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少帅时代2、尊师重教兴办学校少帅张学良不仅是个称职的军人，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就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当天，亦同时兼任了东北大学的校长。张学良是个颇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视教育为东北的希望，视人才为东北的未来。早在1921年，他自日本观操回国后，就痛感东北人才之缺乏，教育之落后。他频频向父亲张作霖力陈：“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加速培养人才，败在日本手下就不是一句戏言。”终于，1923年张作霖同意创办大学。张学良撤销了原来的奉天高等师范学院，利用其原有的设施，将其扩建成东北大学，这件事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惊慌，他找到当时的奉天省省长，后来也是东北大学首任校长的王永江，向他提出：“你们不必办大学，你们若要想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的旅顺工科，学医可以到我们的南满医大，学文学法可以到东京去，我们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张学良知道后，断然拒绝，“这是我们自己的事，由我们自己决定。”于是，1923年9月，东北大学正式开学。1928年以后，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日本觊觎东北的野心，更是把培养爱东北、爱祖国的人才视为当务之急，他说：“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我国文化落户，国势阽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为表示重视，张学良亲自担任东北大学校长，这并非挂名或荣誉职务，除决策学校发展大计外，张学良还事必躬亲，参与学校具体事务的管理，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当大的支持。当时东北经济十分困难，军队需裁军，机构要调整，人员在精简，但教育规模不仅不减，反而大为扩展，将原有的文、法、理、工四科改为四个学院，并增加农业、商业和教育三个学院，组建成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教育经费也大幅度增加，1926年仅为51.7万元，1929年即增至132万元。张学良还个人捐资300万元，用于扩建校舍，充实教学设备，同时又捐助父亲张作霖遗产30万元修建罗马式体育场。此外，还拨给常年经费150万元，远远高于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在张学良的关怀和重视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陵新校舍得以扩建，改变了以往因校舍分散而办事不便的积弊。同时又兴建了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化学馆、纺织实验室和教授俱乐部、罗马式体育场等，规模之大，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东北大学学生最多时达到2000人，人才之众，在各大高等学府中也是遥遥领先的。张学良深知，教育之本，在于师资，因此他很注重延揽人才，礼贤下士。他公开向全国招纳英才，不惜重金礼聘。名流如章士钊、罗文干、肖公权、刘士传，学者如梁漱溟、黄侃，老数学家冯祖荀、建筑学家梁思成、刘如松、化学家孙国封等，都先后执教于东大，张学良均优礼厚币，恭敬有加。当时的东北大学，一般教授月薪已达400现洋，列名全国之冠，最高者竟达到800元，在国内学界更是绝无仅有。当时的东北大学，教授近百名，博士数十人，有一支力量极强的教学队伍，牢牢地贯彻着张学良“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的办学宗旨。后来设立的萃升书院，聘请词章家高步瀛、桐城派王树柟、吴闿生等前来讲学，学术空气，极一时之盛。东北大学在张学良的重视、引导下，蓬勃发展，很有些新气象。为适应当时的学制，东大招收高中毕业生，不再经过预科。因人才的急需，张学良又规定虽非中学毕业生，但具有同等学历者亦可报考，不分籍贯，全部免费。并在南校添设夜大学（称东大夜校），使无大学学历的各级职员，也能有读书深造的机会。当时东北尚无女子大学，高等学校也不招收女生，张学良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子也应接受高等教育，并在东北大学开始兼收女生，首期录取50余人，校长夫人于凤至带头在政治系插班听课，率先冲破男女不同校的禁律。女学生毕业后，不少被分配到张学良的军事总部工作，开了军事机关有女职员的先例。与当时全国其他院校毕业生自谋出路不同，张学良对学生的前途很负责，规定各系各专业毕业生名列前茅者，均由学校资送英、美、德、苏留学深造，学成回国后，或在东北大学任教，或在政府部门任职。文学院毕业生分配至文教、政经、司法各部门任职，理工科毕业生分配至各实业部门。东北大学的初试成功，并没有使张学良满足和陶醉，他的眼光投得更远，步子迈得更大，他相继又创办了男女同泽中学和各级小学，使东北的教育大、中、小学一应俱全，连贯配套。同泽中学始建于1925年，1926年重建新校舍，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学校已发展成从初一到高三均有的完全中学。学校的设施精良，教学大楼、礼堂、实验室、仪器室、图书馆、阅览室、体育馆和食堂、宿舍等应有尽有，还特别装有暖气设备，为当时一般中学所望尘莫及。教师待遇优厚，每周上课1小时，即给予津贴现洋1元6角，吸引了许多优秀教师到同泽中学来兼课，形成同泽师资阵容强，教育质量高的大好局面。高中实行文理分科，数学、物理、化学教科书，皆采用英文原本，由美国运来，所以同泽中学高中生的英文水平特别好。学校每年还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开拓视野和增加知识面，低年级到抚顺露天矿，中年级到大连，高年级到京、津、沪等地。学生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有话剧团、歌咏队、乐队和球类校队。同泽女校开办于1928年，开学前夕，张学良在《同泽女子中学一览》中道出了其兴办女学的初衷：“自文教东暨，人渐知女学之重，于是学校不足以容，试可而被摈者济济也。去年余督师保阳，军书之暇，延见乡人，辄以吾省垣之大，而女校无几，相为感喟。余在故京，若陆军大学、民国大学，经费中断，余一力资助；今桑梓之地，如何可忘？因定创办同泽女中之议。......尝慨吾国旧俗，女子惟议酒食，习缝纫，而不读书。其读者，又惟学刺绣，工词章，而鲜实用。今学校制度，盖因时而制宜，诸生能循序而深造焉，则可以强国而保种，宁独一人一家之计而已。”张学良对女校极为关怀，不但他自己亲任该校董事长，夫人于凤至亦为董事，特聘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王捷先为校长。学生供给膳宿，冬天还每人发一件厚呢大衣。女校采用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实际还有一年补习班作为基础。高中采用选课制，为各中学之首创。另外，学生成绩评分方法，同泽女中采用“超、良、中、可、劣”五等评分，与当时奉天各校的百分制相映成趣。从小学教育抓起，培养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新人，是张学良一贯的教育思想，因此，除了大学、中学外，张学良还在各县办了许多小学，统一取名为新民小学。当时东北农村很少有正规的小学，有的地方只有私学馆或半土半洋半私塾性质的学校。张学良深感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他从父亲的遗产中结算出1000万元，作为东北文化教育事业经费，计划在东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的一百几十个县里，每县办一所模范小学，让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张学良首先个人出资在奉天省设立了36所小学，实行新教育。这批新民小学由张学良直接领导，亲自委派校长，统一建筑校舍。随后，其他各地的新民小学也陆续建立，张学良不顾政务繁忙，均亲自过问。他还以夫人于凤至为户名，每月初从“汉卿教育基金”中，专门拨出办学经费，专款专用。新民小学学制6年，分初等学制4年，高等学制2年，用的教材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课本，每所小学还各赠万有文库一部。学校不收学费，并统一发给墨盒，只要求学生自费由学校统一做一套蓝布操衣和大盖操帽带红箍。教师待遇优厚，薪金是当时国内小学教员中最高的，最低月收入也有35元，比南京政府属下的小学教员的月薪几乎高出一倍。学校师生得到如此资助，倍受鼓舞，人人发奋，个个图强，学校蒸蒸日上，办得很有声色，深受民众的欢迎。张学良通过派督学的形式对学校直接领导，督学到各校视察时都强调张学良的办学宗旨是对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反抗外侮，因此，教员在课堂上多会讲述国耻事件，激发学生爱祖国反抗外侮的思想。新民小学还注重训练学生自治能力和守纪律的精神。当时一般小学只有级长，新民小学却设有学生会，主席下还有体育、纪律、生活等委员。童子军组织也很正规，除练操外，还抵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在广大民众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31年元旦，张学良在自己的别墅里召开辞旧迎新元旦联合会。他特邀了东北大学、男女同泽中学、新民小学等师生代表出席联合会，席间，他高兴地说：“东北教育形势大好，大中小学成龙配套，特别是东北大学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的总旨已经初步实现。”他站在二楼凉台上，并即席赋诗一首“大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勉励大家好好学习，锻炼身体，爱国爱家，努力奋斗，师生们以热烈的掌声回答了张学良校长的期望。军阀常视军队为命根子，军人常有重武轻文的毛病，张学良能放弃扩军，选择助教，其胸襟见识远非一般草莽英雄、赳赳武夫可以比拟。在张学良主政的三年多时间里，东北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培养出许多德才兼备的人才，后来团结在张学良身边的大批主张联共抗日的文武官员、热血青年，绝大多数是由东北培养成才的俊杰。第四章 少帅时代3、强健体魄倡导体育张学良活泼好动、喜热闹的天性使他十分热衷于体育运动，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积极地加以宣传和推广，在他看来，“运动足以代表国家民族的精神”，“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重体育”，所以，在他主政东北期间，创造了不少我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座新式体育场；他促成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了奥运会；他资助中国出访的第一支女篮；他还在辽宁举办了首次中外运动员对抗赛。从1915年起，东北的一些学校开始出现体育活动，在凤城、大连、奉天也相继召开过运动会，但还很不普及。后来，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发起，在东北和直隶、山东、山西等省举办华北运动会，各省轮流举行。1921年，第九届华北运动会决定在奉天举行，这对东北，特别是奉天的体育事业是个极大的推动。张学良时任东北军旅长，他积极参与运动会的筹办工作，负责监督指挥建造新式体育场，并担任代理会长主持运动会的进行。运动会盛况空前，有近60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仅奉天一省就有400多名参赛选手，为各省之最。张学良对各省远道而来的运动员，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此次运动会为张学良支持发展东北体育事业的开始。1928年，张学良就任东北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他慷慨陈词，鼓励学生好学上进，提出“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办学宗旨，希望造就“完全之体育人才”，“振兴东北体育”，“振奋民族精神”。次年在他的提议下，教育学院成立了三年制的体育专修科，招收体育较好的高中毕业生和运动员，第一期录取了公费学生约50名。为培养体育人才，提高田径运动水平，张学良不惜重金聘请师资，科主任郝更生，教授宋君复、王文林、吴蕴瑞、申国权，均是留美和留德的高才生，分别担任体育理论及技术课的教育。当年张学良更是以月薪800两白银，另配轿车一辆的壮举，聘请到德国长跑专家担任田径教练，后来全国田径冠军刘长春即由他训练成才。第九届华北运动会之后，因连年战祸中断了几届，经张学良积极提倡，多方努力，又得以恢复，定于1929年5月在奉天召开。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分别担任了此届运动会的正副名誉会长。在开幕式上，张学良因军务繁忙，未能亲临参加，但他委派其弟学铭代表他向大会致欢迎词。下午3时，张学良赶到会场，兴致勃勃地走到田径场的沙坑边，脱掉外衣，穿着白汗衫和短裤，参加跳远比赛，全场欢声雷动，为他加油。此后几天的比赛，张学良每天都必到场观看，有一次正逢标枪比赛，开赛前，他也兴致盎然地试掷了一次。在这次运动会上，得到张学良支持和培养而倍受鼓舞的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在100米决赛中创造出10秒8的全国最高记录，在远东也排名不俗，闭幕时，于凤至亲自为他颁奖。至此，东北大学的体育运动一跃成为全国之冠。同年夏，张学良又在东北大学兴建了可容纳3万人的现代马蹄形体育场，实现了他很早就想在沈阳建筑现代大型体育场的愿望。在当时，这座体育场无论是规模，还是设施，在全国都首屈一指，对东大体育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30年4月，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召开。在张学良的积极倡仪和支持下，东北各省均派代表团参加，仅辽宁省就选派了123名运动员参加田径、游泳和球类等的比赛。在这次全运会上，东北运动员大显身手，不负众望，成绩斐然：短跑名将刘长春一人独得3项冠军，轰动全国，成为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杭州市政府为了庆祝他取得的好成绩，竟将通往体育场的大马路改名为长春路；哈尔滨巾帼英雄孙桂云独得两项第一，杭州也把一座桥命名为桂云桥；男子19项比赛，辽宁获6项冠军和男子田径总分第一名；巾帼不让须眉，辽宁女子毫不示弱，也取得了一项冠军和总分第四名的好成绩。随后，刘长春和孙桂云代表国家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张学良慷慨解囊资助3000现洋，勉励他们为中华民族争光。为了进一步培养尖子运动员，尽快提高整个民族的体育运动水平，张学良还特别邀请了德国、日本的一流运动员来沈阳，同中国运动员一起进行比赛，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使中国运动员能取长补短，了解到最新的体育动向。闯东京，赴大阪，战京都，东北大学篮球队和足球队在张学良校长的支持和资助下，第一次远征海外，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受托负责联系安排比赛事项。此次出征，篮球赛三胜一负，足球赛二胜二负一平，东大学子以异军突起之势，令日本体育界大为震惊，使一向讥讽中国为“东亚病夫”日本朝野从此刮目相看，再不敢小觑。1931年春节前，《上海时报》以头版头条套红大字标题“争看东北捉海贼”，报道了东北大学篮球队以悬殊比分战胜久霸上海篮坛，实力雄厚的美国军舰海贼队的消息。赛前，人们对东大队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然而，赛场上东大队员配合默契，冷静沉着，敢打敢拼，智夺智攻，竟奇迹般地以37比21大败海贼队，为国家和民族争了光。赛后，上海观众群情激昂，将东大队员团团围住，不断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打出了中国人的脸面。张学良获悉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致电表示祝贺，电文中“东大健儿，为国争光，雪我东亚病夫之耻辱，弘扬中华民族之精神”的赞扬使队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千万同胞挣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东北体育界人士在张学良的资助下，成立了“东北体育协进会”，组织东北四省的体育运动代表队，参加全国运动会及华北运动会等大型比赛，呼吁全国团结起来，收复东北。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在南京召开，当东北四省代表高举队旗步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此次全运会，东北健儿刘长春再创佳绩，以10秒7的神速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律，这一记录后来一直保持了25年之久，直到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前夕，才被新一代的运动健儿打破。之后，1933年在青岛举行的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1934年在天津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和193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东北四省均派队参加，成绩不俗。