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否恰当，我还是把我于1902年3月14日在好友坟前讲的肺腑之言，附录于书后（请见附录三[U1]）。是否加上这一句？第14章　无烟煤矿区罢工事件数星期之后，眼看煤矿储存即将告罄，全国（尤其是东部各州）开始惊慌。不只普通家庭没有燃料可用，工业也将随之瘫痪，甚至造成经济危机，民众和报界再度呼吁总统出面解决。芝加哥这个大城，在阿尔特盖尔德死后显得孤单而沉寂。激进主义者群龙无首，一时间无人可取代其位置。经过阿尔特盖尔德的奋战、亨利·乔治的著作、社会主义者的参选和民间运动的结合，“市政所有权”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叶克斯费尽心思希望完成《专营权50年》的立法，但为阿尔特盖尔德否决。要完成市政所有权的立法，必须先由议会提案。而叶克斯要求专营权由30年延长为50年后不久，州议员选举就开始了，当地的改革者批准了市政所有权的立法。然而改革者和阿尔特盖尔德死后留下的追随者总是意见不一，对“改革”一词的含义，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对某些人来说，改革是戏院和酒吧星期天不能营业的同义词；对我们而言，改革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上述情况下，我们组织了“选民联盟”，提名各地区的议会候选人。选民联盟坚持由我出马竞选议员，我无此意愿，因为我无法负担随之而来的业务大量流失。议员身份也意味着讨价还价、焦虑和麻烦，毫无实质性的好处。但情况不容我拒绝，我只得参选。我们的选举方式，是要在伊利诺伊州各区选出3名议员，原则上多数党提名两名候选人，少数党提名1位。每位选民可投3张票，分别投给不同的人，或全都投给同一人皆可，由选民自由选择。我一直和此区各企业的领导人维持良好的私交，从未与人发生争执，我以为只要我表达进议会的意愿，民主党员就会投我1票。但那时，我的企业友人们都有心目中的支持人选了。当我前往登记代表民主党参选时，为时已晚，但我告诉选务人员，我非进议会不可，所以我以无党派的身份参选。随即召集竞选委员会。我在声明中告诉选民，参选并非谋取官职，以及表达我参选的真正理由。这场选战是我的，也是全体选民的。我还声明如果当选，绝不徇私。我记得，我的得票数比其他候选人的得票总和还多，我是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竞选期间，无烟煤矿区罢工事件引起费城及全国人民的热烈讨论。罢工发起于1902年春末夏初，该地区的煤矿供给全国各地使用，合计有数千名矿工，约翰·米切尔是“矿工联合会”的会长。他意志坚定、判断精准，是个充满活力的人。罢工持续了整个夏天，劳资双方互不退让。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矿工提议总统将此案交付仲裁，由他组成仲裁委员会，矿主则反对，认为此事与总统无关。数星期之后，眼看煤矿储存即将告罄，全国（尤其是东部各州）开始惊慌。不只普通家庭没有燃料可用，工业也将随之瘫痪，甚至造成经济危机，民众和报界再度呼吁总统出面解决。矿主因排山倒海而来的公共舆论开始乱了阵脚，矿工则因总统的插手，自信胜利在望。在此关头，罗斯福总统召集双方代表前来白宫，他决定交付仲裁，并保证若由他组织仲裁委员会，必定公平对待劳资双方，兼顾双方的利益。矿工并不急于仲裁，因为罢工活动占了上风，事实的确如此。在工业竞争炽烈的当时，舆论是不容轻视的。通常雇主和新闻界关系较为密切，但在此次煤矿罢工事件中，许多具影响力的报纸站在矿工这一边。我从未和美国矿工联合会交涉过，仲裁委员会组成之后，米切尔请我承接此案，我也乐于置身此次冲突事件当中。我曾受理许多仲裁案，它比法院审案有趣得多，它不像在法院进行诉讼那般充满仇恨意识。仲裁案较有弹性，较不拘泥于形式。如果委员会是公平的，他们会做出公平的裁判，而不是挑剔有无违背法令之情事。事实上，仲裁委员当中总有几位了解事情的经过，而法官却必须佯装不知情。法官“不应该”知道，即使他早已知道案情。在法院里，任何重要的事件，总是诉诸冷血的法律和反复无常的法官。这种委员会的仲裁范围和权力相当大，能够无限制地查明真相，做出他们认为正确和公平的决议。我对采矿业一无所知，于是立刻前往威尔克斯巴里，和当事人及3位与我共同处理此案的律师拉那汉詹姆斯·拉纳汉、奥尼尔兄弟会面。这些律师曾在矿坑工作，熟悉探矿的术语和方法，是优秀的律师。我马上取得矿坑经理的同意做深入调查。为如此重要的仲裁案准备资料并非易事，但是经过两三个星期的调查，我们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劳资双方各有一群记账员和会计师，仲裁委员会本身也派人调查是否有人有意或无意地介入此事。矿主的困扰是律师太多，因为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律师。此外其他相关的人和公司代表亦出席法庭。很多律师都是一时之选，但只有少数参加过劳工仲裁，多数对于双方的需要和期望都不清楚。审讯自斯克兰顿开始，终止于费城，持续近两个月。几乎所有想象得到的问题全都牵扯进来：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教育问题、意外事故、衣食费用、房屋租金等种种和生活、工作相关的事。双方律师谦恭、尊重地与对方争论。审讯期间，法官和辩护律师团不曾使用无情的言词或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费城的法庭挤满前来旁听的民众和来自各地的记者。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一劳永逸地改变工作环境，以及如何排解纷争、避免罢工。仲裁委员会花了极长的时间思考，发表一篇长篇大论，同意大幅提高工资、改善环境、缩短工时，以及制订一份未来工作环境的计划书，这份计划书是双方讨论后的成果。考虑周详、计划缜密，使无烟煤矿区维持了25年的和平。这是历史上首次在劳资双方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化解纷争，并且为往后的这类协议树立了典范。罗斯福总统发布仲裁决议后，罢工立即停止，矿坑重新开工。决议中同意矿工仍可支领审讯期间的工资，因此除了获得安全保障、减少工时和改善工作环境外，矿工这方额外领了数百万美元。虽然决议文中谴责他们在罢工期间犯下数起暴行，但是矿工根本就不在意那些谴责，工会会员何时不遭谴责呢！上百万人在面临生活匮乏的关头，哪能不犯下一些暴行呢？留在东部期间，几位来自芝加哥的朋友、报界人士和我谈起即将展开的市长选举。阿尔特盖尔德的追随者很希望我能参选，许多民主党员支持我，只要我答应，他们会提名我。但我不想参选，没有竞争对手的职位我不要。我不认为有人可以完全履行市长的义务，并同时保有他原来的朋友。我经常和克利杰市长在市政厅会面，总是见到一群渴望谋求官职的人，吵吵嚷嚷的乞求模样令人感到悲哀。有些人在市长一早出门上班前就到官邸报到，傍晚市长离开办公厅后又来站岗，他们都是为了相同的目的。想要处理芝加哥的市政，非得对这些源源不断的请求充耳不闻。我了解，芝加哥还在负债，却多花公款雇请市政府员工，市府门外则站满失望等待的人。上述情形是每个城市、每个州和联邦政府都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我无能为力！我也怀疑是否能悍然拒绝把我视为朋友之人的请求。在这个少数人出奇富有、多数人普遍贫穷的社会，诚信、廉洁的政府根本无法存在。我的想法是：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之前，任何的努力都是白费。虽然朋友们和支持者的盛情难却，我还是得做出抉择--不参选市长。许多人失望了，但我别无选择。第15章　我的议员生涯我从不担心会触怒选民，也不恳求他们把票投给我，我也未曾许下任何承诺，况且我无意连任。当然，我知道他们尊重我的态度--我一向主动为州民服务，一切以此为出发点。因此，我连任了。议会会期开始两三个星期后，我才到春田市上任，之前是忙着无烟煤矿区罢工事件。我认识很多议员，尤其是芝加哥的议员。我很快就熟悉他们所谓的“工作”内容。据我所知，议会是仅次于法院，最浪费时间和金钱的机关。每次开会总以一件提案为始，会议的绝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寻求支持此案的人，这就是政治。最常见的提案是对铁路、电报公司或其他企业的课税问题。很多公司期望我会支持那些不公平的议案，某些议员则以为我会“羡慕”他们可以此收取酬金。但我知道那必定是通不过的寻常议案，那些公司花在议员身上的钱是白白浪费了。我一如既往地对抗这些议员，还力劝那些公司不必再送酬金了。不久我便发现，没有任何独立个体能为他认为是对的提案，通过个人的奋战而完成一项立法。他可以用激烈的争论封杀一项提案，但是无法单独一人通过一项法案。我曾经试图通过一项法案。当时，过失致死的赔偿法案已经制定很久了，它的赔偿上限定为5000美元。这笔数目相对与日俱增的生活消费来说，只是“虚伪的正义”。于是，我提案将上限数额委由陪审团决定。提案后，一些议员马上向我示好，表示全力支持我。我对他们的用意心知肚明，因此无意对他们坦诚以对。我很快地得知这些议员曾经拜访许多公司，而且恫吓他们：我是危险人物，专门和公司作对，而且这项提案很有可能会通过，然后借此要求佣金，并协助企业主要封杀此项提案。我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进攻。我知道有很多律师和企业挂钩，便拜访他们并告诉他们：我知道某些议员的企图，如果他们硬是要促使提案遭到否绝，那就去做吧！我是不会深入调查此事或抖出内幕的，因为我确定，我的提案必定会通过。我并解释道：我一点也不关心芝加哥最富有的人若因过失致死，他的继承人将因而得到100万遗产这类的事，我唯一关心的是雇员和工人们的权益。事实上，即使提案中没有规定上限，法院不会、也不该判给财力雄厚的家庭一大笔赔偿费。如果那些议员不刁难我的提案，我会将它稍加修改，把上限定在1万美元。他们一听到这话，立即承认目前的上限过低，而同意撤销反对意见。于是，我修改了提案，顺利地通过无记名表决后立法。另外，我致力于促成市政所有权法和童工法的立法。由于宗教改革者也支持这两项议案，所以如果没有我的帮忙或许也能顺利通过吧！在议会的公职生涯，我敢确定的是，我从不因为政治或其他因素，来支持或反对某项议案，我完全是以自己的判断为依据。我的桌上经常有一大叠信件和电报。我不必拆开就知道：又有人要拜托我否决或赞成某一项议案！因为为了全民利益着想的议案，不可能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最后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提案的议员本身，往往就是寄出信件、发出电报的人。显然，人们要求议会做或不做某事，都是因其攸关个人私利，或者是他所属阶级的利益。我记得有一项议案，是所有政治人物一致决心反对到底的。监狱惯于将囚犯租用给狱外的承租人，他们以残酷的方式剥削囚犯。后来，法律明令禁止租放囚犯到外劳动。结果，很多囚犯成天懒洋洋地躺在监牢里，这对罪犯无异是一种折磨，也是浪费时间。为了补救上述缺陷，有一项议案提出：允许囚犯在狱中制造一些货品。随即，说客一窝蜂地拥了进来，有的是官员，有的是工会，他们对狱中生产的货品大感兴趣。工会想获得政治人物的支持并非难事。议员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意见和他们一致，因此，要我帮忙否决该案。我回答，就议案内容来看，我应该投赞成票。他们对此十分诧异，我解释说：为囚犯本身着想，他们该找点事做，这些人原本多是工人，要他们无所事事地锁在牢里，实在太不人道了！我建议那些议员不妨问问“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如果他们能挑出囚犯可以生产的货种，而我也认为还算合理，便会支持他们的提案，否则，我就支持原来的提案。他们终究找不出具体的工作项目，只好由全体议员决定。我努力反对的议案，是那些加重人民刑罚和创造新罪名的议案。幸好，我的努力多半获得成功，国会和每个州议会一向充斥这类议案。法官和州检察官不停地绞尽脑汁想出新的惩处事项，和加诸他人身上的严酷惩罚。同样，很多市民宣称自己受到不公的处罚，或者曾因目睹不义之事而勃然大怒，但是他们却依然乐于见到他人关入牢房。因共谋罪被起诉的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的起诉范围也越来越广。英国在民众热烈讨论废止共谋罪之后，又花100多年的时间去考虑，才真正将它废除。这项罪名起于星法院星法院：英国法院，由若干法官和枢密院顾问组成的法院，后来以专断暴虐著称，1641年废除。，当时被告并未出席审判现场，却被利用为罗织一些英国最伟大的人士入罪处死。此一专制政权下的过时法律，竟然在美国落脚，这值得我们认真省思。另外一种常见的罪行是诈骗，没人晓得到底什么叫“诈骗”。我认为，它应只是不诚实的交易，不到“犯罪”的程度。如今，这个定义模糊和弹性很大的罪名，还是使美国有数千名受害者被囚。有那么多人日以继夜地想出新的判人于罪的法令，难怪美国的犯罪案件不断增加。刑法的内容再长、再多，也无法囊括所有不诚实的行为！我经常成功地阻止刑法内容和罪行名称的再增加，这点我颇感得意。但我在春田市的议员生活严重影响了我的律师业务。芝加哥和春田市距离200英里之遥，如果要善尽议员职守，就得关掉芝加哥的事务所，搬到春田市去住。不过，我很高兴有当议员的经验，可能对伊利诺伊州贡献不大，这些经历却让我受益匪浅。我在很多地方（包括春田市）观察到许多改革机构的工作内容，通常我不敢苟同。人人都有野心，急着担任公职、受人关注，进入改革机构是快捷方式之一，因为它同时为你赢得赞誉和尊敬。我反对的是改革内容中无情的那一面，这些机构常找人们的麻烦，他们的成员总是关心禁止星期天营业的法规、反对喝酒，阻止穷人做消遣性的小型赌博，纠正民众的行为等，他们那种吹毛求疵、唠叨烦人的态度，真令人觉得生活是一种负担。那些人把罪行和享乐混淆了：认为世界应该是阴郁悲伤的，享乐必须等到天国降临的那一刻，他们竭尽全力制造麻烦、扼杀快乐。我个人很赞同欧玛·卡亚姆欧玛·卡亚姆：生于11世纪中期，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说的话　“哦！把钱拿走吧，连我的荣誉一块儿带走。”清教徒在处死巫师和禁止戏剧的表演时，也是以改革者自居。他们谴责华盛顿和拉法叶在福治河谷的军事行动是惺惺作态时，或是在国会通过弗斯提法案，使得千百万有权喝酒的人遭受迫害，这时的清教徒都是所谓的好管闲事、卑鄙下流的改革者。我确信很多市议员、州议员、国会议员和其他拥有权力的人，都违法收贿做了不正当的事，或是做了该做却趁机收取佣金的事，明眼人都知道他们就是如此致富的。他们利用职权贩卖特权、减税、通过某些法案等等各类好处。消息灵通的民众甚至知道哪些人、哪些公司行贿以及贿款是多少。而那些收贿的人成了大富翁，参加最好的俱乐部，跻身上流社会和教会。即便如此，我认为收贿者比某些“改革者”可爱些，很多人的想法可能和我一样。至少，他们不会老想着把人送进牢房，他们不会以别人的痛苦为乐，也不会幸灾乐祸地看着别人遭受酷刑。他们没有强烈的报复心，也不是虐待狂--那些因带给别人痛苦而感到快乐的人。不过总体来说，我压根讨厌改革者和收贿者。我的大半生都在为被告（被控犯罪的人）辩护，有时收得到律师费，有时被告付不起钱，我得自掏腰包为他辩护。我不曾因为收不到钱而拒绝帮助身陷困境的人。