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张学良在戴笠及一帮卫兵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闭门修身，读书思过。溪口镇位于浙江东部，是个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地方，沿鄞奉公路一路下来，满目农田，视野开阔。征战良久，乍见久违了的山间田园风光，张学良郁闷的心情稍稍缓解，他将目光投向远处，只见前面的山口，兵士遍布，如临大敌，他的脸色顿时又阴沉了下来。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堂堂的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今后的生活，将会和这些特务结下不解之缘！车队在溪口入口处一座仿古的城楼前停了下来，这里是武岭门，距溪口镇还有几里路，张学良要先在这里住下，然后再等候蒋介石的安排。刚在武岭文昌阁安顿下来，戴笠就指着身后的一个军人对张学良说：“乙光在这儿，专门负责副司令的内卫。有什么事，副司令尽管吩咐他。”说完，他又向刘乙光招了招手，“乙光，副司令的安全，今后就交给你了，要有什么差错，唯你是问！”刘乙光“刷”地一纪立正，朝戴笠行了个军礼，声音宏亮地说：“请局座放心，乙光必将全力以赴，尽力而为。”说完，又转向张学良行了个军礼道：“副司令日后有何差遣，尽请吩咐，乙光将尽力为之！”张学良的目光炯炯，盯着刘乙光看了好一阵子，面前的这个军官，个子不高，略显敦实，大约三十七八的年纪，一副精干利落的样子，军阶是中校。张学良略显淡漠地朝他挥了下手，口里“嗯”了一声。此时的张学良，并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刘乙光，从此将伴随他后半生几十年的幽禁岁月，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为了张学良的幽禁，蒋介石可谓是大动干戈，幽禁地点溪口雪窦山招待所被改名为“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管束”的任务交由军统局全权负责，撤销原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和一排宪兵的配置，专门成立了一个监视张学良的组织，称为“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特务队由队长、队副、事务副官、队员等30个人组成，分为四个小组，担任便衣警卫。四个小组各司其职，负责不同的工作，严密监视张学良的日常活动，大至张学良的一举一动、生活状况，小到只言片语、思想波动，都要进行详细的记载，随时向上面汇报。另外还专门配备了一个宪兵连，担任全部的警戒工作。特务队的队长就是刘乙光，对外称是张学良的秘书。他是戴笠的心腹干将，蒋介石能将如此重要的“党国重犯”交给他看管，可见其受赏识之重，得器重之深，在蒋戴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非同一般。对此信任，刘乙光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出生于湖南农家的刘乙光系黄埔军校4期学员，北伐结束后转任军统局工作。他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警卫队长及军统特务队队长，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张学良初到南京时，他就由戴笠推荐给蒋介石，受命负责监管张学良的工作，从此，他与张学良朝夕相处25年，辗转大陆各地，最后一直到台湾。他对蒋介石给予的任务尽忠职守、任劳任怨。他的权力极大，有事可以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刘乙光在戴笠手下干过多年，对上层的各种关系脉络因之略知一二。“张学良”三个字，对他来说是如雷贯耳，久仰久仰，以前，他只敢远远地仰慕，暗暗地敬畏，哪里想得到会有机会接近，可如今，居然这位手握重兵、纵横南北的东北军统帅、鼎鼎大名的张副总司令要由他来“管束”，他来负责！他受宠若惊之余，又感到忧心忡忡。为人精明，善于迎合上司意图的刘乙光，正是因为办事认真谨慎、有板有眼，滴水不漏才逐渐取得蒋介石及戴笠的欣赏，他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复杂和微妙，一方面他深深体会到权力的重量，如此大人物，沦为他的阶下囚，掌握在他的手中！另一方面，他也不无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是在张学良的问题上出一点差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他该怎样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呢？刘乙光不禁又回想起戴笠派给他任务时吩咐的话来：“派你去的目的有两点，”戴笠神色严肃，对笔直站立，凝神听他分派任务的刘乙光指示道，“第一是要确保张学良的安全，既不能让他自杀，又要防止来自外界的一切威胁；第二是要随时留意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做到有言必记，有行必载。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可放过，你要定期直接向我汇报，不可疏忽。关于这一点，委座也是再三交代、一再嘱咐的，你万万要切记。”“是，局长，乙光记下了！”刘乙光毕恭毕敬地答道。“在有关张学良的问题上，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插手，你向我负责，我向委座负责，我们是直线领导，听明白了吗？”听到问他，刘乙光挺了挺身子，站得更直，声音宏亮地答道：“听明白了，局长，乙光一定不负所望，请局长和委座放心！”回答干脆果断，戴笠满意地点了点头。稍顷，刘乙光小心翼翼地问：“局长，张学良交游广泛，故旧甚多，恐怕少不了会有人来探望他，这，”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戴笠，见他并无反对，便又大着胆子说下去，“是不是就......”戴笠闻言稍稍皱了皱眉，刘乙光看在眼里，心下一惊，忙转了口风，请示道：“局长，你看这些人我们怎么应付呢？”戴笠眯着眼睛，沉思片刻，才缓缓地说：“不管怎么样，张学良现在是在管束期间，他的活动应当受到限制。至于探望他的人嘛，”戴笠搔了搔脑袋，果断地说，“你必须先向我报告，否则一律不准会见。有的人，恐怕还得经过委座批准才行呢。”刘乙光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我再重复一句，你们的任务就是看住张学良，一定不能出什么意外。你们布置好以后，我会去检查的。记住，出了问题，别说你刘乙光，就是我戴笠也得吃不了兜着走！”戴笠用手摸着刮得青光光的腮帮，缓缓地在屋内踱步，突然，他转身朝向刘乙光，挥着手说：“不过，说起来张学良毕竟也算得上是我的上司，有些事情，你们也不要太难为他。”这又是一件得细心体会，揣摩深意的难事，尤其要把握好度，刘乙光点点头，“我一定牢记局长的指示。”此刻，领受任务的刘乙光心中，兴奋与担忧同在，激动与惶恐并行。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太重大，也太令他振奋了，戴笠把这样非同一般的任务交给他，显而易见，是对他的高度信任和赏识，同时，这也是一个机会，旁人难以企及的向上爬的机会！知遇之恩使刘乙光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让局长和委座失望，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按照蒋介石确定的“严加防范，相对自由”的原则，刘乙光做了周密的安排：四组特务，分时按断，轮流值班，交替执行，张学良的卧室、饭厅、书房、出入的前后门等，全都配备看守，使张学良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时时刻刻都处在警惕的严密监视之下。根据戴笠的指示，张学良在雪窦山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方圆六十华里之内，东不出镇江口，西不过曹蛾江。张学良若想要到宁波市等人口稠密的热闹地区，则需要提前一天“登记”，由刘乙光挂电话请示戴笠，获得批准后，在其座位的前后左右安排上层层便衣，才能得以成行。而且，即便是在被许可活动的六十华里以内，张学良的出游也是受“保护”的，便衣先行，宪兵断后，他像夹心饼干一样被夹杂在众人之间。息善亭（后改称入山亭）是进入雪窦山的惟一通道，在这里，刘乙光布置了一个班的宪兵队，担任外围警戒，负责巡逻放哨，另外再配上便衣特务四名，把守山口，对登山的游客进行盘问，严加审查。张学良被软禁后，禁止游人香客进山，就是国民党军政要人看望张学良，也要经过军事委员会批准，由南京电话通知武岭学校校务主任邓士萍，再由邓士萍电话通知刘乙光。旅行社的门口，站立着武装宪兵，设有游动步哨，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靠近一步。张学良被安排在“招待所”的二楼，刘乙光隔室而居，对张学良亦步亦趋，寸步不离。其余的宪兵和特务住在离招待所500米远的雪窦寺内，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荷枪而出，在几分钟之内将“招待所”团团包围。在这样煞费苦心、兴师动众的安排下，张学良纵然就是插翅也难以飞逃。尽管戴笠、宋子文信誓旦旦地对他说：“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但事实上，张学良每到一处，刘乙光就在那里画地为牢，将他与外界隔绝，绝不允许他接近任何陌生人。更不用说时时刻刻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便衣、宪兵了，美其名曰的保护，压得张学良喘不过气来，遑论自由？蒋介石给戴笠的指示是：用维持一个步兵团的经费，供养张学良。在蒋介石心里，只要好好地看守住这只东北虎，免生异乱，用去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费用，又何足惜矣。刘乙光忠心耿耿地秉承此意，小心翼翼地替蒋介石看守着这只东北虎。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2、戴笠下令“切断电源”在溪口，张学良的物质生活依然是优渥的。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只要张学良高兴，用钱没有限制。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保证着他的生活，刘乙光每月月终向军统局报销，每次都是实报实销。在溪口，张学良有专门的厨师、护理员、按摩师和身边的副官。通常张学良的早餐都很丰盛，火腿、鸡蛋、牛奶，还有金山桔，全都是按照他以往的习惯。午餐和晚餐一般都有七、八个菜，副官应汉民会来请示他想吃什么菜，然后就吩咐大师傅照着做。饭后还有张学良喜欢吃的花旗橘子、美国苹果和其他新鲜水果。特务队每个星期都要去宁波，购买他所需的海味、水果等食品。宋子文也曾给他寄来过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还委托中国旅行社代购物品运来。张学良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但很少喝酒，也不吸烟，只是很偶尔的会在饭后吸上一支。他每天晚上大约十点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由私人医生腾蔚萱进行按摩。知道张学良喜欢体育运动，好动不喜静，戴笠特意让刘乙光在招待所前安置了一架单杠，在旅行社后面又辟出个球场，既可以打篮球、排球，又可作为网球场地，同时还让人在溪口上游围了一个游泳池，派人送来钓鱼竿。平心而论，在生活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照顾还是很周到的，然而，精神上呢？张学良痛苦万分，苦闷万分。有时候，他真想跑到一个无人之处，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吼上一阵，一解心中的烦忧。可是，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他张学良一个可以自由哭笑的地方，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他的身边都有警卫来回巡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遂意。即使经过蒋介石同意可以探望张学良，刘乙光也形影不离，伴随左右，说话极不方便。悲愤交加中，张学良常常自问：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呢？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奉化溪口也不再是个清静之地。张学良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从此开始，根据战时的需要，他先到安徽黄山，再到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沅陵，最后到了贵州修文。初抵黄山，下榻居士林别墅。离别墅不远，有一个温泉，中国旅行社在此设有招待所，为国民党空军疗养地。张学良一到，原住在别墅疗伤的空军军官被迁出，温泉区也划为张学良专用，外界任何人不得入内。偌大的温泉区变成了只有张学良才可以进出的禁地，这引起往日常来洗浴的空军军官们的不满，背地里议论纷纷。后来看到警卫林立，张学良在严密监视下的极度不自由，他们不禁对他的境遇产生了同情，千方百计想要接近张学良。一天，趁张学良上山游览之际，五六名军官上前，刚想与张学良攀谈几句，紧随张学良的警卫不由分说，就将众人同张学良隔得远远的。又有一次，几位军官散步至居士林别墅前，向门口的警卫提出，希望能进去同张学良闲聊几句，哪怕是请个安，问候一声也好，没待警卫回答，刘乙光急冲冲地从屋里赶出来，厉声将众军官斥退，并警告他们以后若再来纠缠，将通报他们的部队，给予最严厉的处分。面对此情此景，张学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惟有苦笑。抵达黄山的第三天，张学良游山归来，一辆吉普车突然斜刺里窜出，“嘎”地刹在众人面前。警卫们如临大敌，纷纷掏枪，刘乙光抢上一步，挡住张学良，惊恐地望向车内。但见车门“砰”地一声打开，跳下一个年轻人，神色紧张地声言要找刘秘书，要他赶快到县里去接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蒋委员长要和他讲话。原来如此，虚惊一场的警卫人员都长嘘了一口气，纷纷收起手枪，四下散开。刘乙光一听是蒋委员长找他，顾不得再听来人道歉罗嗦，急匆匆跳上尚未熄火的吉普车，赶往县政府。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询问张学良在路上的情况和在黄山居住的情况，并命令刘乙光他们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刘乙光向蒋介石诉苦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了。蒋介石在电话里厉声命令：“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没有钱，先向歙县县长借用！”县长听见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立即答应借给三千块。