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公民断言，我同李可夫一样，也是间谍活动的一个最大的组织者。有什么证据呢？有沙兰科维奇的口供，可是在宣读起诉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的存在……”“我坚决否认同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有关系。据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决定被暗杀的。我不知道这件事……”“赤裸裸的斗争逻辑，伴之以思想的堕落、心理的堕落、我们自己的堕落、人的堕落……”純紝矠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3)布哈林最后发言中的这段话很值得注意。这已经不是认罪，简直是对审判案组织者的控诉。这些人遵循着“赤裸裸的斗争逻辑”，既造成了思想的堕落，也造成了人的堕落。非常明显，这是间接暗示斯大林。布哈林想尽可能地利用揭示内心认识的最后一次机会……关于审案过程，每天由叶若夫或维辛斯基或其他人向斯大林详细报告。斯大林补充细节，提出建议。审判案的新闻影片和被告出庭的照片，首先拿给他看，根据他的指示，报刊和广播对“演出”广泛进行报道。请来了外国记者，甚至请来了外交官。罪犯们有那样高的“觉悟”，人人都感到吃惊！根本不需要技术鉴定、补充调查、法庭争辩、检察官和辩护人对话。在审判中，由检察官一人独奏，其他所有的人都低声为他伴奏。连福伊希特万格也不得不在他那部有倾向性的《１９３７年的莫斯科》一书中承认，“假如委托一位导演来排演这场审判，那他大概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和许多次的预演，才能使被告做到如此的配合默契：他们是如此认真和努力，互相之间决不放过任何一点小差错，他们的激昂情绪表现得竟如此有分寸。简而言之，训练这些被告人的催眠术家、麻醉师和审判官员，除了他们的一切惊人的素质以外，一定都是些卓越的导演和心理学家”純紞矠。德国作家的这个结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场闹剧的组织者们，特别是总导演，都是卓越的无耻之徒。除了在侦讯期间粗暴地破坏法制以外，除了暴力行为以外，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之所以逆来顺受、毫无怨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用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向他们劝说：他们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只有“认罪才能帮助彻底揭露罪犯”。这就是说：需要“自己认罪”并诽谤别人……既然进行审判的是人民和国家，那么人民和国家要什么就应当讲什么……根据所有情况来判断，这个理由显然支配了许多的行动。在最后的发言中，这个理由表现为各种说法。被告格·费·格林科：“我将接受最重的判决——极刑，这是罪有应得。”被告克列斯廷斯基：“我对祖国和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将接受你们的任何一种最严厉的判决，这是完全应该的。”被告李可夫：“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必然会被解除武装……”被告布哈林：“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純紟矠斯大林看了这些话可以完全满意了：“人民和党的敌人尽管面对着死亡似乎也没暴动，而是需要什么就讲什么。”他把这种“坦诚”看作是胜利，可是没有想到，在这种胜利中埋下了他斯大林在历史上、道义上必然失败的根子。但是“领袖”也知道另一种情况。布哈林被捕后头三个月“顶住了”。他们威胁他，向他提出要求，但是这位失宠的院士甚至在狱中也总想使斯大林相信（他向自己原来住在克里姆林宫时的邻居写过几封信）他在２至３月中央全会上的声明的主要思想：“阴谋、人民公敌是存在的，但主要的敌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没有对这个警告作出反应。布哈林的信石沉大海，在审问期间他很可能想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的命运。拉萨尔爱上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姑娘，虽然她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拉萨尔这位美男子和聪明人征服了她的心。有一天，姑娘对他说：“我们家对你怀有敌意，我们应当出走！”他安慰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丑事，损害你的命运？忍耐几个月，双亲就会同意我们结婚。”拉萨尔既没有得到这种同意，也没有得到这位姑娘。不仅如此，姑娘的未婚夫在决斗中把他打死了。钟情的姑娘为拉萨尔痛哭一场，后来就嫁给了那位凶手……也许命运也给布哈林提供过这样的机会——出走？１９３６年２月４日，布哈林曾到国外去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材料。他当时已经感觉到，他脖子上的绞索正在收紧。柯巴是不会开玩笑的。他要开玩笑，那就是拿绞刑犯来开玩笑……他当时在巴黎是否有过不回祖国的想法？他现在是否为失去这次机会而懊悔？谁也不知道。不过他的一生都是这样：用罗伯斯庇尔的话说，他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能与坟墓一起获得永生。布哈林躺在囚室的硬板床上，很可能曾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命运是如此残酷无情？正是他在某个时期曾帮助柯巴站住了脚……如果他当时同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一起做得更坚决、更彻底，那他们大概在１９２７年就能够使斯大林就范。可是布哈林当时又一次（第多少次了）相信了斯大林……布哈林在“侦讯”过程中很长时间默不作声，案子显然会旷日持久，于是斯大林准许叶若夫使用“一切手段”，不仅如此，由于他的坚持，在这之前还向各地下达了这样的说明：“从１９３７年起，联共（布）中央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实践中使用肉刑的方法。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情报机关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战士使用肉刑的方法，并且以最恶毒的形式使用这种方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机关对待疯狂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不共戴天的敌人要那样仁慈呢？联共（布）中央认为，对待人所共知的、臭名昭著的人民公敌，作为例外，今后应当使用肉刑的方法，应当把这种情况下使用肉刑看作是可以允许的和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这种“例外”变成了常规，只要被告在同侦查员“对话”时表现得不太顺从，立刻就采用这种方法。斯大林实际上正式批准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准则的做法。因此，当人们再一次向斯大林报告，说布哈林“拒不招供”的时候，他就建议放宽“审讯的方法”。当双管齐下，配合“肉刑的方法”而开始对他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进行威胁的时候，布哈林投降了。他签字承认了侦查员杜撰的弥天大谎，谴责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领导者”、“阴谋分子”、“叛徒”、“破坏活动的组织者”等等。今天重读他的话也会令人痛心万分：“我承认自己犯了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罪行，犯了可能的最严重的罪行，我组织了富农暴动，筹划了恐怖活动，参加了地下反苏组织。我还承认自己犯了筹划‘宫廷政变’阴谋的罪行……”純紡矠是的，斯大林满意了。但是，有时阅读审讯速记记录，这位独裁者仍然不能不在被告人的一些回答中感到他们在对“演出”的组织者暗中嘲笑，进行死前的最后一次讽刺挖苦：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你的一批同谋者在北高加索同流亡国外的白俄哥萨克集团建立了联系，这是不是事实？李可夫讲了这一点，斯列普科夫讲了这一点。布哈林：既然李可夫讲了这一点，那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维辛斯基：你作为阴谋者和领导者知道这样的事实吗？布哈林：从数学概率角度看，可以以极大的概率说，这是事实。维辛斯基：请允许我再一次问李可夫：布哈林知道这个事实吗？李可夫：我个人以数学的概率认为，他应当知道这一点純紣矠。斯大林恶狠狠地推开速记记录，他明显地感到这些被逼到墙角的人暗中在冷嘲热讽：问他们同白俄的联系，而他们却讲“数学概率”！在每次审判会之后都提醒被告：不仅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他们亲人的生命，都决定于他们是否完整地和准确地复述在侦讯中已经谈好的说法。搞“司法人质”的主意是斯大林想出来的。虽然“领袖”事先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质？被告人以及他们家庭成员的命运还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他早就想到过事情的法律方面：还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０日就对那个第５８条作了相应的补充——“关于叛徒的家庭成员”……在准备“２１人”案件时，斯大林不能允许发生“故障”；布哈林及其“同案人”应当完全“成熟起来”。况且按照“领袖”的意思，这次审判应是对全党和全国展开的大规模清洗和恐怖活动第一阶段的总结。斯大林认为审判不仅仅是消灭最危险的“敌人”的一次法律行为，而且是对全国上的一堂课，教育人们要加强阶级警惕性，对所有即使可能潜在地反对他、因而也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要毫不妥协，充满仇恨。因此毫不奇怪，他指示利用报刊、广播最广泛地报道这一案件，组织无数次群众大会要求“消灭法西斯恶棍”。斯大林很会算计。一方面，利用这些“演出”更加巩固了他的个人专权。他认为，人民和党不能不吸取教训：任何反对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领袖”通过这些审判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社会监督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家互相监视。只有他这位公认的和惟一的“领袖”处于这种监视和告密制度之外。即使他的亲信也不能有安全感。柯秀尔、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和最高权力集团中其他领导人的命运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在组织政治审判案的过程中，斯大林这位总导演躲在幕后。“领袖”很少就审判案问题发表公开的言论。绝大多数人民不了解他的真正作用。当时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是人民自己在审判“间谍”、“叛徒”和“凶手”。但是，可以想象，如果让全体人民直接审判被告人，其结果大概也是一样。当时全国还没有从革命的阶级搏斗、内战和集体化中“冷静”下来。有关“恐怖”、“暗害”、“间谍”活动的任何一条消息，都在人民中引起愤怒的反应。法西斯在西班牙进行了力量检验，德国在走向军国主义化，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反共产国际的条约，资本主义世界把矛头指向“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例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莫斯科晚报》这样写道：“历史上从未见过像反苏‘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匪帮所犯下的那种滔天罪行。匪首托洛茨基及其帮凶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间谍、暗害、破坏活动不仅在苏联人民中，而且在整个进步人类中引起了对他们的愤怒、憎恨和鄙视。“他们企图杀害我们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他们在１９１８年向列宁同志开枪。他们夺去了基洛夫热情洋溢的生命，杀害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他们背叛了我们的祖国。“由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叶若夫领导的光荣的苏联侦查机关，捣毁了这帮恶棍的蛇穴！”他们就这样把人民变成了群氓。对社会心理的“按摩”就这样产生了在荒谬的思想周围团结一致的现象。斯大林就这样操纵着千百万人的意识。托洛茨基派暗害分子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敌人。怎能不是这样呢？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３日结束审判的当天，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造出了第２０万辆“ЗИС”牌汽车；卡拉干达提前完成了本季度的采煤计划；莫斯科人和首都的客人们第一次坐上了刚刚交工的莫斯科卡冈诺维奇地铁二期工程波克罗夫斯基半径段列车。图拉州几个先进集体农庄开始安装自来水管（赫鲁晓夫集体农庄打了一口深４６米的水井）……每个共和国，每个州，每个工厂和集体农庄，都竭力以新的成绩向党和“领袖”贺喜。全社会精神振奋，以某种发狂似的激情建设新的城市和道路、工厂和大厦，热烈的气氛达到了极点。人们刚刚感觉到生活已开始改善，他们为斯达汉诺夫、契卡洛夫、帕帕宁、布瑟金、斯梅塔宁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打破记录而感到自豪，可是忽然间那些家伙冒了出来，破坏了对人民来说已经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骇人听闻的审判骗局，好像是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实际反映。缺乏公开性和真正的信息性，更便于他们操纵千百万人的意识。不了解苏维埃政权头２０年的实际情况，不了解３０年代的精神气氛，不了解那些给许多人规定了行动方针的绝对命令，就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悲剧，就不能理解那些震动了全国的悲剧性冲突。评论过去总是比评论现在容易。我们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多于生活在当时的人。我们把一个人置于历史罪过的震中是公正的，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人物能够出现在那里是由于存在着一整套归根到底是由许多人创造的关系体系。法国作家让·拉布吕耶尔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无辜的受害者——这是一切老实人的良心问题。”斯大林之所以能够篡夺权力和犯下罪行，还因为人们允许他这样做。今天看来，受害人的供词不仅仅是对“演出”组织者的永久的历史性控诉，每一代人都应吸取教训。不，不只是现在大家才怀着痛苦的心情提出疑问：为什么他们全都承认莫须有的罪行？就在审判期间，对西方报刊来说，这已经成了一个最大的谜。向来非常注意舆论（不仅是自己国内的舆论）这个晴雨表的斯大林，立即作出了反应。根据他的指示，很快写成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他们承认了罪行》。文章中特别指出：“维辛斯基问道，为什么你们承认罪行呢？也许有外部的压力？被告们坚决否认这种推测。他们确认侦讯是以十分得体的方式进行的。根本谈不上什么逼供，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例如，被告穆拉洛夫声明，他在监禁中受到的待遇始终是‘文明的和有礼貌的’……穆拉洛夫有８个月拒不招供，博古斯拉夫斯基——８天，拉狄克——３个月……他们开口了。在罪证面前。起诉是严格以事实为根据的。被告们是被沉重的确凿证据压服的……”純紤矠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4)说被告是被“压服”的，今天不会有人怀疑。不过不是被“罪证”压服的。正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在１９８８年２月５日会议上所肯定的那样，预审“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伪造证据，用不允许的方法强迫被告招供”。因此毫不奇怪，例如在所谓“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反苏联盟”案的被告“套环”中，集合了一些常常是甚至互不相识的人：党的工作者和医生，外交家和人民委员，经济工作者和共和国领导人。政治闹剧的组织者们需要证明存在着遍布苏联全国的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叛徒网；需要证明，任何人如果心肠太好、丧失阶级警惕、粗心大意，都有掉进这个网的实际危险。审判案的营建师们提示人们说，“联盟”的行动表明，他们不仅“出卖祖国”，准备肢解祖国，而且给德国和日本当间谍，炸毁矿山，颠覆列车，杀害杰出的苏联人士，准备暗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及其他领导人……我已经说过，斯大林非常注意世界舆论对审判案的反应，他作了最坏的准备。当然，被告们不进行辩解，而是一致重复对他们的控诉，这种情况使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但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审判中的具体事实了解很少，因此只能限于“反民主”之类的抽象谴责。使斯大林恼火的是托洛茨基。他几乎每天都在西方报纸上持续不断地发表他的论据、反驳和揭发材料，现在还查明，他还曾经准备进行宣传性的“反审判”。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反对派公报》第６５期上发表的一篇毒辣的文章，使斯大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尖刻和洞察力辛辣地揭露了审判案的欺诈性：“在这种犯罪活动中，人民委员、元帅、大使、书记，总是从一个上级得到命令，这个上级不是他们的正式领袖，而是一位流亡者。托洛茨基只要使个眼色，这些革命老战士就都成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代理人。按照托洛茨基通过塔斯社优秀记者传递的‘指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领导人破坏国家的生产资源。根据‘头号人民公敌’从挪威或墨西哥发出的命令，铁路员工破坏远东的军事运输，而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则在克里姆林宫毒死自己的病人。这是维辛斯基描绘的一幅令人惊讶的图画，可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困难。在极权制度下，专政是由机关实现的。如果说占据机关中所有关键岗位的都是我的仆从，为什么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而我却过着流亡生活呢？”斯大林看完这几行字简直气疯了。他大骂叶若夫，说他在制造案件中患了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斯大林重又想到（已经是第几次了）：是不是该结束这场运动了？不，他不准备这样做。只要还有人可能即使在内心里把托洛茨基看作可以代替他的人，他就不能收兵。“领袖”似乎在一位古代思想家那里看到这样的话：半途而废的恐怖是危险的。幸存者都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欲。政治审判案还有一个目的。斯大林企图利用审判案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所有原来的反对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客观上都永远坚持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这就把在国外呆过的人——外交人员、文化人、生产者、学者、甚至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的大多数都“牵扯进来了”。许多回到祖国的流亡者，不少在共产国际或它的各种组织中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敌人”。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人，受过苏维埃政权“伤害”的人，政治上表示过怀疑的人，常常被列入“敌人”兵团。被镇压者的近亲也顺理成章地被划为“敌人”。肃反工作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处死是因为他们曾经企图（虽然是间接地）对罪恶阴谋进行怠工，另外一些人则恰恰相反，如雅哥达、弗里诺夫斯基、别尔曼，他们落入敌人行列是因为过分卖力，是因为知道得太多。“过火行为”、歪曲、“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暗害活动”，统统都推到这些人身上。受迫害特别严重的是那些记得列宁和记得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人，是那些曾经同沙皇制度斗争过、因而珍视（虽然是本能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那些对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可能知道些超出官方范围的东西的人。这些人真正懂得列宁的指示：“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純紥矠这些人不愿享用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这种代用品。