我至少花了一半的时间和心力在这类分文未取的案件上。我帮助许多值得我用心的人，使他们免于降职或受辱，而从中获得成就感，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帮助更多的人。我的业务经常是让监狱里不幸的人获得保释、等候审判，而我绝不请求改革者做保人。我宁可去找改革机构所痛恨的收贿者、有同情心的人（如果找得到的话）、知道 “苦难”为何物的人或本身受过苦难的人。如果找不到上述的这些人，我就找个有想象力的人。通常，政治人物是“好人”--慷慨、亲切和大方，这时愿意协助遭遇不幸的选民。大家应该常见到他们给一些饥民提供食物、给穷人衣服穿，或埋葬无依的死者。在大家吝于付出的社会里，这些行为是值得发掘和重视的。我们很难界定哪些事有正面价值，以及排出事情的价值等级。我认为，某些事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但并不期望全世界人的看法和我一致。我在议会任期内有很多时间读书，因为待在春田市的一整个星期，我没有忙着和其他人互相吹捧，而且，那时字谜游戏还没有出现。我从不担心触怒选民，也不祈求他们把票投给我，我也未曾许下任何承诺，况且我无意连任。当然，我知道他们尊重我的态度--我一向主动为州民服务，一切以此为出发点。因此，我连任了。年，我和露比露比：丹诺的第2任妻子。结婚。之后，我常在美国各地处理一些不寻常的案件，露比伴随我四处办案。我们也同游欧洲、埃及、巴勒斯坦等地。近几年我的健康和体力已大不如前，到各地辩护和演讲的诸多安排，如联络及预约交通工具、旅馆住宿、行李托运等无数不可避免的琐事，也都是她协助我。如果没有她的照料，我根本无法完成这些事情。第16章　华莱士森林杀人案我们认为有必要深入森林追查所谓的“谋杀”现场，找到一些目击者，或许他们有助于厘清真相。结果，虽然很多垦荒者知道泰勒失踪了，但是全爱达荷州根本没有人谈到这个话题，也没有警员或民众详查他的下落。年，“西部矿工联盟”要求我为查理斯·莫耶、威廉·海伍德和乔治·佩蒂伯恩辩护，他们3人因谋杀前爱达荷州长弗兰克·斯特恩伯格的罪名而被起诉。这个案子因为案情曲折而引起全国民众的广泛注意。“西部矿工联盟”是一个好战的劳工团体，成员包括大部分的西部金属矿工。他们的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科罗拉多州是美国最大的金、银矿产地。联盟主席是莫耶，主任秘书是海伍德。莫耶很有说服力，勇敢而且意志坚决，他的一生完全投入在采矿和为联盟争取福利上。海伍德是活跃的激进分子，是社会党重要的一员，饱览群书（尤其是工会和经济方面的书籍），也是个出色的组织高手。联盟于1906年发起罢工运动，蔓延至西部所有矿区和精炼厂，这次参加活动的人数非常多，有些地区的矿主立即雇请非工会的工人，这种情形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劳资纷争中。除了无烟煤矿区（与金属矿区的工人一样困苦）的罢工，美国很少发生如此震撼的罢工事件。特别是科罗拉多州的情势，简直像是内战。在罢工初期，科罗拉多州宣布戒严，州和联邦部队接受征召并听从矿主们调遣，这项措施是以保护生命和财产（特别是财产）的名义执行。我不想详述这场纷争，只是大略描述事件的背景。法院一向认为罢工本身是暴力事件，绝不可能有和平的罢工，这种论调过于极端。的确，多数罢工都伴随着暴行，但并非完全是罢工者造成，还包括矿坑管理人、侦探、未参加罢工的工人，或者同情劳资任一方的民众。绝大多数的工会工人都被解雇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工会的人，一般工人和同情工人的群众称这群人为“破坏罢工者”，他们只是难以维生、急需工作的穷人。而且这群健壮鲁莽、爱惹是生非、行为放荡不羁的人，毫无理想可言。米拉布曾说：“没有人能从玫瑰香水里制造革命。”当然，人们也无法唱着圣歌进行一场大罢工。罢工活动中，女性和男性一样积极和投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一个男性劳工而言，放下谋生工具而加入失业的行列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这表示他自己和妻儿甚至他的父母，全部面临贫困的生活。有时候，还会遭致危险，甚至坐牢或送命。因此，参加罢工需要勇气和奉献的精神--这些特质正是社会上罕见的。说也奇怪，在这些冲突事件中，整个社会像是战争期间分为两方，也如同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对立。所以我认为，因支持或反对罢工而触犯法律的人，根本不能称为罪犯，因为他们并非为了私利，而是坚持某种信念的理想主义者。明智的人应会将这类罪行归为政治犯罪。世界大战中的残酷杀戮，难道不比工业战争中的行为，更像所谓的“犯罪”吗？罢工期间，维克多附近的火车站被炸，死亡人数近30人。此事发生在凌晨3点，也就是“破坏罢工者”放工的时间。也有些矿区发生爆炸、火车出轨。有人借此谋财害命。另一方面，矿主充分运用士兵和私家侦探的能耐。很多人挨揍，还有一群人被送进监牢、无法依人身保护权交保，莫耶和海伍德就在其中。西部的情势如前文所述，俨然一场内战，只不过规模不同而已。犹他州、内华达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等矿藏丰富的几个州，情形也都和科罗拉多州相仿。此外，精炼厂的势力也很强大，布特是精炼工业的中心，“联合矿工协会”控制了此地的工人。爱达荷州的卡迪艾伦区矿产丰富，在罢工初期，斯特恩伯格担任州长，他是以工会主义者身份当选。他原是一名印刷业工作者，得到工会的支持而获选。他在罢工期间宣布戒严，所以罢工者认为他拿了工会的选票后就弃他们于不顾，在他们为生存奋斗时，加入敌人的阵营。罢工在持续，斯特恩伯格州长任期已满，便离开州政府所在地博伊西市，返回家乡--30英里之外的小村庄考德威尔。一晚，约8点的时候，考德威尔村民听到村里有爆炸案的广播而大为震惊。大家从家里冲到街上，发现斯特恩伯格被炸死了。炸弹是固定在他家大门上，他一开门就引爆了。显然，对方已算准他回家的时间。村庄四周全面封锁，不准村民离开。不久，哈瑞·乌节被捕。他在村里的旅馆逗留好几天，但似乎没有要事。警察搜索他的房间，发现手提箱里有炸药、电线和其他东西，他可能就是警方要拘捕的对象。警方循线查出他曾到丹佛，在克里普尔溪的罢工活动中极为活跃。但是他立场不一，有时支持劳工，有时拥护矿主。他说不出逗留在爱达荷州的正当理由，同时又孤立无援，因此遭到监禁，由詹姆士·麦克帕特兰看守，此人是丹佛平克顿侦察公司的管理者。由于种种的不利证据，乌节便向麦克帕特兰和审理此案的检察官认罪，并宣称是莫耶和海伍德给他钱要他到爱达荷州杀掉斯特恩伯格的，佩蒂伯恩也参与了此项计划。虽然佩蒂伯恩曾在卡迪艾伦矿坑做工，是个杰出的人物，但在工会里并不活跃。几年前，他和爱达荷州某次罢工有牵连而被列入黑名单，矿主认为他是矿工组织的灵魂人物之一。这个人十分机智，有点像化学家，似乎他下决心要做的事，必定可以完成。他聪明伶俐、和蔼可亲，邻居都喜欢他，孩子们一看到他就围拥上去。多年来，他在丹佛开一家小店铺，虽然不再采矿，但是对矿工的事情还是很关心，也热心支持工会。他和莫耶、海伍德很熟。佩蒂伯恩在很多方面显露独特且有趣的一面，对于各种话题都能侃侃而谈，他总是善待所有人。矿主们则认为他是个奋不顾身的人，如果发生特殊案子，就认定是他策划的。他在卡迪艾伦的一次罢工事件中非常活跃，我甚至听到他的敌人赞美他。卡迪艾伦在北爱达荷州，那里风景如画，高山耸立，遍植茂密的松树，狭窄的小径蜿蜒其间。一座大型精炼厂隐身在美丽的大自然中，一条从远处高山而下的溪流，经过精心设计的水道流进工厂形成推动力。罢工发生时，精炼厂四周筑起了高墙，墙上布满通了电的铁丝网。非工会的人在墙内工作，“敌人”则被小心地隔离在外。矿工除了工作时间之外，连进餐和睡眠时都受到严密的保护。民众指证说，有人爬上高山，用许多木片做实验，测量木片经由溪水流到工厂所需的时间。之后，他把炸药和定时器固定在木片上，放到溪流里，它似乎在预定的时间流到工厂旁边。据说，工厂瞬时爆炸开来，像把撑开的伞。我对事件始末并不清楚，但确信无人死亡。这件事发生在斯特恩伯格死亡之前，侦探坚称是佩蒂伯恩的阴谋，他还因此被逐出该区。丹佛一名警员告诉我，佩蒂伯恩大约在感恩节的10天前邀他共进晚餐，并说在地下室养了一只肥火鸡要打牙祭。感恩节的前天晚上，他又找警员前来帮忙杀火鸡，似乎他无法独立完成此事……所有的传言究竟是真是假？或许全是真的也说不定。人过去的所作所为可以反映出他会为何事献身，如果他确信他的想法正确，或者那件事情对生命和救赎具有重要意义，就可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说法在战争中也可得到验证。友善、可敬、可爱的人们在世界大战时，的确轰炸了卢西塔尼亚，并且制造许多难以言状的恐怖事件。约翰·卡尔文将塞尔维特绑在火刑柱上，将他燃成灰烬--因为他宣扬异教。某些基督徒下了剧毒，毒液经土壤流到各处，人喝了之后会痛苦地死去，只有狂热分子会做出上述行为。当信仰太过强烈时，将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莫耶、海伍德和佩蒂伯恩被控谋杀斯特恩伯格。由于悲剧发生时，莫耶和海伍德正在科罗拉多州，所以依法不得拘提到爱达荷州受审（因为当时他们不在爱达荷州，也并非由此州潜逃至他州）。此外乌节和联合矿工协会一位杰出的干部杰克·辛普森也被控谋杀罪，辛普森听到其他人已遭逮捕，马上就逃走了。州政府严密封锁与此事相关的任何新闻，以防民众知道州政府会采取哪些行动。一天深夜，几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丹佛，未经法律程序强行押走他们，之后在附近一处停车场会合，搭上等候他们的车子，车子急驶至科罗拉多州界外极远的地方才停下来--他们被载到爱达荷州，关进监牢里。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绑架” 事件的看法竟然是：虽然带走囚犯的过程不合法，但是被告既然已身在爱达荷州，法院将不追究他们是如何来到这个法庭的。绑架案经最高法院解释后，我才抵达爱达荷州，来此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此案辩护。辩护律师还包括丹佛来的艾德蒙·理查德森，博伊西来的埃德加·威尔森、约翰·纽金特，和斯柏金来的弗雷德·米勒。我们一到博伊西就积极准备资料。这期间，丹佛、克里普尔溪及科罗拉多州许多地区的目击者，提供了珍贵的证据。我很快地在两个礼拜内结束此案的准备工作，多数时间花在深入调查克里普尔溪、金田和维克多传来的流言。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在处理过大案子的律师眼中，几乎完全不足采信。众男众女凭空捏造一堆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只为了显示他们的重要性。他们很容易偏袒某方，而不喜欢他们的人，便去偏袒另外一方，人的行为背后总有些动机和野心在推动着。面谈的数十人中，只有两三位能到爱达荷州当证人。继乌节之后，又有些人被州政府逮捕，其中一位是斯蒂文·亚当斯，他当时住在爱达荷州，他们认为亚当斯对事情真相了解很多。他被质问后，最后终于 “招供”。我们无法与亚当斯面谈（有些州则允许），但得知他在俄勒冈的一位叔叔里拉德曾与他会面。这位叔叔当过农夫和训练赛马的工作人员，跑遍西部各州，最后待在俄勒冈的一座大农场里。我们前去拜访里拉德，他向我们证实亚当斯曾遭恐吓，他没钱请辩护律师，怕被处绞刑……所以只好用“招供” 换取生命。他一认罪就被带往监狱，狱方为他和太太准备了一小间房子。里拉德说，亚当斯想见我们，问我们是否愿意为他辩护，如果愿意，里拉德确定亚当斯必能获判无罪，事实上，他对那件事毫不知情。我们告诉他，亚当斯如果确定要我们为他辩护，请务必告知，我们一定全力帮忙，如同对其他被告一样。不久，州政府发现了亚当斯的企图，狱方立即趁着月黑风高的夜晚，将他带到北爱达荷州的卡迪艾伦，关进郡政府所在地华莱士的监狱。在此，他被控杀死一名叫泰勒的年轻人，因他霸占亚当斯朋友的土地。这是六七年前的案子，没有人知道可怜的泰勒是怎么死的，也没有人知道当时亚当斯是否在爱达荷州。州政府却在斯特恩伯格被杀案起诉后，找到了一名目击证人。官员们在森林里找到一座孤坟，撬开后发现一副尸骨。这事除了尸骨的母亲之外无人知晓，她独自住在森林僻静之处。官员将坟里的遗物拿给这位母亲，她认出衣服是他儿子生前穿过的。当时，州长詹姆士·霍利--起诉莫耶、海伍德和佩蒂伯恩的检察官之一--也来到华莱士起诉亚当斯杀人，而博伊西的案子仍在审理中。显然，州法院急着将亚当斯定罪，亚当斯为了保命，一定会供出不利莫耶、海伍德和佩蒂伯恩的证词。所以我们这几位律师立即登记为亚当斯在华莱士谋杀泰勒一案的辩护律师，立即着手准备资料。我们认为有必要深入森林追查所谓的“谋杀”现场，找到一些目击者，或许他们有助于厘清真相。结果，虽然很多垦荒者知道泰勒失踪了，但是全爱达荷州根本没有人谈到这个话题，也没有警员或民众详查他的下落。森林里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霸占土地者，在当地很不受欢迎，因此根本没有必要追查他的下落。这场审判在肖松尼郡的郡政府所在地--华莱士进行。我们汇集了调查人员的资料，尽快做好准备。州法院的意图相当明显，他们要亚当斯在起诉莫耶、海伍德和佩蒂伯恩一案中助一臂之力，相应地给他施加最大的诱惑--他的生命--作为回报。我们则努力不让州法院得逞。爱达荷州北部的景色优美迷人，实在是世间罕见。华莱士是个拥有3500人的城镇，位于四周环山的盆地中，陡峭的山壁上遍植冷杉、开满花朵，登山缆车和水道纵横其间。华莱士是世界上矿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主要出产铜、锌和铅矿。在20年前，华莱士和周围地区以拥有良质树林为豪，木材和矿藏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财富，或者应该说，让“某些”居民成为富人。这个小城对亚当斯的审判非常关心，大家都知道这只是戏的开幕而已，即将在博伊西上演的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其实，前者也是一场重头戏。华莱士居民多是农场开垦者，他们跟着丹尼尔·布恩从维吉尼亚州慢慢经过田纳西州、肯塔基州，最远到达荒无人烟的德克萨斯州，这些人都精于木工和射击。美国法律允许人民申请160亩的土地并在四周筑上篱笆，只要在此居住3年，就正式拥有这片土地。拓荒者都很穷，一年当中，不得不到别处工作几个月，以便带回足够的食物度过严冬。一到冬天，他们只能待在简陋的房子里。一般来讲，政府很难认定拓荒者的居住时间，但还是尽量设法帮他们提供居住证明。跟随拓荒者而来的，便是霸占土地者，他们会趁拓荒者外出工作时占据屋子和土地，再提出另一份土地申请书。泰勒被杀那段时间，亚当斯正好和几位好友在山上的森林里待了数星期。他喜欢打猎、钓鱼，这一带是少数动物和鱼类多于人的地方之一。如前文所述，一些州政府的律师、官员发现丛林里的孤坟，把尸骨和腐烂的衣服拿给死者的母亲。这位母亲看过这些发臭的衣服后，官员就帮她穿上寡妇的丧服，载去法院，静候审判那天的到来。我想，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有人因杀死霸占土地者而遭起诉。霸占土地本来就是危险的事情，在森林浓密的卡迪艾伦从事这一行的人，更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想找到陪审员大为不易，因为当地居民都支持开垦地的所有人，而讨厌霸占土地者。