特别是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开幕时，东北四省代表进入会场时，主席台对面打出“收复东北”的大幅标语，全场鼓掌欢呼，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一时摄人心魄，振人肺腑。这个场面大大刺激了日本驻津总领事，他提出抗议，要求取消东北队参加比赛的资格及所谓不友好的标语口号，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未予理睬，日本总领事竟以退席相要挟，但他也只能是“退席”而已。张学良身兼数职，政务繁忙，但他仍一如既往的关心体育事业，还经常个人出资赞助体育活动，1931年5月，上海两江女子篮球队作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支出访的女篮东渡日本参赛，南京政府分文不给，张学良慷慨解囊，资助了全部经费，结果女篮在日本5战5胜，回国途中又应邀访问朝鲜，也同样是3战3捷，大振国威。在张学良的认识中，体育是强国之本，用健全之身体，才能求精妙之学问，才能作有效之抵御，所以，他积极倡导各种体育活动，东北各种类型的运动会也开得热火朝天，在他主政期间，可以说是东北体育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第四章 少帅时代4、开男女混泳之先河张学良迷上游泳，始于1930年，那时，他在大连葫芦岛看到士兵在大海里畅游，非常羡慕，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开始时，他是在军舰上用绳索缚住身体，让警卫员把他吊到海水里练习，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终于能甩掉绳索，在海里游上几十米。张学良为此很得意，在葫芦岛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上几十分钟。1934年，张学良奉命驻节湖北武昌，湖北是水乡，素有千湖的美名，游泳较为普及，军政繁忙之余，张学良总是千方百计抽出时间游泳。当时，设在武汉大学内的东湖游泳池刚刚建成，湖水清澈见底，张学良闻讯，心痒难耐，兴致勃勃地驱车前往。到了东湖，张学良迫不及待地想尽情享受一番游泳的愉悦，他跳入水中，重施在海上游泳的技巧，不料游泳池的水和海水不同，浮力较小，他的旧技失灵，身体慢慢下沉，幸亏池内水浅，他双脚踩住池底才未出问题。此次虚惊一场，使张学良痛下再学游泳的决心，在武汉大学体育系主任袁浚的指导下，他学会了在内湖游泳，泳技大为提高。30年代的中国，还有许多陈规陋习，比如许多人仍视女子游泳为有伤风化，有损国风，就连武汉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不例外，校方规定：禁止女学生游泳，不开女生游泳课。张学良大不以为然，他在东湖精心导演了一场男女同在一池水中畅游的喜剧，使“不准女学生游泳”的禁令不攻自破。那天，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及高级军政人员与夫人再次来到武汉大学东湖游泳池，他首先让赵四小姐下水，而后又带头跳入水中游起来，在张学良的带动下，众人及夫人也都纷纷入池，游得不亦乐乎。此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武汉大学传开，顿时轰动整个校园，全校师生尤其是女生纷纷赶到游泳池附近，好奇地在警戒线外围观。事后，大学体育系主任袁浚借张学良之“东风”，向校方递交了建议开设女生游泳课的报告，校方面对现实，不得不开禁，虽仍订立了诸如女生上游泳课时，男生不得擅自逗留池边等规章，但较前不准游泳已大大进了一步。是年9月的一天，长江两岸，万人空巷，汉口码头，彩旗飘扬，武汉有史以来首次横渡长江的游泳比赛在此拉开帷幕，这是张学良驻节武汉后，为强健人民体质，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而亲自倡仪并主持的震惊中国近代体坛的一个壮举。比赛前，担任总裁判的袁浚曾担心，横渡时禁航会和外国商船发生冲突，张学良果断地回答：“在比赛这天，所有船只不得通行，外国商船也不例外，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比赛当天，外国船只虽然蠢蠢欲动，但看到张学良将军亲自出面，威严下令，只得乖乖地收敛起来，停泊在港口码头边。随着一声令下，参加比赛的游泳健儿们，在武昌黄鹤楼前横渡天堑，一直游到汉口五码头才上岸，全程5000米。武汉三镇倾巢而出，围观助兴者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盛况空前。比赛结果，20岁的武汉警备旅战士鞠华祥一举夺得了冠军，张学良激动得把一枚刻有“力挽狂澜”字样的银质奖章颁发给他，以资鼓励。第四章 少帅时代5、中国首次参赛奥运少帅慷慨资助自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之后，到1932年已经举行了九届。以往历届奥运会中国都只派一名观礼员出席开幕式，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时才有了改观。这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首次正式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比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将东北的傀儡政府“满洲国”推上国际舞台，意欲派短跑名将刘长春和长跑运动员于希渭代表伪满选手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此时刘长春已随东北大学同学流亡北平，大连日本当局就数次到他家，许以高官厚禄，令其父母将儿子找回来。不久，伪满各报竞相登出刘长春、于希渭将代表“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消息，此消息传到平津，四方哗然，体育界、教育界及各进步力量纷纷义愤陈言，要求中国政府表态反对，然而南京当局却没有采取丝毫措施。张学良看到报纸后，又着急又惋惜。刘长春出于民族义愤，当即公开声名：“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张学良读罢，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连声赞叹：“好样的！好样的！”此时，少帅已初萌帮助刘长春的想法。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体育科首届毕业典礼上，张学良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以挫败日伪的政治阴谋。于希渭因在大连，受到日本人的监视，无法脱身入关，只好称病在家，表示拒绝代表伪满参加奥运会。然而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仍准备象以往一样，只派体协总干事沈嗣良作为观礼员参加奥运会，此举引起国民同胞一致反诘：为什么不派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然而，南京政府怕得罪日本，不敢表态，也不拨经费，而体协本身又没钱，所以刘长春无法参加奥运会。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决定去找校长张学良商议此事，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刘长春参加奥运会，慷慨解囊，拿出1600美元作为刘长春和宋君复两人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有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鼓励，有了张学良校长的直接资助和关怀，刘长春按时来到了洛杉矶，代表中国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运动场上。开幕式上，他手擎国旗作前导，后随观礼员沈嗣良和教练宋君复等5人，昂首挺胸，毫无惧色。虽然中国是这届奥运会中最小的队伍，但刘长春并不感到孤独，因为在他的身后，是张学良和千千万万的祖国同胞关注的双眼！第四章 少帅时代6、与马君武的一桩公案（1）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的题为《哀沈阳》的“感时近作”两首，诗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不难看出，这两首打油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为：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抱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原诗中的小怜，为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如花，喜穿戎衣，见宠于皇帝高纬，被封为淑妃。时值北周军入侵，晋阳失守，正在围猎的高纬欲率军南下，但小怜恃宠撒娇，非要再猎一围，致使痛失反攻良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北周军渐感不支，迨值城垣崩毁之际，高纬突然下令停攻，他想炫耀一下武力，让小怜目睹他大军破敌的壮观，博小怜一笑，而那时小怜正在梳妆，费时良久，北周军借机得以喘息，抢修城防。待高纬携小怜并马在高地观赏攻城之战时，北齐军后翼稍作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惊呼：“我军败了！”高纬不知内情，迅速撤离战场，以致军心动摇。结果，北齐军一败而不可收拾，终于灭亡。马诗发表时，适逢“九•一八”爆发不久，不言而喻，马君武是借高纬的故事讽喻张学良不重江山爱美人，在“九•一八”之夜置危急国事于不顾，犹与赵四小姐、朱五和胡蝶沉湎酒色，翩翩起舞，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此诗一经发表，瞬时便不胫而走，风靡全国，被传诵一时。南京政府趁机煽风点火，授意各报广泛登载，使张学良不抵抗的传言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愈传愈烈；与此同时，别有用心的日本新闻界也争相转载，并故意捏造有关张学良的种种桃色新闻，特别是它在上海所办的报纸，大肆宣扬张学良与胡蝶在北平不仅相与跳舞，而且过从甚密，将两人照片并列报端，甚至还有张学良送给胡蝶10万元作为酬劳之说。如此混淆视听，张学良遂被国人普遍视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备受抨击，胡蝶更是被诬为“红颜祸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马君武对此诗甚为得意，他夸口说他的这些佳句，足以和明季吴梅村痛谴吴三桂的《圆圆曲》先后媲美，永垂青史。对于马君武的打油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小姐、朱五多年来均未置一词，只有胡蝶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辟谣启事。其实，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有风流韵事，尚还能讲得过去，扯到朱五、胡蝶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张学良虽然一向豪爽浪漫，“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但为人很有分寸，不会乱来。朱五是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衿的女儿，名湄筠，嫁于张学良的副官处长朱光沐为妻，张学良曾是他们的证婚人。“九•一八”之夜朱五刚生一子，马君武捕风捉影，无端端把朱五牵扯进去，实属无稽之谈。后来抗战期间，朱五在香港一次宴会上与马君武不期而遇，她端了个酒杯走到马君武面前，说：“马先生，马老，你还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该好好谢谢你呢，你把我变成名人了！”马君武颇为尴尬，拔腿就走，赶紧溜之大吉。至于扯到胡蝶，更是天大的冤枉。她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后来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胡蝶是当时的影后，确实曾随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赴北平拍外景，但那已是在“九•一八”之后，所谓“九•一八”之夜与张学良跳舞纯属子虚乌有。好事者编造她曾去顺承王府拜会过张学良，马君武就进一步胡说两人曾在顺承王府拥抱跳舞，言之凿凿，好像亲眼所见。胡蝶回到上海后，才知蒙受此不白之冤。次日，胡蝶在《申报》刊登辟谣启事，郑重声明“留平50余日，未尝一涉舞场”，并声称“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头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猪狗不如者矣。”她还严正指责马诗是别有用心。不久，明星同仁导演张石川及剧作家和演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珍、龚稼农等也纷纷登启事以人格为胡蝶作证。至此，“九•一八”之夜胡张跳舞风波才获澄清。1964年6月，胡蝶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她要不要见张学良？胡蝶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其实，马君武写打油诗讽刺张学良，有发泄私愤的成分在内。马是广西人，早年留学美国，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平创办私立民国大学，资金很少。听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南开大学捐助过不少办学金，便要求见见张学良，请求捐助一笔办学款。由于当时东北局势紧张，张学良的身体恰巧又逢不适，就没有接见他，他心有不满。偏巧“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张学良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这是对他瞧不起。于是，他就到顺承王府承启处通宵达旦，不接见不走，张学良只好接见了他。对于他的请求，张学良曾询问当时的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九•一八”后，政府财政确实很困难，荆有岩认为马校长在这个时候要这么多钱，是在给我们出难题。于是，张学良对马君武的请求也只能是爱莫能助。马君武心怀怨恨，不久便在报上发表了上述两首打油诗。那么，马君武的诗是不是完全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呢？那倒也不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马君武写这两首诗也是事出有因的。1930年3月，张学良挥师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军，立了大功。蒋介石为酬报张学良，授意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高位，而且授予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行政，彼时，张学良的事业兴旺发达，以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身份，坐镇北平，统摄华北及东北半壁江山，成为北中国的第一号权威人物，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鼎盛时期，因而不免有些踌躇满志，在驻节北平的这段日子里，他不仅挥霍无度，吸毒严重，且在社交方面亦有失检点，以致引起外界的流言蜚语。朱五是张学良社交圈子中的中心人物，经常陪伴张学良跳舞，但两人仅仅是跳舞而已，绝无其他；而赵四小姐自1928年起即与张学良公开同居，并生有一子。张学良的这些风流韵事，被一些人渲染、夸大，往往成为报刊上花边新闻的材料，后来便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口实。但不管怎么说，事变当天，张学良的确不在老家东北，他在北京做起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且带出了东北军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留在东北的多半是些老弱病残。“九•一八”当晚，对于张学良的行踪，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在协和医院，发高烧到38度6，并有当年的病志作证；二是正在跳舞；三是在中和剧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按照最流行的第三种说法，“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参加为辽西严重水灾演戏筹款，偕于凤至、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十时许，被告知沈阳有紧急电话，张学良立即赶回协和医院，参谋长荣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进攻沈阳，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要荣臻将情况续报，但不久，长途电话即中断。张学良随即用电话向南京请示，南京方面答复说：不能打。