但这样的人是少数。其余的人是顺便连带地被送进镇压机器的。一些人曾在“人民公敌”属下工作过，另一些人“没有”及时“揭发”他们，还有一些人曾经在连他们自己也猜想不到的某件事上“帮助”过他们……多疑加重了暴力的惰性。Ｂ·扎哈罗夫、Ｍ·莫齐耶夫和阿尔扎马斯车站的其他铁路员工未必懂得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些观点与“企图进行恐怖、破坏活动”一起成了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判处他们死刑的根据。根据乌尔里希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全体被告完全承认自己有罪”。被说成是“斯大林警惕性”的荒谬绝伦的多疑，按时地把自己的祭品献给司法莫洛赫！这些审判案的一个特点，就是斯大林不仅企图消灭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手，而且预先使他们浑身沾满不道德、背叛、变节等污点。所有审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妄自菲薄、假坦白、自我谴责的典型。这常常显得十分荒谬，显得完全是受了卑鄙的复仇欲的驱使制造出来的。例如被告们常常令人厌烦地反复说他们是“叛徒”、“间谍”、“两面派”、“暗害分子”、“杀人凶手”。加米涅夫就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曾为法西斯服务，我们组织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答应从宽处理，威胁要对家属进行镇压，在审讯中经常使用肉刑，摧毁了这些人的意志，迫使他们按照“司法祭司们”写的剧本扮演有损尊严的角色。总导演总是躲在幕后，由他的助手——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恬不知耻地主持“演出”。英国研究宗教史的詹·弗雷泽曾写过《旧约中的民俗学》一书，其中有一章叫《约瑟夫的杯子》，这一章的开头值得全文引出。“约瑟夫的兄弟们从巴勒斯坦来到埃及，以便在那里购买粮食备饥荒时用。当他们已经准备登上回程的时候，约瑟夫命令把他的一只银杯放进便雅悯的口袋里。兄弟们刚一离开城市，还没有走多远，约瑟夫就派他的家宰追赶他们，命令家宰控告他们偷杯子。家宰搜查了所有口袋，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发现了丢失的杯子。家宰责备他们对他的主人忘恩负义，不该以偷走主人的宝贵杯子来回报主人对他们的款待和好意。‘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德呢？’他问他们。‘这不是我主人饮酒和占卜用的杯子吗？你们这样干是作恶了。’兄弟们被带回去，带到约瑟夫面前。约瑟夫问他们：‘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难道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我们可以从这些话中得出结论，”詹·弗雷泽写道，“约瑟夫特别以善于利用自己的杯子占卜发现小偷而自夸。”純紦矠当斯大林把患难“兄弟”（也是精神“兄弟”）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开除出去的时候，他的插话“让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弄清楚”曾使他们产生了一线希望。过了一年，当这些站到了“街垒另一边”（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的说法）的人出现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面前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约瑟夫的杯子”即用来作恶和施展诡计的杯子已经盛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把它一饮而尽。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1)有一天，斯大林偶然看到了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在俄国出版的《外交史要》一书。他翻动着已经发黄的书页，浏览着书中的标题、插图、照片和某些段落：外交衙门，外交书记和杜马书记，俄国外交家奥尔金－纳晓金、帕宁、涅谢尔罗德、哥尔查科夫，历届的部、司，各种会议，联盟……对于斯大林来说，所谓外交就是寻求一些办法（也可以说是某些妥协），好为实现他在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宏伟计划保障良好的外部条件。作为领袖，他要使国家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时间，需要和平。必须确保和平。要不惜任何代价！正因为如此，他才建议让莫洛托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认为李维诺夫是个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当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需要探索出那些可以用来使苏联免遭战乱的联系、关系和均势。斯大林不喜欢正统的外交活动方式和方法，如：进行访问，召开会议和国际代表会议，举行高级首脑会晤，等等。最好是建立秘密通信联系，派遣有全权代表参加的特别使团，举行小范围谈判。绝对必要时，双方首脑可亲自直接出面，以显示某一行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在斯大林看来，主要的是，外交活动作为实现一国对外政策的手段，应当由少数几个人来搞。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两个部门要保证向他——斯大林提供必要的资料，使他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各种潜在的动因和动向，以便作出决定。在外交方面，斯大林特别注重搞秘密活动。他已然忘记，在苏维埃政府的第一项法令——和平法令中曾经谴责过秘密外交，而且苏维埃政府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１８年２月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陆续刊登了前外交部档案中的１００多份秘密文件。斯大林本来就热衷于搞秘密活动，所以对他来说，外交也不例外。斯大林明白，最主要的是没有哪个国家他能够依赖。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汪洋大海中虽是一座大岛，但是一座孤岛。除非东面的蒙古……不能让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盗串通一气反对苏联，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东西两面同时开战。难怪斯大林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就要承认它有灭亡的可能……沙皇们好办——斯大林这样想，随手把那本外交史放回原处。君主们之间容易达成协议：他们相互联姻，召开外交会议，共同反对革命……而现在面对的是扬言只要杀光几百万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就可以消灭共产主义的希特勒……的确，斯大林曾多次想过让美国来扑灭正在燃烧的世界战火。但是，战争爆发前他一直没有采取积极步骤来安排同美国总统的建设性接触。一方面，这表明斯大林对大洋彼岸的这个庞然大物十分不信任；另一方面，斯大林非常怀疑美国当时是否能在欧洲切实地做点事情。然而，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一封信却很感兴趣。罗斯福在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４日的信中建议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坐到谈判桌旁来解决一切争端。罗斯福主动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他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证在１０年（或者２５年）之内不进攻他在信中所提到的欧洲和近东地区的３０个（！）国家瞾矉矙矠。的确，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倡议既怀疑，又吃惊。在同莫洛托夫一起讨论美国总统如此出人意料的举动时，斯大林说道：“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指望别人哪怕是讨论一下这些建议。希特勒决心不顾一切地蛮干下去，现在很难让他停下来。”莫洛托夫回答：“但这一举动是高尚的。当然，和平还没有到来，也就无法估价这一举动的作用。”他们就罗斯福的信交换了意见，决定公开表明他们对信的态度。于是立即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的电报，署名米·伊·加里宁（当然，他只是挂名，根本没有参与）：总统先生：我认为应当高兴地就您向德意两国政府发出的高尚的呼吁向您表示衷心的支持和真诚的祝贺。可以相信，您的倡议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真诚关心保持普遍和平的各族人民心中引起最强烈的反响。加里宁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６日瞾矉矚矠然而，在１９３９年６月３０日罗斯福接见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乌曼斯基时，总统却只是一般地表示希望在英法苏三国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斯大林看了乌曼斯基发回的电报，电报中说：罗斯福“不肯利用他所拥有的精神手段和物质手段来影响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便影响他们的外交方针”瞾矉矝矠。斯大林把乌曼斯基的电报放在桌子上，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每个人首先想的是自己。”他本人也是如此。在这个尚未意识到全球问题的总体性和普遍性而又彼此隔绝的世界群体中也只能如此。在那个（现在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时代，认为全世界应该在彼此间保持紧密联系，并把全人类的问题看得高于阶级间的问题——这种想法本身看来是不现实的。要指出的是，虽然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是经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但这些问题往往事先已在斯大林同莫洛托夫的交谈中“研究”过了。有时他们也会请外交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军事侦察机关的专家来研究一些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但是，大的决策都由斯大林一人来定，他只是参考外交人民委员的意见和建议，而后者的看法最初往往并不与斯大林的意见合拍。朱可夫对西蒙诺夫讲过，他曾多次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同他的亲信一起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朱可夫说：“我曾有机会看到他们之间的争吵，看到莫洛托夫在一些问题上尤为固执；有时惹得斯大林提高嗓门，甚至发火，而莫洛托夫却微笑着从桌旁站起来，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瞾矉矞矠莫洛托夫讲述的同希特勒分子领导人几次会面的情况给斯大林留下了印象。人民委员会主席本人只会见过里宾特洛甫。他经常在小范围内称希特勒及其周围一班人为“一群骗子”。据德国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冯·豪斯证实，甚至在就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期间，斯大林也要不失时机地用无异于“欺骗”一类充满恶意的字眼来攻击德国代表团。所以，在签订条约时苏联领导人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进攻我们。”斯大林一方面要想方设法证明他对战争会推迟爆发的推测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比谁都清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很多事情都取决于独裁者，所以他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曾几次回过来谈希特勒。在同希特勒分子的关系上，斯大林几乎不掩饰自己在玩弄权术。莫洛托夫对Ф·丘耶夫讲过，当条约签订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起盛着香槟酒的杯子不无讽刺地说：“为新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斯大林干杯！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希特勒的健康干杯！”当时，里宾特洛甫立刻奔向电话机（谈判是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进行的）将签订条约的情况和斯大林的话报告给在柏林的希特勒。接着，里宾特洛甫又高兴地转达了希特勒的答复：“啊，我的大外交部长！你不知道你的功劳有多大！请代向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先生表示祝贺！”斯大林听到这些话后转过身来，令人不易察觉地向莫洛托夫使了个狡黠的眼色。两国首脑都在追求各自的目的。斯大林认为希特勒是个冒险家，而希特勒也把斯大林看作“布尔什维克恶魔”。斯大林的藏书中有马基雅维里的一些著作。从他在《君主论》一书的页边上所写的批注可以看出，“领袖”熟知这位著名的佛罗伦萨人的名言：“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很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认为，既然希特勒使用骗人伎俩，他们就可以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计划，目的只有一个：使与德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爆发。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斯大林的其他战友看起来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有时，日丹诺夫倒还能发表一些相当独立的见解，尽管也有局限性。而总的说来，所有重大的政治决定都带有斯大林的思想和意志的烙印。“领袖”并不懂得康德的哲学，但却信奉这位德国思想家的箴言：“要勇于运用自己的智慧。”无论当时对外政策中的成功还是失利，从根本上看都受制于斯大林的政治立场、他看问题的特点以及他头脑中产生的那些念头和计划。看来，斯大林外交的最薄弱的方面是不能高瞻远瞩。斯大林丧失了预断未来的能力。在此，我必须再谈一下那些由个人作出的决定的根源。民主并不是一种陈设。要么就实行，要么就不实行。实行民主时，人民和他们的全权代表能够参与作出重大决定；不实行民主时，则由少数几个人作决定，或者像斯大林时期那样由他自己作决定。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曾经谴责过在重大的外交和内政问题上的那种专制的决策方法，但后来一切又逐渐恢复“原状”。其中许多决定造成了痛苦和流血。大约１０年前，我国的语言中又多了一个常用词——“阿富汗”。这个美丽的山国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起，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是我们的朋友，而现在它的名字已成了我们的灾难的代名词。和过去一样，那些作出决定的人又一次逃避了责任：一些人至今仍身居高位，另一些人直到寿终正寝仍心安理得、毫无愧色，而我国将近１５０００名青年却阵亡在坎大哈、赫拉特及马扎里沙里夫的山谷和沙漠中。这项外行的、欠考虑的、轻率的决定是由少数几个人作出的。人民代表参与过这件事吗？这项决定由真正的权威的专家讨论过吗？当初预料到我们介入这个国家的事务的后果了吗？我曾多次去过阿富汗，在我国军队开进阿富汗以前也去过。我想表示一下我的看法：我们并不是非去不可。阿富汗的悲剧不仅表现了政治上的轻率，而且说明在采取重大的外交决策方面没有采取民主方式。我们生活中的这一事实本身告诉人们，任何解释都开脱不了那些幕后决策者的责任。历史是不承认幕后活动的。斯大林的个人专权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说这些题外话并不是为了“刺激”什么人，而只是想提醒人们：任何形式的个人专权（残暴的、软弱无力的，或者“仁慈的”）不仅是对人民的侮辱，而且势必产生往往是悲剧性的错误。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2)看来，有三次政治行动应当算作斯大林外交在战前采取的重大步骤。第一次行动是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３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件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现在补充一些细节。斯大林当时发现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苏联的谈判态度冷淡，他看不到谈判有成功的可能性。斯大林忍不住了，又想不出好办法。根据他的提议，莫洛托夫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示意，有必要重新考虑柏林方面提出的关于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而几个月以前斯大林曾对柏林方面的上述建议报以沉默。希特勒当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于是双方便开始了频繁的电报“交火”。但莫斯科方面却过于小心谨慎，认为必须考虑周密。只是看到同德拉克斯海军上将和杜芒克将军的代表团进行的谈判已经毫无指望，斯大林才下了决心迈出这一步。当时正同里宾特洛甫一起在奥伯尔扎尔茨堡的希特勒已经等不及了。他需要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可以使他腾出手来。而俄国人仍试图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达成协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希特勒当时放下架子，亲自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请他于８月２２日，至迟于２３日，紧急接见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假惺惺地写道：“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我来说，意味着确立德国的长期政策。德国从此将恢复过去若干世纪中对我们两国都属有益的政治方针……”瞾矉矟矠８月２３日，两架“兀鹰”式大型运输机将以里宾特洛甫为首的代表团运抵莫斯科。顺便说一下，由于飞行航线上的对空防御设施配合不当，飞机在大卢基地区上空曾遭遇高射炮火袭击，只是幸亏没被击落。当时曾在向德国的“兀鹰”式飞机开火的那支部队服役的利奥库莫维奇向我证实了这个事实。自然，一个由内务部工作人员组成的庞大的调查组当天就从莫斯科飞抵该地区，他们要弄清是谁策划了这起“挑拨事件”。要是２３日条约签订不成的话……而在前一天，希特勒把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召集在一起，宣布即将出兵波兰。英国人和法国人似乎对斯大林签订条约起了促进作用，虽然是斯大林本人缺乏耐心，想不出办法，没有远见。他不明白，当时更需要缔约的是希特勒。条约使苏联赢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再说一遍，莫斯科的这个不得人心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而作出的。当然，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波兰和法国的军队都已全军覆没，而英国的远征军也已被打败。这时，几乎整个欧洲都在为希特勒效力。我们是一对一地对付德国，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战斗，战斗，同时等待第二战场的开辟。西方国家不愿意在１９３９年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已经沉不住气了，而本该提早开始“工作”的反法西斯同盟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才建立。斯大林清楚地记得他同里宾特洛甫在８月２３日午饭后的那次长谈。这个瘦瘦的高个子德国人向斯大林暗示，希特勒想腾出手来应付西欧可能发生的战事。斯大林一边听着德国外交部长的话，一边想着心事：要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时间。国家和军队还没有作好打大仗的准备。如果这个条约能够缔结成功，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联盟就不会形成。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当天晚上进行谈话时（谈话结束后便签订了条约），斯大林认为国家得到了三至四年的喘息时机。但是，斯大林当时就感到，在这个复杂的、动荡的世界中实行中立政策将会是非常困难的。在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苏联的许多朋友看来，这种奇怪的中立好像是不完全的，甚至可能是单方面的。