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 红楼梦 〉学刊 》之第四期，刊载胡风先生所撰《〈 石头记 〉交响曲序 》一文。向不知胡先生于芹书寝馈实深，乃亟取读，——一阅之下，不禁大惊！余自顾平生，红潮阅历，行年六五，目中未逢如此文词识解。最奇者，彼之手边，除一部流行旧本《 红楼梦 》外，更无参考凭藉，而其所见，虽精研极究之专家，仅堪伯仲，或犹愧色焉。余故曰：此自“五四”以来，最奇倔、最直爽、最高明、最透辟之论红著作也。喜心翻倒，至不成眠；爰赋长言，用抒感韫。是篇所咏，全在胡先生痛言芹书真意之蒙溷乱，续貂恶札之叵测居心。窃存斯见，蓄愤最深，而不意胡先生畅论昌言也。百端交集，发为歌吟，有所由矣。至于学术阈外，岂区区之所能及，亦无旁涉之心。尚冀朗照当悬，烦辞无待，红学幸甚。壬戌腊尾呵冻草（ 1983年第2辑《〈 红楼梦 〉学刊 》转自1983年2月19日《 团结报 》第595期 ）胡风在《〈 石头记 〉交响曲序 》中这样说：对高鹗续书和高鹗本人得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鲁迅说他和曹雪芹只偶或相通，当是指他保存了宝黛的悲剧结束（怎样结束是另一个问题），也许还有他所同情的贾家抄家时的小碎片以及他所熟悉的贾政当考官时的社会关系碎片。至于其他，特别是主要人物们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那不但“绝异”，而且几乎全是一些名字和影子。我认为，他不但和曹雪芹的斗争目标没有任何继承关系，而且是居心叵测地企图消除掉曹雪芹的整个斗争精神。……“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那首诗是寄寓了曹雪芹深远的思想追求的。通过这首诗和宝琴叙述的那个女子的形象（当然是空想的），曹雪芹寄托了他的遐想，热望能够从国际上（汉南—外国）取得社会人生的理想，借以认识已经进入了末世的中国历史，替中国人民的命运开拓出一个光明的出路。他把这个思想愿望和那个有特殊经历的完全是新型女性的宝琴结合在一起，还企图把他寄付了深挚的感情的，情操高尚，性格勇敢的劳动者和战士型的晴雯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在文学上（我还只能说在文学上），这样用全身心向国际上（汉南—域外）追求解决历史（人生）绝境问题的思想出路的，在十八世纪就有了一个曹雪芹。而一直到了将近两百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初，这才仅仅有了一个鲁迅而已，而已！……曹雪芹死了，悲壮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以后，死了。他做了超过中国历史（我只有信念说中国历史）上任何文人的劳动，例如，在精神属性和精神高度上超过了几千年来一直享受着中国最伟大诗人荣誉的屈原的劳动，而落寞地穷苦而死了。（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胡风诗全编 》）胡风不愧是有思想的理论家，他的目光十分犀利，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有情绪上的敏感，因此尽管他不是古典文学的学者，却能够单刀直入达到曹雪芹思想精神的核心部分。当然他把“汉南”误解为“外国”显露了古典文化修养的缺陷，其实“汉南”是用典故，是指中国，所谓“昔年移柳，依依汉南”（ 庾信《 枯树赋 》）。不过这种误解并不影响胡风对这首诗在义理上的引申，因为这首诗是假托身在异域的外国女孩遥想中国，毕竟还是从“外国”的角度描写的。红学界一直缺乏像胡风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气质的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的精神差异不能感受深切就是表征，这是周汝昌从研究《 红楼梦 》以来总是感到“孤独”的一个根本原因。突然读到胡风这样的诗文，当然是如电光火石一般震撼和激动了。此后周汝昌和胡风有过一两次交往，曾另赋诗作赠给胡风，只是未留底稿，不能引录了。顺便提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同是“胡风分子”而“反戈一击”的舒芜，也是一位《 红楼梦 》爱好者，还出过一册名为《 说梦录 》的《 红楼梦 》研究著作。有趣的是，舒芜在红学上的学术立场也正好与胡风尖锐对立。他说：“即使后四十回全是高鹗手笔，广大普通读者实际上已经肯定他续得成功。”“我从来说的是《 红楼梦 》，不是《 石头记 》。”“后四十回的功绩，就在它掌握了前八十回艺术形象发展的规律……”“高鹗的贡献，就在他遵守了现实主义的规律，而没有单纯地从自己的‘心志’出发来捏造情节。”（《 说梦录 》）为什么胡风与舒芜这两位曾是同一个文艺思想阵营的人会对《 红楼梦 》有如此针尖对麦芒的意见？舒芜曾与周汝昌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多年，按说比胡风有更多的可能和更好的条件了解红学的深层次内容，为什么却与周汝昌的红学观点圆凿方枘呢？而胡风根本不认识周汝昌，两人的红学观点却一致得惊人。笔者以为，这就是人的气质性分在起作用了。气质性分有差异，近在咫尺也是肝胆吴越的。气质性分有相近之处，则远隔天涯海角也能呼吸交通。鉴于对“两种《 红楼梦 》”接受之艰难的历史进程，笔者因此提出了一个“两个半”的命题：“真正从精神实质上理解了曹雪芹，读懂了《 红楼梦 》的，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两个半人：胡风和周汝昌，鲁迅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也只读懂了一半，但鲁迅的思想实质是与曹雪芹相通的，那就是对伦理本位文化产生的国民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对传统文化负面的深刻绝望。”（ 1988年12月18日作《〈 红楼梦 〉现象的文化剖析 》，见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当然，这里面又有复杂的红学发展的时段性问题，所以笔者后来进一步说：“红学这个小梦魇之上，笼罩着更大的梦魇，那就是传统文化心理的惰性层面与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话语强行进入时造成的复杂纠葛与错位。续书作者、续书文本摆不脱传统的阴影，续书的接受者则除了传统的梦魇之外，又多了传统优秀层面断裂的窘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在清扫房间污垢的同时连同珠宝也一起扔掉了，后人只有在双重的梦魇之中颠倒困惑，恍惚迷离。因此，在红学研究与《 红楼梦 》的审美接受上，表面上只是一部小说的阅读，实质上却聚焦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病象与挣扎、升沉与进退。《 红楼梦 》接受史上能跳出梦魇的人寥若晨星，红学研究的途程格外荆棘丛生，原因全在这里。因为这需要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有鞭辟入里的感受、理解和认识，既能承续其精彩辉煌，又能对其负面进行严肃的反省批评，还要对西方文化的进入所造成的冲击与扭曲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清理。鲁迅与胡风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 红楼梦 》接受的干扰，因而更强烈地反思‘国民的劣根性’；周汝昌后来则更关注西方文化的侵入造成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断裂对接受《 红楼梦 》造成的障碍，这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针对不同的最迫切现实问题强调不同的侧面，是红学发展之时段性、针对性的体现。其实他们的精神本质是相通的，所以他们都要严格区分‘两种《 红楼梦 》’，要从精神上‘去蔽’——虽然对‘蔽’之所在因时代的差异而着重点不尽相同，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汝昌又会高度评价鲁迅与胡风，引为同道与知音。”（《 独上红楼 》）从对胡风诗文的“惊奇”，到电视剧《 红楼梦 》以探佚思路改编而使曹雪芹的真思想真艺术初步深入社会大众，的确微妙地体现了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有内在的合理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周派红学”虽受非议和阻遏，但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确是《 红楼梦 》研究和红学发展史上一个兀然耸起的空前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艺术史演变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前面的行文，主要集中在红学方面的情况了，这当然是周汝昌的“主流”。但并不是说，除此而外，周汝昌就没有其他的日常生活情趣和文化活动。关于书法和诗文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将另辟专章评述。在《 北斗京华 》等随笔集中，周汝昌写有不少随笔，既有“斯文向往”，也有“胜迹寻痕”，还有“师友襟期”，读起来，可见周汝昌颇有雅人深致，除有各种文化胜缘如开会、交友外，在年龄尚未太老时，也不时出游，流连于燕京古都的名胜园林之中，如“蟠桃宫”、“二郎庙”、“红楼四壁驻长春”、“太平湖寻梦录”等。这些游赏也往往会和曹学、红学自然发生因缘，惟各篇未注明确切日期，不好“追踪蹑迹”一一缕述。这里就追述一件周汝昌在80年代红学之外的笔墨因缘，借以对周汝昌的“全人”风貌窥一斑而知全豹吧。这件事还与笔者有一点小瓜葛。笔者于1964年9月至1968年12月下乡插队前就读于武汉华中师大第一附属中学高中，这是一所“王牌学校”，学校的师资很强。教语文的汪厚铎老师（ 1926年生，江西乐平人 ）原是国立杭州艺专学国画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厚。2001年2月26日汪厚铎先生给笔者写了一封信，并寄来上下两册《 西海诗词集 》，信中说：“屡蒙赐书，无以为报，这回借花献佛，寄一部《 西海诗词集 》给你。这是1949年4月与我一道自国立杭州艺专投奔中共湘西游击队的老同学陈朗的著作。他比我高几个年级，现已年近八旬，去新西兰与女儿、女婿一同办报。他曾当‘老右’，流放西陲十数年，一生坎坷。我们这些学画的老同学多半爱好诗词，但写得好的，就我所知要算陈朗和林锴（ 也是‘老右’ ）这二位。陈朗同周汝昌先生常相唱和，这也与你有缘了。我写过两首小诗寄给陈朗（ 今题于《 西海诗词集 》扉页 ）：‘故人绝塞腹中书，晨夕歌吟似品荼。吟到三禽肠断句，凄风暗雨撼吾庐。’‘曾坠冰天炼奇骨，遂教佳什压通眉。文章事业千秋在，遥向元龙寿一杯。’”《 西海诗词集 》是杭州图书馆古籍部承印的非卖品著作，毛笔手写体影印的线装书，古色古香，印数大概十分有限。上册有两篇“周序”：第一篇是周采泉的序，第二篇是周汝昌的序，在两周序和作者自序后又有周汝昌题署“西海诗”；而下册扉页一是沙孟海题的“西海诗词集”，扉页二是周汝昌题的“西海词”——署“解味道人题”。周汝昌的序写于“戊辰十一月”，也就是1988年秋冬之际，开头就说：“陈子旨言养疴湖滨，贻书于我，嘱为《 西海集 》制序，可见陈子不以我为不知诗之人……”后面勾勒中华诗歌的演变大略，三言五语，可谓钩玄提要，而特别标举：“史家者，那浑身解数专门纪叙别人而不肯自叙自纪之人也，中国的社会道德观念使得人们不肯不愿也不敢自纪自叙于此，乃有诗人这一群特殊的感情动物出而违俗骇人，竟来以诗句抒写他的自我。所以一部诗集，实质即是那位诗人的自叙自传，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对于陈朗的诗作，则这样评价：“诗人最大的本领是什么？我的体会是他能将美的写得更美，还能将丑的也写得很美，但他更奇的本领是能将他自己的最深刻的痛苦感受变成非常美的东西，并且能使我们从中得到非常美的享受。”后边周汝昌联系自己，又这样说：“我于诗道，荒废已久。我真正作诗填词，只是二三十岁那段时期，以后遂无意兼及，渐渐流为荒率滑泛信口随音之恶札，而陈子则不然，揽其所为，终卷无一语浮泛，皆精心聚血性命以之，故字字轩昂，斤两特重，其间磊落英多之气，苍凉萧散之风，中人如酒醴。大抵其才堪惊四邻，而其境终适独座者。右军曾云：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悲夫！”应该说，周汝昌的这些话，也无意中表明了他研究《 红楼梦 》的根本立场，即曹雪芹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 红楼梦 》就是“诗人的自叙自传”，而这部伟大的自叙传小说，也是“能将美的写得更美，还能将丑的也写得很美，但他更奇的本领是能将他自己的最深刻的痛苦感受变成非常美的东西，并且能使我们从中得到非常美的享受”。周汝昌对自己吟诗填词的自我评价，也值得玩味。二三十岁时，正当青春的花锦年华，感情奔放缠绵绮丽，专意于诗词，所作当为“诗人之诗”与“词人之词”，正像他品评张伯驹的作品一样；此后以学术研究为主，又撰著了两本宋人的诗歌注解本，理性思维渐强，诗风乃发生变化，学人之诗的特点愈重。陈朗1922年生，当年投奔革命，本来也是热血青年，网上一篇不知作者姓名的短文（ 似乎是黄苗子写的 ）介绍说：“他出生于浙东破落的书香门第，父、叔咸能诗，故幼承家教，早通音律。他少年时代热衷金石绘画，曾负笈师事潘天寿，求艺于杭州国立艺专。建国后从事戏剧编辑，曾被打入‘另册’，发配大西北，二十年后返京复职。”“我请陈朗参加《 百美图 》，他推辞道：‘我不是名人，又不见经传，免了罢！’我以《 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 》收录了他的诗为由，请他以诗人的身份参加，他无辞可推，只得允诺。……壬午年春节刚过，我去他家串门，见他从抽屉里取出十六开大小的一页画稿，画稿上画着一幅奇异的肖像，长长的‘马脸’，一双小而机敏的‘马眼’，快长到额头上，头上一抹又短又硬的黑发，恰像一丛马鬃，那高高的、弯弯的鼻子，也像拴过缰绳的马鼻。我的眼睛一亮，好一幅‘马脸’的‘漫画像’。他见我怔在那里，一边让坐，一边笑着说：‘这是小稿，随手画的。’我拍案叫绝，请他移上统一规格的宣纸上。他数易其稿，却怎么也画不出小稿的感觉和笔触来了。他的题画诗请红学家周汝昌题，周汝昌患眼疾，近似失明，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诗题到画像上：‘牛头马面各风流，牛鬼蛇神占一筹。好向夫人夸外子，说他老气太横秋。’陈朗的自画像画得好，周汝昌的诗题得妙。夫人周素子对我夸道：‘陈朗这辈子就画了这一幅好画！’”《 西海诗词集 》上册收有周汝昌与陈朗唱和的几首诗作。其中有周汝昌一组四首绝句，题为《 洋历八五年除日，收诵朗公自杭惠诗札，为拙句凡三次韵，笔笔警策，明日是元旦嘉晨（ 原注：非辰 ），乃吟四小句以报之 》：一数柯庭树见寒林，淡宕空明晚照沉。贪数归鸦成久立，巢深巢浅替关心。二逐日偿渠墨债来，何曾忙里剩吟怀。寒窗忽展钱塘札，无限灯花照眼开。三虽是洋风也岁除，数声炮仗有如无。鞭牛几日夸牛耳，画虎连朝振虎须。四次韵真如土委地，属联惊识笔生花。报君仍是一张纸，惆怅新诗管物华。而下册也有陈朗赠周汝昌的长短句，其中一阕写于乙丑（ 1985 ）年，题为《 金缕曲·读某红著戏呈脂雪轩主人 》：红事纷如许，见忙忙、蜂围蝶阵，燕叨莺絮。月荻江枫何处夜？崩剥诗催离绪。道有个西轩旧谱，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枇杷应合陪箫鼓，君自醉，客谁舞？尊前身外闲凝伫，几沉吟、满庭芳积，午阴嘉树。偏是杜家工猜谜，肯把床头刀与？矜独会曹侯机趣。不恨同时非相识，恨同时孤负（ 即“辜负”的通假字——引者 ）先生楮。无鬼论，准看取。“君自醉，客谁舞？”“矜独会曹侯机趣”——这还真能传达出一些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的“个中滋味”。周汝昌于甲子（ 1984 ）年写的一支自度曲，最能体现这种旨趣风貌：为芹脂，誓把奇冤雪。不期然，过了这许多时节。交了些高人巨眼，见了些魍魉蛇蝎，会了些高山流水，受了些明枪暗钺，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銕、绿意凉、红情热。但提着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不教人称绝！除非是天柱折，地维阙；赤县颓，黄河竭；风流歇，斯文灭——那时节呵，也只待把石头一记，再镌上青埂碣。5“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红学研究之外，周汝昌在古典诗文解注、古典文论研究、传统诗歌创作和书法的书写及考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0世纪60年代出版过《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和《 白居易诗选 》，前面已经提到。其实际的研究操作则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的失学时期。周汝昌曾这样夫子自道：“我的精神‘生活’是‘地下活动’：一是作诗词怀念故国反侵略，悲愤激烈，见者只有二三人，皆表惊讶。再就是以治学自遣黑暗岁月，整整六年，其内容包括文字语言、诗词笺注、书法探究。成稿有《 石鼓文新考 》、《 津沽方言解注 》、《 辛稼轩词编年 》、《 温庭筠〈 菩萨蛮 〉详注 》……这些，大抵历劫散佚。”（《 治学历程 》，见《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散佚的成果当然可惜，但其治学的“功夫”却也积淀下来，后来在许多课题上偶然涉及，都能有不凡的表现，可见渊源有自。