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作者:沈国凡-4

此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对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批判。年轻的红卫兵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下,将彭德怀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来挖,妄图以此来达到打倒刘少奇的目的。  有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来到秘密关押的地方,对彭德怀进行审讯。这次他们是根据林彪、“四人帮”的指示,主要追问彭德怀三个方面的问题。  王大宾用手指着彭德怀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彭德怀,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全权代表,现在来审问你的问题,你必须要老实向我们交待。”  彭德怀怒目而视,然后说:“我已经被你们这个文革小组派来的人审讯过多少次了,还有什么没有搞清楚的呢?你们尽管问,我都照实回答,决不推脱责任。”  说完,彭德怀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并向王大宾逼进一步。  王大宾不知道这位行伍出身的元帅要做什么,吓得连连后退。  问:“好,那我们问你,你发动‘百团大战’,是不是有个人目的?”  答:“没有。”  问:“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战士?”  答:“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不勇敢杀敌,就会被敌人消灭,这是很基本的道理,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凶残的日本鬼子,没有流血牺牲怎么能将他们赶出中国去,怎么能让你们今天上大学读书,过太平日子?”  王大宾大声吼道:“不准你翻案,我问你,这‘百团大战’是不是你的错误?”  答:“不是错误,应该是功劳,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建立的功劳。”  王大宾一伙年轻人对于这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大战,了解得毕竟太少,他们没有想到彭德怀会这样回答,一时没有了话语。  据相关史料记载:  “百团大战”发起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又名“大破袭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最大一次主动攻击,也是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当时参加战役的主要有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岢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散布“八路军潜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等言论,挑拨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关系。二是国民党军队中出现投降主义倾向。他们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部队降日。三是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三光”大扫荡,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  彭德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必须主动出击,以唤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据地。同时他也主张,为了适应未来的战争,八路军必须学会正面作战,学会啃“硬骨头”,以此锻炼部队。  “百团大战”进行了105天,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步马枪5400余枝,轻重机枪200余挺,以及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余里,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破坏煤矿5所。是抗日战争以来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给彭德怀打来电报,称赞“‘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9月18日,延安2万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慰问信。  由此看来,至少在“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上下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和意义。  虽然以后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在军队内有了分歧,这主要是指“百团大战”过多地暴露了八路军实力,伤亡过多。但这也是以肯定成绩为主。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比较公正的。然而,在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一次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林彪则在一边煽风点火。之后,毛泽东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  由于毛泽东钦定了这件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大事,林彪、“四人帮”便以此为由,将此作为“最高指示”,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王大宾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委以“代表”之责,前来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审讯的。可是他们审去审来审不出个结果来,就冲过去,将彭德怀从椅子上拉起来,让他站到桌子上去,向“红卫兵小将低头认罪”。  彭德怀站在桌子上,头却不肯低下去,他说:“我没有罪,我凭什么要认罪?”  王大宾生气地问:“我再问你,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  彭德怀平静地答:“打敌人嘛!”  问:“‘百团大战’是不是你欠下人民的一笔血债?”  答:“小同志,你这历史是从哪里学来的,是你们历史书上写的,还是你们老师教的?这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八路军在这场大战中一共消灭了三万多日本鬼子,同时我们也牺牲了不少的战士,这是日本侵略者应该还给我们中国人民的血债!!”  