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蒋介石派了一位名叫黄仁霖的代表到上海，约赵四小姐同去溪口见张学良。张学思向黄仁霖述说了自己探望大哥的迫切愿望，黄仁霖答应向蒋介石发电请示，经电请蒋介石后，获得批准。于是，张学思、赵四小姐和黄仁霖一行3人，来到了雪窦山。兄弟相见，自是万分激动。南京一别，不过才半年多时间，但兄弟两人却感到彼此都有千言万语要向对方倾诉。然而，特务队长刘乙光却以款待张学思、赵四小姐为名，不停地在房间里穿梭进出，张学思始终找不到机会与大哥互诉衷肠。翌日上午，黄仁霖奉蒋介石之命找张学良单独谈话。良久，张学良才从屋里出来，张学思看到大哥神色不悦，心里感到十分蹊跷：不是说蒋介石要释放大哥吗？难道又变卦了？他真想问问大哥，黄仁霖都说了些什么，但周围处处都有便衣警卫，他除了和大哥唠唠家常，谈谈生活琐事外，什么也不能说。没过多久，张学良就恢复了常态，午后，他竟兴致勃勃地邀请张学思和赵四小姐去游览雪窦山名胜。张学思不知道大哥葫芦里埋的是什么药，他多么想留在房间里和大哥促膝而谈，听听大哥对东北军的前途和抗战事业的看法，探明大哥是否有获释的可能啊，他望着大哥，摇摇头说：“大哥，天这么热，明早再去吧。”可张学良不由分说，拉了张学思就走，“你难得来一趟，怎么能不尽情地玩玩呢！”见大哥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张学思张口刚想解释，被张学良一把拦住，“别说了，走吧，走吧，不抓紧时间，说不定明后天下起雨来，你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样，张学良一手拖着张学思，一手拉着赵四小姐，在一群警卫人员的跟随下出发了。上山途中，张学思心事重重，根本就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一路上闷声不响，张学良却一路谈笑风生，引经据典，很是投入，赵四小姐在一旁也不时发出开心愉快的笑声，张学思痛苦极了。这时，张学良突然指着他对众警卫说：“你们看，我这位弟弟，像不像一个标准的卫兵？”众警卫顺着张学良所指一看，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大家都穿了短衫短裤，只有张学思一人穿的很严整，连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张学思也笑了，他是苦笑。“莫非大哥忘却了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大志？”望着兴致十足的大哥，张学思一颗心不住得往下沉。好不容易盼到了回去吃晚饭，张学思心想，晚上一定要找个机会和大哥好好谈谈。然而，饭桌一撤，张学良却又拉他去打乒乓球，还叫刘乙光当裁判。张学思对大哥的行为万分不解，闷闷不乐地应酬着。乒乓球玩累了，张学良又拿出了国际象棋，说要和弟弟比个高低，张学思暗暗叫苦：“大哥啊，大哥，你怎么玩起来把什么都忘了呢？！”张学思并不知道自己误解了大哥。其实，张学良何尝不急着想和弟弟好好谈话呢？可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处在特务们的监视之下，自己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上报军统局和蒋介石。张学良只有以这种方式让特务们放松警惕，等待谈话的时机。一天、两天、三天，整整三天，都是在玩乐中消磨掉了。第四天，是张学思留在雪窦山的最后一天了，也许是天助吉人，雪窦山上突然雷雨大作，张学良企望几天的雨真的降临了。吃完早饭，张学良有意自言自语道：“今天这天气，不能上山游逛了，只好在书房里看画报了！”赵四小姐心领神会，她站起来对张学思说：“你们兄弟去看画报，我和他们在这儿玩纸牌。”赵四小姐边说边张罗着和特务们拿牌、洗牌，张学良和张学思乘机离开，到书房去了。张学良把四弟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个书架和一个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思顿时明白了。张学良示意张学思不要开口讲话，他指了指墙壁，然后拿出纸和笔，示意张学思笔谈。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狂草：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看完后，用橡皮擦掉，也在纸上速写出弟弟想知道的情况，从简洁、缭乱的字里行间，张学思知道了大哥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参加抗战，蒋介石不理睬，宋美龄回信叫他“好好读书”。此次，黄仁霖是奉蒋介石之命，让他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写信，嘱咐他们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不可胡闹。从“谈话”中，张学思了解到大哥渴望奔赴抗日疆场的迫切愿望，同时又深为自己不能率军抗击日军而激愤不已；张学思还知道了大哥是在宋子文的保证之下跟蒋介石来南京的，未想到会被扣留。最后，张学良要张学思设法告诉东北军各军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还嘱咐张学思，“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兄弟俩的谈话是无声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似翻江倒海，电闪雷鸣！张学思接过大哥递过来的一张张纸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腮边滚落，灼热的文字，火一样的激情，燃烧着张学思的心，他真想扑过去和大哥抱头大哭一场，把积郁在胸中的感情倾吐个痛快！他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多年来却因政见不同，从来没有谈过一次心里话，第一次彼此兄弟敞开心扉，袒露肺腑之言，却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张学思努力克制着自己如潮水般汹涌的感情，他擦干眼泪，挥笔写道：“您的话我一定办到！”赫然的几个大字表达了张学思的心情，他在心里默念着：大哥，您放心吧，我已经找到共产党了，您的愿望一定能变为现实的！兄弟俩紧紧拥抱在一起。突然，门外传来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声音：“副座，我们下棋啊！”边说边破门而入。与此同时也传来赵四小姐的清脆嗓音：“刘队长，你的牌还没出完呢！”刘乙光尴尬地把已迈进门的一条腿又抽了回去，“哦，我对桥牌不感兴趣，想和副座下下棋。”张学良早已收拾好纸笔，“好啊，画报看腻了，正好换换脑子。”说着笑呵呵地迎上前去。第二天，张学思就告别了大哥张学良，离开了雪窦山。他们兄弟俩谁也没有想到，此次会面，竟成为他们今生最后的诀别！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6、家庭冲突1938年4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党决定将骨干力量分批送往延安学习。对于张学思的去留，周恩来亲自过问，认真讨论，考虑到张学良目前能否获释还是个未知数，若张学思此时去延安，恐怕会对张学良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周恩来要张学思耐心等待一个时期，看时局的变化如何再做定夺。此时，张学思的母亲许夫人和他的三姐、三姐夫已经将天津的房产卖掉了，现在暂居香港，不久将前往美国定居。老夫人思儿心切，给张学思发来电报，希望母子能相聚几天。张学思接到电报后，举棋不定，不知该去还是不该去，他想到了母亲会因此把他一同带到美国去的可能性。此时的张学思，才仅仅只有二十二岁。象他所出身的那种豪门家庭的子女，这个年龄，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过着吃喝玩乐、纸醉金迷的生活，有的甚至离开仆人侍侯，就无法过日子。如果能认真读书，出国留学深造，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象张学思这样视富贵如粪土，从小就追求进步，十七岁就彻底背叛军阀家庭参加共产党的，象他这么年轻就天南海北地奔走，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生活过得那么充实，那么有意义的，简直凤毛麟角。张学思知道母亲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他出国留学深造。请示了党组织，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张学思心里轻松了许多。党组织的信任让张学思倍受鼓舞，“你一个‘大帅府’的公子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名共产党员，哪点是人家强迫你的呢？你抛却荣华富贵的享受，高官厚禄的引诱，投身到千难万险的革命事业中来，哪一点不是凭着自觉自愿呢？所以，党对你是完全信任的！”上级领导刘澜波的话久久地在张学思耳边回荡，他在心里说：“澜波同志，我在香港随时待命，只要党一声召唤，我就立即赶回！”香港真是个花花世界！酒吧、夜总会、“麻雀馆”、赌场，灯影摇曳，乐声靡靡......刚从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突然来到这个“世外桃源”，张学思还真不习惯。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张学思学会了驾驶飞机，这并不是出于娱乐喜好，而是他认为，自己是军人，就要掌握多种技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张学思在香港陪母亲度过了百余天安逸、恬静的生活，这种感觉真是久违了。然而，和过惯了夜生活的香港人相反，在一切娱乐场所里都找不到张学思的身影。白天，他陪母亲闲话、逛街、散步、游玩，夜晚，则是他最好的读书时间。张学思到香港后，就通过党组织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廖承志是国民党元勋廖仲恺的儿子，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理论水平很高，张学思到了香港后，多次听他讲解当前的形势，分析抗战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在理论的提高上获益良多，他也因此和廖承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刻，他正捧着廖承志送的《论持久战》一书，看得津津有味。廖承志送书的时候，曾郑重地告诉张学思，毛泽东写的这本书，是一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光辉文献，认真阅读，定会大受教益。张学思轻轻地翻动着书页，一边看一边不停地啧啧赞叹，毛泽东在这本书里，科学地分析了中外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中日两国的国情民意，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描绘出一幅全民抗日，杀敌御侮，最终必将取得胜利的壮丽画卷。看着，读着，思考着，张学思的心仿佛飞到了延安，亲耳在聆听伟人的教诲。就在张学思挑灯夜读的时候，三姐夫妇和母亲也正在进行家庭会议，他们商定，一定要把张学思一起带到美国去。一场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阵激烈的争吵过后，屋里出现了暂时的异常沉默，一股浓浓的压抑感笼罩着整个房间，似乎酝酿着接下来的更激烈的争论。张学思脸冲着墙，坐在写字台前，胸口起伏，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感情激动中平息下来；三姐不停地踱过来又踱过去，高跟鞋的声音一下又一下撞击着每个人的心；三姐夫埋头默默在想着什么；母亲则坐在藤椅上，不安地一会儿望望儿子，一会儿又看看女儿。良久，三姐开口打破了沉默：“四弟，你再仔细想一想，到美国有什么不好？去美国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事啊，你为什么这么任性呢？凭你的聪明，凭你呱呱叫的外语，到美国的高等学府去深造，将来还怕找不到好的出路吗？不比你留在国内担惊受怕强百倍吗？”“是啊，学思，你三姐说的有道理啊，你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三姐夫不失时机地附和着三姐，“现在国内战乱不已，你留在国内，谁保证你的安全？这个暂且不谈，退一步说，你的学业怎么办？总不能半途而废吧。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你一点也不考虑吗？美国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你现在到那儿留学，学好了本领，将来回国贡献力量不是比现在更有用吗？”“就是呀......三姐又开腔了，可是话刚出口，就被张学思打断了。“三姐，姐夫，”张学思扭过脸来对着姐姐姐夫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现在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正是需要军人出力奉献的时候，我绝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我怎么能做可耻的逃兵呢？不，绝不！”张学思越说越激动，嚯地站了起来，胸脯起伏，脸胀得血红。看到母亲、姐姐、姐夫都吃惊、不解地瞪着他时，张学思做了个深呼吸，平息了一下自己过于激动的心情，继续说道：“姐姐、姐夫，你们如果在七年前跟我说这些话，我肯定会听的，因为那时我并不想从军当兵，甚至厌恶军人。可是，九一八之后，我的看法变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寇的铁蹄肆意地践踏，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任人蹂躏和屠杀，我也是个血性男儿啊，从那时起，我就立志从军。也许，你们这些话三年前说出来，我也不一定反对，因为那时我也曾想出国去学习军事，到奥国、德国、法国或英国，只要不是日本，我都愿意去。但是，时至今日，我的主意已经改变了。我已经在国内军校毕业了，现在，国家正值用兵打仗之际，我怎么能放着眼前的敌人不打，放着现成的本领不用，却跑到别的国家去学这学那，我学得进去吗？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侵略我国土、屠杀我人民，却不闻不问吗？那么我学的又是什么军呢？我的军人的天职和中国人的良心又何在呢？再说，大哥为了全国的抗战事业，身陷囹圄，我作为他的弟弟和部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走，于兄弟之情也不容啊！”屋里只有张学思慷慨激昂的声音在回荡，三姐和三姐夫都沉默了。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母亲开口了：“安儿说的话很有骨气，象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们就不要再争了，安儿，妈依了你，你就留下来吧！”此话一出，不仅张学思大吃一惊，连姐姐、姐夫也没想到本来反对得最厉害的母亲竟如此通情达理，三人异口同声地叫了声“妈！”，齐齐盯住母亲，满脸都是诧异的表情。母亲的眼里溢出了泪花，毕竟是骨肉情深，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弃舒适安逸于不顾，而甘愿冒生命危险居无定所呢？然而，也正是因为母子情深，她了解儿子的所思所想，理解儿子的一片爱国热忱，儿子既然有志气，就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吧！母亲转过脸去，轻轻地揩去不断涌出的泪水。张学思也流泪了。这泪水中，有感激，有感动，也有愧疚，还有不忍。张学思是个孝子，他多么想陪伴在母亲身边，尽自己的一片孝心，让母亲能够快乐地安度晚年啊！可是，理想、信念和爱国激情在他胸中燃烧，他不得不割舍母子深情，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妈妈，原谅我吧！”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7、革命伴侣1938年10月下旬，张学思化名张昉，奔赴延安。在这个革命的圣地，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张学思与广东姑娘谢雪萍相遇了，成就了一段纯真的革命爱情。初识是在延安女子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那是1940年初春的一天，延安女子大学举行的报告会吸引了来自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许多外校的学员，张学思也随着一群伙伴来到了女大礼堂。在喧哗拥挤的人群中，张学思一眼就发现了一位梳长辫子的年轻姑娘，坐在第三排的长条凳上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本画报，周围的嘈杂仿佛于她无干，她丝毫也不受影响。在人声鼎沸的会场中，姑娘显得那么恬静、端庄，格外引人注目。张学思的心里一动，加之对画报一向比较感兴趣，就凑上前去问：“这份画报是从哪儿借的？”“图书馆。”张学思的问话，似乎没有引起姑娘的注意，她连头也没抬，继续埋头看她的画报。“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北方人吧？”张学思觉得姑娘的口音带点南方人的味道。“我是从广东来的。”“嗬，你一个女孩子，跑这么老远？！”张学思有些吃惊，又有些敬佩。“那又怎么了，抗日又不分远近！”姑娘似乎觉得张学思小看了她，这才抬起头来，正好与张学思的目光撞个正着，两人有那么几秒钟的对视，突然，又都同时觉察到什么似的，慌忙躲开了对方的凝视。就是这短短的一瞬间，张学思的心潮掀起了波澜，再也平静不下来了，这场报告会，王明校长讲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眼前一直浮现的是姑娘深深的、犹如清泉般透彻的双眸，还有那软软的带着南方音的普通话......张学思后悔没有问姑娘的姓名和地址，他多想再见到她啊！第二次报告会，第三次报告会，张学思都早早赶来，坐在上次姑娘坐过的那个位置上，期盼着和姑娘再次相逢，可是，女大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张学思并没有如他所愿再遇见姑娘，他有些怏怏不乐。