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1、闯关东的先祖中国的东北地区，是前清发祥之地，满清入关前，原称“满洲”。东北地域辽阔广大，背山面海，中部平原，河流交错，土壤肥沃。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不但有蜿蜒千里、奇峰突出、树木成海的“白山”（长白山），还有浊浪滔天，源远流长仅次于长江、黄河的“黑水”（黑龙江）。更不用说那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地，草肥马壮，骏马奔驰，勇敢善斗的满洲旗人就是从这里冲入关内，统治了中原的。公元1644年，满洲贵族入关夺取燕都、问鼎中原后，东北地区被称作“龙兴之地”，并将其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视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因为“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为了维护所谓“发祥重地”，清朝统治者把这里划为特殊地区，采取了严厉的“封禁政策”。满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在辽河流域修筑了“柳条边”，用以标示禁区的界限，严禁汉民出边越界，开垦荒地，但东北沃土千里，地广人稀，正如奉天府尹张尚贤在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的奏折上所说：“沃野千里，有土无人。惟几处荒城、废堡、败瓦、颓垣，点缀于茫茫原野中而已。”这对广大无立锥之地的关内农民是一个莫大的吸引，因此，尽管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严厉的“封禁政策”，但在关内人口不断增加，土地负担越来越重，且灾荒频频的威胁下，许多农民还是不顾禁令，铤而走险，向关外逃荒，致使东北的人口迅速激增。从关内到关外的移民，大多是直隶（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农民，他们为家乡旱涝天灾所迫，不得不冒险“闯关东”，同时，脍炙人口的关东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的传说，对他们也是不小的诱惑。于是，成群结队的或为生存、或为生计而“跑关东”者，源源不断。本书主人公张学良的先祖便是其中的一员。张学良祖籍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县，祖上姓李，其先代出嗣张姓妹妹家，故其一系改姓张。据冯庄村《张氏宗族谱》记载：张氏家族“明永乐五年由山西洪洞县迁移河北大城县城东十五里堤北村居住，始祖继业;五世祖禄宗迁移冯庄，自立始祖。”由此可见，张氏始祖张继业首先在大城县堤北村落户，然后由堤北村转居到冯庄，再由冯庄闯关东的。冯庄张氏第九世一个名叫天达的名下注“外出”字样，这个张天达即是张学良高祖父的父亲。张天达谱系明确记载：始祖继业（堤北村张氏第一世）......五世禄宗（迁冯庄后自立为始祖）......九世天达（堤北村张氏第十三世），十世永贵（谱系永为允），十一世发，十二世有财，十三世作泰、作孚、作霖。由此推算，张学良为冯庄张氏第十四世（堤北村张氏第十八世）传人。清道光年间，高祖张永贵因家无恒产，兼之连年天灾，全家衣食无望，难以为继，于是不得不出关谋生。当时逃荒的贫苦农民是非常悲惨的，据清朝官员记载：“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张永贵一家人背井离乡，一路上吃尽苦头，历经千难万险，“止于海城”，落脚于奉天省海城县西小洼村，以种田为生。海城县是奉天省南部一个重要城镇，设置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隶属辽阳府，是清王朝开国后在东北设立的第一批行政机构之一，因为明朝曾在这里设置海州卫而得海城县之名。海城自然景色十分优美，县城东部峰峦叠嶂，西部辽水潆洄，中部沃野百里，土质肥沃，是农产富饶之区。海城的交通也十分便利，南通盖复，北达辽沈，因此商贾云集。在这样一个地位显要的重镇中，张永贵一家人定居了下来，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种田糊口，虽然日子过得艰难，却也安定。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到曾祖张发时，兼理烧碱业，家境开始渐渐宽裕起来，不仅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四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儿女绕膝了。张发离开人世以后，他的四个儿子就分开单过、自立门户了。张发的第三子张有财，就是张学良的祖父。张有财不善农事，成天和村里的“二流子”混在一起，因不肯务农，乃领全家到海城架掌寺开了个小杂货铺，但不久就因经营不善而赔本关门了。张有财还嗜赌成性，经常在外面设局赌博，放赌抽红，赢了就胡吃海喝，输了就典当衣物，家庭经济生活很不正常。张有财先娶邵氏为妻，生有一女，长大以后死了。张有财常年在外赌博，邵氏在家里独守空房，生活的艰辛与内心的苦闷难以排解，不久她就去世了。邵氏死后，张有财又娶了本村一个姓王的寡妇为妻，王氏与原配丈夫已生有一子，改嫁时带过来，取名张作泰；王氏后来又给张有财生了二子一女，二儿子张作孚，宣统年间任巡防营哨官，因剿匪身亡；第三个儿子就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最小的是个女儿，长大以后嫁给外号“杨魔症”的杨芳春，此人后来在张作霖的东北军任团长。据《海城县志》记载：杨芳春，字香圃，海城县西董家堡人。他加入东北军后，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陆军第27师骑兵第27团团长，陆军骑兵少校，获得“四等文虎章，八等嘉禾章”，成为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得力的亲信。张有财放局抽红、赌博成性的放荡生活终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因在赌场上与同村的一个王氏赌徒结仇而被其打死。据说这个王氏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局上赌输了，无力还赌债，张有财便逼他卖妻抵债，王氏赌徒从此怀恨在心。一天夜里，张有财在地头纳凉，被伺机已久的王姓赌徒一镐头打死，随即便逃之夭夭。家里人不见张有财回来，四处寻找，没有结果。倒是家里养的黄狗，从外面回来，对着王氏狂吠，并用嘴扯住王氏的衣襟往外拉，王氏跟着黄狗，才发现了张有财的尸体。突然遭受如此变故，王氏一下子就慌了手脚，六神无主的她只好去找乡里的管事人栾风泰，栾风泰一面安慰王氏，一面着手后事：时值夏季，因怕尸体腐烂，就先用盐水将尸体腌上，然后立即赶到到海城县报案，海城县城离西小洼村有20里远，栾风泰星夜兼程，不敢耽搁。知县接到报案后，随即率仵作衙役等来乡验尸：张有财全身无伤，惟脑后被人用钝器打破致死，于是知县下令通缉凶手，王氏赌徒闻风早已远逃无踪，无法捕获归案。人死不能复生，唯有入土为安，乡亲们可怜张家孤儿寡母没有钱，邻里街坊大伙儿凑钱买了一副薄板棺材，将张有财埋葬在乱土堆上。到了秋天，暴雨肆虐，竟发起了大水，棺材被冲到了叶家铺子荒郊，在一个小土岗上搁浅下来，棺材前仅有几颗高粱遮挡。王氏因以前灵柩所埋之地，并非自己所有；又兼无力搬运，且该处地方也无主归属，因此就顺势将棺材埋在了该处。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2、投身绿林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奉天省海城县西90华里的北小洼村，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添丁进口，本该是件高兴的事，然而，对于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五口之家来说，多添一张嘴就意味着多一份生活的艰辛。这个小生命一出世，注定就要与贫穷、困苦相纠缠。谁也没有料到，日后的他竟会成为主宰东三省，威震全中国的东北王！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作霖，字雨亭，因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又称“老疙瘩”。张作霖的童年生活很不安定，好赌的父亲不事农活，却总想空手捉鱼，不劳而获，他领着全家人频频迁居，从架掌寺到叶家铺，再到栾家铺，却始终不能改变家道衰败的境况。张作霖十来岁时，父亲就带他出入赌场，让他给赌徒们装烟倒水、跑腿学舌，从中分点红赏。整天混迹于这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辈当中，张作霖非常羡慕那些能进私塾读书的同龄伙伴，他们琅琅的读书声，常常引起他莫大的兴趣。因为家里没钱供他上学，张作霖就趴在私塾窗外偷偷地听课，好奇时还把窗纸撕破一个洞向里张望。一天，他被塾师杨景镇秀才发现，问他在窗外做什么？张作霖回答：“在听先生讲课。”杨景镇见这个少年如此好学，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惜才之意顿生，便答应收他入学，可张作霖又说：“家中没钱读书。”杨景镇二话没说，不仅不收他的学费，还买来笔墨纸砚送给他，让他读书。正是在这位杨先生的关照下，张作霖才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他仅有的文化，也就是在这里得到的。然而，张作霖在私塾仅念了三个月就辍学了，因为家里缺少人手干活，需要他回来拾柴、做杂务，张作霖的求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张作霖还是十分感念杨先生的情谊，后来他发迹了，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他家里成立私塾馆，教他的子女读书，成为张学良开蒙的塾师。张有财遭遇不幸时，张作霖年仅十四岁，祸不单行，不久大哥张作泰又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窘，无奈，母子四人只好投奔到黑山县（镇安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外祖父家，母亲靠替人做针线活，勉强养活着二子一女，生活极为清苦。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叫张作霖学做小生意，张作霖便开始做小贩卖包子，但他馋了就吃，常常赔本；让他当货郎卖些针线，他稍赚几个钱就到赌局，结果连货郎担子都输了；母亲又叫他学木匠，他嫌拉大锯太累，学了一些时候也不干了。不久，母亲改嫁，继父姓李，是个兽医。张作霖对相马、医马比较感兴趣，随继父学得了一手医马的好手艺。学了一段时间兽医后，张作霖因不愿闷在家里，又跑到附近村中的大车店作佣人，给旅客捧茶倒水、套车卸车。在旅店里他接触了南来北往的各式人物，知道了不少社会上的事情。辽西巨匪冯麟阁也住过这个旅店，和他谈了许多有关土匪的生活，并曾引诱他入伙。在大车店干了二年后，张作霖又流浪到营口县的大高坎镇与赌棍流氓厮混在一起。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在街头游荡的张作霖感到无路可走，就经人援引，投到清廷宋庆的毅军中。当时毅军正布防辽东战场，张作霖机警能干，胆大心细，屡有斩获，累次建功，据记载：“时值甲午，正前清与日本战争之时，在军中招募谍报员，深入日军后方，探听一切军情。张应募前往，得到不少情报，累次建功，先予以功牌，后擢升哨长。该军营务处袁甲山见张伶俐，调张充任戈什。”当时清军绿营的建制，哨长职务相当于连长，戈什是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武弁，全称“戈什哈”，满语护卫的意思。张作霖当戈什，就是给宋庆当卫士，宋庆对张作霖很是赞赏，张作霖因此屡有提拔，一时间白马红缨，好不得意。甲午战争清廷战败，毅军调回关内，张作霖因留恋家乡，不愿进关，就离开了清军，在海城县高坎村开了个兽医庄谋生。此时的东北，早已因战乱连年而盗匪蜂起，甲午战争后，更是土匪遍地，东三省的土匪多为马队，他们常常到张作霖的兽医庄为马治病，张作霖在医马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绿林朋友。不料，二道沟的乡绅李老恒诬告张作霖通匪，并报告了官府。在这种情况下，兽医庄再也开不下去，张作霖索性投身绿林，率领二十几个青壮年在广宁县赵家沟一带办起了保险队。那时的保险队，亦官亦匪，他们在所保护的区域内，不仅不抢劫，还负责保护这个区域不受俄国兵和其他土匪骚扰，他们的吃穿用度等各项花费，皆须由当地通过抽捐的办法给予保证。至于他们到自己负责的“保险区”以外的一些地方去抢劫，发外财，则是家常便饭。因此，他们在当地是“保险队”，到了外地仍然是土匪。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对手下要求也严格，恪守阻止外来土匪或散兵游勇骚扰的职责，在当地颇受称赞，一时间声名远扬。附近的中安堡镇居民因此慕名而来，请张作霖去维持治安，张作霖欣然同意。但中安堡向属巨匪金寿山的势力范围，他当然不容许张作霖在自己的地盘上办保险队，起初他自恃势大和有俄国人做后台，曾想招收张作霖，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便决定干掉张作霖。他派奸细打进张作霖的保险队，趁着除夕，大伙吃喝玩乐，放松警惕之际，里应外合偷袭中安堡。张作霖突遭袭击，不知对方有多少人马，只好仓促应战，且战且退，最后只剩下10余名弟兄冲出包围。张作霖因自己势单力薄，又无立足之地，便决定去投奔和他有些交情的巨匪头目冯麟阁。途经八角台镇（今台安镇），该地商会会长张紫云、保险队长张景惠看到他虽是个借道的落难逃亡者，却并不显得沮丧，反而侃侃而谈，落落大方，他的豪气给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他们对张作霖的保险队也有所耳闻，此时见他英武不俗，年轻有为，果然非等闲之辈，于是便希望张作霖能留下来。张景惠甚至当众宣布，他情愿推张作霖充任保险队长，自己甘居副职。张作霖一再推辞，不肯反客为主，张紫云、张景惠坚持挽留，最后张作霖“恭敬不如从命”，留下当上了八角台镇的保险队长。没过多久，邻县的汤玉麟因仰慕张作霖的名声，遂率众投奔八角台镇；与此同时，在锦州一带拉帮的张作相因替本家族弟报仇，杀了仇人遭到官府缉捕，也带领几十名兄弟前来投奔。张作霖见他不仅与自己同姓，且名字中也有一个“作”字，十分高兴地收下他，并视如亲兄弟，此后张作相一直跟随张作霖，忠心耿耿。两支队伍加入后，以张作霖为首，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为骨干，保险队势力大大增强，八角台、桑林子一带成了张作霖的根据地。对于周围地区的保险队，小股匪帮，张作霖均持兼并、招降态度，通过这些途径，他的保险队力量迅速壮大，人马达到400多，整个辽西绿林都不敢小看他了。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3、智劫将军夫人在众多的辽西匪帮中，张作霖的过人之处在于，胸怀大志，目光长远。他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偶然的——他的远见和卓识远非那些目不识丁的山大王所能及。张作霖虽然只读过一点书，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从一开始就比较尊敬文人，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是张作霖和其他保险队头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办保险队的过程中，他结交了不少地方名士，举人刘春明、李雨农，贡生张紫云，秀才杜泮林、陶允恭、方可猷等，均是张作霖过从密切的文人雅士。张作霖还拜杜泮林、张紫云为义父，遇事常向他们请教，从中获益非浅。在这些文人名士的熏陶下，张作霖的言行举止、气质风度也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渐渐地，张作霖已不再满足偏于一隅的盗匪生涯了，他感到当土匪，吃黑饭，没有出头之日，一直苦苦思索着弃暗投明、改邪归正的正路。一天，他听说盛京将军增祺派人去接家眷的消息后，立即拍案而起，连呼机会来了。张作霖认为这是天赐自己谋取政治进身的大好机遇，他决定把接近官府的赌注，押在这位将军夫人身上。妙计已定，张作霖随即进行了一番布置，在必经之路黑山一带设下埋伏。果然，不久增祺夫人和随从人员就行至黑山附近，被早有准备的张作霖匪众连人带车逮个正着，他们将大小官牟所携带的枪械子弹，以及数十件箱柜全都劫了下来，并将一行人带到了新立屯街上。张作霖一面命令手下人切切不得擅动劫来的车马箱笼，一面将惊魂未定的增祺夫人和贴身佣人安排到一间正房休息，并点上最好的鸦片烟为增祺夫人压惊。随后，他又亲自招待几个随护的重要官员，陪他们躺在偏房的炕头上抽鸦片，故意表现出唉声叹气的样子说：“咳，现在国家多事之秋，兵荒马乱，我们当土匪也是被逼上梁山哪！”随护官员见张作霖虽满腹牢骚，却谈吐文雅，料定必有隐情，忙问他怎么称呼。张作霖一报姓名，几个随护倒吸一口冷气，惊得差点从炕上翻下来。张作霖的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早有耳闻，他们也想当然地以为，称雄辽西绿林的张作霖必定面目狰狞、说话粗野、声如狮吼，今日见了面，却是这样一个儒雅温和、文质彬彬的青年，一时不禁愕然，面面相觑，暗自称奇。张作霖看出了他们的讶疑，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主动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如何被逼无奈，索性落草的经过，最后并表示如果能得到机会为国家效命，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几个随护官员被张作霖的这番话所打动，其中一个官员对张作霖说：“你们同朝廷作对，终非长久之计，迟早是会被剿灭的。现在增祺将军网开一面招抚胡匪，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们何不趁势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呢，这才是正路啊！”张作霖心中暗喜，但假装胆怯地说：“我早有此意，可是听说增祺将军不分青红皂白，常对杀人放火的胡匪和维护地方的保险队一并捉拿法办、严惩不怠。”那个官员说：“事到如今，也不必瞒你，我们护送的宝眷正是增祺将军最宠爱的沈氏夫人，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不妨去求求她。”张作霖大喜过望，就势跟着那个官员去拜见沈氏夫人。入室后，先行大礼参拜，然后俯首而立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沈氏夫人此刻对张作霖的来意已猜到了几分，见张作霖对自己很恭敬，也很谦逊，便壮着胆子说：“我看你不像一般的绑匪，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省城奉天，我一定在将军面前保举你。”此话恰好说中了张作霖的心事，他听后称谢不已，立即表示：“假如我张作霖能带领众兄弟投到将军麾下，为朝廷效力，有生之年，决不忘记夫人的大恩！”言毕告退，命令手下人将所劫之物连同枪械子弹如数奉还，此外，还备上一份厚礼赔罪。沈氏夫人和随护人员大为感动，拿出五锭纹银要赏给张作霖的部众，张作霖婉言谢绝说：“只要我们有出头露面的一天，那就没齿难忘了。”沈氏夫人平安抵达奉天后，对张作霖的为人赞不绝口，详详细细地把他诚心弃暗投明，想接受招安的愿望告诉了增祺。增祺听夫人及随从说了途中有惊无险、转危为安的经过后，一时大为动容，他本就有招抚张作霖之意，此时便批复新民府接受张作霖的投诚。1902年，张作霖率250名匪众受抚新民府，被改编为巡警营马队，张作霖任帮办。自从归顺地方官府以后，张作霖便安心向善，英勇善战，1903年，新民府把巡警营与巡捕营合并为巡防营，共485人，张作霖被升任管带，他手下的张景惠和汤玉麟、张作相也分别当上了帮带和哨长。1904年春，张作霖部被列入国家正式军队编制，这是张作霖政治生涯中极为关键的一步，从此，他成了一个头戴五品亮白顶兰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腰佩清式军刀，足登薄底快靴的正规清军的管带，月俸银130两。张作霖踏入官场，由此起步，凭借这一地位和手中的这支武装开始了此后无休止的权力角逐，居然得心应手，一路扶摇直上。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4、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颠峰张作霖是个颇有头脑的人，他有一套自己的打算，懂得如何抓住机会，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他的巡防营也因此扩编为三个营，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升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06年，时任奉天巡防处总办的张锡銮是个精于骑射的人，有“快马张”之称。张作霖为了讨好这位顶头上司，特意从自己的战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送给张锡銮，随后，又以“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借口，拜张锡銮为义父。在张锡銮离开新民赴奉天上任时，张作霖又从自己的马队中挑选了250名人高马大的骑兵，由他亲自率队，护送张锡銮直至奉天。这一系列的举动给张锡銮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出张作霖所料，不久，来自奉天的任命书，就将他所部三营扩编成五营，他本人也被任命为巡防五营的统带官，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张作霖不仅官职高升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实力又有所扩大。1907年，清廷在东北废除将军制，建立行省，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上任伊始，就组织力量剿灭胡匪，在官军围追堵截下，大小匪帮或降或亡，清廷对徐世昌的政绩大为赞赏，但辽西巨匪杜立三的拒不投降，却使徐世昌寝食难安，大为头痛。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剿匪，张作霖认为这又是他立功升官的好机会，机不可失，于是十分卖力，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喜出望外的徐世昌立即奏报朝廷为张作霖请功，张作霖被朝廷赏银5000两，并提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不胜感激的张作霖进省来向总督谢委，徐世昌命督署总参议周树模代见，闲聊中周树模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不假思索地说：“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回答得非常干脆明确。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所有，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如何抓住机会，再进一步。1908年，徐世昌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他，派他到辽源、洮南一带追剿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张作霖果然又一次不辱使命。此时，张作霖的军事实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巡防营扩充为七个营兵力，队伍增至3500多人。这次剿灭叛国蒙匪之后，张作霖羽翼渐丰，野心勃勃的他不再甘心蛰居洮南一隅之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蓄势待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奉天以张榕为首的革命党企图推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统治，宣布奉天独立。赵尔巽对此惊惶失措，因驻省会清军第二混成旅倾向革命，政治上不可靠，遂急电令驻防在通辽一带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前来救驾，以资震慑。