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 红楼梦 》的掌故。故宫里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绝对无法借出，只可等将来你每日进去钞读了。刘铨福是北京有名的藏书家。叶昌炽的《 藏书纪事诗 》有专咏他的诗，其注语可供参考。你有好弟兄，最可欣羡。你下次写信给你令兄时，请代我致意。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这封信是回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写来的长信，信中主要谈《 红楼梦 》的曹雪芹真笔被程高本篡改而导致“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谈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的收藏者刘铨福，并向胡适请求帮助找关系到故宫查阅文献等。胡适第二天就写回信，可以想见当时胡适在多事之秋及时处理来信的积极的生活状态，从容不迫的意度风神。而周汝昌收到胡适的回信后，也只过了四天就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商借《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并且抄给胡适两首自己写的词，“因为可以代表我对《 红楼 》的看法和认识”。这是周汝昌写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再过一个多月，胡适就永远离开了北平。在这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周汝昌是这样写的：“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天道乍寒诸，祈为道自重。”可以看出，周汝昌是一个满心满意痴迷于学问而对政治缺乏兴趣也缺乏热情的青年，真有一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劲。他对当时的那些轰动激动的政治活动和游行示威等，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敬而远之，只自己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考索追求。他对胡适充满了敬仰，当然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并和胡适发生冲突的学生完全不同。而这又和前面提到胡适所说“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的人生观有契合之处。虽然胡适并没有与周汝昌交换过这方面的思想，但应该说，两人有限的交往中是会有一份无形的呼吸交通之灵犀心感的。不过，胡适虽然不失学者本色，实际上却是相当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他已经是“过河卒子”，是历史沧桑巨变中的重要角色。而周汝昌，则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巨变中的局外人，一个于时局无足轻重也从不想自己有什么“轻重”的普通大学生，一个把绝大部分心魂精神都投注到曹雪芹和《 红楼梦 》研究中的“读书种子”。他已经在这个文化课题上感受到一种另外的历史使命，感觉到自己负有为曹雪芹洗冤去蔽，为一部事关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伟大经典刮垢磨光的历史使命，比起那些乱纷纷的政治是非来，这自有其远为不朽的价值。所以，胡适和周汝昌，这两个人之间的同与异是颇有文化意蕴的一件事，是值得深入发掘的一件事。俗话说缘悭一面，而胡适和周汝昌，虽然在一年中鱼雁传书多次，真正的实际接触则只有“一面之缘”。这一面之缘，周汝昌晚年写有几篇回忆文章，其中以《 我与胡适先生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之《 脂雪轩笔语 》）和《 平生一面旧城东—— 纪念胡适之先生 》（《 天·地·人·我 》）两篇说得比较详尽。根据这两篇文章的回忆以及二人通信日期的考察，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胡适约见周汝昌，据周汝昌后来推断，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二十七日。会见的具体情况，周汝昌的回忆是：由赵先生（ 指赵万里——引者 ）的感情中介，胡先生愿与我会面一谈。我应约从西郊进城，到东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一号去看望了他。书斋兼客厅十分朴素。彼时在场的，只有胡适的秘书邓广铭先生一人。胡先生让我坐正面沙发上，自己却坐在东墙边的高书桌后，离得很远；加上我那时的听力已开始有了毛病，再加上他的安徽口音，所以这次晤谈只是他“单讲”，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也就是说，此次的见面不太活泼，有点儿拘束。临辞行，他拿出一本《 胡适论学近著 》借与我，嘱我带回去看。实际上，这一次见面还拿到了甲戌本《 石头记 》。周丽苓于2005年8月2日给笔者来信说：“以前父亲记忆甲戌本是胡适托孙楷第送来的，那胡先生肯定会先通知父亲一声的，所以总认为这中间丢了一封信。这次我和伦苓把两人来往所有信函互相对照，判断事实如下：即父亲六月四日给胡适去信要求借书，六月二十七日到胡适家当面借到甲戌本，径直带回咸水沽，然后录副……倒是觉得十月二十九日后少了一封信，因为找不到借到大字戚序本和归还《 四松堂集 》时间的书面证据……胡适的信，现在我们只是以所取得的实际信函数为准——六封。父亲原来回忆孙楷第送书、包书的报纸等实际上是送的戚序本而非甲戌本。”周汝昌对胡适十分感激，但不是因为胡适借给他《 胡适论学近著 》，而是因为借给他红学珍本古籍以及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周汝昌说：“不知何故，此书（ 指《 胡适论学近著 》——引者 ）竟未给我留下什么较深的印象与记忆。我感念他的，不是这书，而是‘甲戌本’古钞《 石头记 》、敦诚《 四松堂集 》写本、‘戚蓼生序本’大字本三部珍贵的藏书。……我对胡先生如此慷慨与信任一个青年学生深为感念—— 这信任不止是借给我那么珍贵的孤本秘籍，更在于从借与之后，始终未再询问过一字（ 如索还、提及…… ），他对我的为人一切了无所知呀！”（《 我与胡适先生 》）“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胡适借出的三种古籍珍本对周汝昌立志从事红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周汝昌回忆说：1948年暑假，带着世人未见的奇书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回天津老家，四哥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雪芹的《 红楼 》真面本相是这样的，而被程、高篡改歪曲得多么厉害，太可悲愤了！”从此，两人发下大愿要为芹书恢复本来面目。并且很快，周汝昌就和其四兄周祜昌开始投入了实际的研究写作。在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四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到半年来都在致力于搜集曹家身世的文献资料，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起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地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在九月十一日给胡适的信中则说到两月之间一力写《 红楼家世 》，完成了大部。这其实就是后来《〈 红楼梦 〉新证 》的雏形。但胡适与周汝昌对《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认知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到后来也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越往后分歧越严重。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胡适曾一度赞同周汝昌提出的卒年癸未说，但后来又倒退回原来的观点，主张壬午说。生年则周汝昌主张雍正二年，胡适主张康熙五十六年。不过生卒年的不同意见还只是一个考证的具体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则是涉及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文本文学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周汝昌兄弟一见脂批本就对程高本于原著的篡改感到极大震撼，胡适则一直缺少真切的感受。他虽然赞同周汝昌提出的需要搞出一个广集校勘的本子的意见，但只是从校勘学这一角度出发的，并没有深入到对两种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文本方面。周汝昌说：“胡先生对我写定一部真本芹书的意愿虽表赞成，但在评价程、高伪本上，在雪芹生卒年的考订上，却都与我发生了争议。我们之间的那种‘忘年’也‘忘位’之交虽然绝不可夸大说成是什么‘不欢而散’，终究宣告了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是无法苟同与迁就的了。”（《 我与胡适先生 》）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在胡适处已经多年，但胡适却始终没有对曹雪芹原著被程高本所篡乱的问题有所感受，更欠缺深入思考。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汪原放新式标点本，胡适作序，底本取的是程乙本，即高鹗和程伟元1792年第二次修订过的本子，对曹雪芹原著的篡改是最严重的。此后这个本子成了广为流行的大众读本。到1948年，已经是二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周汝昌向胡适提出，不应该再替程乙本作宣传流布，胡适却不予接受，辩解说我并不是赞许程乙本，只是“校勘的性质”。周汝昌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说：我见胡先生这一点上确乎是不实事求是了，确有强辩之嫌了——因为他的序文并非如此。我那时已然感觉分明：这位大学者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少审美鉴赏力，这使我十分吃惊，也十分失望。还是年轻之故，我对胡先生的答复不但不服气，出言更欠克制，确实让胡先生有些不愉快了——我寄给他一篇文稿，论析“白话化”并非雪芹笔墨的向往与“极则”，除了人物对话，其叙述文字并不像胡先生想象的那样“白话化”；雪芹著书，也没有“提倡白话文”与进入《 白话文学史 》的愿望！而假如我把这部伟著用今天的“白话”再来“加工”改动一番，胡先生是否还为之作序吹嘘，重排新版？这实在是说话太不知轻重了，应该自责。胡先生读了这些有意气、带讽刺的话（《 白话文学史 》是他所著呀 ），当然不会高兴。他用紫色笔将这些话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在《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中则说：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长时期，普通流行的“标准本”《 红楼梦 》就是胡先生自己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为之制序、考证，成为“经典”。但此本实是程、高之辈伪续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个最坏的本子——即去真最远的假“全本”。胡先生赏识此本而为之印制推广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话化”了。至于文字的优劣美恶，情趣气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论，“一视同仁”了。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难以“忍受”——也许是天性吧？我对朋友个别谈心乃至在某种场合中，都不讳言这一点。我的骇俗（甚至伤众）的话是：一个人连雪芹的原手笔与程、高等人妄改伪加之文字的优劣都不能区辨，不能感受两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别，则此人有无可能（资格水平）来研究汉语文的文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问号。难道大师如胡适之，竟会如此吗？这个分歧是巨大的，深刻的。胡适与周汝昌存在着气质禀赋方面的鸿沟，其实是无法沟通的，这种差异又必然产生无法调和的不同学术见解。这个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续改本“两种《 红楼梦 》”的认同参商之尖锐分歧，今后将继续困扰着《 红楼梦 》的研究界。这个分歧也将在《 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中体现出来，并引起长久的激烈的争论。这个分歧所潜隐的文化内涵是复杂的、邃远的，关系着中华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精神命脉，涉及对“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之功过是非长短的认识起伏，它将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读书界反复发作，并旁及世界汉语文化圈，甚至必然要延续到21世纪。2从“西语系”毕业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周汝昌这样回顾了他与胡适的最后因缘：迤逦已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敢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手，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叩门求见。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人，问明是胡公长公子，说明来还书。他说父亲不在，书可交他。我就在门口间交付了书，便匆匆告辞了。我与胡先生的来往关系，实际到此为止。这里说1949年，可能记忆有误。胡适是在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的，行前只带走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父亲的手稿，另一本就是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可见，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应该在此前不久。岁尾年头，时间接近，那时又不通行公元纪年，是民国年号，所以误记成1949年。周汝昌在最后时刻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了胡适，这当然也体现了中华传统礼教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格光辉。对比后来“文革”时期红卫兵抄家，将他人财物中饱私囊的行径 —— 比如前面述到周汝昌的那方古砚台就被抄去后不知下落，不禁让人对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失落感叹唏嘘不已。从历史沧桑的宏观视角，北平围城内周汝昌与胡适通信论学的活动和当时血与火的生死搏斗形成一种颇为有趣而耐人寻味的对照。天翻地覆江山易主之际，仍然有痴情的书生专注于民族传统文化精魂的艰苦探索，沉溺于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的追求。表面上，政治是那样强大有力，那样惊心动魄，学术是那样边缘化，那样渺小不足道，但从更本质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对一个民族的“慧命”（ 陈寅恪语 ）来说，铁血的政治与超越的学术，各自有其不可互代的价值、影响和魅力。不过，现实的政治演变毕竟要影响书生的人生和命运。1949年4月20日深夜，中共中央发出《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强渡长江。23日，李宗仁与何应钦等逃出南京，当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城。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9月30日会议闭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也复名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周汝昌这个尚未毕业的本科大学生，也从中华民国的国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管政治如何发生巨大变化，周汝昌仍然要过他普通人的生活。三女伦苓于1949年4月1日（ 阴历与周汝昌生日相同，皆为三月初四 ）出生，周汝昌成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家庭负担更加沉重。1949年秋，周汝昌虽然还没有大学毕业，但已经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做赵萝蕤教授的助手，兼任翻译课的教员，同时还担任教授美国留学生学汉语的工作，这自然也有了一份收入可以贴补家用。与胡适，从此是“永别”了，但周汝昌并没有停止他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研究工作。1949年9月5日，周祜昌用当职员所存的大账本把周汝昌所撰《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横抄完毕，1949年12月第37期《 燕京学报 》予以发表。脂砚斋等曹雪芹的亲友在《 石头记 》抄本上所作的批语，是理解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背景情况的重要资料，胡适和俞平伯在他们的红学著作中都曾经加以利用，但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此后长达三十年，这方面的情况一直乏人问津。周汝昌这篇文章的发表，是《 红楼梦 》研究史上第一次对脂批作专门研究，是他后来提出红学四分支的学术框架中“脂学”的铺路奠基。《 燕京学报 》能发表一个在读本科学生的文章，也是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当时，古文字学家容庚的女儿容媛在学报编辑部工作，曾要周汝昌补写一个英文提要，周汝昌很快写好送去，过几日又碰见容媛，容媛对周汝昌说：“你的提要写得很好！别无其他意见。”1950年夏，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毕业论文作的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Ssu-K'nung Tu's《 24sty les of Poetry 》”（《 司空图廿四诗品之英译 》）；此外还有一篇翻译论文作品，译的是季羡林（ 1911年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所著“Lieh Tze of Budihist Sutra”（《 列子与佛经之关系 》）。周汝昌学习外语颇有天资，早在上中学时就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前面已经叙述过。周夫人去世之前两三年，有一次笔者到周府拜访周先生，不知怎么说起外语来，周夫人对笔者情不自禁地说：“他（ 指周汝昌——引者 ）学外语实在是太聪明了！”赞叹之情洋溢满脸，眉飞色舞，而周先生听了老伴的赞扬，也颇有点自得地微笑了一下。此情此景，笔者至今印象深刻。对外语的“修行”，周汝昌自己写有两三篇自述行状的回忆文章。他对英文发生兴趣，是受四哥祜昌的影响，也因当日家境窘迫，父亲希望儿子能学一点获取高薪的本事。那时海关的工作颇让人羡慕，当然英文好是到海关工作的必须条件了。周汝昌一度报考“津海关”，正是缘于此。但周汝昌天生对商业英语不能发生亲和，连对自然科学、新闻媒体等实用性英文也兴趣不大，倒不是不会，而是觉得那不过是熟悉各一套的专门词汇和“腔调”的事，需要用的时候自然就会了。所以周汝昌学英文，投入和钻研的还是“文学”和语文学本身的习用，主要是靠自己下功夫，相对来说，感觉教室听课收效小又进步慢。他订阅了英文报刊，靠四哥帮助，买了牛津字典，简明（ concise ）和袖珍（ pocket ）两种。自己下决心，啃硬骨头，把冰心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同时对各种机缘和方式都争取运用，所以进步很快。周汝昌也回忆过自己学习英文历程中“英雄可论当年之勇”的几个故事。周汝昌在上大学以前，英文方面从葛传受益最大。葛先生是一家著名英文杂志的编辑，有著作出版，英文造诣很深，写的英文非常地道，还编了许多英文书刊和辞典等。他给牛津英汉字典的主编者提出一些意见，都被采纳接受。但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自己编的《 英语惯用法（ idio matic usage ）词典 》，当中也有一些技术性的小毛病。周汝昌翻阅运用这本词典时，把发现的可商榷之处都摘录下来，列出了很长的一篇，然后寄给了葛先生。葛先生来信表示感谢，并说请他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修订采用。周汝昌和葛先生的来往通信都是用英文。有一次，周汝昌上一个英国人办的英语补习辅导班，晚上上课，月费三元。授课的方式是问答，很生动活泼。英国老师叫Boycott，有一次他发下讲义，其中有一个问答题，是列出许多国名，让学生看了后，就提问。Boycott问到了周汝昌：是不是这些国家都在欧洲呢？周汝昌回答：All these countries are not in Europe. 老师听了回答以后又问：Yes，What about Italy？周汝昌又回答：Italy is in Europe. 满堂的学生听了哄堂大笑。前面回答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怎么又说意大利在欧洲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时Boycott老师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哈哈哈。人家没答错，你们理解错了。All these countries are not in Europe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而是说它们并不都在欧洲 ——有些在欧洲，有些不在欧洲。