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有一双迷死人的大眼睛，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目光迷离、满眼含情。其实，她是　　个近视眼，偏偏又不愿戴眼镜，买了一大包博士伦，可戴上左眼就丢右眼。索性，她就睁着眼楞往街上冲。她喜欢穿长裙，马路上一走，疾驶而过的车鼓起裙边，总惹得司机放慢速度，看看这是何方美女。趁这当口，许戈辉就面露笑容、拖着裙角飘飘逸逸地穿过马路。场面颇为惊心动魄。　　每次见到许戈辉，她总是睁着大眼睛，直直地冲我走来，直到鼻尖几乎贴住我的鼻尖，她才微微一笑：“狗日的，原来是你啊。”　　我们俩见面总是亲切地称呼对方：“狗日的”。这个词本意不雅，可多年来早已被我们叫成了昵称，也就不觉得什么。倒是有一次，我在公司走廊里大着嗓门冲许戈辉喊：“狗日的，等等我!”碰巧那天有内地电视台的同行在参观凤凰，一行人看到我正要打招呼，却清清楚楚听到我嘴里的3个字，不由露出惊愕的神情。我这才意识到，我俩之间的称呼难登大雅大堂。　　许戈辉打电话是一绝。　　“喂”声音低低地，非常轻柔，然后顿一顿，再缓缓地吐出3个字：“狗日的。”听上去就像是在叫“亲爱的”一样。　　她是个慢性子，说话又轻声细语的，总给人娴静的错觉。其实，她骨子里是个假小子，我才是真正婉约的人呢。　　她喜欢运动，最近迷上了滑雪，春节时刚去了一趟亚布力，回来就跟我吹牛：“两千米的滑道啊，我一溜烟就从山顶滑下来了。”　　“你可以啊!”我半信半疑。　　“其实，是教练推了我一把，我想停也停不住了。”　　我俩曾有过一段相濡以沫的同居时代。那时，我们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说来，我和许戈辉都是个性极强的人，偏偏我俩能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是我们的缘分。　　凤凰初期，我们的工作量都不大，人一闲就整天琢磨着该吃些什么。于是，我们相约去逛超市。我爱吃日式烤鳗鱼，她爱吃咸蛋蒸肉饼，正好这两种食品都有用保鲜膜包好的半成品，买回去只要微波炉一热就能吃。对于我们这种好吃不会做的人来说，是天大的帮助。最初的半年，把附近的小馆子都吃了一遍后，我们就顿顿在家鳗鱼加肉饼了。　　有一天，许戈辉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吃咸蛋蒸肉饼了，我劝你也别吃鳗鱼了，咱们去超市，开发些新的菜式。”　　“那你自己去吧，我还是吃我的烤鳗鱼。”那一阵我天天疯狂地看影碟，窝在家里哪也不去，不像许戈辉，今天约文涛打球，明天又跑到澳门转一圈，生活得颇有情调。　　“好吧，你等着。”　　两个小时后，许戈辉大包小包地回来了。　　“买了些什么?”我好奇地把每一样好东西都拿出来仔细瞧。在牛奶、冰激凌的下边，压着许戈辉大胆尝试的新菜谱：半打红心咸鸭蛋，一磅猪肉馅。　　“走到楼下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只能做成咸蛋蒸肉饼。”许戈辉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好人王大爷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让我在院长面前永远英雄气短。　　他的推理很简单：英语讲得那么好，上电视说中文会差吗?　　人的自信有时来源于别人对你的肯定。　　王大爷是谁啊?王大爷就是院长。　　那院长又是谁啊?院长就是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王纪言。　　在全情投入凤凰之前，他一直是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大家院长院长地叫惯了，很难改口，以至今天凤凰上上下下张口闭口都是院长，偶尔谁叫出个王台长(不用问，不是外人就是新来的)，准能让人呆呆地愣上一会儿，搞不清楚在叫谁。　　广院是我的母校，所以院长既是我的上司，又是我的老师，这让我在院长面前永远英雄气短。中国人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虽然自认为是现代女性，但内心其实颇为传统，古人的教导可不敢怠慢。院长倒是没什么师道尊严的架子，但与生俱来的大将风范，总能让他在不经意间就把我收拾得服服贴贴。　　说来，我和电视结缘是因为院长。　　那是1992年初，我正经历着人生第一次挫折，那些苦痛在饱尝磨难的人看来也许不足挂齿，但对我来说，那就是山崩地裂的世界末日了。　　大学时代的我一点也不活跃，努力地读书，认真地谈恋爱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只是因为1991年底我获得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讲演比赛”大学生英语专业组第一名，才让院方，特别是院长知道了我。于是当中央电视台到广院找主持人时，院长在不甚了解我的情况下推荐了我。他的推理很简单，也不无道理：外语系的陈鲁豫英语讲得那么好，上电视说中文会差吗?人的自信有时也来源于别人对你的肯定，院长的信任让我在1992年的春天好好地打量了一下电视和我自己。我惊喜交织，又将信将疑地发现，也许，我真的可以做一名主持人呢。就这样，我一头扎进了电视的怀抱。　　我和凤凰结缘，也是因为院长。　　1994年的我渴望变化，却无力改变什么，于是，我选择了离开。之后的一年，我生活在西雅图，闲散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偶尔会飘过一阵阵的悸动。我知道，我想回家了，也想电视了。　　1996年初，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安顿下来后，我给从前的同事拨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立刻大呼小叫起来：　　“你可回来了，院长一直在找你，赶快来凤凰会馆!”　　我放下电话，糊里糊涂打了个车直奔人大，转了几圈才在人大旁边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凤凰会馆。　　坐电梯上到5楼，一出电梯门就看到了院长。我原本打算用半小时的时间向院长报告我过去一年多的行踪，但院长和人聊天的特点是，寥寥数语便能跨越时空直奔主题。他记忆力极强，几年前的一场谈话，几年后再见你，他能接着聊下去，让你坐在对面心里直纳闷：我们不会昨天才见过面吧?!　　1996年初春的那个下午，我坐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内心就有这样的诧异和困惑。院长不跟我废话，他简明扼要地向我描述了凤凰的宏伟蓝图，声音响亮，语调激昂。我被院长的革命激情打动了，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凤凰。　　有时我想，院长其实很像雪中送炭的大侠，总在我人生略略有些暗淡的时候出现，用他的热情和革命浪漫主义把我内心的炉火点燃，等到我的眼前因为生活又有了奔头而重新明亮起来，院长这才策马扬鞭向下一个使命奔去。　　只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那天院长为了庆祝我加盟凤凰，请我在“大红灯笼”吃了家常菜。而我事后得知，他在许戈辉签约凤凰后，请她去首都宾馆吃了日本料理，两者档次差得可不少。当然，这事我也就是自己在心里嘀咕嘀咕。　　院长是个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但不知道疲倦的院长这次在莫斯科可累坏了。　　7月13日，北京决战莫斯科。凤凰原计划和北京台合作，强强联手，必然诸事遂意。院长是带着悠闲的心情来到莫斯科的。没想到，直播前36小时，我们得知，由于种种原因，凤凰必须另起炉灶，独自完成这场10小时的直播。怎么办?在一个语言不通，办事效率极低的城市里，没有场地，没有设备，人也不够，却要在短短36小时完成直播前的准备工作，这简直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院长豁出去了。他又穿上了那件亮得刺眼睛的黄衬衫，用他那略带内蒙口音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向身旁的俄罗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讲述他的转播要求，直把虎子累得两眼发直，一天下来向我们感叹：“今天讲了太多的话，累死我了。现在不管有多漂亮的女孩要求我接吻，我也不接了。”顺便提一句，虎子是我们在莫斯科的翻译，他管院长叫王大爷，这让我和小宋、高雁乐不可支。　　36个小时里，机器设备租到了，参与直播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连卫星时间也东扣一块，西抢一块地凑齐了，而最最让我骄傲的是我们的直播场地——俄罗斯大饭店22层的克里姆林宴会厅，简直美轮美奂，高高的天花板，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莫斯科那令人窒息的美丽，在创造这些奇迹的36个小时里，院长的大嗓门一直响彻在宽敞的宴会大厅。