政治头脑非常敏锐的张作霖截获了这个情报后，认为机会来了，于是日夜兼程，三天内到达奉天，积极镇压革命党的起事活动，挫败了革命党，维护了赵尔巽的封建统治。就这样，张作霖成功地为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铺垫下了坚实的踏脚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共和国大总统要职，身为清廷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奉天都督，节制奉、吉、黑三省。1912年，北洋政府对陆军进行整编时，经赵尔巽推荐，张作霖的巡防营被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任中将师长。1916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一跃而为奉天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从此，张作霖由原本清廷一个小小的武官，成了民国的新贵，以其为首的奉系军阀开始形成。张作霖称霸奉天全省之后，很重视文治武功，不仅接纳了一批军校出身的新派，而且还网罗了一批官僚政客，协助他治理奉天军政。野心勃勃的张作霖，在奉天省安定以后，又着手兼并了吉林、黑龙江两省，1918年9月，北京政府屈于张作霖的军事压力，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总揽东三省军政大权。至此，张作霖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大帅”，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也最终形成。张作霖并非北洋军阀嫡系，但他插手北洋军阀派系斗争，纵横捭阖，夺权逐利，先后击败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的皖、直两系势力。奉系军阀迅速崛起，张作霖身为奉系军阀首领，在较长时间内控制着北京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历届总统选举，每届内阁组成，如果没有张作霖的首肯，是很难维持其统治的。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末代国家元首。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5、“不能做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的事”奉系和张作霖的崛起，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作霖在未入关之前，深知在满蒙做任何一件事情，抛开日本或无视日本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不管他内心喜欢不喜欢日本，只要日本控制着东北，他就要和日本合作，保持友好关系，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持，以图将来的发展；而对日本来说，蓄意吞并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是既定的国策，他们也需要张作霖这样的人物来巩固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出于各自不便告人的目的，双方很自然地勾结到了一起。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他也具有民族感情，在和日本交往中，也要保持自己的体面和中国应有的独立自主权，所以，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既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特别是张作霖率部入关以后，他已不再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小军阀，而是握有北京政权占有半个中国的大军阀了，他对国内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仅仅取得日本的支持远远不够了，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要，还必须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才能在北京站稳脚跟。同时，张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贪得无厌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挣脱出来，获得较多的独立自主权。因此，入关后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渐趋尖锐，最后竟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张作霖是个机智善变的人，他善于窥伺各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虚实张持，去钻空子。在几次打内战和他处境危殆，需要借助外力时，他会无视舆论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甚至屈辱的条件，以获得支援，但事情过后就另改一副面孔，设词推诿，概不履行或承认。他在对日交涉上有一个秘诀——从来不订成文条约或协定，也从来不在正式外交文件上签字，预先就留下尔后耍赖不认帐的借口。而日本也以为签订正式条约，可能引起国际麻烦，于事无补，又觉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不怕张作霖不就范，也默许了这种做法。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后，日本原以为他一定能顺从己意，解决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满蒙悬案”。所谓“满蒙悬案”，主要是指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地区的问题。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为取得日本援助以打败郭松龄，曾和日本缔结密约，密约中规定日本在我东北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条款。但事过境迁，在打败郭松龄之后，张作霖深感这些条件太过苛刻——如果答应土地商租和杂居权，就等于承认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损失太大，照章履行的话，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将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严重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张作霖采取了不加理睬，避而不谈，以拖为上策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人。对此，日本深为不满，说“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但对于日本陆军的及时援助，张作霖是心存感激的，他对左右亲信说：“日本人这次帮我，当然有所为的，我们对他的好意，也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力、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张作霖说到做到，他将自己存在日本正金、朝鲜两个银行的日金存款500万元，全部赠给关东军司令官，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当时表示：“日本人仗义扶危，武士道的精神，固然施不望报，但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便不能忘，这一点意思表示，聊以酬答日本人公私的协助好意。”1927年8月，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再次提出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有一次竟盛气凌人地对张作霖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听了很不受用，他当即毫不示弱的反唇相讥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话音刚落，就起身送客。而后吉田茂每次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只要一遇到对己不利的话，张作霖就立刻推说牙疼退席，借以拖延时间，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1928年4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4支国民党新军阀联合起来，组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集团军，决定进行“北伐”，共同反对奉系和张作霖。北伐军一路打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本更是趁机纠缠不休，趁火打劫，逼迫张作霖在满蒙问题上作出明确答复。然而，就在日本侵略者不断施加高压的情况下，张作霖在多个场合连续表示，“豁出去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的事！”1928年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拜会张作霖，将日本照会面交张作霖，并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诱惑说：“如果你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警觉地看了芳泽一眼，正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轻蔑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不紧不慢地说：“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诱惑不成，芳泽变了嘴脸，恐吓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满不在乎：“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芳泽见说不过张作霖，恼羞成怒，便开始挑衅：“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不为所动地说：“我尚未接到报告。”芳泽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话音未落，张作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久蓄的怒火终于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朝着芳泽熊熊燃烧。他愤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摔成两截，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叫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完撇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两人3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在硝烟弥漫中不欢而散。对于日本的照会，张作霖于5月25日通过外交部长罗文干答复日本政府：“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最后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这一答复，措辞及语气都比较强硬，对日本表示了不屈服的态度。6月2日晚，日本公使芳泽再次来访张作霖，表示日本愿以绝大助力迫退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天下，但有条件：（一）吉会路接轨；（二）停筑葫芦岛港；（三）打通路改线。芳泽逼迫张作霖正式签字。张作霖对日本这种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极为气愤，他推说太忙，“等我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张作霖嘱咐外事人员把芳泽让到客厅里等候，他自己则在办公厅里，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随后，张作霖将一叠文件叫外事人员交给芳泽，并让转告说：“今天太忙了，不能会见，还请原谅。”芳泽一时大意，拿到文件后，没有看就回去了。待回到公使馆，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张作霖写的“阅”字，既未署名，更没有“同意”字样，芳泽才知自己受骗了，当他打电话到大帅府询问时，张作霖已于当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奉天了。在此之前，当奉军屡次败北，蒋军逼近济南时，日方曾和张宗昌密议，愿以日军两师团改穿直鲁联军服装，参加作战，并另以炮兵，进攻蒋军。此后不久，张宗昌在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津通讯员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张作霖知晓后，立即急电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多年来，日本想在东北实现其“二十一条”的侵略计划，但始终没有得逞。如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等问题，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张作霖非但不应，反而急饬地方官民不得把房屋土地外赁给日人，违者处以重罪。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他被炸死之前，张作霖曾先后以奉天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发出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的训令多达40几号，因为张作霖有如此严令，所以日本人虽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张作霖的严禁，终使二十一条如同废纸。其实，当时的张作霖，“与日本相比较而言，他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他本人的势力更大。只是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彼时的张作霖，确实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精神，在其势穷力竭之际，毅然拒绝日方的诱胁，他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明火，他曾说过：“我张作霖没有别的能耐，但替国家守护这点土地，还敢自信。日本人莫费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这不是我吹，你们可实地考察。”张作霖身上有股野性，他胡子出身的经历使他必要时会不顾一切，敢于豁出去，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作霖曾表示：“舍出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要是骑着我的脖子拉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日本站（沈阳南满铁路附属地）屠了，所有男女老小鬼子，一个别想活。”也许正因为此，芳泽在他的回忆录中称张作霖是“一个倔强的人”，是个“不服输的刚毅的人”。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6、两次被刺张作霖不肯降身卖国恃外援以自保的做法，引起了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少壮派军人的嫉恨，他们视张作霖为日本进一步在满洲扩张势力的障碍，认为必须施以“外科手术”，切除障碍，除此之外，别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好办法。于是，一个密谋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便出笼了。日本关东军经过仔细勘测，选择了皇姑屯以东约1000米的奉山铁路与满铁交叉处为炸车地点，派了十几个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左右，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30个麻袋，装置在南满与京奉两路交叉点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同时在桥墩500公尺外的瞭望台上安有电流引线，控制触发爆炸。对日方的这一布置，中国方面虽不知晓，但在张作霖回奉前几天，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日方不许行人通过，日本守备队在该处新增加了不少步哨。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将这一异常现象用密电报告张作霖，请加防备。但张作霖对此并未太重视。此外，在张作霖离开北京之前，也已经得到一些日本关东军要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传闻，但他将信将疑，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本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又觉得堂堂大元帅，偷偷摸摸遛出北京太不成体统，而且官做大了，自然享乐变为第一，公路崎岖不平，他怕受颠簸之苦；况且把兄弟张作相和吴俊升都已经拍着胸脯分别保证从北京到渝关和从渝关到沈阳皆有所部军队严密保护，必不至发生意外，所以，最后张作霖还是决定乘火车回奉天。不过，张作霖毕竟也是疑心重重，他故布疑阵，在出京的具体时间上作了一点略带防范性的安排。他先是宣布6月1日启程，后又改为6月2日动身，但直到6月3日凌晨2点钟，他才在夜色中悄然来到北京站，神不知鬼不觉地上了火车。张作霖的专列共挂有22节车厢，他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为安全计，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方的车厢里坐满了随行人员和全副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意设置了压道车，以防有人在路轨上做手脚。专车到山海关时，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士兵站岗，态度如常，看不出有任何紧张的样子。这时，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已由奉天专程到山海关迎接，上车后，同张作霖谈了几句前后方的局势，然后，就和莫德惠、常荫槐等玩了一夜的扑克牌，一直快到皇姑屯，张作霖说：“各位回车，收拾行李”时才散。适逢夏季，夜短昼长，车到新民时，天已大亮。沿铁路两旁，均有步哨警戒，十余步就是一岗，步兵均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专车过皇姑屯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齐上车后，专车即向东行驶，开往小西边门外奉天车站，此时沿线两旁还皆有岗哨警戒，但是到了老道口附近就没有了。6月4日拂晓，武田中尉报告河本大作，张作霖的专列已经通过新民府。河本大作立即命令川越大尉通知东宫中尉，按预定计划执行。河本大作与齐腾参谋长，以及其他的参谋部人员，登上奉天满铁属地广场中的东拓大楼瞭望台，准备观察动向，等待炸车事件发生。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行至沈阳西北3公里的皇姑屯站时，就在这一瞬间，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中尉一按电钮，不差分秒，轰然一声巨响，地雷爆发，黑烟腾空而起，高达二百公尺，沙石横飞，交叉点上的南满铁路钢桥顿时炸毁，全桥塌下。铁轨象麦芽糖般弯曲垂落在京奉路的路基上，花岗岩桥墩被炸毁，桥上枕木火势熊熊，电线全被炸断。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得粉碎，不成车行，车身碎片飞散到线路之外，其余车厢冒着黑烟，开始起火。张作霖被炸得臂断肢伤，血肉模糊，昏倒在血泊之中；同车的吴俊升被一大铁钉穿入头部，脑浆迸流，当即气绝身亡；给张作霖理发的陈蛮子在爆炸后被烈焰活活烧死；校尉高其祥、会计高维周的骨头被炸断炸裂，伤势极重；张景惠遭受轻伤；六姨太马月清脚趾被烧伤；张作霖的日籍顾问仪峨被爆炸碎片埋压在下面，但却只受轻伤。张作霖的校尉处长温守善，爆炸时始终未离开张作霖的左右，但他却幸免于难，据他后来著文回忆说：“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青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子，当时救被炸身死，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我也受了伤，被尘土和碎板碎铁皮压在下面，我急忙爬起，来到张的跟前。张作霖当时没有死，内里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大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我用一个大绸子手绢给堵上，由我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抱到赶来的齐恩铭的汽车上。看样子，张非常难受，已神志模糊，当时他还能说话，头一句就问我：‘逮住了吗？’我诳他说：‘逮住了！’张问：‘哪的？’我说：‘正在审问呢！’张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走啦’的意思是离开人世）很显然，他由于严重脑震荡，神志不清，说的都是呓语。”事件发生后，齐恩铭赶忙找了一辆旧汽车来，从破轮碎铁中找到血肉模糊的张作霖，把他抱上汽车急开沈阳，直奔大帅府。差官跑进门报告说：“大元帅被炸受伤，车已到大门口了••••••”，卢夫人、寿夫人强忍住惊慌和恐惧，赶快跑出去迎接，汽车从花园门口开进来时，张作霖满身是血，伤口还在不断地朝外喷涌着。被抬进小青楼后，张作霖神志还很清醒，医护人员手忙脚乱地用剪刀将衣服剪开，清洗伤口，才发现手臂已折断，随后赶来的杜医官赶紧施以紧急治疗。这时，张作霖还能说话，他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说完不久，就瞑目长逝了。时间是被炸当天上午九时三十分。张作霖终年五十四岁。其实日本策划炸死张作霖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6年他们就曾组织过一次暗杀，张作霖得以侥幸逃脱，大难不死。当时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皇帝后，以清廷余孽肃亲王善耆和大官僚升允为首的一批人，流亡在日本势力控制的大连，组织“宗社党”，企图煽动满蒙某些封建王公，脱离民国，再建清朝。“宗社党”的活动，很受日本军国主义某些分子的赞助。