刘乙光又安排宪兵到屯溪去封车，这时日军已进逼南京，屯溪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那里有汽车可封，急得刘乙光团团转，最后不得不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强行封了八辆汽车，司机、助手共15人，这才上路开往萍乡。张学良对这样的突然迁移，感到很烦恼和不安。从黄山出发，行程两天，经南昌、高安后便到达江西萍乡。在兵荒马乱中奔波，张学良的情绪自然不会好，再加上萍乡是一个小县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十分闭塞，附近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实在无处可去。因此，张学良在萍乡时倍感寂寞和苦闷。见张学良这般无精打采，刘乙光感到十分棘手，他生怕张学良闷出病来。一年来，蒋介石对刘乙光的“管束”工作十分满意，明令不准再换他人。戴笠在不久前的一次通话中，也隐约透露给他晋升上校的问题，这令他精神振奋，劲头倍增。他相信，只要张学良本人不出问题，那么，到了年底，他的领口上一定会如愿变成两杠三星。可如今，张学良整天憋闷在屋里，这可怎么办呢？自从负责监管张学良之后，刘乙光给自己确定了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只要不违反南京的禁令，他张学良怎么高兴就让他怎么去做，他愿意怎么寻乐就怎么去尽兴，反正军统局每月给他拨一个团的经费，钱从来不缺，再说，张学良本人的财源也很丰厚。于是，刘乙光便让宪兵和警卫们一起动手，在住地不远处修建了一个网球场，让几个身手好的警卫陪着张学良打网球，但运动并没有排遣张学良因无法奔赴抗日前线而累积的烦闷，加之警卫们的球艺都在他之下，没过几天，他便兴趣索然了。萍乡不但风景不好，而且天气阴冷，淫雨绵绵，张学良情绪低沉，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维生素，他的腿脚肿胀得厉害，对此，张学良很是苦恼，他对刘乙光说：“这太不公平了，弟兄们在前线打日本鬼子，流血牺牲，可我在后面闲呆着，腿脚却肿得不能走路！不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真有一天我到前线怎么办？”张学良时刻不忘渴望前线杀敌的壮志凌云，可是，他没有想到，或者他不愿想到，他是永远也等不到这一天了。转眼春节到了，往日冷冷清清的萍乡街道也热闹起来了，虽逢战乱，但人们耍狮子、唱花灯、踩高跷的热情不减，从大年初一一直闹到元宵节。张学良为排遣心中的郁闷，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执意要上街看看，刘乙光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答应。为此，他做了周密的安排：这天是大年初五，萍乡的大街小巷都设置了以维持秩序为名的宪兵，保安队也派出了巡逻队，各街道口都放置了岗哨。刘乙光又派便衣先在萍乡城里侦察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才让张学良上街。吃过早饭，张学良在便衣的陪同下出发了，他们都化了装。张学良身穿蓝咔叽布工装，头戴鸭舌帽，打扮成一个汽车司机。刘乙光和特务们有的着西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则套上长袍，打扮成商人或绅士。焕然一新的街面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好不热闹。张学良顿时被这种欢乐气氛所感染，他露出久违的笑脸，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奋力游走，左顾右盼。忽然，背后有一个兴奋的声音响起：“这不是少帅吗？”是东北话！千里之外，蓦地听到耳熟的乡音，张学良急忙转身，只见一个东北汉子正奋力向自己挤过来。张学良觉得很面熟，但又一下想不起在哪见过，正欲开口打个招呼，刘乙光已抢先一个箭步上前截住了东北汉子，他讪笑着说：“老乡，你认错人了吧，他是我们的汽车司机，什么少帅老帅的！”这时，旁边的便衣特务们也都围过来，簇拥着张学良挤出了人群。刘乙光向便衣特务们使了个眼色，东北汉子便被盯了梢。经侦探，得知此人曾在大帅府当过理发师，也为张学良理过发。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到关内，前不久才到萍乡，仍以理发为生。这本是件小事，但刘乙光心里仍感到很紧张，当即和戴笠通话，请示此事的处置办法。戴笠听后，当下就命令刘乙光：一、立即切断电源；二、做好转移湖南的准备。刘乙光得到指示后，马上采取了措施，不久，那位东北理发师便在萍乡小城神秘地消失了。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3、寄信风波与敬礼事件“哎，日本人打来比我们跑得还要快，我们还没有住定，又要奉命跑了，跑到哪里才是个头啊？”听说又要搬迁，移住湖南的消息后，张学良心情沉重，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不住地摇头，叹着气对刘乙光说。1938年1月，张学良一行到了湖南郴州，在军统局指定的苏仙岭安顿下来。在苏仙岭的时候，张学良的情况已大不同于在溪口时期。那时夫人可以陪伴，友人和故旧在获得批准后可以来看他。而到了苏仙岭后，就以战争期间情况特殊为理由，将这些待遇全都取消了，也不允许夫人于凤至陪伴，将张学良安排在苏仙观内，于凤至则软禁在城内一个戒备森严的独门小院里，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形同囚徒。张学良每周仅能下山一次，与软禁在城内的夫人相见。自离开溪口以后，张学良心情一直不好，此时的精神更是苦闷难耐。“七•七”事变以后，向蒋介石请命参加抗战，未获准许，反而步步南迁，由溪口到黄山，由萍乡又到郴州，看来蒋介石是不想让他参加抗战了，而且恢复自由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此时的张学良，犹如一只受缚的大鹏，空有一腔报国凌云志，却无处施展。壮志难酬的悲怆，报国无门的忧愤，使得张学良只有借酒买醉，一醉方休。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他心底的激愤又岂是区区薄酒所能化解的？忍无可忍之际，他也曾拔枪朝着窗外的桂花树连连射击，直至弹尽；他还曾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诗句......张学良的郁郁不乐，使刘乙光无计可施，他担心张学良情绪不好，怕他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不好向蒋介石交代，就千方百计地想法让张学良高兴，打麻将、下象棋，学唱京戏、上山狩猎，只要张学良想玩，刘乙光和特务们就奉陪到底，毫不含糊。可是，这期间，还是发生了两件让张学良很伤心的事。在戴笠给刘乙光下达的若干条指令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严密封锁有关张学良的所有消息，绝对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一般来说，只要在邮电上一卡，与外界也就基本上断了联系。所以，张学良每转移一个地方，特务们首先就要派人控制邮电通讯。军统局规定，张学良对外发信，须交给刘乙光，由他转至军统局审查或送蒋介石批示后，方能发出；外边寄给张学良的信，也须先由军统局审查，再由刘乙光转交张学良。同时还规定，所有人员与亲友通讯，绝对不能透露一星半点张学良的情况，违者如发现要受到严重处分。在郴州时，军统局派了一个名叫黄静宜的特务来负责秘密检查、监视张学良的信件。春节后不久，黄静宜在邮局检查信件时发现了一封由苏仙岭寄出的信，挑出一看，原来是张学良的李副官写的，收信人是他的亲戚。虽然信中主要是报报平安，并没有什么可疑的话，但李副官是跟随张学良的人，他所到之处必定有张学良。谁这么胆大，竟然将这样一封可能暴露张学良行踪的信交到邮电局去呢？黄静宜把这封信带回来交给了刘乙光，刘乙光拿到信后，十分重视，马上着手开始调查。几经查证，最后，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到了随队替张学良打针的一名男看护身上，刘乙光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对他采取必要的措施，所以硬逼着他向张学良请假。张学良从警卫的口里对此事已略知一二，当着警卫的面，他没有多说什么。当男看护被迫来向他“请假”时，张学良盯着他凝视了好久，万千言语只化作了一句：“你多保重吧！”男看护奉命收拾行李，离开了苏仙岭，刚一下山，就被早已等候在山下的特务们扣押，送到郴州宪兵连的驻地，囚禁起来，后来，又以“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被判刑五年，关进监狱里，直到抗战快结束，才重获自由。而这一切，张学良一直都被蒙在鼓里。这件事让张学良心里老大不是滋味，而刘乙光则提心吊胆了一阵，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敬礼事件，更是让刘乙光如临大敌，惶惶如丧家之犬。事情起源于洗澡。张学良一向有爱洗澡的习惯，即便没有澡盆等设施，也要在木桶里洗一洗。由于搬迁转移，途中不便洗澡，张学良显得十分烦躁。一到苏仙岭，他得知这儿有泉水，便每日到泉水中泡一泡，后来天气凉了，洗泉水澡不行了，在木桶里洗澡又不方便，张学良便提出要到城内东大街的浴池里去洗澡。每次去洗澡前，刘乙光都要先派人去城里浴室接洽，定下日子，老板“挂牌谢客”，专门接待张学良来洗澡。二月中旬，张学良又要下山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刘乙光和张学良并肩而行，众特务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带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见到张学良，立即恭敬地立正敬军礼。对此突发事件，张学良显得异常镇静，他既不答话，更不还礼，只是看了对方一眼后，就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然而这一情景却把刘乙光吓得脸色骤变，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张学良？而且此人还是个炮兵中校！此事引起了刘乙光的极大恐慌，他不敢疏忽，惟恐出事，只希望此时张学良快点回到山上去，于是他对张学良扯谎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了，还是改天再来洗吧。”张学良猜出刘乙光此话的原由，便笑着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闻言刘乙光才舒了一口气，他向特务使了个眼色：跟踪那个军官，查明其情况。回去后，刘乙光又找到军统驻城内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向张学良敬礼的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经过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旅刚从外地调往郴州，这个炮兵旅是由东北军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学良敬礼的军官是炮兵团的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人人都变得紧张起来。谁都知道，张学良是东北军之魂，官兵们对他的信赖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要是被他们得知了张学良住在苏仙岭，采取突然行动营救张学良，一个小小的宪兵连和特务队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此地又没有什么救援，万一出了事，只能束手就擒。刘乙光几经考虑，最后决定，一方面用电报向戴笠请示办法，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加强戒备，严防出事，并做好转移的准备。当晚，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刘乙光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第二天，刘乙光临时决定马上将张学良转移到他的老家一个安全的地点，他是邻县永兴亭司镇人，他的家乡离郴州只有四十里，前些天他刚回过一趟故里，知道那里有一所名叫“文明书院”的小学，有20多间房舍教室，正好可以作为暂时的安身之处。张学良对这次突然转移，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但他心里清楚，此次搬家与那位炮兵中校向自己敬礼有关。搬到永兴，一连数天乌云密布，阴沉沉地压得人心头沉重。张学良闷在房间里，终日以报刊度日。一天，温煦的阳光终于驱散了阴霾，张学良这才从屋里走出来，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永兴这地方，气候还是满好的。”刘乙光跟在后面，无话找话地说。“刘秘书”，张学良突然唤了一声，转向刘乙光，盯着他问：“那天在郴州街上向我敬礼的军官是谁？”刘乙光万万没有料到张学良会提起此事，一下子怔住了，支吾道：“噢，副司令，那个军官，是新调到郴州兵团的副团长。”见张学良并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他只得把调查来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张学良说了。张学良听后，沉吟了一会，对刘乙光说：“东北军里的官兵对我是很尊敬的，见了我敬个礼是很正常的事。刘秘书，我希望那位军官不会因为这件事，日后受到什么影响。”“不会的，副司令。”刘乙光立即接话道，“你想得多了，那人不会有什么事的。”然而，他脸上不自然的表情并没有逃过张学良的眼睛，张学良望望他，不再说什么，只把阴郁的目光再次投向了远山。张学良永远也不会想到，当时情况危急关头，特务们曾经暗地里决定，万一有武装劫狱之事发生，他们就把张学良等人统统打死，一个不留。幸亏后来转移得快，这件事没有发生，张学良总算吉人天相，逃过了一劫，若真发生了，那张学良也许性命就难保了！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4、官至少将（1）除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外，对张学良的生活、情绪最为“关心”的，非刘乙光莫属。自三年前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将张学良迎下飞机开始，刘乙光的命运便同这只“笼中虎”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三年来，由于他在看管张学良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周到、缜密，以及他对党国的忠心耿耿，赢得了蒋介石和戴笠的赞赏，仅仅三年，他的官阶便由少校晋升为上校，而且，还有继续晋升的趋势，戴笠暗示：只要对张学良的看管不出差错，不用两年，他的肩头便可扛上一朵“梅花”，当上将军。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再没有比当上将军更有诱惑力的了。自此，刘乙光对张学良照看得更加耐心细致周到，他尽力地朝着那个诱人的目标靠拢，他充满了信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幽居在阳明山的时候，有一天，戴笠为于凤至出国看病的事来到了阳明洞，看过张学良之后，戴笠找到刘乙光，向他宣布了两个消息。“乙光，委员长已经批准了我的报告，特别任命你为军统局少将专员！”