如果说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表现了体系宏大、卷帙浩繁的特点，首先以其“量”让人移神夺目，那么他的诗文理论研究则以其“精”而让人首肯心服，虽然著作不似红学研究成果多，却每下笔都别具一格，包蕴深厚，能引逗出无穷的话题，潜涵着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体系。保留下来的论文，比较早的一篇是写于1952年8月的《〈 楚辞 〉中的“予” 》，其时已在成都。这篇论文是因读文怀沙《 屈原九歌译 》而引发，当时文怀沙的楚辞译本非常风行，而文怀沙又是《〈 红楼梦 〉新证 》的责任编辑，这其间的因缘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篇文章对《 楚辞 》中出现的“予”字，分别情况予以论证，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予”字都是“我”的意思，在有的情况下只是语气虚词。由于这一文字训诂的新发明，对《 楚辞 》中不少文句的解读也就不同于传统的成说。引一两段论文中的话：好的《 楚辞 》本子，“余”“予”丝毫不乱，分得很清（坏本子如戴震的《 屈原赋注 》，把“余”多乱为“予”，实要不得），翻一下的结果，就有个印象：为什么某处用“余”？某处又用“予”？似非无故。进一步的印象是：“余”在句头句中的极多，在句尾的很少。而“予”则多在句尾……然后逐条分析了《 九歌 》中《 湘夫人 》、《 大司命 》、《 少司命 》、《 河伯 》、《 山鬼 》以及《 离骚 》和《 远游 》中的十处“予”在句尾的例句，正论反证，都表明：若必拘定旧说，赋“予”字以“我”义，是多半讲不通的。……“予”在这里可能只是一个声音，而没有实义。这样，那十个例句都产生了新解。如《 湘夫人 》中的名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传统的解释都是说“愁予”是指怀念湘夫人的湘君之第一人称。而按周汝昌的新解，则“愁予”只是第三人称的描述，周汝昌并将这两句依新解翻译成白话：高贵的公主——湘夫人啊！你降临在北岸的水旁，你的双眸渺渺远望，流露出无限忧郁的辉光。而一般的翻译都是把第二句作第一人称处理的。远的如文怀沙的译文，近的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 先秦诗鉴赏辞典 》的译文，“予”都作湘君怀念湘夫人的第一人称：高贵的公主——湘夫人啊！你降临在北岸的水旁，用尽我的目力我却看不清爽，使我无限忧伤。（ 文怀沙译文 ）美丽的公主快降临北岸，我已忧愁满怀望眼欲穿。（《 先秦诗鉴赏辞典 》译文 ）而郭沫若的译文似乎与周汝昌比较接近，对“予”不作翻译：公主们来在这偏僻的岛上，望眼将穿，绕着愁肠。当然先秦典籍的文字释义，是有各家说法的，周汝昌的这种解释也只是一家之言。但至少，这篇论文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颇有创意的，而其研究方法，也是版本考察、文字训诂和文本之细读详绎互相结合，“综互合参”的。周汝昌在燕京大学作本科毕业论文，就曾经把陆机的《 文赋 》翻译成英文，并作了一些研究。所以，他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关注钻研也是很早的。1963年第2期《 文史哲 》，发表了他的一篇长论文《 陆机〈 文赋 〉“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论文开头就说：晋代陆机的《 文赋 》，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 文赋 》中的重要论点，应当首先数到“缘情绮靡”一说。可是，“缘情绮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则问题就很多了。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误会错解。这种误会、错解，在诗坛上起了不小的坏影响，因而也影响了大家对陆机文艺理论的评价。周汝昌从“缘情”、“绮靡”和“缘情体物”三部分作论证，说明这些词句的意义和关系。针对已有的一些权威解释，如清代的张惠言和朱彝尊，以及袁枚、纪昀（ 即影视中大加渲染的纪晓岚 ），周汝昌指出其错误的理解阐释，而且“由于这班人的误解、歪曲及其影响所被，加上对‘绮靡’一词的更大的错会，再看到六朝时代南方民歌小诗中的许多情歌和士大夫的‘艳体’，于是就有人指责陆机，说他是纯艺术论的、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似乎要他负全部诗歌史上的坏影响的重大责任”。那么，陆机所谓“缘情绮靡”到底是什么意思？周汝昌深入文本，考证词义的演变，并参阅征引朱自清《 诗言志辨 》等前人论说，条分缕析，首先阐明“绮靡”并不是字面上形式美、颓废美的意思，而是“精妙之言”（《 文选 》注者唐代李善语 ），是说诗比其他文体要精妙得多——细密精致，蕴蓄微妙得多。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是与“赋体物而浏亮”并举的，他的用意不仅是说明诗和赋这两种文体的不同，也兼有“情”和“物”的联系，陆机并不是以“体物”来专指“形似”的“描写”，也不能说他有重“情”而轻“物”的倾向。陆机文论的意义，是从他那儿开始，才有明确意识将“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起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体物”的赋，侧重直陈铺叙，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气、语调，都比较显豁晓畅，读起来、理会起来，都比较朗爽通达，甚至淋漓痛快，因此就是“浏亮”。相对的“缘情”的诗，侧重沉吟涵咏，所表达的情致，都比较细致深隐，而与此相适应的，自然就是低徊往复，沉郁蕴藉的语式声调（这自然都是指当时的古典抒情诗而言），读起来，理会起来，也比较需要优游潜浸、循回体味，因此，这就是“绮靡”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错会误解呢？这是由于陆机的《 文赋 》，本来是一篇广义的文论，并不是一篇狭义的诗论；而陆机作为一位作家，却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散文家；再加上他的“缘情绮靡”提法特别鲜明新颖，是一种创造性的“自铸伟词”，首先引人注意，这就容易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他是重诗而轻文，重“缘情”而轻“体物”。而其实并非如此。至于陆氏的“缘情说”被特别强调起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是事实，不过那实际上是较晚的事情，另有其客观背景与条件了。周汝昌在论文的最后归结到讨论“缘情绮靡”说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中的意义：从这里说起，值得我们思索、探讨的东西就太多了。例如，“绮靡”和“浏亮”两种不同的风格，就关涉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唐诗和宋诗的区别消长的问题，宋词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异同的问题，文学上的秀美和壮丽两种美的问题，作家的高明和沉潜的性格的问题，创作手法上的比兴和题咏的分合的问题，等等，恐怕认真研究起来，就都须从陆机的提法里面去参互印证一下，那研究才能更为全面。例如，自从“赋者，古诗之流也”从附庸蔚为大国以后的发展、兴衰问题，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独独缺乏史诗、叙事诗而抒情诗成为诗、词、散曲的实际本质的特殊现象的问题，若讨论起来，恐怕也不能离开陆机的“缘情绮靡”说的头绪。这又是周汝昌治学一贯风格的体现：从具体的微观的问题进入，目光却延伸到了更为高屋建瓴的宏观的文化视野，引发出更多的研究课题。正像对《 红楼梦 》的研究从具体的文本和作家考证而提升到“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一样。当然对《 文赋 》的研究还仅仅是“提端引绪”，许多论题有待进一步展开，后来的人如果善于学习，接着这个话题拓展深入，继续作下去，是大有可为的。对《 文心雕龙 》，周汝昌则更为热爱推崇。《 文心雕龙 》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它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刘勰，后来出家为僧，法名慧地，因此顾随曾以“慧地论文”赞誉《〈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撰有《〈 文心雕龙·原道 〉篇的几个问题 》和《〈 文心雕龙·隐秀 〉篇旧疑新议 》两篇论文，分别刊于《 河北大学学报 》1982年第1期和1983年第2期。周汝昌自己曾说，对于《 文心雕龙 》，曾经投入很多心力阅读研究，也颇有心得收获，而写出来的有限，除了两篇论文外，许多札记和《 文心雕龙 》五十篇的“关系”图表则因“文革”浩劫而无可寻觅。不过这两篇论文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涉及《 文心雕龙 》研究中的两个大问题。第一篇讨论的是刘勰著此书的主旨，是不是主张文章的极致（ 即文章的最高境界 ）就是“归于自然”而轻视人为的文采；第二篇则力辨《 文心雕龙 》中的《 隐秀 》篇不是伪作——翻了从清代的纪昀开始即成定论的一桩“龙学”公案。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认为，刘勰主张“文贵自然”，人为的文采则是较低级的境界。周汝昌通过细致深入的考辨，证明这种说法实在是断章取义，是把书中《 原道 》一篇中的“自然之道也”一句话从全书的大整体中割离孤立起来，再引申出一种解释，实属似是而非。周汝昌论证说，刘勰的原意是说：无心之物如草木云霞，尚且有文采表现，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岂能反而独无文采呢？因此人有文采，正像草木开花、云霞布彩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刘勰本来就是在为人有文采寻求理论根据，怎么能误解为是主张“自然”不要文采才是高境界呢？再看其第四十四篇《 总术 》，带有总结性，正是讲作文章的规矩、法度、构思、谋篇、炼字……各种作文章的层次、技法，并且从反面指摘瑕疵病害，还论述修养、涵育等等，这怎么能说刘勰主张作文是以“自然”为宗旨而不要人为的文采呢？其实只要看看书名“雕龙”，也十分清楚，正比喻“人工”可夺“天巧”。通常所谓文如“天成”、“行云流水”，那实际上是指功力纯熟深厚所达到的境界，那不过是貌似“自然”，无非是大匠之能泯其“斧凿痕”而已。《 文心雕龙 》中的《 隐秀 》一篇，从元代以来，残缺不全，到明朝天启年间，钱允治（ 功甫 ）从阮华山所藏的宋本补得四百余字，乃成全篇。清代的纪昀为《 文心雕龙 》作批时，首次提出疑问。后来的专家士子，就都认定这后出的四百余字是明人伪造。后来著名学者黄侃又提出，宋代张戒的《 岁寒堂诗话 》中引《 文心雕龙 》，有“情在言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两句，而这十二个字却不见于钱允治从阮华山藏本中所补的四百余字中，因此断言宋时另有原本，传本是明人伪造又得到一个力证。这样，新的注本如范文澜的《〈 文心雕龙 〉注 》等，都把那四百余字删去，恢复了残缺时的原貌。周汝昌在论文中说：“黄氏此说，虽然大家靡然从风，众口一词，其实却是无多大价值的。”他经过详实的论证，说明张戒诗话中提到《 文心雕龙 》的“文例”，是以己意“撮述”而非原文引录，是一种概述性的说法，所以并不能以张戒的那两句话来判定传本的真伪。周汝昌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龙学”的集大成式著作——詹瑛的《〈 文心雕龙 〉义证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中就大量征引了周文所论，表示完全赞同周汝昌的意见，并且附印了增补的《 隐秀 》下半篇之刻板书影两张，从字的刻法和避宋真宗的讳这些特点，证明“可见抄补《 隐秀 》篇时，就照着宋刻的原样模写，而梅子庾补刻这两板时，也照着宋本的原样补刻”。周汝昌的这篇论文又曾被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名家论学 》。这部书是香港中文大学郑子瑜教授主编的，征稿信由周策纵转周汝昌，当时周汝昌正在美国讲学，那天正好在周策纵家做客。周汝昌把这篇旧文提交，并附加了几大段的“后记”，其中说：这篇论文并不算太长（将及万字），而其内容，实已涉及到了研讨学问的不少问题，说起来都是令人感触多端、深思而长叹的事。比如，在我国文化史上，越是重要的受人注意的名篇杰构，越是蒙受着许许多多的烟埃迷雾，特别是有一些颠倒是非、淆乱耳目的见解和说法，却往往来自“权威”“名家”。每当有这样情况时，其影响之巨大，贻误之深广，实难计量。这实质上都要涉及到学与识的问题，治学论事的精神与方法的问题。《文心雕龙》是我最喜爱、最佩服的我国传统文学理论巨著。能用骈文表达这么丰富的内容，真是一种奇迹。……今将商略《隐秀》的这一篇，重加核订，以存孤学微尚之一斑，因为它的内涵更是极关重要：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刘彦和（刘勰字彦和——引者）第一个提出了“情韵不匮”这一美学标准；而他又指出了“隐”和“秀”的两大美学概念，抉示了吾华文学艺术审美观念中的极其鲜明而超妙的特点特色。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神韵说”的源头。此义甚长，岂能置而弗论？了解周汝昌对《 文赋 》和《 文心雕龙 》的研究成绩，也可以有助于理解他的红学研究。长期以来，都说周汝昌是红学中“考证派”的代表，而忽视了他的文艺理论素养也是很深的，因此引发许多曲解误解。这正好可以用周汝昌的话来评判：“这实质上都要涉及到学与识的问题，治学论事的精神与方法的问题。”周汝昌对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比较专门和集中的理解表达，还有《〈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 〉序言 》、《 “灵、情、才、画”四题论 》和《 中国文论（ 艺论 ）三昧篇 》三篇。《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 》是山西的一些学人组织编纂的，不过是当时编“鉴赏辞典”的时髦风尚之一波，主编者请周汝昌写一篇序，也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其实只想要几句门面上的话，并不希望写得多么“学术性”，尤其不希望写得太长。之所以想到请周汝昌而不是别的专家，是因为周汝昌在《 唐诗鉴赏辞典 》等书中撰写的篇目颇有特色，无论见解或文采，都秀然挺出，不似其他专家所写千人一面。但周汝昌事事都过于认真，又洪才河泻，下笔千言，居然洋洋洒洒写了近两万字。因为笔者当时在山西工作，周先生把这篇序寄到下处让笔者转交主编者，所以笔者看过这篇序的原稿。真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引文全凭记忆，因而有两处失误，笔者予以改正后告知，周先生来信表示：“极谢！”还有一个小插曲，可能是由于主编者回信不及时之类的琐故，周先生后又写来一信，有点生气，有“手稿在海外卖大价钱”之语。笔者当时思虑不周，径把原信转给主编者，引起了一点不愉快，记得主编者对笔者发牢骚说：“让他写篇序，写了那么长！”但因此也可以知道，这篇序言不是泛泛而谈的一般性文章，而是纵论中国诗、词、曲、赋的源流演变，体现周汝昌多年学识见解的一篇重要论文。文章分为七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诗词曲赋，代表了我国韵文的主体。对于韵文，应该建立两门专学：一是笺注学，一是鉴赏学。”然后论述：“鉴赏不等同于理解（ 文义的通晓 ），它包括了理解，不理解焉能谈到鉴赏？但是鉴赏毕竟不能是‘串讲文义’所能充数的一种文化精神活动。鉴赏又是多型态、多角度、多层次的，进行这种精神活动，需要很高级的文化素养和领悟智能。它涉及的事物和道理极繁富，极复杂。然而鉴赏的性质和目的却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鉴赏是审美，是对美的寻取和参悟。”抓住了鉴赏的本质是审美，再结合西方的“接受美学”追溯中国“鉴赏学”的源头流脉，从先秦的“诗无达诂”，到魏晋的玄谈清义，特别举出谢家品论毛诗，谢玄标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小雅·采薇 》），谢安则说这两句比不上“谟定命，远猷辰告”（《 大雅·抑 》）才富有雅人深致。周汝昌评论说：“如让我们来辨析异同，那么不妨说是年长的注意深致，年少的却喜爱韵致。这大约是真正的鉴赏学的佳例。我们见他二人眼光不同，差别很大，恐怕还有人暗吃一惊，大感意外。然后，我们又该问问自己，我到底‘同情’谁？谢玄，还是谢安？这确实是鉴赏学上值得研讨的一个绝好的课题。”后面还有“咏絮才”典故的例举，并阐释“韵”即是“均”——是一种“标准乐器”，可称之为“乐准”，当众乐器俱按“均”调好了，便发出了极有和谐之美的妙音。这种极美的和谐共振，就产生了一种悠然不尽的“和谐延续”。而这就是传统的韵文文学中特殊重要的“韵”的来龙去脉。再往下叙述，则是“朱弦疏越，一倡三叹”，《 文心雕龙 》中的“情韵不匮”，北宋诗人梅尧臣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一直到宋代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然后一语中的：“讲鉴赏韵文，第一要能感受这个不匮，不尽。”真可谓探赜钩隐，娓娓道来，让中国独特的“鉴赏学”（ 也就是“接受美学” ）之“理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第二部分深入论述“引而不发”的民族诗学观的根源，最后归结到“观察万物而首重神髓的问题，这才是吾华韵文的灵魂”。