事变发生时，沈阳及东北的留守主官几乎都没有坚守岗位，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职务的张作相回锦州私邸为其父办丧事去了，副官处长李济川从北平回锦州，向张作相转告张学良要他回沈阳主持工作时，他却说：“京津方面安福系来了不少人吊唁，大概明后天他们走了，我就回沈阳。”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尚在北平，迟迟不归；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在事变当天为其父祝寿，大摆筵席，宾客盈门，热闹异常；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事变发生时，也不在军营内，留下主事的只是几个参谋长。日军炮击北大营时，官兵们群龙无首，惊惶失措。当旅参谋长请示对策时，旅长王以哲在电话中说：“对日军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荣臻则在电话中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王以哲和荣臻是根据张学良、蒋介石的指示，才下达如此荒唐的指令的。第四章 少帅时代6、与马君武的一桩公案（2）当时，张学良一厢情愿地认为，忍耐和避让，可以使日本侵略者找不到借口；打不还手，可以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的同情和干预。事变后，张学良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两次会议的主要意见都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这更加深了张学良迷信中央决策、依赖国联干预的思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断送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政策究竟出自谁手？多年来，史学界众口一词说是蒋介石打电报给张学良，内云“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对此，张学良在其与唐德刚教授的口述访谈中，郑重地予以澄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政府方面，那个时候还不是蒋先生，••••••那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段话，政府从来没有直接明确地给我答复，都是这种笼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好地去看着办吧，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正经话。”“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情闹闹。待到事变出来了，我就可以请示中央政府了，是不是这样？待日本人要打锦州，就请示政府了，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善自处理，那时都是这种话。”“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当时的东北，基本上是自成体系，蒋介石调不出一兵一卒，也派不进一兵一卒，东北的财政也与南京毫无关系，所以，所谓的中央确实还只是名义上的摆设。把责任推给中央，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没道理。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更是奉系军阀的根基所在。保卫家乡是情感的要求，保卫根据地是理智的要求。家乡被践踏，情感上过不去；失去根基，军阀就会成为寄人篱下的打手工具，比没有军队、没有财富、没有金钱，更加要命。张学良其人，既血气方刚，又聪明过人，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厉害，那他为什么还会下不抵抗的命令呢？“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宁肯受点委屈啊！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啦，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帐，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不利。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作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当年我要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九•一八”时，张学良面临的是中日关系复杂背景之下的一批狂热的、政府失控的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的偷袭。这一突发事件也不是张学良一人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他的东北当局、参谋班子、中央政府及各党派、全国民众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他一个人能力挽狂澜的。年轻的张学良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对事变的认识程度，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都是不折不扣的、彻头彻尾的“不挑衅”、“不冲突”、“不报复”、“不抵抗”，惟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公理之得伸”，并认为这是处理此一事变的上策。事实也很明显，由于张学良在对日问题上和蒋介石的看法一致，因而对于事变发生前后蒋介石所提出的“一切听命于中央，等候国联裁决”的指示奉为圭臬。尽管如此，面对日军的嚣张，张学良国难家仇一起涌上心头，痛苦至深，他在多个场合表示出抗击日军的决心和勇气。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时，他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对东北籍旅平学生代表，张学良是这样说的：“我得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两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张学良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搏余一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上述种种肺腑之言，是这位所谓的“不抵抗将军”坚决要求抗日杀敌的真实流露。东北高层一些将领曾主张不管南京政府态度如何，都应坚决抵抗，因为为民守土，责无旁贷，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亦可使强敌畏而却步。遗憾的是，张学良没有这样做。假如当时他深深体认到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义无返顾，北大营的被入侵，应是抵抗的底线了，那么他就应该奋起反抗、英勇抗击。然而，张学良最终因判断失误，犹豫彷徨之中束手无策，使本来有阻敌能力的东北军不战而溃，顷刻瓦解，大好河山转眼间沦陷，这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因此，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他后来一直深感后悔的。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错误，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他判断错误的呢？其一，幻想以夷制夷，企盼通过国联干涉、通过英美干涉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其二，认为“单靠东北军是一定抵抗不了日本的”，醉心全国抗战，渴望出现“全国统一，全面抗战”的局面，极不现实；其三，自易帜后，诸事听命中央，过分依赖中央，而中央奉行的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其四是迷信以和止战，以为只要不跟日本正面冲突，不放一枪，就使日本找不到发动战争的借口，避免事态扩大。但实际上，处处退让，以退求和，不但得不到和平，反而使侵略者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其五，畏惧日本军力，力避消耗实力。张学良曾对部下说：“当时，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惟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在其晚年，他在采访中还说：“怎么打？打不过人家嘛！”其六，缺乏决断能力。张学良文武双全，聪明能干，但他毕竟年轻，勇猛有余，老练不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很难应对裕如，处理突发事件的决断能力明显缺乏。由此可见，“不抵抗主义”的产生有其复杂纷繁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决定因素，绝非马君武“莫须有”的“更抱阿娇舞几回”等造谣诬蔑之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第四章 少帅时代7、一见如故的周恩来！（1）“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我们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给刺透了。••••••可以说，我们两人一见如故。”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谈起他跟周恩来的交往，还是那么激动和兴奋。1936年4月9日，肤施（今延安）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内，一次足以影响中国现代发展方向的历史性会晤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这次会谈的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和周恩来，这也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过去两人并不相识，虽然都曾久仰对方的大名。黄昏时分，顶风冒雪，昼夜兼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一行5人，终于如约来到了天主教堂门口，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精神抖擞，眉毛浓而黑，留着浓密的黑胡子，目光炯炯有神。此时，张学良已在教堂内等候多时，迎出门来。他久闻周恩来是出名的美髯公，加上事前刘鼎对周恩来形象、风度之描述，所以，当周恩来一行出现在眼前时，他一眼就认出来，大步向前迎接，紧紧握住走在最前面的那位的手，用不容置疑的肯定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有关张学良的传奇，周恩来也早已耳闻，但一直没有机缘相识，此时初次见面，张学良的热情、豪爽果然名不虚传，周恩来也紧紧地握住张学良的手，“张将军，好眼力啊！”“不，不，”张学良一面将周恩来迎进教堂，一面谦逊地说，“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周先生是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说罢，打量着周恩来的长胡须，大笑不止。周恩来被张学良的直率、豪气所感染，不无感慨地说：“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故人相见？此话怎讲？”张学良一怔，有些不解，遂问道。“张将军有所不知，我少年时代，曾在东北待过，做了你父亲张大帅三年的臣民呢，对东北人的性格我很熟悉，而且打心眼里也是喜欢的。”“原来如此！难怪周先生也如此痛快，敢情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见张学良和周恩来初次见面便如此愉悦，一见如故，仿佛多年的老友，便幽默地说：“一个东北人，和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即便是在天主教堂中秘密进行会谈，我看也无需祈祷上帝的保佑了。”王以哲的趣谈引来双方的笑声，气氛更加融洽，张学良却突然十分认真地说：“诸位有所不知，我和周先生不仅有半个同乡的情分，还是同一名师的弟子呢。”在场的人听了这话，都愣住了，就连周恩来也有点迷惑不解。“周先生不知这其中的原委，我们都是张伯苓先生的弟子啊。”“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周恩来更加不解。“我早年听过张伯苓先生的演讲，因此拜他为师。后来我抽大烟，打吗啡，也是听了先生的规劝，才痛下决心完全戒掉了。”张学良爽朗地答道。话锋一转，张学良又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按照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先入庙门者为长，周先生自然就是我的师兄了。”“不敢当，不敢当，”周恩来忙拱起双手，“张伯苓先生一生爱国爱民，屡次声明反对内战。我们这两个弟子当遵师教，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将话题巧妙地引入了正题。“好！说得好！”张学良为周恩来机智敏捷的应对所深深折服，不禁肃然起敬，会谈在非常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双方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拂晓时分，双方达成了一致对外，联蒋抗日的共识。对此，张学良与唐德刚教授如是说：“我与周恩来，我们两人把话说得很明确。他说，如果真能这样，我们立刻赞成。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陕北这个地方，仍让我们后方家眷在这儿呆着，另一个是你们不要把我们共产党消灭。除这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可交给中央改编。”十日凌晨四时，会谈结束，双方都非常满意，并互相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张学良并保证：“我说我去说说蒋先生，我可能会把他说服了，但是，也不是说肯定就有把握，不过我一定负责任，如果你们的说法是诚恳的。”半个多世纪后，再谈起这段往事，张学良不无感慨：“我自个儿当时也太骄傲，太自信了。我哪能说了的话不算话？大家都说好了的事，说了就要算数。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这话你可以这样讲，但在我这一方面，我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一贯重信义，守信用的热血男儿张学良，顶天立地，说话算话，他后来果然不曾爽约。从上述说法中，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动机之一是：他在周恩来面前把大话说过了头，后来他“劝蒋”屡遭挫败，诺言无法兑现，主张被迫搁浅，重信义、讲信用的张学良最终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等到诸种因素交织并发，他便不惜铤而走险，终于在西安采取了激烈的手段。第四章 少帅时代7、一见如故的周恩来！（2）此次会谈，张学良和周恩来之间彼此互相佩服，惺惺相惜。周恩来在归途中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周恩来又在一封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对张学良的赞叹溢于言表。张学良事后也说：“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是早见到他该有多好呀”！“美髯公周先生，的确是位伟大的政治家，共产党有这样人物，必将成大功。我很钦佩他对事物的洞察力。”此次初见之后，相见恨晚的遗憾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年12月17日，历史又一次将两位伟人推到了一起——周恩来与张学良相会西安，为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废寝忘食，彻夜交谈，至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止，两人共处八天九夜，时间虽不长，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却从此奠定，彼此心灵相通，心有灵犀。张学良一直坚定执着地认为：“兵谏能和平解决，周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的时候，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憾得很，一别竟成了永诀。八天九夜，我们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盘旋起飞。望着绝尘而去的飞机，周恩来感叹道：“汉卿真是中了《连环套》旧戏的毒啊，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有负荆请罪啊！”此后多年来，周恩来一直以故友为念，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76年他离开人世的40年时间里，为了早日解除对张学良的囚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他在各种场合，奔走呼吁，不遗余力。