说到这里,彭德怀发怒了,他大声地吼着:“我彭德怀个人的荣辱是小事,但我绝不准你们任意歪曲历史,否认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否认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你们太年轻了,太不了解历史了,让派你们来的人来跟我谈,我倒要问一问他们,任意歪曲历史事实是不是罪行!他们凭什么派你们来审问我,凭什么?总有一天,历史将宣布我无罪!”  王大宾一伙没有想到,到了此时此地,彭德怀仍不屈服,他们恼羞成怒,冲上去,把彭德怀拉下来,推到墙角,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打累了,王大宾等人又将彭德怀推上桌子,继续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我们问你,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  这一问,彭德怀不再像前面审问一样与王大宾等人争辩了,他面容痛苦地说:“岸英啊,那是一个好孩子……我,我没有很好地保护好他,他是被敌人的飞机扔炸弹炸死的呀!”  王大宾等人一看彭德怀没有了刚才的锐气,就追问:“毛岸英是不是你害死的?”  答:“不是,他的确是被敌人飞机扔炸弹炸死的。”  王大宾一拍桌子,大声吼道:“彭德怀,老实告诉你,你必须老实交待谋害毛岸英的罪行!”  彭德怀瞪大了眼睛,问道:“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去问一问毛主席,我彭德怀是这样的人吗?你们得有证据,不能随意诬陷。”  彭德怀做梦也没有想到,毛岸英之死本来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创伤,他总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对不起同乡毛泽东,如今又被一些人作为一条罪责提出来了。彭德怀的心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据相关史料记载:  1950年10月,彭德怀在出使朝鲜前线之前,毛泽东亲自为他的儿子毛岸英在彭德怀面前“求情”,彭德怀才答应收下。为了安全,他拒绝了毛泽东让毛岸英上前线的要求,而是将毛岸英留在自己的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点左右,美军4架战斗机嗡嗡怪叫着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枚汽油弹。已躲入防空洞的毛岸英等四名参谋见敌机飞走,便跑回来。谁知紧接着又飞来四架敌机,扔下无数汽油弹,毛岸英等再向外跑,为时已晚。炸弹在屋顶及前后落下来,木板房的门已被火封死,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刚躲进防空洞的彭德怀听到外面有人喊道:“不好,作战室有人值班呢!”  彭德怀忙问:“都是谁?怎么不疏散?”  彭德怀一边说着就往外跑。  “这时出去太危险了!”警卫员景希珍死命抱住彭德怀,不让他跑出去。  彭德怀火了,大声骂道:“放开!快放开,再不放老子毙了你!”  景希珍哭着,死也不肯放手。  彭德怀用力挣脱后,就直冲司令部的木房。当知道毛岸英在里面时,冲着起火的作战室大叫:“岸英,快跑出来,听见了没有?快跑出来……”  但是,毛岸英再也听不到喊声了,他已在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  彭德怀气得直跺脚,立刻掏出手枪来,面对敌机逃跑的方向,对着天空“砰砰”地放了两枪。  枪声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痛苦的喊声,在朝鲜前线上空回旋。  大火扑灭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他交给彭德怀。  彭德怀噙着泪水,把表递给秘书綦魁英说:“暂时保管一下。”  指挥千军万马的彭德怀,此时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埋葬了毛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报: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志司25日16时。  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之后,为了不给毛泽东增加痛苦,决定对毛泽东暂时保密,等战争结束后再说。后来,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才得知此事。他沉默了好久,才昂起头,轻轻地走了几步,看着彭德怀愁苦的面容,用低沉的声音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毛岸英牺牲时只有28岁。  审出彭德怀“谋害毛岸英的经过”,这是王大宾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所领的任务之一,他们满以为从这件事情入手,可以将彭德怀斗垮,可以将彭德怀与毛泽东这两个伟人对立起来,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于是,王大宾等人不顾事实,继续追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带毛岸英去朝鲜前线,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彭德怀说:“不是我要他去的,而是他自己要去的,毛主席还为此专门找了我,我能不同意吗?目的是什么,毛主席当时说了,让毛岸英到朝鲜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  问:“敌人为什么不炸死你,而独独炸死了毛岸英?”  彭德怀说:“你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不了解情况,这打仗的事情,谁知道呢,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是把我炸死倒好了,只要能救岸英的命,我彭德怀死了也值得。”  说到这里,不知勾起了彭德怀多少往事,他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敌机的轰炸声,又看到了毛岸英那年轻的身影,他痛苦地摇着花白的头,眼里蒙满了泪水。他说:“是的,这件事情上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毛岸英,我彭德怀有‘罪’。”  王大宾等人一下子兴奋起来,追问:“你终于认罪了,毛岸英是你有意谋害的?”  彭德怀一听,瞪着眼说:“什么认罪?我是觉得没有保护好毛岸英,对不起毛主席。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我没有谋害他,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个‘罪’,我说的与你们说的是两回事,那是不能混淆的!”  再次对彭德怀实行体罚,彭德怀仍然是同样的回答。  王大宾一伙人没有办法,生气地指着彭德怀骂道:“一个死不改悔的老军阀!”  彭德怀没有儿女,又不愿因此连累夫人浦安修,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几乎和外界隔离,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  彭德怀被红卫兵用“闪电术”抓到北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一件。他身上的棉衣,还是志愿军时穿的那件,冬去春来,已不能再穿了,可又没有换的衣服,加之当时患了皮肤病,浑身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钻心,疼痛难忍。