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种教派的人，他的态度还是冷淡的。包括基督教徒与犹太人部臣和党魁，国内外的王公。他对待他的老朋友们，也是很冷淡的，几乎只有一个人能让他热心对待，这个人就是罗恩。在1869年间，这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有想脱逃的举动，另一个就会抓住这一个人的领带，谁也不许谁告退，这种情景是很感动人的，却多少带点演夸张戏的味道。当罗思很郑重地考虑宰相所引的辞职书的表面价值的时候，他写道：“我的朋友，昨晚我与你分手之后，我不停地想你，想你所做出的决定，这使我一刻也不能安宁。请你在位上务必留一条出路……你要记得，你昨天呈奉君主的信，是不够真诚的…你信中要人们原谅之类的话是不真诚的，都不过是假惭愧的腔调。或许从写信人的地位来看，无论怎样他是不能认错的。你切勿烧毁了你的船……你若烧船，就是当着全国人的面毁了你的地位，整个欧洲都会耻笑你的……人家会说你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不必费力证明这一点了。你的永不改变的挚友……”　　他一方面并不袒护君主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为君主找出几句借口的话，这种高人一等的举动，多么让人心动！他的见解多么准确呀！他的缄默之处多么威严呀！几个月之后，那时罗恩因为在海军问题上与俾斯麦产生分歧，罗恩为此很不高兴，决意要辞职——这一次他是很认真的，却也同样无济于事，——俾斯麦从瓦森写了一封信警告他，说：“你是否还记得在1862年9 月我们两个人立了约，我毫不犹豫的同你拉起手的时候，我的确是想到尼朴甫的，然而我却从未想到我们联手办事七年之后，在海军问题上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你该用一种局外人的态度，读一下8 月14日的口号……我看这个问题并没有这样严重，就如同让你在上帝与国家的利益面前应该舍君主（君主今年七十二岁了）而去，同样的道理。或许由你的辞职，使同事们都为此受到谴责，我亦不可脱逃。”在这封信里，每个字都是精心思考的，使每个字都能激发罗恩的力量。当俾斯麦从前隐居的时候，是罗恩把他拖入仕途。现在罗恩的辞退将不利于俾斯麦，他的这封信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在罗恩身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俾斯麦是极为利己的，这一向都是俾斯麦的派头。　　两天后，这位刚刚才极力劝罗恩以负责与自制为重的俾斯麦，却坐在同一书桌旁，写一封很愤怒的信给罗恩说：“没有人有权力让我为一件一意孤行的事而牺牲我的性命、我的健康、我的诚实与稳妥的名誉。我有三十六个小时没睡觉了。我呕吐了一夜，我的头很烫，裹了冷布还是热。这足够使我发狂了！你必须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生气，但是这件公文有你的签字……我却不能相信你会把这件事讨论透彻。倘若我们所赶的车翻了，我就要让人家晓得责任并不在我……也许我们两个人脾气都是太暴烈，不再能同划一条船啦。一个人的良心要像牛皮纸那样坚韧才能够受得住！”俾斯麦之所以这样大发脾气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君主与在柏林的大臣商谈之后，要策划一件与外国联盟的事？抑或是他宣布他有意要同外国订立这样的联盟？是不是解散了帝国议会？是不是取消俾斯麦的议案？是不是免了一位大臣的职呀？　　全不是的，只不过是宰相想调一个议会的邮务官当邮务总长，内阁却不肯同意罢了。　　十五、瓦森别墅　　“我吃完早饭读过报纸以后，便穿上打猎的靴子，在森林里随便走，爬山，涉泽，研究地理学，筹划养花草的地方。我一回到家，就把我的马备好……还是做同样的事……这里有茂密丛生的小树，还有许多已被砍伐的木材，荒地，养花苗的土地，溪流，泽地，野草地，金雀花，牡鹿，山鹞，密不透风的山楼丛林与橡树林，还有其他我所喜欢的东西。那时候我常常聆听鸽子、苍驾与芬的叫声，不然就是听佃户们诉说野猪祸害庄稼之苦。我怎样能够使你全部领略这种生活？”　　这是俾斯麦从瓦森写来的信，这个地方离赖安菲尔不远，当俾斯麦初次探望这个地方，在他的田产上游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奋斗，为国家赢得了许多胜利。他为此得了很多酬金，他把国家所赏他的钱拿来置田买地。过了几年之后，他宣称：“不该拿钱来赏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难接受钱财，但是到了后来我竟收受了。最难为情的是这笔款不是由君主给我的，是由议院给我的。我同议员们很凶地吵了这么多年，我不愿意从他们手上拿钱。”当时自由党议员们曾提议过，说不必赏罗恩和俾斯麦钱财，免除对他们的追究就够了。但是俾斯麦虽然觉得难为情，却仍然收受了这笔钱，可见他年纪愈大愈喜欢钱财与家产——但是以他个人而论，他向来都不是一个擅长经营的人，因为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以稳妥的投资方式来增加他的私人财产。　　他对钱财的欲望与他的傲性相冲突，当他最初与议员们奋斗的时候，议院曾宣布大臣们若是不合宪法地滥用公款，国家可以剥夺他的个人财产，以资赔偿。俾斯麦曾考虑，不如把他的产业交待给他的哥哥。“遇着新君主登位，这样的充公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一旦把我的产业让给我的哥哥，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我着急，认为我在钱财上有问题，我却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况且我在上议院的席位，是依赖我是尼朴甫的地主。”他虽然反对将财产让给他的哥哥，但是他却不得不这么办。他失去了在上议院的席位虽然会使这件事公布出来，且会引发各种令人难堪的评论，但他还是一意孤行，把产业卖给他哥哥。他讲了以下几点让人关注的理由：“我想在这里度我的暮年，这个想法已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有点迷信，有几种考虑促使我卖出田产……我的光景，或是我的儿女们的光景，使我同你要价不能十分低于我向外人所索要的价格。”　　四年后，议会因为他做了他们从前认为不应作的事，给了他许多钱，那时候俾斯麦已经成为一个大富翁了，但他仍想将尼朴甫的田产尽快卖出去。从两岁到二十八岁都是在这里过的，很多年前，当他初次出租这地方时，他不觉得极其伤心么？现在当他从瓦森骑马赶往尼朴甫的时候，他还说“他们总要麻烦我，在那里，我对树木比对人有更多的话说”，到了晚年，这个他少年时的家，将成为他的天堂。他却毫不在乎，从瓦森立即写信给他哥哥：“我宁愿卖给菲烈特或卖给你，但是价钱不能太低于市价。”他不再说他的迷信，也不再说他很舍不得田地与住宅，他从前在申豪森与尼朴甫都说过这种话。　　他的确喜欢瓦森的森林；但是相比之下他还是更喜欢其他的几处地方。瓦森的住宅也比不上申豪森的大宅。“它的外观像一所医院，因为这所房子两侧延展像两个长翼。总体看来，这所房子是很平常的，有许多窗子，既不像一座城堡又不像一座罗马式的别墅。”当柯雪林住在里头的时候，就是这样评价这房子的。由于森林并无其它收人，只能建造锯木厂或造纸厂。“这将要花费10万元左右，但是每日都能够把松树变作许多纸张。”他从前有过一个时期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大自然的人，现在却变得那么的实际，变成了一个经济家，一个极为顾家的人！　　他是一个一刻也闲不住的人，他初次来看这个地方时就动手为瓦森的森林与住宅增添生机。“你打发人去申豪森把红玻璃杯。雕花椅子、一两架能锁的橱柜、剩下的几张床都挪过来……桌子可以从柏林搬来。君主的屋子，为什么要我们为其提供家具呀？我要坐马车出去看森林、牡鹿、阳光……我不能写得太多，因为墨水使我的神经激动。……你不久就得来，让孩子跟你同来，我猜在某个地方可以买到床。不要带女仆来，因为那里已有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她曾替布曼特尔洗过三年衣服……你也不必带厨子或女仆来，除非你自己要用他们。带些厚的深绿色的布料作窗帷，遮住玻璃门，我们就如同隐藏在密林深处而不会被人看到了。我想在你来之前我不会回柏林的。你告诉别人说我身体很不好，不想走长路，我情愿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我想你，你快来。”　　这是俾斯麦最欢乐的时候。他离开柏林不再操劳公事了。他知道他的夫人快来了，家里没有客人，没有电报，只有管猎场的、管森林的人，马匹、钱财是足够用的。他处在这种环境中，可见日子还是很好过的。然而他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是这样消遣的，一个星期后，他又想办公事了；若是不想办公事，他的老脾气就要发作，他又要做事，要发号施令。当他在乡下隐居的时候，他还想掌权。当他指着一位邻居的田产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性情：“每天晚上我都想把那块地取来，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看见这块地时我又不动心了。”俾斯麦的激情与他的和缓，他的政策的全部节奏，都包容在这一句话里头了。　　他在乡下觉得他的客人们很蠢笨。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请德意志最聪明的人来。除非是一位阁臣、一位秘书或一位政党首领来见他，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什么贵客。他坐在十多个亲戚里头，其中有三个是聋子，其余的人谈话时都要大声喊叫，这三个人才能听见。有人曾这样写过：“他很和气地对待他们，这令他们非常高兴直到近十点钟才回家。”柯雪林有时也到这里来。“他来了，我们同坐在行军床上……他们一边畅谈，一面聆听乔特尔为他们所创作的音乐。”　　在接待客人时俾斯麦往往觉得很劳累，他对乔特尔承认，柯雪林是他幼年朋友，但觉得他让他疲倦，盼望他早点走。　　现在他最喜欢的，还是莫特利，俾斯麦之所以喜欢这位有兴致且十分坦率的美国人，就是期望性情较为平和的人来平定他自己的天生不安宁。无论是君主，或是乔安娜，都没有这个资格，这两个人都是他所尊敬的，除此之外，他看不起全世界的人。君主与乔安娜都是常伴他左右的人，没有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威廉年纪已老，又不甚聪明，俾斯麦的夫人乔安娜是过于温柔而无阅历。他们两个人的情性都比较温和，却不能使他安静。莫特利的安静是与世无争的，是自然的，却是卓尔不群的；他是俾斯麦的一个忠诚朋友，却无求于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莫特利非常独立，在俾斯麦所知的人中，无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在一群心怀恶意与蠢笨的人中，他能够完全依赖莫特利，他是俾斯麦的真正的朋友。俾斯麦只有对莫特利才写这样脱俗的信。俾斯麦向来是让人等回信的，对至亲至近的人也是这样，他却屡次主动写信给莫特利，都是用以下的腔调——大多用德文，有时也用英文：“约克，我的宝贝——你到底在哪里？你连一封信也不写给我，你干什么去了？我同黑奴一样，从早劳碌到晚，你却闲得无事可做——你与其游手好闲，不如写信给我了？我是不能按时写信的，有五天的时间我几乎抽不出一点散步的时间，但是你这个懒惰的老东西，什么事使你忘却了老朋友？当我正要上床睡觉时，忽然看到照片上你的双眼，我宁可少睡点觉，挤出点时间追忆往事。你为什么永不到柏林来？从维也纳到这里还不到一个美国人度假旅游所走的路程的四分之一，在这个令人乏味的生活中，我和我的夫人都很想再见你一面。你几时想来？如果你来，我发誓要腾出时间来陪你故地重游，在某酒店里同你共饮一瓶酒。你不要理会政治了，来看我吧。我答应你把联合旗高高挂在房顶上，谈天说地，开一瓶上好的白酒……不要忘记老朋友，不要忘记老朋友的夫人，我的夫人也同我一样非常热切地想见你，你若不来，至少也要来封信。”　　当莫特利被派为驻伦敦大使时，他们二人近在飓尺，俾斯麦从瓦森写信给他，说道：“你该把你的寓所搬到波美拉尼亚森林来，这会给我们带来欢乐。对你这样的一个航海旅行家来说，这不过是旧日从柏林往格了根的路程。你扶住你夫人，上一辆马车，二十分钟就到车站，再花三十分钟后就到了柏林，从柏林到我这里也不过半日的路程…你能来是最好不过的。我的夫人，我的女儿，我自己与男孩子们，都会欣喜若狂的；我们就会如同往日般地快乐……我被这个念头深深地吸引住了，你若不肯来，我必定会气病的，这是不利于政治局面的。”　　他是真心喜爱莫特利，他爱妻子还带着多少为夫为父的责任，他喜欢这个美国人，是既无用意又无理由的。这两个人开始交往密切时起，俾斯麦不过才十七岁，他喜欢这个美国人六十多年不改。对于俾斯麦来说莫特利在某些方面弥补了他的不足。如从前泽尔特之于歌德。莫特利在男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如同玛尔维妮在女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一样，既随和，又是个极聪明的人。他还是个有兴致的人，同时既富于阅历又很谨慎。这个德意志人会从来自年轻国度的人群里找着他最好的朋友，并非偶然。　　乔安娜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在冲突时期，她因为怕有人谋杀她的丈夫而整夜睡不着，他屡次说她“失眠，心跳，沮丧”。他送她到几处有矿泉的地方疗养。在她四十岁时，她写信给女儿，自称“老母”。当儿女们逐渐长大后，摆脱孩子的束缚后，她又如同母亲照顾儿子那样照顾自己的丈夫。她后半生所惟一关切的事就是照应他的身体，减轻他的烦恼，伺候他、保护他。为此她什么都抛弃了——她的欲望，她的消遣，她的见解；她绝不敢劝他；当他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时候，她不直接写信给他说她心里的想法，只有让她的朋友乔特尔去间接地探问，她是否可以先到维也纳。她就是这样深爱着她的丈夫，不肯炫耀自己。有一次俾斯麦夫妇同柯雪林出游，俾斯麦问乔安娜，喜欢再往前去，还是返回。她答道：“随你喜欢，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当俾斯麦在瓦森有病的时候，她“日夜陪伴他，只有吃饭时走开一会儿，她很安静地坐在屋里，或看书，或做活，或替他做事。”　　他的儿女们也是非常温顺，作父亲的不要求什么，他们不敢做什么。俾斯麦说玛丽应该学写点东西，他一听说这个十六岁的女孩觉得写东西是一件很难的事，他就不再让她写。他追忆他的少年事时很伤心，这使他比较纵容儿女。他虽然是个立过奇功的人，心里却对世间的任何人抱有怀疑态度，当他对柯雪林说他不打算教育他的儿子们出去作官时，他流露出愤世的心境。他说道：“作官得不到什么好处，还要在世上银十字架。”当他在尼科尔斯堡时候，正逢他儿子的生日。他写给他一封信，一开始说的就是政治新闻。他不久就感觉到他所处的两难地位，他是政治家的同时又是教育家，他说道：“当一个人处在政治战场中，老是有许多对头，必要挥拳打倒那些更有气力的，使他们不能再翻身，随后剩下那些较为无气力的——若在私人生活中作这种事，人家就会当作是一种卑劣的行径。”他要他的儿子们时常保持精力充沛。他每每称赞儿子们，只是称赞他们有奋斗能力。　　傅斯麦的健康全靠他的精神支撑，他的精神又依赖于事态的演变。他的治病方法如同他的生活那样暴烈。他向来不打伞，不穿雨靴，他所坐的总是马车，他有病用不着医生，他自己当医生。布兰肯堡从瓦森写道：“倘若他还像从前那样过不健康的生活，他的病将无法治疗。他午睡通常起得很晚，起来就在森林里闲逛，如同一个管林木的人一样，要逛到五点钟。他五点，六点，或七点开始吃饭（吃得很多）！吃完饭打半个小时的台球。随后他再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最后吃冷的晚饭，因为不消化，晚上睡眠自然不好……他说起他的诸多烦恼，几乎要落泪，他说无论什么事都走错方向了；他却并不给我从旁边说句话的机会……他就是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结果患了很严重的消化不良。”有一次关于汉诺威的财政问题，他的议案只以多五票的优势通过，他“就很受震动，立即开始胀痛，吐黄汁”。罗恩警告他也无效。罗恩说道：“我想你该有充足的自制能力以遏制你本性的过火之外，要过一种有价值的有节制的生活，强制自己！你必定要做到这一点！‘罗恩，是他的一个最可靠的同伴，敢用”必定“这两个字眼，然而即使说了也是枉然！　　俾斯麦天生好怒，这使他在办日常公事时受到的阻力，要多过在决定重大决策时受到的阻力。在加斯泰因时候，有一次一连下了两三天大雨，他很不高兴，说那里的空气如同洗衣房的一样。他寓所左边的瀑布，也令他神经不宁。无论什么时候在多山的地方，他总嫌天涯不宽。他的夫人写信告诉他说，孩子们的牙已经刮过了，他答道：“你使我非常着急，觉得心里很不安！”有一位黑森的领袖问他黑森的未来时，“他的肤色本来就不太好看，现在更加沉闷。他一言不发，显得很焦躁，一会儿拿支笔，一会儿拿一把切纸刀，过了一会儿，嘴边露出些高兴的微笑；但不久就消失了，他的面目露出真正魔鬼的神色，皱着浓密的眉毛。”　　当他的身体逐渐衰老的时候，他生来的精力却与光阴奋斗，他开始像他的少年时代一样怀疑一切。他从前接受过宗教的信仰，现在所保留的，不过比形式多一点。有一个奉教虔笃的邻居说俾斯麦毫无忌惮，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圣诞信答复，以一个信奉基督教人的态度自居：“我很愿意承认我应该多去几趟教堂……我不到教堂，并非因为没有时间，实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尤其是冬天……无论什么人说我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政客，这真是冤枉我。那些冤枉我的人，不如先在这个城区里面，找寻一下他的良心丢在何处？”有一个军官在他的徽章上刻上格言：“永不后悔，永不饶恕！”俾斯麦听见很高兴，倘若饶恕与悔罪是基督教的两根柱石，我们看见俾斯麦这样高兴，禁不住微笑。俾斯麦议论这句格言时，说道：“我早就知道这个宗旨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用的！”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开战的前几日俾斯麦写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写道：“骰子是掷下去了，我们很有把握地着眼于将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上帝的心肠往往是无故而改变的！”　　今天就如从前一样，俾斯麦把他的君主党见解，加在他的基督教的诸多公式上，如同一个人把他的盾挂在树上，自己就在那影子下安营扎寨。俾斯麦的傲气是无人能比的，他除非是被消灭了，除非他接连对自己提议说君主的权力是有神圣源头的。不然，必定要革命。他吃饭的时候对着许多人说：“假使我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徒，我是不肯再伺候君主一分钟的……我的钱足够生活了，我在世界上所得的地位也令我很满意了，用不着君主了……我不爱荣衔与徽章，我坚信一种死后的生活，所以我是一个君主党，不然的话，我若跟着我的性情走，我该做一个共和党。其实我是一个极端的共和党！惟有我那坚定的宗教信仰，使我在这后十年内不改变宗旨，无论什么事都不能使我改变……假使我没有宗教信仰的根基，我早就告诉朝廷往地狱去吧！”席上有一个人反驳他，说有许多人只因知有国家，所以才侍奉君主。俾斯麦反驳他：“这种为国为君而克己，而牺牲自己，在我们德意志人之中，是我们的祖先们信仰的遗迹——这样的信仰，已经改变了，现在虽是暗晦，却还是效力，不再是一宗信仰，说到底却仍是信仰。我多么喜欢归隐呀！我喜欢过乡下田园般的生活，森林与自然。你把我与上帝的关系分开，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明天就收拾行李，回瓦森种油麦。既是这样，君主又算得了什么！我若不是受上帝节制，我为什么受制于霍亨索伦呀？他们这一族是来自一个斯瓦比亚的民族，并不比我的民族高贵，他们是否幸福与我并无特别的关系。我还不如雅科比，他当了共和国的大总统，人家还能够忍受……从许多方面看来，他还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人。”　　俾斯麦有好几次都发表过这样一种思想，他说国家思想是宗教信仰的最后的遗迹。他却并不相信有人会有这样的思想！他在历史上所有的大人物中，在全部与他并世的人物的即使是最不相干的行为里面，寻找为己的动机，所以他自己也是这样被引诱，走人政治舞台，被驱人政界为国办事，掌握最高的政权，这完全都是被奢望与揽权所致，他的本性引他走向这条道路。他与路德不同，不是被逼而走这几条路的；他与罗恩也不同，不是热心帮助君主；他又与斯泰因不同，并非由于想为德意志尽力，而走这条路的。　　我们若是让他自己承认是一个共和党，我们就要猜测他假使是生于美国，他的革命思想会促使他想当大总统的。他的自爱自觉，使他想让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阶级，自己的家庭，都要处于体面的地位：要达到这几个目的，就要替一个斯瓦比亚的民族办事，这家人的祖先比俾斯麦氏力量更加强大，运气更好些；他必定要受制于那些无论在聪明与性格，热心与天才上都不如他的人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的信仰给予的暗示，他要感谢这许多暗示，因为由此他才能够相信这一朝的君主是天命的君主。　　当他宣布自己是一个泛神派而耻笑基督教的时候，我们想若不是这样，如何能够解释他少年时的贵族作派？为什么这个不信宗教的贵族会厌恶自由党？他们的目的是在乎一种中和的共和制，这个信教的宰相，为什么今日却愿意要他们帮忙治理国家？倘若他既是上帝的仇敌，他应该照着他的贵族逻辑，至少也要作君主的对头。倘若他今天是上帝的仆人，他就该敬重这个君主国。然而他敬重吗？有人曾问他，一个作君主的应该学些什么？他神秘地答道：“一个君主其实应该接受波斯式的教育，这就是说他必须得学会骑术，学会打仗，倘若在这两件事之外，他要对他的行业作专门研究，他就必须要学会怎样站立许久，怎样对从未见过的人说好听的话，怎样说谎。他永远不必说些不人耳的实话，因为这是他的大臣们的事，我们的君主不晓得怎样说谎。无论他怎么尝试，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不会。”　　我们现在听他怎样说王室！“倘若我同君主在利兹林根打猎，这个地方原在一向属于我们家的一片森林里面。三百年前霍亨索伦抢了我们的波格斯特，不过因为这是一块好猎场，因为从前的树木有现在的两倍那么多。除了是个好猎场外，那还是一块很有价值的土地；今日价值几百万，从前他们不顾我们在法律上的权利，硬从我们手中抢走的。那时候的地主，因为不肯放弃这块土地，就被幽闭起来，吃的是很咸的食物，没有什么喝的。我们所得的赔偿不值地价的四分之一。”我们从这几句话就知道俾斯麦的性格，相信是天命使霍亨索伦在他之上的。　　当我们把他看作一个充满怨恨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很喜欢引魔鬼所说的话，他记得《浮士德》第一部分中的好几段，他念诵得很好。曾这样说过：“你只要问我，我就会给你歌德著作的四分之三！此外，我只要有他的四十本著作里头的七八本，我就会心满意足地在一个荒岛上过日子。”随后他把歌德描写成一个作短工的裁缝：“一个人，与世无争（不怨天忧人），自己躲开世界，是很快乐的。既然与世界无争，这个人就会有知心朋友，他就能够同这个朋友享受许多事物——一个人能够写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作短工的裁缝！你想想看，‘与世无争’，又常有一个人靠在你的怀里！”又有一次，柯雪林的小姐很热心地谈论戏剧，想像自己在剧里作英雄是很快乐的，俾斯麦很直率地批评她说：“你愿意像沃伦斯泰因那样，在一间简陋的店里，被一个匪徒杀死吗？”乔特尔说起害怕与怜悯，俾斯麦很愤怒地反驳道：“是呀，我看见害怕与怜悯是很生气的，所以当我在戏院里看戏时，我常想一把抓住剧中恶人的喉咙！”乔特尔是讲人道主义的人，抱定戏中“得胜观念”的宗旨。你斯麦于是开始谈烧鹅，问道：“你可知道在波罗的海边诸省，人们吃烧鹅是就着马铃薯吃，抑或是就着苹果吃？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就着马铃薯吃。”　　他现在将听音乐当作他看书或做事的陪衬。后来，到了他当帝国宰相的时候，他完全不听音乐了，因为音乐会使他睡得不好。　　总之，他的言行举止，越来越变作散人的腔调了。他办事越来越成功，他的许多愿望也得以实现，这样就可以不为浮士德的感情所困扰，现在却清醒过来。“浮士德很不满意于他的心里有两个灵魂；但是我的心里有许多灵魂，彼此相争，这许多灵魂相争，恰如在一个共和国里一样。……我揭露出来他们所说的大部分话，但是心里还有好多东西是绝不想令任何人窥见的。”这两句话，是当他同两个属员坐马车时所说的。他渲泄自己的不满意，要多过诉说他的孤寂，因为他若单纯是孤寂，是不肯说出来的。在庆祝日他很坦白地写信给他的至亲至爱的人：“人生在世的这种种不宁息，简直令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不是乡绅所过的……过较为安静的日子，我就想家，到了我可以支配自己的时候，到了（如我现在所想像的）我觉得比较欢乐的日子，我也是这样——当我骑马的时候，我却很清楚地记得‘在那骑士的后面坐着黑色的忧愁’，这句话是极其正确的。”他无力反对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格，却说出这样的话来。她的妹妹庆贺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时，他写一封信给她，很清楚地表达这种想法：“我很想同你交换……关于人生的如梦幻光阴易逝的反省。我们过了许久才失去原以为生活快要开始的梦幻，我们又为这样的开始而作筹备，所以我们要许多表示路程的界石，有如结婚二十五周年，使我们记得回顾从前，使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已经走过多少路，途经多少好站与坏站。我无论如何都觉得现在这一站比从前所走过的任何一站都不舒服，为什么我却不肯停止而努力向前希望走到一个较好的站，这是不是证明我们的不足……抑或是证明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衷心祝愿你……很高兴地庆祝你的好日子，使你愿意喊那个向前赶车的车夫，说道：”朋友慢慢地赶‘。我因为并未达到这样知足的心境，所以我自己是很不感谢上帝的。我虽知道我有许多理由使自己知足，这是指我想起妻子时，尤其是想起我的妹妹时，想起我为公为私努力所作的许多事情时……我办成功了，却看到没什么价值，我还是不知足。“　　这样严酷的解析，多么细致的逐层露出来。在这几句冷消的话里面，他说得多么巧妙呀！他把一生的功业都概括在一句话里。这之中有多少无奈呀！神斯麦却毫不留情地用他的笔解剖自己，揭露他永远是个无定性的散人。他说他全部的胜利，全部的奋斗，二十年间不停的战斗，所得来的诸多结果，都不过是不舒服的地位，他从此还要向前努力，找一个更好的！　　十六、挑起普法战火　　拿破仑三世不想打仗，却不得不打仗。我们难以知晓法兰西究竟想要什么；法兰西的诸多奢望是不是与德意志的统一势不两立？而统一是迫在眉睫的事。也许关于这件事并无广泛传播的迹象，因为七月间所激发出的愤怒只限于巴黎一处，也不过在几条街上，又是几家报馆替政府办的。我们若要证明法兰西人民的感情，就要看五月间国民大会有什么行动。这次国民大会，虽用过压力，行过贿赂，但是拿破仑三世的得票依然不超过七百万张，反对他的票，有五十万张，但弃权票却有三百万张（表示无言的反对）。因为舆论认为拿破仑三世的政治，是专注于维持法兰西的伟大与荣耀，那些反对的与不投票的，表示他们愿意与劳工们保持和平的一种政策。法国民族，天性本是好安静的，喜欢寻乐，除非是被一个很聪明的领袖或被某种需要所激怒，不然的话，显然是不愿同任何哪一国争斗。一个征服者若要保持威望，必须要当众出风头，国人这样的态度，却会危及他的地位。那时候国人大都渴望太平，愿意共和。法兰西皇帝那时候有病，虽然很怕打败，怕得发抖，但他却下定决心，持孤注一掷的态度。　　经过普法两国争夺卢森堡之后，拿破仑三世发动战争是在所难免了。之后俾斯麦被迫阻止战争。拿破仑三世与意大利、奥地利都磋商好了。1870年春，他同奥国大公商量，拟了个共同行动的草稿——准备同普鲁士打仗。同时，他派葛拉蒙特当外交部长，尽管他个人十分憎恶葛拉蒙特，但皇后与在朝的反对普鲁士的政党却迫使他派葛拉蒙特。有谣言说，1866年葛拉蒙特曾想攻打普鲁士俾斯麦听后说：“噶拉蒙特是只野兽。”这话被葛拉蒙特听见了，发誓要报仇雪恨。内阁战争就这样万事俱备，只要一有借口，就可以立即发动战争，不久这个借口就很顺利地找到了。　　西班牙人把他们的王后赶走了，他们到处找一个新君主，却始终找不着。后来他们向德意志求助，德意志的诸多王室将君主供给半个欧洲，霍亨索伦氏的旁支方才将一个君主供给罗马尼亚，西班牙人就向旁支探问。威廉王是霍亨索伦氏的家长，必须先同他商量，但他却表示反对。俾斯麦却不然，他的政策是要尽可能的替他的字号多开几个分号，我们若是猜测他的直接目的是要同法兰西闹翻，这就糊涂了。我们应该猜他认为霍亨索伦氏的支系作西班牙王这样一事就十分有利于普鲁士；他以为外交胜利好过一个霍亨索伦氏支系登西班牙王位；又认为双方谅解更好过外交胜利。他准备为统一普鲁士而战，他没有充足的理由，但他已知法兰西在西班牙一事上找到了借口。到了这时候，他主要是等待时机。　　1869年5 月，在未正式提议之前，霍亨索伦氏登上西班牙王位，一场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了。但俾斯麦并不劝君主放弃。他将这件事看作家族里面的事，王室的支系可以自由行动。他不肯给予正式的担保，因为他要拖延他的对头，然而他很快便晓得这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君主已经不愿意旁支继承罗马尼亚的王位，俾斯麦应怎样劝说君主呢？　　“西班牙现在濒于无政府的边缘，如果我们要使他们免受这样的危险，西班牙人是会极其感激德意志的。我们最好使法兰西的那边有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所信赖的，法兰西肯定要考虑到这一国的感情的。”况且这个计划会节省普鲁士的两个师团。所以使君主打定主意，答应旁支作西班牙王，就是为了能够省两个师团的兵力。　　俾斯麦知道这一步可以引发战事，他预备冒这个险，因为他只为普鲁士的权力而奋斗。（因为今日他比较注意阿尔萨斯，如同在1866年间他不甚注意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一样）因为他不仅仅是现在，无论什么时也不要普鲁士征服德意志或异族的土地。他还是像从前一样，不过要在德意志使自己取得政治领袖地位——他准备同拿破仑三世打仗，如他从前准备同弗兰茨约瑟夫打仗一样，如同从前造成北德意志的联盟一样，现在要统一德意志，必须用强迫手段，这些王公们才能答应。一个德意志政治家要把他的同种族们都团结起来，甚至违背他们的意愿，这就是这两次战争的原因之所在。其实在德意志并无阿尔萨斯问题，也如在法兰西并无莱茵河左岸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两国几个喜欢张扬的人搞出的。他们想激惹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们起来相斗。在巴黎和维也纳的政客们有权阻止与他们边界相邻的诸邦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如德意志人与王公贵族们有权努力营造统———他们的努力却是时断时续的，又没有一个长期不变的计划。俾斯麦在尼科尔斯堡说过一句俏皮话，说奥地利攻打普鲁士并不见得比普鲁士攻打奥地利更不道德。这句话可以推用于法兰西之战，只要小欧罗巴一日受到列强与联盟的领袖和霸主之害，其余民族就一日不肯让一个民族统一，除非是通过武力，否则别无其它解决途径。　　