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被囚爱国人士。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说：“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周恩来的声音充满了动人的情感，他严肃的目光表达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神情又显示出了对张学良长期被囚禁的无比愤慨，令在座诸位为之动容！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谈到自己为谈判已耗去了五分之一的生命，又想起了“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闪过一丝悲凄的泪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周恩来一哭张学良的情景。1956年，又值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座谈会上，高度评价张学良：“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死蒋介石，他们也是千古功臣。”1961年，周恩来邀请在京的原东北军与西北军部分将士参加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会上，周恩来二哭张学良，他流着热泪，对张学良的四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纪念会结束后，周恩来总想着要给张学良写封信。可是，写信容易，把信送到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手里，可就难上加难了。为此，周恩来几经思索，终于找到了与张学良夫妇交情深厚、可靠理想的转信人郭增恺夫人。郭增恺夫人不负所托，几经周折，终于把周恩来的信装在口红里当礼品送给了赵四小姐。鉴于当时张学良的处境，周恩来在信中没有署名，也没有写收信人姓名，只有16字肺腑之言“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周恩来多么希望两人能再次“共剪西窗烛”，把酒话当年啊！然而，周恩来期盼再晤张学良的心愿最后并没有实现，临终前，他不无遗憾地嘱托邓颖超：“不要忘了台湾的老朋友。”得知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张学良万分悲恸，他含着泪水对同样悲恸的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诵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多年后，他在对唐德刚教授的访谈中又谈到：“1976年周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难受得很，连个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听人说，周先生临终前，听说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他并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胆识的人，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自西安事变一别后，张学良和周恩来天各一方，无缘再见，然而，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位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挚友和故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1、蒋介石说：“得友如兄，死无憾矣！”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九•一八”，时隔仅一年，主角都是张学良。世人耳熟能详的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者悍然炮击北大营，一夜之间占领沈阳的国耻，而对1930年9月18日，则知之甚少，这一天，张学良发表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东北军再次入关，结束了中原大战。张学良这一纸“巧电”，化干戈为玉帛，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无异帮蒋介石打赢了这场战争，维护了他的统治地位。对此，蒋介石感激涕零，曾致函张学良，有“得友如兄，死无憾矣”之句。其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更是极尽拉拢之能事，给其以高官，授其以大权。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奉天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蒋介石并授予他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八省区军队之权，北平、天津、青岛三市也隶属奉系管辖，同时又大举册封奉系将领，俨然一副与张学良平分天下的架式，让年轻的张学良不免受宠若惊，飘飘然，如坠云雾之中。蒋介石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势力暂时还达不到北方，需要有一个信得过的人替他坐镇北方。北平初会，张学良留给他的印象是待人热忱，不擅权术，没有政治野心，这正是蒋介石理想中的人选。他可以放心地把北方的大包袱交给张学良去应付，不怕张学良不听他的指挥。张学良之所以拥护中央，主要是想到国家的统一，憎恶分裂和内战，他想到要使东北不受外敌侵略，还得依靠中央，而蒋介石就是中央，所以他拥护蒋，效命蒋。就职以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依赖更是有增无减，为了更好地处理善后问题，张学良决定去南京征求意见。同时，蒋介石也热情邀请张学良出席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这时的张学良还不是国民党正式党员，就此点，张学良再次感到蒋介石对他的殷切关怀，不胜感激。蒋介石对张学良进京做了异乎寻常的隆重接待。途径天津，蒋介石派文武大员张群和贺耀祖亲往迎接，然后张学良的专车由铁甲压道车开路，直驶南京。津浦沿线车站，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军民热烈欢迎，“国家统一的表率”、“和平息戈的使者”、“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等标语，红红绿绿，随处可见。11月12日晨6时，天尚未明，蒋介石命令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一律穿制服，渡江到浦口车站恭迎张学良。专车抵达浦口时，站台上军乐声大作，仪仗队举枪致敬，张学良身穿黄哔叽军服，肩披酱黄色大衣，捷步下车，缓行检阅，只见武官戎装，文官中山装，好不整齐，张学良与前来欢迎的军政要员一一握手，随后登上威胜号军舰渡江，行至中流，停泊在江心的通济舰灯火辉煌，官兵列队甲板，举枪致意，军乐又起，礼炮19响，江中所有船只均悬旗鸣笛，向张学良致敬。此情此景，使张学良的心为之一动。上岸后，国府卫队分段警戒，装甲汽车开路前进，宋子文将铁汤池财长官邸腾出来作为张学良的行馆，所有随行人员均下榻豪华的南京中央饭店。坐在总司令的车里，看到在晨曦中掠过的盛装打扮的街道和欢迎的人群，张学良百感交集：这样的欢迎盛况，对他还是第一次，蒋介石竟不以对待下属的方式对待他，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蒋介石在国府大院门口亲自恭迎张学良，一见到张学良，蒋介石快步向前，紧紧握住张学良的双手，旋即张开双臂，一边拥抱，一边连身说道：“欢迎你，欢迎你啊！”简直一见如故，张学良受到如此厚待，心情激动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本是个极易动感情的人，此时更是难抑心头激动，眼圈禁不住湿润了。二人共进早餐后，驱车赶往中央党部，参加孙中山诞辰纪念周和四中全会开幕典礼。一路上，车队浩浩荡荡，缓缓行进，威武壮观，车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伫立在马路两旁，翘首相望，争睹这位再造统一的少帅的风采。进入党部所在地，又是奏乐，又是歌舞，又是口号，欢迎仪式令张学良目不暇接，这一切都是蒋介石精心安排的，他曾告诫他的文臣武将，不得对这位少帅无礼、傲慢，必须执礼要恭。因此，在南京期间，张学良处处受到欢迎。在极度兴奋中，张学良参加了四中全会开幕式，蒋介石特别介绍张学良加入国民党，列席会议，张学良激动不已。当天，几乎每参加一项活动，张学良都受到形式别致的热烈欢迎，他全天都沉浸在欢快和激动之中。晚上，蒋介石特意安排的盛大晚宴将气氛烘托到了极点。张学良端着酒杯，从心底里迸出了他的祝酒辞：“不才汉卿，拉住蒋主席的手，阔步中华大地，不辜负轩辕子孙，共创千秋大业。”满面春风的蒋介石十分得意，脱口而出一句：“精妙绝伦的张副司令！”把宴会一开始就引上高潮。张学良兴奋、欣喜、陶醉于这个金陵之夜，连夜致电东北军军政要员：“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之想象，望各界静候佳音，学良将会赐福于民众。”在南京期间，每次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蒋、张两人总是并肩而行，笑语嫣然，彰显亲密无间之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张学良对蒋介石本就少之又少的疑虑和戒备，现在更是不复存在，他慷慨陈词：“我的意向已决，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内和平。为了这一事业，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而蒋介石对张学良也推心置腹，掏心掏肺：“北方冯、阎等人脑筋都太旧，你是青年，有朝气。我们二人合作，就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甚至还说，他的卫队就是张的卫队。在中山陵合影留念时，兖兖诸公，蒋介石只让张学良和自己并立前排中央。正当蒋、张频频会见的时候，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也于四中全会闭幕的那天来到了南京。她的到来，同样获得隆重礼遇，欢迎她的仪式由蒋夫人宋美龄一手承办。素以交际著称的宋美龄，充分地展示了她作为第一夫人的迷人风采和魅力。于凤至一下专车，宋美龄便迎上前去，亲热地与之紧紧拥抱，然后先亲左脸，再亲右脸。于凤至虽也是东北的第一夫人，见过不少大世面，但还真从未经过这种阵势，一下子就被宋美龄征服，顿时甘拜下风。宋美龄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得体。当晚在私邸设家宴为于凤至洗尘，气氛温馨、和谐，几乎没有安排什么政治场面，包括以后的一些活动也全都采取家庭的、女性的方式，这使本来并不太善于交际的于凤至很快对她产生了亲近感，几天下来，两人穿梭交往，形影不离。宋美龄的母亲倪老夫人倒是真心喜欢这位文雅娴静、知书达理的东北女子，当于凤至在南京参观游览过后，由宋美龄陪同到了上海，拜见过老夫人之后，老太太当即认她做了干女儿。宋美龄做事，滴水不漏，见机也一不做二不休，与大姐宋蔼龄一起，择了吉日，交换兰谱，干脆与于凤至结拜为姐妹。三个干姐妹的亲热劲，硬是把宋氏嫡亲三姐妹的亲情关系也给比了下去。对于宋美龄不惜降低辈份和于凤至结拜为姐妹，张学良感激涕零，他对蒋介石一直以长辈相尊，直至蒋介石逝世，张学良仍称他们的关系是“情同骨肉”，张学良的确一直以父执礼对待蒋介石。由于于凤至的到来，使政治家庭化，蒋介石、宋美龄、宋蔼龄、张学良、于凤至在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楹联前面，照了一张生活照，成为历史的见证。张学良在南京梦一般地度过了23天，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最美妙最难忘的时刻，也是他和蒋介石最为和谐亲密的阶段，他已经完全被蒋介石的个人魅力所征服，从感情到精神上，对蒋无限崇拜，开始了从此长达半个世纪的效忠。12月4日，张学良离京北返，蒋介石一如既往，对他的送别依然象来时那样隆重。告别时，蒋介石一副难舍难分之景，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汉卿，北方善后，东北、华北八省全靠你了！”张学良俨然成了偌大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的父亲多少年征战才得到的，他却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了。不要说偏安一隅的“东北王”无法与之比拟，就是先父张作霖，虽号称大元帅，其号令也不过局限在京津周围而已。如今的张学良，似乎已领有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他觉得惬意、满足、充实，他决定不回沈阳，留在北京，立即开展工作，他要作出个样子来给蒋介石看！他要以此报答与蒋介石在南京的“政治蜜月”。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2、惊涛骇浪中，谁先下危船？逼人下野、出洋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任何人都可以牺牲掉，即使忠心、慷慨如张学良者，也不例外。热河失陷，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各种指责、谩骂、讥讽如雪片般劈头盖脸地向他袭来：“对前方失土辱国之主将，立即明正典刑，以彰国法，而维公道”，天津救国会如是说；《中国评论家》杂志刊登了一封致张学良的讽刺信，信中他被题名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著名作家林语堂则以张学良搜集文物癖好羞辱他说：“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大片领土，当然你也为我们保护了许多国宝。”在政界，一些高级官员也向张学良发难，汪精卫、孙科等更是借此之机，要求张学良引咎辞职。其实，不用他们说话，张学良也只有辞职的一途了，但他表示不希望在没有采取适当的挽回败局的步骤时离开职位。1933年3月8日，当蒋介石约他到保定会晤时，他还抱有收复热河的心愿，表示要向蒋先生请命抗日，临走前，他对秘书王卓然说：“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问题，主要是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总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派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6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张学良想得一点也没错，事情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蒋介石早就料到热河有可能沦陷，一旦沦陷，他和张学良将负主要责任。只有张学良下野，才能平息众怒，也才能保住自己。次日，蒋介石让宋子文先行与张学良密谈，二三十分钟后，张学良匆匆下车，神色紧张。他向部属转述了宋子文的话：“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我守土有责，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这正如同三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可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好处。”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张学良只能对宋子文说，当然是他先下去了。宋子文得到张学良的口实，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他在专车上接见了张学良，不待张学良开口，蒋介石板着脸先劈头说道：“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他暗示张学良，“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张学良知道蒋介石在要自己的口供，说：“我离开为好。上午我已和子文兄表明了这个意思。”“这是好的，好的。汉卿，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此时，张学良关心的仍是要动员全国进行抗战，他说：“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阻止日军前进。”对于张学良的请求，蒋介石虽连说“是的是的”，但对此已不愿多谈，他答非所问地对张学良说：“关于你下野的事，我定要和张夫人当面讲清楚，以免她误会。”几天以后，蒋介石真的赶到石家庄，面见于凤至，对之“安抚”，以表示他对张学良无微不至的“关怀”。张学良回到专车，神情阴郁地对随从人员说：“我马上辞职出国考察。”一时群情激愤，众人皆为张学良鸣不平，而张学良反而劝慰大家，说蒋介石的话是对的，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主张自我牺牲到底。张学良被蒋介石迷惑太深，对蒋介石过分信任，甚至在想法上也不自觉地与蒋介石产生了某些共鸣。几分钟后，蒋介石偕宋子文到张学良的专车上做礼节性的回访，温言慰语，极尽抚慰之能事，并劝张学良次日即飞上海，免得夜长梦多，发生变化。因为蒋介石很怕东北军将领会借此闹事，因此他极力说服张学良赶快出洋治病。蒋、宋二人离去后，张学良百感交集，父仇未报，家乡已失，被迫下野，兵权易手，今后26万东北军何去何从？