如果要表达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应该说None of these countries are in Europe才行。同班的听课者当然都默默不再作声，不用说，周汝昌满心得意，只是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把得意之情形于词色了。周汝昌后来总结说：这个例子说明，学外语不可以只用“字换字”的理解去对待，而要领会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表达方式。比如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这句话，并不是说“只要闪光的都不是金子”，而是说“并不是所有闪光的都是金子”。又一次，周汝昌请美国研究生Arthur吃中国便饭，邀两个朋友作陪，二人都是清华大学学生。闲谈中偶然说到中医中药，一个清华学生说他前几天服了中药，说成“吃草”—— 把中药说成grass这个英文词，还说中药是草药，与多为矿物性的西药medicine不同。Arthur讲究礼貌，没有笑，周汝昌赶快替朋友纠正说，应该说吃herb，不应该说grass —— 吃grass就变成马牛羊了。Arthur很聪明，也圆场说，这是由于“same character”。周汝昌初入燕京大学时，因为英文水平高，只听了一堂课，就被教师推荐免修大一英文，跳级上大二的课程，前面已经叙述过。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教授欧美近代小说的包贵思女士（ Ms.Grace Boynton ）最让周汝昌感到“投缘”，觉得她不仅懂语言，也懂文学，对同学平易近人，但对学业要求也严格。有一次，包贵思老师指定学生读三本书：一本是美国某小说名著，另外两本是对这本名著的评论著作，读完后要提交一本读书报告，限期为两个多月。这时，周汝昌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考证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到了临交作业的限期，才想起来。于是赶紧硬着头皮读那三本洋文“蟹行”大书，然后在某一个下午，坐在宿舍里奋笔疾书，那真有点文不加点笔不停挥的样子，一口气写了六十页。交卷了！过了几天，包贵思老师忽然对周汝昌说：“星期四下午来我家吃饭。”原来燕京大学有一种风气，教师高兴时就邀请学生去家里吃饭，主要还是增进师生间的互相了解。星期四到了，周汝昌如约来到包贵思老师的住宅。一进门，包贵思就拿出一沓纸给周汝昌。周汝昌接过来一看，原来就是自己写的paper（ 论文、作业 ），上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翻译成汉语就是：这份卷子所凭值的，不是一个分数（ grade ），而是教师的一鞠躬。周汝昌看了以后，当然是十分高兴又有点惶恐，连连客气说：I can hardly deserve it.（ 您给我这样的评价，我如何当得起 ）但包贵思女士说：你当得起。不过故事还有后续发展。周汝昌在包贵思老师家吃完饭，回到宿舍，再细细翻看自己的paper，发现这份卷子已经被赵萝蕤女士先看过了。赵女士是被包贵思老师赏识的高材生，传说还曾被选为燕京大学的“校花”。她是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千金，这时已经是燕京大学的教授。显然，包贵思老师是想让赵萝蕤女士“奇文共欣赏”，所以让她一睹为快。周汝昌看到，赵女士在有一页边角处写了一条批语：“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研究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这是对后学的论文表示不同意见，理解不同，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另一处，她用绿色的笔添了一个介词“to”。周汝昌对这一处涉及“语文”用法的改动却有点不服气。因为按照英文正规的用法，这种句法中的这一个“to”是应该省略不写的，有了这个“to”，反而显得累赘了。过了两天，周汝昌就去向包贵思老师请教：在此处这个“to”有必要添加吗？包贵思女士笑了，回答说不必加。1950年的毕业论文答辩，当然也是颇有点“轰动效应”的。答辩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答辩后，按照惯例西语系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学术报告会。在报告中，打破了传统说法中的观点，如说《 文赋 》是陆机早年的作品，周汝昌说，不对，应该是他晚年的作品，接着举出证据，作了详瞻的论证。当周汝昌演讲完毕后，在场的教授全体鼓掌祝贺。散会的时候，燕大校园内博雅塔捐赠人之子博晨光（ L.C.Porter ）教授对周汝昌说：“你的论文太好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不要求这么好，这个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了。”周汝昌当年写的论文题目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 ，后来在《 Studia Serica 》1951年第9期发表，这里面又有个小故事。燕京大学有一个美国籍的研究生ArthurLink，中文译名叫林阿释，他主修中国佛教史，具体工作是要把梁朝慧皎撰写的《 高僧传 》翻译成英文。作这项研究，汤用彤先生的《 汉魏六朝佛教史 》当然是必须参阅的。这部书是用文言文写的，文体考究，词义典重深奥，再加上是说佛教的事情，专门术语扑面而来，这对于一个对汉语不过初通的美国青年来说，那实在是有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阿释就托人找助手帮助，付给报酬。不过这个“助手”可不好找，因为那工作是需要把《 汉魏六朝佛教史 》口译成能让阿释听懂的话，那当然不仅要英文好，还得对佛教也有不浅的修为。周汝昌此时在校内已经小有名气，三转两转，就找上周汝昌了。周汝昌与林阿释交往之下，感到颇为投机。林阿释说自己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曾在印度驻扎，由于这种机缘，爱上了东方文化。退伍后就立志研究佛教，并选定了中国佛教作课题。他富有美国人的幽默感，让周汝昌感到有趣。比如周汝昌问他对印度有何印象，与中国比较怎么样？阿释回答说：“印度人富有哲思（ very philosophical ），不像中国人那么实际（ practical ）。”他因此选定中国佛教作研究对象，因为觉得要了解印度人的头脑可不容易。印度佛教更富有思辨性、逻辑性，中国文化更富有“实用理性”，这的确也是后来学术界对中国与印度两种不同文化比较的结论。阿释偏爱中国文化，也还真有点“入境”，比如游颐和园，周汝昌发现面对一进园门迎面而来的巨大太湖石，阿释会伫立冥想，似有所悟，而其他的西方人，则往往对这块既无“规则”又少“形象”的大石头感到莫名其妙。一来二去，周汝昌和林阿释的关系就超越了“雇用”，成为朋友了。周汝昌对阿释说，“阿释”这两个字不如改成“霭士”更有点耐人寻味的文采。阿释听了很高兴。周汝昌又写了两首诗送给阿释，一首是七言绝句，另一首是五言古体诗。阿释说：“我一时还懂不了，你先念一遍给我听听。”周汝昌就用普通话念了一遍，阿释闭目静听，然后说：“我虽然不太懂诗的意思，但能感受到诗的节奏韵律。”周汝昌心里暗暗佩服，因为一个西方人，能对汉字四声抑扬顿挫的声调节奏一听就有感受，也是让人惊奇的事。林阿释和另一个研究南明史的朋友James Pansons一起合租房屋，地点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村的东北边，是一个大四合院内的三间大北房，院内有走廊，植有大树，好像是清代官员住过的地方。因为成府村是皇家园林畅春园所在地区，清朝皇帝经常来，因此也有许多官员、士兵等要在附近置房舍作“下处”。周汝昌每天下午抽一个小时来帮助林阿释一起读佛教史。周汝昌事先作一点小准备，主要是查一查专门术语，然后就用英文把佛教史念给林阿释，阿释则用笔记录下来。过后，阿释再把记录整理打字。周汝昌做这个工作感到很轻松，除了查几个术语外，基本上不用费劲，因为把古汉语和英文“脑口译”对他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阿释也很满意，连连称赞周汝昌是“活字典”，他就用汉语说，而没有说英文的walking dictionary。周汝昌在整个翻译工作中，事后回顾起来，只有一处发生了失误，对“转读”这一佛教专门术语，不知道应该翻译成sing（ 吟唱 ），讲错了。林阿释和一份欧洲人编辑的学报《 Studia Serica 》（ 意为“汉学研究” ）有所来往。有一次，编辑将一篇中文稿烦请阿释翻译成英文，内容是考辨《 列子 》成书真伪与年代的。阿释当然没有这种能力，就请周汝昌帮忙。周汝昌拿回去，一个下午就完成了，第二天交给阿释。阿释感到纳闷，问：“怎么拿回来了？”当知道已经译完后，不禁惊叹不止，连说“太快了！太快了！”阿释因此对周汝昌愈加佩服，知道他的论文是英译陆机《 文赋 》方面的，看了一部分后，就向周汝昌建议，说可以推荐到《 Studia Serica 》发表。这对于周汝昌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经过向系主任柯安喜女士（ Miss Anne Cockran ）打招呼征得同意后，就连同那篇有关《 列子 》的翻译稿一起刊出了。这件事过了三十年后，又续上了一个“end”（ 结尾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继“乒乓外交”打破坚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后来又建交。周汝昌收到了James Pansons的来信，是代阿释写的。信中说阿释的眼睛坏了，不能写信，James自己出身农家，仍然健壮如昔，说阿释十分希望周汝昌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英译《 高僧传 》。随信还寄来了当年周汝昌赠阿释的两首诗的复印件，说阿释一直把这两首诗悬挂在自己的床头。不过此时周汝昌搞了大半辈子红学，年龄已渐老，眼睛、耳朵又都已严重受损，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大洋彼岸的热情邀请了。再往后，就听说阿释病故了，说他一生未婚，只收有一个义女。阿释的确也是一个与世俗乖忤的畸士奇人。周汝昌记得与阿释分别的“最后一面”，是1950年在北京前门一带的某处共进晚餐，同席的还有中国学生蒋希文和法国留学生于儒伯。于儒伯是个京戏迷，在席上把毛巾搭在袖口，当京戏演出中的水袖，摹仿戏中人举杯饮酒，口中说“干”，兴高采烈。当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最后的分别时刻到了，周汝昌与阿释拥抱作别，依依难舍。谁知从此就水远天长，各在天之一涯了。这里还可以插入一段和钱锺书的因缘。钱锺书生于1910年，比周汝昌年长八岁，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邻，周汝昌读西语系，也有在清华读外文的朋友，朋友经常向周汝昌提起钱先生。而燕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阎简弼，也和周汝昌是忘年交，向他推荐钱锺书的《 谈艺录 》。周汝昌从哲学系教师吴允曾处借得该书，读之深感得味。后来又读到《 围城 》，周汝昌却不十分欣赏，对其中的“机警”、“俏皮”、“幽默”，认为“终是南士之风流”（ 这句话是周汝昌“甲戌元夕”即1994年2月某日给笔者的信中提到的 ），缺乏“气质坚刚”之真伟大。但对钱锺书淹博的学问和纵横的才气，当然还是很佩服的。有一次在清华友人的帮助下，周汝昌听了一次钱锺书的课堂讲授。钱锺书那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和讲课的潇洒风致，真是名师风采，让周汝昌大开眼界。1948年秋，周汝昌读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 西风颂 》），一时兴起，就把这首英文诗翻译成汉语，用的是《 楚辞 》的“骚体”。清华友人读了很佩服，就拿去给钱锺书看。钱锺书从此对周汝昌青目有加，二人有了交往。钱锺书曾在一封写给周汝昌的信中褒奖赞叹，大意是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钱锺书甚至邀请周汝昌到家吃了一次晚餐，由夫人杨绛治馔，其中有盘烹大虾，那美味始终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周汝昌回到宿舍，感动而赋七律一首。此后钱锺书和周汝昌曾唱和七言律诗多篇。可惜经过浩劫，这些作品都片纸无存，化为云烟了。但周汝昌还记得，钱锺书给周汝昌回信，称赞他押韵“如土委地”，自然浑融，无勉强拼凑的痕迹。周汝昌又想把鲁迅的《 摩罗诗力说 》译成英文，对其中的几个外国人名不甚了了，无法查对原文，就写信向钱锺书求教。钱锺书回札，有的指出即是某某，有的回答自己也不知道，十分坦诚。为了考证文史，周汝昌经常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借书，借书时要填写借书卡。有不少清人诗文集，周汝昌发现借书卡上已经有一个签名，有人已经借阅过，就是钱锺书。例如顺治、康熙时期顾赤方（ 顾景星 ）的《 白茅堂诗集 》，在书眉上还有墨笔批注，那笔迹一望而知是出自钱锺书之手。周汝昌还对钱锺书的著作提出过意见。有一次，他带了一束读《 谈艺录 》后写下的意见，去拜谒钱锺书，钱锺书把那一束意见接过去，顺手放在小后窗的窗口处，当然没有当着周汝昌的面立刻阅读。至于后来《 谈艺录 》的修订本中是否吸纳了这些意见，周汝昌说他后来再没有阅读过新版《 谈艺录 》，不得而知。还有一次，二人谈起了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锺书对周汝昌说，神韵是确实存在的，并不是玄虚的，只是有人领会不到而已，例如我的servant（ 佣人 ），就无法理解什么是神韵。周汝昌想，钱先生的意思是说能否感到神韵的存在，乃是一个人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文化的类似概念并不完全相同，需要深入研究。作本科毕业论文时，要把陆机的《 文赋 》翻译成英文。在论文前言中，周汝昌提到钱锺书为林方庆英译《 离骚 》所写的英文序言，把《 文赋 》译成A Fu-poem on Literature。周汝昌觉得Literature涵义有点过于宽泛，认为不如译成…on Writing —— 因为《 文赋 》的本来意思是讨论“为文之得失”，也就是写作经验心得。这时周汝昌还不认识钱锺书，但周汝昌在清华的另一个学友唐稚松，出于好意，把这篇文章的印本送给了钱锺书。显然，周汝昌对钱锺书译笔的“异议”，也并没有让钱锺书感到不快，因为后来的赞赏乃至请吃饭都能说明这一点。周汝昌在晚年对自己后来没有在英文方面做出更多成绩颇为感慨，“可怜外语枉修行”。但对自己当年的英语水平，还是颇有一份自豪感的，曾赋诗云：“卷纸疾书六十篇，洋文口手似流泉。包师青眼惊人语，今日应疑是妄传。”后来周汝昌的主要精力都投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所身处的环境也在华文世界，外语没有成为专门的职业。所谓虽然开头时也曾想“呼吸欧风美雨”，但很快转变了，不是要变成“半个洋人”，还是愿当个学者，沟通中西文化的差异距离。周汝昌对自己的英语修养有很实际的评价：在说、写诸方面有了一些成绩，但实在又不是真正完全的“精通”，能写论文，但不能写“文学作品”；有些细致微妙的“讲究”之处，也没学到，乡语叫做“有点儿潮”，未能无懈可击。不过，与那一个时代的同辈人作一下客观比照，周汝昌的英文可能没有达到某些后来生活于英语世界的华人学者那样的水准，但也算得上佼佼者了。周汝昌在20世纪80年代曾两次赴美国开会和讲学，第二次作为访问教授，还曾为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代过课；晚年在北京则多次为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使节和夫人家属们讲解《 红楼梦 》，这时，他的英语又派上了用场。1993年周汝昌给笔者的信中，就曾有这样的内容：27日为使馆界一群洋人讲红，很受欢迎，掌声（非“礼仪性”的）历久不息。在曹、高问题上似乎也引动了兴趣，有提问欲知八十回后情节者，我举起大著示之，告以此乃最新佳本，为你“宣传”。（癸酉清明次日，按即1993年4月初某日。）自3月27日至5月27日两月间曾三次为驻京外宾（使馆界、联合国开发署）讲红，颇受欢迎。我英语四十年不讲，全荒了。然尚能凑合，还落好评。这似比粉墨登场唱小生更值得一入弟文也。一笑。前此被逼为电视台讲诗（对海外的），结果说我之所录效果居首，说我有“演员才能”，别的专家相形见绌，甚至需重讲重播云。然则我若当“明星”，何致受穷至今。惜乎后悔晚矣哉。（癸酉芒种，按即1993年6月初某日。）我用英语讲红，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博士）赞我做得“beautifully”，联合国一美国女士则也说我的英语beautiful！（1993年8月29日）那么，周汝昌学了小半生的洋文，对他的毕生事业来说，是否仅此“敲边鼓”？是否还有更大的作用？收获又何在呢？周汝昌回答说：最大的收获是“比较”，有了比较汉语文和英语文（ 引申开去也就是西洋语文 ）之异同的机缘条件。比较之后的深切体会归结为一点：洋文是“死”的，汉文是“活”的。他的“理路”是这样的：一般人的错觉，以为西洋语文精密、清晰、准确……大约就是两点：概念清楚，逻辑周密。而汉语文则“模糊”、“游离”、“玄虚”、“不讲完整”、“不够精密”……但能这样认识问题吗？为什么说洋文“死”呢？我的感受很深：一是词性死，二是语法死，三是语式死，四是标点死。什么叫“词性死”？就是在西洋语言（ 以英语为例 ）中，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连词等都区分得十分严格，界限分明，虽然也有词性活用，但从大体看来，是规定得相当“死”的，不能随意变更，否则就是用“错”了。比如，man（ 人 ）是名词（ noun ），没法当动词（ verb ）用。speak是“讲话”，作动词用，要用作名词，就得另用一个speech。pain（ 痛 ）是名词，你要用它的形容词（ adjective ），就得另用painful。虽然英语有时候也能名词动词一词二性，比如雨这个字是rain，下雨则是Itrains。但这里其实还是有区别的，rain作了动词，仍然不能“及物”（ transitive ）。而汉语则可以用作“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不必区别什么及物或不及物（ intransitive ）。因此许多成语，如“蜀犬吠日”、“吴牛喘月”，译成英语就得变成一大串，得说得更“详细”和“啰唆”。即使是“及物动词”，在汉语里所能搭配的宾词也与西洋语言不同，例如“担风袖月”、“栉风沐雨”、“戴月披星”……这些成语如果“直译”成西洋语言，那就“没法”理解了。再看形容词，汉语和英语也颇为不同，汉语中的形容词似乎有一种“形容不清楚”的特点，如“依稀”、“仿佛”、“迷离”、“凄迷”、“空濛”、“要眇”、“叆叇”、“氤氲”、“微茫”、“苍茫”、“渺茫”、“迷茫”……要在英语中找出每一个词的“精确”的对应译法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汉语说北风是“凛冽”，春寒是“料峭”，秋气是“凄紧”，落木是“萧萧”，桃花是“夭夭”，绿柳是“依依”……形容女性美丽，用“妖娆”、“妩媚”、“娉婷”、“婵娟”、“韶秀”、“窈窕”……还有“靓”、“娇”、“倩”、“艳”……都是很难在英文中“精确”翻译的。王维说“漠漠水田飞白鹭”，秦观说“漠漠轻寒上小楼”，这同一个“漠漠”，到底有何区别，那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还有“语法死”。那就是西洋语言的语法中，“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等都规定得比较死，也和汉语的语法差别很大。这尤其在中国传统诗词中表现得最突出。比如“乱山雪烛夜，孤独异乡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类，没有“谓语”，也没有“主语”。所以这些中国的“绝妙好辞”一旦要翻译成西洋语言，就变成了一大堆十分冗长平庸的句子。甚至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汉语，也就韵味全失。标点符号是西方人发明的，传统汉文只有顿、断、圈、点。当然是西方的“精确”，中国的“模糊”。换一个角度说，就是西方的“死”而中国的“活”。追究到底，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其实是西方人和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西方思维和文字的讲究精确、准确甚至刻板也自有它的好处，从科学技术到法律人权，中国从清末以来，已经拜西方人为老师，从西方文化中“拿来”（ 鲁迅语 ）了不少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也必须懂得，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有自己仰观俯察的思维和感受方式，而其最核心的特点，则是富有浓郁的“诗质”。而这一特点，在语言文字中更有特别鲜明生动的体现。不认识这一点，就很难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知其“宫室之美，百官之富”（《 论语 》），就难免会拿西方的一些“教条”和“原理”来僵硬地框套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玉石不分，美丑混淆。关于汉字语言要“拼音化”的偏颇认识曾经延续了一个世纪，也正来源于此。这也正是后来《 红楼梦 》思想艺术评价中吵闹了上百年而没有结果的文化上之“症结”和“根源”所在，因为绝大多数《 红楼梦 》的阅读者和研究者都缺乏这种对汉语和西文深刻的比较文化视野，当然也就达不到明晰的认识。所以，周汝昌读西语系是并没有白上的。他对英语“修行”的资源其实也没有“浪费”，虽然没有翻译“大部头”，却从思维方式上促成了他的敏锐和深刻，促成了他对汉语文和英语文（ 推而广之也就是西方语文 ）本真切肤的体察。他曾感慨地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文之可珍可贵，一味‘慕化’别人，陶醉于洋八股语式，任意伤害、扭曲汉字汉文之大美至美。我每一念及此事，总是心伤意痛。”当然，学习了英语，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还是得益于周汝昌天分的颖悟，得益于他“中华文化本位”的基本立场，否则，学了外语而“学贯中西”的学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就没有达到同样的认识呢？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他为什么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恰恰与周汝昌相反呢？归根结底，因为胡适是“西方文化本位”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周汝昌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照，影响了他对《 红楼梦 》的体会和研究。其间的纠葛十分复杂，要辨析清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这也使周汝昌在“红学界”一生都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遭受到各种持续不断的误解。