事实上，在此地只要愿意提供申请书，都有机会拥有土地。亚当的辩护律师又增加一名--约翰·沃尔姆斯，他住在华莱士，曾是矿工联盟的一员，以前常为矿工辩护，他成为我们的好友并大力支持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我仍要略述这件有趣和特殊的案件。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圣约翰河边人烟罕至的荒野，住着最早来到这里的不识字居民，霸占土地者想侵占的就是这些拓荒者的土地。法庭则每天坐满樵夫和矿工，时而穿插几位衣着华丽的女士，构成一幅多彩的画面。最令人瞩目的是一名老妇人被带出来，穿着丧服孤寂地坐着，注视着儿子被掘出的尸骨和破衣服。众所皆知，这是检察当局导演的开场戏，目的是要影响将在博伊西开审的案件，所以被告备受刁难。两三天后，陪审团向法庭表示，无法对亚当斯有罪与否做成决议，法官只好解散陪审团。亚当斯的叔叔出现在华莱士的每场审讯，以及后来的博伊西审讯法庭旁听席上。他就是所谓的“法庭迷”，不会错过旁听任何一场审判，或知名人士的演讲。他颇以被告亚当斯的“好友”为豪，虽此身份带给他不少麻烦，他也从中得到很多快乐。在陪审团对亚当斯的案件无法达成决议之后，我们接到通知，博伊西的案子即将开庭。我们请求让亚当斯交保，可是遭到拒绝，只好将他留在华莱士的监狱里，并请沃尔姆斯多加保护，其他律师前往博伊西。不久，亚当斯从监狱中消失了，我们确定他是被州政府人员带走。果然，不久他出现在博伊西的监狱里！第17章　山艾雅典很少有法官懂心理学，否则他们就会了解，任何事情一旦进入人的意识，就无法被磨灭。法官似乎没有察觉到，要一个凡人排除已经存在于内心的想法，将会十分困难。受理这件案子前，我从未到过博伊西，只在书上看到过这个地名，知道它在遥远的西部。我试着想象当地的人物风景，到了博伊西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博伊西和东部相距数百英里，中间有一片荒凉的沙漠，“蛇河”蜿蜒其间，除了山槐树和山艾树外，别无他物。接近博伊西时，才感到另有一番风貌。举目尽是一片绿意，果树结实累累，城内的草坪、花朵、灌木丛和树林多得让人目不暇接，最新品种的马匹，俯首即是。城内纵横交错的沟渠，使得不毛之地成了一座美丽的花园。群山环绕着这景色迷人的小镇。经过漫长的旅途劳顿后，眼前所见的博伊西恰似由蓝色背景烘托的翠绿宝石。它是州政府所在地，有很多出色的建筑物，也有很棒的图书馆。若不是因为工作繁忙和长时间的疲累，这儿真是绝佳的观光胜地。博伊西市民颇以它的风光和文化感到骄傲，也许，我们真的可以称它为“山艾雅典”。在华莱士久待之后，能来到这美丽的爱达荷州首府，令人心情放松许多。和华莱士相比，博伊西面积大，生活条件好，冬春之交也比较暖和，我一向不喜欢寒冷的气候。一到博伊西，我就急着办理案件。博伊西的“好人”都和我们对立，对被告的律师也不抱好感，但是，我们仍和威尔森夫妇结成了好友。威尔森是爱达荷州的第一位众议员，他很早就定居此州，且备受尊敬。他们让我们在爱达荷州停留的日子温暖许多。到洛杉矶之后，我们一直密切联系。而今，威尔森先生过世10年了，威尔森太太还如同当初见面时那样亲切可人。全案最难解之处，就是对方证人对乌节的指控。因为无法取得对方证人的证词线索，我们只能假设他的证词比想象中更具威胁性。曾经尝试想到一些暗示，却因法律严格的把关而未能成功。对控方目击证人的证词一无所知，这对被告律师非常不利，何况，审判的地点和事件发生的主要地点（科罗拉多州）相距1500英里之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另一途径得知些许资料。开庭前几天，报纸头版都是乌节和他的故事，似乎全国各地的报社记者都在聆听乌节讲述故事，“新闻”内容之恐怖绝对可以满足民众的好奇心。我们逐一列出他提到的人，追查他所描述的事件。陪审团组成之前，我们已经顺利、审慎地检视他的每项陈述。幸好，我们都能举出陈述间互相矛盾之处。报纸上的报道透露出乌节的心态，这些心态可以轻易地将乌节变成世界上最狠毒的杀手。我们从报道中寻找他杀死斯特恩伯格的动机。乌节于1899年在北爱达荷州的卡迪艾伦矿区工作，后来和矿工联合会主席埃德温·博伊斯，亨利·戴兄弟及哈顿等人住在海格力斯矿区，当时此矿区尚未开采。乌节和几个人开始采矿，哈顿把当火车司机的所得全拿来投资，戴兄弟和博伊斯也投资矿区的开发，此外，戴的姐妹们也把多年教书的所得全数投入采矿中。蒙幸运之神的眷顾，海格力斯竟是矿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后来该矿区竟值数百万美元之多。我记得，乌节占了1/10的股份。乌节参加1899年卡迪艾伦的罢工，而且是活跃分子。当时的州长斯特恩伯格在矿主和精炼厂的要求下召集军队。乌节被迫出售海格力斯矿区的股份，逃离爱达荷州。他的股份在当时值不了多少钱。这件事正好反映出命运和机遇的主宰性，常使得人们的计划徒劳无功。乌节若不被迫离开爱达荷州，就不需要出售海格力斯矿区的股票，而将是千万富翁，他也将因此成为富有且受尊敬的人，并加入“矿主协会”。乌节天资聪颖，若时运得当，必然和其他海格力斯矿区的合伙人一样，成为西北部的显赫人物。此事件的相关新闻在爱达荷州、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都广为人知，甚至刊登在其他各州报纸上。当时的博伊西没有设备齐全的旅馆，来自各矿区和全国各地的记者、证人、律师、观光客等，将博伊西挤得水泄不通。华莱士的住宿条件很差、气候湿冷。长时间工作的辛苦和忧虑，再加上种种的不适，已经影响到我的健康状况。到了博伊西，我日以继夜地全身心投入工作，较于华莱士的情形，博伊西的案件似乎更需要全力以赴。此时，我的太太也来到西部，我们住在城郊一栋小房子里。在这里，我偶尔可以缓解工作的压力和离开拥挤的人潮，以便再打起精神，担负辩护的重责大任。起诉这件案子的检察官是博伊西的地方检察官欧文·范·杜因，助理检察官是詹姆士·霍利。霍利是典型的西部拓荒者律师，很有才干，多年来参与爱达荷州最重要的诉讼。他曾任多项公职，这项审判之后当选为州长。威廉·博拉是起诉此案的另一检察官。20年来，博拉是该州一流的律师，此案开庭不久，当选国会参议员，但一直到此案终结才正式上任。他的夫人在爱达荷州极受欢迎，至今依然。博拉头脑机灵、做事认真，在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对手。他办案小心谨慎，对案件知之甚详。就像大部分案件，小区里多数有钱和有影响力的人总是支持控方，而劳工阶级的矿工、穷人则支持我们被告这方，立场不明的是农民和牧场工人。牧场工人住在西部的牧场或平原上，喂养和放牧动物，并生产人类和动物的食物。他们聪明、独立，和东部的农民完全不一样。西部的牧场工人是拓荒者，习惯艰苦的环境，生活适应力强，随时吸取新知识，忙碌而不满现状，通常在事业上不是很成功。陪审团多半由这些人组成。报纸刊登乌节的自述之前，我们无法取得很多控方（州政府）的信息。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个案子将以共谋罪定罪--这是统治阶层用来罗织厌恶的人有罪或判其死刑的方法，自古至今皆然，它甚至用来对付同一统治阶层的人。美国的共谋案件和法国的审理程序不同。在法国，每个人可以充分、自由陈述，甚至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被告律师抗议任何于辩方不在场时提出之传闻、事件或陈述的证据，那么，控方律师便可起身表示，他稍后将会证明那些证词与被告有关。这时，法庭可以立即决定证词可否采纳，也就是，除非控方真能提出证词的相关性，否则就会被删除。很少有法官懂心理学，否则他们就会了解，任何事情一旦进入人的意识，就无法被磨灭。法官似乎没有察觉到，要一个凡人排除已经存在于内心的想法，将会十分困难。控方证人会指出被告曾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将事情泄露给他，或者口口相传给其他的证人们。假使经过数日、数周或数月的采证，法官认为控方证词无法连贯，便冷静地告诉陪审团忽视那些证词，但或许并未告知陪审员何谓 “忽视”。陪审团就受到引导，忽略一个事实：人无法记住构成自己“意见”的所有事情，并且，若人已经持有某种意见，构成这个意见的事件、情境、臆测或偏见等，都无法被“忽视”或磨灭。所谓“意见”，是一种心智状态，由审判过程的所见所闻共同形成，是合成的产物。试想，陪审员如何能从无数的想法中摒弃其他，再提出“意见”呢？现代法律最爱采用的共谋罪，使得个人自由遭到破坏，理应与拇指夹和拷问台一样废止才是！我们并不认为有任何不利乌节的直接证据，除了报纸上刊登的自述之外。乌节被关在博伊西市外一座监狱里，被严密地看守着，仿佛是装饰在皇冠上的珍宝，我们这些辩护律师无法要求与他会面。我一直为乌节感到难过。人们的努力在推动宇宙的永恒力量面前，竟是如此微不足道。我可以想象乌节可能会有另一种人生，而不是在爱达荷州被判无期徒刑。乌节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是主宰宇宙那股力量的产物。对于他自己的出身和命运，他能奈何？若说他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等于说他比控制宇宙的那股力量更强势。这种说法不但乌节无法接受，任何在世界上活过、受到折磨和痛苦、最后死亡的人，都无法接受！第18章　审判海伍德海伍德和佩蒂伯恩难掩快乐之情，莫耶则在一旁刮胡子，只说了一两句话，像冰河一样地冷静。你可以想象就算天塌下来，他仍然稳如泰山。他训练自己接受生命的任何变动，这样的能耐绝非常人可及。海伍德案开庭时，法庭挤满了陪审团候选人、证人、记者，甚至观光客，他们主要是来自西部的矿区。挑选陪审员是费时又困难的工作。每个人都熟知这个案子，当然心中各自有定论。有些因不赞同死刑而被剔除，有些因相信间接证据而被取消资格。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如同此案，如果检察官不喜欢某个陪审员，就会问他：“你相信间接证据吗？如果那项证据很可信，你会单独以此将被告定罪吗？”律师质问这个问题时，法官则是默许的，即使他们知道该证据并非全属间接性，也知道这个问题根本和案件无关。这种情形显示，法庭有意帮助检察官将被告定罪。有些人不愿当陪审员，有些人则非常乐意。愿意陪审的人无疑是因为这个案件非常出名，或者他想支持控方或辩方。过了数星期，陪审团名单终于确定，多数是牧场工人，而且是独立、杰出的人士。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位是矿工或“矿工联盟”的成员。陪审团中有一位罗伯逊先生，斯特恩伯格曾经资助他盖房子。在数月之久的审判期间，法院挤满了人，群众甚至站到走廊里和隔壁办公室。法院建筑在一片植满树木、草坪的广场中央，法院外总有人排起长队等着进去，还有许多人零零散散地站在草地上，希望知道这件著名案子的相关讯息。每个审判过程都有特别重要的时刻。检察官和被告各自找来一堆证人。如果案子拖得很久，大部分证词将被人遗忘，甚至律师本人也想不起来，但有些证人却让旁听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永生难忘。大家都知道乌节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很少人见过他，大家都在揣测他是怎么样的人。旁听的人多半在报纸上读过检察当局提供的乌节自述，霍利一开始就对陪审团重述了这一段，这使得人们对他更加好奇。不久，法庭外一阵骚动，我们往后一看，一队警员朝向法官走去，中间围着一个红脸的矮壮男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乌节。他在警卫重重护送下来到法庭，坐上证人席。旁听席上的人们立刻交头接耳起来，注视着这个似乎以自己犯罪为豪的人。法庭上鸦雀无声，在霍利的审问下，乌节开始讲述事情经过。他曾参与科罗拉多州维克多矿坑一个小火车站的爆炸案，30个人因此丧生。他试图在工人采矿时炸掉维克多矿坑。他拟定计划准备炸毁博伊西最好的旅馆艾达纳旅馆，而且准备趁客人最多的时候行动。他还准备一个爆破装置，想在深夜放在室友床底下，自己赶在爆炸前离开旅馆，但出了一点意外，这个计划只好作罢。他曾计划在旧金山“炸死”一个人，这个人在一次罢工中为了矿主的利益，和矿工起了激烈的冲突。他指出此受害人和妻儿住在一栋公寓的顶楼。他事先从后面楼梯观察，摸清了每天清晨牛奶送达的时间，等送牛奶的人走后，把炸弹固定在大门上，只要有人开门拿牛奶便会爆炸。炸弹如期爆炸，整栋公寓全毁，幸好无人伤亡。那个人是房主，他将爆炸原因归咎于瓦斯公司，并控告。经最高法院审判，他得到一大笔赔偿金。赔偿金发放之前，乌节出庭作证，瓦斯公司希望重审但遭驳回，赔偿金照付。乌节又详细描述他企图在丹佛的官邸杀死科罗拉多州州长，因他家附近的小狗狂吠不止而作罢。他也在丹佛一处空地绑了炸弹，这块空地是最高法院某位法官每天早上必经之处。然而，该法官那天恰好走了其他路线，有位行人发现炸弹后企图拆卸，最后因炸弹爆炸而亡。失去海格力斯矿坑的股份后，乌节到华莱士，在此遇到他过去的合伙人保尔森，保尔森已经变成大富翁。他对乌节很亲切，并邀他共进圣诞晚餐，乌节买了些玩具给保尔森的稚子。但乌节竟当大家玩得很愉快时，企图绑架小孩要求赎金。当然，这个计划最后没有成功。乌节还自述其他的谋杀计划，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了。结束口供前，霍利问他，乌节是真名还是假名？他回答：“是假名。”在霍利进一步质问下，乌节道出了真名，他的故乡，以及妻子和10岁女儿的姓名，他的妻儿住在很远的地方。其他的审判经过在此不再赘述。辩护时，我对陪审团说：“乌节的自白已经非常坦诚，我无意做不必要的陈述让各位相信他的故事。在此，我只是想提醒各位，无数的人绝望地生活在牢狱中，无数的人死在绞刑台上，他们同样拒绝透露真名，唯恐他们的耻辱将使父母、妻儿和其他身后的人蒙羞。”乌节的故事又长又详尽，显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和整理。在整个自辩和反自辩的过程里，他既冷静又从容，充分掌握自己。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却天生具有绝顶聪明和异常冷静的头脑。所以我确定他花了数星期来准备自述，也想过反自辩时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乌节声称他在佩蒂伯恩家待了一阵子，和海伍德、莫耶有过多次交谈。辩护律师之一的理查德森对乌节进行反自辩，他对此案的每个细节了如指掌，也对自己达成既定目标的能力充满信心。他用敌对的态度，大声质问乌节在主自辩中回答的每一个细节，持续数天之久。乌节保持极度的冷静，将主自辩中的回答重复一遍，与乌节在主自辩中的回答对照，证词并无不同。通常，在反自辩中重复已做的供词并无意义，理查德森虽然相当能干，但不够机敏。检察官传唤的其他证人，他们的证词根本无法证实乌节的自述为真，充其量是指出乌节在矿工罢工行动中比较活跃，劳资冲突时，见到他出现在被告的支持者当中。实际上，乌节根本不是工会里杰出的一分子，他甚至还和矿主的经理人、侦探十分友好。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没人敢确定，不过，这种情形在罢工期间并不罕见。审判的全程，正是25年前经常出现的工业战争的活脱展现。在劳资争战中，双方都全力求得胜利。