第三部分讲解以禅喻诗，仍然归到“中国古代诗人韵文家的感受与传达，是一个特色很强的精神活动，其所传达的，是神明，是神韵，是神采，不但写人，写景写境，也是如此”。第四部分谈“文采”，第五部分谈曲，第六部分谈赋，第七部分是余论总结，其宗旨是前后一致的。这篇长论文不仅表现了周汝昌深湛的文学理论修养，更体现了他对“鉴赏”的本己体会。“五四”运动以后，学习西方的“分析”成为主流，传统的鉴赏被冷落，甚至被认为算不上学术，而丢弃了国宝，失落了国魂。这在《 红楼梦 》的解读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前面已经谈过不少。实际上，鉴赏和理解，感受和分析是不应该割裂的，还是那个才、学、识和文、史、哲要“通力合作”而不能各走偏锋的老问题，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碰撞融合的老课题。正是这个老问题和老课题激发出无限的感慨和表达欲望，让周汝昌下笔不能自休。而他也的确能洞悉此中奥秘并切中肯綮，说到点子上而且说得很漂亮。这在《 “灵、情、才、画”四题论 》和《 中国文论（ 艺论 ）三昧篇 》中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前者的副标题是“中华文化精神讨源浅议”，后者以很大篇幅谈“风骨”、“气”和“韵”，说：“我们的讨论，是从解释‘风骨’开始的，但也连带涉及了若干别的、有所关联的中国文论艺论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理解中华文论艺论，必归结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高层灵智，而不可盲目搬弄外国观念。”万派归源，千缘一脉，那“关键词”还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几乎任何一个问题，周汝昌都是以这个“关键词”为出发点和落足点的，另外一些文章，如《 汉字繁简之思 》、《 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 》等，无不如此。有一篇写成于1984年1月18日的《 “金箍棒”的本义和“谱系” 》，九大节考据论证，从孙悟空的“金箍棒”说起，深入文字学、民俗学等多个方面，得出了有趣的结论：“民俗学与民间文艺的密切关系，产生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它其实是一支殳棒，这东西从古以来专门制伏鬼怪。……明白这道理后，就确信‘金箍棒’是‘记音’的讹写法，其本字应作‘荆觚棒’，复言之则为‘荆觚棱棒’——儿童说成‘金毂辘棒’者，由于此故。荆，指荆竹，或‘矜’字之兼义。”无论是“高雅”的诗词歌赋，还是“通俗”的民俗文化现象，“情哥哥偏寻根究底”，那“根”和“底（ 柢 ）”，就是那棵支系深远盘根错节叶茂花荣的中华文化的参天大树。而周汝昌，正是终其一生在这棵“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桑梓树下往复盘桓，流连忘返，一往有深情（ 此乃《 世说新语 》中原样表达，后方浓缩为“一往情深” ）地由衷礼赞叹美，予以发扬光大，并因此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198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著《 诗词赏会 》，共二十万字。这是一册鉴赏研究唐宋诗词的书，分前卷“赏会编”和后卷“论证编”，前卷是对单篇诗词的鉴赏分析，包括李煜、温庭筠和宋代多位词人的词作以及杜甫、杜牧和李商隐的几首诗。后卷包括十五篇论文、文章，还有附录《 李商隐〈 杜司勋 〉诗今译 》、《 李商隐〈 韩冬郎 〉诗今译 》、《 诗的存在 》和“卷尾馀谈”。2000年6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了《 千秋一寸心：唐宋诗词鉴赏讲座 》，共十八万二千字。这册书是《 诗词赏会 》中的“赏会编”之重写和扩充。将旧著重新写过，不是“炒冷饭”，而是精益求精，“与时俱进”，这也是周汝昌的一个特点。《〈 红楼梦 〉新证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曹雪芹的传记，恭王府的考证，无不如此。笔者亦曾为《 千秋一寸心 》撰写书评《 “咬文嚼字”印诗心 》（ 2001年第2期《 中国图书评论 》），指出书中鉴赏的诗词分为三类：名人的非名篇、非名人的非名篇、名家名篇，举例说明周汝昌鉴赏诗词的特点是追求与古人“印诗心”，也就是“解味”，并引申出三点值得反思的地方：其一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接续和“创造性转化”，最需要用力的并非西学的引进比附，而是要尽可能回归传统的“涵咏”、“含咀”（ 含英咀华 ），从根本的感受思维方式上“通电”；其二是周汝昌说“咬文嚼字”，并非所谓科学性的解剖分析，而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沉潜揣摩；其三，因此周汝昌是“赏会”而不是“分析”古典诗词、古典小说和一切中华传统的文化艺术，“以我之心去寻求古人之心”；追求两个“寸心”的契合，即禅家所谓“心印”，诗人所谓“心有灵犀”。三点其实还是一点：“赏会”是有机的、悟性的、投入的东方式玩味；“分析”是机械的、知性的、外在的西方式解读。二者是否能“殊途同归”，那就是读诗人解诗者的“综合素质”问题了。这种特点同样表现在《 诗词赏会 》的“论证编”中，周汝昌写的论文也是融“赏会”和“论证”为一体的，并特别追溯到中华语文和汉字的本质。如《〈 唐宋词鉴赏辞典 〉序言 》中说：“我国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它们的一切特点特色，都必须溯源于汉语的极大特点特色。”“格律的规定十分严格，词人作家第一就要精于审音辨字。这就决定了他每一句每一字的遣词选字的运筹，正是在这种精严的规定下见出了他的驾驭语文音律的真实工夫。”“‘青山’‘翠峦’‘黛岫’这些变换的词语才被词人们创组和选用。不懂这一道理，见了‘落日’‘夕曛’‘晚照’‘斜阳’‘余晖’，也会觉得奇怪，以为这不过是墨客骚人的‘习气’，天生好‘玩弄’文字。”周汝昌并因此非议王国维《 人间词话 》里的观点：“王国维曾批评词人喜用‘代字’，对周美成写元宵节景，不直说月照房宇，却说‘桂华流瓦’，颇有不取之辞，大约就是忘记了词人铸词选字之际要考虑许多艺术要求，而所谓‘代字’，原本是由字音、乐律的精微配合关系所产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周汝昌曾说，除了诗圣杜甫外，他最崇拜中华文化之“三圣”：稗圣（ 小说称稗官 ）曹雪芹，文论圣刘勰，书圣王羲之。他自幼习练书法，从未中辍，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书法名家。同时，他对书法不仅实践，也作研究，且同样颇有成就。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地震棚里撰写《 书法艺术答问 》，到2002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永字八法 》，是周汝昌“书学”研究的轨迹。《 书法艺术答问 》的“后记”说：“那一年（ 指1976年——引者 ）夏秋之间，每夜临睡前，坐在临时搭的‘避震’床上，由于多年习惯，不能立即‘倒头就睡’，就把枕头叠高了倚住，信手取了一个敝旧的白报纸本子，把灯拉过来，用极大的钢笔字，涂鸦乱画数行。时断时续，积得久了，居然坚持到可以‘成篇’的阶段——就是这个小册子的形成经过。”在此前后，周汝昌还写了一些关于书法理论方面的文章，如《 兰亭综考 》、《 说“遒媚” 》、《 书学笔法考佚 》等。《 书法艺术答问 》共分九章正文、“备检篇”一章及“后记”、“再记”、“馀记”、“补记”各一篇。全书篇幅虽小，却全无杂言，都是“干货”，而其表达，更是周汝昌一贯的生动活泼，雅俗共赏。这种特点只要看看九章的标题就窥一斑而知全豹了：特殊的工具、一大进化、八法——三个方面、两种力、横竖劲、精妙的譬喻、藏锋怎么讲、芒角、剩语。“备检篇”则是对唐代孙过庭《 书谱序 》的研究评价，其实是一篇书法论文。这本书的宗旨，用“后记”中的话是：“我想讲的，又意不在琐琐细节常识，常须牵涉到很多理论性问题，即书法史上的大关目。这本书其实是以最通俗浅易的方式来讲最复杂困难的问题，涉及美学原理上的许多事情。”“再记”则说：“‘答问’是一时即兴之作，实在又是学书数十年深有感受的一个简明总结。用意本是向初学者讲话，而又不拟多作‘老生之常谈’，只想单就书学上最关紧要的大节目，简述个人的体会见解。”如果也挑几个“关键词”体现周汝昌论书的要点，那就是硬毫、侧锋、芒角。明确的软毫论，大约来自明清封建科考时代，当时的皇帝和官僚喜欢“黑大圆亮”，把这种字标为考卷、书法的准则，所以用羊毫最合适。我看是很害人的。我曾尽可能地遍看已经发现的古代墨笔书（原件、影印），根本找不见软毫书法的痕迹。这说明并非是那时候有软毫而没有人使，而是没有所谓软毫笔这种东西。这情况一直到唐代，字体改，笔性基本一样。软毫这种东西，晚到宋代才盛行起来，——我国书法艺术史，以唐宋之际为一大分水岭，其前其后，笔致大不相同了，其间原因很多，而由硬毫到出现软毫，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如果你喜欢的是一种没有锋棱芒角肥软的笔画，或者是“圆熟”一路的书风，那就使软毫最合宜。如果你喜欢的是遒健骏爽、英风俊骨、神采焕发的字，你用软毫写是不易见功的。……书法本由笔的弹力而生，却抛开弹力强的笔不使，而说弹力最弱甚至毫无弹力的笔才是上品，试想，这岂不是从根本道理上自相矛盾抵触了。写字之时，笔管绝没有“永远垂直”的怪事情存在过。只要一写起来，执笔的指，运笔的腕，都要活动，笔管也就都要活动——倾侧。不然，笔管“永远垂直”（为了“正锋”），势必得笔管（和执笔的手）绝对地跟笔尖跑。那就成了一种垂直“画道道儿”的机器，焉能产生书法——并且成为艺术？夸张一点讲，书法史就是一部“芒角得失史”。使用硬笔才能有弹性，也就有力有劲，侧笔才能灵活变化，有“八面锋”而非仅一面中锋，这样写出来的字必然锋芒毕露，当然也就产生刚健、遒媚、骏爽的美学效应了。周汝昌的书学之理路，其实也并不复杂的。发人深省的是，他的这种主张，也曾在书法界受到批评非议，看来，任何一个学术文化领域，也都有庸常之辈对高明之士的不理解，而还要自以为是。原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第一个女性书法博士、欧阳中石的高足解小青（ 1971年生 ）在2003年第12期《 中国书法 》发表《 周汝昌先生的书法观及其书法艺术 》一文，将周汝昌的书法总结为“以侧取致，以瘦标骨，以涩见古”，亦可谓有见之言了。如果将周汝昌的书学主张作一点引申，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唐代以前是中华民族走上坡路的时段，整个民族的精、气、神都充沛饱满，生机勃勃，因此在书法上也是硬毫行世，锋芒八面而神采飞扬。而到了宋代以后，民族精神开始向僵化、老化演变，专制主义氛围更浓，软毫乃应运而生，对运笔之法也变得教条而不知变化，不懂侧锋而流行所谓中锋正统说了。这当然是笔者的一点门外乱弹了。周汝昌自己习书，是从王羲之的法书特别是《 兰亭序 》一脉而来的。他对《 兰亭序 》能够背临，现仍有一幅存世，但据说不是最好的一幅，最好的一幅是送给许政扬的，但在“文革”中湮灭。因此，周汝昌对于把他的书法字体称为“瘦金体”是很不满意的，而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误解。“瘦金体”是宋徽宗的字体，那正是唐以后的字，而周汝昌心仪师法的却是唐以前特别是晋代的书家，怎能晋冠宋戴？周汝昌也的确心仪诗圣杜子美（ 杜甫 ）的名言“书贵瘦硬方通神”，但这种瘦是王羲之的骏爽遒媚的瘦，而不是宋徽宗的瘦金体。这儿“神”与鬼神、神秘等无关，是艺术的精神活动事。精神活动大致分两方面：道理的晓悟，灵智的佳会——例如“心手相应”“意到笔随”等语句，就是表明书家的精神境界正到了最好的地步、时空、境界，觉得运掉自如，无往不利，“如有神助”——这种造诣也可以说成是“神而明之”“神明变化”，已非文字语言和死规矩、硬条文所能“说明”“讲解”了。此之谓“神”。书者领悟了藏锋沉著，笔笔入纸，就必不会是“墨猪”风格，定然偏于瘦劲的神采。诗圣所言，应是此理。莫将“瘦”误认为“纤细”。瘦是遒劲的必然表现，是没有臃肿痴滞的“涨墨”与浮笔，不塌不懈，不松不垮。可以看看传世的《 兴福寺碑 》（俗称“半截碑”）、集右军书的好拓本与日本所存的唐人钩摹的《 奉桔帖 》等名迹，便悟右军的“瘦”是何等境象。至于俗常每见笔画偏瘦的，便称为“瘦金体”，这是个误会。“瘦金体”只指宋徽宗的字、学薛稷书而来的一派宋人的字，也有书卷气，文化修养，但非晋唐古传的瘦硬之书，不可混为一谈。（《 永字八法 》）十分有趣，红学中有妄人说脂批本《 石头记 》是书商伪造，《 文心雕龙 》中的“隐秀篇”被无知之辈判为明朝人造假，《 兰亭序 》的“真伪”也存在争议。《 兰亭序 》的真伪辩论是20世纪60年代一大学术公案，由于提出《 兰亭序 》乃伪作者的是社会政治地位很高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这场辩论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周汝昌回顾说：“后者是郭沫若撰文发难。当时《 光明日报 》编者黎君（ 即黎丁——引者 ）将文寄示，征询意见，我见其论点大小共计三十六处之多，然而皆可商榷，不敢苟同。于是撰写了《 兰亭综考 》，第一篇以唐写本《 世说新书 》注所有引文体例与明清《 世说新语 》注之引文与唐时之作做出校比，证明了注文愈后愈遭删减，根本不是严格‘征引’，岂能用千年后之删本以证晋代手写本之‘伪’？第二篇指《 兰亭序 》系仿效石崇的《 金谷序 》，章法构局宛然一致，并非如删本之前言不搭后语……第三篇则从内容研论（ 此乃王右军与支道林等在会上辩论人生哲理的感喟与见解，也须参照六朝时代的思潮背景与有关遗文，方能明白此序的真正价值——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古玩赝品’的市俗问题 ）。”（《 治学历程 》）关于郭沫若提出《 兰亭序 》系伪作的事，周汝昌又加注解说：“后来方知他此文是秉承他人意见而作的，当时引起高二适、商承祚的争鸣驳难，商教授曾多次来函要我协助，提供论据。”周汝昌的《 兰亭综考 》后来调整为两篇，分别是《〈 兰亭序 〉的“文本”问题 》和《〈 兰亭序 〉的内容问题 》，发表于《 江淮论坛 》1981年第1期和第2期。原来的计划是写十篇，分别考论原本真迹的迷失，摹书（ 唐人双钩廓填 ）和石刻之复杂翻摹仿写的各种“支系”、“流派”并辨别其优劣，最后考定哪一种传本最得原迹的真笔法。“但因刊物约定后不能履行续登，我亦忙于他事，此一番极细的考研收获，遂难收拾，年久俱化为云烟荡尽。”（《 治学历程 》）周汝昌考论《 兰亭序 》，其宗旨仍然是归源于中华文化。他在《 兰亭综考 》中说：“为什么自己非要写写不可呢？因为我觉得这绝不是为一个‘书法家’争论‘一本帖’的问题，那样看就太小了。问题之不小，至少应从两层来看：①《 兰亭 》一序，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史上的很多重要事情，这些事情有的是带有根本性或关键性的；②对于本来没有问题的事物，不怕提出疑问，不怕摆出新见解，但要看所提所摆的究竟有多大的科学性。想措词尽量委婉些，可是总无法回避一个存于心中的想法：这是一个学风问题。”这第二点的言外之意，当然是批评郭沫若的学风有时候不够端正严谨了。《 永字八法 》分上编、中编和下编，上编就是“书法艺术答问”；中编是“分论”，提出了“中国书道”，从汉字的源流、笔墨的分类和品评、永字八法的条分缕析乃至《 兰亭序 》的“奇致”等多方面作了深入的论述；下编则是六篇专门的书法论文，有旧文，也有新作。全书三编，建构了一个相当辉煌的书学体系。这本书出版后，在书法界和文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摘引两段顾工《 当代书法名家批评·周汝昌〈 永字八法 〉》中的话：周汝昌以语言、诗词笺注和《 红楼梦 》研究驰名于世，他在本书自序中称“我对‘书学’下功夫比‘红学’多得多”，这恐怕是就所耗时间长短而言——但如果你读完全书，就会相信周先生确乎不是偶涉翰墨，其见解的精深程度比许多专治书法的学者尤有过之，且多创见发明。从《 书法艺术答问 》到《 永字八法 》，周汝昌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来展开，即王羲之书法的真相。因为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真、行、草三体要讲早期范本，都与王羲之有关，特别是后世应用最为广泛的行书（宋以后所谓帖学），要讲源头和最高典范，更是离不开王羲之。而由于其真迹失传，在众多摹本、刻帖中，哪些比较接近真实，必须要搞清楚，否则你就不能知道晋人书法的这个传统到底是什么。周汝昌由此要害之处下手，重新阐释“永字八法”，纠正世人对“锥画沙”、“藏锋”、“遒媚”的误解，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风貌，应当是骏爽、明媚，清新俊逸，光彩照人。王羲之书法的真面，也就不应当是《 定武兰亭 》或《 快雪时晴帖 》这类锋芒泯灭、平和中庸的东西。对最接近《 兰亭 》原貌的本子，周先生推荐了两种，一是《 三希堂法帖 》中的元人陆继善摹本，一是张珩捐献故宫的另一元人摹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留心。周汝昌以两万字的篇幅来考证“遒媚”的真实含义。遒，紧步而行的样子，又有紧密的意思。媚，是意居形外，有风韵。“遒媚”是从神气方面来形容王羲之书法，而不是指骨力和姿态。读着读着，我忽然觉得，周先生的文章，结构之绵密，语言之精炼，也颇具羲之“遒媚”之意。再结合周先生的书法风格来看，就更能感觉到周先生的文风、书风和书法观的奇妙统一。如此完美的为文为艺之合拍，于今世的学人中已不多见了。这是书法界内同仁的赞赏评价，应该是说得很贴切中肯的。周汝昌与启功在书法方面颇有交流。周汝昌现存的一幅背临《 兰亭序 》，自己题了一首七律，徐邦达题了一首七古，启功则题了两阕《 南乡子 》词。在争论《 兰亭序 》真伪时，启功把自己所存元代人陆继善摹《 兰亭序 》原墨本（ 早已流落海外 ）的开头两页小照片赠送给周汝昌。启功的论书绝句也寄给周汝昌，周汝昌也有唱和之作。