负责监护的士兵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他在北京还有什么亲人,可以通知他们给拿一点换洗的衣服来。  实在没有办法,彭德怀只好求人通知他在北京工作的侄女彭梅魁。  就这样,彭梅魁每次都给伯伯带来一些换洗的衣服和生活必需品,但每次见面,都得有看管人员同意,见面时也是看管人员站在旁边。  见到亲人彭德怀非常高兴,但除了谈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之外,他们不可能谈别的事情,而且每次都是由人在旁边监管着,时间也仅仅只有五分钟。  就是这么短暂的相见,这时却成了彭德怀的一条罪状,王大宾一伙这次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指使,要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彭德怀说:“我没有儿女,梅魁是我的亲侄女,她来看我,都是经过你们看守的人同意的,这有什么罪?”  接着他又说:“请你们不要再去连累别人了,我自己的事情,由我一个人承担,要杀头也不过碗口大的一个疤,日本鬼子、国民党蒋介石早就要过我的头了,有什么可怕的!连累了别人,我到死也心里不安的。”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失去了自由,自身安危都不能得到保障的人,却随时随地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王大宾等人说:“我看你的反革命骨头还挺硬的呢,怎么没有罪,你认为你是谁呀,你是人民的罪人,看一个罪人的人有没有罪?”  彭德怀说:“我是不是罪人,不是你们一伙人说了算数的,我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我的事情由我一个人承担,不能因此牵连别人,否则那就是在搞封建时代的连坐法,就是在搞封建主义,那是秦始皇、汉武帝做的事情,那不是我们共产党所应该做的事情。”  问:“1962年6月你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那封长信,彭梅魁有没有看过?提过意见没有?”  答:“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问:“你写的这些信的底稿在什么地方?”  答:“没有底稿,写后就全撕了。”  问:“你有没有交给你侄女?”  答:“她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小孩子,怎么能交给她?”  彭德怀毕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他在此之前,就早已将这封信的底稿交给了彭梅魁,让她妥为保管,并一再嘱咐,这关系到伯伯一身的清白,千万不要落入别人手中。彭梅魁不愧是元帅的好侄女,她用自己的生命将伯伯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了下来,直到最后彭德怀冤案平反,才让这件充满着革命情怀与忠诚的底稿重见天日。  第二十二章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着:“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自从景希珍收到彭德怀的信之后,就再也不知道彭德怀的一点消息,他与三线建委的联系完全中断了。  从肉体到精神都备受摧残的彭德怀躺在牢房的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回想着自己的一生,回想与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弟弟,冒着风雪讨饭度日的苦难童年,回想自己自平江暴动以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回想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披肝沥胆为民直言的行动,回想忍辱负重再次复出参加三线建设以及现在所受到的非人折磨,而那些逢迎拍马、浮夸骗人、贪污受贿、坑害百姓的不法官吏,却平步青云,加官进爵,如此下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岂不要断送在这些人的手里吗?迫害忠良,重用小人,吏制的腐败这是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开始。想到这些,这位浴血沙场的元帅不觉流下了泪水。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  1971年8月8日  (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1971年8月18日  上午听说提审(彭德怀)就流泪。  1972年11月22日  (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  旧社会地主的皮鞭抽打时他没有流过眼泪,战场上面对刀光剑影他没有后退,眼看着战友倒在敌人的子弹下他抹一把泪水又指挥千军万马冲锋,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的元帅已到了最伤心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难中,彭德怀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意地加害于人。当林彪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之后,专案组于1972年1月8日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时,彭德怀并没有因为林彪曾经对自己进行过迫害,就随便地进行“揭发”,而是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在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我们排开林彪本身的行为不讲,单就彭德怀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这时仍坚持实事求是,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人民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2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1971]57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听后彭德怀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有意见……叫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这件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这许多年,彭德怀大都被囚禁,与外界基本上隔断了联系,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对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定全对,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他身陷逆境,已是百罪莫赎死有余辜,但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这期间,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里,每天接受批判和批斗。