“嗨，那不是张昉嘛，你怎么来了几次，开完会就走了呀！”一个熟悉的乡音从背后传来，张学思回头一看，原来是同乡顾大姐。顾大姐是个话匣子，一见面就和张学思摆起了龙门阵，张学思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向顾大姐打听一下呢，她肯定会知道的。想到这，张学思鼓起勇气，刚吞吞吐吐说出“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广东姑娘”，顾大姐马上明白了，“哦，你问的是小广东啊，她叫谢雪萍，是我的同班同学。”接着，从顾大姐那里，张学思了解到了他所想知道的一切。广东姑娘谢雪萍出生于德庆县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因家贫无力抚养，大姐、二姐先后被送了人。谢雪萍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得暴病身亡了，母亲被迫改嫁，只好将她送给姨家。养母一开始对她还好，后来新添了女儿，就对谢雪萍刻薄起来，逼她干重活，动辄打骂，还强迫她退学。幸亏养父是个厚道人，一再保护谢雪萍，坚持让她念书。养父死后，谢雪萍不堪养母的虐待，逃到了广州，到广东纺织厂做了童工。老板的辱骂、工头的毒打、繁重的劳动、深重的剥削，使谢雪萍对这个黑暗的社会越来越憎恨。后来，为了活命，她还曾到香港去做过工，相同的遭遇使她渴望寻找一方乐土的心愿更加强烈。1938年，她18岁时，经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的介绍，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第二年六月，谢雪萍在延安抗大入了党，女子大学成立后，她便转入了女子大学学习。想不到这么一位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姑娘竟然吃过这么多的苦，张学思越发感到姑娘不简单，想结识她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顾大姐早已从张学思的表情中猜到了事情的端倪，她心里暗暗发笑，“嗬，真想不到，竟连张昉也要找对象了！”顾大姐知道张学思的出身，也知道他六岁就做了曹大总统的未来姑爷，她也知道张学思一直在为这场根本没有爱情的政治联姻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反抗和斗争，后来，张学思坚决退掉了专门亲事。顾大姐还知道，在张学思出走帅府到北平、南京等地上学期间，又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想同这位张副司令的弟弟攀亲，托人做媒的，主动提出的，不计其数，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到了延安以后，顾大姐更是亲眼看见曾有城市里来的女大学生主动追求张学思，但张学思都无动于衷，似乎他是个绝缘体，爱情跟他完全不沾边。今天，绝缘体竟然要交女朋友了，顾大姐既惊讶又激动，她故意问：“张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嘛。”确实正在想心事的张学思冷不防地听此一问，心里有些发慌，脸不觉红了，“没有，没有什么......哦，不......”张学思欲言又止，难以启齿。“怎么，有事让大姐帮忙吗？”顾大姐调皮地问。“大姐，我......我想......我想请你当红娘！”话一说出口，张学思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哦？！”顾大姐心里一喜，故意问：“看上谁了？”“大姐！”张学思认真地说：“打从看见谢雪萍第一眼起，我......我就，再也忘不了她了，大姐，你就帮帮忙吧！”顾大姐看张学思憋红了脸，结结巴巴的样子，知道他为人庄重谨慎，根本不可能拿这种事随便说笑，看来他是动真的了，顾大姐也很想成人之美，就爽快地答应了。星期天，顾大姐特意为张学思和谢雪萍安排了一次“偶然”相遇。顾大姐找到谢雪萍，拉她一起去逛市场，谢雪萍正想买两个本子，两人就有说有笑地沿着延河水朝市场方向走去。突然，顾大姐冲着一个策马扬鞭的年轻人兴奋地大叫：“张昉——”，年轻人听到喊声，就势从马背上跃下，“哦，是顾大姐，你们逛市场去？”谢雪萍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来。“你们还不认识吧，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顾大姐用手一指张学思，“他叫张昉，是抗大东干队队长，我的同乡。”又用手一指谢雪萍，“她叫谢雪萍，女大三班的学员，我的同学。”“噢，咱们见过面！”张学思高兴地说。“噢，你就是，......在女大礼堂听课的时候！”谢雪萍也想起来了，两人高兴地握起手来。接着，顾大姐应张学思的邀请去他那儿小坐，不由分说地拉上了谢雪萍同去，谢雪萍刚要分辩，顾大姐截住她的话：“他们东干队有的是本子，给你两本就是了，走吧！”张学思在旁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我那儿有好多本子，你不用去买了。”那天从张学思的窑洞出来时，谢雪萍手里真的拿了两个本子，不过她并不知道这是张学思临时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当然，她也更不知道今天的偶遇是顾大姐一手安排的。后来，几次这样的“偶遇”之后，他们之间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一天傍晚，张学思约谢雪萍到饭店去吃“法国面包”。谢雪萍以前从没见过什么“法国面包”，感到十分新鲜，待到端上来一看，她扑哧一声笑了，“真逗，这就叫法国面包啊，下次我也会做了！”原来，这种大名鼎鼎的“法国面包”，不过是用蒸熟的馒头裹上一层鸡蛋糊，用油炸一下，再撒上一把白糖而已。“那好哇！”张学思接过谢雪萍的话，说：“你做的肯定好吃，但愿我能常常吃到你亲手做的法国面包。”谢雪萍的脸刷的红了，她调皮地说：“你要想吃，我就做不好了，只会烤山药蛋。”谁知张学思认真地说：“只要是你做的，山药蛋也好吃，我愿意天天吃！”谢雪萍羞怯地低下头去......没过多久，张学思和谢雪萍相恋的消息就在抗大和女大传开了，羡慕者有之，祝福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劝阻者有之。“雪萍，你知道吗？张昉是张学良的弟弟啊！”乍闻此言的谢雪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顾大姐从来没告诉过她，张学思自己也从未提过这件事呀！不过，谢雪萍很快就平静下来，“我可不管他是谁的弟弟，我喜欢的是他本人，不是他的身份！”“张昉，你要三思啊！你们俩的出身和地位相差太悬殊，能生活到一块儿吗？”面对这样的疑问，张学思总是坦然一笑，平静答道：“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和工人出身的同志生活在一起呢？难道少爷出身的就非得娶个小姐不可吗？谢雪萍和我志同道合，我为有这样的伴侣感到骄傲和自豪！”心心相印的张学思和谢雪萍，彼此都认定对方是自己的终身伴侣，1940年秋天，在延安宝塔山的窑洞里，张学思和谢雪萍与东干队另外几对新郎新娘一道，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8、情系新中国海军（1）1949年4月，张学思奉命进京，参加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北平，张学思见到了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在肯定了他过去十年工作的巨大成绩的同时，又将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他——筹办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作为培养海军的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张学思欣然受命，并郑重向总理表示：“我决不辜负您的殷切期望，只要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努力去干好！”随后，张学思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海军军校的工作中去。6月，他奔波于安东、大连和葫芦岛之间，组织大连船渠（现大连造船厂）的技术力量，为“重庆号”军舰的打捞工作做好勘探和其他准备事项；7月，他重返北平，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8月，他和刘亚楼、张爱萍一道，赴苏联参观学习，并为打捞“重庆号”和创办海军学校聘请苏联专家。9月，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张学思代表海军发言说：“中国人民海军以一个幼年的资格，列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我们今后一定坚决彻底地执行共同纲领中关于军事制度的一切要求，使海军成为统一的人民军队的一部分，并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学习与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我海军指战员，提高全体人员的政治质量与军事技术，并有步骤地培养人民海军的干部。我们一定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这番可算是海军建设的誓言引起了全会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张学思倍受鼓舞和振奋。不久，肖劲光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和张学思一起研究创建海军军校的方案。10月，由张学思负责聘请来的苏联专家陆续到达沈阳，张学思又赶到沈阳，和苏联专家们就建校的具体事项交换了意见，并陪同首席专家沿渤海和黄海岸边勘测丈量，挑选校址，最后选定在大连老虎滩湾西侧。11月，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组建大连海军学校的命令，并提出“学习苏联经验，办正规海军学校”的办学方针。同时任命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为大连海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张学思为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接下来，紧张的建校筹备就拉开了帷幕。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时时都须事必躬亲，从房舍的修理到用具的配置，从教员的聘请到培训，从教学器材的调集与安装到教材的编写与定稿，从学员的招考到教职员工的来源与安排....千头万绪，丝丝缕缕，哪一件都需要张学思来最后定夺，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事无巨细，张学思均亲自过问，白天，他和苏联专家到处奔走进行指导检查，晚上，又抓紧时间，制定办学的大政方针或讨论具体的办学事宜，往往通宵达旦，熬夜成了家常便饭。就凭着这样的分秒必争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大连海军学校从酝酿筹备，到正式诞生，仅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1950年2月1日，大连海军学校正式开学了。当看到学员们坐进整洁明亮的教室里，发奋学习时，当看到教员们住进宽敞舒适的新宅，热情激昂的投入教学工作时，当看到苏联专家搬进特意扩建的专家楼，全心全意地协助中国办好海军学校时，张学思这才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张学思夜以继日，以校为家的工作劲头让苏联专家们叹为观止，他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首席专家克洛契柯夫操着半生的中国话对张学思说：“打娃里西张，你这么年轻，整天和我们住在一起，你还没有成家吧？”张学思笑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他叹了口气说：“工作太忙，顾不上家了！”“噢——！”克洛契柯夫怔怔地望着张学思，随后竖起了大拇指，“真了不起，张。”苏联专家的话，提醒了张学思，算一算，从去年4月去北平后直到现在，整整十个月了，他和谢雪萍夫妻俩从没照过一次面，没通过一次信，谢雪萍完全不知道张学思的下落。在此期间，张学思倒也不是没有机会途经沈阳，而是工作太忙了，他舍不得时间，所以，每次经过家门他都狠狠心，放弃了回家的机会。想到大禹治水，也才只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己倒好，超过大禹一倍多，七过家门而不入！想到这里，张学思自嘲地摇了摇头，心上涌起了一股对妻子、对孩子、对家庭的深深的歉意和愧疚。万事开头难。海军学校草创伊始，面临着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一是师资力量薄弱；二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存在着矛盾。针对第一个问题，张学思集思广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从苏联海军院校中聘请；二是从全国各高等学府招聘；三是从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中挑选。按照张学思提出的三原则，再经过不懈的努力，海军学校的师资力量有了很大地增强，先后从清华、北大招聘了慈云桂等几十名教员，从湖南大学招聘了光学博士曹修懋、数学教授余潜修等十几位教员，大连大学也派出了十几名教师作为海校的兼职教员。对于这些新来乍到的知识分子，张学思皆礼贤下士，执礼甚恭，他逢人便讲：“古人尚懂得重金礼聘，礼贤下士，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吗？”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工农干部不理解张学思的做法，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打天下，怎么能让知识分子来坐享其成呢？这种情绪使张学思感觉到进行普遍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分别找来许多教员、学员和机关干部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意见要求，又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和全校大会，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必须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强调在实践中既要尊重知识分子又要发扬工农干部的优良作风。张学思的话，使海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很受教育。从此以后，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互相尊重，团结一致，形成了良好的教学气氛，大家共同为了创建强大海军的远大目标而努力工作着，学习着。张学思的心血没有白费，工夫不负有心人，大连海校成立以后，连续不断地为海军部队输送了成千上万名优秀干部，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涌现出了一批批的英雄模范人物，大连海校也因此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张学思的心血和努力。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8、情系新中国海军（2）转眼进入了5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随着人民海军建设事业的发展，组建海军航空兵的任务又提到了海军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1953年3月，张学思不负众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同时命他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张学思带着几位海军干部在朝鲜考察了海岸防御和海上作战的情况，还到朝鲜人民军海军部队参观学习，与指挥员一起探讨海岸防御和抗登陆作战的方案。此次朝鲜之行，张学思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回国后，为了尽快胜任新的职务，张学思分秒必争，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他不耻下问，请海军司令部的各位业务长给他上课，向下属各部的部长、参谋请教，走到那里，他就学到那里。张学思还特别爱买书，只要是发现有航海、航舰、海军、海战方面的书籍和材料，他都想方设法购买和搜集，并且“爱屋及乌”，凡是有关海洋的书，不管是科技的、探险的、人物传记、甚至小说和科幻作品，只要和海沾上边，他照买不误。妻子谢雪萍看他买书的劲头，感叹地说：“你呀，真是全心全意爱上你所干的那一行啦！”随着广泛、深入、大量的阅读，张学思的理论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他并没有满足于纸上谈兵，为了更好的熟悉海军业务，他还经常下基层部队搞调查研究，深入到第一线了解具体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丝不苟。在海军中，张学思赢得了工作严谨、深入细致的好评。1955年9月，张学思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56年8月，张学思又接到了组织上新的任务——到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深造，这是张学思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他兴奋得夜不能寐。他迅速整装待发，赶往苏联。到了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后，张学思凭着扎实的数理和外语基础，申请进入速成班学习。