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在珍珠港事件后初步的军事行动为采取攻势——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第一次进攻。他下令给个子不高、说话轻柔但十分坚强的薛岳，从第九战区抽调中央军及粤系部队前往广州，减轻香港英国守军承受的压力。冈村宁次派出六万名日军转进中国，可能的话就歼灭中方部队。但因为香港在圣诞节当天就迅速沦陷，他决定变更目标：要夺占、摧毁长沙。湖南省垣周围第三度陷入战火。薛岳不断接到委员长遥控下达战术命令，搞得他十分为难，一度退到接不到命令的地方。薛岳围住占领长沙的日军，日军一退，他就进攻。据他自称，日军伤亡达几万人。不论日军伤亡数字多寡，日军先前进又早早撤退，使蒋可以宣告“长沙大捷”。日军攻打盟军连番大胜之下，“长沙大捷”让英、美、中皆感到兴奋。它似乎更凸显了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蒋介石的杂牌军把日军三十六个师团、四十四个混成旅团，总共约一百三十万兵力困在中国（含“满洲国”）。这约当日本陆军百分之六十七的兵力，盟国当然希望把他们继续绊住。珍珠港事件后，东京从中国抽调九个师团到太平洋和东南亚不同战场，但滞留在中国及满洲的部队仍高达一百万人。由于苏联在满洲或其他地方攻击日本的可能性为零，除了中国军队（包含共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兵力可把日军牵制在东北。蒋在日记中记下：美、英迄今在太平洋连战皆北，他认为这个记录应该可使他们想到中国部队器械火力虽不如人，从一九三七年以来却一直英勇抗日。他相信，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会因此达到空前的高度。东京和盟国一样，认为滇缅公路是攸关盟军大业的重要战略资产。因此，日军第十五军在十二月十二日开始从克拉半岛（KraPeninsula，马来半岛的别称）往仰光前进，仰光港是通往腊戍和滇缅公路的补给线之源头。新战事的第一天，蒋就告诉英国，他预备派出手下最精锐的八万部队——仅有的德式训练部队——到缅甸；更令人动容的是，愿意把他们交给英国人指挥。他也表示可以把手中犹剩的重机械化炮兵投入缅甸战场。蒋决心在盟国大业中善尽责任。此时，飞虎队（正式名称是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只有七十五架刚从美国接收的堪用P-40飞机。所有的飞行员都是美国人，但它是一个中国单位，由中国政府支付一切开销。它的飞机几乎就是蒋手中仅有的一切作战飞机；虽然重庆天天遭日机轰炸，他把飞虎队全部投入大英帝国殖民地缅甸的保护战。对于到处吃败仗的盟国，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项承诺。即使如此，不到几个月，就有一些美国官员批评蒋介石，指他决定尽可能不跟日军作战。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6同时，英国也不急着要中国这样一个反帝国主义的亚洲国家的部队来拯救其亚洲殖民地。丘吉尔把独眼龙元帅魏菲尔（SirArchibaldWavell）从埃及调到印度。魏菲尔来到重庆，向蒋说：他只能接受中国一个师。据在场作记录的拉铁摩尔说，蒋闻言大怒，痛斥魏菲尔：“你和你们的人根本不晓得如何跟日本人打仗。对抗日本不是殖民地战争，不是在平息殖民地的叛乱分子。日本是要认真以待的强国……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交手、打了这么多年，我们晓得怎么对付他们。这件事，你们英国人没办法。你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如何跟日本人打仗。”英国人根本不理蒋，蒋也看不惯他们；但是，撇开民族感情不合，蒋介石是对的——缅甸英军根本抵挡不了日本陆军前锋部队。受过丛林战训练的日本轻装步兵，经常利用脚踏车和驮兽移动。蒋也致函罗斯福提醒他，被殖民统治的缅甸人并不像中国人团结抗日，甚至可能与日本人合作。他说，英国应该改变态度，宣布战后其殖民地皆可享有自决权。他要求罗斯福把此一“鄙见”转达给丘吉尔。蒋对魏菲尔生气，也对英国的能力和耐力感到不安，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盟国在缅甸军事地位快速恶化给予支持。三十多位飞虎队飞行员声称，他们一连十个星期在仰光上空击落日机两百一十七架，可能也摧毁另外四十三架。这些兴奋的飞行员过去从未打过仗；即使真正的成绩只有他们声称的一半，也是了不得的表现。魏菲尔很快就明白他的确需要中国人助阵，紧急向重庆求援。蒋立刻命令国军第五军、第六军和六十六军开拔。这批部队具备一般国军没有的优势——拥有卡车，几星期内就进驻仰光北边近二百五十公里的同古（Toungoo）镇。