但屡次发动，都被张作霖武装震慑下去，未能成事。面对“满蒙独立运动”的失败，当时日本国内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对满蒙采取强硬措施，第二次起事，另一派则认为不应采取军事行动，而应利用张作霖的权势，巩固和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两派之间争吵不休，各自活动。1916年，仇视张作霖的日本军方决定用非常手段将张杀掉。5月中旬，伊达顺之助、三村丰预备少尉等组成“满蒙决死团”，执行杀害张作霖的任务。5月27日，日皇弟闲院宫（载仁）由俄都回来经过奉天，张作霖为表示尊敬，特率其部下汤玉麟等乘五辆俄式马车，驰往南满铁路奉天车站迎接。归途经过小西门时，遭到事先埋伏的三村丰等刺客的投弹袭击，由于他们不识张作霖的面貌，再加上惊惶失措，结果把驱车回城的汤玉麟误认为张作霖而投了弹。瞬间，小西门大街血肉横飞，硝烟弥漫，一片骚乱。张作霖听到爆炸声，临危生智，立刻弃车骑马，与骑兵卫士互换上衣，绕道奔返军署。途经奉天交涉署附近时，又遭到从奉天图书馆三楼投下的第二枚炸弹，因张作霖飞马疾驰，炸弹的爆炸仅炸掉了他的帽子，碎片却把刺客炸死了。日本两次投弹，张作霖两次幸免。张作霖刚刚回到军署，喘息未定，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驻奉总领事就假惺惺地到军署向其道惊并表示慰问。当时检验刺客尸体，认出脚型是常穿木屐的，事情是日本浪人干的，没有疑问，但日本侵略者却拒不承认，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宗社党”身上，说是“宗社党”所为。张作霖虽知炸弹是日本所投，是日本人要置他于死地，，但当时“满蒙”地区属于日本势力范围，张作霖还想托庇于日本，以求支持，只好装聋作哑，不予追究，不了了之。此后，日本侵略者和张作霖从各自利益的角度出发，曾“亲密合作”过一个时期，但是当日本侵略者感到张作霖已没有利用价值时，他们就又使出了他们的老伎俩——暗杀，这一次，他们终于得逞了。暗杀成功后，日本帝国主义同样又抛出了他们惯用的伎俩——嫁祸于人，这也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在炸车之前，河本大作就先制造了一起日军枪刺挑死两名所谓南方便衣的事件，将尸体扔在炸车地点附近，在尸体口袋里装上一封伪造的信，说明死者是北伐军的便衣，以嫁祸北伐军。与此同时，河本大作又尽力消除爆炸现场日军作案的痕迹。日方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南方派来的两名便衣队来扰乱东北的，走到我们守备队步哨网内，向他们盘诘，他们不答，我们就照军规把他们扎死了。”皇姑屯炸车案，是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的，本不需要做任何调查，但为遮人耳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炸车案后却硬要中国派员会同调查，而且在现场调查的第二天，又拿出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日文报告，内称“经过中日双方调查，证明炸车事件系南方派来的便衣队所为”云云，并要中国方面签字盖章。当经中国代表拒绝，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约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谈话时，还坚称：“据关东军所得情报，炸车案确系出南方间谍之手，实为张作霖将军不幸。”其实张作霖被炸案发生后，尽人皆知是日本所为，但日本政府却一直守口如瓶，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直到“二战”结束后，谋杀张作霖的主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作为战犯被捕，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才交代了谋杀张作霖的详细经过。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7、寂寞身后事张作霖逝世后，如何发表治丧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当时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和奉天省长刘尚清对张作霖的去世焦急万分，他们深恐这一消息传出去后，地方上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他们更怕日本趁机浑水摸鱼、制造事端，借此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再加上张学良还未回来，奉系群龙无首，因此，他们与寿夫人商量后，决定暂时密不发丧，严封消息。随后，奉天督署急电张学良返奉，并对外发表通电伪称：“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道，桥梁发生爆炸，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为了不引起怀疑，帅府内外假戏真做，把张作霖的头部用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每日令厨房照常给张作霖开饭，杜医官天天来帅府假装换药和填写医疗经过及处方，鸦片灯具和水果也摆在床边。日本人难辨真伪，他们不断派人来访，力图探听真相。为了惑人耳目，寿夫人每天浓妆艳抹，仪态万方地接待一批批借口慰问其实别有用心的日本太太们，她毫无哀容，谈笑风生，在有意无意间还让太太们看到张作霖的卧室里灯火通明，烟霞阵阵。几天下来，日本太太们众口一词，都确信张作霖并没有死，只是受伤而已，马上就会复出的。但狡猾的日本方面还不放心，奉天总领事馆要求派日本医师来给张作霖治伤，被帅府巧妙地婉拒了。就这样，奉天督署和大帅府对张作霖之死守口如瓶，瞒得滴水不漏，直至张学良安然返奉。张学良回到奉天，待一切均布置妥当后，才对外界宣布张作霖于6月21日逝世，同时，奉天当局也向各国驻奉领事馆发出通告，正式公布张作霖死亡的讣告。张作相任丧礼处督办，王树翰任总办。6月27日，是“首七”家祭典礼；7月4日为二七家典；7月11日为三七家典，7月18日为四七家典；7月25日为五七祭礼，8月2日开始公祭，8月3日为吊唁典礼。张作霖的祭礼规模宏大，气氛庄严肃穆，在大帅府内，造起一座高达数十丈的灵棚，正中央设有祭坛，祭坛上安置张作霖的灵柩，灵柩前由穿着白色孝服的张学铭、张学曾守灵，张学良身穿白夏布大褂，臂缠黑纱，但他在吊唁祭悼时，没有露面，也没有陪灵。在张作霖祭坛的右侧，站立着身穿孝服的文武官员；左边是外国领事馆的官员。日本政府故作镇静，特派林权助为吊唁特使，趁机窥探东北政局的虚实。此外，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及领事馆人员，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大郎、代理陆军大臣斋藤恒、代理参谋长秦真次、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以及日本顾问松井、土肥原、仪峨等均参加了吊唁，阵容庞大，可谓空前。7日，张作霖葬仪结束。1929年5月，张学良投入1400万元巨资，在抚顺郊外开始修建规模宏大的大帅陵。张作霖的遗体被作了防腐处理，灵柩暂厝在大帅府东花园花厅内，等抚顺大帅陵建成后再行安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威胁张学良，使他不抗击日军侵略，关东军司令强迫停止修建大帅陵。本庄繁司令曾电告张学良：如果对日妥协，那么日军将代其为张大帅安葬灵柩于大帅陵内。对此，张学良以严辞拒绝。日军司令见威胁无效，便将张作霖灵柩弃之不管。不久，发现张作霖的灵柩有异味泄出，随即提出迁移问题。但是迁往何处使日本人颇费脑筋，踌躇万分：归位大帅陵，日本人于心不甘，因为他们认为张作霖生前不与日本合作，有损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而且张学良还不时派人与东北抗日将领联系；其他地方，又一时想不出合适的。日本强硬派曾主张将张作霖焚尸扬灰，以泄不合作之恨，此招太损，本庄繁司令不敢采纳，最后只能用折中的办法，把张作霖的灵柩停放在沈阳小东门外的株林寺里。但是，暂停株林寺也不是长久之计。1936年，张作霖的旧部、已投降成了汉奸的张景惠提议：张作霖灵柩应早“归位”，这才又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注意。此时，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是植田谦吉，他亲眼目睹了大帅陵的巍峨雄踞、气势恢宏后，肯定了灵柩绝对不能归位大帅陵的做法，他认为大帅陵与中国帝王陵一样，有不可言喻的帝王之气，如果让张作霖灵柩归位大帅陵的话，无异于增加了张作霖与日本分庭抗礼的影响力。死人可以吓走活人，日本人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日本人咬定大帅陵不宜归位，张作霖的旧部也没有办法，张景惠于是力主安葬到张作霖的老家海城，叶落归根总该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了，但植田谦吉还是不答应，因为他觉得海城是张作霖发迹之地，张学良投资创办的同泽中学也在此地，张陵设在这里，其影响不逊于大帅陵，加之此时海城各界正在上书请求张作霖灵柩归葬故里，也促使植田谦吉断然否决。最后，张景惠又提议安葬在锦县驿马坊，驿马坊为张家老坟地，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死时，张作霖买下了这块风水宝地，其后生母王氏也安葬于此。这里偏僻清冷，左右山峦环抱，其势如屏，远处松柏葱郁、草木茂盛，林声如涛，是个风景绝佳、人迹罕至之处，植田谦吉反复斟酌，认为张作霖灵柩只能埋葬在这里。1937年6月2日凌晨，张作霖灵柩迁离沈阳，翌日运到驿马坊安葬。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8、大度、诙谐、迷信出身绿林的张作霖个性非常鲜明，早年的生活经历使他身上草莽英雄的气概十分明显，他讲义气，重诺言，明赏罚，知恩图报，甚至以德报怨，不计前仇，大度为怀；他没有多少文化，但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言之成章，十分诙谐；他又很迷信，注重风水和卦相。张作霖是个不忘旧情、有恩必报的人。他当了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后，感念旧谊，特地请他的启蒙老师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成立私塾馆，教授学良、学铭、学成等人；张作霖在做绿林好汉的时代，曾带领29名伙伴，要进入新民县境大镇姜家屯。当时附近最有势力的匪首洪福臣等不让进去，是姜家屯永德当的掌柜钟恩设法把他们接引进镇。张作霖一直把钟恩当做他的大恩人，做了奉天督军后，他特意在姜家屯买了大片土地，设立三畲成当，请钟恩做总经理。以后又将大高坎的三畲和当、郑家屯的庆畲祥粮栈、沈阳的三畲粮栈联合到一起，由钟恩负总责。每到春节期间，钟恩到沈阳给张作霖贺年问候，张作霖总是叫张学良等子侄们给钟恩行跪拜礼以示亲敬，张作霖自己也以三哥称呼钟恩；张作霖在新民府时，私招不少军队，遇军需不够时，常向商会借用，欠债很多。他离开新民之际，商会会长姜雨田在大街上拦住他的马头，扯住缰绳向他索债，他软硬兼施才得以脱身。后来张作霖当了奉天督军兼省长，整顿奉票，维持金融，枪毙了投机倒把的兴业银行经理，他把姜雨田由新民招到沈阳，叫他接任经理，鼓励他说：“你大胆的干，我给你做主，不要害怕，你把在新民大街上拉我马缰绳的勇气拿出来。”后来，他也一直重用姜雨田做他私人银行的总理。张作霖不仅对有恩于己的人不忘旧情，对于有过摩擦的人也能宽容厚待，那些曾冒犯过张作霖的人，只要能向他认个错，或者从此趋从于他，他便不咎既往，摒弃前嫌，予以原谅和容纳。张作霖在高坎村开兽医庄时，曾被二道沟子村的乡绅李老恒诬告通匪，被县里捕盗营捉去，后因查无实据才获释。张作霖当了奉天督军后，有一年回到赵家庙，李老恒闻讯吓得瑟瑟发抖，生怕张作霖翻起旧帐，记恨前仇，进行报复。于是惴惴不安地领着他的老伴到张作霖的行辕请罪，张作霖一笑置之，宽慰李老恒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你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而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了今天。”还顺手掏出200元钱给李老恒，“你们老俩口不要害怕，好好回家过日子去吧。”早年曾与张作霖同生死、共患难的绿林伙伴汤玉麟，因对张作霖处处维护王永江不服气而和张闹翻，反目成仇，几乎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最后率五十三旅出走，背叛了张作霖。张作霖念及多年的交情，特修书一封，劝他回心转意，“如果肯来聚首，富贵与共，绝不食言”。汤玉麟一走就是四年，直到1920年才返回奉天，张作霖兑现其诺言，任用他为军署高级顾问，以后又历任东边镇守使、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十二军军长，最后官至热河都统。张景惠与张作霖是有生死之交的绿林哥们，一直追随张作霖左右，并不断得到升迁。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任西路军司令，由于他与直系勾结，不战而退，使奉军西路全面瓦解，导致奉军的失败。战后，张景惠被曹锟特任为全国国道局督办。曹锟倒台后，其母病逝，他也不敢回奉奔丧。经张作相和吴俊升为之缓和，张作霖乃准其回籍治丧，张景惠面见张作霖时，痛哭流涕，叩头谢罪，张作霖于是既往不咎，和好如初。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发生后，张作霖不但没有拘拿在奉天居住的郭军军官家属，反而派人给他们送米送面，进行抚慰。及至郭松龄兵败身亡，张作霖又对随郭反奉的将领们一概不予株连，免于追究，并且任用如故。人称张作霖左膀右臂的杨宇霆，在1918年曾勾结徐树铮，自编部队四旅，图谋发展自己的势力，被张作霖发现后免职。而后张作霖感到继任的参谋长在处理军务上都不如杨宇霆得心应手，便捐弃前嫌，将杨招回，任用如初；又如孙传芳曾与张作霖是对手，曾将奉军从江南逐回北方，但孙传芳在国民军的打击下微服北上，投奔张作霖后，只对张作霖深深一躬，并说了声“大帅，对不起”，张作霖也就不计前嫌了。张作霖在这一点上的气量之大，确非其他军阀所能相比。王铁汉将军曾这样评价张作霖：“张雨亭先生气度恢宏，敢用人，肯信人，能容人。他那种风仪，颇为那个时代的人所景仰。”张作霖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善于辞令，说话能抓住重点，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有一次，张作霖要到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生典礼上讲话，他事先让秘书草拟了一份讲话稿背熟了，可登台以后，刚讲了两句“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事变”就卡词了，一紧张下面内容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此时台上台下一片肃然无声，都在等着他接着往下说。张作霖索性来个实话实说：“他妈的，我来之前原已将大篇讲稿背得滚瓜烂熟，看见你们一高兴，竟全忘了！”说完，走下讲台来到毕业生中间，看到年轻力壮的，就拍着肩膀叫“好小子”，并问姓名籍贯。巡视一圈后，张作霖重又回到讲台，他手舞足蹈地说：“我今天看到你们真高兴，许多要说的话，就是想不起来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们知道现今天下的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你们都是好小子，是好小子就要好好地干。譬如你们毕了业，就可以当排长，干得好就给你们升连长，再好好干就给你们升营长，升团长。只要知道努力，不贪生怕死，有功我必赏，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什么，但是只有一样我可不能给，”他话锋突然一转，眼睛扫视了大家好一会儿，才又慢条斯理地接着说：“我的太太我可不能送给你们啊！”台下一片轰然大笑，掌声雷动，久久不息。这番轻松幽默、风趣十足的演说，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们的心，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以后每逢开学或毕业典礼，张作霖都会亲自参加，而且每次都讲话，他开口总是说：“他妈拉个巴子，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了老婆子不给，你们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以后可要好好干，我他妈的做家长的，还能亏待你们吗？”每次都能引起一片哄堂大笑，群情高涨，记忆深刻。张作霖还是个非常迷信的人。赵夫人生次子学铭时，看门人老薛头午睡做梦，见一小喇嘛，直冲入院内。老薛头惊醒起来追赶，恰好与张作霖迎面撞上，张作霖见他慌慌张张，问他：“跑进来做什么？”老薛头如实禀报：“见一小喇嘛冲进院子，所以我追了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并没有人，于是张作霖骂道：“胡说什么，你在做梦吧。”恰在此时，哇的一声，学铭出世了，张作霖怔了一怔，骂道：“这小子，找我算帐来了！”原来，张作霖在办保险队时，曾杀死过一个小喇嘛，他认为小喇嘛投胎转世找他算帐来了，因此一直不怎么喜欢学铭。在婚姻问题上，张作霖也很迷信。他自己的六太太就是因为生有一张“福相”的脸，被张作霖视为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而娶进门的；在子女的婚姻上，张作霖也极其注重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说，长子张学良与于凤至的婚事就是这样定下来的。算命先生说于凤至属于“凤命”，“将门虎子”与“凤命千金”是难得的姻缘，于是张作霖就以“父母之命”替张学良做主娶了于凤至。张作霖十分相信算命先生的话，在奉天，有一位姓包的瞎子经常出入大帅府，是张作霖奉若神明的座上客。每遇重大问题或疑难不决的事情时，张作霖总把包瞎子请进府来算一卦，占卜吉凶，他对黄道吉日有着虔诚的迷信心理。每年逢阴历三十晚十二时，张作霖总是身着特制的礼服，手捧祭文，在帅府内宅举行庄严的祭天仪式。张作霖迷信风水之说也是出了名的。他修建陵园时，特意请看阴阳宅的杨术士相地势，杨认为位于锦县东北的驿马坊最好，特别是挖掘地基时，掘出一块青石板，杨术士认为这块青石板不寻常，是个上上吉兆。张作霖闻言大喜，马上大兴土木，开始动工。陵园落成，按照封建习俗，应将其父的灵柩迁来与其母合葬，但张作霖并未迁葬其父，这是因为风水先生说他父亲的葬地风水很好，他后来的官运亨通、青云直上都与其父坟地的风水密不可分，因此，在新茔地里，他只给父亲设了一座“虚主”（假坟），不迁其之墓以保持风水。张作霖迷信之重，可窥见一斑。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9、大哥二哥之死张作霖兄弟三人，张作泰是同母异父的大哥，和张作霖很要好。张作泰刚满20岁时，乡下有一个人的太太和他有了暧昧关系。那男人管不住自己的太太，就到张有财那里告状，说张作泰勾引他太太，张有财一听就火了，他觉得儿子给他丢了脸，居然偷人，还让人告上门来。于是怒不可遏，气冲冲地就去找张作泰算帐了。当时，张作泰正在家里吃午饭，他背着脸坐在炕上，没有任何防备。张有财进门后，二话没说，怒气冲冲上前就给了张作泰一棒子。这一棒子可够狠的，正好打在张作泰的腰眼上，当下张作泰就把吃的饭全吐了出来，由此落下了病根，后来就病倒了，张有财被害后，没过多久，张作泰也死了。张作霖素来和大哥感情深厚，一提起这件事，他就忍不住要哭，每次都破口大骂：“他那王八佬的，他自己当王八，他自己管不了老婆，他乱告状！”因为张有财是被王姓赌徒打死的，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就想着要给父亲报仇，一命抵一命，他们要王姓赌徒偿命。那时，张作孚常练习跑步，身体很好，而张作霖就不行了，跑不动，于是，他就到邻居郝大爷家里借了一头驴，准备报完仇后骑驴逃跑，免得因跑不快而被抓。一天晚上，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两人带着枪就出发了。王家当时住的是上房，厢房里住着一个老太太。张作霖和张作孚翻墙进院时，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墙倒了。原来那墙是石头堆起来的，根本不能吃劲，一碰，就哗啦啦倒了。响声惊动了厢房里的老太太，她吓得大喊：“有人！”情急之下，张作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捂住老太太的嘴，不让她发出声音乱喊，慌乱中匣子枪走火了，把老太太给打死了。枪一响，事情可就闹大了，上房的人也被惊动了，都出来了。张作霖和张作孚一看势头不妙，撒腿就跑，结果张作霖因为骑着驴，被他逃脱了，而张作孚则当场被抓住。王家报了官，到了县衙门，被当做“明火案”处理，明火就是公开抢劫，判了张作孚十年刑。因为用枪打死人的是张作霖，所以，张作孚没有被判死刑。不过，后来，张作孚也没有做十年牢，而是由张作孚的二伯父，也就是张学良的二爷替他去坐牢，当时大清朝还有可以替人坐牢的规定，二爷后来就死在狱里了。张作孚后来当上了地方保卫团的团总，在一次剿匪中，被土匪打过来的子弹击中面部而死。当时他弯着腰，拎着枪，正向前冲，子弹从正面打来，穿通面部，张作孚死的时候，张学良还去看过他。张作孚死后，他们全家就住到张作霖家，由张作霖抚养了。第二章 秉性各异的大帅夫人们1、同甘共苦的赵氏夫人封建旧中国的显赫人物大都妻妾成群，张作霖也不例外，他共有妻妾六房。原配夫人赵氏，系黑山县赵家庙人，是当地的一个富户赵占元的二女儿。早年张作霖当货郎走街串巷时，常来往于赵家庙一带，认识了赵占元一家，赵家除了老夫妇外，还有一男四女，家道小康，吃穿不愁。张作霖的货物，受到赵家的欢迎，尤其是四个姑娘，少不了常买个针头线脑、胭脂香粉之类的，天长日久，张作霖就和赵家人相处熟了，赵家二姑娘更是对他一见倾心。赵家二姑娘同大多数村姑一样，没有闭月羞花的容颜，也没有婀娜多姿的身材，有的只是常年在大自然的劳作中晒得黑黝黝的面庞和一副经得住风吹雨打的筋骨。她的眼睛还多少有点斜视。赵家二姑娘容貌虽然不出众，但她的豁达、宽厚和善解人意，弥补了她长相上的不足，张作霖每每来村里卖货时，她总是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不时抬起头来大胆地打量一下眼前的这个青年；当张作霖的买卖无人光顾时，她又会买上一两样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免得张作霖失望沮丧，空手而归。过惯了流浪生活的张作霖，对来自异性的关怀极为敏感，他很快便坠入了情网。两人感情渐笃，你情我愿，竟私定了终身。消息很快传到了赵家，除了赵占元之外，上上下下一概反对，特别是赵家姑娘的母亲和舅舅态度更加坚决，扬言：“要是再有来往，就打死你这小子！”张作霖当时势单力薄，万般无奈，只好怀着深深的痛楚与无奈，离开了初恋的情人。后来，张作霖入伍当了兵，不久，便得了功牌，升为哨长。这时的张作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货郎了，他决定回家结婚，娶赵家二姑娘为妻。他充满了信心，凭着自己在军队获取的荣誉和地位，凭着旧日与赵家的融洽关系，还有自己的机敏、聪明和果断，再加上对赵家二姑娘的一片痴心，成功是会属于自己的。一切准备就绪，销声匿迹两年的张作霖重又回到了赵家庙，身着清军号衣，头戴红缨帽子，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他，神气十足，英姿飒爽，所到之处，赞声一片，人们对他顿时刮目相看。张作霖料定，只要赵家姑娘的母亲和舅舅不反对，这门亲事就算成功了。于是，他带着功牌和哨长札委，又买了很多礼物去看望赵占元一家。进了赵家，张作霖并未先说亲事，而是假装串门，对赵姑娘的母亲和舅舅十分恭顺，谈话间，他不经意地拿出功牌和哨长札委给赵家人看，果不出张作霖所料，赵母开始对他有了好感和信任。几日后，赵母逢人就说：“这小子将来必有出息。”见时机已到，张作霖赶紧趁热打铁，托人向赵家求婚，他找到了在赵家庙颇有威望的木匠高老惠，请他出面做媒。赵家庙的能人出面，事情就十拿九稳了，赵家此时也正是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很快选定了吉日为两个年轻人办了喜事。张作霖和赵姑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却了各自的夙愿，时年双双21岁。婚后两人感情一直不错。