3天府之国教英语佛教说“因缘”，黑格尔、马克思讲“辩证法”，无非都是在揭示一个基本的宇宙规律，即万事万物都是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的，此“因”伏彼“果”，有时候真是十分奇妙。周汝昌因为帮助林阿释学习佛教史，因此也得林阿释之助，使自己的论文得以在欧洲的学术刊物《 Studia Serica 》上发表，这样无形中建立了一种声誉：周汝昌的英文好，中文也好。1950年，又一届大学生毕业，不过这可是在新中国而不是在中华民国毕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这是横跨两个“朝代”的一届学生。周汝昌正是这一年从西语系毕业，面临择业问题。建国之初，各政府机关都急需人才，国家新闻署也来燕京大学招人，条件是中文和英文都要好。周汝昌的名声这时发挥作用了，他被学校作为优秀毕业生推荐给新闻署。不过，周汝昌这时却有一点小小的心理障碍。原来1947年他重新考回燕京大学时，开始时想转系，报了新闻系。可是后来选课，系主任一看周汝昌选的课都是文学艺术一类的，对新闻必修课兴趣不大，就驳回说这可不行，必须重新选课。周汝昌不想牺牲自己的兴趣，就去见西语系主任柯安喜，说：“我要回家（ backhome ）。”柯安喜听了笑逐颜开，立刻在选课表上签了字，周汝昌又回到了西语系。有了这一段小小的曲折，对去新闻署工作，周汝昌心里难免有了疙瘩。而这时燕京大学中文系招考研究生，周汝昌酷爱文史，权衡之下，就回绝了新闻署，进入中文系研究院继续学习，读研究生。研究生刚读一年，周汝昌又接到了成都的华西大学拍来的电报，要招聘他去西语系任教。原来是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在宥①教授在同期《 Studia Serica 》发表文章，因而看到周汝昌的论文英译陆机《 文赋 》和英译季羡林的《 列子 》考论之文，认定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向校方推荐。周汝昌一想，研究生很快要毕业了，也得考虑谋生问题，但还有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要上，还得作论文，这该怎么办呢？他就去向中文系主任高名凯② 先生请示。高先生十分通情达理，对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应聘吧，研究生课程差一个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半年内把毕业论文寄来就行，照样承认你的研究生学历。在离开北京前，自然要和不少亲朋好友话别。这些话别活动大概从1951年冬接受了华西大学的招聘后就开始了。值得一提的是前面叙过的题咏周家咸水沽旧园的丛碧词人张伯驹，特别邀请了一些文人墨客，聚会开社，填词为周汝昌饯行。张伯驹是大家公子，比周汝昌年长二十岁，但两人却早有交往。周汝昌早在第一次入燕京大学后就已经参加了张伯驹主持的诗社，一起赏鉴文物古董，谈文论艺，吟诗填词，吹弹拉唱，两人又都是戏曲票友，那“共同语言”实在不少，真是难得的忘年交。那时张伯驹还住在西郊的展春园，庭园宽大。此园本是清朝康熙时果亲王胤礼的庭园，因系康熙所赐，名承泽园，张伯驹收藏有隋代名画家展子虔的名画《 游春图 》，命名为展春园。当时张伯驹拥有园的东一半，尚有小楼二座，回廊相接，外楼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居住（ 这位昔日的“太子”此时已落魄，完全由张伯驹供养 ），张伯驹住在内楼。周汝昌回忆说：“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 岱 ），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脂雪轩笔语 》之《 张伯驹和潘素 》）周汝昌和张伯驹的订交，是在一次展览会上。应高名凯之请，张伯驹把自己收藏的珍贵的书画精品，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周汝昌当时刚考入燕大，正研究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听说展览中有《 楝亭图 》（ 曹寅号楝亭 ），非常兴奋，立即跑去观摩。只见在大玻璃柜中，展出了巨幅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清朝“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彩绘小照，立幅。在小照四围的绫边上，名家的题咏密密麻麻，首先有藏主张伯驹本人题的《 贺新郎 》词。周汝昌读到《 贺新郎 》中涉及了贾宝玉即纳兰性德的话（ 这本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一说 ），就乘兴和了一首，第二天又作了两首。当时周汝昌正在才情发越的青年时代，又已经对曹家历史有所研究，当然兴会淋漓，文采灿烂，同时，还在每一句下都加了详细的注解，内容都是曹家的史迹事实。2005年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馆发现了周汝昌的后两首词：十月二日草草赋《 金缕曲 》赠丛碧先生幅隘感多，言不鬯意，追维图卷，因一再叠（凡入例得作平处不赘注）。《 金缕曲 》题《 楝亭图 》庭命存提耳，记当时，楝花亭榭，衮衣衙第。一树婆娑人雪涕，谁会蓼莪真意？天下事，半归知己（曹子清上自前明遗士下逮朝野名流罔不与游）。妙句清图都几幅，遍东南、争写瞻依泪。笔似绣，诗如水。那兰① 小跋心先醉。重摩挲，手污爪，雅人生忌。三叶不殊风木思（ 子清以至雪芹 ），身世兴亡未已。又岂独、艳情堪悔（ 船山诗云“艳情人自说红楼”，前人大抵只于艳情二字着眼 ）。五采云龙馀诰锡（ 曹氏上世诰命今藏燕大图书馆，与《 楝亭图 》皆其家旧物流于世者也 ），泣流传、厂肆风尘里（ 李文藻《 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 》云：乾隆己丑——胡适在此行上方所加眉批：己丑乃乾三十四［1769］——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皆有楝亭曹氏印，盖付鼓摊庙市久矣 ）。忍重读，石头记。又题《 红楼梦 》奕叶愁耳（，第七世；耳，第八世。自曹氏始祖世选迄雪芹之殇子凡七世，盖不俟八世而衰矣）。更休论，从龙勋卫，绣才第。树倒猢狲含痛语，梦里座中同意（子清在日每举“树倒猢狲散”一语示座客，见施瑮诗集自注，即秦氏托梦语所自来也）。犹苦说，为人非己。噎虀围毡良何暇（脂砚斋硃批云“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此乃雪芹贫后实况），十年勤（胡藏脂本引诗云“十年辛苦不寻常”）、奇话传偿泪，分不出，血和水（依雪芹自批“绛珠”即隐血泪二字，故诗又云“字字看来皆是血”）。贳酤卖画毷醉（敦诚、敦敏昆弟赠雪芹诗云“举家食粥酒常赊”，又“卖画钱来付酒家”，又“一醉毷白眼斜）”。叹蓬蒿、生屯死覆（敦诚《 四松堂集 》寄怀曹雪芹诗云“于今环堵蓬蒿屯”），绝才天忌。皕载更无玄识在，当日不如其已。回首处、九泉应悔。四海谁堪身后托？葺丛残、旧事芸编里。君浮白、吾能记（余辑《 红楼家世 》一书，搜曹家旧事差备）。十月二日得见《 楝亭图 》，当时作了一首词给藏主张先生，向他乞录题辞，为辑书材料。因张先生题容若小像立轴用容若赠顾梁汾韵作《 金缕曲 》，我便用了此韵，第二天又叠了两首，因为都与《 红楼 》有关，特地检寄适之先生，以供一粲。原来本录为他人看，故附累赘小注。汝昌卅七、十、廿八誌这当然让张伯驹青眼相看，把自己的词作《 丛碧词 》刊本送给周汝昌一本。周汝昌少年意气，真诚坦白，读了这本词集后，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意见，送给张伯驹。张伯驹不仅没有感到难堪，反而十分高兴，从善如流，对词作予以修改。周汝昌又为词集写了一篇跋文，在其中说，词人之词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以词人之词论，应当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恐怕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这篇跋文从学术、文艺上立论，并不是无聊的阿谀奉承，当然更让张伯驹感到十分知契。从此张伯驹每有词作，都首先让周汝昌看，听他的意见。周汝昌记得，有一次一起游览大觉寺，张伯驹年事已高，有点抖索地拿出一篇词让周汝昌看，两眼全神贯注地看周汝昌读词的面部表情，十分有趣。前面引录过张伯驹填词咏叹天津咸水沽周家旧园的词作，其标题为“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寇梦碧的词题也是“酬敏庵兄”，这个周敏庵就是周汝昌，当时传统文化的氛围还比较浓郁，文人雅士们喜欢起各种雅致的别号。别号能寄托某种人生的文化追求，传达诗的意蕴，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传统，《 红楼梦 》里“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贾宝玉和十二钗不就都各起了自己的雅号吗？周汝昌当然还葆有这种传统文化的芬芳遗韵，一生中曾起过许多别号，如禹言、雨檐、玉言、师言、敏庵、玉工、玉青、石武、禹苍、顾研（ 砚 ）、命新、寿康、茶客、念述、雪羲、脂雪轩、芹泥馆、庙红轩、李渔村、棠絮轩、响晴轩、解味道人、射雨村人等。张伯驹题咏周家旧园，周汝昌当年也有一首和作：风入松潮痕初涨柳风斜，笙管傍蒹葭。爽秋楼上人如画，背回栏、帆影交加。西畔虹桥驾彩，东头古渡流沙。芳邻蒲扇坐听他，往事说周家。烟尘不许亭台驻，待重游、早换年华。剩有残泥走蟹，更无乔木栖鸦。张伯驹与周汝昌的交往，也有红学方面的事。如周汝昌后来结识陶洙，三个人共同努力，促使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出世，并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收藏（ 庚辰本1932年被徐星署买进，1949年5月5日卖给燕大，即今日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者 ）。还有一年“人日”（ 阴历正月初七 ），张伯驹兴致勃勃地到周汝昌家（ 东城区无量胡同 ），探怀摸出一件宝物让周汝昌鉴赏，就是脂砚斋藏砚（ 此砚后来经历“展览”等遭遇，不知下落 ）。另一年重阳节，张伯驹把获知的有关日本三多六桥本《 石头记 》的消息告诉周汝昌，两人各赋《 风入松 》词，叠韵唱和。甚至，周汝昌的父亲从天津到北京有事，也曾经住在展春园张伯驹家中。居室案上陈列有清末著名才女柳如是的黄玉凤砚，紫檀匣子上镂刻着其夫婿大才子钱谦益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怕来客“顺手牵羊”，来客临辞别时也不请主人检查核对室内器物。周汝昌记得那次送行的笔会名为“庚寅词社”，定题选调，填的词牌是《 惜余春慢 》，几十位老词人都有佳作，为自己惜别送行。《 红楼梦 》里的诗社描写，本来是有清代社会文化生活之背景原型的。周汝昌也是赶上过这种社会风气的流风余韵的，他读《 红楼梦 》的感受心得，当然和后来那些从教条出发的“红学家”大为不同。周汝昌很早就参加了京、津一带文人雅士们的诗社、词社等活动。周汝昌的侄子（ 周祜昌之子 ）周贵麟（ 又名周贵临，1952年生 ）于2005年1月26日给笔者寄来一阕词，是周汝昌1948年在梦碧词社所填，这应当是寇梦碧主持的一次雅集，是不是张伯驹也参加了？1948年正是北平即将发生历史巨变的时候，这些诗人和词人们照旧吟诗填词，流连光景，也可见古老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和魅力，受传统文化滋养的人对诗和美的追求，那也是很顽强的。生活的音调是宫、商、角、徵、羽俱全的，并不是只有当时时势的单音独奏。今将这阕词转录于下，可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日的情景，也能对周汝昌的气质个性有更生动的理解。台城路·过水西庄吊津词人查莲坡先生故园茫茫何处寻诗酒？西庄市声喧乱。藤架飞香，竹轩揽翠，华屋山丘都换。漫凭指点，叹豆叶瓜苗，是曾开宴。绿到河门，垂杨不见信安远。东南一派曼衍，望名园带水，花树萦岸。满座笙歌，一栏帆影，谁立爽秋楼半？沧波放眼，但云气三山，年华一箭。断瓦同销，斜阳耕废畎。周汝昌离开燕京大学时，对留在中国大陆原来属于中华民国旧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面临一种新的制度，迫切的现实是必须调整心态，适应新形势。195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合并和院系调整，对原来所谓“第三种势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其今后生存状态的一次性命攸关的变化。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办的学校，从1919年起担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兼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返美，燕大于1951年被新中国政府所接管。在这次院系调整后，各院系就分别被并入其他学校，原来的燕京大学不复存在，校园也变成北京大学的所在地了。周汝昌决定去四川应聘外文系讲师，当然也和燕京大学本身已经前途未卜的情况有关，那已经不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参天巨木，而是“雨中黄叶树”了。周汝昌向高名凯请示时，曾问到成都任教要注意什么，高名凯沉吟了一下，回答说：“多注意政治。”这短短一句话颇能体现那时的时代氛围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状态。尤其是我们如果知道高名凯出身教会牧师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这种身世背景，他的话就更耐人寻味了。成都的华西大学知道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单身贵族”，而是拖家带口的，正如鲁迅诗句所云“挈妇将雏鬓有丝”，因此两次给他汇来旅费，其招引人才的热心也是颇有感召力的。1952年春末，周汝昌带着妻子毛淑仁和喜临、月苓、丽苓、伦苓四个孩子，举家踏上远赴成都的旅途。对周汝昌离开故里远赴四川的选择，周汝昌的父母兄长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仍然是“五世同堂”的旧思想。而周汝昌最终决定去成都，妻子毛淑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周汝昌顾及传统家族观念，不愿意谈这一点，周月苓告诉笔者：“我们去四川是我妈妈执意要我爸爸去的，或者说是在她的敦促下，更坚定了我们走的决心（ 当然不排除时局所迫 ）。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以及家里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我们的出行，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我妈和我爸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就曾经对我妈妈许过诺言说将来他大学毕业了就带我妈妈离开这个家，我妈妈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认为我们家大逆不道还有其他原因，就是我爸爸曾经转述别人善意规劝我爷爷把地卖了分家的事情，他们认为我爸爸是不孝。 ）我们离开老家去成都的那一天，我清楚记得家里没有人出来送我们，我们一家大小，坐马车先去天津市河西区我的一个姨家，再从那里转乘火车。我和丽苓穿着我妈妈用搬迁费给我们第一次在缝衣店做的蓝色列宁服（ 那是我们仅有的一套能穿得出去的衣服，我记得在四川念书的时候仍然穿这一套衣服，四川还特别爱下雨，我们的老师帮我们把洗后尚未晾干就穿在身上的列宁服搭在老师办公室的火盆上烤干，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个神气劲儿就别提了，特别开心，没有依依惜别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爸爸和妈妈的心情还是可以猜想的，因为在天津火车站，火车徐徐启动的那一刻，我看见了那些大人们——我的爸爸、妈妈以及来送行的姨和姨夫们的眼睛里含着的泪水，他们彼此都将眼神错开，那情景我永远都忘不了。长了这么大都没离开过家那么远的我们似乎永远地离开了。”这还颇有一点“五四”以来青年人挣脱传统大家族桎梏的流风余韵。周汝昌和毛淑仁的决定事实上是正确的，这只要看后来留在老家的周汝昌的兄长们，都被划成“地主”、“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从而在人生中遭遇挫折沉沦，儿女的前途也受了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周景颐接受周汝昌的意见，把土地卖了给儿子们分家，那么可能在划定成分时就是另一种情况，后代们的命运遭际也就可能有所不同了。当然事实上这不是某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历史、文化、观念、时代、家族、个性等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交错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周家的“运数”罢。李白感叹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唐朝的情况，到了周汝昌赴蜀的时候，当然要好得多，但也不是一路顺风的。周汝昌先回天津咸水沽把家小接到北京，从北京坐火车经河南到陕西宝鸡下车。从宝鸡开始，就不再有铁路，而要坐汽车爬秦岭，沿着古栈道前往成都。从宝鸡换乘了一辆敝旧的汽车，一车十几个人，有从上海到四川办事的，有军嫂赴新疆探亲路经蜀地的，有原本四川人游子归乡的……从宝鸡告别秦川平原，不久就峰峦丛起云彩飘荡了，唐诗中所谓“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意境已经身在其中，手伸出车窗外就能揽到缕缕白云。周汝昌的孩子们高兴得拍手大叫，周汝昌自己也又一次体验到了人生的诗境之美。晚年回忆起来，那入川的胜景还历历在目：千盘万转，一辆破旧的车像个不识世务的牛犊，在无穷无际的山岭中左旋右转地爬行，车外一步一景，变化多端，瑰丽奇特，连山的颜色都不停地在改换，有时是生满草和树的茵茵翠岩，有时则是赤红色的峭壁孤崖矗入云霄。峰回路转，让人经常感到有险象环生，但那位开车的司机则精神抖擞，镇定自若。还有层叠的梯田，郁郁葱葱，恍若仙境。远远的巨大山岩上，“剑门”两个字由小变大，赳赳地威武雄壮地向车中人逼来……沿途打尖休息，建国初期的景象点缀其间。在陕西凤翔，看见有人在召集村姑农妇，列队扭秧歌，表现妇女得到了解放。但也经常要检查证件和行李，因为此时全国正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因此，当汽车开到四川省广元县，就发生了小故事。广元的检查特别严格，男的要脱掉衣服，儿童要检查鞋底儿，对行李则更是详搜细检。可能由于遗传原因，周汝昌在第二次考入燕京大学时就已经发生听力障碍，后来日益严重。因此，在奔赴四川前，他在天津买了美国进口的助听器，因为害怕摔坏，包裹置放在行李中棉被褥最软的地方。广元的检查人员不认识助听器，以为发现了“小电台”，怀疑周汝昌是“特务”。检查因此变得十分费时间。找来“无线电专家”审查，费了一个多小时，弄清楚这个机器只能“收”一般的声响，不能“发消息”，但仍然不放心，把周汝昌叫到办公室盘问，检查证件。周汝昌拿出华西大学发的聘书、当时军方部门开具的旅行证件和地方发的迁移证。没想到有一个证件上有一个字是圈改过的，当时周汝昌也没注意到，却被检查人员抓住不放，诘问这个字是怎么改的？周汝昌回答说原来就是这样，不是我的笔迹，与我没有关系。但仍然不能解除检查人员的怀疑。不过周汝昌在问答过程中始终侃侃而谈，没有一点恐惧害怕的神情，检查人员最后要求周汝昌写一份书面的陈述，然后才放行。但把助听器扣留，说等进一步检查后再寄到华西大学。这么漫长的检查时间，耽误了其他同车旅客的起程，有的旅客要求司机撇下周汝昌一家先走。司机却颇富有同情心，对大家解释说，他是带着家眷小孩的，撇下他让他怎么办？还是耐心等等吧。还有三位同车的热心旅客来到拘问周汝昌的地方不远处守候，见周汝昌被释放出来，立刻十分高兴地迎上来。周汝昌已经不太认识停车的地方，幸亏这三个萍水相逢的旅伴陪着走回客车。五十年以后，周汝昌写小文回顾这段经历，对当年的司机和三位旅伴仍深怀感激之情，赋诗云：“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助听‘新物’原难识，感激仁心格最尊。”周汝昌于1952年5月1日到达华西大学，住在学校的宿舍西斋一号。他被校方任为外文系讲师，教授本科三、四年级专修课中英文对译。1952年秋到1953年4月，四川各大学院系调整，华西大学改为医科大学，周汝昌调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员（ 周汝昌是华西大学调离人员中留在成都的唯一一人，其他同仁都分配到了外地 ），住地也从华西坝宿舍搬到四川大学的梅园校区了。在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英语翻译，周汝昌自创了一套教学模式，很受学生欢迎。这当然得益于他对英文和中文两种语文的厚实功底，进一步说，是对西方和中国两种不同文化的深入了解。周汝昌的教授方法，分几个步骤：首先，精心选择一篇或几段英文著作原文，其中要包含几处具有代表性的翻译难点。其次，所选的篇、段最好是西方名著，而且已经有两家以上的汉语翻译文本，这样可以有所比较。上课时老师把原文和两家译文一起打印，发给学生。第三，老师备课时要预先估计难点，在课堂上给学生指出，提醒大家哪些地方需要特别用心注意。第四，要求学生对所发的两种参考译文之得与失做仔细研究，不许照抄，要另外译出自己的译文。第五，教师把学生的新译文收上来仔细批注，从卷子中找出翻译的佳例和劣例分类，每一类中再分上中下不同等级。第六，再上课时就以学生翻译的佳例和劣例作为“教材”。把卷子发给学生后，教师逐一举实例讲解同学翻译的优、胜、劣、败，特别是学生自己所发现理解和翻译的“要害”之点，更要重点分析。第七，教师特别要讲清楚那些所举句例被分列优劣等级的具体理由，包括语文方面以及所涉及的历史、百科等各种文化背景、知识、问题。但在讲解过程中，优秀的句例都说明学生的姓名以示鼓励，水平差的句例则不提译者姓名，以保护学生的积极性。这样的教授方法当然效果好，受到学生欢迎。学生的上课兴致非常高，纷纷找老师谈心，表达感受。大家一致的反响是：一、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课。二、过去的老师都是把他的译文写在黑板上让大家照抄，也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不那样翻译。周老师的这种讲授方法太生动了，太新鲜了，帮助太大了。三、周老师评作业的等级和理由，大家都心悦诚服，而且启发性很大，让我们顿开茅塞。四、周老师的这种教授方法是“活”法，和死教条对立，我们衷心拥护。鼓励独立思考，提倡“活”法，反对“填鸭”，这的确是周汝昌治学的一贯思想。不仅在教授英语时如此，后来在研究《 红楼梦 》和其他中国古典文学文化时也是如此。而这又必然与宁可死守“形式逻辑”和教条（ 往往美其名曰“规范” ）的“常情”构成矛盾，发生冲突——因为死守教条是最容易最省力的，不需要才情悟性的。在周汝昌今后治红学的历程中，我们还会看到因为这一特点而引起红学界的多次风波。1995年秋，笔者在美国纽约认识了郦曼茵（ 1937年生 ）女士—— 她当年在中国大陆曾因爱好文学与人组织文学社团被当作“胡风分子”而受批判，后来更罹文字狱遭祸入狱服刑十四年，我把自己的评点本《 新评新校〈 红楼梦 〉》（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和研究著作《〈 石头记 〉探佚 》（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增订版 ）送给她。