔叔当天就到了定为集结地点的洪原邑崔辰庸的家。　　崔辰庸这个人，我也很熟悉，他是和独立军有联系的人。他在抚松的安松总管所当总管的时候，常到我家来。他原来在朝鲜当面长时贪污公款的事被揭发，人们指着他的后脑勺骂他，于是他逃到东北，跟着正义府做了点事。　　有一个时期，他住在我家，吃了几个月我母亲给做的饭。崔辰庸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要打进满洲来的兆头，就借年纪大，帮独立军做事力不从心的理由，离开了抚松。他走时说，他要搞一个小小的果园，清白地度过余生。但他到了洪原后不久，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密探。　　亨权叔当然无从知道这一事实。崔辰庸借口敌人的警戒森严，把我叔叔藏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就跑到警察署去告了密，说从满洲过来的武装团就在他家里。　　叔叔被抓到警察署，看见崔孝一也被捕了。崔孝一也是被崔辰庸告发的。　　我叔叔这时才知道崔辰庸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崔辰庸叛变，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也很突然。他曾口头禅似他说过，一天三顿热饭外加酒肴，成柱母亲这样盛情款待，我就是进了棺材也忘不了。谁能料到这样的人竟会滚落到卑鄙的背信弃义的路上去呢！当我听说，是崔辰庸出卖亨权叔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也说，相信人是好的，不过不能抱幻想。幻想本来就是不科学的，所以若为幻想所俘虏，就是具有非凡的千里慧眼的人也会犯下无可挽回的过错。　　那时，逃出敌人包围的只有郑雄一个人。郑雄是叔叔到国内去时吸收他做带路人的。他的家乡是利原，对东海岸一带的地形很熟。后来，他在春川由于密探告密而被捕。　　亨权叔被捕后，在洪原警察署的牢里呆了一些时候，后来转到咸兴监狱，在那里又受到了中世纪式的严刑拷打。　　他在咸兴地方法院的法庭上进行斗争的消息，经过许多人的口，传到了我们这里。　　据说，那时亨权叔在法庭上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高声疾呼，对武装的强盗要用武装去斗争。　　他能在法庭上如此正气凛然，其气魄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那是来自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忠诚。对叔叔来说，如果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背弃使人成为正义而勇敢的人的信念，背弃使人成为世上最尊严的存在的信念。　　法庭上，崔孝一被判处死刑，叔叔被判处15年徒刑。　　叔叔和他的战友们在法庭上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　　小组成员们为延长进行法庭斗争的时间，向汉城复审法院提出了上诉。　　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在咸兴审判时尝够了苦头，在汉城进行了秘密审判，一名旁听者也没让参加。敌人完全认可了咸兴地方法院的判决。　　对崔孝一的绞刑，判决后不久便执行了。他留下了要战友们好好坚持斗争的遗嘱，从容地走向了刑场。　　亨权叔被监禁在主要收容被判10年以上长期徒刑的囚徒的汉城麻浦监狱。在监狱里，他仍没有停止斗争。当敌人逼迫被判重刑的”政治犯“改变政治立场的时候，亨权叔就向许多囚徒发表喷焰吐火般的演说，激励大家的斗争精神，他还为改善囚徒的待遇，站在大家的前头不顾一切地进行了斗争。　　所有这些事实已经有广泛的介绍了。　　敌人当时加紧进行战备，强迫囚犯做制造子弹箱的作业。囚犯吃的是最次的七等饭，被迫做的是累死人的重活。　　为此而激怒的亨权叔，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领导监狱工厂的囚犯举行罢工，反对刽子手们强迫他们做这种苦活。很多囚犯参加了这次罢工。　　敌人为了阻止我叔叔的影响力，把他关在黑窑洞似的单间牢里，而且给他的手脚戴上了镣铐，他只要动一动，那镣铐就卡进肉里去。每天只给他吃一块小孩儿拳头那么大的掺豆子的饭团儿。　　因为我叔叔在那样残酷的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坚持不断地进行斗争，监狱当局发出悲鸣说，金亨权在赤化麻浦监狱。有一天，朴且石在监狱工厂做工的时候，听到我们在满洲各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消息，便把这消息告诉了我叔叔。　　我叔叔听到这消息，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握着朴且石的手，哽咽着说：　　”我是挺不了几天了。活着的同志们要斗争到底呀。你要是能刑满活着出去，一定要到万景台去看看我的母亲，告诉她我的消息如果以后能见到成柱，把我的消息告诉他，还告诉他我在狱中不屈不挠地坚持了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我最后的嘱托。“　　这是我叔叔极度衰弱，卧病不起的时候说的。　　监狱当局见亨权叔快要死了，才允许万景台的我们家来探监。　　亨禄叔叔当时借了40元钱，同亲戚金凤周一道去汉城，和亨叔叔见了最后一面。　　当我凯旋回祖国后到旧居时，亨禄叔叔告诉我说：　　”我们到了监狱，看守把我们领到病监去了。别的囚犯都坐着，可是，成了残废，只剩下一口气的亨权却躺在地上，像骷髅一样。我一想起当时那个令人心寒的情景，就忍不往那时候他一看见我，光是嘴唇在翕动，发不出声来，那样子太惨了，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弟弟。可是，他反倒笑着对我说，‘哥，我不能遂愿就要走了，可是，日本鬼子是一定会完蛋的。’我听了他这话，心里想，不错，到底是咱们的亨权哪。“我听着他的回忆，怀念着亨权叔叔，流下了眼泪。我对曾经写信批评叔叔的事深感后悔。　　当时，亨禄叔叔看到弟弟惨不忍睹的形状，不禁昏过去了。他勉强提起精神向看守提出了要求。　　”让我把弟弟领回家去治病吧。“　　看守一听，便说：”不行。你弟弟活要活在牢里，死也要死在这地方，要成牢中之鬼。不许带回家去。“　　”那，我替弟弟坐牢。让弟弟回家治病，等病好了再回来坐牢还不行吗？“　　”混帐东西，哪有替人坐牢的法？“　　”法还不是由你们定的吗，有什么不行啊。你就答应了吧。“”你这混帐东西，竟敢在这里胡闹。你弟弟是个坏蛋，你这当哥哥的也不是好东西。你们统统是孬种。快给我滚出去！“看守们大声吆喝着把亨禄叔叔撵出了监狱。　　亨禄叔叔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办法，便拿出16元钱交给看守，说：”请求你，好好照顾我们的亨权。“他留下这样的嘱托，就回到了万景台。其实，那点钱怎能买得动刽子手的心啊。可是，亨禄叔叔还是把手中的钱全拿出来塞给了看守。　　亨禄叔叔探监回来后，整整一个月没睡好觉。他一闭眼，弟弟那惨不忍睹的形状就浮现在眼前，使他不能成眠。　　在那以后又过了三个月，亨权叔叔终于在监狱里去世。那是1936年初，也就是我结束第二次远征北满，同部队一起开往南湖头地区的时候。那时，我二叔只有30岁。　　我父亲去世，我母亲去世，我弟弟也走了，连我二叔也走了，为革命不借粉身碎骨的我的这些亲骨肉都走了，再也没有了。我在山里听到二叔去世的消息，就下定决心，我无论如何要活下来，光复祖国，为怀着亡国恨，变成无主孤魂被葬在故国一个不知名的岗子上的二叔报仇雪恨。　　当时，我们家虽然收到我二叔去世的通知书，却因为没有路费，没能去把遗体领回来，亨权叔叔就被埋在麻浦监狱的乱葬岗子里了。这一令人心痛的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亨权叔叔在他快要咽气的最后时刻，才把他藏在心底的话讲给了同牢的人们。　　”金日成是我的侄子。现在他在满洲率领革命大军打日本鬼子。那个部队打进国内来的日子不远了。为迎接他们，要拿起武器战斗。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才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祖国！