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非常仔细地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了起来，送给毛泽东主席。　　没有回音。　　拿着开会通知，彭德怀在屋里来回走着。去不去呢？彭德怀心里十分烦闷。　　忽然，彭德怀快步来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　　“喂，是克诚吗？我是彭德怀。”　　“是彭总！”　　“克诚，中央要在庐山开会，我不想去了，你替我去吧，我在北京留守。”　　黄克诚一听，没有说话。稍停了一下，他说：　　“彭总，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黄克诚拿着电话，委婉地劝说彭德怀，“彭总，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　　“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着别扭。那好，我就去庐山。”彭德怀闷闷不乐。庐山。　　7 月3 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讨论。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各抒己见。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上山观日出，游览名胜古迹，有人作诗填词。　　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有人戏称会议是“神仙会”。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经济情况已开始有所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　　从1958 年冬到1959 年7 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多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获得了某些成效。　　毛泽东对此相当满意。　　7 月10 日，毛泽东在小组会上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的严重情况，很少提及。　　在小组讨论中，真正客观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很浓厚。有的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意见。　　彭德怀为此非常苦恼。　　正在这时，又传来会议到15 日就要结束的消息，彭德怀焦虑的心情愈加严重。　　7 月12 日上午。庐山毛泽东住处。　　彭德怀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来找毛泽东，准备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向他谈谈。　　“彭总，主席刚刚睡觉。”门前，警卫员拦住了彭德怀。无奈，彭德怀只好转去会场，仍然参加讨论。　　在开完会回住处的路上，彭德怀倒背着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一会儿，彭德怀对随行参谋说道：　　“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管一般性意见，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认真研究一下，可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议上讲一下才有用。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都有用。”　　7 月13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7 月14 日，彭德怀派参谋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　　彭德怀写信之前，还和人说过，他有些意见，想向主席谈谈。　　彭德怀说道：“目前少奇、恩来同志不便于讲话，只有我便于去谈。说错了，如果主席生气，也元关大局，最多撤销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也能当。”　　事实上，彭德怀这番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来的严重后果。彭德怀把信送给毛泽东后，对于这封信会得到怎样处理，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主席找他谈；二是在党委会议上议论一下或者传阅：三是发给参加会议人参考。　　彭德怀的信，在毛泽东的案头放了两天。　　毛泽东左思右想，考虑着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久，毛泽东作出决定：调不在庐山的政治局委员马上上山，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7 月16 日，彭德怀的信发给了与会人员。　　北京。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中央军委守摊子。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林彪也都未去庐山，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黄克诚没有在意。　　他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是讲我国现已有一千多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只追求数量。苏日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　　另一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军委开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于是黄克诚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此时，国内情况开始出现混乱。河北、山东发生饥荒，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亡缅甸的人相当多。　　看了内部参考，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非常不安。“报告总长，中央急电。”一位参谋递过来一封电报。黄克诚一看，是中央通知他立即到庐山参加会议。黄克诚拿着电报，陷入了沉思。　　黄克诚已经得知，7 月14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看来凶多吉少， 很可能要遭到批评。　　他意识到会议分歧严重。　　黄克诚想：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总的看法基本相同，趁此机会向中央提出也好。黄克诚接彭真电话，让黄克诚和他一起上山。　　7 月17 日，黄克诚到达庐山。　　上山后，黄克诚住进安排好的住房，碰巧正在彭德怀对面。一会儿，彭德怀便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克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耿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　　黄克诚接过彭德怀的信，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他沉默良久。　　“彭总，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为什么这样做？”　　彭德怀看了黄克诚一眼，爽朗他说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黄克诚说。“他不见我啊！”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道。　　建国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很少见面。彭德怀很有感触。第二天清晨。　　庐山云雾缭绕。　　庐山的雾，时聚时散，时疏时密，迷蒙变幻，景色万千。这给那以奇峰异石、青松碧水而著称于世的匡庐，增加了一层奇幻的色彩。　　周小舟、周惠和李锐来到黄克诚住处看他。寒暄之后，他们又谈到国家形势。　　二周和李锐意见一致，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　　“会议上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谈道。　　黄克诚同情他们的观点。　　“我在书记处会上谈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克诚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找谭震林谈了谈。谭震林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黄克诚和谭震林意见不一致。　　谭震林对黄克诚说道：“你为什么不先来找我，却先去看李先念？你受先念影响了。”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不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克诚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谭震林争吵起来。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知道谭震林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的，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要你支持我们。”谭震林发了火。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克诚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这“反兵”二字，黄克诚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他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不料，后来成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据。　　彭德怀的信发给与会人员后，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来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波澜，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　　会议气氛活跃起来，会议一开始就蕴含着的两种意见分歧，转向了公开争论。　　