有一天她的一个朋友王舒（ 1933年生 ）女士看见了我的书，一看前面有周汝昌写的序言，不禁大为惊喜，原来她是当年在四川大学听过周汝昌讲英文翻译课的学生，60年代初因父亲在台湾等故被判反革命罪，劳改十年，也因父亲在台湾，80年代获准境外探亲而到美国，滞留不归，加入了美国籍。她本来误以为周汝昌早已在文革中过世了。王舒通过郦曼茵向笔者要了周汝昌的通讯地址，写信向她四十年前的老师越洋致意问候。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教授英文翻译课十分成功，在全校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因此也惹来了麻烦，不是周汝昌班上的学生纷纷要求到周老师班上听课，原任课老师当然十分不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也是超越时空亘古如斯的。周汝昌独创的那一套教学方法，有他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他常常对学生说：不要忘记鸠摩罗什的名言，要好好思索。鸠摩罗什是谁？是一位天竺高僧，于晋康帝时（ 343或344 ）生于龟兹，家世本属天竺，乃国相贵家，父亲鸠摩罗炎抛弃相位出家为僧，来到龟兹，却被龟兹国王逼迫娶了王妹公主，生下鸠摩罗什。后来鸠摩罗什的母亲也悟道，罗什七岁就随母出家，到二十岁时已经是有名的高僧大德。鸠摩罗什于后秦姚兴弘治三年（ 401 ）来到长安，被姚兴尊为国师，译佛经三百余卷，于十五年癸丑（ 413 ）四月十三日薨于寺，享年七十岁。梁朝慧皎撰的《 高僧传 》评论说：“鸠摩罗什硕学钩深，神鉴奥远。历游中土，备悉方言。”汤用彤《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说：“什公相从之助手，学问文章，均极优胜，而且于教理之契会，译籍之了解，尤非常人所可企及。”总之，鸠摩罗什是一位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可是，鸠摩罗什，这位大翻译家，却对翻译持悲观的看法，他虽然笔不停译，心里却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事。他说将梵文译成汉语，乃是：“如嚼饭哺人，不惟失味，且令人呕哕！”也就是说，梵文的优美精妙，其实无法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一旦勉强翻译成汉语，就好像把嚼过的饭食吐出来再让别人吃，饭食原有的美味都失去不说，简直就让人反胃呕吐了。周汝昌虽然不懂梵文，但通过英文和汉语的对译，他深为认同鸠摩罗什的话。一方面，人类为了交流，不能把翻译取消，但事实上，只有涉及比较浮浅的日常生活、简单事实和道理等一般文字可以基本不失原来语言的滋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至于比较高深微妙的文采、智慧、哲理覃思、情绪意念等，老实说翻译是无能为力的。周汝昌认为，其实是不存在所谓“直译”的。他举例说，比如汉语说“大”风“大”雨，而翻译成英文，只能译成strong wind和heavy rain，而不能用big或great的。这就形成了周汝昌的“翻译观”：说到根儿上，真够得上称为翻译，必须首先做到精通所译的双方语文，“知己知彼”才行，如果靠查词典找“对应字”，生造出一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文句”，乱翻译一气，那不但糟蹋了被翻译的著作，对汉语也将造成污染和混乱。周汝昌进一步追问道：鸠摩罗什虽然说了名言，但如果再追根究底，那还得问一问：鸠摩罗什自己赞美梵文，以为翻译成汉语后尽失原味，他的梵文造诣可能的确很深，但他的汉语水平能达到什么境界呢？恐怕也不能估计过高。他当然了不起，但他能和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吗？所以他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实在也说不上什么文采，不过粗达大意而已。所以，周汝昌在教授翻译的课堂上，反复向学生强调：要学好翻译，必须先精通双方语文，不能急功近利，用“换字技术”来对待这门严肃的文化工作。他对同学们说：前人已经提出翻译要追求信、达、雅，我看这三个原则也就是和真、善、美相对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信，就是信实，不走样，不扭曲，不变味，这不就是真吗？达，通过翻译传达出了原文原义，不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似是而非，不就是“善”于译事的功力成就吗？雅，就是文辞功夫，有修养造诣，不粗陋，不庸俗，不鄙野，不市井味，不流氓味，能给人以真正的审美享受，而不仅仅是“可读”就满足了。他又引经据典：信，大家看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大家不要误会啊，老子这里所说的“美”其实是指粉饰造作的假象。达，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周汝昌在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讲授中英文翻译课本身，也是在追求和实践信、达、雅和真、善、美，在身体力行“精通双方语文”——进一步就是“精通双方文化”。他后来以一首七言绝句总结说：“嚼饭奇言最可惊，达真昭信会文情。登堂授业当年事，死法先生享万龄。”除了上课教翻译外，他自己也在继续作研究和翻译的实践。1952年上半年，完成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论文《 宋词语言的研究 》。1952年8月13日，写定了《 楚辞中的“予” 》，后来收入文怀沙的《 屈原九歌今译 》（ 文怀沙就是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 红楼梦 〉新证 》的责任编辑王耳 ）。文怀沙对屈原和《 楚辞 》的翻译和解读是建国初期影响颇大的文本。1953年4月，周汝昌又将英国大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翻译成汉语。还需要提到的是，1953年1月1日，次子建临出生。想象一下当年周汝昌与参加成都市妇联工作的毛淑仁夫妇，负担着两子三女的家庭，实在也是不容易的。周月苓说：“没有我妈妈做我爸爸的后盾，不知道爸爸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妈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可她帮了我爸爸的很多忙。我们从小任何事情都是在我妈妈（ 几乎是她一个人 ）呵护下长大的，我爸爸一直在外面，直到我们去四川他才和我们在一起。如果不是我妈妈，可能我们的上学都得成问题。记得我还非常小的时候，在天津老家，我妈妈就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问题。是她带我拿着小板凳去上学。到了四川，我妈妈不知道转学的手续，没有转学证就不让插班，我只好从头（ 重考一年级 ）念起，和妹妹在一个班里，所以我毕业比较晚。”在家庭负担非常沉重的情况下，周汝昌除教学外，还能做出许多研究成果，与妻子毛淑仁的能干大有关系。难怪俗语说每个成功的丈夫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了。周汝昌曾经说：“我平生得以饱食安坐，静心专神地做点学问，夫人毛淑仁功不可没。她对我治学的协助是多方面的，她尽管不能直接执笔，而在收拾整理和妥善保藏各种文献、信函的辛苦是不易殚述的。她的记忆力极好，无论何时，需用何种文献、物品，她好像连想都不用想，马上手到擒来。红学以外，可举《 范成大诗选 》改新版这一事例，她将一部书的所引古籍全面逐字核校了一遍，费时月余。记得她在家务之外，每日坐在床上不动，身边摆满了各种书信资料，专心致志地为这部书的质量做出重要的贡献。”2000年6月，周汝昌教过的原华西大学学生刘浔生，看到1999年第4期《 人物 》杂志刊登的周伦苓写的《 我的父亲周汝昌 》一文，勾起了许多回忆，写下了《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篇文字，下面择要摘录，可作为周汝昌在四川时期的某种史料印证：话从一九五一年说起，当时原华西大学外文系的外籍教师纷纷回国，系上的教师所剩无几。课要上下去。外文系的学生的外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谁来继续执教呢？在西南地区，只有从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授们身上打主意。但是这些人的英语说得能和外籍教授一样流利者，就很难找了。贸然来华西大学外文系上课，可能有点麻烦。华大的领导和师生正在着急之际，哲史系有名的缪钺教授向学校推荐了一位教师，他便是周汝昌老师……周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吸引了我们，打动了我们。周老师中等身材，戴一顶蓝色帽子，穿一套蓝色的中山服，朴朴素素的，脸色略显苍白，温文尔雅，马上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长年累月在书库中或图书馆里发愤苦读的学者。微笑淌漾在他的脸上，也从眼神里流露出来，好像和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周汝昌”三个字，接着在名字下面写了“卅三岁”。师生间弥漫着和谐的气氛。“周老师的字写得好漂亮啊！”后来周老师送我一本他写的《 书法艺术答问 》，我才知道周老师的书法是学有渊源的。他积累并且发扬了我国历代书法家的优点和精华。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大文豪，在友人家中看到周老师写的一幅“赋马”的单条后，竟不断用手杖击地赞叹：“好字！好字！”周老师用英语上课，一口流畅悦耳的英语，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一节课飞也似的过去了。大家围住周老师，不让他走。我说：“周老师，您的英语怎么说得这样好？”周老师说，他在燕京大学一年级时，有一个华侨同学的英语讲得真棒，全班数他第一。周老师暗下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尽最大的努力赶上他。皇天不负苦心人。周老师学到四年级时，全班公认周老师的英语讲得最好。我们华西大学外语系二年级的同学不到十人。读起英国文学著作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读得津津有味，甚至有点废寝忘食。学校开大会时，有些同学悄悄在下面读，有的外籍教师上课时，有些同学溜到小天竺街的居士林茶馆读。唯独上周老师的课，没有一个人缺席，没有一个人走神。周老师上课时一口京片子，讲得抑扬顿挫，娓娓动听。有一次周老师说中国语言这个宝库，其中有无穷无尽的源泉，有魅力无比的珍宝。他顺便以《 水浒 》中的武松打虎为例。同学们谁没有读过《 水浒 》呢？有的人可能不只读过一遍。可是再听周老师讲武松打虎，我们好像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沉浸在故事的境界中。周老师边讲边用手势比划。我们只担心少听到一个字，只担心听漏一句话。周老师讲得这样生动有趣，原来和他幼年酷爱京剧和曲艺息息相关。周老师教我们的翻译课，让我们翻译的材料十分广泛。有时我们会感到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比如有一次周老师让我们翻译《 Pocket Oxford Dictionnary 》（《 袖珍牛津字典 》）的序言。这本字典曾被林语堂先生称为学习英语最好的工具。他去任何地方，随带的箱子里总要留出放两双袜子的地方来放这本字典。当然，现在只用两千常用词编的字典就比这本POD好用得多，方便得多。周老师要求我们在一节课里就把序言译成中文。下课时，谁也没有完成作业。当天晚上，我去周老师家请教翻译中所遇到一些难点。周老师继而谈到翻译的技巧和艺术等。他顺便把他译成中文的一首英诗给我看。我记得是英国伟大诗人之一雪莱的《 Prometheus Unbound 》（《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周老师说他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译文。我把两个译文进行比较，我觉得郭老的译文是天马行空，词藻华丽，而周老师的译文更表达出雪莱写此诗的意境，让我更喜欢一些。一天晚上，我又去周老师家，看见桌上有一本又大又厚的字典，翻开一看，是林语堂编的《 汉英大辞典 》。再仔细看下去，有近一半的词下面都有批注。周老师说：“我把辞典中的词、短语和句子错译的地方，或有不同译法都写在旁边。”我心里想，这个工作需要好多时间和好多精力啊！没有丰富的汉语知识和英语知识，怎么能轻易下笔啊！又一天晚上，我去周老师的家，正好他参加政治学习回来。我随便问他政治学习学什么内容？周老师说：“就学这本书。”我一看是胡乔木写的《 中国共产党卅年 》。书的每一页的顶部或旁边都有周老师写的字。我说：“周老师，你学习的心得和体会不少呀！”周老师说：“不是的，我是把书中不合乎汉语语法、不合乎逻辑思维的地方改了一下。”我吓了一跳。我们那时也在学这本书，我们把它当成绝对真理来学，根本没有想它的用词遣句。看看周老师对此书的改正，的确改得对，改得有道理。心里还是为周老师担心，怕他惹麻烦。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份机密文件，千万不能公之于众！”周老师一笑置之。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贤良的妻子。周老师那点菲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真是有点捉襟见肘啊！周师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却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了周师母，周老师无后顾之忧，才能安心教书，专心做学问。周师母是功不可没的。我们这些年青而又不懂事的学生，胃口很好，食欲特佳，往往一进周老师的家就大声问周师母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不管是在下午或是在晚上，周师母总会像魔术师一样拿出一些让我们嘴馋的东西来。至今我还念念不忘周师母做的肉饼。最近在电话里，我还夸奖周师母的厨艺。她谦逊地说：“做得不好，做得不好。”二人缘履痕雪泥鸿爪1三十而立来到成都以后，除了上述教学、毕业论文和翻译等工作外，周汝昌并没有停止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继续深入探索。前几年于北京研究写作的成果，经最后的修订，原拟的《 红楼家世 》后改名《 证〈 石头记 〉》，最终定名为《〈 红楼梦 〉新证 》，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共三十九万字。此书的写作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经历了漫长的不断加工过程，周伦苓说：“1948年的暑假，父亲回到了天津咸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 新证 》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这大量粘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撰稿的笔是燕园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母亲烧柴禾做饭时，不慎将笔掉进火中烧坏，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在《 我与胡适先生 》第十四节《 红夏喜双收 》和第十五节《 口耳校红文 》中，周汝昌生动地记述了天津老家的院落住房情况，以及自己与四哥祜昌分工合作，一方面是甲戌本录副本，另一方面是将纸条上的材料整理成《〈 红楼梦 〉新证 》，以及向友人求助购买朱色墨等，读者可以参看。黄裳（ 容鼎昌 ）先生于2004年10月13日给笔者的信函中这样说：“我和汝昌兄是南开中学的同学，且同斋住宿，时间一年不到。我只知道他当时已婚，为人缄默，与同学来往甚少；不喜运动，喜京戏，他曾赠我一张剧照，他扮《 春秋配 》中的李春发，丰神倜傥。我们曾结拜为把兄弟，曾拍过一张照片（ 见我的文集 ）。每日晚饭后多散步于墙子河畔，多谈及《 红楼 》，其详情，无可回忆，只见我与汝昌的几篇文章中。抗战及战后，消息不通，我入《 文汇报 》，编副刊，见汝昌发表于《 燕京（ 大学 ）学报 》之《 红楼 》论文，极赞赏之，为转载于报上，引起不少反响，从此恢复通讯。他的《 新证 》书成，我曾努力为之规划出版，曾介绍给开明书店（ 叶圣陶 ）、平明出版社（ 边余 ），皆不成。后终由棠棣出版。”黄裳先生叙述得比较简略。其实还有更具体曲折的出版过程。透露《〈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写成，首先是《 燕京学报 》第37期刊登出周汝昌的《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在文章末尾提到这部书稿，当时名为《 证〈 石头记 〉》。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友人和出版界人士的注意。张慧剑在上海的《 新民报 》发表一篇文章予以赞扬，朱南铣向周汝昌商洽借阅周氏兄弟录副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黄裳则主动写信将书稿推荐给开明书店，信封上写叶圣陶收。但过了一段时间，开明书店把书稿退回给周汝昌。周汝昌对退稿时“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颇有情绪，揆其原委，叶圣陶是俞平伯的密友，而《 证〈 石头记 〉》在一些方面与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观点枘凿，至少在篇幅上远远压倒了《〈 红楼梦 〉辨 》，叶圣陶不愿承揽出版此书，也在情理之中。在文化部任职同时还在上海棠棣出版社兼任编辑的文怀沙① ，这时也注意到《 证〈 石头记 〉》，他不认识周汝昌，就转托曾代胡适向周汝昌传书递简的北大教授孙楷第②，请他作中介约见周汝昌。孙楷第设晚餐，让夫人去周汝昌的宿舍邀请。但那时刚放了寒假，周汝昌已经订好火车票，当晚就要回天津老家，正忙乱地收拾衣物行装，孙太太却没有说明是出版书的事，只是说“文化部来人要见你，孙先生请你去吃饭……”周汝昌要回家，就辞谢不去，孙太太连来了两次，也没有解决。等到开学返校，清华大学的一个友人周祖譔③ 见到了周汝昌，说曾遇见文怀沙，抱怨周汝昌“架子大”，拒绝约见，周祖譔奇怪说我认识他，不是这样呀，那一定有别的缘故。经周祖譔的沟通，周汝昌才又和文怀沙联系上，约好把《 证〈 石头记 〉》书稿誊清交给文怀沙。周汝昌那时已经准备去四川，杂事多，时间紧，四哥周祜昌热情相助，把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誊清，工作量的巨大和抄写的劳累可想而知。1952年冬季，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周汝昌收到书稿的分批校样，开始校对。书稿是在上海排印，首先寄给在北京的文怀沙，文怀沙寄到成都，周汝昌校完后寄返北京，文怀沙再寄回上海棠棣出版社。这样往返多次，才将书稿校对完毕，棠棣出版社付印后由上海山东中路128弄201号的长风书店发行。《 证〈 石头记 〉》改名为《〈 红楼梦 〉新证 》，是文怀沙的主意。他认为这样一改，可以直接针对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发行上，都更为有利。文怀沙对出版这本书很热心，他特意邀请著名作家沈尹默题了封面的书名，又请蒋兆和① 的夫人萧重华绘画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印在扉页上，题为《〈 红楼梦 〉人物想像画 》。说到周汝昌在成都时期研究《 红楼梦 》，四川大学的张放教授转述了一段轶事。他在1995年6月8日的天津《 今晚报 》发表一篇小文《 我的红楼知音 》，前面说和当时四川作家协会的诗人流沙河大谈《 红楼梦 》，后面则说：“沙师知我敬仰红学家周汝昌，一次聚谈就给我讲了一段汝昌先生在成都的轶事，说那是五十年代初期，汝昌先生执教川大，一日散步到东大街，蓦见一饭馆挂牌‘潇湘馆’，不禁大怒，拔脚冲进饭馆，叫出老板，指其鼻子直斥道：‘潇湘妃子的潇湘馆是你这种人这种地方可以滥用的吗？你若不将牌子赶紧换取，看我不带一群学生来，砸你个稀巴烂！’老板怕生事，赶紧道歉换店名。”不过周伦苓说，这是误传，故事中的主角其实是吴宓，周汝昌生性谦和，不可能有那样戏剧性的举动。《〈 红楼梦 〉新证 》当然是周汝昌从发表《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以来积累而成的一个大成果，在他离开北京赴成都之前已经完成。这部书凝聚着周汝昌的许多心血自不必说，其中也体现了不少“外力”的推助。除了前面说到的四哥周祜昌、老师顾随以及胡适、赵万里和文怀沙之外，还应该提到邓之诚、孙楷第、陶洙和张伯驹。周汝昌在写作过程中，曾从这几位先贤处借得有关资料：“邓先生惠示《 永宪录 》；孙先生惠示《 枣窗闲笔 》两宗重要线索；张先生惠借《 楝亭图 》题跋；陶先生惠借庚辰本《 石头记 》。”（《 天·地·人·我 》之《 红缘辐辏 》）周汝昌入读燕京大学之际，邓之诚① 正撰写史学专著和《 清诗纪事 》，周汝昌的同学孙铮介绍认识了邓先生。周汝昌说：“我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邓先生者实多。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兴趣——可以说也受了‘影响’，是以到后来，他写《 清诗纪事 》到曹寅的选介时，也包括了我们交流讨论的收获（ 但有人不晓，竟以为邓先生讲曹寅在‘早’，而我是袭邓之说，真是世上‘轻薄为文哂为休’之风，于今为烈 ）。”又说：“我请教于邓老的问题共有三次，而他主动告知我的重要线索也是三点。”（《 天·地·人·我 》之《 文如居士，史学大师 》）周汝昌与胡适、文怀沙先后交往都有孙楷第作中介，已见前述。同时，周汝昌说：“我当学生时的第一篇‘脂学’论文能在《 燕京学报 》发表，是他审评赞许的。及至我报考中文系首创研究院时，几名考生的试卷也是他评定取舍。事后，有同学转述，孙先生对人说：‘看了试卷，还是数周汝昌，胜过那几名远甚。’”（《 红缘辐辏 》）周汝昌也谈到陶洙② 对自己的帮助：“彼时，我已借得胡先生所藏‘甲戌本’与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渴望‘庚辰本’而不可得 ——当时只这三本是八十回原貌，其他抄本皆系后来《 新证 》重提芹书真本校勘时，方引发陆续出现。而陶先生竟将他珍藏的‘庚辰本’照相本全貌十册慨惠与我。仁人嘉惠，永怀弗。”（《 红缘辐辏 》）陶洙结识周汝昌的情节也颇具传奇色彩。那是1948年初冬北平围城之中，同学周培章有事要进城——那时北平仍有城墙和护城河，即俗语所云“固若金汤”也—— 邀请周汝昌作伴，说眼前战争形势变化多端，我有一个王姓同学在城里，他家消息灵通，不如去探听一下，他家非常好客，住几天没关系。周汝昌正要还所借胡适的甲戌本，就带上书一起进城。没想到只隔了一天，北平就关了城门，城外是解放军，城内是傅作义的部队，双方进入了以战逼和的僵持和谈判阶段，而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后，由于城门封锁，自己却被困在东四牌楼七条（ 胡同 ）王宅中无法回学校了。