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之后，国民党内亲蒋、非共派在江西庐山集会。庐山是江西省的山区度假圣地，雄峙长江南岸。蒋再次为了消除各方对他个人野心的忧虑，在会中附议一项提案，解除自己中执委主席的职位，并如早先的作为，呼吁汪精卫回国，恢复与党的关系。或许这些动作被批太假惺惺，但从他的日记和脾气判断，他可能希望妥协可使国民党内非共人士包含汪在内能够团结——这是设法抑制共产党势力之前必需的一步。他在日记写下，他急欲攻下“长江下游”，稳住武汉，并发展经济。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8）一月十一日，他又以一项大胆行动表白他的诚意——亲赴武汉，把自己交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手里，试图说服中执会迁到南昌。鲍罗廷在中执委欢迎蒋的接待会上，几番暗讽独裁者和追求权力的军阀。鲍罗廷“几乎当下”就怕说得太过火。不久之后，这个苏联代表发信给李宗仁，建议李取而代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李担心若逼蒋这位国民党新领导人下台，中共会乘虚而入，予以拒绝。由于他痛恨共产党，也为了自保以防鲍罗廷的信遭到拦截，李极有可能向蒋报告此一接触。此时蒋十分忧心，一连几天失眠，四度在日记中吐露了自杀的念头，希望以死明志，“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二月一日，他写下：“决将政府迁移武昌也。”但是，只要鲍罗廷还在中国——他的“奸邪”难以言喻——蒋似乎就不可能这么做。此时，革命军通往上海之路已经打开。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都希望北伐军北上，和冯玉祥部队联手。从冯玉祥最近访问莫斯科的言行声明来分析，他应该已坚定站到国民党左翼立场。可是，蒋坚持革命军先取南京、上海，因为新的国民政府就可定都南京，直接取得上海巨大的财金资源，甚至外国的承认。庐山会议赞同蒋的策略。但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武汉中执会正式把蒋纳入它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节制之下。会议亦把蒋的重要党职移交给不在国内的汪精卫，同时发布秘密命令要逮捕蒋。陈果夫可能事先得知此一密令，蒋极可能此时下定决心必须清共。革命军向上海挺进，上海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工会发动联合罢工响应。接下来的暴乱中，两百名工人丧生；但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军阀防卫司令投向革命阵营，福建海军舰队也易帜投靠，蒋遂控制了长江流域。白崇禧三月二十二日率部进入上海。已率部进入南京的程潜将军，收到武汉中央命令要他逮捕蒋；程不予理会；而且，为了自保，蒋三月二十四日搭乘新取得的“楚同舰”到达南京时，程肯定向蒋报告了此事。两天后，蒋到上海，发现工人和学生天天集会示威，要求收回外国租界。许多西方人怀疑蒋有意愿或能力控制局势。周恩来此时主持上海市中共活动。四月一日，汪精卫搭乘苏联船只抵达上海。上海的国民党领导人包括蒋在内，多数要求汪留在上海，领导团结统一的国民党，驱逐鲍罗廷，“节制”共产党。鉴于大多数人强烈支持汪精卫回国，除了何应钦之外各军的军、师长亦莫不皆然，蒋一定觉得他必须接受汪回复政治领导地位。如果汪同意反共，情况如何发展很难说，但他可以在强化个人控制后，号召多数的左派国民党人归队。果真如此，则可能无限期地延搁蒋崛升政治领导地位的时程，甚至永久阻绝。可是汪拒绝了，坚持必须在武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开会来决定这样一件大事。次日，蒋通电全体司令官，宣布汪“主席”已回国，今后所有的军事、民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应集中接受汪的指挥。然后蒋拜访汪密谈，力陈必须把碍事的鲍罗廷遣送回国，并肃清党内共产党员。蒋认为汪的反应正面。可是，同一天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突然也来到上海，他和汪很快就发表联合声明，否认中共意图颠覆国民革命军或推翻国民党——不过，结尾又是一句马克思的话：中国需要民主专政，让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对付世界反革命。汪、陈旋即秘密登上邮轮，前往武汉，使得蒋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内所有反共势力的共主。蒋颁布戒严，下令解除民间一切武装，然后又搭乘军舰折回南京。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9）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致决议清共，并成立“沪清党委员会”主司其事。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体上是个荣誉性质的机构，并无执行权力，其成员有支持蒋最力的张人杰，以及戴季陶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青帮不和中共结盟，因为国民党分析此事可能性不小。杜月笙，穿梭于国共之间的青帮头子（国民党党史馆提供）青帮两大首脑杜月笙、黄金荣“基于政治理由”和共产党、国民党都保持密切关系。根据陈立夫的说法，杜月笙和上海总工会（ShanghaiFederationofTradeUnions）负责人汪寿华有直接接触；汪是青帮人，也是中共党员。由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不认为强大的青帮是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可是，青帮大佬杨虎早年和蒋一起参与革命，现在担任清党委员会和杜月笙主要接触人。清党委员会同意给杜六十万（中国）银元成立“中华共进会”之类的武装暴徒组织，协助执行青帮被赋予的任务。蒋在出城前也任命杨虎为上海卫戍司令。同一天，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警察冲入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逮捕苏联外交官和中共党员，并载走好几卡车的文件，这些“可靠证据证明莫斯科通过其特务鲍罗廷控制中共”。张作霖下令勒杀在使馆里抓到的李大钊和其他十九名中共党员。但是，双方其实都一样残酷和尔虞我诈。凑巧，斯大林不知北京这头发生的事，在莫斯科对三千名党工干部演讲，表示“当（国民党）右派已经没有用处，蒋介石将像柠檬一样被挤干后丢掉”。历时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在上海展开。前一天晚上，青帮杜月笙邀请共产党籍的工会首脑汪寿华到家里谈话。杜劝汪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汪拒绝。当他告辞后，两名刺客开枪撂倒他。过了午夜，白崇禧的第七集团军部队于上海接管亲共的总工会办公室，不听话的人就地格杀，青帮组织的共进会武装人员在若干地方攻打工人纠察队，杀了数十人。周恩来等人又被捕，送到白崇禧总部。周是中共在上海的高级领导人，但白释放了他，很可能是经蒋核准或直接下令。青帮人马揪出躲起来的中共党员，据说杀了好几百人，另有几千人逃跑。第七集团军部队也开枪驱散一群示威民众，又打死了好几十人。广州、桂林、宁波、厦门等地，亦纷起响应清共。数十年后，陈立夫说：“这是一种残忍的方法去消灭内部敌人。我必须承认许多无辜的人被杀了。”据陈的说法，一万六千名共产党员“投靠到我们这一边”。蒋日记里没提清共，但是他在四月十四日写说，“余决心暂取守势，巩固江南，以运用时局之变化也”。武汉领导人为示报复，杀了八名抵抗共产党主宰武汉的工会领袖。长沙方面，与外国往来的三四十名生意人也被共产党人枪决。四月十八日，蒋在南京另立国民党政府，推举胡汉民为主席。胡在廖仲恺遇刺后被迫下台，最近才从苏联回国。胡汉民和汪精卫一样，自命比蒋高明，把蒋当成乡气十足的后生小子。纵使如此，胡以国民政府名义嘉许蒋的忠诚和勇气，并下令逮捕鲍罗廷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二百名中共党员。另一方面，武汉的中执会以汪精卫为主席，指控蒋介石犯了十二项罪名，如“屠杀人民，镇压党”，并革除蒋一切职务，悬赏二十五万两银子活捉蒋，若是杀了他也有十万两银子的赏金。没有迹象显示蒋在发动清党以前有考虑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即在莫斯科念书的儿子的命运。蒋经国已经成为狂热支持托洛茨基激进路线的青年，当清党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他既震惊又生气。次日，他公开谴责父亲是“叛徒、凶手”。固然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经国被迫发表此一声明，但蒋介石可能都怀疑这是实情。他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儿子还要滞居苏联十年，留苏期间他一直自视为真实的马列主义信徒，而他的父亲由于清共，乃是中国人民的叛徒。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一）（1）上海清共之后，蒋在军阀群中的声望大增。他现在得到浙江、福建以及上海、南京和一部分安徽、江苏的军阀之支持。广西、广东和四川似乎牢牢掌握在国民革命军阵营中反共的军阀的手中，不过这些军阀对蒋的忠诚度不足。立场摇摆的唐生智军事力量独步湖南，但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到中共控制。北方军阀控制了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基督将军冯玉祥控制陕西、甘肃和一部分的河南、内蒙古，拥有苏联新型武器，在宁、汉之间举足轻重。蒋的地盘包括上海、宁波和南京等商业及金融中心。这些城市财金领袖对他的支持并没受到冲击其军事基础的派系斗争之影响。事实上，资本家在国民党内并无地位，国民党依然反资本家。蒋介石整个事业历程一向紧密控制这些城市的许多金融家、企业家组织，榨取他们的钱，必要时还借杜月笙帮众的威胁、捣毁财产甚至绑架的手法——只是都不承认罢了。89往后十年，蒋也靠向鸦片的种植和消费课税而获得大量财源。官方的本意是借由此一课税办法逐步减低毒品的使用——杜月笙也成为反毒任务的正式成员！宁汉分裂后，蒋介石争取军阀冯玉祥、阎锡山，企图瓦解共产党势力（国民党党史馆提供）蒋确认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必要维持北伐的动力，遂派出最可靠的部队跨过长江，继续北伐。效忠他的第一集团军和靠得住的第七集团军再度打头阵，不久，三路部队已占领苏北大部分地区。上海清党之后，蒋在日记的每日反省内容已变成：“叛逆未灭，列强未平。”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翼和中共之同盟仍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有些微势力。但是，这些地区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开始瓦解，因为共产党不分青红皂白在乡村展开斗争，激起民愤。湖南左倾的国民党将领唐生智某天午夜在长沙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血腥突击。反共的屠杀很快就散布到湖南其他县份，并波及到湖北、江西。蒋满意地注视这些发展，他也极可能躲在幕后操纵了一切。中共的重挫使得斯大林难堪，激使他发电给鲍罗廷以及刚派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斯大林下令共产党人占领中国农村土地，“换下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铲除“不可靠的将领”，并组建一支七万人的革命工农部队。这些任务一点也不实际，当中共领导人读到指令时“啼笑皆非”。罗易也不知怎么想的，居然向汪精卫出示电文，使汪骇然发觉苏联打算清除武汉政府的非共人士。他告诉了冯玉祥，冯也紧张起来，设法要和蒋介石会谈。六月十九日，蒋率若干将领在上海西北方四百多公里的徐州火车站恭候冯玉祥。他们穿军礼服，腰间的佩剑也笨拙地晃来晃去。为示隆重迎接贵宾，军乐队也来了。冯的“花车”缓缓开进月台，迎宾队向车厢张望，只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仆役。仆役指指专列后头的车厢。蒋终于透过车门见到一个穿破烂制服的高大汉子坐在地板上。待列车停稳，这名军人起身离开车厢。蒋问：“冯司令在哪儿？”这个汉子笑答：“我就是冯玉祥。”军乐队奏乐，冯一一和众人握手。冯、蒋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都有左派观点，也都接受苏联大量军事援助；两人都有小孩在莫斯科——事实上冯有两个子女在苏联；冯是基督徒，蒋日后也信奉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两人此时都将中共和苏联视为大敌。会谈结束，达成完整的协议。由于蒋此时有中国大型银行的“贷款”、捐款的门路，又有鸦片税收，他答应每个月给冯两百万（中国）银元的津贴；远比武汉答应给冯的数额高出许多。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一）（2）冯回到郑州总部（郑州位于武汉北方约三百六十多公里），立刻下令驱逐——有些地方是枪毙——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二十五岁的邓小平，先后在巴黎和莫斯科念过书，此时在冯部担任政工，仅以身免。山西军阀阎锡山原本依违于南京、武汉和北京之间，听到冯清共，也宣告支持蒋，追拿山西省内少有的共产党人。北洋军阀孙传芳却让国民革命军在徐州吃了败仗。蒋坚持亲自领兵反攻，却惨败，军队后撤到长江北岸。蒋满脸胡髭、风尘仆仆于八月五日回到南京，对于战败大发雷霆。他下令枪毙前敌指挥官王天培——通常只有未奉命令、敌前撤退的将领才会受到如此严惩。私底下他写下战败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轻敌”。同时，汪精卫也开始清共，把共产党人赶出武汉，并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武汉被捕的一些共产党人遭到枪决，但汪小心保护苏联顾问，假装最近事态发展不应干扰对苏关系。可是，苏联承认其对华政策已乱了套，决定退出中国。罗易率领三辆大车，挂满汽油桶，跨越戈壁沙漠撤退。