在张作霖早年草莽生涯中，赵氏一直伴随左右，从张作霖在赵家庙办保险队开始，她就跟随张作霖颠沛流离于中安堡、八角台、新民府、郑家屯、洮南府等地，作为糟糠之妻的她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艰辛与磨难。在张作霖“马上打天下”的艰苦岁月里，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其他方面，赵氏都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义务和责任。张作霖常年在外东征西讨，打打杀杀，每进家门，总有热乎乎的毛巾和可口的饭菜等待着他；张作霖脾气暴躁，每遇不顺心的事，出口便是“妈拉个巴子”等污言秽语，常常和部下或把兄弟闹得很僵。这时总是赵氏出来打圆场，从中调和，给挨了骂的部下或把兄弟顺顺气，她总是劝解众兄弟说：“他那个熊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好兄弟，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三天别理他，就好啦！”所以，张作霖的结义兄弟或部下，都很敬重赵氏，对她评价很高，张作霖的心腹将领、奉系军阀的第二号人物张作相就常说：“大帅能成就大业，多亏了我那老嫂子。”张作霖的干将汤玉麟也曾不止一次地感慨过：“嫂子贤德，雨亭兄多少大事，多亏了老嫂子啊！”赵氏为张作霖生过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生于1896年，出生不久即夭折了；1898年生女首芳，又名冠英；第三个是个儿子，生于1901年，即本书的主人公，后来子承父业、驰名中外的张学良；1904年又生子学铭。张作霖深知赵氏是个既贤惠又能相夫教子的好妻子，但是，随着权力和地位的变化，他对赵氏的感情不可避免地渐渐淡漠了。他开始不满足于久已习惯的情感中没有任何刺激的平淡和乏味，他无法忍受一个毫无姿色的村妇陪他出入要人云集的各种场合，他终于感到赵氏难登大雅之堂了，他开始疏远赵氏，于1900年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卢氏。赵氏对张作霖再娶卢氏极为伤心，惘然若失、痛苦难过了好一阵子，但很快她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她了解丈夫说一不二的个性，也深知自己既没文化又无姿色，上不了场面，她宁愿相信丈夫现在是个头面人物，再娶一个标致的进门也是理所当然的。于是，赵氏怀着3个月的身孕，主动操办了这桩婚事。卢氏过门后，她也善待如自己的姐妹一般，对此，卢氏心怀感激，后来赵氏死后，卢氏视赵氏的三个孩子如同亲生一般关怀、爱护、体贴，未始没有报答的成分在内。1911年，张作霖进驻省城奉天，赵氏仍居住在新民县杏核胡同旧居，自甘寂寞，过着抑郁寡欢的生活。一次，她领着5岁的学铭进城找张作霖要钱，张作霖对她冷冰冰的样子让她心寒。晚上，她与学铭住在外间，张作霖住里间，夜深时，学铭突然啼哭起来，吵醒了张作霖，他气急败坏地把学铭痛打了一顿，赵氏一来心疼儿子被打，二来她心中的不满也积蓄已久，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她终于爆发了，与张作霖狠狠地吵了一架，第二天就回了新民县。往事悠悠不堪回首，一阵阵地孤独、寂寞涌上心头，她感到委屈和不甘，十几年的出生入死早已将她的一切都维系在丈夫张作霖身上，她毫无怨言地牺牲了一切，奉献了一切，到头来她又得到了什么呢？极度的伤心和愤怒终于击倒了一直以来宽厚、坚毅、忍耐的赵氏，她一病不起，病情渐渐加重。张作霖在赵氏走后，很感内疚。当他听说赵氏病了时，他马上派二太太卢氏前去探望，他自己也回去探望过几次，还从省城买了不少好药带回去。不过，心病还须心药医，赵氏的病情并未因此而好转，1912年4月，她抛下3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人寰，年仅38岁。作为张作霖的结发妻子，她陪伴丈夫经历的大多是生活的坎坷、创业的艰难和出生入死的风险，夫贵妻荣的享受她连边都没有沾过。赵氏死后，张作霖觉得很愧对于她，便请风水先生在辽西锦县驿马坊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厚葬了她。张作霖对这位共患难的妻子还是有一定感情的。第二章 秉性各异的大帅夫人们2、书香门第的卢氏夫人由赵氏亲自操办娶进门的二太太就是卢氏夫人。卢夫人是张作霖六房妻妾中，最沉静、最温婉的一位。她爱自己的丈夫、孩子，也视他人子女如同己出；她善待下人，从不疾言厉色、颐指气使，她的一举一动都仿佛尘世中的圣洁女，体现着谦恭、温存、慈善的美德。卢夫人是北镇县中安堡人，她出生时，正值中法战争期间，精通文墨的塾师父亲为她起名寿萱，萱草在古代被看作是一种忘忧的植物，父亲希望女儿能在乱世中多一点抵御祸患的能力，平平安安，长命百岁。卢氏夫妇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呵护备至，寿萱非常幸运，她有一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而又通情达理的好父亲，在19世纪末的中国广大农村，很少有女孩子得到正规教育的，然而，寿萱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读和写的基础训练，诗书的熏陶，文学的滋养，使她天生丽质的美貌中又增添了端庄、娴雅的气质。1900年，张作霖在中安堡任保险队头目，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寿萱，顿时就被她婀娜的身姿，迷人的气质所倾倒。一整天，张作霖的眼前都浮现着姑娘窈窕的身段、纤纤玉手，还有那流光溢彩、顾盼自若的大眼睛，张作霖不禁心旌荡漾，想入非非起来。可一想到自己有家有室，这样的美人怎肯屈就做二房时，他又不免长吁短叹泄了气，思来想去，还是放不下，张作霖决定先去试探一番。张作霖找到寿萱的舅舅，声称为其帮会会长程某提亲，寿萱的舅舅当然不愿意将自己的外甥女嫁给胡子出身的程某，便以“程某是外乡人，不知道根底不能嫁”为由加以拒绝，为了捧捧张作霖，让他在面子上过得去，又说：“若是像你这样的人，才可以嫁呢！”其实，寿萱的舅舅完全了解张作霖是有妻室的人，说这个话无非是托词罢了，可张作霖却从此铭记在心，不断地向卢家献殷勤，为日后向卢家求亲做准备。一日，张作霖认真地向卢家正式求婚了，寿萱的舅舅说：“你已有妻，我的外甥女岂能给人做二房？”张作霖回答：“两头为大，绝不是二房。”并保证决不让寿萱受气。面对张作霖的纠缠，卢家曾打算将女儿送到北镇县县城内暂时避一避，可是从中安堡到县城有40多里的旱路，在这兵荒马乱、群匪遍地的年月，拦路抢劫是常有的事，这长长的40里路，难保不会发生意外，与其被其他土匪抢去，还不如嫁给眼前这个多少还算入眼的张小个子，事已至此，也没有必要得罪有人有枪的张作霖。卢氏夫妇思来想去，权衡利弊，只好应允了这门亲事。婚后，张作霖对卢氏十分喜爱。卢夫人身上的某些特质，恰恰填补了赵氏夫人的空缺，给张作霖以极大的满足。卢夫人年轻貌美，让张作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卢夫人沉静，嘴角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卢夫人温柔，讲话从来都是细声细气，轻声慢语；卢夫人有文化，对识字不多的张作霖着实帮助不小。卢夫人知书达理，性情温和，进门后，没有一般宠妾的傲慢，她对赵氏尊敬有加，赵氏也很信任她，因而彼此相处确如姐妹。赵氏病危期间，一天曾拉着卢夫人的手说：“好妹子，我怕是不行了，以后学良他们几个孩子可就托给你了。”卢夫人含泪点头答应下来，对年仅13岁的冠英、11岁的学良、6岁的学铭，她也确实尽到了母亲的责任，履行了她的诺言。当冠英长大成人，远嫁营口时，她怕冠英在那里吃住不习惯，不仅让帅府里的一些厨子、丫鬟和老妈子跟过去继续服侍冠英，出嫁那天，她还亲自送冠英到营口婆家。回来后，她又担心性情懦弱的冠英在婆家受气，以致寝食难安，直到冠英回门，告诉她丈夫、公婆都很好，她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张学良与于凤至成亲后，小俩口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卢夫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渐渐地，婆媳二人越来越对劲，竟成了无话不谈的知音。于凤至过生日时，卢夫人总是吩咐厨房精心准备，还在戏院预定包厢，看戏欢庆。学良夫妇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孝敬她，每逢卢夫人过生日，他俩就亲自操办，竭尽全力讨卢夫人的欢心。他们的亲密关系难免引起了其他几位夫人的忌妒，说学良夫妇看不起她们。每当各房太太这样说时，张作霖总是说：“你们不知道，学良11岁失去生母，是卢夫人照顾他们长大，当然孩子们不能忘记这恩情。”卢夫人不仅对孩子们慈祥体贴，对下人们也很体恤照顾。一次张作霖吃饭时，从菜里突然吃出一只苍蝇来，他顿时气得火冒三丈，立即叫卫兵去把做饭的厨子给毙了，多亏了卢夫人的再三央求求情，张作霖的怒火平息下来，那个厨子才得以幸免一死。卢夫人对下人的宽厚体恤，赢得了下人们的交口称赞。卢夫人与张作霖成婚后，生有两个女儿怀英和怀卿。两个女儿后来不幸的婚姻，是卢夫人一生中最大的伤痛。面对丈夫把女儿终身的幸福当做政治筹码的做法，做母亲的竟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发言权，一想到这点，卢夫人就泪如泉涌，痛彻心肺，然而，她什么也帮不了女儿，心如刀割的她能做的只是念佛诵经，在来世的虚幻中寻求解脱，她比以往更加乐善好施，也比以往更加沉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卢夫人移居天津，1974年5月病故。第二章 秉性各异的大帅夫人们3、皈依佛门的戴氏夫人三太太戴氏在张作霖的婚姻生活中，可谓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她是个生性孤傲、脾气暴躁的冷艳女人，她给了张作霖从来没有过的另外一种感觉。戴氏本是有夫之妇，是北镇县一个捕盗班头的儿媳妇，因容貌美艳而远近闻名。张作霖早就有所耳闻，1903年他初驻新民县府时，就动过占为己有的念头，不过当时因为地位还不稳，尚无暇顾及此事。一晃三年过去了，1906年的张作霖已是名正言顺的清朝地方军队统带，有了金钱、地位和权势，他开始寻思如何把美人戴氏搞到手了：明火执仗、强取豪夺显然不行，仗势抢人也行不通，为了赢得美人归，张作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多日来双眉紧锁，闷闷不乐。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义父杜泮林的眼睛，他知道义子必有无法排解的难处，便打探何故？张作霖如实道来，杜泮林听罢哈哈大笑，“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不就是一个女人嘛，这还不容易。那捕盗班头的儿子是个见钱眼开之徒，只要你肯出重金，还怕他不放手？”张作霖大喜过望，便委托杜泮林前去说亲，同时派人送去万两黄金，以重金打动了戴氏丈夫的心，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就这样，戴氏便成了张作霖的第三房夫人。戴氏进门后，并没有住进新民府杏核胡同张作霖的宅院里，而是暂时在外与张作霖独居。新婚燕尔，戴氏自然是专房得宠，十分娇贵，但没过多久，张作霖对她的热情就降温了。因为戴氏一开始就不情愿这桩买卖婚姻，再加上她性情暴躁，有洁癖，使本想从她那里得到安慰的张作霖时时感到郁郁不乐甚至心灰意冷。戴氏没有赵氏那种在他暴跳如雷时的宽容，更没有卢氏那种特有的女性温柔，她有的只是随意地宣泄她的情绪，从不刻意加以控制，有时还与张作霖争吵不休，这个漂亮的女人根本不想讨男人欢心，也不会讨男人欢心，张作霖如火的热情只持续了4个月就熄灭了，他紧接着马上续娶了许氏夫人进门，取代了戴氏的位置。在戴氏短暂的专宠时期，她还曾经恃宠而骄。随张作霖征蒙期间，因为沙漠环境与内地迥异，她食宿不惯，感到很不称心意，她武断地认为是巡防营总理陶历卿照顾不周所致，便打算找陶当面申斥，显一显太太的威风。一见面，她就厉数陶的无能，陶历卿一直受张作霖重用，负责公文、粮饷等事，从未受过一个女人的辱骂，见戴氏如此不通情理，一怒之下顺手将桌上的一碗茶泼了过去，戴氏哪咽得下这口气，她哭哭啼啼地跑到张作霖面前，寻死觅活，又哭又闹，非要让张作霖好好整治一下陶，替她出气。陶历卿知道以后，向张作霖表示自己的脾气不好，不便在这里再干下去，请求退职，张作霖说：“你把我张作霖当什么人了？她年轻，闹就闹吧，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事情要紧。”戴氏知道后，心中极为不快，她对这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嫉恨在心。戴氏虽然对张作霖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但她毕竟是名正言顺的三房太太，仍随时陪侍左右。戴氏对张作霖彻底失望，竟致以仇人相见乃是因为杀弟事件。1911年张作霖进驻省城奉天后，戴氏的一个胞弟曾在帅府充当警卫战士。一天傍晚他不当班，闲来无聊就走出帅府在大街上游荡，突然心血来潮，竟拔出随身佩带的短枪连射街上的路灯取乐，结果一条马路的电灯全被击灭。电灯厂发现此事后，写了个书面材料禀报帅府，张作霖得知实情，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卫队长将其妻弟枪毙，戴氏听说后，几次说情乞求，张作霖都没有答应。卫队长认为这个警卫罪也没有重到非要处死不可，再加上又是张作霖的亲戚，就没有执行张作霖的命令，而是先把他暂时关押起来，想等张作霖气消以后再慢慢为他说情。过了几天，卫队长见张作霖已经消气了，就上前为这个警卫请求从宽发落，张作霖极为震怒，对卫队长说：“你胆敢不服从命令，实在可恨，如果不立即枪毙他，就先把你给毙了。”卫队长只好执行命令，把戴氏的胞弟枪毙了。事后，张作霖对戴氏解释说：“我杀你弟弟，实不得已，我不能包庇亲戚而辜负父老乡亲们。我身为首长，如果纵容亲戚犯法，又有何脸面去治国治天下呢！”戴氏为此事悲痛欲绝，她认为张作霖是故意跟她过不去，从此她对张作霖冷若冰霜，心如死灰，把张作霖视为仇人。性情也更加暴虐，动不动就发火，经常殴打使女。戴氏有洁癖，她的房间从来都一尘不染，衣服也熨得平平整整，褶皱全无，她最讨厌别人弄脏她的房间和衣物。一次，一个丫鬟为她斟茶，一不小心将茶水溅到了她的白绸子小褂上，戴氏顿时怒不可遏，竟将使女打得难以坐卧。这件事被张作霖知道后，他觉得堂堂的奉天督军家里竟出了这样的事，传扬出去，实在有失体统，于是就在帅府内当众痛骂了戴氏一顿，戴氏在众人面前失了面子，觉得在这个家里已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了，于是便离开了帅府，皈依佛门，削发为尼。戴氏出家后，青灯古佛相伴，过着清苦凄凉的生活。每当夜幕降临，昏黄如豆的灯光下，总有一个美艳的尼姑双手合十，喃喃自语，默诵着《忏悔般若经》，她的脸上，是看破尘世的厌倦和解脱••••••1916年，戴氏在奉天小东关的大悲庵郁郁而终。第二章 秉性各异的大帅夫人们4、教子有方的许氏夫人四太太许氏也是1906年娶进门的，紧接着戴氏之后。她的出现，让吃够了戴氏苦头的张作霖眼前一亮。许氏名澎旸，河北宛平县人，1888年3月出生于一个乡村铁匠的家庭。幼年时，家乡遭灾，父亲亡故，为了寻条生路，与母亲逃荒流落到了辽西新民县，靠替人缝补浆洗衣物为生。吃喝有了着落，日子虽过得清苦，但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倒也自得其乐。许氏自小便天生丽质，到了18岁，更是出落得貌美如花，人见人爱。周围方圆十几里的小伙子偷偷爱慕她的不知有多少，人人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娶她为妻，可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成了有枪有势的军阀的四姨太。事情的发生纯属偶然。一天，许姑娘像往常一样在井台上打水，被偶尔路过的张作霖一眼看中，张作霖惊讶地收住缰绳，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从身边走过的挑水姑娘，诧异在这穷乡僻壤怎么会生出如此水灵灵的美人？他的心动了••••••几天以后，持枪的“媒人”上门了，张作霖依仗权势硬要强娶许姑娘为妾，许氏母女如五雷轰顶，死也不肯从命。怎奈孤苦无依的弱女子无权无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又怎是五大三粗，有枪有力的兵勇们的对手，许姑娘终久还是被抬进了张家。许氏是个性格刚强的女子，她并不因自己的农家女的地位而自卑，也不愿在帅府中无所事事地虚度光阴，张作霖进驻省城不久，她就毅然地进入奉天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那个年代，大帅夫人竟和普通的女学生一起上“洋学堂”，是难以想象的，大街小巷无不议论纷纷，几乎成了奉天的头号新闻。张作霖认为大帅夫人进洋学堂伤风败俗，不成体统，强令许氏退了学。但许氏并没有气馁，她改在帅府里和孩子们一起听私塾先生讲课，她原先并不识字，学起来颇感吃力，但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通过学习，她不仅视野开阔，心智大开，而且也为她日后培养教育子女成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氏为张作霖养育了四个儿女，1909年生女怀瞳，1911年生子学曾，1913年生女怀曦，1916年生子学思。四个儿女中，张作霖特别偏爱学思，学思出生时，张作霖欢喜得眼角、眉梢都爬满了笑纹，学思也没有辜负父亲的疼爱，从小就异常聪明、活泼、懂事，很讨张作霖的欢心。母以子贵，因为学思的关系，张作霖和许氏的关系又密切起来，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因公务在天津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主要陪住的就是许夫人。许氏是个有见识的人，她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她不愿意孩子们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成为军阀，相反，她倒希望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正直、善良、自食其力。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上，许氏表现得异常坚决，绝不妥协，帅府的孩子们本来都是在家里请先生来私塾教书的，但许氏认为不应该总让孩子们仅在帅府的私塾里读书，而应该让他们出去见见世面，到正规学堂去学习。学思8岁时，许氏坚决主张让他和其他学童一样入正规小学读书，在她的一再请求和坚定的态度下，张作霖终于点头同意了，11岁的怀曦和8岁的学思高高兴兴地进了奉天省立第四小学读书，多年来帅府孩子不入学堂的禁律在许夫人的坚持下终于被打破了。不仅如此，许氏还一切遵从校规，开学第一天，姐弟俩坐的是汽车，穿的是绫罗绸缎，显得十分特殊，老师告诉他俩：明天最好不要坐汽车上学，衣服最好也换成布料的，这样就和同学们保持一致了。许夫人知道此事后，连夜叫人赶制了灰布制服，第二天上学，姐弟俩换乘玻璃马车，并在离校门较远的地方就下了车。许夫人还常常打电话给学校的老师，希望他们严格要求学思，犯错就打，不要姑息。因为许夫人的谆谆教诲，怀曦和学思在校期间都很争气，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仅丝毫没有豪门子弟的浮夸和奢靡之风，相反，还相当朴素。怀曦在女师范就读的四年中，一直穿的是蓝布大褂，同学们都感到是个奇迹。许夫人还十分注重思想引导，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不靠张家的势力吃饭，她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灌输给孩子们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观念。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以后，帅府的日子更加红火了，孩子们之间攀比之风也渐兹滋生，每当戏班唱戏时，孩子们便会争相斗富，谁出的钱多，戏班就唱谁点的戏。一次，学思向母亲要200块钱点戏，许夫人耐心地教育学思，告诉他为什么不给他这个钱的原因，“你和你三哥（学曾）都不要忘记你姥爷家的苦，不要摆豪门公子的谱，千万不能学那些纨绔子弟，就知道吃喝玩乐，啥也不会，叫人看不起，没出息。你们要那样，我就不活了••••••”；许夫人还经常给孩子们讲战国故事，告诉他们：“权势和富贵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会给人带来灾祸。你们看，古时候多少皇室贵族，为了争夺权势惹下了杀身之祸。以后你们长大了，要自立，不要去当军人和做官，最好是经商或做学问。”她还嘱咐孩子们：“如果你父亲死了，张家的家业都是你们大哥和二哥的（指学良、学铭），不许你们去争，不要靠张家的势力吃饭。”许夫人的言传身教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使他们对父亲、对人生、对事业都有了不同于人的看法。许夫人的辛苦也没有白费，学思后来能成为我党著名的海军参谋长，与母亲许氏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说父亲的愿望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那么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则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逐渐放弃了继承家业去做官的想法。”张作霖死后，许夫人在“九•一八”事变前，迁居天津。“七•七”事变后又移居美国，解放后，许夫人只身回到祖国。1976年病逝于北京，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第二章 秉性各异的大帅夫人们5、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寿夫人五太太寿夫人，是张作霖最为宠幸的妻妾，长期伴随左右，不可或缺。寿夫人名寿懿，是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外室王氏所生，故又名王雅君。她自小就聪明伶俐、能言善辩，良好的生活熏陶使她的言行举止都一派大家风范，将军府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林林总总的人际关系，又让她见识了不少世面，悟出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寿夫人的母亲王氏是个很要强且能干的女人，她对女儿影响很深，她不希望女儿步自己的后尘，希望她能出人头地，鹤立鸡群。寿懿也很争气，没有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在中学读书时一直品学兼优，兼之人又长得漂亮，所以在毕业典礼上，她代表全体毕业生宣读了答辞。也就在这次毕业典礼中，应邀参加的张作霖一眼就看中了她，随后，她就被抬进帅府，成了张作霖的五姨太。寿夫人不仅有文化，精明能干，而且还知道如何讨张作霖的欢心，这一点，让张作霖尤为赞赏，也越来越离不开她。寿夫人知道张作霖爱听地方戏奉天大鼓，所以，每当张作霖从外面回来，在她那里逗留时，她就给他唱一段张作霖平时最爱听的《大观园》或者《忆珍妃》的段子，这时，在外劳累了一天的张作霖，往往眯了眼睛，随着拍子摇头晃脑，有时竟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妇唱夫随，何其融融。这种温馨的夫妻相处，每每令张作霖陶醉、神迷、流连忘返。夫妻相处如此，在外人面前，寿夫人也很给张作霖长脸，她了解男人的心理，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妻子在众人面前很风光。有一次，张作霖带她去部队驻地视察，官兵列队欢迎，寿夫人抓住这个机会，临场讲了几句话，言简意赅，极为得体，讲完还给众官兵以赏赐，赢得了全体官兵的交口称赞。张作霖觉得寿夫人使自己很有面子，心里十分得意，对寿夫人更增添了爱意。正因为寿夫人里里外外都处世周到，努力为张作霖营造一个轻松、舒适的生活环境，渐渐地她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住了张作霖的心，在大帅的心目中，寿夫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几乎达到了唯她独尊的地步。在扩建帅府时，张作霖特意为她专门盖了一幢独楼——小青楼，这幢完全青砖木制结构的小楼，上下两层，雕梁画栋，十分气派。在外地商埠，张作霖也花巨资为寿夫人建造了豪华府第。张作霖严禁妻妾干政是出了名的，但对寿夫人却有例外，因为他知道寿夫人机警过人，精明能干，绝不会无缘无故的乱来。