而就在这种尴尬寄居于并不熟识的王家之时，1949年1月19日，陶洙竟突然来访，自报家门说自己喜欢《 红楼梦 》，特来访谈。周汝昌多年以后仍然感到奇怪：“我在七条王宅从未告知任何人，熟识者尚且不知，他又如何得知我会寄寓这处东四七条？这绝对不可想象，太神了！”陶洙谈到他在上海目见两幅曹雪芹的画像，并且给周汝昌画了示意草图——这就是后来关于一幅曹雪芹像争论的源头。周汝昌则让陶洙看了自己的甲戌本录副本，随身带着这个本子，本来是想请胡适写题跋的，却因去胡宅时胡适不在家，只把甲戌本还了胡适的长子。而陶洙则透露自己保存有庚辰本的照片。后来陶洙用庚辰照相本与周汝昌的甲戌录副本互相交换借阅，正肇因于此。周汝昌从陶洙处借得庚辰照相本后，曾用胡适留给自己的戚序本作底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庚辰本的异文特点都核校下来。周汝昌后来深情地回忆说：“这是‘红学史’上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文物，堪称瑰宝。由这部书开创了为《 红楼梦 》作大汇校、彻底‘扫荡烟埃、斥伪返本’（ 鲁迅语 ）的通途，因为其中包涵了三个‘红学’创业人为雪芹的真笔恢复其本真的贡献，有了此本，以后每发现一部旧抄本，即可在其基础上做出一目了然的异同补校，不费巨功，即收全效。其纪念价值与实用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可惜，在祜兄家遭‘抄’时，此宝亦被人攘为己有，我们曾多方、多次呼吁，请求查找发还，俱无着落。”《〈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是周汝昌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半生的福与祸，都由此潜伏、萌生、发展、演变。1953年9月，周汝昌已满三十五岁，《 论语 》中说人生三十而立，《〈 红楼梦 〉新证 》使周汝昌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红学专家，也算得上“立”了。当年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短短的三万字，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不过十五万字。在此之后，包括胡、俞在内，都再没有出过什么真正有影响的红学著作，也就是说，红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滞了三十年。而周汝昌的这本书却近四十万字。所以，《〈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首先以其内容的厚重和引用材料的丰富而具有震撼性；其次，在时间距离上对读者的阅读期待也颇有吸引力。《〈 红楼梦 〉新证 》开头有王耳写的“代序”，王耳是当时棠棣出版社的兼职编辑。这篇“代序”的主要内容，原是书稿正文之一部分，抽出改写而成。“代序”后面是作者的一篇序言，题作“写在卷首”。“写在卷首”的第一段是一句话：“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这一句话，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本书的一种内容定性，但拓展开来，却包含着许多可说的话题。《 文学评论 》2000年第6期发表赵润海《〈 石头记 〉自传说的检讨 》，其中说到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开宗明义就强调书的性质属于“材料考证”，认为：“他刻意强调‘材料的考证’，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对‘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企图摆脱政治上可能的批评。”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一般来说，“写在卷首”这种作者前言性质的文字往往是全书写定后才写的，至少也要在付梓前作最后的敲定，的确会字斟句酌。联系当日的时代政治背景，赵润海的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周汝昌至少在潜意识中有避开时代意识形态敏感部位的意图，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人要作自我保护之生存本能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50年代大约有十万名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各类专业人员、学者、艺术家。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的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的一些分析可以参考。党仿效苏联的模式，向知识分子支付工资，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承担责任。各类专业人员、各种学科，都被组织到各个协会里。例如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被编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各个学科又有自己的组织，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大城市都有分会，分会的主席和文学刊物的编委班子，由设在北京的总会任命。其他学科和专业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这样，党在建国初期虽然放慢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步伐，但仍迅速建立起相应的组织。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情况相比，党在组织学术界与艺术界方面显得更加熟练、更加敏捷。苏联人在建立统治后的十年间，由于缺乏经验，只做出了相对较少的努力。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不仅有苏联的先例，还有它自己在延安和哈尔滨取得的经验，以及由周扬、陈伯达和胡乔木领导的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骨干。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党的宣传部是正统思想意识的最终来源，由陆定一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抚慰政策持续时间很短。1951年，党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将知识分子从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他们大多数人是曾经受其熏陶的——的轨道转变到苏联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轨道去。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要求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中，部分地表现了这种努力。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位19世纪的教育家如何从沿街乞讨开始，最终成为地主，并把钱用于开办学校的过程。把武训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因为他企图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在批判武训的同时，丁玲领导下的文学界也进行整风。丁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权威性杂志《 文艺报 》的编辑，名声显赫，在文艺界能与周扬匹敌。1952年，她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文学杂志《 人民文学 》的一位主编，而她的密友冯雪峰则接替了她原先的职务，担任《 文艺报 》的编辑。这样，丁玲实际上就控制了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杂志。然而，丁玲的行为代表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本性。她在精力充沛地执行党的命令时，既怀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又对党抱有真诚的热情。与此同时，她又试图保持“五四”时期的独立精神和职业准则。丁玲一方面在作家中领导整风运动，但同时又敦促作家从自己的感受中寻找创作灵感，而不要根据别人的命令去创作：“我并不反对我们现有的创作组这一类组织，但……作家并不像孩子那样离不开保姆，而要独立生长。”50年代初的这些运动要比批判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温和得多。这些运动的目标是针对潜在的颠覆思想，而不是要清除一切公开表露的批评意见。党也没有准备用以前运动的那种办法来推动思想意识的统一。虽然知识分子必须努力改变西方自由主义倾向，但党还是希望能团结他们。而且党首先注意的是健全对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知识分子的领导。党允许自然科学家享有较大的自由，因为他们的工作深奥难懂，理论性强，党的领导人承认懂得不多。党不轻易干预科学工作，还因为党知道科学技术对于党的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大多数科学家受到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比较晚，比较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同样，在相对宽松的时期，科学家较早地较明显地感到宽松的影响，但宽松与思想改造一样，影响着所有学科。党无法把科学家从其他知识分子群中分离出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同沉浮，共命运，尽管有先后之别。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了解当日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之周汝昌的基本思想状态。他是一个从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毕业的西语系学生，对现实的政治演变多少有些是被动地接受，不一定有十分积极参与的热情，其全部心灵都投入到了对人类创造的精英文化和学术的研索追寻中去。用后来的术语说，周汝昌至少是一个不太热衷现实政治的“白专”典型，而其所“专”的对象又不是“自然科学”，而属于“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他不可能不感受到外在政治思想氛围的压力，他在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开头就强调“材料考证”性质，应该说多少有一些下意识的规避动机。但不能将这种政治化动因作“过度阐释”。周汝昌在序言中引用列宁（ 1870—1924 ）评价托尔斯泰的话，说“列宁的科学的历史唯物论法则在文学批评上的正确应用，却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然有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但这也的确是周汝昌的本真认识，即认为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和《 红楼梦 》的版本作“材料考证”就是“历史唯物论法则”的体现。从基本内容来说，《〈 红楼梦 〉新证 》的确是以材料考证作为主体的。但“写在卷首”那开头的“一句一段”后面紧接着的第二段，作者就十分明确地表示：“材料不过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取资的东西；考证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因此，在阅读有关《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证时，我们便不能忘掉我们的出发点，即为了上文所谓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为了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材料考证”是为了对“作家的批判与评价”——说白了也就是首先要揭示《 红楼梦 》的创作背景，进而才能了解其艺术蕴涵，才能对曹雪芹的“思想”作分析和评价。特别强调“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特色，应该说对《 红楼梦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是恰好切中了要害的。此前的红学研究，无论索隐派、评点派还是考证派，在思想研究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红楼梦 》的思想研究，正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红楼梦 》又有它的特殊个性，即“思想”只有通过“考证”才能真正发掘出来。只是贴一些“革命斗争”和“马列主义”的标签是不行的。胡适和俞平伯对《 红楼梦 》的“思想”可以说认识非常肤浅，后来的“革命派”红学则缺乏考证的学术基础，因而流于“贴标签”。只有《〈 红楼梦 〉新证 》同时具有了“考证”和“思想”两方面的素质，真正地贴近了作者和文本的实际，可谓兀然挺出，高标独立。《〈 红楼梦 〉新证 》关注“思想”的根本主旨是十分明确的。周汝昌回顾了历史上对《 红楼梦 》认识接受的贬低倾向之偏颇，并针对历史和现实指出：问题在，尽管如此，现时对《 红楼梦 》的一般赞许还都局限在曹雪芹的文学技巧上，例如说他的人物典型创造如何如何，说他的叙述描写手法如何如何，如是而已。但这只能是曹雪芹所以为杰出的一小部分，绝不是《 红楼梦 》所以为伟大的全体。举一个至为浅显的点作例来说：李汝珍在《 镜花缘 》里以一种玩笑的态度提出一点点社会问题，就可以邀奖获赞；曹雪芹在《 红楼梦 》里那样严肃而沉痛地提出许多许多社会问题——宗法问题、奴隶问题、专制问题、官僚问题、司法问题、官僚地主问题、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妻妾问题……一言以蔽之，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问题（ 换言之：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 ），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无论清代的认识也罢、以后的认识也罢，以至今天我们的认识也罢，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不同，有着显赫的进步，但一个共同点却仍然存在着，就是：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点”和“聚焦”，也是周汝昌此后毕生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核心”和“本质”。可惜的是，此后几十年的长时期内，“红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基本上缺乏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将“考证”和“思想”生硬地割裂开来，给周汝昌戴上了一顶“考证派”的桂冠——背后隐藏着另一顶“胡适派”的荆冠，这真与耶稣被法利赛人戴上荆棘花冠而嘲弄戏耍颇有几分相似。“考证”是为了“思想”。“考证派”是表象，“思想派”才是实质。红学界却长期患了盲目症，并由此引发出种种不得要领的说法、议论、评估，这一历史的“吊诡”就这样纠缠了周汝昌整整一生。这一“吊诡”是怎样发生的呢？自然有时代、政治、文化、灵智水平和意识形态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而追根究柢，其最根本的“症结”问题，就是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认同差异。《〈 红楼梦 〉新证 》“写在卷首”后面是第一章“引论”——也就是“总论”，它共分四个小节。这一章对于宏观把握《〈 红楼梦 〉新证 》的根本目的、写作主旨是很重要的，如果简明概括，那可以这样表述：要通过考证让被历史遮蔽了的曹雪芹《 红楼梦 》的真思想、真艺术呈现出来。第一节“旧社会里的种种歪曲”有两个重点内容。第一点：“首先，就版本来说，一百几十年，就连作者的原本都从未得流传过。”指出接近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的“戚蓼生序的八十回本”，“少有人睬，睬过的，也很少认识，换言之，即丝毫未被尊重”。几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是亚东图书馆校印的程甲本和程乙本：“汪原放先生忽然又抛弃旧版，改弦更张。程甲本已然是够拆烂污的了，现在明知程乙本又添改了程甲本前八十回中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七字之多，移动的还不算，若算起来恐怕还要多十倍！距离曹雪芹原本最远，同时也就是改得一塌胡涂最要不得的本子，却把它又从土里掘出来，排印流传；而且积年夙愿，一旦得偿，大有踌躇满志之意！风头主义者胡适又照例写序赞助。可是我们却有点胡涂了：这是表扬真呢，还是提倡伪呢？我们的欣赏对象是曹雪芹呢？还是高兰墅（ 高鹗字兰墅——引者 ）呢？”称胡适为“风头主义者”，当然是那个时代全国批判胡适而“划清界限”的风气使然，不过仅用“风头主义”的字眼，其实还是暗暗“避重就轻”。而且据文怀沙后来说，那些对胡适贬抑性的称呼、说法都是他为了能让书出版而加上去的，并不是周汝昌的原稿面貌。同时，周汝昌与胡适在对待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的态度上，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学术立场分歧，在胡适离开中国大陆之前二人的通信中已经十分明显，前面已经叙述过。这里不过是再次阐明这种分歧而已——当然，这也正好符合当时批判胡适的时代潮流。第二点：“其次，就作书意旨来说，曹雪芹‘十年辛苦’，写成一部杰作，换来的却是平白作践，无理的取闹，我想他真是‘死不瞑目’的。”对于清代至近代两种主要的评红流派“政治索隐派”和评点题咏等“艳情派”都予以批评，因为它们都歪曲了曹雪芹的本意。“此二派宗旨虽不同，但下苦心，用苦工，深文周内，则无以异。而他们把这部伟大著作歪曲到什么可怜的地步，也就可见了。在这样情形下，还有什么欣赏、研究、批判、评价可言么？”“引论”的第二节《 重新认识红楼梦 》就直接切入了脂批本与程高本的具体差别。首先还是版本问题。脂批本《 石头记 》是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抄本，高鹗修改过与程伟元联合刻版的程高本《 红楼梦 》又简称为高本或程本。第二节首先说：“还是先从版本说起：高本与真本的分别，除去因为不懂原文而荒唐可笑的妄改和在情节上大段的增、删、改写以外，字句的差异，罄竹难书。我校对过了戚本、庚辰脂批本和程甲乙本，发现后者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完完全全为曹雪芹原文的。没有看过真本全文的，无法知道高、曹的文笔手法，分别究竟何在。”下面举了小说中的不少具体的句例，并联系清初旗人的文风，证明曹雪芹“溽染旗内宗室文人习惯甚久，笔墨亦相似”，而程高本乱加篡改。“要想尊重曹雪芹，首先应该恢复他的文字，此其一。”第二，就是作者写小说的“生活来源”问题。“要想了解曹雪芹小说的主旨，猜谜固然万不是办法，驾空辩论也还是徒劳无益，我们首先必须切实了解他的整个家世历史，时代背景，社会环境，那些谜便不猜自破。……要想了解《 红楼梦 》，历史考证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也就是本书想尝试的一点工作。”这两点，版本与作者问题，自然是承接了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的基本立场。周汝昌不同于胡、俞的是，他把版本与作者问题的考证与《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和“艺术”异常自觉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此对于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之差异，就有着更为切肤和深刻的感觉，对于作者的背景情况，也有着更加宏观的历史、社会的视角和深入的考察。在大量占有和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周汝昌特别强调曹雪芹“极其特殊的环境背景”，他总结出了曹雪芹“三种稀有的结合”。哪三种结合呢？“第一，他家的地位是奴隶和统治者的结合。曹家是‘包衣’身份，换句话说，就是旗人对满清皇帝自称的‘奴才’；但同时他家上世作织造的却又是‘呼吸通帝座’的眼线——坏一坏，爪牙。……第二，他的家世是汉人与满人的结合，他家的人实兼具有二者的特性与特习。……第三，他家落户于江南已经六七十年之久，到曹雪芹出世，早已与江南土著无异，这又是北人和南人的结合。”周汝昌认识到，由于这三个特殊的结合，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所谓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文明，曹家都享受到他人不能想望的极峰。这个独特而奇异的条件，别人不能同时具备，因此也就万万不能和曹雪芹相同，或相比。也因为如此，曹雪芹见闻的丰富，局面的阔大，别人也就少有能和他抗衡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曹雪芹自由进步的思想，清新开朗的性格，高超宏丽的文学才能，才产生了一部惊动当时、风行后世的《 红楼梦 》。这三个特殊的结合，究其实际和本质，其实就是说，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产生，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机缘，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很难遇到的多种因素的巧妙凑泊、结合。研究《 红楼梦 》，并不仅仅是研究一部小说，研究曹雪芹，也不仅仅是研究一个作家，而是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一种非常特殊的遭际遇合，一种在历史上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华文化之文、史、哲、真、善、美并驾齐驱的辉煌创造。周汝昌的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不是一般的小说学，这一基本学术定位在这第一部著作《〈 红楼梦 〉新证 》中，其实已经奠定了基础，揭出了旗帜。