不只是雇主和矿工进行生死殊战，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划分为敌对的阵营，没有人置身事外，也没有人保持中立。双方都视罢工为一场战争，都下定决心不计代价，坚持到底。矿主这方总是诉诸法院、军队和国民军，根据黑名单来逮捕矿工，或迫使矿工处于贫穷和挨饿状态。“破坏罢工者”更是呼应矿主的行动，不顾一切只求得胜。矿坑和工厂关闭通常意味着破产，它们孤零零地留在山区，遭人掠夺、破坏，终至废弃。参加工会行动的人和关心此事的民众，到后来难免酿成一些暴力事件。人们在工业战争中的心态，其实和一般战争没有两样。这个案子的审判和所供有工业冲突的审判一样，必然牵连很广。除了乌节的证词之外，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指出其他被告犯罪。检察官便极力搜证，花了两年多时间，从六七个州当中找出被告不当行为和使用暴力的证据，被告律师要做的，就是反驳检察官提出的证据，并且指出工会无须对冲突引起的必然结果负全责。他们还要提出：矿主、侦探、“破坏罢工者”和仇视矿工的民众，对于社会失序和动乱绝对难辞其咎。所以，这次审判等于记录了那段时期内西部大部分山区的罢工事件经过。当时，人们对朋友和敌人的心态，正如战时对我军和敌军的划分是一样的。海伍德坚决否认和乌节有关联，或知道他的行动。乌节不过是数千名罢工者中的一名，他还被怀疑和矿主那方有牵连，这点可由他与矿主的经理人和侦探交往得知。陪审员听到所有的证词后，不得不依乌节所提供的证据来做出裁决，因为乌节自述的故事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犯罪证据。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依照法院的程序，辩护时间是一天半。城里挤满各地涌来的人，只有少数得以进入法庭旁听。那时是夏天，法庭的门窗全部敞开，外面的民众可以得知些许审判内容。此案涵盖很广的时间、空间和事件，背景是西部落基山区，演员则是为生存而努力抗争的人们。小区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每个人的情绪都受制于这场争战的发展。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自信和把握，辩护结束后，我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接下来是博拉为控方做辩护，他的表现很有说服力，也很有学者风范，想必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很少在法庭上见到博拉这样的人，博学多闻，对承办的案件付出许多心血。我们做辩护时，显然各自有不同的听众群。我在辩护时，法庭和外面草坪上挤满各地来的劳工、社会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或是爱幻想的人。他们屏气凝神谛听我的每一句话，把这个案子当成是自己在受审，而台前正有一位了解和同情他们生活、需求的人，为他们的喉舌。博拉在星期六晚上结束辩论，法庭内坐满博伊西和全国各地来的精英人士，他们装扮得像是参加一场社交活动。普通民众只准在下午进法庭旁听，之后，法院还特地趁休庭时间流通庭内的空气，甚至熏了香气，之后这群特殊人物才一一走进法庭。看到这些衣着华丽的人，我想起拜伦的一首诗，描写滑铁卢战役前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舞会：狂欢的喧嚣通宵达旦，比利时首都聚集了美丽的淑女和仰慕的绅士，明亮的灯火映照着每个俊男美女的身姿。因为双方律师不断提出要求，所以法官就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向陪审团说明的时间拖得很长。当全案交到陪审团手中时，已是晚上10点，而此案开庭至今也有3个月之久了。在等待陪审团做出判决时，是律师最难捱的时刻。没有人预期陪审团能在短期内做成决议。审判时间越长，大家就越紧张。弗里蒙特· 伍德法官审理时，一直秉承公平、公正的态度。最后，仍是留待陪审团来决定海伍德等人的命运。陪审团讨论期间，被告被带回监狱，律师们则到威尔逊的办公室静候。后来，理查德森说想回家睡觉，既然已尽了自己的义务，就可以倒头大睡了。我则无法成眠，约同几位律师、朋友在街上漫步。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民众讨论案情，预测陪审团的最后决定。我知道自己静不下来，干脆约了几个同伴通宵在街上走来走去。陪审团休息室的灯光彻夜通明，他们并未再请法官解释相关法律，也没有要求休息。显然，他们讨论了一整夜。约莫早上7点，法院通知我们陪审团已做出决议。消息传遍整个城市，街道上立刻恢复了生气。法官在8点到达，律师各自就位，法庭内的人潮延伸到外面的草坪上。裁决结果呈交法庭书记时，全场一片静默，或许，海伍德是最镇定的一位。众人屏息聆听结果，当听到“无罪”这两个字时，立刻飞奔到街上，报社记者也赶去发电报，街上顿时一片人海。当天是星期日，民众休假一天。蜂拥到街上的人群，有些高兴、激动，有些则垂头丧气。这一整天，城里的居民和外地的陌生人似乎因“人道”结合成一体，欢欣地在街上庆贺，使得通往博伊西商业区的道路完全堵塞了！我们几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好不容易从人潮里挤出一条路到达监狱。海伍德和佩蒂伯恩难掩快乐之情，莫耶则在一旁刮胡子，只说了一两句话，像冰河一样地冷静。你可以想象就算天塌下来，他仍然稳如泰山。他训练自己接受生命的任何变动，这样的能耐绝非常人可及。接下来的几天，州检察官似乎手足无措，他们安排了这场硬仗却打输了。我将返回芝加哥，需要时会再回来。理查德森则宣布退出被告辩护律师团。全国人民对这项判决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些人为它绝望至极，有些人则欢天喜地。我只在芝加哥短暂停留，因为我接到要我回博伊西的电报。第19章　重审亚当斯我们又看到那个死者的母亲，穿着州政府提供给她的丧服。那堆尸骨，包括被子弹射穿的头骨，又出现在桌上。医生再度拿起头骨，指着弹孔，发表他有科学根据的意见：死者是因子弹穿过头骨致死。我回到博伊西才知道，州检察官准备重审亚当斯案，但他们不愿在华莱士审判，就把地点变更到雷斯庄--爱达荷州斯伯金附近的小城。他们还是希望能在审理莫耶和佩蒂伯恩案之前，先将亚当斯定罪。雷斯庄是农耕区的郡政府所在地，矿工、劳工都很少。我们请到当地最出名的两位律师--查理斯·海特曼和埃德温·麦克比，他们熟悉这个城镇和镇上的居民。当然，也请了好友沃尔姆斯一起帮忙。此案辩护律师当中，现今只有沃尔姆斯和我还在人世。海伍德案对我的体力、精神是一大消耗，导致我的身体状况更加不稳。回到博伊西后，我一直为流行性感冒缠身所苦，过了几天，左耳感到剧烈疼痛。医生说我可能是受到某种感染而转为乳突炎，情况十分危急。我略知这类耳疾潜在的危险，便请求审判延期，但未获批准。我必须先稳定耳疾的病情，才能继续辩护。而疼痛越来越频繁，几乎到了不吃镇静剂便无法成眠的地步，博伊西只有一位耳科专科医生--查理斯·胡杰，他是那么善良，甚至半夜仍前来问诊，他就像焦急的朋友一样全力帮助我，却徒劳无功。我问到他手术的可能性，他坦白告诉我，这种病情需严加看护，必要时，得随时准备动身到加州或芝加哥寻找名医治疗。他劝诫我，这段期间，我不应再承办任何案子。我知道他说的很有道理，可是该怎么办呢？亚当斯胆敢翻供，全是因为对我有信心。我曾告诉他要为他辩护，我绝不能弃他于不顾。如果他因为我败诉而被处死，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知道自己正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他，只有律师才能体会到我们对当事人的责任感。纵使医生天天警告我这是在玩命，以及另外还有几位优秀的辩护律师为这件案子费心，我仍然从未考虑丢下亚当斯不管。如果亚当斯案败诉，他会被处死，紧接着莫耶、佩蒂伯恩的性命危在旦夕。胡杰医生为我动了一个小手术，希望把蓄积耳内的脓引流出来，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他决定不缝合伤口，这样或许可以减轻一些痛苦。他给我一个清洗耳道的工具，仔细教导我的妻子如何消毒工具以及皮下注射。最后还是告诉我，这个耳疾十分棘手。雷斯庄既无医院又无护士，一切得靠自己。所以在坐火车前往雷斯庄前，我们熟悉了各种注意事项。第一天在火车上的餐车上消毒工具，清洗耳道，第二天则在郊区停车场的木炭炉上消毒工具，最后，终于抵达斯伯金。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专科医生做彻底的检查，他的判断和胡杰医生相同：目前没有动手术的必要，但如果确定已转化为乳突炎，则需要妥善的照顾和护理。我的责任感很强，加上工作辛苦，左耳疼痛和失眠，以致全身上下都感不适。斯伯金的医生告诉我，我若继续工作，会有生命危险，没有隔离和特别的护理，通常会因感染而发高烧丧命。这些我都清楚，可是，我认为亚当斯的案件应该放在第一位，我必须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到了雷斯庄，我继续申请诉讼延期，但仍未获准。法官认为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律师可以为被告辩护，这个说法当然没错。我在雷斯庄待了两个月，也整整痛了两个月。为了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我们住在法院附近一间一层楼的小屋子里，和克莱兰夫妇住在一起，他们经营马匹与马车的出租业务。我们的卧室面向客厅，一进大门，我们的视线马上被门上一幅字所吸引--“上帝祝福我们的家”，这幅字镶在玫瑰色的雕刻木框里。门边有一个老式的火炉，红红的炭火让整个房间温暖起来。女主人画像的下面摆着一架风琴，琴上的花瓶插满纸做的红色康乃馨，另外还放着一个闪闪发亮的节拍器。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这家人在我们停留雷斯庄且为病痛所苦时，给我们热诚的欢迎和细心照料，我永远感怀他们的善意。白天，我想尽办法提起精神办案，到了晚上，我便虚脱了。法庭上的每一刻，几乎都在疼痛中度过。晚上必须借助热敷才能入睡，一个小时得换一次热水，这些都幸亏有我的妻子从不间断的细心照料。如果疼痛超过我的忍耐限度（常常如此），只有靠皮下注射才能稍事休息。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我的太太到厨房将水煮开，倒进热水袋里，准备注射器具和为我清洗耳道。每当我回忆在西部的日子，总刻意避开雷斯庄那段充满无尽苦痛的记忆。克莱兰夫妇大多都外出，除了三餐在餐厅和我们打个招呼外，他们尽量不打扰我们。有时候，看见我的精神稍微好些，优雅的女主人就会悄悄跑到客厅，练习弹唱一首将在一场特殊宴会上表演的曲子。歌词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大意是一位美丽的印第安少女等待着爱人回来，而他却一去不返。她反复唱了又唱，用近似叹息、濒死的悲叹声调唱着。我确定，如果我们夫妇曾经暗示不喜欢那段哀伤的音乐，热心的克莱兰夫妇一定无法原谅自己，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讨我们欢心。在吃了镇静剂打盹儿时，我常常听到克莱兰夫人唱那首歌，我微睁双眼看了看周围，只见她的背影，随后，我又会在镇静剂的安抚下缓缓入睡，这样的过程一再重复。说也奇怪，在我打瞌睡的时候，总是感觉到那啜泣和悲叹声流泻到我疼痛的左耳里面，温柔地抚慰我的伤痛。我想，很可能在我死去的前一刻，会再感受到那哀伤的声音萦绕耳际，也知道那不幸的小女孩离我越来越近了。好朋友们都希望我多休息，只有两个邻居曾在饭后拜访我们，在饭桌上聊了一会儿。他们聊到一个丧礼，讨论哪些家庭需要马车，需要几辆。我的病情不见好转，镇静剂的剂量却越用越大。我想，我的太太所受的苦并不亚于我，她用最好的砂纸把针头磨得像头发丝一样细，所有的器具都得消毒：针头、消毒针头时要用的大汤匙等，然后再用消毒纱布包起来，以免我再度感染。我则无时不期待疼痛缓解一些，但每一次痛都来得快、拖得长，超乎凡人的忍受程度。虽然耳朵的切口仍未缝合，也已经过了几个月，仍无法由外表的症状判断出这个病症的性质。我依然持续审理案件。雷斯庄是个农业中心，西北部的律师都知道这里的民风保守。如果农民组成的陪审团知道，有人可能因他们的判决被处死，他们将会判得较轻些。组一个陪审团大为困难，每个人都看过报纸，对博伊西审判和华莱士的案子一清二楚。好不容易找到12个人，他们大部分是农夫，宣称自己没有成见，会就事实做出公平的裁决。于是，审判开始了。我们又看到那个死者的母亲，穿着州政府提供给她的丧服。那堆尸骨，包括被子弹射穿的头骨，又出现在桌上。医生再度拿起头骨，指着弹孔，发表他有科学根据的意见：死者是因子弹穿过头骨致死。律师们又一次对证人进行数小时的质问和反质问。当然，律师也把整个事件经过向陪审团报告，褒扬他们的睿智，描述这件审判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敦请他们务必做出最公平的裁决……依例，陪审团共同讨论，经过数日的深思后，他们再度回答：无法做成决议。于是，如同前一次审判，陪审团又被解散了。看来，似乎没有一个陪审团会同意被告有罪，这种情形常见于牵涉政治、宗教或经济问题的案子。检察官终于放弃将亚当斯定罪的企图，他们也认为，或许亚当斯不会和他们合作（指控海伍德等人），于是把他带回博伊西关进监狱。我们一再为他争取保释，但法院始终拒绝。莫耶、海伍德和佩蒂伯恩一案审判终结后，又有一项新的指控，是关于亚当斯在科罗拉多州一次罢工中做了某事，因此被带到科州。亚当斯最终获判无罪。我们在雷斯庄时得知，佩蒂伯恩案即将在博伊西开庭审判。我想尽办法争取法院给我一些时间治疗耳疾。之后便前往波特兰用紫外线治疗，但毫无疗效。没有一个专家敢确定是否该动手术，没有人愿意冒险去猜出病因并有所行动，然后负起责任，他们只是要我另请高明。波特兰的医生介绍我去找洛杉矶的名医皮斯开尔，我们便打包所有器具前往下一站。皮斯开尔医生安排我在圣佛兰西斯旅馆住下，仔细观察和治疗了一个礼拜，他也和其他医生一样宣布：无法弄清楚这个奇异的病症。他也是怀疑乳突受到感染，但只能建议我长期注意和观察。之后，我接到一封电报，说佩蒂伯恩案马上就要开庭。我拍电报请求延期几天，未见回应。皮斯开尔医生认为我若前去博伊西办案必死无疑，但佩蒂伯恩则认为如果我没有到博伊西，他一定被判死刑。所以，在医生和妻子的抗议下，我还是搭上长途火车前往博伊西。在火车上那两天，我的太太不分昼夜地往来于我们的座位和餐车之间，为我热敷、皮下注射、清洗耳道……这段辛苦的旅程似乎遥遥无尽期。毕竟，所有事情终会走到尽头。经过漫长的车程后，我们终于抵达博伊西，我立刻住进圣阿尔芬斯医院。第20章　“丹诺病危！”次日，医生发现了病因，开刀将脓肿切除。原来这是变种的乳突炎，外在的症状要五六个月之后才会显现。手术以后，我复原得很快，摆脱疼痛之后的重生似乎更值得珍惜。在圣阿尔芬斯医院，我受到最妥善的照顾。大家都焦虑万分，全心全意看护我，医院里的多数病患，开始对我们辩方表示同情。胡杰医生如同过去一样，仍热心照料、帮忙，但病因仍然不明确。他唯一确定的是，我若开始办案必死无疑。经过这漫长的悲惨境遇，我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了，所以完全不考虑退出律师团。