斯大林也预料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以后能坚持住，他现在需要和平。因此斯大林便采取了“秘密条约”时代的做法。我所说的还是那些“秘密议定书”，即苏德条约的附件。我很想从几个方面再谈一谈斯大林的这一做法。第二次重大行动是将苏联的国界继续向西推移，对于这次行动，人们的看法莫衷一是。我认为，在德国军队即将入侵之前，为了保护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居民而作出的这个决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符合这些地区劳动人民的心愿。可悲的是，这一行动（它宣告废除１９２１年的苏波里加条约）是以斯大林同希特勒就未来边界和领土“调整”达成秘密协议为条件的。也许这的确是一次妥协，就像当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一样？然而，列宁是通过公开的斗争而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当时对这一协定既有人拥护，也有人反对。列宁指出：我们签订了苛刻的和约，但我们并没有“越轨，没有破坏或损害社会主义政权……”瞾矊矓矠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就未来的边界和各自的利益范围而达成的协议。我很想援引一些可以证实斯大林和希特勒有秘密协议（至于他们的协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这并不重要）的文件。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０日，贝利亚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份报告：“由于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中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边防部队的部署即将改变，苏联国境线上这两个军区部队的防线的长度（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已从１４１２公里扩大到２０１２公里，即扩大了６００公里。”因此，贝利亚建议成立由五支边防部队组成的西部边防军区。瞾矊矔矠苏联军队进入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以后，苏德两国军队之间的分界线就根据显然是双方在八月份的谈判中已经商定的秘密地图来确定。下面这份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德国驻莫斯科武官凯斯特林格将军转告工农红军总参谋部：１．请转告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我于２２时３０分收到本国政府的答复：经过双方谈判，德罗戈贝奇市已于今天——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４日１８时十分顺利地移交工农红军所属部队。２．同时，双方商定，桑博尔市将于９月２６日清晨进行移交。我再说一遍，谈判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麻烦。整个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感到非常高兴。３．我认为有义务告诉你们，德罗戈贝奇市内有一些大型储油罐已经燃烧１０天了，这是我们从我们飞行员的报告中得知的。当地流传着一些恶毒的传闻，说这些储油罐是德国人烧的。请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换了我们也很需要这种东西。４．关于车辆的问题（这个问题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是知道的），我们已按议定书中所说的做了。我如此急切地要转告你们的就是这些。凯斯特林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副官团政委莫斯克温签收瞾矊矕矠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类似的文件。不过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斯大林认为应当在所有这些“细节”上达成协议。看来，还有另外一些“细节”，其中有些至今才为世人所知，例如，把几批在３０年代曾遭到镇压而且仍在侦讯中或监禁中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移交给希特勒。在舒伦堡同莫洛托夫举行八月会晤时，这位德国大使曾几次提出关于“在苏联被捕的德国公民”以及把他们交给德国的问题瞾矊矖矠。在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尤其是缔结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后，希特勒是不难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的。而这样做在多数情况下是违背那些被捕者的意愿的。瞾矊矘矠这一切分明是列宁谴责过的那种无耻的“秘密外交”。我已经说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已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国家处于德国和苏联之间。长期以来，统治集团一直在看风使舵，看怎样做危害最小。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的意志，是普通人的意志，他们忘不了２０年前是谁扼杀了他们那里的苏维埃政权。情况愈来愈明显，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可能落入希特勒手中。英国在三方谈判中拒绝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这无疑说明，从法西斯德国的计划来看，希特勒将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些国家。经过谈判，苏联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８日同爱沙尼亚缔结了互助条约，又于１０月５日和１０日先后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时维尔诺市和维尔诺边疆区已划归立陶宛）缔结了同样的条约。显然，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设法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时，并不十分关心敏感的民族问题（而且他也不善于考虑这些问题）。他的许多做法是粗暴的，甚至带有侮辱性。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强使苏维埃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脱离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在不可避免的德国入侵的危险时刻，苏联的帮助和１９４０年接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联盟，按照斯大林（也不仅是斯大林）的看法，既完全符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利益，也完全符合全苏联的利益。斯大林参加了苏联分别同每一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就缔结互助条约而举行的各次谈判和条约签字仪式。他亲自参加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这些步骤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斯大林外交的其他一些重大的对外政策步骤中，还应当提到苏联政府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６日的照会中表达的对罗马尼亚的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因为比萨拉比亚是被强行夺走的，苏联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是，如果斯大林在干什么事时不带来损害甚至灾难的话，那他就不成其为斯大林了。在已经归复的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以及摩尔达维亚，马上便开始“筛出敌对分子”：富农、资产阶级、商人、原白卫分子、彼特留拉分子以及一些只是“值得怀疑”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走过那条人所共知的悲惨路线——翻过乌拉尔山，去西伯利亚。这样的人为数不少。我已经谈过，在我同弟弟、妹妹及母亲一直住到战争爆发的那个西伯利亚村庄里，设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大劳改营。它是在１９３７年用几周时间建起来的：场地很大，四周围着大栅栏，上面加了铁丝网，岗楼上站着哨兵，“犯人”一队队的，而且在不断增加。劳改营里的生活大致就绪以后，便解除了对一部分囚犯的看押，甚至允许他们在村里散步（跑是跑不了的：距铁路有１００多公里远，其间都是原始森林，到处都有警卫）。母亲在一所七年制学校当校长。在校学习的是劳改营看守人员的子女。但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两个囚犯被派到学校来整理旧图书。其中一个叫胡杰尔斯基，他自称是“从华沙附近”来的，另一个人的姓名我不记得了。胡杰尔斯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和自己的同伴一起把图书整理得整整齐齐。母亲常给他们带些土豆、牛奶。我记得胡杰尔斯基讲过，他所以会到这里来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有钱人。这个老头总是一个劲地向母亲解释说，他根本不是有钱人，是搞错了……可眼下竟被判了１０年……冬天他已经不在了。老人没能经受住劳改营的磨难。经历了这种遭遇的人有多少啊！……斯大林力图用经济、事务和边界等方面的协定来加固苏德中立协议的地位。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斯大林生性极好猜疑，柏林的一些举动竟未引起他的警觉。例如１９４１年１月，德国人拒绝签署长期的所谓“事务性协定”，将该协定的有效期仅仅限制在１９４１年。可是斯大林曾被告知，在缔结苏德伊戈尔克河至波罗的海一线之间边界的条约的前夕，德国官员主动作出让步，没有为每一座“山丘”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在边界问题上是经常发生的。《真理报》的社论兴高采烈地指出（而不是有所警惕），“边界条约是在世界上从未有过先例的极短时间内缔结的”。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3)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本来应该意识到，德国人之所以不重视边界问题，是因为这些边界对他们来说只是临时性的。从与“巴巴罗萨计划”同时制定的“奥登堡计划”来看，帝国未来的边界应当向东大大推移。元首关于“生存空间”的论断并不是抽象的。然而，斯大林缺乏真正的雄才大略，不能对这样或那样类似的情况作出正确的估价。他已经完全被他所作的关于德国未来的进攻时间的错误推测所左右。斯大林在把苏联的边界向西推移后，没有对随之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要知道战争，或者说斗争，一向是至少由双方参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敌对的一方必然力图使自己的对手产生错觉。最后，在这几年里还有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进行的，即缔结苏日中立条约。１９４１年３月底，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苏日之间的第一轮谈判没有取得成效，原因是日方坚持要苏联将萨哈林岛卖给日本。斯大林参加了谈判，他长时间默默地听着日本外相的发言，而后用一句简短的话回绝了外相的要求：“这不是开玩笑吗？”谈判似乎已经破裂。松冈冷淡地告辞后便动身到柏林去了。４月８日，日本外相从德国返回莫斯科，再度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晤。从各方面情况看，条约将无法缔结，因为日本人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然而，这一次斯大林的强硬态度起了作用。松冈于４月１３日，即他离开莫斯科那天，收到了来自东京的新指示，他终于收回了不合理的要求，于是当晚苏日中立条约便签署了。这个条约使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态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日方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不过，这项条约的签订也给苏联带来不少麻烦。例如，中国政府早就明确地反对这种做法。还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７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副外交人民委员索·阿·洛佐夫斯基曾接见中国大使孙科（应他的请求）。中国大使坦率地说道：“有两个问题使我们感到不安：（１）据说苏联同日本之间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２）据说日本同英国之间可能会达成协议。从中国的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对我们不利。如果苏联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那势必会削弱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洛佐夫斯基就这种担心作了答复：“至于日苏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过去苏联曾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日方拒绝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瞾矊矙矠是的，一年半以前这个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当斯大林感到战争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便马上设法缓和东面的紧张局势。在最后这五年里，苏联同日本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冲突，如一些很厉害的摩擦，经常互致言辞激烈的照会，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较大的冲突有两次，一次是在哈桑湖附近，另一次在蒙古的哈拉哈河流域。斯大林在参加条约的谈判和签字仪式时可能会想：政治真是难以逆料。苏联曾经多少次建议日本缔结这样的条约啊！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同日本的军事冲突中显示出来的苏联军事实力使日本人明白了用武力同我们对话是行不通的。斯大林好奇地读着条约俄文本上两位日方全权代表的签字：日本外相，位列三位，一级瑞宝勋章获得者，松冈洋右。日本驻苏特命全权大使，陆军中将，位列三位，一级旭日勋章和四级金鸷勋章获得者，建川美次。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却又如此各不相同！然而事实表明，由于国家的军事实力起到了威慑作用，当时才能够在某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人类用了多么长的时间来认识这个简单道理和必然性啊！条约签订后，双方代表团像以往一样合影留念。然后，斯大林单独和松冈一起半拥抱着照了相。照片上，斯大林脸上露着满意的神色，因为“这是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重要步骤”。松冈也是喜气洋洋：居然能同一位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如此亲热地在一起！这位瑞宝勋章获得者在签署条约以后认为，这样日本可以在“大东亚地区”放开手脚去干了。松冈是根据早在１９２７年由田中义一呈报裕仁天皇的那份著名的奏折的原则行事的。奏折把分阶段占领“大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的目标。斯大林是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一计划的。但他在此时此刻也别无选择，因为一提到希特勒他就感到头疼。为了削弱日本人对苏联远东地区的野心，和松冈拥抱一下也是可以的。晚上，松冈乘夜车启程回国。差几分钟就要开车的时候，斯大林在大批警卫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亲自来到车站同松冈道别。这一举动使日本外相十分吃惊。苏联领导者同日本人一一握手，并再次表示将重视已签署的条约以及同时通过的关于彼此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斯大林还抽空向为松冈送行的德国外交官员客套了几句。斯大林知道国家还没有作好打仗的准备，所以，只要有利于遏制战争势力，无论同什么人交谈、会面或者为其送行，他都不在乎。尽管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但斯大林看出，战争的阴云正在密集。他明白战争不可避免，同时又不愿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一直沉迷于这两种假设，他总是反复地说：“不要受人挑拨！”“不要被人离间！”“不要理会他人的挑拨！”柏林方面终于摸透了斯大林要赢得时间的方针，开始变得更加猖狂了。例如从１９４１年初开始，先后有几十架德国飞机连续不断地侵犯苏联边界，愈来愈深入苏联领空。即使飞行员遭到迫降，也总是很快就连人带飞机交给德方。有一回，那是在开战前不久，我国边防军击落了一架侵犯我国边界的德国侦察机，两名法西斯飞行员也一同丧命，斯大林下令处罚了肇事者，还往柏林发去一封电报：“斯科尔尼亚科夫：请立即拜会戈林，并就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歉意。”瞾矊矚矠由于没有希特勒的帮助，墨索里尼自己未能在巴尔干站住脚，于是便向元首求援。元首以意大利军队要完全服从德国军事领导机关的指挥为条件，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希特勒军队着手集结准备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时候，南斯拉夫向苏联提出了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于４月５日缔结。斯大林想以此告诫柏林最好不要把战争扩展到巴尔干半岛。但希特勒却利用这个机会来侮辱斯大林。他完全不理睬“莫斯科的信号”：条约签订后不几天，德国军队便进犯南斯拉夫。元首对斯大林作出的姿态根本不理会，就像不理会斯大林早些时候发出的警告那样——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斯大林曾提醒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说苏联把巴尔干半岛东部视为自己的安全区，它不能不关心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柏林对所有这样的外交姿态似乎都不放在眼里。苏德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这一点斯大林早在１９４０年中期就已看到。希特勒也感到苏联的警惕性提高了。但这并未影响元首的计划。在此应当提一下，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诡诈多变，两面三刀。并非斯大林一个人喜欢搞秘密活动。马基雅弗利那一套手法希特勒早已尝试过了。在他的行为和方法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背信弃义。元首经常采用造谣、欺骗等手段而从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早就宣称良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希特勒感到同莫斯科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便邀请斯大林访问柏林。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不喜欢到国外去。许多年来，他只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别墅和索契这几个地方。莫斯科决定由莫洛托夫出访。临行前，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及贝利亚在夜里久久地琢磨：希特勒想干什么？用什么办法能使条约“再维持一段时间”，哪怕是两年？在柏林车站，前来迎接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莱伊、希姆莱以及希特勒的其他官员，莫洛托夫满耳听到的都是元首如何如何重视这次会面。还说，在英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的前夕，很有必要同“德国的友邦”商谈。柏林方面想给强大邻邦的领导人吃定心丸，使他们放松警惕。我再提醒一遍，在两个多小时的谈判中，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大谈“势力范围”、“不列颠帝国灭亡”在即，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企图以此来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故意装出一副对德国的全球计划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坚持要求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答复：为什么在德国军队即将撤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时候，另一些德军却待在芬兰不走？