中间他回过一次下榻的酒店，不是去睡觉，而是去换了件颜色更夺目的衬衫，然后又器宇轩昂地出现在现场。　　7月13日莫斯科时间早上8：00，我和文涛坐在主播台前，背后是红场、克里姆林宫和静静流淌的莫斯科河。我望了望院长，他站在1号机的旁边，一夜未睡，却依然容光焕发。那一刻，我的内心既兴奋又平静，直播开始了，我和文涛配合得天衣无缝。5分钟后，我们将现场交给了香港，我刚要松一口气，却看见院长带头鼓起掌来，刹那间，整个宴会厅掌声雷动。　　10小时后，当萨马兰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身边的人都疯狂了。我站在台上，双手掩面，放声大哭。等我抬起眼来，看见高雁和小宋也哭着向我走来，我们抱在一起，又哭作一团。透过泪水，我看见院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任周围的人又蹦又跳，脸上是疲惫之极后才有的平静。我第一次发现，从来精力过人，意气飞扬的院长真的累了。　　直播结束后，我们一群人跑到莫斯科一家中餐厅里狂欢。院长喝了不少酒，两颊通红，疲惫的双眼却仍然闪着光。小宋对我和高雁说：“咱们今天谁也没拥抱院长。”声音有些伤感。我看看还站在椅子上给大家拍照的院长，问虎子：“俄文院长怎么说”?　　虎子想了想：“〔Slikd〕”。　　我们大笑：“对啊对啊，死里磕的!院长干起活来就是那样!”　　“王大爷真是个好人啊!”虎子在一旁幽幽地说。　　“虎子，将来咱们给你王大爷拍个片子。”小宋一脸认真，“题目就叫‘好人王大爷’!”　　钟老师　　我总相信，真正有大智慧、举重若轻的人在生活中免不了丢三落四。　　钟老师是凤凰卫视副总裁，在公司，没人叫他钟副总，年轻人叫他钟老师，因为他是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龄相仿者称他大年，这是他的名字。　　钟老师50出头，人长得很结实，五官都是圆圆的，一看就是个性格豁达开朗的人。在　　凤凰，人人都有被广为传颂的轶闻趣事，钟老师也不例外。　　钟师母和钟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20多年的夫妻，两人感情一如当年，令人羡慕。据师母讲，大学4年，教室黑板的一角永远被粉笔框着，里面专登钟老师的失物招领广告，今天是找饭盆，明天又说不见了雨伞，天天不重样。　　这个故事是老板在饭桌上跟我们讲的，当时钟老师抽着烟斗，呵呵地笑着。我于是想象着年轻时的钟老师风风火火地走在校园里，身后哩哩拉拉掉了一堆东西，温柔的师母一声不响地跟在身后一样样捡起。　　去年，师母到北大进修有关艺术的课程。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艺术”两个字，然后掷地有声地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　　师母立刻想到了远在香港的丈夫，不由地热泪盈眶：　　“这分明是在说我家大年啊!”　　还有一件事。　　一次，钟老师急着要去机场接人，他拿着钥匙急冲冲地跑到车库，远远地开了自动锁，然后打开车门就去摸方向盘，这时，钟老师大惊失色：　　“天哪，我的方向盘呢?”　　他出了一身冷汗，困惑地环顾左右，不明白小偷是怎么撬开车门搬走方向盘和档把儿的，可定睛一看，钟老师松了口气：　　“原来，我坐的不是司机位，而是第二排。”　　我总相信，真正有大智慧、举重若轻的人在生活中免不了丢三落四。　　钟老师又何尝不是。2002年，凤凰和中央台合作的《两极之旅》就是由钟老师带队的。几十口人用了几个月时间从南极到北极，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将沿途迷人的自然、人文风光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那一阵，只要有空，我总不忘收看《两极之旅》，人没能跟着队伍跑一趟我向往的南美洲，眼睛可是过足了瘾。想想看，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钟老师气定神闲地完成了领队的任务，这就叫大将风度。当然，在《两极之旅》摄制组里，他只管拍摄和人员安全一类的大事，众人的护照、证件就不交给他管了。　　这篇短文我是在公司写的，写完之后，我到走廊上张望一下，看钟老师是不是在办公室。正好他就在门口，一手举着他的烟斗，一手上上下下地摸着身上的口袋，一扭头见我就在一边，于是憨厚地一笑，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这钥匙又跑哪去了?”　　小宋　　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学问渊博的王鲁湘，已被小宋拖累到常常说出“熊和鱼掌不可兼得”一类的病句。　　小宋芳名宋彦俐，是我的同事。　　我相信名如其人，一般女孩起名YAN LI，不是艳丽就是燕莉。只有她，用了貌似朴素实则文学气十足的彦俐二字。由此可见，小宋是那种表面随意，内心对自己和生活要求颇高的人。　　我们的友谊是在做《一点两岸三地谈》的两年中建立的，她是节目在北京的制片人。我平常叫她的外号“小姐姐”。说起外号的来历，并不是因为她有大姐风范，而是一年圣诞节，曹景行先生在给她的贺卡上错把宋彦俐小姐写成宋彦俐小姐姐。我觉得这名字很适合她，于是就这么叫开了。　　凤凰人手少，1个人恨不得当8个用。小宋当时既要找选题又要联系嘉宾，还得和北京电信公司讨价还价商量卫星时间的价格，每每把她累得口出不逊：　　“真是的，在咱们这啊，就是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碰巧那一年我也是又做《早班车》，又做《一点两岸三地谈》，也累得一塌糊涂。听她这么一说，深感遇到了知己。我俩的友谊就在对公司的“同仇敌忾”中形成了。　　对我而言，友谊的最高境界就意味着两人一起逛街一起吃饭，悲痛时互诉衷肠，使自己和对方从郁闷绝望中解脱出来重又变得趾高气扬。　　2000年的夏天，我们常常见面痛说各自的悲惨生活。一天晚上，我俩(还有高雁)坐在哈根达斯冰激凌店的外面一直聊到打烊。凌晨回到酒店，我一边给满腿被蚊子叮的包涂药膏，一边哈欠连天。这时又接到小宋打来的电话，她意犹未尽，还想再聊。我于是半躺在床上强睁着眼睛，听她在电话那头声情并茂地念情书。(不是她写给我的，是别人写给她的。)我听了快1个小时，实在支撑不住，就彻底躺成了睡觉的姿势，侧卧着，把话筒搁在一边的耳朵上，腾出两只手平摊在枕头边，准备舒舒服服地听她朗诵。要不说饱暖思淫欲呢，人一舒服，就容易犯错。我，竟然睡着了。等我突然醒来，才意识到小宋还在电话那边。我赶紧冲着听筒一通乱叫，可小宋已经挂了电话。我立刻翻身起床拨她家里的号码，没人接；打手机，关机了。　　那个晚上，我带着深深的悔恨进入梦乡。　　第二天，见到小宋。她依旧笑嘻嘻的，这让我如释重负。　　“某些人昨晚竟然睡着了。我对着话筒喊了半天鲁豫，你也没搭理我，我只好郁闷地洗洗睡了。”　　做《一点两岸三地谈》时，小宋还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富康(写到这，高雁从我身边经过凑过来看了一眼，不屑地加了一句，“什么富康，是夏利。”)绿色的，外表收拾得还行，但中看不中用。发动机经常罢工，夏天开了空调，车厢的温度也基本保持在摄氏35度左右。可也怪了，天一冷，空调就开始运作，把暖风打到最足，呼呼往外冒的也是嗖嗖的凉风。　　我不算个爱虚荣的人，可坐她的车也觉得很没面子。　　一次，我、小宋和共同宴请给予了《一点两岸三地谈》巨大帮助的某制作公司负责人(是节目在香港的制片人)。地点选在了高雅的五星级酒店。那顿饭吃得宾主尽欢，我、小宋、三个人也都穿了高跟鞋，化了淡妆，收拾得格外体面。　　吃过饭，一行人有说有笑走出饭店大门去开车。那天，饭店的生意很是清淡，偌大的停车场只停着3辆车：一辆白色宝马，一辆黑色大奔，还有小宋的绿色夏利。饭店门口的服务生很自然地向宝马走去，准备帮我们开车门，见我们三个人正往奔驰那走，又三步并两步地跑过去，白手套刚碰到门把手，回头却见我、小宋、低着头不声不响地钻进了热得好似蒸笼的夏利。　　那辆夏利后来的命运颇为坎坷。　　半年后，小宋把它给了刚大学毕业的表妹。小姑娘刚走入社会就得了辆车，兴奋不已。一天晚上，小宋忙了一天回到家里才发现手机早就没电了。她打开电视，想看看《北京晚间新闻》。那天的社会新闻很热闹，有民工拿不到工资爬上高层建筑准备轻生的，有开车开到半路发动机突然起火的。小宋颇为同情地感叹着这是谁那么倒霉啊，可越看越觉得车子面熟。再看看车牌的特写，小宋惊呼：“这不是我的车吗?”　　最后，小宋花了几百块钱请人把车拖走了。　　直到今天，我在路上看到绿色夏利，就怀疑是小宋那辆已经报废的破车。　　从2002年开始，小宋做起了《纵横中国》的制片人，以每月一地的速度在全国各地流窜，很少有机会呆在北京，我偶尔见到她总不忘替派出所问两句：“到北京了，暂住证办了吗?”　　现在的小宋可得意了，《纵横中国》已经办成了凤凰的知名栏目，这还不算，趁工作之便，小宋还拥有了“全世界最性感的男士主持人胡一虎，和全世界最智慧的男士——著名学者兼节目嘉宾王鲁湘。”这是小宋的原话。　　实际情况是，胡一虎最爱和小宋探讨国内外大事。而学问渊博的王鲁湘，在和小宋并肩战斗了一年之后，已被小宋拖累到常常说出“熊和鱼掌不可兼得”一类的病句。　　