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  铁汉一般的彭德怀终于被林彪、“四人帮”整垮了。他每天很少进食,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地扩散,他的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的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到了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终日伴随着他。  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十四病室第五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他感到心在疼,痛苦地说:“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还不如将我押回去住监狱。”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以作肥料。”彭德怀永远忘不了养育他的人民。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  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1973年12月30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你生病了,我们想给你看病,但你必须交待清楚你的问题。”  答:“还有什么问题,都问了十多年了,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又加了几条,一条也不是事实。”  专案组人员生气地说:“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彭德怀,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党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党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一个以生命捍卫真理的人,在那个人妖颠倒万马齐喑的日子里,他不屈的抗争和勇敢的呐喊,不仅如同凤毛麟角般的珍贵,同时也为一个民族举起了一支不灭的火炬。  身患癌症的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治疗,受尽病痛的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的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元帅痛苦的呼喊,在令人心颤的天空中回旋……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  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他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她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专案组的人冷笑着说:“你已经这个样子了,能活一条命就不错了,还想出去工作?”  彭德怀说:“我只要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这是我的权利,你们不能剥夺。不答应我就不动手术,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手术台上。”  彭德怀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医生,他们又来劝他:“彭老总,你的病情已很危险了,还是尽快动手术的好。”  彭德怀躺在床上,看着医生,问道:“我这病手术时会不会有危险?”  医生说:“只要动得早,不会有大的危险。”  彭德怀深情地对医护人员说:“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我必须活着将我的问题说清楚。”  说到这里,彭德怀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长叹了一声:“唉——”  自从1967年元旦那天给毛泽东主席发出那封信之后,近七年来彭德怀一直盼望着能得到回信,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信发出之后却石沉大海,这使彭德怀感到十分失望。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着:“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专案组自然是不让他随便走动的。  彭德怀气愤地一挥手,不屈地大声喊着:“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后,彭德怀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他躺在病床上回忆着自己平凡、伟大而又充满苦难的一生,回忆着那些战斗的年月和远去的战友,回忆着在大三线建设中短暂而又难忘的岁月。朦胧中他看到了在攀枝花钢铁基地所见到的那种树,一种令他难忘的树——英雄树。她是那样的不屈,那样的伟岸,那样的火红,用自己的生命烧红了祖国大三线的山山岭岭……  整整八年了,曾经统帅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帅彭德怀,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孤军奋战,在前有强敌,后无援军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曾“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泣下”。而彭德怀却依然不屈,高举真理之旗,信念之旗,人民之旗,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敢怒敢骂,敢言敢争,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以其鲜明的个性和人格的力量,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这幕政治悲剧留下了浓重的色彩!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至死也未能得到平反昭雪的彭德怀元帅,悲惨地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中国的天空上,一颗帅星悄然陨落。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  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  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人们很难想象,在近半个世纪金戈铁马的岁月中,敌人疯狂的子弹都没有伤着彭德怀的一根毫毛,而在“自己人”无情的打击下,他却轰然地倒下了。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  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在他死后,将他所有的遗物都焚烧了,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送往火化的时候,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彭德怀死后直至化成灰烬,都没有花公家的一分钱。