只是，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而已。这，也就是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之间，与后来大多数“红学家”之间，一个很基本的差别。周汝昌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评价比胡适和俞平伯高得多。在《 重新认识红楼梦 》中，谈完了思想和社会历史背景，对曹雪芹写《 红楼梦 》的艺术造诣也已经提纲挈领，点出了最关键的东西：第一，整个小说的硕大无朋、繁复无方而又组织剪裁万分精妙的这个结构，本身是一个奇迹，最伟大的奇迹。周汝昌引用了李辰冬《〈 红楼梦 〉研究 》（ 重庆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出版 ）里说过的一个比喻：“《 红楼梦 》的结构是波纹式，无数大波起伏，恍洋澎湃；每一大波又环抱着无数小波：前波似尽，余波犹存，此波未平，后涟已起。钩连环互，目炫神迷，读者还以为一切是琐碎的平铺直叙，却被作者由一个波送到另一波，自己也辨不出是在那个大波之间，小波之内。”这也就是脂砚斋批语所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以及“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俱应”。第二，曹雪芹表现手法的高妙，也是第二流作家所难以达到的。他绝少用正笔，用平笔，用直笔，大都是手挥目送，指东打西。……这种着墨无多，语外传神的技巧，却不是普通所谓“描写”，而是与中国旧诗的传统表现方法息息相通：造神境，传神韵。结构的巧夺天工和用笔的神韵意境，曹雪芹《 红楼梦 》的这两点艺术特色是最根本的，最富原创性的，因而也是最需要艺术灵心和审美慧眼才能发现和鉴赏的。周汝昌由衷地感叹：“不要说让我们自己去写，只是看，也要看无数遍，才能稍明头绪段落。在这一点上，举世著名的作家，就很少有几个能和他相比的。”周汝昌在“引论”第二节里举了一个具体文本细节的例子：第六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与仙女可卿“初试云雨”，惊醒后花袭人为宝玉整理衣裤：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粘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涨了脸，把他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了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了，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不敢再问。仍旧理好衣裳，遂至贾母处来，胡乱吃毕了晚饭。过来这边，袭人忙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换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亦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而在高鹗修改后的程乙本里，则添了一些描写词句：袭人也含着羞悄悄的笑问道：“你为什么……”说到这里，把眼又往四下里瞧了瞧，才又问道……宝玉只管红着脸，不言语，袭人却只瞅他笑。迟了一会，宝玉才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原著所写贾宝玉梦遗后和花袭人初试云雨情，年龄不过十二三岁，是两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性好奇，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境界。程高本加了不少“描写”，却变作成年男女“偷情通奸”了。将曹雪芹的原著和高鹗的改本一作对照，周汝昌不由得义愤填膺，情不能遏，笔下波澜顿生：“请看！高鹗把两个天真小孩子的胡闹却写成如何下流不堪的神情了！？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肉麻、更恶劣、更令人恶心的文字吗！？我要大声疾呼在此提醒读者：去翻一下高鹗的程乙本罢，凡是他所添所改，汪原放先生认为‘心折’与‘入微’的‘细腻’文字，也就正是这些混账已极、笨劣无比的‘扭捏’！难道我们容忍叫我们的伟大作家受这样的污蔑糟蹋，还让那样拆烂污的本子照旧流传下去，散布毒素，惑乱听闻么？”曹雪芹原著和高鹗改本“两种《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存在深刻高雅和浅薄低俗之别，把这种区别解说清楚，这应该是红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但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又首先必须明了作者创作小说的生活基础和文本流传的基本情况。因此，《〈 红楼梦 〉新证 》没有也不可能把重点放在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上，主体内容是对作家的生平家世、《 石头记 》版本和脂批等背景基础的考证。周汝昌在《 重新认识红楼梦 》这一节的结尾一段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和宗旨：“正确的了解曹雪芹的文章风格、文学技巧、作书意旨，然后再去细读全部《 红楼梦 》，则认识才能正确，才能深刻。关于前二者，风格与技巧，在这样一篇绪论里，也只能一提，无法细列。而后者作书意旨，包括了全书的写实性与自传体，这更不是一言两语所能尽，而是这部整个考证的使命了。在这一方面，历史考证便成为唯一领导我们走向正确、深刻认识的指南针，使一切邪说魔道现形的照妖镜。”因此在接下来的“引论”第三节，就是“科学考证的必要”：一部文学作品，本事的考证和作家的传记，同样被重视，因为这都是帮助我们了解作品作家的重要资料。这在世界一切文学作品和作家固然是莫不皆然，而对曹雪芹的《 红楼梦 》来说，则更是加倍的重要，原因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小说，即在于它的写实自传体这独特性上。在这一点上，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我们于一上来便已再三强调考证的必要，这似乎是絮叨而多余的，因为没有人会抗议说考证是不必要呀！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承认考证的必要，但只用空话来强调，即使再重复说上十句“必要”，依然只是空话；我们对于这个必要的程度，印象上还是模糊的。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作考证一个根本的立足点，也是后来引起红学界持久不息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一句话，《 红楼梦 》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决定了这部小说的诸多特点。而“自传说”肇始于大陆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敌人胡适，这就使得周汝昌这个本来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的学者，使他的红学研究，从此陷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的政治纠纷，随着政治形势的起伏演变，周汝昌的命运也变幻莫测，时“红”时“黑”。确定了《 红楼梦 》有强烈的曹家家史、自传性质，自然的逻辑结论是：只有把这个大背景彻底弄清，才能达到小说的本质。因此从第二章到第八章，《〈 红楼梦 〉新证 》考证的主体内容，就是具体而细微地展开工作。第二章“人物考”共分四小节，将曹家从始祖曹世选、高祖曹振彦、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颙、父亲曹頫到曹雪芹一共六代的家族世系以及“几门亲戚”的相关人员都作了材料的搜集归纳耙梳。而这种考证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将小说中的贾家、史家等与历史上的曹家、李煦家等互相联系起来，小说与历史参互钩稽，彼此佐证。作考证，搜集资料是基本的，费时费事费力，这在电子传媒未曾发明普及之前的纸媒时代，更不容易。不过搜集资料毕竟还只是一种“笨功夫”，只要有耐性坐得住冷板凳，勤于访求查证，人人皆可为之。当然事实上大多数人急功近利，下不了这种功夫，所以搞考证的人也就“物以稀为贵”了。写《〈 红楼梦 〉新证 》，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背景，在写作过程中，周汝昌共查阅了近千种书籍，他读燕京大学时正值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燕大图书馆的藏书、资料十分丰富，他当时做起来，当然下了不少功夫，但应该说也不是十分困难。换一个人，这个工作也不是不能做。周汝昌考证的独特性、个性，或者说除了周汝昌，换一个人就简直不可思议、无法成就的，并不是这种资料的搜寻归整，而是对搜寻到的资料作分析和判断，从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也就是“考证”两个字的本来意义。考证功力的强弱高低，主要从这个方面表现出来。这可不是“笨功夫”，而是对考证者学识、才情、悟性等综合能力的全面检验。周汝昌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远远胜过了其他的考据性专家。这在第二章“人物考”之第二节“迷失了的曹宣”和第三节“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中得到最有趣的体现。乾隆元年至九年奉旨刊行的清代官书《 八旗满州氏族通谱 》中说曹玺生有二子，分别叫曹寅和曹宜，后来的《 八旗画录 》说“曹宜：字子猷，号筠石”。周汝昌通过对清宫奏折档案等材料以及诸多清人诗文集的深入考察，发现曹宜的生卒年代和其他一些提到他的材料对不上：“‘曹宜字子猷号筠石’的这位先生分明是死了，不该到雍正十三年（ 1935 ）乙卯还在作‘护军参领兼佐领’的官，并且还受诰追封他的祖父曹振彦为资政大夫，妣氏欧阳、袁氏二祖母为夫人……有了这样的硬证据，我们才敢判定：曹子猷万万不就是曹宜。”接下来的推理，周汝昌发现了一个被历史烟雾尘埃遮蔽的秘密：其实曹玺应该有三个儿子，除了曹寅和曹宜，还有一个曹宣，他才是“字子猷，号筠石”的曹玺次子，而过继到曹寅寡妻名下的曹頫，其本生父是曹宣而不是曹宜。这种考证不仅要对各种史料作细心搜寻、比勘，还需具备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底子，善于联想，激发“灵感”，绝对不是将一堆死材料作形式逻辑简单推理的“死考证”所能比拟。如关于曹宣之名的推考：我忽然想起根据子猷的“猷”，逆推出曹二先生的名子（读者注意：这里用“名子”而不用“名字”，是为了区别“名”和“字”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引者）来。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曹家上世都是双名，自从康熙把尔玉误写成“玺”，改了单名，他这一支就沿了下来，都是单名，直到雪芹还是单名一个“霑”字，曹二先生定不例外。第二，从“寅”、“宜”看，这一辈排的是宝盖部首。第三，这个“宀”部的字必然和“猷”字有经典字句上的关合。我和家兄缉堂（指周祜昌——引者）讨论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不想十分钟以后，他就找着了曹子猷的迷失已久的名子：“宣”。这种逆推的办法，虽然透着新奇大胆，可靠却是十二分可靠的，因为我们有无可动摇的根据：《 诗经·大雅·荡之什 》，第三篇《 桑柔 》，第八章里说：秉心宣猷，考慎其相。这里“宣猷”二字，正如第一节所因《书经·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两句是曹荔轩名字所由来一样，就正是曹筠石名字的真出处。……“宣”是宣布表现，“猷”是政谟或主义，梁朝有“宣猷堂”，后来“宣猷中外”“宣猷布政”都是常用的字眼了。与“猷”字有现成关系而又是“宀”部首的，只有这个“宣”字。我们绝对可以大胆地，但很安心地，下结论：曹宣，字子猷，号筠石。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典故出自《 尚书（ 书经 ）·舜典 》；曹宣，字子猷，号筠石，典故出自《 诗经·大雅·荡之什 》。这正是古代文化阶层起名和字的习惯，当然今天的读者，教育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都变了，对这一套会感到有些陌生，理解起来要费一番周折。前面叙及周家的子弟起名、字、号，也是与《 易经 》、《 诗经 》、《 尚书 》这些儒家经典中字句有关的。周汝昌这种没有找到文献“实证”而单凭“悟性”的考证方法，当然会让一些脑筋和智商比较刻板的考证专家大不以为然，他们往往标榜乾嘉学派的“严谨”，拘泥于考证的“规矩”，说“孤证不立”，更不能“悬断”，等等。因此，这个被周氏兄弟“凭空”考证出来的曹宣，自从《〈 红楼梦 〉新证 》问世后，就不断地受到红学界的讥讽和批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冯其庸和李华发现康熙二十三年（ 1684 ）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的未刊稿本《 江宁县志 》卷十七《 曹玺传 》，其中说：“仲子宣，官荫生，殖学具异才。”曹宣的名字才白纸黑字赫然呈现。这当然是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例”。但它提醒我们，对周汝昌考证工作的特点，对他的考证思路，必须打破常规，“另眼相看”。在第三节“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中，周汝昌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曹頫本是曹宣的儿子，他是在曹寅和曹颙相继死后从侄儿过继到曹寅寡妻名下作螟蛉之子的，周汝昌因此联系到小说中写贾母和贾赦、贾政的关系：“《 红楼梦 》里有许多问题，在不知道曹頫是过继给曹寅这一点以前，根本无法懂，而过去也未尝把这些问题看作问题。知道了这一关键之后，才连带地明白了许多事故。曹雪芹的笔在这一方面颇为隐晦，也确实是不易看得出的。读者不免致疑：曹頫——即贾政—— 是过继的，这也罢了。但《 红楼梦 》明明叙着贾母有两个儿子，那么贾赦是谁呢？难道也是过继来的么？如何交代他呢？贾赦位置的难懂，确是问题的核心。其实，如果贾政是过继的话，贾赦的位置固然似乎难懂；若贾政非过继，贾赦的位置才是真正难懂了。”周汝昌接着举了小说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贾赦是长子却另居别院、贾赦与贾母的关系不好懂，等等。又如第七十五回尤氏窃听邢德全等聚赌，说：“这是北院里的大太太（ 指贾赦之妻邢夫人——引者 ）的兄弟抱怨他呢。”周汝昌质疑道：“读者看惯了这些话，也许觉得似乎无甚奇特，但假如熟悉大家庭的情形的话，一定知道‘这边’‘那边’，‘北院里’‘西院里’，这都是同族各支的称呼；从来没听说一家只有两个儿子，又没分家各爨，而把‘这边’‘那边’挂在口头上，分得这样一清二白的。”考证的结论是：从生活原型来说，贾赦根本就不是贾母的儿子。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曹宣的嫡子，而贾政（ 原型即曹頫 ——引者 ）这一个出继于贾母（ 原型即曹寅寡妻——引者 ）系下。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把贾赦和贾政都写成贾母的亲儿子呢？周汝昌分析了各种原因：一，为了写作结构上的方便。他提过“长子贾代善袭了官”以后，接着便专叙本支。而“次子”呢？其名字生死支派则一字不提！二，一方面为方便，绝口不谈另一支的事，而一方面又不愿全使事实湮泯，所以又故意提出“长子”一词，使人知道尚有“次子”一支在。第三，因有贾琏和凤姐在荣府的特殊关系，这也使曹雪芹不能不写到贾赦，而无法把贾政写成独子。第四，也许曹雪芹自己只是不愿意提，也不愿意使人知道他的父亲不是他祖母的亲生而已。贾母对宝玉的钟爱，超乎寻常。全家之中，严父、劣弟、非同母的姊妹，虽然慈爱但昏昏懦懦毫不了解他的母亲，都不足使他充分感到天伦至性，唯有老祖母在他心上才是一个“昊天罔极”的真正慈母。他与这老祖母之间的亲切关系，一旦想起父亲是过继来的，另有他的嫡亲祖父母在，就不免显得多少被冲淡了。他当然不愿意把这层关系坐实了，因此才不得已想出这个变通办法来，干脆把曹宣的子女，都因曹頫一人而挪到贾母系下来，合二支为一。这恐怕是他不写“荣公次子”的真实唯一原因。上文所谓写作结构上的方便，固然也是实话，但究竟是表面上的看法，绝不是骨子里的症结。但贾赦究竟不是贾母的儿子。雪芹虽然用了移花接木的巧妙手法，终于难把贾母、贾赦之间，写得像个母子关系，结果才形成了上面那些不好懂的现象。贾赦独门各户，经济独立，都是实情；“这边”“那边”之分，也是当然的，那本是他家里当时上下人们嘴里常说的话，他据实照写，乃不足为怪了。不但如此，贾赦的院里，不止邢夫人同众姬妾丫鬟，实在还可能有老一辈的活在里面。……曹宣的太太就住在荣府东隔院之内的，贾赦是她的儿子，并不是贾母的儿子，所以始终是“那边大老爷”了。上面情形既明，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凤姐本不是贾母的亲孙子媳妇，所以平儿提醒她，操多少心，也是得回“那边”去。二姑娘迎春虽然住在大观园里，但一到正经大事，她就得被摒出，不能算数了。坐次日期的不好懂，自然也全好懂了。这些阐释都是奠基于《 红楼梦 》里的贾家是依据生活真实的曹家作原型这一认识之上。在阐释中，既有对小说描写实际情况的条分缕析，又有对旧式大家族生活情况的揆情准理，还有对作者家庭关系和创作心理之设身处地的揣度，用新名词说，是具有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角度维度。当然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史典籍中习俗典故等的了解，如曹雪芹把曹宣的两个儿子写成小说中的贾赦和贾政，这“赦”、“政”二字之上，刚好虚拱着一个“宣”字。“宣赦”、“宣政”都是成语。宣政在北周时就是武帝的年号；唐朝有宣政殿；唐五代王建的宫词第三首中有“宣政门当玉殿风”；直到元朝政府机构中还有宣政院。宣赦也是唐朝就有的语汇，王建宫词第十一首有“楼前立仗看宣赦，万岁声长拜舞齐”。后面分析贾宝玉挨打时贾政和贾母的态度、对话、心理，更是鞭辟入里，见微知著。贾母责备贾政“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而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贾母吵着要回南京老家去等等描写，周汝昌分析说：这一段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的公案，雪芹乃是照字直录的。往常看起来，只是贾母疼宝玉，护庇着不许人管教而已，甚至嫌贾母未免过于溺爱，致使贾政无法树立威信。但如今知道了贾政是过继的儿子以后，则对上面一场对话，字里行间，是隐含着多少的关系与故事啊！这段谈话很显然的说明几件事：第一，贾母这次明白揭破了没养个好儿子的真情，而贾政听这话“不像”！所谓不像，就是贾母当真怒急了，不顾一切，说到这一层一向讳言的关系上来了。第二，贾母回溯曹寅在日，曹宣的诸子，随伯父在南京织造任，曹寅是如何地善待群侄。第三，贾政过继以后，贾母如何一手提掖长大，娶妻生子，为官作宰，但依然和贾母不一条心。第四，贾母北归，乃是依随过继儿子而来，因他回京又在内务府作官，但她南京还有依靠，那才是曹寅数十年的真老家，贾母声言回去，就是变相地断绝母子关系。第五，宝玉乃是贾母的命根，破坏了宝玉，便是使她没了立足之地。曹頫在二十来岁上被过继给贾母，抛开嫡亲生母，以他人之亲为亲，重新建立一种人为的关系与感情，自然不是简单的事。则母子间相处不够十分圆满，当为可能，而曹頫之与胞兄贾赦反较亲近，这也是人情之常，所以他才可以把贾赦的长子长妇，挪来管理统治自家的家务，这在大家庭里二支系上又是一层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贾母之待贾政，恐怕因为他不甚从心，也就淡淡的，仅于名分礼法上是母子罢了。……原来贾母在五十多岁上，把威扬显赫的丈夫失去；不到三四年，唯一的儿子曹颙又病死；在彼时，她是一个极其伶仃可怜的妇人。过继了曹頫以后，替他娶妻生子，勉维门户，重成人家，熬到暮年，子孙满堂，随境自娱，有如《 红楼 》所写。儿子既非亲生，只是貌合神离，触处可以惹动思念死去的爱子的情绪，她的伤心只是隐忍不露而已。但一旦触着心上创痛深处，老泪自然满颊。目前热闹掩不住过去的悲惨命运，所以中秋月明风清之下，闻笛悲凉，“暮年带酒之人，有触于心，不觉落下泪来了”！儿子虽然不是亲生，但儿子所生的孙儿，那却是和嫡生无异，因为过继关系只停留在贾政那里，一到下一辈，当然是嫡亲直裔，并无差异了。不幸长孙贾珠，又是夭亡，在波折的三世中，她尝遍了折夫、损子、失孙的悲痛。及至雪芹一生下来，聪颖俊秀，大有祖风，也就无怪视如掌珠，给他取名曰“如宝似玉”了。这一块宝玉，是她的身命所系，所谓命根，所谓立足之地；破坏了他，也就是破坏了她的一切。这乃是贾母特殊护庇宝玉的真情。她老来平居唯有在少年孙男女群中寻热闹，乃是要藉此忘掉她遭际的坎坷，心灵的惨痛。她钟爱宝玉，乃是要把握住最后的所有，唯恐其再像夫、子、孙三世的空花幻影。批评家如以为这个老妇人只会无道理的溺爱，每日寻欢作乐，只问眼前，不顾身后，乃是一个十足浅薄的追求享受者，或是世俗上所谓“福寿全归”的老太君、老寿星而已，那就未免只论其皮，不论其骨。因此我一再说，要想真正了解曹雪芹的小说，非熟悉它整个的历史背景与他“一喉二声，手挥目送”的手法不可。否则是万难得着作者的原意旨的。读周汝昌的这些阐释论证，必须明白，他是把小说中的人物和曹家家史中的原型联系比较着说的。那时“原型”这个词还没有在汉语中流行，周汝昌以为，他说“贾母”，读者根据前后文的语境，自然会了解到他同时是指其生活原型曹寅的寡妻李氏，他说“贾政”，也就是指其原型曹頫，如此等等。这是《 红楼梦 》的个性、特性，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应该说，周汝昌是把这一《 红楼梦 》的创作个性、特性十分到位地把握住了，而且很清晰地揭示、解说了出来。周汝昌的这些考证论说可谓妙证如水，但在那些形式主义的考证家看来，却并不是铁证如山，而有天马行空的嫌疑。这就涉及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了。周汝昌如此深入地进入了曹家的家庭历史，又如此本真地贴近了小说的艺术世界，将两者的微妙联系抽丝剥茧地予以挑明，谈言微中。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前面数章所叙述的周汝昌的家庭、学养、天分、遭遇等等一切的“综合效应”了。而其核心，则是“悟性”二字。“要想真正了解曹雪芹的小说，非熟悉它整个的历史背景与他‘一喉二声，手挥目送’的手法不可。否则是万难得着作者的原意旨的。”这是一句关键的话，我们不惮烦琐再次重述一遍，希望读者给予足够的重视。“它的历史背景”就是曹家的家史与《 红楼梦 》小说文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别微妙的“化合”。自传性小说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问题，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但在曹雪芹笔下又确实有它的特别微妙的表现手段。这就是所谓“一喉二声，手挥目送”。