关于小宋的事情越写越多。　　小宋的视力不好，又不爱戴眼镜，认错人是正常的，偶尔认对了，连她自己也吓一跳。　　一次，小宋离开北京近一个月后重又回到公司，看见每个同事都跑上去热烈拥抱一下，很是亲热。让小宋郁闷的是，只有樊庆元(《鲁豫有约》的制片人)站在一旁爱搭不理的，小宋于是走上去，温柔地握了握他的手，轻声说：“死胖子，怎么不理我?”　　樊庆元竟面露惊恐地看着小宋一言不发。　　小宋仔细辨认，才发现，这是刚到凤凰不久自己还从未见过的新同事，樊庆生。他和樊庆元是亲兄弟，长得有几分相似。等到和大家都混熟了，樊庆生才透露了那天被小宋错认时内心的激动，他认为，凤凰的女同事都将用这种亲热的方式欢迎他的加盟呢。　　章含之　　我一向欣赏传奇女性，像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戴安娜王妃、夏奈尔和歌剧女王玛利亚·卡拉丝。传奇女性的标准在我看来是美丽、名望、奇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拍摄《鲁豫有约》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些令我欣赏的女人，我把她们也归入了我的Legendary Women Club传奇女性俱乐部。　　章含之　　章含之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Age gracefully(优雅地变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乔冠华3个字我还没说完，章含之已是泪流满面。快20年了，乔冠华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触碰的伤痛。　　这期节目的名字是：大爱至悲，一生含之。　　和章含之结缘是在1992年。　　那时我家附近真武庙二条的马路边，总有人推着平板三轮车卖畅销书。周末从广院回家，我总会在书摊前流连一阵。　　一天，我在满满一车三毛、金庸的书中看到了章含之写的《十年风雨情》。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章士钊的女儿、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吸引我立刻掏钱买书的原因，是书中章含之年轻时的照片。她梳着短短的直发，穿着白布衬衫，眼睛大大的，眼神里有一种干干净净的光芒。　　“这个女人太美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一个人的美丽所震撼。　　那天，我交了钱，然后捧着章含之的书在马路边读了好久。那一刻，我根本想不到10年后，我将坐在她的面前，听她回忆和乔冠华的爱情。　　2001年11月，我和刘春、樊庆元开始筹备《鲁豫有约》。年底，我在北京出席了一个华美的圣诞晚会，见到了不少谈吐优雅、赏心悦目的俊男靓女。在嘉宾名单上，我看到了洪晃的名字，这让我着实兴奋，差点冲动地跑到她面前说：“我想请你的妈妈——章含之女士上我的节目，可以吗?”只是，我虽然久闻洪晃大名，却并不认识她。　　当晚的女主人是张欣，我很想请她介绍我和洪晃认识，可是，我一直被人拉着聊天、拍照，她也满场飞似的尽着地主之谊，直到晚宴开始，我们也没机会说话。　　我有个不太淑女的特点，一旦心里有了事，人就如坐针毡似地踏实不下来。我勉强吃完第一道菜，盘子刚一撤走，我就跑出宴会大厅给《鲁豫有约》的制片人樊庆元打电话。　　“我想采访章含之，你觉得怎么样?”　　“好好好好好。”樊庆元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好。这在他，是前所未有的。　　樊庆元很挑剔，通常我提出10个采访对象的名字，会被他灭掉9个。而对章含之，我们却是一致地推崇。　　那天晚上我没能结识洪晃，但樊庆元神通广大，自己找到了章含之。　　4个月后，我终于在北京史家胡同章含之的家中见到了她。　　章含之也许没看出来，和她握手、叫她章老师的时候，我的表情活像追星族见到了偶像。　　章含之个子很高，起码170米。一头灰白的短发，烫过，微微地卷着。她的脸还是很耐看，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Age gracefully(优雅地变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她的家是怀旧的现代都市人的美梦。一座闹中取静的四合院，正房的回廊上吊着一排红灯笼，院子很大，足有100平米，扫得干干净净，种着两棵果树。客厅里极其随意地摆满了珍贵的老家具：条案、书橱、太师椅。漫不经心里透出了大气，完全没有以中式风格布置家居时常见的拘谨和刻意。　　“我常在家里请客。去年中秋节，我在家摆了Buffet(自助餐)，还请了乐队演奏民乐，不少外国驻华使节都来了，大家一起在院子里赏月。”章含之一边为我们冲咖啡，一边介绍着她的小院。　　“我们家刚拍完电影，宁瀛的戏，讲4个都市女性的情感、生活。刘索拉、洪晃她们是主角。我呢，免费提供场地、吃的、喝的，还被她们硬拉上在戏里客串了女管家，就像电影《Rebecca》(蝴蝶梦)里的女管家一样，阴森森的。”章含之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夹杂着一两个英文单词，发音标准，听起来舒服、自然。　　我们的谈话开始了。乔冠华3个字我还没说完，章含之已是泪流满面。我预料到谈起往事她会难过，但却没想到，快20年了，乔冠华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触碰的伤痛。　　少女时代的章含之喜欢看《简爱》，更憧憬着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那种爱情。　　我说：“你和老乔之间的感情就像简爱和罗切斯特。”　　“是，这本书真的是蛮害我的，简爱跟罗切斯特后来就变成我和乔冠华了。”　　章含之和乔冠华1971年相识，1973年12月结婚，短暂的10年婚姻生活中，两人真正快乐平静的日子只有一年。　　“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我们10年婚姻里头最开心的一年，那一年里，基本上没发生什么政治上的事情，从我们两个人来说，最好是没有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跟政治整个地搅在了一起。所以，1974年的那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我们在饭厅里，吃完饭往外走，走下台阶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扶了他一把，他突然就跟我说：‘有一天我丢了官，官也不做了，眼睛也瞎了，你就这么搀着我。’”章含之泪如雨下。　　“天哪，又是《简爱》!”　　我和章含之聊了4个小时，她的眼泪就这样流了又流。　　编导为章含之这期节目起的名字是：大爱至悲，一生含之。　　寒春　　我和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著。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有一对美国老夫妇，男的叫阳早，女的叫寒春，他们住在北京郊区，养奶牛。当时我想，没准我喝的牛奶就来自他们的农场呢。20年后，2002年的春天，我来到阳早和寒春位于昌平的家。不巧的是，男主人住院了，只有老太太寒春一个人在家　　。　　那天，北京正刮着沙尘暴，寒春的小院子在肆虐的风沙中显得安静极了。一走进院门，我就闻到一股菜香、烟味、泥土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冬天最冷的时候，家里不常常开窗，时间久了，屋子里就有这样一种味道。　　寒春的房子是北方常见的平顶砖房，一排，大概有三、四间，门前是一个细长的过道，摆着两三盆植物和一棵大白菜。　　寒春的院门从来不上锁，房门我看了，倒是挂了把铜锁，可钥匙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搁在窗台上。对她来说，中国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　　寒春80多岁了。她头发花白，驼背，头上永远戴一顶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的蓝色干部帽。我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埋头喝棒茬粥，灰兰色的眼睛和高鼻子都被青花碗挡着，只有身上一件大红衬衫才显出一点美国老太太的样子。　　寒春看到我，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热情或拘谨。她抬起头，淡淡地扫了我一眼，就接着喝她的粥。　　她的家很乱，到处都灰蒙蒙的，好像平常没人打扫。屋子里的陈设已经不能用简朴来形容了，因陋就简也许更恰当。她的书桌就是两堆砖头，上面再铺一块木板，感觉用脚一踹就会塌的。所有的家具都来自60年代，除了地上80年代的地板革和一台90年代的彩电。