1915年寿夫人曾去营口附近的高坎视察经营状况，她看到栾贵田理帐精明，回奉后立即向张作霖举荐。张作霖马上采纳了她的意见，立刻将栾贵田调到奉天省督军需处，主管出纳事务，后来又提升他为军需处长。还有一次，张作霖检阅卫队，看到其中有一名小个子，就板着脸说：“谁让你们用这个小个子当兵的？”当听到说是五太太举荐时，张作霖马上转口道：“怪不得这么精神，叫他当班长吧！”寿夫人在帅府中的专宠地位，难免会引起其他夫人的忌妒和不满，寿夫人是个处世很有分寸的人，面对这些，她能够理智地对待处理，很少恃娇倚宠，乱施淫威。寿夫人未生学森之前，张作霖非常偏爱学思，对许夫人也较亲近；1920年寿夫人生子后，张作霖非常明显地将感情转移到他们母子身上，冷落了许夫人，许夫人因此对寿夫人心怀不满，寿夫人对这些心里十分清楚，但她从不与许夫人正面冲突，也从不在张作霖面前说许夫人的怀话。寿夫人很宽容，但她并非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住进了中南海，奉天的帅府主要由五太太寿夫人留守管理，她严格按照帅府往昔的规矩办事，并不因大帅正如日中天而随意挥霍财产。她严于律己、说到做到、不循私情的做法，使周围的人既惧她又敬她。寿夫人在帅府十几年来，一直保有宠妾的地位，即便是张作霖后来又新娶了六姨太，也没有减少对她的宠爱，因为正是在这件事上，她又一次让张作霖感受到了她的善解人意和宽怀大度。1923年秋天，张作霖因军政要务常去天津，认识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马姑娘，当时张作霖不想得罪寿夫人，更何况他仍然宠爱着寿夫人，所以他并没有将马姑娘立即带回来。可是，回到奉天后他因为思念马姑娘而常常神情恍惚、心事重重，聪明的寿夫人不会没有察觉，她更加悉心地照料张作霖的日常起居，每每接衣端茶、嘘寒问暖中，柔声细语地一再追问，张作霖知道瞒不过精明的寿夫人，就将实情一一托出。作为女人，寿夫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她不可能对丈夫的另有新欢而无动于衷，但她同时又是个理智的女人，她非常了解张作霖的个性，她也明白张作霖在这个家里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决定一向不容置疑。张作霖现在不把马姑娘接回来，是在等待她有一个表态，与其等到生米煮成熟饭，还不如主动接纳，皆大欢喜。所以，寿夫人很快就平息了感情上的波澜，这年年底，她亲自去了天津，把马姑娘接到了帅府，先以她的丫鬟的名义安置了马姑娘，后来又在适当的时候，正式公开了马姑娘的身份。为此事，张作霖对寿夫人感激不尽，也更加宠幸于她了。如果说，此时的寿夫人展现出了她性格中坚忍的一面，那么，在张作霖遇难后，她更多的表现出了镇定、从容、果敢的一面，让人们在啧啧称赞之余也不禁对她刮目相看——她果真不是个简单的女子。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作霖被抬回帅府没多久就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为了稳住东北局势，防止日本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帅府决定暂时密不发丧，寿夫人以她的镇定冷静和从容不迫，骗过了狡猾的日本人，使这一计划得以顺利实现。寿夫人强忍住丧夫的悲恸，迷惑着前来探听虚实的日本领事馆太太，她浓妆艳抹如往日，娉娉婷婷地走进客厅，笑容满面地招呼各位客人。她一面高声让副官开启香槟，要与来客举杯共庆大帅洪福齐天，得逃大难；一面又向客人连声道歉说：“因为大帅遇险轻伤并受惊吓，我侍侯他抽过大烟，安置睡下才出来，有劳各位久等了。”她那安之若素、毫无悲戚的神情，使来者在谈笑声中尽欢而散。当时日本人深信不疑：张作霖没死，只是受轻伤，很快会复出的。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寿夫人假戏真做，骗过了日本人，为张学良赶回帅府争取了时间。寿夫人的出色表演，赢得了满堂喝彩，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九•一八”事变后，寿夫人移居天津，解放前由津赴沪，由沪转道台湾，在台湾期间，一直孀居。张学良念其为夫守节，终不改嫁，对她十分尊敬，每到她寿辰之际，必亲往府上行叩拜礼，十年如一日。1966年，寿夫人病故于台湾。寿夫人生有四子：学森、学浚、学英、学铨。第二章 秉性各异的大帅夫人们6、妙龄守节的六太太六太太马岳清（亦作马月清），是张作霖娶进门的最后一位夫人。她本是一个风尘女子，是靠着所谓的“福相”才被张作霖选中入府的。马氏出生于贫寒之家，从小便被卖到天津南市广兴里的妓院天宝班。天宝班的班主姓李，外号“小李妈”，她为了攀附权贵，当然也为了多赚钱，常常把班里的姑娘们给军阀送上门去，供他们风流享乐。1923年秋天，张作霖因为军政要务常去天津，一般都住在“恒聚德”军衣庄。一天，天宝班的“小李妈”又送来了几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脂香扑鼻。此时的张作霖由于一心宠爱五太太寿夫人，已经安分了许多，对这类风流艳遇已不太感兴趣了，但架不住随从官员的一再鼓动，说其中的这位高个姑娘生就一副天庭饱满、鼻直口方的“福相”，张作霖这才仔细打量起来：圆圆的脸蛋透着忠厚，微微上翘的嘴角似乎永远在微笑，还有那饱满的天庭，挺阔的鼻子••••••“福相！福相！”张作霖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张作霖虽然统率千军万马，但他一直相信算卦，所以对相面也略知一二，他越看越觉得这个小女子确有“旺夫之相”，这样的女人一定会给男人带来好运的，于是他决定让这个“福星”跟着他，保佑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不过他怕寿夫人不高兴，并没有把马姑娘带回奉天帅府，而是在天津找了一处房子让她单住。不久，寿夫人知道张作霖在天津又收了个六房，为了显示自己的豁达大度便亲自去天津将马姑娘接回了帅府。张作霖没有立即公开这件事，而是先以寿夫人丫鬟的名义将她安置在帅府的小青楼，这时，马姑娘只有18岁，而张作霖已年近半百。马姑娘是个性格内向的女人，住进帅府后，除了张作霖和寿夫人外，很少接触其他人，小小年纪异常稳重，身上又很少有青楼气。寿夫人本来对她是心存芥蒂的，可后来发现马姑娘极其柔顺、单纯，就对她格外照顾、关心起来，马姑娘生女儿怀敏时，从请大夫，嘱咐下人伺候孩子、大人，到孩子满月办喜宴，里里外外寿夫人都亲自指挥，亲自操办；孩子满月那天，她还塞给马姑娘5000块钱，让马姑娘赏给厨房、老妈子和丫鬟们作为喜钱。马姑娘从心底里感激寿夫人对她的关怀和体贴，时时以“好姐姐”相称，就这样，她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竟引起了其他使女的不满。因为马姑娘是以丫鬟的名义进入帅府的，但实际上却享有夫人待遇——住着小青楼中最好的一间向阳屋子；各房夫人每天吃的滋补百合羹也有她的份；不仅从来不干丫鬟的活，就连吃饭也是和寿夫人同桌。这使得其他一些使女大吃其醋，尤其是寿夫人的贴身丫鬟小玉更是心中不悦，认为寿夫人偏心，整天闷闷不乐，干活也不象从前那么利索痛快了，张作霖和寿夫人觉察到了使女们的细微变化，觉得是到了该给马姑娘正名的时候了。1927年3月的一天，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来帅府看望张作霖，张作霖的老把兄，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的张作相刚好也在座。精明的寿夫人为了讨张作霖的欢心，便利用这个机会公开了马姑娘的正式身份。当晚酒酣耳热之际，寿夫人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办，请大家静一静。”话音刚落，就见一个使女和一个老妈子陪着马姑娘走了进来，寿夫人介绍说：“这是大帅的新人马姑娘。”接着又转向马姑娘指着吴俊升和张作相说：“这两位是大帅的老把兄，你来认识一下。”吴俊升瞅着马姑娘称赞道：“马姑娘赛天仙，大帅好福气啊！”在座的各位都笑了，马姑娘这才在张作霖身边落座。至此，帅府内外的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位神妙莫测、深居简出的丫鬟，原来是张作霖的第六房姨太太。从此，无人再敢怠慢。马姑娘对张作霖由衷地怀有一种报恩的心理，她认为自己能脱离青楼，并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上人上人的生活，都是张作霖给她的，所以，她要尽其所能，报答张作霖，让他满意。而张作霖自此娶了马姑娘进门后，在政治生涯中也真是一路顺风，扶摇直上：先是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紧接着又问鼎中原，坐上了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相信是马姑娘让他交了好运，对她也更加喜欢。张作霖入关住进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后，虽然是几位夫人轮流陪住，但经常守候在他身边的还是马姑娘，他把马姑娘看成是他的“护身符”，他要把她时时带在身边，以便更顺利地实现他的野心。1928年6月4日，张作霖黯然从北京退往关外，他没有料到，这一次，他的“护身符”竟然失灵了。一声巨响过后，随张作霖返奉的马姑娘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当她得知张作霖已经辞世归西时，她呆住了，脑中一片空白，茫然地望着远方，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大帅是她的一切，她愿意委身于他，她愿意侍奉与他，没人能替代大帅在马姑娘心中的位置，她情愿为他守节，始终不渝。张作霖死时，马姑娘只有23岁，她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寿夫人。马姑娘对寿夫人是相当感激的，因为从她进帅府、生孩子、取得正式名份，每一件都是寿夫人一手操持的，所以她认为寿夫人是自己可以信赖的人，可以终身依托的人。“九•一八”事变后，她寸步不离地跟随寿夫人，先是到天津，以后又从天津转沪离港赴台湾，一直与寿夫人居住在一起，1966年寿夫人去世，她才独自孀居。张学良对父亲这位年轻守节的太太，十分敬重，逢年过节常去看望，并在她的生辰之日，亲往府上为她祝寿。马姑娘于1975年在台湾病逝，生前只有一女怀敏。她死后，台湾有关报刊评论说“我们不鼓励守节，但能为爱而牺牲一切，仍然是值得敬佩的。”第二章 秉性各异的大帅夫人们7、不听枕边私语，严禁妻妾干政张作霖虽是个读书不多的草莽军阀，但却不乏温柔和体贴，他很少象其他男人那样鲁莽、粗野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反而时时会有细心的关怀和爱抚。但是，张作霖对娇妻爱妾虽然宠幸，却也很少象其他男人那样偏信枕边风，他从来不听枕边细语，严禁妻妾干政，更不许她们包庇亲友，胡作非为。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三太太戴氏的遭遇。绝代佳人戴氏虽然贵为张作霖的三姨太，但一旦她发太太威风影响到了正事，张作霖也会漠然视之，任她哭闹，绝不心软。陶历卿事件就让戴氏讨了个没趣。此后，其弟依仗身份，射击电灯取乐，又犯了张作霖的大忌，任凭戴氏如何苦苦哀求，如何诅天咒地地保证，甚至威胁，张作霖还是依法处置了妻弟，正因为此，戴氏不胜悲恸，心如死灰，最终断绝尘缘，堕入空门。张作霖不枉私情之严历，世之罕见。如果说对戴氏之严还有不甚喜欢她的成分在内，那么对寿夫人违法，张作霖也一视同仁，绝不包庇，则真正是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寿夫人是张作霖最为宠幸的夫人，她聪明、能干，有见地，文化又高，很得张作霖的器重，一向不许妻妾干政的张作霖有时甚至也会征求寿夫人的意见，寿夫人极识大体，从来不让张作霖为难，但也有一次例外。京奉铁路的路政原来十分混乱，大小军官仗着手中有枪，“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公然无票乘车，且蛮横不讲道理，碰上铁路人员查票，他们牛眼一瞪，如凶神恶煞一般，亦无人再敢盘问。此风一开，一般的旅客也趁机浑水摸鱼，不买票，白乘车，路局屡禁不止，毫无办法，因此，收入甚少。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张作霖特别选派常荫槐以军警执法处处长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常荫槐的职务仅属于中上级之间，地位并不算高，但他很有胆识，工作能力也强，上任伊始，就放了熊熊燃烧的三把火：拟定规章，严格稽查，在锦州和山海关等大站加派得力武装切实检查。他不怕得罪权贵，执法严明，凡违法者一律严惩不殆。一日，寿夫人娘家的厨师在京奉铁路客车上，无票而强占头等包厢，态度倨傲，言语无礼，口气大得没边，验票人员见他颇有来头，被他的嚣张气焰所吓倒，未敢让他补票。说来也巧，那天刚好常荫槐也在车上，铁路人员就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常荫槐一听勃然大怒，决定亲自去检查，煞一煞该厨师的威风。进入包厢，该厨师眼皮也没抬一下，并未将常荫槐放在眼里。常荫槐强忍住怒火，叫他把票拿出来检查，该厨师傲慢地抬出寿夫人大名，以为会把常荫槐吓走。但常荫槐并不理会，对他说：“乘车买票，天经地义，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该厨师仍置之不理，拒绝补票。于是常荫槐让执法队将其强拉下车，该厨师还是执迷不悟且出言不逊，常荫槐为严明法令，杀一儆百，就令执法队在站台上当众执法，将其按倒在地，棒打十余下，直到该厨师哎哟哎哟求饶，保证下次绝不再犯之后，常荫槐才让执法队放了他。厨师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一瘸一拐地来到寿夫人面前，添油加醋地向寿夫人哭诉，并要寿夫人为他做主。寿夫人听了厨师的一面之辞，也十分恼火，认为常荫槐目中无人，太跋扈了，常言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竟然下如此重手打我的仆人，这还了得？平素十分冷静克制的寿夫人这次也忍不住了，她找到张作霖，婉转地将厨师被打之事详细告知，最后恳请张作霖一定要为王家出这口气。张作霖听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猛然地站起来：“竟有这等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寿夫人以为张作霖也同样怒火中烧，正要劝他保重，张作霖接着激动地说：“这小子敢打王家佣人真是有种，我正需要这种铁面无私的角色呢！”寿夫人一听就明白了张作霖的意思，当下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往下说了。从这件事中，张作霖看出常荫槐办事认真负责，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对其加以重用。常荫槐从此官运亨通，由铁路局局长一跃而升任北京中央政府交通部部长。正因为张作霖“治家有术”，不许妻妾干政、包庇亲友，所以他的家事一直处于较为和谐、安宁的状态，这也是他引以为自豪的地方。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1、小六子张学良张作霖称张学良为“小六子”，并非张学良排行老六，其实他是张作霖的长子，乳名小六子，这一昵称倾注了父亲张作霖所有的慈爱和关怀，还有着一个美丽的故事••••••1901年2月18日，正值大年三十，张作霖遭到了辽西巨匪金寿山的突然袭击，狼狈逃跑。此时赵氏夫人已怀孕多月，行动极为不便，为了摆脱后面的追兵，张作霖先将妻女藏在八角台西北的胡家窝堡张景惠家，而后又转送到桑林镇以东的张家窝堡赵明德家，转送途中，6月4日，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婴，马车颠簸得厉害，婴儿的哭声更响亮，赵氏怜爱地拍拍儿子，幸福而又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在叔伯侄赵明德家朝南明亮的东屋里，赵氏和婴儿被安顿了下来。此时张作霖已摆脱当初的窘迫，重新拥有了二百多号人马，并头一次打了个胜仗，正在喜出望外之时，又听说夫人赵氏平平安安地为他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不禁高兴得蹦了起来，双手合十，连声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刚打了胜仗，又得贵子，真是双喜临门啊，张作霖难掩内心的喜悦，当下大宴宾客，摆酒庆贺，并给刚出生的儿子起了个小名叫“双喜”，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有加。双喜长到3岁时，体质孱弱，张作霖爱子心切，就请了个算命先生给他批“八字”，看看儿子的命相究竟如何。算命先生问得小双喜的生辰八字，掐指盘算，一阵念念有词之后，慢条斯理地说：“这位公子大富大贵，将来必定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在一旁紧张期待着的张作霖，听到此话，顿时喜上眉梢，正想把酬金奉上，“不过，”就听得算命先生突然话锋一转，皱着眉说，“这位公子的命太硬，恐怕要克爹克娘克兄弟。”张作霖大惊，忙问：“有法子破吗？”算命先生沉吟了好半天又掐算了一阵才说：“法子倒是有，不过，公子要到庙里跳墙，拜寄给和尚，还要换个名字，这样才能消灾灭祸。”张作霖听说有救，这才如释重负，重谢了算命先生。为了给儿子破灾，张作霖特地选了一个黄道吉日，让人挑上干鲜果品，带上香烛，抱着小双喜，来到八角台镇南的庙里。在去庙里的路上，听见村里有人在叫“小六子”。按当时的迷信说法，拜寄时听到别人叫的第一个名字，取来做小名可以逢凶化吉。张作霖一听这个名字就乐了，连连说：“小六子，好！小六子就是‘小留子’，我这宝贝儿子算是留住了！”到了庙里以后，张作霖吩咐随从在大雄宝殿的佛像前摆上供品，点上香烛，自己则领着小双喜跪在蒲团上，恭恭敬敬地向释迦牟尼佛像磕了三个响头。每磕一次，站在边上的和尚就敲一下铜盂。参拜过后，张作霖又让小双喜背对着佛像站着，请和尚一面念经，一面用手摩挲小双喜的脑袋。念完经，和尚又在小双喜的脑袋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这样，小双喜的灾算是破了，命也留住了。按照算命先生的说法，从此以后，张作霖不再以“双喜”的小名称呼张学良，而是改叫他“小六子”。转眼间，小六子就到了上学的年龄，张作霖请来当地名流给他正式取名学良，意为学习西汉开国元勋张良。张良是汉朝大臣，臣者，卿也，因此，又取字为汉卿，张作霖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因为他对张学良的期望很高，一心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就像儿子的名字所含的深深寓意，如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那样，成为国家的栋梁。张学良幼年丧母，因此与张作霖的父子之情异常深厚，张作霖一直以“小六子”的昵称称呼儿子，即使张学良长大成人，统领军队，成为长官也是如此，而敢叫张学良“小六子”的，也只有张作霖一人。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谋害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他闭眼之前，还念念不忘“小六子”。这是他最后一次称呼小六子，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亲昵地称呼张学良“小六子”了，“小六子”作为父亲生前对张学良的专称，在父亲死后，则成了张学良纪念父亲的方式。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2、“我希望成为救人的医生”张良学究天人，有神鬼不测的军谋政略。张学良既以张良为榜样，那么首先自然应该在读书学习上下些功夫。张学良很幸运，他有一个与一般土匪迥乎不同的开明父亲。父亲张作霖虽然绿林出身，却算得上是个见识不凡的人物，并不以舞刀弄枪作土匪为满足，他常悔恨自己年轻时没上几年学，因此在长子张学良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下决心把张学良培养成文武双全的接班人。1907年，张学良刚满7岁，开始从师学习。父亲精心选聘了台安县举人崔骏声为张学良开蒙，随即又请来海城老儒杨景镇设立家塾，教授四书五经。杨景镇是张作霖少时的开蒙老师，张作霖为报答他当年的恩德，特意请他来为儿子学良启蒙，但实际上杨景镇的思想已趋老朽。少年时的张学良聪敏过人，思想活跃。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不久袁世凯篡夺了大总统要职，杨景镇老师就此事叫张学良作文一篇，题为《民国之害甚于帝制》。这时的张学良已经具有新思想，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所以他写了与老师的作文题目截然相反的内容，阐述民国是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复辟帝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那时敢于反抗老师的教诲是大逆不道的事，老师看罢大怒，告到张作霖那里提出罢教。张作霖非常生气，要责罚张学良，被督署秘书袁金铠劝住了，他对张作霖说：“大帅，你不能只听老师一面之辞啊，还是先看看汉卿的作文写了什么再说吧。”张作霖觉得此话有理，便要袁金铠去看看张学良的作文。袁金铠看了后大加赞赏，向张作霖报告说张学良的作文符合时代潮流，根本没什么错误，而是杨景镇老师的头脑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张作霖这才知道错怪了张学良，他当然不会再惩罚学良，反而解聘了杨老师，另又请到辽阳名儒白永贞讲授古典文学。白永贞是清代拔贡出身，当时担任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学品端方，素有文名，写得一笔好字，对学生循循善诱，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再读《论语》、《孟子》直到《史记》，还学作文、填词和书法，张学良的国文水平在白永贞的教导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能作千言，下笔颇快”。他古文功底扎实，作诗填词得心应手；书法师黄庭坚，喜作篆书和钟鼎文。这一时期的儒家传统教育，使张学良的忠孝仁义思想根深蒂固，使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愚忠思想，这从后来他对蒋介石始终不渝的忠诚，反映得最为明显。转眼间，张学良长大了，他交了个南满洲医科大学的学生作朋友，耳濡目染，他对医生职业心生敬慕，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医生，悬壶济世。可是父亲一心想让他继承自己的军阀事业，并不同意他学医。张学良暗暗下定了决心，打算离家出走，逃往美国，进美国的大学学医。他买好了车船票，又与美国的朋友联系妥当，万事具备，张学良又有了犹豫，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朋友陈英，陈英先是责备他太不懂事了，“你父亲不是希望你成为军人吗？你这样做，你父亲肯定会难过的。”接着又给他出主意，“我教给你一个好办法，向你父亲撒个谎，就说到美国去读军校，你父亲肯定会赞成的。到了美国，你想干什么都没关系了。”听了朋友的话，张学良又考虑了好久，“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也束缚了他，父亲早已为他选择了军旅之路，最终张学良还是屈从了父命，放弃了自己认定的“救人”职业，走上了行伍生涯。张学良先是和三个朋友一起报考保定军校，不料考期已过，学校专门为他们设了个考场，考时四人互相抄袭，但因没学过数学，都答不上来。考官拿出去找人代答，结果四人居然都考取了，还名列前茅。不过，张学良最后也没有去就学，他被父亲用“激将法”送进了讲武堂。讲武堂原是清光绪年间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所设，训练陆军巡防和八旗武员，是东北唯一受新式陆军训练的军校。1919年，张作霖为增强军事势力，培植奉军军官，特拨巨款重办讲武堂，课程设置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差无几，张作霖自兼监督，他切盼张学良能获得军事学识，很希望学良第一期就入学。他怕张学良不去，又怕他吃不了苦，受不了军纪约束，于是用“激将法”对张学良说：“你甭去了，去了怕给我丢脸。”