速成班是专为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高级海军干部开设的，学的课程是浓缩的，它要求在十五个月（三个学期）时间学完本科头三年的课程，因此，张学思的学习任务相当繁重。除了学院规定的课程外，张学思还广泛地查阅了大量的海军资料，他成了图书馆和保密室的常客，他珍惜每一分钟，抓紧时间阅读、摘抄和研究，有些来不及抄，张学思就凭着非凡的记忆力背下来，回到宿舍后，再整理成文。就这样，张学思在留学期间，积累了一本又一本的学习笔记，后来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我国人民海军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列宁格勒期间，张学思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周末图书馆和保密室本来是不对外开放的，在张学思的强烈要求下，也破例为中国学员开放了，张学思怀着一种紧迫感在拼命地和时间赛跑，他的学习内容，早就远远超过了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要求！一年一度的寒假，张学思也没有舍得归国度假，他的假期计划，早已安排得满满当当，想念妻子儿女的强烈感情，被他狠命地压制到了脑后。张学思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全部都奉献给了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每隔几个月，他就会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当前国际上海军发展的信息写信汇报给海军首长，有的信甚至长达万言。与其说是信，倒不如说是他学以致用的论著，它对我国的海军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些信件，后来都成了我国海军发展规划的宝贵资料。1957年11月，张学思以优异的成绩从速成班结业并转入本科四年级学习，1958年秋末，张学思如愿获得了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本科毕业文凭。年逾不惑的张学思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又一次被人们誉为“高才生”。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6月，为了了解、掌握我国自行制造的潜艇的实际性能，张学思随“0三”型潜艇进行练习性远航。历经20余天的航行，张学思取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对国产潜艇的各项性能和优劣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提出了改进意见。9月，张学思又率舰艇巡逻编队，远赴西沙群岛考察、巡视，途中遭遇台风，情况十分危急，面对突发情况，张学思沉着冷静，他果断地指挥编队先暂泊永兴岛躲避风暴，最终战胜了风浪，圆满地完成了考察任务。1963年5月对“跃进号”沉没原因的调查是张学思完成的又一项重大任务。“跃进号”出事区为公海，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一些大国的舰艇经常在这一代游弋，台湾、韩国的舰只也时常出没于此，所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赴现场调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学思和陶勇等东海舰队的领导亲自制定调查方案，反复斟酌，多次修改，对于每一个环节，例如编队航渡、搜索目标、巡逻警戒、潜水探查、空中保护、通讯保障等问题，张学思都思虑再三，周密布置。此外，张学思还逐个与潜水员谈话，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任务的光荣性和艰巨性，他们纷纷表示绝不辜负党和国家付与的重托。在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下，5月18日，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编队出航了，张学思负责岸上指挥，随时与舰队保持着联络。经过详细探查，最终查明了“跃进号”失事原因，与张学思当初的判断完全吻合，是由于偏离了航线，触到了苏岩礁上，触礁后又处置不当，致使船体损坏严重而沉没，并不是一场国际性的政治事件。张学思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调查情况，对于此次如此庞大的海上行动，从兵力部署、组织协同到通讯联络、物质器材的保证，指挥机关和出海舰队一切都做得迅速、及时、有序、无误，周总理非常满意，高度评价了海军的工作，称赞张学思是“精通海军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参谋长。”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1）光阴荏苒，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几年倏忽而过，张学思已届知天命之年，而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的人民海军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看着这些骄人的成就，张学思从心底里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振奋。然而，正当张学思满怀踌躇，准备继续努力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却骤起狂澜。最早是在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无端指责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有现成的好药单子不吃乱开药单子，像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对于长期以来海军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接着林彪又派李作鹏等到海军内部，拉帮结派，发展势力，形成了一个他在海军的亲信集团。在林彪的支持和授意下，李作鹏一伙有恃无恐，在海军掀起了一股股阴风恶浪，从此海军不得安宁。他们诽谤海军党委“搞单纯军事观点”、“技术第一”，对于海军举行的军事比武和练兵高潮大肆侮蔑。针对这些侮蔑，张学思慷慨陈词，愤慨地予以强烈的驳斥。一计不成，李作鹏一伙又生一计，他们给大连海校又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建校15年来，一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林彪随即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将大连海校说成是照搬国民党旧军队、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和苏联的一套封、资、修的东西，必须将这些资料和教材都统统烧掉。于是，海军第一所正规化的院校多年积累的中外图书资料就在林彪的一句话下被焚烧一空，大连海校损失惨重，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止。目睹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间闹剧，张学思气愤、苦恼、怨懑，他恨自己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张学思历来都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最不愿意介入那些无谓的争斗，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从不回避矛盾和斗争。1965年秋，张学思化名张昉到天津塘沽区的北塘人民公社参加“四清”运动。他身在渔村，心系海军，无时不刻不在关注着海军的命运。此时召开的海军党委会议，李作鹏等林彪死党全盘否定了海军的工作，在随后公布的会议简报上更是一派胡言，对于海军主要领导进行攻击和侮蔑，张学思看后十分气愤，他义愤填膺地说：“海军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象话了！”1966年5月，结束了“四清”工作的张学思重新回到了海军司令部，正好赶上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此之前，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策划制造了陷害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件，把罗瑞卿打成了“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接着，他们就企图以“肃清罗瑞卿影响”为名，想在这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将海军主要领导人整下去。会议刚开始，李作鹏等就叫嚣：海军主要领导人紧跟罗瑞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必须作检查，交代问题，接着，他们露骨地提出了要罢免海军的主要领导人。司马之心，路人皆知，显而易见，他们觊觎夺取海军的领导权已久。张学思既震惊又愤怒，在中央书记处和军委领导的支持下，他对林彪一伙在海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我们军队的党委会上，竟然出现此类事件，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这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活动！”“你们企图用欺骗的办法，作出决议，造成既成事实，去逼中央军委点头，这种企图是个阴谋，这种做法是恶劣的非法行为，必须彻底揭露，使全军引以为戒！”张学思的坚持正义，刚正不阿，让李作鹏等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夺权路上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反革命集团趁机大肆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海军自然成了他们夺权的重点目标，李作鹏当上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思冒着被打倒的风险，坚持正义，不买李作鹏的帐，硬是顶住了李作鹏的歪风邪气。这样一来，李作鹏一伙更是将张学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把他排斥在文革运动的领导之外，甚至连海军司令部的一些重要活动，也不让他这个海军党委常委过问。面对全国越来越混乱的局势，面对自己越来越危险的处境，张学思仍然坚持海军部队应保持稳定，他亲自出面组织干部和战士，日夜守卫在通讯、指挥、机要等要害部门，防止造反派冲击海军领导机关。造反派还是越来越嚣张，眼见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个被打倒，张学思的心里十分愤懑和沉重，同时他也预感到李作鹏一伙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他对妻子谢雪萍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但风暴既然来了，不用怕，也不用躲，迎上去，我们是坦然的。”然而，“君子坦荡荡”的张学思碰到的是一伙不讲理的小人。1967年7月22日，在林彪老婆叶群的授意下，李作鹏等人编造罗列了两大罪状，强加到张学思头上，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心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说“张学思有特务嫌疑”，“蒋匪特务机关长期以来策反张学思”，“张学思自己写的自传中也交代接触过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蒋匪大特务戴笠还请他吃过饭。”这份无中生有的诬陷材料，李作鹏不敢通过公开的途径送上去，他派自己的老婆将材料交给了林彪、江青和关锋。不久，李作鹏收到了林彪集团的干将吴法宪传达的林彪“旨意”，逮捕张学思。李作鹏得此“尚方宝剑”，立刻着手布下了罗网。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当他接电话时，只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通知他，说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他马上到招待所去。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当他来到招待所时，立即被李作鹏的亲信逮捕了。虽然张学思早已料到他们不会放过自己，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却怎么也不曾想到，他们运用的竟是如此卑鄙和下流的手段。张学思被关进了北郊的一个营区里，失去了自由。他的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他扪心自问，对党无愧，他先后三次给李作鹏和海军党委写了质问信，但都得不到任何回音。在那个黑白混淆的内乱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制和人权可讲，李作鹏一伙到处散播“张学思是特务”的谣言，想先发制人，把张学思一下子置于死地，然后，再从张学思身上挖出可以用来攻击和侮蔑周总理的“证据”，这就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箭双雕”的险恶阴谋。张学思洞悉了他们的诡计，任凭怎么逼供，他都坚持原则，拒绝说假话和出具假证据。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2）李作鹏从张学思身上找不到缺口，就另打起主意来。一天，一伙人突然闯入张学思家中，逼问谢雪萍，1961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哪里通知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议？讲了些什么话？有什么活动？一股怒火涌上了谢雪萍的心头，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伙人的用意，他们是冲着周总理来的！他们要调查的事件，指的是1961年12月12日由周总理主持举行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那次招待会，张学思夫妇和杨拯民夫妇都应邀参加了，席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表达了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的怀念之情。会上，张学思异常激动，在给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与会者说：“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四口牺牲了，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高崇民先生有感而发，即席赋诗一首，诗中有“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之句。周总理说，憔悴二字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该说一人奋斗在东南。张学思闻言过度激动，竟致未能终席。散席后，周总理还特地到休息室去看望他，劝慰再三。想到这伙人居然要对敬爱的周总理下手了，谢雪萍怒火中烧，她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周总理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来人见施诡计不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暴力压迫，张学思始终正气凛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不屈的斗争。虽然身陷囹圄，但张学思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他给周总理和毛主席又写了申诉信，但这些信件都被李作鹏一伙截留、扣压下来，他们生怕他们的阴谋败露，千方百计地严密封锁消息。谢雪萍和子女也曾给周总理、毛主席写过信，但同样也被没收，落到了李作鹏一伙的手中。为了彻底整倒、搞臭张学思，李作鹏一伙采取了群众斗争和专案审讯相结合的办法来压服张学思，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连续十几天，张学思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批斗，批斗之后是提审，搞连续作战，丧尽天良地想以此威逼张学思屈服。不料，张学思不但不屈服，反而逐条批驳了他们捏造的种种罪名和“证据”，驳得痛快淋漓、驳得李作鹏一伙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张学思历经磨难，还是誓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奋笔疾书“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愿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表达了绝不向淫威妥协，更不寻个人苟安的高洁志向。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把张学思置于死地是铁定不变的方针，但张学思誓不妥协的铮铮铁骨让林彪反革命集团既恨且气又怕，他们又进行了多次的内查外调，可是假案毕竟是假案，是经不起调查的，所以他们搞了几年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连“专案组”也认为没有再调查的必要了，请示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林彪集团十分清楚，张学思不是一般人物，中央首长都熟悉他，如此下死力地整了两年还整不倒他，岂不自找倒霉！