张学良深感对不起东北3000万父老，对不起东北军将士，对不起张氏宗族，心里委屈难受，心情万分沉重，再也忍不住，伏枕嚎啕大哭起来。副官谭海见状，赶紧找来秘书王卓然和顾问端纳，一起安慰张学良。端纳上前，“少帅，要做一个大丈夫，要勇敢和坚强。”王卓然接着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吗，‘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辞职下野，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都不能胜任，那时失败，还不如这时痛痛快快地走掉，把病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劝导，突然只见张学良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把两人吓了一大跳。张学良拉着王卓然和端纳坐到他的床前，说：“我是闹着玩的，吓你们呢！”接着，他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外交涉。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我来讲讲，大家开心。话说从前有一个财主，夜里遭土匪抢劫，土匪持刀并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说要什么都行，只要饶他一命。土匪看他老婆长得还好，就说，这样吧，我玩你的老婆，你跪在一边叩头，叩得好，就饶了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待土匪尽兴席卷财物而去后，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一个劲地叩头呢？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便宜呢！财主老婆大哭说，老婆被奸污，你还有什么便宜可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最忙乱的时候，贼顾不上看我，我少叩了许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讲完这个嘲讽南京政府对日屈膝的外交政策的笑话，张学良转头对王卓然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先生听，问他若有这样的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说这位财主最好去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回到北平顺承王府，张学良沉思着对王卓然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辨。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来给我。”子夜2时，王卓然将林肯原文找出，“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远”，张学良久久不语，若有所思。翌日，张学良召开了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宣布他辞职出国的消息。到会军官个个忿忿不平，同声反对他下野。有的主张与蒋介石讲理，有的则主张干脆造反，一时间，群情激愤到极点，张学良竭力劝阻部下，不许他们轻举妄动，他说：“我同意到国外走走，不久就会回来。我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离开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队伍，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儿，交孝侯（于学忠）负责，流亡关内的东北老乡很多，已无家可归，要照顾这些人。大家要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牢河北这块地方。”3月11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了下野通电，此一通电，字里行间，充溢着依依惜别之情，拳拳报国之心。而对于他的苦衷，却只字不提，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甘为蒋介石充当替罪羊。张学良为人，一向坦率直爽，崇尚信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蒋介石，他诚心实意，顾全大局，竭力维护他的地位，从前如此，在他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后，仍然如此，他从不肯诋毁、诽谤蒋介石一句，就在他下野前，他还谆谆叮嘱部下说：“此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也就是对不起我。”也许张学良想通过这次下野进一步密切与蒋介石的关系，1929年夏，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北京相会，蒋曾对张说：汉卿，你比我年轻（14岁），你东北几十万兵都是讲武堂毕业，武器装备也好，有空军，有海军，比我有力量。我只有10万黄埔军校的士兵能打仗。现在我领导着先打个基础，将来国家成功了，我岁数也大了，还得你来领导。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无意当全中国的领导人，只想保住东北。话虽如此，但如今东北已经丢失，张学良不能不对蒋介石的那番表白怦然心动。而且，张学良下野出国前夕，蒋介石把他们两人比作同舟共济的一对难兄难弟，难免让张学良产生亲如一体的幻觉。他的下野出国可以说是为蒋介石做的牺牲。然而，政治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蒋介石爬上南京最高权力宝座以后，与各地方实力派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惯了，张学良的忠心、坦诚并没有换来蒋介石的投桃报李。张学良信蒋介石太深，后来他遭受到半个多世纪的幽禁，未始没有这个原因在内。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1）“蒋先生和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我们俩在政策上不一样。”“我同蒋先生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当然目的不同。这个很清楚。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的。”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如此评价当年他跟蒋介石在剿共和抗日上的争执。1935年9月，张学良被蒋介石调往西安，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在与红军作战中，连连挫败，对蒋介石的“平定内乱的国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官拜一级上将，身任“剿匪司令”，但却心想“抗日还乡”，他嘱咐部下，尽量避免与红军交火，并对友人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他预感到“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将与国家同归于尽。”因此他说：“我们惟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族与日寇拼命。”他主张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原则，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对共产党“也应当能容”。所以，张学良在西北一面和共产党交朋友，达成“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一面又与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确定了退出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从1936年7月起，张学良开始频频向蒋介石“诤谏”上书，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然而，不断飞来的情报，不断演化中的西北，使蒋介石终于决定御驾亲征，亲赴西安视察、督战。10月，蒋介石以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偕宋美龄飞抵西安。蒋介石知道西北的事不太好办，他没有采取强硬之法，而是声称“避寿”，要各地走一走。蒋介石在西安故意装出忙里偷闲的姿态，登华山，游终南，看秦陵，逛骊山，到处游山玩水，纵览西岳风光。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看似闲庭信步，其实处处玄机，游华山时，蒋介石指点着“远而望之若花状”的华山，一语双关地说：“西岳之胜在于险，一有失误，便会掉到万丈深渊里。”张学良当然明白蒋介石说的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心里却是另外一番滋味。站在巍峨的华山之颠，向北望去，祖国的东北正在遭受日寇的蹂躏，何日收拾旧山河？他的心情复杂万分，一首七言绝句脱口而出：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蒋介石尽量装出一副轻松悠闲的样子，但他总免不了要时时敲打张学良，他装做不经意地问张学良近来看些什么书，张学良直言不讳，说自己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介石闻言大惊，对他所获得的情报已经得到应证，他训斥道：“这些书都是苏联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最后一句刚出口，他又改口道：“你该好好读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张学良心下大不以为然，又不想辩解，只好一笑了之。此番试探，蒋介石印证了张学良不愿剿共的原因。数日后，蒋介石收起了无事一身轻的逍遥之态，开始着手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当他询问西北剿共和陕西的政治情况时，张学良趁机陈述说：“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请委座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并恳切地说明，这不单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风吹草低，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杨虎城婉转地说：“我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张学良也争辩说：“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当。”蒋介石断然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问为什么！”过了两天，张学良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介石又训斥说：“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士气问题，我来解决。”为了彰显自己坚定的剿共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蒋介石径直前往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他一上台就搬出他那套忠孝礼义廉耻的哲学信条，大谈“军人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的道理，接着又大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外敌不除便无法抗击外敌的谬论。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是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又重申：“共产党不以民族为本位，不论其标榜如何，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蒋介石这番训话，显而易见，不光是说给受训军官的，更是对张学良、杨虎城等的再次警告。10月28日，张学良利用谒见蒋介石的机会，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带兵赴前线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还强调中国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必须联合苏联，共同抗日。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并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被关进监狱，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迟。张学良的劝谏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0月30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带着对张、杨极为不满的怒气飞到洛阳“避寿”，张学良想借蒋氏过生日不便发火之机，再次劝谏，便邀请阎锡山携王以哲、何柱国同赴洛阳，以祝寿为名，行进谏之实。张学良这次学乖了，他觉得蒋介石已听不进抗日大道理，就换了一个角度，专讲东北军目前的困境。殊料，蒋介石早已觉察到了张学良的用意，他碰了个大钉子，蒋介石只是逼问他：“你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为了阻止张学良等的劝阻，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作讲演，大骂主张抗日者，并重申：“日本是皮肉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也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变更。”训话间，蒋介石情绪激愤，突然大谈起汉奸来，“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一种是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和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大家要明白，通日本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而且是二等汉奸。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团结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这番措词严厉、意有所指的指桑骂槐，没有谁会听不出来，张学良神色大变，面容惨白。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2）张学良劝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幻想终于破灭了，在回西安的飞机上，他若有所思地说：“阎百川毕竟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要再和委员长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了，我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连我的太太也无从知道。”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已经深深感到劝蒋“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劝蒋以外的办法了。不久，蒋介石在洛阳遥控国民政府，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公开镇压抗日运动。毕竟是血性军人，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驾机飞往洛阳，准备冒死力劝。他要求东北军参加绥东抗战，蒋介石坚决不允。他又请求蒋介石释放被捕的“七君子”，不要因此失掉民心，酿成大错。蒋介石要他专心剿共，别管政治上的事。蒋介石句句不离剿共，别的什么也听不进去，张学良所求之事也件件驳回。情急之下的张学良把事先准备好的劝谏之词全都忘了，东北、华北一幕幕耻辱的景象纷纷闯入他的脑海，他的眼前模糊了，泪如泉涌，他哭诉道：“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您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终夜彷徨，如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蒋介石最不愿别人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没等张学良说完，他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放肆！”