鲍罗廷因为北方军阀抓了他太太，关在北京，所以他没走。等到他的太太化装成修女逃出，他们才在七月底穿越戈壁，逃到蒙古。但是苏联还不肯放弃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作战。中共中央政治局隐蔽到上海，奉莫斯科的指示，宣布只要有可能就起义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九月，共产国际派人携三十万美元到上海给中共，斯大林另外批准运送一万五千支枪、一千万发子弹和三十挺机关枪给中共。毛泽东也回到家乡湖南，重启农民运动。九月初，毛泽东的军事单位杀死地方官员和地主，攻击长沙等城市。到了九月中，各省军队实质上已摧毁了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被迫率领残部撤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冈山。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再次派人和汪精卫接触，提议尽弃前嫌、修好合作。可是，汪坚持蒋必须先辞职才能讨论和解方案。蒋派人请李宗仁过来一谈，告诉他由于汪的坚持，他已决定下台。李宗仁很清楚，蒋若下台，南京同盟必将分裂为派系互斗，汪精卫无法维系国民党团结，北伐也将停滞。蒋虽然缺点不少，如盛气凌人、个性冷酷，但专心一致要统一中国、廉声在外、迄今领导北伐成绩斐然，使他仍足资号召全国。李也认识到蒋一旦下台，将严重伤害到南京当局从上海筹款的能力。李“恳求”他再考虑。但蒋认为是时候应该走人了，遂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递出辞呈，呼吁国民党团结光复华北和北京。他恳求：“武汉同志，为何踌躇？”他清空南京的办公桌，搭乘军舰由长江前往上海。从上海，由两百名警卫护从前往溪口，由险道登上雪窦寺。每天清晨五点在僧众梵唱和寺庙钟声中起身后，蒋即读书、静思。身穿灰色长袍，他告诉两位美国记者，他打算未来五年出国考察各国风土民情，作为中国跻身大国之参考。同时，中国记者也把一位乐善好施、坚守原则的将军自我流放和僧众为伴的形象，传遍全国。蒋等待复出，但要争得道德制高点之前，他必须冒不可预知的风险。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1）这位四十岁的领导人不只沉思哲学和政治问题。他和宋美龄鱼雁往来已经一年。一九二七年五月，也就是他辞职前，他通过书信向她求婚。据说一九二二年宋美龄拒绝他，但这一次却欣然接受。他现在中外知名，而她也已二十九岁，当年中国女子若此时仍旧未婚都会开始担心自己的尴尬年龄。但是，美龄的母亲反对——毕竟她已有一个女儿不孝地私奔，和大她三十岁的已离婚的国民党领导人结婚，而这桩婚事并未带来子嗣。但是，至少孙中山受过高等教育，也是基督徒；蒋介石却不是基督徒，也没受过大学教育。更糟的是，他至少结过一次婚，有好几个小妾，且育有一子。有意思的是，蒋一九二七年夏天的日记提到宋美龄的次数不多。但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他写下：“近日无论昼夜，心中但有三妹别无此思矣。”九月底，在雪窦寺静修已有数星期，蒋脱下长袍下山，然后乘船到上海。他一到沪上，就向记者表明此行唯一目的在求宋美龄家人同意婚事。可是，宋夫人此时正和霭龄、美龄姊妹在日本的疗养中心。蒋追到日本镰仓表明来意，并提出文件证明已和毛福梅离异。他也保证会研读《圣经》与基督教义，但表示不能保证受洗为基督徒。宋夫人终于同意这桩婚事。蒋向报界宣布，他已付钱、结束和陈洁如的关系，像早年遣散小妾（姚夫人）一样。蒋介石与宋美龄1927年结婚照（国民党党史馆提供）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乃是当年上海社交界最大盛事。他们先在法租界宋氏宅邸举行小型的基督教婚礼，然后再到大华饭店大宴会厅办中式婚礼。美龄身穿银、白配色的珠绿礼服，蒋则穿上翼领燕尾服与直条纹裤。两人对披着国民党旗的孙中山遗照鞠躬三次，接着蒋宣读一份声明，表示这场婚礼“是中国社会再造的象征……也是革命的基础”。结婚证书被大声朗诵、蓋印，新郎与新娘先互拜，再同拜婚礼证人；紧接着开始的是一场宾客上千的茶会。这对夫妇婚后起程前往浙江的莫干山，在借来的别馆度蜜月。蒋这门婚事在每一方面来讲都是最优异的安排。他的太太是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美女，她有国际观、能言善道、聪慧、富有。在长期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她向全世界及中国人民传递了中国尊严、勇敢的形象。她知道自己的角色，也知道如何恰如其分扮演角色，如参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以及保护童工的公益活动（也可能是诚心的）。她和蒋截然不同，绝无俭朴、低调的生活方式；她尽可能地雍容华贵。她一向化妆打扮、穿传统旗袍（开岔及膝），但不佩戴昂贵珠宝。综其一生，她享受财富，一点也不扭捏作态。她有位专用旗袍师傅，每三四天就替她裁制一件新旗袍。111她视仆从如云为天经地义，有时候出外旅行仆从六七十人。然而，生活奢华、一直有仆人服侍并不一定使她生活颓废。丘吉尔一生穿衣、脱衣也都由仆人服侍。宋美龄喜欢西洋音乐和香烟，婚前也爱跳舞、饮宴。她一直是个夜猫子，看书、写作至午夜，蒋则早睡早起。她喜爱阅读，研究中外历史和政治；而且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友。她在政治上果断，经常是个精明的幕后操纵者，并且在各个不同场合通过考验证明勇气不逊须眉，也经常陪先生亲自上战场、参与不同战役，住在帐篷或火车上。她能言善道，很好相处，和索然无味、毫无幽默感的蒋先生完全不同；蒋害羞又情绪冲动，作为一个中国男子，蒋太容易流泪。他试图改变沉默寡言的形象。或许在他母亲过世之后，蒋刻意要软化他的公共形象，他开始展现祥和的一面，接受访问和拍照时经常面带微笑。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2）蒋和宋美龄的夫妻生活交织着深刻的差异、相互龃龉、共同的伟大志业、真情相爱。宋美龄二十一岁时写信给一位美国女性友人，提到：“如果你把这（性）和其他组成爱的元素一起考虑，它就不让人觉得恶心。”这段晦涩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对性有热切的观感，但是那些说这桩婚姻乃基于政治的结合且两人根本不曾圆房的传言，是不可信的。蒋精力旺盛，只不过他以前总是和知识上、地位上低于自己的女人在一起。新的对象让他意识到自己从没交往过独立、聪明、自主的女人，这定使他相当振奋。宋美龄称他做“Darling”，他则以英文缩语“Da”称她。他会挑鲜花送给她，在公共场合牵她的手，这些对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举动。宋庆龄不喜欢蒋，但与美龄姊妹情深，她说这两人是“情投意合”。蒋脾气不好，但他太太脾气也不小。宋美龄认为她比他聪明，也更懂得人情世故，而他的顽固和对效忠者的信任常常令她沮丧。不过，她依然认为他是个伟岸男子。宋美龄和蒋介石成为中国的象征，他们也自认自身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结为一体——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也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一。直到蒋介石的儿子从苏联回来、赢得父亲的信任之前，宋美龄是委员长的亲信，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不仅担任他的英文翻译，也介绍他了解西方行事作风。她有钱、信仰基督，在许多方面高度西化，似乎没让多数中国人介意。一九四一年五月周恩来在为共产国际写报告时提到，宋美龄在国际事务和财经事务方面可以影响其丈夫，比她丈夫更开明民主，也支持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合作。她对蒋在中国的形象可能颇有正面贡献——至少直到战后经济和士气皆溃堤之前是如此。蒋现在认为对新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日本的帝国野心，不是英国。六月间，依然在职期间，他回应日本在山东的施压，发起“断绝对日经济关系同盟”。这个杯葛运动得到青帮支持，发动一群乞丐盯紧贩卖日本货品的商人，检举他们，榨取大额“罚金”。蒋前往日本向宋美龄提亲时，放弃孙中山对东北的立场，告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他的意向是重申中国的主权，包括东北在内。田中劝蒋力守长江以南，不要和北方军阀——日本的势力范围——交锋。蒋不为所动，反而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干预北伐，应该协助北伐，以扫除他们和东北大帅张作霖沆瀣一气的印象。蒋非常钦佩日本社会的各方面，但也明白武士道心灵里的残酷和主宰一切的意志。在此一早期阶段，他担心日本会竭力阻止中国统一。117可是，这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愿意在收费之下协助中国。虽然仍然“在野”，蒋欢迎他从德国延揽来的外籍军事顾问——曾在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元帅麾下担任首席作战官的鲍尔（MaxBauer）将军。往后十年，鲍尔率领四十六名德国军官替中国中央军起草三十年的现代化建军计划，并开始执行它。德国人也制定一套参谋本部制度，一旦蒋回任总司令，即可掌握每个阶段的军事作战和决策。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遭逢数不清的困难，尤其是财务方面寸步难行，因为上海的银行家和其他富有的资本家不再有青帮在背后施压要放款、捐款。因此也就不足为奇，当蒋从日本求婚回国之后不久，国民党人就在上海和他初步接触，邀他再度出山。蒋在第一天会议后前往黄金荣公馆向这位青帮大佬祝贺六旬花甲大寿，黄金荣六年前替蒋解决了债务问题。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3）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区新婚燕尔，各方军阀和黄埔门生函电交驰，呼吁他复出。汪精卫终于提议蒋官复原职，国民党中执会一致同意。翌月，蒋偕同新婚妻子搭乘铁皮火车回到南京，五天之后，回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北伐总司令职务。汪精卫承认颜面尽失，突然又赴法国，使得蒋大致上统摄政府和军事大权。国民革命军的苏联武器和补给即将告罄，但蒋决心维持动力，不等待重新补给就发动第二阶段北伐。新声望、新权力在手，蒋告诫自己要“宽裕温柔”。蒋首先原谅他那位哈佛毕业、三十三岁的大舅子宋子文，不计较他和左翼国民党的结合，派他出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和他幼妹一样，相当西化、直来直往，喜欢社交生活；但也和妹妹一样，易于陷入情绪低潮。他出身哈佛，和他敬爱的二姊宋庆龄一样是个自由派，又是改革派，可是在财政议题上他是个保守派。他个子相当高，头发后梳成油头，走路带着几分霸气，经常穿西装；这一点蒋介石就不干，一生只有两三次穿西装。宋子文脱下西装外套时，经常露出身上枪袋有一把手枪。他对蒋这位未来妺夫、上司发展出谦卑的态度，在外国人面前称他为“委座”（Gissimo），但他也相当敬畏蒋介石。银行家信赖宋子文，很快地政府岁入就超过前一个夏天。作为紧急措施，商人和工厂老板被期待购买相当于一个月员工薪资的政府公债。上海企业界人士爆发被绑架的风潮，可能即是青帮策划的把戏，据信与被害人不愿对政府适量捐献有关。但是，即使他们慷慨解囊，这些钱在未来军事作战也扮演关键角色，上海资本家对蒋的政治决定还是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蒋现在将注意力投到战场，发动攻势对抗北方军阀联军（人数仍有六十万人之多）。孙传芳残部在山东一度抵抗甚力，然后越黄河北逃。往省会济南的大路门户洞开。济南的日侨约有两千人，田中义一首相要求国民革命军绕过济南，但蒋需要掌控穿过本市的南北铁路线。东京内阁意识到其侨民处境危险，批准派出福田彦助（FukudaHikosuku）将军率麾下五千名士兵“保护日本国民及其财产”。蒋对于占领济南的风险十分焦虑，以致国民革命军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接近济南时，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五月一日晚间，蒋穿简单的战地制服坐车进入济南城，发现福田的五千名士兵帐篷遍布城里城外。他和福田和气地会谈，可是国军第四十军士兵已在城里撕扯日本国旗，冲突终于无可避免。次日早晨，日本炮轰一部分城区，打死数百名民众。五月五日，蒋照会福田他将率领全部国军渡河，只留下少数在城里维持秩序。可是，日军逮捕外交部济南特派员蔡公时，声称有人从他的办公室朝日军开枪。他拒绝下跪，也不肯指出谁开枪，日本人割他舌头、刨他眼珠，然后开枪打死他和十多位部属。当天夜里，蒋在日记里首次用中国人歧视日本人的词语，痛批他们为“倭子”。蒋的部下，包括冯玉祥的联络官，力促他调来旧大炮对付日本人。国民革命军在当地约有十万兵力，远远超过日军人数，但蒋晓得日本的武装部队有飞机、坦克、重炮和重型机关枪，实力远胜过国军，而且东京会不惜投入大量兵力来报复。他写下：“日本军队……横暴……唯有忍辱而已，对一般愤激之军民，亦唯有劝止。……其种种挑衅侮辱行为令人难受。不屈，何以能伸？”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4）两军交火消息传到日本，田中首相下令从满洲和朝鲜调一万六千名后援军兵到济南。日本军舰沿长江而上，陆战队也在浙江温州登陆。同时，中国举国沸腾，呼吁南京政府与日本断交，发起抵制日货。蒋在日记中说：“民情激昂……但是要长期、深刻地维持，并不容易。”他下令大部分国军退出济南，取道西侧，渡黄河继续北上，只留下两个团五千兵力。可是，福田要求中方完全退出济南城。次日，确认要求未遂后，他下令攻击国军。蒋命令留下的两个团长率部突围、撤退。他们在伤亡惨重下完成任务。根据各方的估计，日军杀害两千至一万一千名中国军民；而日方却表示，伤亡仅有三十八人。五月十日，蒋向日方道歉，并调走国军指挥官；但是他在日记中下定决心，此后每天要记下“灭倭方法一条”。全世界对日本人的傲慢、野蛮大哗。田中担心行动太过火，同意谈判。将近一年之后，中日双方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达成协议，双方各接受一部分责任，日军被限期在两个月内完全撤出山东——他们也的确履约撤军。蒋若是预料到济南事变的发展，他可能会避免当时、当地和日军冲突，但是，一爆发，他决定退让或许是明智之举；因为日本人会歼灭稚嫩、配备不良的国军。