有几天，我的情况特别糟糕，这刚好让新闻界有个报道的题材。有天早晨，我稍微舒服些，便用枕头撑着坐起来，换个姿势。这时门轻轻开了，露出一张错愕的脸，一个人跑了进来，亲切地对我说：“早安！我刚收到一封芝加哥报社的电报，我想让您看一下。”他递给我一张黄纸条，上面写着：“听说丹诺病危。尽快前去探访！”我说，我还没准备好接受这样的探访，根本没想过“最后遗言”要讲什么，但是会试着想想看，否则将令他的编辑失望。那人正等着发独家报道呢！我向他保证：若大限已到，一定让他第一个知道。我的好朋友波吉法官，坚持要我住进他设备齐全的家。因此我离开圣阿尔芬斯医院，住在波吉舒适的家里。之前，我们曾邀他参与这个案子，他也答应了。在他的协助之下，我才能到法院筛选陪审员。由于之前的亚当斯案已家喻户晓，挑选陪审员又变成一项吃力的工作。我吃得很少，又不断受到耳疾的煎熬，眼看着似乎无法再打起精神办案了，可是我仍下定决心要撑到受不了为止。陪审团确定之后，控方先发表陈述，我则等到审判开始才陈述。我对大部分的证人进行反质问。乌节把他的故事重复说了一次，仿佛是第一次自白。在反质问时，我并未要求他再说一遍。因为我已听过两次、看过一次报纸报道，早就不对内容感到好奇了。我只要他仔细地叙述自己最可怕行为的每个细节，比如：详述包尔森的稚子长什么样子，他和小孩在地板上玩的情景，他把炸弹带进伊丹哈旅馆的详细经过，有多少人住在旅馆里？几个妇人？几个小孩子？我问他，是否知道旧金山那个住在公寓顶楼的人有个孩子？看过那个孩子吗？我一再追问下去时，陪审团开始觉得他可怕又可恨。我再把话题转到他遥远的家，问他是否常和妻女联络？如果女儿知道父亲的行为，这些恶行是否将会影响她和她的生活？我的目的不是在反驳乌节。我在问话时保持友善、体谅和同情的态度，而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往常，他的眼睛一直低垂着。他不再直视陪审员，他们也避开与他眼光接触。我十分肯定，每一个陪审员都对他充满猜疑、憎恨和轻视。在问完乌节之后，我告诉法庭，我真的撑不下去了，请求延至次日清晨再继续审判，他们同意了。我直接回家，像佩比斯所说的“倒头就睡”，我的体力已耗尽，无法支持下去了。医生检查后认为，若不即刻赶往天气较暖和的加州，并且立刻开刀，我是死定了。佩蒂伯恩也坚持我不该再耽搁了。我请来所有辩方律师，在我病床边商议，他们都强迫我前去加州。从陪审团的表现和他们已得知海伍德案的结果看来，我认为他们不会将佩蒂伯恩定罪，甚至会无罪开释。我和其他辩护律师就下一步该如何进行提出建议详细讨论此案。最后，我同意去加州，但是去之前要先对陪审团做陈述，因为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其他律师则不然。次日，我完全站不起来，同事将我抬到法院，法庭允许我坐在椅子上发表陈述。别人事后对我说，当时的我看起来像鬼一样，我想这个形容应该是很贴切的，只不过是个举止较优雅的鬼。我告知法庭因病不得不退出本案，并通知陪审团这件事。我想，这整个过程令人印象深刻。我既紧张又疼痛，甚至无法将音量提高到常人轻声交谈时的程度，陪审团必须全神贯注、弯腰向前才能听得到我的声音。之后，我便请求谅解，并保证不会因我而延误审判过程，这才回到波吉家。医生和一些律师前来探视我，谈到平常最喜欢的话题，还有乌节和我的病况。用不着医生说，我早知道病情严重，恐怕撑不过去洛杉矶火车上的60个钟头。医生坦白对此病症毫无头绪，虽有乳突症状，但真正的乳突炎不会发烧，也不会红肿，而这两种症状到底因何而起？我订了卧铺车票，这班火车在晚上出发，穿过广阔的平原驶向洛杉矶。冬天到了，我一向对冬天深恶痛绝，尤以此次为甚，因为我已奄奄一息。我似乎不该离开此案，但即使留在博伊西，再也无法上法院了。洛杉矶比博伊西美丽，阳光普照，气候宜人，有花儿，有棕榈树，我深信在那儿必能康复。人们对生命真是恋恋不舍啊！我既无任何期待、妄想，也并不畏惧死亡，但似乎本能地紧抓住生命不放，继续担心，继续疼痛。这大半辈子，我已经养成这种习惯，这就是亚瑟·叔本华所谓的“生存意志”吧！胡杰医生在我们行前来访，再三叮嘱注意事项，确定我们是否带齐火车上可能用到的器具。这是20多年前的往事，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再见到他。我们总在年节互寄卡片，或以书信联络，我一直期望这个老朋友能突然来芝加哥找我。去年我应邀参加一系列的辩论而再度造访西北部，顺道拜访以前常去的地方，包括博伊西市。这趟行程中让人高兴的是遇见许多昔日好友，其中之一就是胡杰医生及其夫人。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来到博伊西，在旅馆共进晚餐，回忆过去，畅谈现况，展望未来。初次来到位于博伊西盆地的博伊西市，第一个认识的人是威廉·卡夫诺，他有一张满月脸。初次见面，他张开手臂笑着向我走来。他是建筑工地的石工，我刚好经过那个工地，他扔下工具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欢迎我来到博伊西。他也来自芝加哥，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他对我知之甚详，而且也支持我--这大概是奉承吧！其后几个月，我渐渐了解他，开始喜欢他。“比利”--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不在意未来，也不在意过去，他只为现在而活。他最努力做的事，似乎是将阳光和快乐分送给他的朋友。自我抵达博伊西之后，总是尽其可能地取悦我和安慰我，尤其当我置身病痛时。他有着石刻工人的发达肌肉，常到我的房间为我做酒精按摩。他快乐的笑声和迷人的笑脸，总为我赶走忧郁和减轻痛苦。朋友们护送着我到火车站，搭上卧铺车准备直达太平洋沿岸。突然，我看到比利满脸笑容，提着一个大旅行箱跑过来。我问他去哪里，他说要陪着我去洛杉矶。这真是令我又惊又喜！他说他无法忍受没有人为我做睡前按摩，并且他不愿离开我，独自留在博伊西。这段路程又长又累人。在比利和我的妻子不眠不休的看护下，我终于来到洛杉矶，住进加州医院。我的朋友海恩斯医生在医院迎接我，他负责我的治疗，并且保证会请到专家会诊，尽快查出病因，对症下药。果然，立刻来了一群专家做最精密的检查、检验和诊断，最后还是和先前的所有医生一样，宣告他们的不解，必须进一步观察和检查。这时，我的剧痛仍未减弱，仍然需要依靠药物才能稍事休息。在医院待了一星期，群医束手无策，我们索性搬到一间山上的小公寓，医生持续数星期到此观察病情。他们猜测是神经方面的问题--过度紧张引起的神经痛，而且疼痛可能是出于想象，他们说过去曾有类似病历。我提议，若真是此症，该求助基督教科学派基督教科学派：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教派。认为病与罪一样，需靠上帝的永恒意识才能治愈。，但是医生并不同意。我仔细思考许久，既然无法解开病痛之谜，医生只能猜测是一种神经失调。而我又备受煎熬，实在没有理由再犹豫，我决定返回芝加哥，医生似乎认为这个计划还不错（我想，他们必定已经厌烦我的呻吟和抱怨）。所以，我请比利带我去车站，买了当晚11点的卧铺车票，打算连夜返回芝加哥。比利帮我洗了热水澡并进行酒精按摩，他对我会康复的信心，以及深切的同情和鼓舞，给我很大的慰藉。为了鼓励我继续和恶疾奋战，我离开博伊西后不久，就收到同事的通知--陪审团判定佩蒂伯恩“无罪”。在我离开后，辩方律师决定不再提出任何证据，也放弃辩论，这个举动我完全赞同。因为他们知道胜券在握，故意保持沉默。我们刚买完车票回到公寓，就觉得耳朵很不对劲，原来是红肿了，整个耳朵明显变大。我们马上打电话给医生，他们建议立即住院，次日动手术。医生和我完全可以料到手术可能出现的结果，因为我病了这么久，非常虚弱。但是除此之外，无计可施。次日，医生发现了病因，开刀将脓肿切除。原来这是变种的乳突炎，外在的症状要五六个月之后才会显现。手术以后，我复原得很快，摆脱疼痛之后的重生似乎更值得珍惜。这次的重病和复原过程，再度向我显示了命运的支配力。我遭受了6个月的病痛，有时候我离医疗机构如此之遥，假若原来的伤口再度感染，我可能因为无法获得及时的救治而丧命。我在洛杉矶接受一个月的观察，医生认为没有瞬时的生命危险，而同意我启程返回芝加哥。就差3个小时，我就在回家的卧铺车上了。如果上了火车后，耳朵才开始红肿，我还得等上3天才能到达目的地接受治疗。在那之前，脓肿破了，可能我也一命呜呼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命运将我的大限之日延后了，也不知道那天什么时候会来临。我只知道，以法院的术语来说，命运给了我一个“延期”。我在洛杉矶时，佩蒂伯恩恰巧也到同一家医院看病。因为长期被关在一间不见天日的囚房，他得了“监狱病”--监狱对肺病的俗称--将不久于人世。此时，爱达荷州法院也驳回莫耶的案子，因为指控他的证据实在太不堪一击了。从我离开一直到返回芝加哥，前后共约两年时间。工会花费大量金钱，以致全案终结时，他们的基金几乎用光。我并没有向他们收取契约上的律师费，即使我知道，若我同意，他们将会全数付给我。后来，我觉得自己该尽绵薄之力协助他们恢复过去的势力和名气，这一方面，他们终于在主席莫耶先生的领导下做到了。为了我的健康，我到各地寻访名医，花了许多时间，也花了许多钱在住院、请医生和其他种种必要开销上。这使得我返回芝加哥时身无分文，甚至负债，无法付清所有账单，花了一年多才逐渐偿清债款。我的好友海恩斯医生，是最后一个收到欠款的人。第21章　《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调查指出：灾难发生前几天，有3个人来到旧金山附近的采石场，他们划着小船经过海湾，偷了一些爆破用的炸药。不久，炸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栋建筑物的地下室找到。1911年春天，全国报纸刊登了一个惊人的事件--《洛杉矶时报》大楼被炸，21人罹难。大家都认为这个爆炸案，是出自一些关心劳工工会的人之手。因为《洛杉矶时报》的老板哈里森·盖瑞·欧帝斯多年来都和工会作对。这件大灾难发生时，洛杉矶工会会员正进行全面罢工，而《洛杉矶时报》却带头反击，主张自由雇用。它是一份非工会的报纸，雇员和任何劳工组织毫无瓜葛。检察当局立即开始调查爆炸原因，不久发现从大街通往大楼的巷道被炸了一个洞，《洛杉矶时报》的一个印刷室刚好就在这条巷道下面。显然大楼不是直接被炸弹所摧毁，而是一场不明原因的大火引燃巷道和大楼里的易燃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蔓延到整栋大楼。有19名不幸的罹难者死在上锁的逃生铁门边，这些人是被浓烟呛死的。这一场灾难自然引起人们的悲痛，和对造成此次悲剧的人或团体心生憎恶。因此，检查当局马上对起因进行彻底调查。调查指出：灾难发生前几天，有3个人来到旧金山附近的采石场，他们划着小船经过海湾，偷了一些爆破用的炸药。不久，炸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栋建筑物的地下室找到，这栋建筑的一些办公室是“建筑铁工工会”的总部。另一部分炸药被发现锁在总部的保险箱里，并且曾以工会秘书约瑟夫·麦克纳马拉的名义提领。后来，这批炸药在某处谷仓出现，谷仓所有人是卡车司机琼斯，他将其租给约瑟夫。约瑟夫的弟弟詹姆士·麦克纳马拉是印刷工会会员，他一直是工会的热心支持者，在印刷工会也相当活跃。调查发现，詹姆士在旧金山住了好几个月。逮捕嫌犯后，检察官欧迪·麦马尼哥整理好所有证据，准备让被告一一坦承这些罪证。“建筑铁工工会”一向和“美国劳工联盟”关系友好，因此后者愿意代为处理被告的辩护事宜。冈珀斯先生和其他几位美国劳工联盟的执行委员来找我，希望我出任辩护律师。我劝他们另请高明。当然，我知道该有人为这些被告辩护，但是我觉得自己奋战够久了，该换别人上场。根据过去多年经验，在法庭上和社会的强权抗争实非易事，我也厌倦再和公众舆论交战了。我赞成工会运动，了解劳工组织的需要，并且相信若没有工会，工人将孤立无援。我完全了解，工人单独向雇主要求加薪或改善工作环境，根本得不到任何响应。雇主必然说：不喜欢这个工作就走人！庞大铁路公司或者任何大公司里的一名员工，如何独自和公司交涉？雇主给付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员工接受就留下，不接受就离开。如果员工吵嚷着要提高工资、改善环境，最常见的下场就是解雇。这不表示资方的人不好，而是在劳资冲突中，他们占尽优势。雇主可以将员工逐出公司，员工却无法对公司造成丝毫伤害。倘若员工加入一个团体，集合力量对雇主提出要求，劳资双方的情况会平衡些。如果雇主拒绝接受要求，员工可集体辞职。所以，为了争取自主权和增加谈判的力量，员工们不得不集体行动。这种说法在现在很容易理解，但是这可是经过近百年的工业战争，付出艰辛的代价和牺牲才得到的结果。我认识很多劳资双方的人，以个人来说，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但是众所皆知，在自由雇用制方面，雇主占尽便宜。即使这种种不公平显而易见，但我已经在劳资冲突事件中奋战多年，实在不愿再接办这类费心的工作，我想休息了。何况，距离爱达荷州案件的终结不过3年而已，那个案子整整让我紧张、辛苦了两年，期间又得忍受病痛，而且险些向死神报到。洛杉矶这个地名伴随着如此多的苦痛和不幸，每当思绪回到那些地方和那些痛苦的回忆，总令我感伤不已，不得平静。衡量上述种种情况，我没有理由为爆炸案被告辩护。然而劳工联盟的代表苦苦央求，让我无法推辞。我多么希望能坚持要他们请一位年轻力壮和更热心的律师承办此案。因为我的不够坚持，现在已无退路了。似乎我注定要走这条路，因为，要我“答应”他们很难，“拒绝”他们更是难上加难。虽然过去辩护经验所付出的代价让我心有余悸，我还是出发了。搭上开往洛杉矶的火车时，我和妻子两人的心情都沉重万分。一到加州，就看到比过去更多的报社记者，和一群关心此案的民众等待着我的到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是组成辩护律师团，我找了四个人：莱孔特·戴维斯 --洛杉矶最优秀的律师之一；约瑟夫·司考特--人脉很广，地位崇高的律师；乔布·哈里曼--著名且能干的社会主义者，他原本就很关心此案；赛勒斯·麦克纳特法官--曾任印第安纳州最高法院法官，法学知识渊博，天赋异秉，对劳工阶级一向甚表同情。我们租下一整层的办公大楼，组成调查团，到全国各地发生大楼爆炸案的地方，收集和爆炸案相关的证据，并且调查它们和《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有何关联。我们也找人调查陪审员候选人的政治和宗教态度，以及他们的其他想法。这些事情都借助当地律师的引导和判断，因为他们熟悉当地的民众。陪审员候选人的调查委托伯特·富兰克林进行，他是洛杉矶的侦探，和市政府、郡政府有交情，经常做这方面的调查；另外，我还从芝加哥带来一位调查员约翰·海灵顿，他在芝加哥铁路公司任职；以及请了一位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服务多年的老侦探凯普顿·蒂勒尔。海灵顿和蒂勒尔都是单独行动，雇用费和其他开销由我个人承担。我到监狱和当事人会面。这两名被告和蔼且讨人喜欢，很高兴见到我们这些辩护律师。由于时间紧迫，所有准备工作都尽快进行。被告主动向我们叙述事件经过，律师则专心研究法官会引用哪些法律条文定罪，尤其是共谋罪。劳工案件常以共谋来定罪，全国各地的非法使用炸药案，通常在控方律师对共谋法律条文的一再延伸下，将被告和那个案件扯上关系，甚至，任何和被告有关的人都可能被牵扯进来。我在市区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民众络绎不绝地来找我，告诉我一长串故事，不论白天黑夜，我都难得安宁。