戴笠笑眯眯地看着刘乙光，缓缓地吐出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突闻喜讯，刘乙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有点不知所措，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似的，呼地立正，脚跟一靠，毕恭毕敬地朝戴笠敬了个军礼，口中感激不断：“感谢局长的栽培，乙光我没齿难忘，局长放心，乙光一定不负所望，......”戴笠挥了挥手，截住了他的话，说：“我今天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戴笠的脸色严峻起来，刘乙光也凝神屏气，等他吩咐。“委员长担心，西安的两只虎会不会隔山呼应。”戴笠说着站起身来，向北面指了指说：“还有一只虎，就在附近，杨虎城就关在息烽的玄天洞，离这儿不过三十几里地。”闻言刘乙光不禁大吃一惊，由此他也知道今后自己的任务更加艰巨了。看样子，蒋介石短时期内是不会释放张学良，还他自由的了，刘乙光与张学良相伴的日子还长得很。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刘乙光索性将一家老小接来同住，陪他熬受深山古寺里的寂寥日子，从此，每日吵吵嚷嚷不断，生活的寂寞倒是驱散了不少，但矛盾也由此而生。1944年冬，日军窜扰贵州黔南一带，攻占独山，使贵阳一日数惊，连连告急。这时，看守杨虎城将军的龚国养赶到贵阳向戴笠请示何时迁移，戴笠笑了笑说：“这么紧张的时候，连运物资的汽车都调不过来，还能管他们？万一日军继续进犯，你们一听到贵阳沦陷，敌人向重庆进军时，你就可以在混乱时把杨虎城一家结果，用不着再让他们留下去。”龚走后，沈醉问戴笠还有同样的张学良是否也要转移？戴笠回答：“等到时候还不是一样解决，我们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简单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了。”沈醉后来回想往事，写下这样的文字：“幸好日军没有进军，否则，张、杨两将军便会在蒋军撤退时都被杀害。”张学良又一次逃过一劫。转眼，1946年来临了，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此时，戴笠已死，军统局也撤销了。蒋介石另在国防部设立了保密局，由郑介民出任局长。国民党在大陆的大势已去，蒋介石觉得要继续囚禁张学良，台湾比大陆任何地方都保险。1946年10月，蒋介石指示郑介民：张学良应当立即秘密移解到台湾。郑介民得密令后，于10月17日致电重庆军统局处理善后的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专机，然而由刘乙光起解。”如何在张学良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他秘密移往台湾，刘乙光与张严佛颇费周折，密谋策划，终于研究好了诱骗张学良转移的借口。刘乙光领受了上司的诸项安排之后，返回桐梓。一回到桐梓，刘乙光便直奔张学良房中，告诉张学良说：“委员长来电啦，说让副座和四小姐离开桐梓，先到重庆住上一阵，然后回南京去。”“回南京？”张学良先是一愣，接着便信以为真，他激动地站起来身，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这么说，委员长终于想起我张学良来了！”接下来的日子，张学良兴奋异常，整天摩拳擦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精神也陡然焕发，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一个星期后，张学良一行离开桐梓，前往重庆，在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暂住，等候飞机。当天晚上，刘乙光全家陪着张学良、赵四小姐吃晚饭。刘乙光的两个孩子把吃剩的骨头往地下吐，张学良笑着对两个孩子说：“这样不行，这儿不比我们住在乡下，以后要留心些。将来我们住的地方都像这儿这样干净漂亮，可不能随便向地下吐东西了。”刘乙光的老婆对张学良的话很反感，怂恿两个孩子往地下吐个不停。抗战胜利之初，刘乙光以为蒋介石可能会释放张学良，因此，对张学良的态度显得特别恭敬。后来，刘乙光见老蒋密令将张学良押往台湾，压根儿就没有还张学良自由的意思，加之自己又是持掌“管束”大权的“少将专员”，对张学良的态度便日趋恶劣，言语举止也放肆霸道起来。此刻，刘乙光的老婆又故意寻衅，赵四小姐连忙扶张学良离席到屋里去休息，避免发生不快之事。不过，张学良的心思似乎全都集中到回南京的兴奋之中，他对刚才的一切并不在意，他滔滔不绝地对赵四小姐说：“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希望早日飞到南京，面见委员长。”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4、官至少将（2）10月30日，张严佛在重庆安排好了专机，向张学良报告说：“副座，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翌日拂晓，在去机场前，刘乙光才向张学良说了实话，宣布说：“送副座去台湾，不是去南京。”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张学良愤怒地一掌猛击在桌上，牙关咬得紧紧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被囚了整整十年之后，蒋介石还会对他再耍这么一个花招，将他骗出大陆，押往遥远陌生的一个孤岛。他真是太天真了，蒋介石一再食言，一再欺骗，他张学良却一再上当，一再轻信，在老谋深算、居心叵测的蒋委员长面前，他永远只能束手就擒，甘拜下风，他怎么可能是轻诺寡信、翻云覆雨的阴险小人的对手呢！一股悲怆之感涌上心头。这时，刘乙光向张学良报告飞机何时起飞，刚一开口：“报告副座......”就被张学良生气地截断了：“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当犯人算了！”然而，张学良虽然震怒不已，但他知道和特务们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们毕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所以，张学良竭力克制着自己，瞪大了眼睛呆坐了一会儿，才表示同意去台湾。他回到房间，跟赵四小姐说这件事时，声音还止不住在发颤。飞机临起飞前，刘乙光对张严佛说：“张学良身边的那个副官是他的心腹，和宪兵混得很熟，对管束张学良是个障碍，决不能再让他跟到台湾去，请你想办法留下他。”飞机起飞后，应副官随即被押送到渣滓洞看守所，跟随张学良多年的王妈也被留了下来，这样，张学良身边除了赵四小姐外就再也没有心腹之人了。后来，在国民党大溃败，撤离重庆前展开的大屠杀中，应副官惨遭杀害。飞抵台湾后，张学良先在台北市郊的草山招待所住了三天，然后由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陪同前往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这几间房子光线好一些，走廊也宽，是专为汉卿和四小姐准备的。另外，我还从台北找了两个女佣人，专门负责照料你们的饮食起居。”陈仪指着几间外表装饰较好的房子说道。谁知陈仪走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观看温泉回来，眼前的情景让他们目瞪口呆：刘乙光的老婆正在先前陈仪指定给他们住的那几间大房间里忙进忙出，一见他们进来，竟恬不知耻地说他们人多，正好住这儿。张学良不想多惹麻烦，就忍住了没说话。一个星期后，陈仪又来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见此情景，大为恼火，训斥了刘乙光一通，叫他立即把房间腾出来，让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刘乙光的老婆嘟嘟哝哝，骂骂咧咧，满脸不高兴，勉强搬了出来。从此，刘乙光对张学良监视得更加紧密，张学良对此并不在意，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刘乙光的老婆和孩子每天都吵吵闹闹个没完没了，常常给张学良增添烦恼和诸多不便。这段时期，张学良与刘乙光关系很紧张，刘乙光的老婆同赵四小姐处得也不好，张学良积蓄了十几年的牢骚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他对暂时接替刘乙光看管他的张严佛大吐苦水，把满肚子的幽怨，都尽情发泄了，谈到十几年来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述，无理可说。张严佛曾在“西北总部”代理过由戴笠挂名的机要组第二科科长，当年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说来也算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刘乙光的老婆神经有毛病，刘乙光将其送到台北市医院治病，并要求请假一个月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于是，张严佛便被郑介民派去接替刘乙光。刘乙光暂时走了，换上了一个伪善者，张学良觉得思想上稍微轻松了，显得很高兴，也很愿意与张严佛长谈，张严佛几乎时时同张学良呆在一起，转山、游泉、打球、论史，倾听着他对长期关押的不满和对刘乙光夫妇种种劣行的斥责。“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小事和他们夫妻闹翻了，更受罪，只好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里却是在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预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张学良的心情十分激动，多年来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忿恨，今日可谓是无所顾忌，一吐为快，他又说：“我张学良决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后来，张学良还赋诗一首，表达心境：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5、矛盾激化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变，张学良在这次事变中，险遭毒手，和刘乙光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事变爆发当天，刘乙光便得到了通报，当即加强了对井上温泉周围地带的警戒，全面防御，局部戒严，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如此兴师动众，并非空穴来风，刘乙光的紧张，是有原因的，他得到来自台湾警备总部的密报，说是有人想趁混乱营救张学良，并已派人到井上探查过地形，闻报后的刘乙光，惊状可想而知——这次的情况可真是非同寻常，异常严峻啊！刘乙光不敢疏忽，他调集了手下所有的宪兵和特务，全副武装，整装待命。井上温泉的惟一入口桃山隧道被封闭得严严实实，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电话也被切断了；张学良住处周围，宪兵特务层层布防，不分昼夜，加倍警戒，个个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几个专门负责“照料”张学良的警卫则荷枪实弹，面目冷峻，提着枪在房门口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还时不时地探身屋内，窥视张学良的动静；刘乙光在那几天，也特别的凶狠，老是恶狠狠地盯着张学良，仿佛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也不象以前那样和张学良搭话，一副要把人吃下去的凶相。夜深了，还可听得刘乙光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私语，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因为刘乙光已事先卡断了所有的信息来源，所以，张学良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去问刘乙光和周围的人，结果人人守口如瓶，凶神恶煞似的爱搭不理。张学良在房间里，毫不知情，闷闷不乐地也不知如何是好。张学良还不知道，他其实已面临着杀身之祸。刘乙光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张学良可能会趁乱逃跑，也可能被山民劫走，一旦局面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就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乱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是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一个平时和张学良相处融洽的警卫不忍看张学良被蒙在鼓里，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听罢怒火中烧，他满脸通红，额上青筋鼓胀，两手由于极度的惊讶和愤怒而微微地颤抖。他不甘心啊！他张学良就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吗？——在混乱中阴谋被乱枪打死！那几天，张学良一直在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下毒手，是引颈就戮呢？还是奋起反击？或者先下手为强，把刘乙光给杀了，或是大家同归于尽？他自认有把握控制得住特务队和宪兵队的大部分人，刘乙光这个蠢材，平日待部下刻薄寡意，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常对他施以妇人之见，两个人都那么狠，他的部下早就心不服，言不敬，腹诽良久了。宪兵特务们知道他张学良同委员长和夫人，还有宋部长有特殊关系，关键时刻他们肯定会阵前倒戈，真要同刘乙光拼命，杀了他，还不容易，自己也不枉落个军人的死法。但张学良并不愿意这么做，他最后给自己规定：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动杀机。也幸亏了蒋介石选中的这个地方！井上温泉四面是崇山峻岭，地势险要，与外界仅靠一条狭窄小路相通，谷地最窄之处即是桃山隧道，仅能容一辆车通过。这样的地势，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加上刘乙光在事变一开始就封锁了桃山隧道，使任何企图营救张学良的人都无法入内，参与事变的吴克泰等人见此情景也就放弃了解救张学良的行动。所以，刘乙光惶惶不安的民众劫持张学良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台湾事变不几天就平息了，但外界的紧张混乱状况仍在持续。因为与外界隔绝了一切，自然粮食也运不进来。事变期间，宪兵、特务们连续吃了5天的山芋、番薯，赵四小姐也不例外。除了张学良每天中午可吃一顿米饭外，其他人是一粒米也吃不到。刘乙光的老婆、孩子饿得直骂娘，张学良见状，心有不忍，就把自己的米饭让给刘乙光的孩子，和大家一起吃起了山芋、番薯。特务队本想去关西买米，但遭乱民殴打，狼狈而回。