电视开着，老太太在看新闻，她看的是BBC。　　“怎么不换张桌子呢?”我很好奇。　　“桌子挺好!”寒春撇了撇嘴，有点不高兴。　　我猜，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不够好。我有点后悔，那天的妆化得好像太浓了。　　谈起来中国的原因，寒春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我崇拜小米加步枪，我要亲眼见见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1945年，寒春的哥哥韩丁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了中国延安，解放区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回国后，韩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同学阳早，并鼓励他到中国去看一看。　　阳早欣然前往，而他的未婚妻寒春此时正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参与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先后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看到人类遭到屠杀，她再也无法坐下来思考抽象的科学理论，1948年，寒春决定追随阳早，前往中国。　　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结婚了。那是1949年。寒春并没有热烈地爱过阳早，他们是同志、革命伴侣，然后才是夫妻和爱人。我想问寒春，革命了一辈子，却没有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会不会觉得遗憾。想想，又认为自己太主观，谁说他们没有爱情。对于寒春和阳早来说，也许，革命就是爱情。　　和寒春说话有一点我非常不适应，她常常会提到一些中国人已经多年不用的词汇，比如：大鸣大放、阶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她说起这些却很自然。　　寒春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革命，她赶上了，实在幸运。对她来说，中国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外国人来看，但她对文革的看法实在和中国百姓相去太远。回顾文革，寒春说，“真有意思。”　　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报，听到了人们高喊的革命口号。她没有看到残酷，只感受到激情。　　我和寒春有关文革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我们不同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斗争精神。　　寒春：“(当时我们外国人)写大字报，也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到处跑，很好的。那时候消息灵通，哪里有了好的大字报，大家都去看。我们还在友谊宾馆游行。”　　鲁豫：“你不觉得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混乱吗?”　　寒春：“不，一点也不混乱，特别好。就是要群众都起来。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些人干的事不能见光，如果美国也这样，发动群众去造反，那就了不得。”　　鲁豫：“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回头看那一段，觉得非常混乱。”　　寒春：“你说毛主席搞这个不好?好家伙!”　　和寒春在一起，我有时会说到中国人、外国人什么的，这让她很不高兴。　　鲁豫：“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见到毛主席也会激动得又叫又跳?”　　寒春(一脸不耐烦)：“这不是中国人外国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感情的问题。”　　寒春很直率，她说不喜欢现在，因为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去革命了。就像她的3个孩子，寒春对他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鸡蛋。意思是说他们的模样是美国的，内心却是中国的。他们曾经也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青年，后来在80年代有机会回到了美国，如今都已在当地成家立业，这让寒春意识到，他们不会回来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寒春去一家小餐馆吃饭。寒春的胃口很好，她吃肉、吃菜、还吃了一大碗米饭。临走前，她向服务员要了几个饭盒，把剩下的菜打包带走。　　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着。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我钦佩这样的人。　　张海迪　　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　　我问：“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来没想过放弃吗?”　　海迪说：“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　　小火种经我吹一吹，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　　第一次见到张海迪是2001年12月28日，人民大会堂的一台电视晚会的录制现场。那是一台以关怀残障人士为主题的电视歌会，海迪坐在轮椅上，静静地唱了一只歌。她的声音细细的，很柔和，像个小女孩。那天我像个追星族，海迪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在舞台旁边等着她，想请她留下一个联系方法，我想采访她。海迪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很大，瘦瘦的，可很有力气，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和海迪说话的时候，我一直蹲在她的轮椅旁。后台黑黑的，从舞台上透过来的光正好打在她的脸上。海迪的头发短了，清清爽爽地别在耳后。她的样子一点没变，只是瘦了很多。秀气的脸窄窄的，人坐在轮椅上显得那么单薄。　　和别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有些拘谨，可海迪的热情却让我觉得我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仔细想想，也对，海迪的事迹几乎陪伴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2002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我和《鲁豫有约》的同事们就如约到了济南。海迪住在市区东部的一个花园小区，小区的环境很好，看样子在济南算得上比较高档的住宅。这让我十分欣慰，我太怕看到英雄人物含辛茹苦地生活了。　　海迪的家宽敞、明亮，雪白的墙、白色的家具、白色的地砖，到处一尘不染。我站在客厅中央，低头看看自己一路走来风尘仆仆的皮鞋，竟有些迈不动步子。这和我想像得一样，海迪是个爱整洁、生活得十分精致的人。　　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就像舞台上女主角的亮相。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刚刚我还在想，北方家庭辅地砖不太好，冬天冷，就算屋里开了空调、暖气，地上总是凉凉的，穿着袜子踩在上面也能感到一股寒意。这下我明白了，光滑的地砖让海迪的轮椅能自由地进出每一个房间。　　海迪穿了件深绿色的西装，领口处围了一条有绿色树叶图案的纱巾，脸上薄薄地扑了些粉，口红的颜色淡淡的，浑身散发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她微笑着坐在自己白色的书房里，身后是一排白色的书架，一瞬间，我竟然有些恍惚，不能相信张海迪就坐在我的面前。　　看着海迪，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没有那张轮椅，一切该是多么完美。