所以，李作鹏十分露骨地对“专案组”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于是，专案组对张学思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残。非人的折磨，使张学思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到1970年2月时，他甚至连路都走不动了，哮喘非常严重，耳朵几乎也全聋了。张学思知道自己的病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他想吃点香肠、吃点酸菜都遭到拒绝，甚至想吃土豆，他们也都推说没有，他要求住院治疗。专案组被迫让他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果然是重度营养不良引发的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和肺原性心脏病。如此重病，可惨无人道的林彪集团还是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他们以防止张学思“自杀”为借口，把病房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泡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张学思病重的消息传到周总理耳里后，周总理不顾自己也非常困难的处境，指示全力进行抢救。可李作鹏一伙对此指示置若罔闻，张学思的病情迅速恶化。1970年5月29日9时13分，张学思终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不幸逝世，年仅54岁。在此之前，他还曾留下遗言：“我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我的问题，一个是党籍问题，我是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不是混进共产党的。”“另一个是东北问题，我不知道彭真在东北做了什么错事，我也没有跟彭真做过什么错事！”“还有，说我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这完全是政治诬陷！”“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问题迟早会弄清楚！决不能罚不当罪，罪不当罚！”临终之前的张学思最后一次表达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真理的信念，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诬陷他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做了明确的否认。弥留之际的张学思最后留下的是“恶魔缠身、恶魔缠身”八个大字！怀着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无比愤慨，张学思溘然长逝。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10、历史自有公断历史不容抹煞，善恶终有鉴别。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的戈壁滩上，落得了应有的下场，这是历史的报应，闻知者无不拍手称快。与此同时，谢雪萍和子女们也开始四处奔波，为张学思的平反而努力。张学思的子女上书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对张学思的问题作出结论，但由于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余孽尚存，“四人帮”淫威正盛，上书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次年4月，谢雪萍再次致函毛主席，报告张学思受迫害的情况，她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终于如愿地转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叶剑英立即指示总政治部“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复查结果表明，李作鹏一伙捏造的罪名完全是子虚乌有，所谓的证据也破绽百出，自相矛盾，复查组作出了应为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的复查结论。4月8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4月19日，张学思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张学思的冤案又一次重新审查，1980年12月，终于得到了公开的彻底的平反昭雪。张学思的家属得到了妥善安置。对张学思最为思念的老母亲，海军党委给她请了一位服务员，照料她的生活。周总理对张学思的老母亲十分关怀，他亲笔在海军党委的报告上，将补助“一定”的生活费改称“足够”的生活费。许老夫人对党和国家也始终是一片赤诚之心，当她得知爱子已经去世的消息后，曾痛不欲生，接连三天不吃不喝、痛哭流涕，但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在儿媳谢雪萍的竭尽孝道下，老人家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当张学思的三姐从美国来看她时，许老夫人告诉女儿说：“国家对我照顾得很好，你不要挂心。”许老夫人最后以九十的高寿离世。张学思如英灵有知，当含笑九泉！张学思共有子女6人，分别是张先毅、张仲群、张晓晓、张啸啸、张乐然、张子京。他们现在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香港。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1、一母同胞的二弟学铭张学良兄弟姐妹14人，男女分别排行，在兄弟中张学良居长，其下有弟弟7人，即张学铭、张学曾、张学思、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姐妹6人，大姐张冠英，妹妹张怀英、张怀卿、张怀曈、张怀曦、张怀敏。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字西卿，和张学良同为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所生。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张学铭和大哥张学良境遇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学良从出生开始就倍受张作霖宠爱，一直以来望子成龙，寄予厚望。张学铭则完全相反，他刚一出生就犯了张作霖的忌，从此饱受冷落，不被张作霖所喜。原来，张作霖是个非常迷信的人，1908年张学铭出生的那天，张府看门人老薛头午睡做梦，梦见一个小喇嘛，直冲进院内，恰在此时，张学铭降生了。老薛头从梦中惊醒，起身追赶，被张作霖迎面碰上，张作霖见他慌慌张张，就问：“跑什么跑，进来做什么？”老薛头回答：“见一小喇嘛进了院，因此我才追了进来。”张作霖一听，就很不高兴，骂道：“这小子，找我算帐来了。”原来，早年张作霖办团练时，曾经枪杀过一个匪帮内的小喇嘛，迷信的张作霖认为刚降生的儿子是小喇嘛转世，来向他索命的，所以，无辜的张学铭刚出生，就不被张作霖所喜爱。1910年，学铭两岁时，赵氏带着他从新民府来到奉天找张作霖要钱，晚上学铭哭闹起来，住在另一厢间的张作霖被吵醒了，不由分说就把学铭痛打了一顿。学铭才两岁，本来两岁的小孩夜间啼哭是很正常的事，不应该大动肝火，但张作霖因白天赵氏要钱而将怒火发泄在学铭身上，他之不喜学铭也可窥见一斑。后来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帮助，掌握了东北大权之后，他的势力得到不断膨胀，日本人担心他的势力过于强大，恐怕难以控制，就假惺惺地建议张作霖送一个儿子到日本去留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正在读中学的张学铭因一向为张作霖所不喜，遂被选中派往日本，进入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大哥张学良倒是很关心这个在异国求学的胞弟，经常写信鼓励他发奋学习，增长才干，曾写过如下一信：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甚喜。我弟论起东瀛人士，皆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妥。......切望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他们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后来，张学铭学成归国，先在东北军任职。1930年10月，他就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931年3月，出任天津市市长，兼任公安局局长和东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对于他出任天津市长这件事，张学良非常生气。张学铭因为从小不受父亲喜欢，不被重视，和一母同胞的大哥有天壤之别，心里自然不服和不高兴，此时大哥又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业，主政北平，他认为大哥的一切来得都太容易了，是白捡来的，张学良跟弟弟说，你哥哥能有今天，是把脑袋拿下来干，是拿命换来的！但张学铭不信，老是觉得大哥太顺利了，张学良说他是“欲大胆小，有好处就来”，会做表面功夫，“常常把人哄得好好的”。张学良主政北平时，本来对天津市长的人选早已确定。但吴铁城出于私利，保举了张学铭当市长，他上报中央政府，在张学良不知情的情况下，中央突然发布了任命张学铭为天津市长的命令。吴铁城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送张学良人情，因为他与张家两兄弟关系都很好；二是他要拉拢张学铭，想以后多知道点内幕消息。张学良对此事十分生气，他本来是有权否认的，他只要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就可以顶回去，但他考虑再三，他要是顶回去，张学铭不乐意倒也罢了，可吴铁城就完蛋了，蒋介石肯定不会轻饶他的。所以，张学良思虑再三，还是没有顶，默认了这个事实，不过，他后来说，这是他平生最抱歉最难过的事。张学铭的原配夫人姚氏，是张作霖包办的婚事，两人成婚后长期感情不和，终致离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张学铭愤而辞去天津市市长一职，出国到欧美游历。在德国，他遇见了曾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的朱启衿的女儿朱洛筠，说来这朱洛筠也算是老朋友了，在天津时，他们常出入于大型的娱乐场所，曾是共同娱乐的伙伴。此次异国相逢，他乡遇故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两人一直交往密切，终于结成百年秦晋。无独有偶，朱洛筠还曾是赵一荻的同学和闺中至友，此时密友成为妯娌，交谊更深了一层。后来，当朱洛筠得知赵一荻甘愿抛弃舒适的生活，无怨无悔地陪伴张学良幽禁时，作为同学、至友、妯娌的朱洛筠对她敬佩万分，她曾公平地评价：“我总觉得我们张家所有的人，都对赵一荻欠情很多。在张学良将军被软禁，长期处在逆境的日子里，我们张家的人，不管心肠多么好，有谁能伸出一只援助的手，帮助他做点他需要做的事呢？只有赵一荻，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全身心地陪伴、照顾着张学良。数十年如一日，多么不易！我们张家所有的成员都从内心敬佩她感激她！”1937年，张学铭才从巴黎辗转得知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及大哥被软禁、拘押的消息，在为大哥担心的同时，张学铭又感到深深的自豪，他很想亲见大哥一面，但是一时无法脱身，只好在异国遥寄思念之情。直到1941年，张学铭夫妇才得以携子张元冲、张鹏举从香港转道回到祖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任命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等职，但张学铭一直住在天津，从未上任。新中国成立后，张学铭一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热情关怀。1950年，张学铭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毕业时，他希望能做一名真正的劳动者，自食其力，并提出愿意管理公园，于是，组织上就任命他为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后来，张学铭又曾担任过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还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由于周总理的保护，张学铭一家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学铭对周总理总是感念不已。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学铭又先后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虽然年事已高，但几十年来，对大哥张学良的思念却没有稍减，而是与日俱增。每每忆及大哥，他便禁不住情绪激动，热泪盈眶。每年六月张学良生日时，张学铭总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家里摆上寿桃，举行寿宴，领着全家人吃长寿面，遥祝大哥平安，康健。每次一提起大哥，张学铭总会愤然道：“我大哥被老蒋关了几十年，至今还被软禁在台湾，我们在大陆的一家子老小盼了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得见面！多少年来，我只能在梦中与大哥相会。”1978年2月，在全国政协第十五届全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学铭从怀念周总理说起，又情不自禁地提到了大哥张学良，他情绪激动地说：“我大哥被蒋介石软禁，已经是第四十二个年头了。我大哥几十年来身陷囹圄，孤零零在台湾度日如年，真是苦海无边哪！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后，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愤、不平、伤心，心里不是滋味！我......”激动万分的张学铭气喘吁吁，老泪纵横，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在座的许多政协委员们也都鼻子发酸，感慨万千。1982年，张学铭已身患重病，病榻上他仍念念不忘身在台湾的大哥。从一本海外出版的中文杂志上，张学铭看到了大哥访问金门的消息，并看到了大哥用望远镜眺望祖国大陆河山的照片。四十多年未见，大哥也垂垂老矣！张学铭感慨良多，他悲伤地说：“为什么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可以让我去看望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也敢，就看台湾当局肯不肯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见不着我大哥，作鬼也要去一趟台湾！”听者无不低头垂泪。可惜骨肉相聚的心愿未了，张学铭便于1983年因肝硬化而溘然长逝，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嘱托儿子张鹏举：“我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与大哥见面。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告诉他。”夫人朱洛筠女士还专门填写了一阕《思佳容》，表达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怀念：少小同嬉忆故情，而今白发说余生；将军手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怀旧雨，盼新晴，春回两岸海波平。中华一统归来日，万户融融笑语声。张鹏举是张学铭的次子，现在天津市政建设开发总公司工作，1998年6月3日，张鹏举专门赴美国夏威夷为大伯张学良祝寿，完成了父亲的心愿。张鹏举与大伯是平生首次相见，他首先向大伯行了大礼，跪地叩头。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双手合十，连连作揖。在随后的叙谈家常中，张鹏举将父亲临终的心愿告诉了大伯，并说：“为了还父亲的这个愿望，我便决定通过这次祝寿，来檀香山与从未见过面的大伯父相聚，实现父亲临终之遗愿。”张学良听了侄子的话，神色黯然地叹息道：“你父亲去逝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张学铭的长子张元冲目前在香港定居，从事经商。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2、其余诸弟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十四个兄弟姐妹中的“头头”，弟弟妹妹对他十分尊重，也很听他的话，张学良对他们也很严格，有差错就管教，从不姑息，不过，因为张学良严于律己，兄弟姐妹间一直相处和谐。张学良对兄弟姐妹们从不分什么嫡庶，也不许他们摆少爷、小姐架子。他常向弟妹们讲张家的家风，为人要正派，千万不要仗势欺人。他说，我们要和老百姓讲团结，才能给张家增光，否则，只能给爸爸抹黑。爸爸太忙，年纪大了，有时顾不过来，我要替爸爸管教你们。我是大哥，你们要听我的。三弟学曾，生于1911年，少年时十分好玩，最爱逗蛐蛐。有一次，他差厨工孙大虎出府去帮他捉蛐蛐。