同时，罗斯福在除夕发电报给蒋，表示他已取得西方盟国同意，提名蒋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感谢罗斯福此一提名，要求罗斯福派一名能干的美国高级将官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说，这个人选不必一定是亚洲专家或中国专家，只要他“有工作热忱、性格良善和能力”就行。蒋提议，受命担任此职位的美军将领将获得对缅甸中国部队的“执行控制”。但是，他也强调此人必须向他报告。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推荐他最亲近的好友史迪威（JosephW·Stilwell）出任这个职务。史迪威在一九四○年成为中将师长，次年突然跃升为军团司令。珍珠港事件前六个月，他被提名为美国陆军最佳军团司令。史迪威会见史汀生部长时表示，此行任务成功与否端视蒋介石是否肯把部分国军交给美国人指挥。史汀生向他担保说，蒋本人就是这么提议的。两天后，史迪威和马歇尔见面，又提及只要他获得“指挥权”——他在日记里特别用大写字体标出这个词，在中国成功的机会很大。史迪威，西点军校毕业，曾于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在中国任职，能通中文，公认是美军里的中国专家。绰号“酸醋乔”（VinegarJoe）的史迪威，身材瘦削、鹰钩鼻、言辞刻薄。尽管和蒋一样块头不大，他却是强悍的将领，以直言不讳自豪。他和委员长一样也是行动派，相信意志力和人的精力可以改变世界。在西方记者和他的军中同僚眼中，史迪威的态度令人耳目一新，但却导致他过度简化复杂的问题，低估蒋介石、毛泽东这类人性格上的细腻度。他可以热情、大方，但是在评断别人时却“严厉无情”，甚至是恶毒。尽管政治观点保守，史迪威和许多美国观察家一样，深受斯诺、伊罗生等同情中共的作家之影响。他相信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只是想要“依合理的条件取得土地所有权”。他也深信“中国人没有成为共产党的性格特质”，因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不是个马列主义政党。反过来，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是个残暴、无思想的独裁者，没有宗旨目标，“一事无成”。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前，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之中，中国又深陷内战，蒋花了极大精力和资源，以德国器材、训练和武器打造现代化部队和国防工业——全由中国自费供应；他又采取其他措施，如禁止在沿海地区建造新工厂，为即将来临的战争作准备。可是，当时担任美国驻华陆军武官的史迪威却报告说，以准备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言，蒋“毫无意愿做任何事，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准备迎战一个第一流的大国”。史迪威心目中，蒋根本没有价值，没有治国技能，没有将才，除了为个人集权，对中国现代化和福祉毫无兴趣；没有爱国、勇气、忠诚、责任心、荣誉感等等值得称道的人性特质，也缺乏学术或文化兴趣。对史迪威来讲，生命是黑白分明，没有什么细微差异这回事。宋子文此时奉派驻在华盛顿担任蒋的私人代表及中国军事采购团团长。获悉史迪威将担任蒋的美籍参谋长时，宋向蒋报告：史迪威是个声望卓著的军官。蒋答说：“非常欢迎”史迪威。华盛顿方面提议，史迪威不仅担任蒋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还兼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并督导中国境内之租借法案物资。蒋告诉宋子文，如果两国政府对如何作战出现歧见，这可能会发生问题。不过，蒋还是同意了，只是强调这位派到中国来的美国高级军事代表必须“听话”——听最高统帅的话。中文的“听话”就是“遵循或服从我说的话”。宋子文向史汀生强调，史迪威“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指挥”。新年伊始，蒋注意到中国终于被接受为四大强国之一。由于担心泄密，中国没被允许参加盟国联合参谋长团（AlliedCombinedChiefsofStaff），但其他方面都让蒋放心：美国确实重视中国的战略角色。宋子文奉蒋指示，争取到五亿美元贷款，其中一大部分用在让民众以法币购买美元公债。不幸的是，它没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使一些有办法的人甚至部分在华美国人从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