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10 月上旬，敌人先后攻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突围转移，势在必行。第六章 当先锋处逆境辗转长征路　　红三军团野战医院。　　10 月的阳光，依旧火辣辣，刺射人眼。阳光透过樟树树叶照在地上，留下参差斑驳的黑影。　　黄克诚急匆匆走进医院。　　驿前镇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撤回于都。这时，中央局书记博古来到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告诉大家，红军将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是，博古没有讲红军究竟要到哪里去。　　其实，广昌战役失利以后，李德、博古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不过，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红军突围转移成了一种秘而不宣的意图，甚至连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　　不过，随着准备工作的秘密进行，还是让人嗅出了一些异常的味道。　　9 月29 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的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黄克诚注意到，文章虽然还存在着肯定“堡垒战”、“进攻路线”的“左”　　的错误观点，但是文章已提出反对“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的观点，特别指出应当“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博古的讲话和张闻大的文章使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出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　　因而，黄克诚急忙赶来野战医院，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主力红军一旦突围，滞留中央苏区将会面临极为危险的境地，黄克诚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穿过简陋的病房，疾步向红四师三营营长张震的病床走去。　　病房里显得有些脏乱与嘈杂。　　三营营长张震正倚靠在床上，若有所思。　　张震身材高高的，略显瘦弱，面容果敢坚毅。他是在驿前镇战斗中英勇负伤的。　　黄克诚推门走进病房，来到张震病床前。　　“你快出院吧。”黄克诚开门见山，向张震说道。张震猛然一愣，心里直纳闷：虽然自己只是伤了手，并不严重，但是，政委平时很关心下级的呀，今天这是怎么了？张震忍不住开玩笑他说：“我为什么要出院？伤还没好呢！”他知道黄政委待人随和，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干部战士们和黄政委在一起时都很随便。　　黄克诚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板起脸严肃地说：“伤没好也要出院，这是命令！”　　说完，转身准备出门。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转过身来，向张震说道：“上次打赣州时，我说过要砍你的头，说你没收了人家铺子，这事情搞错了，不是你那个连，怪我没好好调查。”　　张震默然了，两年前的那件小事，政委还记得这么清楚，使他深受感动。　　原来，1932 年初，红军打赣州，张震担任黄克诚率领的红一师一连连长。　　在迸逼赣州以后，红一师有一个连没收了城边的一家铺子。黄克诚政委一听，火冒三丈，上级三令五申，要求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反对没收工厂、银行、商店，竟然有人顶风而上，这还了得！黄克诚叫上警卫员，直奔张震的一连连部。情急之下，黄克诚只听说是一连干的，也未进行调查，就来到了一连连部门口。　　“张震，你出来，我杀了你的头！”黄克诚禁不住火气，嚷了起来。　　听到政委那沙哑的嗓音，张震搞不清怎么回事，急忙跑出来，敬礼说：　　“政委，什么事？”　　“什么事？你们干的好事！你说，你们为什么没收人家的铺子？”黄克诚毫不客气，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质问。　　张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年轻气盛，火也上来了：“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收了铺子？”　　“有人反映了。”　　“谁？”　　黄克诚刚想说下去，师部方向传来枪声，敌人突袭红军了。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撂下了。　　没想到，两年多后，黄克诚政委还记得此事，并且向他真诚地道歉，张震心里怎能不感动？　　张震出院后，才了解到黄克诚政委向红四师的伤病员作了大量工作，钟伟、甘渭汉等基层指挥员都被劝说回了部队。　　直到红军突围以后，张震、钟伟等人才真正明白黄政委的一片苦心。　　由于伤病员们对于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没有接到归队的命令，所以黄克诚虽然进行了动员劝说，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归队。他们后来没有随部队转移，大部分被敌人杀害了，少部分人也不知所终。　　1934 年9 月，中央苏区处在一种忙乱而又令人不安的气氛中。　　扩大红军的工作猛烈进行。扩红，已经成为几个月来响亮而急切的口号。　　征集粮食，生产枪支弹药，编织草鞋..　　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量的新军服、新鞋子、被子、粮食、枪支弹药陆续发放到了红三军团第四师。　　10 月初，中革军委下达了一系列准备突围的命令和指示。一天，红四师师长洪超打电话给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王平同志，你们立刻派人来师部领枪。”　　“团里每个战士已经扛了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呢。”王平向洪超师长报告。　　“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王平申辩道：“师长，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一个排去，恐怕赶不回来。”　　