而且一九二八年的美国陷于孤立主义，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国家得不到有意义的支持。只有在日本帝国的威胁，和纳粹德国崛起、严重伤害世界秩序串联在一起——那已是十多年后的事情——西方国家才认真关注日本在中国的武装扩张。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济南事变证明对中国可以恣意侮慢，不虞后果。中国方面，此一奇耻大辱激发中共宣传的新重点——猛烈抨击蒋介石对日姑息。蒋在日记中一再写下“复仇”、“忍耐”。他写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济南事变证明了蒋的新发现：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敌人，在未来远比欧洲列强、共产党或军阀的威胁更严重。他对军校学生演讲，呼吁他们协助他洗刷济南事变之耻，但是他也提醒他们，要把这股仇恨隐藏到最后一分钟，否则就会令日本人起戒心。他认为目前唯一的路就是姑息日本，但绝不正式签字放弃中国主权，同时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统一全国，并努力以德国武器和训练推动国军现代化。五月间，蒋正朝前盗匪、东北大帅张作霖盘踞的北京推进时，日本首相却令蒋以及全世界大吃一惊，宣布日本将接受国民党接管中国——满洲除外。张作霖晓得，没有日本人撑腰，守不住华北，遂下令奉军退入东北。六月二日晚间，全副戎装的张作霖率领奉系高级将领搭乘专列打道回府。两天后，火车驶近沈阳，经过皇姑屯一道桥下，突然炸弹爆炸，整座桥垮塌，砸在大帅的专列上。张作霖受到重伤，几天后不治。东京日本当局事先并不知道这起暗杀阴谋，但张作霖二十八岁的少帅儿子张学良立刻怀疑驻扎满洲的日本军部策划整个事件。（的确，日本关东军一群军官不满田中义一的政策，觉得他们可以控制少帅，安排了此一暗杀行动。）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经过一段政治不确定之后，承接了东北军总司令的职位。少帅是个强烈的爱国者，决心绝不向日本人卖国。六月十九日，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表达效忠国家，东北决定投向中央政府。可是，委员长对少帅的前景颇有疑虑。蒋在日记写下：“汉卿（即张学良）仰慕之忱，似属诚意，惜其未经危难，恐不能当此危局耳。”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5）拿下北平（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改名北平。——编者注）之后，七月六日，蒋在北平郊外西山和主要的军事盟友集会。冯玉祥是嘻嘻哈哈，阎锡山则不苟言笑。伊斯兰教徒白崇禧也个性内敛，沉默寡言。平常外向的李宗仁在这种场合通常是冷眼旁观。这群高级将领进入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祭告总理。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观察家和少数中国观察家预料得到，距总理去世仅有三年半，国民党旗已由北平一路飘扬至广州。蒋一手扶棺，公然落泪。冯、阎一样频频拭泪。五大将领各自宣誓效忠国家、服膺国父遗教。但是，五人之中只有蒋恪遵遗教：中国要重振国势，必须成为高度集权的统一的国家。蒋很快就和张学良接洽妥当东北易帜的协议，让青天白日旗飘扬在东北。田中首相严正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结合，但少帅冷冷回答，已依人民意志作出决定。张学良此举是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十月十日，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新任“委员长”——即总统、主席，他又是国民党的总裁、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张学良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会主席；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宣誓效忠国民政府，在沈阳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此时，少帅担心他父亲的参谋长杨宇霆勾结日本人。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邀杨以及杨的一位亲信一起晚餐。席间，张暂退去吸鸦片（另有一说是打一针吗啡）；卫兵进到房里，格杀杨宇霆及其副手。有一说，张学良委决不下，靠投硬币来决定是否亲手杀杨。蒋这位最新盟友是又一个军阀，而且是军阀中最为富有的，更是花花公子、鸦片成瘾。即使他比其他区域军阀更加爱国，少帅还是为自己的区域“王国”、为自己个人、为自己的大家族、为高级将领的内圈干部，争取高度自主权。不过，张学良也是相对自由派、现代化人物，一个理想主义者，必要时愿赌上他的遗产、封国和前途，追求伟大的中国统一之梦想。许多军阀依然恼怒国民党领导权落在新秀蒋介石手中之际，张学良却是新世代。他敬重蒋总司令，蒋的沉默寡言和僵硬的个性很像他同样的强悍和坚毅的父亲。数十年后，张学良告诉一位访客：“起先，我全心全力支持（蒋介石）。”令日本陆军懊恼的是，田中首相虽然言辞强硬，却默默接受满洲重申它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现在，从极北的乌苏里江直到东南亚国境，中国似乎已完整联结起来；虽然中央政府的实质权力仅能及于少数省份。蒋介石冲决各种拂逆，竟然击败各路军阀，或号召他们纳入共和政府及单一政党（国民党）旗下。这是历史性的丰功伟业。一九二九年一月份一项重要的军事编遣会议上，蒋举德国和日本为中国武装部队改组的模范，强调军事编遣需把军队控制权交还给中央政府。但是，军阀们及其周围的扈从、家人都无意交出对数百万人民以及广大资源的控制权，去换取到中央政府当高官。他们认为蒋只不过是牺牲他们，要把军权统统抓在自己手上罢了。各路军阀佯称接受编遣，可是军政部长冯玉祥、内政部长阎锡山纷纷弃职逃回自己的地盘，蒋觉悟到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挑拨军阀互斗、贿赂他们、收买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必要时在战场上击败他们。接下来的两年于是乎就演出了一场合纵连横、阴谋诡诈，甚至大军火拼的大戏，蒋和想扩展势力以及通力对付自己的各方军阀一路混战。动员的兵力动辄数十万，死伤也不下数万人。最重要的是，从头到尾张学良一直效忠委员长。蒋能成功，间谍和地下工作，尤其是大手笔行贿，居功厥伟。这时，陈立夫奉蒋之命，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中统）这个情报单位。后来，蒋展现出创造重叠机关、使官僚派系斗争的行事作风，又要黄埔毕业的戴笠领导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这两个情报机关都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收买、暗杀敌人和黑色宣传，以及通过渗透、威胁和贿赂秘密收集情报。蒋和军阀混战之际，一九二九年四月中苏边境爆发一场危机。据日后张学良的说法，他自作主张派人占领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抄出一些敏感文件。三个月之后，在蒋答应必要时可派兵支援之下，张学良又接管了自一八九六年以来即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少帅和蒋天真地认为斯大林忌惮国际反弹（包括日本）、不敢入侵中国，或者他若真的出兵，东北军也可力敌红军的远东师团。张和蒋错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苏军在蒋的昔日老友、顾问加仑率领下越过边界、进入东北，迅速击败张的精锐部队，俘虏八千人。少帅退守新防线，急电南京求援，但蒋却收回早先大胆的立场，建议张学良撤退。十二月，南京和沈阳当局跟苏联达成伯力（Khabarovsk）协议，斯大林并不想刺激日本人，接受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地位，并在铁路公司董事会增添一席董事的方案。可是，日本人注意到，蒋一旦面对优势兵力、国际社会又没受理他的求助时，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会迅速退却。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三）（1）一九二九年十月开始的史无前例的世界大萧条，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生丝、香烟、棉花、黄豆的出口大幅衰退。某些农村地区，数万人因营养不足而死亡。时局不好，使得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四面环敌的政治联盟——尤其不易推动财政及农村改革。它们也替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创造沃土，提升了共产主义社会代表未来浪潮的想法。此外，情势使斯大林认为全世界已出现革命浪潮，中国是一个关键地区。共产国际有一份检讨中共财务状况的报告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送呈斯大林。它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年底，苏联已提供约一百八十万元（中国银元）给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经常公开警告全国提防中共之威胁，但是他希望先胜过军阀，再来对付中共游击队基地。因此他暂缓大举征伐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游击队首脑，把“围剿”工作交给地方及省级军事指挥官负责。但是，这些“苏区”得到三年的喘息时间，有些成长得相当具规模。中共一位领导人张国焘就说：中共各“特区”成长的“主因”是蒋专注第二阶段北伐和后来与军阀的冲突。这些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得难分难解，让原本够糟的状况更加恶化，使国人疏离，创造出逃兵溃卒成群游荡，他们极易被中共吸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派系内讧消耗掉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共的苏区在苏联金钱及武器的援助下得到时间去扩张。中共游击队基地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的成长，也反映出一九二七年中躲入山区的中共青年领导人令人佩服的执著、领导力和组织技巧。蒋仍然渴望替他的党和军队贯注同样的精神。朱德留学法国期间，经周恩来吸收加入共产党，他也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他们合组红军第四军，社会最底层民众被吸纳进队伍。此时，中共三个苏区合起来只有一万五千支步枪。毛泽东传奇性的战术口号是他们得以存活的关键——“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疲我攻，敌退我追。”一九三○年六月，中国又爆发一轮冲突，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和张发奎，纠合阎锡山，同刚回国的汪精卫合组一个反蒋同盟。这些军阀担心蒋要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之种种作为，如企图以德国武器和训练建立强大的中央军，消除各省和区域之货币等等——全是让中国强大起来足可抵御日本的必要条件。反蒋同盟在全国共有六十万大军。蒋有一百万部队，但相当大的数量担任驻守各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东北的张学良在两大阵营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九三○年从夏天到秋天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使得河南、湖南、山东广大地区再次成为焦土。但是，蒋的中央军（包括德式训练部队首次参战）后来得到张学良的戴毛皮军帽东北军之助，战胜。这是一场代价不菲的战争——共有二十四万人死伤。蒋并没追击已战败的军阀、打进他们的地盘，他早已放弃了试图说服或强迫他们执行大规模裁军的念头。这个克制之举或许是出自他抱持天真的念头，希望因为他的诚意和新近的声望会使他们回心转意；更有可能是他晓得张学良会反对裁军政策。但是，这些军阀存活下去只会使蒋再度空有一支巨大但分歧的联军，其质量和忠诚度高低不一。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三）（2）即使如此，四年征战下来，他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既无坦克，只有一个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从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前线调遣多个军队。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道蒋的英勇事迹。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采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可是这套策略用到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却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屡次战胜叛变，证明了国家强盛之命运。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历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一九三○年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毫无疑问十分认真，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军阀内哄、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中央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它仍能举步维艰向前走。