孙大虎在税捐局周局长公馆的墙根下，用铁锹挖蛐蛐，被局长的公子发现，不让他挖，双方发生了争吵，孙大虎仗势打了局长的儿子，被扭送到了警所。警所所长一看是对局长公子大打出手，二话没说，就将孙大虎劈头盖脸地抽了几十鞭子，张学曾得知后，气得立即乘车直奔派出所，“岂有此理，这还了得，你们简直没有王法了！”张学曾指着警所所长的鼻子大骂。“请三爷息怒，请三爷息怒，这完全是误会。”所长连忙赔罪，并上前替孙大虎松了绑。张学曾还是不依不饶，反派人将警所局长捆了起来。正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张学良打来了电话，叫张学曾马上带人回家，一切由他来处理，口气不容置辩，坚决严厉。经过调查，，此事是张学曾要孙大虎捉蛐蛐引起的，责任在张学曾、孙大虎一方，第二天，张学良亲赴警所，向所长一再道歉：“帅府子弟缺少家教，给您添了麻烦，特来赔礼。”所长闻言，惭愧不已，对帅府子弟的风范倍加称赞。张学曾成年后，曾在北戴河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那个时候，中外通婚可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被学曾的母亲许夫人知道后，大为光火：“混帐东西！一个堂堂的中国人，竟要娶一个外国女人！”许夫人怒不可遏，命学曾跪在地上，拿起鞭子就抽。这还不够，许夫人又命仆人把他捆起来，交给时任天津市长的张学铭处理，张学铭为难了，他是自己的三弟啊！再说，交外国女朋友犯什么法呀？因此请求宽恕了他，但许夫人仍是不肯罢休，又派人把他送给张学良处理。看着五花大绑地跪在地上的三弟，张学良大吃一惊，待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他呵呵笑了，“老太太虽然有失偏颇，但她的一片爱国之心也算难能可贵啊！”边说边给张学曾松了绑，对他说：“三弟，你怎么不向四弟学学，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呢！”张学曾笑笑，摇摇头说：“光是军队也救不了国，还得要文化要科学，我是个自由主义者，喜欢自由自在地搞学问，受不了军队的那一套。为了一个外国女人，妈妈捆了我好几天，大哥你就饶了我吧，别让我到军队里去没完没了的立正、稍息了！”后来，张学曾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二战爆发后，他定居美国，曾在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任职。他共有二子一女，均在美国，长子张闾璜，在美国石油开发公司从事研究工作，次子研究美术。五弟张学森，1920年出生，曾留学美国，主攻航空飞行。抗战胜利后，回到国内，担任了天津警备司令部少校秘书。1948年后去台湾，后来长期在华航檀岛办事处供职，定居夏威夷。1993年张学良第二次到美国探亲，除了去旧金山看望儿子和孙子外，就是到夏威夷看望五弟学森。张学森以东道主的身份向长兄张学良介绍了夏威夷的概况，并建议他和赵四小姐在此定居。张学良很快便喜欢上了夏威夷，1993年圣诞节后，张学良果然定居夏威夷，租住在临海的一幢高层公寓里，距张学森所居之地很近，平日相互照应，很感安慰。定居夏威夷后，张学良夫妇的日常生活及对外联络主要由张学森代为照料与处理。1994年1月，著名京剧爱好者仝玉洁和汪文娟邀来了几位京剧名角，加上旧金山当地的一些京剧爱好者，兴致勃勃地为张学良举办了欢迎会。这天傍晚，张学良由五弟张学森夫妇陪同，乘车前来赴宴，夫人赵一荻因身体关系未能出席。欢迎会气氛热烈，节目精彩纷呈，张学良听得津津有味，几乎忘了时间。五弟张学森见夜色已深，便建议大哥回家休息。“我不回家！”张学良故作执拗地说。“你不回家，我要报告大嫂！”张学森开玩笑道。“那我就告诉大嫂，说你不带我回家！”张学良逗乐说。兄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逗得来宾哈哈大笑。沉寂片刻，张学森又逗趣道：“我带大哥到这里玩得这么开心，大哥应当发给我奖金啊！”张学良闻言，真的从口袋里取出钱包，然后慢慢地翻找着什么。众人以为他要拿钱奖励五弟，谁知张学良却拿出一根牙签，“这牙签，是我发给你的奖金。”张学良面带微笑，一本正经地对五弟说。见此情景，众人又是一阵大笑。最后，张学森说：“大哥，咱们回家吧！”张学良听了五弟的话，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家在哪儿啊。”张学森闻言，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张学森和大哥张学良一样，都极其酷爱京剧艺术。张学森与北京的许多京剧名家都很熟识，定居美国后，他不时飞回北京听戏、看戏、交流切磋。后来和中国京剧院著名演员于魁智结识后，往来频繁，一年之中更是有两三次到北京去，到北京后一安顿好住处，张学森就忙着给于魁智打电话，急切地约定时间地点来吊嗓子唱戏。1995年9月初，张学森来北京参加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期间，曾和于魁智一起切磋唱腔。临分手时，他郑重地与于魁智商定：“明年6月1日，大爷（张学良）95大寿。他最喜欢听你唱了，请你们到夏威夷来，咱们好好热闹一回！”回到宿处，张学森兴致勃勃地将这一计划告诉了与他一起来北京的妻子及三个女儿。不曾想三天以后，他竟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在北京去世，美好的心愿一夜间竟成了逝者的遗愿。张学森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张闾蘅受母亲、姊妹们的委托，一定要了却父亲生前的这一心愿。无独有偶，1996年四五月间，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二三十年代曾与张学良过从甚密的阎宝航先生的女儿阎明光时，阎明光正准备亲赴夏威夷为张学良祝寿，也想把张学良喜爱的京剧艺术家请到夏威夷去。两位女士的想法不谋而合，当然也就一拍即合。不过，由于于魁智经常去外地演出，当阎明光颇费周折地找到他并得到首肯时，离祝寿日期只剩下十多天时间了。幸好有关部门获悉这一动议后，不仅十分理解，并且相当支持，尽可能地提供一切方便，使出行的各项手续办理得极其顺利。6月1日晚5时30分，于魁智如约出现在张学良先生95岁寿诞宴会上，张学森的夫人一见到他就不无惋惜地感叹道：“你们可来了！他（张学森）要是活着，看到你们来了，该多高兴啊！”六弟张学浚，1922年生，肄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在国民党军统部门工作过，后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七弟张学英，1924年生。1948年先去台湾，再转赴香港，后又转回台湾。一生无正当工作，也没有子女，1983年病逝于北京。八弟张学铨，出生于1925年。九一八事变后随母亲寿夫人迁往天津。日本投降后，他来到东北，在营口税务局工作，解放后，又回到天津，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到天津市第五十五中学工作，还担任了区政协委员。爱人马蕴兰，女儿张闾琪，从事幼儿师范教育工作。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3、胞姐冠英张学良的大姐张冠英，又名首芳，生于1898年，在众子女中排行老大，是张学良一母同胞的亲姐姐，1912年赵夫人病逝后，张学良和张学铭的日常生活就由大姐来照料，张冠英从小就对张学良有着相当的影响，因此张学良对长姐始终敬畏有加。张作霖对女儿的婚事，一向采取包办的方法，用联姻以达到自己争权夺利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公主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张作霖这个政治野心十足的封建军阀，可谓谙熟此道，为了实现他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不惜牺牲女儿的终身幸福，他在世时，他的6个女儿中，除了最小的怀卿未到婚嫁年龄外，其余5个女儿全都按照他的旨意，或嫁给实力雄厚的地方霸主，或与民国的权臣结亲。其结果，自然是为他换来了许多政治上的利益，而他的女儿们，则大多数在笼罩在痛苦婚姻的阴影里，抑郁寡欢，虽然其中也不乏幸运儿，但毕竟只是偶然而已。张冠英被张作霖许配给了鲍贵卿之子鲍毓才。鲍贵卿是张作霖的同乡，早年曾“对门而居，非常亲昵。同在幼年，彼此互吃母乳”。鲍家当时的家庭环境比张家好，张家生活有困难时，鲍家经常给予接济，因此张作霖对鲍家始终怀有感激之情，他与鲍贵卿的情谊也不断加深，逐渐成了“莫逆之交”。在张作霖未发迹之前，鲍贵卿早已投身到段祺瑞门下，与段有“老首长、老部下的紧密关系”。辛亥革命后，鲍贵卿在军界屡屡晋升，1912年10月，在直隶升任陆军少将，第二师第四旅旅长；1913年6月补中将衔，随后任安徽省芜湖大通司令官；同年9月在安徽都督倪嗣冲之下任芜湖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长；1915年8月由于芜湖镇守使官制废止而进京，任陆军讲武堂堂长。1916年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为了称雄关东，他竭力扶植奉天帮，重用奉天出身的人才。恰巧当时发生了黑龙江督军的后任问题，时任总理的段祺瑞便推荐鲍贵卿任该职。张作霖鉴于鲍贵卿的资望、阅历及其与自己的乡缘便同意了，此后鲍贵卿便成为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统治区域虽地处东北，与张作霖隔省相望，但以其隶属关系来看乃实为正统北洋系，不可能随意听凭张作霖的摆布。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统一东北的夙愿，就不得不使鲍贵卿成为自己的亲密伙伴，张冠英与鲍毓才的婚事，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促成的。虽然明知鲍贵卿之子鲍毓才是一介平庸之辈，“既少知识，又无才干，只是由于张作霖的委任才当上了营口海防联军营营长”，当初家里人特别是卢夫人并不赞同这桩婚事，认为其人才疏学浅而且住处又远离府第，但她反对也没用；张学良还小，有异议也不敢吱声。张作霖一锤定音：人家孩子是官宦子弟，准错不了。张冠英就这样嫁了出去，居住在营口。婚后两人感情不和，鲍毓才提出离婚，并另外娶妻。但张冠英受传统思想影响，认为自己是明媒正娶，一直不肯离婚。九一八事变后，张冠英曾先后迁居天津、西安、沈阳，解放后才定居北京。张学良被幽禁后，张冠英十分挂念弟弟，1947年曾有书信托东北元老莫德惠带给张学良，张学良收到大姐的信，激动万分，浮想联翩，他想起了当年母亲去世时，他才十岁，大姐冠英仅长他三岁，却亲自照顾他和学铭的日常生活，如今，他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大姐还念念不忘幽禁在台湾的弟弟。阅必家书，张学良深为感动，热烈盈眶，对大姐的敬仰挂念之情也油然而生，他提笔给大姐回信道：“......我数年来精神甚好，身体也还不坏，惟独眼睛有点花了。那末，就是所谓过四十岁才觉得老的道理吧！也许是这几年来菜油灯下看东西的关系••••••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哪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情深深、意绵绵，张学良与大姐冠英的姐弟深情赫然纸上。莫德惠要离开时，张学良又托他给大姐冠英捎去第二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首芳大姐：您的四月卅日的信和照片十张，附函两封，俱已收到。孩子们都已婚嫁，姑老爷亦都不错，闻之欣快。您已五十之人，亦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上次莫先生走时，我得写几十封信，把我写得头晕，所以给您的信写得有些简略，现在详细说一点......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潮，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是《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是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记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四小姐附问候弟良手奏五月廿日张冠英定居北京后，生活一度非常困难，周总理得知后，特拨一处住房，发放补助，使其安度晚年。张冠英生有三女二子，1954年因病逝世于北京。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4、二妹怀英张作霖虽身为封建军阀，但毕竟是苦出身，对妻室儿女要求相当严格。张学良的二妹张怀英回忆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管教更严，他要求我们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张学良却敢于突破父亲的禁令，他领着妹妹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每年七月十五日带她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冬天指挥她们堆雪人打雪仗。张作霖死后，又是他叫妹妹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然而，在婚姻大事上，连张学良都无法违背张作霖的意旨，跟别说他的妹妹们了。二妹张怀英，生于1907年，生母卢夫人，她从小就被张作霖包办给了蒙古达尔罕王爷之子包布。如果说冠英远嫁营口不遂心，让家里牵挂的话，那么比起妹妹怀英来说，她的婚姻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至少鲍毓才是个健全正常的男人。张怀英天生丽质，容貌清纯可人，可谓是集中了父母亲的精华部分，特别是她性格温顺，心地善良，赢得了帅府内许多人的赞誉。当年服侍过她的丫鬟王秋实曾说过：“我初到帅府时比她小六岁，我服侍她，她也照顾我，经常为我梳头、扎辫子......从来对我不寒言暴语。”就是这样一位人见人爱的姑娘，万没有料到，竟被父亲张作霖许配给了一个“白痴”——达尔罕王爷之子包布是个又呆又傻，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低能废物。张作霖不惜牺牲亲生骨肉来做其政治上的筹码，其用意与冠英的婚事如出一辙。多年来，张作霖一直垂涎内外蒙古，渴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个愿望在其就任东三省巡阅使，统一东北三省之后，才获得了实现的契机。1921年5月，张作霖被正式任命为蒙疆经略使，全权负责征蒙事宜。此时的张作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满蒙之王：作为东三省巡阅使，他可操纵吉林、黑龙江二省督军；作为蒙疆经略使，他对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又握有发号施令之大权。但是，当时内外蒙古的局势很混乱，特别是外蒙时常发生变乱，张作霖为了稳定内蒙局势，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外蒙叛匪，便将女儿送给了在内蒙古王公中颇具影响力的达尔罕亲王做儿媳。达尔罕王认为能够攀上东北王已是幸事，更何况自己痴呆的儿子竟能娶上这么美丽的姑娘，真是喜从天降，求之不得，哪有不答应之理？于是双双开始筹措婚仪。这桩婚事一经张作霖宣布后，全家愕然。卢夫人简直吓傻了，她怎么能忍心将亲生女儿就这么往火坑里推呢？可是张作霖的口气是果断而不容置疑的：就这么定了，没什么好说的。卢夫人也只能有话往肚里咽，终日以泪洗面了；张学良和于凤至私下里为怀英鸣不平，他们想方设法去说服父亲，以取消这门亲事，但张作霖心意已决，他定下的事情无可更改。至于怀英，更是陷入了痛苦恐惧的深渊，她不敢想象未来的日子会怎样？订婚后的头几天内，她茶饭不思，精神恍惚，终日泪流不断，原先那俊美丰润的面容很快就消瘦下去了，怀英夜里常从噩梦中惊醒，每每呼喊着：“妈妈，救救我！”听到女儿凄厉的叫声，面对满脸泪痕、楚楚可怜的表情，卢夫人的心都碎了，她没有解救的办法，只好劝女儿认命吧！张作霖为了进一步达到安抚达尔罕王的目的，特意耗巨资在奉天小河沿北上坎吴俊升公馆东邻处，修建了达尔罕王府。整个王府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有房间80多间。房屋建筑一律为青砖到顶式硬山房。大门外还设有雕刻石狮一对和上下马石等。张怀英的洞房就设在这里。过门那天，王府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东三省要员均前来贺喜，好不热闹，然而，新娘却恸哭不止，姗姗来迟，揭开头盖，人们看到的是个哀哀怨怨的“泪美人”。怀英结婚后，蒙汉生活习俗各异，怀英根本不适应蒙古族的饮食习惯，吃不惯他们的奶茶、牛羊肉等，生活很是不适，但这都还是小事，最无法忍受的是要和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傻子朝夕相处，不要说正常的夫妻感情，就连人与人之间的起码交流也建立不起来，再加上包布性情粗野，一言不合即出手伤人，张怀英实在忍无可忍，婚后长期住在娘家，直到1828年6月张作霖遇难身亡后，她才得以离婚。后来改嫁给了曾任外交部代部长的陈箓之子陈友涛，迁居上海。解放前去天津，这时她已是孤身一人，便与同母妹怀卿住在一起，直到1991年病逝。一生无子女。怀英对大哥张学良非常怀念，她回忆说：“我大哥十五岁时，与十九岁的于凤至成亲，当时还像小孩子一样，我也是十五岁结婚的。东北的习惯，闺女出嫁那天，要娘家哥哥抱轿，我坐在轿里哭，舍不得离家。大哥把轿帘撩开，逗我说；‘看看这小伙还哭不哭？’逗得我笑出声来。吹鼓手们奉命立即吹打起来，八人抬大轿把我送走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怀英和妹妹张怀卿一道，仍在盼望着大哥的归来，她们说：“我们姊妹若能在古稀之年再聚首谈心，死亦无憾。我们期待大哥早日归来！”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5、包办婚姻的幸运儿——三妹怀瞳三妹张怀曈，生于1909年，生母许夫人。她是张作霖5个女儿包办婚姻中，唯一的幸运儿。张作霖将她许配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儿子赵天赐。婚后夫妻感情融洽，相敬如宾，十分和睦。赵天赐是赵尔巽老来得子，七十岁方得的唯一儿子，因此极为宠爱，起名天赐，又名添世，后赵天赐的学名为赵世辉，系博士。