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宋耀如有很多有趣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平时说话讲 的是同一种方言，又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先后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又同是基督教徒。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对改变祖国命运具有宏大的抱负。因此，孙中山与宋耀如相以后，两人一见 如故。在相交过程中，宋耀如非常钦佩孙中山的政治见解和救国救民的伟大抱 负，他当即邀请孙中山搬到他在上海郊外新建的一栋房屋里居住，并尽其力量，支持和资助孙中山赴天津上书李鸿章，陈述改革国政的主张。不料，李 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孙中山返回上海，忱然长叹，对宋耀如说道：“如今我才知道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是难以实施的，要想达到救国救 民的目的，不得不采取强迫的手段。”孙中山决定奔走海外，联络华侨，组织政党，募资金，再回国策划武装 起义。宋耀如对孙中山上书失败之事也非常气愤，十分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他多方疏通关系，与友人一道设法为孙中山代领了一张出国护照，并给了孙中山一笔盘缠，让孙中山出国到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的革 命组织“兴中会”。时隔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的军队屡战屡败。宋耀如觉得革命 时机已趋成熟，便写信给孙中山，要他迅速回国，不要错过时机。孙中山接信后，就从美国回到香港，在香港开了一间挂着“乾亨行”招 牌的小商店，作为筹备广州起义的总指挥部兼补给站。次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往海外，宋耀如仍在上海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支持孙中山的工 作。1905 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耀如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利用自己的印刷所，为同盟会印刷文件以及革命宣传品。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组织过近 十次武装起义，宋耀如都积极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筹集经费。床耀如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宋庆龄排行第二，姐姐宋霭龄，妹妹 宋美龄，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宋耀如夫妇对待自己的孩子男女平等，一视同仁，都给予新式的、正规的、优等的教育。1893 年 1 月，宋庆龄 出生于上海，幼年时在上海中西女子学校读书，性格娴静、温雅，天资聪颖。1908 年，她留学美国，1913 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文学系。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由于孙中山经常访问宋耀如，同宋庆龄也经常见 面。通过一些谈话和日常的接触，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宋庆龄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七岁那年夏天，孙中山从日本横滨秘密乘船 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时间不长，但曾几次与宋耀如讨论反清革命的问题。宋庆龄见到孙中山这一位不凡的来访者，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她听见 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 我国人民有权利选择管辖我们自己的人，选择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为这个目的而死。”宋庆龄坐在一旁不声不响，听到这里，突然轻轻地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 孙中山立刻对她说：“不错，庆龄，你当然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我。” 宋庆龄小小年纪说出的这一句简单插话，使孙中山和宋耀如大吃一惊。宋耀如早就觉得庆龄与她姐姐、妹妹以及一般女孩子不一样，不大注意吃穿 打扮，而对周围的事情却具有超过她这个年龄阶段的机智和敏感。打这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孙中山更加尊重，逐渐发展成为对孙 中山的爱戴和崇敬，并将孙中山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她经常说：“我要向孙中山那样生活。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就忘记了一切，我一点也不 为自己担心，但却担心着中国。”由此看来，宋庆龄后来与孙中山的结合，并走上革向道路，而且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并不是偶然的。往事历历，当宋耀如一家三人来到孙中山面前时，他倦意顿时消失，感 到非常亲切，不禁喊出了宋庆龄幼年时的爱称：小罗莎。“孙先生，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的幼名了，我已经二十岁了，是个大人 了。”宋庆龄微笑着说，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庆龄小姐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孙中山让坐后关心地问道。