可现实很残酷，海迪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她必须每隔两小时去一次洗手间。和疾病相伴了42年，海迪的身体里已经有了个准确的生物钟，不用别人提醒、也不用看表，到时间，海迪就会抱歉地打个招呼，也不需要帮忙，自己把轮椅滑进浴室。　　我问海迪：“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没想过放弃吗?”　　“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小火种经我吹一吹，它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　　海迪说话抑扬顿挫，语言极其流畅，一字一句记录下来，不用修改，就是一篇挺不错的文章。　　1991年，海迪的鼻部被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癌。医生担心注射麻药会使癌细胞扩散，于是决定只用安定。医生告诉她，这意味着疼痛是存在的，而且会非常疼。　　海迪笑眯眯地说：“我忍受了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　　听海迪眉飞色舞地描绘可怕的手术过程，我总觉得没打麻药生挨了一刀的是别人。而且，癌症这种词汇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就像感冒那么轻松平常。　　海迪极有感召力，在一群人中间，她总是绝对的中心。采访这天，海迪的丈夫王佐良也在家。海迪常常大着嗓门叫：“佐良，帮我倒一杯咖啡。再拿一个垫子。”　　温文尔雅的佐良就默默地忙前忙后。　　佐良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外语。他和海迪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两人一直通信，发现彼此性格、志趣十分相投，于是在1982年，海迪家喻户晓之前结了婚。如今，已是婚龄20年的老夫老妻了。10年前，两人收养了一只小狗，取名“板凳”，疼爱得不得了。　　我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海迪和佐良同中国千百万普通的夫妇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俩，也会拌嘴，海迪的脾气比较大，她一发火，佐良就不出声，气得海迪没辙。　　我让海迪给自己的婚姻生活打分，她想都不想地说：“八、九十分。”　　对自己的晚年，她有着很美丽的憧憬：“在一棵树下我坐着，我穿着红毛衣，要穿鲜红的毛衣。我头发已经白了，我的腿上要盖上一条非常漂亮的毯子。在我的头顶是石榴树，在我的身边是绿湖。”　　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金星　　老天犯了个错误，把一颗纯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体里。很勇敢，她纠正了这个错误。　　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　　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　　有一次跟何东聊天，他职业性地把小录音机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像说绕口令似的问我：“鲁豫，我采访人，你也采访人，采访了这么多人以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容易，我原来也觉得自己不容易，现在才发现，别人比我更不容易。”我也说起了绕口令。　　“没错!”何东使劲地点点头，一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表情。　　真的，做《鲁豫有约》以来，这样的感触一天比一天深。　　最初听到金星的名字是1996年。她在北京举办了《红与黑》舞蹈专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公演现代舞专场。演出前，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演出当天，场内更是座无虚席。那时，金星刚刚完成变性手术，公众的兴趣点并不仅仅是她的舞蹈，他们更关注金星变成了怎样的女人。可是，演出结束时，金星炉火纯青的舞蹈已经征服了所有的人。　　当时，也许是出于世俗的心理，我总觉得金星的女性形象略显生涩。但几年来，陆陆续续从各种媒体看到她的消息和样子，我发现，她早就出落成一个优雅而妩媚的女人。　　2000年6月，张元拍摄的纪录片《金星小姐》在北影小礼堂试映，张元请了不少朋友去看，我也去了。银幕上，金星披散着长发，神情慵懒地在挑选服装。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性感，深深地打动了我。影片中也有金星手术前仍是男儿身时的照片。那时的他，穿着军装，眼眉微微地向上扬着，是一个青春逼人的少年。　　老天犯了个错误，把一颗纯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体里。金星很勇敢，她纠正了这个错误。　　我见到金星是2001年12月22日，在一个圣诞节晚会上。这种社交场合我很少光顾，嫌麻烦。事先要花很长时间挑衣服、化妆、吹头发，然后在衣香鬓影的场合里矜持、得体地微笑、交谈。很好玩，也很累人。那天的主人家是潘石屹、张欣夫妇。小潘是个活宝，待人真诚、友善，而张欣，她举手投足流露出的小资情调令我心仪，我很喜欢这对夫妇，对他们的活动自然就兴致勃勃。我于是认真准备，“闪亮登场”。　　我到的时候，晚宴还没有开始，大家正人手一杯香槟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我远远地看见了金星，一身墨绿色长裙，长发盘在脑后，仪态万方地站在那里。　　我跑去找张欣：“我想认识金星，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张欣真是个出色的女主人，连忙把金星拉过来。　　“鲁豫，你好!”金星握住我的手。她的双手很有力，声音哑哑的很有磁性。　　那天晚上，金星的打扮赢得了全场一致好评，获得了“最另类着装大奖”。　　和金星的访谈定在了2001年12月30日，那天冷极了，拍摄用的酒吧没有暖气设备，空调声音太大又不能开，真是活活把人冻死。金星还没到，我就一直捧着杯热咖啡走来走去，棉衣也不敢脱。　　和金星约好了10点开始访问，可11点了，还不见她的人影。编导吴穷说：　　“她没什么时间观念，昨晚我和摄像为了拍她和朋友在一起的画面，在楼下等了她1个多小时。”　　我笑了，心里满是纵容。“艺术家，就该有些不拘小节的气质。”我是个极守时的人，平常最讨厌等人。但金星的迟到，我丝毫不以为意。　　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会毫无原则。　　11∶20，金星终于到了。还是盘着发髻，一件宽袍大袖和服一样的大衣松松地罩在身上，那么夸张的款式，她穿着只觉得随意，不觉得张扬。金星脱去大衣，我扑哧一声乐了。她比我还凉快，里面只穿了件短袖毛衣。　　我们俩哆哆嗦嗦地开始了对话。　　很巧的是，那天我们俩都围了披肩。两个女人，面对面，很真诚地对话，那画面，很美。　　金星开朗、健康的心态让我的工作变得易如反掌。和她，我什么都可以聊。　　金星说，曾经有一个记者问她：“你认为你有病吗?”她毫不客气地说：“没有!”金星回忆起这一段，脸上是一种乐不可支的表情。　　可是，我总觉得能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那么一丝伤痛。　　“现在，生活中还有那种异样的眼神吗?你介意吗?”我问她。　　金星摇摇头：“我不介意。我已经向生命、向生活要了这么大一份自由，还不把评述的自由给别人?”　　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　　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　　司机从反光镜扫了她一眼：“小姐真会开玩笑。”　　金星很认真：“谁跟你开玩笑了。”　　司机愣了一会，然后很真诚地说：“这样挺好的，人嘛，就该做自己。”　　金星乐乐呵呵地提起了这个故事，可把我感动坏了。　　金星是辽宁人，家里惟一的男孩。可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还喜欢所有女孩子关心的事情。她9岁参了军，进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15岁时，又到了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深造。1988年，她去了美国，学习西方现代舞。1993年，金星带着一个梦想回到中国，他要做变性手术，从此做一个女人。　　手术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很顺利。