张学良本来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在东北时他一人独尊，归顺蒋介石后，和蒋相处又很好，交情极深，没有人敢不让他说话，平时两人之间的争执、冲撞多不介意，仗着这样的关系，张学良敢于仗义执言，他腾地站起身来，变换了语气说：“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劝谏变成了质问，极大地刺痛了至尊无上的蒋介石，他大发雷霆：“太放肆了！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盛怒之中的蒋介石脸气得发青，手打着哆嗦，完全失去了平时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风度，他越说越气，越气越说，朝着张学良继续大吼道：“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事已至此，张学良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声嚷道：“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本想将蒋介石一军，岂料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12月4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再到临潼。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则神情沮丧，郁闷不乐。几天来，他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仇，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搅在一起，他心乱如麻。“我曾考虑了三种办法：一是向蒋委员长辞职；二是做最后之劝说，希其回心转意；三是采取类似兵谏的办法。为此，我反复思考，绕室徘徊，斟酌再三，决定先‘苦谏’蒋介石，实在不得已，再行‘兵谏’。”这种逼上梁山的苦迭打方法（法文政变之意），对张学良来说，实是万不得已。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交极深，非中国其他军事领袖所能比拟。张学良经常在公开场合自豪地夸耀说，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宋美龄也曾说过，张学良尊蒋如同父执。多少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也算是爱护备至，数度委以重任。张学良也投桃报李，从欧洲考察一回国，就宣传要绝对服从领袖。正因为这种关系，张学良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相信凭他和蒋介石的私交情谊以及这几年在政治、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次政见上的冲突，他们再也无法谈到一起去了。12月7日，张学良下定决心，他对杨虎城说：“我们再劝蒋先生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了。”事到临头，他终究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人，不想张学良再去，怕露出马脚。张学良坚持要去，他说蒋介石很骄傲，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他不会想到别的。杨虎城不便再说，只好让张学良再去劝谏。晚上，张学良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哭陈词，作最后的“苦谏”，三个小时的慷慨陈词，三个小时的苦苦劝求，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时而声泪俱下，时而义愤激昂，蒋介石均无动于衷，最后，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也不会改变。苦谏无效，张学良步履沉重地回到了驻地，但他还希望杨虎城再走一趟，做到仁至义尽。杨虎城深知蒋是不会听的，碍于张学良的面子，答应去试试。然而，张学良从杨虎城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一方要抗日，一方要剿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了。刀出鞘，箭上弦，图穷匕首现。兵谏，逼上梁山，势在必行！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4、囚禁是“爱”如果说在张学良身上还存有从他父亲血脉里继承来的绿林好汉的义气之举的话，那便是捉放蒋这一幕了，不过在张学良那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而升华为一种民族义气。张学良发动西安兵谏的目的很明确，“兵谏只是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没有伤害他的意思”，“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正因为此，张学良在和宋氏兄妹达成君子协议，以及得到蒋介石“领袖人格”的保证后，他再次作出了一个让众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对此，张学良是这样解释的：“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张学良身为军人出身，对扣蒋之事，自认为是犯上作乱，所以在蒋介石口头答应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后，他便急于放蒋，以表明自己无私欲的心迹。他是抱着负荆请罪的态度去南京的，甚至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死罪。杨虎城对此愕然，他劝张学良：“放他就足见你我之真诚，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周恩来送给张学良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请他三思。但此时的张学良主意已定，而蒋介石在机场的一句“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则更坚定了他“人情送到家”的决心。张学良想，我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他自认为这是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英雄之举，他却没有想到，想捉就捉，想放就放，想送就送，这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最高统治者于股掌之上吗？难道这不是其更为忌讳、更丢面子的举措吗？他天真地设想着：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就一段千古美谈。历史证明张学良又一次“判断错误”，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并没有像张学良所设计那样演下去，千古美谈变成了一代奇闻。张学良高估了蒋介石所谓的“领袖人格”，蒋介石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齐桓公、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他不具备大政治家的风度，因为还未等张学良飞抵南京，蒋介石的态度就立刻大变了。12月26日，由蒋介石授意、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话》在洛阳发表，信口雌黄地将释蒋归结为张杨二人受到了蒋介石的“伟大人格”的感召，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荒谬之极。更有甚者，此时，蒋介石已密令戴笠：“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就派军统局人员把他监禁起来。”果然，26日下午2时，当张学良到达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时，等待他的是宪兵和特务队的严密警戒，他在宋子文、戴笠的陪同下，直驶南京鸡鸣寺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这是张学良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但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当晚，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既然来京待罪，就得作出一点样子，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不过是为自己下台阶的例行公事，因而毫不迟疑地一挥而就，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刀柄。27日一收到张学良的请罪书，蒋介石马上迫不及待地将其与自己就此事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呈文一并递上，并装模作样地要求对自己“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对张学良则要求“依法办理”。为此，国民党中央于12月29日举行了第31次和第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会者都颇能领会蒋介石的苦意，对张学良群起而攻之，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未经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由此开始，几天之内南京上演了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审判、特赦、管束的闹剧，蒋介石为了给外间以“伟大人格”的形象，对此早有周密的安排，哪些事由他出面，哪些事由别人出面，他早就心中有数，成竹在胸。张学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面对的将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临来之时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早有所闻，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却没有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中央竟会对他进行军法会审。他百思不得其解，来到南京后，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面子，使这场事变有个完美的结局，他对蒋介石可谓是惟命是从——让杨虎城放人，放飞机，写请罪书，领受社会舆论的斥责等等，只要是蒋介石希望他做的事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住进北极阁的短短五、六天中，他渐渐发现事情并不象他想得那么简单，出门拜客虽是自由的，暗中却总有特务的监视，戴笠也不时来坐一会儿，先是要他写请罪书，现在竟敢当堂审讯。张学良愤慨极了，他知道出庭审判，将意味着失去主动权，他在国人心目中将成为被告，从此，他便成为蒋介石任意宰割的对象。在愤慨的同时，他对蒋介石背信弃义产生了痛恨之情，他感到诧异，言而无信者还敢侈谈“人格”，自他看到那篇所谓“训话”起，便开始有了这种感觉，他不敢相信，流言、欺骗竟出于道貌岸然的领袖笔下！同样感到愤慨的是宋子文，当初是他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下过保证的，言而无信的蒋介石将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只得再次向张学良拍着胸脯保证：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表示将陪张学良去法庭。第二天的审判将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幕，他将如何谢幕呢？他又如何舍得谢幕呢？愤慨、懊恼、委屈之余，张学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张学良是全副武装，穿着上将军衔军装，精神抖擞、威武凛然地走进法庭的，他态度从容、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振振有辞，两个多小时的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谁也听不出张学良罪在哪里。这真是一场颇具戏剧化的审判：受审人的声音比审判官还大；受审人讲的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有条理，更具说服力，张学良的理直气壮和坦然，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简直就是做了一场政治报告。审判长李烈钧后来对人说起这次审判，犹对张学良称赞不已：“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的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问心不愧，无愧是张作霖的儿子！”庭审至此，问不出什么名堂，李烈钧宣布休庭。确如宋子文所说，这个审判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判决书早已写就，少顷，审判长向张学良宣读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以“胁迫统帅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虽然在军委会受审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维持纪律”，“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但在感情上，他还是希望能够法外施仁，重返东北军。所以在判决刚刚宣布时，他情绪很不好，似乎有自杀的念头。审判后，他被正式逮捕，在军警的武装押送下，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公馆，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这时开始，暗中监视变成了公开监视，张学良完全失去了自由。对于张学良的遭遇，参加审判的人员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审判长李烈钧说：“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谋求全国统一，一致抗日，何罪之有？”副审判长鹿钟麟更是直言不讳：“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然而，蒋介石还在接着演戏，审判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以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仁慈”。1月4日，张学良接到所谓特赦令，内称：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蒋介石本人！南京几天来紧锣密鼓的闹剧终于收场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导演下由十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严加管束”，不过，“严加管束”的分量到底怎样，人们不清楚；时间到底多久更没有人去想，还是那个审判长李烈钧一语道破：“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但实际上把张终身禁锢。”然而，蒋介石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的，他说，我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囚禁张学良是因为爱护他。他的修身养性功夫太差，我应该负责。一件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大事，就这样被蒋介石罩上了一层“家法处置”的外衣，是的，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对张学良“负责”到底，从此，张学良背负着他沉重的“爱”，整整半个世纪。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5、幽居生活中的几次交锋（1）奉命修身养性，休问他事，读书思过的张学良，在清寂的幽居生活中，翘首盼望重归自由的那一天。蒋介石也时刻关注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言行思想，但他却不愿意见到张学良，更不愿意放他。两人之间通过互赠礼品吐露心意，打哑谜一般，很有意思。每个奉蒋介石之命看望张学良的人，除了劝他安心读书外，就是要他耐心等待，别无所说。一开始，张学良还会问问委员长什么时候放了他，时间长了，他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他深知，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左右蒋介石，更没有人能够说清在“严加管束”的背后，蒋委员长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因此，相见之时，不过仅仅是安慰一番，感叹一阵，至多陪着洒几滴清泪而已。早在雪窦山时，陈布雷就奉蒋介石之命前来看望过张学良，带给张学良四大箱蒋介石亲自挑选的礼物，里面从名贵的烟酒，滋补的鱼翅、猴头，到时新的西装，进口的网球、网拍，吃穿用度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张学良喜欢的极少见的线装书和书法碑帖。