启功还把自己一部研究书法字体结构的书稿清缮本寄给周汝昌请提意见：“此稿是他亲笔工整书写，用的却是‘洋式’横格子笔记本，市售的劣纸所制，字是钢笔墨水。共计上下两册。……‘文革’之后，此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完好无恙，我也闹不清是否‘抄家’时将它遗漏了？我发现后即函告于他。更奇的是他回信说（ 大意 ）：就存在您处甚好。此外毫无讨索‘归赵’之语意。”（《 启元白 》）周汝昌在回忆启功的文章后附缀有诗曰：“一度蹉跎被屈时，当年谁肯论交期。品书辨字常临舍，也为红楼寄梦思。”说到周汝昌的法书墨宝，散落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里，也有在海外的，可谓不计其数。即以笔者任教的辽宁师范大学而言，笔者就看到了两位先生家中都挂着周汝昌写的条幅，内容又都是他处未见的周汝昌的诗作。这些零珠碎玉的墨迹和诗词题咏，只怕是漶漫无可收拾了。就已经结集出版的书法文本而言，笔者所见到的，一是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 〉人物画 》共四十首七言绝句，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另一种是山西的书海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的《 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迹 》，共一百一十三篇题咏之作。《 诗红墨翠 》的自序中这样说：中华古历岁次壬午，我行年八十五龄，视力仅右目有三分之一的微光，仍不服老，逐日写作。有时精力好，灯下还拾起毛笔，不愿将平生喜爱的书法抛得太荒，写不成字。于是，每到晚间，与老伴淑仁商量，请她帮我“做书童”，并询问她写些什么词句好。有一回，想“词儿”想不出合意的了，忽然她提议说：“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写题《 红楼 》的诗，岂不比别的更有意思？”这话触动了我的情怀，一时兴起，就答言说：“好，你念一个《 红楼 》人名，我就题一首七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不停顿，不苦思冥索，不敷衍凑句，不引用自己原来的诗句……试试才思还能如昔时的‘倚马立成’否？”就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小的“作业”计划。似乎也没有过太久，断断续续，或多或少就积累了百余幅新诗新字。因为我喜欢一百零八符合雪芹原书“九品十二钗”的构局，便选了一百零八幅作为定本。这些幅当中，大体还算完整，只一二个别处有误笔或脱字，未伤全部精神。……这一百零八幅（原注：一百零八是一个基数，也是象征数；今本书在一百零八外又多收了几幅，可视为附录，不必过拘）书法诗作的一段经历，至今如在目前，而淑仁已逝。女儿们想起这一大卷，打开看看，方觉得真是一项不可再得的艺术财富了——因为至今只二年光景，我目已坏到写不成字了。大家商量，应先将这一项印出来作为第一册书法集，并配以照片，略见我平生的文化艺术之履印与范围。因取名曰“诗红翠墨”——是诗、书、画、音律诸多方面痕迹，综合展现一个概貌，也为了纪念结发之妻淑仁八十冥寿。此外似尚有二三种为《 红楼 》画册题诗的墨迹行世。周汝昌是一位才人，诗词、书法、外语、音乐吹弹、戏曲表演……他的学术研究自然也就满溢着才气灵气，与教条八股无缘。这也是一般的学界中人常不能真正领略周汝昌学术成就的一个原因所在，缺少才情的共鸣，也就对融才、学、识为一体的学术之独到深微之处没有感觉，而以“常情常理”、“形式逻辑”一类忖度衡量，进而觉得周汝昌治学过于天马行空，“不太规范”。周汝昌因此有强烈的“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情结。这种情结有时也就表现为自我欣赏，顾影自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头。如《 诗红墨翠 》第三十四幅“咏素云碧月”诗后又加题语“壬午之春信笔如口占片时数首”，自赏之情跃然纸上。在与笔者的信函中也有类似话语，如：“即为刘画（ 指刘旦宅《 红楼 》画——引者 ）题诗，四十首连作带写，只用了一日零一上午即交卷，当时出版社大大惊奇也。”（ 写于1996年8月“丙子立秋次日” ）周汝昌的“咏红诗”数量极大，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题咏《 红楼梦 》本身，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如为刘旦宅《〈 石头记 〉人物画 》题咏和《 诗红墨翠 》；另一类则或赠人，或自咏，均涉及红学的演变发展，如本书中所引及的各篇。这些诗词，其实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论、红学谈，也是周氏红学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咏红诗有各种体裁，绝句、律诗、词、曲、赋……包罗万有，其中以七言的绝句和律诗最多。像周汝昌这样把一生的歌咏基本上集中在一个主题上，这在古往今来的诗家词人中，也是极有特色而罕见的。题写在《 文采风流曹雪芹 》扉页的《 雪芹赋赞 》，是一篇对曹雪芹的礼赞：“情之圣者，奎耀神州。鸿才河泻，逸藻云稠。著书红叶，记梦红楼。悲女儿之命薄，痛花落而水流。共千红而闻泣，缘万艳以传愁。题沁芳之意苦，绘藕榭之境幽。身为皇家之下役，而宗潢尊之曰曹侯。……赞曰：大星不落，巨匠常新。通灵异士，慧业哲人。大智大勇，奇气奇芬。岂关稗史，实寄斯文。中华仰止，高山雪芹。”曹雪芹不仅是一位“稗圣”—— 伟大的小说家、文学家，而且是“通灵异士，慧业哲人”，是关系到中华“斯文”即整个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正邪二气所赋之人”，他的坎坷，他的血泪，他的奋斗，他的创造，他的命运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光辉，会让人永远惊奇，慨叹，形于歌哭，发于笔端。周汝昌的咏红诗作，其核心即在于此。有一首诗是周汝昌自己颇为得意的，它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终身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深沉感怀：千年一见魏王才，落拓人间未可哀。天厚虞卿兼痛幸，地钟灵石半庄诙。朱灯梦笔沉残稿，翠崦寻痕涨锦苔。曾是青蝇涂白璧，为君湔浣任渠猜。“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尝开”、“伟大也要有人懂”、“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人们常常以这样一些话语慨叹曹雪芹于困厄穷愁中辛苦著书而《 红楼梦 》未完，其实，周汝昌其人其学，又何尝没有类似的境况情怀呢？6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 唐诗鉴赏辞典 》中有周汝昌鉴赏李商隐《 乐游原 》诗的一篇文章。《 乐游原 》虽然只是一首短短二十个字的五言绝句，却是传颂千古的绝唱。特别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句，更被作为晚景虽佳，但已来日无多寓意的象征。周汝昌则在文章中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玉谿（李商隐号玉谿生——引者）此诗却久被前人误解，他们把“只是”解成了“只不过”、“但是”之义：以为玉谿是感伤哀叹，好景无多，是一种“没落消极的心境的反映”，云云。殊不知，古代“只是”，原无此义，它本来写作“祗是”，意即“止是”、“仅是”，因而乃有“就是”、“正是”之意了。别家之例，且置不举，单是玉谿自己，就有好例，他在《 锦瑟 》篇中写道：“此情可待（义即何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意正谓：就是（正是）在那当时之下，已然是惘然难名了。有将这个“只是当时”解为“即使是在当时”的，此乃成为假设语词了，而“只是”是从无此义的，恐难相混。细味“万树鸣蝉隔断虹”（此为李商隐另一首诗中句，其后三句为：“乐游原上有西风。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引者），既有断虹见于碧树鸣蝉之外，则当是雨霁新晴的景色。玉谿固曾有言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大约此二语乃玉谿一生心境之写照，故屡于登高怀远之际，情见乎词。那另一次在乐游原上感而赋诗，指羲和日御而表达了感逝波，惜景光，绿鬓不居，朱颜难再之情——这正是诗人的一腔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若将这种情怀意绪，只简单地理解为是他一味嗟老伤穷、残光末路的作品，未知其果能获玉谿之诗心句意乎。毫厘易失，而赏析难公，事所常有，焉敢固必。愿共探讨，以期近是。周汝昌的这种阐释是否即“获玉谿之诗心句意”，自然仍可讨论，但所谓“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却十分恰当地写照了周汝昌自己的一生精神心态。他“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周汝昌请一老篆刻家为自己刻石质镇纸上语，题于《 献芹集 》扉页 ），对《 红楼梦 》和其他传统文学文化的研究孜孜矻矻，老而弥笃，到了八十多岁，耳聋目盲，还顽强奋斗，笔耕不辍，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发表，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出版，创造了一个文化史上的奇观。其中作家出版社于2003年10月出版的《 红楼夺目红 》，更是一印再印，形成走红全国的轰动效应。周汝昌的红学研究，90年代后，进入了一种体系化的规模营建。首先应该提到《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 红楼艺术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三本书的出版。这三本书与工人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其实构成了一个“系列”，是《〈 红楼梦 〉新证 》中已经包含的红学各个分支雏形的外衍延伸，也可以说是周氏红学体系的展开和深化。《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是在1980年6月出版的《 恭王府考 》基础上再拓深加细，同时在文体上从考证论述更加变成一种娓娓道来的散文体，因而有了更强的可读性。前者二十三万字，后者十一万八千字。周汝昌自白，《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延用了《 恭王府考 》旧文的，“只有极个别的两三节文字，这是因为这一小部分内容比较居于次要的地位，而且早先写它之时，精力目力毕竟比目今略好，论证较为细密，没有重写的必要之故”。《 恭王府考 》共有四章正文，其第一章开宗明义：开门见山：我是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恭王府”是清朝最晚期的一个名称，我们意中的实指，当然是说这个府园在雍、乾之际的那一处“前身”。《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则分“纵横编”、“远近编”和“津渡编”三大部分。“纵横编”共有九章，是考证恭王府的“前身”，“粗叙了这处地方的前四百年的情状。最晚到明代万历十年，这儿已经出现了一座不知何人的大宅第，它就是‘荣国府’的前身”（ 第九章《 结上 》）。“远近编”则更从史料中钩沉索隐，证明这座府第到清代曾经先后是和珅府、庆王府，“我们今天称之为‘恭王府’，是以最后一代府主命名的，所能看到的面貌，当然也只是以恭王时代为主的大致的遗迹”。“津渡编”是关注过恭王府与大观园问题的人写的一些文章辑录。《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扉页前，除了顾随当年赠周汝昌的词作《 木兰花慢 》之外，还有叶嘉莹的三首五言律诗和张中行的一阕《 浣溪沙 》词。叶嘉莹的第一首诗是：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张中行的词是：贵邸名园水一方，崇垣内外说红妆，也曾深院问天香。仙境奇言谁解味，新编妙笔自涵芳，十年辛苦不寻常。自然，像这种考证性的题目是很难一锤定音的，但无论如何，在周汝昌自己的理路中，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而能将枯燥的考证写成引人入胜的文字，更是周汝昌独擅的长技。《〈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专门探讨《 红楼梦 》的文化思想内涵，《 红楼艺术 》专门讲论《 红楼梦 》的艺术审美，《〈 红楼梦 〉的真故事 》则是探佚的专门性著作。这三本书是从《〈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础考辨，上升到小说“文本”和曹雪芹其人之研究的学术体现，生动地说明考据性的学问与作家思想、文本艺术研究，是互为表里的，是前门后殿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还是那一个朴素的理路贯穿其中，提纲挈领：在曹学、《 石头记 》版本学、脂学特别是探佚学的研究基础上，才能本真切实地深入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并使其呈现出来。周汝昌这几本讲论《 红楼梦 》“思想”和“艺术”的书，与那种不作基础考证，而以一百二十回为“整体”观念“就小说谈小说”，泛论所谓“主题鲜明”、“形象生动”之类的“文艺评论”大异其趣。这不仅为红学考证与文学批评的辩证关系以及红学之为“学”提供了雄辩的实证，也揭示出那种说周汝昌仅仅是“考证派”的论调是多么荒谬。同时，“进入文本”作文学评论，更重要的是评论者要有才情，或者说有“文学细胞”，而这正是许多泛谈者们所欠缺的。文艺素质有缺陷的人居然总是揶揄出口成章的“才人”周汝昌“脱离文学文本”，实在是一件让人齿冷的悖论怪事。笔者为《 红楼艺术 》的新印本作序，以一首诗作结，或可供人玩索：“机锋涵咏较才情，难道天刑八股评。一脉沁芳凭解味，推敲月下可通灵？”90年代红学界有几次影响较大的争论，而几乎每一次争论中，周汝昌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遭遇到许多褒贬批评。一次是1992年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块所谓“墓石”，石头正中有“曹公讳霑墓”、下角有“壬午”字样，据说是1968年冬平整土地时出土，被张家湾村民李景柱带回家中。由于“壬午”的明确标识，原来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年的“壬午说”的支持者就都说这块墓石是“真”，而主张“癸未说”者则说是假。红学界内外的不少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说“真”说“假”，阵线分明。就红学界而言，主张“真”的代表是刘世德和冯其庸（ 冯原来赞成癸未说，从此改信壬午说 ），主张“伪”的代表是周汝昌和蔡义江① 。当年北京的文物鉴定部门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予公开表态，而只说“不能确定”一类模棱两可之词。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笔者认为，从这块石头本身及其发现过程的种种迹象看，疑点甚多，因此无论曹雪芹的卒年是壬午、癸未或者甲申，这块所谓“墓石”是应该排除出局的。有一位业余研究《 红楼梦 》的人王国华（ 1952年生 ），编写了一本《 太极〈 红楼梦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王国华的观点既有合理的一面，如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 》具有前后盛衰对称的大结构；也有荒谬的一面，说《 红楼梦 》的文本中还潜藏着一部“太极”结构的书。王国华向周汝昌陈述“对称结构”，这与周汝昌对《 红楼梦 》的观感相近，王国华多年来坎坷的遭遇经历也易引起同情，周汝昌因此答应了王国华的请求，在并没有阅读其全稿的情况下为其书写了一篇鼓励性的序。由于《 太极〈 红楼梦 〉》荒谬的那一面以及红学界内外的许多复杂因素，结果引起一些人的广泛抨击，周汝昌也被当作一个“靶子”，受到冷嘲热讽，批判与“声讨”。这件事，号称“《 红楼梦 》补白大王”的《 南京日报 》记者严中（ 1934年生 ）在《 红学界的两“国”之战——关于“太极红楼梦”的论争纪实 》（ 严中《 红楼续话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一文中，对这场争论中最主要的一些风波有客观的记载评论，下面引录其中段落：段献民关于王国华研《 红 》的报道中有许多涉及到周汝昌先生，为此我曾写信约请他通过《 南京日报 》谈谈自己的看法。（1994年——引者）4月22日他寄来了稿件，现已刊6月16日《 南京日报 》“雨花石”上，题为《 关于王国华和他的“太极红楼梦”的答问 》。……从周汝昌先生的上述文字中可以得到如下信息：他所支持的是王国华的“《 红楼梦 》结构说”，是王国华的研究方向与努力精神，而不是诸如“太极红楼梦”之类的花拳绣腿，然而恰恰是这“花拳绣腿”授人以柄，作为无端攻击周汝昌先生的口实。后来又有人把王国华的《 太极〈 红楼梦 〉》和“探佚学”拉扯到一起，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予以回应说：至于王国华先生的《 太极〈 红楼梦 〉》，我坦白的看法是王先生对《 红楼梦 》原著的“大对称”结构有一种会心和直感，但其学力不足以使其思考和论述臻于完善，因而有许多可落话柄的缺失和偏漏。