南京位于河宽可达近六公里半的长江南岸，四千年的古城。一九三一年的南京仍是艺术文化和工业的重心。国民党政府接收太平天国天王在城里兴建的宫殿，打通蜿蜒、狭窄的弄堂，代之以新的宽广大马路的过程早已展开。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四万，比上海少得多，没有大型百货公司、跑马场和西方式的娱乐消遣。夏天时比起上海更热，但是宋美龄和国民党一些大员的内眷不一样，还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伟的中山陵不远盖了一栋房子，取名“小红山官邸”（MaylingPalace）。她经常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或是出城参加各种协助孤儿、残障及阵亡士卒家属的团体活动。有时候也陪蒋到前线。但是宋美龄也忧愁。她在前一年八月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流产（蒋介石日记也提到）似乎驳斥了外界传闻以及他自己的臆测，指蒋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许多年以后，蒋夫人告诉她的侄儿、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无能的医生失误，害她无法受孕。很显然她和常人一样也想要有小孩，也渴望替将成为现代中国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一九三一年七月母亲逝世，使宋美龄又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自从结婚以来，蒋就定期阅读宋美龄送他的《圣经》。他决心在决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读完两遍《圣经》。当他在城里时，宋美龄和她的传教士朋友有时会和蒋一起读经，而他出差也都带着《圣经》。经过三年读经，他决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对外宣称的信仰，蒋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的。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通过磨难和死亡的砥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有些批评攻击蒋接受外来信仰，但对折中的中国人民而言，蒋信基督教所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拥抱外来意识形态多。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三）（3）蒋指派江西省主席鲁涤平（LuDiping）为第一次围剿总司令，统帅十二个师进剿江西境内毛泽东的苏区。战役始于一九三○年秋天，但进入井冈山的国军部队几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师长张辉瓒被俘，遭到斩首；它象征国共之战和蒋与军阀之冲突不同，是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一九三一年，蒋调何应钦和二十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围剿，但部队水土不服，又被打败。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又在广州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和蒋打对台。不过，此一政府暂时还未对蒋构成军事威胁，因此蒋赶到南昌，亲自指挥第三次围剿。他在日记中自承：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七月一日，蒋动员十三万精锐部队，包括他的第一军团（第一军扩展而成）的几个师，分兵两路深入游击队区域。双方激战、互有严重伤亡，在最后一役中共红军投入的两万人折损五分之一。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围剿作战”。这次新危机始于一九三一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报的日本军官，当他企图逃跑时杀了他。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抓住此一事件兴风作浪，相对温和的东京内阁在民间压力下公开要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驻守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军，其政治激进派军官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他们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并向附近的中国兵营（即北大营）开炮。战事因此爆发，日军司令下令全面进攻。日军攻占沈阳时，少帅急电南京请示。这一刻，蒋正在返回南京的军舰上，行政院给少帅的答复是“自行妥善处理”。少帅以为南京当局也不晓得如何处理危机，遂下令东北军撤退。1931年4月，张学良（左二）与蒋介石在南京一次领导会议合影（台北中央通讯社提供）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一万人，张学良手下有二十万劲旅。蒋介石过世多年之后，张学良有一次接受访谈，他自责错估了日方意图，以及攻击开始就撤退。但是，日本在朝鲜有大批后备部队，只需铁路运送，而东北军实则大多数在河北省。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开始和张学良取得联络，他也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更没有派中央军增援。蒋早先曾赌过，若中国在东北强烈坚持主权，日本不会在该区域追求霸权。但是，在沈阳事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中，蒋强调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实际上他又退回到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之后的“卧薪尝胆”策略，先姑息日本，同时努力致力国家统一，争取时间培养足够力量来抗击日本皇军。这个暂时姑息的政策持续了六年之久。日军迅速从沈阳推进，不战即占领长春及东北其他城市。同时，蒋仍然试图让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准备对日一战。他发动全国抵制日货，公开宣示要派中央军赴东北，和幕僚讨论军事动员，也讨论要把首都和中国主力部队迁移到西北。他认为这些动作可能警醒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他在南京频频会见西方高级外交官，蒋在交谈中坦白承认，危机间接因为中方——事实上就是他本人——态度软弱而起，但是他强调现在迫切需要坚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绝不向暴力威胁低头，在日本军队撤离并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之前，中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事实上，南京会谈判，但协议绝不会由中国政府最高阶层批准。美国和西方列强只在言辞上表示支持，但不肯派观察员或施援；同样，国际联盟也只派一个没有力量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来瞧瞧。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三）（4）东京根本不介意口头批评，还发出准备就绪甚且渴望扩大事端的信息，派出军舰溯黄浦江深入，并在长江水域进行海军演习。十月初，蒋慨叹：“倭寇威胁之行，迄为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一度他分别向张群和宋美龄表示，他决心放手一战；她说，她会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觉得中国“弱得不可能再弱了”。对于政治积极的中国人而言，不肯对日作战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两万名学生在首都集会。其中，有一千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蒋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的汪精卫敌对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十月十五日，他写下他要辞职，但旋即改变主意。十月中旬，他和宋美龄飞到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会面。这两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早就决心赶走后起之秀蒋介石，现在又获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军阀之支持，他们指控蒋不抗日、搞独裁。蒋写下：“谈话诋毁讥讪，未改旧态。”当中国政府撤出东北最后一些城市，而反蒋示威更加凶猛时，蒋又改变心意，向广州方面表示，若为国家团结之需，要他下台“不是问题”。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下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计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攻打政府高级官员。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的方案。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名独裁者。他不肯考虑批评者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在风暴不断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感情。他说：“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这份感情很可能是因十二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Hilarie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三十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死于革命，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蒋决定不为儿子介入，即使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行，增添了他的在批评日炽之下产生的烈士意识。他可能认为再次下野，像一九二七年那次，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保证。因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周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1）和上次一九二七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宣称仅肯接受他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也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五。中央政府虽换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各省扣住盐税不肯上缴。工商组织、民间团体甚至一些青年社团现在疾呼总司令回任。蒋亦获悉，莫斯科继释放蒋经国之计，又向南京提议恢复外交关系。蒋可以肯定斯大林企图增强国民党内反日派的声势，而又不明白蒋的真正立场。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结果势必“斲丧……中华民族之命脉”。他的话引起当家负责的同志共鸣。固然南京政府当权派只有少数人喜欢蒋，而广州那一伙更没人喜欢他，他们不情愿地接受，在此一危机下，他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月之内，他们投降了。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协议由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政府首脑，蒋回任军事总司令。此时，和日本的危机已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发生。6一月底，日本一支陆战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在上海登陆。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向日军开火时，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杀死许多平民。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通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同时，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决心持久抗战。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市日军高达五万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根据蒋的说法，他警告蔡廷锴，敌军可能从长江南岸的浏河国军防线后方登陆。蔡未能派出部队守住此一地区。三月一日，一万名日军乘船溯长江抵达浏河。