“我是 8 月底到达横滨的，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了。”宋庆龄回答。 孙中山又向宋耀如问道：“最近肾病好点了吗？”“好是好些了，只是坐久了不行。许久没来帮你处理英文信件了，最近 一直很忙吧？”宋耀如看着孙中山消瘦的脸庞，说：“我打算让庆龄帮帮你 的忙。”原来，宋耀如夫妇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随同孙中山到了日本，帮 助孙中山筹集资金，处理一些英文方面的事务。宋蔼龄在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正式担任他的英文秘书。打那以后，宋庆龄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据 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从 9 月 16 日到 9 月 25 日这十天时间里，宋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这样，宋庆龄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 作的环境和需要。1914 年 3 月，孙中山腹部疼痛，生活不便，宋庆龄坚持要和姐姐一道去 孙中山的寓所进行护理。5 月以后，庆龄便单独前往孙中山住处，开始为孙中山承担更多的秘书工作。9 月，宋蔼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这时，跟随 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不多，宋霭龄一离开，工作明显紧张起来。宋庆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对孙中山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决心以自己 的努力，为孙中山分忧。有一天，宋庆龄在处理好一批函电，整理好资料后， 对孙中山说：“孙先生，我考虑几天时间了，我想正式接替我姐姐的工作，给您当秘 书。”“你确实很适合做这个工作，但我却是个时刻和监狱、死神打交道的人， 你很年轻，应该得到幸福。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是大总统了。像你这样毕业于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的优等生，不管是去大学任教，还是去企业任职，在美国 或日本都是极受欢迎的。”孙中山婉言谢绝。“您如果还是大总统，追随您的人一定很多，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了”， 宋庆龄固执地要求说，“正因为你现在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才愿意义无反 顾地追随您革命！”孙中山十分感动地说：“我知道您从小品德高尚，富有同情心，可是， 我现在身无分文，衣食不能自顾，连栖身之所也难以固定。如果还有什么值钱之物的话，那只有这颗脑袋，袁贼正用重金收买它！您跟我当秘书，会时 刻伴随着饥饿、困苦，甚至生命危险！”“孙先生，这些我都不怕！”宋庆龄坚定地说，“我愿随同先生革命， 唤醒东亚睡狮。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先生，请答应我的要求吧！”孙中山沉默不语。宋庆龄继续说：“我曾婉言劝我姐姐，希望她在您眼 下最需要得力助手的时候不要离开您，可是她”庆龄感情十分真诚，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说：“先生，您是一定要革命到底的，您的建国主张也是 一定要付诸实施的。正是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我才来到您的身边，先生难道还不理解我吗？”“庆龄！”孙中山激动得热泪盈眶，猛地转过身来，紧紧地握住宋庆龄 纤嫩、白皙的双手，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你！”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更加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 所有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他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 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 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 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孙 中山和宋庆龄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这时，由于孙中山长期奔波海外和分居，已与原夫人卢慕贞协议离了婚。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决心与孙中山结合。1915 年 6 月，宋庆龄特地为 自己的婚事回到上海征求家人的意见。其时她的父母已经因为身体不好而回国内多日。当宋庆龄提出要和孙中山结婚时，遭到全家的强烈反对。他们一 致认为这门亲事是极不合适的，双方年龄悬殊过大。宋耀如觉得自己与孙中山年龄同庚，又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现在要做他的岳父，简直是不可思议。 姐姐和远在美国的妹妹得知此事，也大惊失色地表示反对，苦口婆心地劝宋庆龄改变主意。平时温柔孝顺、极重姊妹感情的宋庆龄，不为亲人们的压力和意见所动 摇，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勇敢地与孙中山结合了。1915 年 10 月 25 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著名 律师和田瑞先生的寓所里举行了一场不寻常的婚礼。客厅的正墙上悬挂着一幅新的耶稣浮雕。孙中山和宋庆龄胸前戴着大红绸花，并肩靠在一起，接受 大家的祝贺。孙中山今天显得更加风度翩翩，英姿勃勃。