一直熬到第九天，山下的部队才和刘乙光取得了联系，送来了米面糖油等食物，噩梦一般的混乱这才结束了，张学良终于再一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第十天，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开到了井上温泉，这时，刘乙光才彻底放下心来，打开了隧道关口，井上温泉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台湾混乱期间，当时保密局看台湾时局不稳，曾打算把张学良再押解回内地，地点就在江西萍乡，房子也找好了，东西也都打包了，但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之际，大陆局势之乱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好作罢。现在想来，未免不是张学良的幸运，否则难保他不会遭到杨虎城一样的命运。生活又重归旧态，刘乙光大概也觉得自己事变中做得太过分了，此时迫不及待地想弥补一番，他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仅常常没话找话地凑上来搭讪几句，还主动来到张学良的房间问这问那以示关心。张学良冷眼旁观，感慨万千，人世浮沉，冷暖变化，莫过于此。可是清静依旧难求，小孩的尖叫、吵闹，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大人的打骂、呵斥，指桑骂槐，昭然若揭。张学良忍无可忍，从来胸襟宽大、性格随和的他忍不住托前来看望他的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能否和刘乙光一家分开住，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十分不方便，张学良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张学良在提这个请求的时候，声音压得极低，惟恐被刘乙光听见的小心翼翼让张治中心酸，他保证一定将话带到。这个要求，虽经张治中力陈，却迟迟没有回音。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后，曾下令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为了不让李宗仁得知张学良的幽禁地，就秘密把张学良送到高雄寿山要塞躲藏起来。基于保密，蒋介石甚至没让一个士兵跟随。蒋介石坐兵舰到高雄，在要塞司令部里，首先接见的便是刘乙光，他对刘乙光的保密及监视工作表示很满意，并叫来侍卫通知情报局发给特务队一万元。在当时，黄金一两值二三百元，一万元相当于三百两黄金啊！蒋介石还问候刘乙光及特务队“你们辛苦了！”刘乙光感激涕零，越发卖力，在紊乱的时局下对张学良限制更多，管束更严，两人之间为了一些行动限制和信件检扣的事情矛盾不断。后来连保密局也得知了两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宋美龄从中斡旋，最后刘乙光终于被调离了，保密局委派了一个军校六期毕业的副处长王恺运来到张学良身边，暂代刘乙光工作。对外，保密局声称刘乙光去阳明山联战班受训，以此缓和张学良的情绪。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6、恩人刘乙光1941年5月的一天，幽禁在龙岗山上的张学良突然感到腹下隐隐作痛，吃了几粒消炎药后，不见好转，到了晚上，张学良腹痛加剧，经随队医生诊断，他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刻住院进行手术。刘乙光清楚地记得，临来龙岗山前戴笠的指示：张学良如患病，外科找贵阳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飞，内科病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但无论如何，事前都应向重庆方面请示。但张学良这次的病来得如此突然，病情又那么严重，要想等重庆的指示显然已来不及了。刘乙光担心张学良病情恶化，发生不测，于是就自作主张，去找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求帮助。吴鼎昌也怕耽误了医治，无法交代，就立即与中央医院沈克飞取得了联系。刘乙光在吴鼎昌的帮助下，把奉命西迁到贵州的南京中央医院外科病房全包了下来，张学良马上被送进了外科特别病房，入院诊断时已阑尾穿孔引起腹膜脓肿。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经急救开刀引出脓液，切除了阑尾，张学良脱离了危险。事后，刘乙光将张学良手术情况电告上司戴笠，戴笠立即回电指示：准许张学良住院，但要严加戒备。刘乙光于是就按戴笠的旨意，对张学良病房严加监视，除了沈克飞和“特护组”的医护人员外，其余人一律不许入内。然而，手术的张学良因为创口脓未清完，引起感染，病情恶化，发起了高烧，医生不得不第二次为张学良动了手术，又在医院休养了好几个月，才康复出院。这次若不是刘乙光当机立断，先斩后奏，把张学良送进医院抢救的话，情况将不堪设想，为这件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称他是“恩人”，常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张学良大部分时间以读书为乐，他曾辗转托人买了不少书籍，其中有些是当时的禁书，如汉口大众出版社的《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读书出版社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和《新哲学大纲》及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等。按照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是绝对不会准许他阅读这些书的。刘乙光如此网开一面，也算是对张学良做了件好事。张学良心胸开阔、明理谅人，凡事看得开，他与刘乙光朝夕相处25年，就算是一家人，也免不了有磕磕碰碰，更别说是他们那样的关系了。张学良和刘乙光曾经相处得很不错，但后来一度变得很不好。刘乙光是一个忠实执行上司命令的军人，加上他那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周全，和张学良那火爆性格撞在一起难免要发生冲突。但在长期的相处中，张学良逐渐理解了刘乙光，也体谅到刘乙光的所作所为是在奉命执行特殊任务，是在尽忠职守。在刘乙光的日记里，大量地抄录了蒋氏父子的“嘉言”和剪报，并写有许多心得体会，因此可见他对蒋氏父子的忠心。蒋介石对刘乙光恩遇有加，又使得刘乙光只有更加卖力才能报答这种知遇之恩。因之，张学良对刘乙光有着一份同情，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个军人向领袖的效忠。所以，在1962年刘乙光升调安全局任特勤室主任的饯别宴会上，张学良才会风趣幽默地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也所以，在记者问到与刘乙光的关系时，张学良才会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在张学良解除管束以后，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家人相处得很好，刘乙光及其家人在感情上是偏袒张学良的，并有较深感情，从刘乙光的大量照片中，有许多照片记录了刘家与张学良及赵四小姐在“山居幽处”时的密切关系。刘乙光的大儿子刘伯涵说：“在感情上，我们是偏袒着张先生的，对外面的风言风语，我们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们弟妹对张先生都很尊敬，因为他以前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一直视他为父执。在那些深山僻壤中，只有我们这家小孩，他对我们好也是自然的。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想起我父亲就想到张先生。张先生的历史功过自有定论，但他的爱国心都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永远记得那山中的张学良。”刘伯涵回忆起他们与张学良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不胜感慨，他说：“我八岁就与张学良先生生活在一起，我的弟妹们与张相处的时间更长。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命般敬爱。张先生尤其喜欢我二弟仲璞，他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平时别人是不准进去乱动他的书的，可是他看我二弟是个书呆子，特准他进去看书。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就躺在书房地上看书，大半天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后来我这二弟学有所成，出国张先生还送了旅费，成为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身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我那时已在海军军校四十三年班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统来西子湾时我们就要锚泊外海警戒。我们住在石觉那幢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由这小事就知张先生实在是个有赤子之心的性情中人。“就同桌吃饭一事，我们与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伴张先生与四小姐，分享点家的温暖，也可以让我父亲因携眷而安心工作，所以到任何地方都拨有安置眷属的经费。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未见张先生面现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这种生活小事只需一句话就可改善的，但是他却顾及我们的情面，隐忍不发，可见张先生的修养耐性都是很高的。难怪他对上面从未发出怨言，宽宏精心地度过那些幽居岁月，或许宗教力量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可能在38年（1949年）前后，张先生有忧烦的时候，但是每次见到我们弟兄回来，他还会高兴地跑到厨房中弄点好菜来给我们吃，又常送点好用的小东西给我。我想，一时的怨气不满可以暂时忍耐，但长年久日掩饰喜怒，伪装感情是很难办到的，尤其以张先生率真的个性，更不可能。他那些发自真情的关爱，而且持续十多年，我们是永不忘记的。”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1、余生烽火读明史（1）虚伪的蒋介石对于将张学良囚禁起来有一个颇为可笑的说法：“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啊。”如此弥天大谎，蒋介石居然说得脸不红，心不跳，煞有其事一般。他在溪口果真给张学良布置了一个书房，三个大书架，每个书架都有6尺高，装满了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另外还有许多英文画报及外文杂志。书房一角并设计了一个报架，上面摆着军统局专门为张学良订的《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张学良在溪口，游山玩水，不免触景生情，感伤不已；打网球乒乓球，棋无对手；聊天，又无法直抒胸臆；百无聊赖之际，也只有看书。张学良喜欢阅读外国画报，他托人从上海运来一大批的英文书报和外文杂志书籍，警卫人员去宁波购物时，张学良便开具书单，让他们代为购买。宋子文也经常给他寄来杂志和书，每次都有二三十本。蒋介石为嘱张学良好好读书，还特别派来一位浙江籍的老学究、前清进士步老先生，每天给张学良讲一个半钟头的古书，从《论语》和《中庸》讲起。当时正值全国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抗日号角响遍华夏大地之时，而这里却整天是“之乎者也”、“仁义礼智”这类，张学良不胜厌烦，其他人也鼓不起劲来，大家都不愿意听老先生讲课。步老先生也自感乏味，勉强讲了不到10天，就主动要求离去。没有了老师，张学良读书并没有懈怠，他从小便勤奋好学，少年时曾博览群书，后来因为征战南北，戎马倥偬，一度无暇读书。溪口幽禁，倒让他有了大块的时间可以重温旧学，吸呐新知，他自嘲地说：“过去‘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如今得有闲暇读点书，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罢了。”他不但学而不厌，而且还诲人不倦。负责“保卫”张学良的特务队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时候，看到他们为了他而失去求学长智的机会，张学良深感如此耽误前程，实在可惜，便向刘乙光提议，把他熟识的吴老先生请来，给大家讲点古书，以开视野，长见识。刘乙光报请上头后，蒋介石立即应允，从北平请来了吴老先生。在张学良的鼓动下，特务队员组成了读书会，大家都来听老先生讲学。读书会的第一课，吴老先生讲的是《左传》上“郑伯克段于鄢”那一段历史故事，讲者认真，听者专心，老先生刚讲完，就有人发出“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自己的兄弟怎么可以使用阴谋手段”的感慨，张学良也很有感触，他说：“我们学习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去学历史上那种卑鄙人的阴谋手段，去想法子害人。但是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却可以防备别人加害我们呀。你们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了，那些阴谋家使用的手段，其实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了多少呢！”吴老先生是前清举人，衣帽鞋袜、言谈举止无不有清代遗老遗少的风范，但他儒雅可亲，知识渊博，讲课生动，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张学良在抗战全面展开之时，不能参加抗战，又不甘心于在这寂寞中虚度光阴，便对吴老举人以史为鉴的学习，逐渐有了浓厚的兴趣，吴老先生也就一直留在张学良身边讲史，直到辗转迁移到江西萍乡后，张学良考虑到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对年迈的老先生来说，已是一种折磨和不堪忍受的重负，才派人送老先生返回北平安度晚年，之后，读书会也就此结束了。1938年，张学良在刘乙光一队人的护送下，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了湘西沅陵凤凰山。在凤凰山，张学良读书很专心，往往一坐就是半天。他潜心研究明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案头上，堆满了有关明史的书籍和资料，张学良时而埋头细读，时而掩卷深思，时而又奋笔疾书，常常笔耕到深夜。