“　　每当我想起亨权叔叔的时候，脑子里就浮现出许许多多在贯彻卡伦会议决定的道路上毫不吝惜地献出青春的战友。　　亨权叔叔有一个叫英实的女儿，解放后在万景台革命学院念书。我本想无论如何要把她好好培养起来，让她继承父亲的遗志。不料，连她这个我二叔唯一的骨肉，也在战争时期美机的狂轰滥炸之下牺牲了。　　用鲜血开拓了我国革命前进道路的朝鲜革命军队员的业绩，是无比神圣而崇高的。在他们这些英雄积累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为他们付出了神圣鲜血的代价，朝鲜人民革命军诞生了，作为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六革命诗人金赫　　革命，是从寻得同志开始的。　　资本家的资本是钱，而革命者的资本是人。如果说资本家是以钱为资本去筑成致富之塔的话，那么，革命者则是以同志为资本去变革和改造社会的。　　青年时代，我曾有很多同志。他们当中，有基于人情相交的挚友，也有在斗争中志同道合而成了同志的。那一个个同志都是用亿万金钱也换不到的宝贵的人。　　被我们的后代称之为革命诗人的金赫，便是这些同志中的一个。金赫是在我青年时期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人，他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是我至今仍不能忘记他。　　这是我和金赫第一次见面时的事情。　　那天，刚上完汉文课，我正和尚钺老师在走廊上说话，权泰硕跑来告诉我有客人来找我。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生人，正和戴眼镜的车光秀站在大门那边等着。　　我跑去一看，果然，有个面容像女人一样秀气的陌生青年，手提一只皮箱，正和车光秀站在一起。他就是车光秀时常向我提起的才子金赫。他没等车光秀向我介绍，就很随和地向我伸出了手，握着我的手说：”我是金赫！“我也握住他的手，作了自我介绍。　　我对金赫有格外亲切之感，这和车光秀常向我介绍他的情况有关；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脸长得很像金园宇。　　”你把金赫兄请到宿舍去等我一个小时，我下了课就来，好不好？如果是别的课，我可以旷一堂课，可这是尚钺老师讲的文学课。“我向金赫求得谅解后，托车光秀替我陪他。　　”噢，尚钺老师的文学课，人人都听入迷了。成柱，你是不是也像金赫一洋要当一个文学家呀？“　　车光秀扶了扶眼镜架，开玩笑说。　　”难道我这个金成柱就不能当文学家吗？依我看，干革命还非得懂文学不可哩。你说呢？金赫兄，是不是这样？“　　金赫一听我这话，几乎欢喜得叫起来：　　”来到吉林，这才听到一句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哩。如把文学撇开，还有什么革命好谈。革命本身就是文学的对象，又是文学的母体。那位文学老师那么叫人倾倒，那我也想见见哩。“　　”那，后日我给你介绍就是了。“我说。　　我跟金赫说这句约定的话以后，就到教室去了。　　我听完课出来，车光秀和金赫还在校门前一面等我，一面谈论着不变资本如何，可变资本如何。　　两个人后语中都洋溢着热情，那热情自然地也传到我身上。我想起车光秀极力称赞金赫是天生的热血男儿的话，心里不由得为得到又一个好同志而高兴。　　”我不是让你们到宿舍等我吗，怎么还在这里呀？“金赫眯起一只眼，望着阳光金灿灿的高空，说：　　”这么好的天气，像蟑螂似地蹲在屋里干什么？干脆到吉林市街上走走，边遛边谈，谈他一整天。“　　我说：”常言说，就是金刚山也是饭后的景色。我们何不吃完午饭，再到北山，或江南公园去。金赫兄不远千里从上海来找我们，对初到的人连饭都不请一顿，岂不是过于怠慢了。“　　金赫说：　　”来到吉林，见了成柱同志，就是饿他几顿，也不会觉得饿哩！“金赫不仅是火热性子，言行也豁达。　　那时，不巧我手中没有钱。因此，我把他们带到三丰旅馆，到那里就是拿不出钱，他们也会欢迎我们。开那个旅馆的人，心地善良，而且冷面做得很好吃。到了旅馆，我向那家大婶说明了情况，于是她给我们端来了六碗冷面，一人两碗。　　金赫在我寄宿的房间里和我整整谈了三个通宵。第四天，他为了了解吉林一带的情况，到车光秀所在的新安屯去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了他是具有火一般热情的人。如果说，车光秀是个风风火火的人，金赫就是个火一般热情的人。平时，他像女孩子一样温存安静，可是给他一点冲击，他就会热情奔放，不可抑止。他也和车光秀一样，是走遍东洋三国，饱尝人间酸甜苦辣的风云人物，但为人高洁。和他谈过话以后，便知他见识广，理论水平也高。尤其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　　我们就文学和艺术的使命谈了很多。他力主文学和艺术应该成为对人的颂歌。后来，他在”吉林风“的熏陶下，把自己的见解发展了一步，说文学、艺术要成为对革命的赞歌了。他的文学观很有革新的意味。我们考虑到他的这种长处，有一个时期，把很多与群众文化启蒙工作有关的任务都交给了他。　　因此，他常去指导文艺宣传队的活动。　　因为金赫很会作诗，有些同志叫他”鲍狄埃“，也有管他叫”海涅“的。　　金赫对鲍狄埃和海涅给予了比任何其他诗人都高的评价。我国的诗人当中，他最喜欢的是李相和。他喜欢的诗，也是以革命为题材的、激昂慷慨的诗。　　奇怪的是，在小说方面，他更喜欢抒情色彩浓的罗稻香的作品，而不是倾向性强的崔曙海的作品。　　我们从金赫这种情趣中感到世间的情理，的确有它的奇妙难测之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结合得很融洽的现象是多么多呀。　　车光秀把这种现象作了个恰当的比喻：”阴阳结合。“他说，金赫的例子就是阴和阳和谐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学个性。　　金赫尽管投身于艰巨、复杂的革命工作，但还是抽空不断写出了出色的诗作。参加我们组织的吉林的女学生们，喜欢把他的诗抄在乎册里背诵。　　金赫不像别人那样在创作时写了又涂，涂了又写，而是从头到尾，全在脑子里修润。他认为再无须改动时，就一拳敲在桌子上，奋笔疾书，一挥而就。　　我们知道他拳头一敲桌子，就有一篇诗出世，所以一见他敲桌子，就高兴他说：”金赫又下了一个蛋（诗）。“金赫的诗一脱稿，我们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件喜事。　　金赫曾有一个名叫承少玉的俊美的爱人，是共青同盟的成员。她身材苗条，相貌可爱，还具有为了正义不怕上断头台的气概和胆量。她对共青同盟生活非常忠诚。　　在进行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斗争的那年秋天，我听过她在街道上作宣传演说，讲得十分带劲。　　最喜欢把金赫的诗抄在手册里，随身携带着，随时吟诵的就是承少玉。　　她对朗诵诗、唱歌、作演说，都很拿手，加上她不管是什么季节，总是穿白袄黑裙子，所以一提起承少玉，吉林市的青年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　　金赫一向满腔热情地感受生活，而且把生活诗化了。他的爱情生活也很炽烈。青年共产主义者搞革命，也谈恋爱。不像有的人说的，好像共产主义者没有人情味，没有人的生活，没有人间爱情。说这种话的人是对共产主义者毫不了解的人。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找到了爱情，在枪林弹雨中，建立了家庭。　　一到假期，我们就把几项群众工作任务交给金赫和承少玉，把他们派到承少玉的家乡孤榆树去。　　他们乘着做群众工作的间隙，常到柳树葱宠茂盛的伊通河畔散步或钓鱼。金赫钓鱼，承少玉就帮着把钓上来的鱼摘下来，再把鱼饵穿在钩上。在景色优美的北山和松花江畔以及伊通河畔，他们的爱情也和革命一道日益成熟了。　　然而，不知是什么缘故，承少玉的父亲承春学，对他们相爱不大高兴。　　承春学是三光学校的前身彰信学校的创办者，又是校长。他曾到苏联去过几年，在滨海省读过书。因此，在当时来说，可算是相当开明的人物了。　　当我们到孤榆树，把彰信学校改造成三光学校，把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群众组织改编为共产主义组织、革命组织的时候，他最先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表示理解、并积极地帮助了我们。　　