端正俊秀的脸庞上，一双智慧有神的眼睛闪着幸福的光芒。他天庭开阔，挺直的笔梁下，两撇短 须微微翘起。今天，他身着一套崭新的咖啡色西装，衬上紫红色领带，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东方美人，今天 显得格外迷人。她没有穿时髦的结婚礼服，而是头戴一顶宽边花帽，身穿一件浅绿色的薄呢大衣，外罩一件精心编织的毛线衣，惊人的美丽之中又显露 出沉静的气质。婚礼简单而又隆重。双方的亲属都没有人参加，只有中华革命党的少数负责人和日本朋友参加了这个朴素的婚礼。和田瑞律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按照教会的程序和仪式，为这两位 献身革命的中国人主持了严肃庄重的结婚礼仪。“尊敬的先生，您愿意这位女士做您的妻子吗？”“愿意！”“尊敬的女士，您愿意这位先生做您的丈夫吗？”“愿意！”“愿上帝赐福你们，永远相爱，白头到老。阿门！” 宣誓以后，和田瑞律师带领一对新人在耶稣像前虔诚地画着十字，接着又让他们在婚姻誓约书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新宿区百人町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里，举行了茶点会。一直到暮色苍茫时分，他们才雇了一辆马车，来到青山原宿109 号的新房。 夜深了。在陈设简单的新房里，孙中山还在和宋庆龄娓娓而谈，说不完的情深意爱。忽然，孙中山走到书案前，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只红绸包裹的 精美首饰盒子，双手捧着，庄重地送到妻子面前：“庆龄，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宋庆龄看见丈夫突然变得严肃的目光，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孙中山紧挨着妻子坐下来，低声说：“你打开看吧。” 宋庆龄揭开红绸，打开盒子，只听她“啊”的一声，睁大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盒子里装的是一支簇新发亮的袖珍勃郎宁手枪。“庆龄，没想到我会送你这么一件礼物吧。”孙中山把手搭在妻子肩上， 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我们的生命会随时发生危险。你看，这支手枪配了二十发子弹，前面十九发是给敌人的，最后一发是在危急时刻留给自己 的！”“我懂了，亲爱的”，宋庆龄靠着丈夫结实的肩头，用英语轻声而坚定 地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绝不会当敌人的俘虏！”“也许，我不该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说这些话”，孙中山脸上又浮现出和 霭可亲的笑容，说，“可是，正因为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才选择了这件不寻常的礼物送给你。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 只有这件礼物，才能表达我的肺腑之言和海一样深的爱情！”宋庆龄听了，猛地站了起来，宣誓般地说：“先生，为了革命的需要， 我一定学会打枪！”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后的 岁月证明，这桩婚事对孙中山最后十年的革命活动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袁尴凯称帝当孙中山在日本逐步展开反袁斗争时，大野心家袁世凯正在国内步步紧 逼地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为了实现其最终的帝制野心，他决定首先要使自己成为正式大总统。于是便在 1913 年 10 月导演出暴力胁迫国会选举的闹剧。 袁世凯原来以为，他扑灭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的烈火，击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向全国发出了追捕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要人的通缉令，这 么一来，国会里的国民党议员一定会吓破了胆，服服帖帖地选他当正式大总统。可是，他派出去探听消息和拉选票的爪牙回来一报告，使他大吃一惊， 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众、参两院的绝大多数国民党议员压根儿不投袁世凯的票，而且这些议员中的大部分人还不为金钱所动心，爪牙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上几张票。 袁世凯这下子真慌了神。如果正式大总统选不上，他这张老脸往哪搁？更重要的是他蓄谋已久的皇帝梦将难以实现。恼怒之中，他想马上解散国民 党，解散国会，又感到不妥，因为总统尚未选举。没有国会的认可，总不能自封为正式大总统呀。“你们可有妙计良策，嗯？”袁世凯召集手下人商议对策，向在座的人 发问。大家七言八语，有的建议再多花点钱运动运动国民党的议员，有的则认 为时间来不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我看”袁世凯急了，瞪起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声嚷道，“软的 不行，就来硬的！还是硬的好，干脆一点。”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马上附和干爹的意见，低声说道：“来硬的好， 我想让拱卫军出阵。”“妙！”袁世凯一巴掌拍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得意地站起来说，“告诉 弟兄们，事成之后都重重有赏。哈哈”10 月 6 日，选举正式大总统这一天早晨，几百名军警、侦探、兵痞等人 穿上了从衣铺租来的便服，组成了所谓的公民团，直奔宣武门内国会街国会大门，另有一支便衣赶到国会后门。这两支队伍将国会团团围住，高喊：“今天不选出大总统，不准散会，不准离开会场！” 会场内，国民党议员和其它方面社团的议员又吵吵嚷嚷了一阵时间，才开始投票选举。唱票结果，袁世凯仅得半数票，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 统得票必须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才能当选。