多数人是基本同意，只是个别文字值得斟酌。对这封信完全赞成和基本反对的，都只有个别人。还有相当多的同志没有发言，他们的意见不得而知。　　在赞成的发言中，最重要的要算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三人了，后来，他们因此被列入“反党集团”。　　19 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认为对三句话现在争论的主要点可能是中间一句，两头是一致的。黄克诚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说道：　　“《会议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同意。再补充以下几条：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 年计划指标过大。”　　“作风上的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缺点造成的影响是：第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第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第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受到影响。”黄克诚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　　“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在别的场合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搞运动了，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　　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七千亿斤，说是六亿人口，人均产量过千斤，粮食过了关。　　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谁说的？”有人质问黄克诚。　　“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克诚坚持原则，态度非常强硬。　　当时，组里大多数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表示同感。有两个人批评他，他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　　7 月23 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成为庐山会议风云突变的一个转折点：　　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就跳之势。　　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有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槁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些。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　　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　　今年3、4 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定。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毛泽东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他已经把会上的意见分歧，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　　黄克诚等简直是当头一棒。他们十分震惊。　　会后，彭德怀对毛泽东说，他的信是供毛泽东个人参考，不应印发。　　但是，事已至此，彭的解释又有何用？　　中午，彭德怀回到住处，和黄克诚一起就餐。　　两个人对面而坐，谁都没有说话。　　黄克诚只吃了一口饭，一言不发，就离席而去。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彭德怀见此情景，更吃不下，也抛下筷子回到自己住处。黄克诚反复思索，就是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忽然来了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　　当晚，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的电话。　　“总长，我们想和你谈谈！”　　“谁？”　　“有我周小舟，还有周惠、李锐。”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是不要来吧。”　　“我接受不了，一定要去。”周小舟坚持道。　　“那么..来就来吧。”黄克诚见周小舟很坚持，也就让步了。　　三人中，周小舟特别激愤。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黄克诚处不好，可是未能阻止住周小舟。　　谁能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的罪证呢？周小舟等三人都有火气。　　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　　李锐说话带着气：“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比较冷静：“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　　“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黄克诚劝他们说。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问道。　　“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说道，“有意见还是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　　周小舟平静了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三人正准备走时，恰遇彭德怀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彭总，我们离右派只三十公里了。”周小舟对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彭德怀说道。　　李锐觉得不太好，示意周小舟走，说天晚了。　　周惠一般比较谨慎，什么话也没说。　　随即，他们三人起身出来，各自归去。　　正巧，他们出门时，被人遇见了。后未，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7 月20 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转折点。大家的发言开始集中对彭德怀的信提出批评，火力大大加强了。会议开始转入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等的斗争阶段。有人称为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等人只有作检讨的份了。　　当天，黄克诚作了检讨，谈到19 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自己只认为彭德怀的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7 月30 日一早，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去谈话。　　毛泽东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历史问题，说了解黄克诚的历史情况等等。　　“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 团’时，有人要打我， 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　　上什么父子关系。”黄克诚表示不满。　　“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用手指弹了弹烟灰。　　“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黄克诚又说。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在东北战场四平保卫战的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黄克诚都曾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毛泽东盯着黄克诚问道。　　“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黄克诚毫无惧色，“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碍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毛泽东笑了笑说。　　周小舟、周惠、李锐异口同声他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讲出来，说完讲透。”毛泽东说道。　　“‘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澄清。”周小舟等又说。　　“可能是有点误会。”毛泽东扫视了一下他们四人，又说，“我和你们几个湖南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小舟有隔阂！”接着，毛泽东又把话题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样等。他要周小舟“不远而复”。　　毛泽东谈遵义会议，显然是要黄克诚等人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　　结果，黄克诚的表现使毛泽东失望了。　　这次谈话，尽管毛泽东对黄克诚的指责颇重，但空气并不紧张。黄克诚说话感到没有压力。甚至，黄克诚还有点轻松感，终于有个机会，把话直接跟毛泽东说了。　　7 月31 日和8 月1 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同时还指定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　　中午没有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　　整个会议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斗争，苏联教训，等等。　　这个会议是算彭德怀的总帐。