俾斯麦只在乎可能之事，绝不在乎可欲之事。这时他被两个互相冲突的动机所困惑，他反而要感谢德意志人的分裂与相互仇视。假使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他会用他的坚强意志，阻止在普鲁士之下的任何统一。但他是一个普鲁士人，他之所以要这样统一，缘于他的基本感情一一个人的，阶级的，民族的傲性。同时，他从一个政治家的地位出发，以普通的德意志观点去看这件事，他的欲望是合乎情理的。这种认同与他的自然欲望结合，使人更易于以其历史的观点把他施加于南方的压力（南方不承认的）说得合理。“假使这个民族只能在公众的义愤中统一”，那么除了以异族身份登上西班牙王位这个事实，引起公愤外还有什么事能够使他们容易冲动呢？　　他从西班牙事件中窥见有使事件发生的可能。他知道要克服许多困难，他的外交热情也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派两个办事人到西班牙，一个是布赫尔，另一个是位陆军军官，使已经半死不活的提议复活过来。这是件非常秘密的事情，因为他需要一件既成事实之事与拿破仑三世对抗，他就要置拿破仑三世于理亏的地位。西班牙原是一个独立王国，为什么不允许他随便去什么地方找一个君主？正式的提议已经送去了，没有让威廉知道，就去西格马林根了。普鲁士王虽满肚子不愿意，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提议正式宣布之前不久，这件事被巴黎知道了。脂膏已经放在火上了！葛拉蒙特在一个半公半私的演说中叫起来了，巴黎报界也叫起来。报纸愤怒地（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装的）说：“西班牙竟然会选择一位德意志君主，令人诧异！”其实葛拉蒙特知道俾斯麦看不起他，他目的是想当众打这普鲁士外交部长一巴掌，使天下人都看见！　　俾斯麦这时候正在瓦森休息，盛夏时下过一次雪。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这件事：“我这几天吃梭鱼和羊肉。今天吃梭鱼和小牛肉，还吃龙须菜，这里的饭菜比柏林的好。一场雪把许多嫩山根树都伤了，许多橡树身也变黑了。你的玫瑰花更是受损伤，自从降雪以来有几架接枝的玫瑰树变得毫无生机。大麦也受到了损伤，不过马铃薯得以幸免。我一个人吃饭很无卿，我别的不想，只想喝格拉兹啤酒。咳！都喝完了，克列特啤酒也喝完了……我没东西喝，只好喝布勒斯劳啤酒。但这种啤酒味苦，常喝是不利于身体的。饭后我走过大圃与几处保养猎品的地方，看见四只小鹿，其中三只是母的。你的赤杨林长得茂盛，但是也略受冻伤。杉林下的黑土地里长出了三尺高的开花的小树，已经变白了，同开花的番石榴一样（我附送标本给你）还有野迷送香……我十点钟就睡了。”　　没过多久，战火就已在巴黎燃烧起来。俾斯麦在屋里踱来踱去，授意别人写下他要登报的话，以答复巴黎发生的事变。他说：“我有许多话想在报上发表，另外还有一些详细的论述，关于公事上要登报的话，要说得很安详，但是半公半私的话就要将法兰西的自大说得严重些。法兰西皇后正在煽风点火，有必要看一次西班牙立君主所引发的战争……法兰西人像疯了一样，在街上发狂，口吐白沫，手持弯曲的小刀，逢人便刺。……”7 月6 日，葛拉蒙特在议院发表了一篇演说，7 月7 日俾斯麦读到了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尊重一个邻国的权利。但我们却不能忍受一个外国人登上查理五世的王位，这样一来欧洲的平等权力就会被扰乱了。这不仅不利于我们，而且还会损失法兰西的利益和体面。”倘若这种事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应该毫不迟疑，毫不示弱地尽我们应尽的义务！“他的这篇演说赢得议会的阵阵喝彩！俾斯麦读此篇演说时，乔特尔说：”这好像是要打仗呀！葛拉蒙特若不是打定主意的话，不会这样说的……假使我们立刻攻打法兰西，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可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做——我们有诸多原因。“　　法兰西大使贝内德蒂奉葛拉蒙特之命，要求拜见威廉王。这是对的，因为俾斯麦不肯由平等的政府机构讨论这个问题。　　威廉很和气地接见贝内德蒂，这个老好人不愿意让自己在延木斯的度假受到任何干扰。俾斯麦想拒绝贝内德蒂，君主却不许，坚持同贝内德蒂讨论。君主认为这事很不好，初九那一天，就告诉贝内德蒂说他将以霍亨索伦族长的资格劝他的堂兄辞职并打发了一个副官到西格马林根。威廉写信给王后说：“我希望上帝让霍亨索伦听理性的话！”俾斯麦在瓦森得到此消息后，很是愤怒，他喊道：“君主退缩了！”他觉得自己被抛到了一边。他觉得威廉王的举动会被人认为是普鲁士的懦弱，他紧急发电要求见威廉工。复电11日才到，让俾斯麦等了一天。12日他同乔特尔赶赴柏林。因为他必须要走过国都。赶了十个小时的路途之后，当他的马车赶到外交部门口时，神斯麦接到了一封电报。他登时浑身发热，如发病一样，急忙拆开信看。电报告诉他贝内德蒂将在埃姆斯做进一步尝试，君主会给他答复。毛奇与罗恩此时也匆匆被邀来共进晚餐。不久又一封电报传来告诉俾斯麦说：“霍亨索伦登西班牙王位的事已被取消。”　　事后海斯麦写道：“我最初的想法是辞职……这样的让步是德意志的耻辱……我觉得极其压抑，因为我想不出法子来补救这些损失，这一政策必定使我们的国家受损失，除非和法兰西决一死战。……所以我不想在埃姆斯啦，我请攸连堡伯爵向君主阐明我的看法。君主要自己决断国事，自己负责。此事要归咎于王后，她从科布伦茨来劝说他。君王今年已七十三岁了，他喜欢安静，不愿冒险失去1860年的胜利。当他不为裙带所左右时，他是最顾国家体面的……王后作为一个女人没有民族思想，君主也无法抗拒她。”这是二十年后俾斯麦谈论王后的短处时所说的。其实葛拉蒙特在打了政治败仗的时期，也说了许多责怪拿破仑三世的话。不过俾斯麦说国王与王后的短处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俾斯麦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办了许多大事，打了许多胜仗。但他有满肚子不高兴，因为他恼怒君主不该在“家族的事”上独断专行。　　他整夜盘算着和计划着。一面傲性十足，一面又怨恨不已。他备受煎熬！13日早上，他从俄国使馆传来的消息得知，巴黎持否定的态度，他放心了。他同英国大使谈话说：“巴黎若再要强迫，那么法兰西打算打仗报仇的想法将被世人皆知。我们决不会忍受任何羞辱。法兰西要挑战，我们就应战，我们绝不会坐视不动。我们要以可靠的保证来抵抗忽然进攻的危险！葛拉蒙特一定要收回他的恐吓演说，不然普鲁士一直要求到满意为止。”　　俾斯麦常常将一些杂乱的事情理顺。他那目光短浅的对头无论在才能与见识上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然而他的君主却放心将大权交与他掌握，昨天当俾斯麦正走在路上的时候，葛拉蒙特电喻贝内德蒂请普鲁士国王正式宣布关于西班牙王位之事。同时他逼驻巴黎的普鲁士大使威尔德函告威廉王说拿破仑三世要他写一封信。此信要宣称普鲁士不做伤害法兰西的威严和利益的事。葛拉蒙特希望他一旦有了公文备案，他就能够在议院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四天前，拿破仑三世病得很厉害，害怕动手术，担心手术会使他致命。　　俾斯麦一听到葛拉蒙特对普鲁士大使的提议就狂怒不止，他急忙把威尔德调回来。威廉在埃姆斯接到俾斯麦的一封电报，电报中威胁说如果威廉再接见贝内德蒂，他将辞职。罗思却说这样做等于退缩，军人是不能退缩的。俾斯麦回答说：“你们是军人，奉令而动。我是文臣，我们见解不同，但我不能牺牲我的体面和政治前途。”随后来了一封密电，是阿比肯发来的：“君主写信给我说贝内德蒂伯爵苦苦地哀求我立刻发电，保证不让霍亨索伦支系人选的问题复活，最后我严厉地拒绝了他，因为我不可能永远地担保此事。我自然告诉他我尚未接到新消息，因为他从马德里和巴黎得到的消息较为迟缓。他可以明白，我的政府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此后君主接到安东尼王爵的一封公文。君主已经告诉贝内德蒂伯爵说他正在等王爵的消息，君主因为上文所说的强烈要求，决意不再接见贝内德蒂伯爵。君主已经从王爵处得到贝内德蒂所得自巴黎的消息的证实，所以无话再对大使说，君主任从贵大臣定夺，对于贝内德蒂提这样的新要求与君主对他的拒绝，是否宜于立即告诉大使们和报界。”　　攸连堡把宰相的愤怒告诉了君主，并汇报了毛奇与罗恩此刻的心态，说俾斯麦不肯来埃姆斯。　　公文摆在俾斯麦的饭桌上，两位军长都没了胃口，他们“不肯吃也不肯喝，我仔细阅读公文后，说公文载有君主权授与我的权力……我问了毛奇几个问题。我问他我们的军备怎么样，战事临近，我们几时能准备充分？”毛奇回答说，战事越快越好，因为迅速将有利于普鲁士，俾斯麦闻之立刻将下列一篇文章公布：“霍亨索伦世袭王爵已放弃西班牙王位，西班牙政府正式转告法兰西政府。法兰西大使获悉后，在埃姆斯要求君主让他发电至巴黎，说君主担保永不答应霍亨索伦作西班牙王。君主决定不再召见法兰西大使，传谕值日副官说君主没有什么话可通知大使说了。”　　俾斯麦并未在公文中加入新的字句，只不过略作了些删改，原文“再没得话对大使说了”改为“无话可通知大使了”。对大使和报馆公布的此文原是君主的意思。俾斯麦没有做假，他只不过把原文修改得紧凑了些。原文像一个扁而又成形的气球，空气不多，固而飘不起来。而现在气球里充满了气，飞得很高很快，使千千万万的人可以看得见了。　　这样安排的直接效果其实是逼法兰西宣战或屈服。李卜克内西后来说这一公文是桩罪恶，但罪恶不是俾斯麦造成的，罪恶源于当时的社会，在于两三个不同国籍的人动辄使用武力所造成的。　　俾斯麦在转瞬间打定主意后才想到了君主。他趁势决断，不再拖延，因为公文一宣布，战争将势在必行。其实在短时间内君主也主张战争，这也能从来自埃姆斯的第二封电报中看出。　　俾斯麦的动作是合逻辑的，他知道总司令说过时机是有利的，又晓得最后几年的发展不能不战——他一定要创造一个实实在在的德意志。他以为这是最佳时机，他当然要见机而动。不论是事实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法兰西向普鲁士挑战，他要让诞生于数十年后的人懂得为统一而战是值得的。　　当俾斯麦安排那件公文的时候，他很有先见地看到它导致的结果。果然还未到半夜，这件公文就在欧洲各国放了一声很响的炮。　　十七、大赢家　　一个星期之后，两国君主同时在柏林和巴黎发出话来，告诉世人说一个仇敌要强迫本国人拔刀出鞘。上帝曾经维持过正义，此次也必将维持正义云云。两个议院都让他们的选员持械以待，投票要求选员们出钱助炯。此年七月双方都有一些人反对打仗。有一篇来自巴黎敬告全国劳工的书信说：“在全国工人看来，通过打仗来瓜分权力、或是扶助一个王朝只能是罪恶。”此外还有许多演说也和书信所讲的意见一致。然而在普鲁士却无人敢这样说，这里的社会党人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借保护法兰西人以反对拿破仑三世，主张与法兰西皇帝决战。随后国际劳工总会宣布，劳工们要致力于德意志自卫之战。　　根本推翻派（急进派）觉得法兰西是进攻的一方，他们为此群情激动。在巴黎，自从梯也尔与甘必塔说过很激烈的话之后，有十个人不肯投票筹饱。在柏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投弃权票，因为他们要躲避拿破仑三世或俾斯麦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民主党内，有人批评这种态度。在社会党的报纸里有这样的议论：“拿破仑三世的胜仗就是欧洲全部劳工的败仗，我们的利益与法兰西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三日之后，这张报纸又说：“但由于这是德意志中的倡撒主义者和法兰西中的地撒主义者决战，这与我们并不相干。”翌日却发了一篇宣言，有许多人竟说到了“李卜克内西的君主制”而他是主张不为筹军费而投票的。　　战事初起，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唱《马塞雷兹》是一个套调，像整个第二帝国…在普鲁士用不着耍这样的猴把戏；威廉第一唱‘耶稣是我的深信又是我的希望’。右有俾斯麦，左有斯提白（警察总监）这就是德意志的《马塞雷兹》，德意志的俗物，好像是十分快乐，因为他现在有机会去尽情炫耀他的奴隶性质了。谁能想到1848年之后几十年，一场民族之战在德意志竟会引起这样一番冲突！”但是这时候还没有这两个被驱逐出境的人的谈话的。　　欧洲对法兰西都表示同情，因为各国都很惧怕普鲁土。俾斯麦要用他的铁腕手段制造舆论。他把在磋商卢森堡问题时从贝内德蒂手中得到的议案草稿的摹本送给了《泰晤士报》。在这个议案中，拿破仑三世要求他可以任意地取得比利时，以此作为他答应德意志统一的条件。贝内德蒂正式答复时说，这是俾斯麦的意思，公文是俾斯麦口述，他手写的。俾斯麦反驳说，他屡次同拿破仑三世讨论这件事，假使他不在这个时候公布文件，拿破仑三世在完成军事筹备之后，也会提议的。以牺牲来满足他的欲望——就像1866年在未放第一炮之前俾斯麦自己所提议的。　　贝内德蒂的要点是可靠的，欧洲是信任他的。这不过表示人们清楚俾斯麦办事所用的诡诈。恩格斯写道：“关于这件事，只有一样是好东西，所有的污秽衣服都要当众洗灌，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间的把戏，将要从此告终了。”　　有一件事，当时在德意志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在1926年刊登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时才揭露出来的）因为怨恨俾斯麦，生自美国的普鲁士的维多利亚王妃和其丈夫阴谋叛国。战争过去后，普鲁士王子前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1871年7 月31日在奥斯本，天气很好，在帐篷里吃过早饭后遇到弗里兹。他为人很公道，也很痛恨俾斯麦。他说俾斯麦独断专行，其实就是皇帝。弗里兹的父亲很不喜欢他，却对他毫无办法，说到俾斯麦所公布的条约说是贝内德蒂所提议的。弗里兹认为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都有份，他觉得他们正处在火山口上，如果有一天俾斯麦企图向英国开战，他是绝不会诧异的。”这就是霍亨索仓储君感激俾斯麦的原因，他在六个月前不久，替太子赢得了最想到手的皇帝之位！　　一旦枪炮证明了俾斯麦的政策是对的，无论什么人都附和他，如同1866年一样。这次也像在柯尼希格雷茨打胜仗之后的那天晚上一样，每一场仗结束之后，那位军官立刻就联系实际说：“打了胜仗，你就是个大人物，但若敌人冲过莱茵河来，你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恶棍！”　　这一次，一位政治家在几个星期之内又要干预了。色当之战后那天晚上，汪普封哀求毛奇放过法兰西军队。俾斯麦干预说：“一个人能够相信一位王公的感谢，却不能相信全国人的感谢，尤其不能相信法兰西人民的感谢。法国连续改朝换代，现任政府并不为前任所束缚。法国是个好妒嫉的民族，我们柯尼希格雷茨之捷并不伤害法国人，法国人却很不高兴。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慷慨大度，因色当而饶恕我们！”普鲁士要求法兰西全军不留枪械不留旗地投降。　　俾斯麦就是用这样的残酷办法对付法兰西共和国。在以后六个月的磋商中他运用一样的手段。他的政策不为人所动，是征服者的政策。但却与他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政策不同。他有诸多理由，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上文所说的巴黎政府的无定性，此外还有其他诸多理由。在这样的政策下取得洛林，是在意料之中的。　　9 月2 日清晨，他奉命去见拿破仑三世，在路上看见拿破仑三世坐在马车上，周围是骑马的军官，“我立刻握住我的手枪，当我意识到我只有一个人，而面对的却是六个时，我不由自主地看着我的手枪并伸手去摸它。我猜想拿破仑三世一定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因为他满脸变成了死灰色。”在一瞬间，这两个人的性格被一句俏皮话概括出来了。战胜者忽然与他的死敌面面相对，以一对六，战胜者紧握手枪，战败者却面如灰土。　　除了这件事之外，这两个人在路旁一间破茅屋里的谈话并不是很重要。俾斯麦说这次谈话如同“跳舞谈话”，他们都说不愿兵戎相见，可惜此话说得太迟了。同俾斯麦谈话的这个人不是葛拉蒙特而是拿破仑三世，十三年前俾斯麦说他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却有一种和蔼的性情。俾斯麦始终不憎恨拿破仑三世，有时他还有点怕这位皇帝，他尝试赢过他。现在，他待他的对头如同对待被他征服的女人一样，只剩下同情了。　　其实被俘的这个皇帝是个累赘。拿破仑三世投降后的当天晚上，俾斯麦说过一句话，露出其思想来：“我们还要等许久才能赢得和平。”事情变化到这个地步，他很想走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所走的路。他想避免再动用兵力，想要求土地以补偿。因为敌军有被消灭的，有被掳的，不然也是被完全包围，这个国会分裂为几个党派，到那时这个软弱无力的国家定会让步。假如俾斯麦如四年前那样实施他的计划，那么他的政治手段就会凌驾于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手段之上，但从前他要阻拦君主和军长们进入维也纳已经是很为难的事了，现在要阻拦他们进入巴黎，那更是办不到的。当俾斯麦坐火车赶向前线的时候，他偶然听见波比斯基说道：“这次我们有准备了，俾斯麦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现在有许多事催逼他，最要紧的就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疾呼。在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德意志害怕要占据维也纳的人多，愿意割去这个地方的人少。现在却不然，德意志报界大声呼吁：要求割取阿尔萨斯“作为担保，免致将来被世仇所攻击。”　　有一部分德意志人是社会党，只有他们宣言说拿破仑三世倒台了，战事就告终。9 月4 日在巴黎宣布共和国成立。9 月5 日，在几处德意志民众会议里，发表了同情支持共和国的宣言。从此以后，劳工阶级每出一张报纸，都有两行大字作标题说：“同法兰西签公道和约！不割地！罚惩拿破仑三世与其同党！”马克思写了一篇宣言，流传到德意志，预言割取阿尔萨斯会使“两个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割地不过使两国暂时停战，但这种和平决不是永久的和平。”于是一个严厉的军长拘捕了党派委员团的委员，把他们锁起来送到炮台里。雅科比在尼科尔斯堡发表演说，反对割地而被拘捕。八月中旬，马克思说：“有两种人要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古普库斯的阴谋派里头的人与南德意志喝醉了酒才有胆量的爱国人士们。因此割地就会变作一件不幸的事。”初时俾斯麦好像也是这样想的。　　“当战事开始的时候，他有必要在谕旨里头说无论是德意志人民，还是法兰西人民，都正在享受基督教文化和与日俱增的幸福，现在却被传作一种积极的竞争，过于血腥的竞争。法兰西的元首们为了取得个人私利起见，知道怎样以一种惨谈经营的不良指导而牺牲我们伟大邻近民族的公道。”开仗的第一天，俾斯麦就是这样对仇敌说的。同时又是这样对欧洲说的。无论哪一个政治家都不能把一个民族与这个民族的政府分得如此清楚。当时只有一件事也许是俾斯麦未曾提防的，那就是拿破仑三世的政权与人格变化得那样快。　　八月中旬，威廉进入法国境内，俾斯麦宣谕：“拿破仑三世水陆进攻德意志以后，德意志以前和现在都愿意与法国人共享太平……”同时腓特烈查理发出一道陆军号令：“法国皇帝始终未问过法兰西人民是否愿意同邻国作战，而先前这本为打仗的先例。”　　但是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呢？发出宣言之后的第五个星期，共和国的第一个外交部长走进胜军的大营请求选举议员的时候停战。福尔毫无理由希望战胜国把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人民区别得这样清楚，难道不是幻想吗？难道两国反对打仗的人们不相信普鲁士承认法国人的和平的意思么？他们推翻从前好战的政府，把与这个政府作对的人们抬出来执掌政权以作表示——从根本上改革，把帝国变为共和国，以表示出他们爱好和平的意思。且当危急之际，梯也尔与与福尔两人不是排斥宣战的么？他们的朋友不是不肯投票筹军费的么？他们现在不是都当了共和国的领袖了吗？　　可惜理想与事实相差太远，打了六七次胜仗就更不同了。从前法兰西被那些求私利的人所误导，于是俾斯麦在谕旨里发表同情邻近民族的话。八月中俾斯麦在他的宣言中说德意志人与法兰西人共享太平。现在的俾斯麦还是以前的俾斯麦，却发出两道通告书给两位大使，说此战德意志民族应负责任。福尔对他说法国人已经驱走了皇帝，愿意赔款以取得和平。悍斯麦驳道（厄热尼皇后派了一个喜欢冒险的使者去见他）：“我们不管你们团体的情况，若拿破仑三世复辟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和平，我们会把他送回巴黎……假如我们知道你们的政策的确是法兰西的政策，我会劝君主不要退兵。但是你们所代表的不过只是少数人，我们从你们的政策中得不到什么担保。考虑到将来的安稳，我们打算要全部的阿尔萨斯和部分的洛林及麦茨市。”　　福尔是律师出身，但此次他站在那里，面无血色湖须杂乱，拿起他的“沾满尘土的外衣和被挤扁了的帽子说道：”我们既不割让一寸土地，也不割让我们炮台的一块石头！“但他却敬畏俾斯麦这个人，他说德意志政治家”威严而苛刻，但是他的苛刻之处被一种自然而几乎是和蔼的态度减轻了不少。他客气而庄重，无任何装腔作势，显出一种和蔼且坦白的态度，始终都保持着此种神情。“　　俾斯麦态度的变化有了重要结果。后来几个月所发生的事都表明他能够利用这个好和平的君主进行协商，虽然有多数军长反对。他要求法兰西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以保护德意志。他说除此之外无任何办法可以担保和平。不过一年以后，他同柯雪林谈到：“假使普鲁士打胜法兰西，会有什么结果？譬如我们赢得阿尔萨斯，我们必须珍惜我们的所得，在斯特拉斯堡永远派兵镇守。因为法国总会想办法找同盟的——那时候我们的日子是会不好过的！”　　马克思的说法是：“这不过是暂时停战而非永久和平！”捆斯麦见战事快要到了，显得很高兴，因为有战事就有可能会成立德意志帝国。俾斯麦的思想和欲望绝不因为邻国不老实而想到攻打它。在五十五年间，有一半法兰西人忘记了德意志人的最后一次人侵。普鲁士的扩张虽只有四年，便使法兰西人神经不安。在二十年前发表的演说中或私下的谈话中，俾斯麦并未有这样的动机。他从未谈过“世仇”。他不喜欢法国人——可是他喜欢谁呀？现在他忽然感到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经过这一番战事而产生的另一个国家。无论什么人读他的最后的宣言，都不希望他有这样的变化。这个想法与他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恰恰完全相反。俾斯麦原是一个建筑家，如今却变成一个征服家。　　欧洲有人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他们自己既想有中立地，为什么不把这些地方变作其中立地呢？俾斯麦在帝国议会答复时说：“若是这样，铸成一条链的中立国，从北海延长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我们就不能从陆路改打法兰西……虽然我们是习惯于尊重条约的。……这样一来，法兰西就得到了一条保护带以隔离我们；只要我们的海军不能与法兰西的海军抗衡，我们就无法阻止敌人从海道进攻。这虽不过是一条次要理由，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比利时与瑞士确实想独立，但阿尔萨斯和洛林都不想。“我们只能盼望强大的法兰西精神之特长远住在那疆土内的——这诸多元素，是依附于法兰西的——遇有新的法兰西德意志之战时，会触动这个中立国……再成为法兰西的依附……所以我们没法，只好把这块地连同炮台等完全归人德意志，作为德意志一道坚固城墙以抗拒法兰西。我们就要保护这些地方，且要将法兰西将来攻击我们的起点挪开，延长几日行程。”　　“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障碍就是居民的仇视……那里有一百五十万德意志人，他们有德意志人性格的许多长处，同时却与另一个民族杂居，这个民族有许多的长处，却独独没有这样的好处：他们的诸多属性给予一种享受特别利益的地位。……德意志人性格的一部分就是每个种族都要求自己特别优等，尤其是反对最近的邻国。一个阿尔萨斯人或一个洛林人，只要他一日说自己是法兰西人，一日就有巴黎的繁荣及法兰西的统一的伟大在背后，他见到德意志人就带着‘巴黎是我的感觉’。……这种仇恨还存在，这确是事实……我们应该有耐心把这种仇视推翻。我们德意志人有许多方法。总体而论，我们善于治理也较为人道，胜过法国政治家（大笑）……但是我们不要太过于恭维自己，说成功就在眼前了。”　　经过这样合理与公道的考虑，这位政治家的谨慎观念表现出来了。倘若胜利议和之后，关于胜利品，他敢于告诉国人说他只好拿来，这就证明他并非不经过一番考虑就做出决定。既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拿来呢？过了几年，他对两个新省代表说，他不愿意拿阿尔萨斯和洛林，只因陆军诸师所逼，不能不这样做。　　最初的几个理由，要求诸陆军与统帅们保持冷静。打了几次胜仗后，将领们自然都有些陶醉了。此外俾斯麦有一种一贯的仇恨：他不能容忍莱茵河一边还有一个法国。最后就是一种德意志民族派的考虑：民族派觉得德意志容易受到法兰西的攻击，因为卢森堡王曾经有一次对他说：如果仅以南德意志而论，这个国家的弱点会成为统一的障碍。俾斯麦在国会这样描述这个地方的形势：“阿尔萨斯的一角在靠近威森堡的地方插人德意志，将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分开。”但这样的弱点只不过只是该省的一部分。　　俾斯麦大笑说，战时的国家就是用特别的话语来煽动激情。他说：“我们要的是炮台，有人说阿尔萨斯在古时候是日耳曼种族的一部分，这是教授们创造出来的谣言。”他知道大选候所用以对付路易十四的态度是用丧失阿尔萨斯作为主要的理由。他知道霍亨索伦极少有权利要求这一省，因为九月初六他早已说过：“我不要割取洛林，但军长们说麦茨是不能不要的，因为这个要塞代表十二万人的价值。”不久之后，他又对一个英国外交家说：“我们不想要阿尔萨斯或洛林，法兰西可以有这两个省，但却要承认几个条件，使他们不能用这两个省作为根据地以攻打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是斯特拉斯堡和麦茨。”　　割地原是件很冒险的事，他却强迫自己一定要割地，他所依据的理由就是决心要创造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认为民心涣散，只有“一种公愤”才能使呆滞的民心激动起来。现在德意志人有了他们联盟的证物，那就是这块共有的土地。他相信南北德意志必定要联合。当他们合手培养这株新树苗时，成果会显而易见的。　　色当之战那一天，俾斯麦的密友德布鲁克说了句俏皮话：“从帝国土地（指阿尔萨斯与洛林两个帝国的省）将生长出帝国（指德意志帝国）来。”　　十八、太子腓特烈　　俾斯麦带着老年人所特有的镇静向他的帝国行进。在第一次战役中，普鲁土人和巴伐利亚人共同出生人死。人们开始在柏林的报纸上写道：“威廉必称帝。”俾斯麦派人告诉巴伐利亚大使说他看到报纸后很生气，又说无人想限制巴伐利亚的独立。“不仅无人限制，我们会永远感激我们光荣的同盟。德意志统一已经形成了，既不用求也不用造，因为德意志人原本就是统一的。以后三个月他所推行的政策就是一个具有雄厚实力的字号所采用的办法，任凭较小的字号来求联合。当他打发德布鲁克前往德累斯顿的时候，只不过是承认从那里所发起的提议。他对符腾堡人说：”我们正在等你们的提议。“他打定主意要听联邦有什么话说，随后他想最好是该怎样办就怎样办。　　其实当我们的个人派尝试结合时，各人有各人的计划。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最后是不同的“哲学”，都互相冲突，每族每个阶级都坚持说假使德意志只能按照不同于自己的想法而成立，那就不必有德意志了。普鲁士民族党需要组织一个诸王公的联邦会，其中霍亨索伦有统治权；自由党希望有一个以民权为重的德意志；威廉不想听什么皇帝与什么帝国，只想制定一个联合陆军的条约；太子却想要成立帝国，要其余的王公们受皇帝管制；只有在巴登，国王与人民都想成立一个以普鲁士为盟主的帝国。巴伐利亚政府想要成立一个南方德意志联邦会泡括奥地利，但是巴伐利亚的大市镇却想加入北德意志联盟，巴伐利亚君主不想要任何联合会。符腾堡的王后却阴谋反对普鲁士；自由党只加入一个民主制的北德意志。黑森的有势力的宰相为德意志提议一种宪法，却是他自己不想要的。他之所以提议，是因为他知道宰相也不想要。最后他们都跑到凡尔赛，因为俾斯麦坐在炉火边，已经在他的瓶里制造homneculus酒了。　　普鲁士太子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老王已经七十四岁了。战事发生以来，腓特烈与俾斯麦的意见不合。太子有一种浪漫的君主兼民主制的新帝国梦想。他想把普鲁士吸收进德意志中。其他诸多德意志王公，除了荣衔、权利与体面，在上议院的席位一切都要求保留，其余一切都要取消。霍亨索伦作为皇帝，掌握主要法权，由一个帝国内阁执政，需对帝国议会负责。远在九月中，德意志军队正在向前推进的时候，他把他的计划说给密友弗莱塔格听。那时候他们两人正在一个叫弗切的村子中散步。腓特烈很受感动，两眼闪光。他说道：“我必须做皇帝！”弗莱塔格回忆说：“我很惊愕地看着他，他把他的长军外衣裹在身上，好像穿了帝国的袍子。他挂上霍亨索伦的金链子，得意地在草地上走来走去，他显然是在想怎样做皇帝。”　　他的朋友，这位文学家警告他将要面临的诸多危险，但再多的警告也是枉然。他预料道：“霍亨索伦的简单蓝制服最终不过是对往日的一种纪念，很难在军官们中间保持一种朴素纪律。如果需要，我们的君主必须作个表率。……从前已经见过，一种奴隶的精神传播于民间，这是一种诏媚的风气，同普鲁士传统的忠诚风格不合。……无论什么举动，只要是趋于极端的，都会趋于相反的方向。在我们这个世纪之内，原有很有力的民主主义的暗潮，倘若因为大祸与不良政治，将来有一天各种芥蒂将传播于民间，即使执政的朝代中最可敬的，也将会有大的危险。我们的王公们很像登台的戏子，在大声喝彩中被许多花球推倒。对台下听戏的人热心赞美，殊不知在门板底下已有许多恶鬼等着要消灭这样的繁华！”　　太子等弗莱塔格说完这一番话后又说道：“你讲完了，该听我说！”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警告，太子究竟回答些什么？他的答话不过是巴黎开会；人场的时候拿破仑三世问威廉哪一位元首该先走——俄罗斯帝先走——或是普鲁士王先走——威廉说沙皇先走。　　太子说：无论是哪位霍亨索伦，他都不肯再说这句话了！这种话将来不再适用于霍亨索伦了！这就是太子的激烈结论。弗莱塔格说：“我能够看出他满肚子都是君主的傲气，所以我觉得再劝他也是无用了。”六七次这样的情景使文学家感到太子心里装满了这样的傲气。　　色当战役结束后，太子同俾斯麦讨论皇帝的有关问题，俾斯麦却支支晤晤地搪塞他。他们到凡尔赛的时候，太子看见华丽的房屋就激动起来，他想：“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用作庆祝皇帝与帝国恢复。”不久他就安分了，说：“以前我其实被逼俾斯麦为伯爵的，我们的大政治家对德意志问题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热心过。……人们不能从这样重要的时代揭示真理，什么都不晓得的人，永远不能学乖的人最终是很糟糕的！”　　这就是太子在日记中写下的批评俾斯麦的话。那时德意志帝国快要成立了，他挖苦这位大政治家的伟大之处，说他是“替君主办事的一个官员”。说他终究会倒霉的，因为他从德意志之战中并未学得什么东西腓特烈1870年10月的见解和1871年8 月的欠方寸，就足以证明了这一朝代人越往下越腐败。