打从战事开始，中方部队就有四千人阵亡、七千七百人负伤，再也抵抗不了，全部退出上海。中国报纸、学生团体、宗亲会、寺庙和商业团体，无不主张全面抗日，但蒋批准局部停火，在城的四周划出中立区，国军不准进入。这个协定，和其政府与日本的一切协议相同，不由汪精卫或他本人签署；在他们眼里，协议因此是非官方的文件。三月，蒋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总参谋长。由于日本攻击上海中国管辖区使得政府不遑兼顾，中共分散各地的苏区乘机快速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苏区规模最大，涵盖三十个县、三百万人口；其次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边区。国军针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两次围剿都以惨败告终，在淞沪战事冷却下来之后，蒋于一九三二年四月集结约四十万部队再次进剿，这次包围中兴建同心圆的碉堡步步进逼。张国焘发觉自己寡不敌众，且即将被彻底包围，遂率领鄂豫皖边区大部分部队突围，往西边的四川撤离，历时四年，其实比毛泽东的“长征”更壮观。一九三二年六月，蒋在一项军事会议上讲话，宣称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果我们这次（围剿）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抗日而后方遭人攻击。但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初针对江西共军的围剿之役又失败，且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武器被共军抢走。一九三三年五月，蒋指挥第五次围剿战役，采纳对付鄂豫皖边区的战术，集中力量兴建碉堡网，逐步围拢。这次他召集了八十万大军，大部分投入在扩建、补给和维护碉堡网，它们则受到机关枪交织火网的保护。双方损失皆以千计，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作战区盖了一万四千座碉堡，修了近两千五百公里的新道路，提供对共军地盘的有效封锁。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2）同时，对日停火只适用于上海地区；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从东北出发，进占位在黄海边、长城最东端、扼东北进出门户的山海关。守山海关的东北军断断续续地抵抗，但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一月间在军事会议上蒋说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军抗日时，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未来四年，他一再以此为号召。日军继续南进，威胁到北平、天津。蒋在汪精卫支持下很难堪地同意华北局部停火（俗称《塘沽协定》），宣布河北省北部为非军事区，实质上又把中国一大块领土让给日本实质（但非法理）的管控。蒋对一群军官解释，停火目的是“为缓和侵略”，争取时间以“保存华北，稍纡喘息”。他又说，“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的变化”，可以缓解情势，给我们机会“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同时，他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移到内陆省份。一九三四年三月，蒋对一群资深政治领导人说，“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就会开始对日抗战——这个估计只比实际爆发抗战多了四十三天！他估计抗战要打十年，也算得上准确。他说，这段期间，列强最后会介入，世界大战将爆发；最后，日本国内将爆发革命。日军占领热河，张学良辞去一切职务，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勒戒鸦片烟瘾，用俗称的“冷火鸡法”成功戒毒。等到出院后，他舍政治、军事，纵情社交，出入皆有美女在侧。四月，少帅偕元配、爱妾赵一荻及大批扈从前往欧洲。同船的还有他另一位情妇席爱娜女伯爵（CountessEddyCiano）——墨索里尼的女儿，也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她后来要求张交还她写给他的情书。委员长调派张学良还剩下的十三万东北军赴江西，参加下一次围剿。蒋晓得军事行动必须伴随着“政治措施，才能争取民心效忠”。他告诉属下将领，反共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说，如果“中共的宣传赢得人民支持”，特定的战役就不会有成果。因此，除了展开军事作战，他还投下大量时间和资源训练公民行动及宣传团队，甚至在庐山设立一个训练营专司其事。蒋好几次到学校演讲，强调土地改革是国家的生死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在军事命令下执行。可是就跟肃贪问题一样，主要的关键是如何不动摇军中及国民党内的稳定去执行土地改革。国军包围圈越收越紧，红军在江西的司令员朱德、政治部首脑周恩来，手下共有九万支步枪，几百挺轻、重机关枪，尝试各种方法突围。斯大林极力提供援助。一九三三年六月二日，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报告，计划购买飞机，聘美国飞行员驾驶，“可轻易到达我们的地区”（显然指的是江西）。十一月二日，莫斯科指示上海购买“重型飞机、瓦斯面罩和药品”，并问需要以美金或墨西哥银元采购。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报告已收到三百万墨西哥银元，并要求再给二十五万美元。但是，即使有此奥援，共军士兵逃亡者日益增加——悄悄溜过封锁线——对中共红军而言，前景越来越黯淡。和毛泽东不同，蒋介石根本没有外国的军事或经济援助，还得自掏腰包向德国买武器和支付训练。但是此时他相信他统一中国的整体战略是有效的：他可以暂时姑息日本，同时打造兵力扑灭有外国支持的共产党。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3）普鲁士的典范令蒋介石大感兴趣，在他听说希特勒这号人物之前，就已通过阅读以及实事求是的德国顾问晓得，德国重纪律、守秩序。他特别敬佩德国、日本、土耳其近年提振其“国民精神”的做法。在送纬国赴慕尼黑军事学院就读之前，他告诉养子：“德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我们可以从它那里学到东西。它可以给我们基础，进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坚实风格。”但是，钟情德国的成就并不就是要全盘抄袭纳粹主义。蒋和日本人不一样，没有兴趣复制纳粹思想的主要面向，如种族优越论、领土扩张和征服世界。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提过，更不会有欢迎字句记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任何里程碑事迹，如希特勒出任总理，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德国成为一党专政国家，或是希特勒被封为国家元首。无论就目标和手段而言，蒋都不是法西斯分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半秘密的政治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藉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作为他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于一小群充满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的军官。和日本法西斯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自以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包括动用暗杀行刺）。但是，“褐衫队”（BrownShirt）人数高达两百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一九三八年解散时，成员只有三百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蒋介石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时常自我批评检讨，蒋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领导人那样崇拜的迹象。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或“校长”，不是充满崇敬之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称为“先生”或“总统”。据传他在一九三二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秘密演讲”，歌颂外国“法西斯”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独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领导。这段话据说引述三十年代的一卷日本政府材料“特辑”当中的说法，而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反日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很有可能这些话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可是，有些知名学者的确引述这些字句来证明蒋向往法西斯主义。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段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说说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的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4）蒋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原本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相当严重。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身上找到他的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一连好几个月他喜爱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七月，他抱怨蓝衣社“不成熟”。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查封一家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周刊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它在一九三三年遭到查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反政府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八卦小报也难以管束。这些八卦小报固然专注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新闻动态，偶尔也挖掘国民党贪渎失政的新闻——有些真实，有些虚假。更没有管制的是传单，充满着各式各样政治言论。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反共产党的作品。两者真是天差地别。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立刻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恶毒的态度。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我们可以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通过恫吓他们对压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作出贡献。但是他们的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及非正式印刷品对蒋及对蓝衣社本身不断出现的抗议和猛烈批评。暗杀是蓝衣社最受人诟病的活动。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涉嫌和日本人有往来；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这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分子的心态，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一九三三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四十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虽非亲日派，但批评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怎么说，报界把这笔账通通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重要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他也没在日记中显示关心它们，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广泛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EveningPostandMercury）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一份“神秘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把五十五名“中国领导人”列入“暗杀对象名单”。