果然此计很灵，自尊心极强的张学良就是受不得激，他决心进讲武堂，并且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让父亲刮目相看，于是，张学良就进了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从此天马行空惯了的张学良，举止行动乃至饮食起居都严格按照章法，张学良学习很勤奋，除了规定的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这六大军事课程外，每天还有作五十里路急行军练习，训练非常繁重。张学良的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名列榜首，其他学生不服气，误以为是他沾了父亲的光，校方有意偏袒。学校知道后，有一次就采取突然袭击，教育长熙洽亲自监考，要学生全部调换位置，当堂出了四道题，结果只有张学良一个人全答对了，这次考试解除了学生们的误解。其实奉军的中、下级军官都是行伍出身，文化素质很差，有的甚至从未读过书，而张学良本就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再加上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学习成绩自然是鹤立鸡群了。一年后，张学良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从讲武堂毕业，被授予陆军炮兵上尉衔，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从此正式踏上了军旅之路。晚年张学良曾自嘲地说：“我希望学医，成为救人的医生，结果倒成了杀人的军人。”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3、青年会的热心人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张学良开始希望能够学习一门外语，当时奉天城是东三省的军政和文化中心，那里有许多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的租界及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但张学良没有选择学习日语，他首先学的是英文，老师是奉天交涉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以后，经同学周大文和医师杜泽先介绍，张学良结识了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人物，该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赖德便成了此时张学良的英文教师，张学良为青年会所吸引，逐渐成为该会的活跃分子。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筹办于1914年，张学良入会之前，该会仅有狭窄的十几间租赁房屋作临时会所，游艺室很小，与北京、天津、上海青年会的规模无法相比。开展的活动也很有限，仅有英文夜校和周末的讲演会。尽管条件简陋，但夜校的英文课程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因此办得很有生气，极受青年人的欢迎。青年会的经费，除了外籍干事由各该国供给外，其余全都依靠募捐，草创时期，筚路蓝缕，进项极少。自从张学良加入青年会，并成为其中的中坚分子以后，它的面貌便大为改观。张学良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他入会后，自作董事并拉来许多东北名流加入，还与地方当局商洽请拨会址。每次募捐，张学良总是踊跃打头阵，自任队长，穿着紫衣玄裳，手拿大把物品，在会场往来穿梭，逢人就劝说购买，高呼“密斯特”，最为活跃。只要有他参加，募捐的收获必定丰厚。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青年会的业务蒸蒸日上，终于正式宣告成立，盖起了一幢三层大楼，教室、游艺室、讲演大厅等应有尽有，设备也很齐全，足以与京津沪会所媲美。青年会成为当时奉天最时髦的地方，是少年张学良最早与社会的接触，他用不纯熟的英语，求教于普赖德，普赖德每天教张学良两个小时英语，还附带介绍世界知识，西方风俗习惯，张学良的思想见解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倾向西方化。除普赖德外，张学良还结识了不少外国友人，其中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和教育界人士，如苏格兰人邱树基、丹麦人华茂山、文汇书院派克尔夫妇和在奉天西方人中声望最高的惠特等。张学良在青年会学会了跳舞、打网球、玩高尔夫球，后来又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他开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青年会里，张学良如鱼得水，享受着在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着传统式中国家庭所缺乏的自由气息，他越来越喜欢这里的所有活动。当时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在外面已经小有名气，能够邀请到许多社会名流、学者文人来作讲演，每当这时，张学良总要参加听讲，并且在大帅府里铺张一番，隆重招待。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陈敬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曾经先后来沈阳讲演，其中张伯苓的演讲给少年张学良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爱国思想自此萌生。那天张伯苓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面对内忧外患，张伯苓先生大声疾呼：“中国不亡吾辈在”，张学良一听很生气，当即反驳说：“有我在，中国就亡不了，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人了！”在张学良看来，张伯苓虽然是社会名流，有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不过只是一校之长，无财无权更无一兵一卒，一介书生居然敢说“中国不亡吾辈在”，这大大刺激了年少气盛的张学良，在他看来，这样的话由自己的父亲张作霖来说，那还差不多。张伯苓看着这个因发怒而涨红了脸的年轻人，回答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有了自强，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随后，张伯苓又特别强调了中国青年应负的责任，呼吁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发愤图强，报效祖国。这一番大义凛然的道理，非比寻常，极大地震动了张学良，如同醍醐灌顶一般，张学良突然意识到以往他只不过是在父亲张作霖大力庇护下的一个纨绔子弟，他下定决心，不能再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公子哥儿了，他想：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从此，他立志救国，从风流倜傥的少年公子，转变为奋发有为的热血青年。对于这番领悟，张学良后来曾撰文写道：“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宰割，无复希望矣。及于辽宁青年会聆听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我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我之有今日，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青年会的日久熏陶，使张学良在精神、思想、礼貌、习惯等方面均受益匪浅，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本人幼年读书，与社会接触，其后到社会上服务，颇得青年会之助力。”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4、列名四公子之首张学良既不是世家子弟，亦非名门之后，却列名民初四公子之一，与孙中山之子孙科、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筱嘉齐名，他风流倜傥，潇洒豪爽，翩翩风度，无人能及。作为当时奉天炙手可热的大军阀张作霖的长公子，张学良并没有作威作福、盛气凌人、横行霸道的恶习，也不似一般纨绔子弟般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相反，他为人正直，性情豪爽，乐善好施，待人宽厚，而且文武双全，情趣高雅，确有文儒雅士之风。张学良酷爱书画，精于鉴赏。在奉天时期，他就从各个渠道不惜重金收购古字画，每得佳作，便把玩不已，欣喜若狂之情溢于言表。帅府二楼特别辟出一间作为储藏室，专门收藏各类精品，以山水画居多，松竹梅鹤为题材的，也不在少数。张学良的收藏中赝品极少，四王吴恽不足为奇，宋元名迹方称珍品，其最出色的藏品有：《王大令法书真迹》，为沈观裔氏旧藏，驰名海内；黄鹤山樵写《林泉清集图》，有董文敏题跋；沈石田《荷香亭》图卷，明贤题跋甚多，堪称绝品；另有沈石田着色花卉一卷，也极精美，有数段王觉斯蝇头小楷题跋，可谓双绝；赵文敏公六札，书法直逼王右军；又有石谷为安仪周所作《松鹤》图卷，别致而有味，百数鹤群飞绕松林，各个姿态不同，画意脱尽凡俗，是石谷作品中杰中之杰。他极珍爱，观赏时，轻手轻脚徐徐将画展开，细细玩味，啧啧称叹。赏毕每幅画都复盖宣纸，小心翼翼地放归原处。书法张学良师从黄庭坚，喜作篆书和钟鼎文。闲暇时，爱读唐诗，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与京剧因缘深厚，是个不折不扣的票友，自称“戏包子”，奉天帅府里，逢年过节、庆寿，常常邀戏班名伶唱“堂会”，连唱三天方歇，“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被请到帅府唱过戏。张学良不仅爱看京戏，还学唱京戏，《捉放曹》中的一段流水板：“多蒙老丈美言讲，知恩不报非栋梁，七品的郎官成何样，同奔原为汉家邦”是他最为得意的拿手戏，唱得烂熟。《武家坡》也唱得很流利。《空城计》一段散板“先帝爷白帝城叮咛就，我诸葛保幼主岂能无忧，但愿得此一去扫平贼寇，也免我亲自去把贼收”，为著名票友琴师陈彦衡先生所教，也是张学良的得意之段。与旧中国一般的文人雅士不同，张学良身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深，他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不排斥西方迥异的生活方式，在他的各种情趣爱好中，有着明显的西化倾向。学习西方、崇尚西方的一切事物，在民初是进步、上进、时髦的表现，张学良大胆尝试，独领风骚。他爱打网球，沈阳国际俱乐部是他必去之处，他与外国友人在此竞赛，擅长发球的他常常因发球得分而获胜。张学良发球技艺特别高，他发球时身子稍一弯，一拍抽下去，球就像箭一样落向对方，落地后球不往高处跳，多数是擦地而过，叫对方接不住。张学良后来还将奉天清故宫十王亭前的广场辟为网球场，到故宫参观的人常能欣赏到张学良的球艺和英姿，观者无不赞叹：“打得真不错！”当年东南亚网球名将林宝华应邀来奉表演比赛，张学良也和他对打一场，虽未获胜，但与名手能打几十个回合，应付裕余，也颇有水平。1928年9月，张学良还在大帅府网球场主办了旅奉外侨国际网球竞赛，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等国外侨参加，张学良也挥拍上阵，打得不亦乐乎。高尔夫球也玩得不错，每隔几天张学良就会去球场过过瘾，他击球很准，不出几个小时便能通过全局，常令同赛者叹为观止。当时奉天城内，网球和高尔夫球是很时髦的东西，很少有人会玩，更别说精通，因此张学良潇洒的身影往往格外引人注目。另外，张学良还精于桥牌，常有出奇制胜之招，让对手捉摸不定，防不胜防，心甘情愿地认输。张学良是一个军人，自然也有军人板正严肃、不苟言笑的一面，但那是官场和战场上的他。在日常生活中，张学良是个文采风流的青年军人，无拘无束，富有人情味，和当时的一般军阀完全两样，他平常出门，既没有身背大砍刀的武装兵士随车保卫，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兵士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断绝交通；他碰见人时，更不像其他北洋军阀“娘老子”、“妈拉个巴子”地不住嘴，他对人有说有笑，平易近人。他常说，他一天到晚总是在军事政治上费脑筋，因此在玩的时候，不愿再听关于天下国家的事，最好大家聚在一起，谈些开心的事情，跳跳舞，打打球......中国文人的儒雅和博学、外国绅士的潇洒及多情，再加上军人特有的英姿飒爽，在张学良身上完美地合而为一，形成了张学良独特的气质和风度，使他举手投资之间，自有一派迷人的魅力，也使他在四公子中脱颖而出，名列冠首。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5、初露锋芒在进入讲武堂学习之前，张学良已经先后担任过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卫队混成旅第二团团长等职，1920年他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从讲武堂毕业后，望子成龙的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可能奏效的办法，促使张学良崭露头角，先是被授予陆军炮兵上校职衔，后又擢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直皖战争爆发，张学良便参加了战争，这是他初次参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除了执行“近卫”的任务外，还参加了总司令部的工作，是东路奉军的重要指挥人员之一。在天津小站，张学良所部以一团兵力击败皖系龙济光两个旅之众，由此，张学良开始崭露头角，声名鹊起。1920年夏，吉林、黑龙江两省土匪十分猖獗，到处为患，张学良奉命率本旅官兵赴吉、黑一带剿匪。张学良与士卒同甘共苦，知难而进，向匪巢佳木斯进攻，土匪弃城逃跑，张学良率领部队收复了佳木斯，剿匪大获全胜。经受了直皖战争和黑吉剿匪的锻炼，张学良在奉军将领中初露锋芒，11月，他被晋升为陆军少将。从此，他在东北政治、军事等各项事务中，逐渐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职务，开始进入决策圈。1921年，张学良奉父命访问日本，父亲希望他能悉心观摩日本军队的军事演习，相机了解日本军队的实力，以作为将来他经营东三省的借鉴。在日本，张学良大开眼界，见识到了最先进的近代化军事力量，海军的强大，兵工厂、武器库的设备精良，官兵万众一心的精神面貌，无不深深刺痛了这个年轻人的爱国心。张学良的民族意识膨胀到了极点，他强烈地感到日本对东北是一种严重威胁，他痛感奉军的近代化问题已成燃眉之急，势在必行。回国后，张学良向父亲提议要效法日本，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并暗下决心一定要赶超日本。他建议对奉军进行整治，选拔军官，加强训练。张作霖听了他的意见很高兴，并采纳了他的建议。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把奉军改为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担任从静海东取霸县，直捣直系老巢保定的任务。东路军出师告捷，小胜在握，西路军却一触即溃，一路溃败，被迫撤退。张作霖见大势已去，急令总退却，张学良又率领部队有秩序地后撤，未受丝毫损失，撤至滦州。张作霖为防止直军追击出关，任命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下分两路军，第一路军，由张学良任总司令，统辖第二、三和十一等3个混成旅以及由前方收编的溃散部队，约3万人。第二路军由李景林任司令，统辖第一师及收编的溃散部队，约2万余人，布置在山海关一带，迎击直军。直军由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率领部队7万余人追到山海关，双方发生战斗，奉军抵制住了直军的进攻。直奉两军停战，孙烈臣、张学良作为奉军全权代表同直军签订停战和约。张学良在这场战争中初步显示了其潜有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时，张学良所率的其部官兵也表现出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军纪严明等良好素质。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虽然失败，但并未受到严重损失，张作霖把奉军撤回关外，宣布独立，重整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张作霖对张学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的指挥才干很满意，从此，要张学良“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大任”。张作霖成立了东北陆军整理处，任命张学良为参谋长，具体负责对奉军改革整顿工作，奉军的军权渐渐集中到了张学良手里，他开始实行改革，变动人事。经过两年的改革整顿，奉军军队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大大增强了战斗力。1923年9月，张学良又被任命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负责组建空军，从意大利、法国、德国购置飞机200余架，编成5个飞行大队。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组建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任空军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9月开战，张学良为奉军第三军军长，当时直军凭依雄关，以山势之峻、长城之险，居高临下，直奉两军战斗异常激烈。正在这种紧要关头，副军长郭松龄因被一句无心之话伤了自尊心，竟率部退出火线，张学良策马扬鞭将郭劝回。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以直奉两军冲突最激烈的山海关为据点，担任前线总指挥，运用巧妙的战术消灭了敌军主力。直系军阀由于在山海关的失利，以及冯玉祥的突然倒戈而彻底崩溃，第二次直奉大战以奉军胜利而告终。山海关大捷使张学良的名望大振，他在奉军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1925年4月，他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奉军在胜利后大举进关，成立京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任司令。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6、亦师亦友郭松龄（1）在张学良的军旅生涯中，除了父亲张作霖，还有一个人对他的思想、行为乃至后来的命运都影响至深，称之为良师益友，可谓是当之无愧。张学良对他异常尊敬和信任，正是他，帮助未及而立的张学良迅速地在奉军中声名鹊起，崭露头角；然而，也是他，最后背叛了张氏父子，张学良被迫与他对阵沙场，兵戈相见。他，就是张学良先前的老师，后来的部下——郭松龄。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生，奉天人，毕业于北京将校研究所和陆军大学，早年加入同盟会，从事过反清活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郭松龄是个典型的军人，为人正派，严以律己，事业心很强，学识渊博，曾在奉天督军署任少校参谋，因在战术学上造诣精深，1919年被调入讲武堂任战术教官，与张学良即相识于此。张学良一下子就被这位有知识善表达的郭教官吸引住了，他由崇拜郭松龄，到崇拜军事。如果说先前张学良投身军旅多少有点遵从父命，无可奈何之感，那么，遇见郭松龄之后，他便安心地学习军事，努力地学做军人，向往成为真正的军官。张学良极其敬佩郭松龄的为人和学识，对他十分尊重，把他看作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多次在父亲面前赞不绝口，不断“荐之乃父”重用郭氏；而郭松龄对张学良的印象也很好，认为他有正义感，有进取心，虽为帅府公子，身上却无丝毫纨绔子弟习气，从不搞特殊化，勤奋好学。他看好张学良的前途，认为奉军的希望在张学良身上，将来可以借重张学良实现自己的抱负。两人惺惺相惜，交往渐密。讲武堂毕业后，张学良立即被委以重职，初出茅庐的他，经验不足，难免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这时，他便自然地想起了他的军事启蒙老师，他向父亲提出要郭松龄任他的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张作霖爽快地答应了。郭松龄调到卫队营后，立即着手致力于训练军队，整顿军纪。他治军严明，训练有方，奉军一些官兵平素松散惯了，对郭松龄的严格要求感到不满，怨声载道，告到张学良那里，张学良对下级军官的意见公开表示：“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放手支持郭松龄大胆行使职权。张学良对郭松龄可谓推心置腹，信而不疑，郭松龄对张学良亦是鞠躬尽瘁，尽心辅佐，不到一年，卫队营的面貌即焕然一新，成为奉军的一支劲旅。在郭松龄的帮助下，张学良的军事天资也得到迅猛的开发和拓展，1920年底，年仅19岁的他就被授予少将军衔。随着张学良地位的提高，郭松龄也开始成为奉系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学良和郭松龄互相倚重，关系更为密切。郭松龄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在直皖战争中，他事必躬亲，初现其出色的军事才能，每次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振臂高呼：“前进！前进！”因而士气大振，所向披靡。此后他协助张学良到吉、黑两省剿匪，参加两次直奉战争，不论进退，均战功赫赫。在不断的军旅征程中，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人配合默契，关系更上一层，成为莫逆之交。郭松龄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张学良的知遇步步高升，终于成为奉系主力军的首脑，但他对张作霖打内战有自己不同的意见。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明显的派系斗争，尤以张作霖支持的杨宇霆和郭松龄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杨宇霆是奉军总参议，他一向飞扬跋扈，对才能出众的郭松龄极为嫉视，经常在张作霖面前进言，压制郭松龄。战后张作霖为他升官晋级。郭松龄无论是为奉军训练，还是为张作霖东征西杀、扩充实力，特别是对直军作战，功劳都是很大的，然而，“功高震主身威”，张作霖视而不见，“名盖天下不赏”，对此，郭松龄认为赏罚不公，莫过于此，忿恨之情，不能自抑，他曾对左右说：“真是可笑，摇羽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更令郭松龄不满的是，杨宇霆热衷军阀混战，鼓动张作霖再次举兵进攻冯玉祥部的国民军，所以，他视杨宇霆为奉系奸雄，也决心不再为张作霖充当保镖，不再参加内战。1925年10月，郭松龄开始积极筹划反奉。11月，他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以养病为名和一些反奉人物暗中联系。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郭松龄当场讲述他不满意奉天方面的所作所为，极力主张“不应再干争夺关内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使广大东北人民遭殃的事情”，说到此，郭松龄悲愤激昂难抑，几至痛哭流涕。