可是，和变性手术本身无关的一个小小的事故却几乎给金星造成终生的残疾。　　在长达16个小时的手术中，护士没有注意到，支在左腿膝盖的托架滑落到了小腿上，致使小腿肌肉痉挛，从小腿到脚之间的神经全部坏死。　　金星说：“我完全可以申报二级残废。”　　恢复的过程很痛苦。每天要在腿上插满针，然后通上电，用电击治疗。难怪金星说：“我比江姐厉害多了。”医生的诊断是，就是好了也是个瘸子，跳舞，想都别想。可是，3个月后，金星奇迹般地站在了舞台上。不过，直到今天，金星左腿的温度是冰凉的，跳舞的时候她得把舞蹈动作放在健康的右腿上，这样，观众就看不出来了。　　金星谈过很多次恋爱，但真正刻骨铭心的有3次。她的初恋在19岁，爱上的是一个得克萨斯牛仔。金星说：“那时候爱得很crazy(疯狂)，还跑到得克萨斯跟他放了3个月牛。”　　在做手术那段时间，金星有个精神寄托，她说：“那是个中国人，是我爱上的第一个中国男人。”说到这，她又冲我摆摆手，不好意思地捂着嘴，“而且，你也认识他。”　　金星躺在病床上，疼痛难忍的时候，喊的不是上帝，而是他的名字。可惜，神女有心，襄王无意。　　而截止到采访那天，金星的感情生活是：有一个欧洲男友，正准备放弃一切，追随她到上海。反而是金星，对这份情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管怎样，现在的金星，生活得很踏实。她收养了两个漂漂亮亮的孩子，在上海买了一所老房子，屋里摆满了中式的老家具，一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样子。　　一个女人，仅仅为了做回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磨难，而她，始终坦然乐观地面对一切。和她相比，我觉得自己承受过的所有困难挫折都是那么不值一提。　　郎平　　掏出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为什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要遭遇挫折呢?　　知情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感情是被“忙丢了”。　　1998年冬天，老女排在深圳举办10周年聚会，我和文涛主持了那次活动。那天，我见到了少年时代崇拜的女排队员，激动得不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郎平。她穿着一身国家队运动服，没有任何修饰的短发直直地披在耳边，人很瘦，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和女排比赛时凝神坐在场边的她不太一样。　　再见郎平是时隔4年后的2002年8月，郎平做客《鲁豫有约》，采访地点选在北京友谊商店附近的一家西餐馆。我猜，餐馆老板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白天不做生意，把地方腾给我们拍节目，多半是因为郎平。　　4年没见，郎平瘦了，时髦了，年轻了。她穿了一件粉色的短袖衬衫，长到肩头的直发用卡子别在耳后，清清爽爽的样子充满了朝气。我说她看起来特别健康，哪像当国家队教练那会，气色差得令人担心。郎平一边点头，一边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一张是郎平回国执教前拍的，脸色红润，神采飞扬；另一张是一年半后，她结束国家队教练生涯之前的照片，人瘦得两个眼睛都凹了进去。我笑她：“这可以给减肥产品做广告用，减肥前和减肥后。”　　离开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后，郎平一直在意大利的一家俱乐队执教。那儿的收入高，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她可以更多地陪伴女儿白浪。只是近年来意大利经济不好，她所在的俱乐部也面临着财政困境，郎平去年一年的工资还拖着没发。　　“他们要是不把欠我的钱还我，明年我就不和他们签约了。”郎平轻描淡写地说。　　我有预感，她生命中关于排球的一章就要翻过去了，今后，她将过一种崭新的生活。　　“能谈谈你的感情生活吗?”我暗暗地希望郎平能告诉我，和白帆的婚姻结束后，她又找到了新的幸福。　　“没有。”郎平回答得很干脆。　　“爱你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太出色、太成功了。”我心里有些发毛，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是要遭遇挫折呢?　　“是挺难的，他得比我大吧，得比我成熟，还得比我高!”郎平一脸认真。　　“你要求太多了吧，别的好说，要个子比你高的，上哪儿找啊!”我们俩都乐了。　　郎平曾经有一个身高196米的美国男朋友，他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生，特别喜欢体育。可惜，这段感情没能开花结果。知道内情的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情是被“忙丢了”。　　当时，郎平义无返顾地回国接下了已经走下坡路的中国女排，她和“196米”因此分隔两地。一份本来有可能瓜熟蒂落的感情就这么没了。　　也许是过去了一段时间的原因，郎平看得很开，倒是我还有些耿耿于怀：　　“可是，他怎么就不能等呢?”　　“他有他的想法。不过，他如果不能等的话，也就算了。”　　在采访间歇，我和郎平说了不少悄悄话。因为是悄悄话，所以不适合播出，也不适合发表。我只能说，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像郎平这么出色的人，一定会有美满的归宿，也许道路有些曲折，但前途绝对光明。　　郎平在北京从不逛街，因为还不够别人看她的呢。我笑她：　　“谁让你这么高，到哪都没处躲没处藏的。”　　“可不是吗?不光站着，连躺着都有人认识。前几天我在天坛医院作了个小手术，护士把我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我戴着帽子，身上盖着被子，就这样，走廊上还有好几个病人，都打着点滴呢，举着吊瓶指着我大叫：‘看，郎平!’”　　我能想象那个场面，换了是我，也会兴奋地指指点点：“快看呐，是郎平!”　　采访结束后，郎平惊喜地发现餐馆里有哈根达斯冰激凌，她挑了草莓口味的，边吃边期待地问我：“你也来一个吧!”那样子，就像中学时两个要好的女生互相怂恿着吃零食一样。于是，我也要了个草莓口味的，和郎平面对面坐着，吃冰激凌。　　郎平很关心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说来很怪，我是一个和人交往相当慢热的人，但她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让我很自然地把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了解的有关感情的事告诉了她。　　对郎平的访问，我表现得十分感性，尤其在节目的结尾，我说：“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郎平真是个好人。”这个评价很主观，很自我，但我自信，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无数中国人的看法，因为郎平的勇气、毅力和无私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们。　　廖静文　　提起悲鸿，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我曾经两次听过廖静文做的报告，一次在初中，一次在高中。两次演讲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惟一有印象的是廖静文提到徐悲鸿时哽咽的语调。我那时太小，不理解这种感情。　　十几年后的2002年，我又见到了廖静文女士，她的外表让我吃惊。她已年过八旬，但　　头发依然乌黑浓密，皮肤很好很白，五官仍如她年轻时一样清秀。廖静文穿了一件紫色上衣，我说好看，她有些羞涩：“悲鸿最喜欢紫色，我就常常穿紫色的衣服。”　　提起悲鸿，廖静文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采访廖静文之前，我和同事们都认为她一定会谈很多她和徐悲鸿的故事，但我们想更多地关注她的人生。采访开始以后，我发现从廖静文嫁给徐悲鸿开始，她的人生故事中就没有了我这个概念。悲鸿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主角。　　廖静文的听力很不好，戴着助听器还需要我大声而缓慢地讲话，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但她的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每一件事都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1945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蒋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为此徐悲鸿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徐悲鸿后来也不会英年早逝。