不一会儿，焦虑和紧张提醒我一个事实：接受乳突炎手术后至今，我的健康情形并不好。我们终于从一堆混乱的案情中理出头绪。我知道，处理劳资冲突的案件特别辛苦，我的当事人无疑是因为坚信某种信念，才甘愿投入全力，不惜一切代价。而雇主也有他们的信念--惯于用抵制的手段，他们在生活琐事上显得慷慨大方，处理劳工问题则露出尖酸刻薄的面目。另外，我发现近十多年来，参加工会以保护彼此利益的会员，总是仇恨和轻视未加入工会的人。记得很多年前，哈佛大学校长艾利奥特就对“破坏罢工者”下过一个定义：破坏罢工者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恰如卖国贼。这类人在任何地方都会遭到他人的谴责。他们用不到30美元的代价出卖自己，而且毫无犹大（为了获得祭司长30美元赏金而出卖耶稣。后来自觉有罪，退还30美元给祭司长，上吊而死）的忏悔情操。他犯了不可饶恕的背叛同胞的罪，他赚取没有权利得到的工资，是靠工资维生者的绊脚石。尊重这种人等于让靠赚取工资维生的人蒙羞。事实上，这正是过去英国工会对“破坏罢工者”的定义，也一直是工会会员和同情工会者，对非工会工人的一贯态度。我个人从来不认同暴力、强权或残酷的行为，我不愿意自己或他人受苦。我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也时时提醒自己不以暴力对人。但是我知道，在生活的胁迫之下，冲突和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同情心和经历，总是使我袒护那些难以维生的人。我本身极力阻止暴力和失控行为的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还是会袒护我同情的这一方。因为我能体会那些人内心的动机，而且相信时间能证明，他们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奋战。我知道，这些永无休止的冲突总是带来悲伤和烦恼，但是上天似乎没有给人们太多的选择余地。第22章　希望与绝望致加州洛杉矶克莱伦斯·丹诺先生：听说你大半生无偿为人辩护，现在濒临破产，又要面对自己的官司。我将支付这场官司所需的全部费用，并先寄上1000美元支票。到洛杉矶准备约3个月后，我们开始挑选陪审员。如同以往，这是个艰难的工作。此案备受瞩目，劳资双方的支持人都情绪激昂，不可能找到没有成见并且可以做公平判决的人当陪审员。未到达洛杉矶之前，我对案情一无所知，关于爆炸的谣言四处流传，许多人说原因是瓦斯爆炸。被告辩护律师的责任，在于保护被告免于在犯罪证据不明确的情况下被判刑。如果被告罪证确凿，原则上是尽量争取最轻的刑罚--尤以保住性命为最高原则。两位被告分别受到21项指控，按照这种情形，想要宣告“无罪”几乎是缘木求鱼。纵使在第一审时，陪审团意见不一或裁定无罪，但是控方一定会再上诉。群众情绪激昂--洛杉矶以外的地方亦然--只要有一点胜诉的机会，州法院绝不会轻易认输。詹姆士的案子先审，每天都有许多人被传到法院指认一下詹姆士，显然是为了证实他曾经在不同地方住上几个月：旧金山，他买炸药的地方，以及洛杉矶等地。我一向痛恨死刑，认为它是残酷、暴虐和毫无效果的野蛮行为。人会去杀死另一个人，总是有其真正（或虚构）的借口或理由，不管理由多么微不足道，已经足以让他做出杀人的行为。但是，州法院判定某人死刑是有计划的，不带任何私人感情。我认为这是长期仇恨的结果，它不是发生在瞬间、没有预警，也不是没有让情绪冷静下来的时间，而是很早就决定了行刑日，加上持续的监禁、折磨，直到最后一刻。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过一句话：“我们因出生而被判死刑。”这话没有错，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死亡的日期和死亡方式，死亡经常是在我们还来不及搞懂它是什么之前突然降临。有时，疾病使得我们的身体逐渐衰弱，但我们还浑然不知死亡将至。在意识到死之将至或了解死亡为何之前，生命已到了终点。我花费数个星期思索如何保住当事人的性命，其他辩护律师也是绞尽脑汁。责任感强且富有同情心的律师，他对当事人的态度就如同医生对待病人一样，都是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医生绝不会拒绝挽救病人的性命，律师的职责也是如此，两者的目标都在于减轻痛苦、挽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命是无法被挽救的，早在出生的瞬间就注定了死亡，但我们至少可以让这个日子延后些--这就是我办理此案的目标。唯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认罪，再请求检方从宽量刑，最重只判无期徒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如我们所愿。我不能表现出心中的期待和恐惧，如果表现出恐惧，此案必输无疑。律师必须积极地、充满希望地和被告站在一起，否则将会丧失最后一丝挽救被告性命的机会。我首先向戴维斯和林肯·斯蒂芬斯透露我的想法，以及如何逐步实现我的期望，而不让此秘密泄露出去是最重要的。戴维斯和州检察官约翰·弗雷德里克斯是多年的好友，我们认为戴维斯可以私底下和他谈，或许他能提供一些意见。斯蒂芬斯和我则到圣地亚哥征询斯克里普斯的意见，他是一家连锁报纸的发行人，非常能干，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也认为若能认罪以保被告性命，是最好不过了。接着我又请教旧金山的朋友弗里蒙特·欧得，他刚毅、热心、聪明并且和蔼，欧得认为这不失为权宜之策。另外，请教洛杉矶的麦那特法官，同样鼓励我争取该项协议。还有许多值得信赖的友人，但唯恐走漏这个计划内容，没有征询他们的想法。在此之前，我对当事人只字未提。我保护他们生命的主要原因在于，我相信他们没有杀人的企图。时报大楼并非被炸，它是因大楼附近巷道的炸药爆炸而被波及。在州检察官要求下，詹姆士说他曾在巷道放了一个装有炸弹的包裹，引爆后逃避。这个举动的目的是吓吓《洛杉矶时报》的员工和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商店。当今的“敲诈勒索者”也经常这么做。如果他企图摧毁大楼或炸死人，那需要更大量的炸药，并且会把炸药放在大楼里面。不幸的是，巷道里的炸药正好放在盛有油墨的木桶边，油墨因爆炸而气化，弥漫到整栋大楼，火苗因此四处飞蹿。被告确实不曾有杀人的意图。印象中，我们第一次商讨此项计划的会议是在被告的囚房里进行的。在场的有麦克纳特法官、戴维斯、斯蒂芬斯、欧得和我。对于将弟弟詹姆士被判无期徒刑、哥哥约瑟夫判10年拘役的计划（要他承认曾在某工厂放炸药），詹姆士坚决反对，而哥哥似乎愿意接受。我们非常仔细地讨论辩护细节。我们认为在众多指控、群情激愤和检方掌握许多证据的情况下，毫无胜诉的可能。不但无法提出有力的反证，更不能让詹姆士上证人台。因为即使他想反驳检方证据，也无法在反质问中自圆其说。因此，充其量我们先保住约瑟夫不被判重刑，同时为詹姆士争取到无期徒刑。经过这番解释，詹姆士也同意我们的计划。戴维斯与检察官弗雷德里克斯会谈，弗雷德里克斯赞成这项建议，但是他必须再和相关人士商量，包括印第安纳波利斯建筑工会。谈判数天之后，弗雷德里克斯告知：建筑工会的得鲁先生已经首肯。到此，计划进行得还算顺利。我们希望一切从速，以免计划外泄，坏了大事，最后，詹姆士愿意接受这个安排。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检察官的同意。我们和检察官达成协议之后数天，才选出愿意配合我们的陪审员。没过两三天，却又节外生枝。控方、辩方好不容易同意此案照计划尽早结案，我们派去调查陪审员的侦探富兰克林竟然被捕，罪名是在洛杉矶一条大马路上，以4000美元贿赂某位正前去法院的陪审员候选人。他当场被捕，关进监牢。他辩称自己是清白的，要我们保释他，我们缴了保释金，他才被放出来。尽管发生此事，检方还是依照我们原先的协议，接受詹姆士的认罪，判以无期徒刑，但是法官坚持判约瑟夫15年徒刑，而不是检方原先承诺的10年。被告认罪的消息引起全国一阵骚动。我认为检方起诉被告的重要动机，是为了洛杉矶当时正在进行的市长选举。我们的辩护律师团中有一位乔布·哈里曼是候选人之一，他是社会主义者，经常和热心的选民集会。当然，城市里的企业家都反对他，劳工、穷人和社会主义者则是竭诚拥戴他。被告认罪显然会让社会主义的选票减少，让共和党候选人稳当地当选市长。市长选举和本案多少有些关联。我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观点常与他们不谋而合，也对他们的目标颇有同感。被告认罪一事，我实在对哈里曼先生感到抱歉。但另一方面，我的当事人的性命危在旦夕，我没有权利，也从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这事的确让哈里曼感到为难：是要背弃他从属的政党，还是让当事人处在死刑的威胁之下？我和几位知道此秘密计划的人，不得不正视这个情况。我毅然决然选择以当事人的利益优先，因为我的职责非常明确。或许有人认为我处于两难境况，但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做。就我的职业守则和直觉来说，我只考虑当事人的利益。我很高兴没有因为结果会对某些人不利而改变原计划。我不是想博取他人的同情或怜悯。我的生命由种种抉择串联而成，我欣然接受抉择的后果。可是，这次我的确必须独自承担这可怕的危机。那个充满紧张的决定性时刻距今已有20年，现在平静安宁的生活，稍稍冲淡了当时的记忆。如果我偶然跨过记忆的门槛，回到避之唯恐不及的伤痛往事，第一幕浮现脑海的，就是被告在洛杉矶法院认罪的那个午后。法庭异常的拥挤，现场的沉静透露出不祥的气氛。我要戴维斯把“无罪”的辩护改成“有罪”时，全场的人顿时目瞪口呆。然后，一群记者发疯似的冲出庭外发电报。那时已近黄昏，人群逐渐散去，支持被告的民众是最后离开的。他们前来旁听，原来是要帮我们打气的。审判终结后，我随着他们离开法院。天色已晚，街灯一盏盏亮了起来。很多拥护者把领子上印有被告兄弟的徽章扯了下来，丢在大街上。好友卡夫诺走到我身边（他当时是警察），提醒我避开群众，他拉着我的手臂说：“跟着我走！”我不是勇敢，但我注视着他回答：“不！我应该跟着群众走下去。我是在他们的欢呼、簇拥中走到法院的，我要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有些人露出粗鲁的表情，做出打人的样子，或是口出恶言，我都不予理会。我只有一条路可走，我不管它通向幸福或是毁灭。我从未预设或断言当事人是清白的。如果记者要我详述某事，我总是尽可能据实回答，如果不能提供他们想知道的细节，我会坦诚表示不想再讨论下去。这类重要案件自然会引起双方的关注，燃起民众的悲痛，或者变成宣传的利器。被告的很多朋友未经允许，对外发表疯狂、愚蠢的言论，这原是我极力要避免发生的事。有些人因对审判结果极为失望，甚至指责我出卖被告或不敢上诉，是个懦夫。富兰克林被捕后不久，检察官以贿赂陪审员罪名起诉他。据他所说，法院保证：如果他能指证我也企图行贿陪审员，将会释放他。富兰克林被捕后，很多民众认为我和此案有关，斯蒂芬斯马上前来和我讨论这件事。他是一位名作家，聪明、热心，是我的好朋友。他和我一样反对使用暴力，但非常同情工人的苦处。他了解人们行为的动机，对于被一般人误解的事有独到的见解。事实上，是由于他的聪明机智及与控方、被告双方都有交情，詹姆士和约瑟夫案才得以解决。斯蒂芬斯和检察当局的有权人士很熟，总是促使他们大赦罪犯，并且极力缓和劳资双方关系。在富兰克林被捕后，斯蒂芬斯跑来告诉我他打算怎么做，他也建议说，如果我曾企图行贿陪审员，那么我最好也这么做。我明确告诉他，我绝对不允许别人质疑我或我下属的清白。在我多年的执业经验中，从没有在处理私人或公众问题时，考虑到我个人的经济利益，以后也不会。他实在不应该问我是否有贿赂陪审员的企图，我还告诉他，如果任何人对我有所怀疑，尽管告好了。富兰克林案很快就开庭了，我同时被控在两件案子中犯下贿赂陪审员的共谋罪。长期的压力使身体更加衰弱，我感觉自己已经失去抗争的体力和热情了。然而，我仍然鼓起勇气、振作精神面对这严酷的考验。我在洛杉矶有很多好朋友，全国各地也有支持我的民众，他们的支持和帮忙，多少让这条路走来轻松一些。卡夫诺还在洛杉矶，他一如既往面带微笑热情地欢迎我，像在博伊西一样乐观，高高兴兴继续为我做酒精按摩。多年好友葛詹姆斯·格里菲斯是一位不收稿费的作家，他不分昼夜地为我奔波。另外，聪明、友善且勇敢的斯蒂芬斯，是永远和我站在一起的朋友。伊利诺伊州的费·刘易斯放下手里的事业，前来洛杉矶陪我，直到整个案子结束，他是我一生的挚友。旧金山的欧迪，当然如同往昔般和我并肩作战。他们或许曾经迟疑过，最后还是站出来支持我。我没有怨言，没有批评，也不去谴责任何人，只是鼓起勇气，面对一切。我和妻子租了一间小套房，每月租金50美元，加上三餐、我的医疗用品和其他零碎支出，一个月的开销是100美元。那的确是一段艰苦的岁月，我第一次感到如此茫然。无数次，我坐在被告的身旁，全力慰藉他们，在他们悲伤和不幸时伸出援手。把他们的诉讼案件当成自己的，我和他们一同受苦，胜诉时共享欢愉，败诉时同感失望。此刻，我再也不是为人辩护的律师，而是处于劣势的被告。我想，读者们应该不会介意我特别描述这段往事。当我回忆这段时光，昔日的鬼魅似乎从幽暗中重现，围着我欢快地起舞，我则急着赶走它们，锁住它们，不想再看到狰狞的面孔，不愿再听到嘲讽的笑声。我聘请厄尔·罗杰斯、哈瑞·迪米、贺瑞斯·阿佩尔和杰瑞·盖斯勒为辩护律师，自己则留意每个细节。此案是由检察官弗雷德里克斯、约瑟夫·弗得、阿瑟·基奇和阿萨·凯斯等起诉。第一审在1912年5月12日开庭，持续了3个月之久。我出庭自述，否认自己或知道他人企图行贿陪审员，并接受4天的反质问。我像背九九乘法表一样，流利地回答每个问题。富兰克林供词中的很多重点，都被我和其他证人一一反驳。最后，我为自己辩护。我平静且对自己的可能命运处之泰然，因为忠诚、可爱的朋友围绕在身边支持我。我的论辩用了一天半时间，我自认为讲得很好。我聆听过无数论辩，自己也经常为他人辩护，但是仍然认为此次辩护的推论十分严谨合理。陪审团退席不到10分钟，就回到法庭宣布“无罪”的判决。法庭里面挤满民众，我足足接受了4个小时的道贺，才和朋友们到餐厅庆祝。来自全美各地的记者找到了我的行踪，全部涌进这家餐厅。胜诉的消息传开之后，我收到很多来自之前一直沉默、退缩朋友的祝贺电报。除了忠诚的朋友，还有许多拥护者，我知道他们都愿意--如果可能的话--代我遭受这一番折腾。初审时，我们全力投入，因为根本没有想到会有第二审。但3个月之后，他们又要进行二审。我根本不紧张，因为该出现的问题，一审时都已出现过。就我自身经验判断，没有人会把二审看得很严重。二审的第一天，一审时的主要辩护律师罗杰斯竟然生病，不得不从此退出此案。我希望我能代替他的位置，为自己辩护，但并非易事。如果我是他人的辩护律师，反驳某些指控被告的证据当然是顺理成章，但我同时是被告，起身反驳某些指证就显得有些怪异了。在这么敏感的场合，如何掌握分寸是一大难题。况且，我一开始就觉得某些陪审员对我心怀敌意。挑选陪审员本来就是碰运气，事实上，判决和其他人生经验一样，经常凭运气好坏。我再度做申辩，也试试运气说了些我自认为应该说的话，描述麦克纳马拉兄弟的真正动机，并为他们辩护。二审开庭之前，约有25人被控共谋以炸药炸毁《洛杉矶时报》大楼，以及损害其他财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开审。起诉内容包括麦氏兄弟的行动，和洛杉矶案相关的事件，事实上，这些人全都以共谋使用炸药被定罪。