郭松龄的反奉活动逐渐被张氏父子所觉察，11月12日，张学良携张作霖的进攻国民军的手令去医院看望郭松龄，郭松龄气忿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指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这次江苏失败，把东北军断送三个师，使奉军声誉扫地，败了回来还包围老将（指张作霖），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此时，郭松龄已经和冯玉祥、李景林取得了联系，密谋反奉活动，正当郭冯签订密约之际，张作霖电召郭松龄回奉，张学良也劝郭松龄回去当面向老帅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估计张作霖已经摸到自己的动向，回奉天等于就擒送死，于是立刻下定了“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他坦率地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回。”并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革三省局面。张学良骤然听到这些怪话，不禁“骇然失色”，他虽无违背父命之意，更不想大义灭亲，但他同情、信任郭松龄，所以他对郭松龄的话既未反对，也没有声张。接着，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郭松龄召集了上校以上军官的百人紧急军事会议。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会场上的气氛也十分紧张，郭松龄一身戎装，身披黑呢大衣，他首先说：“自民十（1921）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说到这儿，郭松龄用目光巡视了与会军官一眼，接着说：“在老将（指张作霖）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娇纵专横，长君之恶；忌妒贤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主意已定，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农业开垦，岂不远胜于阋墙的战争吗？”说曹操，曹操就到，恰在此时，姜登选专车经由滦州回奉，郭松龄立即命人将姜登选骗下火车，将其秘密处决掩埋。11月22日，郭松龄以东北国民军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反戈讨奉的通电，通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痛斥杨宇霆嗜战祸国，并促请张作霖息战下野，拥戴张学良领导东北。电文声称，不求内战，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改革东北内政，清除腐化势力。郭松龄反奉通电把张学良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郭提出反父不反子的做法，使张学良左右为难，郭反对的是他父亲，而拥戴的又是他自己，岂非犯上作乱？郭松龄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能有今天，可以说都是张学良一手引荐、扶植的。虽然他屡建功勋，但是以他偏狭狂傲的为人，如果没有张学良的庇护，他早已成为派别倾轧的牺牲品，更不用说到处安插亲信，自成势力了。而张学良也深知父亲张作霖被少数坏人蒙蔽，勾结日本，又体念郭主张革新，治军有术，为人正气，有爱国反日思想，与他意见一致，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出力最大，一向倚为左右手，他自以为能够笼络住郭松龄，所以虽然郭一再流露出“反心”，张学良仍始终不做戒备，期望郭能回心转意。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6、亦师亦友郭松龄（2）其实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不满之心就初露端倪，公然违抗张学良的命令。当时郭松龄主攻山海关，久攻不下，适逢冯玉祥北京倒戈，直系军心为之动摇，奉系于是决定抽调山海关正面的部队，要郭松龄亲率所部到石门寨，组织大军出击秦皇岛，截断直军后路，以便全歼敌军。张学良将这一计划告知郭松龄时，郭极其兴奋，因为他在山海关毫无进展，没有战功，正觉得脸上无光，他正准备接受任务，率军出击，但这时韩麟春因所部攻占石门寨，十分得意，不愿以唾手可得之功，与别人分享，对调郭松龄来充当出击先锋，极为不满，故顺口插了一句说：“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可以立功。”这句话刺伤了郭松龄的自尊心，闻言脸色大变，愤然说：“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打过去！”说完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他走后，大家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姜登选先开口说：“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将领，该当何罪！”又停了好一会儿，张学良才接着说：“我去把他找回来。”当天晚上，张学良追到九门口，在一个小院子里，张学良严肃地说：“过去，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是你的上级，你是我的部下。要都像你这样行动，除非首先把我杀了。现在我没带任何武器，你有枪。如果你想叛变的话，那你就错了。也许你是想带着队伍走，我是你的长官，我不许可。如果你不服从命令，那就必须杀了我。是服从命令，还是不服从，杀了我？”说到这，郭松龄流泪了，说：“我的一切都是你所赐，但我实在干不下去，但求一死。”张学良说：“要死还不容易，你到战场上去拼，死得其所，死得漂亮。”苦劝一夜，终于将郭松龄劝回，返回石门寨阵地，参加战斗。当时张学良就已隐隐感到，不定什么时候，郭松龄肯定还会违抗命令的，但他很自信，自以为能控制住郭松龄。由于张学良一向依仗、重用郭松龄，将奉军精兵让他统率，所以当时奉军主力尽在郭松龄掌握之中，张作霖盛怒之下痛骂张学良：“就你交了这么一个好朋友！”并冲着他嚷：“小六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就是了！”张学良不知所措，他只好向父亲承担起讨灭郭松龄的全部责任。当时奉天无可调之兵，无可遣之将，张学良只好带了他几名亲信，往前线跑。临行，他向父亲叩头，痛哭流涕，发誓不制止郭松龄，宁死不归。此时此刻，张学良的心情是十分痛苦的。他最亲近和信赖的部下，拿着他的名义，背叛他的父亲，如果成功，他父亲的事业就全没了；如果失败，他个人的心血和军队也可能完了。茫茫大地，谁可鉴谅，何处可以容身？心灰意冷之下，据说他曾想过上黑龙江的山上落草，也曾想自杀！25日，张学良乘军舰前往秦皇岛，在舰上又给父亲发电自责：“学良一无知人之明，二无用人之能，三无辅佐上将军之才，四无调和诸同僚之技，无颜再见关东父老及祖宗坟茔，抛弃妻子终身无养矣。倘有回天之日，必有后会之时，乞老父安心保重，勿过焦虑。天理人心，必有公判。”这时的张学良对郭松龄至少已经是大失所望了，但即便如此，当看到郭松龄部一列列兵车经秦皇岛铁桥往东开进时，军舰炮长向他请示：“我舰上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的兵车，是否可以开炮？”张学良仍抱着一线希望，对炮长摇摇手说：“不能开炮，他们都是我的部下。”张学良到秦皇岛有两个目的，一是侦察郭松龄动向，二是劝降，说服他能收兵归顺。25日下午，日籍军事顾问给郭松龄的医生守田福松打电话，要求守田劝说郭松龄无论如何要和张学良见上一面。郭松龄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所要说的话，业已有宣言中作了充分阐述，再也没有必要会见张学良，也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改变主意的任何余地了。”态度十分强硬。守田从旁劝导说：“见一面，把话说完再打也无妨嘛！”郭态度始有所松动，同意见一见，但要求张学良不可带兵来。军事顾问怕张学良单枪匹马有危险，希望选一个适当的地点，双方前往，被郭松龄一口回绝了。张学良想与郭松龄面谈的愿望未能实现。26日晚上，守田医生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愁容满面，憔悴不堪，他说：“实在没有死心，烦请先生再辛苦一趟。”张学良让守田带一封信给郭松龄。信上首先问候郭的病情，然后说“倘吾沦为天涯，相逢之日难有期”，满篇悲痛词句，末尾还有“向夫人致意”。郭看完信，满面悲情，静坐无言，眼中含泪，瞑目良久。守田见此情景，乘机上前劝郭不可起事。郭松龄反驳一两句后，终于默默无语了。第二天，郭松龄托守田转达张学良：“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现在决不能中止。但我已经42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指张作霖）痛改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同时，提出5天时限，到12月2日半夜12点，等候答复。在此期间，郭松龄还先后给张学良写过两封信，前一封信说：“龄一身所有，皆公所赐。拼得此身，以效忠于公为职志。现分途前进，清君侧而除宵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结局。”向张学良表明自己的心意。后一封信劝张学良不要对其父“愚忠愚孝”，希望他“为世界之伟人，不为旧时代之枭桀；为平民所讴歌，不为政客所崇拜”。同时也表达了他举事的决心：“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仍请我公回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殁世。倘因病弱不能以苦力自食，亦惟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撅诚奉告，虔请钧安。”另外，郭在信件中对张学良也颇有责难、愤怨之词。张学良看罢信，对郭松龄的披肝沥胆、赤诚忠心很是感慨。他理解郭松龄起兵之因，他也同样从心底里“厌恶内战”，但同时他也恨郭松龄陷自己于今日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父子之情，岂能割舍，张学良无法接受郭的劝告，他在复信中说：“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家父。故兄之所谓统驽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张学良的信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拒绝与郭松龄合作。郭松龄看了回信后，虽百感交集，心乱如麻，但终究志向已定，无可更改。张学良在父亲的一番痛骂之后，也接受了前线总指挥的使命，布置阻击郭军，至此，这一对昔日的好伙伴、好搭档、推心置腹的朋友，再也没有共同语言，无法谈到一块儿了，只好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情同手足的师友，在会面竟只能是两军对阵，兵戈相见了。12月21日，奉军和郭军在巨流河边展开决战。仿佛是命中注定，以前在讲武堂时，郭松龄与张学良曾在此演习过，这里的地形、方位，他们都很熟悉，一时间，两人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战争的形势对郭军不利，因为郭松龄反奉，在奉系中下级官兵中是不得人心的。在郭松龄倒戈的军队中，各级军官都是张学良亲自从讲武堂、教导队中选拔出来的；郭部的士兵们都敬佩张学良的为人，再加上他们都有强烈的宗法观念，不愿对张学良的部队作战。滦州起事时，郭松龄盗用拥戴张学良的名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兵出山海关后，接受冯玉祥的国民军番号，不再以张学良之名发令，这就使军心大为浮动，迫于命令，倒戈官兵不得不与前来阻击的张学良部队交战，但大多放的是空枪。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所以战斗进行了没几天，旅长富双英和参谋长邹作华便起来反抗，命令士兵停止交战，使郭松龄孤立起来。此外，日本对郭松龄起事很关注也很紧张，他们在得到了张作霖的优厚保证后，决定“援张排郭”，声明南满铁路20公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这对张作霖极为有利，为此，郭松龄军队未能直取奉天以至失败。23日夜，郭松龄败局已定。翌日清晨，他携夫人弃军出走，下午2时，被捕获于民家的菜窖中。张学良闻讯后，要求押解郭松龄夫妇的队伍一定要从他的驻地经过，他毕竟还是难忘旧情，决心放郭氏夫妇一条生路，然而，杨宇霆料到以张学良的为人，再凭郭张昔日的关系，如果不早下手，恐怕再无机会，所以他当机立断，矫称奉张作霖之命，将郭松龄夫妇就地处决了。张学良对郭氏夫妇的死深为惋惜，他曾对部下说，郭松龄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送他到国外去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张学良和郭松龄相交几载，其感情之深，外人很难参透。即使郭死后，张学良也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后来每当遇到难题，深感沉重压力时，常会感叹：“要是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啊。”痛惜、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不过，郭松龄的反叛也在张学良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如果说从前张学良信奉儒家“以德服人”并身体力行的话，那么此后他更多地借鉴了法家和道家的权术手段，从此不再轻易授人以权柄，身边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郭松龄那样光彩夺目、权势足以取代自己的下属。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松龄反奉，是他身为人师给张学良上的最后一课。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7、阿芙蓉之好（1）张学良吸食鸦片由来已久。当时，他以区区弱冠之年，统领千军，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又奉父命频频参与军阀混战，戎马倥偬，时时目睹战场上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之惨状，内心惶恐不安，几难排解。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双方相持不下，作为总负其责的司令官，张学良精神无比紧张，开始吸食鸦片，藉求麻醉。这是他初度涉足，浅尝辄止，未曾上瘾，但吸食时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已让他欲罢不能。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此事对张学良几乎是灭顶之灾，打击之大，难以言表。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张学良借毒消愁，再次与鸦片结缘。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在人欲横流的旧时代，他能严格约束自己，也严格要求张学良。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染旧军阀、官僚之恶习，不要打麻将和抽大烟，要读新书刊。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郭松龄的失败被杀，使他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管束他了。由于张学良的性格恣放，时常无法克制自己，因此，吸食鸦片渐至成瘾。郭松龄事件后，张学良接受了教训，不再设副手，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每当疲劳困顿袭来时，他就靠吸食鸦片提神，长此以往，又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天长日久，竟成痼疾。1928年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对日本侵略暴行痛恨不已，悲愤交加，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无法自拔。其实，他岂会不知鸦片有害之理，他自己也承认吸大烟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曾对周围的人说：“一个活人不能叫一个死东西管着。”所以1928年夏天，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但他病急乱投医，听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对戒除鸦片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含有海洛因，注射日久，有习惯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且针瘾欲演欲烈，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见宾客，举行宴会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堪不说，还伤神误事，常常引人误解。当时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驻节北平，有一次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到北平来看他，张学良强打精神陪汪谈话，勉强支持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没精神了，只得请汪精卫稍坐一会儿，他则召医官进里屋去打针，注射完毕，又赶快出来陪汪。汪精卫将此举视为张学良摆架子，对他无礼，从此与张结怨。张学良认为马医官不辨真伪，是他的失职，盛怒之下将其逐出了帅府。1931年春，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告痊后，重又吸烟，形神日非，不能自拔。“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热河失陷，举国上下对张学良进行谴责，张学良的烦恼、焦躁、忧愁、痛苦无法摆脱，于是，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注射吗啡麻醉自己，以摆脱难言之苦衷。刚刚三十出头，昔日英俊飘逸、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老态龙钟，如同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头。1933年3月，在背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下，他被迫引咎辞职，悄然南下，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虽然衣食无虞，但常年吸毒成性，毒瘾却相当难熬，他的胳膊、大腿，打针的瘀痕累累，肌肉铁硬，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插不进去。端纳初见他时，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黄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宋子文、端纳等人都觉得有必要劝张学良戒毒。端纳的话向来很有分量，他与张学良平时谈话都用英语，但此时劝说少帅戒毒，却用汉语讲话。他劝张学良趁此下野出国的机会，戒除吸毒的嗜好，洗心革面，休养身体，恢复健康，重振体魄和精神，发愤图强，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端纳的汉语尽管说得不太流利，但“大丈夫”这三个字说得既真切又响亮。宋子文在劝张学良戒毒时，颇下了一番功夫，由浅入深、天南海北、旁征博引地列举了吸毒的危害，并从生理学的角度讲到未来的前途，最后，宋子文说：“汉卿，出国之前，我劝你一定要戒除毒瘾，这不仅是为了你本人的健康，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体面观瞻！你不要忘了，日本人叫我们是东亚病夫啊！”宋子文一语惊醒梦中人，张学良恍然大悟：自己虽然被迫出洋，但作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在外国人眼里，他仍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如果真的给人一副“东亚病夫”的病容，势必影响到国家形象，西方人甚至会说：怪不得“不抵抗将军”不抵抗呢，原来是无力抵抗啊！想到这里，张学良出了一身冷汗，他幡然醒悟，如果不戒毒，就什么事也干不了，雪家恨、报国仇就只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毒瘾戒除。决心已下，张学良把家人都召集到屋里，郑重地说：“我已决定，无论如何要戒除毒瘾。”并当着他们的面，把实弹手枪放在枕头底下，警告他们说：“你们记住，从我戒治之日起，无论任何人，看见我怎样的难过，也不许理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我马上拿这支手枪打死他！”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听了张学良的话，都瞪大了眼睛。戒毒，这是他们对少帅的共同企盼，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少帅现在就开始戒毒。眼下张学良瘦弱不堪，戒毒受的罪能挺得住吗？大家看着张学良铁青的脸，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屋里的气氛令人窒息，于凤至忍不住开口，她尽量用轻松的口吻温和地说：“汉卿，我们很高兴你能下戒毒的决心，只是我很担心，你的身体能不能经受的住？我看，是不是先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再......”看到张学良渐变的脸色，于凤至小心翼翼地煞住了，没有再说下去。“医生？哼！”张学良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冲着于凤至吼起来，“我算是领教过了，我不相信他们！我的命运，我自己主宰！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7、阿芙蓉之好（2）看着突然暴怒的丈夫，于凤至并没有动气，她理解丈夫，上次戒烟，就是因为过于相信医生的话，反而染上了更为厉害的吗啡瘾，真是不堪回首啊！这件事，使张学良对医生有了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总不能因噎废食，不听医生的建议，就自作主张，一意孤行吧，于凤至张张嘴，还想再劝劝丈夫，她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端纳，端纳朝她点点头。端纳走到张学良面前，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汉卿，医生里是有坏人，但我深信毕竟好人还是多数。你的身体太虚弱，强行戒毒能否挺得住，只有让医生检查了才能决定。为了东北父老，为了你的抱负能得以施展，你就听夫人的话，找医生决定吧。”端纳的话句句在理，张学良的心被打动了，他终于同意请医生来决定是否可以立即戒毒。没过几天，宋子文为张学良请来了德国名医米勒博士。米勒博士对张学良早有耳闻，知道他是已故张作霖的大公子，又是统兵数十万的年轻将领。他对张学良染上吸食毒品的嗜好非常同情和惋惜，决心帮助张学良戒除这个恶习。米勒博士仔仔细细地为张学良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后，确定他身体没有别的疾病，只是虚弱而已，可以戒毒。米勒郑重告诫张学良：“要戒除毒瘾，对阁下是极其痛苦的，我可以给你开戒毒的药物，但最初几天五脏六腑中可能会如翻江倒海一般，这就不是药物所能对付的了，全看你的意志了......”张学良听出了米勒博士话里的疑虑，他苦笑了一下，对博士说：“我已经把东三省丢了，现在只剩下意志了！”于是，米勒博士准备正式开始替张学良戒毒，他又聘请了上海医师庞京周充任助手。在正式戒毒前，米勒向张学良提出约法三章：（1）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必须同时戒毒；（2）在张学良戒毒期间，他有指挥其卫队和随从的全权；（3）暂停整天在张学良身边，专以解决他痛苦为能事的私人医师的工作。