然而，局势越来越紧张，连远离城市的凤凰山也不免波及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战火南烧，不久长沙又落入日军手中，千年古城在三天三夜的大火下毁于一旦，张学良在凤凰山也待不下去了，这年秋天，张学良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一路上饱受颠簸劳顿之苦，国破家亡之恨，心情愈加沉重。1939年秋，才到达目的地贵阳修文县。张学良的新居座落在贵阳以北六十里，距修文县城四里地外的龙岗山上。龙岗山的气势、景色远逊于雪窦山和凤凰山，但是，它的名气却因为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而变得很响亮。四百余年前，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驿当驿丞，曾于龙岗山东洞隐居讲学、著书立说，成为后世景仰的大学问家。此洞遂被后人称之为阳明洞。自嘉靖年间起，后人在阳明洞上方的石坪上修建了四合院式的“王文成公祠”，即阳明祠。清康熙后，又累经扩建和重修，重檐飞阁，红柱绿瓦，一派古色古香，清雅幽静。张学良的住地便被安排在阳明祠大殿斜对面的三间砖木结构的厢房中。经历了长时间的旅途奔波，终于又可以安定下来了，这本该值得高兴才对，然而，秋风送爽，黄叶纷纷，龙岗山上的阵阵凉意并没有使张学良的心情开阔豁达，相反，却陷入了低潮。阳明祠不大，可为了防止张学良逃跑和被人武力劫持，戴笠派了大批军队、宪兵和特务，围绕着祠庙，步步设防，层层把关，前后左右共三道关卡，要想逃出龙岗山，真是比登天还难，插翅也难飞。愤慨和凄凉之感再一次涌上了张学良的心头。他隐约感到，蒋介石是不肯原谅他的了，他想自己武将当不成了，还是潜心读点书吧，儒士或许能弄出点名堂来也不一定。就这样，张学良心境渐趋平静，阳明洞三年，他埋头读书，先从研究修文县志开始，进而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最后专注于明史。从修文县志中，张学良了解了王阳明在贬谪岁月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这使他联想起祠门上的那幅对联：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一朝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这深山古洞中究竟是怎样的“至乐”，终于使王阳明“一朝”“觉悟”呢？张学良大感兴趣，开始捧读王阳明的著述，他找来了《阳明集要》，又找来集王阳明思想之大成的《大学问》，孜孜不倦地研究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动静合一”、“心理合一”“爱之差等”等论说，一字一句读得废寝忘食。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1、余生烽火读明史（2）一连数日，张学良闭门不出，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阳明学说中，室外的人声，卫队的警戒，纷乱嘈杂的周围，都与他无干。他被王阳明深深地俘虏了，他发现，这位大思想家的经历与自己有着惊人的偶合：王阳明37岁被削官贬到贵州，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被蒋介石严加看管，软禁于深山古刹。由此，他想到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要他也来个一朝顿悟啊！张学良愈发感到囚禁生涯的遥遥无期。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在阳明书中，张学良每每都会读到与自己所思所想契合之处，他常常掩卷沉思，为此唏嘘不已。短短数月，这位曾经统兵数十万的将军，变成了言语深邃、宏论迭出的学人，以王阳明的隔代弟子自称，居然文气十足，满口儒言雅语，言谈中引经据典，不乏醒世精辟之见。阳明学说看多了，张学良又感到要完全明了明代学术，还必须全面参照明代边防、军事、交通、经济等，明史非读不可，于是，他从埋头阳明学说转向了对明史的研究。此时，赵四小姐来到了他的身边，红袖添香，佳人伴读，张学良的苦闷和寂寞一扫而光，他的心情也随着豁然开朗起来，研究明史的热情更加高涨。夜深人静之时，青灯黄卷，看到会心处，张学良不禁击节叫好，发出声声喟叹。其实，早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明史就有所留意，1934年他就任剿匪副总司令职时，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绥匪纪略》，是一函木版精印大开本的史书，那是惟一详细记载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书，蒋介石认为让张学良读读《绥匪纪略》，了解李自成、张献忠、牛金星等“反贼”和明将孙承宗、洪承畴等人的情况，对“剿匪”战事会大有帮助和教益。张学良看了后，认为抗战前的国内形势，有点像明末，而蒋介石倡行的“剿共”方针，也同明朝皇帝相似，以史为鉴，张学良不想如明末般亡国，因此不想打内战，最后才决心发动兵谏，这可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他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书竟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现在再读明史，张学良有了明确的目的，他想通过研究明史，找出中国一直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从明代兴亡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所以，一章一节，字字句句，张学良都读得分外专心，分外认真，一个个王朝在他眼底浮现，史海波澜拍击着他的心胸，他感慨无限。张学良日日伏案，乐而忘倦的读史情况传到了蒋介石耳里，他非常高兴，认为张学良研读史书，可以消磨他的意志，便下令吩咐戴笠搜集明史研究的线装书，寄给张学良，并传下指示：希望张学良每个月能交上一份“读史心得”，他要好好看一看。长时间的埋头苦读，刻苦钻研采摭奥旨，张学良对各种版本的明史都了如指掌，但他的眼睛也在长期的伏案中看花了，写字读书颇感吃力。好在他有一个同样喜爱明史的得力助手——赵四小姐，欣然承担起做笔记的工作，赵四小姐从早到晚也埋头书桌前，为张学良整理札记，充当他的书记员，替他摘抄书卷、制作卡片，乐此不疲，从不露一丝倦容。1947年5月，张学良给大姐首芳写了一封信，要她代买大字的明史，他在信中写道：首芳大姐：......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您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会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四小姐附问候弟良手奏五月廿日那时，张学良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到台湾大学去教明史，或者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当个研究员，也希望能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专家交流切磋，但均未获允。他对前来探望他的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他并赠给莫德惠一首是他“真实的心境写照”的五言绝句：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当时的张学良，正因为变得热衷于学术甚至过分地服膺学术，而使得他在治人的权威方面滋生疑虑，他认为“不读历史的人，终究不能成其大业”。读史使人睿智，也使张学良更清楚地看清了现实，他并不避讳谈政治，也不仅仅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而是谈兴甚浓，分析点评起来头头是道、入木三分。他对张严佛谈论当时的局势，俨然很有看法，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张学良本来想结合现实写写中国的动乱史，还计划研究清史、民国史。但当他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清史研究阶段时，突然发现历史只是人说的，记录下来的只是管见，人言言殊，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事实在那里，不说也不会变，尽信史，不如无书。又发现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所以，原来想再研究清史和民国史的计划也就放弃了。但是，张学良毕竟多年潜心研究明史，对明末文人的感情诗作特别偏爱，刚从大陆移至台北时，他看中阳明山公墓的一处地方，并不讳言当时“宁与鬼住，不与人居”的心情，还以明末一位诗人所做的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表达了自己虽生犹死，百无聊赖在人世借居的惨淡情状。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2、虔诚的基督教徒张学良信奉基督教纯属偶然，只因蒋夫人宋美龄一句“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张学良从此心向上帝，潜心研究《圣经》，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其实，早年间的张学良，宗教观念十分开放，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少年时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西方传教士们往来密切，曾受他们的影响，初度涉猎基督教义，对基督教有了好感，后来因为进了奉天讲武堂，毕业后走上军旅之路，就很少跟基督教的人来往了；1935年在武昌行营时，张学良曾结识过一个喇嘛教的活佛，活佛去西康时，张学良还亲自送了一程。这个喇嘛吃肉，张学良很奇怪，也不便问，但喇嘛坦率地告诉他说：“这有何怪？西北地区没有草木，食肉乃环境使然。天生万物以养人，何能拘泥于教义？佛为了救世，可以杀人，必要时还可以杀天下人，就看你的动机如何了。”张学良一听之下，先是大为讶疑，继而赞赏不已，称这个喇嘛活佛与他带兵打仗的军人观点完全一致。1937后，因为被蒋介石幽禁的缘故，往往住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古刹，与庙里的和尚多有往来，张学良耳濡目染，竟买来佛教书籍，研究起佛学来。在溪口时，张学良与雪窦禅寺为邻，雪窦寺始建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是天下禅宗十刹之一的名院，因供奉布袋和尚（弥勒佛）而驰名大江南北，张学良和寺里的又新和尚经常来往。溪口时期，张学良还曾请过有“政治和尚”之称的太虚法师讲解佛经，“佛曰觉悟”、“四大皆空”、“无人相，无我想”等佛教大道理虽未曾使张学良大彻大悟，顿悟人生，但太虚法师的其中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太虚法师说：“佛教虽主张禁杀，但却不反对杀人。如果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那么，这个人是非杀不可！杀恶人即是善念。”当时的张学良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对法师肃然起敬。后来南迁湖南，住的又是古庙，到了沅陵，则住在凤凰山的凤凰寺，在周遭一片的“阿弥陀佛”声中，张学良耳濡目染，佛心渐萌。到了台湾以后，由于长期失去自由和茫茫无期的囚禁生涯使得张学良渐渐对世事心灰意冷，他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让他的心灵有所依靠。负责看管他的刘乙光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那时便常常与张学良谈论佛教，还安排张学良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大法师，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因此，张学良得以与佛教界印顺法师、班禅法师相识，并不时请教佛法。在法师的指点下，张学良买来大量有关佛学方面的书籍，阅读研究。五十年代初的一天，宋美龄前往阳明山看望张学良，交谈间，她问张学良最近都看了些什么书，张学良告诉她说，正在研究佛教，并很得意地讲了些研究心得。岂料，宋美龄却并不以为然地对他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有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愚蠢的人吗？”宋美龄决定劝服张学良信仰基督教。不久，宋美龄把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介绍给张学良，请他给张学良讲解有关基督教的教义。张学良希望读点英文，可以看英文版的基督教书籍，宋美龄就请刚从美国卸任的大使董显光任他的英文老师，董显光的夫人也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和张学良谈论、探讨教义，还送了一本《马丁•路德传》给张学良。张学良把其当做课本，将它翻译成了中文。搬到台北居住后，张学良被特许可以到蒋介石夫妇俩的私人教堂，总统府官邸旁的士林教堂做礼拜祈祷，听布道。另外，宋美龄又为张学良请了一位专职的牧师周联华，专门帮助张学良读圣经，研究神学。听从周联华牧师的建议，张学良参加了南美浸信会的函授，陆陆续续地读了十几年，并取得了毕业证书，获得了牧师资格。张学良自此皈依基督教后，“心境平和，言行虔诚”，成了一名真正的基督教信徒，他因在此过程中，深得牧师周联华，英文教师董显光和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的引导，为感激他们的伴读和启蒙，取他们三人姓名中各一字，组合成“曾显华”作为自己的教名。张学良确实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除了致力于神学研究外，还积极向世人宣扬基督教义，翻译了一本基督教书《相遇骷髅地》，以教名曾显华落款，于1970年在香港出版，此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也不会把名不见经传的基督徒曾显华与当年纵横捭阖、力挽狂澜的少帅张学良联系起来，在人们的眼中，他们无疑是两个世界的人！每逢星期日上午的主日礼拜，张学良风雨无阻，总是默默地坐在某个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牧师讲道，并恭敬地随着众信徒起立唱赞颂耶稣救世主的诗歌，和任何一个全心向主的虔诚信徒没有什么两样，同样，人们也不相信他竟然会是发动西安事变的风云人物张学良！可是，张学良并没有因此而沮丧、遗憾，相反，他感到心灵的平静和安宁，当年的困顿迷雾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看破世事的豁达超然。在经过了漫长的凄苦与折磨之后，他终于为自己飘零的心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座避风港，在上帝洒播的圣洁光环中，他顶膜礼拜，如今的张学良，对神充满了全部的虔诚，无欲无求，一心一意只求心灵的安宁。他曾写诗铭志：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前尘往事如过眼云烟，忘掉也罢，在张学良那里，富贵、权势、功名、利禄，所有的一切统统都是虚无，只有上帝的爱，上帝的关怀，上帝的惩罚才是真的。