我们既不必因为其学力的不足就完全否定他的某些合理见解，也不必把其缺失和偏漏与探佚学拉扯到一起，更不必把王国华与周汝昌画等号。（《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收入《 箫剑集 》）从90年代初以来，欧阳健① 就不断发表文章，表达一种观点：传世的几种脂批本《 石头记 》抄本是民国后的书商伪造的，一百二十回《 红楼梦 》都是曹雪芹所作。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1994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 红楼新辨 》，1996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红学辨伪论 》，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健与曲沐、吴国柱合著的《 红学百年风云录 》，2003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欧阳健著《 还原脂砚斋 》，使这种观点有了几本著作依托。这种“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的根本问题是脱离小说文本的审美实际，缺乏基本的审美素质，将“考证”与“义理”、“辞章”完全割裂开来，表面上似乎是从“文本”出发（ 所谓“避讳字” ），其实严重地脱离《 红楼梦 》文本的文学实际，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差异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周汝昌当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区别脂批本与程高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本质差异，乃是他毕生红学研究最根本的立场，怎么会接受这样荒唐的说法呢？不过，在这场辩论中，虽然周汝昌的红学体系是“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实际上想要颠覆的最主要对象，周汝昌是被针对的最主要的论敌之一，周汝昌本人却并没有成为论战的漩涡中心，而是武汉的张国光① 和以《〈 红楼梦 〉学刊 》为阵地的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一些人成为欧阳健的主要对立面。其中尤以蔡义江两篇反驳欧阳健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张国光又正是与王国华论争并“声讨”周汝昌的重要角色，所谓“两国”之一。而王国华因在北京北普陀筹建“曹雪芹祠庙”请周汝昌撰写匾额记赋等而涉及名利之争，又和京城红学界的某些人发生冲突。总之，这些争论颇有一点“混战”的味道。周汝昌由于其资历和学术成就的影响，虽然没有成为争论的“风暴中心”，但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引人瞩目。有关曹雪芹“祖籍”的争论是90年代另一大热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其大体情况是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详加论证的“丰润说”在80年代以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后来以冯其庸、刘世德为代表的“辽阳说”崛起，与“丰润说”形成对垒之势。由于冯其庸后来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和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而刘世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90年代以降明清小说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张书才（ 1938年生 ）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俱是“名公巨卿”，所以争论就有了更为复杂的背景，有了学术之外的因素。这场争论中，90年代以后的“标志”性事件有：1993年6月6日《 光明日报 》发表《 丰润发现曹氏重要墓志铭和墓碑 》的报道以后，《 中国文物报 》、《 文汇报 》、《 中国青年报 》都发表了报道，说：史学家杨向奎② 认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鋡之子，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长大。1994年1月8日，《 文艺报 》发表了王家惠的《 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 》和刘润为的《 曹渊：〈 红楼 〉的原始作者 》。1994年3月9日，《 中国文化报 》发表杨向奎《 关于〈 红楼梦 〉作者研究的新发展 》，肯定王家惠和刘润为的文章。这就是所谓“新丰润说”，其中心论点是：曹渊是《 红楼梦 》的原始作者，即小说中的情僧、石兄，曹雪芹不过是《 红楼梦 》的披阅增删者，曹雪芹也是出于丰润曹。周汝昌并不完全赞同“新丰润说”的观点，更不同意剥夺曹雪芹对《 红楼梦 》的著作权，但认为河北丰润确是曹家历史发展演变迁徙过程中的一处重要地点，具体说即曹家出于宋代济阳王（ 谥武惠 ）曹彬之后。因此周汝昌也发表文章对丰润墓志铭和墓碑的发现表示支持，认为也是曹家与丰润渊源的重要证据。周汝昌因此也成为“辽阳说”支持者的批判对象。1994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山市政协和丰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 曹雪芹祖籍在丰润 》，二十二万字，周汝昌作序。1995年3月14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专题片《〈 红楼梦 〉与丰润曹 》，其中也有周汝昌的讲话镜头。这又引起主张“辽阳说”方面的强烈反弹，召开座谈会，发表谈话，火药味甚浓。1995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编《 曹雪芹研究 》，十九万字，是倡导“丰润说”的论文集。1996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畅① 著《 曹雪芹祖籍考论 》，四十四万三千字，周汝昌、韩进廉分别作序，该书论证曹雪芹祖籍丰润，反驳“辽阳说”，成为继《〈 红楼梦 〉新证 》之后另一部主张“丰润说”的力作。1996年9月13至16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和辽阳市红楼梦学会联合主办的全国《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辽阳市召开，大力宣传“辽阳说”，否定“丰润说”。会上试播了一部宣传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电视片。会后，1997年第1辑《〈 红楼梦 〉学刊 》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多篇肯定“辽阳说”反驳“丰润说”的文章。此后的《〈 红楼梦 〉学刊 》各辑也时有同类型的文章发表。199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红楼梦研究所校订的第一版《 红楼梦 》的修订版，冯其庸于1994年7月7日改定1982年5月20日所写旧版前言，“改定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卒年部分”，宣称：“周汝昌、杨向奎先生认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但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想，是不可信的。”1997年6月辽海（ 辽宁古籍 ）出版社出版冯其庸、杨立宪（ 辽阳市委书记 ）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四十四万字。1997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冯其庸1978年版《 曹雪芹家世新考 》之增订版，五十六万字，是“辽阳说”的代表作，亦是洋洋大著。1997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① 著《 曹雪芹祖籍铁岭考 》，十三万五千字，周汝昌题诗并作序。此书具体考证曹家入辽后是首先在辽宁铁岭而非辽阳，因而提出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丰润说”关注的是曹家从宋朝到明朝时期祖先的历史，“辽阳说”关注的是从曹世选（ 从曹雪芹上溯五世之祖 ）明末到辽宁降后金（ 即后来的清朝 ）以后的历史，严格说二者并无实质冲突——只是争何者为曹雪芹祖籍学说的“正统”而已，真正与“辽阳说”形成直接对垒的是“铁岭说”。1997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张书才《 “丰润说”证论评议 》及李广柏② 等人的文章，此后各辑时有相关文章发表，从“辽阳说”的立场上对“丰润说”、“铁岭说”质疑。1998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刘世德著《 曹雪芹祖籍辨证 》，是刘世德多年来所写坚持“辽阳说”论文的结集，四十万字。1998年6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畅、冯保成主编《 曹雪芹祖籍论辑 》，周汝昌作序，是坚持“丰润说”的论文集，三十一万二千字。2001年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金鑫合著《 曹雪芹家世新证 》，周汝昌作序，继续论证“铁岭说”，三十八万四千字。2001年8月16至18日在铁岭召开全国《 红楼梦 》文化研讨会，周汝昌出席并在会上发言，说：“铁岭出现了李奉佐、金鑫二位出色的学者，他们对曹雪芹关外祖籍的研考作出重大的贡献，考定是在铁岭城南四十里的腰堡。我之此来，是为了朝圣——朝拜这一胜地，并向李、金两位致以敬意。”（ 2001年第4期《 红楼 》）2002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冯其庸《 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 红楼梦 〉的关系——对一个争论了半个世纪的问题的梳理和透视 》，重申“辽阳说”为唯一合理的结论。2003年12月九州出版社出版金鑫、李奉佐主编的《 红学求是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年文集 》，五十九万五千字，论文集分三集：上集是“曹雪芹与《 红楼梦 》”，中集是“曹雪芹关外真祖籍是铁岭”，下集是“《 红楼梦 》和伪续研究”，三集的主体内容都是周汝昌学术观点的衍伸。周汝昌为此书作序，序末有五言绝句四首，其第一首曰：“何以念雪芹，编书为求是。铁岭有祖居，世代犹能誌。”2004年6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和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之续集，三十六万字。2003年1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周汝昌著《 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 》，共三十六万九千字。这是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生平、家世问题的一部新著，当然也包括了祖籍问题。它在考证方面承接《〈 红楼梦 〉新证 》，同时吸收了王畅、李奉佐等人的意见，而又提升到了“氏族文化”的理论高度。《 红楼家世 》的书名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两个基本的学术立场。其一，曹雪芹的家世研究与《 红楼梦 》的文本研究是密切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曹学与红学有分有合，分的一面是表相，合的一面才是实质，因此才能将曹雪芹家世称为“红楼家世”。作者在《 自序 》中开宗明义：“所谓红楼家世，即是雪芹家世。这是本书的大旨要义。这是因为，《 红楼 》一书，含有很浓郁的自传性成分。”其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目的与视野都在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文化“根源”——落足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也就是作者在《 自序 》中所强调的：“‘家世’一词的概念范围，实际上包含氏族文化这个中华文化上的一大特点……我心目中的‘家世’，又不只是一般所拘解的‘祖籍’‘家世’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我所以致力于家世研究，正是为了追寻雪芹身上的文化积累、造诣，以及他的宇宙、人生、社会观的思想真源及客观因素。我并没有把这个课题狭隘、庸俗化，以致使之成为一种令人齿冷的‘地点之争’。”简言之，这个书名实际上勾勒出了从“自传说”到“文化论”之周氏红学研究历程的轨迹。本书开首的《 曹雪芹氏族家世简表 》及其后三篇《 从“三曹”到雪芹——中国“氏族文采”说之初议 》、《 曹雪芹的根：“诗礼簪缨” 》和《 释“诗礼簪缨之族”——红楼绎史之一 》把《 红楼家世 》的立场、构架表明，可谓全书的“总纲”。续后诸篇则是各种具体问题之微观的考索和论证，曹雪芹的生年和卒年，“丰润说”、“辽阳说”和“铁岭说”的辨析驳议阐释，“曹雪芹小像”的真伪和“奇特命运”……都是红学界争论得热火朝天且至今余波未息的“热点”。既从小说文本中寻绎家史的密码信息（ culturalcode ），又以家史原型的蛛丝马迹来阐释小说文本的形象命意。如果要说得更具有理论意味的话，那么可以说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与研究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法互相融会结合的方法论特点，曹学与红学，家世与文本，文学与文化，在周汝昌的视野中，是“互文”（ inter-textual ）的。许多具体问题还可以也应该继续讨论争鸣，但《 红楼家世 》至少在两点上有启示意味，一是考证不应该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而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视野和目标，有一种人文精神；二是正视历史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并从而开创“以小说证史”与突出“综互合参”考证方法的新实践。考证使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光环更加灿烂还是愈益黯淡？红学考证能不能脱离文学感悟而达到纯粹的“科学”？这里面其实存在着深广的理论探索余地，特别是在当今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之时，更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紧密联系，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也由简而繁，自浅入深。从1964年2月十三万字的《 曹雪芹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到1980年4月十八万七千字的《 曹雪芹小传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 原书只有出版年份，无月份 ）二十四万字的《 曹雪芹新传 》（ 外文出版社出版 ），再到1999年10月三十二万九千字的《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 东方出版社出版 ），一共四次写曹雪芹的传记。《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后来又略加修订，变为四十万八千字的《 文采风流曹雪芹 》于2004年3月由山西的书海出版社重新推出。作家出版社2004年4月则出版了赵华川绘图、周汝昌配文的《 曹雪芹画传 》，是一种普及读本。有关曹雪芹本人的历史材料是奇缺的，因此写曹雪芹的传记，其实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周策纵在为《 曹雪芹小传 》写的序言中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好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可是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周汝昌居然一写再写三写四写，真可谓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是曹雪芹的异代知音。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注意凸显曹雪芹其人与《 红楼梦 》其书是中华文化的具现与典型这一核心思想。