所以提起蒋碧薇，廖静文那么温婉的一个人也显出了愤怒与不屑。　　徐悲鸿去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一个年轻的女人独自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再有新的情感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决定不去触及那一部分，出于对廖静文的尊敬，也出于对徐悲鸿的尊敬。但是她主动谈起了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感情经历。当时我只是问她，这一生有没有遗憾。我的意思是，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徐悲鸿，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是不是感到遗憾。没想到她说，是有遗憾，而这份遗憾竟是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情感经历。　　在一次外出的火车上，廖静文和她的孩子们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高大英俊的叔叔，而他也对廖静文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和她们一家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明爱意。廖静文被他的真诚感动，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强调，徐悲鸿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他表示理解，于是，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与日俱增，她感觉对方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在失望中，他们离婚了。　　廖静文声音颤抖地说：“我今天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就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我做过很多采访，无论面对谁、听着什么样的故事，我都能保持平静、客观，而此时，我的眼眶湿润了。透过余光，我看见樊庆元和吴穷都在擦眼睛。　　“如果真的有黄泉，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五十年来我对他的思念。”　　我被这样一份伟大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　　毛阿敏　　“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的一句话，立刻冲破了我内心所有的障碍。　　毛阿敏　　《鲁豫有约》的第一位嘉宾是毛阿敏。　　开节目策划会的时候，樊庆元和阿忆建议应该围绕毛阿敏备受关注的几件事：税案风波、情变和出走香港来反映她光彩夺目又充满坎坷的演艺生涯。　　而我，忽然害怕，想要临阵脱逃。　　按照惯常的访谈模式，我应该充满期待地问阿敏：“最近又出新歌了吗?刚拍完的MTV，你的造型好像又有改变，能不能给观众介绍一下。”　　这样的谈话一定不精彩，但至少宾主能言谈甚欢。可是，我却要一路追着去寻问她曾经的伤痛。这让我很苦恼并且不情愿：“如果我都承受不了真实，嘉宾能承受吗?观众能承受吗?”　　采访前两天，我一直心事重重，但还是按自己的方式了解了关于毛阿敏的一切。　　我的工作方法是：1、阅读大量有关被访者的资料，沉浸在他(她)的世界里。　　2、和工作人员商量访问重点。　　3、事先绝不和嘉宾见面、通话，保持彼此的新鲜感。　　4、不准备提纲，但开场白一定要想好，它将决定谈话的基调和气氛。　　我和毛阿敏的对话地点是在北京学院路上的一家酒吧，时间是2001年的12月。　　那天，我早早到了，然后一直捧着杯热茶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着这场访问该如何开始。这时，酒吧外站着3个冻得哆里哆嗦的女中学生，她们是毛阿敏的歌迷。樊庆元怜香惜玉，几次出去请她们进来暖和暖和，女孩们就是不肯。　　一小时后，毛阿敏到了。她很瘦，穿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下摆翘翘的，很别致。脖子上围着一条“上海滩”的桃红色长围巾，牛仔裤，山羊皮的皮靴，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　　“你好。”她进门后冲我笑笑，眼神显得害羞而无助。　　我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对话。困难之处在于，我有心理障碍。　　“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哪出血。”不记得这是谁说过的，但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勇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是最好的方法。　　于是，我对毛阿敏说：“直到现在，我还是挺担心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那些往事。”　　“我知道，你会问得比较坦率。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没想到毛阿敏眼睛都没眨一下。　　她这一句话，立刻冲破了我内心所有的障碍。　　谢谢阿敏。她的美丽、温婉和坦诚让《鲁豫有约》有个近乎完美的开始。　　庄则栋　　终于，我鼓足勇气委婉地提到了那个传言，短短的两句话一出口，乐呵呵倒没什么，我已是满头大汗。　　两年前，我买了本庄则栋自传，题目很直白《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书中的文字挺流畅，但现实和回忆夹杂在一起的叙事手法读来有些生硬。倒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和作者年龄不相符的孩子气的骄傲和得意，很是可爱。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采访庄则栋之前，樊庆元一再警告我：“要中立，要客观。”　　庄则栋是个有魅力的人。我们的编导姜笑静先去见了他一面，回来后，话里话外那份景仰之情，挡也挡不住。　　我嘴上对樊庆元逞强：“我一个工作这么多年的老同志，怎么会把握不住自己呢。”可心里也在打鼓。他曾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即便现在，仍多少有些敏感。我该如何面对他才能既善意又不失立场，这很难。　　庄则栋的家在京沈路边一片别墅区里，小区里不少房子都空着，外表破旧不堪。只有他的小楼，光洁如新。　　我下车，胸前别上麦克风，让摄像跟在我身后，记录我和庄则栋初次见面的情景。　　“您好!”我隔着铁门冲庄则栋打着招呼。　　他的样子并不是特别热情。“她，前几天我见过，”他先指指姜笑静，又指指我：“她，我不认识。”　　他的坦率让我吃惊，但并不介意。在我的想象中，他就该这样。　　摄像开始忙着搬椅子、布光，我只能找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和庄则栋闲聊。　　“您看上去真年轻，完全不像60多岁的人。”　　“小鲁豫，你试试我的小腿，像铁疙瘩一样硬。”才两分钟而已，他已经叫我小鲁豫了。　　我不好意思地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腿，忍不住叫了起来：“您真厉害，真是和铁疙瘩似的。你们来摸摸!”攀庆元他们正忙着找角度、打灯光，可架不住我的大呼小叫，只好放下手里的活，一个个礼貌地摸了摸庄则栋的小腿，然后纷纷表示：“您让我们都羞愧难当!”　　庄则栋开心地笑了，房间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亲近起来。可是，艰难的谈话还在后面呢。他在文革的经历、他和鲍蕙荞破裂的婚姻，哪一样不是在揭开过去的伤疤呢?好在所有的事情已沉淀了许久，当年不好讲不能讲的话，如今总可以说了吧。　　越是艰难的对话，我越是用温和的话题开场。我首先提到了庄则栋的“三连冠”。　　谈起辉煌的战绩，庄则栋无比自豪：“乒乓球国家队内部三连冠，全国三连冠和世界锦标赛三连冠，不是吹的，二十世纪中国乒坛只有我一个。”　　