信奉基督，使张学良有了更多的自知和自忏，他觉得，读史使他的人生得“通”，而皈依上帝则使他的人生得“达”，“通达”之后，他便能摆脱开人事的困扰，可以看破红尘，怀慈悲之心，不与人争，不与人辨，褒贬由人，笑骂由人。精神有了寄托的张学良，将一切看得云淡风清，他不想多谈以往的风云变幻、惊心动魄，因为“不要说，不必说，上帝那里有本帐”，解禁以后的张学良，与外界接触，尤其对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的话题常常就是圣经。张学良说：“我认为基督教是最高的。在社会学上，可以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我个人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一千九百多年前发生的一件实实在在的真事。我信仰耶稣基督，是信仰真有这么一个人，由他身上，以及他所做的事，反映了上帝的时代，而他本人就是上帝的化身。至于我个人，一点没有什么奢求，一切都围绕着上帝。”他又说：“信教是一项了解上帝存在的过程，所以，若有人说不信上帝则下地狱，是绝对错误的，信仰是由自个儿内心发出的。人家不信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没做好工作，没有把上帝这个存在让人们晓得，这是我们的责任。”他还说：“我们信主的人，生病也会感谢主。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上帝的意思，说不定随时会去上帝那儿，我们完全接受上帝的旨意。我，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我的身体是殿，我们要清洁我们的殿，准备上帝的圣灵来居住。我自己保护我的身体，不是为了我自己多活几天，或者享受，我完全是为完成上帝的使命。”1990年6月1日，张学良在九十大寿上，首次公开答谢关心他的人，他说：“......我现在可以告慰于关怀我的亲友的，就是我现在一切的生活，蒙基督耶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我现在能这样子站立地活着。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九十岁，这真是上帝的恩典！我除了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有什么。我现在虽然老了，可是我还没有崩溃；我耳朵虽然是听不大好，但是我还没至于全聋；虽然是眼力减退了，但是还没至于瞎。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除去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有旁的话。我现在就是在诸位亲友以及友朋之间给上帝作证。有的友人对我说：你很开心啊，你身体那么好啊！不是的，我是完全活在耶稣基督内，我的喜怒平安，都是由他那里来。所以，我现在一切事情都交给了主耶稣，其他我就没有所求。......。”通篇一个至诚信徒的虔诚口吻。随后，在台湾电视台晚间特别节目《让生命等候》中，张学良再次向观众讲谈了他的宗教信仰和人生态度，他向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发出忠告，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信仰，常常感到空虚，尤其是只对金钱有兴趣，但金钱并不能解决一切。他说人之间的爱超越了“知心”才是真正的，如为了金钱、肉欲、名望、权利都不是爱。皈依宗教的张学良早已看透生死，他常说：“人生在世，有如旅人，回到天国，才是归宿”，是因为上帝要他活在世上，所以他就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去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从昔日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到今朝孤灯寒夜下默读圣经，祈求来世的一介平民，张学良走得平静，显得泰然。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间冷暖，艰辛历程又有谁知，又有谁懂呢？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3、“三张一王”转转会（1）人愈到老年，就愈感到朋友的重要。晚年的张学良，有三个过从甚密的老友：张群、张大千、王新衡。他们早年相识，情投意合，四十余年来，彼此间心灵相通，情深意笃，渐成莫逆，晚年更是格外以友情为重，交往频频，人称“三张一王”。三张一王中，以王新衡最小，因此他常常说：“三张一王中，王姓是少数民族，被姓张的压倒了。”居长的张群幽默地说：“三张一王，是三张王牌，张是形容词，王才是名词。”王新衡对此解释大为倾倒，赞叹道：“岳公（张群字岳军，尊称岳公）善于辞令，不愧是做过外交部长的人。”一次，张学良到台北市外双溪的大千庄园“摩耶精舍”探望主人，当时张大千的宗弟张目寒正重病缠身，痛苦不已，张学良见病人惨状，落泪生忧，在场的张群和王新衡也都很伤感。他们觉得，人生苦短，来日无多，这样的情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朋友间应该常相聚，于是，他们相约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坐庄，相互宴饮。后来，每逢他们或他们的夫人过生日便欢聚一堂，遇有可喜可贺的事，也相聚欢宴叙旧，形成“三张一王转转会”。四个人，个个都是美食家，每当轮值，必各自花费心思，席上佳肴尽出，水陆杂陈，对酒当歌，闲话桑麻，不亦快哉！张学良最喜欢“转转会”转到张大千的“摩耶精舍”，精致的四合院建筑，有假山鱼池，花卉翠竹，更有流水小桥，曲径凉亭，别具一番韵致。在此等美景下，他们一面赏画，一面叙谈，再品尝主人精心烹调的佳肴，晚年乐事，莫过于此！！每次“转转会”转到张大千的“摩耶精舍”，张大千必定亲自精心开列菜单，安排肴馔，其中的一、二件主菜，他还要特别指定夫人徐雯波女士亲自入厨调理。1981年元宵节的后一日，“转转会”又轮到了张大千，这次的主客是张学良，张大千特意以大风堂名肴宴请张学良夫妇。酒足饭饱，宾主尽欢后，张学良别出心裁地要把菜谱带回去留作纪念，非请张大千题款不可。菜谱是张大千亲自拟定和书写的，当然弥足珍贵，但张学良珍重情谊的一片心意，则更让张大千感动，他欣然同意。遵照张学良的要求，张大千把宴请的客人，宴客的日期都具实添写上去，还特别注明当日“摩耶精舍”垂丝海棠盛开，宾主尽半日之欢等句。不日，张学良再次来到“摩耶精舍”，随身携带一幅卷轴，打开之后，张大千惊呆了：展现在眼前的这幅装裱过的长卷，正是那日他手书的菜谱！老友如此看重自己，张大千深深为之动容，他在接裱处一米多的空白地方，当场提笔作画：一撮鲜绿欲滴的萝卜缨，五棵圆润的红萝卜，翠叶纷披的大白菜与之相映成趣。张学良不禁连声称好，意犹未尽的张大千诗性大发，笔下生花，索性又题诗一首并跋文。诗曰：萝菔生儿芥有孙，老夫久已戒腥荤。脏神安坐清虚府，那许羊来踏菜园。跋文为：汉兄以爰所书菜单装成见示，卷有余纸，试涂数笔博笑。“转转会”转到张学良作东时，通常是夫人赵一荻亲自下厨烹饪。张学良有“上馆子，解解馋”的习惯，赵四小姐陪伴他光顾台北各饭店，品尝风味，也学会了做得一手好菜。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率先撇下“转转会”的朋友们在台北去世了。对老朋友的谢世，张学良十分悲痛，“转转会”也好似缺损了齿轮，有半年未再转动。斯时，王新衡感叹说：“最近，他（张学良）很感寂寞，老先生（指蒋介石）死了，蒋夫人去了美国，张群年迈，张大千也去世了，他没事就往我家跑，所谈论的，不过是哪家餐厅什么菜好，哪家不好之类的话。有时在我家中，看到我的小孙子，他会主动趴在地上，让我孙子骑在他背上玩。”半年后，“转转会”才重新恢复转动，追忆张大千的风骨人格、成就贡献，自然而然就成了聚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每次聚餐后，三人都要到张大千纪念馆去，在张大千长眠之地，面对画像，低首垂立，默祷片刻。有一次，想念老友之情实在难耐，三人竟簇拥着张大千蜡像合影留念，恍若当日“转转会”的欢愉相伴。可叹岁月无情，1986年3月，张学良夫妇陪同张群到新竹桃园龙潭“小人国”游览，当他们手扶张群的轮椅，在“中正纪念堂”模型前合影时，他们的另一位老友王新衡正在病榻上与死神搏斗，而张群只能坐轮椅外出。第二年的1月5日，王新衡也撒手西去了。暮年又丧挚友，张学良伤感万分，往事如电影一般在他脑中闪现，往昔与王新衡的相识、相知、交往、应和一幕幕浮现眼前，恍若昨日。张学良与王新衡最早是在武汉“剿共”时认识的，当时，张学良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王新衡是调查科科长，两人一见如故，相处得很好。张学良非常欣赏王新衡的才干，希望他能到自己身边来做事，但被王新衡以“追随蒋先生多年，一臣不事二主”婉言谢绝了，不过，两人交往仍不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两天，王新衡到达西安住在西京宾馆，本拟接任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区主任，怎料还没上任，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他被西北军关押起来，因为有张学良的关照，第二天他就得以获释。后来，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王新衡还是因此受到了牵连，被戴笠关了几个月，还是蒋介石念在他往日的忠诚上，亲自出面才将他释放。此后，王新衡被委派负责“管束”张学良。朝夕相处中，张学良常与王新衡开玩笑说：“我说你们特务是什么特务？西安事变那么大的事，你们事前一点都不晓得。”王新衡听了也不往心里去，只是笑笑而已，然而，他的儿子王一方却很不服气，有一次他对张学良说：“张伯伯，那时我爸爸去晚了，他要是早到西安就晓得了。”王一方说的也是实情，论及王新衡的能力，其精明能干有口皆碑，若非如此，到了台湾，他也不会当上“立法委员”了。当然，张学良也有认错的时候。王新衡到西安时刚刚结婚，家还在上海，“西安事变”中他所带来的新婚照片、信物等全被军人搜去，从此遗失。对此，张学良对王新衡夫妇深表抱歉。国民党退到台湾后，王新衡当选为立法委员，成为蒋经国的幕僚，他有时陪蒋经国去看望张学良，有时张学良约王新衡，同去看望蒋经国。王新衡遂成为张学良与蒋家来往的主要联系人之一，和张学良来往日渐密切，以至最后形成“三张一王转转会”的紧密关系。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3、“三张一王”转转会（2）然而，这一切，都俱往矣！如今，三张一王只剩下二张，张学良突然想起，王新衡生前曾对他直呼张群为岳军，很是不平，私下里提醒他说：“张群比你大10多岁，现在地位又这么高，你还直叫他岳军，不大好吧！”当时张学良回答说：“没有办法，几十年叫习惯了，改不过来。如果改口叫他岳公，他也不会习惯。”是啊，想想竟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而如今的张群也垂垂老矣，外出也只能坐轮椅了。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多年，最早和张群相识，还是奉天他当少帅时呢，有五十多年了吧！那是1931年中原大战时，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去东北游说张学良，劝他出兵进关，并带去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官印。张学良经过多方权衡，审时度势，最终听从了张群的劝说，发表“巧电”，支持蒋介石，率兵20万进关调停，使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这是他们的首次接触。蒋介石在感激张学良在自己危难之时鼎力相助的同时，也对张群劝说成功的表现十分满意，后来不断委以重任。1932年，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群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代表蒋介石参与讨论华北作战问题。1935年，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张群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可算是张群的长官，两人过从甚密。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张群常称张学良是他的老长官。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与张群的来往和情谊并没有断，到了台湾后，特别是1954年张群任总统府秘书长后，张学良经常通过张群和蒋介石联系。1972年张群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受聘总统府资政这个闲职后，与张学良往来更趋频繁，身处幽禁中的张学良及家人，常在万般无奈时，求助于他。张群从未推辞过，而且每每都成功完成。此外，张群还利用自己与蒋介石、蒋经国的特殊关系，从中斡旋，尽力照顾张学良。对于张群的义举，张学良铭记在心，感怀难忘。转眼两人相交六十年，1990年，102岁的张群发起为张学良九秩祝寿，此前，曾有美国东北同乡会提出过要为张学良祝寿，被张学良婉言谢绝，但张群说要为做过他长官的老友张学良过生日，张学良没法推辞了。在台湾，只有张群和宋美龄的辈份可与张学良相比，而且，早在1963年，“三张一王”四人曾在张大千的“摩耶精舍”有个秘密的约定：相约互相庆祝90岁大寿。可惜的是，张大千和王新衡都没有活到90岁，就相继谢世了。而张群年逾百岁，依然康健硬朗，现在他坚持要依照当年的约定，公开为张学良举办祝寿活动，并且要亲自主持这次寿庆。张学良还要推辞时，张群坐在轮椅上挥挥手，毫不客气地说：“去去去，我不与你辩。”张学良哑口无言，不忍佛逆老友的这番好意，又无计可施，只好同意了。接着，张群指定秦孝仪、张继正、王铁汉、何世礼、赵自齐5人，每人提20个名字，然后淘汰10人，凑成90个人，以示九十之庆。开列的名单也不是基于政治考虑，而是首先考虑此人与张学良是否相识，然后再征询张学良以及参加者是否同意列名。此事当初发起时是没有政治因素的，它只是两位相交一甲子的老人之间的友情关照而已，也谈不上什么筹划，各人交了名单，订了饭店就是了。然而，张学良毕竟是个政治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政治意义，5月31日，台湾当局最高首脑李登辉委派副总统李元簇到北投复兴岗张学良寓所为其暖寿，赠送寿屏一幅、人参一盒以示庆贺。6月1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的庆寿大厅里，又有众多的国民党党政要人出现，在台湾，除蒋介石的寿诞以外，有这么多的显要为一位老人祝寿是前所未有的。正午12时，发起人张群坐着轮椅宣布寿典开始，他首先致辞，并诵读了他亲自书写的祝寿文《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序》。接着，党政要员齐声祝贺，使张学良的九十寿辰具有了浓厚的官方色彩。虽然早已皈依基督的张学良淡泊平和，对于尘世中的平反根本不在意，也无所谓，但从客观上说，当局诸多党政要员一齐为张学良做寿，表明他们对张学良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尊重和肯定，一定程度上是对张学良政治上的平反。看到老友张学良恢复了名誉，象是放了心似的，在主办张学良九秩华诞后半年，1990年12月14日，张群也撒手人寰，悄悄地离开了人世。突闻噩耗，张学良并没有多大的吃惊，毕竟是百多岁的高龄了，这一天随时会到来，而且对虔诚的基督徒张群来说，死，就是回家了，回到上帝的家去了。