伊罗生的杂志《中国论坛》（China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伊罗生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茨基派，不是没有偏见，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秘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翼帮派刺客王亚樵。丁玲一九三三年初加入中共，但实际上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三年后逃跑——以严重的异议分子而言，这个待遇算不上严苛。王亚樵则被判刑十年。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清晰。明显的是，发生的杀人事件还不足以大量减少中国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结束批评了。亲共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国民党的残暴、贪腐，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姑息。就和这些大贪渎的指控一样，国民党从事政治暗杀的故事，管它是真是假，对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蒋的反共派政敌、乘机作乱的军阀，以及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也不问真假，努力散布这些谋杀的指控。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拉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对蒋及其政府的评价，助长大部分西方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军事武官对政府的鄙视。我们还可从其他情况看出，蓝衣社根本不是残暴不仁、使命必达的模范。共产国际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动的代表应该是国民党绑架、暗杀的主要目标。可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及地下组织挖出这些外国代表的成绩却相当有限。莫斯科收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档案文件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组织处理巨款转账，资助共产党青年和劳工运动以及记者和书店，负责与莫斯科及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它有“六到八个发报机”），经营一所报务员学校培训十一名学员，还有如前文所述，购买一架飞机。尽管它如此活跃，蒋的特务人员、英法租界警察、青帮，只抓到少许共产国际代表。戴笠的手下倒是有一个罕见的突破，逮到中共“秘密勤务”（secretservice）（显然与“特务部”有别）的负责人顾顺章。戴“说服”顾投向国民党，导致“（在上海）逮捕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落网”。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1）国、共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蒋发动一项群众运动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学术和道德生活。有人认为以其提振经济生活、推动土地改革，以及争取全民尊敬的目标而言，这是蒋的政治伎俩，也是一大挫败。可是，近年的评估则认为运动固然失败，却不是虚情假意。当共产党在赣南节节后退之际，国民党的民间活动队深入到各县、乡、村去建立法律与秩序，并推动农业及教育的重大改革。早先的一次庐山会议中，某些官员主张共产党重新分配土地，给了国民党大规模改革土地所有权及租赁形态的机会。他们认为，进行会扰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改革之最佳时机，就是与支持更激烈手段一方的拉据结果还不确定的时候。但是，国民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暂停重新分配，等候已经大伤元气的地方经济复苏再说。国民党官员在扑灭暴力的农村革命之火时，“并不想再去搅动余烬”。不过，蒋的团队倒是尝试不同方法，实施非土地充公的土地所有权改革，譬如政府逐渐购买流入市场的土地，建立合作社，使地主的土地可出租给无地农民耕作。这些民间活动队中有些热忱、正直的官员认为，在家长制的架构中，从既有传统为根基去打造，他们可以进步到更公平、繁荣的社会。因此，恢复讲究团体责任的传统的保甲制，以它为关键的社会体制，不仅推动法律与秩序，还可作为新的小区模范。他们希望上述改革再搭配上水利灌溉渠道和公共卫生所，可产生全新的国民荣誉感和爱国精神。但是，红军一九三四年从江西撤离之后一年，国民党的草根运动也四分五裂了。或者换个较精确的说法，在江西推动政治、经济“新政”的希望，因为地方贪婪的乡绅重回台面而被粉碎。这些农村的上层人士不像受过更多教育、不在籍的地主以及其他优势阶级的文化精英，那些人一般住在商业、财政、专业更能快速发展的城里。这些人是较低层的地方人物和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耕作。这些小地主除了略有几亩地出租作为收入来源，也别无太多财产，而共产党来之前和期间的多年动乱已使他们流离颠沛。共产党既已撤离，这些小乡绅又起来，借助地痞流氓抢回权力。不久，他们就主宰村子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强化权力。蒋介石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作战时，也展开“新生活运动”。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在仍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全国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新生活运动意在改变这一切。新生活运动想要培养的价值观，大部分就是新儒家优点和传统的日本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卫生和整洁。在批评者眼里，新生活运动令人不安的是，它意图让“全国国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可是，“完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要培养“勇气和敏捷、吃苦耐劳、忍受辛苦工作，特别是有统一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它的目标是“告别昨天的野蛮生活方式、无秩序、倦怠和委靡”。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好反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摆在平凡的儒家和基督教框架中。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2）基督也越来越深入委员长的思想当中。他的日记经常提到《圣经》，通常是在忍辱负重的脉络下。譬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他写下：“基督信徒必须克己忍辱耐苦。（他们）日日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蒋大约也在此时开始读一本基督教的文集《荒漠甘泉》（StreansintheDesert）。它的主题是清贫自修，面对失败、灾害和牺牲关头要坚贞信念。蒋在每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都做眉批。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条件时，她、澳洲顾问唐纳德和陈立夫三个人兴起这个念头。蒋夫人“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同一副筷子伸进菜盘去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夹菜。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陈立夫建议新生活运动也强调儒家的旧美德——礼、义、廉、耻。蒋又加上节俭、纪律和爱国精神。在蒋夫人发起下，美国传教士响应，加入推动此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运动。强调卫生和礼貌也切中美国人的礼貌和清洁习惯。不过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注意到，这项运动强调香烟的害处（美国的灾祸）大过对鸦片的挞伐。早先，南京政府继续尝试各种办法以管制及逐步终止吸食鸦片，但是在国内混战那段动荡时期，对种植、配销和吸食鸦片所课的税，一直是中央政府及各地军阀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禁绝鸦片就没有太大进展。一九二八年，政府颁布法令要改善执法、治疗和教育，但因为中央对各省没有实权，进展依然有限。一九三二年，军事委员会显然在蒋核可下负起责任，成立一个毒品管制委员会；加重刑罚（包括死刑）；两年之内在十七个省市正式全面禁绝鸦片。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成了委员会一员——非常诡异的一项任命案。但是杜月笙已经赚了许多合法钱，如果他真心合作，显然成绩将会大有可观。根据中国大陆二○○○年出版的一篇未载明来源出处的文章，这段期间从鸦片生意课征到的规费和税款，每年高达二十亿（中国）银元以上，其中毫无疑问大部分被侵吞。文章认为固然成绩有限，新规定加重刑罚以及军事委员会的魄力，替下一阶段奠定“坚实基础”，可是新阶段却被战事打乱。总之，中国的吸毒恶习继续替政府、贪官污吏、军阀制造所得，但已有一些认真措施试图终结它或降低它。与取缔鸦片相反的是，到了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明显已在围剿上取得相当进展，不仅江西苏区，就是城市里的中共势力都受到打击。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红军一九二九年高达三十万名战士，到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两万五千人。有一度，中共中央代表江西苏区要求共产国际多拨点钱，莫斯科建议在赣南设立一个“驻地”以便运交补给品到被包围的苏区去。中共在江西原本控制七十个县，现在全丢了，只剩下六个县。中共领导人开始辩论是否突围，长途撤退到靠近苏联的某个偏远地区。终于斯大林借由短波无线电指示中共突围、寻找新的基地，或许接近外蒙古。俄罗斯社会与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收藏［RussianStateArchineofSocio-PoliticalHistory（RGASPE）］的各种资料表明，斯大林在共产党长征之前曾提供此类的物资援助。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3）十月十六日，中共红一方面军八万名红军战士踏出他们的赣南基地，展开向北方撤退的行程。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战士有步枪。这大批人马中，有三十五人是领导人的妻子，如毛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毛本人带着一袋书、一把伞，骑在一匹褐色马背上。他和大家一样，有一条毛毯和三天份的口粮。他们携带大量墨西哥银元，一路上用来买粮食和其他物资，甚至行贿军阀让他们通行无阻。早在突围之前，中共上海局就向共产国际报告，已把五万墨西哥银元送到江西苏区；在十月中旬它又表示还需要四十万元，“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送交这些钱了。去年十一月，它已收到三百万墨西哥银元，显然已送到江西苏区，现在又追加这些款项。逃出包围圈竟然相当容易。当年稍早，蒋介石力促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广东实际当权者）参加第五次围剿。可是，军阀们担心蒋要把红军赶入他们的省界，以便替自己的中央军打开一条路跟进，然后乘势占领他们的地盘。多年之后白崇禧接受访问时说，他向大伙儿建议表面上参加围堵共产党，但基本上还是保留实力固守地盘。这些军头不肯积极参加围剿，也不是全没道理。蒋此时的优先目标是歼灭共产党，但是和所有的中国现代化人士一样，他的长期目标是消除独立的军队和割据王国。当共产党进入贵州时，蒋在日记里写下，这个发展提供机会可从军阀省主席王家烈手中接管全省。共军没受到阻挠，从守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的广东部队的防线溜出重围。十一月底，毛部抵达湘江，蒋亲自赶到湖南指挥作战。经过一星期激战，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红军趁火力稍弱，越过湘江进入贵州。中央军追上来，蒋飞往省会贵阳，拉下省主席，换上效忠他的顾祝同为省主席。一九三五年一月，红一方面军抵达贵州省遵义，与一九三三年撤出鄂豫皖边区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在此开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共政、军领导人。一月中旬，张国焘率部往西，毛则率领红一方面军先往南、再折西穿过云南。云南军阀龙云大概是收了中共的墨西哥大洋，允许共军和平过境。蒋又飞到四川省会成都亲自坐镇，他没办法追上张国焘或毛泽东，但是中央军的追剿在政治上的收获不小，他乘势掌握了四川、贵州两省（不过，此外也没有其他收获了）。这个经验也使得蒋开始认真思考以高踞三峡天险的四川为基地，将来抗日战争时可将政府及军队迁移此处。