为什么让匈牙利参加三国条约？……元首失去了信心。他无论怎样也不能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只是一味地表示：莫斯科现在惟一担心的就是苏德关系。谈判中，双方各唱各的调，或者直言不讳，或者拐弯抹角。希特勒陪莫洛托夫踏着柔软的地毯脚步轻缓地走到新帝国大厦大厅门口，他用手碰了一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胳膊：“我知道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斯大林。但是，它也会记住我……”“是的，当然会记住，”莫洛托夫依旧冷淡地、毫无表情地答道。会见令希特勒大失所望。他感到，俄国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使这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晚一些爆发。难怪，当莫洛托夫离开德国后，希特勒便下令尽快将修改后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呈报给他。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希特勒签署了２１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斯大林还不知道，元首打算“通过装甲部队迅速向纵深楔入的大胆行动，摧毁俄国西部的陆军主力，并且要防止敌军有战斗力的部队撤退到俄国的广阔地区去”瞾矊矝矠。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莫洛托夫对此也毫无察觉，他认为，战争也许将要爆发，但不是现在，不是明天。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4)斯大林密切注视着苏方遵守苏德条约的情况。在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苏联的报刊上登载了不少论述条约意义的文章。而德国人对这个日子却无所谓。但是一个月以后，即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８日，正值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签订一周年，柏林为此搞了庆祝活动，然而庆祝的方式十分特别。斯大林在次日看了苏联全权代表发回的密码电报后，越发对纳粹分子的肆无忌惮感到吃惊。９月２７日在新帝国大厦大厅里签署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条约。这份文件强调指出：三国政府认为，每个民族得到它所必需的空间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第一条　日本承认和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条　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和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斯大林请来莫洛托夫一起商讨这一新情况。也许，在这种危急关头能够考验出一个领导者是否真正有能力作出正确的结论了。可他们还是犹豫不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要过两三年。”斯大林头脑中形成的关于事态可能如何发展的模式仍没有改变。这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特点在“领袖”的每一个决定上都有所表现。我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邀请军方人士和外交人士来集体讨论问题。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他明白，一切讨论都不过是对他的意见进行猜测。他在自食着个人专权的苦果。他苦心经营的官僚系统只会迎合他的决定……据朱可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对前来谈话的他的机构的两名负责人不客气地说：“同你们谈什么呢？无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总是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当然喽，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作出了英明的决定，斯大林同志’……”分析一下当时的档案文件就可以看出，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些人总是同“领袖”保持一致而极少提出什么意见甚至小的建议，如安德列耶夫、贝利亚（他最能“看透”“主人”的心思）、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谢尔巴科夫等。比较其他人来说，莫洛托夫、沃兹涅先斯基和日丹诺夫还能常常提一些建议，哪怕是谈一点看法。由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中央全会选出的这一届政治局（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对党还是对国家来说，已完全成为个人专权的机构。斯大林在终于获得了无限权力（这是从人民那里夺来的）以后，便再也没有途径和办法来汲取精神“营养”了。这些人不同他争论，很少向他提建议，总是随声附和，唯唯诺诺。对斯大林来说，他们不过是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是他的意志的执行者。仅此而已。然而“领袖”无人可以责怪，也没有理由去责怪。在斯大林面前奴颜婢膝，他说什么都是一味称是，这种现象是神化他和吹捧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当时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的回忆录证明：实际上谁都不怀疑斯大林具有远见卓识。甚至当他在战争前夕作出的决定与实际情况相违背时，也没有人想过是斯大林错了。人们只是认为有些事情斯大林很清楚而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朱可夫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关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瞾矊矞矠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以前，斯大林较少从事外交活动。因为周围的敌对国家，充满戒心的另一个世界，难以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不过，斯大林也很难同它们打交道。然而，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加强，这所与世隔绝的房子不时有这个或那个“小窗口”微微打开，使人可以张望一下苏联，打上几句官腔，或者试着同“赤色分子”谈一谈。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是最早同斯大林谈过话的资本主义活动家之一。当两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２日在巴黎签订后，斯大林很快就在莫斯科接见了赖伐尔。“领袖”好奇地看着这位精力充沛的人，听他自信地谈论“法国的国防政策”，说法国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合作正在敞开信任之门。斯大林当然不会知道，他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将要背上为希特勒效劳的可耻罪名的“卖国贼”。一个月以后，斯大林会见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埃·贝奈什。苏联领导人感到有些吃惊的是，贝奈什并没有着重去讲前不久缔结的苏捷互助条约，而是大谈“各民族应当在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相互接近，应当加强思想上的联系”。西方一些咄咄逼人的报界人士常常会给斯大林留下印象，尽管他极少接见他们。即使接见，往往也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例如，斯大林记得，美国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曾连珠炮似地向斯大林提了许多问题。而苏联领袖就如下问题所作的答复也给这位美国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如果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话，斯大林先生，照你看，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爆发？”“这是不能预言的。现在，战争是不经过宣战的，说打就打的。但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依靠社会舆论的威力。这是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优点。至于说到敌视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不能不秘密地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的弱点……”由于斯大林很少会见国外的外交家和外国记者，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会见都成了一件大事。据一些参加过会见的人介绍，斯大林在谈话时总是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明确，有时为了强调自己的意思偶尔也打一下手势或眯起他那双有神的一动不动的眼睛。任何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无论是什么样的会见，斯大林通常都要在谈话结束时简短地总结一下。葛罗米柯记忆中的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人瞾矊矟矠。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两个月里，斯大林得到了不少消息和各种情报，说德国正在明目张胆地准备进攻苏联。侦察部门、外交官以及苏联的一些朋友都在不断地发出警告。有些消息来自美苏两国政府。１９４１年４月，当上了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特意写信告诉斯大林，德国军队正在大批地调往东部。斯大林仔细看了这份情报，但他以为英国首相是想让他同希特勒发生冲突，于是便索性置之不理。当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那些零星消息终于形成一个完整的材料的时候，苏联政府打算看一看柏林对这些事实作如何反应。作为试探，苏联决定发表一项塔斯社声明，直言不讳地指责德国没有遵守条约中的条款。斯大林本人赞成这样做。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４日发表了众所周知的、可悲的塔斯社声明，实际上是呼吁德国同苏联就双边关系问题重开谈判。顺便说一下，在这一天，希特勒同他的军界领导人最后一次开会研究如何开始具体实施“巴巴罗萨”计划……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如果希特勒同意进行谈判，那就可以把谈判拖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今年进攻苏联的问题了。斯大林不无根据地认为：在夏季末，尤其是在秋天，希特勒是不敢发动战争的。这就意味着苏联至少将会得到７至１０个月的准备反击的时间。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斯大林想的已经不是战争还能推迟多少年，而仅仅是还能推迟几个月。１９４２年８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同英国首相谈话时说：“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争将要爆发，但我认为我还能赢得六个月或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瞾矋矓矠塔斯社的声明谈到，英国的报刊，也不仅是英国的报刊，夸张地传播了一些谣言，说什么“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德国开始陈兵苏联边境附近，准备发动进攻”。声明接着指出：“尽管这些谣言显然是荒谬的，但鉴于它们仍在被不断地夸大传播，莫斯科的负责人认为有必要授权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声明还说，从苏联掌握的材料来看，“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条款。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而从巴尔干战役后腾出的德军最近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调动想必另有原因，与苏德关系无关……”战后，某位苏联上层人物就发表这样一项令人奇怪的、使苏联人民受到蒙蔽的塔斯社声明进行解释时说，这是一次很平常的“外交试探”。就算是这样，是一次对潜在敌人的试探。但是，千百万苏联人、陆海军全体官兵无疑也看了这项声明！如果这次试探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不通过内部公务渠道至少向高级指挥人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各军区的领导人把问题说穿呢？著名军事首长列·米·桑达洛夫回忆说：人们对声明理解得很绝对，“国家权威机关这样表态，松懈了军队的警惕性。指挥人员看到这样表态都坚信，一定是由于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我国政府才会如此沉着，认为苏联的边界很安全。军官们已不再在营房里过夜。战士们也不再穿着衣服睡觉了。”瞾矋矔矠这一切都是由少数几个人而且往往就是由一个人在没有对所有并发的和派生的现象进行必要分析的情况下作出决定造成的。结果与他们的想法正相反：柏林根本不理睬塔斯社的声明。与此同时，习惯于对一切都坚信不疑的苏联人却更加坚定地认为：战争不大可能马上爆发。看来，斯大林在战前最后几个月里过高地估计了外交的作用。当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希特勒显然在把战火烧向东方，斯大林却依然迷恋于塔斯社声明以及一份份的照会和信件，没有下决心尽快地让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要斯大林放弃秘密的、讨好希特勒的外交活动而采取坚决的军事步骤，当时非常困难。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5)莫斯科在紧张地等待着柏林的反应。但苏联大使馆发回的密码电报说：德国官方人士对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４日的塔斯社声明根本避而不答。对于苏方曾就德军飞机侵犯苏联国界一事发出的照会，柏林官方并未作出反应。于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就这一事件约见了德国大使，并请他说明柏林对塔斯社声明中提出的问题的态度。与此同时，苏联全权代表也在德国首都设法求见里宾特洛甫。一切都无济于事。柏林早已作出了选择。那个“Ｘ”日子已经临近。在可怕的入侵到来之前的最后日子里，无论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都在幻想着能够听到柏林方面关于信守苏德条约中各项条款的保证，却不知道希特勒刚刚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密信，谈了他的“消灭俄国的计划”。下面我从法西斯元首这封信中摘引几段话：领袖！经过几个月的伤尽脑筋的考虑和经常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终于作出了我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我正是在这个时候给您写这封信的……至于对东线的战争，领袖，它将肯定是困难的，但我毫不怀疑它将取得伟大的胜利。首先我希望，那时将有可能在乌克兰获得一个长期为我们提供粮食的共同基地。领袖，不管现在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形势不会由于采取这个步骤而恶化；它只会得到改善。即使到今年年底时我不得不把６０或７０个师留在俄国，这个数字也只不过是我目前应当经常保持在东部边境的兵力的一部分。由于我在苦心思考以后作出了这个决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自由了。尽管我们完全有诚意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可是同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非常苦恼，因为在我看来，它总有点违反我的整个本性、我的思想观念和我以前的义务。我现在为我解脱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而感到高兴。阿道夫·希特勒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甚至到了最后时刻，德国战争机器的弹簧已经按压到了极限，马上就要作命运攸关的一跃了，斯大林仍然存着一线希望：这场可怕的冲突能够推迟（哪怕几个星期！）。然而柏林方面毫无反应。他们主意已定：摆弄外交姿态的时期已经结束。用战争对话的时期开始了。2．致命的错误战争之门随着战争的临近似乎开得越来越大了。入侵开始时门户是很大的：从北冰洋到黑海。已经没有办法把大门紧紧闭上了。斯大林到最后时刻仍然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他还在一个小范围内说：“看来，明年（即１９４２年。——本书作者注）５月冲突将不可避免。”但是厄运难逃的一天越是临近，下述一点也就越来越清楚：战争迫在眉睫，而国家和军队却还远远没有作好同希特勒进行决战的准备。尽管应当指出（何况人们有时还忘记这一点），战争前夕做了不少工作来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例如，按照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３日即在斯大林那里召开会议之后发到军队的总参谋部的专门训令，内地各军区的大批军团和兵团开始开往边界地区（第１６、１９、２１、２２集团军）。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的决议，这些军团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组成统帅部预备队。但是，有一些军团自然未能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到达指定地区瞾矋矕矠。斯大林考虑到一触即发的形势，同意军事院校的学员提前毕业。年轻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照例不休假就立即前往部队，那里非常缺乏他们这样的人。斯大林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某些大规模的行动，如征召近８０万“预备人员”，使边境几个军区的２１个师得到了补员。遗憾的是，这些步骤仅仅是在战争爆发前的２至３周内才采取的……国防人民委员于６月１９日向部队发布命令，要求把机场、车库、基地、仓库等加以伪装，把飞机在机场上分散开来。但是命令刚刚开始执行，就……集团军野战指挥所也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开始挪出去。正确的、必要的措施无可救药地姗姗来迟。而即使是这些措施斯大林也很不乐意采取，他老是强调自己那个固执的念头，说什么所有“这些步骤会把德国军队挑动起来的”。为了得到斯大林对技术性措施的批准，铁木辛哥、朱可夫有时候不得不就某一个问题向斯大林报告两三次。人民委员会主席虽然同意这些军人的看法，不过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甚至相信，希特勒不敢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明白，真正的第二战线的西方并不存在！斯大林在多次讲话中不止一次地重复同一个思想：德国人应该从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遭到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是极不理智的。不过极不理智也可能成为现实。须知历史的发展主要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没有终极的螺旋形上升。斯大林按照显然是直线的单维的逻辑看问题，是大错特错了。然而谁也不可能产生去纠正“领袖”的想法，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认为他“一贯正确”。斯大林在１９４１年６月是否明白，他同他周围一班人近几年来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犯下了严重的失误？对这一点只能猜测。尽管后来在与丘吉尔、朱可夫的谈话中，而且在战后，正如我们所记得的，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各方面军司令员时的讲话中，他鼓起勇气概括地谈了政府所犯的错误和失算。不是他，而是政府！但是，即使在这些场合，斯大林也一次都没有提到这首先是他本人的错误。这一点他早已不能做到了。错误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不正确的推测、未经证实的预报和侵略者的暗算。