张学良毫不犹豫地答应照办，并亲写“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条幅以示戒毒决心。与此同时，宋子文还背着张学良召集他的随从人员开了个小会，问他们：“张先生要戒毒，你们同意不同意？”见大家均无异议，宋子文当下作出严格规定：“自即日起，要严格遵照米勒博士的嘱咐，任何人不得接近治疗中的张先生和夫人。”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由我来负责”。这天傍晚，上海的一些名流听说少帅要戒毒，都来看望张学良。张学良慷慨激昂地拱手说：“诸位，学良我为能收复失地、上前线杀敌，现借岳军（张群字岳军）兄这方宝地戒毒，还望各位体谅我的苦楚。从今天起，我闭门谢客，不戒毒干净，清除毒根，学良决不出门见人。所以，还望各位仁兄给予谅解。”众人听了，都为张学良的决心所感动，纷纷端起酒杯，预祝他戒毒成功。张学良拿过一杯酒，回敬诸位一圈后，一仰脖，将酒一饮而尽，脸上满是壮士一去不返的悲壮。戒毒开始了，第一天米勒博士先替张学良灌肠，给他服了麻醉药，使他安静入睡。次日，米勒观察反映，只见张学良居然若无其事，对这种超乎正常戒毒人的反应米勒大为惊异，顿时手足无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左思右想不通，又找来随从仔细询问，有一个随从建议米勒博士给少帅换张床，米勒一听就明白了。他进入房间，仔细检查了原来的床铺，才发现被褥、床单、枕头等隐秘处，均有药片，是张学良的私人医师怕少帅熬不过而偷偷放的。从此，米勒又规定了一条：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病房。米勒博士采取的是以毒攻毒的方法。他先让病人服药使全身发泡，再从泡中取出液体注射到病人体内，一面抽出腐血，一面注入新血。戒毒之初的几天，是最难熬的。第一天晚上，张学良在屋内毒瘾难忍，用头“咚咚咚”地直撞墙，这声音像利剑，刺痛了门外人们的心。渐渐的，“咚咚”声越来越小，频率越来越慢，最后，屋里沉寂下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片刻，米勒博士进入房间，只见张学良双目紧闭，浑身抽搐，知道他正在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博士从心底里佩服少帅坚强的意志。米勒为张学良作了一番检查后，决定给他打针。从昏迷中醒来的张学良见到针头，条件反射地一跃而起，大吼：“我不打针，你们出去，我不打针......”话音未落，又昏了过去。米勒博士迷惑不得其解，对少帅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端纳急忙上前解释，米勒听罢，笑着摇了摇头，催助手赶快打针。张学良被注射了安眠剂后，昏昏入睡。端纳不忍见张学良的痛苦，就问米勒博士：“戒毒，还有什么特效药吗？”米勒博士望了一眼暂时因睡眠安静下来的张学良，对端纳说：“先生，我也很不忍心让张将军受这样的罪，但我可以坦率的说，戒毒从来就没有什么特效药，完全要靠戒毒人的意志和体力。凭我观察，张将军是意志坚强的人，完全可以挺得住戒毒的痛苦。要注意，这种情况在戒毒过程中还会发生。”为了防止毒瘾再次发作时，病人会疯狂暴躁到无法控制而误伤自己，米勒博士命人把张学良的四肢用绳索绑在床柱上。张学良经受着揪肠裂腑的痛苦，发出阵阵不忍卒耳的求教声。守在门外的随从怎么也听不下去了，只好用手堵住耳孔，泪水模糊了双眼。米勒博士深知张学良所受的痛苦，如同亿万毒虫咬噬般的烧灼与痛痒，但他为了彻底根除毒瘾，停用了镇静剂和麻醉药，残酷地严守规定。两周之后，奇迹出现了，张学良凭着自己的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在米勒博士的帮助下，终于脱离了苦海，戒除了毒瘾。张学良曾说：“我戒除了嗜好后，好像全身的血液换了新的一样，但四肢无力，身体还虚弱得很。”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张学良的体重迅速回升，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也大大改善了。一个月后的张学良如同脱胎换骨一般，又恢复了往日的潇洒神态，在上海疗养院的卡维医生的陪同下，带着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一帆风顺地踏上了赴欧洲考察之路。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张学良特意亲送5万块大洋给米勒博士。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8、惟有好色似英雄张学良晚年曾写过一首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年轻时代的张学良，确实是个多情种子，他浪漫狂爽，自诩“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张学良的女朋友很多，其实他并没有怎么追过女人，大多数是女人追他。在这方面，张作霖不管他，当初，张作霖只要他同意和于凤至成亲，就默许他在外面再找女人，对张学良的婚姻既施以高压，又出于放纵。张学良在女人问题上，一开始就存有一种未遂心意的不满足，虽然后来和于凤至夫妻美满，并没有出现张作霖预料的分居现象，但张学良潜意识里总想要去另辟蹊径，所以，早年常有风流韵事，人称“花花公子”。张学良曾不客气地说过：我有好多女人，不是女朋友，我指的是跟我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但都是与我政治上没有关联的女人，都是在酒饭、打麻将一类事情上交往认识的。溥杰的前妻就是其中之一，张学良跟溥杰很要好，但他跟溥杰的太太有暧昧的关系，当时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张学良曾劝溥杰做个军人，并要他到自己的讲武堂念书，毕业后留下来在自己的军队任职，溥杰听后心动，但后来他的家人劝他不要来，说张学良把你弄到奉天，会把你弄死的，因为张学良和你太太有关系。溥杰害怕了，后来就没有到讲武堂去念书。溥杰的前妻姓唐，是个满人，她家世显赫，光绪的珍妃、瑾妃都出自她家，她管她们叫姑，因此，她从小便在宫里长大。她父亲当过驻藏大臣。这位溥二奶奶是跟着瑾妃长大的，宣统皇帝很喜欢她，她几乎就要成了溥仪的人了，但瑾妃说她这个人不能当妃子，因为她的性情太淫荡了，因此她就没有被选上妃子，而是嫁给了溥杰。溥二奶奶早就对张学良有心了，一次，张学良和朋友们在北京饭店吃饭，恰好溥杰和溥二奶奶也在那儿，由张学良的一位亲戚牵线，溥二奶奶便结识了神交已久的张学良，并邀请张学良第二天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张学良答应了。第二天到了溥杰家，溥二奶奶拿出一本厚厚的贴得整整齐齐的新闻剪报本给张学良看，张学良打开一看，惊呆了，里面贴得满满的全是近几年来报纸上有关他的消息和图片！溥二奶奶之意，不言而喻。于是，张学良就和她好上了，张学良非常喜欢她，而且还差点娶了她。溥二奶奶是个聪明绝顶的女子，她有心计，会做人，还常常耍耍小手段。她也有点小才气，能写诗，善作画，但她最大的缺点是惯会作假，张学良是最恨人家作假的，后来他发现溥二奶奶的画是人家改过的，诗也是人家替她做的，继而他又发现她这个人完全是玩假的，可是张学良还是很喜欢她，他直到晚年还说：“她混蛋透了，她要不是坏蛋，那我就会娶她的。”另外，张学良还曾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的妹妹同居了一年多。那是中俄会议后不久，王部长带着他的太太，他的女儿和妹妹到奉天来。当时张学良对王部长的女儿一见倾心，可是，王部长的妹妹却对张学良情有独钟，她见张学良对自己的侄女有意，便动起了心思。张学良给王小姐寄照片，写信，王部长的妹妹全都把它们扣留下来，不让王小姐知道，并且自己给张学良写回信，一来二去，张学良也就和她好上了，那王小姐一直蒙在鼓里。天津最有名的梁家，怡和洋行的梁买办有四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四小姐一直钟情于张学良，张学良也很喜欢她，经常跟她开玩笑。梁四小姐有一天正色道：“张先生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张学良还是笑嘻嘻地说，我喜欢你啊，我当然喜欢你啊，还逗她说：“那你呢？”梁四小姐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也喜欢你。但你不要那样跟我逗着玩了，你喜欢我，你真能娶我吗？”后来，梁四小姐嫁给了叶公超的哥哥，她嫁了以后，张学良还到她家里去过，她抱歉地对张学良说：“张先生，你到我家，我无法请你吃一顿饭，我没有钱请你吃饭。”原来，梁四小姐出嫁时，她父亲见叶家很有钱，就没有多陪送她嫁妆，仅给了她四千多块钱，这样一来，叶家就看不上她了。梁四小姐结婚后，生活过的很不好。一次宴会上，一个交际花拼命地向她丈夫灌酒，她在旁劝了一句：“你的病刚好，少喝一点吧。”谁知她丈夫过去就给了她一个耳光。梁四小姐这下彻底心灰意冷，自杀了断。张学良一直很怀念她，说：“可怜啊！她是很刚烈的一个人呢。”但是，张学良虽然爱女人，但他并不乱来。在男女生活上，他并不像外间传闻的那样是一个放荡无羁的花花公子，他从不与部下的太太有任何暧昧关系，连玩笑都不和她们开。甚至张学良家里的人，也不许和她们来往，部下们的女儿们张学良也不许她们到家里来玩。他怕招凤惹蝶，惹人说闲话，这是张学良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做人的界限。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在北京时常去北京饭店跳舞，但并不轻于接近小姐、太太，只是常找一位年长的太太做舞伴。一次那个太太倚老卖老地问他：“张先生为什么不找别人，专爱找我做舞伴啊？”张学良回答说：“和你跳舞，我家里的人都会放心。”此话不胫而走，一时成了社会趣闻。张学良认为交女友未尝不可，但他最反对有“狗肉将军”之称的张宗昌到处找女人的那种作风。有一次在前方作战，张学良和张宗昌同住一房，中间仅有一张布帘隔着，张宗昌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三个女人，还一直地问：“汉卿，来一个好不好？”张学良假装睡着了，根本不去理他。他说：“交女朋友未尝不可以，但像张效坤那种作风，未免太下流了。”张学良还有一个朋友，也是一见面就谈女人，常教人听不入耳。张学良说那时西北有个名叫满床飞的女人，结识了他这位朋友，而那朋友又是以怕老婆出名的，于是采用移花接木法，叫那女人在名义上嫁给当时陇海路局的一个小局长作掩护，暗中却是他朋友的外室。张学良说，这么乱七八糟，真是荒唐之至！张学良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乱七八糟得很，不能说得上是什么爱情，我年轻时是非常荒唐的。”“有一次，我父亲在我第五个母亲那儿，他冲着我说，你这小子，你当我不知道你，你尽出去跟人家混，混女人。我可告诉你，玩女人可以，但你可别叫女人把你给玩了。我的五母亲在旁边说，得了吧，你的儿子够坏的了，你还教他呢。”“但是，我问心无愧，我除了好点色之外，没有出过旁的错。”台湾《时报周刊》记者曾采访张学良，问他：“有人说你是花花公子，你是怎样看的？”张学良剖白自己说：“我从来不是花花公子，不过现在你们也许可以说我是个花花老人。你们看，我现在花最多时间的地方就是床上，有时候早上11点才起床，吃过中饭又去睡，一觉到3点，你们说我浪不浪漫？”第四章 少帅时代1、断发化装，秘密奔丧（1）张学良得到父亲张作霖被炸的消息时，正和众亲友在一起，这天恰巧是他的生日。张学良因为自己年轻，在军中多年，从未作过生日，这一天上午十时左右，仅有杨宇霆、孙传芳和军团部各高级人员及少数亲友聚集在万宇廊聚会，突然接到奉天密电：“雨帅皇姑屯遇难，速回奉料理善后。”如晴天一个霹雳，张学良强装镇静，随即决定军团部立即撤离北京。为防不测，张学良在崇文门上车，他的专用小汽车开到东便门才装上火车。快天亮时，专车在黄坡稍作停留，司机伊雅格奉命去天津打探张作霖的消息。伊雅格驾车进入天津后，通过英国通讯社证实“张大帅被炸”的确实消息，于当日下午4时返回张学良处报告，张学良听罢，命令伊雅格马上将车直开军粮城，路过天津时不要多停留。伊雅格后来又从天津买了几份报道“张大帅被炸”消息的英文《明星报》带回军粮城。张学良看了报纸后，知道了一些具体情况，但他并不知道父帅已经去世了。专列在抵达滦县时停了下来，张学良和杨宇霆在车站附近一座山顶的小庙里住下来，在这里，为部署撤军，张学良停留了大约有两周时间。6月8日，鲍毓麟旅由北京撤经通州，取道古北口回奉途中，遭冯玉祥部队袭击，被缴了械，张学良为此大伤脑筋。同时，如何阻拦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残部撤回奉天也迫在眉睫，急待安排。诸事繁杂，头绪万千，张学良为此忙得寝食难安，身心疲惫。其间，还不时因挂念父帅伤势而忧心如焚、归心似箭。6月17日，当一切部署安排就绪之后，张学良再也等不住了，他要尽快赶回奉天，看望被日本人炸伤的父帅。他把部队指挥权移交给杨宇霆，匆匆踏上反奉的列车。在此之前，张学良已将他漂亮的“大背头”破例剃成了光头，临行前，他又换上灰色士兵服，削光了小胡子，并在脸上贴了块膏药。他找来卫队营营长崔成义，神色严肃地对他说：“我打算派你护送我回奉天。”停了一会儿又说：“老帅遇难，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恐敌人在途中对我有所留难，你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张学良事先已料到日本对他会有所防范，因此，乔装易容，化装成伙夫模样，佩带“王德胜”符号，夹杂在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厢里，随行的有他的私人医生马扬，此人南满医大毕业，日语说得流利，也化装成士兵，防备万一出事，好与日本人周旋。列车行经山海关时，机车停下来上水。这时，三个日本宪兵过来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们回答称是崔成义营长。三个宪兵转而向崔成义发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崔成义镇定自若地回答：“我们到奉天另有任务。”“张学良军团长在车上吗？”三个宪兵左顾右盼，接着问。“张军团长不在，他还在滦州督军呢。”三个宪兵仍不死心，又巡视了一周，不放过列车的每个窗口，确信张学良的确没在车上后，这才如释重负地走开了。列车在山海关停留了大约半个小时后，继续前行，途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车站站长似乎事先约好了一般，都登上专列查看张学良是否在车上，卫队营长崔成义和士兵们沉着应答，巧妙周旋，蒙骗过各站站长的检查，掩护张学良安全过关。专车继续东行，驶到新民车站时，张学良嘱咐崔营长：“经过老将遇难处时，告诉我一声。”崔营长遵命，站在车窗口前，一眼不眨地盯着窗口外。专列驶过兴隆店后，崔营长即向张学良报告：“军团长，列车就要经过大帅遇难地点了。”此地距皇姑屯车站只有一余里，张学良闻报，探身向外观望，列车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点时，张学良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列车最后到达奉天西边门车站停下，先由副官谭海下车探视情况，发现只有黄显声一人在车站迎候，整个车站无异常现象，于是，张学良下车，随黄显声、谭海横穿铁道线向东急行，避开车站出口，坐进早已在那里暗中等候的汽车里。为暂避世人耳目，汽车没有直奔大帅府，而是先到伊雅格家小憩。当天深夜，伊雅格亲自开车，将张学良秘密送进帅府。张学良一进帅府，就急切地询问父亲的伤势，当他得知父亲已去世近半月时，如五雷轰顶，匐伏在灵前号啕大哭。这一夜，张学良精神恍惚，魂不守舍，痛苦至极，往事一件件浮上心头，父亲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怎么竟已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了呢？他怎么也接受不了！猛然间，他想到那日算的卦，乩语上赫然四个字“大帅归矣”，真的竟一语成谶？！那天，在漆黑的夜幕下，张学良凝望着父帅乘坐专列隆隆远去，他的心里沉甸甸的，他对临行前父亲对日本政府的强硬始终心存不安。回到中南海的万宇廊时，副官吴泰勋正在室内扶乩问事，张学良一贯对迷信占卜不感兴趣，那天却突然凑上去说：“替我乩乩大帅此行的吉凶祸福！”副官应命而去，不久他那乩语上批出四个大字“大帅归矣”！张学良当时只是轻松一笑，说：“此乩不灵，谁不知道大帅他已经返回奉天了！当然是归矣嘛！”没想到，一语成谶，父帅他，真的••••••，想到这，张学良心如刀割，悲从中来，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直下。又想到父亲出事那天是6月4日，正好自己28岁的生日，怎会如此巧合？冥冥中，莫非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不成？父子情深，张学良再也不忍在这天过生日了，此后他的生日他不要了。人死不能复生，父亲死后留下的大摊子还等着他去解决，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张学良擦干眼泪，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少帅。他一面尽可能地继续隐瞒张作霖之死的真相，一面迅速地巩固自己在奉天的地位，以便确保他能控制东北的军政要务。他首先模仿父亲的笔体，草拟了一个手令：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最后，写上张作霖的名字和一个“铣”字，盖上大元帅印，落款时间为16日，表明是在张学良回奉之前行的文。然后，由刘尚清以奉天省长公署令的名义公布张作霖的“手令”，6月19日，张学良正式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官商各界纷纷前来拜谒，全城悬挂五色旗，表示祝贺，各国领事也赴督署致贺，奉天人心，遂趋平静。第四章 少帅时代1、断发化装，秘密奔丧（2）6月20日，张学良发表就职通电，电文曰：学良才质驽下，奉令服务乡邦，时局方艰，责任綦巨。当此任事之始，敬以至诚之意，倾吐素抱为我父老陈之：（一）、学良束发从戎，屡亲行阵，目睹兵火之惨，战区则妇孺沟壑，闾舍丘墟，列郡则捐税苛烦，商民停业，贫者将死，富者亦贫，民苟不存，国于何有？学良上年战胜，渡河以后即有弭兵之电，言之綦详，事变相乘，夙志未遂。自今以后，谨当尊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争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之一。（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交邻亲善，古有明言，东省地介边陲，尤宜讲求外交。自今以往，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友国相周旋，屏除挑拨离间之阴谋，祈达共存共荣之目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二。（一）东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戎政固职责所当然，然古有明言，兵在精不在多，比年因战事发生，编制不无冗滥。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一面励行兵农政策，即以收束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边，但使畎亩中多一耕农，即社会不少一游惰，彼时生产之力日增，军费亦因之自然日缩，袍泽同感生存之乐，而饷需亦无竭蹶之忧，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三。（一）奉省金融困滞，公私痛苦同深，勉事补苴，终非善策。自今以往，当励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蠲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他推广教育，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治早日观成，即政治之改革可期完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四。（一）至于国家之大，主体在民，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行，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庶将来政治入于正轨，全国可企同风，此我父老敬告者五。以上所列，上之则，秉承于庭训，内之则发动于良心，端绪虽繁，精神不贰，志愿所在，生死以之。敢布腹心，敬希公鉴，谨请明教。6月21日，张学良又接见路透社记者，畅谈他的新政纲要点，天津《大公报》3日后发表张学良谈话，内容如下：张氏以连年用兵，人生已不堪其苦。伊之政见大纲，将为维持和平，内部整理则在注重教育。伊父生前之财产共值1000万元，特用作推广三省教育之用。关于工业及经济之发达，必设法提倡及赞助。至于外交，必谋取消不平等条约，同时并欢迎外资之合作，但不应附有任何特别权利。对于日本，张氏认为可和平解决种种悬案。对国民政府态度能谅解，并愿与国民政府谈判，根据平等之和平条件。但东三省为中国重要之一部分，吾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决以全力破坏此图谋。东三省与国民政府不能成立亲善谅解之难关，在于国民党无一定之主见，因彼等宗旨随日俱变，何人当权，则以何人之意见为准定也。以上的通电及谈话，可以说是张学良的施政方针。虽然说遵循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实际上是不再参加内战，实行精兵简政，对外实行睦邻政策，对内提倡实业，发展教育。这个施政比他父亲张作霖穷兵黩武、争夺中原的扩张政策要开明多了。同日，张学良正式向外界公布了张作霖逝世的消息，并令人在哀挽录、行状内填上“21日”这个假日期，以此隐瞒日本人。此时的张学良，虽然就任了奉天督办之职，但还远远未成为张作霖权力的继承人。在奉系中，继张作霖之后，可以执掌军政大权的有3个人：一是张作霖的老把兄弟、吉林省督办张作相，长期以来，是第二号人物，他对张作霖极为忠诚，待人忠厚，处事稳重，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很高；二是长期担任张作霖参谋长的杨宇霆，此人有运筹帷幄之才，智谋过人，对奉系的发展和壮大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得张作霖的器重。但杨宇霆恃才傲物，人缘不好，老帅陨落，威望骤减；三是张学良，未及弱冠，肩负大任，具有军事指挥才能，这时，他基本上掌握着奉系军队，是他父亲悉心培养的接班人，只是尚未到而立之年。张作霖在世时，涉及政治问题，都是张作霖和他的亲信幕僚共同策划，做出决策。在这方面，张学良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张学良不敢以东北最高统治者自居，而是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名义，推举他的老把叔张作相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司令，他自己则甘居奉天保安司令的职位。为此，张作相极为动情，固辞不就。他认为东北是张家天下，应当子承父业，而且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堪负重任，他对张学良说：“如果老帅安去，我可以接任，但今天老帅殉国，我必推你继之。”然后又以老前辈的身份说：“你好好干，公开我一切都服从你。私底下你还是我侄儿，你干不好，到后房间我会拧你耳朵，打耳光子。”张作相在奉系老一辈中最有威望，由于他的全力推荐，再加上，当时东北文武官员，多抱有“帝王传子家天下”的心理，所以也都一致拥护张学良。此时，杨宇霆还在昌黎主持关外的奉军军务，不在奉天，但他也发来通电，表示老帅过世，子承父业，以东北三省大局为重，拥护张学良为东北军政首脑。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上，张学良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7月4日，年仅28岁的张学良宣誓就职。至此，东北政权顺利完成了移交，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张学良的“少帅”这一非正式却极为流行的称呼，此时才算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东北开始了少帅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