所以，张学良说：“张资政真是信主，他视死如归，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要走了，交代得清清楚楚。那天是他生日，他送了儿子一个马克杯，说这是我做父亲的最后送你的礼物了。”张学良甚至还跟人开玩笑地问：“张资政死了，你猜最不满的是谁？”见众人都回答不上来，他得意地说：“是第一殡仪馆！张资政说一切从简，他连治丧会也不要，只要做个追思礼拜，然后火葬，葬在他太太身边，荣总摆灵堂也不要，相片都不挂，”说着说着，他突然感伤起来，“他一生都在做榜样，死了也如此。”张学良一向对张群为人处事的思之缜密，虑之周详相当佩服，他常对别人说张岳公办事，总会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提出最好的处理方案。此时，他又说：“这个人正直，有爱心，一视同仁，对自己子女也一样。我看他有次责怪家人，就是因为家人心软，为人请托，张岳公听了非常不高兴，他非常反对家人来给别人说人情。”虽然对张群来说，死就是回家，是高兴的事，但对于相伴多年的老友，伤感还是免不了，“三张一王，就只剩我一个了。”张学良不无感伤地说。是啊，人世沧桑，友朋凋零，老友都相继作古。纷繁红尘中，惟有他，留下来，还静静地面对生命的晚景，惯看秋月春风。张学良最受不得激，曾有人激他说活不过百岁，张学良说，他一定要和张岳公一样，活过102岁，时至公元2001年，张学良以101岁寿终，在上帝的家中，与老友们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4、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是“三张一王”中惟一没有官衔的艺术大师，不过，1967年他回台举办个人画展时，倒曾被台北新闻界册封为“大帅”，那是一次排版错误。原来，张大千刚一踏上海岛，报纸便竞相报道张大千大师回台观光的消息，因为抢新闻，争时效，有家报纸来不及认真校对，把“大师”误印成了“大帅”。对此勘误，张大千一笑了之，说：“要我当大帅，可手无百万兵，不敢，不敢！不过吾弟张学良本是个大帅，新闻界早猜透我在想念老弟张学良，这也是好事。”张学良读报后的反应是诙谐地说：“我的消息太闭塞了，人事多变，几年的时间，我大哥大千竟飞黄腾达成大帅了，真是文武双全了。”此时，张学良与张大千已经六载未见，相互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两人在北投相见，一见面，张学良就逗张大千：“大哥何时改行？现在何处统率三军啊？”“我何止统率三军，还得加一个军，即笔墨纸砚，统率‘新四军’啊！”张大千顺水推舟，幽默地答道。张学良呵呵笑起来：“新闻界敕封时，一字就抵‘千军’哩。”说罢，两人热烈拥抱，老友重逢，把酒话桑麻，分外兴奋和高兴。关于两张的交往说来话长，还带点传奇色彩，这要追溯到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副总司令时期。当时，他的行营设在北平顺承王府，这里离出售书画作品的琉璃厂非常近，喜好书画，精于鉴赏和收藏的张学良一有空便去逛逛。一次，他以重金购得清初艺术大师石涛的几幅山水画，兴冲冲地请名家鉴赏后，却得知买来的是出自张大千的赝品。张学良很快了解到，生于四川的张大千，名张爰，1917年随兄长到日本学习绘画，两年后学有所成归国，曾一度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就以法号行名。张大千在二十年代艺成，临摹石涛山水以假乱真。知道了真相后的张学良并不以为忤，反而还有意结识张大千，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画技高超，摹仿石涛可达以假乱真地步的高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此，张学良专门设宴邀请张大千，在那次宴会上，张学良得以一睹张大千的庐山真面目，并向客人们热情地介绍他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先生”，使他名声大扬。张大千为张学良恢宏的气度，宽大的胸襟所折服，从此，两人联谊交往，情趋深厚。1935年重阳节，张大千登华山太华峰，被杨虎城亲迎至西安小住。这时，张学良刚到西安任职，闻讯张大千来西安，亲到杨公馆拜访，并请张大千为他作画。张大千面露难色，告诉张学良，他已拟定当晚乘火车返回北平，准备参加次日晚举办的京剧名家、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打棍出箱》。张学良当即爽快地表示，用专机送他回北平，决不耽误他为老友的捧场。盛情难却，张大千来到张公馆，为张学良作《华山山水图》。画毕，张大千执画在炉火前烘烤，因回头听张学良讲笑话，一不小心，画竟被火舌卷了，连蓄留的美髯也被燎去一截。张学良心疼至极，张大千很觉过意不去，决心牺牲《打棍出箱》，也要再为张学良重新画一幅。张大千于是泼墨挥毫，挑灯夜战。午夜时分，一幅精美的《华山山水图》终于大功告成，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待到雄鸡唱晓时，呈现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幅诗、书、画俱佳的艺术珍品。张学良大喜过望，与赵四小姐设盛宴款待张大千，并名为四喜宴：谢画、压惊、接风、饯行。随后，又亲自驾车送张大千去机场，派他的专机将张大千送回北平。对于张学良的深情厚意，张大千一直心存感激，念念不忘。这年11月，他又精心挥毫，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学良，张学良打开一看，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是：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十一月，大千张爰。张大千是以情写黄山，在跋中有“浙江得其骨，石涛得其情，瞿山得其变”之语，张学良视若至宝，爱不释手，不时把玩。第二年，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身被幽禁，与张大千断绝了联系。此后二十余年间，一对挚友天各一方，再未相见。张大千从华山写生回北平不久后，便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专心执教，抗战期间，他广泛涉猎各家之精华，又去敦煌面壁揣摩了三年。尔后，以此为基础开创的画风，上接北魏隋唐，下接宋元明清，风气大变，识者盛誉张大千30岁以前求其“清新俊逸”，50岁左右进而“瑰丽雄奇”，60岁以后饱经沧桑，学养已深。50年代后，张大千栖身海外，侨居巴西“八德园”，几十年来专注绘画，声名享誉海内外。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只能从报纸、广播里零星得到一点老友的消息，望画思友，无限感伤。星移斗转，岁月荏苒，50年代末，应宋美龄的邀请，张大千从巴西返台举办画展。到达台北后，他向宋美龄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去看望老友张学良，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请求。在约定的日子里，张学良早早恭候在门口，两位分别二十几年的老友相见，“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哽咽”。两人感慨岁月无情，竟夜长谈，叙旧良久，情到深处，又不免泪下。办完画展，张大千要返回巴西了，临行前，张学良派人到机场送给张大千一件礼物，请他回巴西再打开看。张大千猜不透这个哑谜，在东京机场停留时，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将礼物打开，一看，竟然是那幅失而复得的《红梅图》！张大千心情瞬间异常激动。随画还附有一张“大千吾兄台鉴”的便笺：“三十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此新罗山人山水，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是有意夺兄之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在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感愧。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兄笑纳，并望恕罪。”这封短笺，读得张大千是老泪纵横，感慨不已，思绪又被拉回到那逝去的岁月中。30年代初，张大千在北平琉璃厂初见此画，见其构图明快新颖，色泽鲜明，当下视为精品，想要购买。画商索价400大洋，张大千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便约定三日内交钱取画。岂料待张大千带钱如约取画时，画商告诉他画已被人以600元大洋买走。张大千非常生气，但当听说买主是张学良将军时，他才渐渐平息下来，他想到他与张学良是朋友，张学良对他冒石涛之事未有一字贬词反而褒奖，他不能为小事得罪朋友，更何况张学良是东北、华北第一号人物，又多出了一半的价钱，古玩商何敢违拗？！张大千的气消了，而张学良虽得此珍品，但因是夺人之爱，总觉得对不起朋友，心中耿耿不安竟30余年。这次重逢，两人又提起这件往事，听到张大千仍不无遗憾地说：“那天我要是带足了钱，这画就是我的了”时，张学良更是愧疚万分，当即决定将此画完璧归赵。此刻手捧《梅花图》，张大千心潮起伏，回到巴西家中后，心情仍然无法平静。为了回敬张学良的情谊，他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伏案作画，完成一幅《腊梅图》请人捎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收到这幅精品，爱不释手，将画挂在书房，时时观赏，以解想念老友之情。一晃又是十年，1971年，张大千准备在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举办40周年作品回顾展，需向世界各地友人借用他赠送的珍品。张学良自然也在张大千求助借画之列。张学良既喜收藏，又擅鉴赏，他当然明晓自己手中所藏作品的优劣，挑来选去，选中了1935年张大千回赠给他的那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大千。张大千收到画后，又勾起了他绵绵的情思，睹画思人，此情难抑，当即在下榻处摆开纸墨，铺开画纸，凝神为至交张学良作画《梅花图》，撂笔后，仍觉意犹未尽，便在画上又题了一首七绝《赠张汉卿学良宗兄》：攀枝嗅蕊许从容，欲定横斜恐未工。看到夜深明月蚀，和画和梦共朦胧。1976年，在海外飘泊多年的张大千，决定举家定居台湾。张学良闻讯，欣喜若狂。张大千把居址选在台北市外双溪至善路，自建摩耶精舍。1978年秋，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一家翩然返台，张学良成了那里的常客，从此“三张一王”转转会形成，这是他们二人见面最多，友谊更密的时期。张学良对书画精于鉴赏，一次，张大千请他评鉴自己的一幅画，张学良引经据典，品评周深，使自诩“千年精鉴第一人”的张大千也自叹弗如，甘拜下风。1981年7月7日，张大千的最后一巨幅泼墨泼彩山水画《庐山图》开笔，上午9时许，张群在长媳陪同下，张学良夫妇、王新衡夫妇偕子媳先后到摩耶精舍看张大千开笔。画绢长3丈6尺，宽1丈多，经过2个多小时，张大千泼墨勾画，初步完成此画山川的轮廓。夕阳虽好，奈何黄昏已临，1983年4月2日，张大千溘然病逝，享年85岁。张学良闻噩耗立即赶去荣民医院告别，距张大千西归只一小时许，张学良悲痛万分，参加了张大千的治丧委员会，送挚友走尽了人生的最后旅程。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5、以兰铭志人们的生活情趣和爱好往往能反映一个人的品德情操。抗战时，张学良每移一地，只要条件许可，便要莳花种树。溪口雪窦寺，张学良亲手种植了四株楠树，他曾说：“亭沼如爵位，时来则有之，树木如名节，非素修弗能成。”去了台湾以后，张学良又热衷于植养兰花，与“花中君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兰花，“其香也淡，其姿也雅”，“境界幽远”，在张学良的晚年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兰花使他受益匪浅，所以张学良说：“兰为我作伴多年，给了我生活的信心，给了我生命。”在寓所的高墙深院里，张学良开辟了两个兰圃，一个种洋兰，一个植国兰，从种植到浇水，从施肥到除虫，张学良无不亲力亲为，天长日久，他对兰花的品种、生长的习性、种植的方法，都了如指掌，他常对友人说：“养兰是一种享受，譬如浇水、施肥、移动花的位置、适度的阴凉和适度的阳光等，都有学问。因为养兰，我买了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而且常向这一方面的专家请教。”其实，张学良自己也可算得上是养兰的行家里手了。他的兰圃中育有200多盆兰花，除了台湾地区的一品兰、蝴蝶兰、缟兰、阿里山无叶兰、达摩兰外，对大陆产的传统品种，张学良尤为偏爱，他的兰圃中，不但有江浙的绿云、宋梅、郑同荷、环球荷鼎，也有四川的大红朱砂、春剑牙黄素，广东的报岁白黑、企叶黑墨，还有福建的银边大贡、龙岩素等，几十个名品数百盆。他为每一盆兰花都题书兰名，如“宝岛仙女”、“玉雪天香”、“太阳”等，并用英文在卡片后面注明英文称谓。兰圃中被誉为一代名兰的绿云，来之不易，花费了张学良几多心血，张学良视其为珍品。那是在70年代台湾举办的一次兰花欣赏会上，一盆开着翠绿鲜艳花朵的报岁兰，令兰友们啧啧称奇，赞叹不已。惊羡之余，兰友们都以能得此名贵品种为满足，张学良也不例外。他在兰展上初见此兰，便大为倾倒，自此念念不忘，明查暗访一年多，才寻到兰主，于是数次拜访兰主，其爱兰之心终于打动了主人，兰主又因仰慕张学良的德高望重，遂同意割爱。张学良以高价购入，以后又精心培养呵护，推广于世，使之成为一代名兰——绿云。此后，绿云在各种大小兰展上，频频亮相，博得兰友们的一致好评。在兰界，张学良以“赵老先生”闻名，“赵老先生”平易近人、性情豪放，是一位儒雅的长者。台北地区养兰的人不少，每逢周日，在台北的兰花交易所、花市及园艺所，兰界人士济济一堂，热闹非凡的场合中总少不了赵老先生的身影。他和兰友一起观赏、品评、交流、切磋，赵老先生赏兰极其仔细，对兰花的优劣评价头头是道，十分在行。台北市区及近郊，只要稍有名气、略见规模的兰园，他几乎都访遍。兰界人士把“赵老先生”的到来看作是一种荣耀，他每次光临，主人必定热情相迎，敬奉香茗，一同闲坐园中悠悠漫谈，话题始终不离兰花。时间久了，兰界人士终于从“赵老先生”不凡的气宇中，猜到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每逢岁末年初，兰花盛开时节，台北市区及近郊的兰花养殖园经常会接到电话，告知有位“赵老先生”要前往赏兰。于是，半小时后，便会有一辆白色轿车开进兰园，从车上下来一对老年夫妇。男的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脸色红润，说话嗓门很高，戴着一副墨镜，气度不凡，这就是自称赵老先生的张学良，那位女士是他的夫人赵一荻，其余男士是随车而来的司机、保安人员，张学良为躲避记者的追踪才化名“赵老先生”，但是，兰界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都很敬重他。张学良爱兰之心，常人难及。只要看到中意的兰花，他见了就买，从不还价。有一次，张学良在某处兰园见到了一盆奇异的兰花，心下暗喜，他向花的主人表示准备购买此花，花主见他只是一位儒雅老者，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断定他不会花巨金买花，就不经意地将价值8000元的名兰说成2000元。