这个善良的老王同他的儿子相比其实就是个英雄。　　不久之后，太子就同这位政治家发生了冲突。脓特烈屡次要求俾斯麦强迫南方诸邦的元首们打定主意要求统一。他说道：“我们一定要统一，不会发生危险的。只要我们打定主意用正当态度对待他们，你就知道你还未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俾斯麦说：“我们在战场同我们的同盟共同奋斗，就这一层理由来说，也不能恐吓他们。恐吓他们就是等于让他们投往奥地利的怀抱。”　　腓特烈说：“这有什么要紧呀？由这里的大多数王公宣布帝国成立最容易不过了，全数的君主不得不接受这种压力！”　　俾斯麦说：“我们不能劝威廉王做这样的事！”　　脓特烈说：“贵大臣，你若不愿这样做，你就是让君主寸步难行了。”　　俾斯麦说：“我们必需把德意志发展问题交付于时机来考验。”　　腓特烈说：“为我自己考虑，因为我代表的是将来，我不能漠视这样的迟疑。”　　俾斯麦说：“太子不如不发表这样的意见。”　　脏特烈说：“我极力抗议不允许我开口，除了君主之外任何人没有权利控制我的发言权。”　　俾斯麦说：“若太子命令我，我将照着你的命令去做。”　　腓特烈说：“我没有命令俾斯麦伯爵，我抗议你这样说话！”　　神斯麦说：“你若以为无论什么人办事都胜过我那么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乐意辞职。”　　太子原有充分的理由批评俾斯麦，他不会屈从俾斯麦的意志。他的父亲把政权交给了一个与其政策思想正好相反的人。因为一部分市侩们需要建立一个更独立的德意志，其间并无理由，为什么太子不该做同样的事。但是他的政策思想是从亲身的经历中得来，应该是他自己的宗教。其实他的政策思想是由一个比他聪明的人灌人他脑中的。这块布的普通花样也不是他自己的，这是一块蓝色的英国布，是他极力称赞的英国夫人所定的式样。夫人的娘家情形自然深印于他的心中。但是这块布是用一种紫色的普鲁士线织成的，这是帝制的线。这种线是谜特烈自己介绍的，就是要霍亨索伦学英国样子，允许人民参预政事，同时他要把与之同一个阶级的人的权力弱化，简化为虚衔与形式。　　腓特烈要掌握统治权，要穿皇帝的紫袍，要戴皇冠，需要他的夫人分享这诸多体面；但是他却不要作同等级的首领。他应以此作格言，他的骄矜把其他许多德意志王公降到反叛贵族的地位。当他告诉俾斯麦说，他过于看低自己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一番责怪的话，这是俾斯麦从未听说过的，我们不能不付之一笑。这位陆军军官因为同胞相助才得到势力。当他提议以这种势力反对他们时，他绝未想到这是失信于他的同胞。他这样的无信，与其父亲很不相同。俾斯麦比这位假民主党要真实得多。这位贵族子弟从前曾耻笑过“德意志王公目无上帝和法律的妄自尊大”，他很想把他们全废了，如同汉诺威与拿骚的元首被废一样——他废他们，不是为虚衔，为的是实权，他绝不肯让任何人侵犯实权。当人格展露的时候，时局变得非常“重要”，陆军的暴烈不能与有魄力的睿智与方略相比。　　虽是这样说，这个天才的人却正在逆风中行舟。同时太子是位知识浅薄的人，正在被风潮所卷携！除夕晚上，议论时局说得很好的也是这位太子，他说：“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既不为人所爱，也不为人所敬，只是为人所畏。人家当我们是无恶不作的人。这并不只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俾斯麦所持有的就是‘铁血主义’，他照着这个主义究竟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了！倘若我们随处都遇着怨恨与不信任，权力，好战的声音，荣华，有什么作用啊？……俾斯麦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丧失了昔日众多的朋友，失去了世界的同情与我们心境的安泰。我深信德意志不用铁血主义就能够做到道德征服，也能够统一，只要用它的权利，都能办到。”……这个大胆的贵族公子，原是个性激烈的人，但却有独到的见解，1866年他打胜奥地利却没有统一德意志……将来要提醒人们盲目崇拜武力与外表的成功是多么为难呀！　　在公道的阿利斯泰蒂或林肯嘴里才配说这几句话。那时候，只有李卜克内西或弗莱塔格这种人才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一个陆军领袖就不该说这样的话。他要强迫与他同级的王公们服从同盟，提出要宣布宪法却又不与人民商量。随即很庄严很高兴地穿上白橡皮袍子——同他从前在乡下草地上所穿戴的一样。况且他不明白近十年的历史，为什么丹麦之战可以是一件“好事”除非是因为两个公爵的领地都到了普鲁士手中？他当日在尼科尔斯堡曾帮俾斯麦保留奥地利，奥地利为什么打败仗？北德意志联盟的宰相为什么要延缓南方的加入，然而他最后使他们加入，却要他们感谢他的铁血政策？德意志统一确实能够不用武力办到2 既然是这样，诸邦至少也要抛弃他们的权力，所剩下的给这位批评家的不过只有白檬皮袍子。这是他的二十二位同级王公也穿的。这位太子的命运却很好，因为这个家长时代（他父亲就是家长时代的最后代表）免得他去尝试实行，使他能够名传后世，还戴着未试用的理想家的光圈。　　那位大实行家只管毅然踏步向前走，不管那位反对马基雅弗利，直奔向他的政治手段的最终目的。那位民主派太子要在军中宣布其宪法。这位反动派宰相却想在凡尔赛召集德意志帝国议会。这种方法初时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来恐吓那些迟疑不决的诸邦王公俾斯麦却是要把恐吓当作事实，其实他已经在这所宫中把他们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当时南方诸邦大使反对草案中的二十二点。俾斯麦执拗不肯改，大使回去后，一如即往。　　现在，俾斯麦装作只同巴登与符腾堡两邦提议通融办理，巴登见巴伐利亚只想牺牲巴登来取得土地，很愿通融。不料此时，邮政、铁路、电报都起来说话了！德意志请邦的军队要求各穿各邦的制服；德意志的统一几乎在衣服的颜色上触礁！有一位巴登的大臣批评俾斯麦：他对诸邦的利益表示出不寻常的关爱！他不于预许多事并非没有理由，当德意志更高的利益要他不顾巴伐利亚的利益时，他也只有忍疼割爱了。除了巴伐利亚外，诸事都准备好了，磋商的几方面都想共同签字了。符腾堡的王后是俄国人，哪料到她竟然出来干预。俾斯麦外表镇定，却在亲朋密友中都表现出极度愤怒，他计划要鼓动南德意志的民众起来反对政府。　　现在巴伐利亚又威风起来了。等他们两个星期后再次出现时，就要求对他们更多的让步。宪法中写明要筹办一个外交委员会，让巴伐利亚当主席。巴伐利亚的邮政、铁路、电报都要独立，太平时候巴伐利亚的陆军也要独立。最后巴伐利亚在酒税上得到了它想要的，俾斯麦也如愿以偿——“一个满意的巴伐利亚，签合同。”　　在这个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会议过后，俾斯麦手端酒杯走人同事中间坐下，说道：“巴伐利亚的条约已签字生效，德意志已经统一，皇帝要行使治权。这是一件大事，但报界是不会满意的，无论怎样按照以前的态度撰写历史……会说道‘这个傻子本能够多要求些，因为他们是让步的’，这条约有其缺点，但会因此更牢固，将来能够补缺……我以为这是近些年来诸多要紧的事情之一。”　　他们随即用怀疑的语气谈及巴伐利亚王，阿比肯说：“但他却是个很好的人！”　　俾斯麦很诧异地看着他说：“我们这里都是好人。”　　大功告成之晚上，俾斯麦开始议论大局，坦白畅说。他坐下来，喝了很多香模。不管谁在他面前，他都坦直地说：“我将死于七十一岁。‘他是从一种计算中得出此数的，在座的都不明白这个数是如何算出来的。　　“你不可能死得这样早！我们一定会赶走死亡天使！”　　俾斯麦很安详地说：“不会在1886年，我还有十六年，这是一个神秘的数目。”　　十九、参谋总长毛奇　　当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在凡尔赛办事的时候，更加迷恋于历史的一些精神。有一次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里。以前是脚踏地，现在成了头朝地。也许不久教王将住在一个信奉耶稣教的德国市镇里；帝国议会将到凡尔赛来；加塞尔还有一个立法院；加里波第将当法兰西军长，将有教王的穿阿拉伯服装的步兵在为其打仗！”路易王要到的时候，他说道：“我绝未想到我会来特拉农当总管家。拿破仑和路易十四对此应作何感想？”　　大概而言，他这五个月做的全是琐碎的事，有人记载过几百次的谈话中都表示他沉闷的心境，有人问他怎样度过这个时期，他惟一的回答是“在政治生活里并无一件事有值得让人留恋之处。我今天播种，却不晓得将来会长出什么东西。”我们看得出他的自白是居于魔鬼和浮士德之间。总体而言，在他的谈话中有较多的不安和仇视。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蝶蝶不休，直到把自己生平的事都说完，才更换话题，说打猎，谈饮食。我们几乎听不见全德意志族所讨论的政治问题；不谈瑞农和施特劳斯书信往来的事。他所谈的是香菇和鱼，烧肉和乌尔特，香摈与甜酒——他屡次谈这样的酒食。我们可以看出酒食是俾斯麦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但要求多，而且要求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本性。　　君主请他吃饭，他必定先吃饱了才去，不然就是回家再吃一顿。“因为在君主的桌上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当我看见只有几块肉片时，我只取一块，否则别人就要挨饿。因为预备好的一个人吃一块。我要吃饱喝足后，才能签一个满意的和约！所以我宁愿在家里吃饭。”他在君主副官面前几次重复这番话。吃饭的时候，他也忘不了他的贵族情调，他说：“法兰西的兔子没有野味，与我们的兔子不同，我们的兔子有可爱的水草味、首香味。……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吃。假使很多人的食量同我们一样大，这个国家将是会破产的，我也要外出谋生了。”　　他常说他睡眠不好。他吃过一顿饱饭之后要等到半夜才能人睡。常常是只睡一小会儿就醒了。“我在考虑各种各样的事，尤其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我就想。……这时候我就写公文、写信——我并不用笔写，而是在脑子里写。当我作大臣的时候，通常晚上写公文，早晨起来读，便觉得极粗糙无味——这样的文章只应当是某某亲贵写的，我宁愿睡觉。但是我禁不住还要写。”他睡到早上很迟的时候。十点或十一点之前无人敢喊醒他，因此他听不到军事报告。　　他的生活比较单调。现在他已经很少骑马了，时常做做体操，或是一个人在四周都是高墙的花园里散步。有一次他偶然看见一把梯子靠着墙，“我当时特别想爬上去。那里有哨兵么？后来我问卫兵我们是否应该进巴黎。”他外出并不佩剑。“我常带着手枪，因为到了必要时虽然愿意被刺，但我却不愿不报仇而死！”他在法兰西时被人怨恨，进兵之际，也有人想暗杀他。他写信给夫人说：“这里的人当我是一只善闻血腥的猎狗。老婆子们听见我的名字就下跪求饶。阿提拉同我比只不过是一只羔羊。”　　旧时幻想的心境现在很少再现了。有一次他记载过这样的一种心境。他写道：“我觉得心里很烦闷，就骑上马一直沿着路易十四街跑下去，在籁籁落叶中走过剪过的篱笆旁，经过静寂的池子和男女神的石雕像，附近无人，除了约瑟跟在我后面跑，他的佩刀一直在响。一个人独在异域，又逢这样的时节，自然思念家乡。孩提时代的记忆渐渐浮现出来。”　　战事之初，他吩咐他的儿子们说：“若你们中的其中一个受了伤，要先拍电报到大营告诉我，不要先告诉你们的母亲！”八月间，他同君主在一起。在马斯拉图尔附近打仗后的那天晚上，有个军官走过来和毛奇低语，毛奇露出惊恐的神情。悍斯麦立刻问道：“此事与我有关吗？”　　军官答道：“第一队骑兵初次进攻时，赫伯特伯爵坠马，比尔伯爵受致命伤。”　　俾斯麦问：“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来的？”　　“从第十师传来的。”　　他立刻上马，一言不发地就跑去了。他同他的表兄一起到战地医院去寻找，直到晚上才找到了比尔。比尔并无大碍，只是坠马受了点轻伤，赫伯特却被长矛刺伤。自从俾斯麦在俄罗斯得病以来，这次寻找儿子的经历是他最为痛苦的。假如他真的看到两个儿子死去，他的精神会垮掉的，就如同割掉了他的一条腿。失去儿子，他的生活就好像失去了目标。他绝不能从他的事业中得什么安慰。虽然他很少关心儿子们的成长，但他认为必定要有继承产业的儿子。他需要有可爱的人，如同他的血液要有永久性担保一样。　　所以打仗的时候，他比平时更想他的儿子。他在凡尔赛同时办两件事：一面管理瓦森家事，一面管理普鲁士国事。他发一封信给夫人，随后发电吩咐迟些再送，因为他知道她已经离开赖安菲尔。他怕他的夫人拆开看后，再给牧师看，这样就极有可能传到报界。他在这信里问夫人孩子们是否有充足的暖内衣。他的儿子们奋勇打仗，早已该得到他们应得的铁十字宝星，现在却还未得到。他很不高兴，却很小心地不时向君主说起这件事。到了圣诞节，赫伯特的伤开始好转了，俾斯麦送他的儿子一把好刀，他很小心地防范，不要他的儿子再赴前线——这是罗恩提议他防范的，因为罗恩的儿子阵亡了。有一天在葛拉维洛，俾斯麦同君主在一起，因为他晓得他的儿子们都在奋战中。那时候我们听说他面色怎样不好，又听说“他俯着身子向前，他那向来不动声色的脸现在却脸色大变”时，我们敢说他催促和平的政治欲望因为其为人父的感情有所增加而增加。　　他被多层潜力所逼迫，他要对全部事务负责。他的神经为此痛苦；他的部下因为他的神经质也要遭受痛苦。一次有一个人把他的批语用铅笔写在公文边上，却忘了先用墨水填写，然后送去印。于是他对着参政们大发雷霆：“你们怎么不把公事房弄整齐？这里不是用来玩耍取乐的，你们在我困难时不帮我，却逼我发狂，你们选的时候不对，任何人很难居于我的地位。”吃饭时，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有一个男爵插他的话，他很严肃地说：“一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别人不该插话。你要说话等我说完了再说。”阿比肯也对俾斯麦不满意，他对夫人说：“有许多事是必须告诉他的。有人告诉他，他却不留心听，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他经常不回答，或者就是答非所问；我对他说话，他不理，他只想对我说话，他往往是这样做的。”同时俾斯麦倒以为人家误会他，厌恶他。他对他的夫人诉苦说：“讨厌与怨恨的寒冷沼泽怎样慢慢越过了我的心头。我交不到新朋友，老朋友不是死了就是发怒跑了；从上头来的寒气增加，帝王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最好的也免不了。……我渴望与你在一起，与你一起同住乡下。”　　他在大营里惟有与外人交涉时表现得很谨慎。他对一位美国军长说，自少年以来，他一向是趋于“共和主义”的。但是他偏离了这条道路——德意志的进步尚不足以建成一个共和国。他屡次和《泰晤士报》的记者谈话。他从报社记者中掏出的新闻往往多过报人从他口中掏走的。当他听说《新自由报》的一个代表在布赫尔那里，他就出其不意地找了过去。这个记者是一个波美拉尼亚贵族，于1848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六年监禁。这就是一个他所要争取过来的对头。从前未见过这个人，他第一步就是装作认得他。他随即说：“我们俩同岁，但你看起来要比我年轻多了。”　　科文很高兴地答道：“我告诉你养生之道的一种妙法，你只需要在监牢里呆上六年！”　　俾斯麦听到这两句话，觉得很有趣。他很和气地问他的各个亲戚，随后他说：“你我都在颇为相同的环境里长大的。当我年少的时候，我的自由主义作派使我的家庭陷人恐慌，这一点我与你是相同的；我很早就因为要统一德意志而产生激情，却因为1848年诸位领袖的无才使我产生厌烦之情，这与你又是一样的。人在少年时是比较激烈的，党派的色彩由于所持的态度就显得混乱了。况且一个人绝不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遗传性，这是你晓得的。一一你该知道命运怎样摆布人，与此同时的诸多原因会使你被监禁，却使我达到我今日的地位。”　　这位记者听了这番话很诧异。他用变形的比较和虚伪的推论引诱一个政治对头，这是多么神妙的方法。他欢迎科文是一个同类的贵族少爷，又提及他们少年时诸多相同的地方，说及他自己的自由主义，这是多么巧妙啊！俾斯麦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科文说过，俾斯麦的和气与同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凡尔赛，俾斯麦的对头可以分为穿武官服的人和穿制服的两种，分官员和王公。只有法兰西的官员还多少能同他说得来。斯图施在大本营写道：“我从前不晓得众人痛恨一个人犹如他们痛恨俾斯麦那样强烈，他现在要全力以赴地实行他自己的诸多想法。”他同参谋部尤其不和，他说：“军人们的忘思负义实在可恨，他们明明知道我在帝国的议会里竭力为他们办事！在我最初提倡打仗的时候，我是诚心从陆军利益考虑的，但是我回国之后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政客。等到我第二个预算案出来时，他们就知道了，那个预算案里头没有‘铁’了！”后来他说及陆军的“抵制”；军人们竭力不让他参加会议，他们等俾斯麦睡着了才开会讨论。《泰晤士报》的访问事件，罗素在关于军人们的计划与作为方面，所得的消息大多比他丰富，是他消息的源头。参谋部对俾斯麦的亲朋密友非常谨慎！很留意什么人会当众或私下告诉他秘密消息。军长们也在警惕地监视他，仿佛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中立国。他是位宰相，但是他的一部分计划却决定于军事行动。为什么军人们这么固执不让他得到消息呢？原因之一是他们嫉妒他的权力。原因之M 是俾斯麦自己太专制，总要把所有权力揽在自己手中。曼陀菲尔说：“一个政治家要求的势力多于军队的领袖们，这真是怪事！”　　他原想使他们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行动，君主同样要和军长们一样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行动。可军长不仅仅在军事上，也在政事上劝说君主。由于他的专制与傲骨，他惯于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处理全部事情的习性使他极力避免这样的孤立。军人们对他的和平政策和帝国政策表示不满。他想当众贬斥这些军人：“我们总司令采用的是坐在交椅上的战略，而打仗依靠的是普通的士兵们。我们之所以取胜，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身强体壮，有耐性，有毅力。如果麦克马洪所统领的是普鲁士军队，而阿文斯利本所统帅的是法兰西的军队，那么获胜的将是法国而非普鲁士。”吃饭时他责怪斯泰因麦兹与阿文斯利本。他请攸连堡到营中，说：“是否我们可以在穿制服的人中间找到一个臭味相投者。”有一次他在一个温度高的屋中，感到难受，于是他对瓦尔德塞发牢骚说：“他们瞒着我，有许多重大的行动都不让我知道。有许多与我有关的事，我也是偶然才听说的。”当俾斯麦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两眼越变越大，脸上渗出大滴的汗珠，他正在吸很浓的雪茄，从空酒瓶上可以得知他喝酒喝得很凶。　　他毫不留情地对赫因罗厄王爵说，虽然色当战役后，陆军的举动无一不是错的。“我不是一个富有智谋的人，但是战略我明白得很，我们应在阿尔良集中兵力，在那里候敌来攻。但我们却并未这样做，反而傻得不知所以地向巴黎开进。我抗议，但人们听毛奇的却不肯听理性的话语。”因为当围攻巴黎时，最与俾斯麦作对的就是毛奇，他们意见不合已有好几年，但最后都得到了渲泄。　　俾斯麦和毛奇年轻时，面貌大相径庭。俾斯麦通常注重的是肌肉、体质、意志；而毛奇注重的是骨头，轮廓，思想。俾斯麦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所写的信中满纸都是骄傲自负和自我解剖。毛奇在自传里这样描写自己：“深黄色的头发围绕着一张淡白而极有神气的脸，他的态度显得很雅。他像一条很深的河，河表虽然平静，但水底则是不停前行的暗流，惟有遇着巨石阻碍才会化为汹涌的白沫。‘俾斯麦的灵魂无一刻不动，即使在少年，也已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呼啸。　　毛奇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和蔼的，适度的，宁静的。他寡言，不容易发牢骚。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他宁愿在局外旁观而不愿介人局内。当他人局的时候，不知不觉，他一边玩游戏，一边睡觉，看书，总是心平气和的。他喜欢在他的大园子里散步，不喜欢逛森林，无论是给君主写报告，还是锯树或接枝，他都事必躬亲。他无儿女，常为他人着想，而不用仆人。他还是一位小说家，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好译外国诗。假如我们把他的性情全部翻过来，那就是神斯麦的影子。　　毛奇没有国籍，他可以算一个德意志人，如同波拿巴是一个法兰西人一样。他出生在德意志，他的父亲是丹麦人，那时毛奇不过五岁；当毛奇再到德意志时，恰好是一位二十二岁的丹麦小军官。四十年后他带兵打丹麦却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他在丹麦的时候曾一度发誓保护丹麦的英雄、军旗、军队，现在他也承担一部分责任。毛奇在军队里是名专家，俾斯麦完全是靠人格获得尊严，所以在这一层上毛奇能够证明他的行为是轻而易举的，可以胜过俾斯麦；俾斯麦却难以证明他放枪打德意志人是应该的。对毛奇而言，他的举动，他的攻击路线，都是在先有所考虑的。俾斯麦却不然。　　毛奇喜欢旅行，在国外旅行了好几年；当他四十岁时了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她很年轻，足够作他的女儿。无论他的面貌性格、生活状态都不像德意志人。假如他碰巧变作俄国陆军的军官，他在那里会有宾至如归之感，如同在他西里西亚的庄园一样，他很早就打算用国家赏他的钱来置这所房产了。他若是在俄罗斯，如同在普鲁士一样，他的战略天才（这种天才无论哪国都可以适用）当然会使他出头露面，技压群雄。　　他的属性与行为，是这样和谐，又是这样中和，这样缄默，俾斯麦与他格格不人甚于他与俾斯麦格格不人。他们只有一件事是共同的，就是彼此极其不相信对方。　　毛奇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能过这样安静的生活。所以他们相见时从不说一句好话。与罗恩不同，罗恩对他们往往说好话。今天他们两个要合伙办事，冲突的机会更多了。在大捷的那天晚上，毛奇请疲倦的俾斯麦下马，同他一起坐马车。当他们走开时，军人们很热心地冲他们的领袖毛奇喝彩。俾斯麦说：“他们这么快就认识我，真没想到。”毛奇不言，过了几天，毛奇笑谈了这件事。　　十月间，俾斯麦发牢骚说毛奇不听他的话，“更加像一只鸳鸟”；别的人并不这样说，他们说，毛奇“几乎像一个姑娘”。　　当辩论是否应进攻巴黎时，那时“中立的英国人道主义家与阔夫人们”认为与其用进攻使巴黎投降，不如断绝粮道；当过了几个星期后，巴黎来的报告只是说“无消息”——俾斯麦开始发抖，如同在尼科尔斯堡一样，恐怕中立国干预。此时他对毛奇大发雷霆，毛奇曾说过，若是把大市镇围住，用不着打，就会投降的。　　这个理想，后来被大战略家抛弃了，俾斯麦于是发怒了，他对布洛曼特尔说，他对君主与毛奇很不满意，他很激烈地说：“他隐瞒着不告诉我，对我极无礼……战争一结束，我就辞职。他们这样蔑视我，我不能再忍受了。他们这样对我，使我非常气愤。除非这样的待遇结束，不然我会被活活气死的。我常反对包围巴黎，认为那是大错而特错。我所喜欢的是用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复辟，因为他是个病人而不再是个危险人。……君主不肯听我的话。战事初始，我是一个君主党，当战事告终，我再也不作君主党了。”他对本尼格森说：“我不忍心再看啦。倘若接连停止用兵，我带着我的马夫往德国边界去了。”同时毛奇也对太子说不满意俾斯麦的话，他说：“俾斯麦既要判决文事又要判决武事，不听专家的话。况且俾斯麦伯爵问参谋部的几句话是关于秘密战略的问题，我有几次不肯答复。我是君主的军事顾问，我不能让我自己被俾斯麦伯爵的见解所束缚，与我的目的相背离。”　　到了十二月中，俾斯麦用他最喜欢的办法罢工，整个星期没有露面。他让一个记者知道他们两个多么不和，并让他把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他一直等到最后决定攻城时才露面。太子于是请二人吃饭，作和事佬。脏特烈有好几次从中插嘴以指导座席上的谈话应该趋于平静，因为此时俾斯麦正乘机批评自色当之战以来的军事举动。　　在大本营中，使俾斯麦绝望的，除诸军长之外还有诸王公。开战之后八天，他长篇累续地写信给他的夫人：“这许多袖手旁观的亲贵们带着他们的仆人、马匹、副官，住得舒舒服服的，这太过于随便。我们最得力的属员们没地方住，真是岂有此理。”当前进时，他想尽一切办法躲避亲贵们。他想拜见君主，但是不能不与亲贵们相见，后来他对同事们描写全景：“那里有许多王公们，平常人就无立足之地了……这样的一个无头脑的矮子，满口胡言，处处炫耀出他是王公的妄自尊大，我还是他们的联邦议会宰相呢卜…某处的市长来致敬，‘市长先生，见到你非常高兴！在这个市镇里头，重要的职业是什么？不是制烟草与织袜业吗？……’同君主吃饭时，他们把我安在巴伐利亚亲王与魏玛大公之间，谈话变得索然无味。”　　他忍受了许多痛苦，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大公。魏玛大公对俾斯麦说：“交涉现在已进行，你是我的联邦会宰相，将来把必要的消息告诉我，以便我能够转告俄罗斯，我喜欢转告多少就转告多少。”俾斯麦想避免的就是走漏消息。俾斯麦鞠躬，带着讥讽说：“凡是我的大公所想要我办的，我将照办。”等到后来，大公派一个使臣到他那里俾斯麦说，这位元首要这样践踏时代与精神，他觉得很诧异。于是科堡王写一封长达十二页的信给俾斯麦，都是关于德意志政策的。他告诉这位国王说所有的提议都已经实行了，但只有一条未实行，这一条不值得谈了。　　有一次魏玛大公发电报给他的夫人，用威廉国王的口气说：“我的军队正在疆场浴血奋战。”这封电报经俾斯麦的手时，已是夜深，俾斯麦把他的秘书请来，给他看，修改部分，避免泄漏于外。萨克森——梅宁根公爵用忙不过来的电线打私人电报，俾斯麦告诉这小邦，说用军用电线打私人电报，是不许的；这位公爵所谈的内容不过是关于森林的育苗圃、歌女与买卖马匹等事。　　有一次，俾斯麦会见全部德意志王公，事后他说：“他们这班亲贵都围住我，如同乌鸦围着一只猫头鹰一样……随后有人告诉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里，有一把从前用过的加冕椅子只剩下了一条腿或椅背，于是他们都去看，我乘机逃走了。”在一次他吃饭时巴登大公到来，十分钟后，他回来说：“我这是太难了，将来他们会闯人我的卧室……无论什么人若不先通知就来，我就把他拘捕。……他好像认为我在这里是为等他们的。”　　经过了这许多事之后，他还是一个天生的专制家，十一月的晚上，俾斯麦同南德意志的大使们商议之后，说：“我常想，假想我有五分钟的权力说，‘那是必定要的，这是不必作的！’该有多好呀。假使我不必说因为什么与所以要作什么来麻烦我自己，不必对于极其浅白和简单的事还要证明，还要争辩，如腓特烈这样的人，就很少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自己是军人，多少明白事情的趋向。自己当各部大臣。以此而论，拿破仑三世也像腓特烈。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永远要说话，要恳求。”不久他又说：“……当一个元首，我知道该怎样严厉，可惜我不是元首！”　　他地位的背后，他的生活的惨剧，当晚上喝啤酒时，他这个疲倦的人就可用几句牢骚话，将一切都包容在里头了。他天生是个治人者，如今却要侍人。所以他见的世界，是个令人愁苦的地方。当他要得的事正垂手可得时，一个亲王放下一道玻璃墙来，这位政治家进不去，要在外等。　　唉！当一个元首有多难！　　一、帝国议会　　“值此帝国议会召开之际，自4 月24日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你斯麦伯爵将于寒舍恭候某某议员光临。”　　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幕之后，这是第一次发给各位议员请柬，它使人民代表们颇为激动不安——一些议员很喜欢这样的新办法。不过也有人极力反对。西姆松说：“我们必须穿上晚礼服，以保持此次会见的庄严性。”然而，你斯麦既不需要晚礼服，对“庄严”也不感兴趣，他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每星期都营业的政治交易所。一等到建立，“在一间客厅里的一角，只要十分钟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不然的话，就要在帝国议会里询问。”　　许久已来，你斯麦已不赴约会了，也很少进宫，在家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喜欢穿一件长褂子，褂子的大领子几乎把领结都给遮住了；再不然就是玩他的破制服，这使毛奇无声地微笑。他老了，已经习惯于服从人的本能欲望，但是他的贵族傲气使他更加喜欢做主人，而不是客人，无论要向什么人表示感谢，他都厌恶。因为有了这许多原因，再加上他的办事明敏和他喜欢寻找机会来施展他的个人影响，所以，他请他的最危险的仇敌每星期在自己家里聚会。　　在有战事的十年间，俾斯麦曾经把菲尔绍当成比拿破仑三世或弗兰茨约瑟夫更为和气的仇敌，但是现在，当他开始执掌政权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这是和平的十年——整个帝国议会都反对他。俾斯麦独自一人孤立无援地面对着几百个仇敌，这反而激起了他的好战精神，他把仇敌的房子锁起来，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即便如此他仍不满意，他喜欢公开的挑战，总要从什么事情中挑出点刺儿来，他心里才能够安宁；假若他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也要找出龈塘的许多因由，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俾斯麦常常不满意，经常发脾气。这种像蛇一样时常缠绕着俾斯麦的不顺心感使这个斗士的生命力之弦永远紧绷着。永不重复的内在冲突促使他不断做出新的决断，以便对付外在的众多对手。　　这种乐此不疲的好斗性，正是造成俾斯麦的许多错误的比较深层的原因。因为他辞骂世界的脾气与日俱增，因为他绝不愿向任何一个对手的地位或才能让步，因为他越来越不肯与人商量，越来越独断，所以，他看不到时势的变迁，他也看不到别人和别的阶级的逻辑思想及愿望。在外交上，他绝不轻视一个对手：如果没有优势兵力，更重的炮，或者更有力的联盟作后盾，俾斯麦绝不会冒险行动。但是说到国内的事情，他现在开始冒险了。由于他那与宪法相悻的制度已经取得了成功，他看不起新的和老的对手，因此，他终于被他们推翻了。罗恩的大炮，毛奇的好机枪，令出必行的普鲁士人的纪律，曾经迫使欧洲宽恕了俾斯麦以强权奴役公理的罪行，但他自己的人民最终使俾斯麦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以强权奴役了公理。　　俾斯麦把自己的意志强施于全国，把帝国议会看成他的一个仇敌，而不是他的利器，他取消了一个又一个政党，所有政党都被他取消了。当时有一位漫画家，把俾斯麦画成克洛那斯，他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对于国内的事情，他毫不客气地随心所欲：想结盟就结盟，愿毁约就毁约。在外交方面，只要他认为必要，也同样如此。后来，全国无论哪个阶级都不相信他，因为每当五年一次的选举来临时，他就会同另一个阶级的人民发生冲突。在欧洲人看来，他的天才激动着整个大陆，使人惊奇，令人肃然起敬，但他的专制政策却遭到了本国平民的痛恨，他们不能理解他的外交才能。他搞外交时，可以独自一人坐下，与列强下棋，并且一言不发。他只对老王一人负责，但他却能使老王跟他走。处理国内的事情时他就无法这样。