《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十二章正文再加《 雪芹赋赞 》、《 绪篇 》、《 楔子 》和《 附录 》，将曹雪芹的家族身世从蛛丝马迹中勾勒描绘出一个清晰鲜活的轮廓，但更重要的，是贯穿于这些“故事”中的灵魂，那既是曹雪芹的灵魂，也是《 红楼梦 》的灵魂，更是中华文化“华林”的灵魂。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有趣的，即在曹雪芹身上，凝聚了中华文化诸多复杂的因子，不仅有汉族文化的，而且也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对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考证中，最能体现周汝昌“悟性”挂帅、“综互合参”研究个性而电光一闪豁然开朗的是对曹雪芹生年的考证。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句，到小说文本中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到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芒种节的核实查对，考定曹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这也就是《 红楼梦 》中作者暗写的贾宝玉的生日。这样的考证的确是“前后交互合推”，“理据是明晰而且充分的”。这样的考证绝对不是那种只知重视死“证据”，再作一点形式逻辑的表面文章，而完全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不知融会贯通的所谓考据家所能梦见。更非抓住手抄本上一个字的“避讳”问题就想入非非牵强附会以建立“新体系”的“考证”可同日而语。在周汝昌这里，发现证据是要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有机结合的，是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互为表里的。能悟到小说文本中暗写了贾宝玉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就绝不是艺术感觉薄弱的人所能达到。周汝昌超过别人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悟性，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综互合参”的能力，也就是掌握了“辩证法”的卓越体现。90年代，《 北京大学学报 》的主编龙协涛（ 1945年生 ）约请周汝昌写文章，1995年第4期发表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的长文。这是趋近世纪末的“反思”文字。全文共分九节，小标题分别是：“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历史根源”、“‘新红学’的科学性”、“‘新红学’的不足之处”、“王国维与陈蜕”、“鲁迅大师”、“艰难的推进”、“红学的悲剧性”、“一点展望”。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新红学”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层次的研索方向迈往直前，竿头进步。鲁迅对《 红楼梦 》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我素来以为，这才是够得上“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亦即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读者随着我们前文的笔踪一路而来，应该对这些表述不感到惊奇了。周汝昌的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实话实说。但对红学界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以主流自居的学者来说，这些话当然是非常刺耳而无法容忍的。于是，一波新的“批周”浪潮又汹涌而起。一批“商榷”的文章纷纷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胥惠民① 的《 读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 兼说〈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品格 》（ 1996年第3期《 红楼 》与1996年第3辑《〈 红楼梦 〉学刊 》）、贾穗② 的《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驳议周汝昌先生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 1996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李广柏的《 世纪之末纵论“新红学”—— 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二三事 》（ 1999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等。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想见其内容和情绪了。而杨乃济① 的《 马二红学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 ）更是对周汝昌批驳指斥，行文情绪化很浓。当然，“拥周派”也不是没有，比较典型的，是严中写了反驳贾穗文章的“五评”（《 红楼续话 》）和史直生（ 阎肃临 ）写了针对胥惠民的《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 1997年第1期《 红楼 》）。这些文章或义正辞严，或辩锋犀利，真可谓针尖对麦芒。笔者写了一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1997年第1期《 山西大学学报 》，收入《 箫剑集 》），则是从学理上呼应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中的论点，指出：“《 红楼梦 》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 红楼梦 》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 红楼梦 》研究，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擞的文化事业。”“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从本质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 石头记 》呢？”北京的华艺出版社于1998年7月推出“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一套共六种：《〈 红楼梦 〉新证 》、《 曹雪芹小传 》、《 红楼访真 》（ 即《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红楼梦 〉真貌 》（ 即与周祜昌合著的《〈 石头记 〉鉴真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虽然都是旧著新刊，却也有一些小的变化。如《〈 红楼梦 〉新证 》去掉了前面的“写在卷头”，改换成“第一章引论”，加强了文化理论的点豁，开门见山就提出：“‘红楼梦现象’是中国大文化的一种显相，绝非文学艺术的观念所能阐释。理解曹雪芹的这部伟著，离开中国文化是什么也弄不清的。……这样的一部书，面貌体裁是中国的野史稗官，实质是中国的文化集成体现。”这就十分明确地把《〈 红楼梦 〉新证 》终极的研究目标即文化品位标举出来，并特别论及“雪芹与庄子”的渊源：“雪芹并不是一位‘小说家’（ 比如像他以前的无数才子佳人之作与后来的《 啼笑因缘 》的作者等流辈等量齐观 ），而是与庄子并列抗衡的哲士高人、大师巨匠。”并将笔者关于曹雪芹与庄周作比较之十点异同的意见，以及辰戈（ 王畅 ）关于“曹学”与“红学”之关系的意见，皆写入其中。总之，是明确《〈 红楼梦 〉新证 》并不仅是一部“考证派”的著作，而是“考证为了文化和思想”的。以此为契机，1998年11月19至21日在北京市南的北普陀曹雪芹祠庙召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燕京大学校友会等十三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庆贺周汝昌八十寿辰、从事红学五十年暨“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首发式的学术讨论会，主办人为北普陀影视基地董事长梅子女士与河北省丰润市政府、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以及辽宁省铁岭市政府。新华社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贵州省的《 红楼 》杂志1999年第1期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大会发言和提交大会的论文等。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韩进廉致开幕词，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张庆善发表了祝贺讲话，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宣读了贺函，李希凡和蔡义江也作了大会发言。美国的周策纵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 1928年生 ）等寄来贺画、贺诗等，天津的朱一玄① 和石建国来函倡议尊周汝昌为“红学大师”，周汝昌的老友上海红学家邓云乡（ 1924—1999 ）亦到会祝贺，并赋七言律诗：京华旧梦吾能说，一入红楼便欲迷。世事过来真亦假，繁华回首是全非。荣宁寂寞同王谢，宝黛排场似弈棋。为祝周翁康而寿，先浮卮酒贺期颐！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亲朋好友送礼致贺，有大幅红寿字中堂，九十九朵的绚丽杜鹃花，玉寿星……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 1911年生 ）填了一阕《 南歌子·寿周玉言八秩初度 》祝贺……这次盛会得以实现，真正的“原初动力”其实是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王畅，他是最积极的发起、组织者。会议有某种“丰润说”、“铁岭说”向“辽阳说”较劲的意味。因此前一年（ 1997 ）北京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王畅等“辽阳说”的反对派虽经努力而未能与会（ 周汝昌则虽在京而拒绝出席 ），乃赴京私下拜访参加大会的周策纵等国际上的红坛“大腕”，赠书访谈。下面是一封周策纵写给王畅的信：王畅先生：奉到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邀请书，本拟赴会与诸君子接席欢叙，无奈正准备远出，诸事蝟集，无法抽身。兹附上小诗一首，以祝汝昌老兄八十大寿，如能印出分发，当可一表微忱也。大会文件，尚乞惠寄，以便得读各方高论为幸。去年八月在京，蒙大驾过访，并承惠赐大著，更得聆教益，犹在念中也。专此即颂研安周策纵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另纸：八十松龄正少年，红楼解味辟新天。两周昔日陪佳话，寔证相期读后贤。据一九九五年统计：美国百岁或以上者共五万二千人，预计二○五○年时将达七十二万三千人，此皆未计亚裔移民及印第安人也。杨联升兄尝致函与我云：八十岁人犹是少年耳。海外红学家往往戏称汝昌为东周，我为西周，故有两周之称。汝昌学长兄八十大寿誌庆周策纵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陌地生周汝昌在这一段时间前后亦与王畅有多封来往书信。王畅给笔者寄来周汝昌赠他的诗一共七首，兹摘录其中二首：一文心郦学擅研求，俊彦今推古涿州。更有曹红新考辨，伪儒陋士尽低头。二健笔凌云破阵功，黄钟大吕正声洪。高文何患无知赏？巨眼欣看一世雄。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还有不少后续的影响结果：《 北京大学学报 》于1999年第2期发表了该学报主编龙协涛访谈周汝昌的《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1999年岁末，文化部颁发《〈 红楼梦 〉新证 》获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周汝昌讲《 红楼梦 》的节目……笔者在观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之后，正逢岁尾年头，即写了两首绝句向周先生恭贺新春：一荧屏讲梦字琅琅，古韵遗馨老凤凰。更喜龙门新受奖，百年红学感沧桑。二揭竿国学大旗扬，风雨红坛独擅场。可得后来多慧士？灵犀顾曲仰周郎。所谓“揭竿国学”即意指周汝昌与龙协涛谈话中提出的命题，笔者并撰写了一篇呼应的文章《 对“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的一点理解 》（ 后刊发于2003年第6期《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此文写出后，曾首先奉寄周先生过目，周先生于1999年10月20日来信谈读后感说：“你将主题提高到一个很新的高度，涉及了许多带根本性的文化问题，比我原先设想的要丰富得多。”并赋诗一首：眢井死潭谁浚洗？枉投石玉空沉底。徘徊不见波澜生，殷勤犹望英才起。新篇立意不寻常，红学国学纲领张。梁生素慕庄生道，也为曹侯心意降。“红学国学纲领张”，这里面有什么真旨奥义呢？“新国学”的提出，实际上涉及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西学与国学的消长、争持和融合的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文革”的“破四旧”，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科玄之争到八九十年代的种种论争，都是“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巨大历史变迁痛苦激烈的内心冲突。从整个趋势来看，西学长而中学（ 国学 ）消乃是“历史潮流”。在20世纪向21世纪交替嬗递之际，则更呈现出新的形势和情境，即当中华民族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生存危机问题而开始以一个泱泱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它是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人格和精神风貌？是否应该继承、发扬和光大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尖锐。这就牵涉到对过去一百年来西学长而中学消这一“历史趋势”的重新认识和反思。西学与中学的错综纠葛在《 红楼梦 》研究中长期存在而且格外尖锐。近百年来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 更遑论一般“民众” ）都不能从根本的精神实质上全方位把握《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真谛，构成了百年误读的“《 红楼梦 》现象”。因此周汝昌所谓胸怀一个文史哲“大文科”的文化立场和视野就很耐人寻味。他说：“我们中华文化从来的治学要求是词章、义理、考据‘三才’俱备，必如此方称上乘，否则只够一个‘偏材’而已。”曹雪芹的《 红楼梦 》是“‘三才’俱备”的，而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多是“偏材”，因此发生了大量误读、错解和曲说——造成此种情况又是失落中华文化本根珍粹的结果（ 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 红楼梦 》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此实不足为奇，追根溯源，中华文化本来就是艺术型的文化。90年代后期以来，周汝昌还出版了好几本文化随笔结集和论文选集，随笔大多数是对生平遭遇和治学历程的回忆文章，也有某出版社约稿的“自选集”一类。这当然也有一些“市场化”因素的推动，有少数文章在几本书中重复出现。这一类型的书有：《 岁华晴影 》（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 胭脂米传奇 》（ 华文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 》（ 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脂雪轩笔语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 北斗京华 》（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 天·地·人·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等。