赵尔巽是张作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极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他同治进士出身，曾授翰林院编修。1905年出任盛京将军，曾一度离开东北，后于1911年重返东北，改任东三省总督。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为警戒省城，以防万一，赵尔巽本来密调吴俊升部进驻奉天，但此消息被张作霖探知，他捷足先登，立即命令所辖步兵和骑兵共7个营，从洮南驻地日夜兼程，直奔奉天。到达奉天后，即刻晋谒赵尔巽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危难之中，赵尔巽见张作霖自告奋勇前来效命，自然喜出望外，对张作霖擅自行动非但未斥责，反而面加奖励，并补发调防命令，还干脆把驻防沈阳、铁岭一带的中路巡防营统领调开，派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进城后，唯赵命是从，千方百计博取赵尔巽的欢心。他先是以欺骗讹诈手段胁迫新军将领卢永祥等举手赞成赵尔巽所谓的“保境安民”的主张，继而又充当赵尔巽的鹰犬，设计诱杀了东北民主革命志士张榕，以铁血手段摧毁了革命党势力，深得赵尔巽赏识。为此，赵尔巽“专折特奏”，上报清廷说：“张作霖骁勇善战，过于张国梁”，“请朝廷破格升赏，以资鼓励”。清朝廷随即电谕，任命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张作霖由于赵尔巽的保奏，遂以“总兵”简放，被派往巡防营处总办，从此坐镇奉天，其后又被任命为民国陆军中将，27师师长，就任奉天督军和东三省巡阅使等，一跃而成为奉天最高军事首脑。正因为此，所以张作霖一向视赵尔巽为恩人，倍加尊崇。在张作霖的眼里，几朝元老的赵尔巽无疑是德高望重、资深历丰的：赵尔巽在袁世凯称帝时，被袁尊称为“嵩山四友”之一；1917年张勋复辟，曾提名赵尔巽为枢密院顾问；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赵尔巽又出任善后会议议长和临时参议院议长。张作霖不禁萌发了与赵尔巽结为亲家的念头，他想，如果能有机会与赵家沾亲带故，那一定会使自己身价倍增，可以摆脱掉“绿林草莽”的恶名。张作霖听说赵尔巽七十得子，视为天赐，便渴求结为儿女亲家，但他一直没敢明言，只是让左右亲信先向赵尔巽试探。赵尔巽毕竟是老派人物，正统思想根深蒂固，他怎么可能选择绿林出身的张作霖的女儿做自己的儿媳呢？门不当，户不对，有失体统，有损家名，所以想也没想便一口堵住了来探听己意的来客的嘴。而且，一直到赵尔巽死前，还“曾敦嘱诸子侄不可与张联姻”。但赵尔巽故去后，张作霖仍不死心，百般巴结，求取成亲，最后，天赐终于娶了怀瞳为妻，使张作霖如愿以偿。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怀曈和赵天赐夫妇先迁居香港，后移居美国，赵天赐“供职联合国”，“已绿树成荫，子满枝矣”。几年前，夫妻二人还曾返国探亲。张怀曈之子名叫赵守文，是个妇科大夫，很得张学良的喜爱。张怀曈之女后来嫁给了白崇禧的儿子，他们曾去探望过张学良。有一次，怀瞳对大哥张学良说：“白崇禧的儿子很好。”张学良说；“是很好。”怀瞳很奇怪，问：“大哥你认得白崇禧的儿子？”张学良说：“不认识。”怀瞳更奇怪了，“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他很好？”张学良笑着说：“要是我有你这样的丈母娘，我早就一脚把你踹出去了！你住在白家，就冲你这个丈母娘，他没把你踹出去，我就知道他人很好。”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6、同病相怜的四妹怀卿四妹张怀卿，生于1911年，生母卢夫人。她的命运和亲姐姐怀英一样，也是以悲剧告终。张作霖将她许配给了臭名昭著的“辫帅”张勋的儿子张梦潮。无独有偶，怀卿的夫婿张梦潮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患有精神病，怀卿过门后，整天提心吊胆地守着一个疯疯癫癫、神神经经的病人过日子，极为痛苦。可怜的怀卿从未体味过婚姻生活的甜蜜，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烦恼和随时可能的暴力。张作霖如此置女儿的幸福于不顾，又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张勋任巡防队统领驻防奉天省昌图时，和张作霖就是旧知。后来两人在拥护清室上又是声声相通，友谊更进一层。1917年7月，张勋因不自量力的上演了一场复辟丑剧而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因此而臭名远扬，声名狼藉，在政治上一蹶不振，从此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而当时张作霖正是官高位显，春风得意之时。尽管如此，老谋深算的张作霖并未因张勋倒台而小视于他，相反，他认为张勋是他寻求全国霸主地位的有用之人。张作霖是个很有远见卓识的人，野心勃勃的他并不甘于仅称雄关东，他梦想着一统天下，如此一来，他的军队势必要南下征战。为扫除障碍，张作霖未雨绸缪，想先在南方建立一个可靠据点，以为将来的军事行动做充分的准备，而安徽是张勋的老巢，其幕僚盘根错节，势力很大。从这个意义出发，张作霖自然要千方百计和张勋结成儿女亲家，虽然此时张勋表面上已无任何权势。张怀卿和张梦潮的婚姻悲剧，在张作霖归西后才得以宣告结束。九一八事变后，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张怀卿和姜秉玉结婚，定居于天津，曾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晚年与姐姐怀英一同生活，于1992年病逝。张怀卿对大哥张学良非常怀念，晚年常忆及童年和大哥在一起的旧事，她说，是大哥把许多“洋玩艺”引进了帅府，高尔夫球就是其中之一，大哥在帅府时，常要弟弟妹妹们陪他一起玩。带兵以后，大哥还是常常抽空与他们玩高尔夫球。扑克牌也是由大哥引进帅府的。深深眷恋之情，不言而喻。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7、五妹六妹五妹张怀曦，系许夫人之女，生于1913年，张作霖生前将她包办许给了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之子。所幸的是，未待正式成婚，张作霖便遇炸身亡，怀曦遂与其解除了婚约。靳云鹏，字翼青，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在云南任清军十九镇总参议。1911年蔡锷发动云南新军起义时，他在昆明五华山战败，化装逃走，后受袁世凯信任，出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升任山东总督。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代表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次年任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皖系失败后，又由奉系支持再任总理，至1921年直奉战争爆发前，去职，后寓居天津。在靳云鹏代理国务总理期间，正是皖系与直系交恶之时，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靳云鹏本是段祺瑞的四大天王之一（另三位是徐树铮、吴光新和傅良佐），但由于他一直妒忌徐树铮的精明强干和不满其的刚愎自用，所以在代理国务总理期间，曾暗中勾结直系，策划和南方实力派合作，以压制徐树铮。徐树铮亦非等闲之辈，也暗中操纵安福俱乐部掣肘国务会议，筹谋策划寻机打倒靳内阁。张作霖对徐树铮向无好感，徐树铮在1918年讨伐南方担当南征奉军副司令时，曾滥用奉军军费，恣意招编私军，此举引起张作霖的极度不满并与其断交。1919年，徐树铮又曾染指张作霖觊觎已久的蒙疆地区，严重地威胁到了他的“大满蒙主义”的实现。以上种种旧怨，使得张作霖这时便自然而然地站到了直系一边，在靳内阁陷于绝境时，张作霖与曹锟等人发起结成八省同盟，支持靳内阁，使靳云鹏度过了暂时的危机。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张作霖和靳云鹏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特别是张作霖，他在称霸关东之后，还要夺取蒙疆，问鼎中原，他不能不在北京政府内部觅得一个有分量的大腕人物来为他大开绿灯，顺理成章地，张作霖又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联姻。张作霖将五女怀曦同靳云鹏的儿子订婚以后，张靳两家的这种特殊关系确实为双方都带来了好处。首先，他们同心协力拔掉了眼中钉——徐树铮；其次，在靳云鹏的积极活动下，张作霖获得了蒙疆经略使的职衔，实现了“大满蒙主义”的梦想，尤其是还得到了征蒙所需的一大笔军费。与此同时，作为报答，在直皖战争后，皖系虽然遭到惨败，但身为皖系派系的靳云鹏却由于得到张作霖的全力支持而仍能二次组阁，出任总理。显而易见，张靳之间的这种关系实属一时权宜之计，既容易结合，当然亦容易破裂，在此基础上的儿女婚姻只不过是政治交易中的一个筹码而已。打倒皖系后，奉直两派裂痕日渐明显。吴佩孚欺世盗名，在直皖战争取胜后，扬言召开“国民大会”，而张作霖则表示坚决反对，一时间，吴佩孚在中外人士心目中远比张作霖深孚重望。北京政府此时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此举让张作霖极为不满，并迁怒于靳云鹏，认为他过于偏袒吴佩孚，因而张靳关系开始出现不和。1921年底，靳内阁财政危机之时，张作霖在旧交通系的怂恿下，主张改组内阁，推荐在外交、财政上都有相当大潜力的梁士诒组阁。此议得到了时任总统的徐世昌的首肯，于是，靳云鹏陷于总统、奉系和旧交通系三面围攻的困境，被迫辞职。至此，张靳关系完全恶化，两家儿女的亲事此时既无政治利益可图，又无感情基础可言，婚仪当然也就随之搁置下来，不久张作霖意外身亡，双方遂正式退婚。抗战爆发后，张怀曦随母亲许夫人移居美国。六妹张怀敏，1924年出生，张作霖去世时，她年纪四岁，所以张作霖还没来得及给她婚配。1947年怀敏毕业于辅仁大学，嫁于曾任辽宁省省长的翟文选之孙翟元堃为妻。1948年，随母亲迁往台湾，先后在台北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授，翟元堃是某单位的工程师。两人育有二子一女，男名为鲁平、芸台，女名为海蒂。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8、堂弟及其他东北人有句笑话，说眼睫毛长不认亲。张学良晚年曾自嘲地说，我们张家的人都不喜欢我，说我眼睫毛长，不认亲。此话有例为证：张学良的二伯父剿匪时被土匪打死后，他们全家就都住进帅府，由张作霖来供养。二伯父的大儿子，也就是张学良的堂兄叫张学成，与张学良曾是讲武堂的同学，但后来被张学良给枪毙了。“我这个人铁面无私，我是毫不客气的，他勾结日本人，卖国，我就把他枪毙了。”张学良如是说。原来，九一八前夕，张学成一度曾与石友三暗中勾结，企图投靠日本人，在东北兴风作浪；九一八后，日本人又利用张学成，他便以“东北自卫军总司令”的名义，在黑山、北镇一带勾结土匪，为非作歹。他还发表宣言，声称要与日本人合作，建立东北“新政权”。张学良知悉此事后，义愤填膺，他立即派原沈阳市警察局局长熊飞带义勇军进行剿灭，熊飞不负所望，很快将张学成缉获。熊飞电告北平行营，向张学良请示处理办法，张学良毫不手软，马上复电：“立即枪决，以遏乱源。”此举一行，大快人心，动乱遂定，张学良大义灭亲，绝不姑息养奸的义举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可是，“为这事，我多少日不敢回去”，张学良晚年感慨地说，不过，张学良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他说：“他勾结日本人！那当然是抓到证据了，没有证据，我怎么能枪毙他？他跟日本人勾结，日本人给他枪，让他招兵买马，当汉奸。”“我当然能发现他通敌，他在我的家乡做坏事我怎么能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后，我人虽然不在东北，但那里仍有我的人，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抓到打死的。”张学成的弟弟，也即张学良二伯父的二儿子，叫张学文，当时也在东北军里，先是当团长，后来升任旅长，现在定居在加拿大。张学良的姨家表兄，曾来找张学良要点事干，他对张学良说：“你给我个顾问当当吧！”张学良哭笑不得：“为什么给个顾问，顾问不是我给的，那是政府的职位，我不能随便给。”姨家表兄很是不高兴：“你给一个不就行了嘛，你给旁人就不能给我吗？”张学良正色道：“你有什么资格能当顾问呢？你有什么功劳当顾问？”这一说，姨家表兄翻脸了：“你这人就是这么不认亲！”张学良耐心地解释说：“你要钱我给你点钱，我不能拿国家的职位随便给你！”姨家表兄最后叹了口气说：“唉，你这人真是不认亲！”愤愤地走了。张学良还有个姑夫，本在张作霖手下干事。当时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姑夫就当骑兵团团长，张学良最不喜欢这位姑夫，所以当他接任二十七师师长时，这个姑夫立刻辞职走了，因为他知道张学良不会给他好事，所以干脆连个面也不照就走人了。因为这些事情，所以张学良晚年摇着头叹息说：“我们家里的亲戚都骂我不认亲！”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1、被吓疯的次子闾珣（1）张学良一共育有四子一女，除最小的儿子张闾琳为赵四小姐所生外，其余三子一女均为于凤至亲生。为使后代不忘故土，按照周时典籍《尔雅•释地》中的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之珣、玗、琪焉”，张学良给三个公子依次起名为：闾珣、闾玗、闾琪。长女名为闾瑛。作为将军，张学良早年戎马倥偬，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但他从小就灌输给他们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观念。1933年，张学良因“不抵抗将军”之名而被迫下野，出洋游历，趁此之机，他就替三个孩子安排好了留学国外的计划。闾玗和姐姐闾瑛、大哥闾珣先是在意大利罗马就读，母亲于凤至陪伴着他们。这是张学良返回祖国就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新职时，夫人于凤至和他的约定：由她在国外陪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求学。后来，因为意大利的当权者齐亚诺背叛了多年前向张学良发下的誓言，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承认了中国满洲的傀儡政权，张学良以国事为重，一怒之下，在武汉通电声明与私交甚厚的齐亚诺分道扬镳。当1936年的严冬到来之际，于凤至越来越感到一种比严寒更为可怕的寒意：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张学良从前在北平过从最密的齐亚诺公使和夫人爱达，对她和在这里求学的孩子们越来越疏远和冷漠。1936年11月18日，一个下着大雪的严寒日子，闾玗和母亲及哥哥姐姐搭船前往英国伦敦。他们之所以转到伦敦，其中的原因除了在意大利受不了齐亚诺公爵的歧视之外，另一种考虑是当时整个欧洲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的威胁之下，只有英国伦敦在邱吉尔内阁的种种防范下，仍是一派安谧的世外桃源之象。所以，母亲于凤至就和父亲从前的英国友人、英国前驻北平领事馆武官培汉•桑希尔取得了联系，请他设法在伦敦为女儿闾瑛、长子闾珣和次子闾玗三人，寻得一个理想的学习之地。培汉感念从前在北平时因为打猎惹出人命案，张学良对他的救命之恩，当即慨然答应资助三个孩子在英国求学的全部费用。因为当时于凤至并不缺少金钱，所以婉谢了培汉的好意，只求他作为三个孩子在英求学期间的担保人。培汉哪有不允之理，他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利用自己多年外交官的关系，为于凤至和三个孩子办好了长期旅居英伦的手续。闾玗一行初到伦敦，培汉跑前跑后，殷勤备至，极尽地主之谊，处处表现出一种报答张学良昔日再造之恩的热诚。恰在此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就因西安发生兵谏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于凤至当时真是进退两难，愁肠百结。一方面她舍不得从没离开过母亲的三个孩子，另一方面她又不可能在英国泰然稳坐，而眼看着在国内被蒋介石秘密囚禁的丈夫无人相救。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将看护孩子的重责托付给了培汉•桑希尔，培汉慨然地拍着胸脯保证：“夫人放心，别说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就是夫人走上个三十年五十年，我培汉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您的孩子。这不仅因为从前张将军有恩于我，也是他的国内抗日的义举感动着我！夫人只管回国去照顾将军，英国的事情都由我来承担好了！”培汉的铮铮誓言和所表现出来的义气让于凤至宽慰不少，她千恩万谢，洒泪辞别回国。最初的几年，培汉确实如当初他所许诺的那样，为闾玗、闾珣、闾瑛的求学与生活费尽了苦心，闾玗和闾珣先在伦敦城西曼坎山下的皇族小学堂学习，闾瑛则进入皇家教会语言中学。但是，到了后来，由于于凤至回国后音讯渐无，大有一去不复返之势，而为培汉所推崇敬仰的张学良，在事变后也刹时息影政治舞台，不但在国内销声匿迹，而且世界传媒上也再难以见到有关这位东北军将领的任何音讯，甚至有传闻说张学良将军早已不在人世了，这些小道消息几经辗转，传到英伦以后，更是面目全非，骇人听闻，培汉听说后，曾一度对是否继续抚养这三个无家可归的中国孩子失去了信心。信念上的动摇，使培汉渐渐疏忽了对闾玗姐弟三人的照顾。培汉的疏忽，终于酿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闾玗被德国纳粹的轰炸吓成了精神病！那是1943年的春天，闾玗在伦敦的皇家中学即将毕业，他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令所有老师和同学都另眼相看，他的勤奋刻苦，他的聪明才智，都展示出他是那所皇家中学学生中的佼佼者。继续求学深造成了闾玗唯一的目标和信念。但是，那时的英伦也不再是一方乐土，由于欧洲的战事越来越吃紧，而英国首相邱吉尔又旗帜鲜明地站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一边，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武装侵略，所以一度远离战火的伦敦，也忽然变成了德国飞机狂轰滥炸的重要目标，战争的硝烟开始弥漫在泰晤士河两岸，德国飞机开始不时地在白天黑夜大肆对伦敦进行猛烈轰炸。