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如此清白的开国元勋!  “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的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  一代名帅,怀着冤屈,怀着愤怒,怀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忠诚和爱恋,将自己的生命化成了一团烈火……  尾 声  尾 声  飞机在首都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飞向西苑机场。  当三位军人捧着彭德怀的骨灰出现在机舱门前的时候,外面等待的人群早已哭成一片……  1978年12月23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并决定第二天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可是在此之前,在北京筹备召开的这个追悼大会,还在为找不到彭德怀的骨灰而着急……  彭德怀的骨灰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1978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成都平原上的雾气刚刚散去,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已停在了郊外的双流机场。  从飞机上走下两个人来,匆匆忙忙直奔中共四川省委。  二人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递上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78)专办介字第40号便函。这封便函是写给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赵紫阳的。  便函的内容是这样的:  赵紫阳同志:  兹派晏××、任××二同志前往了解彭德怀同志骨灰存放情况,请接洽。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  1978年12月11日  张振亚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对晏、任二人说:“彭总来四川三线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呀?”  来人肯定地回答说:“没有搞错,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张振亚想了一会儿,才说:“有这件事情,但那不是彭总的骨灰,而是一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两位来人兴奋地说:“对,就是‘王川’,那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  张振亚不由一惊,当年这件骨灰是由他所经手存放的,那个存放骨灰的地方在成都郊外的殡仪馆,他还记得当时这骨灰的编号是273号。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虽然自己中间还去看过几次,但四年之内,长期无人过问,又无人去办过任何的手续,按照当地火葬场的规定,三年之内无人前来认领的骨灰,到时将挖坑深埋,那骨灰还在不在呢?  张振亚火速直奔郊外殡仪馆骨灰保管室。  谢天谢地,骨灰还安然无恙地摆放在那里!  据有关记载,对于彭德怀骨灰的保管,这完全得力于成都殡仪馆的两位工人——辛自权和他的徒弟甘志群。在接受这只骨灰盒时,辛自权老人从来人的神色中就猜想这里面一定有冤情,因此在自己退休之后,他又告诉徒弟一定要好好保管好这只骨灰盒。后来因为三年多时间都无人来认领,有人提出要将这只骨灰盒挖坑深埋,师徒二人说什么也不同意,硬是将这只骨灰盒保留了下来。没想到今天这个谜终于揭开了,这里面竟然是令他们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的骨灰。他们手捧骨灰盒,放声痛哭。  彭德怀骨灰存入成都东郊殡仪馆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3日,取走的时间是1978年12月22日,前后正好整整四年时间。  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傅学正通知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中央派专机已来不及了,彭德怀的骨灰由他生前的秘书和警卫参谋綦魁英与景希珍从成都乘民航飞机送来北京。  当天下午6时,民航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待旅客都下完之后,一个军人沿着舷梯走进了机舱。  这位军人名叫王承光,是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早年为彭德怀担任过秘书。三位彭德怀身边工作过的军人在此种情况下相见,不由眼圈发红,感慨万千。  飞机载着三个军人和彭德怀的骨灰再次从首都机场起飞,前往首都西苑机场。  人民首都华灯绽放,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迎接祖国忠诚而英雄的儿子彭德怀的英灵归来。  飞机在首都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飞向西苑机场。  当三位军人捧着彭德怀的骨灰出现在机舱门前的时候,外面等待的人群早已哭成一片……  彭德怀被迫害死于北京,为什么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呢?  事后,在“四人帮”所控制的专案组查得一份材料,上面有着如下记录: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组另一份记录中写着:  ……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  有人对此曾说,“王川”者,亡命四川也。  彭德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杰出的领导人。……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沉冤整整三十年的彭德怀一案,终于获得了平反,历史最终给这位忠臣良帅以公正的评价。  正如彭德怀所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81年6月27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彭德怀进行了历史公正的结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彭德怀曾经工作过的祖国西南大三线的山山水水都沸腾了,无数三线建设的干部、工人和解放军官兵,来到当年彭德怀曾经视察、工作过的地方,向彭德怀元帅的遗像深深地志哀,回忆彭德怀元帅与三线建设者的血肉之情,许多人都不由失声痛哭起来,大家一声声地呼喊着:彭德怀元帅,人民想念你啊!  一个伟大的名字和高尚的灵魂,必将永垂不朽!  1975年在三线重镇攀枝花开始搜集资料和采访  2001年3月3日完稿于常州  2005年10月3日第三次修改于常州  2006年7月20日第四次修改于常州  2006年8月24日第五次修改、定稿于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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