这时已近中午，议员们想趁休息之时，到外面饭馆里吃点东西。刚走到 大门口，就被公民团的人挡住了：“进去，都给我进去！没选出大总统休想 回家！哼！”议员们一见这吵吵嚷嚷的阵势，特别是看到有的公民团成员便衣里面的 军衣领子、袖口，知道今日事态严重，想溜走肯定不行了。会场里乱了套，有的抗议，有的喝白开水，有的吃着早有准备的面包点 心。第二次选举，计票结果，袁世凯仅比第一次多了几张票，还是没通过。 气得袁世凯在电话里骂娘。这时，天气已晚，一些据理力争、要回家吃饭的国民党议员与国会大门 口的公民团争吵起来。公民团成员凶相毕露，有少数几个人从腰间掏手枪，威胁说：“进去！乖乖地投了袁总统的票，就可以放你回家。”晚上 9 点多钟，第三次投票。还没过一袋烟功夫，大会主席就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这时，许多国民党籍议员没等宣布散会，便一个个离开会场走了。袁世凯就是这样登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0 月 10 日，在以前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在天安门举行了阅兵典礼。 接下来，袁世凯又视《临时约法》为障碍，于次年的 5 月公布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 1912 年的《临时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享 有外交、财政，军事、制定宪法、制定官规官制任免官员等一切大权。并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年底，又槁了一个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 改为十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总统推荐，人名则暗藏于一个坚实的石室里面。选举时，只要将名单取出唱和一下就算通过。根据这些规定，袁世凯就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而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野心膨胀到这一步，袁世凯还不满足，一心想当皇帝，梦想恢复封建君 主专制制度。1914 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东方各国的掠夺，日本趁机扩大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 看出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狼子野心，1915 年 1 月，日本驻华公使谒见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说：“若开诚交涉，日本政府从此对袁 世凯遇事相助。”后来又对负责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说：“中国如想改国体复辟帝制，日本政府必将赞成。”说白了就是，只要袁世凯愿意接受卖 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丧心病狂的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在 5 月 9 日接受了这个条 约。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愤怒斥责袁世凯 及其走狗的卖国罪行。为此，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发表了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的 交涉真相，把袁世凯的卖国勾当和复辟帝制阴谋联系起来，号召革命党人坚 决进行反袁斗争。当1915 年初袁世凯正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涉时，孙中山便命 令胡汉民前往菲律宾，邓铿、许崇智等前往南洋筹款，并在国内发动武装起 义。10月，中华革命党派王皖峰、王明山在上海刺杀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 守使郑汝成，郑的汽车行至外白渡上，他们扔出炸弹，将郑汝成当场炸死。12 月初，又发动了上海肇和军舰起义，被袁世凯的心腹用重兵镇压。 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和中华革命党发动的反袁斗争，没有遏止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相反，袁世凯在镇压了反袁暴动和爱国运动后，用国家民族的 权益换取了帝国主义支持，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悍然发布命令，承认帝制。13 日，举行典礼，接受百官朝贺，准备于新 年元旦正式即皇帝位。12 月 13 日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早晨 8 点多钟，所有原总统府、政事 堂、各部头目和各军队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员，还有社会上的名流、绅士，以及各国驻华公使馆外交官员，都聚集在中南海居仁堂门外，等候传进大厅朝 贺。9 时许，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喜形于色、神气十足地高声宣布：“洪宪皇帝登基，百官朝贺典礼开始！” 参加今天这个“旷世盛典”的文武百官都是早晨才接到通知，便慌慌忙忙赶来的。就要朝贺了，众人还不知该行何种礼仪，是三鞠躬的新礼，还是 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谁都吃不准。居仁堂大厅里，上首摆设龙案龙座，绣缎帷垫，一片金黄。龙座两旁均 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世凯的几个卫士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没有坐上龙椅，只是站在龙椅旁，左手扶着龙椅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朝贺 者点头致意。