这些书的出版，再加上《 红楼小讲 》（ 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和《 红楼夺目红 》（ 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的热销，对于普及周汝昌的红学体系和让读者了解周汝昌其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红楼小讲 》十七万四千字，《 红楼夺目红 》二十万字，都是以随笔体写的普及性文本，但这种普及工作却做得十分有特色。随笔式的文体没有“论文”的僵硬面孔，能让一般读者更容易阅读、入境。同时，这两本书表面上信马由缰，实际上内部存在着严密的学术体系，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更突出的是，书中内容并非全是已发表过观点的重复，而有许多第一次提出的新发明。这一点在《 红楼夺目红 》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四春与八鬟”，讲到了贾家四春八个丫鬟的命名，比过去只注意四个丫鬟又进了一步，也就是对曹雪芹之文心更细致的体察，对《 红楼梦 》文本更深度的进入。此外如“宝玉的十小厮和四男仆”、“龟大何首乌”、“只有湘云是满红”等，都新意迭出，让人灵窍顿开。万派归源，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是中华文化精义的一种学术实现。那么这种中华文化的精义又是什么呢？用《 红楼梦 》里的话语说，就是“正邪两赋”，就是“痴”。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正好十分有趣地体现了这种“痴”，有了这种“痴”，才一往情深，才无怨无悔，才生慧心，具慧眼，成慧业，达到了“人书合一”的境界，就是研究者超越了“知识”和“学问”的界面，而达到了与研究对象“灵性”的交流。这就特别能轶出常规的思路，破除各种教条的束缚，特别是对那些已经积淀下来的“人人都这么说”的所谓“定论”一类说法。周汝昌的这些随笔式红学著作，让人联想起俞平伯的《 读〈 红楼梦 〉随笔 》。其实，最能体现俞平伯学术水平的不是《〈 红楼梦 〉研究 》（《〈 红楼梦 〉辨 》），而是《 读〈 红楼梦 〉随笔 》和《〈 红楼梦 〉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显然，《 红楼夺目红 》比起《 读〈 红楼梦 〉随笔 》来，无论思致和境界，还是深度和广度，都更上层楼了，这当然也是红学“历史性进程”的自然发展。这也彰显了周汝昌才是俞平伯“文学考证”和“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之真正的继承人并予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两本“随笔”是两位红学研究者的红学研究由基础的考辨论证而进入高级的“自由”状态的表征。因为只有“随笔”，才能完全摆脱“论文”的“智障”，才能真正进入“逍遥游”的境界，才能由“学”而跻“灵”。当然写随笔，有时行文就不十分严密，这对于悟性不够而偏执于“形式逻辑”的读者来说，就会造成接受的障碍。比如《 红楼夺目红 》中对黛玉的批评和对湘云的赞美，对宝玉生日夜宴没有描写请史湘云前来而湘云却成了宴会的女主角等情节的解说，都引起了读者的误解。其实只要再加上几句话，如写史湘云“夜宿”怡红院只是通过芳官来象征，并不是真写史湘云与贾宝玉同床共枕；黛玉和湘云的异同，似也可从“两个湘妃”不同的性格特征对照之艺术角度来讲说，不一定要有褒贬口气。这样就可避免有的读者发生误解，疑问“赞霞何必贬潇湘”，甚至连王蒙① 都要说“周汝昌先生爱上了史湘云”（ 2005年3月20日上海《 新闻午报 》发表《 金庸王蒙话说〈 红楼梦 〉》）一类俏皮话了。但《 红楼小讲 》和《 红楼夺目红 》的确起到了扩大影响的作用，也就是笔者提出的“人间红学”之体现。这种势头的继续演变发展，则是周汝昌在新世纪被多次邀请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对大众作红学和古典诗词的学术演讲，接受各种媒体记者采访。特别是2003年底中央电视台10频道（ 科学教育频道 ）《 百家讲坛 》推出“新解《 红楼梦 》”系列节目，在全部十二讲中周汝昌一个人占了六讲，而且其“文采风流”的荧幕形象和演讲效果，当真如《 红楼梦 》中贾元春归省时命众姐妹作诗，林黛玉“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过黛玉虽有这种愿望，由于元春命一人只作一首而未能实现，周汝昌则水到渠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百家讲坛 》节目编导孟庆吉在编创手记《 我看红学大家 》（ 央视国际2004年4月13日 ）中这样说：最让我感动的主讲人是八十六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作为我国红学界考证派的主力、新中国研究红学的第一人，周老先生的渊博学识有目共睹……聆听周老演讲，会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在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的讲述中精细、传神地承传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这样说，这次系列节目如果缺少了周老，那一定会失色不少。我对周老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深刻敏锐的领悟能力和挥洒自如的演讲风采。在拍摄《 周汝昌答疑〈 红楼梦 〉》节目的现场，每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周老都能不假思索，随口道来，而且回答是那样的准确、力透纸背。……难怪有人为老先生赋七律一首：“五十年来运多舛，不认红坛认杏坛。自云解味深解味，能聆玉言晓玉言。旧牍六通开先路，新证一卷领后员。障目盲听何足患，挥洒文心又一篇。”周汝昌成了与丁肇中、蒙代尔、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等并列的《 百家讲坛 》播出前之镜头标志性人物之一，每天都在电视荧幕上亮相。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 大家 》栏目又为周汝昌制作专题访谈节目，在制作节目前，编辑周文福先生参阅了笔者刚刚脱稿的本传记电子文本。与此相关，还有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 红楼梦 》演员的二十年再聚首（ 其巨幅背景题字即周汝昌书写 ），电视连续剧《 曹雪芹 》在中央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并引起争论（ 周汝昌又成了被红学界批评的对象 ）……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实际上都促成了一种社会性的《 红楼梦 》热，当然也就提高了周汝昌的知名度，强化了周氏红学体系的影响。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成了“让古典走向流行”的一个标志，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持续不衰的全社会关注《 红楼梦 》研究的热潮。在全社会“红潮澎湃”的背景下，原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库中之清代孙温绘画的二十四册二百三十幅全本《 红楼梦 》绢本图册也被重新发现。图册有一幅画上注明作者孙温是河北浭阳（ 丰润 ）人，据考证大约生于嘉庆年间。博物馆馆长刘广堂积极筹划活动，于2004年秋季先后在旅顺博物馆和北京中国博物馆公开展出，并由作家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了画册。出版的画册上请周汝昌在每一幅画上都题了一首诗，前八十回是七绝，后四十回是五绝，一共题了二百三十八首诗。当然周汝昌的年龄和目力都已经不允许每首都用毛笔书写了，只能全部以印刷体付印。周汝昌在“后记”中写了对画册的八点意见，与早已流行的清代改琦的人物绣像等作比较，认为以前的流行本多为“单色钩线法”，而孙温的画册却是“着色彩绘绢本大幅”、“其工细数倍于一般常见的上品红楼画”，“令人赏玩不置，堪称珍品”。其第三点意见更云：“从画坊题名看，以‘绘素’为水平最高（ 用《 论语 》‘绘事后素’一典 ），而其创业者为曹铨。丰润曹氏为四大家之一，雪芹上世即从丰润祖籍迁往关外铁岭者。今按孙温号沁香者，显即沁芳之变词。又白云山馆者，应在丰润白云岭，即曹氏上世酿酒作坊所在。蛛丝马迹，表明孙温与曹氏有密切关系，或为至亲，或属世谊。值得深入考查。”在后记的结末更题一诗曰：名斋绘素溯曹门，工细堪惊气度尊。定有荃公监画脉，试寻家法证孙温。不过，新世纪最能体现周汝昌红学贡献的学术成果，则是十卷本的《〈 石头记 〉会真 》（ 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及其普及本《 周汝昌精校〈 红楼梦 〉》（ 海燕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 石头记 〉会真 》的署名顺序是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这是长达半个世纪历经坎坷曲折两代人通力合作最终完成的一部校订《 石头记 》的大型文本。周汝昌在《 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3年第3期 ）一文中说：“在笔者看来，第一是重新校订出一部更好的《 红楼梦 》版本，质量应胜于迄今已有的各种校订本。第二是多作些解读、阐释的功夫，即在可靠的、比较接近雪芹原文真笔的文本基础上，对其内容的各方面不易领会的文采、语味、情势、习尚、礼数、伦理关系、道德标准、时代标志、历史背景……多作些解说和评议。这种实际贡献，大大有助于广大读者阅读时的理解与欣赏……”《〈 石头记 〉会真 》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些比较好的流行标点本，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还缺少尽善尽美的文本。应该说，《〈 石头记 〉会真 》与《 周汝昌精校〈 红楼梦 〉》基本上使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当然，可以想见，在个别字句上仍然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已经无伤大雅了。周祜昌的一个孙女周颖① 给笔者传来一篇《 红楼大会校本〈 石头记会真 〉之诞生记 》的长文，其开首云：历经五十六载寒暑，倾注了周祜昌、周汝昌兄弟一生心血的红楼大会校本《〈 石头记 〉会真 》终于付梓出版了。为了理想而执着，为了理想而痴迷不悔，穷其一生从未放弃的周氏兄弟总算对自己有了个交代，总算对曹雪芹有了个交代，总算对五十六年前自己立下的宏愿誓言有了个交代。已然八十六岁高龄的周汝昌老先生亦足以用这一套十卷本的《〈 石头记 〉会真 》告慰地下的兄长。早在2002年周汝昌接到《 会真 》首、二两卷样书时，就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携手从事，誓志唯坚。风雨如晦，至辛至艰。今日见书，五十四年。亦喜复悲，展卷泫然。兄当含笑，英灵在天。数语敬告，难到坟前。”五十六载岁月悠悠，足以改变世间的一切，足以残忍地将一切之美好从你身边带走，甚至包括生命，唯有你心中坚定的信念，为理想而执著无悔的信念动摇不得，抹杀不得。任岁月流转，信念是心中的火种，只会越燃越旺。正是愈燃愈炽的火焰，燃烧了两个青年，历尽万难，犹百折不回，终其一生，无怨无悔。文中有完成《〈 石头记 〉会真 》各个阶段的遭遇记述，下面择要摘录，亦可管窥蠡测矣：1955年祜昌进京探望病后初愈的汝昌，祜昌言“旧著中史料一章乃一书主干，断不可忽，宜加整顿，为后日增订之基因”，于是兄弟二人“议定拆书（指1953年版《〈 红楼梦 〉新证 》——引者）两部，剪贴编排，多留余空，以备落笔”（引自周汝昌1977年一段笔记）。于是祜昌承担了此繁复之工程，即时动手。当时周汝昌住北京东直门南小街，巷东口以南有一“天立轩”小茶馆，“祜携剪、糊、纸张日坐其间以为之，余则偶就视小谈或携稚子建儿以往，儿遂归家语人曰到四伯家里也”。有小诗曰：“剪贴规模史事尊，小街西侧定巢痕。儿言都在伯家坐，故址谁谙天立轩。”然而，初战告捷的喜悦尚未来得及品味，即被迅速袭来的历史洪流淹没了。“四旧”缴公，整批资料悉数上交，接连数次抄家，书籍手稿，巨册零笺，片纸无存。这个打击无疑是沉重的。“我们二人都曾被关进‘牛棚’，形势异常严峻。可是我们依然满怀信心，一旦恢复工作条件，还是要继续誓为真《 红楼 》奋斗下去。”兄弟二人“誓为真《 红楼 》奋斗”的信念不移，便没有任何困难能将他们吓倒。资料悉数散佚，“所有运用之版本、搜辑之异文、校勘之记录悉付云烟”，在艰苦异常的工作条件下，从头再来，纵有万难，亦不能阻止两颗火热燃烧的心。不幸之中又何其大幸，留置京中的剪贴本的一小部分未遭损毁，得以保存下来。祜昌在残存的基础上，迈步从头越。1986年大会校本完成抄定稿，亦确定书名为《〈 石头记 〉会真 》。每九回为一卷，八十回分为九卷。以甲戌、在苏、杨藏为正宗，参以众本，审辨取舍，以为初稿。后脂批朱笔附之，按语附之。诸本简称甲、蒙、戚、己、庚、杨、苏、舒、郑、觉、程；批语按位置分类，行侧批简称“侧”，眉批称“眉”，双行夹注批用“双”，回前批用“回前”，回后批用“回后”。脂批集大成，各就其位楔入正文，批语异文不作校勘，保持原状，以资考稽。每回书后又附著录本子存缺表和脂砚斋批语分布表。1987年此书初稿写讫，“时槐花初放，凌霄五尺高”。又是一年槐花香，四十载花落又花开，见证了四十年间常人难以体尝的“为芹辛苦”，见证了四十年常人更难以理解的“痴心真意”。……为节省纸张花销，悉数搜罗各色纸张，正面印有表格、图案者，皆用背面；所有纸张皆祜昌一手裁制，一手线缝装订，此一项便费时费力。况手录几百簿书稿，过千万字。一村叟弱躯，一力完成。何谓痴？一生无欲无求，只为一个信念，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周汝昌于1989年重回故里，与兄长再次合作，“逐字细研，敲定，重作了异文，大取舍，发现了许多重要特色”。由于汝昌耳目早坏，兄弟之间的校字定稿，只能取奇特的“口耳校”，祜昌手拿书稿，冲着汝昌的耳边大声喊话，拂手在耳的汝昌好不容易听明白后阐发己见，几番喊话后祜昌记下两人商定的结果。多年来，兄弟之间的合作就是以这种奇特的“口耳—读听”方式艰难地进行着。四十余年的痴心真意，为芹辛苦，再苦又何惧？……沽中合作二十日后，祜昌又随汝昌入京，二人一处两月余。逐字逐句敲定第九回，祜昌回津。不足两月，祜昌突发病症，住院八十余日。病后初愈，继续核校重录书稿。其间又一次住院休养，不多日出院后，仍笔耕不辍，伏案抄写，重新装订。由于祜昌病恙在身，体力渐微，所以进度渐缓，但一丝不苟，从不敢懈怠。至1991年2月底，七十八回抄竣。此年6月祜昌再一次入京，与汝昌继续又一轮的定稿工作。两个月成绩斐然，最后由周汝昌从众多异文中选定某本的最佳文字，写出按语并说明选择取舍的学术理由，初定稿至二十七回，第三卷完成。祜昌回沽后，继续核校及各项补遗完善工作。……在校红治红的几十年中，兄弟二人想尽办法，一直苦苦找寻愿意接收此书稿的出版社。尝试的许多办法，付出太多努力尽付流水。……八十年代的后期，缘于张之先生的热情介绍和促成，联系到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刘建生先生，刘先生很是热心书稿，经过协谈最终敲定河南人民出版社接收书稿，出版《〈 石头记 〉会真 》。几经周折之后，《 会真 》终于有了归宿。1991年11月18日，河南人民出版社派人到咸水沽了解此书的格式和汇校情况，以便考虑如何做好繁体字、竖排版等问题。看到四十余年的辛劳没有白费，年近八十岁的祜老像孩童般的欢喜，满心期待着最后定稿的完成与付梓出版。然而天不遂人愿，祜老的健康每下愈况（引者按：成语“每下愈况”出《 庄子·知北游 》，后讹作“每况愈下”），已无力进京与五弟合作了。无奈之下将二十七回以后的书稿送至北京，由汝昌和助手（小女儿）伦苓继续下面的定稿工作。1992年周汝昌和出版社签订了《〈 石头记 〉会真 》的出版合同。然而，最让人遗憾的是，祜老未及等到定稿完成就离开了。1993年2月5日（旧历）周祜昌先生因病辞世了，他于1913年2月7日（旧历）来到这个世界，毕生主要精力贡献于为恢复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而奋斗的事业，终于带着对雪芹的无限眷恋和无语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一生的执著，无悔的痴意，却未能见到《 会真 》出版，不能不说是祜老此生最大的憾事，最无可奈何之事。周贵麟又寻出周汝昌赠周祜昌的一首诗，“乃1986年春暮要写‘蒙府本《 石头记 》’之序，特函邀祜老来助（ 因赴美之杂事皆要办理 ），此次兄弟来聚，匆匆不忍别，故‘清晨’句是相聚而看天气，怕下雨也，‘群’即聚义”（ 周汝昌2005年3月致周贵麟信 ）：京华喜聚易兼旬，笔墨欢联又惜分。午夜商红那忍睡，清晨虑雨尚疑群。功高劳苦来襄我，任重艰难总赖君。忘倦不疲缘底事？野家长是献青芹。周贵麟于2005年7月7日又抄来周汝昌一首诗，乃“1995年春季，我给叔父去信叙清明节，我们兄弟姐妹为先父上坟情景。叔父复函中有怀念亡兄祜昌先生诗作一首”：已隔幽明思对语，梦中言笑若平生。读罢阿咸书一纸，几回忍泪莫纵横。（ 阿咸是称侄儿的典故 ）《〈 石头记 〉会真 》书稿后来又在出版社耽延了十余年时日，一是出版经费问题，二是文稿特殊，难觅能承担任务之合格的编辑、校对的问题。书稿由河南人民出版社转至海燕出版社，在出版社苦苦寻找了五年后，河北邯郸的侯廷臻① 先生不畏艰巨，作为特约审校担此大任。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侯先生耗费了五年心血完成了书稿的全部审核校勘工作。2000年河南安阳的张焕斌先生，作为特约编辑，为书稿的付梓出版同样付出了非比寻常的辛苦努力。周汝昌在《 会真 》的“后记”中说：“本书得以出版问世，全由责编刘建生、特约审校侯廷臻、特约编辑张焕斌三位先生的逾乎寻常的热情与毅力，克服了万难，历时长达十数年之久，方得梓成。张之先生则起了重要的介绍与促成的作用。在此仅一声谢字，何能表我深衷之万一！”