战争的阴影自然也笼罩到了闾玗所在的皇家中学的上空。出生于富裕豪门的闾玗，从小就神经脆弱，胆量微小，对这种恶劣的学习环境从一开始就无法适应。校方规定只要警报声一响，所有的学生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跑出教室，躲进学校附近的防空洞隐蔽，以防止被德国纳粹的飞机投弹所伤。有时，闾玗正在上课就赶上希特勒的飞机前来轰炸，他不得不随着同学们惊惶失措地飞奔到防空洞，这样的生活，使闾玗本来就紧紧绷着的大脑更是紧张到了极点。晚上，闾玗和闾瑛、闾珣住在伦敦城内的一家旅馆里，那是培汉出资为他们姐弟长期租用的一家低档旅舍，可恶的德国飞机有时晚上也会来突然袭击。一天，半夜时分，天色漆黑如墨，四周万籁俱寂，刚做完了作业才睡下不久的闾玗，突然被一阵紧接一阵的凄厉警报声惊醒，他惊惶失措地从床铺上爬起来，黑暗中只听得闾瑛急促地喊着：“闾玗，快，快跑，德国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了！......”“轰隆隆......”话音被一阵爆炸声骤然打断，闾玗的脑际一片空白，“呜呜呜......”警报仍在凄厉地响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午夜显得格外瘮人。当闾玗被闾瑛、闾珣拉到旅馆门外的大街上时，这个刚才还沉浸在书本里的高材生顿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漆黑中人影幢幢，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个个都只管四处逃逸，人人脸上都是一幅惊惶失措之态，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奔跑中，一些人被撞倒了，但没有人停下来，人人自顾逃命，地上开始不断地出现了一滩滩黑乎乎的鲜血和一具具惨不忍睹的尸体......闾玗怔在那里，迈不开步子。忽然，他的头顶传来一阵骇人的啸叫声，又是一架德国纳粹的轰炸机从高空中俯冲下来了，随着一片刺眼的火光和巨大的轰响过后，闾玗面前一幢数十米高的大楼轰然坍塌，接着，闾玗的眼前升起一片触目惊心的鲜红，一排黑压压的英国女人就在那股冲天的烟浪袭击下扑倒在瓦砾中，瞬间就变成了一动不动的具具死尸！碎砖乱瓦随着巨大的烟尘倾泻在那些还在汩汩流着鲜血的女人尸体上，一会儿就湮没了一切......“轰——轰——轰——”又是几架德国飞机从漆黑的夜空中飞了过来。噩梦重现：投弹、爆炸、硝烟、鲜血、死尸......四乱逃窜的人群，尖叫声、哭泣声、呼喊声、咒骂声，不绝于耳。平生哪里见过如此骇人的恐怖场景的闾玗，在极度恐惧中被惊吓得肝胆俱裂，他在烟尘和鲜血中木然呆立着，突然间，就从喉咙里发出了一阵让人心悸的怪笑怪哭：“哈哈哈哈，呜呜呜呜......”当又一枚汽油弹投下来时，闾玗大叫一声，向着硝烟和烈火不顾一切地狂奔过去，一边跑还一边大笑着。闾玗疯了！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1、被吓疯的次子闾珣（2）当闾珣和闾瑛追上扑倒在一片泥淖之中的闾玗时，他们看到的再也不是往日熟悉的那个闾玗了，而是一个神志不清，精神恍惚的病人！从那一天起，闾玗就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闾玗在英国惊疯时，于凤至和张学良已由奉化经江西萍乡等地转迁至湖南郴州，夫妻俩在苏仙岭的破庙里惊悉爱子闾玗染患重疾的不幸消息后，心如刀绞，肝肠寸断，可是他们纵有万般爱心也是无计可施，抱头痛哭一场之后，夫妻俩只好给培汉写信求助，请他代为照顾那苦命的孩子，并希望培汉鼎力相助，尽早让孩子就医治病。培汉不敢迟疑，立即将闾玗送进了伦敦一家皇家医院进行紧急医治。经过英国医生们的百倍努力，闾玗的精神分裂症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又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他渡过了危险期。可是他的病在那种战火频仍的年月里是不可能彻底痊愈的。经过这场浩劫的闾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怯和委靡，甚至有些呆痴和木然。他的神经也越来越脆弱，几乎受不得半点惊吓，一点小小的响声就会让他心惊肉跳。他的学业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课堂上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声响立刻会使他脸孔苍白，浑身颤抖。医生说，再也不能让他受到任何些许的惊吓了，否则病情会严重恶化。培汉为闾玗的病费尽了心思。因为伦敦城内受到敌机的侵略性骚扰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让闾玗少受飞机轰炸时的惊扰，培汉索性就将病情时好时坏的闾玗送到远离伦敦的一处乡间别墅去静养，那里虽然农舍简陋，但却远离尘嚣，德国飞机光顾不到。闾玗在那里养病实在是最好的去处。为了不让他的课程受到影响，培汉还特别花钱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前往授课，这样，一直维持到50年代初移居美国纽约，和母亲于凤至团圆为止。1954年春天，闾玗的精神分裂症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此时的闾玗已经无法承受学业的重负了，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在课堂上放声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大哭。鉴于此，这一年5月，校方不得不向于凤至寄送了劝其退学的通知。于凤至无法，只得将休了学的闾玗送进距纽约不远的“玛利亚精神病疗养院”。又经过了两年多的治疗，玛利亚精神病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闾玗的病情始终不见彻底好转。由于疾病的折磨，闾玗变得越来越瘦削，他脸庞枯黄，双眼凸出，总是呆呆地默坐在病房一隅的阴影里，手上捧着一只小像框，里面镶嵌着一幅张学良的小像，有时清醒时，他会边哽咽地哭泣着边喃喃地说：“爸爸，打球，我要打球啊！......”闾玗的思维并没有因为精神分裂症的痼疾而丧失了所有的记忆，他口中不时喃喃地叫着“打球”，就说明他脑海里迄今还残存着少年时在沈阳的美好记忆。那时，喜好体育活动的张学良经常带着闾玗、闾珣兄弟俩在北陵别墅打网球。为了防止触景生情，加重病情，于凤至曾经趁闾玗睡熟时将小像框偷偷取走，不料闾玗醒来后竟然为找不到父亲的小像而号啕大哭，严重的后果是闾玗的病情由于受到刺激而再次加重了。于凤至这才知道，闾玗对父亲的感情是如此之深，即便他现在处在重病之中，思念父亲的意念仍然十分强烈。于凤至突然想到，既然闾玗的病情已经到了最危重的时候，既然这孩子日夜都在洒泪思念他的父亲，为什么不设法让他在生前见上他父亲一面呢？也许闾玗见了父亲，病情和精神都会趋于好转，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啊，退一步说，即便闾玗的病情不会好转，那么让孩子在临殁前见上父亲一面也是人之常情啊。于凤至为自己的这个念头激动得难以自禁，她恳求同样旅居在美国的宋子文帮忙，宋子文一直对张学良的被囚心怀内疚，他慨然应允，亲自给妹妹宋美龄写了信，慷慨陈词，宋美龄也因在心理和良心上一直负有难以释怀的自疚，便在蒋介石面前游说了好久，最后，在宋氏兄妹的鼎力相助下，蒋介石终于答应了让闾玗到台湾面见父亲的请求。1955年3月6日，在白尔和雷纳两位美国朋友的护送下，闾玗自美国飞往台湾。也许是因为即将与阔别多年的父亲相见了，也许是因为终于脱离了玛利亚医院那令人窒息的环境，闾玗的精神开始变得愉悦，他竟然高声谈笑起来，此时的闾玗根本就不像一个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闾玗与其说是去与父亲共享天伦之乐，不如说是在奔赴可怕的厄运。在台湾基隆治病的日子，闾玗并不能每天和父亲见面，他被特务们送进了永和医院。这里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与美国纽约的玛利亚医院相比，这且不说，于凤至之所以将重病的闾玗送到台湾来，就是希望他能和父亲经常见面，以共度生命的最后时光。可是，那曾想到，闾玗到基隆后，和父亲见面的时间非常有限，每星期只可会面一个小时。特务对张学良看管之严，简直令人发指。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闾玗的病情到了台湾以后迅速加重了，他经常会在睡梦里突然惊醒，然后歇斯底里般地惊恐大叫。如果说他在美国时常常呼唤父亲，那么到台湾以后他却格外想念母亲，然而，人到了基隆要想再返回美国就比登天还要难了，别说台湾当局不会允许闾玗来去自由，即便允许，闾玗那病弱的身体也难以经受长途飞行的劳顿。所以，闾玗到了基隆不过半年的时间，就在永和医院里凄然而殁了！张学良对儿子的死悲痛欲绝，他知道如果不是自己身处囹圄，那么他的闾玗绝不会有这样令人哀恸的不幸结局。他亲自将儿子的棺椁安葬在临海的鸡笼山下，隔海遥望大陆家乡。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2、长子变成植物人张学良的长子闾珣是个性格乐观、开朗好动的孩子，与死去的闾玗大相径庭。闾珣在喜欢体育运动这一兴趣上与乃父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十几岁时，就跟随张学良在北陵打网球、打高尔夫球。1930年张学良在东北举行首届运动会的时候，小小年纪的闾珣就敢于和父亲在众目睽睽的体育场上对垒网球，而且球艺和父亲不相上下，引起围观者的阵阵掌声和赞叹。1931年闾珣随父母来到北平以后，和姐弟们在汇文中学就读，成绩名列前茅。在北平期间，闾珣不但课余经常打网球，而且还向父亲学会了开汽车和游泳。张学良对闾珣敢于开汽车十分欣赏，他甚至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亲自带着闾珣到北平的大街上练习驾驶汽车。有一次，闾珣还闹着和他到南苑机场去，向美国飞行员白尔学开飞机。于凤至得知后，大惊失色，因为学开飞机的危险实在太大，和开汽车完全是两码事，因此坚决不让闾珣去冒险，闾珣为自己没有学会开飞机而始终耿耿于怀。到了美国求学以后，闾珣始终保持着对体育运动的痴情。那时，闾珣考入了斯坦福大学，继续着从前在英国剑桥时未尽的学业。作为长子的闾珣，此时已经发现了母亲支撑全家生活的力不从心，除了负担他们姐弟几个的学费外，还有大笔高昂的医疗费用，开销巨大。闾珣不忍母亲的辛劳，他开始在课余时间打工，对于一个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来说，这无疑是个质的飞跃。闾珣为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而感到骄傲，不过，他的打工必须瞒着母亲和姐姐，因为他毕竟是出身东北第一大家族的后裔，外出打工和他的身份不符，于凤至知道以后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可是，闾珣已铁了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自谋出路，直到194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斯坦福大学毕业时，于凤至才知道，其实求学期间的大部分学费，都是闾珣自己赚来的。接着，闾珣又报考了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闾珣如愿地在纽约谋得了一个体面的职业，并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完婚。不久，又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一家人沉浸在幸福美满中，谁也不会料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厄运突然就降临到了闾珣身上。此时的闾珣正全身心地投入于赛车运动，这是爱好运动的闾珣当年在沈阳和北平时喜欢驾驶汽车的延续。他越是参加这种富有刺激性的比赛，就越是对赛车运动热爱不已，越是迫切希望自己能拥有一辆真正的赛车。闾珣省吃俭用，没过多久他就如愿以偿地拥有了一辆红色的小赛车，这下，他更是将业余时间全部都投入到了赛车中去，尽管在国外的工作很忙，生活节奏也十分紧张，但为了练赛车闾珣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于凤至知道闾珣如此钟情于赛车后，心生忧虑，她多次劝闾珣不要再热衷于那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的赛车。可惜闾珣对赛车的痴迷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母亲的劝阻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他相信凭自己娴熟精湛的驾驶技术，是不可能出现意外的。当时，加利福尼亚州车赛举办在即，闾珣踌躇满志，决心在此次比赛中力克群雄，夺取胜利。果然，1955年秋季的加州车赛，冠军的头衔如愿以偿地落到了闾珣头上，闾珣大受鼓舞。当时美国各州正在掀起名目繁多的“赛车热”，已经在加州夺魁并为华裔人士争得了荣誉的闾珣，雄心勃勃，他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全美赛车冠军上。为了备战1957年夏天将在洛杉矶举行的美国全国赛车大赛，闾珣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赛车上，疯一般地加紧练习，还创新了不少高难度的动作。随着赛期的越来越接近，闾珣的练习也越来越紧迫，他甚至每天凌晨时分就起床，到住处附近一个数百米高的陡坡上去练习刚学会的一个高难度动作。1957年3月13日，是个大雾笼罩的日子。一大早，闾珣又像往日那样偷偷地起来了，蹑手蹑脚地将赛车开出了家门，来到了往日练习的陡坡前。面对遮盖天幕的浓密大雾，闾珣也犹豫了一下，但赛程的逼近让闾珣无暇考虑更多，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将赛车开到了最高速，从数百米的盘山公路顶端忽然飞驶下来。晨雾弥漫中，能见度很低，驾驶赛车全速疾驶的闾珣，做梦也没有想到前方竟也会有一辆卡车飞驶而来。就在他刚从一个弯路拐过来时，才蓦然发现对面有一辆卡车正朝他飞速驶来。见状闾珣慌忙紧急煞车，可是车速太快了，煞车已经来不及了，情急之中的闾珣急忙将赛车向公路的另一侧闪让开去。不料下坡路又陡又滑，就在他与迎面驶来的卡车擦身而过时，猝不及防地被飞驶的卡车刮了一下，恰在此时，卡车驶过时腾起的迷雾又挡住了他的视线，闾珣的赛车失去了平衡，猝然从高高的公路顶端滑跌下来，连人带车扑进了深深的沟壑当中......经历如此大难，万幸的闾珣保住了性命，可是他的脊髓神经却受到了无法救治的重创，他的左下肢骨折截瘫！更为严重的是，闾珣非但脊髓发生了挫裂，而且头部也遭到了严重的损伤，自从被送进医院后，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再也没有清醒过来。于凤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满头满脸满身纱布包裹的那个植物人，还是自己从前那个那么有朝气，那么乐观向上的闾珣吗？望着儿子生不如死的惨状，于凤至的心碎了。闾珣终于还是没能醒过来，这年的秋天，因为伤口化脓导致的败血症，在病床上安静地躺了半年的他，告别了人世。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3、童年夭折的三子闾琪三子闾琪，曾经是三个儿子中最可爱的一个，是于凤至最珍爱的幼子。1919年春天出生的闾琪从小就生得聪明伶俐，文思敏捷，相貌也出奇的酷肖父亲张学良，加之他的性格、爱好等均与乃父十分接近，又是老幺，所以格外受父母的崇爱。1926年，闾琪刚满8岁，就进入了新民小学就读，那是于凤至用自己多年积存的体己钱出资兴建的一所学校。闾琪天资聪颖，在校期间功课遥遥领先，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他从不以少帅之子自居，穿着简朴，专心学业，心无旁骛。闾琪的毛笔小楷写得既快又好，很有母亲于凤至的笔墨神韵。而闾琪的算数课也是三兄弟中学得最好的，对此，张学良尤为赞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闾琪快快乐乐地成长的时候，1929年秋天，他突然染上了一场重病。当时在沈阳的德国医生诊断为肺炎（另一说是肺结核），张学良本想在沈阳全力进行抢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一纸调令，将张学良调至北平任行营主任。这样，于凤至只好将生着病的三子闾琪带到了北平，此时闾琪已沉疴日危，虽然张学良决计不惜一切代价，在津京两地遍请名医救治，蒋介石闻讯也从南京派来了美国医师戈尔协助治疗，怎奈闾琪病情笃深，纵有良医，也乏回天之力，延至1931年春天，闾琪终于还是不治而殁了。心爱的幼儿早夭，对张学良的打击沉重。他在北平香山碧云寺为闾琪举办了大醮之祭。闾琪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一度无心督理军政，甚至还萌生了辞去本兼各职，遁入佛门道家之念。幸亏各路军政要员频频说项，张学良才从丧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4、二十七年始相见的父女张学良之女张闾瑛，是于凤至唯一的安慰，几十年来，是她在美国一直陪伴照顾着母亲，使母亲在痛失三子之后，得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闾瑛是张学良的长女，他与于凤至结婚次年便得此千金，欣喜异常。闾瑛是个勤奋好学、刻苦读书的好姑娘，早在北平求学期间，她就穿着简朴，从不摆大小姐架子，谁也看不出她是北平头号人物的小姐。后来在英伦八年，闾瑛除了专心学业外，还担负着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独立生活将她磨炼成了一个处世稳重的成熟女子。闾瑛精通多国语言，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宋子文曾想给孔祥熙的儿子做媒，闾瑛不愿意嫁到大人物家，她说：“要嫁，就嫁给布衣！”她在英伦求学期间，结识了同样在此求学的陶鹏飞，两人的关系很快就从友谊升华为爱情，并于1941年结为伉俪。陶鹏飞祖籍辽宁凤城县，早年曾就读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九一八后他离开东北，自费到欧洲留学，在英国剑桥期间，万里有缘竟结识了母校校长的千金，喜结良缘。后来夫妇二人离欧赴美，陶鹏飞学有所成，定居加州以后，一直在圣旦克兰大学担任教授，除教学以外，十分热衷于侨界社会活动，发起组织了全球性的“中华联谊会”，十分活跃。