此案终结后不久，我的二审也开庭了。律师都知道，若同一被告受到一种以上的罪行指控，则以较重的一项先审。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审判照理不应该影响我的案子，但是我知道它必然会左右后者，后来证明的确如此。二审陪审团经过数天讨论，终因意见不一而解散。这时，我在洛杉矶已经待了两年。其中有一年，我是为自己辩护。此时我已身无分文，还向芝加哥等地的朋友借了两万美元。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一天晚上，我收到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弗德里克·加德纳发来的一封电报，内容如下：致加州洛杉矶克莱伦斯·丹诺先生：听说你大半生无偿地为人辩护，现在濒临破产，又要面对自己的官司。我将支付这场官司所需的全部费用，并先寄上1000美元支票。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这封电报来自一个全然陌生的人，看着信，我热泪盈眶。这是20年前的往事了，每当想起电文和这个人的名字，就和忆起那段苦闷的岁月一样，都会令我泪眼婆娑。一两天之后，我收到加德纳先生寄来的1000美元支票，信封里，另有他太太致赠的200美元支票。我用这些钱打官司，此案不久之后便结束，不需要他进一步的资助。绝望与希望间有一道深深的壕沟，虽然极深，有时只要一步就可跨越过去。听到陪审团无法达成决议的结果后，我带着沮丧、悲伤的心情回家。然而当我收到加德纳先生的电报和信件时，顿觉阳光再度普照，鸟儿也齐聚枝头欢唱！第23章　乔治·比塞特的悲剧我转身和他讲话时，完全被吓住了。天哪！我怎么忘了提醒他刮刮胡子，穿上最正式的衣服！我怎么这么笨！乔治的外表会影响法官的判断吗？1910年某一天，一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妇人到芝加哥找我。她脸上的绝望表情，透露出她正被某种不幸困扰着。她告诉我：她的儿子乔治·比塞特被控谋杀，陪审团判他终身监禁，现在在芝加哥监狱。乔治没有钱，是法院为他请的律师。判决后，法官拒绝重审，他的辩护律师碰巧也死了。我告诉她我没有把握办这个案子，要看最高法院的决定，如果最高法院允许发回再审，我愿意在下级法院为她的儿子辩护。辩护需要一些费用，又无法向被告收取律师费，即使我满心乐意帮助她，自己也有困难。她接着说，她有一间小房子，愿意卖掉它支付我的律师费和其他支出。我回答道：全面考虑，我承办此案的机会不大，但是，如果我一旦接下，就不会让她去变卖房子。她默默无语，带着失望离开。妇人离开以后，她的面容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甚至令我整晚辗转难眠，我开始后悔没有爽快地答应她承办此案。次日清晨，她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我看着她，知道这次不能拒绝了。我问她是否有法院书记官记录的证词，她说放在家里，我请她拿来给我，让我看看是否有机会发回再审。我保证，一定不会让她卖房子来支付我的费用和相关支出，毕竟，那些钱根本不够用，甚至还会抹杀我多年来无偿办案的骄傲感呢！我仔细看了记录，发现这个案子还没有定案，心里想，或许我能平反此案。第二天，我到芝加哥监狱探视当事人。乔治大约30岁，长得很高大，外表并不讨人喜欢。但是，我早已学会不以外貌判定人，尤其是在监狱里初次见到的人。他没有受过教育，一生都是工人，但是他有理想和野心，他是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经常高谈阔论，说服他人接受他的想法。我从证词记录中得知，他曾因企图盗窃而服刑。前科通常是第二次犯罪的最好证据，我认为他此次被判刑的原因，是他过去的盗窃记录。我问他行窃民宅的目的何在，他说，他想办一份社会主义的报纸，他没有受过教育，无法靠工作挣得所需的钱。这次坐监的原因，是乔治在酒吧里与两名警察起了冲突，他们都喝了酒，但没有醉。这两名没穿制服的“便衣”警察在酒店里，看见比塞特走了进来，他们知道他有前科，于是用轻蔑的态度和言语挑衅他，之后他们拿出手枪互相射击。乔治腹部中了两三枪，送医院急救后，不幸地--依我当时的感觉--竟活了过来。一名警察因子弹射穿心脏而死，另一名也中枪，但已经痊愈。乔治的左轮枪在地板上被发现，空弹壳的数目与警察的伤口数目吻合。乔治在一审时否认开枪，但是手枪皮套是空的，加上现场的空弹壳，表明他做了假口供。有两位目击者看到这场枪战，但没有看清楚是谁先开枪。这件案子显然应以“自卫杀人”判决，但是乔治发誓并未射击，他的律师也相信他的供述。我问他为何否认开枪，他说一旦承认，再加上有前科，恐怕会被判死刑。我明确告诉他，他唯一的机会在于坦承所作所为--他的确用了枪。很明显，乔治并无枪杀警察的意图，他只是害怕自己被杀。最高法院经过斟酌后，决定发回重审，那时，我当然义不容辞出任辩护律师。我不再赘述二审细节，只说明结果：乔治在二审时，马上无罪开释--这是他一审时原可获得的。这段时间，我常常和乔治会面，逐渐了解他这个人。聊天，除了社会主义的话题外，很难和他聊其他的，和其他囚犯相处也有同感。社会主义者坐监多半是因坚信自由言论权，而且刑期极短。乔治坚信若有社会主义，将不再需要监狱！他还说服一些监狱的管理员改信社会主义呢！审判结束后，我把乔治带回办公室，问他有何打算，我并非向他说教，因为我从不认为说教会有效果。我提醒他，他快变成职业小偷了，值得吗？从没有人因从事这行赚大钱的，希望他能洗手不干，另外找事做。他承诺绝不会再行窃，但是仍梦想着办一份社会主义的报纸。他衷心地感谢我的帮忙，他承诺将来有一天会付钱给我。我说，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需要费脑筋筹钱给我，能为他争取自由，已经是我最大的满足。我越来越喜欢他，就像人们总在充分了解一个人之后，才开始去喜欢这个人一样。他离开后，大约有三四年，我毫无他的音讯。尽管如此，我还是偶尔会想起乔治这个人和他的困扰及雄心壮志，在这个贪婪的社会，他的理想实属难得。虽然他感激我的帮助，还向我保证会回来看我，报告他的近况，但我对其一去不返并不感到意外。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承受这么多的苦痛。我常想，他或许死了，或许又进监牢了，或许终于成功地办了一份报纸。最后，乔治出现了。他在1912年到洛杉矶找我，那时，我正被控共谋贿赂陪审员而受审。在那段漫长岁月里，我心情低落，外人难以体会。一天，我独自坐在办公室，柜台人员进来告诉我，外面有个人要见我，那人看起来很邋遢，像个流浪汉，我要他把他带进来。结果，正是多年前的委托人--乔治·比塞特。我起身和他握手，问道：“乔治，你从芝加哥跑来这里干吗？”他说因为听说我有了麻烦，希望可以帮帮我。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坐货车车厢来的。我问他在哪里落脚，他给了一家便宜旅社的地址。我说道：“乔治，你不远千里而来，我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但是，你要怎么帮我呢？”他说：“我到这儿一个礼拜了，我已掌握富兰克林的行踪。”富兰克林就是前文提过的洛杉矶侦探。我问他发现了什么，他说他弄清了富兰克林的住处，他有一些炸药，准备次日炸死富兰克林。在我的一生当中，曾有许多人向我表达真挚的友谊，但头一次有人为了我要去杀死另一个人。我看着比塞特，想着这个看起来粗暴又不识字的男人，竟然坐货车车厢，经过2000英里的车程来此，认真地要冒自己生命的危险来表达对我的感激。对此令人错愕的报答方式，我竭诚表示感谢。我说：“乔治，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过去两年，洛杉矶一直骚动不安，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都经报纸披露给全世界，检察官一直积极寻找线索，查看是否直接或间接和《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有关。而你却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掉检察官起诉我的最重要证人，你一定是疯了才没有想到后果会怎么样。”“我当然想过后果！”他说，“但是，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所以我才愿意冒险。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我沉默着，想了又想，如何才能阻止他做这件必定丧命的不智之举，同时又能让他明白我完全理解他的好意，并为他的忠诚和奉献深深感动。我们彼此静默了几分钟，我难以启齿，但是仍尽力告诉他：“乔治，我想，很多人都愿意为帮助过自己的人冒险，但是从没有人这样对我。我曾经救你一命，你对我感恩在心，但是，我们得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因为你不惜一死杀死富兰克林而获释，今后，我如何能再拥有片刻的平静和幸福呢？我怎么能接受你用生命来换取的自由呢？”我接着说：“一生当中，我从来没有蓄意残暴地对待别人，我厌恶任何形式的杀戮，我又怎能知道某人将被杀--甚至是富兰克林--而不尽全力去救他呢？我知道，很少人能够像你这样，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性命。乔治，从没有人对我献上如此深厚的友谊，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我突然又想到，我必须确定他真的不会去做，所以我又说：“但是，我还会再想一想。真的，我相信自己并没有生命危险，让我再花一个小时想想看，是否有任何有利的证据可以确保我无罪开释。你先告诉我住址，如果我不能确定找到需要的证据，我会去找你。答应我，如果我没有去找你，你一定要回家。乔治，让我为你付交通费吧！”“不，不要！”他坚决拒绝，并说，“我会遵照你的话，如果等不到你，我会回家。但是，我不能拿你的钱，我从来不买火车票的。”我向他道别时，看到他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当时，我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我在椅子上呆坐好一会儿。我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在每个人身上我同时发现善与恶，因此我不认为人有权利论断他人是好或是坏。我想到一句常被引用的文字：“最伟大的爱，莫过于为了朋友献上自己的生命。”我不需要可怜的乔治帮忙，但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会再见到他。这是大约5年之后的事，这次，我是坐在芝加哥的事务所里。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传来有点粗野又带着颤抖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他问我知道他是谁吗，我说知道但不是很确定。他说：“我是乔治。”我猜得没错。问他在哪里，他说：“在邮政大楼的警察局。”我说马上会赶过去。果然，老朋友乔治·比塞特在那儿。我隔着柜台和他握手，请局长准许我和他到外面单独谈一下，局长答应了。我告诉他，在这儿见到他真难过，并要他叙述事情的经过。他和另一个人，被控擅闯一栋建筑物偷走5000美元。这栋房子在明尼纳波利斯，警方正在等引渡申请书，准备将他押回明尼纳波利斯受审。我说：“这回检方可逮到你了！”他说，如果不是装钱的皮箱被发现，他不会被抓。我问他，箱子在哪里被找到，他说：“在我家。”我问他当时在做什么，他冷冷地回答：“在睡觉啊！”我想了一下，说：“你是跑不掉了。我看，除了‘认罪’别无他法。乔治，叫他们别等引渡申请书了，你就乖乖跟他们回去吧！我一星期内会过去。”我一再惋惜他又惹了麻烦，他悲叹地回答：“是啊！我本来想拿了钱就跑，不要留下证据，那我就可以开始办报了。”一星期之后，我去监狱探视乔治，他平安无事。找乔治之前，我先拜访起诉他的地方检察官詹奎逊--后来威尔逊总统任命他为联邦地方检察官。我们已相识多年，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乔治的事，包括他过去曾坐牢，他听了我的劝告，乖乖地回明尼纳波利斯受审，我希望在他“认罪”后，能在合理范围内为他争取到最短刑期。他问我，比塞特除了那次窃盗案外，还曾经犯法坐过牢吗？我回答，据我所知并没有，若有，芝加哥警察局会登录相关数据，他可以去查阅。我问詹奎逊，盗窃罪的最短刑期是几年？他说： “两年。”但他认为对此案而言，判两年是太轻了，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但事实上，我总觉得无法判断他人该得到何种程度的惩罚，或者，他到底应不应该被处罚。詹奎逊先生最后说，如果我的当事人认罪，我们一起求见法官，我可以将事情原委向法官报告。法官认为整个事情很奇怪也很有趣，就问地方检察官最短刑期是多久，他回答：“两年。”法官想，乔治既没有在引渡受审上制造麻烦，钱也全数追回，他可以接受判他两年徒刑。我打算当晚回芝加哥，便请法官在下午2点开庭审判，他答应了。我立刻告诉乔治这个消息。记得当时是盛夏，气候酷热，乔治汗流浃背。他身材魁梧，下巴很大，长相实在古怪。他那件囚服看来很旧，胸前有斑斑驳驳的烟草渍。我只告诉他我们运气还算不错，待会儿再见，就匆匆离开。他一如预期，显得非常高兴。下午2点，我准时到达法院，法官和地方检察官都在席上，乔治被带了进来。我转身和他讲话时，完全被吓住了。天哪！我怎么忘了提醒他刮刮胡子，穿上最正式的衣服！他可能没有第二套衣服，我早该为他买一套有领子的衬衫，我怎么这么笨！乔治的外表会影响法官的判断吗？开庭后，我起身简明请求被告“认罪”。我看到法官打量乔治的全身上下，壮硕的体魄，厚厚的大下巴，脸上的胡子，和脏衣服上的烟草渍。这个对我忠心耿耿的乔治，汗水淋漓，甚是可怜。一切都是我的疏忽，现在已经太迟了。法官再仔细看看他，命他起立，对全案发表了一些评论，最后以犹豫且缓慢的语调说：“我判你有期徒刑2年……（又望了乔治一眼）6个月。”我和乔治走出庭外，我告诉他我忘了提醒他穿着正式的衣服，并为此自责不已。他说：“我知道要穿得正式些，但是我没有其他衬衫可穿，况且我也没有刮胡刀，又联络不到你。”他看起来既可怜又认命。后来，我又回头去找法官，我们两个摇头苦笑。我向他保证，绝对不会责怪他多判了6个月。在某方面来说，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我一直认为犯人刑期的长短不只与其罪行有关，其外貌也会造成影响，法官的判决验证了我的看法。我对法官说，唯一不公平的地方在于，那6个月应该判给我，而非我那不幸的当事人。我和乔治在法院道别后，即刻乘火车回芝加哥。两三年后，我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一天早晨，他在底特律街头被枪射死，原因是与一女子发生口角。我不清楚详情，但大约知道是因感情问题而惹来麻烦。我常常想起乔治，他的个性、他的抱负、他的理想和动机、他的野心和现实的限制，这些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为此，我唏嘘不已，觉得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他应该能如愿办一份社会主义的报纸。