洪超一听火了，在电话里骂了起来，并说要把王平枪毙了。这时，黄克诚正在旁边，他连忙把电话抢了过来，仔细询问了情况后，劝慰了王平几句，把电话挂上了。　　随后，他又劝慰起洪超来。　　洪超是在张锡龙牺牲后，接任红四师师长的。他参加过平江起义，历任班长、排长、大队长、营长、团长，当师长时才二十五岁，是三军团中的一员猛将。不过，年纪轻，火气也大，做起工作来难免方法简单一些。对这一点，黄克诚心里清楚。所以，黄克诚不慌不忙，劝慰了洪超几句，让他消了火气。其实，也不怪洪超发火。自从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突围转移的指示后，各部队奉命整理行装，连坛坛罐罐也要带上，简直像是搬家大行动。然而，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听说，中央和军委纵队连需要十几个人抬的机器以及X光机、印钞机器等笨重东西都带上了。为搬扛东西，就动用了五千民伕随军行动！　　这哪里是突围转移，分明是搬家！黄克诚心想。秋风萧瑟，大阴沉沉的。　　恐怕又要下大雨了。黄克诚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的天空。1934 年10 月上旬，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转移的征途。　　八万多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甬道式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红三军团担任右翼，其后是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九军团；五军团殿后，中央和军委纵队位列其中。红四师作为右翼先锋，行进在最前边。　　黄克诚跟随十一团行军，边走边与十一团政委王平悄声谈论。　　王平因患病，不得不坐担架行军。　　按照博古、李德的计划，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在那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重建根据地。　　但是，广大干部战士一直被蒙在鼓里。　　行军途中，不断有战士问旁边的干部：“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　　“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干部也不知道，只好这样回答。　　听到这样一些议论，黄克诚心里很不是滋味。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这个广大干部战士迫切急于知道的问题，却以“保守秘密”为由没有传达到全军。　　黄克诚一边走，一边悄悄告诉王平，“估计这次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打算第一步先到湖南，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做好战士们的工作。”　　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了，黄克诚和大家一样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　　毕竟，这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与苏区群众用血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里，曾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红军曾经依靠苏区群众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如今，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要把好端端的中央苏区送给敌人了。　　这时，贺昌的身影划过黄克诚的脑际，使他心情愈发沉重。　　遵照上级决定，贺昌留守中央苏区，开展对敌斗争。当然，不只贺昌一个人，相当一批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如何叔衡、瞿秋白、陈毅、毛泽民、项英、刘伯坚等，都被留了下来。　　中央苏区已经处在敌人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留下来坚持斗争，黄克诚清楚地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这条灰色的长龙，携带着中央苏区的所有“家当”，蜗牛式地前进着。　　行军是隐蔽进行的，一般都是在黄昏或半夜出发，但是整个大部队的行动十分缓慢，一天才走几十里路。　　黄克诚明白，兵贵神速，如此行军，心下不免焦虑，但又无计可施，这样一支庞大而臃肿的队伍无论如何是快不起来的。　　虽然李德、博古等对红军内部绝对保密，但红军的突围意图，蒋介石还是嗅到了。他坐镇南昌，调集兵力，分作四路追击红军。　　赣粤交界。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山头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碉堡。碉堡多用砖石砌成，而且根据地形分一、二、三层不等，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四周则设有步枪、机枪眼，堡内还储有粮食。遭遇进攻，可关门固守，向外射击保存力量。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碉堡政策的产物，号称“钢铁封锁线”。　　不过，经过红军做统战工作，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达成了“互相借道”的协议。　　陈济棠让出了一条四十华里的间隙，让红军借道进军湖南。　　陈济棠还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因而，中央红军较为顺利、轻松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但是，陈济棠没有来得及通知他的所有部队。作为右翼先锋的红四师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在自石圩遭到陈济棠一支部队的突然侧击，企图切断红四师与后续部队的联系。　　黄克诚、洪超立刻指挥红四师投入了战斗。洪超亲自指挥红十一团，将敌人击退。