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许多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他还批判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德怀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毛泽东说：你们这次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地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　　会后，毛泽东把黄克诚等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他们别再受彭德怀的影响。　　8 月2 日，中央全会召开。　　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接着，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在批斗中最为积极，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毛泽东。　　林彪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他是7 月23 日后上山来的，是毛泽东搬来的主要“救兵”，已决定让他接掌国防部。林彪批斗也越来越积极。　　开始，黄克诚态度还是很强硬。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黄克诚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有什么用，便尽可能多听少说，少争论。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人两次找黄克诚谈话。他以帮助黄克诚摆脱困境的善意，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是，人们总以为黄克诚是彭德怀的亲信，应该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黄克诚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他交代彭德怀的问题。　　一次，彭德怀在碰巧没有别人在跟前时，劝黄克诚别那么紧张。　　黄克诚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　　彭德怀还劝黄克诚别太悲观，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　　8 月10 日，小组追问黄克诚7 月23 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他那里到底谈论了什么。　　这时，李锐被分到黄克诚这一组。黄克诚误以为那天的情况已被揭露，再加上认为自己是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便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　　“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由此得到了证实。　　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威望极高。到这时，原来那些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黄克诚等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毛泽东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还对黄克诚等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此时，他完全认定黄克诚等是个“反党集团”，确认彭、黄等人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　　政治局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　　黄克诚和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不断地追逼围攻下，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自己扣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帽子。　　此后，等到冷静下来，黄克诚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才是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错误。　　黄克诚一想起此事，心里就非常痛苦。　　8 月16 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8 月17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　　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职务。　　庐山会议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形势。过火的是非颠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山下并发展到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由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错误。　　庐山，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又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而名扬中外，载入史册。　　在军事系统，为了深人讨论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清除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军队中的影响，中央军委在全会尚未结束以前，就发出通知，决定8月18 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8 月18 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北京。军委第一次大会，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到会者有两千多人。　　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起被批判。对中央决议，他们只能认帐。对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进行答辩。　　会场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了。于是，会议主持者决定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分成两个会场批斗。　　批斗黄克诚的会场设在紫光阁。　　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黄克诚关系多的人，要他们揭发批判。　　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黄克诚是“怕死鬼”，那个说他是“杀人犯”。　　对此，黄克诚能够理解。他明白，除非个别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　　忽然，吴法宪提出了所谓黄金问题：“黄克诚曾经贪污大量黄金！”　　这样一来，会场上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片哗然。　　黄克诚一向被人认为清正廉洁，这回一下子似乎成了大贪污犯。　　原来，所谓的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远征东北，当然得带许多钱。但是，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离开根据地就成为废纸。于是，大军出发前，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一部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之用。　　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师部所带的黄金还有剩余。黄克诚征得组织同意后，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当时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手中。翁徐文请示黄克诚如何处理。黄克诚当时已经得知中央任命其为湖南省委书记，他想，湖南革命烈士很多，从前是老苏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黄克诚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的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后来由于湖南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黄克诚要翁徐文把这笔钱交给湖南财政部门。　　这笔款项，黄克诚有批用权，但从未直接经手过。自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　　这个问题揭发出来以后，黄克诚非常担心。黄克诚恐怕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恐怕他已经把帐目销毁。而且，万一翁徐文已不在人世，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黄克诚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名，但是实在耻于背个“贪污”的罪名。因此，他写信给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罗瑞卿受命率领一批人马亲赴湖南。　　他们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的老帐翻出来，一天一天地查问。　　幸好，翁徐文仍然健在，而且他十分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薄、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李富春批准的字据都在。　　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黄克诚一直赋闲在家。　　1959 年后，他曾写诗自娱：　　七律自况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