但张学良无心细看，他关心的是蒋介石何时给他自由，所以，他直截了当地问陈布雷：“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陈布雷深知蒋介石是不会放虎归山的，但他不敢透露，只是敷衍地说：“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儿歇息歇息，何必急着回去呢！”张学良恳切地说：“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啊。”他的话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焦急，其实，张学良不知道，西安的三位一体早已瓦解，东北军东调豫皖，蒋介石正在逼迫杨虎城出国，情况远非他所能想象得到。陈布雷左右为难，他既不想欺骗张学良，又无法告诉他实情，只好听而不闻，避而不答，环顾左右而言他：“剡溪之地，山清水秀，果然名不虚传啊，溪多鱼多，好地方啊！”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竿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交给张学良说：“张将军，委员长要我告诉你，剡溪之地有的是鱼，他希望你钓钓鱼。”张学良心事重重地说：“我哪有什么心情钓鱼啊。”“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张学良顿时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心灰意冷地说：“委员长要我在雪窦山钓一辈子鱼呀！”他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陈布雷见状赶忙解释说：“委员长这也是为你好啊。你放心，委员长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一，委员长也不会做一国之君。这一切他都是牢记在心的。”张学良沉默不语，情绪低落，陈布雷见此，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坐了没一会，就托辞还有事要办，先行告辞了。从此，钓鱼对张学良来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往往一个上午就可以钓到十几条，初时，看到自己每有所获，张学良也会乐得合不拢嘴，叫大师傅煎炒烹炸一番，大快朵颐。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叱咤风云、征战沙场的虎将，垂钓之乐又怎么能满足他那抗日救国的鸿鹄之志呢？时间久了，钓鱼成了一种习惯。有时，张学良长久不动，即使看见鱼儿咬钩也不去搭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都是钓起来，又重新放回湖里。上钩的鱼儿尚有重获自由之时，身陷囹圄的少帅却熬不尽漫漫的囚期，钓鱼，竟成了一种心的煎熬。不光如此，钓鱼有时还是一场政治游戏。1943年，军统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张学良给汪伪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写信，劝他反正，为军统效劳。鲍文越原是东北军的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西安事变”后，被迫离开东北军，郁郁不得志，经周佛海牵线，投靠汪精卫。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笠的意思，写信给鲍文越，叫他不要认贼作父，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鲍文越接到张学良的劝告信后，未加理睬。此时，张学良考虑到自己已被囚禁7年之久，失去政治权力，便借此机会向蒋介石索取一根钓鱼竿。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介石回答：“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根政治权力的钓鱼竿。”蒋介石命戴笠送给张学良一根从美国进口的高级钓鱼竿，它能长能短，能伸能缩，张学良接到后知其用意，对赵四小姐说：“老蒋要我能屈能伸！”他说罢把鱼竿折断扔掉。1945年春，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到桐梓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自有千言万语，莫德惠给张学良带来了许多旧好和部属写的信，并转交了蒋介石送给他的一块金质怀表，张学良接过表，感慨地说：“时间已经过去10年，现在蒋先生才挂念起让我掌握时间。我看这表很好，再走10年、20年也不会停的。”想到自己被软禁10年，自由仍遥遥无期，张学良不禁心情焦虑，闷闷不乐起来，莫德惠也摸不清蒋介石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只好安慰他说：“自有佳期，君莫问。”张学良托莫德惠回赠给蒋介石一块怀表，寓意是：委员长起初说的“严加管束”十年的囚期已经到了，该是解除管束的时候了。没想到，蒋介石给他的回答是一只鸟笼，其意非常清楚，再次明示：继续做笼中之鸟吧。半年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付出八年时间和几千万生命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消息传到小西湖，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欣喜若狂，他们又蹦又跳，孩子般地手舞足蹈，热泪禁不住盈眶，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为争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张学良已被蒋介石软禁了10年，如今抗战胜利了，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获得自由了。那些天，张学良想的最多的就是他的自由问题，他似乎感觉到了一丝希望，一丝他期待了多年的希望。但他没有提醒任何人，他似乎觉得这个问题蒋介石自然会考虑的，他只是每天翘首以待，等待那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早早地传到这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蒋介石并没有作出任何特别的表示。赵四小姐忍不住了，她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是不是给委员长写封信，提醒他一下，现在该是放你的时候了。”张学良有些为难地说：“这种事，最好是由别人提出来，效果会好些。”赵四小姐说：“这么多年，我们远离世事，故人零落，到哪里去找别人啊！”想了一想，又说：“要不我们给委员长送件礼物去，他一定会明白你的用意的。”张学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送什么好呢？10年幽禁生活，辗转数地，身边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仅有一只手枪和一块手表。送手枪，怕引起误会，只有送金表了。这块金表是张学良1934年旅欧时订购的瑞士欧米茄表厂百年纪念手表，把这个手表送给蒋介石，正好可以象征时间已到，是个好主意！于是张学良托人把金表给蒋介石送去。蒋介石收到后，知道张学良又在提醒他时间已到，要求释放。他微微一笑，并不做正面回答，继续和张学良打哑谜，他让戴笠给张学良送去回礼。张学良很高兴，打开礼盒一看，是一本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鞋，再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信函。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刻骨铭心，这笔帐远还没有算完，要张学良继续做足不出户的闺中将军，安心在家读书、修身、思过吧。张学良恢复自由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5、幽居生活中的几次交锋（2）1946年9月，莫德惠再次奉蒋介石之命，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桐梓。他满面春风，见到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汉卿，你要自由了！”“哦，此话当真？！”张学良的两只眼睛立刻嗖地放出神采，“你说说，怎么回事。”莫德惠喝着赵四小姐泡的茶，慢条斯理地说：“由于各界人士一致呼吁还你自由，你的旧部也一再声言，希望你重返军中，蒋委员长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对你的管束。但是，委员长让我转告你，必须接受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张学良没等莫德惠把话说完，迫不及待地插问道。“一是你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南京给你发的那封电报；三是自由后要出国居住。”“这分明是不给我自由嘛!”张学良忍不住叫起来。莫德惠劝张学良说：“汉卿，你要明白，你不接受这三个条件，你就不能自由......”“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张学良猛然站起来，激动地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先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张学良缓了一口气，接着说：“至于第二条，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再说，电报现在也不在我手里。第三条嘛，我更不能接受了！”张学良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如果为了自由，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虎虽囚，患犹在，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一刻也没有掉以轻心，放虎归山，那不是拿自己的权力、地位开玩笑吗？张学良早就看出蒋介石的忧虑所在，他说：“委员长大概是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见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那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自由诚可贵，名节价更高。张学良不肯以违背真理和良心为代价来换取自由，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条件。莫德惠对张学良的一口回绝表示遗憾，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然而，莫德惠又对张学良的回答钦佩万分，幽居10年，张学良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热血男儿！1957年9月，这种机会似乎又一次来到了，这一年，蒋介石要贺70大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逢五、逢十给长者拜寿是非常重大的活动，又何况是“皇室”呢。一入九月，座落在阳明山下士林镇的总统府官邸就不断收到台湾各阶层各式各样的贺礼，日日人来人往，天天高朋满座。也居住在阳明山，相距士林官邸不远的今日邻居，昔日曾以“父子”相称的张学良，也在思忖着自己该送什么贺礼。为了不失时机再次表达自己渴望自由的心愿，经过一番思考，张学良再一次决定，送一块怀表给蒋介石作为贺寿的贺礼。礼物选定后，张学良又犯了愁：由谁送交这份贺礼才合适呢？自己是幽居之人，不应亲自前往；贺礼包含寓意，也不该被太多的人转手，最好能由委托之人亲自交到蒋介石手中。所以委托人至关重要，首先被委托者必须是张学良亲近信任的人，同时他又得有相当的身份，能够将礼物亲自送到蒋介石手中，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在交办中起到强调的作用。思来想去，张学良最后选定了张群。张群果然不负众望，将礼物转送给了蒋介石，了却了张学良的心愿。接到贺礼，蒋介石心领神会，从西安事变至今，这是张学良送的第三块手表了，他心里十分清楚，知道张学良又在提醒他：“管束”22年了，应该恢复自由了。不久，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被送到了张学良手中，这是蒋介石回赠的礼物。睹物思人，对蒋介石非常了解的张学良，手握这根手杖，立刻领悟了蒋介石托物示意的暗语：我们都老了，应该以身体为重，往事少想，你可以出去多走走，多看看，释心开怀。。这次蒋介石回赠的礼物与前几次大大不同，似乎隐隐预示着彻底解禁张学良的时间不会太久了。阳明山景色依旧，寒暑易节，花开花落，两年来，在开满野花的山间小径上，在碧波荡漾的阳明湖畔，在造型别致的快雪亭下，处处都留下了这根手杖伴随张学良的足迹。张学良的心境渐渐地宽舒起来。经历了两个寒暑，1959年春日，张群带着春意，踏着野花，兴冲冲地再度登上阳明山，带来了张学良期盼多年的喜讯：中常委刚刚通过了总统的提议，从此解除军管会对他的“管束”。朝思暮盼了二十二年的自由突然就降临了，张学良恍被惊雷击中，此时此刻，他反而没有想象中的欣喜若狂，更多的是不知所措，他不知该如何迎接这迟到太久的自由。多少年了，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幻想着自由之后那舒畅快活的生活，可是，当自由陡然复归，真的来到时，张学良竟异乎寻常的平静，异乎寻常的安详。回首逝去的二十二年，张学良无怨无悔。尽管这场为了国家民族命运的兵谏，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韶华时光都耗在了无穷无尽的幽居之中，然而，他耿耿此心，天地可鉴，他不惜把这牢底坐穿！岂料，就在他对自由已不抱幻想之时，“管束”居然解除了，尽管在解除“管束”后，蒋介石还留下了“为了对张学良负责，仍需派‘警员’保护”的叮嘱，但自由，毕竟翩然而至！不管怎样，这段无以复加的千古奇冤，终于划上了句号，也早该划上句号！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6、一笑泯恩仇1975年4月6日凌晨2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张学良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时任总统府资政的张群打来的，他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蒋总统已于几个小时之前平静离世了。张学良听罢一愣，睡意全无，在电话中“啊”了一声，便再无言语。放下电话，他披衣站在窗前，望着屋外沉沉的黑夜，听着檐前唰唰的雨声，心潮起伏，思绪翻滚。往事一幕幕，纷至沓来：南京的隆礼相待，临潼的好言相劝，西安的兵戈相见，随后的奉命读书，颠沛流离，台湾的默默无语，一晃，竟四十多年过去了吗？张学良陷入了往事之中，无悲，亦无喜。当年“兵谏”的枪声，打破了原本情同父子的亲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仇恨。蒋介石恼恨张学良的大胆和莽撞，每每同人谈起兵谏之事，总会恨恨地骂上几声“张汉卿真是可恶”以解心头之怒。但是，张学良毕竟在易帜和中原大战时有大功于他，没有张学良的振臂响应和挥师入关，他蒋介石不可能统一中国，也不可能登上全国统帅的宝座；1933年，又是张学良待他受过，甘心顶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下野出洋；就以蒋介石最无法释怀的西安事变而论，若没有张学良的努力，他能否安然无恙回到南京还未置可否，最后，又如何能成为权倾一时、声望隆盛的全国抗日领袖？是的，这一切，蒋介石都无法抹煞和忘却，他之所以不杀张学良，而对他处以遥遥无期的囚禁，并时常关注他的健康和安全，不时让宋美龄送些礼物，固然有留作人质，还可利用的因素在内，但未始不是出于这种爱恨交加、恩怨缠绵的矛盾心理。而在张学良的内心，对蒋介石则始终抱有君臣父子之情，常常在痛恨之后，从心底里又涌起难以名状的感激。虽处幽禁，他的生活仍然是优越的，蒋介石指示，只要他高兴，用钱没有限制，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来执行对张学良的“管束”，除了自由，他的一切都没有变。而到了台湾后，不是也对他解除管束了吗？对于蒋介石的去世，张学良并没有感到太大意外，这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这倒不是张学良心胸狭窄，嫉恨蒋介石40年来对他的囚禁，而是从1972年以来，他就不断听到蒋介石时常患病，身体日见衰退的消息。有时，做礼拜在教堂相遇，张学良也感到蒋介石与以前相比，明显衰老。张学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蒋介石逝世前八个月的士林教堂的礼拜会上。与往常一样，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伴下，来到了自己固定的座位前，不同的是，那时的蒋介石已经十分虚弱，脸色蜡黄，举止呆滞，行走起坐都由宋美龄和一名侍卫搀扶。张学良远远地望着蒋介石，但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将目光转向张学良。礼拜会结束了，人们目送着蒋介石离开，留在张学良眼中的是蒋介石那虚弱不堪、颤颤巍巍的背影。张学良的心里涌上一阵哀怜，40多年的幽禁生活，早已使他对世态炎凉，云淡风清。他与世无争，淡然处世，有着基督教泛爱的精神。当时，他很想走到蒋介石面前略表关切和慰问，但他又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太了解蒋介石了，倘若此时驱身近前，身体如此瀛弱，举止已显迟缓的蒋介石，非但不会领情，肯定还会认为是对他的嘲笑和讥讽。想到此，他止步了。