随后，洪超率一个排到前面侦察，正好与一群溃退的敌军相遇，敌人在惊慌失措中乱放了一阵枪，洪超骑在马上，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黄克诚闻讯悲痛欲绝。洪超师长身经百战，四次反“围剿”时，曾被敌人打断手臂，成为独臂将军。他才二十五岁，就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不到两年里，黄克诚第三次埋葬与己共事的师长，悲愤之情无法形容。　　他率领红四师，直人敌阵，一气占领了古陂。　　古陂是敌人的一个后勤基地，军衣、弹药应有尽有。缴获了大批弹药，战士们异常高兴，奔走相告，因为红军自己兵工厂制造的子弹不好用，打不了几发就得用捅条清一清枪膛。这时，中革军委派中央纵队参谋长张宗逊来到红四师，担任师长。　　黄克城又有了一位新搭裆。　　红四师占领古陂后，继续担任右翼开路先锋，一路披荆斩棘，遇水架桥，经九渡水，取新城，进入湖南，为全军打开一条通道，尔后又掩护左翼的红一军团顺利西进。　　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11 月初。秋雨绵绵。　　道路泥泞不堪，一脚踏上去，泥浆飞溅，不时地有人滑倒，浑身上下粘满了泥浆，连草鞋也看不出颜色，成了泥坨子。许多战士草鞋被粘掉，干脆赤脚行军。　　队伍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　　黄克诚浑身湿漉漉的，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赶快跟上。　　这样恶劣的天气，黄克诚不敢戴眼镜，生怕行军摔跤把眼镜弄坏了，他是个高度近视，丢了眼镜，怎么指挥打仗？于是，他把眼镜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口袋里，让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政委这副样子，有意要逗逗他。王平和黄克诚一起走时，装出要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王平跳一下，连跳了几次黄克诚才发觉王平在和他开玩笑。　　“捣蛋鬼。”黄克诚笑着说道，“还是个团政委呢。”一句话，惹得王平与周围的战士哈哈大笑。　　队伍离永兴越来越近了，黄克诚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离家十多年了，也不知道家人的情况。记得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928 年的秋天。那次离家出走，想起来就心中歉疚。自己参加革命不但让家人担惊受怕，而且累及家人，敌人把老父亲抓起来拷问。难怪父亲一见自己，气得暴跳如雷，指着自己的鼻子大骂一通。..　　一幕幕情景在黄克诚脑海中闪现，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但是，作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他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只能过家门而不入。　　离油麻圩这个生养他的小村庄愈发地近了，黄克诚深情地望了望家乡的山山水水。　　朦胧的雨雾当中，仿佛出现了父母兄嫂还有小弟他们的身影。　　黄克诚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连忙与带路的老乡攀谈起来。他详细地问了一下家乡情况，以慰藉心中的思乡之情。油麻圩逐渐消失在黄克诚的视野中。　　当黄克诚再次踏上永兴这块生养他的土地，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　　11 月15 日.黄克诚率部在郴县、宜章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开始进入广西境内。　　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大为震惊，调集重兵，亲自部署第四道封锁线。　　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断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沿五岭山脉，进入湘西。　　因而，蒋介石亲拟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计划，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十五个师，分成五路围堵红军，同时，他又命令桂军予以全力协助。“流徒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蒋介石打好了如意算盘，张开了血盆大口，等待红军就范。　　中央红军，这支“拖着圆木的象队”，缓慢、悄然地走进蒋介石一手设置的圈套。　　毛泽东、彭德怀曾建议红军放弃“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并改变行军路线，但是李德、博古等执意不听，仍旧按原计划行事。　　一场空前惨烈的湘江血战就要开始了。　　湘江北岸界首渡口。秋雨飘零，冷风凄凄。黄克诚步履匆匆，走进红一军团司令部。他是奉命接管红一军团湘江北岸防务的。　　红一军团长林彪一脸冷峻之色，见面便问黄克诚：“彭军团长呢？”　　“正在灌阳指挥作战。”黄克诚回答。　　红三军团与桂军激战正酣，伤亡很大，黄克诚就是刚从灌阳前线赶来的。　　“中央和军委纵队呢？”林彪又问。　　“正在向江边前进。”　　林彪紧皱了一下眉头。　　按照军委部署，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问的渡江点，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中央和军委纵队拖着笨重的“坛坛罐罐”，依旧按照每天仅二十公里左右的常规速度行军，迟迟不到湘江渡口。红一、三军团像两个疲惫不堪的轿夫，艰难地抬起了中央和军委纵队这顶笨重的轿子。　　面对不断蜂拥而来的敌人，他们全力以赴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等待后续部队渡江。　　黄克诚奉命接管界首渡口防务，就是因为湘军已经围攻过来，红一军团被迫转过头来对付湘军。　　军情紧急，林彪简要地向黄克诚交待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我们是否仍然按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听完敌情介绍，黄克诚向林彪询问。　　“不行！”林彪果断地说道，“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说完，林彪率红一军团匆匆赶赴指定地点迎敌，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　　不一会儿，师长张宗逊率红四师赶来了。　　