这一切当然存在。但是失算、错误、不可饶恕的失策的主要原因，我再强调一遍，就在于个人专权。当“一贯正确和英明的领袖”这一形象已经确立之时，很难去责怪人民委员们和总军事委员会。凡是在基本上不同意他那个思想观点的人，都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不理解”、“唱对台戏”、“政治上幼稚”，并遭到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大家对一些政治审判案都还记忆犹新，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什么都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持的立场；假如认识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雅·彼得斯，那就意味着参与策划“宫廷政变”；在国外同官方人士会晤，那自然就是“传递情报”，如此等等。从主观上说，虽然斯大林向党和国家提出了似乎是美好的目标，但是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和认识却没有经过集体智慧的深思熟虑，不是把各种观点加以对照的结果。由于“领袖”搞个人专权、“一贯正确”、作结论武断，就不自觉地堵塞了言路，没有人向他提供客观的报道、独到的建议和别具匠心的解决方案。人们通常只向他讲他愿意听的东西。经常是在揣摸他的想法。重大决定的制订和通过没有采用民主方式和经过真正的集体讨论，这就损害和限制了权力机构的才智。为了迎合“领袖”，人们众口一词，说“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说“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意向在增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困难“会从内部动摇这些国家”。报刊这样写，电台这样广播，理论家们这样反复宣传。例如，斯大林深为器重并不止一次地与之谈话的科学院院士叶·瓦尔加，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７日在列宁军政学院作报告时断言，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是否有战胜者和战败者？换言之，战争将长时期地拖下去，以致任何一个参战集团都无法战胜另一个参战集团”。瓦尔加断言，苏联的利益“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尚未成熟之前一直维护和平”。接着院士得出了一个纯属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但既然这不是托洛茨基说的，所以斯大林也就没有反驳）：“如果局势发展到在某些国家由于战争而发生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政权被削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那么苏联就应该帮助而且一定会帮助别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瞾矋矖矠这些广泛流传的观点显然过高估计了苏联和红军的力量，使人“认得出来”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情绪——希望引起世界革命的烈火。然而应当说，即使在个人迷信时期，也有头脑清醒、敢于讲话的人。例如１９４０年，列宁军政学院的一批学者起草了一篇报告《论军事思想体系》（斯大林也曾看过）。除那个时期的传统论点外，报告还大胆地阐述了一些“犯禁的”问题。报告的作者们尖锐地提出了苏芬战争失利的原因问题：军队干部的文化素质低下，虚假的宣传（如红军“不可战胜”的口号），以及“不正确地阐述红军的国际主义任务”。报告强调指出：“当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见，说什么同苏联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居民必然会而且几乎是人人都会起义，转向红军方面。”老讲“不可战胜使得人们变得自高自大、不求甚解和轻视军事科学；在技术方面则导致落后，在军事理论方面则导致只研究一种战斗形式而偏废了其他战斗形式”。报告的作者们接着写道：在涉及技术威力的问题上，我国的宣传走上了“盲目轻信胜利的歧途”。不能把国内战争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不应当把在一定条件下的退却视为耻辱，应当教会人们不仅懂得进攻的艺术，而且懂得在必要时有组织地退却。”应当“从当代现实使军事面临的新情况中更灵活更迅速地作出结论”。报告指出：“研究外国军事思想一事完全没有受到重视。”俄国军队的优秀传统没有得到发扬。“所有的俄国将军在不久之前统统被认为是笨蛋和盗窃国家财产的人。”红军在哈桑湖、哈拉哈河以及其他地方的战斗经验“不为指挥干部所知。有关这些战斗的材料弃置在总参谋部里不用”。３５页篇幅的报告不仅批判地分析了红军的状况和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情况，而且还包含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的建设性思想。可是“领袖”的批示却相当简短：“存档。瞾矋矘矠”报告的作者们的命运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未必会喜欢这个报告。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6)凡是与“领袖”的观念不合拍的东西统统不予采纳。创造和天才思想爆发的火花，如果不符合独裁者的意向，就干脆弃置一边，不予重视，一笔勾销。影响到战争的整个进程，尤其是影响到战争初期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失误，其最深根源之一就在于人们在思想上一致地迷信个人。战争前夕政治领导人而首先是斯大林的最突出的失算是什么呢？它们表现在何处？首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８日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一个月之前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看来是迫不得已的和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步骤（没有“秘密议定书”），当时本应到此为止。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法西斯主义被公正地认定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支最危险的队伍，是恐怖专政制度和军国主义制度。在苏联人的世界观中，法西斯主义乃是阶级敌人的集中的化身。可是突然要同法西斯主义讲“友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无原则地堕落到不自觉地为法西斯主义粉饰的地步，人们很难对它作出解释。期望通过贸易协定、业务往来、经济联系等等来巩固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采取实际上否定自己原来所有那些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观点的做法，这就太过分了！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他参加了同里宾特洛甫的谈判），德国的兼并计划没有受到苏联政府方面应有的评价。例如，就在同一天签署的《苏德政府声明》中说：苏联和德国“在双边协定中表示，结束目前这场以德国为一方同以英法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是会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瞾矋矙矠。但是人民有权提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容忍德国占领几乎整个欧洲吗？处于一片废墟的波兰会同意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双边协定吗？可以想象，斯大林在努力使苏联免遭战火方面走得太远了。何况这些原则性的让步并没有为条约增添什么内容。只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肆无忌惮而使苏联人民不知所措。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受到顽固坚持自己片面论断的莫洛托夫的极大影响。外交人民委员的一系列声明纯粹是给苏联人民和我们的国外朋友制造思想混乱。例如，对莫洛托夫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临时会议上所作的受到斯大林嘉许的报告的论点该如何评价呢？德国目前成了一个企图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为反侵略而战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却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近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是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士，而且英国政府还宣称，对它来说，对德战争的目的恰恰就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进行一场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目的的战争，一场以争“民主”的骗人口号为幌子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犯罪……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这方面，情况正朝着巩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国的和平愿望的方向发展……瞾矋矚矠诸如此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改变方向的做法使人们莫名其妙，使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中的阶级观点变形。此外这些论题再充分不过地表现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外交上的近视和他们在思想上的无原则性。仅仅因为怀疑思想“不纯”就毫不犹豫地将成千上万的人送去见死神或关进劳改营的独裁者，在同法西斯主义“握手言欢”时却表现出惊人地界限不清。尽管共产国际中的许多人不明白斯大林思想迅速演变的原因，但是他们在客观上也无法影响共产国际的正式立场。１９４１年６月以前，共产国际一直不同意欧洲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他们国家的斗争具有反法西斯性质的评价。批评的锋芒仍然不是指向法西斯分子，而是指向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帮凶”。“结束战争”的口号也是无的放矢。不明白怎样才能“结束”，是在实际上同意希特勒占领足足半个欧洲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释。“法西斯主义”一词曾一度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政治用语中消失。柏林方面想必是满意的。难怪在互不侵犯条约刚一批准后，元首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就在国会中宣称：“条约在柏林和莫斯科都已得到批准……我（希特勒。——本书作者注）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就此所说的每一个词。”瞾矋矝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失算是显而易见的。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火的愿望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在思想上所作的原则性让步却不只是给我们的国外朋友造成了思想混乱。更重要的是，苏联不断表示中立，无意中使苏联人民迷失了方向。国家和军队中的鼓动员处于很难工作的境地。例如，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集团军一级政委梅赫利斯在他的第０２４６号训令中向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年轻战士政治学习的基本读物是《普遍义务兵役法》、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军人誓言、叛国惩治法、条令和教范……莫洛托夫同志‘关于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报告。”瞾矋矞矠最后一句话是梅赫利斯亲笔加进去的。当他前一天在斯大林那里的时候，斯大林听完了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之后，顺口说道：“别刺激德国人……”然后他解释说，“《红星报》上经常谈论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不要再写了。情况正在变化。不要大声嚷嚷这些东西了。什么事情都要看时候。不应当给希特勒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除了准备同他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干。”斯大林看了看梅赫利斯。梅赫利斯便迅速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了些什么，同时把忠君保皇的目光投向“领袖”，就跟十几年前梅赫利斯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那里工作时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斯大林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就在此刻他深信：梅赫利斯“会停止”在报上公开斥责法西斯分子，同时会下令在军队的政治学习中小心谨慎地培植对希特勒分子的不信任。但是弯子转得太急，战士和指挥员、千百万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思维上的惰性克服起来可不容易。在苏德协议之后总政治宣传部收到的一些报告中，尽管一些看法和结论都非常谨慎，还是有不少曲解政治现实、曲解如何具体对待阶级敌人的具体例子。现在我来举几段报告中的看法。二级军事工程师涅恰耶夫：“鉴于互不侵犯条约已经批准，现在进行射击训练时就不能再用‘向法西斯射击’的术语。不能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因为我国政府不认为同法西斯主义有任何分歧。”军事工程学院教员卡拉通：“现在一般来说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和怎样写，过去我们受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而现在则相反。”哈尔科夫军区格罗莫夫上尉（５３６５部队）：“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德国欺骗了所有的人。德国现在要把一些小国据为己有，而互不侵犯条约又摆在那儿，结果你什么事也干不成。”瞾矋矟矠我只举了几个军人的看法，它们证明普遍存在着思想上的迷惘和阶级标准的紊乱。现在很难查明，是谁倡议把“友好”一词“安装”到苏德条约中去的。假如这是苏联方面干的，那么至多不过证明在政治上考虑不周。如果这是德国方面所为，那就是精心策划的破坏整个民族的社会意识的行为。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斯大林的水平都不高。尽管莫洛托夫后来说，斯大林“及时地识破了希特勒主义的阴谋诡计”，不过在上述情况下，却很难相信这一点。另一个巨大失算已属战役战略方面，它同我们通过的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的计划有关。按照斯大林的个人指示，１９３９年秋，在同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总参谋部就着手制订这个文件。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领导下，主要的制订人是后来声名显赫的苏联元帅、当时的上校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证做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在远东对日本——的准备工作。预计“西部战区将是主战场”。认为敌人正是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集中其兵力。因此认为红军的主力也要相应地集中在这些地方瞾矌矓矠。然而人民委员在审阅计划之后没有批准它，认为计划没有详细拟定我们可以采取的粉碎敌人的军事行动。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7)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对一份更加详尽的防御计划重新作了审查。这一次计划的准备工作由新任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领导。制订人仍然是华西列夫斯基。他还是认为，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西线是适当的，因为敌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布列斯特地区。１０月５日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国家防御计划。他仔细听了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的说明，几次走到地图前，长久地沉默不语，在桌子旁边踱来踱去，最后斯大林说：“我不完全明白总参谋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线的方针。你们说希特勒企图通过最短的路线向莫斯科发起主要突击……然而我想，德国人特别看重的是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现在，希特勒在巴尔干地区已站稳脚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准备主要突击。请总参谋部再考虑一下，过１０天再向我报告计划……”总参谋部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修订计划的同时，又准备了一份构想性质的文件——《关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间武装力量在西面和东面战略部署原则的设想》。《设想》正确地断定德国是主要的战争威胁。提出了下述任务作为基本任务：在国境线上凭借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防御以制止敌人侵入我国领土，保证总动员的时间，然后以强大的反突击打退敌人的进攻，把战斗转移到敌国领土上。《设想》认为，主力还得两周之后才开始行动。然而，不论是《设想》还是正在拟定中的防御计划都没有对防御作战本身予以应有的注意。它的位置和参数均未确定。事实上排除了敌人的强大兵力有突破防线向纵深运动的可能性。当战争前夕一场战略演习“试用了”这样的方案时，斯大林恶毒地说：“为什么培养退却情绪？你们怎么啦，打算撤退？”《设想》和防御计划规定要在纵深上均衡部署一级战略梯队各部队（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有５７个师，第二梯队有５２个师，预备队则有６２个师）。在战争初期这导致红军各兵团行动分散，似乎是依次而行动，因此敌人有可能也用“逐个吃掉”的办法来收拾他们。我在这里先交代一句，德国军队却相反，他们在战线上部署得很不均衡，把兵力集中在几个主要突击方向上，从而造成了比苏联军队大四五倍的优势。正是这种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德国人有可能很快突破防线并飞速向苏联国土纵深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斯大林为其个人藏书索要了一份红军野战条令。条令的页面上划满了着重线，这些着重线证明，斯大林在解决战略性的防御问题时，力求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自己在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水平。然而他在总军事委员会上、在同军事领导人开会时所发表的意见更多地表明，他所具有的是健全的头脑加上谨慎小心，而不是战术和战略方面的高深造诣。斯大林是作为一个谨慎的同时又很自信的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去迎接即将爆发的战争的。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修订好了的防御计划再次呈报给斯大林。当然，他的全部愿望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而这就意味着根本改变了武装力量设防的主要方向。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现已预料是在西南方面瞾矌矔矠。可是工农红军情报总局知道，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兵力（４个坦克集团军中的３个）对准了斯摩棱斯克，接着便是莫斯科。但是军事将领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论据去说服斯大林。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希特勒正是在这些地方发动主要突击。