这八个字是戚蓼生① 序本《 石头记 》序言中一段话的浓缩，其原文是：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绛树是古代传说中的歌女，有高超的歌唱技艺，所谓能一声在喉一声在鼻地歌唱。南朝陈代徐陵有诗句曰：“碧玉宫伎自翩妍，绛树新声最可怜。”黄华是古代传说中的书法高手，所谓左手能写楷书，右手能写草书。戚蓼生说曹雪芹写小说的艺术超过了绛树的歌艺和黄华的书艺，是“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是“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 这是用晋代嵇康《 赠秀才入军 》组诗第十四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诗意典故。这的确揭示出曹雪芹写作技巧的原创性特点，这种特点包括脂批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伏笔影射，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的意境空灵和春秋笔法，以及“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家史和小说融为一体的创造，等等。这些都是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创造，是融合多种传统艺术精萃而又别出心裁达到一种登峰造极境界的创造。《 红楼梦 》问世以后，研究欣赏它的读者和评论家，从评点派、题咏派到索隐派，都只能零星地局部地感受到这种奇妙的艺术，却无力从根本上和全局上会心解味。能像戚蓼生说得这样亲切深入的，可谓寥若晨星。“五四”运动以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成为学术文化界的主流，越往后的读者，西方的东西知道得越多，而传统文化的修养失落得越厉害。这样就造成一种很矛盾的境况，一方面，由于西学的引进，曹雪芹写作中一些突破古老传统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更彰显了出来，如胡适所谓“自然主义的杰作”（《〈 红楼梦 〉考证 》），鲁迅所谓“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 红楼梦 》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等等。但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日渐变迁，传统文化素养日益失落，曹雪芹写作中对传统文化、思想、艺术等的创造性继承和发挥，则愈来愈不容易被读者所鉴赏、入境。要真正弄懂曹雪芹笔下的个中三昧，获得心心相印的欣悦体会，在某些层面上，越往后越困难。在《〈 红楼梦 〉新证 》问世之际，这种两难局面已经出现。如前所述，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背景处于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既有文化界继承“五四”要批判“封建主义”的习惯性传统，又有新政权倡导的要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划清界限的要求，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下，当时苏联的一套意识形态逐渐盛行，继承“拉普”的“惟我独革”传统，贴一些“革命”、“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的标签成为时尚，教条主义越来越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上风。作为文艺理论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评价，当时比较流行的，成为“正统”的，有几种特别时髦的说法。一是由“阶级分析”引申出来的“人民性”标准，所谓评价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主要看其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如何，由此判定其“进步性”、“反动性”和“局限性”。二是在评论文学作品（ 特别是小说类作品 ）时特别强调“现实主义”（ 后来又变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给小说人物作“政治思想定性”。而文学艺术的最根本的指导性原则当然是列宁《 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中关于“齿轮和螺丝钉”的经典论述，以及毛泽东（ 1893—1976 ）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样一段话是最有代表性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典型”，被作为经典的是恩格斯（ 1820 —1895 ）的一句话：“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显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 恩格斯《 给明娜·考茨基的信 》）不过这句话实在太精炼太概括太辩证了，因此更广为流行并发生了实际影响的是俄苏作家高尔基（ 1868—1936 ）的说法：言语创造的艺术，性格与“典型”创造的艺术，要求有想像、推测和“虚构”。当一个文学家在写他所熟悉的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时候，他或多或少地能造出这一个人的成功的写真，但这只是一个失掉了社会与教育意义的写真而已，在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于人及对于生活的认识上，它差不多是没有一点用处的。但是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致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像上面所举出的这样的人，在生活里是没有的；在过去存在着而现在还存在着的，只是和他们类似的人物，这些人物比他们更琐碎，更不完整，因此从他们，从这些渺小的人，虚构而且造出人类的“典型”——名义上的典型，这正像用砖头建造宝塔或者钟楼是一样。我们称任何一个撒谎大家是赫莱斯泰科夫，拍马屁的是莫耳查林，伪君子是塔尔丘夫，嫉妒鬼是奥赛罗等等。……这两个例子，再度肯定了我上面所说的：“匿名的”创造，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人的创造；这种创造是依照着抽象化的法则，它抽象化了这一个或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本质的特征，再把这些特征具体化，和概括化到这一个集团的一个人物的身上去。一个艺术家要能严格地遵守这个法则，那么这种遵守就能帮助他创造出“典型”来。（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第6—65页，三联书店1951年第4版）与此相联系，鲁迅（ 1881—1936 ）的某些创作经验谈也被尊为创作小说人物形象的经典理论：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鲁迅《 南腔北调集 》中《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些说法和理论在政权力量的强势倡导下，很快深入到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去，成为不容追问不须辩驳理所当然的文学评论和艺术批评的规箴，并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衍化为许多人的下意识思想。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特别强调小说与家史、小说中人物与生活原型之“同一性”、“重叠性”的研究理路，与这种“典型观”必然要发生摩擦和抵牾。既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将这种流行的典型观视为神圣和正统，周汝昌也就注定了要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有意和无意的“批判”，要感受长久的孤立无援的处境。而这里还有一个红学的特殊性在起作用，即“自传说”的始作俑者是被视为新生共和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敌人的胡适，周汝昌又恰恰是与胡适在红学研究上有过因缘的人。红学这一特殊的“软肋”更使周汝昌经常处于要“警惕挨批”的精神状态，写作时往往要下意识地“处处设防”。高尔基和鲁迅所标榜的写小说的方法，只是千百年来众多创作方法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合理”的先验性。其实上引鲁迅的那一段话后面，就接着谈到了对那种创作方法的困惑：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豫”是鲁迅原文——引者）想的不同起来。……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鲁迅又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之《 “出关”的“关” 》）曹雪芹写《 红楼梦 》，其中的人物，是“专用一个人”呢，还是“杂取种种人”呢？可能两者都有，但那些主要的人物，应该是“专用一个人”的成分多。本来对《〈 红楼梦 〉新证 》的考据和论证，是要具体“个案”具体讨论的，主要应该看它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不能自圆其说。但后来的批评，却并不是如此，而是以“杂取种种人”为唯一正确的“文学创作规律”，以“专用一个人”为“违反文学创作规律”的“唯心论”，为“胡适自传说的流毒”，不仅“错误”，甚至“反动”！周汝昌成了“自传说”的“集大成者”，而且比胡适走得更远，把“自传说的谬误”“发展到了极端”。这种批评和批判，甚至一直延续到21世纪。“杂取种种人”和“专用一个人”这种创造文学人物的方法论问题也就隐隐约约包含了某种意识形态内涵，前者似乎更符合强调“集体主义”的“典型”观，后者则似乎天生具有滑向“个人主义”的倾向。《 红楼梦 》研究中的“家史自传说”，周汝昌的《 红楼梦 》研究，将小说人物与生活原型密切联系起来，必然让人感觉更多地倾向于“个性”和“特殊”，天然地具有和当时主流的“典型观”不相亲和的因子，所谓“不典型”、“没有反映时代和社会的本质”。这样，它也就潜伏着一种危险，即会从一个古典小说的学术评价问题，演变成一个富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思想问题。周汝昌是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却又自幼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诗词文化，更是深入到其骨髓血脉之中。他学习英语，却本能地对比出了汉语的优越。他总是用一种传统诗人的眼光“阅读”他所面对的各种资料、文本。他没有参加革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局外人，这使他对那些意识形态，对那一套一套的时髦理论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也就较少受到各种教条主义的影响。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只是凭着一颗天赋以诗才、哲思、史识的心灵，在搜集来的大量史料和小说文本之间游曳感受，与作者曹雪芹作心魂的交流，这样得来的所感所见，自然与那些在新旧教条笼罩下的研究者大为不同。很自然，他的所感所见，也就不能为那些研究者所认同和理解了。比如，周汝昌对曹雪芹创作小说的根本艺术特点“一喉二声，手挥目送”很早就有惊喜的发现、独到的体会和深刻的感受；许多红学研究者却往往麻木不仁，总是在“主题深刻，形象鲜明”一类教条术语中打转，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又演变成“叙事学、原型批评”一类新的洋教条，就是生动的体现。要检验一个大言炎炎的“学者”或“作家”其真实水平，其中华文化的底蕴究竟如何，其灵性、修养实际上是一种什么状态，有一个“测试器”：看看他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言说，是清澈深湛的一汪大湖，还是泥草掩饰的混浊池沼，立刻原形毕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屡试不爽，屡试不爽！曹雪芹的创作，有其天分、家世、遭遇、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独特性，他深深知道自己这种独特性是很难遇到真正的知音的，因此在小说开头就饱蕴深情满怀感慨地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周汝昌的研究，也有其气质、天分、经历、学养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他比别的研究者更容易贴近曹雪芹的心灵，进入《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发现那些被各种历史曲折所遮蔽、篡改、变形、走味的思想闪光和艺术奥秘。他后来起了一个别号叫“解味道人”，并说明是“解味道”的“人”，不是“解味”的“道人”，正生动地表达了他对曹雪芹“谁解其中味”的深情回应。周汝昌有成为曹雪芹知音的主客观条件，他对《 红楼梦 》的知解阐释因此大不同于其他的“红学家”。要评价《〈 红楼梦 〉新证 》，要理解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必须正视这一根本的特点和区别，跳出各种条条框框、“常理”、“常规”，才能“得其环中”，对“红学史”中各种演变、纠缠等有真正到位的理解。上面以《〈 红楼梦 〉新证 》第二章“人物考”中的两节考证为例，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分析，想来读者多少能够有所“解味”吧。《〈 红楼梦 〉新证 》的第三章“籍贯出身”、第四章“地点问题”、第五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第六章“史料编年”、第七章“新索隐”、第八章“脂砚斋”，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卒年，《 红楼梦 》的流传接受，脂批的作者身份等，都作了史料的广泛搜集和独特的考证。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成了后来数十年红学界反复讨论争鸣的热点。周汝昌正面提出的论点，大体可以作如下提纲挈领的归纳：第三章“籍贯出身”：曹家祖先上溯到宋代，乃功臣武惠王曹彬之后，故曹家祖籍应为河北丰润，后世有子孙迁徙入辽宁，成为后金（ 即后来的清 ）的俘虏。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第五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 1724，甲辰 ）的初夏，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 1764年2月1日 ）。第六章“史料编年”：从1630年（ 明崇祯三年 ）曹玺出生起，到1791年（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曹雪芹卒后二十七年，每一年与曹家有关的大事记。第七章“新索隐”：七十五项有关《 红楼梦 》时代背景、知识典故等的资料考证，以及附录二十则《 红楼梦 》流传接受的史料记录。第八章“脂砚斋”：对《 石头记 》上的批语作考证，得出结论是：最主要的一个批者脂砚斋，其身份是小说人物史湘云的原型，乃苏州织造李煦的孙女、曹雪芹的表妹和续弦。所有的这些考据论证，都贯穿着将小说描写和作者的时代、家庭背景密切联系的特点，设身处地体会体贴作者创作心境心理的特点，从某种角度说，可谓“以小说证史”。陈寅恪在《 柳如是别传 》等研究著作中曾创造了“以诗证史”的考证方法，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周汝昌创造的“以小说证史”考证方法，却遭到了长期的批评。想一想，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其实，“家史自传说”的《 红楼梦 》研究，作者生平家世与小说文本内容的互相交织，其具体的分寸应该把握到什么“火候”，哪些人物和情节更是“原型”的“照相”，哪些部分“艺术加工”的成分更多，多到什么程度，都是可以讨论的。但那是需要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和个案具体对待的，不能从“方法论”上作总体否定，“典型”理论不应该成为独断的霸权法则。中国传统的小说与“五四”以来受西方影响后的新小说是不同的，中国文化悠久的“史传”传统深刻地浸淫其中。而曹雪芹写《 红楼梦 》，那基本性质的“家史自传”色彩更是不容置疑的，而有意将生活原型和艺术表现“假作真时真亦假”以表里相衬、互相影射、水乳交融以致难分彼此的创作方法，的确与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性”小说也不尽相同。而正是这一点，突出体现了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天才的独特性、唯一性、传奇性、原创性，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而言，正是一块极富有阐释空间的“处女地”。如果是西方理论界，只怕早已抓住机遇，发明出一大套体系庞大论证精严的理论体系或声名显赫八面来风的学术流派了。可惜中国的红学界根本缺乏真正的理论思辨人才，只知摭拾西方人早已抛弃进历史垃圾箱中的牙慧，搬用西方小说理论发展某一时段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用来框套《 红楼梦 》，这就必然曲解和阉割曹雪芹的天才创造。新时期后又生硬地一知半解地用什么弗洛伊德、原型批评、维特根斯坦之类遮蔽和歪曲《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光辉，造成一种似乎很“理论”的架势吓唬人，批判“自传说”的“回潮”，赞扬后四十回续书的“伟大”。吵吵闹闹颠颠倒倒几十年，已经进入21世纪，犹自精神抖擞，呶呶不休，后继有人，于今为烈。除八章正文外，还有附录两则和补遗一篇，也是红学有关的史料辑录。最后附有周缉堂（ 即周祜昌 ）写的一篇短短的跋文。《〈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无瑕之玉，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在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 红楼梦 〉新证 》的《 后记 》中，作者坦承：这次重印，也只就纸型挖改了一些讹错，——由我作稿者造成的和由排印方面造成的，都有。增订版印出后（此指1976年的增订版——引者），曾把自己抽阅、亲友摘示、读者指出的三方面的勘误表汇集起来，蜡印油印了几十册，分赠与国内外的相识（刻印油印，感谢王会福、许震才两同志热心为助）；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因其难得，遂为复印了若干份，以分赠友好与有关人士。于是欧美学术界亦有知者，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系主任倪豪士教授所编中国古代文学学志中，即曾叙录。虽然如此，一个油印本毕竟流布不广，这次重印，就把这项勘误表和我自己在书上陆续补记出的诸多误处，尽可能地改正过来。但是终因目力太艰，实难逐一发现，而且还有已经偶然落在眼里、却因手懒而未作出记号的，时间一过，便又不能省记的情形。因此，这所谓勘正，也还只是改了一部分，定然还有挂漏。所好者近年来有的红学专门刊物又颇对拙著表示关怀，除了刊登大论文批评指教，就也有专为了某一引用史料中的一个字而登出一篇专文教正的例子。这也足见其所受到的重视之异乎寻常了。读者如有需要，望留意检阅。这种例子不属于上述油印勘误表的范围，因为需待核定，又怕挂一漏万，故此次未作改动。略示区别，并使教正文章继续发挥作用，也有其好处。以上主要说的是误字。自然也包括着标点的误植。有的完全是我的失误，有的不完全是，但是我也该负责全部责任。举一个例子，一九四八年邓之诚先生示知《永宪录》一书（此书后来排印出版，即由此引起的）中有曹、李两家的史料。我引用了，却读了破句，“再下诏狱，词连某某”的句法，我竟不知，把标点弄成了“再下诏，狱词连某某”。其原因是不懂“诏狱”一词。后来自己怎么发现了它，已然记不清了，反正也不是由于真读了《 汉书 》之类。这对当时是一个西语系的学生来说，也许不算是最大的笑话，但毕竟成不了“美谈”。从小未见过经史子集，更不要说“读”了。我实际上是由一个只看见过《 千家诗 》的村童而妄意钻研一点学术的人，不闹笑话，那才是怪事。油印勘误表当然没有大量传布的可能，这次除了纠正那些便于挖改的错字之外，还有一部分则并不是挖改个别字所能解决问题的说明之类。我商请出版社同意，摘印在卷末，聊以表示救正和歉怀。还有一些散见于其它拙著如《 曹雪芹小传 》、《 恭王府考 》等书中的自叙旧作失误的地方，也请参阅，此处就不再详列了。总之，像这样的书，所涉太广，百绪千端，个人的学识思虑，实在远不足以胜任，所以它不会成为“完美无疵”之物，自己从来也没有存过那种“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念头。我特别感谢三位学者：朱家溍、黄裳、张加伦。他们都给我寄来了极长的信札，逐条指教了数十处的问题。徐恭时替我勘列误字，十分详细。他们对我的这样一本不太像样的习作，给予了那么巨大的爱护和鼓舞，使我至深感动。还有就是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他们都用极热情而深刻的词意对我表示同情、支持、勉励，而且能对我的处境和困难有所体察和理解。多年以来，我能在红学研究这一方面坚持下来，是这些各行各业、各种年龄身份的读者给了我精神力量。说真的，我内心感激他们超过了感激其他的援助。他们的一些话言，常常使我阅之目眶潮润。《〈 红楼梦 〉新证 》“问世传奇”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回应。这种影响和回应持久不衰，正如上引末段所说“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源源不断。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回应呢？总结一下，大概不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 红楼梦 》是一本有着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文学作品，从问世以来，一直是备受读者欢迎的著名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品位。清朝那种“开谈不说《 红楼梦 》，纵读诗书是枉然”的笑谈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普遍认同。