1971年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上，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的偶然交往，竟成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发端。一次比赛之后，科恩错上了中国代表团的车。在全车人的沉默和尴尬中，庄则栋向他伸出了双手。第二天，日本的各大报纸都在头版登出两人的合影，并配以醒目的标题：“中美接近”。　　乒乓外交给庄则栋的人生带来巨大的荣耀和坎坷，用他的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对自己政治生涯的评价，他很坦率：“我站错了队。”　　我发现，我开始喜欢庄则栋了。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体验过文革的残酷吧，我无法对眼前这位和我父亲同龄的长辈心生怨恨。他文革中犯过错，并为此受到了惩罚。可他更是一个为中国人取得了无数荣誉的世界冠军。　　节目策划会上，阿忆和樊庆元一再坚持，我一定要问有关庄则栋和江青的传闻。我立刻拒绝：“这问题很无聊。”　　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是担心我根本问不出这么尖锐的问题。　　阿忆很执著：“我们就是要澄清这段历史。”他的理由说服了我。　　可话到嘴边，我才发现，这远比我想象的难一万倍。　　终于，我鼓足勇气委婉地提到了那个传言，短短的两句话一出口，庄则栋乐呵呵地倒没什么，我已是满头大汗。　　“这传闻我也听说过，怎么可能呢?人家那么大的领导，每次接见谁，身边秘书、服务人员一大堆，那些闲话都是没影的事。”庄则栋的神情没有一丝不快。我可是紧张得快虚脱了。　　不过，在后期节目的编辑过程中，我们还是决定不采用这段精彩、真诚的对话。那时，《鲁豫有约》刚刚播出两集，观众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到底能接受多少，我没有把握。我不敢走得太远。　　可我从心底感激庄则栋，他能那么大度、坦率地面对一个晚辈锲而不舍的追问。　　对毛阿敏的采访打破了我内心的障碍，对庄则栋的采访真正树立起了我的自信。做《鲁豫有约》我开始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璩美凤　　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经历创痛之后，短短的时间可以生活得如此高调，秘诀是什么?　　决定采访璩美凤后，我的同事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担忧，担忧的性质基本按地域划分。　　大陆来的，生长在红旗下，正直惯了，眼里不揉沙子，毫不掩饰愤怒和鄙夷：“你采访她干吗?”　　香港同事在光怪陆离的商业社会中呆得时间长了，对任何事都见怪不怪：“璩美凤啊，好啊，新闻人物呀。”　　台湾同事的反应比较复杂。虽然璩美凤极具争议，可怎么说她都是宝岛同乡，所以他们只是一再强调：“你要当心。”　　我其实非常犹豫。　　璩美凤是个可怜的女人，闺房中最隐私的生活被无数人看过、评论过甚至嘲骂过。可光碟事件后她的所作所为又让人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出书大爆自己和8位男士的情感纠葛呢?她的解释是：我要生活。　　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采访璩美凤。　　我跑去大众书局买了本《璩美凤忏情录》，准备好好研究她。不时有朋友打来电话，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问我：“我那有光碟，要不要看?”　　我拒绝了。　　第二天开始是香港复活节的长周末，我和老公、高雁、郭志成一块去了三亚。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在泳装、防晒油的上面塞进了《璩美凤忏情录》。　　在天域酒店美丽的沙滩上，我躺在大大的太阳伞下，逼着自己看完了这本书。　　在三亚呆了3天，我晒得通红地回到了香港。眼里还晃着碧海蓝天的景色，心里却塞满了书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采访地点就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一间会客室里，整整一面墙的落地玻璃窗，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湾。因为每天都看，我并不觉得特别。倒是璩美凤，一进来就不住地赞叹：“好漂亮喔!能看到大海耶!好幸福喔!”　　璩美凤是个典型的台湾女孩，说起话来娇娇柔柔的。她穿着很普通的夹克衫，短发上别着枚卡子，有些乡土气，却反而显出了她的可爱。　　“哎呀，你的头发剪得真好。”赞扬完海景，璩美凤又赞扬起我的发型。　　“谢谢。如果你去北京，我把我的发型师介绍给你。”　　4月份的香港已经很热了，屋里又有两盏高瓦数的灯烤着，璩美凤的额头微微地渗出汗来。　　“你好吗?”这是我的开场白，也是我真心想知道的。　　“还好吧，每天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璩美凤的脸上现出了无助与无奈。　　那一阵，有关璩美凤的报道铺天盖地，我不希望自己的节目充满那些令人难堪的细节，那是纯私人的生活。我只想知道，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在经历了这样的创痛之后，短短的时间就可以生活得如此高调，她的秘诀是什么?　　“美凤，有一点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没看过那些光碟。否则，我不可能这样直视你的眼睛。”我迎着她的目光说。　　“我能了解，你是比较有爱心和包容的。”她的声音越发的轻柔。　　“你怎么能表现得这么平静?”　　“你要我哭给你看吗?”璩美凤无辜地看着我，但语气里满是挑战。　　“哭与不哭并不代表什么，真实的流露才最重要。”为了配合她，我也放慢了讲话的节奏。　　璩美凤对于所有的话题都用很感性很抽象的语言来回答，我不知道这是她一贯的表达方式，还是在偷拍事件以后，她的自我保护方法。　　我最困惑的一点是她为什么不选择更能保护自己的方式复出社会，出一本忏情录、穿着性感地到新加坡去登台演唱，只能给她增加新闻而不能给她清静、平和的生活。　　璩美凤不这么看：“反正不管我做什么，大家都觉得璩美凤有问题。如果我永远去想别人的看法，我就为别人而活了。如果我要去想这一点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来这边在镜头之下谈话了。担忧的事情太多，这个大千世界，你何时担忧得完呢?”　　这也许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对于爱情，她说：“我不会抱幻想，有幻想也不会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我要学会一个人过日子。”　　在采访璩美凤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比如，她可能会流泪、会发火，但是，她一直表现得非常平静。而在平静的背后，我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戒备和一丝敌意。　　采访结束前，她好像终于放下了防备，说了一段令我感动的话：“我不希望自己倒下，为我自己，为我的家人。如果我倒下，他们一定会很痛的，我怎么忍心让他们看到我很伤感、很痛苦呢。我会尽我的能力让我自己过得更好。”　　告别的时候，我们握了握手，她的手很柔软。　　杨钰莹　　很勇敢，她主动提到了赖文峰的名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3年经历。她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得知杨钰莹答应上《鲁豫有约》，我既高兴又有些吃惊。　　自从远华案曝光以来，有关“三年婚姻合同”和红色保时捷跑车的说法不断地见诸报　　端。虽然没有一篇文章指名道姓，但“歌坛玉女”一类的词汇却让老百姓早就猜到了谜底。在众说纷纭之中，杨钰莹选择了复出歌坛。于是人们更加相信了坊间的传言：靠山已倒，所以不得不自力更生，再战江湖。　　平心而论，重新亮相在歌迷面前，杨钰莹的表现不过不失。也许没能带来惊喜，但也决不令人失望。而观众和传媒则表现出了有保留的宽容，一方面，她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因为不利新闻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人们的态度又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同以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