像承春学这样的人，竟对他俩的相爱持冷淡态度，金赫虽是男子汉大丈夫，也不免感到有些惶恐。　　承少玉的母亲对金赫倒是称心的，认为金赫将来是个好女婿，所以对他俩的关系持默认的态度，而且在丈夫面前尽量庇护他们。后来，承春学经过对金赫较长时间的仔细观察，知道了他是出色的革命者，终于随了女儿的心愿。承春学允许他们订婚那天，金赫和承少玉照了相。那时，承少玉家还有照相机。　　当金赫牺牲的消息传来，承少玉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她甚至想投河自尽、我们的同志们好容易才把她从伊通河畔拉回来，使她镇静下来。　　承少玉在那以后，仍全心全意地参加革命活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的作者崔一泉丧偶后，承少玉嫁给了他。宁愿做继母抚养别人生的孩子，也要同跟金赫一样的革命者度过一生，这是她作为女性的理想。　　金赫的火一般的性格在革命实践中，表现为火热的忠诚。他是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忠诚的革命者。他比我大五岁，曾到日本读过书，但他从不表现自己，总是诚恳地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因此，我格外珍重和爱护金赫。　　1928年夏，金赫同车光秀一道在柳河县一带进行活动。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他们指导，在孤山子东盛学校办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特别班），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那时，金赫讲授人类进化史、世界政治地理、文学和音乐科目。他在孤山子的青年学生中是个大红人。　　当我出狱后向东满方面出发时，金赫往返于孤榆树和吉林之间，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就在我去敦化时，我们用书面交给了他一项任务，让他去指导江东、吉林、新安屯的革命组织，同时为出版新刊物做准备。　　过了一些时候，我在敦化办完事，回卡伦的途中去找金赫，见他正扎扎实实地执行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我向他谈及我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问题和要到卡伦去做的工作内容时，他兴奋地要马上和我同去卡伦。我告诉他，先别急着去卡伦，把任务完成后再来。金赫感到很遗憾，但是他还是按照我的话，在新安屯促进了新刊物出版的准备工作后，才到卡伦来。　　卡伦会议以后，我们全面地加紧进行发行新刊物的筹备工作。新的革命路线提到了日程上，组织和动员群众将其路线付诸实现的第一个党组织诞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一个能够起到思想代言人作用的刊物，便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金赫很了解这种情况，因此他到卡伦后，通宵达旦地赶写稿子。根据他的提议，把新出的刊物定名为《布尔什维克》。　　我们计划，完以杂志形式出版《布尔什维克》，借此用革命思想牢牢地武装群众，等到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后，逐步改成报纸形式，印发份数也要逐渐增加。1930年7月10日，《布尔什维克》创刊号问世了。　　我们这个杂志分发到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各支部、各反日革命组织、朝鲜革命军各小组，还发到我们掌握的学校当教材用。那份杂志上，还登载了解释我在卡伦做的报告的文章。《布尔什维克》在介绍和宣传卡伦会议方针方面，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起初一个时朗，《布尔什维克》以月刊形式出版，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改成了周报。　　金赫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任总编辑，几乎每天都通宵地写稿子，直到离开卡伦。他那火一样的热情，没有让他平静地休息一下。　　1930年8月初，他作为朝鲜革命军小组负责人被派到哈尔滨去了。在这以前，他主要在吉林、长春、柳河、兴京、怀德、伊通一带活动，哈尔滨对他来说是生疏的地方。我对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了解。　　我们在吉林时就重视哈尔滨的工作。这个城市的居民，工人阶级居多。　　要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就要大胆地到长春或哈尔滨那样的大城市去培养我们的力量。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和反对军阀攻击中东铁路的背信弃义的反苏行为的斗争过程，说明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革命性是很强的。到这样的地方去，如能部署好组织网络，就可以把很多群众团结到组织里来。　　我们之所以重视哈尔滨，再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处在那里。我在吉林毓文中学组织的共青同盟曾接上关系的共产国际所属的共青组织，也在哈尔滨。要想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城市开辟自己的渠道，以便随意出入这座城市。　　把金赫派往哈尔滨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哈尔滨一带扩大我们的组织，同时也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金赫欣然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时，他那显得非常兴奋的面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金光烈（金烈）给他写了去共产国际的介绍信。　　金赫出发时，久久地握着我的手不放。他对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从不计较轻重，总是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去完成。可是每当他为单独出去执行任务离开我们时，又总表现出深深的惜别之情。他不管做什么，喜欢很多人在一起干，最不喜欢孤独。　　有一次，我问他，一个诗人时常体验孤独的心境，对磨练文学修养是没有坏处的，为什么你那么惧怕孤独？金赫坦白地说，过去满腔郁愤，像浮云一样游历四方时，孤独曾是个贴心的旅伴，可是自从结束了那种生活，就不喜欢它了。他说他在江东过了几个月孤独的生活，来到卡伦和同志们在一起熬夜工作，正在兴头上，又要分手了，他感到很惋惜。　　我握住他的手，像哄孩子似他说：　　”金赫，还不是因为要干革命才有这样的离别呀。等你从哈尔滨回来，咱们一同到东满去工作吧。“　　金赫苦笑一下说：　　”成柱，哈尔滨的事你别担心。无论如何，我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笑着回到同志们身边来。以后到东满去时，要最先叫我同去。“这就是我同金赫的最后离别。　　同他分手后，我自己也不禁感到惆怅。　　我们的组织网是从1927年末开始伸向哈尔滨的。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　　有几个在吉林第一中学勤工俭学的学生，同讲课时侮辱了朝鲜民族的反动的历史教员大闹了一场以后，跑到哈尔滨。在那些学生中有几名我们领导下的留吉学友会成员。　　我们把到哈尔滨建立组织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他们以在哈尔滨学院、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哈尔滨医专读书的朝鲜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朝鲜人学友亲睦会和读书会。