而这本来是可以料到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提醒一下，在国内战争年代，斯大林是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粮食和煤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确实与战胜反革命同等重要。斯大林认为，大片无林地区以及经济上的考虑（获取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的最近的路线）会促使希特勒正是在西南方面发动主要突击。现在再来谈另一件事。跟上面的情况相同：在战争前夕，在总参谋部的主要职位上出现了一批从基辅特别军区“提拔上来的人”：铁木辛哥任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任总参谋长；瓦图京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科热夫尼科夫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自然，这些曾经在基辅特别军区从事作战事务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西南方向是首要的、特别重要的，并且他们也都清楚斯大林的观点。顺便说说，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在国家防御计划通过之前就认为：“敌人大股兵力的主要突击当在他们的责任区域。”由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马·阿·普尔卡耶夫中将签署的《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１９４０年军队部署计划的决定》这份文件一口咬定：德国军队的进攻矛头当在西南方面瞾矌矕矠。当防御计划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时，朱可夫当上了总参谋长。实际上在半年当中前后任命了三个总参谋长。１９４０年８月，担任这个职务的沙波什尼科夫由梅列茨科夫接替；而梅列茨科夫又把这个职务让给了朱可夫。这里我应当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文件。朱可夫是一个性格刚毅、意志坚强的人，他觉得，德国军队由于首先发动突击，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在经过思考、犹豫以及同铁木辛哥交谈之后，他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亲笔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关于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设想。考虑到德国目前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总动员的状态，有广阔的后方，因此它有可能比我们先展开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为了及时防止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让德国统帅部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要赶在敌人前面先展开军队，并且在德国军队还处于展开阶段、尚未来得及组织战线和各兵种的协同动作的时候向德国军队发起冲击……接着朱可夫确定了第一个和下一个战略目的，这是粉碎德军战线中段和北翼的主力瞾矌矖矠。这位后来非常闻名的伟大卫国战争统帅在战争开始前五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办法：向已经作好冲刺准备的德国军队发动突击。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上很机智的建议。斯大林在文件上没有留下笔迹：那个时期，“领袖”非常谨慎和慎重。他仍然认为，国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同法西斯主义搏斗。而就在那个时候，在１９４１年６月初，作出了一个得到斯大林赞同的决定：再增派２５个师加强西南方向。何况战争前夕，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底，总参谋部还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通过情报系统得到的报告：“德国对苏联采取行动一事已最终确定，并将很快付诸实施。进攻的作战计划规定对乌克兰发动闪电式突击，并继续向东推进……”瞾矌矘矠法西斯分子企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主要突击方向、战争开始日期以及战争的战略意图等方面迷失方向。朱可夫在战后写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从广泛的、人人都可得到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警告我们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军队正在我国国境线上集结等这样一些事实。但当时，正如在法西斯德国被粉碎之后发现的文件所表明的，斯大林接到的许多报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瞾矌矙矠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处置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他这里的不少情报时，甚至连总参谋部也远非全部都告知。例如，丘吉尔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电报，我再说一遍，斯大林就干脆认为企图尽快使他同希特勒发生冲突，结果伦敦方面的警告在收到后过了好久才到了总参谋长的桌子上。还有不少其他的情报和报告，斯大林实际上也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有一次，我在同前党中央书记、昔日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科学院院士波诺马廖夫谈话时，从他那里听到这么一个情况。波诺马廖夫说：“１９４１年春天，好像是５月底，两位从‘那边’来的奥地利共产党人在某处和我见面。他们激动地谈到德国正在苏联西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谈到无数军用列车装载着坦克、大炮、汽车日以继夜地向东开来。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在准备军事进攻。“我把情报内容报告了季米特洛夫，他同斯大林专门谈了一次，过了一天季米特洛夫告诉我：“‘斯大林听了奥地利共产党人的消息很平静，并说这决不是这类信息中的第一个。但是他说他不认为值得大惊小怪。例如，昨天他们在政治局研究了休假计划，对很大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提供了机会在夏天去休假，例如日丹诺夫将第一个去南方，可他还是边境一个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谈到这里，照季米特洛夫的说法，斯大林认为谈话就此结束了。”波诺马廖夫发议论说：“怎么才能解释这种状况呢？是对危险性估计不足？是自信？还是认为事态就是将按照他斯大林所计划的那样来发展这样一个固执的念头压倒了一切？”诸如此类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在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扎哈罗夫以及其他许多军事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我想，朱可夫说得对：战争前夕，斯大林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贯穿着一个愿望——避免战争，不让战争爆发；而这又使得他相信，情况真的会这样。但是，难道红军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没有向斯大林报告过，到１９４１年５月初德国国防军的军事威力将达到８００万兵力、１２万辆坦克、５２万门火炮、近２万架飞机吗？难道还看不清楚，德国不可能使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长时间地闲呆着吗？难道“领袖”还不知道，这个庞然大军的主要力量已经集结在东部了吗？客观地说，斯大林还收到另一类报告，如关于“德国人民不愿意打仗”，关于“德国军队中开小差的情况”，关于“国防军中的失败主义情绪”，等等。从柏林通过专门渠道经常发来消息说，集结在东部的德国军队进行着一些几乎是和平主义的议论：“如果德国卷入对苏战争，那她将失败”；“这场战争将使人民遭殃”；“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想回家”瞾矌矚矠。这种情绪可能也会有，但问题主要在另一方面，这类报告符合斯大林的愿望。不排除所有这些谈论“情绪”的材料也是一种巧妙的假情报。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8)正如朱可夫对西蒙诺夫所说的，１９４１年初，关于德国军队在波兰集结的消息猛然增多的时候，斯大林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写道：“这种情况使我们吃惊，并且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希特勒打算跟我们打仗。”希特勒给斯大林回了一封信，也是私人信件，并且正如他在信中所强调的，是一封密函。他在这封信中写道：这些情报是可靠的，在波兰确实集结着大量的兵团，但是他相信他不会比斯大林走得远，他应当说明，他的军队在波兰集结不是针对苏联的，他打算严格遵守签订的条约，他以一国元首的人格担保。元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论据，据朱可夫说，斯大林看来是相信了，说是德国西部和中部的领土遭到英国的猛烈轰炸，英国人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领土，因此元首不得不将大量部队调往东部。而德国武官克斯特林格在同苏联官方人士接触时又添油加醋，经常说什么“现在我们的部队得到解脱，让他们休整休整吧”瞾矌矝矠。同时，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７日由铁木辛哥、总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和总参谋长朱可夫签署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训令“关于１９４１年冬季战备的检查结果和对夏季的指示”，根本不谈西部各军区的任务，不谈提高警惕、加强装备、巩固防御，不谈如何准备反击空军的密集袭击和大量坦克的入侵。只谈“战士单兵训练中的缺陷”这样一些老一套的意见，完全没有作战性质的指示瞾矌矞矠。战争已迫在眉睫，德国那庞大的战争机器眼看就要猛烈开动向东部冲过来，而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却如此行动，似乎只要斯大林不愿意，希特勒根本就不想迈出他那不祥的可怕的一步。而当时情报机关送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却越来越多。基辅特别军区情报处处长邦达列夫上校在１９４１年５月底报告说，新的坦克、炮兵和步兵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到柳布利诺、克拉斯诺斯塔夫、扎莫希奇、格鲁别什、托马舒夫、别尔热茨等地区。情报处处长在他的结论中分析了形势，强调指出：“向与苏联接壤的边境集结军队的情况仍在继续……战区的准备工作正在加快进行。”瞾矌矟矠西部特别军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军区参谋部情报处处长布洛欣上校也向自己的司令部报告说：“根据一系列经过核实的情报，德国针对苏联的战备工作最近以来，特别是从５月２５日以来，进行得更为紧张……”报告特别谈到，一个派到苏联国土上来的德国间谍在受审讯时说，“他最晚要在６月５日把情报带回采哈努夫城，因为有人告诉他，对苏的军事行动可能很快就要开始……”瞾矎矓矠这样的情报不只是边境各军区司令部收到，而且莫斯科也收到了。对事态发展感到不安的国防人民委员派了几个工作组去边境各军区检查坦克部队的情况。那么其他部队呢？６月１６日，根据检查结果向各军区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以及机械化部队司令部发去了密电：通过对基辅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以及红旗敖德萨军区的坦克部队的检查查明：１．对战士和指挥员的训练同机械化部队战备的主要任务脱节，因此训练目的不明确。２．火力准备处于低水平，比火力准备计划的规定落后一两个月。３．机械化兵团内部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制订得少而差。４．摩托化部队当作步兵部队来训练。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战斗使用中的作用和性质。５．无线电兵的培养工作至今仍处于低水平。６．炮兵部队尚未掌握从开阔的阵地直接瞄准时操作炮火的技巧，这门课根本就没有上过。７．夜间作业当作例外进行，而且只在某些部队内进行。夜间行动的训练没有形成制度……瞾矎矔矠诸如此类的不足之处整整“数落了”１７条。但是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签署的训令中还是根本不谈与加强战备以反击德军必然的进攻有关的重大作战问题。他们似乎被斯大林的信心——只要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战争就不会爆发——弄迷糊了……而在许多方面确实没有做好准备：在作战方面、技术装备方面、动员方面。还在上述那些事件之前，斯大林就派了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扎波罗热茨去检查西部边境筑垒地域的准备工作。扎波罗热茨带了一个工作组沿着修筑了防御阵地的新边界线察看。他给斯大林的报告（同时也送给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并不令人宽慰：在我国西部边界的筑垒地域大部分没有战斗力。已经建成的战斗工事（地堡）没有应有的装备……筑垒地域没有必要数量的常驻的和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瞾矎矕矠。斯大林将报告转给国防人民委员，要他严厉追究执行者营建筑垒地域体系动作缓慢的责任（这些地区，很遗憾，从战争一开始就没有起到它们预定应起的作用）。斯大林着急，催逼，可是到了真要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又表现出惯有的谨慎态度。据朱可夫说，就在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不顾军事领导人的坚决要求，断然禁止使西部各军区部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他惧怕“挑动”德国人的心理简直到了失常的地步。当然，斯大林力图不让希特勒有发动军事进攻的借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应当明白，德国未必会只是因为受了“挑动”才向苏联发动进攻，除非它的战略计划中有这样一条。然而，无论是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还是朱可夫都无法找到足够的论据来证明，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来，军事战略上与确定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有关的失误，由于斯大林顽固地不愿正视祖国已面临战争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变得更加严重了。在此同时，希特勒召开了高级军事领导人的会议，会议过程中听取了将军们关于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完成情况的汇报。他们向他报告说，自５月２２日起德国的铁路部门实行快速运行计划，部队的集结工作将于６月１９日结束，部署在维斯瓦河以西的空军第一突击兵团将于２１日傍晚把基地从低空转移到靠近苏联边界的机场去。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元首对计划只提出了一个不大的改动：把进攻的开始时间从６月２２日的３时３０分改为３时。斯大林在收到这些令人不安的、而且后来事实表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信息和消息的时候，没有下决心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来适应战役战略部署计划。如果能及时地、果断地并尽可能秘密地实行必要的作战措施和动员措施，那么战争初期的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我想，对斯大林这个时期的行动，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有足够的理由争取推迟苏联参战的日期；斯大林抱定方针不容许发生有可能被德国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的事情，从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需要看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过错（确实是过错！——本书作者注）在于，他没有看到、没有悟到应该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这种政策就变得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危险的。应该勇敢地跨越这个界限（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以最快的速度使武装力量进入一级战备，进行动员，把全国变成一个军营。看来应该把时间适当推迟，到哪天都行，最多不超出６月份，但是可以秘密进行的工作应该早一些完成。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德国已经准备好向我国发动军事进攻，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隐瞒是很困难的。惟恐西方会议论纷纷，说苏联有侵略意图——用不着担这个心。由于种种不取决于我们的情况，我们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必须坚定地再向前迈一步。我们祖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瞾矎矖矠也许这样做总共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谁说得清呢？如果要求西部各军区进入战备的训令哪怕早几天发出就好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妨碍了一切。很难不同意这些清醒的议论，但……如果这些议论在战争前夕就发表出来，那该多好！遗憾的是，斯大林周围的军政人员中谁也没有试图说服他相信华西列夫斯基英明地但又是过迟才说出的那一点点真理！朱可夫在谈到军人们在这个最严重的战略失算中应承担的那一份罪责（还不小呢！）时也说：“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人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向他证明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付诸实施。”瞾矎矘矠请读者注意“说服”斯大林“相信”这个词……一个领导人的伟大、英明、成熟看来就在于，恰恰是领袖应该使周围的人相信自己所作决定的正确性。列宁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碰上了斯大林那很成问题的领导作风，他实际上常常简单生硬地否定可供选择的建议和决定。斯大林在表达意志时刚愎自用，不尊重其他人的意见。当然，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争就是旨在迫使敌人执行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但是意志如果同英明结合起来也能做到这一点。斯大林的刚强的理智在上述情况下表明了它的某些成分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追求一个既定目标：防止战争。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愿望似乎把其余一切都推到了次要地位，因为为了达到目标，按“领袖”的看法，任何手段都是好的。当我们试图根据对当时一些具体事实的分析来剖析斯大林的精神世界时，我们看到，“领袖”之所以固执，是由于他过分自信，不能承认自己所作决定的错误，非常自尊。这种往往“不受监督”的、近似于倔强的固执，最终又损害到产生固执的意志本身。结果固执在某个阶段似乎麻痹了意志，并且突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这种羁绊来束缚意志。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极其需要、极其重要的步骤。斯大林这个无疑是意志坚强的人，在战争前夕的最后几天，特别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就是这个样子。意志变成倔强，就听不进理智讲的道理。照恩格斯的话，这就是“盲目的倔强”，它同理智的论据发生了冲突。对所有这一切，我再强调一遍，斯大林不具备预见的才干，不能窥见一点未来，不能看到今日的存在的地平线那边。他继续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现在，陶醉在符合心愿的想法中。他没有本事“超前”反映存在。否则，难道他不能预见到——例如预见到——在战争前夕镇压几万名高级军队指挥员的后果？