尽管中共撤退，中国政治依然不稳定。南京又发生一件事故。秋天某个清凉的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部门口集合拍团体照时，一名记者掏出手枪，朝汪精卫连开数枪，重伤了他。事有凑巧，蒋当天身体不适，没出席拍照，当然引人猜疑。汪精卫太太陈璧君公开要求国民党中央解释。蒋对自己被暗指涉及阴谋非常不痛快，下令戴笠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戴笠动用“最残酷的刑求”，亲自盘诘刺客，同时陈立夫奉蒋之命也另行调查。陈立夫和戴笠一致的结论是，汪精卫自己的改组派内部有人心生不满，发动枪击事件。当特务人员杀了一名嫌犯又逮捕了若干人之后，陈璧君向委员长道歉，夫妻俩即搭船赴欧洲治伤。蒋可能并未涉及暗杀阴谋，但他因而接任行政院长，又掌控了南京政府。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4）九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交给蒋一项增进中日关系的三点方案：中国要接受对日关系优先于和西方的关系；承认“满洲国”；“和日本一起设法消灭共产主义”。蒋的回答避开第一、二点，但表示，只要日本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国预备和东京讨论扑灭“中国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蒋也照会广田，如果“两国军方之间”所有的协议，包括一九三二年的《淞沪停战协定》、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塘沽协定》，统统废除，东北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中国会停止反日活动。蒋亦拍电报给中国驻日大使重申任何方案里，中国都不会承认满洲的傀儡政府，但是若传统主权得到尊重，中国可以同意不用军事手段处理此一问题。最令日本动心的是，蒋愿意探索两国合作“对付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方法，但日本必须符合恢复中国主权此一基本条件。同时，蒋也设法展现如有必要，他预备和日本开战；他在南京城外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沿陇海铁路部署军队，并在武汉增建防御工事。华盛顿此时终于愿意提供南京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伦敦也提供一笔一千万美元的融资。但是，美、英都要求中国在东北问题上面要“务实”。九月，英国使节李斯-罗斯（SirFrederickLeith-Ross）访问东京和南京，提议日本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以交换中国“承认”伪满洲傀儡政府。在重庆经过长谈之后，李斯-罗斯向伦敦报告，蒋的政府绝不会放弃东北的主权。记录显示得十分清楚：蒋不预备在主权问题上面妥协退让。东京和南京之间这段期间的交涉记录突显出，蒋及其谈判代表坚定地坚持中国保有对东北的主权，即使他们有时候提议，只要日本完全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并且废除违反此一原则的所有不平等协议，可以暂时搁置东北主权问题。但是，日本关东军继续伺机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东京方面亦要求委员长停止对日本的双面政策——公开表示友好，秘密准备开战；同时中国的党、政、军及情报机关所有人员一律退出河北省及北平、天津。蒋觉得即使这个要求很可恶也得接受，他向深感屈辱的中国民众解释，中国接受了它，并不是正式“协议”，因为并没有签署文件是经由最高层批准的。次月，中日双方有一个“非协议”的协议，让南京政府全面退出内蒙古的察哈尔省。蒋在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声望更往下坠，但他很欣慰毛泽东溃逃，德式训练的中央军也有了持续进步——不过他害怕会刺激日本更加侵略，不能炫耀建军成绩。日本并不以最近的收获为满足，又有新计划要建立完全自治的华北，包含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的察哈尔、绥远共五个省，每一省分别册立一个愿和日本配合的中国将领。阎锡山和冯玉祥拒绝合作，但其他人接受这个机会。有一天蒋在日记里激动地写下，现在“唯有自强与力抗，再无其他方策”。但是现实上，歼灭溃逃的红军、完成军事现代化，仍是他的最高优先。他消极地接受，但不承认“华北”在日本人挑选的中国“当局”之下组成“特区”。实质上，淮河以北的中国已完全由日本人掌握，只差没正式从南京政府独立出去。愤怒的学生再次涌上街头，抗议中国遭到瓜分。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5）一九三五年十月，毛率领七八千名跟他一起长征的士兵抵达陕西北部的小村保安。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约一万华里）。在村子四周的岩洞安置下来，毛泽东带领的队伍和本地的一支共军（刘志丹）会师，有约两万名士兵。毛告诉大家，目标是扩大控制区，和苏联、外蒙古联结起来。这一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希特勒冲破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武装的条款。民主国家显得瘫痪无力，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八月一日号召全世界成立反法西斯的“人民统一阵线”，它似乎代表放弃全球共产主义革命，转而支持以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派、温和保守派和民主社会主义党派共组反法西斯同盟。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新策略口号是“联蒋抗日”。毛泽东在陕北仍然无法和莫斯科通过无线电联系，但显然有信差带给他共产国际新的全球统一阵线政策的消息。毛、蒋都明白局势变了：由于战争快速接近，而中国唯一可恃的武器供应及直接军事援助来源是苏联，蒋剩下可以歼灭中共的时间正在快速流失。周恩来在抵达陕北新基地之前，就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正式信件”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此时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刚入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此时终于拥蒋派占多数）。陈果夫担任江苏省主席。可是，两兄弟仍主管情报及地下工作。周的信函提到，报道指南京政府“计划联俄”，南京的气氛“已与过去相当不同”。周说，两党间的合作又再度可能。他宣称，中共红军在西北的唯一目的是防守该地区不受日本侵略。他要求陈氏兄弟向蒋进言，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并与苏联、中共联合抗日，同时又要求国共尽早会面，开始“负责任的协商”。蒋认为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以及周恩来的信函，不仅反映出斯大林觉得来自东、西两翼的威胁日益严重，也反映出中共十分衰弱。他指示陈立夫给周恩来正面回复。蒋决心发动最后一次对毛全面进剿，但他也有诱因认真考虑以统一阵线的政治协议。一方面毛有可能率部逃入苏联或外蒙古；另一方面若是接受政治协议，或许可使苏联大规模提供军事援助，在即将来临的对日抗战中，可发挥跟北伐期间同样重大的作用。蒋获悉周恩来来信之后，于十月十八日召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imitriBogomolov），提议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条约。莫斯科答说，蒋必须先“规制和中共的关系”。蒋和鲍格莫洛夫接下来讲好，由张群和鲍氏就此一秘约的细节进行后续谈判，在中国政府和中共就统一阵线达成协议后即可生效。通过中间人，陈、周决定将在一九三六年初在上海首次秘密会谈。但是，蒋、毛都相信“谈谈打打”的策略。因此，蒋一方面试图和苏联、中共和解，一方面又指示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驻陕北，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会合。杨虎城不识字、土匪出身，是冯玉祥旧部。张、杨奉命准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对毛泽东新基地的杂牌军发动攻击。张学良两年前由欧洲回国后，他的反日民族意识益发强烈，蒋的这道命令使他起了疑心：它表示他的东北军将驻防西北，离老家越来越远，何况还要接受另一个效忠于蒋的区域指挥官的节制。张开始相信其他军阀指控蒋介石消灭了共产党之后，就要收拾各地区独立部队的说法（蒋有这个想法当然是真，只不过他希望以和平方式去达成）。张学良和杨虎城慢慢觉得蒋的用心就是让他们的部队在剿共作战中失血。第一次交手，国民党又失利。张学良报告，他折损两个师，数千名部属投降过去。毛初期交战能得胜无疑是因为他的组织能力高明、战术运用灵敏，但对手的领导能力和军纪欠佳也是原因。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官兵此时根本没有斗志。但是也有可能，即使在此一初期阶段，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没像向南京报告的那样全力攻打共产党，也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早先，蒋为了保存实力对付未来的抗日之需，何应钦提议派出手下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北上剿共，被蒋否决。很可能蒋只是要这两支军阀部队驻守陕南，骚扰毛泽东部队，等候大批中央军（但不是精锐部队）可从南方调来。可是，把两支军阀部队投进和中共交战而失利，反而强化了毛，使他虏获不少武器和兵员，把许多被俘兵员编入共军部队。最重要的是，吞下败绩使得张学良更听进去中共的联合抗日的号召。周恩来的宣传部队已经在全国各城市及大学宣讲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甚至渗透到蒋底下各路军队，尤其是东北军之中。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二）（1）一九三六年一月，蒋再度向一群大学师生辩护他的外交政策，声称虽然他“不惧日”，中国仍不够强大到足以和日本帝国一战。这个立场无论在情感上或意识形态上都不能让中国人民满意，但是很明显，中国按照进度在未来三四年继续整军经武，必可在对日抗战时发挥重大作用。此外，这时候的西方民主国家仍未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欧洲或美国的命运视同一体，完全无意提供实质援助。下一个月的东京，经过狂热军人流血政变失败之后，广田弘毅领导的文人新内阁宣布“积极外交”的新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日本要主宰全亚洲。这些“理性的极端国家主义派”支持与太平洋列强开战的备战，不是只同苏联开战。他们也希望在真正的大战开始之前，先制服中国。广田内阁立刻向中国提出新一轮的要求，如“睦邻亲善、联防反共、经济合作”。蒋体会到他再也姑息不了日本，战争已即将爆发。东京发生政变之同时，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也爆发一场战事。苏联远东军仍由加仑将军率领，击退日军和满洲国傀儡部队的多师团联手进攻。此役战败使日本海军南进的主张大盛，压过陆军向西、向北发展的声音。华盛顿政府许多人不理解此一简单的动态。一九三六年，日本制服中国而称霸，似乎根本没引起罗斯福政府或大多数美国人的关心。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Johnson）认为，日本侵夺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关联。他说，日本事实上“有效率地”经营东北和华北，可能替美国企业打开重要的经济机会。蒋再次下令张、杨进攻陕北共军部队。战绩再次相当难看：又有数千名士卒阵亡或失踪，虽然数字仍可能被夸大。通过一名被俘军官，周传话给张学良，表示希望和他谈谈抗日统一阵线。二月间，无疑是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张在西安与周派来的中共代表秘密碰面。经过这次会谈，周和毛通过联络人与张学良持续接触；张甚至准许他们在东北军里成立左翼的“抗日同志会”。张学良和中共接触后，已不需要更多的说服。他反而主动提出，不可能与蒋介石联合抗日；他说，蒋的姑息政策已摧毁了他领导国家的道德权威。在周恩来鼓励下，张建议成立西北反日政府，含纳中共及其他爱国（军阀）势力，打出“联张、反蒋、抗日”的口号。野心和爱国精神使少帅决定和蒋总司令反目。他建议由他本人领导这个反蒋联合政府，周立刻就同意。此时，毛已经被正式告知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是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并不是反蒋抗日。即令如此，毛还是认可了少帅此一（与共产国际）相抵触的策略，认为可以好好利用他的“英雄主义”，莫斯科终究会同意这个决定。他搁了四个月，没告诉共产国际有此一新计划。蒋介石的特使并不知道张学良和中共暗通款曲，经过陕西前往中共在保安的总部与敌人展开谈判。保安是位于陕北的一个贫困市集城镇，以窑洞出名。中共在这次会谈中建议国共成立联合政府，致力国防并建立抗日联军——国民党先要停止内战，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双方同意南京政府将在下一次于上海会谈时作回答。春天时，张学良秘密穿过陕北共产党地区，来到延安某个已荒废的天主教教堂和周恩来碰头；延安此时仍在杨虎城部队控制下。周夸赞充满理想主义、天真的少帅，张则告诉温文儒雅、饱读群书的周，当代中国最受他尊敬的几个人物当中，周是其中之一。虽然与南京当局已展开秘密会谈，中共此时仍起草一份和张、杨合作的反蒋同盟详细协议。大约同一时间，中共通电全国要求停火、与国民党和谈。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二）（2）一九三六年六月，无线电通讯恢复了，毛泽东才首度通知共产国际，已经成功地和张学良有了秘密协议。