在国内，先要拿出议案，随后得为他的议案辩护；他往往不答应做出让步，仅仅因为他讨厌帝国议会的这一位或那一位领袖。而议会也往往因为憎恶他，不肯在他的意志面前屈膝。一个人只能够作一个独裁者或作一个政客，而决不能二者兼善。　　到了星期六晚上，议长巨宅的大屋子里塞满了人民的代表。有一些反对党的议员也到这儿来了——是被他们的大对头的磁力吸5 ！来的，也有冲着他那极其丰富的饮食而来的；主人预备下了上好的酒食，以之作为一种政治平心剂。俾斯麦极其客气地欢迎他的客人，有时还带着刻意而为的礼仪。他虽然不能说出每位来客的名姓来，但他都认得他们，所以，他说他的眼睛如同新式枪一样瞄得极准，他的记性却很慢，又靠不住，如同用火石的旧式枪一样。除了客人到来时向客人表示欢迎外，俾斯麦没有其他礼节，也不介绍客人，而是随客人自己跑过去拧开黑啤酒的龙头，灌满一大杯啤酒。在这种自由随便的聚会里，很少有女士参加。聚会进行到接近夜半时分，主人仍然站在一大群人中间，自言自语，讲过去的故事，说未来的蓝图，时时保持着一个明星演员的作派。在他四周环绕着许多人，他们正在等待良机，以取代那个高高在上的人。　　你斯麦坐在那里，半倚着椅子，右手夹着一支德意志大烟筒，周围放着许多报纸，这使他像一个独奏演员面对着一群给他伴唱的演员。他的双眼牢牢地盯住客人的眼，看得很深也很透，尤其留意他的主要敌手。他穿着军服，没有带武器，理应有几个保嫖才对。有两只高大的丹麦狗守卫着他，始终不离他的左右，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一切，犹如在弦之箭随时都可以发射出去。在这个大宴议员的晚上，被宴请的一百多个仇敌，或许他更应该留神。有一位他的世交这么写道：“在这种宴会中，他自由自便地吃喝，当他叫人把他的烟筒拿来时，他犹如一位师长面对着他众多的门徒。”　　在这里聚会的人，性格大异其趣，命运也便个个不同，正所谓“性格即命运”。　　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人：他瘦弱不堪，但动作敏捷。他有着高高的额头，脑袋几乎全秃了，浓黑的胡须与红彤彤的脸色倒也相配。他双目炯炯，透着聪慧，他的神态温和却又不失庄重。从外形看，谁都会当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但是他脸上那道宽宽的刀痕却让人猜测他是一位军官，而他的神态气度却又显示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仁慈的军人——他是本尼格森，那个时代一位最杰出最具才能的人。他像罗恩，话不多，有男子汉气概，大度而忠诚，自然谦逊，但他并不菲薄自己的才能。似乎他天生就是上天为了让他当国家领袖似的，而在节骨眼上，他又迟迟不愿进入内阁，他似乎要把毕生精力放在做一个党的领导人上，他的善于调停是与生俱来的。他因他的罕见的正统的演说，因他在委员会会议的勤劳，和他的全体同事们经常呆在一块儿，而非常有利于他的工作。他的那个党原本是一个中立党，这就是民族自由党，他在这个党里处于两个极端之中。　　俾斯麦嫌他太柔和，不喜欢他看上去像一幅画一般的感觉和没有什么激情；俾斯麦认为他是一个日耳曼理想家，这不错，并认定他是一个敏于思想而拙于行动的人。当本尼格森七十岁时，他仍在格了根大学同学生坐在一起听老师讲课。他是下萨克森一个元帅的儿子，也算得上世代相传的名门望族，可堪与俾斯麦家族相媲美，所以宰相还算敬重他。他背离了他的父母之邦——汉诺威，而为德意志效力，却也并不爱普鲁士。俾斯麦是把汉诺威并人普鲁士版图的人，对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有时候，俾斯麦还愿意称本尼格森为“受尊敬的朋友”；本尼格森作为一党领袖，遇到他的党不再听从他的命令——而非要与他决裂时，弹期麦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会发生这样的事。因而，俾斯麦称本尼格森是一个笨伯。　　再一个就是卡尔多尔夫，他显得有些粗鲁，冷淡。他身材高大结实，显示出他有相当坚强的意志；他那灰色而凌乱的头发给他增添了几分斗士的风度，同俾斯麦一样，他是一个斗士，骄傲而粗暴。他比宰相俾斯麦年轻些，当他不戴眼镜时，他的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也像俾斯麦一样犀利而逼人。但是，当人们把目光停留在他那古铜色的脸庞上时，谁都不能不注意到他那蓝白色的鼻子——这是一只假鼻子，他原有的鼻子当他还是学生时，在一次决斗中，斗掉了。　　他的性格和他的才干曾经引起了神斯麦的注意，只因他决心要独立，才使他没有被俾斯麦所支配。他因为是独立的，所以能够与俾斯麦长久地作朋友。当其他人永远离开而另投明主时，他却依旧忠于他的朋友的家族。他比他的同阶级的人思想开明，虽然处身于右派政党中，但他往往会大胆地进入自由的领地之内。在经济方面，他却死死揪住流行于易北河以东的众多观念不放，支持俾斯麦采取一种保护税的政策。　　在众多的德意志贵族人群里，有一个犹太人，黑而且瘦，脸上棱角分明，这位名叫拉斯克。他与本尼格森同岁。与本尼格森一样，当陷身于他家的深宅大院之中时，他学习骑马和练习击剑；当他作为一个小孩子住在波森的一个小市镇里时，他读过《塔尔木特》（一部希伯来法典），曾把席勒的作品译成希伯来文。他本是一位不错的律师，人又聪明，是激进派的领袖，他很快就成了本尼格森强劲的对手，也就不足为怪了。以批评家、辩论家、演讲家的标准去衡量，他都要超过本尼格森。他心目中的国体是立宪国体，本尼格森却趋向于民族国家。他有社会党化的倾向，他爱国的热情并不亚于本尼格森，他的目的在于实行。他没有什么嗜好，脾气蛮横，所以与俾斯麦合不来——况且俾斯麦喜欢胖子及随和的人环绕其左右，不太喜欢瘦子与热心人。　　还有一个犹太人，是同一政党的党员，有着灰白色的脸，带着怀疑的神色听拉斯克讲话。他叫巴姆贝格尔，有把子年纪了，胸膛窄瘦且又驼背。眼前的他瘦多了，使今天见到他的人不敢相信他在1848年曾经那样行动，也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个著名的大力士。看到今天的他，人们会认为，像这样一个人，只能在现实生活中作点小事，他的热心顶多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可是，从前的巴姆贝格尔虽然患有肺结核，却也曾受他的激情驱使，加入了激进派。由于弄出了几桩事，他只得逃离普鲁士，本想逃往美国，后来却跑到了伦敦，跟他有钱的亲戚住在一起。他二十六岁就在他们的银行里当了一个二等助理，发了大财，在开仗前迁往巴黎，而他的浪漫精神却使他留驻在这儿——法国人的机灵，法国人的作派，法国人的幽默，还有巴黎的佳丽，把他迷倒了。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各界人士都喜欢他，欢迎他。　　这家伙在人生的舞台上曾一度扮演过很活跃的角色，只是后来他变得把人生也当作是一出戏，不过，当他心境好的时候他自个儿上场。他没有成家，人们都欢迎他，他说和写法文跟他的母语一样自如流利，所以他的观察和事先预料的灵活手段能够在巴黎大有用武之地。大赦之后他回到德意志，变成一位民族自由党党员，当发生战争时，他持定一种几乎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曾经给一位挚友写信说：“在巴黎，天主教的浪漫主义之花盛开；在凡尔赛，在德意志的大本营里，一个暴发户的激进主义占了上风。巴黎的巴士底监狱正遭到围攻，福尔与甘必塔是维护正统的，威廉与俾斯麦是革命的。”尽管这样说，他仍然奉召来到大本营，因为俾斯麦能使他关于银行的专门知识得以发挥。巴姆贝格尔很公平地说俾斯麦是“一个化合物，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普鲁士军官、德意志封建制度的贵人、西班牙的唐吉河德化合而成的，”无论现在和将来，他都会承认俾斯麦的伟大之处，而俾斯麦却无法容忍他。　　这儿有一位，利希特，年纪轻轻，却有了胡子，是一位少见的客人。俾斯麦憎恶他，超过憎恶巴姆贝格尔。可以断定，俾斯麦今天晚上一定会失眠，因为利希特离开这一群人，独自远远站在那儿，戴着眼镜，犀利的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着俾斯麦。利希特身体强健，年纪又轻，醉心于奋斗——那个比他年老的人很妒忌他拥有这几种优势。利希特很令人奇怪地知晓许多事实。他毫无通融余地地抱定他的宗旨，任何贿赂也无法使他有丝毫动摇。在暴发冲突的那几年，他受到了惩罚，成为俾斯麦的众多牺牲者之一！他的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被撤销了，他的市长职务和收入也被削夺了，因为他胆敢写文章斥责警察的专制。他只好改行当了记者，但是，因为拉萨尔同俾斯麦谈判时，他曾反对拉萨尔——他最喜欢为国人的公利效力，他追求的既不是自己的目标，也不是权力，他只是希望有益于民众的事情不断发展，所以他很密切地注视着拉萨尔——现在他又很密切地关注着俾斯麦。他既不愿在统治阶级面前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下来，也不肯在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势力面前使自己受到屈辱，所以，当利希特在议会里开始发言时，俾斯麦就走开。到了次日早上吃早饭时，俾斯麦就读报上登载的利希特的攻击——也许是批评陆军预算，有数字为证，有许多揭露为发明——俾斯麦迅速去到帝国议会以便展开反攻：“可惜得很，利希特常常呆在房子里与报纸堆里，并不怎么了解现实生活；民主党的这位专制者专门喜欢夸大其辞说些吓人的话；他的演讲里往往藏着一根刺。”于是，利希特便带着令人愤怒的安详神情回答说：“帝国宰相晓得……么？”　　也许宰相看见了这位客人背后有另外两位客人的身影出现了，这两位都是影子，像班寇的鬼魂，而不是血肉之躯——因为在俾斯麦与这两个影子之间的看不见的辩驳，只有两个相冲突的与不可和解的世界的无声且怒气冲天的竞争——是一种像地球的南北两极那样相距甚远的两种见解的冲突。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决不会出现“我们”。这两个影子之一就是李卜克内西，他能像俾斯麦一样追数出自己好多代祖先，并且当他敬祭祖先时他能够考证出他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后代。这个人与俾斯麦有相像的地方，甚至比俾斯麦的祖先——强盗武士，更像俾斯麦——李卜克内西是路德的后代。况且他能够考证出他是好几位有学问的德意志名人之后，他既是他们的后人，他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学者和一个学会的会员。他少年时代父母双亡，日子过得极为艰苦。假如效法他们同一阶级的人，这个有志少年的生活会变得十分舒适，但是，他的头脑里有着一个理想家一样的目标——他不光要为自己的阶级谋福利，而且要为全人类谋福利。所以，在他二十岁时，因为是一个共产党员而被驱逐出境。1848年，参加巴登人起义。二十二岁时他就是这样举起共和大旗。结果呢，他碰巧幸免逃脱镇压，不然就会与他的同党一样被枪毙——就像七十年后他的儿子因创立共和国而遭杀害一样。　　这样的人过的是什么生活！这种人永远与仇视自己的裁判员相对立，与无情的狱卒相对立，被关在狭小的牢房里，只有被逐出境才会获得自由。但他们的事业却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爱国热情并不亚于君主派。俾斯麦的神经在四十年的奋斗中诚然要经受许许多多折磨，这个天生的治国之人奉命出来治理国家，人们也曾听见他叫苦，但是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却是一天比一天优裕起来。他买了森林与城堡，他可以享用可口的精美食物。同时，国王和平民相互比赛似的争着赏赐他，赠送他东西。现在李卜克内西对他的裁判员说：“倘若我获得了前无古人的众多成功之后，我仍然是一个穷人，可我自己却会感到十分欣慰。”当他被驱逐出祖国十二年后又回到祖国德意志时，他确实是贫穷得一无所有。他的物质生活的困顿只有用精神生活的充裕来减轻：既不是被钱财也不是被权势所减轻，只是被他坚定的信念所减轻。　　如果这两个人素昧平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的森林小径上相遇，俾斯麦与李卜克内西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的。他们俩都喜欢树木森林、都请识鸟性，对于德意志，他们两个人都是爱国者。然而实干家不久就意识到他是个捣乱者；愤世者也觉察出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预言家则知道他是一个梦想者——如果这条小径太窄，两个人又彼此都不肯让路，也都不肯往回走，那他们就会打斗起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骨子里都是专制者。　　倍倍尔都不及他们那样的专制。他的祖先们既没有谁是革命家，也没有谁是人道主义者。他是军官的儿子，出生在一个炮台上，从遗传性来说，他应该是服从命令的，他应该是一个提倡秩序的人。他是一个学殿匠的，因为好学加入了劳工的教育会。一入会，他的聪明就使他很快地明白了他及和他一样的人为什么过着这样困苦的生活。他因为愤怒而喜欢演说，他动员他的同志们，居然进入了帝国议会，同时他却继续做手工活儿。给他机会让他推广他学问的人就是神斯麦。他受到的惩罚是被监禁在一座炮台里（因为他生长在炮台，所以这样的监禁并不使他感到恐怖）。他在监狱里遇到了李卜尼西内，李的年纪比他大得多。他从这位难友这儿学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许多基本理论，他为这种事业已经牺牲了他的自由。李卜克内西与信倍尔被监禁了两年，倍倍尔就有机会熟悉了马克思的理论——李卜克内西以前在伦敦跟着马克思学来的。　　平民之子是比较实干又比较灵活的超过一切学者的人，他的睿智是相当可靠而又明显的，他的判断力比较简单而又通俗，超过现在与他订立长久盟约的人的判断能力。这两个人的深深自信是相同的，勇于牺牲自己的精神是相同的，敢于冒着失去自由与健康之险的胆略也是一样的。倍倍尔曾经干过长时间地坐着不动的活儿，工作达五年之久，有时深受神经衰弱不能安眠之苦。他说：“每逢失眠之时，我就会想到俾斯麦，因为他也受着神经衰弱而失眠的痛苦。”　　这两位客人从俾斯麦的大厅里散去了。客人们也都告辞了。那个整个晚上坐在一把交椅上，始终不动一下的瘦小人物，这时也站起身来。即便他站立起来，仍然像是一个矮子。他迈着小小的步子走到主人面前站住：小鬼见着大鬼似的。这位巨人的手简直可以把小矮人的手捏碎了，而小鬼的手却可以用魔力战胜大鬼之手，但他们并不这么干，而是很和气的握手告别。在分手之时，那个大个子对小矮子说了些什么，似乎要从他嘴里掏出一句预言。这个小矮子就是温德赫斯特。他那可怜瘦小的身躯之上却顶着一只硕大的脑袋，硕大的脑袋上有一张大大的嘴，但却很少开口说话。他灰色深陷的眼睛透过很厚的眼镜看着空中，俾斯麦双眼向下注视着这副骨头架子，这副骨头架子的右手缩进黑色长褂子的胸前，注视着温德赫斯特脸上所显现的睿智之光。当这个小矮子开口回答问题时，声音十分坚定，多多少少还带着些严厉。而俾斯麦的腔调相当高而尖利。　　因为矮子的视力不好，所以他把自己的听力与记忆力锻炼得加倍灵敏。在帝国议会里，无论谁在台上讲话，他都能分得清他的声音，并横插一句话。当他发言时，因为他能不用看记事本而把所有的要点记得一个不漏，到最后就一定能够使他的论辩对手显出无理取闹而令人发笑的样子。他祖上好几代都是律师，因而他从遗传基因上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他的身材矮小，他的视力先天不好，这就逼着他历练心智以弥补他的身体缺欠。温德赫斯特少年时代在格了根大学勤奋刻苦地读书。他是一顿饭只花几个钢板，滴酒不沾。而俾斯麦却相信自己的气力与兴致，拿他贫穷父亲的钱大吃大喝。结果，温德赫斯特在三十岁时就做了高等法庭的一个审判官，而此时的俾斯麦却正在想方设法用狂饮与骑术（往往惹事）在波美拉尼亚的伯爵夫人们心中制造一点印象。　　据温德赫斯特的朋友说，他是个信奉宗教的人，但他却一向能够容忍不同的派别。他善于制造幽默的东西，所以不肯做预言家。他的讥讽到了与人辩论时就会变成戏滤的形容。当他想到自己的特别之处时，还会形容他自己，他嘲笑自己的矮小，嘲笑自己的丑陋，说到这两点，他会失声痛哭。他喜欢轻松地谈论音乐，他与女人说话时，故意惹恼她们，他说些放肆的话，这是古代株儒弄臣的特色。然而，他与他们不同，不向从前的驼背人显示恶意，他至多不过表示他知道同胞们的缺陷——他却决不会看不起他们。这与神斯麦大相径庭。至于自重，他与俾斯麦一样，并无二致。他是一个政党的党魁，党员们都说他是一个专制者。他自己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而他的一个朋友说他政治家的成份少，政客的成份多。这话极对。在这两个范围里，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战术家。他好像是几乎没有什么体力似的，他用不着像俾斯麦那样保护身体，因为他的人格是精神化的。他好像是天生为众多的理性力量作顾问似的，他太过谨慎，绝少写信，当他不得不写信时，他还要哀求收信人读过信后立刻烧掉。他既然不戴僧侣的风帽，他就用不着低眉顺眼；他可以斗争却不用装作有先知的火。当帝国议会开会时，他要在柏林过星期天，每星期天早上他去往赫德维格教堂，然后去看望巴里施罗德，这个不信教而提倡宗教的人，他的休息日过得很特别，他绝不尝试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只有温德赫斯特一人能够以人格征服俾斯麦，所以，这个被征服的斗士总忘不了他的失败。俾斯麦说：“恨是人生的一种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爱。有两个人是我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是我的夫人，另一个就是温德赫斯特。”　　二、颁布“五月法令”　　打三次胜仗的结果就是天上聚集了许多恐怖的阴云。俾斯麦看见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他相信自己可以隐退。二十年前普鲁士国王说过“只有需要强权时”俾斯麦才可以当宰相。十年前，现在的国王虽然觉得有许多地方很不放心，却还是任用了俾斯麦，因为需要一个强硬者执掌内政。俾斯麦已经用他独裁者的地位在外国打了三次胜仗，这样的一个人要走回到他的起点，会使人觉得他的魄力足以在国内当独裁者，人们还会诧异吗？他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人们还会诧异吗？他以不靠全部理想学说而自鸣得意，他看不到哲学意义的危险。他看不起与他相对的众多政党，他不知道，他并没有政党作自己的后盾。他刚刚从战场上回来，又没有可以用来作基础的社会学的许多观念，这位大建筑师的才能其实不足以把他自己的家治理得有条有理。　　他的绝对自信，是他失败的一种更深层的原因。只要想到外国，俾斯麦知道有和他同样威风的对头们与他相抗衡。就如同下棋的人一样，他要想尽办法使自己有足够的权力来战胜敌人，或破坏敌人的部署，但在处理内政方面，还未开局之前他就非常清楚，他得用知识、精力、手段战胜他的许多对手。在国界之外还有列强存在，他要设法战而胜之，国内的敌手不过是些小鱼小虾，他们不敢和自己对抗。在国外，他站在与他平等的人们之中，他们是有资格作为德国仇敌的；在国内，他比什么人都清楚，他是总指挥，如果他高兴指出几条大路来，他的国家因此就可以走进伟大之列，此外是否还有更好的路，他是不许别人斗胆提及的。说到德国在欧洲地位方面的许多问题，他原本是个专家，说到欧洲的许多社会问题，凡发生在德国的，他就是一个这方面的独裁者。由于他习惯于计算大小，不习惯于计算观念；习惯于计算穿军服的势力，不习惯于计算穿文官制服的势力，所以他就不肯让步。他办理内政，由于他取得了绝对的主权，他就变得极其强硬起来。　　最初的冲突是他同教会的冲突。　　有一天在凡尔赛，梅斯的督监与宰相相对而坐，一个戴僧帽的坐在一个穿军服的路德派的对面。这位督监想要得到一些保护，以介绍主张帝制宪法的天主教教会。他未达到目的，就转变话题，谈教会内部的事情。　　“贵大臣是知道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后，他们的前程要远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光明。”　　俾斯麦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但是，按照你的思维方法，也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不能获救吧？”　　现在，这位耶稣教的信奉者开始讨论他的喻言。　　“一个信天主教却不执教职的人，当然不会获救。对于一个执教职的人，我却多少有些怀疑。如果他反对神灵犯了罪，《圣经》上的话会斥责他的。”　　督监用一种讽刺的鞠躬对答他的笑话。两位政治家，一个穿元帅服，一个穿督监服，相对微笑；但是，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意思，在开玩笑一般的微笑之下，表露无遗。那时，他本想到科隆或弗尔达向教皇（现在被“强盗五‘所吓怕了）请教，他相信”若要使德意志人清醒，使他们明白过来，最好最迅捷的方法莫如让他们看见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边。“　　我们在这件事和其它众多事情里，就可以看出俾斯麦不明白道德的力量。他通晓历史，但他却不清楚宗教史。　　但是在这件事上，俾斯麦是为权力而战，并不是为观念——观念不过是一种筹码，他在这最后二十年里，遇到需要变化时他就变化。何况他对于所有不必花钱的事都能容忍。当他打击教会时，为的是权力，并不是为提倡别的特殊的教会，惟有教仪的威胁危及到国家强盛之时，他才会当他们是仇敌。二十年前，在法兰克福时，他看到这种战争将要爆发了，于是宣称发动一种战争以“反对天主教军队里的好战狂热”是在所难免的。自从奥地利与教皇订立协约以来，他曾说有许多普鲁士的仇敌经常在那座营帐里。他掌了大权之后，教皇政府居然说他是“魔鬼的化身”。后来温德赫斯特说：“教会战争是从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开始的。”其实那时普鲁土的穿教士服而信奉异端的人们，尤其是在柏林宫廷里的一个牧师曾经写过说过：“欧洲包括德国在内，必会受福音的感化，也就是说必定会改信基督教。”　　然而，直到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要把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重新集中起来时，危机才真正发生。1870年7 月，战争刚刚开始时，教皇宣称自己是不会错的，这就牵涉到了俾斯麦的认识和他的意志。他简直不能忍受无论什么人说他自己是不会错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错的。全体相信一种教义的德意志人都要听命于另外一个国家，岂非咄咄怪事。当他出发赶往法兰西时，他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不准他们答应教皇；又警告教皇，不准他强行从事。同时，他集合起来全部可能的反对力量，以应付这件事，希望保护他们的国家以抵抗天主教势力。如果认可这一新的决定，“督监们就成了外国的官员，他们就与政府分庭抗礼了。”　　这样，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温德赫斯特的朋友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党，作为一个参战的天主教党。俾斯麦想要成立一个德国天主教教会，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急急忙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称大主教）已经发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们听自由派神学家们的演讲。俾斯麦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因为他正在建立帝国。他认为当他正在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论就是攻击帝国，而罗马正是帝国所有仇敌的聚集之所。当他回国时他看到新党已经有了五十七名成员，全都是不逞之徒聚集在这个党里。　　比俾斯麦更镇静的人也会发狂的。他思谋他的事业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为这件事而奋斗也有八年了，在最后几个最关键的星期里，他不顾逆风，居然把这艘船驶进了港口。现在他疲倦了，受够了风风雨雨，已是弹精竭虑了，他回到国内同国人商议。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呢？一队与之敌对的议员，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头领还远在德意志之外，但他们必定是反对新登基的路德派皇帝的，因为这个头领是同情过去那个敬奉教皇的皇帝的。俾斯麦刚刚发表过他的关于他手创事业的好坏性的演说，他的深深疑虑不能不使他窥见一个政党手执一把看不见的锥子，将要刺穿这座费尽周折才建起的庞然大物。谁会希望处在这种极易发怒状况下的这么一个人此时站出来呢？他满脑子是战斗精神，他决心要保卫他的事业，但这个瞄准了对方脑袋的人却看错了远近，他本来要射击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人，不料却击中了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未遭受重创。征服者的好战情绪和缔造者的忧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错误地作了解释，解释说他惧怕一个天主教的联盟反对他的少年帝国。不单是这一个党列阵反对他，国内所有遭受损失的人，天主教教士们、波兰人、阿尔萨斯人等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国外的反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兰西人与国内的反对力量联合在一起。社会民主党，它稚嫩如帝国，弱小如欧洲，却同中央党一样有所醒悟。在所有“帝国的仇敌里面”，中央党不过是“最先出战的”。因为大德意志的各个大学里有几个神学家（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主教）反对这个不会错的决定；因为巴伐利亚的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赞成他们的抗议；因为德国中央党一动手就遭到了罗马的斥责，却越闹越乱。被限制的领袖们（其实与这件事并不相干）也帮忙吵吵闹闹——比如萨维尼，数几年前他的希望曾被俾斯麦杀灭。　　俾斯麦虽然发了怒，但他却绝对不是受成见与心境的影响，在自己已经计算好他要做的事会有什么政治后果后，他才会动手去做这件事。他觉得进行这样一种竞争能够巩固新意大利的反对教士运动，又能使意大利与法兰西分手，还可以巩固德意志与俄罗斯的联盟，因为俄罗斯总是反对罗马的，尤其反对天主教教士、因为他们在波兰鼓动反叛。这种政策在国内将使太子和他亲近；自由党对宪法必存不满，这种政策将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与自由党都是受一种来源于理性的哲学的指引，最痴迷不过的就是与教会对着干。　　五月里，和约刚一签定，俾斯麦立刻就同教会宣战，其措辞使人追忆起军营的腔调。他写了一篇半公式的宣言：“德国政府不久将要决定进攻的行动……三百年前在德国的日耳曼情绪比天主教情绪更为强烈，今天更是如此，……现在，罗马已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现在的德国王冠也不是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位德意志人的头上。”这时的俾斯麦并非无条件地要政教分离，他所要的不过是一种“坚守态度以反抗天主教的进攻”。他实行这一政策，首先在帝国内部颁发《教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违者监禁。不久他就被汹涌的形势所逼，在一两年之内就在普鲁士颁发了“五月法令”，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废除了礼部（管理公共法律法规与教育）内的一股天主教，取消了宪法里关于保护教会的几章。他干预主教辖区内的行政及学校里的宗教教育，把耶稣军和同样的教会驱逐出帝国国境；用强迫的办法增删法律；用流放、罚款、监禁或拘留在炮台内的办法恐吓有宗教狂热症的人，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让许多教区内设有牧师；离间主教与教士，教士与不执教务的人的关系，使家庭不和；拿“良心问题”让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女人讨论，于是便发生了道德与利益的混乱。现在实行的是他自己最强烈的恐吓，人们会排除万难去干，这是他绝对没有料到的。　　他对他的对手们叫嚷：“你们不必着急，我们并不往卡诺沙去，肉体不去，精神也不去！”他很可能会为说这两句话而后悔。这两句话不久就飞离德国，飞过阿尔卑斯山。一个教会的王公把德意志政府此作一个涉河的人，不知河的深浅就跳下河去，一往前走，就遇上了他未曾料到的深渊。还有一个人说俾斯麦是个杀大蛇的人。温德赫斯特回忆从前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人的事情：普鲁士的主教们宣布他们自己反对“一个异教国的宗旨”，教皇禁止德国天主教徒服从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极其激动地发表演说：“我们和耶稣教的朝代反对天主教教会不相干；我们并不和信奉与不信奉的奋斗相干。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争权，这种争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就是君主制与教士制争权。这种争权远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存在了，因为这样的争权在奥修斯、阿枷门农曾要与事先定好的人宣战——这一战在他失去了女儿——以阻止希腊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就已经存在了。全部德意志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权力之争……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得到了解决。那时候，英明的斯瓦比亚帝胄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断头台上死于一个法兰西胜利者的刀斧之下。现在，这个法兰西人与当时的教皇结成了同盟。我们已经走近了与此相似的竞争，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时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假使法兰西征服之战成功（开战时，正是教皇颁布命令之时），谁能说清在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要记载些什么，以及上帝假借法国人之手所做的事情呢？”　　俾斯麦向来是不多说话的，这次却大声疾呼，对听众喊叫了五次“争权”，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使人误会历史的地位，以清晰地揭示他的真正动机里并不存在教会问题。为什么要谈论一种“教仪之争”呢？　　俾斯麦最早的对手，又是最后的同盟菲尔绍，由于极其不同的动机也卫护这个竞争——“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介绍的，他是从拉萨尔借来的。