他就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只能走上通向毁灭的黑暗道路。他们如果能得到比较好的环境、良好的教育和公平的竞争机会，他们会踏上所谓的“正途”，不偏左或偏右，跟着多数人的脚步前行、再前行，安息在受人尊敬、铺满鲜花的墓园里，而不是公共墓地的一堆黄土下。第24章　芝加哥惨案我确信邦德跟那个不幸女孩的死根本毫无关联。可怜的他竟坐了10年牢，期间一再向我和其他友人抗议他是清白的。后来，他染上肺结核，病死狱中。我和妻子终于返回芝加哥，离开的这两年，是多么漫长啊！感觉简直如同走过了一生。中间发生好多事情，工作的紧张和压力完全打乱了生活的步调。时间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再也不能依日历、时钟来测算了。我在芝加哥有很多友人（当然也免不了有敌人），同时我也了解，许多人并不认同我对某些重要论题的想法。有人对我遭遇麻烦幸灾乐祸，有人因我的影响力减弱而暗自得意，这些我是可以理解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意料之外出现的朋友。人在困扰时总会发现两种意外：一是亲密的朋友离你而去；二是危难时出现陌生而和你并肩作战的人。或许是因为我们过于信赖所谓的“好朋友”，而忽略那些不太熟悉的人的重要性。当然，一个人在未定罪之前，都是无辜的，只是，这样主张的人完全不了解普通人的心理。事实上，一旦被控告，人们就已经认定他有罪，倘若陪审团判他无罪，人们便觉得是误判或审判不公。我认为其他人也同意这一点：若我确实行贿，绝不是出于自私或贪婪等个人动机，而是为了我的当事人，我因关心他们的命运而焦急不堪。但是，他们忘了一点：每位被告分别受到21项指控，我怎么可能贿赂陪审员，使得陪审团对每项指控的判决意见不一？就连10项指控都不可能！民众不知道法院指控我的证据很薄弱，而且，富兰克林的供词矛盾重重。他们不知道富兰克林也被起诉，法院则只希望将我入罪。他们不明了，早在富兰克林被捕前，检方已经默许麦克纳马拉兄弟认罪，及刑期长短的协议。不管民众的态度和我自己心里感觉如何，有件事是不容置疑的--我必须重回工作岗位。我没有多耽搁一点时间，便立即回到律师事务所工作，不向他人做任何陈述或解释，也不找借口拖延时间。除非别人主动问起，否则，我对过去的事三缄其口。我继续工作，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如果民众想来找我，我的门是敞开着的，如果他们不想进来，就算了吧！离开芝加哥两年，自然影响我的律师业务。但当时我已稍有名气并且结识许多人，不须坐在事务所里等着生意上门。我欢迎每一个进门的人，不管他有钱还是没钱，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刻意追求金钱，只是顺其自然，毕竟，法院和监狱里的人多半是穷人。回芝加哥后接的第一件重要案子，是为一名黑人艾萨克·邦德辩护。一名女护士在芝加哥报纸上看到征求到市郊僻静村落工作的招聘广告，她打电话前去应征。两三天后，接到录取通知便尽快前去面试。之后，有人看到她和一名高大的黑人男子走在乡间小路上。次日，她的尸体在乡间大树下被发现，几乎全身赤裸，而且还被分尸，凶手拿走刻有她名字的手表。凶杀案次日，有人将手表拿到城内黑人区的当铺典当。警方依据“高大的黑人”的描述，逮捕了许多嫌疑犯。许多年前，邦德曾在南密苏里州被控谋杀，坐了4年牢。刑期当中，他被派任州长办公室的信差。这件凶杀案发生在赌坊，当时邦德是跑堂的，死者是一名白人，邦德声称被此人攻击，是为了自卫而杀人。由于此案发生在南方，死者又是白人，显然邦德是为了自卫而开枪。寻找杀死护士的凶手时，刑事警察局查阅前科犯的资料，找到了邦德--高大的黑人。警方不知邦德的下落，便将资料交给媒体。结果，邦德的名字、相片和相关资料全上了星期天的报纸。当时，他正在小城盖利的酒吧工作，离芝加哥约25英里左右。他的工作就是一般黑人做的工作：清洗痰盂、擦擦地板等。假设他的工作是教堂守卫，或许就不会被怀疑了。邦德星期六晚上来到芝加哥，住在一家有色人种常去的旅社，他每次来芝加哥都住这儿。星期天早上，他准备离开旅社时，女房东把报纸拿给他看。他一看到报纸，马上穿戴整齐到警察局，表示他看到关于自己的报道，如果警方要抓他，他愿意先做说明。邦德详细述说凶杀案发生当晚的行踪和细节。警方把他关起来，他的几位好朋友来求助于我。当然，邦德负担不起律师费，我自费前往盖利，找那几位常去酒吧的证人，他们多数因为害怕警方而不愿作证。最后，还是有几位愿意到法院作证，证明邦德当晚的确待在酒吧，而且准备一个政治集会及火把游行。两位从当铺出来指证他们看到拿着死者手表的男子，一位认为那人就是邦德，另一位则不这么想。邦德和杀死那个不幸女孩的凶手相似之处，就只有长得高大，而且是黑人。除非证人本来就认识被指认的对象，否则多数的指认都不具意义。如果证人与他指认的人只是偶然相遇，那证人需要更仔细地观察那个人，除非那个人的特征十分明显。如果邦德只是黑人，那还没关系，可是他又很高大，当然嫌疑更大了。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被告是白人，检方不至于以此为证据而起诉。女孩离奇死亡，加上邦德犯过谋杀罪，使得此案引起相当多民众的关注，我只能全力一搏。陪审团彻夜讨论，翌日清晨裁决邦德无期徒刑。杀死护士的手法极为冷酷残忍，凶手确实罪不可赦。几年之后，我将本案呈上特赦委员会。其中一位委员说，虽然我说得有道理，但是，凶手的杀人手段残酷得令人发指，如果没有找到证据指出凶手是谁，没有人敢去更改判决。邦德在监狱里的表现得到狱方完全的信任，几乎没有人认为他有罪。我确信邦德跟那个不幸女孩的死根本毫无关联。可怜的他竟坐了10年牢，期间一再向我和其他友人抗议他是清白的。后来，他染上肺结核，病死狱中。不久，我的生意就蒸蒸日上了，但还是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才得以从节俭的生活中存下一些钱，还给过去借我2万美元以度过打官司那段日子的忠实朋友。我曾经不止一次自问，是否为洛杉矶的不愉快经历感到惋惜？坦白说，答案是否定的。我自认为有勇气也够聪明，能够从这漫长的折腾中成长。此刻的我们，是过去所有经验形塑、修正之后的结果。我知道，那些艰苦、悲伤的经历使得我更为仁慈、明智且宽待他人。它让我领悟到的观念是其他经历无法带来的。奥利弗·施莱娜热心女权运动、支持波尔人及和平主义。讲了一则故事：曾经有位画家，他画的旭日和夕阳颜色绝妙无比，看过的人无不被它深深吸引，赞不绝口。没有人猜得到，他是如何画出那样奇妙的色彩的。画家死后，人们为他脱下衣服，换上殓服，才发现他的胸口有一道深深的伤痕……但是，人们依然不解他是如何调配出那种色彩的。人吃下的食物和他能吸收多少，并没有绝对的关系。经历对我们有多少影响力，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吸收它，并应用到生活上。我猜想，如果在街上不幸被车子撞断了一条腿，我一定能设法调适自己适应新的生活。这个方法，我将应用于生命里的各种经历。当然，有些人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但就我而言，面对命运中各种逃脱不了的事情，我会尽全力地调适自己。没有人爱听不幸的故事，但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人，每次见面都要诉说自己一大箩筐的新苦恼，仿佛别人都不懂什么是悲伤。滔滔不绝诉说个人不幸遭遇的讨厌鬼，和烦恼惹不上身的快乐白痴，二者我都不想当。在我艰难困顿的时候，总是猜想着未来前途黯淡。记得前往洛杉矶的前一天晚上，我在芝加哥最大演讲厅大会堂大会堂：建于1887至1889年，主要是为芝加哥市提供一栋永久的集会堂。举办的大型集会，我为一位我认为绝对当选的市长候选人助讲。大厅内挤满了人，甚至部分民众遭到驱散，当时我受到热烈的欢迎。我经常怀疑，这一批民众是否还会回来听我的演讲？我回到芝加哥两年多后，又有一次机会在大会堂演讲。时值世界大战，听众的热情有增无减，当人们的支持如此明显时，我害怕自己也在迎合他们，因为，多数人是不做思考的，如同易卜生所言：“众人的意见通常是错的。”用一些常识性的观念和陈腐的语句鼓动群众，是再容易不过的，但也是最令人不齿的。这次在大会堂演说之后，我就不曾在芝加哥之外的地方演讲，遑论到国外演讲。或许，很少有美国人像我这样，一生当中长时间在演讲，而且拥有如此多的听众。我很高兴自己乐于公开演讲，虽然演讲并不轻松，甚至常常惹来恶意批评--因为我看事情的角度和他人不同--但是如果没有受到邀请，我还是会挺伤心、失望的！回芝加哥不久，我们就和圣路易的嘉纳夫妇会面。我和太太受邀到他们家度周末，当然，此行非常愉快。此后，我们经常在不同场合遇到他们，渐渐地，珍惜他们的友谊胜于原来的某些友人。自从会面后，嘉纳先生当选两任密苏里州州长，我衷心期望他能当上美国总统。当然并非我想因而谋求一官半职--这一直不合我的个性 --除非那个职位非常重要，比如说，可以当个反对禁酒令的官员。第25章　世界大战的省思当德国入侵比利时时，我突然灵光乍现地从和平主义论调中苏醒过来。在太平盛世，和平主义可能是很好的学说，但在战争时期，它却一文不值。1914年夏天，当我前往洛基山中部的科罗拉多州埃斯蒂斯公园，看望儿子一家时，突然传来欧战爆发的消息，我非常震惊并十分关注。当时的传播媒体不甚发达，但我仍努力找寻所有相关资料，悉心研究来自欧洲各首都、政客和领袖们相互往来的最新讯息。显而易见的是：针对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所有国家（可能奥地利除外）已尽全力避免。当德国违反条约发兵入侵比利时时，我感到整个世界将因此而翻动起来。至今我依然相信和平主义，不仅因为我从不崇尚暴力，也因为我坚信和平主义的哲学理论是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准则。多年来，我潜心研读托尔斯泰的文章，且以其追随者自居。当德国入侵比利时时，我突然灵光乍现地从和平主义论调中苏醒过来。原先，我是基于感情而相信它，此刻，也是基于感情而扬弃它。在太平盛世，和平主义可能是很好的学说，但在战争时期，它却一文不值。原因非常明显，而且从我的阅读、思考和观察中，都可以证实我的观点。和平主义的学说，蕴涵一种驱动人类的情感哲学，它是一种对抗理性的情感力量。所幸的是，我很少陷入情感和理性的冲突中。在所有情境中，情感都是推动人、国家和社会的主要力量，人们很少依照理性活动，理性不过是做“比较”和“评鉴”时的一种方法，它也成为评判情感需求的标准。人类理性究竟能抑制情感多深，是个值得讨论的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理性却很少发挥作用。人体的组织结构决定人类对各种场合的反应。当某个念头产生，情感便经由神经传入大脑，这是很自然的，就像有机体对外在讯号产生自动的条件反射一样。当脚踩到尖物，这个信号便会经由传导神经传入大脑，且立即有另一传导神经传到脚内的某肌肉而让脚抬起来。当感觉进入有机体中产生所谓“愤怒”的反应，人类就会暴力相向。或许，这些反应在小程度内可以经由习惯而适度修正，但当反应程度极强时，就必定会有相应的行动出现。当我获悉德军侵入比利时时，我的反应就好像是看到大狗攻击小狗一样。显然，德国整军备战多年，甚至备战过度--这可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否则战争后6个月内，德军应当可以占据巴黎。无论原因为何，也遑论我的想法是对是错，我总是对法国、英国和俄国深表同情。并不是因为我讨厌德国人，事实上，我发现在美国的德国人比美国人更加大度和爱好自由，我也有很多这样的德国朋友，且情谊深厚。战争初期，总让人感到忧心忡忡，整个中西部的报纸都支持德国，大部分的人希望德国战胜。我曾质疑威尔逊总统对此场战争漠不关心竟长达数月，后来，我认为他的态度是对的，强烈的情感误导了我对他的判断。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前，我除了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自由地发表意见外，并无其他可为之处。当威尔逊总统终于用坚定的语气向德国宣战时，我相当高兴。通常我听到老朋友或威尔逊总统的政敌对总统做的最严厉批评是，他决策太慢，迟迟不对德国宣战。但据我观察，他的整个宣战过程态度前后一致，并无不当之处。毫不讳言，威尔逊总统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政策，让他得以连任总统。但在威尔逊总统连任后，德国自毁有关不击沉中立国船只的诺言，宣布将无预警地击沉任何中立国船只，且不援救被击沉船只上的游客和船员。在当时，德国的这些做法已违反战争原则，威尔逊总统不可避免地决定将美国带入这场战争。当美国参战后，我集中精力地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这也是我第一次为我所认同的战争效力。但当支持我方的群众越来越多时，却让人感到忧心，我很快便察觉并怀疑，大企业可能是为了战争即将带来的巨大财务利益，而无异议地支持战争。之前，我一直不解英国尽可能置身战争之外的态度，但当英国加入战争，我马上感觉到，美国将无可避免地卷入战争。我绝不会以职业性的爱国者态度来推崇我的国家，我向来不信任那些把爱国当作事业经营的人。我知道很多人并不认同战争，但是，通常这些人在更高理想的号召之下，将比认同战争的一般人更易动员。我曾多次出入芝加哥市政府办公室，拯救那些我相信并不会危害国家，但是却被指控对国家不忠的人们。大部分的案例我成功了，因为政府当局知道我拥护战争，他们相信我能诚实处理案件。值得庆幸的是，我并没有受托承办违背良心的任何案件，大概是这些人知道我与他们之间的鸿沟。我不轻信那些诉说德军暴行的故事，且怀疑这些故事是刻意造成的公共舆论。当我拜访这些处于高度冲突的敌对国家后，我更加相信很多故事都不是真实的。知识和阅历告诉我，当政府准备开战时，第一个动员的便是说谎大队。有一位牧师在街上展示德国人暴行的照片，他必定知道这些照片都是伪作，但那些观看的大众，一定认为德国人在砍断比利时男童的双手之前，先请摄影师旁观并拍下此暴行。我虽未在演说中提到此事，但不断听说，被砍断双手的比利时男童不时在芝加哥出现。我曾悬赏100美元，征求密报者带我一睹那位肢残的比利时男童，但一直没有人来领这笔赏金。不可避免，几乎每个住在美国的德国人，都被视为是涉案的嫌疑犯，甚至连那些反对同盟国的家庭成员，也不能幸免。我曾受邀拜访某战争所在地，亲眼目睹大屠杀后的惨状。他们不断重复一段段阴森可怖的故事。以我多年的法庭经验推断，这些故事都是捏造的。有一次，在路经法国的某段火车旅途中，我与一群人一同前往某战场。火车上大部分人都穿着制服，但这些人都没有实战经验。当时，大家正谈论种种战争暴行，我立即表明无法苟同这些说法。随即而来的是，大家对我的独持异议一致谴责，幸好有一位穿着制服的壮硕男士支持我。他说战争初期，他便一直在基督教青年协会和其他机构任职，他从来就没有见过或验证过任何一次的所谓德国人暴行。这个人过去是蒙特娄的一位牧师，他在离家前，听说过一个加拿大护士的故事，当时曾长篇报道。故事内容是说几位在医院工作的加拿大护士被德国人掳获，并被砍断双手。他对此篇报道甚感兴趣，进而着手调查，最后，他终于发现整个故事始自一位法国护士的信函，信中提及她的双手溃烂。牧师的这段故事平息了火车上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