按照林彪的吩咐，黄克诚、张宗逊立即在湘江南岸依山布防，构筑防御阵地。　　很快，红四师与桂军交火。湘江岸边，红四师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战况空前激烈。　　光华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两三里地。正面是一片开阔的丘陵，树木稀少，银辉遍地，寒气逼人。战斗持续到了深夜，依旧打得难解难分。　　敌人的炮弹雨点般倾泻在红四师的前沿阵地上，将大块大块的泥土炸起，继而连着弹片，重重地砸落下来。　　红军伤亡不断增加..　　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不久继任团长杜中美也牺牲，政委杨勇指挥部队继续苦战..　　消息传到四师指挥部，黄克诚悲痛以极，心急如焚，心里默念：中央、军委纵队快一点走，快点渡江吧！哪怕快一点点，也可以换取不少战士的生命啊！　　然而，军团司令部传来的电报冰冷而又无情：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　　继续坚持！　　继续坚持！..　　“坚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出阵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声音从电话筒那边传来。　　黄克诚深知四师任务重大，中央、军委纵队能否顺利过江，千钧系于一发！　　他拿起望远镜，向前沿阵地望去：　　光华铺阵地上，炮声、枪声交织成一片，夹着闪闪的红光。黄克诚搞不明白，那些印钞机、X 光机、油印机、书籍甚至宣传品、纸张，难道比红军的前途、战士的生命更重要吗？一天可以赶到湘江岸边的距离，中央、军委纵队拖着“坛坛罐罐”，竟然整整走了四天！　　战机贻误，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黄克诚重重地长叹一口界首渡口。风雨凄凄。　　辛辛苦苦架设的浮桥已经被敌机炸成数截，断裂的竹竿、木板等很快被① 即军委纵队的代号，也叫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是长征的首脑机关。　　汹涌的江水吞噬，零散的几块混合着无数红军战士的尸体，在江中随波浮沉，马匹尸体、散乱的文件、书籍也夹杂其中。　　湘江河水已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岸边，弹坑累累，战马悲呜，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等各种“坛坛罐罐”零乱不堪，散落得到处都是。　　12 月1 日，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红四师指挥部。　　红四师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但是不知何故，红四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敌人已经从四面包围过来，情况十分紧急！　　黄克诚当机立断，对师长张宗逊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　　“没有接到上级命令，我们不能撤！”张宗逊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了！”黄克诚不无焦虑，“我们会被敌人吃掉的！”　　张宗逊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执意反对说：“我们必须等待上级下达了命令，才能撤退！”　　黄克诚心里有些急，既然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情又异常紧急，稍有迟疑，便会酿成终身之恨，导致全师覆灭的命运。于是，他对张宗逊说到：“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　　红军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因而张宗逊最后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带领红四师撤离阻击阵地，匆匆追赶主力去了。黄克诚的预见绝非危言耸听。　　红三十四师因为种种原因，撤离较迟，结果陷入敌人重围，全师覆灭。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空前，八万多红军经此一役，仅剩下不到三万人。　　黄克诚率领的红四师，仅红十团就伤亡四百多人，两任团长阵亡，营以下干部伤亡大半。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继续西进。　　国民党桂系军队不断派部队截击，由于桂军多系本地老兵，熟悉地形，因而红军很难对付。　　红四师奉命进军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　　红四师完成作战任务后，又一次未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而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两河口西进。　　但是，张宗逊师长再次坚持等待上级命令，不许部队撤离。黄克诚再次行使政委职权，让张宗逊指挥部队脱离了险境。　　不久，红军进入龙胜苗山区。　　这里是苗族聚居地区，山高林密，重峦叠蟑，地形十分复杂。　　“你我两山站，彼此能见面，说话不用喊，都能听得见，要想手拉手，就得走半天”。从这句民间顺口溜，可见这一带地形多么复杂。　　为此，黄克诚所率红四师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黄克诚通知各团第二天拂晓到师部集合。十一团与师部仅隔一条山沟，双方望得见，也听得到号音。十一团政委王平以为不用着急赶路，起床便晚了些。谁知，一走出去，山沟很深，拐来拐去，部队头尾相距七八里，但还能互相说话！师部等不及，便先行一步，十一团赶紧追赶，这时敌人追上来了，王平急忙命令大家跑步上山，迅速摆脱了敌人。　　一个月落星稀之夜，山风阵阵，红四师赶到一个苗族村寨。连日作战、行军，大家精疲力尽，急需休息。　　黄克成作了简短的布置之后，爬上了一座小木楼，倒头就睡着了。　　苗族人居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搭就的，房顶用树皮覆盖着，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才住人。房于都互相连接，从山脚一直盖到山顶。　　