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宽阔的空间，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做独立的事业。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推动你们的主教们走向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走向更独立的行为，那时，无论什么事，都会与现在不同……你们必须反对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可以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到几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你们将会破坏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　　自由与科学么？我们刚才不是听说争权吗？今天，与十年前一样，两个不同的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把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使人发笑地跳）在戴面具跳舞时，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马林克洛特，中央党的领袖之一，起身讲话，要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哄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于是就纷乱到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种预见力就体现在这儿？……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信天主教的人就要承认这个决定是真的。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你们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这就是你我不同的简单区别。所以，经过一千九百年后，我们是统一的，在世界上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你们却要伤心地看着你们建筑上的砖石一块一块地坍塌下来！”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作何感想？难道他不觉得他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了么？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所用的话语，很像这两个病理学家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话。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成为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不过，温德赫斯特经常打胜仗。俾斯麦无论如何嘲骂他，说他是心吓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的这个领袖，因为他反对帝国；又嘲笑他说他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静静地反驳道：“我有许多缺点，但我却从不在议院里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我的脉膊每分钟跳六十次，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博还是每分钟跳动六十次。何况，我的对手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就骂中央党，请问，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该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闻言，伸出颤颤抖抖的手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似乎要把温德赫斯特的话统统喝下去。温德赫斯特依然在往下说：“倘若把宗教从我们的学校里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件工作么？国家是否有完成这件工作的条件呢？若是有，请你告诉我有关你新的国家的回答。将来如果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就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我维护着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的。”　　第二天辟斯麦开始了反攻，用很激烈的话骂人：“你话里的油不是疗伤的油，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我很少听说议员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假如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所得自于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的保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你如果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惟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天主教的许多希望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立刻答道：“我不是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们大家却好像想要我做些什么……我不愿说出关于宰相对我的攻击我本人作何感想，因为我是在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而大臣们好像是不受节制的，我无论对着什么都不会退缩。那位先生问我，我是否还对汉诺威王室效忠。我相信我已经按照《圣经》上的话，凭着我的良心，尽了我当人臣的本分。有人说中央党有自己的秘密计划，从而给一个议员安上了嫌疑犯的罪名，企图以此恐吓这个党。这是我们正实行的近乎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我要对这位先生说明，要他相信，当运气好的时候，维持君王专制主义是很容易的；但当运气不佳时，还想强迫人民服从，那是办不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这样地有声有色。后来他揭示这种强权精神与奋斗之所以能推行的主要原因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位先生有比较多的军队，有大量的金钱，这二者都多于我，所以他推行他的见解就会比较有成效。……一个人如果有二百万军队作后盾，他就不难推行他的外交政策！”当温德赫斯特还在那儿演说时，俾斯麦走出了议院，温德赫斯特微笑着给他来了一箭，算作为他送行：“遇着这样攻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本人要接受挑战的……若是能够在德意志面前同我的对手谈谈，我会很为这种特殊的荣耀而自豪。”这个大卫就是这样很骄傲地，也很巧妙地用俏皮话把石子凶猛地扔向歌利亚的头。　　但他并未命中目标！俾斯麦很快就发觉自己在这个宗教问题上做了错事。他利用好争斗的皮胡之死，与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即位，遮遮掩掩地收回提案，把他提倡奋斗的责任都推到他的下属们身上。迟至1873年底，安德拉西写道：“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就怒目圆睁，从他嘴里蹦出的话像是在咒骂。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安全的；他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抗拒这个人。”后来他明白过来：罗马是不会被征服的，于是他就怪罪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与符膝堡使臣米纳特会谈时，他用很精妙的譬喻说：“国家好像一个宪兵，手执利刃，悄悄地捉拿脚步快的教士。”他说，当婚姻法颁布时，他在瓦森。他正式地对萨克森使臣法里森说：“他们反对我的计划，与我争斗。我只是同中央党作政治斗争，我激怒了全部天主教徒，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原来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是甘豪增与法尔克两个人以辞职威逼我，所以我不得不让步。现在我后悔我签字之前为什么没有读到这几条法律条文，因为里面有许多话是胡说八道……我请你告诉你的君王，最近这两年在普鲁士发生的事情，不该由我负责。”　　不过，一年前俾斯麦唆使这一半人民反对另一半人民，他说：“威胁我们国家的就是那个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无论什么权力，宗教之外的权利，他都是喜欢拿过去就拿过去——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抽我们的税捐——一言以蔽之，在普鲁土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如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可是现在他却说出了前面所说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错了。欧洲记得，罗马更记得。别人也不会忘记他二十五年前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个粉碎”！当老格拉赫对俾斯麦提起他还是虔敬派时，他冷冷地回答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教教会，罗马占卜人不能不微笑。皮胡在临死前不久说他的大仇敌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排力。他留下了这样的预言：“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滚落到山脚下，把这个巨人碾碎了。”　　三、挥舞惩戒之杖　　1848年3 月18日，威廉逃离柏林以躲避革命。二十三年后，1871年3 月17日，威廉凯旋人柏林当皇帝，人民齐声欢呼来迎接他。第二天，巴黎宣布革命政府成立，全德国人民宣布他们对巴黎的起义者表示同情，这使俾斯麦害怕起来，他说：“这使我又是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在第一次帝国议会（这是打胜仗后第一次选举的）里，只有倍倍尔一个人是社会党，签订和约之后两个星期，他在台上说：“巴黎的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革命高潮的前奏！过不了几年，巴黎革命者的标语口号‘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得解放’将会变成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众人大笑）倍倍尔接着说，他劝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加入德意志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便将来获得解放，那时欧洲人民会得到自决权利，这种权利只有在共和国里才能真正实现。俾斯麦于是说：“你们不必害怕我将对最后的演说者做出的回答。你们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没有必要在这个议会里回答他的演讲！”后来，他却说倍倍尔的演说是一道闪电，刹那间照亮了时局。国家与社会都面临危险，必须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必须先消灭这个仇敌。　　拉萨尔死去很久，俾斯麦还同他的继承人来往，始终没有完全忘记拉萨尔的国家社会意识。现在，巴黎革命闹过之后，他丢开社会主义不管不顾了。按照他的计划，他不再需要什么党来对抗自由主义了，所以他们的政策是要通过几部新的法律来保护财产。他还要监禁每次进行社会主义演讲的人。当帝国议会没有通过他的议案时，他敬告他们：“社会民主党已经有了极大进步……几年之内，市侩们将要叫喊我们需要惩办的法律啦。”在下一次选举之后，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有了十二个议席，他请惩戒之杖来决断，这是上帝统治人类的一种补助措施。他根本不清楚新的思想潮流，他说这是“乌托邦式的胡言乱语，有这种思想的人相信烧熟的鸽子会飞进他们的嘴里。”他又提议用“新鲜空气与阳光来治疗这种违反刑律的疯病。”他要用激烈的办法对付社会党，只是没有成功，因为帝国议会害怕通过非常的法律反对群众中的特别部分。　　现在，一颗子弹缓解了相持不下的紧张形势。　　1878年5 月间，八十岁的老皇帝坐着马车出巡，有一个人开枪向他射击，他是一个衣衫褴楼的学生，是一只可怜虫，是被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党的党员。当俾斯麦得到这一消息时，他拍案叫道：“我抓住他们啦！”　　“尊敬的大臣，你说的是社会党么？”　　“不是的，是自由党！”　　一瞬之间，他就定出了计划。今天谋杀老皇帝的骚动必然会促使自由党要求投票表决，以通过一部非常法律，这样一来就可以抛开自由党了，因为现在教仪之争已经被搁在一边，用不着自由党了。当天他就让司法部大臣起草新的法律，第二天就把草案送给各位大臣看。过了十天，这部早就想实施的法律（匆匆完成，其中存在许多法律错误）就被送到议会成为了议案。推出这部法律的借口是：“我们只有能够越过宪法的许多障碍，然后才能够有力地同社会民主党作战。宪法由于过于从理想上保护个人与政党，因而在几部所谓基本法里面造成了许多障碍。”试图暗杀皇帝事件发生二十天之后，整个议会（除了保守党）根本不赞成这部法律。本尼格森预言说，如若通过这部新的法律，将来会发生许多阴谋事件，远比光明正大要危险得多。凡是被这部法律攻击的各阶级将会极其仇视它。一向遵守法律的人会说：“如果有钱人有了这样的方法作后盾，而几十万国民都不在法律保护之列，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法律？”本尼格森接着说，这样的一部法律必会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利希特以相同的理由说，这部非常法律给本来是无名的人们预备下了殉道者的名字。　　三个星期之后，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一个窗口又射来一枪，这回老皇帝却受了重伤，当时他正在他的马车里走动。暗杀发生后三个小时，内阁参政台德曼送信给俾斯麦，那时他正在大花园里。“我进去找他，看见他在高大的丹麦种狗的陪伴下，在阳光里慢慢地在青草地上散步。我走过去，他很高兴，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散步，新鲜的空气对他大有好处。”　　“有几封很重要的急电。”　　“电报真的这么重要，非得我们在空旷的乡下来处理么？”　　“不幸的是，非常重要。又有人试图刺杀皇帝。子弹射中了皇帝，皇帝受了重伤。”　　俾斯麦猛地站住，用他的橡木手杖重重地往地上一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我们立刻解散帝国议会！”　　他匆匆离开大花园，走进房子里去，台德曼边走边把详细情况讲给他听。他一进屋就吩咐随从，准备回柏林。　　今天俾斯麦高兴透了，谁也没有见过什么时候他比今天还高兴。他喜欢这位老皇帝自有他的道理，皇帝在十二年前就把大权交给他，使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他的天才。因为老头子执拗，他常常感到不安，还发牢骚，但他并不像藐视别人那样藐视威廉。不管怎样他总会迁就老皇帝的古怪脾气，就像掌管家务已久的儿子忍受容易发怒的老父亲一样。为自己考虑，俾斯麦愿意长久做官，所以他希望老皇帝长命百岁。太子是他的对头，也许明天这位腓特烈太子就会登上皇帝宝座，那样的话俾斯麦掌权的日子可就到头了。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私利，使他一开始就很关心老皇帝的伤势。　　俾斯麦是个打手，是一个最会记仇的人。他晚上在心里恨人，白天想计谋，目光常常射到仇敌身上。什么？这个他首创的帝国议会现在要否决他的计划！这些利希特们，温德赫斯特们，这些拉斯克们，本尼格森们，他们的势力能够禁止他同扰乱秩序的人、盗窃财物的人斗争去么！这群饶舌者最近刚把武器从他手中夺去！现在这一枪真是挽救危局的一枪，先不管这一枪是谁打的。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不知姓名的刺客属于哪一个阶级；也还不知道皇帝的伤势重到什么地步，更不知道这个八十岁的老人能否恢复健康。他只知道这个刺客使皇帝所受的伤，是他在战场上无法估量的胜利，是他在选举斗争中的无价之宝。现在，借此事件他可以把他身边的仇敌全部消灭，他要解散这个议会。　　九天之后，议会果然被解散了。仅仅在几个星期内，第二次刺杀皇帝事件就使俾斯麦解散帝国议会的提案获得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当俾斯麦知道枪杀皇帝的人是个疯子，从来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且刺客说（在未自杀之前）他不愿默默无闻地死去，他要拉一个名人来垫背时，他并不在意这些。报纸上满是诺毕林的供词和他的罪行。整个德国的报纸天天都在揭露一个又一个阴谋。宣布在柏林实行戒严——就像大军兵临城下一般。“最好不过的是鼓动在所难免的冲突，用武力镇压起义，等到人民彻底地害怕了，然后再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严厉的法律。”这位不需要法律的宰相如此这般地在数十年之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起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在对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国内，他仍想用强制办法使这一政策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太子却反对这些政策。当老皇帝不能办理国家事务时，太子就替他的父亲治国，只是他不愿刚一接触权力就开始大开杀戒。所有的自由党都盼望老皇帝死去，渴望太子继位。可是脱特烈不敢明说反对非常法令，因为名义上这条新法律是为保护他父亲的生命安全而制定的。太子心里的感情冲突在日益增加。　　正在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老皇帝沉重的伤势大见好转。救了他性命的就是他那顶头盔。那一天他与他一向的习惯相反——戴了头盔。威廉本来不愿意打仗，但却打了三次胜仗，而他现在却遇到了危险。不过也说不定，平常人也许能清楚这种说法。从前国内人民很是怨恨老皇帝，现在却变得很爱戴他了。他的重伤好了之后，从床上下来，很幽默地说这个诺毕林给他治病的效果比医生们还要好，因为他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放血。整个德国都喜气洋洋，就连俾斯麦也觉得老皇帝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活泼了。俾斯麦、德意志人、太子及太子妃、乃至整个欧洲，一开始都觉得威廉皇帝是会寿比南山的。就像是一位童话里的国王，要获得一种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浪漫结局。不管怎么说，这一枪是立大功了。俾斯麦就趁着这个好机会放手去做最危险的事。　　老皇帝遇刺后不久就举行了选举，俾斯麦连连改变标语口号，使得左派政党的势力大为削弱。而于此同时，保守党的右派势力却变得相当强大。这样，俾斯麦可以强行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他的非常法律了，并且又乘机把条文弄得更加严酷。他一度又变得同从前一样经常对自由党大发雷霆，在温德赫斯特的协助（温德赫斯特微笑地宣布教会政策破产啦）下，改变自由的战线，轮流利用中央党与民族自由党来取得议会中的大多数。俾斯麦的新法律先试行了二年，随后延期，再施行四年。按照这部新法律的规定，官吏们有权自主进行弹压和惩办所有的旨在“危害公众安全”的活动。可以拘捕印刷者、卖书者、开酒店者，可以驱逐任何宣传社会党理论者；社会党不享有报界的各种自由及当众演讲的权利，凡是州郡长官均有权在其辖区内宣布戒严。　　当讨论这部新法律时，一个新世纪的面貌不时地展现出来，好像被夏日里的雷电所照亮一般。俾斯麦，总是永恒与神圣的同盟，似乎根本没有走近过拿破仑三世似的。他对社会党大声叫道：“你们对人民做出许多色彩不同的应答时，你们带着轻视与耻笑的意味对他们说，要他们相信，凡是他们一向看成神圣的事情，都是一个庄严的谎言，如信仰上帝、信仰我们的君主、爱国主义。家庭财产、继承遗产、收人等等——当你们把他们这类信仰全部夺走时，你们轻易地引导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们重复浮士德说过的话，‘天降希望，天赐信仰，天赋忍耐……’这样的人还拥有什么呢？所拥有的还不是疯狂追逐惟一能够使他感到快乐的肉欲享受么？……假如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强盗的专制之下，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倍倍尔回答说：“试图把一个疯子的行为当成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动派改变政策的机会，当法庭尚未就谋杀皇帝事件进行审讯结案之前就决意举行政变……有一个政党是反对各种各样谋杀的，这个政党又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是不依赖个人意志的，他是反对企图要归罪于自己这个政党的——凡是所有这样的企图都是自己贬低自己……取消财产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要为保证所有人的利益而比较公平地分配财产。”他接着把拉萨尔与俾斯麦往来的详细事实都—一揭露出来，使整个德国为之震惊。　　现在，仇恨与行贿的时代，侦探与肆行暴虐的时代，都开始了。全国各地都有搜查住宅、拘捕、驱逐出境的事情在发生，他曾向民主自由党承诺只有“遇到极其必要的时代”他才会宣布戒严，把某人驱逐出境。四个星期之后，他却公然食言，宣布在柏林及附近地区实行戒严，把六十七个社会党领袖驱逐出柏林。当汉堡自由市的选举不合他口味时。他又在那里宣布戒严。不久又把一千五百人投入监狱，总监禁期超过了一千年。在几个星期里，帝国境内关闭了二百个会团，有二百五十种书籍遭禁，六个月内，被禁的书籍达六百种，有几千人因此而无法谋生。倍倍尔把这许多事比成中古时代的事，比得很有道理。他说：“和我们有着同样思想的人们的生计都被剥夺了，被人践蹋，遭人低毁，说他们既无名誉又无法律。官吏们曾想激生骚乱……这样的杀人攻击与谋反的日子是近代德国历史上最惨的日子。”　　本尼格森的预言是成真了。领袖们与他们的党员在森林里与矿区里有过不可胜数的秘密会议。在瑞士或公开或秘密的会议上，他们与他们的同胞相见了。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俾斯麦不停的破坏活动正上了我们的当。”李卜克内西在演讲台上很得意地说：“社会党的纪律就是一个铁箍，把我们的党员箍在一起，保护我们的党，使温和派与激进派都不叛党。播下这颗种子的人将来肯定会收获苦果的。我们将来总会取得胜利的。随他们凶去吧，爱怎么凶就怎么凶去吧，反正我们会获得自己利益的！他们的行为越疯狂，他们就完蛋得越快！”　　四、众矢之的　　当俾斯麦被封为伯爵之时，他很为他家族的幸福与兴旺而兴奋，但他却不能不悄悄地关注本阶级的其他人一眼，这班人不相信他们的阶级能够产生一个有天才的人。从法兰西回国之后，君主封他为王，他却有点恐惧。他曾决心劝阻君主不必封他为王，君主却出其不意地封了他，君主以王爵之礼待他，全体王室成员（人人都在心里反对他）都向他表示庆贺。这样，他就身不由己了。当脓特烈查理王爵责怪他忘恩负义时，他对这位军官的回答很是得体，他说：“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贵族。”　　神斯麦为什么害怕皇帝授他新爵位呢？“一个小康之家的人当伯爵还是可以的，而王爵却要很有钱的人才能当得起。爵位升高了，生活水平却要下降，这与我的性情极不相符。况且我曾祈望由我发起这最为古老的一系伯爵。”这两句话是俾斯麦私下里说的。威廉如愿以偿，把汉堡附近的萨克森瓦尔德赏给了你斯麦，这块封地有三万英亩，估计价值三百万元。对于俾斯麦以旧贵族自鸣得意，老皇帝既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又不能禁止他不说以自己是旧贵族为荣的话。威廉也许记得最近在凡尔赛时他自己的心境，那时同样的感觉（就是说他敬重自己的祖先）也曾使他害怕自己的爵位升高。　　如果俾斯麦拿他主人此刻的荣耀和自己此刻所享有的荣耀相比，他会承认自己与君主一样，都被相同的疑虑而困扰着——疑虑自己阶层的同伴。巴伐利亚王与萨克森王将会容忍与他们同列的霍亨索伦一跃而从普鲁士王成为德意志皇帝到什么时候呢？波美拉尼亚与勃兰登堡的贵族乡绅将会容忍原来与他们同列的申豪森的无与伦比地超升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他们不会产生争雄称霸之心么？一个由王而称帝，一个由贵族乡绅而封王，这难道不会令人由妒忌而产生政治阴谋么？至密的亲戚们爬不上去，他们不归咎于自己的平庸无能，反而抱怨运气不佳。他们的忌妒就会成为俾斯麦同一阶级的人们之所以与他不和的最深层的原因。他们以此在历史的法庭上作践他们自己。其实，他们的阶级中曾产生过这样有天才的人，他们应引以为荣才对。　　政治上的仇视加重了他们的不和，甚至于决裂，这不是用好感就可以避免的。所有这些保守党向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可以与俾斯麦的睿智与意志相比的，因此，他们都与他不和起来。这几个大政党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这样与政府的首脑分离了，但却损害了该党自身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使得俾斯麦易于与自由党合作，尽管这是他本来所不喜欢的。贵族乡绅们的举动很像一个受过丈夫虐待的太太，当她的丈夫提出返老还少的要求时，她威吓地拒绝他，使他不得不转向别处寻欢作乐。当初如果她顺从了他，就会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1868年间，俾斯麦就曾警告过他的党说不久的将来就必须依赖与他的党不和的党人们的帮助，如其不然，政府就得采取措施，就得同人家联合，反对宪法……“这样就会变成脆弱的联合内阁。”罗恩自己就是一个死硬的保守党、曾经发表过不满的言论，说“有几个保守党人的嫉妒与满怀恶意的骄矜，这个党最终必将明白今天这一个党的见解与目的，与冲突时代大相径庭。保守党必须变成一个保守的进步党，必须抛弃只愿当一种障碍的想法。”　　现在，和他们同列的俾斯麦伯爵已经变成一位王爵和独裁者，分裂也就加剧了。俾斯麦说：“走开，我要你们的领地。”俾斯麦在上文说的奋斗之后很久，在他的纪事中说阿尼姆与戈尔茨是二等对头。他说：三等对头包括“我自己的阶级的人们，他们因为我打破了有土地的贵族的平等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大多是波兰人的，不太像是德意志人的。假如我是从乡绅地位而做了宰相，他们还会饶了我，但是，我封了王爵，虽然并非我所愿，他们就不会饶过我了。我作了‘大人’原不是出乎正常情况可以达到的，但是我现在变成了‘殿下’逗号，招致了极其尖刻的批评……假如我们的态度是应该遭人批评的，我还比较容易忍受我从前的朋友们与同一阶级的人们派我的不是。”他判断他自己阶级的心境，所生的内心深处的见解是恰如其分的。一远在1872年，有一个波美拉尼亚贵族乡绅写道：“我们要把俾斯麦的权力搞得很小很小，他将来要从一个老实的波美拉尼亚的乡绅手上吃饭！”　　麻烦缘于教会之争，路德派虔敬党衷心拥护教皇。因为俾斯麦与菲尔绍联手反对教会，他们就疑心俾斯麦是无神主义派。你斯麦要保护自己不得不在台上说他所不惯于说的好话，以帮助“耶稣教的信徒，是这次斗争的最关键最深刻的原因，这种原因与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得救，有密切关系。”这次对俾斯麦的攻击，最苛刻的并不是上了年纪的人们。当那个老手格拉赫说“什斯麦待我很不好，但我还是一样地爱他”时，我们是在听来自良心的音乐。森弗特皮尔萨赫也是另一个虔敬派爱护俾斯麦的人，当他此时一半是敬意一半是警告俾斯麦时，也不失为一个体面的人。他说过：“殿下该真心地自卑，真心地信上帝，上帝很爱你，为你舍命，直到现在仍然把他被钉过的手伸给你。殿下如果老是执拗地不听上帝的警告，他将显示给你看，他的功业是永恒的，而你伟大的功业将会有所损伤，你将会受到他的裁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样的事情使这位武士警惕起来。俾斯麦一读到这两句话。马上就回击了他几句激烈的话，“假如我确实知道你的警告也对几个在你的左右而反对政府的人说，我是很喜欢听的，那几个人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救世主的自卑（你该使我记得的）为何物。当他们发怒与妄自尊大之时，当他们坦诚他们信奉异端之时，他们以为该推举他们自己作国家和教会的主人。我诚心悔过，用不着贵大臣苦苦劝告，我会继续做我日常做的事情；当我畏上帝敬上帝、忠心事君、竭力事君的时候，墨守虚文的人们妄用上帝的话语——这是我的波美拉尼亚的对头们与我的奉天主教的对头们的特色——这决不能动摇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我请求贵大臣自己要小心，不然的话，你自己的骄矜必定会把你所警告我的上帝的裁判，拖到你自己身上。”俾斯麦在信末劝收信人仔细想想《圣经》里边所说的下面的话：“主啊，起来，救我，我的上帝。因为你已经在我的仇敌脸上打了几个嘴巴，你已经把不信上帝的人的牙打落了。救人是上帝的事，你赐福给你的孩子们。阿门。”挣斯麦唱着这几句不合拍的赞美诗。　　他的相对年轻的敌手却没有绕弯子就直奔目的。他们只在《十字报》的符号下方用得着十字架，俾斯麦正是这个报的诸多发起人之一。他在他的日记里头说这张报“在基督教的十字架符号之下，在以侍奉上帝的忠心侍奉君王和祖国的格言之下月以前的若干年起就不再代表部分保守党，并且与基督教不相干了。”在《十字报》与《帝国警钟报》上（这是贵族乡绅们发起的一半是为攻击俾斯麦的）从1872年开始诽谤俾斯麦的名誉与德行。