奇怪的是，袁世凯今天没有穿上赶制的龙衣，也没有戴皇冠，只穿着海陆军大元帅戎装，连那顶叠羽的元帅礼帽也没戴，就这么秃着肥大 的脑袋。文官武将事前暗暗约定了行三鞠躬礼，礼毕即退出大厅。轮到身穿褂袍 的满族及蒙古族王公、绅士上殿朝贺时，这些人纷纷下跪，行大礼，结果下跪姿势不一，叩首也很不整齐，大殿上恰似一群大花公鸡在啄米，此起波落， 有的还当场摘帽，得意洋洋地甩出一条盘藏在头顶几年的大辫子，真是无奇不有，丑态百出。到各国公使朝贺时，袁世凯赶忙讨好卖乖地堆起笑脸，不 停地朝洋人们点头致谢，一副奴才相。朝贺礼毕，文武百官、名流、绅士、王公贵族们，冒着凛冽的北风，一 个个站在居仁堂外，等候洪宪皇帝封赠颁诰。哪知礼毕后，大厅上空荡荡的，连万岁爷的影子都不见了。在堂外久候的文武百官和袁家的亲信，感到大失 所望，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原来，今天一大早，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干儿子段兰贵就捧着皇帝衣 冠来到袁世凯的卧房，请他更衣，谁知几位机要秘书接二连三地送来各地报告革命军暴乱的急电，还有一份是孙中山在东京发表的《讨袁宣言》，吓得 袁世凯临时决定不穿龙服，改着大元帅礼眼，礼帽也忘了戴，就战战兢兢地走进居仁堂，龙椅也不敢坐，身在殿上，心又悬挂着那份《讨袁宣言》，封 赠颁诰的事也因吓忘得一干二净。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袁世凯称帝的消息，怒不可遏，他立即在东京召 开党的紧急会议，彻夜未眠，伏案疾书，愤怒地写下了《讨袁宣言》。妻子宋庆龄一边译成英文，一边打字。次日，天边刚吐鱼白，这篇讨袁檄文就由 日本朋友向全世界发布了：今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百姓无安宁了；解散 国会，国家无正论了；滥用公款，谋杀人才，使国家陷于危险地位；假民党狱，陷害无辜良民。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既忘共和，即称 民贼，吾侪昔既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国民！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 义动天地犁庭捣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正义所至，何坚不破，愿与爱国之豪杰共图之。袁世凯当日读到这份讨伐他的宣言，又气又急又怕，一边吹胡子瞪眼， 一边擂桌案跺地板。他令人发出密电，限时间，增赏银，要不惜一切代价捉 拿孙中山。1916 年元旦，是袁世凯宣布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的第一天。称帝 以来的十几天时间，袁世凯过得并不舒坦，各地反袁的呼声日益高涨，皇帝的宝座能否坐稳还很难说。这时，孙中山正针锋相对，密电指示国内各路中华革命军准备起事，于 是很快就爆发了讨袁护国战争。护国战争 袁世凯公然称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 及全国各地的反袁爱国力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早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讨袁工作，其中云南的发动工作颇有成效。云南的 军政骨干，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富于革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民主共和意识，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嫉恶如仇，早就在酝酿着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云 南支部负责人吕志伊于 1915 年夏受孙中山的委派，由日本回到云南，秘密从事反袁的组织发动工作。他在云南军政界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员，为云南 护国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吕志伊在对云南的状况进行分析后，向孙中山汇报，打算首先争取云南 的实力派人物唐继尧将军，希望他对讨袁义举能积极支持，如果他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可以拥护他作为云南讨袁的领袖。孙中山对此表示赞成。 唐继尧对袁世凯的罪恶勾当也十分痛恨，他感到孙中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讨袁旗帜，便派人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孙中山能“登高一呼， 使各地都响应”，还说，“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都义愤填膺，誓不与袁贼共视 息”。唐继尧还表示，一切机宜，随时等候孙中山的指示。于是，孙中山指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从香港赶到昆明，酝酿起兵。 这时，推倒袁世凯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蔡锷。武昌起义时他曾在云南积极响应，担任云南都督，现在也下了打倒袁世凯的决心。 袁世凯对这位年轻有为的蔡锷将军既赏识又害怕，想了很多办法收买蔡锷，许以高官厚禄，蔡锷不为所动。袁世凯称帝前，将蔡锷请到北京，表面上是 商量国事，实际上是将他软禁，怕他回去闹事，蔡锷则借治病的名义，秘密地摆脱了袁世凯在北京对他的严密监视，巧妙地化装后跑出居所，到了日本。 在日本，蔡锷又写了许多假信给袁世凯的亲信，报告他游览和养病的情况，使袁世凯觉得他确实在日本。然后，蔡锷悄悄地回到了他的根据地云南。1915 年 12 月 25 日，也就是袁世凯称帝后的十多天，在革命党人李烈钧、 熊克武等人的支持下，蔡锷宣告云南独立，成立了护国军。大家献血为盟，刺破手指，沥血于酒坛内。