子夜时分，黄克诚住的小木楼突然起火了，火光和呼喊声，将黄克诚惊醒。　　黄克诚起床一看，屋里浓烟滚滚，直呛人的鼻眼，小木楼已经被大火包围了，什么也看不清。　　他也来不及去摸桌子上的眼镜，赶紧摸索着下了楼。　　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才走出小木楼，抬眼望去，只见烈焰冲天，满天通红，风助火势，噼啪作响，大火很快蔓及整个村寨，哪里来得及去救？　　黄克诚眼睁睁看着几百家木屋，不到一个小时，大部分化为灰烬。　　这场大火，红四师赔了老百姓几千块大洋。　　黄克诚十分懊悔，没有来得及拿眼镜。　　第二天，他见到十一团政委王平还着急他说：“糟糕，糟糕，没有眼镜可怎么办！”　　1934 年12 月中旬。贵州黎平。　　红三军团召开了师、团两级干部会议。　　彭德怀军团长向大家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12 月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研究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黄克诚听了，分外高兴。自湘江惨败以来，李德、博古的威望急骤下降，相反，毛泽东的地位正在上升，广大红军指战员盼望毛泽东能够重新出来指挥红军。黎平会议，毛泽东的意见有人听了，并且还用政治局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可是个很好的信号啊。　　12 月底，朱德总司令下达命令，派红四师进攻瓮安城。瓮安，是乌江的门户，贵州军阀王家烈重点防守的县城。城里有以“强悍善战”著称的黔军第五、六两团（代号鸡团、鸭团）防守。　　12 月31 日清晨，大雾弥漫。　　黄克诚、张宗逊派遣红十团向瓮安城发起突袭。　　仅用一个小时，瓮安城内“鸡鸣鸭跑”，鸡团、鸭团弃城而逃。　　红四师顺利进驻瓮安县城。　　第二天就是1935 年元旦了，黄克诚心里盘算着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元旦。一个时期以来，部队一直辗转作战，很少有时间休息，抽空打个吨也就相当不错了，趁这次过元旦，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休息好。　　盘算归盘算，到哪里去弄好吃的东西呢？　　黄克诚打发人在城里四处找寻，不长时间人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到。　　黄克诚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这个政委没当好，连改善一下伙食，这点最低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真有些对不起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的战士们。　　就这样，部队在高兴欢快的气氛里，过了个窘迫之年。　　黄克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多少年来一直不能忘记，而且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部队虽然没有吃好，但是不久便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泽东又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 月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会后不久，毛泽东亲自来到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黄克诚很久没有见到毛泽东了，只见毛泽东又黑又瘦，黑发及肩，衣着破旧，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　　毛泽东又可以重新带领红军打仗了，这是一个令黄克诚兴奋不己的消息，一个他盼望很久的消息。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就曾经向彭德怀提议，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如今，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在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黄克诚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的曙光，长期以来内心的紧张与忧虑终于松弛下来。　　但是，黄克诚有些不满足，更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避而不谈政治路线？为什么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明确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在黄克诚头脑中缠绕了很久。直到半年多以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先行北上，这个心头之结才解开。　　1980 年，年近八十高龄，饱经磨难的黄克诚，拖着久病之躯，在中央纪委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谈论起这件事：　　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　　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了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更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完全团结一致。通往土城的山间小路。　　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不堪，艰难行进的红军笼罩在灰濛濛的雾气里。　　黄克诚自苗区木楼上眼镜被烧以后，一直没戴眼镜，碰上这种鬼天气，眼前模糊一片，磕磕绊绊行军，吃尽苦头。不过，他无心考虑这些，只觉得身上担子好重，因为师长张宗逊身负重伤，他一人挑起了红四师军政两副重担。而且，这次红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干部战士们身心消耗很大。按说，黔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379、3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