1928年秋，以这些组织的骨干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1930年初，组织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每逢假期，我们派韩英爱去指导哈尔滨的组织。当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席卷满洲的时候，哈尔滨的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就是因为那些组织发挥了作用。　　哈尔滨的革命组织中，朝气蓬勃的青年很多。现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徐哲同志，那时就在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里工作过。　　由金赫率领的朝鲜革命军小组到达哈尔滨时，那里的空气非常紧张。当时的情况，是连学友亲睦会、读书会那样的合法组织也要被迫转入地下。共青同盟等非法组织必须彻底伪装起来。　　金赫同哈尔滨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了保卫组织、保护组织成员的办法。　　按照他的意见，这个城市的所有革命组织，都分散成许多组，更严密地转入了地下。　　金赫和武装小组成员一道，深入码头工人和青年学生等各界群众中间，积极地解释卡伦会议方针。他以熟练的组织手段和胆量教育青年，扩大组织，同时还大力推进了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和筹措武器的工作。他避开敌人严密的监视网，同共产国际联络处也接上了关系。　　在整顿和提高哈尔滨的工作方面，立下了很大功劳。他作为担当一个区域革命工作的负责人，走遍了整个城市，活跃地开展工作。不料在哈尔滨道里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他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他和敌人开枪拼杀，最后他下定决心自杀，从三层楼上跳了下去。但是，他那铁铸般的肉体没有听从意志的指挥，反倒使他被敌人捉去。敌人把他押到旅顺监狱，施以种种迫害和严刑拷打，在敌人残酷折磨下，他终于牺牲在监狱里。　　金赫和白信汉一样，是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为祖国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　　在一个革命同志贵于千金的那个时代，我们失去了像金赫那样出色的革命才子，是对革命的莫大的损失。我听到他被捕的消息时，几天都没能入睡。　　后来，我到哈尔滨时，曾在他留下脚印的街巷和码头踱着步，低吟他生前创作的歌子。　　金赫和车光秀、朴勋一样，为探索朝鲜的前进道路，遍历他乡，终于和我们携起了手。当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寄人篱下，长吁短叹度日的时候，是车光秀写信给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车光秀在信中写道，不要在上海虚度年华，到吉林来吧。只要你到吉林来，就有你所寻找的领导人，既有理论也有运动。吉林是你的理想所在之地。车光秀给他去了三四次这样的信。金赫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这里。他和我们见过面后，在吉林转了几天，然后找到我，有力地握注我的手说：”成柱，我要在这里抛锚。我的人生要从现在开始。“　　据说，车光秀和金赫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成为莫逆之交的。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建立共青同盟那天，他流着泪领唱《国际歌》的情景。　　那天，金赫握着我的手说：　　我在上海时，曾同中国学生们一起参加示威游行。我见他们呼着反日口号行进，牵动了我的心，便投入了游行队伍。示威遭到挫折，我回到住所，翻来覆去地想，现在该怎么办？明天该做什么？因为我不属于哪个党派或组织，是个无党派青年，所以没有人告诉我要在哪里集合，也没人指示或跟我说，明天要在哪里，怎样进行斗争。　　我参加示威时，心里想，当我泄气时如有人喊着叫我前进，该多好！示威游行结束，要回家时，如有组织和领导人指示明天要怎样行动，那该多带劲！当我中弹倒下时，如有同志抱着我，挥泪叫喊”金赫“、”金赫“，我该多么幸福！我参加的示威队伍如果都是朝鲜人，是朝鲜的组织，又该多么好！当我朝向敌人的枪口前进时，这种想法始终都凝结在脑间。来到吉林，我找到了好同志，这就够幸运了。今天又加入了共青组织，真不知怎样表达我内心这种骄傲和自豪。　　金赫的这一席话是毫无修饰的真心话。　　他常说，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了好同志。正因为他有这佯一种人生体验，所以他才创作了《朝鲜的启明星》那样的歌，并把它普及到革命组织中去。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支歌。我到新安屯去，才听到那里的青年唱这支歌。　　金赫背着我，和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商量后，便在吉林一带普及了这支歌。当时，我对他们把我比做启明星，甚至编歌来唱这件事，曾严加批评。　　在《朝鲜的启明星》这支歌得到普及的那个时期，我们的同志连我的名字也改称一星了。他们自己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根本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一星“、”一星“地叫起来了。　　和同志们一道提议把我的名字改力金日成的是边大愚等五家子的志士和崔一泉等青年共产主义者。　　这样，人们以”成柱“、”一星“、”日成“这三种名字来叫我了。　　金成柱，是我父亲给我起的本名。　　幼年时节，叫曾孙，那是因为，那时曾祖母在世，她叫我曾孙，于是一家人都跟着叫起”曾孙“了。　　我认为父亲给我起的本名是很宝贵的，所以不喜欢人家给我起别的名字来叫我。尤其是，把我比做星辰或太阳，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弄些不相称的名堂来拥戴，我是绝不允许的。　　然而，我们的同志不管我怎么批评、怎么说服，也不管我高兴不高兴，就是喜欢叫金日成这个名字。　　1931年春，我在孤榆树被军阀逮捕，在牢里呆了20天左右，那时金日成这个名字第一次登在公开的出版物上了。　　可是，直到那时，认识我的大部分入都按过去的习惯仍叫我成柱。　　唇来到东满开始武装斗争以后，同志们开始只用金日成这一个名字来叫我。　　同志们就这样又给我起新的名字，又作歌来歌唱我，把我拥戴为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是那样诚心诚意地拥戴我。　　我年轻，斗争经历也短，可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推举我，那是因为他们从过去由于没有统一团结的中心，各党各派各自以英雄豪杰自居，专事派系斗争以致葬送革命运动的前一代的运动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是因为他们痛切地省悟到，要光复祖国，两千万民众必须同心同德抱成一团，要使两千万民众团结成一体，就必须有领导的中心、统一团结的中心这一真理。　　我热爱和永不忘记金赫、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并不是因为他们作歌来歌颂我，拥戴我当他们的领导人，而是因为正是他们开辟了我们民族热切盼望却未曾实现的统一团结，即我国人民的骄做、光荣、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真心的统一团结的先河；因为他们是用鲜血开辟了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实现领导者和大众的一心同体的统一团结的新历史的先驱。　　