由于书稿的特殊性，前人从未有过这样的大会校写定本，这付梓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也异常艰难和复杂。校者、编者不停地与作者进行交流和沟通，作者应校者、编者的要求，有些地方需要再一次复查、补遗、修缮，在款式格式等诸多细节上反复讨论修改，这主要靠周伦苓投入精力，做了大量细致工作。周汝昌以八十高龄，耳目俱损，在逐字定稿后，又认真敲定了全部按语。这些按语承载着中华文化诗文、书法、绘画、民风民俗等历史文化信息，是《〈 石头记 〉会真 》的一大重要特色。依照出版社的意见，周汝昌又撰写了第十卷，收入胡适与周汝昌的所有通信、探佚论文、原以单行本出版过的《〈 石头记 〉鉴真 》（ 周祜昌、周汝昌合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 ）、《 红楼真本 》（ 周祜昌、周汝昌合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以及《〈 红楼梦 〉的真故事 》增补本、评论北京师范大学新发现《 石头记 》抄本论文等等内容。《〈 石头记 〉会真 》首创了逢异即断、具录对照法，即凡碰到字句在不同版本有异文，就断开句录出异文，再另起一行接续断句，这无论从编辑体例、表达方式甚至格式上都区别于以往任何版本。而为什么叫“会真”而不叫“汇真”呢？周汝昌说：“会者，聚集义，领悟义；真者，雪芹原著文笔真面貌、真风格、真意旨、真精神。”也就是说，《〈 石头记 〉会真 》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版本的异文罗列在一起就算完事，而要在需要时作出分析判断，说明错讹演变的可能原因，何者可能是曹雪芹原笔真貌。这当然不仅仅是校勘，而包含思考和领悟，这又涉及“文、史、哲”和“考据、义理、辞章”的“三才会通”了。在《〈 石头记 〉会真 》的出版过程中，周汝昌与侯廷臻等编、校人员也有许多通信。侯先生给笔者寄来几份周先生的信件复印本，今引录“甲申（ 即2004年——引者 ）一月初三”所写一封的某些段落：接信时张焕斌先生刚走——他为“简本”的一些细节特来协商，大局已定。《 会真 》命苦，没想到遇上了你们两位仁人君子，思之欣幸！“萃文”之义，曾有人解为“苏州书商”，全不可能！我意“萃文”即木活字“异称”，因乾隆时称之为“集锦”，随后称“聚珍”，可证皆喻活字“拼凑”意也。宫内只“武英殿修书处”有木活字刷印所，却设在西华门外——与东华门的文华殿无涉，亦后人易闹不清之事。你说卡氏（ 指旧俄卡缅斯基，他于1794至1807年间来中国，曾购买萃文书屋本《 红楼梦 》回俄国——引者 ）所购为甲或乙（ 指程甲本或程乙本——引者 ），皆有可能，甚是。我与你五年多未见了，老了一大块！目坏濒盲，对面不识人，双层放大镜看不见了！苦甚苦甚。写的字已难认。头脑还行。每日弄笔。乱七八糟，杂事应酬忙不可堪，虽如此，“随笔红学”又积了很多，只顾不上编——印了也会有“市场”。下面是周汝昌赠侯廷臻的三首诗：诗赠廷臻先生（ 2002年10月 ）相逢同世作痴人，一片丹诚助会真。岂是邯郸寻梦枕？翻经截伪忆禅因。自注：唐太宗命玄奘译佛经“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玄奘助者道内法师乃姓侯氏也。《 会真 》十卷已装成不禁百感交集（ 甲申四月 ）会真十帙报装成，校字辛劳百感生。多谢故人分鼎力，千秋事业义非轻。诗赠侯廷臻（ 2003年1月5日 ）邯郸推枕即南柯，石头记梦岂同科。多情著书百八卷，潇洒浩荡流江河。小人诡计施删篡，毁貂续狗十丈魔。明眼识鬼人反怪，颠倒黑白悲慨多。奋起为芹雪污秽，奇冤沉海当云何？五十余年孤愤在，晚得侯君同挽戈。倾盖之缘乃不渝，力助成功功不磨。德功言者皆已立，曾废寝食形如疴。辨析毫芒匡疏失，细绎文意悟变讹。几易寒暑犹矻矻，大业行看春气和。书来索我题诗句，衰残尚可事吟哦。何以报君乏俊语，故发俚词歌长歌。文虽不美意则重，系之雁足度云罗。维时大雪妆大地，神州禹甸敷琼珂。遥贺新年康且乐，更教椽笔墨生波。书成举觞为芹寿，喜泪喜酒齐滂沱。右七言赠侯廷臻，信笔为句。岂敢与退之长歌比美？聊以纪事云尔。从《〈 红楼梦 〉新证 》到《〈 石头记 〉会真 》，可以说是周汝昌一生治红学的两个最具有标识性的“里程碑”，二者都是“集大成”式的著作。作者与版本这种基础和背景问题搞得越清楚，进入“文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才能够越本真越深入，红学因此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石头记 〉会真 》一出版，就受到热爱《 红楼梦 》的广大“红迷”关切瞩目。十卷本规模巨大浩繁，售价不菲，由于责编刘建生调任中宣部，无人张罗，并没有搞什么“首发式”一类造势活动，但互联网上的红迷已经闻风而动，自动传播消息，因而销售顺利畅快，出版社很快就存货不多。郑州的一个红迷书商就承包了上百套，包括笔者在内都是从这位青年红迷处优惠邮购。台湾的一个红迷给笔者传来电子邮件称赞郑庆山校订的《 脂本汇校〈 石头记 〉》，笔者告知《 会真 》问世，他立刻联系北京的朋友，给台北进了七套。一位新锐红学研究者宋广波① 发表《〈 红楼梦 〉版本校勘学史上的力作 》（ 2005年4月18日《 人民政协报 》），其中说：“我们必须承认，《〈 石头记 〉会真 》是一部体现时代水平的书。”并具体评价说：“‘汇’简而死，‘会’富而活，是文化精神上交感‘相视莫逆’的精神层次的事情。校勘《 石头记 》，最重要的不在于‘汇’而是‘会’达到功力识解。应该说，此种立意、此种做法，是最能凸显校书人识见的。”对于《 会真 》“逢异即断”等独特校勘体例，文中则评价说：“此种方法，实为《 红楼梦 》校勘史上的创举。”乔福锦① 则写了一篇很长的《 “尼山事业”争千秋——周汝昌先生〈 石头记会真 〉出版感言 》（ 2005年第3期《 红楼 》），对《〈 石头记 〉会真 》出版的意义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源流上予以梳理评价，说：“历史终将证明，周汝昌先生和其家兄费五十六年心血校订而成的《〈 石头记 〉会真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文献大典，必将与‘尼山事业’同存而惠及千秋。”周汝昌在《〈 石头记 〉会真 》完成后曾赋诗言志：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番浩劫邪欺正，百世沉冤绿转黄。大化无忧文照耀，微诚有幸力惭惶。最怜棠棣情难尽，故里春晖断雁行。笔者于2004年7月4日奉和一首，以表示祝贺：正本清源痴梦偿，为芹风雨淬星光。开山新证春蕉绿，拄地会真秋菊黄。竹石大观宵渡鹤，笙箫小部昼鸣凰。朱楼夺目浑金玉，巨卷神传移太行。自注：1. 星光亦心光也。2. 新证：《〈 红楼梦 〉新证 》；会真：《〈 石头记 〉会真 》。3. 渡鹤：史湘云佳句“寒塘渡鹤影”。4. 小部：戏班也。鸣凰：大观园潇湘馆匾额“有凤来仪”。5. 神传：一义为动词，即风传意；另一义谓周汝昌云《 红楼梦 》第一首诗中“倩谁记去作奇传”或应是“倩谁寄去作神传”。与《〈 石头记 〉会真 》的出版相映衬，周汝昌的故里天津市津南区，在当地政府和各方面力量的努力下，于2004年创建了“周汝昌红楼梦学术馆”，位于咸水沽镇风景如画的普明里公园。馆内的展室分别从周汝昌的著作取意命名：脂雪轩笔语、兰亭遗脉香、红楼夺目红、诗词一寸心、文采风流曹雪芹，室内收藏了大量的珍贵手迹、书稿和图片资料，并铸有周汝昌的立身铜像（ 此前周汝昌原母校现天津实验中学已为周汝昌立坐式塑像 ）。9月21日，周汝昌在五个子女的陪同下，出席了开馆仪式，及身而见如此光荣，也足慰平生了。而在此之前几日，“2004北京文化高峰论坛”于9月3日至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活动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 甲申文化宣言 》。周汝昌和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白先勇、杜维明、梅葆玖等一共七十二位科学文化艺术各界名流参加。8月24日下午，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石在新闻发布会上先发布新闻，并介绍：世界在改变，中国在改变，面对全球化趋势，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主张。宣言的要点是：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激励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在多元化自由表达的当代社会文化氛围下，对这个甲申文化宣言，当然也有各种不同意见发表，肯定赞扬的，否定批评的……不一而足。但对于周汝昌来说，这个宣言宣称的宗旨无疑传达了他内心深处的声音。那些中华传统文化最杰出的代表，王羲之的《 兰亭序 》，刘勰的《 文心雕龙 》，唐宋诗词，昆曲戏剧，园林建筑，特别是曹雪芹和他创作的《 红楼梦 》，都是足以傲视全球其他文化的美轮美奂的伟大文化成就，可以让人永不厌倦地休于斯，赏于斯，乐于斯，歌哭于斯的。五：尾声1新雨旧雨“二三子”诗圣杜子美（ 杜甫 ）在《 秋述 》中说：“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旧雨新雨”从此成了老友新交的代名词。宋代的诗人范成大就有句：“冷暖旧雨新雨，是非一波万波。”（《 题清息斋六言十首 》）周汝昌的风雨人生，已经快接近九十个年头，回首平生交游自是不少，特别是由于《 红楼梦 》的博大精深而又雅俗共赏，使周汝昌的人生中会时不时冒出一些喜欢《 红楼梦 》的新朋友，正像《 红楼梦 》的中间，贾府突然来了薛宝琴、邢岫烟等四位姑娘一样。新雨交往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旧雨，但又会冒出另外的新雨。前面各章中已经述及不少周汝昌在人生各阶段的人缘，时间或短或长，交往或疏或密。本章再将周汝昌晚年的一些人际交往因缘逗漏一二，亦有助于对周汝昌“全人”的了解。在笔者开始撰写这本传记时，周先生提供了几位让我采访的朋友名单：张秉旺、晁继周、严中、侯廷臻、彭祖述、黄裳。我向以上各位发信联系，除了篆刻家彭祖述先生或有他故未回信之外，其他各位都向笔者提供了与周先生的交往史迹。黄裳与侯廷臻二位前文已经涉及，黄裳和周汝昌的许多论学通信，正在整理中。现具录1962年12月的一封，内有周汝昌发现1935年黄裳旧信后抄录给对方的文字。阅此封，对周、黄二人鱼雁传书之情貌，亦可略知一二矣。裳弟若对：挂号件妥收。展诵之下，不胜欣慰。港报文大好，望多多写些（所引书名皆闻所未闻，足济寡陋）。《 鸳湖记 》第二部一口气读毕，乃觉此书已“渐近自然”，文笔胜前节多矣。首节犹时时不免斧凿痕，此则颇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乐。不审弟谓尔不？兄为具眼，不因一时兴起，遂以红笔将首节逐字推敲贡愚，自谓颇足供采酌。然近日忽又两腿沉重无力，精神欠佳，大有去冬浮肿时之意态，才数页即甚疲，不得不中止。他种任务又忙，尚不知何时始能理会一过而寄还也，念之怅怅。琐细者今不欲亦不能详列（要是文字还要力加锤炼），只举最要一点：弟作小说须向“石头”“玉兄”学习，其特点之一即不多作交代语（早早地唯恐读者看不懂、读不懂而时时“书中代表”），不马上下解释，须容读者涵咏自得之，读至下文有关处，方恍然有会其意，必如是，乃不浅不薄而有深度、有厚度，该豁达处须豁达，不得处处粘滞，不必将读者“能力”时时“估计”到心里，“形容词之类”，乃万不得已之“物”，能不用即不用、能少用一分即少用一分。常见时下作家专门靠形容词作“艺术”，于是此艺术乃为廉价而且可笑的东西，由不悟此理也。此乃兄之谬论，然亦平生读《 红楼 》之心得，非吾弟亦不轻语人也。所望于此一要义，思之思之。如有所见并望讨论也。总之我于弟之新小说深为高兴爱“护”，愿结一翰墨因缘，故不揣不佞欲多所望道。弟得勿笑我乎？以上系要紧正经事，以下闲谈：昨夕忽翻破箧，乃发现吾二人多少年前之重要文献居然仍在，大奇大奇！今照录于后——必须找录，不可失也。跋（按下面是黄裳于1935年写给周汝昌的信——引者）乙亥初秋，本室有周君移入，观其人寡言笑，善音律，久而相与过从，知君亦对文学爱好甚笃，如苏辛长短句、《 红楼 》、《 西厢 》诸书皆所爱读，与余有同嗜焉。每日晚饭后常与君作墙子河游，清风明月间徘徊，笑语多及诗词诸事，心颇乐之。既而以所作诗词一册示余，云：系初学苦不甚佳。余快读后亦颇有同感。但此编诸调多出诸用心寻求，初学为诗不雅处自所难免，但君于此调天才大佳，若能多读唐宋人集，研求不懈，数十年后再视君，则恐非此日心情矣。信笔写来，语多鲠直处，谅在知友，当不我责也。乙亥初秋九月廿八日，嫋嫋秋风之夕，跋于南开中学五斋七号小弟容某敬写。（下面为周汝昌1962年所写——引者）乃见弟彼时书法、文字、见识皆高出兄十倍不止（彼小册今日视之，丑极丑极，至不可言，自己大发一笑！），而当时固不能知所不逮之远也。重录于弟，望彼此珍之。弟试计之，乙亥距今几何年矣哉？可慨可叹。览来书千里命驾之语，能无惘然！小兄言再拜十九日灯下（ “言”即周汝昌笔名“玉言”简称——引者 ）张秉旺生于1932年，1951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校化工科，分配到“新建玻璃厂”（ 今北京玻璃集团公司 ），后又去北京业余工学院学习，临近毕业而“文革”开始。他在企业中历任援外专家组长、工程师室副主任、集团公司技术科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总工程师、北京玻璃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后兼中美合资的北京·威顿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1996年正式退休。张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自我表白：“专业知识主要靠自学，自技术员而工程师，而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并忝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略知英语，喜文史，尤喜《 红楼梦 》，并兼及北京民俗、京剧、昆曲，等等。《〈 红楼梦 〉学刊 》、贵州《 红楼 》发表过一些短文。我与周先生交往，常署名‘丙望’，写文偶用‘丁希’。”张秉旺于1953年就读过《〈 红楼梦 〉新证 》，与周汝昌交往也已经有十二年之久，收到周汝昌的亲笔书信八十余封。他给笔者写来不少对周汝昌的交往印象。他回忆说，自己1945年在北京市立一中读书时，代数兼音乐老师就教过昆曲，特别对《 林冲夜奔 》印象深刻：“数尽更筹，听残银漏，逃秦寇，好叫我，有国难投，那搭儿相求救……”到2000年，路过虎坊桥，见湖广会馆门前贴有戏报，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四出折子戏，其中有《 夜奔 》，不禁狂喜，按时前往欣赏。那天是日场，扮林冲的“角儿”是个青年女孩，叫刘巍① 。俗话说“男怕《 夜奔 》，女怕《 思凡 》”，因为是一个演员演到底，叫“一场干”，如果不能抓住“戏座儿”，观众“起堂”或旁骛，那戏就演砸了。可是这个女武生却演得淋漓尽致，把林冲的悲愤、坚毅、豪放，全融于歌舞之中，特别抓人，真成功。看完戏，张秉旺给周汝昌写信述说演出情况，没几天就收到回信。周汝昌在信中回忆自己小时候痴迷昆曲，当时的名角侯永奎到天津演《 夜奔 》，周汝昌当场作诗咏叹，由父亲书写，演出结束后自己上后台把诗作送给侯永奎。周汝昌说，我也要为这个“女林冲”作一首诗：张秉旺先生告赏刘巍女士扮演《 夜奔 》感赋兼怀侯永奎先生脂粉英雄女教头，听残玉漏恨更筹。征袍一剑难挥泪，锦幕千人忘转眸。长笛苍凉仍嘹亮，繁姿夭矫益风流。奇才自古多灵秀，半在歌楼半绣楼。解味吟草，庚辰立冬后来张秉旺给剧团写信，附上了周汝昌诗作的复印件和释文，刘巍看了以后来电话，表示要拜会周先生。在张秉旺的中介下，刘巍到周府与周汝昌会见。周汝昌回忆了当年侯永奎动人的演出，还和刘巍讨论唱词中的若干字、词和平仄音律等，如“听残”的是“玉漏”还是“银漏”？虽然两者都有人唱，但从音律来说应该是“玉漏”；俗本“脱鞲苍鹰”的“鞲”都写成“扣”，其实“鞲”是架鹰的小套袖，“扣”是不对的……2003年春，张秉旺请周汝昌一起去长安戏院欣赏刘巍演出的《 夜奔 》，演出结束后刘巍又同到周府，周汝昌又讲了侯永奎演出的精到之处。刘巍是侯永奎的再传弟子，对自己没有见过的师爷的演出听得津津有味……2004年初张秉旺看到一部电视剧的场景中有戏班演《 小放牛 》，一眼看出是刘巍演牧童，也写信告诉周汝昌，周汝昌回信说自己也很喜欢《小放牛 》，因为乡土、民俗气味浓郁。张秉旺任职的北京玻璃集团公司有若干红迷，成立了“红迷协会”，张秉旺任“会长”，也请周汝昌到厂里讲《 红楼梦 》。2002年，周汝昌虚岁八十五寿辰，张秉旺又请周汝昌到厂里讲红，演讲以前安排了简单的致词、赠礼品、答词等仪式。刘巍也带了笛师来演唱昆曲祝寿。先唱了《 夜奔 》，周汝昌又点唱《 折桂令 》、《 沽美酒 》等阕。这倒颇有点像《 红楼梦 》里贾宝玉过生日，众姐妹和丫鬟开夜宴祝寿，宝钗让芳官唱曲子的情形了。2004年春，刘巍要带周汝昌去游春，周汝昌愿到颐和园看西府海棠—— 这当然也因为海棠是《 红楼梦 》中史湘云的象征花卉，但等到接近盛开时，周汝昌突然患腰病，难以成行。张秉旺看花后写信给周汝昌描述花开盛况，并附打油诗一首：十二花容色最新，赏花犹是探花人。腰肢负却春光远，寄语周郎莫伤神。周汝昌回信也附一首诗：良友惠我诗，称郎意何厚。继以赐华笺，彩毫加我寿。其人蕴美才，笔端溢清秀。赏音小放牛，顾曲鹰脱鞲。相视两莫逆，心锦则口绣。味拜三月初三“华笺”一联，张秉旺注解说：“我每次祝寿卡都是自造的。这次内有一联：‘味解芹心意，书证梦精微。’我还赠先生一雅号‘芹痴’，倩友人治成印章奉赠。”张秉旺的电脑旁边挂着一首周汝昌的赠诗：“好向红楼结善缘，燕台还证九龙山。庆丰插柳邀同访，惆怅浓烟掩碧寰。”张秉旺说，他供职的公司在京城的西大望路，地名原叫九龙山，1958年以前，对面的农机厂内有一个大土堆，非常高大，自己曾经爬上去。他把这件事告诉周汝昌，周汝昌就想到，这个土堆是否就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筑的黄金台呢？张秉旺帮助查资料考证，并且按比例画了一张“城东踪迹图”，周汝昌就写了一篇《 寻找迷失的燕台 》文章，发表在1995年10月号《 北京政协 》杂志上，张秉旺画的草图也成了杂志的“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