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消息、读物都会很快受到社会关注。同时，1953年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1949年以前流行的许多消闲性读物如《 火烧红莲寺 》一类武侠小说、张恨水的言情小说等已被批判而禁止流通。这就无形中留下了巨大的阅读期待空间，像研究《 红楼梦 》这样古代文学经典的著作自然更会格外引人瞩目。二、《〈 红楼梦 〉新证 》包含巨大的信息量，其所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和《 红楼梦 》文本的资料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让读者美不胜收。所有想要在红学研究方面一试身手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可以从中采撷到需要的材料为己所用。事实上，此后的许多红学论文论著，无不有意无意地从这本书中获得资料和信息。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人情凉薄，文德不高，采用而毫不提及来源，甚至用各种“笔法”造成一种自己找到“原始资料”的假象。而一旦发现了个别可商榷的地方，更是自鸣得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 红楼梦 〉新证 》讽刺批评。周汝昌对这种情况当然也深有感触，曾“发牢骚”说：“后来以迄于今，对《 新证 》的稗贩与偷袭，几乎无日无之。这可以不必置论。惟有那些本是从此书获得提示、启发、引绪、指途而续加研讨而有成的著述，却也往往装做是他的原创，并且捎带倒打一耙。这就难怪海外学界对‘倒打一耙’者时有讥议之言了。”（《 天·地·人·我 》之《〈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所谓“讥议之言”，海外的赵冈在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话很有代表性：“目前的风尚是别人的贡献很少有人愿意提，但缺失则被人永志不忘。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就是绝好的例子。他的贡献，很早就开始溶入他人的见解中，但他的误失，则继续不断有人提出检讨。”三、《〈 红楼梦 〉新证 》使用将小说文本和作者家世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许多新奇的结论，颇有一点思考的挑战性和阅读的趣味性，往往让读者耳目一新。同时，其推崇前八十回而贬低后四十回的鲜明倾向性，论述语言的尖锐性，对于读者来说，无论认同还是反对，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发“读者反应批评”。比如上面叙述到的对曹宣的考证，对贾母和贾赦、贾政关系的论说，还有笔者没有详细介绍的脂砚斋是史湘云之原型的说法，涉及八十回以后佚稿情况的初步引逗——如说史湘云终嫁贾宝玉，还有对后四十回的激烈态度，等等，都会勾引起阅读者的浓厚兴趣，或激发出继续探讨的热情，或促生想要说“是”或说“不”的欲望。爱好历史的读者可能对“史料编年”一章兴趣盎然，钟情文学的读者又可能对“红楼年表”和“脂砚斋”两章爱不释手，有“考据癖”的读者会对种种新鲜的推考玩索欣赏，思想敏锐的读者则可能对其中带有激情的锋利评论感到过瘾，对后四十回有感情的读者又想拍案而起……总之，《〈 红楼梦 〉新证 》的“集大成”特点，使它吸引了有各种不同阅读趣味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四、《〈 红楼梦 〉新证 》的一大特点是“提端引绪”，也就是说，许多问题都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余地。它的一些结论，甚至其推考的方法和过程，都随着阅读此书的接受者之不同主客观条件而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认识就会产生表达不同意见的冲动，而这又必然在客观上扩大了这本书的影响。五、从《 红楼梦 》研究自身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说，《〈 红楼梦 〉新证 》是在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停顿了三十年后，才问世的一部真正有份量的红学学术大著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容易产生“轰动效应”的历史条件。同时，胡适在大陆新政权下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批俞批胡的政治运动，这就更使《〈 红楼梦 〉新证 》处于万众瞩目的舆论中心地位。2锦上添花1953年9月问世的《〈 红楼梦 〉新证 》，很快激起了阵阵文化波澜，给周汝昌带来了不小的声誉。周汝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忽然已经成了学术文化界的“名人”。用一句英语流行歌词，是become popular overnight。下面摭拾一些当时的社会反响“花絮”，以见盛况一斑。1953年9月5日，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收到了出版社邮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样书。周汝昌在川大接到邮局的通知，坐洋车到暑袜街的邮政总局取出一大包书，再由原车拉回学校宿舍。周汝昌感到巨大的快乐和欣慰。数年的心血凝聚终于体现为一本正式出版的厚重著作，放在了自己的书案上。抚摸，翻阅，重读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同样的文句，好像一旦变成了铅字，就和自己写在稿纸上感觉有些不同。周汝昌这一年三十五周岁，虽然已经儿女成群，其实从性情感情上说，还有些“大孩子”的影子。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喜出望外，精神饱满，对前途充满了光明的想象和美好的幻想……连走起路来也有点昂首挺胸，脚步如飞的样子。毛淑仁虽然不像丈夫那样激动，不用说也是兴致勃勃满脸喜色的。孩子们不太懂，但看到父母格外高兴，自然也跟着高兴起来，年岁大一点的孩子似懂非懂地知道父亲出版了书，是一件家庭的大事情。不久，这本红学著作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各方面的“反馈”也接踵而来。上海长风书店门前，为了抢购《〈 红楼梦 〉新证 》，读者排起了长队。不久书就脱销了，出版社连忙加印，在三个月内一连出了三版。笔者此刻使用的工作本在版权页上就印着：1953年9月初版，0001—5000；1953年12月三版，17000。来到上海的原华西大学的闻在宥教授给周汝昌去信通报消息说，上海的大牌学者张元济（ 1867—1959，即张菊生 ）、顾廷龙（ 1904 —1998 ）等都在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不久，周汝昌收到张菊生的儿媳代笔来函，向周汝昌询问阅读中的个别问题。周汝昌当然热情而又恭敬地回信答复。顾廷龙本来已经病瘫，写字困难，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敬重，这一次居然亲笔复信，但手颤笔抖，周汝昌辨认来信上的字迹真费了老劲。在北京、天津各高校工作的昔日同窗和学友，也纷纷给周汝昌寄来“飞鸿”，报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轰动景象，说“文代会”上代表们纷纷传阅《〈 红楼梦 〉新证 》，几乎“人手一册”。并说已经有消息流传，中央的某文化学术机构要调你来京……当时正召开文代会，即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尚未改名为北京的北平召开的，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强调繁荣创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也就是创造新时代新的“典型”，这与《 红楼梦 》这种描写清代贵族的古典小说，与《〈 红楼梦 〉新证 》中所研究的曹宣、李煦，以及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等，将会有怎样的“张力”和悖论呢？《 红楼梦 》研究，在“新的历史任务”中将有怎样的位置呢？当文代会的代表们一边开会，一边热读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时，大概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似乎有点不着边际的问题。但只要再过几个月，全国的文化界，就都将身不由己地席卷进一场以《 红楼梦 》研究为中心内容的大风暴之中。眼下在成都，还是一片欢腾雀跃。周汝昌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去查书，图书馆的馆长热烈地告诉他说：“你的大著，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还怕自己的四川口音“十”、“四”难以分辨，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交叉比划了一个十叉形状。碰到一个不太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对方忽然对周汝昌说：“老周，你可害苦了我了！”周汝昌听了有点莫名其妙，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对方才说：“我前些天患了重感冒，正难受难挨，谁想你的大著忽然买来了，我这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来，第二天病重了一倍还多，这两天刚好一点……”1953年那个时候，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主体，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比重还很大，所以，那时会写毛笔字，能作传统体裁诗词歌赋的人还不少。《〈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旧雨新朋，题写诗词韵语相赠的也不在少数，后来周汝昌把这些诗作、题词等辑成了一本小册子，因此许多“雪泥鸿爪”（ 苏东坡语 ）得以保存下来。缪钺字彦威，是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著名老教授，同时又是研究古典诗词的专家，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过颇有影响的《 诗词散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加拿大籍华人女教授叶嘉莹合著《 灵谿词说 》，每一篇论文前都系数首七言绝句，曾在爱好诗词的读者中广为流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作者是同一所学校的同事，当然引起了缪教授的强烈感怀，当即赋七言律诗二首赠给周汝昌：一平生喜读石头记，廿载常深索隐思。几见解人逢阮裕？还从自传证微之。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亲交耐盛衰。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饥。二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第一首诗，是紧扣着《 红楼梦 》的强烈“家史自传”性质而咏叹。“廿载常深索隐思”，这里的“索隐”，不是指红学中的“索隐派”，而是说《 红楼梦 》里隐藏着曹家家族盛衰生活原型，需要探索研究。阮裕是晋朝的一个名士，著名诗人阮籍的族弟。他有一辆很漂亮的马车，但从不吝惜，慷慨地任人借用。有一个人母亲去世了，想借车出丧用，但终于不好意思开口借。后来阮裕知道了，就感叹说：“我有马车，却让人不敢借用，要这车有什么用呢？”就把车烧掉了。这当然是表现“魏晋风度”的一个故事。“几见解人逢阮裕”就是用这个典故比喻周汝昌考证曹家历史和小说的关系，说周汝昌是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知音，是“解人”，所以能“解其中味”，就像阮裕体贴那个借车人的心理一样。微之是中唐诗人元稹的字，元稹著有传奇小说《 莺莺传 》（ 又名《 会真记 》），据说其中的张生乃是元稹自寓，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元稹自己的一段艳遇经历。“还从自传证微之”，当然是用元稹著《 莺莺传 》，来比喻周汝昌考证《 红楼梦 》有强烈的曹家家史自传色彩。“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亲交耐盛衰”，则直指《〈 红楼梦 〉新证 》考证《 红楼梦 》内容与雍正、乾隆时期的政治变故，与江宁织造曹家和苏州织造李煦家的荣辱盛衰密切相关。曹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盛时衰，可谓翻云覆雨，而在雍正朝被抄家，在乾隆朝小有复兴后再彻底败落，故诗中着重“雍乾”两朝，同时也有诗句字数限制的因素。曹家和李家乃是亲戚，曹寅的妻子李氏就是李煦的妹妹，曹寅去世后康熙皇帝曾让李煦照顾曹家，扶助曹颙、曹頫两位弱子，这就是“亲交耐盛衰”的意指。“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饥”，说《〈 红楼梦 〉新证 》钩沉索隐，多有创获，读来让人忘食废寝，对周汝昌的考证工作予以“褒扬赞述”。（ 唐太宗李世民《 圣教序 》中语 ）第二首诗则更着眼于《 红楼梦 》本身的思想内容。“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这“公子”一词而二用，既可以指曹雪芹，又可以指贾宝玉。曹雪芹天纵奇才，创造出不朽的大传奇《 红楼梦 》，当然是有“绝伦”的才华，但更是其所遭遇的家族沧桑变故赋予了他生活底蕴。小说中的贾宝玉聪明灵透，乃“正邪二气所赋之人”，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公子，后来在贾府被抄后历尽人世悲苦。曹家由百年望族而一败涂地，小说中贾府由盛而衰，当然都是经历“沧海桑田”，饱尝人世艰辛折磨。“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曹雪芹创造出文学人物贾宝玉，他有一句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其实是以“女儿”作为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价值观的象征，以“男人”作为权势社会的隐喻。这两句诗就很贴切地传达了这种创作意旨。“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脂批中多有揭示家族盛衰原型背景的沉痛之语，如针对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前鬼魂托梦嘱咐凤姐的情节，有批语说：“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又有署名“松斋”批曰：“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后面还有署名“梅溪”的批语：“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寒毡情话”一句，则是说脂批所透露的八十回后佚稿内容。第十九回描写贾宝玉到了花袭人家，花袭人的母亲、哥哥摆了一桌子果品招待宝玉，袭人知道宝玉娇贵惯了，“见总无可吃之物”，针对这个情节，有一段脂批说：“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翻与下部数十回‘寒冬噎酸荠，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叹叹！”这两句诗实际上涉及后来所谓“探佚学”的内容，是红学研究中最关键的部分。因此最后两句“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意思是只有明白佚稿概况，才能达到对原著的“真赏”，主旨归结到区别“两种《 红楼梦 》”的本质差异，扫除后四十回续书的“翳障”，让曹雪芹原著的“光辉”重新焕发出来。在周汝昌的红学体系中，这是研究《 红楼梦 》的“终极”目的，是红学的“核心”和“本质”。周汝昌读了这两首诗，不禁十分感动和欣赞，后来评赏说：“缪先生这种律句为他家不易比肩之处，在于不是泛辞抒感致奖，而是句句有内容，紧扣所题对象的重心特色——亦即诗人感受最深的旨义。诗句自然而又考究，不事琢磨而有学者气质。如第一首，即是史学家的特殊手笔与见解：重点抉出《 新证 》在考史方面的创获（ 这一点，国内谢国桢、牟润孙、华西大学梁仲华……诸位老教授，皆史学专家，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同一意见 ），而又指出：考史是为了证明雪芹此书是自叙性质。第二首内容转到由考史而得知雪芹的为人、家世、经历、思想（ 这方是正确领会《 红楼梦 》的唯一必要之途径和前提 ），然后归到脂砚斋评语的意义与由此引出的‘探佚’（ 八十回后原本情节的探索 ）的理解。这都是《 新证 》一书的精神命脉，缪先生却以格律对仗的韵语功力表现得如此有情有味。所以我说这种题赞，绝非世俗一般的虚文夸耀之可比。”（《〈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缪钺生于1904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四岁，但为人颇有魏晋风度。院系大调整后，缪钺住在四川大学的铮园，周汝昌住在梅园，后来又迁到“华西村”，两人过从甚密。如周汝昌购得清康熙年间名士许遇① 家藏一方顾二娘制的大凤砚，缪钺对这件古董也十分欣赏，赋诗咏叹，深夜送到周宅，二人灯下谈砚赏诗。周汝昌将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送给这位同校前辈，缪钺读后就吟了这两首诗。阴历大年初二，周汝昌正要乘车进城，在公共汽车站遇到缪钺。缪钺老远就打招呼，见了面过年过节的话都不说，开口便是：“你的书，我接到后一下子就读完了，读得很‘贪’啊，连吃饭和睡觉都耽误了。我已作了两首七律咏它。”说着就把两首诗逐句高声念给周汝昌听，在站台候车的人都奇怪地看着他。周汝昌回忆说：“先生当时那种兴奋的神情，旁若无人的风度，至今历历如在目前。”1976年《〈 红楼梦 〉新证 》出增订版时，缪钺教授仍然在四川大学，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人生沧桑，老教授更垂垂老矣（ 不过他很长寿，到1995年才仙逝 ），但他仍然对这本红学著作充满了不减的热情，又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给远在京城的周汝昌：廿载交亲未易忘，燕山锦水接遥方。索居病目伤孤陋，新证红楼发耿光。伪续窃貂真妄作，脂评吐凤足参详。三朝史事重稽考，赏析何时共一觞？从1953年到1976年，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的光阴，一个在燕山（ 指北京 ），一个在锦水（ 指成都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各在天之一涯，对友人从事的《 红楼梦 》研究之关注热情却没有冷淡，这是怎样珍贵的一份人生情缘啊。第三句是缪钺自况，他于七十年代患白内障，眼睛一度完全没有视力（ 其实周汝昌的“病目”也很严重 ），《〈 红楼梦 〉新证 》的增订版问世，使孤索独居郁郁寡欢之老友的病目也为之一亮了。从学术角度而言，后四句当然更有意义。称后四十回续书为“伪续”，这是周汝昌发明的一种说法，包含着原著与续书“两种《 红楼梦 》”乃水火不容必须严加区分的学术立场，自然也有一种感情因素在内。缪钺承用这个说法，再加以“窃貂”和“妄作”，可见他是深为赞同周汝昌崇曹贬高的学术认知了。批书人脂砚斋是一位女性，这也是周汝昌始终坚持而为许多人所不表赞同的一项考证，缪钺表示认同，就更有一种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感了。末联“三朝”一句后面，缪钺还附有一个注解：“清康雍乾史事，与曹雪芹家世及《 红楼梦 》内容有关涉者，君书中搜考益见精博。”看来，对周汝昌的红学考证，缪钺是全盘接受的。这对于后来在红学界始终处于一种孤立和受攻讦状态下的周汝昌，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知己真赏。难怪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后幅转入本题：此次重为咏赞，重点集中于两端：一是后四十回伪续的歪曲，一是脂批可贵的价值。‘吐凤’二字极妙，而且暗示了脂砚乃女性知音的内情。而这两大端，却正是红学研究中的两大关键问题。（ 君不见：今日有两派新潮流，一是捧高贬曹，二是谤脂反芹。何等对立而且尖锐，比于水火冰炭，犹觉不够痛切也！ ）缪先生以尾韵二句为结穴，一个‘重’字，点醒了增订之版考史加详。一条小注，特为标举明白：这些史考，均非题外生枝，乃是与雪芹和《 红楼 》处处有连，息息相关。许以‘精’字，仍为史学名师的眼光识力。（ 而常人总看不懂，以为那都‘离’题，要‘回归本文和文学创作’，云云。他们是主张须把‘本文’放到真空里去‘研究’，写些理论面貌的陈词滥调，才是‘正路’——与缪诗之见识全然异致了。 ）”（《〈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这是说到“根”说到“柢（ 底 ）”了。《〈 红楼梦 〉新证 》建立的红学体系其“焦点”就是要使被后四十回续书所遮蔽的曹雪芹原著的光辉重现出来。无论是曹家家史的考证，还是两种版本的甄别，或者脂批的研究，最终都拱卫着这个终极目标。缪钺曾在许多大学任过教，先在中文系教古代文学十几年，后来则转入历史系教古代史，同时是个写传统诗词作品的诗人，所以他是一位文、史、哲三方面都比较深入而素养全面的人。曹聚仁在《 文坛五十年 》中曾说，文艺批评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王力为前辈权威，“后起的钱钟书、缪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叶嘉莹在《 我的诗词道路 》中则说：“我以为这两本书（ 指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 》和缪钺的《 诗词散论 》——引者 ）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均不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知道这些，对于我们理解缪钺对《〈 红楼梦 〉新证 》的知赏是很有帮助的。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也是考据（ 文献学 ）、义理（ 思想、哲学、文化 ）、辞章（ 艺术、美学 ）三者紧密结合的，也是不仅诉之于头脑，更是诉之于心灵的，“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同时还有扎实的文献考证作底子。这样，缪钺读周汝昌的书，就与其他一些红学家大为不同，能够超越一隅的局限统览全局，直达核心。难怪周汝昌要把缪钺视为自己的红学知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