毛报告说，此一反蒋同盟将亮出“西北国防政府”的旗号，推举张学良为“政府主席”以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毛又指出，东北军每月俸银大多仰赖南京政府拨付两百万元（应该是指中央政府发行的纸钞“法币”），但是少帅一旦与蒋介石决裂，这一大笔钱当然就没了。因此，毛问共产国际是否每个月能拨三百万元支付红军和东北军的饷银。他说，当然红军的饷银“必须和东北军一样”。毛在同一封函电中也要求重炮、飞机和其他武器，并保证两个月内发动攻势，达成“歼灭蒋介石西北部队”。斯大林读到毛泽东这份报告大吃一惊，认为蒋若受到此一共产党主导的军阀同盟严重威胁，他会怀疑是苏联躲在背后支持它。这种遭到出卖的感觉，会为日本打开种种的可能性，如与国民党内保守、强烈反共分子结成同盟。这种发展也会刺激日本的反布尔什维克、反苏情绪。斯大林八月十三日回信，全面拒绝毛泽东的做法。他直截了当地指示毛泽东“立刻正式向国民党及蒋介石提议展开停火谈判，并就共同抗日签署具体协议”，包括成立“统一指挥本部及共同的军事计划”。斯大林又说：“不能把张学良当做可靠的盟友”——即使他可能“直接叛逃过来”。中共及军阀联合反蒋阵线的构想自此消沉。毛泽东立刻遵命行事。八月底，他撤销中共反蒋口号，发信给国民党中执会，恭喜蒋的“进步”，表示认同他的对日政策。蒋把毛的恭维解读为共军首脑已走投无路。他准备在年底以前再全力发动另一波围剿作战。张群扮演蒋的密使，春天起即与鲍格莫洛夫多次讨论如何共同维护和平——意即协助中国抗日。可是，因为日本在内蒙、外蒙都搞颠覆动作，斯大林与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共同防卫条约。中国从来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蒋遂搁置中苏谈判。94于是斯大林就安排《真理报》（Pravda）刊登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再次谴责他的父亲是“人民公敌，是他儿子誓不两立的敌人”。蒋的某些核心干部劝他再与日本反共的领导人接触。陈立夫强烈主张——但没有成功——领袖应派戴笠到东京游说日本人，中日若是爆发战争将会增强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亚洲的力量。但是蒋明白日本帝国的野心无法制止——日本“鹰派”已经胜出，他们决心逼中国成为其属国。中国若要达成和平，就必须正式接受东北以及淮河以北中国的独立。他说：“决不能避免战争。”蒋一九三六年双十国庆节在南京向群众宣布：“共党余孽已被围在少数边区，要歼灭并不困难。现在，共产主义对中国已不再具有威胁性。”蒋演讲后，进行阅兵典礼，穿着讲究整齐的部队踢正步，一排又一排的德国武器亦接受校阅。受惠于德国机械工具，中国兵工厂现在可制造若干高质量的精准武器。即使如此，新任德国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认为，中国仍需两年时间才能达成他培训六十个现代化师团的目标。新的德国岸炮、十二艘潜水艇、一艘德制巡弋舰、鱼雷快艇等武器，在一九三八年以前还不会交货。德国空军已接管培训中国空军的任务，如果按照计划发展，中国空军飞行员到了一九三九年就可飞现代化的“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s）战斗机和斯图卡（Stukas）式轰炸机，代表中、日势力均衡的大转变。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二）（3）尽管内战不断、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夺并且全面备战，中央政府的权力却是自太平军起义以来的最高点。春天，蒋展现他的军事、政治和地下工作的技巧，很快又敉平两广一场作乱。乱党再次指控蒋姑息、独裁，但基本上它反映出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持续的权力斗争。这些军阀在各自省份里，独裁的程度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两年之内，他们属意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此时仍在欧洲）就会投靠日本。蒋对这些积习难改的华南军阀宽大为怀，甚至送给他们三百万元法币作为急难救助，可谓开明的自利行为，展现出国家领导人的气度。此时令人振奋的成绩也不少。政府部队中的文盲率由七成降至三成。法律条文已经修订，并在全国施行。最近中央财政权延伸到被击败的华南省份，有助于国家货币（即法币）的通行。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把农民应纳的年税赋降低了五千万法币，秋季农作物收成是二十年来最大的一年。中国已稍为自世界大萧条的困境中熬过来。现在，更多的中国农民有更多的钱可花，轻型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稳定上升。即使在这段艰苦的岁月，中国人的勤奋和创业精神已开始展现可观性。固然仍有许多失败、普遍亦贫穷，但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可尔（FranzMichael）仍肯定蒋介石南京政府头十年政绩斐然，“在经济开发、社会及教育改革、政治统一，以及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等等许多方面，都有极大进步”。毛泽东既已推崇蒋介石，自由派的报纸有的住嘴，有的也表现出乐观态度。学生的怒气很快也消退。平常批评政府的《大公报》宣称：“人民的信心犹如死而复生。”专门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学者易劳逸（Lloyd）说，蒋原本被认为是不学无术、图谋个人权力的武夫，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双十国庆，已被称誉为“高瞻远瞩的领袖，在国家陷于内部斗争时，明智地避免和日本冲突”。他成为“民望很高无可取代的领导人”。一九三六年秋天，毛泽东的状况也有改善。他只有三万名步枪部队士兵，但苏联援助已定期送到。他业已收到共产国际二十万美元；九月，斯大林批准再给他一万五千至二万支枪、八门加农炮、十门臼炮和“足够数量的弹药”。次年，共产国际答应再送给毛一百六十万美元。十月，宋庆龄在上海应毛的请求，自掏腰包给他五万美元，以二○○五年币值来算，相当于七十万四千美元。五月，在蒋担保安全无虞下，周恩来偕同共产国际（亦即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在上海和陈立夫、张群秘会，继续交涉抗日统一战线事宜。潘汉年参与讨论，还带着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本，代表斯大林盼望谈判成功，如果谈成，他会提供苏联军援给国军部队。国民党方面向周提出一份强硬的要求清单，最重要的是要求中共把红军裁到三千人，废止“红军”名义，接受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中共亦必须取消所有的苏区，允许在他们的地区成立民主政府。最后，中共高级领导人应该离职，并出国半年——蒋对战败军阀典型的惩处就是遗其出国。这些要求根本不符现实——毛泽东必然宁可退入苏联，也不会接受它们。周当下就拒绝这些条件，坚持中共必须保持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他也让步说，共军可以纳入为中国军队的一部分，遵守联合统帅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调度。会谈暂时告停。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二）（4）如果粉碎中共会失掉在未来抗日作战唯一可能的武器来源，蒋必须重新评估这样做是否值得尤其是考量到若共军战败，毛泽东大可躲进苏联或蒙古。毛泽东则秘密地继续与张学良讨论联合反蒋事宜，让张觉得事情顺利发展中（也因此间接地促成了即将爆发的西安事变）。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五十大寿之日，他回到河南洛阳的剿共总部。宋美龄带着两个大蛋糕由上海飞来，两人牵手在点了蜡烛的蛋糕后合照——他手持软呢帽、身穿布披肩，她则穿毛皮披肩。上午，两万名民众在洛阳中央军校集合向他致敬。二十一响礼炮之后，群众欢呼、行三鞠躬礼。次日，蒋发表一篇乐观的长文，宣称国内局势“化险为夷……十月乃为外交转弱为强之期”。他说，最鲜明的是日本要求在华北联合反共。他指示张群准备一份声明，宣布中国决心恢复领土主权。生日派对后，蒋悄悄和来到洛阳的张学良会面。蒋因张最近给他一封信要求成立抗日统一战线而生气。委员长以严厉、说教的口吻警告说，任何人在收拾完毕中共之前主张抗日，就是“国贼”。后来蒋都怀疑自己怎么会用词如此强烈。根据张学良日后的说法，委员长的态度增强了他劫持领袖的决心，他回到西安向杨虎城谈到会谈经过，杨引述了一句古谚：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月，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署反共公约，日、德连手攻击苏联的可能性突然大增——这是斯大林寝食难安的最大噩梦。许多人猜疑何应钦和不在国内的汪精卫私底下赞同中国加入此一反共同盟。日本军国主义者希望尽速收服中国，他们才能依计划攻打苏联。日本特使川越茂悄悄搭日本军舰来到南京，带来新要求：中国赋予日本权利可派部队到中国政府军和共军正在作战的任何地方。蒋接见川越茂，但拒绝和他谈判。川越茂和外交部长张群的谈话没有进展。对于斯大林而言，听到日中接触，使他觉得益发迫切，要赶快成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十一月二十四日，蒋又回到洛阳，接到张学良报告说，陕西局势吃紧，请准向他亲做报告。蒋在日记中写下：“汉卿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是其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十二月初，张到了洛阳，向领袖报告驻防陕西的部队军心不稳，陷入叛变心境。尽管蒋最近才警告不得主张联合阵线，少帅还是直接主张，两人吵了一个多小时。蒋警告说，如果国民党在这个关头停止内战，改为抗日，势必使得全国领导权落到中共手中。张主张蒋到西安，亲自向东北军、西北部队官兵讲话。蒋同意。张学良一回到西安，就发电报向毛泽东说明谈话经过。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张学良没有提到计划劫持蒋委员长，但是十一月初，少帅在西安曾告诉毛的秘使叶剑英说：他打算“发动兵变”。毛只简单回答：“好极了。”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1）孔祥熙提醒蒋，西安之行太危险，但委员长反而更执意要去。他过去深入敌营总能化险为夷，更因无惧无畏而声望日增。因此，他在大批高级官员及奉化子弟兵卫队及二十名士兵的陪同下，飞往西安。同时，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秘密由上海到南京，继续谈判抗日统一战线事宜。委员长前往西安后不久，周恩来告诉张群和陈立夫，中共已同意国民党对抗日统一战线所要求的大部分条件，譬如废除红军的名义和徽章，部队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停止没收地主财产，允许成立民主政府。唯一的歧异在于共军的人数；此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共军在新名义下，等候纳入中央军之前，可以有三万兵员，不是先前的三千人。周立刻接受这个比较符合现实的数字。这时不再提到毛、周等必须出国的要求。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和蒋介石一九五七年的书，双方“实际上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根据这些模糊且易操纵的条件，双方起草正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声明，等候蒋、毛核可。但是，即使尚待最后核可，若无双方首脑事先的同意，谈判代表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周恩来在回去向毛报告途中短暂逗留西安，但他显然没见到张学良，告诉他有此一草约的事。或许双方协议好要保密到经由领导人正式核可之后才得公开。张群陪着周恩来到西安，毫无疑问他向蒋报告了此事，蒋显然也原则同意这些最终条件。多年之后，蒋说协议只待他回到南京“正式批示”就可完成。如果蒋告诉张学良这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张可能就会放弃劫持计划。可是，蒋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对部属只要求其服从，不会对其说明解释。因此很可能他决定，除非毛泽东签字的正式同意已到手，相关的中苏军事协议最后条件也揭明，他不会告诉张学良国共已有此一“共识”。双方正式同意结束内战之前，蒋也不希望与共军殊死作战的意志已够消沉的陕西部队，士气再进一步低落。蒋也有可能，不管毛对草约作出何种决定，都无意停止军事攻势。但是，鉴于短期内苏联军援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斯大林派代表出席协调草约的签订，加上毛若遇到全面攻击可能逃入苏联，很可能蒋对联合抗日十分认真。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后，蒋住到城外十六公里的温泉胜地临潼。临潼是个小城，附近有许多温泉屋。蒋在此个别召见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和对张学良讲话一样），长久的剿灭共军作战已到“最后五分钟”。十二月九日，西安开始飘雪。当天上午，一群学生要到临潼围堵蒋委员长，警察开枪，造成若干人死伤。张学良赶到现场，告诉学生他可代表大家与总司令对质。当他到了临潼向蒋报告时，蒋大发脾气，质问他：“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根据少帅的说法，蒋表示他不怕学生，“让他们来，我可以用机关枪杀了他们”。这番话——若是属实——使张十分烦恼，他因计划劫持领袖，压力已经十分大。他躲进洗手间克制自己的情绪。蒋预定十二月十二日离开西安。当天黎明，张学良的护卫队冲进蒋落脚处。蒋在房里听到枪声大作，一名军官冲进来报告：戴毛皮帽的士兵——东北军的标准配备——正在进攻这里。这位军官敦促委员长逃到后头山上。蒋穿着睡衣、爬出窗户，在一名卫士、一名副官陪同下朝荒山奔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