没想到那次教堂相见，竟成为最后的诀别。曾几时何，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君主，何等的得意，何等的骄傲，何等的胜券在握，又何等的独断专行，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生命规律的运行。此时的张学良，深感生命的短暂，更觉名利权位全都是过眼云烟，不足为道。他不愿再去想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那已经微不足道了。他转过身，拿起电话机，拨通了士林官邸的电话，向蒋夫人宋美龄提出了吊唁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弥留之际，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6字交付蒋经国，并特别嘱咐蒋经国“不可放虎”，张学良没有想到，在他幽居四十载之后，蒋介石居然还把自己看成是一只虎！他后来对唐德刚教授说：“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蒋先生就是这么个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蒋先生有大略，没有雄才。......他们说蒋先生不会做，说蒋先生应该把我放回去，我把他送回南京，他把我放回西安。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惜蒋先生没有这个雄才。”多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防范之心一直没有消减过，多年来，为了让蒋介石解除对自己的顾虑与戒心，张学良频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政治已没有任何兴趣，竭力想甩掉过去过于显赫的名声，他甚至说连张学良这个名字都不想要了，“我不想当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人，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言下之意很明显，他已经决不是过去的张学良了，他决不会再对当局造成任何的威胁了。然而，多虑如蒋介石，却仍将垂垂老矣的张学良畏之如虎，即使在他死后，也不放松警惕，实在令张学良啼笑皆非。蒋介石去世后的第四天，遗体移至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张学良偕赵四小姐前来吊唁，向这位恩怨交织的长官告别，看他最后一眼。轿车缓缓地停在吊唁厅的大门前，张学良神色肃穆的从车上下来，径直朝厅里走去，宋美龄过来和他默默握手。整个大厅，一派肃然。灵柩四周，摆满鲜花翠柏，蒋介石静卧在水晶棺木里，神色安详。张学良站在棺旁，脸上的神情哀伤凝重，久久凝视着双目紧闭的蒋介石，望着他那仿佛沉睡的面容，心中漾起缕缕哀思，前尘往事浮上心头，以往的岁月不断在眼前晃动，张学良的眼睛湿润了！面对着曾经呼风唤雨、大权独揽六十年的老长官，张学良默然无语。他们一个站立，一个静卧；一个百感交集，一个心如止水，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在此凝视中划上了句号，俱往矣！剪不断，理还乱，各人心中自有一本帐。张学良抬起头来，看着自己写来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手足；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短短十六个字，道尽所有爱憎恩怨！“蒋先生对我，该怎么说怎么说，他对我很关切。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可他特别关心，......从大陆到台湾，老先生总是指示要找最好的地方，......他对我，那真是关怀得很！”“西安事变前，我跟蒋先生发生冲突，没有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没有一点其它旁的冲突。”“像我们这种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蒋先生对我很好。”在张学良的心目中，蒋介石功大于过，永远是他的老长官，老上级。“一个人，有他好的一方面，也有他坏的一方面，仅仅是好的方面多，还是坏的方面多而已。蒋先生无论如何是有功的，当年，他在致力于中国的统一方面，是有功的。”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7、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张学良曾经说过，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对他恩重如山，一个是无怨无悔陪伴他走过后半生的赵四小姐，另一个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蒋夫人宋美龄。张学良很早就与宋美龄相识，据他说：“我与蒋夫人认识的时候，那是在上海，有人请客，介绍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后来，蒋先生在北京请我们吃饭，在筵席上见到蒋夫人，我就说，蒋夫人好。蒋先生很奇怪，问我，你怎么认识她？我说，我认识她，比认识你还早。”张学良与宋美龄似乎特别投缘，也许是宋美龄的洋化生活，大家气度，令张学良特别着迷，宋美龄称张学良为“gentleman”（绅士），张学良则尊称宋美龄为夫人。西安兵谏后，张学良之所以义无返顾、力排众议地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宋美龄的保证作为后盾，他心里有底。正是因为他极度信任宋美龄，绝对相信她所做的保证，所以即使没有蒋介石的书面签字，仅凭空口的一句“领袖人格”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放人，而对于张学良送蒋回京，宋美龄也一再表示：“我一定负责担保。”宋美龄事先也没有料到蒋介石到了南京会翻脸不认人，所以她当初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天保证。当阎宝航去见宋美龄时，宋美龄还反复嘱托说：“请务必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头头们，张副司令用不了几天就会回去。大家一定要平静，凡事多想想，不要再生出事情。”当阎宝航不太相信地追问：“夫人，先前宋部长也对我说，张副司令很快就会会西安的，这有把握吧？”宋美龄不禁笑起来，“怎么，还信不过我和子文吗？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汉卿以礼相待，守了信用。现在，我们怎么会回过头来整汉卿呢？”停了停，她又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对汉卿失信。”此时的宋美龄，对释放张学良还是信心十足。但是，也有一丝阴影偶尔掠过宋美龄的心头。早在离开西安的飞机上，看着蒋介石若有所思的模样，她就隐隐有某种预感，但她竭力打消这个不祥的念头，想想看，委员长毕竟是从张学良手中走脱的，且张学良又亲自送回南京，蒋介石再狠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吧。回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听说有许多军政大员、新闻记者都去看望张学良，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争睹少帅的风采，当即就忿忿地骂了声：“娘希匹！”随即又恨恨地说：“把他捧成民族英雄，我成了什么？”宋美龄这时感觉有些不妙，但她还是不敢往深处想。也就在这天，冯玉祥去看望蒋介石，言谈中，蒋介石突然冒出一句：“我哥哥蒋介卿，可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呀！”当时，宋美龄也在座，心中暗暗为张学良捏了一把汗。宋美龄、宋子文和端纳是张学良送蒋回京、保证安全的担保人，在军法公审后，宋子文和端纳出于良知，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商议如何履行在西安的诺言。蒋介石究竟要怎样惩治张学良，谁也不知道，连宋美龄也不知底细。心胸狭窄的蒋介石终究言而无信，公然无视宋氏兄妹的保证，将张学良严加管束，宋美龄尴尬万分。在信义和丈夫之间，她左右为难，她觉得对不起张学良，但又无法说服蒋介石，她确实已经尽了力。为了张学良的自由，她已经跟蒋介石狠狠地吵过一架了，刚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大令，这几天，子文同你吵了好几回了。他觉得没脸再见人了。在西安，我们是作过保证的。端纳先生也告诉我，他对这个结局很失望，打算辞去顾问，离开中国。”宋美龄一脸阴郁，眼圈微红，明显有哭过的痕迹，“大令，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想想，毕竟他们是为你出过力，冒过险的啊！”宋美龄伤感地说。“冒险，冒险！在西安，有谁比我冒的险更大！华清池那天早上，弹雨横飞，乱枪四射，邵元冲、蒋孝先不就被张汉卿的部下打死了吗？！要是哪颗子弹偏一点点，打到了我蒋某人的身上，你们现在还会为张汉卿求情吗？政治是要流血的，不是靠感情来支配的！”蒋介石青筋暴涨，呼呼地直喘粗气，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好歹汉卿也是个重信义的人，不然他会亲自送你回南京？”宋美龄涨红了脸，也几乎是喊着说出了这句话。“我早就叫他不要来，不要来！他自己非要到南京来负荆请罪，我有什么话说？再说，南京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的！”蒋介石忍不住大吼起来。“可你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宋美龄并不退缩。“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已经对侍从室说了，明天我就离开南京，回家乡溪口休息养伤。”蒋介石阴沉着脸，说完，就抛下宋美龄独自走了。对丈夫背信弃义的失望，对朋友无言以对的羞愧，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恼恨，一齐涌上心头，宋美龄不禁痛哭起来，她没脸再去见张学良了，他是那么信任她，相信她，以至于没有任何条件地答应她的请求，现在她却无法实现对他的承诺，这叫她该如何是好呢？蒋介石是铁了心要煞煞张学良的性子，关他一辈子，谁说都没有用，端纳的离职，宋子文的不问政事，都不能改变他的初衷，就连他一向言听计从的宋美龄的话，这次也彻底失灵了。无奈之中的宋美龄知道是无法改变丈夫的决定了，她只好尽可能的为张学良多做点事，以作为弥补，让自己的内疚之心好过一点。正因为此，宋美龄后来才说服蒋介石同意于凤至、赵四小姐轮流上山陪伴张学良，在于凤至患病以后，又千方百计安排她出国治病，这一些，虽然无补于张学良的幽禁，但毕竟还是给张学良带来了一点关怀，一点温暖。宋美龄还不时地托人带东西给张学良，张学良所需的日用品以及各地名产，统统以宋美龄的名义，每月由重庆送来一卡车，每次还带给张学良500元零用钱。凡蒋介石不愿意出面答复的，她都亲自答复，对张学良提出的请求，她也尽量给予满足。张学良曾托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过两点要求：第一是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老百姓，什么事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委员长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第二是希望和刘乙光（看管人员）一家分开住，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张治中飞回南京，面见蒋介石后，趁机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请求。蒋介石还没听完，脸色便阴沉下来，只“啊、啊”地哼了几声，便转换了话题，张治中见状，只好告退，另找宋美龄帮忙。宋美龄听张治中讲完情况后，长叹了一口气说：“唉，文白兄，我们对不起汉卿哪！”张治中没有料到宋美龄一开口便会说出这种满含愧疚的话，很是觉得吃惊。宋美龄咬了一下嘴唇，又说：“张汉卿的要求，第一条，我看不容易做到，现在时机不成熟，不便提出；至于第二条要求，我一定想办法尽快实现。”当天晚上，宋美龄趁着蒋介石情绪还好，便小心翼翼地把张治中来找她的意思说了。“我们对不起汉卿啊！我觉得汉卿的第二条要求，是不是就答应他？”宋美龄试探地问道。蒋介石面无表情，抬起手托住下巴，眯起眼睛，谁也捉摸不透他到底是答应还是发怒。但是，与蒋介石朝夕相处的宋美龄知道，蒋介石已经同意了她的建议。于是，她吩咐副官立即按委员长的意思去办。由于宋美龄的斡旋，张学良托张治中转达的第二条要求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得以实现，管束张学良十二年，官阶由中校晋升为少将的刘乙光不久便被调离了。对于宋美龄的关怀和爱护，张学良心存感激，他很领情，他一直都体谅她的苦衷，对宋美龄毫无怨言，甚至还把自己能活下来归结为宋美龄的保护，他说：“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他很感激宋美龄的仗义执言，“蒋夫人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所以，张学良也决不肯做让宋美龄难堪、为难的事。他之所以一直对西安事变蒋周会面缄默不语，就是不想伤害到宋美龄。张学良受宋美龄的影响很大，他放弃佛学，转而研究基督教，最后并皈依基督教，都是在听了宋美龄的劝说后做的决定，后来他与于凤至解除婚姻，也是出于宋美龄的建议。恢复自由后，宋美龄很关心张学良的生活安排，亲自察看给张学良安置的住处，看到不满意，她就直接对蒋经国说：“你就把这破破烂烂的房子让给汉卿住啊！”夫人发话了，蒋经国不能不听，于是他亲自为张学良选定了北投复兴路的一块地基，让张学良很是满意。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8、与蒋经国的交往（1）“我跟经国先生很要好，我们之间无话不说。”论辈份，张学良是蒋经国的父辈；论出身，他们都有一位做首脑的父亲；论年龄，张学良只比蒋经国大8岁；论经历，两人与苏联都有一段往来，又都有过“叛逆”，正是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学良还是蒋经国的恩人，蒋经国对于张学良，内心很可能怀有一种感激之情，虽然这种感激之情是不能表露出来的。当时，两人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然而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如此悬殊：施恩者，身遭缧绁；受恩者，位尊极荣。两人的初次相见，就是在溪口的街市上。那天，张学良逛溪口街市，迎面撞见了蒋经国和他的苏联妻子蒋方良，金发碧眼，高鼻梁的蒋方良很是引人注目，张学良一下子就猜到了她身边的男子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谨慎如张学良，因自己“严加管束”的身份，不便与蒋经国攀谈，所以并没有上前打招呼。蒋经国也注意到了那个迎面打量他的人，仪态目光均有威猛之气，心下暗自赞叹：此人肯定非等闲之辈。当他听说那人就是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他父亲的张学良时，愣了好一阵子，良久，才叹了一声：“真是员虎将啊！”几日后，蒋经国以子侄辈身份谒见了张学良，交谈甚欢，蒋经国十分敬重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张学良则勉励蒋经国要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做好工作。在雪窦山上，两人共见了3次面，每次都谈得相当投机，从此结下私谊。迁往台湾后，蒋经国接任戴笠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职，负责“管束”张学良的工作。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但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了解却比这要早得多，由于两人在出身、经历方面的某些相似之处，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为人很钦佩，他从接受“管束”工作起就决心和张学良做知心朋友。在大体不违背父亲蒋介石的意旨下，蒋经国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了与张学良的交往，在物质生活上他仍像过去那样充分满足张学良的要求，在精神生活方面则较他父亲蒋介石有很大的改善。首先，蒋经国决定将张学良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在新址的选择上，蒋经国颇费苦心，最后选中了阳明山，因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已经把日后定居的官邸，确定在了阳明山脚下的士林镇，一旦张学良从井上温泉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自然而然在父亲与朋友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蒋经国在阳明山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送给了张学良，尽管张学良认为，“搬搬家，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何必那么讲究”，但对蒋经国的一片好心，张学良还是很感激的。1950年，在张学良的新居中，两人正式会晤，忆起当年雪窦山中的雪窦寺、千丈岩和妙高台，两人不禁对视会心一笑。蒋经国以同辈称呼张学良，相约今后要经常走动来往，张学良以“你身负重任，还是以公务为重”为由，婉言谢绝。怎奈蒋经国主意已定，“公务哪里忙得完，论资历你是我的前辈，能经常陪你说说话，听你讲点旧事，对我受益匪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