《德布逊克甘豪增巴里施罗德纪元》就是一组无名氏撰写的评论的名称——按照法律，由随便哪一位编辑签字。真正的作者是一个叫冯罗伊的男爵。这是一个外交家，曾经与俾斯麦争吵过。　　“我打算在《警钟报》的下一期发表对宰相有利的言论。从心理医学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在这一组言论中，首先要着重庄严性，其次是诙谐性，这也很重要。第一方面，主要之处就是他的消化能力要坏好几天的话，只有暴怒才能治疗。同时，这一个曼陀菲尔写信给那一个曼陀菲尔，有一段时间曾是俾斯麦的上司与对头，他最近在上议院里曾发表过反对宰相的言论。这封信说：”你根本用不着喝什么矿泉水来治病，就会变成内阁总理。“这班人在后台里头所说的就是这类话。在讲台上，也即在公开的演说之中，他们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俾斯麦没有成为普鲁士的阁臣之前，他同财政界的阔佬们有着密切的来往。王爵与巴里施罗德的密切关系，至少也一定曾经用财政的好提案供给俾斯麦王爵，因为在他未当宰相之前，他是一个私囊并不充实的人，只靠当普鲁士使臣的微薄的薪俸过活，如果没有这样的好提案，他怎么能在俄国首都、法国首都、法兰福克代表他的国王……这位王爵同别人一样自然有权要求先要证明他所做的事都是满怀好意的，要等到他被证实是不怀好意的，然后才能说他的坏话。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位有权有势的宰相曾经把不少好处给了有剥削人民嫌疑的人们……现在的政府只因为要掩饰其与柏林的财政家的不光彩关系，什么坏事都做过。“罗伊男爵曾写道，1870年7 月间，在宣战的前一天，他在部里碰到了巴里施罗德：”我们无法猜测巴里施罗德与俾斯麦在一起是否是谈论天气的，我不知道这一天巴里施罗德是在买债券还是在卖债券，总而言之，是否以战争或和平做投机事业。我不能不怀疑巴里施罗德与俾斯麦的交情有利于俾斯麦——我说的是知识的有利。“　　接着说出来的是俾斯麦把政府的购物清单交给了名叫贝伦特的一个犹太人，他是他的瓦森造纸厂的一个租户。有一个名叫普特卡默的军官写道，俾斯麦所以要强行实施一条法律，是因为远处的波美拉泥亚的领地，因为他要想使他的夫人能够继承一块普特卡默的领地。　　还有比这更卑劣的行为吗？俾斯麦自己阶级里的仆从们（他们在这个大人物面前都算不了什么）说他是一个卑鄙的财政阴谋家。在发起办公司的时期，这些话对他危害很大。他们又把犹太人当作他们骂人演说的中心点，尤其有害的是他们这种行为于国不利，因为欧洲很喜欢听这些骂人受贿的话。当人们在这个胜利的时期做投机事业时，这一个阶级的人最好利用犹太人所开的银行（因为犹太人是聪明的财政家），谁知利用犹太人的人就是在外国人面前诽谤犹太人的人。又说俾斯麦（国人的冲动就是他引发的）对于财政投机事业的赘疣是要负责的，“因为贿赂达到了极大的数目……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一种不良制度之下，就是俾斯麦干的好事。”只有最后一句是可以打官司的。写这篇反对犹太人言论的人，躲避开了监禁，逃走了，从此之后便在瑞士写评论。　　对温德赫斯特进行这样的诬蔑，不过令人置之一笑而已，他时不时地同巴里施罗德见面，但他却始终都是一个穷人。俾斯麦不然，他决心用他的天才和势力取得私人的利益。他常常提及英国对大臣的重赏，他认为他的王爵地位必须有同样的重赏才能够维持下去。在执掌国家大权的三十年里，他获得了大量的钱财。　　人是很狡黠的，绝不肯用宰相的地位或个人名誉去冒险以发几百万的横财。他怎么做呢？他是一个政治天才，不难找出一条稳妥的发家之路。通过这条惟一的道路他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至冒什么险。在众多的帝国银行家里面，他特地找出一个他认为是最有胆量也最正直的人，他要办他的事时就偶而同这个人谈谈话，使之对自己感激涕零。同时用单独一个签字，把普通委托权交给他的朋友，以使他自己的产业有最大可能的增加。　　因为做了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人痛恨他，尤其是在兴起公司的时代。那时凡是想发财的人都探听其他人的情况。在许多正在发财的贵族里就有人说到“德国的首席大臣把一个普通委托权交给了著名银行家，让他替他管理财产，这个银行家又是一个伟大的犹太理财家，这就蕴含着极大的危险，恐怕会危及国家利益。”毛奇和其他几位元帅试图用间接的办法使俾斯麦与巴里施罗德分开。亲密的老朋友写信警告他说：“我们不能不告诉殿下，有人传播一种俏皮话说巴里施罗德是政府的股友……普鲁士以前的信用，已经损失掉了……因为一个公司的发起者在政府里受着优待。‘俾斯麦听不进任何劝告。当有人写信禀报皇帝时，俾斯麦做了一切布置使巴里施罗德在他庄园里觐见了威廉。何况皇帝自己的财产也在另一个”犹太理财家手上“，与俾斯麦的财产一样地发达。　　俾斯麦在其暮年时说：“要说我对巴里施罗德和他的儿子们有所依赖，我问心无愧。他是我财产的管理人，有人说我给了他所有的政治秘诀，使他能够为我做有利可图的事，这是不真实的，1866年，他确实给过我战争资助，这是别人所不肯供给的。这件事使我很感激他。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不能让一个犹太人说我曾借重他而不肯酬谢他的功劳。以我的官阶而论，我绝对不能不重视这样的功劳。”在这两句回顾往事的话里，可以看出感激之情与牺牲自己混在了一起。　　在最初的十年间，俾斯麦自己管理几种细目，因为他告诉我们，直至1877年他才把最后一批外国债券卖出。“当我知道舒瓦罗夫奉命当驻伦敦大使时，我彻夜未眠。我那时推测，如果俄罗斯在这个时候把最聪明的人派出驻外，十之八九是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因此，第二天我就吩咐巴里施罗德卖出我们的俄国公债。后来他恭维我，说我关于这件事很有先见之明。”　　此后他便不再购买外国债券，因为他想能够同欧洲对手下棋而不必顾忌个人财产的利益。无论何时，俾斯麦（不像后来霍尔施坦与别人）绝不按交易所的行情来指挥他自己的私事或国家大事。过了一年又一年，他确实有更好的理由满足于巴里施罗德的管理。他的瓦森造纸厂确实投过标要供给国家所用的纸张，他的租户因为定价最纸而得到了这桩买卖，这却没有给俾斯麦带来任何私人的利益。普特卡默所揭发他的事情，毫无证据。　　在议会里，从他普通委托的太平港口里，他可以一发必中地反击他的仇敌们。“倘若一张报纸，如《十字报》，胆敢说最无耻最虚伪的话来反对在世界上最有崇高声望的人们，尽管说得巧妙，使受诬蔑的人们不能告他，但却产生这样的印象，使人怀疑这那个大臣做了极不名誉的事——我们应该全体组成统一战线，以反击这样的诬蔑，无论什么人，都不该购阅这张报纸。凡是购阅这张报纸的人，就是间接预备传播这样的诬蔑之辞……凡是购阅这张报纸的人……就是在报上刊登谎话与诬蔑他人的人。”　　俾斯麦的贵族同仁们依旧向他挑战。有四十六个最老的世家，后来又加入几百个牧师，在《十字报》上声称，他们是忠于君主制与保守党的，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报纸。“帝国宰相若怀疑我们的基督情操的真实性，我们不屑于同他理论，正如我们由于名誉与品行而不屑听他的说辞一样。”这几句话有许多人签字，而且有俾斯麦最老的朋友们与表亲们，如布兰肯堡与克莱斯特雷策夫都签了字，最后是老塔登泰瑞格拉夫的签名，还加上了几个字，说他们内心是很难过的。　　在俾斯麦还是鲁莽少年时，这些人都曾帮助过他，到了晚年，他们又都反对他。这时的他是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物，但他却要同他们辩论。他在《帝国官报》上登载了发出这张“宣言”的人的名单，他在报上说，凡是攻击他个人的，就是攻击国家。自这次大闹之后，有好几年，俾斯麦和他所属的阶级疏离了。　　以本阶级自豪的俾斯麦在这次事件中所受的伤害要比当大臣的俾斯麦重得多。他并不特别亲近无论哪一个签字的人，但他把这一群人看成是自己的部属，自己是他们的司令官，他认为他们在陷害他，他的傲骨受了伤。他视他们是同等的人，忽然间他们与他断绝了来往，大多是由于私人的而非别的重要的动机，大多是由于恶意的而非光明正式的动机，即便动机是光明正大的，但当他遭到他全体的朋友所抵制，视如仇寇，令他成孤立之势时，也变成完全是卑鄙的……这样的攻击不能不加重他公事上的为难，扯动他的神经，扰乱他的习惯……“在我这个年纪，我深信我将不会再有几年好活了。失去所有的老朋友，打破我所有的老关系，这使我极其灰心，加上还要为我的夫人而着急，我简直就是完全彻底地孤寂了。”　　他的怒气显示没有一个仇敌不是心怀极其卑鄙动机的。当他同一个密友在一起看见投票反对他教会里的贵族们的单子时，他用大铅笔把他们勾去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道：“哥特堡？他因为没有被任命为州长而不高兴；卢森堡曾经多次遇险，都是我救的他，现在他却投票反对我！格鲁纳尔么？他的奢望被人打断了。普特卡默么？他向来未从教会里得过什么好处，他想用叛逆与反对来表示他和我一样好！这些人都很生气，因为我封了王，又因为我不曾请他们吃饭！我太了解我的那些波美拉尼亚邻居们了！”　　尤其令他愤怒的是莫里茨布兰肯堡，最初是因为他不肯让他当部长，后来因为他不小心传播了几句引起误会的话。这几句话是当他谈到一种可以买卖的债券时所说的一一后来经另一个签字者在法庭上说了出来。从前他们很倾心于作朋友，现在却因此而断了交。玛丽塔登的爱情之歌就是这样结束的。有人说巴里施罗德曾替俾斯麦买过债券，实际上并没有买。因为闲谈中说到这两件事，就把这两件事都弄得完结了。　　俾斯麦与克莱斯特雷策夫的交情也是毫无希望地破裂了。这一位是乔安娜的亲戚，在议院时代是俾斯麦稳固的同盟军，是个趋向于刻苦的身材短小的人，他们都有当部长的资格，后来他做了俾斯麦女儿的教父，他平常给俾斯麦写信称呼是“我的小宝贝伸期麦”，他久已不耐烦他的宗教劝告了。现在他们在上议院怒目而视。当他们在演说中彼此相互嘲骂时，他们也许会想到二十五年前彼此相对练习反对民主党演说的时候。宰相请克莱斯特雷策夫见他一面，希望同他说开了。这次最后相见之时，克莱斯特仍不肯让步，俾斯麦拿起桌上的餐刀划过桌面，好像在割餐桌上的布，然后站起来，和他昔日的朋友告辞。不久之后，在演讲台上他嘲弄地说道：“前一位演讲者在研究神学方面很下功夫，将来总有一天他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他改信天主教，会不会对他的灵魂有利。”　　后来克莱斯特又尝试与俾斯麦和解，在俾斯麦夫妇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他做了一首诗送给俾斯麦。但你斯麦不让他的夫人写信给克莱斯特，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吩咐他的仆人：“如果克莱斯特先生来见，就说我不在家。”　　五、阿尼姆案件　　俾斯麦二十多岁时就是一个辞世派，到了六十岁还是依然故我。很显然，他内心深处交织着痛恨与狂喜。他对路西亚说：“当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往往细细地回忆三十年前别人对不起我的种种事情。我越想越怒火中烧，半睡半醒之中，我梦见我自己在实施报复。例如我想起我们在柏拉曼学校所受的虐待，他们常用小刀子戳我们，把我们惊醒。”一个人在事过五十年后，当半睡半醒时会跳起来，叉他先生的喉咙的，这个人天然的仇视将会得到膨胀，成为强烈报复的渴望。一个分析家评价俾斯麦说：“他内心更倾向于怀恨与报复，这超过大多数的专制者，在小事上他是个很小气的人。”　　此时，凡是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都要收拾了。在1870年，凡是得罪过他的人都被他告发了，他有印好的专门用以诬蔑的公式，它是一种恫吓手段，，很少有人敢反抗他！蒙森也在被告之列，他太懦弱，不承认在选举演讲中曾说过他所指控自己的话，俾斯麦于是得意洋洋地跟他的对头说：“也许是控告辞错了，但因为蒙森既然在这儿甘愿如此地卑弱，好像在这件事上说了谎，我们其实是赌赢了。”　　《喧声》报的主笔，是俾斯麦的熟人，他与俾斯麦两个人私下里常常相互开些玩笑。当这个主笔在报上和他开了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后，他忽然告了他，把他关进了监狱。俾斯麦与一位俄罗斯大臣谈话时说过两句令人诧异的话：“诚然，有时我是被怒气击倒了，最糟的是怒气往往打倒我更好的裁判。”当拉斯克死在美国时，美国议院通过了一个形式上的议案要向德意志人表示同情，打算把这个议案电传给帝国宰相，神斯麦不愿把这几句恭维他已死去的对头的话传给帝国议会，而是送回了华盛顿。他满肚子都是疑心。有一次，俾斯麦正在宰相府的花园里散步，忽然从地窖里透出光来，他陡然停住脚步，问：“那里的光是怎么回事？那里有没有人住？你们快去看看地窖里是不是私铸武器人的巢穴？！”　　凡是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俾斯麦认为只有两种原因：不是心怀恶意，就是要谋生事端，各国的中央政委、各国的大使、各部长，确是正在变成越来越危险的阴谋中心。在他晚年的日记里，最长一章的题目就是《阴谋》。“阿尼姆案”就是最有名的阴谋。　　阿尼姆与神斯麦是总角之交，人们不能不对可怜的阿尼姆表示同情。这个伶俐的外交家是个好虚荣爱装腔作势、没有恒心而怯懦的人：在众人聚会的场合里他是上宾，因为他弹得一手好钢琴。自从娶了一个有钱的夫人以来，他就有了极大的奢望，他是一个善于矫揉造作的人，就如戏子一般，近乎于假装多有顾忌，喜欢引用马基雅弗利的话，熟识好几国语言。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悄悄地对俾斯麦说：“无论什么人，只要名气和地位在我之上，我都把他当成我的私敌，并以对待私敌的办法对待他。但是，当他是我的上司时，我就很小心，决不会把这想法流露出来。”俾斯麦正是他的上司，还认为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月u 开始时把他派到罗马评议会，后来派他到巴黎当大使，现在他被封为伯爵，他升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他坚定不疑地相信自己会成为宰相，所以他就去巴结皇后奥古斯塔。皇后以为他是一个亲附天主教和法兰西的人，因为他特别会说话——而宠爱他——如果俾斯麦愿意的话，他也会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只不过他绝不肯在奥古斯塔面前炫耀他的特长而已。俾斯麦要维护法兰西的共和制，不愿看到奥古斯塔恢复并巩固君主制。在宫廷里，各个派别的人都与俾斯麦意见不同（历来如此），所以宫廷的态度都对正统有利。因此，阿尼姆在巴黎设法反对梯也尔与其他共和党，写私人信件给威廉以劝说这位老皇帝。这位老实而无私的皇帝把信交给宰相，就同早些年他把戈尔茨的信交出来一样。　　俾斯麦立刻设定了阿尼姆的命运。当他回到柏林时，俾斯麦不见他，当他离开柏林时，俾斯麦不给他回信。当时，皇帝却召见了阿尼姆几次，明确向他表示这是补偿宰相对他的忽略。阿尼姆很糊涂，以为自己可以和皇帝联手反对俾斯麦，他要求以辞职来表示对上司的不满，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辞呈。根据阿尼姆的记载，皇帝说：“王爵并没有什么错，不过是心有怨气罢了，这也是他最显著的特点。对这样一个顶好的人，我不得不说，这是很可惜的。”阿尼姆以为皇帝对他说了这些话，他的地位就稳固了，他就可以走进狮子的洞府里，同俾斯麦摊牌了。关于此点，两个人都有记录。　　据阿尼姆说，俾斯麦一开头“就用一种放纵惯了的、悠闲的、上司心里不高兴时的腔调”和他说话。接着，俾斯麦在回答阿尼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待他时，说了很多责怪的话。“这八个月来，你的所作所为打破了我的安宁，损害了我的健康2你与皇后合谋，你要谋求到我的地位才肯罢休。走着瞧吧，等你弄到手之后你会发现，这根本就不值！”　　俾斯麦的城府是极深的，很少有人能像此刻这样清清楚楚地窥见他内心的所思所想。在这样情况下，他的贪权性使他说出了以下应当引人注意的话，这时候（他管不住他的舌头了）他对一个想夺他宰相职位而代之的人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的宰相地位是毫无价值的。　　阿尼姆原想跳起来把辞职书摔到他上司的脸上，这时却和颜悦色地说：“大人是不再信任我了吧？”　　俾斯麦“用木本的眼神”看着他回答说：“我确实不信任你！”　　阿尼姆伸出手说：“我向你告辞，你不愿和我握手么？”　　“在我自己家里我不能不和你握手，要是在别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地方，我都要请你不要和我握手。”　　这次会见之后，俾斯麦就觉得把“是他做抑或是我做”的二者择一的话说给皇帝听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了。他写了两句威胁的话，说他不屑于同“一个品行靠不住的大使”争夺皇帝的信任。他接着说：“我怀疑（不只我一个人怀疑）他办公事时有时会被他的私利所左右，但我这个断言却不容易得到证实。既然我现在怀疑他，看见这位大员如此奉行训令，我就不能仍然负这个责任。”　　他怀疑阿尼姆在办理法国战败赔款的交涉上有意拖延，以使他与希尔施男爵联合进行的投机事业获得巨利。俾斯麦与阿尼姆都是波美拉尼亚的贵族。两人都是帝国重臣，各人都用封过爵位的犹太人管理自己的财产，他们彼此相互贬低的话都有一种让人好笑的相同之处。他们彼此都拿因私害公的话攻击对方，阿尼姆的名字虽然并没有列出来，但他却是攻击俾斯麦的贵族之一。他们所说的话其实是相同的，只是比较有势力人的话更能有较明显的效果。　　威廉皇帝最多也不过答应免去阿尼姆的职务，削夺他一半的俸禄，俾斯麦却不肯这样宽容，他更怕阿尼姆在柏林搞阴谋，比在巴黎更怕，所以他把他的对手轰了出去，轰到土耳其当大使。阿尼姆走错了一步棋，他本应该辞职，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加入他在上议院的那一个党，这个党这时候正同宰相斗法，而他却向他的上司屈服了。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你斯麦用最具侮辱性的公文惩戒他：“我请你多考虑些我的训条，少考虑你的意向……少跟着你自己的政治见解走，比你办的公事要少才行，正像你的报告上所说的那样。”这时阿尼姆印了几件匿名的公文，意在证实他自己的先见之明，从而反衬俾斯麦的目光短浅。实际上他自己是很缺乏远见的，他竟然想不到他的这一行为一定会有败露的那一天。神斯麦牢牢地把对手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连皇后也无法再保护阿尼姆了，宰相可以说他玩忽职守，撤他的职。从前不过是两个劲敌相斗，其中较弱的一个因为自己糊涂而使那个比较强大的变得更容易取得胜利了。　　俾斯麦在随后的事情上显出了他的残酷，残酷得离谱。“阿尼姆案”使国内半数的人民都起来反对打了胜仗的俾斯麦。与俾斯麦同一时代的人，后世的人，都不会饶恕俾斯麦，因为他在打倒了他的对手之后，还要毁掉他。阿尼姆的继任者从巴黎报告说，有几件公文找不到了，而阿尼姆说那是私人信件，不肯交出来。他的远大前程就此断送掉了。他曾希望做宰相的，而现在他不过是个拿恩俸的官员。他自恃有几个身居高位的人保护他，自恃他的门第，向他最有势力的劲敌挑战，于是，他的劲敌用合法的权力拘捕了他，他被控告私藏公文，审讯之后被判了九个月监禁，他逃到了瑞士。俾斯麦本打算公开审判他，是想一次性地在法庭上把这件事弄清楚，免得留下“侵犯隐私”的根子。把这件事审个水落石出对皇帝比对俾斯麦更为有利，私下里他却劝阿尼姆求饶。　　现在阿尼姆糊涂了，当他被贬在外时他公开了几本毫无道理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该公布。于是他被重新审讯，这次控告他大逆不道，侮辱皇帝，诬蔑俾斯麦。由于他不到庭，他被判了五年监禁，去做苦工。法庭宣布他有欺骗行为。过了四年，在他正设法要在帝国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他却死在了尼斯，死在了未能动身赴德意志之前。他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声名狼藉，无家可归的人。　　当开庭审理这件案子的时候，有一个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庭作证，而这个人的职业是应该避免当众露面的。霍尔施坦男爵是俾斯麦在圣彼得堡时认识的，受俾斯麦的雇佣去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当奸细，他的真正使命是监视阿尼姆，将阿尼姆言行秘密报告给俾斯麦。他也是阿尼姆的对头。宰相就是这样得到了许多可靠的情报，知道了阿尼姆想当宰相。俾斯麦让霍尔施坦在法庭上作证，这样当众暴露了他的职业秘密，对这个间谍来说是极为有害的。霍尔施坦自己说，这就是他恨透了俾斯麦的原因，这种仇恨此刻还不会爆发，而是等到今后某时喷涌而出，它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六、战友罗恩　　和俾斯麦接近的人只有一位是忠诚而能批评俾斯麦，与俾斯麦交谊深厚却又能保持自己独立判断力的人。这个人就是罗恩。他与俾斯麦的交情在1870年后的风风雨雨中也遇到了危险，只是因为罗恩的侠肝义胆才得以延续下来。罗恩以忠君爱国为天职，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以及政党利益都看得不足轻重。他怀种种忧虑注视着国内的事情，动荡正在这儿酝酿。早在1872年他就曾写道：“1866年的胜仗，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梦想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以为自此以后政党间的相互争斗就可以和解啦，这就是最先使我们跌倒的东西……1870年的英雄般的壮举并没有拯救这样的局势。这一年的胜仗所产生的迷醉情绪在实际上阻挡着我们，使我们没有能够恢复清醒，所以我们摇摇摆摆地向前走着，直至走到深渊。”　　虽然他这样说，当几年间俾斯麦所有的老战友都掉头反对他时，只有罗恩立场坚定地与他携手共事。布兰肯堡虽然是他的侄辈，几十年来一直是他的政治密友，罗恩也决不肯在那份宣言上签字反对俾斯麦。罗恩的爱国热情超过那时的任何一位普鲁士人，加以他深信俾斯麦是个伟大人物，这种伟大要远远超过他自己，有了这两点就足以使他不怀丝毫对俾斯麦的忌妒。他比别的贵族机灵得多，聪明得多，比他们也和蔼得多。他对权力不感兴趣，甘心承认他不过是坐第二把交椅的，对此他并不感到难为情。他常说自己是一面盾牌，俾斯麦就是坐在这面盾上被抬起来的。　　也许因为他敬重宰相，所以现实使他逐渐趋于同他的朋友分离。因为罗恩对俾斯麦的称赞太多，所以当产生阻力时他决心辞职。老皇帝手下的旧臣都走光了，只剩下这两个，一知道罗恩决心要辞职，他心里很难过，尽其所能使他不要辞职。俾斯麦居然做到了不只是留住他。俾斯麦用极其聪明的办法留住了他最后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来襄助他，同时把自己担负的重责多少压在他身上一些。他把罗恩提升成普鲁士的内阁总理，以便于当与保守党展开激烈的竞争时，把责任分给罗恩一些。这刻不容缓就得办的一件事，是一接到罗恩的辞职书就马上办了。1872年元旦，俾斯麦匆匆回到柏林，处理各种事情。这天，在尚未离开之时，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他自己也有病，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　　“只要皇上还让我工作，我是很高兴在他手下当外交部长的……关于欧洲的外交政策，我不能把我二十年来的经验转交给别人，对于外国政府对我的信任，我也持这样的态度。但是，作为列强之中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外交是需要有专门人员来办理的，一个大帝国的外交部长同时还得对内政负责，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异常现象。我的地位使我得罪了许多人，却无法赢得新朋友。如果我在十年里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地走自己的路，我不但得不到一个新朋友，而且还要失去许多老朋友……说到内政，因为保守党抛弃了我，我就失去了我想要的政党的正式谋划和支持……我劳心劳力，精力消耗太多。皇上坐在鞍上，很难明白他是骑在一匹烈马的背上，直到这匹马倒在地上之后，他才会明白。懒人可以少受折磨。”所以他只愿当宰相与外交部长。　　“现在我是灰心丧气了，不能再担负皇帝所想而我却不能担负的责任了。与我相冲突的诸多无形的势力太厉害了，况且自从去年春天以来，我乐于奋斗的精神头儿已经消失了。因为保守党骄傲且缺乏政治才能，和他们不能再联手做事了……我又不愿意做任何向他们挑战的事儿……基于这诸多考虑，我决定后天把我部分的辞职书递呈绪皇上……上帝如果赐我们以生命，我们将会很高兴地纪念这伟大的时代，那时我们两个老朋友联手做事……我是你的知心朋友，我们的友情地久天长。”　　俾斯麦做出的这种有限让步其实是精于打政治算盘的结果，只不过用冠冕堂皇的话装出一片至诚的样子。不久，他告诉他的密友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只是在等候新的宣召。罗恩实在是俾斯麦控制之下的囚徒。这位新任的普鲁士内阁总理只肯任职九个月，因为在俾斯麦手下固然很难独立开展工作，与他同班并列简直就无法干任何事情。宰相虽然已分了自己的一部分权给罗恩，但如果他以总理的职责要做什么事，俾斯麦就会以议长的身份要求另一个人批准。俾斯麦是帝国，罗恩是普鲁士，所有的问题和矛盾只能由一人身兼两职来避免。帝国宪法的所有本质缺点，到现在全都暴露出来了，这种报复就全加在制定宪法的人身上。　　此时是1873年2 月，正是贵族们的攻汗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查出了俾斯麦的心腹瓦格纳的腐败行为，试图证实俾斯麦事先知道这些事。瓦格纳曾经当过记者，现在是个参政。俾斯麦在罗恩和他人面前因为这件事大发脾气，两个朋友都真动气了。俾斯麦觉得罗恩没有尽力卫护他，因而不掩饰他的不快。到了晚上，他接到了一封信，很诧异。这封信说：“我毫不犹豫地承认你的种种优秀之处，我常常试图努力与殿下做最好的朋友，即使你今天说话的腔调使我们的友谊极其难以持续下去，我还是在极力避免友情的破裂。你的‘轰炸’（发脾气）显然是把我估计得太低了！……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从此以后避免这类相会，我想这对我们两个人都会有好处，至少肯定对我有好处。我牢牢记着我们时常被束缚的深厚友情，以及十年来我们共同做过的事情，所以我请殿下相信，只要你通过常规让我办事，你都能充分地依靠我，相信我。但是，对于我办事的方式方法，你若加以责难或怒斥，你要知道，我也是会‘发脾气的’。你如果想冒这百分之百的险，你只管责难或怒斥好了。我肯定不用我的暮年衰力和我的微弱势力与你作对，我既不糊涂也没有自大到这个分上。这是肯定的！但是我却一定不会让你完全误会了性情，以致这样不体谅而又如此仇恨地待我，拿我当一个不服从命令或遭忽略的下属对待——不，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将来也不会这样的。”他接着说，求俾斯麦全当这封信是一种试图“要殿下充分地明白我对于我们相互关系的见解，以及必须实行的条件，然后才能延续我们这样的关系。我愿意再给你一个证明（无论我们分离与否），以证实我是如何高兴仍然做你的老朋友。罗恩。”　　因为友情受到了损害，人格受到了侮辱，一个没有什么才气的人写信给另一个较有天才的人，德意志语言里有比这封信说得更好的话么？收信人能够做的只是赶紧写信给罗恩，用和和气气的握手与满脸笑容作答么？俾斯麦写过许多怒气冲天的信给别人，却从未收到过这样的信，他只好走一条微妙的中间道路。他写道：“尊贵的罗恩，你写这样一封冷冰冰的信给我，使我十分难过，因为我认为今天我所承受的你的怒气要甚于我所发的怒气，不然就该很快忘掉了。说到今天的情形，我的印象是，你比我更先发怒，是你的怒气传染给了我。我不认为你能够完全设身处地地替我着想，作为一个老朋友你应当这样做，假如你被人当众用卑劣手段攻击了，我肯定会设身处地地为你着想，和你站在一起……我想当然地认为，当我的名誉与人格被人当众侮辱时，我的同事们一定会热心地向我表示同情的……大概你太忙，不能腾出时间与精力去体谅另一个人的情感。据我所知，并没有一张报纸、一个同僚。一个朋友曾自动设法帮助我回击这种不成体统的、我不该受到的侮辱……朋友和同事所不曾给我的帮助，我只好通过行政的途径来得到它……　　“无论如何，我的性情并不是像你臆断的会样咄咄逼人，我的性格不过是一个同事在受到强加于他的严重的、不应该受的难堪时所理当表现出来的行为。当时，我有充分的理由期盼朋友的帮助，却遇到了优柔寡断的人袖手旁观……请你不要发急，请你回忆十年来我们联手做过的事，大概你还会记得更早时我们在一起的情形。你用不着长久地忍耐了，我将会用上帝赐我的最后一点精力为我的名誉而奋斗……奋斗过后，我不会再给你机会，就像今天的谈话与书信，使你以为我们多年的友情碰到了危险，等我卸任之后，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还一如既往。”　　罗恩做了内阁总理之后，与俾斯麦住得很近，也许他从窗子里就能看见俾斯麦在花园里走来走去，他是在发出那封信后在那儿消气。罗恩读了这封信后，怎么会不微笑呢？当他读着这个无与匹敌的、自私自利的人宣称他时常愿意卫护一个朋友，宣称他无论如何就快要辞职了时，罗恩原谅了他对自己的多次责难。罗恩比俾斯麦要宽厚、和蔼得多，他虽然是陆军军官，但他却忘记了自己当众受到的羞辱。亲眼看到这件事的人肯定会马上告诉别人，宰相是怎样责骂内阁总理的。过后，罗恩拿起笔来写信时这样写：“亲爱的俾斯麦。”　　罗恩给俾斯麦写信从来都不这样称呼，最多不过称他“尊敬的朋友”，往往连称呼都不写，因为罗恩下不了决心同俾斯麦对他称呼“亲爱的罗恩”相对应，他觉得这样称呼过于亲热。罗恩这次称他“亲爱的俾斯麦”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意在弥补昨天在信上称他为“殿下”的不妥，以表明昨天他所抗拒的、被他称为“殿下”的人，今天，他还是爱他的。他带着几分亲热，也带着几分庄重，继续叙述昨天的情景：“昨天我确实写了一封‘冷冰冰的信’给你。你可知道，当我写那封信时，我是极其难过的。你不该不体会我是多么地看重你。你应该记得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日夜执戈以待地卫护着你，我抓紧一切机会而且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反对你，我无不奋勇向前保护你。所以你猜测说我不顾你的面子，不顾你的名声，不热心捍卫你，使我十分伤心…你昨天的信里带着浓重而无因由的恐吓。你既然如此放任自己反对我，当我表示我的诧异时，就刺激你又表示出你不相信我的热心，并进而发怒说你不相信我对你的同情与支持……”　　“昨天是够可以的啦，往后还会有许多事情。你说我对你要有足够的忍耐……你是清楚我的，我自己学着劝解我自己，用《圣经》里的一句话：”你们彼此要相互忍让。‘可惜我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当我被人误会，当我相信我被人作践，而作践我的人又是我所最敬重最亲近的人时，我会无法承受…你也得体恤我，你千万不要希望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靶子，你没有理由把你的怒气倾泻到我的身上来。你说我对你表示忍耐的日子不多了，让我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吧，我希望在我人土之后，你还在指引我们的国家，这对民众是有利的。“　　一位贵族就是这样写信给他的朋友的。　　可惜天气还是不晴朗。仍然有阻力。既然罗恩不惜任何牺牲也要保持他和俾斯麦的友谊，所以他就在秋天里辞职了。他写信给他的侄辈们说，他未尝不可以同俾斯麦联手反对自由的狂潮，不过这样一来他就要两线作战，他的力量不济。他用两句男人们克己的话写信给神斯麦，说：“请让我的热情唤起你的斗志（勇猛的英雄，奋勇向前吧！），我将不断地声援你，到死为止。我的死期大概不远了，但是，无论我是在台上演戏，还是在台下看戏，我将一刻不停地声援你。”　　俾斯麦回信措词的大方不亚于罗恩。