和我一道进行了革命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从未因争权夺位而在队伍中造成不和，也从未因意见分歧而破坏我们当作生命的统一团结。统一团结，曾是在我们队伍中识别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被拉到监狱和绞刑架上，还是用生命捍卫统一团结，而且把它作为瑰宝传给下一代共产主义者。　　这就是他们的最大历史功绩。拥戴领导者，以领导者为核心实现了统一团结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崇高、优美的灵魂，是产生今天我们党称为一心团结的统一团结的伟大的传统。　　自从青年共产主义者拥戴领导者，同心同德地团结在领导者周围开展革命斗争以来，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谱写新的篇章，给过去由于派系斗争弄得混乱不堪的历史打上了句号。　　金赫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那为了革命，熬夜、挨冻、挨饿，奔波于风雪大作的满洲旷野的情景，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如果他现在仍活在我们身边，他会做很多的工作。当革命面临严重考验的关头，我就怀念那时全身燃烧着爱国热情，在斗争中使自己的青春发光的亲密的同志金赫，为他过早地去世而感到痛借。　　我们为了把金赫的形象永远传给后代，在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最前排立了他的半身像。　　金赫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除了我，当时和他一起斗争过的同志们全不在世了，所以没人知道他的相貌。因此，在雕他的半身像时，我们的雕刻家付出了很大的辛劳，金赫的相貌是根据我的描述雕成的。　　七1930年夏　　ML派的宗派分子不仅不从五·三○暴动的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在1930年8月1日这个国际反战日前后，以吉敦铁路沿线地区为中心，又发动了一次冒险的暴动。　　这场暴动给我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五·三○暴动后，转入地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也都暴露了。我出狱后奔走各地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再次受到打击，遭到破坏。在满洲各地，许多优秀的领导骨干成批地被捕、判刑。敌人有了诋毁共产主义、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借口了。　　这次暴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离间活动，起了多大的帮助作用，就更无须赘言了。由于两次暴动，朝鲜人在中国人面前完全失去了信用。后来，我们通过游击斗争，费了很大的劲才恢复了信用。　　居住在东满的朝鲜人，经历了八·一暴动，才开始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有多大的危害，才以不信任和戒备的目光对待驱使群众举行冒险暴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　　我们立即派遣工作人员到暴动席卷过的地方，使革命群众不再上宗派分子的当。　　我也准备经由吉林市到敦化方面去做恢复组织的工作。我到了吉林市一看，像五·三○暴动后一样，空气十分紧张，杀气腾腾。　　我每天化装几次，到处去找那些与组织有过联系的人。吉林市的火车站、城门和各岔路口，都设了检查站。日本领事馆的密探也在街上到处乱窜，搜索朝鲜革命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趋于衰亡，所以敌人也不像在安昌浩事件时那样追寻独立军老头儿们，而到处设网，企图捉拿搞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年。　　曾以反对铺设吉会铁路的斗争而沸腾的吉林市，如今也很难见到熟悉的面孔，想到这里，我心情无比悲痛。　　同志们跟我分手的时候，劝我说，到了吉林市决不要久留，要马上到海龙或清原去。但也不能因此就轻易离开吉林市。想到整整三年为开拓新的革命道路日夜奔波付出的心血，我不忍心那么轻易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我在吉林市没有为革命受苦，甚至坐过牢，那么，对这个城市也许不这样留恋。越是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地方，就越热爱，这是人之常情。　　幸亏我遇到一个做过共青同盟工作的同志，得知了几个组织成员的下落。我把他们叫到一块，指示他们不要再在敌人面前暴露组织成员，吉林少年会、留吉学友会等合法组织，也要暂时转入地下。　　我们还讨论了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然后对一些可靠的同志交代了恢复革命组织的任务，把他们派到各自的活动地点去。　　我也决心离开吉林市了。我要做的事太多。吉林市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就更急切地想到东满方面去恢复被破坏的组织。　　我打算先到清原或海龙方面去，在中国朋友家暂时躲一躲，然后到一些遭敌人破坏严重的地方去，消除暴动的后果。我估计，到了海龙和清原，可以同卡伦会议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的崔昌杰取得联系，和他一起开辟去南满的通路。这一地带和柳河是崔昌杰的活动地区。　　崔昌杰来往于柳河、海龙和清原一带，正在建立基层党组织，扩大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等各种群众组织。当时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正经受着巨大的阵痛。加上八·一暴动余波的冲击，革命组织成批地遭到了破坏。　　海龙和清原之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吉林时期的中国同学。初建游击队时，他曾在我们部队，南满远征后他回家了。我想到他家去住些时候，等白色恐怖稍稍平息，就可以顺利地闯过这个危险关头。　　我离开吉林那天，有几个女同志到车站为我送行。因为她们都像富家小姐似地穿着漂亮的衣服，所以我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安全地上了车。当时，军阀以为绅士家的人是不会搞共产主义运动的。　　那时，我没有在吉林本站上车，而到警戒不严的市郊车站上车。不料在车上我遇见了张蔚华。　　张蔚华说，他是到沈阳去念书的。他说，在去沈阳之前，为了找我商量干革命的办法问题，先到过吉林市，可是那里却杀气腾腾。他说：”我认识的朝鲜人都已隐藏起来，所能见到的不是军警，就是日本走狗。我找不到你，又没有熟人，只好去沈阳了。“他说着，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他乘的一等车厢里。看来，他也猜到我是为躲避敌人的恐怖行为而潜行的。　　这天，警察对乘客的检查特别严。他们把所有的车门都封锁起来，一一检查上车人的身份，对有些乘客，还毫不留情地翻他们的行李。这天，检票员检票也比往常严得多。八·一暴动的后遗症，不仅影响到城市和村庄，甚至影响到列车上。　　在张蔚华的帮助下，我安全抵达了海龙站。警察对乘客的检查那么严，可是对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张蔚华，却连问都不敢问一声。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盘查。检票员也没有查我们的车票就过去了。这可能是因为张蔚华的背景吧。　　那时，我怀里藏着文件和秘密材料。如果警察搜身，我是不会没事的。　　