当然，可以说，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个人的考虑，然而不管怎样，这痛苦年代的悲剧总能证明“领袖”不仅在道德上有很大缺陷，而且预见未来的能力也有限。在分析战争前夕军事政治形势时所犯的错误，就是无可争辩的证明。政治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道德、意志、理智等方面的缺点，在一个普通人、一般人身上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弱点，但是在像斯大林这样一级的领导人身上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战争前夕在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的失误，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最终“纠正”过来。我们习惯于说，这里再次表现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却很少分析为使这种作用得到承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分析一下付出这种代价是否明智（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用一章来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领导各族人民的领袖是真伟大还是假伟大。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9)在历史舞台上人民是主要角色。但是他们常常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他们不能对选拔“独奏者”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话。几乎所有的军事家、众多的政治家、大量的普通人在１９４１年春天都看到和感觉到，斯大林在分析事态发展情况时那样固执地看问题无法解释。但是谁也不能，确切些说，是谁也没有试图使“领袖”从盲目的固执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这里问题已经不仅在于没有利用良心发现的机会。有时这种机会利用起来极其困难，特别是当国家管理权只操纵在一个人手里，而通过特别重要的决定的时间却是以周计、后来是以昼夜计、最后是以小时计的时候……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受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之托，于６月２１日凌晨２时４０分（离进攻开始还有一昼夜）发了一份密电：速交。送总参谋长基·阿第一，６月２０日在奥古斯图夫方向德国飞机侵犯我国边境：１７时４１分有６架飞机……１７时４３分有９架飞机……１７时４５分有１０架飞机。根据边境部队的材料，飞机携带了炸弹。第二，根据第３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沿着奥古斯图夫、谢伊纳路旁的边界，铁丝网白天还在，傍晚时被拆除。在这一地区的森林里，似乎可以听到地面发动机的轰鸣声。边防军加强了值勤……Ｂ·克利莫夫斯基赫瞾矎矙矠其他军区也送了这样的报告。克利莫夫斯基赫是１９４０年７月被任命为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的，他当时不可能知道，整整一年之后，即１９４１年７月，按斯大林的个人指示，他将同其他一批将军被枪决。当然，由逐渐掌握了这门业务的乌尔利希事先“办好手续”。斯大林的认识直到最后时刻都没能转变，没能相应地反映日益恶化的严酷现实。他仍然沉醉在他有“先见之明”和他的意志“万能”的幻觉中。为了更好地了解战争爆发前最后那些时刻发生的悲剧，需要再来看看斯大林的个人特点。关于他的许多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现在应该谈的是像谨慎这样的特点。当然，在通过一般决定时，斯大林是大胆而果断的。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小心到了极点。例如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就有所表现，当时在很多问题上由于情况复杂和不明朗，他个人的首创精神表现得非常差。这一点还可以从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间的血腥事件上观察到。现在看得很清楚，斯大林早在３０年代初就想打击所有反对他搞个人专权的潜在敌人，但他迟迟不敢迈出这一步。甚至当基洛夫之死给他提供了镇压借口的时候他也没有立即就“充分”加以利用。不过，后来他不止一次公开地说：“铲除人民公敌的工作晚了四年。”斯大林善于耐心等待，一点一点地培养必要的品质、符合人际关系需要的精神状态，造成适当的气候。布哈林当初称斯大林为“伟大的配料工”，这不是偶然的。“领袖”善于缓慢地、逐渐地创造、“炮制”一种局势，使所有的人坚信他迈出这一步是必要的！时刻已经来临！到时候了！例如，１９３７年联共（布）中央２至３月全会就是他在镇压年代迈出的这样的一步。但是，在跟希特勒的关系上，他的过分谨慎到头来适得其反。实际上，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赌博中，希特勒的智谋胜过了斯大林。斯大林谨慎从事，不只是由于他理解“为时过早的”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还由于他心里根本没有底。苏联是一对一地同资本主义世界较量。任何一步走得不小心都会引起无法弥补的后果。斯大林的思想在作出重大政治决定的时刻不可能不为这种想法所左右。斯大林如此顽强地同“挑动”对方的可能性作斗争，以致柏林方面也察觉到了，并作出了相应的推论。他处处谨慎，对德国多次违反签订的协议缺乏应有的反应，过分的“规矩”——这就是真正促使希特勒愈来愈猖狂、认为苏联软弱可欺的原因。例如，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在６月份给西部各军区苏联部队补发了一项命令：不要对侵犯苏联边境的德国飞机使用武器。同样的训令也转发给了边防军瞾矎矚矠。德国人立即发觉了这一点。谨慎本是政治家必备的特质，现在却变成了犹豫不决和谨小慎微，原因就在于一味地相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防止战争。这最终导致无法弥补的后果……战争前夕从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那里发来了几份关于德军投诚者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德国军队将在这天夜里向苏联发动进攻。人民委员立即打电话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命令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到他那里去。据朱可夫回忆，政治局全体委员已经在那里了。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在桌旁踱来踱去。当应召前来的军事首长们进来时，他对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人应声。“应该立即训令边境各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铁木辛哥终于说了话。“把训令读一下。”斯大林说。朱可夫把在总参谋部拟订的训令草稿读了一遍。草稿强调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斯大林打断了总参谋长说：“现在下达这样的训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应该下达一个简短的训令，指出进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各军区的部队决不要上挑衅的当，以免引起麻烦。”当军人们回去作必要的部署时，斯大林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我想这是希特勒向我们挑衅……难道他敢发动战争？”政治局委员们于２时多散去。首都最短的一夜降临了。斯大林疲惫地从自己的装甲轿车的窗口处望着寂静无人的街道。他还不知道，德国的飞机已经飞来轰炸苏联的城市和机场，法西斯的坦克兵正把坦克开到出发阵地，希特勒的将领们越来越频繁地看着自己的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正在接近决定命运的时刻。当斯大林在他自己工作和休息的别墅的办公室沙发上铺好被褥刚要入睡，有人小声地敲门。敲门声令人心惊肉跳，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斯大林叫醒。也许出了最糟糕的事。难道他真的失算了？斯大林裹紧睡衣走了出来。卫队长报告说：“朱可夫大将有急事请您、斯大林同志接电话。”斯大林走到电话机旁。“喂……”朱可夫扼要地报告了敌人飞机空袭基辅、明斯克、塞瓦斯托波尔、维尔纽斯以及其他城市的情况。总参谋长在报告之后再问一遍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独裁者在电话里发出了急促的呼吸声，他什么也没有说。令他目瞪口呆的、难以想象的重担落到了他的肩上，朱可夫提的问题他没有听进去。违反他的愿望、意志和信心，希特勒下决心开战了。可能，斯大林的脑海里闪过了希特勒在他６０寿辰那天发来的贺电：约瑟夫·斯大林先生：在您６０寿辰之际，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并为此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祝您健康长寿，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前程似锦……斯大林默不作声。话筒里又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惊讶的声音：“斯大林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终于明白了。人间的神灵也会犯错误的，可它们的代价却大得无法计量。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凌晨４时。第二部第八章 悲惨的战争初期大林吃力地琢磨着朱可夫的话的含义，而朱可夫却继续惊悸不安地对着话筒喊道：“斯大林同志，您听见我说的了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斯大林同志？喂，斯大林同志……”肩负着难以置信的重任的这个人终于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您和铁木辛哥一块儿到克里姆林宫来吧。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来……”斯大林放下话筒，在桌边站了有一分钟，他惊愕得目光呆滞，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屋角那架古老的落地钟的盘面：短针刚刚越过４点。昨天，政治局的１号命令用并不坚定的语气仿佛是向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军事委员会怯生生地发出了警报。同时命令又着重指出：“我军各部队的任务是不上任何挑衅行为的当……”①对这个姗姗来迟、而又“语焉不详”的警报，各部队还来不及采取积极的行动。斯大林下意识地明白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某种可怕的，重大的，对国家、人民、自然还有他这位泱泱大国的头号人物的命运来说是悲剧性的事件开始了。尽管他非常清楚在国境线上对峙的军事力量有多大，他也想象不到战争初期具有何等的灾难性。他知道红军有许多装备方面的、作战方面的和组织方面的弱点，可是他想不到，比如说，战争开始后不到一周明斯克就会失陷，德国人的坦克会展开楔形攻势，轰隆隆地不断碾过设置得很不成功的一道道防线……斯大林机械地把千百万苏联人从无数照片和画像上看熟了的弗伦奇式军上衣的钮扣一个个扣上，可他听不到远方几万门德军大炮对苏联部队的阵地、边防哨所和永久性工事轰击的隆隆炮声。在他准备上汽车的那几分钟里，德国人的炸弹正在布列斯特、博布鲁伊斯克、维尔纽斯、文茨皮尔斯、格罗德诺、科布林、基辅、明斯克、日托米尔、斯洛尼姆、塞瓦斯托波尔以及其他几十座城市里爆炸，宣告屠杀人类的战神业已降临。斯大林的轿车在两辆警卫车的伴随下，沿着莫斯科空荡荡的街道朝克里姆林宫疾驰，而这时几千辆德军坦克已经在用它们的履带蹂躏着我们祖国的大地。见过森林火灾的人都知道，疾风是多么迅猛地把一片火海刮向莽莽丛林的……入侵的战火燃烧着带来死亡的熊熊烈焰蔓延开去，吞噬着几千座城市、村庄和几百万人的生命。希特勒怎么敢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怎么了，难道真是一个疯子？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希特勒占领巴黎之后，实际上已经消除了一条战线，而且指望对付俄国人的东线战事也将是一场闪电战。斯大林的思想在寻找一个于他有利的借口：也许这不过是军人们面对大规模的挑衅而张皇失措吧？仅仅两三天以前，这同一个巴甫洛夫还发来一个电报（好像已经不是第一份了），请求“准许进驻国境沿线的野战工事”②。他命令铁木辛哥拒绝了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的请求，因为军队开进可能会激恼德国人，而德国人似乎早就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借口……应当先问问柏林：也许这不过是检验一下力量？难道哈桑湖事件导致了对日本的战争吗？斯大林走进专供他使用的入口，上楼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穿过接待室时，他对面色苍白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匆匆说道：“请大家立刻来……”政治局委员们和候补委员们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进来了，他们谁也不说话，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斯大林没有同进来的人打招呼，只是没有特定对象地吩咐道：“同德国大使联系一下……”莫洛托夫走了出去。屋子里是一片令人难受的沉默。波斯克列贝舍夫请来的人在桌边就坐，他们是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加里宁、什维尔尼克、贝利亚、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谢尔巴科夫。莫洛托夫回到屋里后，感到不仅是斯大林，而且全体“党的最高层”都在紧张地注视着他。外交人民委员走到自己的座位跟前，用沙哑的嗓音挤出几句话：“大使通知我们：德国政府已经向我们宣战了。”莫洛托夫看了一眼手里的纸片，补充说：“形式上有一个标准的借口：纳粹德国决定预先防止俄国人正在准备的进攻……”静默仿佛变得浓重而又粘滞了。斯大林在桌边坐下，看了莫洛托夫一眼，他忽然想起，半年以前就在这间屋子里，莫洛托夫从柏林回来后信心十足地报告说：“希特勒在同英国及其盟国的斗争中寻求我们的支持。应当等待他们的对抗尖锐化。希特勒坐卧不安……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不敢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我想我们有时间来巩固西部的国境线。不过要分外小心，因为我们是在和一个冒险分子打交道……”斯大林又看了一眼莫洛托夫，不过这次是目露凶光了。“我们有时间……”这也算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心头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斯大林感到自己被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也许，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不知所措和信心不足。“领袖”已经习惯于事态按照他的意志发展。他不想让这些唯唯诺诺的战友们看出他的弱点。大家都在等着听他的看法和吩咐。铁木辛哥开口了，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斯大林同志，您允许报告一下局势吗？”“说吧。”第一副参谋长瓦图京中将走进办公室来。他简要地报告了局势，其中没有多少新消息，在猛烈的炮轰和空袭之后，德军的大部队在西北方面和西面的许多地区侵入了苏联领土。许多边防小分队在第一次战斗中就遇上了庞大的德国战争机器，他们牺牲了，但没有放弃阵地。敌人的空军在不断地轰炸各个机场。总参谋部眼下也没有掌握其他更具体的材料。办公室中所有在场的人甚至没有料到后来事态的发展有多么急速而充满悲剧性。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1)不，斯大林在第一天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震惊。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对谁都有气——他被骗得太苦了——为前景莫测感到担心。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政治局委员们在他办公室里几乎待了一昼夜，等待着边境上传来的消息。他们只是偶尔出去打个电话，喝口茶，活动活动身体。大家都很少说话，都暗自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挫折。没有人怀疑希特勒将遭到应有的回击。党的最高级领导成员们可能议论过，边境地区的恶战会打上一两个星期。在一定时期内战争可能是阵地战，直到红军给予侵略者毁灭性的回击为止……马林科夫的文件夹里有一份总政治宣传部的命令草案——《近期内红军中政治宣传的任务》。这是６月中旬总政治宣传部主任扎波罗热茨交给他的（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斯大林就用集团军级政委梅赫利斯代替了扎波罗热茨）。６月２０日，马林科夫应斯大林之召来到他的办公室，领受了例行任务之后，就把总政治宣传部的这份命令交给了“领袖”。这份命令是在总军事委员会会议和斯大林１９４１年５月５日给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讲话之后着手起草的。“领袖”明显地暗示：战争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准备“无条件地粉碎德国法西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份命令（他终于没能在战争爆发前批准它）提出的主要论点如下：我国所处的新条件和孕育着不测事件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具有革命的决心和随时准备转入对敌人实行毁灭性的进攻……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应贯彻一个目的——从政治上、精神上和军事上训练全体人员，准备进行一场正义的、进攻性的、无坚不摧的战争……要培养全体人员对敌人的极端仇恨、同敌人搏斗的强烈愿望、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捍卫我们的祖国、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③除马林科夫外，日丹诺夫也看过这个命令草案。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命令，而在于政治领导相信我国有能力击败任何进攻并粉碎侵略者的信心。命令是按朱可夫在５月份提交斯大林的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精神拟定的。这份计划里也谈到必须“赶在敌人前面，在原波兰和东普鲁士的领土上击溃敌人主力”④。总参谋部和总政治宣传部认为，防御只能是短时间的：部队准备进攻，打退敌人的进犯并转入进攻……因此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一两天里，党和军队的领导根本没有灾难临头的想法。灾难仿佛早已被排除在外了。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虽然我国最高领导从各种渠道得到过法西斯德国即将进攻的消息，它却并没有采取无疑应当采取的步骤：没有使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如果就１号命令的使命而言，那么它的颁发至少迟了一昼夜。斯大林以及他身边的人们并不懂得（而军人又不敢向他详细解释：铁木辛哥压根儿就畏惧“领袖”），战备是没有伸缩余地的时间参数。一个师从接到警报到紧急动员、集中、行军并占据指定的防御阵地，所需要的时间在４至２０小时之间。例如，在西部特别军区平均需要４至２３小时⑤。而总参谋部在６月２２日０点２０分才开始发出１号命令。各军区在１点２０分才接收完毕。然后司令员和司令部一起研究文件，拟出必需的命令和指示。这又用去１至１．５小时。实际上，各部队执行这项命令只剩下不到１个小时了。许多师只是在法西斯强盗轰炸和炮击后才紧急动员起来。部队和兵团开始向指定地区开进，一般说来，它们还没有到达指定地区，就在途中遭遇了德国的坦克纵队，于是被迫在行进中投入战斗。敌人竭尽全力破坏我方的通讯联络，使指挥瘫痪。所有的人都完全没有料到，德国的快速集团在第一天结束时能深入我国领土５０至６０公里……二线的各路部队向边境开进时都遭到敌人空军的不断袭击。敌人的空军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制空权。迎着部队走来的是连绵不断的难民群。通讯被切断了。指挥员们不了解局势。兵团奉命开进的地区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已经取得了战术上、战役上以至战略上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的，情况就是这样。敌人并没有取得政治上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由于斯大林罪恶的指挥不当，各部队就被置于连德军指挥部最冒险的意图也能够如愿以偿的境地。德国武装部队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后来写道：“德军的进攻使敌人措手不及。敌军的战斗部署从战术上说是不适应防御的。他们的部队在边境地带分散在辽阔的地域上，而且被束缚在所驻扎的地区。边境本身的防卫是薄弱的。”⑥斯大林忐忑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并不知道德国统帅部把赌注押在德军坦克对苏联领土纵深进行的猛烈的楔形攻势上，而不顾在自己后方留下了苏联部队。