自从1934年在欧洲分别后，闾瑛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留在闾瑛的记忆中的父亲，永远是她儿时所熟知的那张面孔。经过这么多年，她不知父亲到底改变了多少？她又何时才能再次依偎在父亲的怀抱？而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没能亲眼看到女儿现在的幸福。对于陶鹏飞而言，他虽然衷心仰慕这位赫赫有名的泰山大人，也希望能早日与岳父相见，但考虑到张学良的实际处境，他也不知道这无期的等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似乎苍天有眼，着意安排，1961年，台湾阳明山会议筹备组，向加州圣旦克兰大学教授陶鹏飞发出了邀请函。台湾当局盛情邀请海外华人学者和专家们来台湾阳明山出席“阳明山华裔学人研讨会”，实际上只是蒋介石联络海外知名人士的一个借口而已。作为在旧金山颇有影响的知名教授，陶鹏飞自然而然地被列在邀请之列。闾瑛又惊又喜。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无疑意味着父女、翁婿相见的到来，这对于几十年未见到父亲的女儿，一直未曾相认的女婿，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在接到邀请函后，闾瑛夫妇便时刻处在喜悦与紧张的情绪当中。阳明山会议会期很长，却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可供讨论，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接见、宴会和到台中、台南、基隆等地游山玩水之上。闾瑛和陶鹏飞由于另有一番用意来到这里，所以一到台湾，就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探访父亲张学良的请求，可是费尽了周折，找来许多张学良的旧部和朋友出面，却仍旧得不到当局的允许。后来，闾瑛和陶鹏飞不得不找到王新衡、黄仁霖和何世礼等国民党要人，希望他们出面请求最高当局的首肯，然而，结果还是让闾瑛夫妇大失所望：没有蒋介石的允许，任何人也不能批准他们去复兴岗的新居探望张学良。眼看着阳明山会议行将结束，与解除“管束”的父亲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闾瑛夫妇真是心急如焚。随着归期的日日逼近，难道这份天赐的机缘就要这样擦肩而过吗？走投无路之际，闾瑛夫妇经王新衡从中牵线，决定去台北中正南路的张群官邸，去求助这位和张学良、蒋介石都有深厚私交的国民党元老，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线希望了。就在闾瑛夫妇四处奔走，寻求与父亲相见的途径时，他们哪里知道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也在想方设法，苦苦找寻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张学良是从报纸上得知女儿、女婿来台湾的消息的。《自立晚报》根据闾瑛夫妇四处托人求情的事实，发表了一则题为“张学良之女来台探亲，官方不理不睬”的新闻。这天，赵四小姐上街买菜，无意中看到了这则新闻，急忙买了一份，赶回去和张学良细看。二人看罢，悲喜交加，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女儿竟来到台湾，才知道为了相见闾瑛夫妇费尽了周折，才知道父女团聚竟会是如此的困难！张学良陷入了深深的愁苦与无措当中。为了排解张学良的忧愁，一连几天，赵一荻都外出买菜，希望能寻到闾瑛夫妇居住的宾馆，与他们见见面。但由于“保安”人员的监视，赵一荻找不到面见闾瑛夫妇的机会。无奈之下，赵一荻劝张学良给宋美龄写封信，希望她能提供方便，可是发出的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与闾瑛夫妇一样，张学良最后也不得不向张群写信求助。正当张群想见一见闾瑛夫妇时，没料到，他们却找上门来。当张群听完闾瑛夫妇的请求后，欣然表示一定帮忙，答应马上去找蒋介石。自从阳明山会议召开后，蒋介石的士林官邸几乎每天说客盈门，他甚为心烦，拒绝了所有要员走进他的官邸代为游说。通过张群，张学良与女儿、女婿间接地取得了联系，这些情况，自然不会逃出蒋介石的掌握，他了解张学良与张群的情谊，更深知张群资深望重，倘若此事由他出面斡旋，那是不好回绝的。所以，当蒋介石听说张群也要上门找他时，他索性来个避而不见，干脆躲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受到张学良、闾瑛夫妇双重托付的张群，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当他得知蒋介石的去向后，径直赶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张群会找到这里来，实在无法回避了，只好让张群进来晤谈，并故作惊愕地说：“岳军兄，什么紧要大事，也值得你追到这里？”转动着轮椅来到故宫博物院的张群，仰首望着蒋介石，非常坦诚地说明了来意：“总座，闾瑛夫妇结婚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可还未曾与张汉卿见过面。这次他们应邀从美国前来参加阳明山会议，正是父女翁婿难得的相聚机会，汉卿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请您无论如何成全了他们吧！”蒋介石情知事已至此，无法再阻拦了，便以一幅惊讶的口吻回答说：“汉卿父女相见理所应当嘛。再说对他早已宣布解除了‘管束’，此事完全不必商讨就可以解决的嘛。”蒋介石随即转而对身旁的蒋经国说：“你马上就去办，快让汉卿和女儿、女婿见面！”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闾瑛终于盼到了和父亲相见的这一天。8月30日黄昏时分，闾瑛和陶鹏飞坐在驶往北投复兴岗的雪佛来轿车上时，夫妇二人激动得手足无措。随着汽车引擎的关闭，随着轿车车门的打开，随着客厅的越来越接近，亲人团聚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此刻的闾瑛欲语泪先流，眼前的这位老人，与她记忆中的父亲形象，相差实在太远了！1934年与她在欧洲挥手告别的父亲，是何等的气宇轩昂，何等的英姿勃发。二十多年之后，被幽禁岁月刻画出的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老人，却是垂垂老矣！他的老迈，他的满脸沧桑，都是做女儿的没有想到也极不愿意看到的，泪水顺着闾瑛的脸颊不断地滑落。张学良也老泪纵横，哽咽无语，他的内心也是同样的翻江倒海，与赵四小姐静候了多时迎来的汽车里，走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女婿。这个女儿，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天真烂漫、巧笑倩兮、依偎在爸爸身边向他撒娇的小姑娘了，岁月的印痕，已经把她变成了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和母亲了。泪眼模糊中，亲人得以相认。刹那间，二十多年的思念，二十多年的期盼，二十多年的凄苦，都在肆意流淌的泪水中得到宣泄......当陶鹏飞还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时，他就不止一次地聆听过校长张学良的讲话和训教，不止一次地被校长真诚的话语和火热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和折服。如今，面对已成为自己“泰山”的老校长，看着这位已略显谢顶的岳父，久违的一声“爸爸”脱口而出。当张学良得知眼前的这个知名教授，女儿的东床快婿，还是自己昔日的学生时，他的内心更感快慰。平息了激动的情绪后，闾瑛拿出一张母亲于凤至的近照，恭敬地递给父亲，“爸爸，这是妈妈让我们带来给您的照片，妈妈在美国很好，她十分怀念您。”张学良用颤抖的手戴上花镜，然后接过照片，一边听闾瑛讲述二十多年来有关于凤至的详细情况，一边细细地端详着照片，当年俊秀娴雅的妻子如今也垂垂老矣，霜染两鬓，看着照片上已二十多年未晤面的妻子的容颜，张学良唏嘘不已，又是一阵老泪纵横。当听说妻子于凤至目前身体状况比较好，没有什么后遗症时，张学良才宽慰些许，他对女儿闾瑛说：“回去告诉你母亲，说我在这里很好，叫她不要惦记。你母亲一个人在美国，你们一定要劝告她多关心自己，不要总为我操心。”规定的一个小时的会面时间瞬间就过去了。对于二十几年未见的父女、翁婿来说，时间实在是太短、太短了，有太多太多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有太多太多的情还没有来得及述，就已分别在即，闾瑛体谅父亲的处境，只得起身告辞，临行一再嘱咐父亲多多保重，说一有机会还会再来看望的。陶鹏飞也伸出手来，与老岳丈紧紧相握。此次会面后的闾瑛夫妇，自然成了记者急于捕捉的对象，面对蜂拥而至，紧紧尾随不放的记者，陶鹏飞只是平静地说：“他们的环境，我很生疏。”只字不提见面的具体情况。第二天，台北《联合报》刊登了这次相见的新闻。从报纸的描述不难看出，由于会面的时间仅为一小时，而且“经过事先的安排”，所以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亲人团聚，倒像是被囚禁多年的狱中人，第一次获得了探视亲人的机会。自由的涵义仅限于此，闾瑛夫妇亲身领教。第十一章 大洋彼岸的子女们5、闾琳夫妇闾琳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独子，生于1930年，那时的张学良正处在人生事业的颠峰：他刚刚完成东北易帜，随即马上进兵关内，再造统一，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时间声名大震，响彻中外。一家人也随他驻节北平，住进顺承王府，尽享难得的天伦之乐。1934年张学良下野游欧，子女同行。返国时，于凤至留下照顾子女在英国读书，只有小闾琳随父乘船回国。“西安事变”前，闾琳6岁，张学良军务之余，常给爱子讲故事。小闾琳开始只是听，也不做声。张学良说：“我给你讲，你怎么不提出问题呢？”有一回张学良讲三国赤壁之战的故事，赵一荻在旁说：“那么丁点大的小孩连数都数不过来，他能懂吗？”张学良说：“慢慢就懂了。”果然以后小闾琳常向大人提问，如鲁肃是谁？是好人吗？对这个唯一陪伴身边的儿子，张学良十分重视对他的智力开发，经常让他在地上的沙子上练习写字，还给他讲唐诗和英语。然而，对张学良来说，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西安事变的结局给家庭带来的重创是无法弥补的，自被囚禁后，张学良连世间最普通的人伦乐趣也被剥夺了。赵一荻是下定决心要终身陪伴处于苦难中的丈夫张学良，但幼小的儿子却不能和她同赴囚笼，他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样一来，赵一荻纵有万般不舍，千般不愿，也只能顾全大局，将儿子送到美国，托付给张学良的老朋友照管。闾琳被留在了美国，留下了一份牵挂和寄托。在美国朋友的精心照料下，闾琳很知努力上进，不仅语言很快就过了关，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连母语汉语都变得生疏了。这期间，闾琳曾到雪窦山看望过父母，由于长期寄养在美国的缘故，闾琳的中国话都忘的差不多了，到了雪窦山，现学中国话，他要吃蛋炒饭，却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儿子的到来让张学良和赵一荻十分欣慰，喜欢得不得了，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仍是把他送回了美国，临别时，张学良、赵一荻眼看着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何时才能再团聚又是那么的渺无可知。夫妻对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赵一荻忍不住泪满双颊，张学良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也湿润了。闾琳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美国读书很是上进，考入了名校加州大学深造，而且学业有专攻，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颇有成就的航天电脑专家。在校学习期间，结识了华裔女子陈淑贞，两人由相识而相知至相爱，最后结成了终身伴侣。说来也巧，陈淑贞是堂堂粤军主帅陈济棠之女，也属名门闺秀，鼎鼎大名的东北军主帅虎子与其相配，也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两人婚后伉俪情深，生活幸福。闾琳长期在美国太空署担任工程师，1990年60岁的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与妻子陈淑贞安享悠闲舒适的晚年生活。他们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城，平时以读书、狩猎打发日子，节假日到在纽约工作的儿子、儿媳处去共享天伦之乐。1993年春天，闾琳经由姐夫陶鹏飞引荐，结识了来美访问的中国大陆航天部的一位著名专家。虽然长期的居美生活，使闾琳已经不能使用汉语交流了，但语言的障碍并没有影响到两位航天电脑专家之间的切磋与交流，两人志同道合，十分投缘，相处甚欢。中国专家诚挚地邀请闾琳北京再见，闾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其实，闾琳想回国看看的愿望由来已久，父母口中念念不忘的沈阳帅府，北平旧貌，无不引起他莫大的好奇和向往，他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缘去实现这个夙愿。当闾琳把自己想回国看看的打算告诉父亲之后，张学良连连称许，并且催促闾琳最好尽快就去，他叮嘱说：“到了北京以后，再转赴东北，替我去看看咱们在沈阳的旧居和抚顺城外你爷爷的那座空陵。”赵一荻考虑地更多，她对儿子说：“你们到北京以后，不要太张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只是说去探亲就行了。”细心的母亲并且为儿子的大陆之行做好了准备，李棠与贝聿昆伉俪此次将陪同闾琳夫妇同赴大陆。李棠是赵一荻胞姐赵缣云的女儿，嫁给了美国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的胞弟贝聿昆。1994年5月，闾琳和夫人陈淑贞终于如愿地踏在了北京的土地上。在京期间，他们夫妇和贝聿昆夫妇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国家航天工业总公司的负责人陪同下，遍访各处名胜。金碧辉煌、巍峨壮观的紫禁城，蜿蜒起伏、绵延万里的古长城，香火旺盛的雍和宫，都给初次来京的闾琳夫妇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5月9日，闾琳一行来到沈阳。自从5岁离开这里，几十年来再没有机会重返故地，今日回来，不仅是代表自己，更是实现父亲张学良的宿愿，这块土地和张家的历史息息相关，这里是张家发迹的地方，闾琳百感交集。在沈阳城郊的九一八事变纪念馆里，闾琳见到了当年那使他父亲声名受损的沈阳事变的许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踏进大帅府，闾琳恍若梦中，庭院依旧，人事已非，青石护坡、木栏雕柱、砖瓦飞檐，都仍静静伫立，似在盼望着久未回家的主人早日归来。5月10日，闾琳一行又来到了抚顺城外的大帅陵，这是父亲张学良嘱咐再三的地方，走在大青砖铺就的宽阔甬道，闾琳心潮起伏，他是替父亲还愿来了！在祖父的空陵前，闾琳双手合十，默祷良久。回到美国后，闾琳把在大陆的见闻和故乡人民对张学良的关心一一讲给父亲听，张学良露出了宽慰的笑容。1995年，闾琳第二次回到故乡，这次他是代表父亲张学良来参加著名爱国志士、原辽宁省政府主席阎宝航的百年诞辰的。阎宝航与张学良是至交，张学良因年事已高，无法亲到会场，只能委托儿子闾琳代为出席。纪念会在张学良熟悉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旧址上建造的一座大楼内举行，作为张学良的全权代表，闾琳用英语发表了简短的贺辞，他代表他在美国夏威夷的父亲、母亲，向已故的亡友、著名革命志士阎宝航，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张学森大女儿张闾蘅，用地道的东北话，把闾琳的贺辞翻译给到会的全体观众，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昂。张学良与赵一荻迁居美国夏威夷后，居住在洛杉矶的闾琳夫妇，平时与父母电话联系，嘘寒问暖，不曾中断，并不时到夏威夷看望父母，融融亲情给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晚年带来极大的快乐。闾琳和陈淑贞夫妇共育有两个儿子，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为居信、居仰，这是祖父张学良所起，不过在美国适用英文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官名了。两个儿子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聪明好学，并且都学有所成。英文名为Bobby的长子，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子承父业，主攻电脑工程。次子英文名为Robert，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主攻新闻学。Robert小时候就聪慧非凡，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上中学时，就曾在电脑方面取得一项发明，被美国科技当局认可并发奖鼓励，当时Robert才十几岁，就被周围的人们誉为“神童”。两兄弟幼年时，曾随父母到台湾探望祖辈，张学良对两个孙子疼爱异常，小孙儿吵着嚷着要骑马，张学良竟不顾有客人在场，当即匐伏在地毯上，让孙子骑上后背，口里一边“哦哦”地叫，一边载驮着孙儿在屋里爬行。赵一荻有时看不过，上前将孙儿抱下，可是孙儿一哭叫，张学良便将赵一荻止住了：“逗逗孩子，也是天伦之乐嘛，何必管他。”这份迟来的天伦之乐，让张学良喜笑颜开，他还曾得意地说：“我的小孙孙就要我抱抱，从小我陪他睡，因此他也与爷爷特别亲，这就是爱！”如今居信、居仰也都成家生子，生活幸福。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1、受命看管东北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