到海龙站一看，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早已在站台和检票口严阵以待。我凭直感意识到某种危险要临头了。　　我想到海龙站的敌人是日本警察，心里就非常紧张。中国警察和日本警察同样都是警察，可是如果落到日本警察手里，那就更没办法了。他们在满洲抓到朝鲜革命者，就不由分说地押送到国内去，或者在关东都督府法院审判后，关进旅顺、大连、吉林等地的监狱。　　当我拿不定主意，呆望着车窗外时，张蔚华说，没有特急的事，就跟他一块走，要我到他家去见见他父亲，也商量商量他的前途问题。　　我本来是打算在草市站下车到目的地去的。要到草市站，还要走五六站。　　张蔚华在海龙站下了车，就没有人保护我了，那就可能出现意外的危险。　　于是我决定应他的邀请，跟他一起下车。　　张蔚华的父亲正好在车站等着。他父亲是到营口去卖人参，在归途中听说儿子要来海龙，才前来接儿子的。他带着几十名腰挎盒子枪的家丁，把一辆高级马车赶到了我们面前，真够气派。领事馆的警察们，愣愣地站在那里，不敢触犯我们。　　我们坐上高级马车，在家丁们的护卫下，大摇大摆地向站前大街驶去。　　那天，我同张蔚华他们一起，住进了高级旅馆，休息得很好。　　张蔚华他们让家丁们站岗，家丁们把旅馆围了两重三重，戒备非常森严。　　张蔚华的父亲说，隔了好久才见到我，很高兴，便把我领到特等房间，连连替我点好菜。他在抚松的时候就很体贴我。客人问他我是谁，他就开玩笑地介绍说，是他的干儿子。起初是开玩笑的，后来就真的叫我干儿子了。　　我知道张蔚华是大富翁的儿子，可是，从我在抚松的时候起，就跟他亲密相处。我从小就有地主是剥削者这种一般的观点，但是在同张蔚华的关系上，就没有受这种观点的支配。他心地善良，有良心，为人纯真，又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所以我们能跟他亲密相处，毫无隔阂。这次在危急关头得到了他的帮助，我心里真是感激不尽。如果平时我因为张蔚华是地主的儿子就排挤他，那么在那危急的关头，他们就不会诚心诚意地保护我。　　像张蔚华这样的富家子弟，他不参加革命，不支持革命，也能平生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在我处在危急关头时，和他父亲一起帮助了我，这是因为他珍视同我的情义。　　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起，张蔚华就不分贫富、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差别，跟我亲密相处。他比谁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们亡国的悲痛，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光复祖国的决心和理想。张蔚华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热爱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爱国者。他从朝鲜民族的悲惨命运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幸。　　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个富翁，但他是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主权的坚贞的爱国者。他的爱国热情如实地反映在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上。大儿子生下来，他就给儿子起名叫蔚中。蔚中的”中“字，是取了”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国号的第一个字的。他给老二起名叫蔚华，给老三起名叫蔚民，如果生了老四，就准备给他起名叫蔚国。把四个名字的第二个字接起来，就成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了，可是老四没有出生。　　当时，张蔚华问我，看来明春或明秋，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打进来了，他们打进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对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犯，就要迎头痛击。要开展武装斗争。“张蔚华担心地说，他也要参加斗争，不知家里会不会允许。　　我说：　　”国家要沦亡了，还顾得上家吗？你既然决心为反对旧社会而斗争，就要参加革命。现在已没有别的出路了。不然，就只能作一个口头上谈论共产主义，坐在家里看看书的忧国志士了。路只有这两条。因此，你也不要只看父母的眼色，而要参加革命。这才是拯救中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你不会有别的问题，应该和中国人一起进行革命。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那时不仅是朝鲜人，而且中国人也都会奋起战斗的。“我在旅馆住了两三天，就这样给张蔚华灌输了反日思想。他听了我的劝告，说他上完学以后也要参加革命。　　我对他说：”如果我实在没办法，也许还会需要你的帮助，请你留下你在沈阳的地址好吗。“他给我写下了他在沈阳的地址，我又问他能不能帮我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张蔚华说，只要是帮助你、保护你的事，什么事还做不到！便用他家的马车把我一直送到海龙县和清原县交界处的一个中国朋友家里。　　这位朋友家也和张蔚华家一样，是个富户。在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我经常想，中国革命是有特色的革命。同工人和农民一起，许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也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他发现了抑制人的自主性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产生要参加排除这种矛盾的革命运动的觉悟。我认为，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中，涌现出为维护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战士和先驱，其原因就在于此。　　问题不在于家庭出身，而在于他的世界观。　　如果把人生只是看作一种享乐，那就干不了革命，就只能是为享受而终其一生；如果过的是不愧为人的生活，那就比单纯追求享受要高尚得多，有了这种想法，富翁也能参加革命。　　如果因为是阶级革命，就把这样的先驱都加以排斥的话，那么，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在中国朋友家住了几天，他也和张蔚华一样待我很好。他姓王还是姓魏，现在已记不清了。我托他找了几天崔昌杰，没有找到。据说，八·一暴动后，崔昌杰便深深地转入了地下。　　我遇到草市附近的一个共青盟员，托他给崔昌杰转达一封信。我在信里，要他在海龙和清原一带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组织，积极推进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我在中国朋友家作了几天客，觉得闷得慌，恨不得马上不顾危险在大地上驰骋，热情奔放地进行活动。可是又想，为了工作，还要化装进行活动；要是草率从事，有可能坏事，重返吉林就更困难了。再说，南满铁路又因日本鬼子控制，坐火车也不是容易的。我又很想到间岛去，可是那里正进行着对共产党的大逮捕，看来也呆不住。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想尽办法到东满去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我同中国朋友一起在海龙站坐火车先到吉林市，在那里换车去蛟河。蛟河有很多在我们影响下的组织。在吉林市的时候就和我建立了亲密关系的韩英爱和她的叔父韩光也在那里。　　