万万没有想到，张学良毫不迟疑地如数付钱买下，兰主“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事后他得知奇兰买主竟是张学良将军时，他不仅佩服张学良慧眼识兰，还将此次机缘视为幸遇，逢人就谈及此事，满心欢喜地说：“卖给张学良将军值得，亏了6000元也值得！”从此，兰界又有很多人知道了“赵老先生”的身份，常不计利润，半卖半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有举办“兰花展览”，张学良都是必到之客，除了鉴赏观看外，他还每每将自己精心培育的兰花带到兰展上，与众兰友共享。1997年，中国北海第七届兰花博览会期间，张学良送来的3盆参展兰：墨兰、金花三金嘴和新品种寒兰大出风头，倍受兰界赞赏，许多中外游客竞相与此3盆兰花摄影留念。在张学良的养兰史上，还有一段“爱国号”盆兰赠江泽民主席的佳话。1993年4月21日，第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在这次博览会上，台湾世界交流协会专门设置了“张学良将军与兰花”展馆。4月25日晚上8点，江泽民主席来到“张学良将军与兰花”展馆前，展台正面墙上，挂着三幅张学良将军养兰的彩色大照片，江主席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看起来张先生的精神很好呵！”这时，受张学良委托送兰的兰协会长黄秀球手捧一盆兰花走上前去，对江主席说：“这盆兰花名叫爱国兰，张将军培育了20多年，并亲自命名‘爱国号’，现在送给您。”江主席接过花说：“谢谢，我祝张先生身体健康！”一时间，“爱国号”盆兰赠送江主席成为两岸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新闻媒介称：此举“寄托着张将军对大陆同胞的一片深情，将成为我国养兰史上的一则佳话”。为了养好兰花，张学良还专门订阅了《兰花世界》月刊，买了许多关于兰花的书籍，在他离开台湾赴美定居以前，他亲手栽培的兰花已多达300盆，他委托黄秀球代养，全部送给了世界兰蕙交流协会。1998年，为了祝贺张学良的九八华诞，黄秀球想出在祖国大陆沈阳张学良的故居举办“张学良兰展”为他祝寿的主意，5月7日，张学良手植的13盆名品兰花从台湾空运到沈阳大帅府——张学良旧居陈列馆，举办“庆祝张学良将军98华诞兰花特展”。这13盆兰花中，有品名称作花兰的“桃姬”、“婴姬”，还有称作线艺兰的“爱国”名品。张学良闻听在他的旧居举办兰展，为他祝寿，高兴异常，连连说：“好啊好啊，家乡人还记得我，给我做寿，学良谢谢了。”并祝家乡父老安康幸福。张学良养兰，不仅是为了消遣欣赏，陶冶性情，还爱它的品格，以兰铭志，抒发情怀，在几十年的养兰岁月中，他对中国兰文化和兰的历史颇有研究。他曾为第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写过一篇贺词，贺词集张学良数十年养兰之心得，也处处可见他对兰历史和兰文化的功底：“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品格高超的名花，自春秋时孔子自卫适鲁，作猗兰之操，誉为‘王者之香’，而后历代文人雅士咏歌不绝。左氏不遗梦兰之征，屈子思君紉兰为佩，周易更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是将君子比德于兰，而非以兰比德于君子。骆宾王也说：‘博望候之兰薰桂馥’，又将兰喻为‘世德流芳’。兰在国人的心目中，可以说占了极为崇高的地位。花卉的爱好，大致说来，与个人的秉性和品德确有关连。晋陶渊明独爱花中隐逸的菊，自李唐以来，国人多爱花中富贵的牡丹，而周宋濂溪则独爱花中君子的莲。其实兰之为品，兼三者之德，又各极其长：王者之香，是富贵之极；容古留芳，是隐逸之最；出淤泥而不染，经岁寒而不凋，它的清介坚劲之美，更非莲所能比拟。是兰之为名花，不但足以赏心悦目，更可以陶性怡情。兰之为用，岂仅在于观赏而已。......”通篇充满对“花中真君子，风姿寄高雅”的兰花的倾心赞美，花如其人，这也正是张学良追求的高风亮节、脱俗返真的境界所在。第十四章 终老美国夏威夷1、赴美探亲（1）103岁的张群在给张学良做完90大寿以后，似乎为他们的世纪之交划上了完美的句号，不到半年便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三张一王转转会”只剩张学良一人，再也转不起来了。此情此景，让喜爱热闹的张学良倍感落寞、伤感，竟无端生发出“还能望几回夕阳西坠”的感慨。张学良的许多亲属都在美国，除了儿孙们之外，与他感情甚笃的五弟张学森及家人也居住在美国的夏威夷。已过耄耋之年的张学良萌发出赴美探亲的宏愿，桑榆晚景，能够诒孙弄祖，不亦乐乎？他把自己的出国之愿，透露给了“总统府”副秘书长兼“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邱进益与张群关系不错，平时与张学良也有往来，听说张学良想要出国，他表示非常理解，并说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把他的这个要求转达给李登辉。1991年2月14日，旧历除夕，张学良夫妇应邀来到李登辉官邸。这次新年会见，是通过邱进益安排的。在简短的寒暄和道过新年祝福后，张学良径直向李登辉提出了打算出国的想法，“儿女孙辈都在美国，趁着还走得动，我想去他们那里看看，不知总统有何看法？”李登辉当即表示他很同意张学良出国的想法，并说：“过去政府有很多解不开的结，现在环境现实都有了变化，我很愿意协助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同时他又表示，张学良已解禁多年，与儿女们团聚是理所应当的事，“至于张先生什么时候成行，到国外呆多久，我看应该充分尊重您个人的意见。一些具体问题，可以让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办理。”有了李登辉的这番首肯，再加上邱进益等人从中协调，张学良出国的各项手续异常顺利，不到一个月，一切手续办妥，3月10日，在幽禁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终于得以走出台岛，赴美探亲。下午3时，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相携，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台北桃园中正机场“华航”的贵宾室里，早已等候多时的记者们立刻蜂拥上前，将其团团围住。虽然行前张学良为避免新闻界的干扰，已经做了防范措施，登记买票时未用本名，但那些善于捕捉消息的记者们还是在查阅机场出境旅客名单中发现了线索。此时面对蜂拥而至的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的记者们，张学良只得接受了专访，率性而谈。记者：您马上就要踏出国门，此刻的心情如何呢？张学良：我觉得好，现在的心情很好。我好吃好喝，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心情。记者：您是在何时和李登辉“总统”谈到希望出国的？何时获知当局准许您能出去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对您出国的事是否表示过什么？张学良：这件事你应该去问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也不应该说。我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想谈政治，郝柏村说了什么你去问郝柏村好了。记者：您预计在美国待多久？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和旧属见面或作公开演讲？张学良：我不一定待多久，好玩就多待一点，不好玩就少待一点，我是土包子，从来没去过美国。......（说到这儿用手指指夫人赵一荻）她倒是去过很多次，不过从前欧洲我可去过很多次。此行我主要是去看儿孙，现在全部的儿子只剩第四个还活着，我在美国的亲戚加起来比台湾的还多呢！我去美国不会作公开演讲，不只在美国不会，在中国也不会作公开演讲。记者：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张学良：我不知道中共注意我的事，我也从未和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记者：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张学良：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个人吧，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记者：您说您是莽撞的军人，您回想西安事变的过程，和您的个性有无关联呢？张学良：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记者：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很多都很推崇您，认为您在35岁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出自对国家统一的忠诚仁义，您自己觉得呢？张学良：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我这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你要认识我，看我过去的历史你就知道了，人家写什么我从不辩，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这样，过去也一样。记者：西安事变有很多谜，您是否愿意写回忆录来解开这些谜呢？张学良：我从不写回忆录，也不回想。圣保罗说：“忘却背后，努力向前。”我从来不往后看，我已经91岁了，脑子已装满了，没有什么好再回想的啦。记者：几十年来您的行动受到限制，海内外对此事都很关心，您平常都做些什么？张学良：你们为什么老要说我行动受限制，我就是你们记者给限制住的。我和政治毫无关系，平常也是和老朋友聚一聚，吃点小馆子。现在老朋友都过世了，不是他们死得早，是我活得太久了。我平常就是在院子里散散步走走路，北投后面的大屯山都没有去爬过。记者：听说蒋夫人对您的信仰方面影响很深，您最近还常去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吗？最近有没有看到蒋夫人？张学良：蒋夫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年轻时对佛教很有研究，刚刚来台湾住在高雄时和佛教界的印顺法师常常来往，从前也向班禅法师请教过佛法。有一次，蒋夫人和老总统到高雄来看我，我很得意地对他们说关于佛教的研究，蒋夫人却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后来我和我太太在正式结婚时领洗，以后就常常去凯歌堂做礼拜。从前老先生在时，每个礼拜他们夫妇都来，最近我还是到士林去，但是老夫人腿不好，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在凯歌堂出现了。记者：谈谈您的养生之道好吗？张学良：我没什么养生之道，就是好吃好喝，我内人的菜烧得很好，平常我白开水、茶、咖啡都喝，走路运动，就是这样而已。记者：您曾说“两字听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聪明是如何误了您的一生？张学良：我没有高见，就是用个小聪明，人其实很鲁莽，我回答你的话也很聪明。第十四章 终老美国夏威夷1、赴美探亲（2）这次专访，很快见诸于台湾各大报纸。《中国时报》刊载的《秋后蚱蜢，心如止水》一文中这样写道：“张少帅虽已老矣，但与他接近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率直和爽朗的一面。他步履虽缓但行动稳健，即使是现在，他仍自认是‘军人’，他说话声如洪钟，这是看起来仅存的一点将军气势了。”《联合报》记者寇维勇和程川康则撰文如此评定：“昔日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东北少帅，为了理念的坚持，经过长年幽居和五十年荣辱叹息，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不过在时代叶脉上，却是个不轻易褪色的人。”《中国时报》记者杨索在《张学良赵四相携走过坎坷人生》中谈到，“发现他（张学良）极具幽默感和童心，见解亦灵活殊异常人。和他相携走过人生岁月的赵一荻，则流露出宗教濡染的赎世情怀，更彰显出风月洗练过的面貌”，“当两位老人相扶着准备登机时，张学良哈哈大笑说：‘别人都说我成了电影明星，你们采访我，我要向你们收钱。’赵四小姐则在他身后不忘嘘寒问暖。人们不禁感叹，他们确实是一对走过坎坷人生的真正伴侣。”《中央日报》记者马西屏著文《出国寻常事，何处都一样》，结尾写道：“56载沉潜，少帅有知己高谈转清，有神交印心证道，有研明史、莳花草、观山水、万物静观而怡然自得的雅趣，更有赵四小姐的情深依傍，张学良坐上‘华航’飞机，心中恬淡无争，他早已没有往后看的‘平反’困扰，只有往前看的‘历史评价’。”1991年3月10日下午5时30分，张学良夫妇乘坐华航004号班机离台飞往旧金山。经过了19个小时的飞行，跨越了东西两个半球，因为时差的关系，当地时间依然是3月10日下午2时23分，飞机徐徐降落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张学良身披一件乳黄色风衣，坐在轮椅上，由“华航”旧金山经理刘永祥、机场主任李中选两人引路照料出机场。出海关后，儿子张闾琳、儿媳陈淑贞以及孙子张居信夫妇前来迎接，张学良与儿孙们一边走，一边用英语交谈，显得精神状态颇佳。尽管张学良千方百计想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但早已闻风而动的记者们哪能放过如此难得的机会，他们立即围上来进行现场采访。“我年纪大了，视力听力都不好，我听不清你们的问题，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话虽这样说，但在记者们的再三缠问下，张学良还是简短地谈了谈他的出国打算：“第一次出国，并无任何特别感想。此次来美，主要是看看儿女及孙子们。”记者见从张学良口里一无所获，就将采访目标转移到赵一荻，请她讲讲。赵一荻以“跟他在一起，一切都听他的”为由，婉言谢绝回答。张学良抵达美国的消息，不止令新闻记者们兴奋不已，当天晚上，张学良夫妇下榻的女儿闾瑛家中电话铃声不断，其中既有记者打来的，亦有张学良的故旧、东北同乡打来的，但更多的是与张学良并无任何关系，仅仅是钦慕张学良的英名，渴望能与他说上几句话的人。女婿陶鹏飞守在电话机旁，疲于应付，铃声一直响到深夜，还持续不断。3月11日，抵美的第二天，吃罢早饭，张学良便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外出游览。在女儿、女婿、儿子、儿媳的陪伴下，整整一天，游东河、逛金门公园、观金门大桥，深入旧金山唐人街，张学良均是游性盎然，兴趣十足，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对旧金山的风景、市场的货物、甚至水果摊上卖的金山橙，无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情地看了个够。而且一旦发现什么新玩艺儿，张学良的眼睛就发出光彩，脸上绽露出如孩童般的好奇。对于张学良的过人精力，女婿陶鹏飞如此评价：“身体健康状况比去年在台北做90大寿时还好，脑子清醒极了，对任何外来的景物反应都很快，说话非常开朗，懂的东西又多，美国市场上售卖的货物，他都能说出来龙去脉。”夜幕初降，张学良夫妇与女儿、女婿等6人来到旧金山湾区的一家法国餐馆，由陶鹏飞做东，请大家品尝法国菜。张学良又一次让儿女们大吃一惊：席间，他不但把他那份儿佳肴、汤、甜品吃个精光，还吃了不少水果和面包。女儿女婿见91岁高龄的老父亲有如此好的食欲，既感欣悦又自叹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