当他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时，当他不怀疑人时，他非常清楚怎样看透人心。他并没有看轻他自己造成的损失：“我办公事，是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我的主人不给我任何退路。没有退路就没有退路吧。我们必须高举皇帝的大旗向前进，干好也罢，干不好也罢，我都将扛着我的封建制主人的大旗向前进。我要力拒我的结党私营的老表们，更甚于我坚拒教皇、土耳其人和法兰西人。倘若我干到不能动了，那我就已经为一个目的而尽了我的力了。不管任何一个会计处都会盖章打印来证明。你的辞职将使我更加孤寂，因为在全部阁臣里，只有你是满怀情感的人…在黄色的会议厅里，没有人能够填补因你离去而留下的空白，当我看到你的座位时，我会想，‘我曾经有过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两个男子汉的二重唱，记载着旧普鲁士的逝去。十一年前，这两个人一起冲向前去，共同斩杀民主主义的巨龙，好像只有这一次这两个武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用长矛屡屡刺向这尊时代之神，后来，这尊神大叫一声倒了下去。但到了现在，这条龙复活了。从前他只不过有一颗脑袋，现在却有了三颗，在深坑里大叫大嚷。现在只剩一位斗士了，没有人帮助他，他能够独自为这个世界除掉这个妖怪么？　　无论对什么人，俾斯麦是很难推心置腹的。罗恩走后，他更不对人说实话了。目的与利益又限制着他所有的行动。六个月后，俾斯麦（他曾竭拦阻罗恩告退）正在述说全部的错误都是由于罗恩的虚荣心造成的，罗恩执意要按他自己的想法去行事，甘豪增却比较随和，到后来罗恩成了一个懒人。罗恩却从不说这样的话，他还有六年安静的生活等着他享受，这六年里，他远离了供养着他的朋友的影子。俾斯麦又一次威胁说要告退，罗恩对他的侄辈说：“当普罗米修斯从天上把火种带到人间后，他要忍受锁链和鹰的惩罚……他的手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摘了生命树上的果实，都不可能会逃避惩罚。如果他现在不惜任何牺牲要告老归田，那么他将自己毁掉他头上的桂冠。”　　当罗恩知道自己将要死去时，他赶往柏林，住在皇宫门口对面的一家旅馆里，以便每天早上看升旗。宫里派人探视他，给他送去东西。最后，在他死的前一天，八十二岁的老皇帝来探望七十二岁的总司令。这两位诚实的老头子坐在那儿，从他们的本心来说，他们是成年人，从他们的虔敬心来说，他们是孩子。他们谈到了从前的战争。当威廉告别的时候，他两眼望着天，说：“你给我的老袍泽说，我向他们问好。到了那边，你会遇到几个的！”　　罗恩就这样死了。七、奥古斯塔皇后　　“倘若我们对一条牛说‘哈’，它就向左转；如果我们说‘呼’，他就向右转。但是，一个老年人既不懂得‘哈’也不懂得‘呼’！”俾斯麦对最后十年的威廉说的就是这样叹息的话，表明他私人的见解。自俾斯麦六十岁、威廉八十岁以后，他们二人的情谊越来越淡了。一个有着不同寻常睿智的大臣，被他自己在欧洲创立的功业抬高了，被他君主的上百次的让步所纵容惯了，办理起公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专制者——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经常是有忍耐性和克己尽礼的呢？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忍受要求形式上的必要呢？一个不甚聪明的人，一个诚实的老头子，被王位抬高了，被习惯于发号施令所纵容坏了——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长久地忍耐别人和对别人致敬尽礼呢？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认可掉斯麦，让他扮演一个专制者的角色呢？　　在奏折函件中，俾斯麦确实使用了许多致敬的形式，他绝不会疏漏掉宫廷仪节所需的恭维活。对于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如此。当召开御前会议时，他很尽心地表现（就像亲眼看见的人物所说的一样）一种合乎礼仪的“敬上，与宫廷的言语相符”。当皇帝很殷勤和气地回答他时，威廉流露出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就像俾斯麦在晋封王爵时感激涕零的眼泪也是真的一样。威廉从来不流露出他的忌才妒能。他尽力表彰伸期麦，他的公文里到处都是感谢之语：“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会比我的生命更长，我是永远感激你的君主与朋友。”当一个平民与一位公主结婚之前，需要封他一个第五级的爵位，皇帝先问一问俾斯麦是否同意，因为这个人有一次不肯向俾斯麦举杯祝寿。威廉说：“如果你反对我这样做，我绝不因为要使两个相爱的人快乐而答应这样的要求！”在俾斯麦这一方面，他有着说不出来的天才傲气，但他却不断对人极力恭维、颂扬皇帝的勤政与预政才能。——无论在他之前还是在他身后的人，都无法和他相比，威廉日夜不停地这样说。　　俾斯麦对十几位阁臣、议员和与政治毫不相关的偶然来访的客人，甚至对素昧平生的人们都极坦白地交谈，流露出他有意地要人转述他所说的话——有时他以为于自己有利，但他却不肯承认自己所说的话。　　“现在带给皇上极大荣耀的这些事情，都是我费了很大周折逼他做的……我和他商议事情，日见其为难了。他年纪越大，体质越弱，他失却了判断力，叫人难以忍受。‘他对赫因罗厄说：”他不再能够记得他所批准过的是什么事情。有时会大发脾气，因为他听见这件事或那件事正在办，他会以为从前根本没有禀报过他！“他对符腾堡大臣米纳特说：”我的君主在1866年有意退位，但是，是我把他扛在肩上，把他推上了皇帝宝座。现在他以为什么事情他都精通，比他的宰相强得多，无论什么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他咬着烟管，很简短地对花园监督蒲斯说：”是一个好军官呢，对妻子，态度很和蔼。“有一个外国人说，皇帝做亲王时曾在议院里进行过好几次演说，都很不错的呀。俾斯麦说：”都是别人写好之后给他的，他并不善于辞令，但是当他对他的元帅们演说时，有时却能说得很好。他是异常的诚实可靠。但是，他只有这两样好处，我认为是不够的，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是他愿意宽容我，保护我，这是我敢肯定的。“　　俾斯麦虽然这样恭维他的君主，但当他知道他的君主也靠不住时，自然是很不高兴的。无论君主说任何不满他的话。他总能知道的。“他一知道之后，常以辞职来恐吓君主，因为他决心要君主听他的话。”赫因罗厄这样评说俾斯麦。俾斯麦很得意地说，有一次他的辞职书被老威廉团成了一只球，君主极其恼火，在上面批一句话：“决不准辞。”事过之后，当这两个人再次见面时，君主很动容地对俾斯麦说：“难道你想使我在暮年之时落下一个坏名声么，你想抛弃我，你就是不忠！”一次，俾斯麦以请求退职相威胁，但却把这件事弄成悬案，因为他请假而去，要求等他休假回来再定夺，也就是要君主对这件事缄默不语地等上五个月。老头子生气地说：“你的信让我产生了很不舒服的印象，请恕我不讲给你听了，我却要问你一件事：你自己既然写信要我保守你信的秘密，那么我也求你对送你的信的人说，也让他发誓严守秘密……我是你大受惊扰的威廉。”　　还是这位君主，却每个星期必读《警钟报》！俾斯麦在他的传记中虽然大事粉饰他与威廉相处的种种为难之事，他却常常发牢骚，因为皇帝读这张报——特意为诬蔑攻击俾斯麦而办的。当有三个人奉命成为国家大员时俾斯麦向君主表示抗议，抗议他当众向他的仇敌表示好感。对三人中的一人俾斯麦这样写道：“这个人反对我好几年，惟有这件事使众人注意了他。他既没有才能，又没有办过什么事。在外交部，他很讨人厌，因为他没有真才实干。碰到紧要关头，他差不多是个疯子，自十五年前起到现在，他没做过什么事，除了说话与写东西反对我。他自高自大，自叹他是被人误解的，说话总带着怒气。”　　俾斯麦很清楚地知道该怎样报复他的君主加给他的屈辱，但又不失作为人臣的礼节。在1874年，君主不满意谕旨里的一句话，嫌说得太重。俾斯麦从瓦森写信说，如果作一点点修改，他就不回柏林开会，他请赫因罗厄转告君主，俾斯麦自认为是个大作家，不肯接受任何修改的建议。赫因罗厄把话送到了柏林。老头子很着急，说：“别人从这一段话里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又要同法兰西打仗了！……我不想听见这样的话……我太老了，我担心不修改这句话，俾斯麦会逐渐地拖累我再去打仗！”赫因罗厄很礼貌地否认人们会推断出这个结果，威廉持持胡须说：“关于这件事，我不能同意俾斯麦的意见。请你把我的意思告诉王爵。”君主与臣仆就是这样请一个中间人来传话，以免两人当面冲突起来。最后，当然是老头子让步，没有改动俾斯麦的底稿。　　太子说：“我们简直不得不依从他。假如俾斯麦对我父亲提议要同加里波第或玛志尼联盟，刚开始时我父亲会在屋子里很绝望地跑来跑去，喊道，‘俾斯麦，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接着他会站在屋子中间，说，‘虽然这样说，如果你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非这样做不可，我就不再反对了。”’我们不难明白一个在柏林身居高位的人何以会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很诙谐地说俾斯麦是卡刺卡拉。我们也会明白1873年元旦，这两个人辩论之后，老头子受了俾斯麦的怂恿，写了一封很能感动人的信给他。俾斯麦站了出来，马上告诉一个自由党（目的在于传播这件新闻）说君主把这封亲笔信的草稿给他看了，他并没有改动，不过是把一两个字的拼音改正了。俾斯麦很狡黠地说：“可惜我改正了拼音，因为经我改正之后，好像是有些靠不住了。”　　对于这件事，无论什么人都不肯说实话。温鲁有一次却说了实话：“君主不单是留用了一个可憎的大臣，其可憎程度超过以注任何一位被普鲁士君主任用的大臣，而且君主无条件地相信这位大臣的话。将来的历史对这件事的记载肯定是有利于皇帝的。”俾斯麦听了这几句话，并不生气，他的回答已经成了经典：“你说得对极了。君主们在对待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时，总是有着特别敏锐的感觉。”　　无论在什么地方，俾斯麦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老皇帝的短处说出来。路西亚曾记着1875年俾斯麦在一个人员混杂的聚会上所说的话：“有时候我们接到皇帝亲笔写的公文要忙上几个星期才能答复。皇帝不吸烟，不读报，只读公文！倘若他肯独自一个人玩纸牌，那会更好一点……如果我说了一句比较尖锐的话，他就变得脸无血色，说，‘我知道我在受老迈无能之苦，但是我活到这样的年纪并不是我的过错呀！”这样的话自然会使我听了很难过。“俾斯麦告诉他的医生，在宫廷里必须说无关痛痒的官话。”我既不能用直白的话说’陛下正在说糊涂话‘，也不能说’陛下不懂政治，就如同一个第三级的孩子一样‘。必须用好听的话把真实情况掩饰起来。人们无法体会同一个年老的大人物相处十八年的不易。如果我没有辞职的威胁，就如同身上带着手枪一样，我是绝对无法同他相处的。“　　当他的密友路西亚恭维威廉的时候，俾斯麦很粗鲁地说：“凡是做君主的都有相同的秘诀，即如何利用他们的最有才干、最可靠的顾问。我们的君主必定是获得了腓特烈大帝的秘诀。他是很冷漠的，其心肠坚硬如铁石，他并没有感激我的意思，他挽留我替他办事，是因为他认为我对他还有用处。”　　俾斯麦与奥古斯塔的冲突在1870年间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皇后和她的顾问施莱尼茨，内务府司库官，养着一帮人专门写东西反对俾斯麦，想出阴谋陷害俾斯麦。不管是贵族抑或是信天主教的，一到俾斯麦和自由党合作之时，奥古斯塔就变成了一个反对自由党的人。当战争结束时，她参加了人柏林凯旋的仪式，人们根本不知道（直到现在也还不很清楚）她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地拖延凯旋大典。那时皇后在矿泉别墅休养，无论什么事全被她耽搁了六个星期。晚六个星期遣散军队，使国家蒙受了好几百万元的损失。人们怀疑这是不是自大到发狂了？　　她的态度影响到了国内的议员们与阁臣们，影响到了国外在位的王公们，这对帝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极有害，拖累了俾斯麦，使他极其为难。俾斯麦同时对两位密友说：“她亲笔写信给外国的元首们，据说是受她丈夫的怂恿；她反对我的政策，与法兰西大使往来甚密，反对我而听温德赫斯特的话。她的阴谋几乎近于大逆不道……她叫人写信给她，她随后把这封信给皇帝看——在吃早饭时给他看——饭后我就会接到皇帝不高兴的信。如果往后还是这样，我就只好辞职了，这样我就可以坦白地说我想说的话了。”　　她扶助法兰西大使，大使是个贵族，他希望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她就帮他的忙。她让一个人读法文给她听，她就用这个诡橘的光棍作奸细；她专门优待一些奇怪的外国人和天主教教士。施莱尼茨是“一种对抗的大臣”，他把阿尼姆、温德赫斯特与心吓不满的贵族们反对俾斯麦的计划都告诉给她，结果，众多的反对俾斯麦的政党都受到了鼓励，希望将来推翻这个永远在位的宰相。俾斯麦查出来散发《警钟报》的行动就是在内务府司库官的办事处布置的，“中间人是一个领袖的下属，他专门替施莱尼茨的太太拿鹅翎笔，替她收拾写字桌。皇后不断地使我觉得她不喜欢我，她的走狗们是宫里的大官，对我很无礼，因此我不得不写信向皇上倾诉。”　　有一天早上，俾斯麦跑去见皇帝，求他给中央党一种特别的优待。他看见皇后在皇帝病榻边呆着，“看她的装束，我知道她是听见说我来了她才下楼的。当我说我要对皇上一个人说话时，她就走开，只不过走到门外，却并不关门。她似乎有许多事，接连不断地走进走出，使我知道她什么话全听见了。”昨天晚上宫里有舞会，俾斯麦求她不要用激烈的话劝皇帝，免得伤了他的精神。“在宫廷里向来是不许这样的，我的举动出乎她的意料，却产生了一种引人注意的效果。在她最后的十年间，我从未见过奥古斯都皇后像这一次那么美丽。她挺直身子，两眼冒火，从前与今后我都没有见过她这样发火。她把谈话硬生生地打断，毫无礼貌地转身走开了。后来一个出入宫廷的人对我说，皇后说，‘我们有礼貌的议长今天极其无礼’！”　　俾斯麦用寥寥几笔把早上和晚上两次的情形写得非常传神，皇后显示出了她的特色。那天早上，她满怀妒忌地向俾斯麦挑战，这行为是很失庄严的，她是要干预政事，不惜躲在门后偷听。到了晚上，她摆出皇后的架势，产生了返老还童的效果，恢复了她数十年所享有的美名。我们还能责怪俾斯麦最盼望她死去么？他半是怒气半是幽默地说：“两种制度必须废除一个，不是废除婚姻制度，就是废除君主制度，二者并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既然离不开君主制度，我们只好废除婚姻制度了。”俾斯麦比较严厉地对路西亚说：“前一天晚上把这件事或那件事都商量好了，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就又什么事都推翻了……假如皇帝是个鳏夫……”　　在俾斯麦权力最大时，他的君主主义消失了，他几乎完全丢弃了君主主义所依赖的信仰。深知内幕的人们，布赫尔与布施告诉人们说，俾斯麦起草了一篇政论的草稿，说到他以辞职相要挟，他很费事地要在英国刊登这篇文章，以便德国报纸再转载。他想用这个办法迫使君主随他所欲。在这篇政论里，提到了这位宰相的维护君主制度与忠于君主的话，布施告诉我们说“两个先知相对咧嘴大笑。”他带着点儿看不起自己的意思对米纳特说：“凡是一个有阅历的人，只要他知道君主们有时是怎样使他们的大臣们为难，就足以使他倾向于成为一个共和党……君主们在自己的位子上谈到大臣们，都认为他们不过是管理他们田地的总管而已。”他挖苦一位阁臣，说这个人说起荷马的英雄们，仍然使用在宫廷里生活时所用的奴隶的话。他在1880年私下里总结这件事情道：“我不是一个专制者。一个人当过几年阁臣，怎么就能专制呢？当阁臣的不但要侍奉君主，还要侍奉他的老婆，或许还要侍奉他的几个情妇。再说，旧贵族又骄纵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以他们的家世傲视别人。”　　他坦率地对阁臣施勒策说：“我的任期已满之时，满肚子都是忠君爱君，但我却觉得这种情感日见减轻。我为此很难过！”接着，他说了一句心怀痛恨的俏皮话：“我曾看见三位君主脱得一丝不挂。都并不怎么好看！”　　八、独裁　　这位独裁者，现在脚步很重的、很霸道地在帝国走过，国人称他铁宰相。他们是不知不觉在说着笑话——因为这位独裁者处理内政极其强硬，国人却不愿意他这样强硬；他处理外交相当灵活，德国人不再要什么东西。不过，无论怎么说，当国执政发号施令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有睿智和忠诚，但却有万种理由自信拥有的机警，不管哪个人，只要有才能，他就疑心可能是自己的劲敌。种种迹象表明，他越来越变为一个独裁者，把全部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但这样的自以为是（他的天性不好笔墨与纸张），他恨人而爱树。对参政者与他们的各种行为深恶痛绝。这些都促使他想休息，想过乡下的生活或者长期度假。他一休假就是五个月，临离开时他把公事交他人办理。但如果承办者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却会惹来祸端的。对这种情形最清楚的，莫过于罗恩，罗恩在未做内阁总理之前曾写道：“那位归隐于瓦森的人，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却发出极严厉的禁令，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许惊动他……除非他踌橱满志，以便以一个上议院与必要的阁僚共事于帝国，不然的话，将来的历史会把他做为一个反面的人物…你不能永远依靠动手才得温饱，无论你的手多么灵巧，多么有力，你的口齿多么能言善辩……他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他特别愿听他仇敌们的话，这些仇敌中最坏的就是其中的几个崇拜者……只因为我自己如此看重他，所以我希望多方改变他。”不久所有的人都看出来拉斯克发牢骚，说俾斯麦不再能够迁就任何一位部长。他只与司长们联系。我们又读道“德国人愿意被俾斯麦管理，以至于他回到瓦森称病时还是要他管理国家，哪怕是任何较少的管理都不愿意是俾斯麦以外的任何人。”　　第一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各部部长与王公们身上；第二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帝国议会的更为厉害；其三便是施加于官吏们的专制，而且达到极点。即使是诸邦在位的公爵们，如果不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就不会见。甚至于国王们在他那儿也会碰钉子。如果他约一位王公晚上九点来见，八点三刻俾斯麦还在处理事情，便会打发人去拿来他的制服。到了九点一刻，他换好办事的衣服，口授台德曼写字道：“在位的君主们，不必想让我多等他们一刻钟。”这时候有人来报大公到了，两扇门大开。台德曼的记载说，俾斯麦原是一面走来走去，一面嘴里说着。一听见大公来到，便赶快坐在书桌旁，装作埋头于公文的样子。随后他就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很不盼望殿下今晚来探我啦，因为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他这样的行为意在使王公们不要太离谱；但是他还有别的意图，他要叫参政议会晓得他做了什么。他知道外交部是说长论短最热闹的地方。有一次萨克森王出其不意地走来，看门的是一个老牌的普鲁士人，问道：“你有约在先吗？如果没有，我可不能让你进去。”萨克森王只好走了。后来俾斯麦赔不是就完了。　　俾斯麦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不见阁员和大使，这是处于他不喜欢他们或想躲避答应要求的情况下。路西亚与台德曼都告诉过我们，当俾斯麦不愿意的时候，必须用妙法才能够使他收回一项通告或决定。我们简直有跟读关于俄罗斯专制君主的宫内情况记载一样的感觉。有头等睿智的人物，自然不愿任人摆布，使内阁徒有虚名。越来越没人愿意在内阁供职。他诱人人阁，过不久又将其踢出阁外，有一个会说俏皮话的伯爵，把俾斯麦比作唐玻，说他起初引诱美貌女子，等玩腻了就抛弃她们啦。俾斯麦看重一位阁员，至多不过两年；很少多于两年的，这并不是不自然的事，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倘若我要吃一勺汤，我必须先问过八个傻子！”但如果他的同僚们投入到对手的怀抱，他却大发牢骚，说他们忘恩负义，自称是赏识他们提拔他们的。　　只要有人来访他，除非客人只是毕恭毕敬地听他说话，否则只要客人一插话，总是惹起他的反感。“凡是有人要同我说话，必须在二十分钟内说完。有多数的大使们坐得太久，他们意图从我这里套消息，以便向国内汇报。”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是密友，如果没被邀请或预约，千万别去见他，哪怕他住在乡下。他在瓦森的时候，就是威廉皇帝也不例外，打发去的人他照例会不欢迎的。驻巴黎大使赫因罗厄王爵觐见皇帝，皇帝说赫因罗厄不如去瓦森跑一次——这句话就跟上谕一样。但赫因罗厄却答道，先要俾斯麦请他去，不然的话他不能去。皇帝与王爵面面相觑许久，随后这位大肚能容的君主只好收回成命。但俾斯麦如有话说，他却会毫不客气地打发这位赫因罗厄从瓦森去见君主。　　他要表现他的专制有许多方法，其一便是把他的健康作玩具。当他除了告病之外别无他法可想的时候，他还就真病了。真病假病他总是说自己气色不佳想要告退了。《喧声》报套用海涅的语调，这样评论这件事：“我从千辛万苦中才凑够这一点儿纳税的款子！”　　他这样的屡次辞职，不仅仅是根据身体欠佳；还抱怨勤劳于国事，甚至有几次对皇帝也有些微辞。有一天，赫因罗厄在瓦森看见俾斯麦的气色很好，非常高兴。而当天俾斯麦却请赫因罗厄告诉皇帝，说自己仍然重病，神经还是很不宁！“因为皇帝很不体恤我，麻烦我。”　　俾斯麦不体恤帝国议会，却要求帝国议会体恤他。在1879年间，有一天俾斯麦正在攻击拉斯克个人的时候，主席轻轻摇铃。俾斯麦停住他的激烈演说，说道：“为什么摇铃？会议厅里是很安静的！”后来他对路西亚说道：“我在这里是帝国最高长官，不须受主席纪律的约束，他无权摇铃打岔或警告我。他著作这样的事。我们紧接着的下一步是解散议会啦。”他就是这样做众矢之的，他越来越看不起他的对手们，但却想同他们作战。当利克特在细节上攻击政府的时候，俾斯麦好象是拔刀相向地说道：“诸位攻击我们的立法、我们作为政府的政策，你们这样的攻击目的究竟在谁呀？……除了我能是谁？我不能让你们指桑骂槐的装作攻击政府而侮辱我，我不能不反攻！”　　还是在这一次会议上，他改变了面目，从名誉过渡到竞技，因为他对利希特说道：“既使我不过是一个克技的人，我也不能不保护我自己，以抵御这样的攻击呀！”有一天，他被一种介于自大与谦逊的心境所困扰。拉斯克说世上没有什么事都能做的人。俾斯麦以为这句话意在挑战他的能力，便答道：“据我看来，你的阿尔瓦所能做的，查理也能做，不过如此而已，”他就是这样误5 ！席勒所说的“查理不能多做”（显然与他不利的）。他很少说到自己的历史。但是，有一次他在帝国议会宣称道：“我曾经是整个欧洲的敌手，在我所对付的人中你们不算是第一个！”这时候，即使是最厉害的敌手，也几乎不能不发抖，他们晓得他说的是实话。　　到了这个时候，他越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玩权术的行家。在帝国议会里，他教训理想家说：“政治不是一种科学，不是教授们易于想像的那样，政治是一种技术，政治不是科学，如同雕像与绘画不是科学一样。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有能力的批评家而却不是一个美术家。即以莱辛而论，他绝对是个地道的批评家，却不能胜任于雕刻一座雷奥科温。”在这样冲突之后，当他满肚子不高兴坐下吃饭的时候，在吃过三四样菜之后，他又诙谐起来。　　他的专制脾气变成任性，尤其与他的保固禄位相关。就这件事而论，俾斯麦实在象一只狮子，有的阁僚好像一只被他捉住放掉的野兽，最后又被捉回来。1880年4 月间他大发狂怒，因为在联邦议院里普鲁士第一次投票失败。在十点钟时候，他把台德曼喊来，吩咐台德曼立即在《北德意志报》发表他将辞职的声明。虽然有人劝他不要辞职，不要把辞职书送去草拟稿件。当撰稿的时候，他到花园散步，每走一圈，都抬头望窗子，说出更严厉的词句，让台德曼把责任归咎于几位联邦的王公与他们的代表。当报纸快要发印之前，台德曼劝他等到天亮再说。“不能！”俾斯麦拒劝道。当下那篇辞职书写满了四大页，有四个抄写人誊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于四点半钟送去给皇帝。深夜十二点半的时候，就打发送信人骑马送到宫里；再过一刻，俾斯麦坐下来吃饭。他几乎还未开始吃的时候，他又打发人说，不要去送辞职书了。台德曼赶快跑上楼说，辞职书已经送出去有半点钟了。他自然希望能从副官手里取回来，但是辞职的新闻已经送到报馆，皇帝会看见的。“好嘛，随他去吧，他屡次令我讨厌，现在轮到他啦！”　　俾斯麦当他自己和宰相地位动摇时，就是这样演诙谐的闹剧。即使是对付一件次要的外交，他也不肯为怪脾气所影响，宁可跟着理性走，假使他的一位属员对于这样的事任性行事，他是会发狂怒的。但是关乎到他自己的地位他却能扮演傻子，因为无人能够替代他。路西亚与台德曼是两个议员，一个被保荐当阁员，一个当帝国宰相府的办事长，只有这两个人有战略有精力，能够接连好几年在俾斯麦手下办事，后来施勒策当财政部长也能够这样。　　布施与布赫尔是两个很有意味的人，他们俩年纪都比俾斯麦小，都当过革命党，随后成为有名的记者，都做了官。布施较为聪明，比较无忌惮，柔滑而浅，他所游历过的地方甚广，后来变作《边疆报》的主笔，颇引俾斯麦注意。在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很喜欢他，战后他却失宠了，被俾斯麦赶走了。随后他又用阴谋，几乎等于勒诈，又把自己变作一个非他不可的人物。俾斯麦又用他又怕他，甚至于怕到了比他怕俾斯麦更厉害的程度。他是一个无人可比的采访好手，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瞒不了他的耳目与他的注意。他的日记提供给读者许多无价的宝贵材料，使人了解俾斯麦。烟斯麦自己也得承认其中他所不欢迎的真实。　　布施是一个强健、快乐、狡猾的人，布赫尔与他相比，却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他初时是一个律师，是议院里四十九个急进党之一，被判监禁逃往伦敦。他在那里住了十年，过的是孤寂穷苦的日子，是马克思逃亡时的邻居，大赦之后，他回到德意志，拉萨尔介绍他见神斯麦，这时候他快五十岁了，仍然无可靠的谋生之道，厌倦了当革命党的漂泊不定。这是很好的机会，俾斯麦很容易地被见到了，他的文笔被俾斯麦赏识。布赫尔在伦敦认得李卜克内西，这时候他正在开始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外交部向他敞开了大门，并奠定了他升迁的基础。倘若他奉命而行，不发表他自己的见解，他可以希望有体面的升耀。　　他是一个毫不动人，身体赢弱的人。当他能够暂时摆脱公务的时候，他喜欢撇开人们与报纸，在树林里闲游，同时带着一个绿色标本箱放草或苔的标本，他认得所有的鸟，他又是一个老鳏夫，养着他的姊妹，自己吃得很少，不喝烈性酒。他一回去同俾斯麦办事，就不分昼夜了。倘若他去看戏，他先要把他的座位的号数告诉他的东家，以便有事就可以喊他回来。他是一个很精明的思想家，写的东西是很有条理的。他写过不可胜数的英语论文、法文短简和德意志律的草本。他虽然不喜欢俾斯麦，却把灵魂卖给了他。他的东家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他停止表示自己的任何见解，这样就能够暗示给俾斯麦改良，且能够从俾斯麦的脸色就晓得他的批评是否有效。他是俾斯麦的无价之宝，俾斯麦称他是“真珠子”。俾斯麦向来未这样称赞过别人，他又称赞他道：“他是我的忠心朋友，是屡次批评我的人。”他却不这样称赞阿比肯。有一次他说这个可贵而忠心于他的阿比肯是他的苦力。　　俾斯麦要求所有议员说话时要简练，文章要精悍通俗。这些人当中如台德曼与布赫尔都能够说话写文达到神斯麦简短的要求，又常能够在当天晚上与第二天早上之间把各自的公务办完，是向来不会看到俾斯麦不耐烦的。说话不要带情绪，写东西不要用过火的字眼。关于说话与写东西，俾斯麦曾发明几条极有价值的规则：“字句越浅白，印象越有力。”又道：“无论一个地方多么繁复，只要用几句话就控出心脏。”凡是在他手下办事的人，必须要在十分钟以内把一篇一百多节的法律草稿作一个报告。要具备这样人门的工夫，自然要多磨炼。“当他要晓得一个经济问题时，五大篇长的简报他都嫌太长。　　他很有忍耐性。初听虽不高兴，后来却利用这样的反对。他并不是铁一般无热情的人。我们有必要晓得这个凭冲动用事的人的真正性情。当他的神经受了扰动时，他捻自己的眉毛与别人捻胡子正好相反，台德曼遇到这样的日子时，常在公文卷宗里头放好一件关于简单公务的公文。“倘若我一进屋就看见他在窗口向外望，满脸厌世神色，且我看见他要捻他的眉毛时，我就给他一件关于无足轻重的话柄和极短报告。”他顶多就说：“你以为最好怎么办，就可以照着办。还有别的么？”于是台德曼走出去。第二天早上，当这位上司正在床边时，他肯很有耐心地听报告，一连好几点钟都可以。　　因为俾斯麦习惯于迟起床，他的公事要等到中午才开始办。他从十二点到六点，又从九点至半夜，他很辛苦地办公事。他喜欢在晚上办事。他很想议院开会开到晚上很迟的时候，如同英国一样。一个人晚上办事很有效率，说话也说得好些，较为通融些。在早上的时候，人们一般是不揭别人的短处的。　　当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同许多有神经病的人一样，要他的属员格外的努力。一篇大稿子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一个钟头里，文书们也许被他惊动十次。“在署里的文书们要小跑着工作。无论什么都要加倍地快节奏，即便神经很坚强的人，也易于坍塌下来。”台德曼却说道：“他向来从未对我激烈过……我记不起他对我说话是不是用上等人与上等人说话的腔调。他对我们是很客气的，为其他大臣们做出了表率。但是我们却要小心，千万别使他不耐烦，千万别刺激他的神经，属员们是很怕这位上司的。他们晓得，即使是犯了最小的疏忽，都会挨骂的，他们在这样狂怒的大岁面前发抖。”　　他住着一间宽敞又无几件家具的房子，里面有一盏高高的银灯照着。他半个身子靠着椅桌听人报告，很快就断定该怎么办理。台德曼说，他在六年里头不记得俾斯麦有什么事不是当机立断地处理。当他口里说叫人写的时候。他向来都是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话如同洪水冲泄出来。他往往口里说着两三句几乎相同的话，后来才择定要用哪一句。他不能容忍任何的打岔（一打岔就失去了线索），就很难晓得他的意思。　　1877年底，他口头说要我写一个报告给皇帝，其实是写立宪以来所有我们的政党关系发展的情形。他口不停地说了五个小时。他说得比平常快，我极其为难地把他所说的话诸多要点写下来。房里太热，我恐怕要抽筋，便很快打定主意脱了褂子，只穿了内衣往下写。俾斯麦王爵很诧异地看了看我。但是一会儿的工夫之后，他点点头，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停地往下说。当我誉清我所写的东西（一百五十大页）时候……我看见全文如同行云流水，我很惊奇。……是一篇完全的、一往直前的文章，既无复述，亦无说出题外之处。“　　以办公事而言，他待人既用专制手段，同时也表示体恤，对办别的事而言，他表示拘泥细枝末节，却又以礼待人。因为他既不耐烦，也没有闲暇任裁缝量他的尺寸。裁缝给他做衣服时就只好用眼量。倘若做得不合身，裁缝就会接到如下一封信：“你向来同我做衣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你好像失掉了这种本事，你好像猜度我越老越小越瘦了——这是很少发生的事……自从1870年以来，你所送来的衣服都不合我穿，而在你觉得大概办得很好。我想不到你会这样不太注意人的身份的变化进程。”当这位大文章家有机会责备一个极好的下人时，就是用这样带着尖刻谐趣的话语。　　