我打算在他们的帮助下，找个能暂时躲避军阀追踪的隐身处，同时推进恢复和整顿组织的工作。我还想见韩英爱，并通过她同哈尔滨的共青国际属下的上级组织取得联系。　　韩英爱在1929年初因家庭情况从吉林市辍学回到蛟河后，一直没有同我们断绝联系。　　先去找谁呢？我犹豫了一阵后，决定先去找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的张哲镐。　　国民府成立后，张哲镐就同独立军上层诀别，解甲回到蛟河，办了个碾米厂，埋头营业。我去找他，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又很疼爱我，还曾经是可靠的爱国志士。我在同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之前需要有一个暂时住宿的地方。　　张哲镐见到我，非常高兴，可他没说让我躲在他家里。我看出他有些害怕，便没有说出找他的原因。我又去找一个名叫李载纯的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经营旅馆，积极支援过独立运动者，他虽然也高兴地接待了我，可是只领我到中国饭馆吃了一碟饺子，就要跟我分手了。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比一两顿饭更需要的是能够隐身的住处。他见我来找他，也不会看不出这一点，但没说一句要我到他家去住一宿的话，就跟我道别。他怕连累自己，把过去的情义和亲密关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从这里吸取了一个深刻而沉痛的教训，人如果不从思想上结合，即使是父亲的朋友也没有用。单凭过去的交情和人情，是不能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　　思想变了，信念变了，那么情义和人情也必然随着改变。情同手足的好友之间，产生隔阂以至决裂，都是因为其中某一方的思想变了。即使是赌咒永远不变的友情或同志关系，如果某一方在思想上变了质，也必然要出现裂缝。不坚持思想上的一致，也就不能恪守情义和交情，这是后来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吸取的一则教训。　　我同李载纯分手以后，去找韩光的家。我抱着一种期待，心想：韩光也许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韩英爱是女人，也许在家里；只要她知道了我的处境，就会豁出命来帮助我。　　谁料到韩光和韩英爱都不在家。我问邻居的大嫂，她也说不知道。在朝鲜青年中，参与过运动的全部隐蔽起来了，再也无处去找人了。　　不知是谁告的密，警察追上来了。我绝望地想，这下可逃不脱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韩光家的邻居大嫂把我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她急切地对我说：　　”我不知你是谁，看来有危险，快进厨房来吧！“说着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让我背上，她还说：”由我来对付他们，先生就坐在灶前烧火就是了。“看来，那时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绽来。　　我背着孩子，手拿拨火棍坐在灶门前，开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经闯过无数难关，也碰到过不少令人惊悸的危急关头，可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　　警察们拉开门，问那家大嫂：”刚才来的那个青年哪儿去了？“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说：”青年？哪来的青年呀？我家谁也没来过。“然后她小声地用中国话说，”家里没有外人，快进屋来，想吃饭就吃点吧。“　　我背上的孩子认生，哭个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会露出马脚。我左右为难，只是用拨火棍拨弄灶里的柴火。　　”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看错了？“警察们互相叽咕了一阵，到别家去了。　　警察走后，大嫂泰然地笑着说：　　”警察走出村子前，请你再当一会儿‘主人’。我丈夫下地干活去了，我这就去叫他快回来。你就放心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等他回来，咱们慢慢商量下一步对策。“她给我摆上一桌饭菜，然后就到地里去了。　　她刚回来，警察又折回来了。他们喊我出来，说有事要我跑跑腿。这位大嫂不慌不忙地说：”一个病人，怎么去跑腿儿呀？要是你们实在急，那我替他去一趟吧。“于是她替我跑了一趟。　　就这样，这位大嫂帮我闯过了危急关头。她虽然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很勇敢机智，革命觉悟也相当高。　　这位不知姓名的农村妇女，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我凭着过去的交情去找过我父亲的朋友，但他们没有理我，可是这位陌生的妇女却不顾生死帮我脱了险。她抱着一心想帮助革命者的纯洁的感情，不顾自己的安危，把我从危急中救了出来。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　　革命者连把自己的生命也能毫无顾虑地寄托给的那种纯洁而坚实的情义，是在劳动群众之中。所以，我经常对战友们说，在革命中遇到了困难，要去找人民群众，肚子饿了要去找人民，想喝口水要去找人民，碰到什么悲伤的事，也要去找人民。　　那位大嫂真是个好大嫂。如果她还在世，我真想给她鞠躬道谢。　　那年冬天，在满洲地区进行活动的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在五家子开会时，我就向大家讲了这位妇女的事。　　同志们听后都说：”成柱同志可真走运啊！运气好嘛，老天才保佑。“我对他们说，我并不是运气好才脱了险，而是因为人民好，才没有被军阀逮捕。依我看，人民就是老天，民心就是天心。从此”蛟河大嫂“这话，便成了象征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我国人民的代词，成了象征在危急关头不惜牺牲帮助革命者的那种妇女的有意义的代词。　　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赤日炎炎、血迹斑斑的1930年夏的时候，我就想到蛟河，想起那位难忘的蛟河大嫂。我一想到苦心找了几十年也找不到踪迹的那位大嫂时，就为我在60年前的那一天，没有问一声大嫂的姓名就匆匆离开蛟河而后悔，感到非常内疚。　　如果那时问了她的姓名，今天不是可以向全世界发出寻人启事吗？　　解放到现在，有许多恩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来了。有些恩人一直生活在异邦，离别后半个世纪变成了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在那苦难的年月，曾帮助过我的不少恩人，都来见了我。他们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大地，接受了我的感谢。可是，唯独那位蛟河大嫂总没有出现。她自己也许把1930年夏天发生的戏剧性的事情，只当作平凡的事，全部忘却了。　　60年前的恩人杳无音信、杳无踪迹地悄悄隐没于大地。真是越是好玉，埋得就越深。　　那天，蛟河大嫂的丈夫从地里回来，她才把孩子从我背上接过去。那时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部惊险小说里的情节。　　我跟主人互道寒暄，可我不能说出我的本名，便说了个假名，只说我是个干革命的。　　主人说，自己也是干过革命的，同组织的联系断了，只好束手无策地呆在家里，并告诉我说，前面那家有个大狗（密探），要注意。据他说，韩光已逃到北满去了。韩英爱也因白色恐怖到处躲藏，现在要找她是很难的。　　我听了，有些茫然。前家既然有密探，那么我也不能久留在这里。