许多州里的动员工作被破坏了。头一两天就有２００多座燃料仓库、弹药仓库、其他军用物资仓库、以及许多军医院落入敌人手中。混乱、缺乏坚定的指挥挫伤了部队的士气。由第４集团军参谋长桑达洛夫上校签署的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４日第１号战报中说：“由于不断的狂轰滥炸，步兵精神沮丧，防御并不顽强。往往要由从集团军司令员起的各兵团指挥官来制止凌乱后撤的分队，有时是整支部队，让它们掉头再上前线，但是这些措施，有时甚至要使用武器，并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⑦而斯大林却一直在期待着令人宽慰的消息……６月２２日清晨，当提出了由谁来把希特勒德国发动进攻的消息告诉人民的问题时，大家自然都看着斯大林，可是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他连想也不想，干干脆脆地拒绝了。在历史文献中至今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像米高扬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他心灰意冷，“不知道对人民说什么好，因为一直在教育人民说不会发生战争，即使发生战争，敌人也将在他自己的领土上被粉碎等等，而现在必须承认，在战争的最初时刻我们正在遭受失败”。我想，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决定由谁来对人民发表讲话的问题是在凌晨。当时在莫斯科还没有人知道“在战争的最初时刻我们正在遭受失败”。关于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是经常向人民讲的。我们也在准备战争。可是战争的来临仍旧出人意料。斯大林在许多方面还不清楚边境上的事件将如何发展。更可能的是他在没有搞清楚局势之前，什么话也不想对人民说。在此之前，至少是在３０年代，斯大林在摸不清重大步骤将对他的地位产生何种影响的时候，是从不采取重大行动的。他总是排除足以动摇他的威信、动摇领袖的威信的冒险行为。２２日早晨，斯大林没有听到胜利的战报，他提心吊胆，甚至是心慌意乱，但是他还暗自保留着信心，他相信两三周之后他将惩罚希特勒的背信弃义，到那时他才在人民面前“露面”（只是四五天后，斯大林才被震惊得丧魂失魄，直到这时他才终于相信，入侵不仅对祖国，而且对他——“英明的、战无不胜的领袖”，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证明事情确实如此的有发给各部队的两个命令，它们是分别在６月２２日晨７点１５分和晚９点１５分在他的办公室里得到批准，并由铁木辛哥、马林科夫和朱可夫签署的。早晨，在决定由莫洛托夫向人民发表讲话、同时承认必须在１４个军区辖区内宣布动员之后，斯大林还不曾意识到这场惨剧的规模有多大，他要求军人“用毁灭性的打击粉碎入侵之敌”。铁木辛哥当即布置起草在历史上以总军事委员会第２号命令著称的那份文件：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军事委员会：（抄送海军人民委员）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凌晨４时，德国空军无端袭击并轰炸了西部边界沿线我方机场及城市。同时，德军在许多地方开炮轰击并越过我国边界。鉴于德国对苏联采取闻所未闻的悍然进攻，我命令：１．各部队使用一切力量及手段进攻敌军并将其歼灭在侵犯苏联边界的地区。此后，在未得到特别命令之前，各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界。２．用侦察及作战航空兵确定敌方空军的集结地及其地面部队集群。以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的强大打击将敌空军消灭在机场上并轰炸其地面部队的主要集团。航空兵应深入德国领土１００至１５０公里实施打击。轰炸柯尼斯堡及梅梅尔。在未得到特别指示之前，不得袭击芬兰及罗马尼亚领土。铁木辛哥、马林科夫、朱可夫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７时１５分。第２号⑧这份命令不像是一份军事文件。其中有斯大林进行政治校订的痕迹。这是一份表明要对背信弃义的邻居进行惩罚这样一种政治意志和坚定意向的文件，它含有并不隐晦的希望，指望战火也许可以迅速扑灭。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未得到特别命令之前，各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界”。斯大林在命令“轰炸敌方的主要集团”时，还不知道仅仅在第一天，单是西部特别军区的部队就损失了７３８架飞机，而且其中的５２８架是在机场上被炸毁的。基辅特别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德国人就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仅仅在６月２２日一天内就消灭了１２００多架飞机！这一天里作出了许多决定。我再说一遍：斯大林还不知道惨剧的规模有多大。最初的茫然失措和颓丧已经过去。但是他头脑里老是萦绕着一个想法：我怎么会信任希特勒的？他怎么能愚弄了我？莫洛托夫也真够可以的！这么说来，情报机关的许许多多报告，由其他渠道传来的关于德国在准备进攻和确切的进攻日期的情报都是真实的？这么说来，如果他听了巴甫洛夫的话，几天以前发出使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的指示，许多事情不是都可能会是另一种模样吗？斯大林一直觉得，战友们今天在办公室里都一定带着责备的心情想到他的失误。他甚至认为，他们对他洞察一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这简直不能忍受！一想到人们（而且不仅仅是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可能怀疑到他的英明、洞察一切的能力和一贯正确，就感到不能忍受……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2)根据铁木辛哥的提议，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和基辅三个特别军区被分别改组成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两天以后，又成立了北方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斯大林不断要求得到边境情况和执行２号命令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他好几次当面或者打电话对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说：“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把边境的战斗情况清清楚楚地报告上来？巴甫洛夫、基尔波诺斯、库兹涅佐夫（均系方面军司令员。——本书作者注）都在干什么？还有总参谋部在干什么？”瓦图京有两三次把作战地图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并没有什么令人宽心的消息。地图上用红蓝铅笔仔细地标出我各个集团军和军的配置地区、航空兵的基地以及预备兵团的开进方向。但是却没有主要的东西：战斗究竟在什么地方进行？敌人在何处？苏联部队的行动是什么性质的？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德国部队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指挥和通讯联络，而对西方方面军则几乎已经使之完全瘫痪了。巴甫洛夫大将在敌人入侵几小时后就丧失了对本方面军部队的指挥线索。德国侦察机几个月来几乎不受惩罚的飞行和间谍的报告使德军指挥部能十分准确地切断所有的指挥所、通讯线路、机场、仓库和部队的部署位置。侵略者的第一次打击（空军的、炮兵的、坦克的）是极有成效的。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破坏了有线通讯。而有线通讯在当时比无线通讯有更大的作用。西北方面的情况也不妙。据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第８集团军司令员索边尼科夫（在７至８月间他将出任方面军司令员，不过只有几个星期）回忆，“没有保卫边界的任何明确的计划。部队主要是在筑垒地区修建工事，修筑机场。各部队都没有补足编制。永久性工事没有修好。当天早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的飞机就几乎全部在机场上被烧毁。例如，到６月２２日１５时，本应支援第８集团军的混合航空兵师只剩下５至６架飞机了……”有幸经历了整个战争的索边尼科夫（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再任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副司令员）接着痛心地指出，从战争行动开始后，“指挥所就从电话和电报上不断收到关于设置树枝鹿砦、布雷等等互相矛盾的指示，而且一些命令要求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后来另一些命令又撤销了这些措施，之后又肯定这些措施……６月２２日深夜，我亲自接到军区参谋长克列诺夫中将斩钉截铁的命令——６月２２日凌晨前将部队撤离边界……总的说来，可以感觉到一种神经十分紧张、不协调、不明确、害怕挑起战争的气氛……无论是部队还是集团军司令部都没有补足编制。通讯工具、运输工具数量也不够。因此集团军司令部没有作战能力”。⑨指出这一点的是从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作战的一名集团军司令员。而且处于这种状态的不仅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员。而斯大林一直在等待着胜利的消息，或者至少是让人产生希望的消息。这样的消息不见到来。只要他办公室的房门一打开，斯大林就迅速抬起头来，盯着来人的面孔。没有使人放心的战报。“领袖”坐立不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里，斯大林只喝了一杯茶。他以为是军事首长们迟迟不肯行动，犹豫不决，对早晨发往各边境军区的命令的意义认识不足。国内战争时，他常常作为党的全权代表被派往各条战线。他相信用硬性的要求、威胁及各种行政性措施对司令部及其领导人施加巨大压力是卓有成效的办法。情况不明使他感到压抑。斯大林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讨论铁木辛哥带来的、关于建立统帅部大本营的文件还没有结束，他就突然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命令道：“紧急派遣大本营有权威的代表到西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去。去巴甫洛夫处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基尔波诺斯处的是朱可夫。今天就乘飞机去。立即出发。”他走到桌边，环顾了所有在场的人，又坚决而且似乎是用威胁的口吻说：“立即出发。”大家都赞同地点点头。斯大林觉得，必须由中央不断发出强大的推动力来激发各司令部和部队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按照他的倡议和要求，瓦图京到黄昏时拟好了总军事委员会的又一份命令（由苏联元帅铁木辛哥任主席的大本营是第二天才成立的）。这份命令的草稿经过斯大林仔细修改。被称为第３号命令的这份文件相当长，因此我只引其中的几段：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及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１．敌人由苏瓦乌基突出部对奥利塔，由扎莫希奇地区对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拉杰霍夫实施主要打击，在蒂尔西特、希奥利艾、谢德尔采、沃尔科维斯克方向实施辅助打击，在６月２２日一天中蒙受重大损失，在上述各个方向取得不大的成功。在与德国接壤的国境线其他地段上以及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国境全线上，敌人的进攻均被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２．现提出６月２３至２４日各部队的最近期任务如下：（１）西北方面军及西方方面军应采用集中（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突击的办法包围并歼灭敌方苏瓦乌基集团，至２４日黄昏时占领苏瓦乌基地区；（２）西南方面军应以若干机械化军和全部空军，以及第５、第６集团军其他部队的集中而强大的突击包围并歼灭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及布罗德方向上进攻的敌军集团。到６月２４日黄昏时占领卢布林地区……接着命令具体规定了根本不实际的进攻任务。斯大林亲自口授的第４点说：在从波罗的海直至与匈牙利接壤的国境线上，我允许越过国境线以及不受国境线限制的行动。⑩三次使用“国境线”一词的句子结构本身表明，斯大林是“神不守舍”。这个命令由铁木辛哥、马林科夫和朱可夫签署。尽管朱可夫已经飞往基辅，斯大林仍旧命令署上他的名字。战争的第一个昼夜快结束了。斯大林还希望从纵深开进的兵团会阻止，然后粉碎入侵的德国部队。而且到晚上１０点钟时，瓦图京带来了总参谋部的战报，其中让人放心地归纳说：“红军野战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后，德军在国境线大部分地段的进攻已被击退，并蒙受损失。”紒紜矠大家有点活跃起来了，甚至是喜气洋洋。斯大林和他办公室里所有的人还不知道，德军在许多地方一昼夜间突入苏联领土达数十公里。从２３日早晨起，斯大林还抱有的幻想开始迅速烟消云散。他两次试图和巴甫洛夫本人取得联系。但两次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都简单地回答说：“司令员下部队了。”从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处也得不到一点确切的消息。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猜测：司令部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而且控制不了事态的悲剧性发展。而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确在一昼夜之后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我在这里引用两份巴甫洛夫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拟就并签发的文件（我保留了他的风格和书写法）：第５３５２号密码电报６月２３日２０点０５分第１０集团军司令员：机械化军为何不进攻？谁的过错。立即行动起来，不要惊慌失措，而要指挥。应当有组织地打击敌人，而不是无指挥地乱跑。您应当知道每个师的位置，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及其结果……巴甫洛夫，福米内赫紒紝矠这位还能任职仅仅一周的方面军司令员从司令部所获得的零星消息中，在战争爆发后的第４天才明白了：敌军的快速集团两三天后就能从西北和西南方向逼近明斯克。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作战的方面军所属第３和第１０集团军各部队处境艰难。它们受到两翼迂回，一部分甚至被敌军绕到了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巴甫洛夫决定退却看来是正确的，因为他看到在明斯克方向还留有一条５０至６０公里宽的走廊。但要实现这个决定却极其困难。这个命令是巴甫洛夫大将在这场战争中签署的为数不多的命令之一。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只持续了一周多一点时间，而且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足一个月的期限了。下面就是这个命令：第１３、第１０、第３及第４集团军司令员：今天，即６月２５至２６日夜间，不晚于２１点开始退却，各部应做好准备。以坦克为前卫，骑兵及强大的反坦克防御部队为后卫。这次行军应在强有力的后卫掩护下，昼夜兼程疾进。在辽阔的战线上甩掉敌人……应在一昼夜间一举跃出６０公里以上……允许各部队充分征用当地工具并征集任何数量的马拉大车……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巴甫洛夫大将　　　　　　　　 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　波诺马连科　　　　　　　　 西方方面军参谋长　克利莫夫斯基赫紒紞矠巴甫洛夫在指示退却的最后路线时，并不知道部队已经没有燃料和运输工具了，它们在战斗的最初几天里被敌人夺走或是被摧毁了。各兵团零乱的退却是在德军空军握有制空权、敌军的快速集团迅速迂回运动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斯大林指望得到令人宽心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事态的悲剧性发展日益加剧。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3)根据铁木辛哥的提议，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和基辅三个特别军区被分别改组成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两天以后，又成立了北方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斯大林不断要求得到边境情况和执行２号命令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他好几次当面或者打电话对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说：“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把边境的战斗情况清清楚楚地报告上来？巴甫洛夫、基尔波诺斯、库兹涅佐夫（均系方面军司令员。——本书作者注）都在干什么？还有总参谋部在干什么？”瓦图京有两三次把作战地图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并没有什么令人宽心的消息。地图上用红蓝铅笔仔细地标出我各个集团军和军的配置地区、航空兵的基地以及预备兵团的开进方向。但是却没有主要的东西：战斗究竟在什么地方进行？敌人在何处？苏联部队的行动是什么性质的？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德国部队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指挥和通讯联络，而对西方方面军则几乎已经使之完全瘫痪了。巴甫洛夫大将在敌人入侵几小时后就丧失了对本方面军部队的指挥线索。德国侦察机几个月来几乎不受惩罚的飞行和间谍的报告使德军指挥部能十分准确地切断所有的指挥所、通讯线路、机场、仓库和部队的部署位置。侵略者的第一次打击（空军的、炮兵的、坦克的）是极有成效的。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破坏了有线通讯。而有线通讯在当时比无线通讯有更大的作用。西北方面的情况也不妙。据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第８集团军司令员索边尼科夫（在７至８月间他将出任方面军司令员，不过只有几个星期）回忆，“没有保卫边界的任何明确的计划。部队主要是在筑垒地区修建工事，修筑机场。各部队都没有补足编制。永久性工事没有修好。当天早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的飞机就几乎全部在机场上被烧毁。例如，到６月２２日１５时，本应支援第８集团军的混合航空兵师只剩下５至６架飞机了……”有幸经历了整个战争的索边尼科夫（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再任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副司令员）接着痛心地指出，从战争行动开始后，“指挥所就从电话和电报上不断收到关于设置树枝鹿砦、布雷等等互相矛盾的指示，而且一些命令要求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后来另一些命令又撤销了这些措施，之后又肯定这些措施……６月２２日深夜，我亲自接到军区参谋长克列诺夫中将斩钉截铁的命令——６月２２日凌晨前将部队撤离边界……总的说来，可以感觉到一种神经十分紧张、不协调、不明确、害怕挑起战争的气氛……无论是部队还是集团军司令部都没有补足编制。通讯工具、运输工具数量也不够。因此集团军司令部没有作战能力”。⑨指出这一点的是从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作战的一名集团军司令员。而且处于这种状态的不仅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员。而斯大林一直在等待着胜利的消息，或者至少是让人产生希望的消息。这样的消息不见到来。只要他办公室的房门一打开，斯大林就迅速抬起头来，盯着来人的面孔。没有使人放心的战报。“领袖”坐立不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里，斯大林只喝了一杯茶。他以为是军事首长们迟迟不肯行动，犹豫不决，对早晨发往各边境军区的命令的意义认识不足。国内战争时，他常常作为党的全权代表被派往各条战线。他相信用硬性的要求、威胁及各种行政性措施对司令部及其领导人施加巨大压力是卓有成效的办法。情况不明使他感到压抑。斯大林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讨论铁木辛哥带来的、关于建立统帅部大本营的文件还没有结束，他就突然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命令道：“紧急派遣大本营有权威的代表到西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去。去巴甫洛夫处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基尔波诺斯处的是朱可夫。今天就乘飞机去。立即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