当他与他的同列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很骄傲的，他自然不能容忍他的同事们，所以他待同僚还不如待他的参议员，因为同僚们不能维护自己。有几位大臣说他是“自大到没人愿与之接近的程度。”就他待下属一事，海军大臣斯彼士写道：“他叫我留下来，同我讨论我本部的事，就如同一位老师教训一个蠢而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无论什么时候我试插一句嘴，他都会和我生气，我只好一句也不说地让步。”一个人就是这样在半个钟头里一直不被俾斯麦所敬重。攸连堡当部长时被俾斯麦不公平地对待，他写了一封尖利的抗议信，俾斯麦回敬道：“看了你的信我得到一个印象，你说我错怪了你，必得求你饶恕我。我认为你不能怪我，至多只能怪我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攸连堡家里将把这封信作为宝贝一代一代传下去。其他几位部长同俾斯麦彼此友好相处，承蒙他的抬举之后，此后必然觉得同他相处不来，随后便失了地位。从前虽然做过几时的好友，最终变成了仇敌——因为俾斯麦希望别人感激他，他却从不感谢人。　　他极少地表示感谢。遇着他感谢人的时候，他会做他人所不能摹仿的表示。1870年的战役中，有一天他骑马在勃兰登堡门下走过时，在皇帝之后，毛奇与罗恩之间，他一眼看见他所率部下的属员们都在一个特别月台之上，他的鞍钮挂了三顶桂冕，他取下一顶投向他的部众。　　九、是超人还是骗子　　在1860年间，有一天晚上，普鲁士大使、施勒茨、克雷、霍尔施坦和孩子们的先生在俄都的大使馆里围着火炉闲谈，谈到灵魂不死的问题。霍尔施坦尝试证明惟有身后之名是靠得住的，永不消亡。俾斯麦伸手取炉台上的一杯酒，说道：“霍尔施坦先生，让我告诉你吧，我看这一杯酒比三十页柏克的《世界通史》值钱得多。　　他有诸多优点。他这样不好名声就是其中之一。他不只是当学生时就看不起名，到年岁大时还是这样——或者说这就是他与拿破仑最不相同之处。假使拿破仑不赞美普鲁塔赫，不贪光荣，他会永远是一个不值评论的人。当柏克的《世界通史》增补至一千八百七十余年的大事时，俾斯麦实在不想在这里头占到三十页。他晓得自己的力量。在克莱尔的几本著作里头，他在其中几段论政治天才的若于行之下，画两条或三条线。等到克莱尔八十岁生日时，俾斯麦写信给他说，他自己怎样的真诚尊重他，对于无论哪一位德意志作者，他却始终未这样表示过。我们要记得，五十年前，克莱尔曾从一位比俾斯麦还要伟大得多的人那里接过几封相似的信。　　俾斯麦对待同世的人的赞许是冷冷的。他既看不起当世的人，所以也不喜欢他们的称赞。有一天在帝国议会，利希特责备俾斯麦不懂得经济学。俾斯麦在说过他能够安详地等待他的同国的人们裁判之后，却小心加一句道：“我不能说后世——所以为这样的考虑是过于情绪的。”他每遇一些人聚在议会门前要看他坐马车到会，他就常常不高兴。他说他很晓得一个被人憎恶的大臣要露出什么样的面目，人民怨恨他到要唾他；现在看来，他要怎样做出另外一种面目。威廉请他来行钉旗的典礼，其中有一面有俾斯麦的军衣与他的名字，他不肯去，他说，跑去一次，他所得的至多不过是伤风。当皇帝送他几颗金刚石以备他嵌在宝星上的时候，还带着两句极能感动人的话说到：“这就是我所能送你的最后的宝星，且是专为你而设的。”俾斯麦在家里说道：“送一桶莱茵酒，或一匹好马，使我更喜欢。”　　许多俾斯麦的画像只令他好笑。他看见人家把他画成一个主和平的白安供儿，穿着露胸的衣服，他的秃头上戴着一圈琉璃草与椿叶，他看见他的诸多的“超越可能”很诧异。最早为他建立的石像，他很不喜欢。他曾对国人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感激。“当我在科隆，从我的石像旁边走过时，我不晓得往哪方转变……当我在启星根外出散步时，我遇着一种我的僵石化的代表，我见着极其难过。”　　他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他不为好名所动。他无所得于名，但舆论却不然，这是有用于他的，就值得培植，所以他更带着骂世主义，培植一种俾斯麦的传统故事，因为他要这种故事感动与他同世的人们，自己却并不为之所动。他自己虽不能忍受看见自己的石像，却喜欢记载他的功业与奇怪性情，只要这种记载能作为一种有用的宣传，济柏尔奉命写一部书，说威廉一世为德意志帝国奠定基础的事迹。俾斯麦任由这位历史学家看卷宗，但先要由布施选择过，只许济柏尔看“不危险”的案卷。一经选择后，其结果就是这七本书不久就变得毫无价值。希西基尔与布施及其他几个人，先要把稿子给他看过，他就在稿子里删去他所不愿让人看见的话，提议添加什么，有些地方他因为嫌恭维的话语还不够，他就加以批评，他还给希西基尔几封他挑选过的私人信件，其中有几封是1870年写的，1877年才公布于世。　　每逢在公众面前露面，他都要仔细考虑一下这样做带来的政治效果。在宫里他曾大发牢骚，对皇后的总管大臣不合礼节的欢迎他表示不满。当他坐火车经过奥地利时，命令把车上的百叶窗都关上，以兔在那个关键时刻，因群众对他的欢呼而使维也纳同事难堪。　　俾斯麦十分善于利用报馆，这一点无人能比。他的部下时刻都得为登报预备材料，不是提议这件事，就是概括那件事，要不就辩驳一件事。在利用毒药方面，他是个好手；正像在控制新闻来源方面他极为精通一样，即将刊登的新闻或是从德国的穷乡僻壤送到柏林来，或是从其它国家的首都送来，总而言之，要给读者一个十分客观的感觉。他有时在书房里亲自口授关于自己的奇闻轶事，然后登报，但做的好像是从瑞典的首都发到波茨坦的。所有这样的事，他都做得很巧妙，连对他极为忠心的台德曼也不得不说他是个“大魔鬼，比浮士德还厉害”。1872年间，阿尼姆有奥古斯塔作后盾，俾斯麦口授给布施一篇论说，内容主要是“一位居高位的贵妇想换掉宰相”。当他讨论奥地利的时候，他让布赫尔装作《科隆报》的通信员，从波美拉尼亚的斯托尔普偶然得到消息。　　1874年前后，教会争执极为厉害，有人企图开枪率下死他。几个月前，他曾极其蔑视地对帝国议会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自始至终都有许多仇敌。从加龙河到维斯杜拉，贝尔特到台伯河，在德意志的几条河边、奥德河边与莱茵河的周围地区，你随处都可体会到我是那时最有权势，同时也是国内最遭怨恨的人。”（说这句他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那时正有一个比利时的人扬言要把他的头送给巴黎的大主教。因为你斯麦正在作战反对罗马，于是招致了这个宗教狂的怨恨，他说：“我愿意杀死这个妖怪，只要上帝能赦免我的罪，而且在今年妖怪死了之后，得给我六万元钱。”　　过了几个月，当俾斯麦坐着车从启星根街上走过的时候，一个少年向他开了枪。俾斯麦仅仅是手指受了点伤。刺客宣称他是中央党的一名党员。这个说法对俾斯麦来说正中下怀。他先拘捕了几名教士，理由是他们拦住了马车来帮助刺客，接着又发起了报馆运动，一连六个月，这件事在帝国议会都闹得沸沸扬扬。有一个身为中央党党员的议员信口开河地说：“大部分德国思想家因一个半疯的人开枪打俾斯麦王爵而神经错乱了。”这句话给俾斯麦创造了机会，他借题发挥。　　“我曾亲自同那个人交谈过，他很清醒，一点儿也不疯。而且我们有医生证明他根本没病。我明白这位议员不想承认与这个人有任何关系的原因。……即使在他思想深处，他也不曾有过一丝这样的念头：希望宰相能够遇难。对这点，我深信不疑。可不管你怎样辩解，刺客仍然不肯放过你，他说他是你们政党的人！我所告诉你的话都是事实……对于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叫库尔曼的人回答说：”我杀你是因为有教律。……你曾害过我们政党！‘（说着大笑起来）在许多证人面前，他回答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我说的是帝国议会里的中央党。”’正在这时，博莱斯特姆伯爵喊道：“不要脸！”知道俾斯麦脾气的人以为他一定会走下台来一拳把伯爵打倒在地。可他只是皱了皱眉头，很平静地说了两句话作为对伯爵的反击。他说：“‘不要脸’是憎恶人和轻视人的表示。你不要以为我不想说这句话，只不过是为了表示客气我不愿说出来罢了。”　　这差点要了他命的事久久盘踞在他的心里。我们可以猜想，生平只有这一次，他曾郑重地考虑了告退的可能。他有些犹豫地对本尼格森说要辞职。他曾两次被人狙击，受到警察的警告，他说：“我要留下其他宰相作天主教的靶子！到四月一日我就六十岁了，那时我将告退，去过一个乡下人的生活。‘她的夫人和女儿曾苦苦地劝他许久，现在他总算考虑了。　　在这十年里，乔安娜对他的影响逐渐减弱了。她不但不能缓和与他的关系，反而增添了他的暴躁脾气。就我们知道的而言，十年间她从未尝试过避免冲突或弥补裂痕。她爱他，所以憎恨几乎所有的人，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仇敌。她一年比一年易发怒。当她年纪很大的时候，为了维护她的丈夫，她还打破了一个玻璃盆。她只去过议院一次，她受不了再去一次。当谈到一次会议时，她喊到：“我会拿一条椅子腿打他们的！”她对克利斯比说：“你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我的丈夫是个好人。”克利斯比微笑着挖苦说：“你不会见到与你意见相同的人。”　　即便是这样，俾斯麦仍会随时表示对她的不满。在一次慈善会上，他对她说：“君主走后你就不要再在这里逗留了。我不愿意你在人群中太久。”她很实在地表示爱情，她会在吃饭时替他把领带放好，尽管还有几位有名望的外国客人在座。而他呢，虽然往往在夏天与她分开好几个星期，可实际上还是爱她的。在已经结婚三四十年后，他给她写信还称她：“我的小宝贝……我带着爱情问候你。”他还曾从夫里特利士鲁发电报说：“没有马匹，没有我的夫人，我不能在这里住太久，我们明天就回来。”不像以前了，现在她更喜欢住在柏林。在不久就要搬到瓦森去住的时候，她对朋友说：“我一想到要到那里住就浑身打颤，在那里我会感到十分寂寞，心神不宁。”　　这个家庭粗俗且无灵气，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会产生奇怪的想法。俾斯麦不单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人，而且是最有名望的德意志人——少年时他饱经世故，现在，凡是日常生活中见过他的人都称他是个能言善辩的人——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生活经历，一定会以为他是个古板的人。　　他的住处只要有几把舒服的交椅就行啦，怎么装饰他不管。有人对他说，罗恩的新家具不错，他却说：“注重家具的人，是不会注意饮食的。”他家中的布置很不协调，墙上糊着难看的纸，挂着有花字的颂辞，桃花心木椅子上盖着颜色相反的花布——在这样不协调的环境中，这位大人物饭后或坐或半躺在长椅里同客人交谈。他穿着一件绒布褂子，扣子扣到喉咙处；戴着一条长围领带；他不喜欢硬领，嫌不舒服；一只狗躺在他的脚边，一支长烟筒，满地的报纸，他总是把看过的报纸随手丢在一边。他多年的密友攸连堡说：“这个圈子里没有外国人。俾斯麦一直过着粗俗且简单的乡绅生活。可几乎常有客人，有的是他的帮手，有的是他儿子带来的青年军官，还有的是亲戚，更多的是世交。大家都是大大咧咧的，喝葡萄酒、啤酒、白兰地。这个世纪最著名的外交家的家里就是这样的情景。屋中烟雾综绕，时不时出现的身穿华丽衣着的客人给这个屋子平添了许多大雅之气。”　　谈话与屋里的气氛十分和谐，即使是这位王爵说故事或对时局进行评论，水平也不是很高的。一个人说话时不时被别人打断，而且谈论的话题总是关于俾斯麦认为要紧的事——埃姆斯的公文、暗杀、凡尔赛等等，几十年如一日。如果对这里的光景作番真实性的描写，画面一定都是一样的。可惜当俾斯麦说件有趣的事时，往往被他的儿子或者信差或者即将开饭所打断。俾斯麦的女儿出嫁时来了许多客人，据他自己说，客人们像灯下乱飞的苍蝇一样，不仅帮不了什么忙，反而添了乱。　　我们不必考察在1870年里，到底有哪些有名的德意志知识界人士常到俾斯麦家里，因为除林多兄弟、库尔齐乌斯和威尔登布鲁克两位外没别的什么人。经常在柏林社交界出现却未到过俾斯麦家里的名人有海泽、史托姆、威尔布兰特、布兰德斯、易卜生、比昂逊、兰克、冯塔纳。这么多人中还没包括俾斯麦的对手们，像菲尔绍、弗莱塔格、蒙森。朗格本把荷尔德林的《许佩里昂》送给乔安娜，她读过之后说，“有意思极了！”　　这种状况并不影响俾斯麦领会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拜伦的深奥，这主要体现在他早年的书信中。从其中多不涉及知识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极有远见，为了身体健康，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尽量不与对自己无用的人来往，因为这些人既不能办事，又不代表任何政党，而且彼此之间没有仇恨。　　结果是很严重的。一个人除了偶尔看看海涅、拜伦、乌兰德。吕克特的诗歌外不看任何书，不与国内任何非政治的运动产生联系，年久日深将导致用强力而非睿智治国，将不会充分考虑世界经济、教会、社会主义三大主流对自身的影响，也不会利用国币，使本集团巩固。俾斯麦悟性强，能够创造饭桌上热烈的气氛，但与老王相比，对当时问题，他见得少，听得少。俾斯麦生性懒惰、好舒服，但却不得不把神经绷得紧紧的。为了轻松一些，只好放弃了知识。他自愿不与知识界人士为友，因为对于达官贵人，那些人总是很讲礼节的。熟知历史的人，对俾斯麦做出了各自的评价。　　布兰德斯说：“俾斯麦虽然并不有利于全人类，却大大利于德意志。俾斯麦对德意志就好比一副非常好的眼镜适合于一个近视眼，近视的人有这样一副眼镜是种幸运，可不幸的是他却不得不总戴副眼镜。”　　布克哈特（1877年）说：“他的告退使人误解，以为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关于国内的大政方针，他制定得很不好……二遇到欧洲有大战事（眼看土耳其战事就要发生），他可以再改变对策，但却没办法疗治已造成的创伤了。”　　冯塔纳（1881年）说：“人民反俾斯麦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上层社会也闹了很久了，削弱他地位的是他的多疑而不是他的治国之策。他是一个天才但却心胸狭窄。”1893年，冯塔纳又说道：“我们要不断地追忆，目的是为了避免因他许多蠢笨的行为而忘记他的那些伟大功绩。他是最有意味的人，我想不出比他更有意味的了。但是他不断地犯错，这太令人厌恶了。他想压制一切的念头是那样的强烈。”二895年间冯塔纳再次描绘他，“他是一个超人与骗子的混合体，是一个英雄与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的慈善人的矛盾体，使我产生混乱的感觉，我不能纯粹的、完全地称赞他。他有缺点，这也是伟人的一个方面。”　　十、新居　　他的别墅在夫里特利士鲁，曾一度是所旅馆。星期日，当汉堡的人们去萨克森游玩时，都喜欢在那里住宿。后来，俾斯麦做了宰相，在他的最后十年里，几乎都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从申豪森搬到瓦森，又从瓦森搬到夫里特利士鲁，俾斯麦的住所越来越不像王爵的宅第。就阶级而言，他却是从乡绅升到伯爵，最后封王。他为什么不肯在他的新森林里盖一座王府，为什么不肯事先把这座旅馆装饰一下，甚至连屋子里的门牌号码还保留着？他向来以自己的家世为骄傲，为什么不花些钱，费点事把家宅弄好？他时常追忆尼朴甫（只有这个地方是他爱过的），它已经被卖出去了，但还可以再买回来。他生在申豪森，这地方还是他的。当他住到汉堡时，汉堡似乎很不合他的心意。瓦森同夫里特利士鲁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一样的荒凉，一样的浪漫，房子也是一样的朴素，他分别去两处度过夏季。　　俾斯麦对风景的爱，仅限于波美拉尼亚。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都献给了这个北方有风景的地方。无论在哪儿，不管是匈牙利、俄罗斯还是丹麦，只有森林是他的家，他爱森林。后来，他变作喜欢萨克森瓦尔德了，如同他喜欢瓦森附近的森林一样。惟有在森林里，他才能摆脱他一生的检桔、专制；也惟有在森林里，才能使他的暮年同少年时一样，尽情幻想浪漫与诗意。　　“我爱大树，大树是祖先。……如果我不这样地爱它，我就不知道如何生活。喜欢自然是上帝赐予我的感情，倘若没有这样的性情，是不会如此热爱的。……凡是不喜欢自然的人，我都有点不认同。……当我酣睡时，在梦中，我见到了小松树林，春天吐出的新绿上都沾了雨水，……醒来后我觉得十分精神6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森林里驾好几个小时的马车，可以闲坐在板凳上，欣赏片片新绿，无思想也无厌倦。”有时候，他却在森林里考虑问题，因为还有一次他说：“当我一个人在森林里的时候，我得决定许多重要的事情。”　　俾斯麦惟有在森林里才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至多也是看到伐树的弄错了树才生气。不然的话就是他见到林边上种田的人骂马，打马，他会下马用马鞭子打那个人。他会同管林人一株树一株树地讨论：“你说什么呀？树尖枯了？那么我的头也有点秃了！”随即会把帽子摘下来，露出他的秃顶。有人说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俾斯麦同他的几个儿子在夫里特利士鲁树林里用枪打掉树尖上枯的枝权，然后吓唬自己的管林人，这样做俾斯麦觉得是最有趣的了。所有的人听到他的号令都会瑟瑟发抖，他却用这样的把戏来戏弄他的仆人，以免他们伤害他的宝贝：树木。现在他不怎么出去打猎了，他要保护林中的鹿。一位客人在吃饭时间问他，回答很简单，他说他不喜欢吃自己的野味，但是他却允许他的客人去猎取。　　他没有一点浪漫的气质，但却喜欢冥想，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冥想，是爱的表现。他说他在夫里特利士鲁会戴眼镜，因为在那儿他见到的都是有意味的事物，而在柏林却不是这样的。他七十岁时写信给他的夫人还带着那种写实家的腔调以及对景物的爱。　　“这里的紫丁香和橡树长得要比柏林的慢些，但景色还是很可爱的，却有无数的白喉雀、掠鸟和许多别的鸟儿。这儿有杜鹃，去柏林前我一直没听到它们的叫声。我问：”还有多少？‘那个会恭维的人说：“十二。’但最后的两个，未免过于房弱了！冲击水轮的一股水很像瀑布，挺好看的。前面是一片自然形成的洼地，掏些钱，向后走一百步，就有更大的一片清水了，磨房中的磨还在匀速地转动，可房子　　却到处在漏雨。在西尔克……黑麦大瘦，大麦需要较多的雨水；们户们时常发些牢骚……新挖的鱼池不错，新栽的树种得太深，同以前一样！……我祈求上帝让你尽快地恢复健康！”　　俾斯麦在树林中变得公道起来。在瓦森时，他得到报告说有人偷野味，他仅仅是有点怀疑就同他的客人一起坐马车去看那个嫌疑犯，一边走一边诅咒那个人。等到他回家时，他传来了管林人的主管，主管告诉他那个被诅咒的老头根本就没有枪，而且他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听这两句话，有好几分钟俾斯麦一言不发，随后说道：“只好等吃完饭，请诸位先生再同我一起去那儿。”到了那儿，老头子却躲着不肯出来，俾斯麦下车，同他的客人一起走进去，请老头饶恕他的过错。他曾屡次不公平地对待他的下属，从没一次这样客气。这位可怜的老人为自己辩护，让俾斯麦顿生尊敬之意。他如此诚恳地请求老人的宽恕感动了旁观的人——与此同时，关于类似的事件，他们心自问。这之后，他很懊悔自己以前的许多行为。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想许多曾被他不公正对待的诸位部长、属员、护林员以及王公们。他很久很久地回想，被他作为牺牲品的人们一定不会相信，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肯承认。　　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保留着一种习惯，一直到老都不曾改变，那就是他用严格的礼节来招待他的客人。不论是大臣，是邻近的乡绅，牧师的太太还是魏玛的公主，都称赞他的欢迎仪式是高贵的，有气质的。不论他与什么人握手。一定先摘下手套。但是一进到屋里，他的客人们就会像呆在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无束。屋里并不整齐，这儿摆几个酒杯，那儿放几个烟灰盘，有的地方挂几幅画。客人们坐在用格子布盖住的桌旁，喝各种各样的酒。屋里非常清静时，他写信给他的夫人：“阿德拉海特正在读意大利文，赫伯特在我的身旁写东西，泰拉斯啃一块大骨头，茶壶的水开啦。”台德曼在那里办事，一住就是几个星期，当快到中午他出来时，多是王爵夫人在那儿忙碌，“这时候她已经起来啦。”俾斯麦快到一点时才出现，他一边吃东西，一边听台德曼的报告。吃过饭后，很多时候，他会带着他的儿子或女儿坐马车出去两三个钟头。马车时快时慢，台德曼带着记事册，因为最要紧的事，往往都是坐在马车上时决定的。在最后的半个钟头里，马车跑得很快。自从有人企图暗杀俾斯麦后，总有侦探寸步不离，有一个是固定保护他的。俾斯麦只好接受这种状况，即便住在乡下时也是如此。通常在六点时吃大餐。“总是四个菜，还有香摈酒。平常是葡萄酒。——看到面前摆着一盘鹅肝，他会很高兴的。他嘻笑着说，‘龙是越变越小啦’。”饭后大家来到大客厅，围坐在火炉旁闲谈，“这是一天当中最有意思的时候了。当时，他会说一些新鲜观点……会滔滔不绝地讲自己从前的事情。……快到九点时，他走进书房，这时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到了半夜就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从十二点半吃夜宵时起，他就要同夫人聊一个来小时。”　　这样宁静的林间生活，不时被打断，除了那些急需处理的公务，还有因人不敷出所5 ；起的愤怒。在柏林，他的薪俸是一万八千元，而他却要花到五万。因为爵位和赐地使他耗费大量钱财，所以他牢骚满腹。“在我还没受到第一次封赐之前，我过得很好；以后，瓦森把什么钱都花完了。除了薪俸和申豪森的租钱，我没有别的进款。……全部的租金都在这里，可还是不够的。但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弄好的。……新的赐地（夫里特利士鲁）很值钱，可到现在为止，我并没得到什么好处，倒是为了买这块地中间属于别人的那部分，我又花了八万五千元，要不然就得住在树林中间的一所破房子里。”他时常对哥哥抱怨说，瓦森的收人几乎不值钱，萨克森瓦尔德的木材也带不来什么利益。现在得坐华贵的马车，车费比从前高出许多。“我得付出许多修理费，不幸的是，作了王爵，所付的修茸费还必须符合我的身份和地位。……以前我曾想，我的儿子们只要成为富裕的乡绅就很满意了，现在我可不想让他们成为乞讨的王爷。”　　俾斯麦把瓦森的造纸厂租给一位制造家，得到八万元；他从易北河边的一所火柴厂，得到一万二千元；从夫里特利士鲁，每年收人三万四千元。“假如我不是一位王爵，这样的收人是很不错的啦。看来我永远不能习惯做个高贵的人了。”乔安娜也当着客人的面，对着微笑着的丈夫呼叨，她忙了一个钟头，因为家用账上有十一马克五十个铜钱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　　当俾斯麦七十岁大寿快到的时候，在整个德国收敛金钱来进行庆祝。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收聚一笔钱，由他来做一件有益于国人的事，无数的小市民捐铜钱，雇主们逼劳工们捐助，最后一共获得三百五十多万马克。在政府公告中（当然是俾斯麦示意的）君主说：“一百二十万马克是交给你做公益事业的。根据你的请求，我同意你把这笔钱拿去。无论将来收集多少，你都可以拿，但你必须随时告诉我你如何用了它们。”　　委员会和一些得到好处的人反复讨论之后，拿出一百五十万马克买了申豪森的房产，在俾斯麦生日那天，雷提波尔公爵把一张不负债务的地契交给了他，并说，“这些房地产以前原本属于俾斯麦家族，后来却被别人霸占了。”　　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而婢斯麦呢，却用最初交给他的一百二十万马克添设了许多学位津贴，以利于高等教员。虽然说是国人替自己的领袖买回了世传的家业，人们却不肯相信。这些产业并不是已经“丢失”了，他的两次赐地完全可以买回祖先们早已卖出的田地。　　路西亚写道，“有些人对此事很不以为然；有些人却认为应该做些与宗教有关的事。”俾斯麦却试图用英国人对英雄的慷慨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可是他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贫苦的人们对他大失所望。他们之所以捐钱是因为他们深信这笔钱会用于更利人的建设。贵族们在19世纪70年代里对他做的批判尽管有失公允，但他的这次行为的确有损于他的名誉。　　这是俾斯麦生平中的一次失检之处。　　他躲在乡下，原本想放松神经，恢复健康，但却根本办不到。主要是因为饮食太不小心。　　当医生吩咐他忌嘴的时候，路西亚说，悍斯麦喝完汤后，只吃一条肥鱼，一点烤小牛肉，三大枚海鸥蛋——同时喝许多红酒，这就行啦。既然他相信喝些啤酒能让他睡个好觉，他就吃许多鱼子和其他香料很重的食物以便口渴。赫因罗厄对我们说，他在俾斯麦家中做客时，俾斯麦正说自己胃口失调，不能吃东西，神经也痛，可他却不加节制地吃了许多东西：汤、鳝鱼、冷肉、大虾、龙虾、熏肉、生火腿、烧肉、点心。有一次有人恭维他神色健康，他却回答：“我倒乐意神色好点而感觉好些。……没有人对我表示同情，这是我的不幸！我觉得额头上有压力，似乎里头不能有别的东西，只能有一团软胶……血是一种特殊的液体，神经更是性命攸关的线，我们是可怜的幼物，在线的尽头乱跳。”　　他得病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专横。他说：“一向都是我管医生的；可现在不行啦，有个医生管我啦。”这时的俾斯麦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他既好发怒，又不体恤他人，时不时头痛、面痛、失眠血病。脚肿、静脉曲张。他体重二百四十七磅，他的专职医生相信他得了绝症：胃癌和肝癌。比尔的医生施维宁格尔到瓦森给俾斯麦检查，做出诊断说：“如果王爵的饮食起居还不改变的话，我不能保证他再活六个月。”听了这两句话，俾斯麦亲自向医生请教，医生简答他说：“我不敢说大话，我治不了这么多的病。”这两句话却在俾斯麦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前从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是个好样的！”　　这位医生是个有魄力的人。后来到柏林替他治病，他却还有些怀疑。医生让俾斯麦早上八点钟起床练哑铃，除了鲫鱼，整天不许吃别的东西。俾斯麦吼道：“你一定疯了！”医生却说：“好吧，你干脆请位兽医来吧！”说完就告辞离去。这样的手段总算使他屈服了。有两个星期医生监督他何时吃饭，何时睡觉，何时办公，一刻不差，管得紧紧的，果然有了进步。在施维宁格尔离开的一段日子里，他立刻吃“三倍那么多的奶油渣”。于是引起了厉害的肚痛，后来又患了黄疽。他移住夫里特利士鲁，医生继续为他治疗，并随他一同去了启星根、加斯泰因，时刻伴在他的左右，两个月后他康复了。他还承认自己返老还童能够重新工作啦。　　施维宁格尔用压制的手段摆脱俾斯麦的压制却救了他的命。假如在其它方面，有别的德国人敢于像这位医生一样反抗压制，他们一定会见到俾斯麦并不总是那样专制的。十一、爱犬之死　　我们很疑惑这个永不满意的老人在年至桑榆晚景的时候享受过什么人生的乐趣？　　对于他的儿女们，他还是相当宽容的，即使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也能原谅他们，但却竭力限制他们的个人自由。他很高兴见到他的孩子们，和他们在一起他总是显得很快乐。偶尔与少时朋友相聚，他也能从中找回不少的乐趣。他的另一件人生快事就是喝酒。好酒对他的吸引力远比什么徽章宝星要大得多，他曾经拿定主意（皇帝不大以为然）要把所有的俄罗斯宝星炼成“块银子。他说每人一生要喝多少酒抽多少烟，那是命里注定的事，”上天给我的恩赐是十万支雪茄和五千瓶香按。“他的话被人听去传为笑谈了，于是就很认真地计算起来他究竟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雪茄。　　柯雪林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现在却难得见上几面，他曾说过“我只佩服柯雪林一个人的头脑”这句话，同时说明他自视很高。柯雪林也非常知道利用这一点，十年来从未主动到乡下探望他。他解释说：“俾斯麦现在权势倾天，如果无意中遇到他，他还会和从前一样，不失为一位诚实可爱的朋友。但如果专程去看望他，却并不一定是件方便的事，如今他的时间太宝贵了。”　　莫特利的来访，使俾斯麦分外地喜悦，这位美国人已经同他八年未曾来往，1872年夏天他们终于又重逢了，俾斯麦在给莫特利的回信中写道：“一见到你的笔迹我就非常高兴，拆信之前我就预感到你要来看我，我张开双臂一千次地欢迎你的到来……你收到信的任何一天，都是你启程的最佳日子。”往下他又不厌其烦地告诉莫特利坐几点钟的火车到柏林，这样便于他们在瓦森等他，在莫特利到来的一周里，俾斯麦每天要陪他十四个小时，这是其他的朋友从未享受过的最高礼遇。　　莫特利写回信说道：“他比以前稍微胖了些，整个人看起来多了些沧桑感，但他还是那样性格开朗，全身充满了魁力，不失为大家风范。他到早上四五点钟才能人睡。饭后我同他在树林里散步，他很随意地以幽默风趣的语气谈起近几年发生的大事，他谈这些事的时候，非常的平易自然，就如常人说起家务事一样，毫不装腔作势，给人一种平易、无拘无束的感觉。我不禁要说‘这就是伟大的俾斯麦——当世最伟大的人物’我所见过的所有的人，无论职位大小，都不像他这样的平实，不如他这样的真诚与和蔼……”　　我们从莫特利对俾斯麦最后一次的探望中（莫特利此后一两年就去世了），能看出莫特利这位精神自由、能力非凡、兴趣广泛、无私为人的美国人对俾斯麦所产生的无形影响，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俾斯麦周边的人，如他的夫人、他的儿女、他的哥哥。罗恩以及任何一位他的同事都不能给他以前有益的帮助，不能减轻他的心理负担给他以新鲜轻松的心情，但莫特利这位来自遥远大陆的共和国的公民却能给予他这些。　　俾斯麦现在只有几只不会说话的动物与他作伴，他变得愈发的孤僻，他甚至喜欢他的狗超过了喜欢他的夫人，在他的谈话与日记里他会时常提起它们，当他决定要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会把他的狗考虑在内，他会牵着它们在威廉大街和森林里散步，他与他的狗一起分享忧愁和欢乐，他与他的狗几乎形影不离。这几条铁灰色或黑色的狗体格硕壮，反映灵敏，和他们的主人一样的神勇和威猛。它们死后大多被葬在瓦森的一个大园里面，有八条狗被葬在他最喜欢的马旁边，那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这几条狗从不向他索要什么，对他很温顺，虽然默不作声，但却非常能领会主人的心思，他也就愈发地喜欢它们。他晚年这样评价说：“我喜欢狗，因为如果我不小心伤害了它们，它们也从不记仇。”他这句对狗的评价其实更多地反映了他本人的某些性格。　　当瑞贝卡（母狗名）不听话的时候，他就把它当成一个被宠坏了的女孩子，取笑它的害羞与娇态，当弗洛拉“在屋里乱跑”或者萨尔坦乱叫打断人谈话的时候，没有人敢去阻止它们。当遇到公事繁忙让他心神不宁的时候，他就用手抚摸膝旁狗脖子上如丝的细毛，来稳定他混乱的情绪，当他在夫里特利士鲁的时候，这几条狗就在桌子下面耐心地等待，它们把头埋在两条前腿之间，眼睛注视着它们主人的一举一动，他拿起他的橡木手杖站起来的时候，它们就立刻围着他摇头摆尾，它们知道要与主人一起去树林里散步啦，乔安娜埋怨制作窗帘的人把窗帘做得太长了，俾斯麦却说那正好可以给那几条狗当床，它们可以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睡觉啦。他犹豫不定究竟是在家还是在加斯泰因度夏，最后是萨尔坦让他拿定了主意，因为萨尔坦正有病，经不起一路上的颠簸之苦。出人他府邪的，有好多高贵雅致的贵族。在就餐的时候，俾斯麦吩咐下人上来大块的肉给他的宝贝狗吃，这些贵族很受不了。　　在工作上，俾斯麦也很善于发挥这几条狗的威力。这使得他善假于物的优点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种手段自古就有，他运用起来却丝毫不露痕迹。有时候他起身欢迎某一位来客，他的两条丹麦大狗迅速跳起来站立在这位威严的政治家两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