最好是在哪家隐蔽一段时间后，看形势重返敦化。可是，日本鬼子在敦化设了据点，敦化又曾是共产党火曜派总部的所在地，所以搜查很严，一般的朝鲜人几乎在五·三○暴动后都被逮捕了，只剩下了妇女。到这样的地方去能不能站住脚，也是个问题。　　天黑后，我由这家主人领路，到了离蛟河城内约有15里路的孤零零的一座草棚。这家的老夫妻待人和蔼亲切。　　那天夜里，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到，我们革命者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人民群众。　　夜里我躺在炕上，总是睡不着，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念头。该找的人，一个也没找到，一连几天老是扑空，这算什么呢？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不要陷于被动，而要冲破逆境前进；要是陷于守势，那就完了；无论如何要进行活动，老是藏在这样的地方，还能干出什么事呢？我决心想尽一切办法闯过这个关，到东满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没想到天亮后韩英爱来了。她说，她接到我去东满的通报后，就嘱托母亲，如果右颊上有酒窝的人来找，就到她隐藏处告诉她。我们是隔一年后才见面的。　　我受了那么多周折才见到她，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只是呆呆地互相对望着。过去，她笑起来，笑得是那么痛快，几乎把腰都要笑折了。可是只一年工夫她的脸就消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　　据韩英爱说，间岛的形势也非常险恶。　　我对韩英爱说：”老是隐藏着，不就成无骨虫了。无论如何也得开展活动啊！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不能坐以待毙，要奋发起来，作好迎头打击敌人的准备。要尽快恢复组织，提高人民的觉悟。不能只顾隐藏起来，怕得发抖啊！“　　韩英爱说，她也有同样的想法；还说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使她产生了新的勇气。　　”坐在这没有我们的人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的。我帮你同组织接上联系，跟我到哈尔滨去吧。“　　韩英爱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她正因为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知所措呢。　　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已经派金赫到哈尔滨去了。可是，这时我却想在他回来汇报活动情况之前，我自己尽快到哈尔滨去见见共产国际的人。　　由于暴动，组织惨遭破坏，城市和农村都笼罩着恐怖的紧张气氛，使我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是多么严重！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如不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那从30年代起步的我国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受莫大的损失。　　单靠理论斗争，是不可能制止宗派事大主义者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轻举妄动的。我们说了合乎道理的话和有益于革命的话，他们也不肯接受。他们根本不想去理解我们的意见。在五·三○暴动的影响下，终于又爆发了我们甚为忧虑的八·一暴动。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理睬我们在吉东地区党的会上提出的意见。　　要刹住在满洲大地上滚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车轮，就需要有共产国际的帮助。　　我很想知道共产国际对暴动的看法，也很想弄清这次暴动究竟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呢，还是某些人的轻举妄动？如果是共产国际下的指示，那么，宁可展开一场论战，也要刹住这个车轮。　　在敌人警戒森严的情况下，我和韩英爱决定化装成中国人上车。那天，韩英爱在蛟河一带忙了一整天，准备了我们要穿的绅士衣服和鞋子，筹措了旅费。为了减少军警的怀疑，她在皮箱里还装了些化妆品。我在她的帮助下，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　　我们找到位于哈尔滨码头商埠街入口处的共产国标联络站，我向那里的人介绍了韩英爱，又通报了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东满的形势，还介绍了卡伦会议的情况。　　共产国际联络站也说这两次暴动是冒险主义。在联络站跟我见面的人说，依他的见解，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符合朝鲜的实际和革命原则的，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在卡伦会议上提出新的建党方针，成立了作为其母体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对此，他也明确地说这同一国一党原则不相矛盾。　　我就这样从共产国际得到了对我国革命的生命即自主性原则、创造性原则以及我们提出的一切路线的完全支持。　　那时，共产国际联络站的同志问我，想不想到他们在莫斯科办的共产主义者大学去留学。　　我也知道莫斯科有这样一个大学，我国也有些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由朝鲜共产党保送到这所大学去学习。曹奉岩、朴宪永、金溶范等人也曾在这个大学学习过。当时，满洲地区的青年广泛传唱《莫斯科留学歌》，可见对留学莫斯科的憧憬是多么强烈。　　我无心脱离革命实践，回答说：”我也想去，可是现在形势不允许我去。“1989年，我曾和文益焕牧师见过一面，作为闲话提到过哈尔滨的事。他说，那时候他的父亲也在哈尔滨，负责把共产国际选拔的留学生送到苏联去的工作。　　共产国际委派我做吉东地区共青同盟第一书记。　　金赫从三层楼房上跳下来，被关进监狱的消息，我们也是通过共产国际联络站听到的。　　由于金赫被捕，我和韩英爱在哈尔滨逗留期间，心情一直很沉痛。金赫被囚在铁牢，使我悲痛难忍，有一次甚至到他跳下来的道里那座三层楼房前去看过。　　道里的商店和饭馆里，有很多珍馐美味，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些都不过是画中之饼。　　那时，共产国际一天发1角5分零用钱，靠这一点钱在哈尔滨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住普通旅馆，户口查得严，革命者不能住。没有警察出入，无需报临时户口的，只有白俄人经营的旅馆。不过，这是座豪华旅馆，伙食费和住宿费都很昂贵，只有那些有钱的资本家才能住，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从多方面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宁可一天吃一顿饭，也要住安全的高级旅馆。韩英爱住了对妇女盘查不严的普通旅馆。　　我住进旅馆一看，内部确实富丽堂皇。馆内有商店、餐厅、娱乐室、舞厅，还有放映室。　　我没有钱却住进了这家旅馆，曾多次遇到使我难堪的事。头一天，就有个俄籍女客室服务员跟了进来，要给我剪手指甲。剪了指甲，是要付钱的，所以我说已剪过了。她走出去，又有餐厅服务员接踵而来，问我要订什么饭菜。我只好又说是已在朋友家里吃过了。　　我每天都要受这种纠缠。因为没有钱，我在旅馆里没吃过一顿饭，只是过夜。办完一天的事，晚上再和韩英爱一起上街去，买一两张最便宜的玉米煎饼来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