誓词是：“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 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明神必殛。”宣誓完毕，各人饮血酒一杯，然后焚化誓词，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三 声。护国军由蔡锷、李烈钩、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第一军的讨 伐路线是出四川入武汉，当时朱德同志就是第一军第三支队的司令。第二军讨伐路线是经广西、广东、取道湖南、江西到武汉，与蔡锷的第一军会师， 再分兵向北挺进。唐继尧的第三军担任留守，负责粮饷供给。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了讨袁檄文。整个昆明市沸腾起来了，各 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手举旗帜，参加游行。人们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报名参军的人十分踊跃，十天内征召新兵达五六 千人。1916 年 1 月 16 日，护国军兴师出发，昆明市群众情绪极其热烈，商家门面，重要街道都悬挂横幅，市区主要路口都搭起了彩棚，自发涌出家门 的老百姓含着眼泪欢送护国军出征。海外华侨听闻云南举起了讨袁的旗帜，也以实际行动支援。南洋侨胞在此之前已经汇款七十余万，获悉云南独立后， 又电汇一百余万元。美洲华侨和澳洲的华侨也纷纷来电认捐，总数在二百万 元左右。国内群众和海外侨胞的拥护支持，大长了护国军的志气，官兵们士气旺 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袁世凯一看阵势不妙，急忙调兵遣将，派三个师的兵力取道重庆进驻沪州，另派两个师进入贵州，又电令川军的部队加 强川南一带的防守，同时派部队由广东进入云南，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扑灭护国战争的烈火。护国军中，有很多军官原先就是革命党人，四十八名将领中就有二十七 人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员，他们奉孙中山为领袖，在创造共和国的斗争中曾经浴血沙场。在这次护国战争中，这些将领更是身先士卒， 英勇作战。护国军在川南一带与袁世凯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在当地武装 力量的配合下，又得到贵州都督五万元军饷的支援，3 月下旬，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聂江等县，北洋军全线崩溃，护国战争取 得了重大的胜利。自云南宣布独立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开始发动了武装斗争。孙中山先后派朱执信在广东，居正在山东，程潜在湖南，于 右任在陕西，石青阳在四川，夏之麒、毛福全在江西，陈其美在江苏组织起讨袁的队伍，在各省部分地区迅速打开了局面。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袁的高潮，除 云南外，贵州、 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连他的心腹亲信 也开始分裂。先是黎元洪请求辞去副总统职，迁去东厂胡同，不再到公府议事，同时要求撤销武义亲王的爵称。徐世昌也请辞国务卿职，迁出了官邸。 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要求辞职或请假出京。护国战争正在进行中，袁世凯手下的五名将军准备联名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这对他无异于当头 一棒。在云南等省宣布独立以后，一度十分热衷于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宣布独立。在举国上下的讨袁声中，袁世凯自知大势不好，于 3 月 22 日被迫宣布取 消帝制，妄想仍然保持总统的地位。但此时全国反袁呼声不断高涨，各地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并要求对他惩办。江苏的一个 社会团体在声明中说：“袁世凯已经构成谋叛之罪，丧失了总统资格，要等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在这样的形势下，1916 年 4 月 27 日，孙中山与廖仲恺、张继、宫崎寅 藏等人自日本乘坐“近江丸”轮启程回国，5 月 1 日抵达上海，亲自主持讨袁事宜。5 月 9 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强调指 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同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表达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 党人与袁世凯血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那些类似袁世凯之流的野心家提出了 警告。当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并没有收敛自己的罪恶行为，他与他的 爪牙们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怀有刻骨的仇恨。5 月 18 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陈其美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寓所里会客，不幸被袁世凯的爪牙刺 杀殉难。孙中山闻耗，亲至现场抚尸痛哭，悲愤欲绝。黄兴和海内外的革命党人、爱国志士闻讯后也都失声痛哭，一致愤怒声讨袁世凯的血腥罪恶。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军能够协同作战，孙中山在上海向各省的讨袁 军致电，要求各方面互相配合，协同一致，声讨国贼。并给正在日本的黄兴写信，详细述说了国内的情况，委托他筹款购买军械，希望黄兴到上海来， 共同商量大事。云南等八省将军的先后宣布独立，对袁世凯是个很大的刺激，等于是给 他当头一棒。尤其是四川陈宦和湖南汤芗铭这两人，一直受到袁世凯的宠信，他们竟也宣布独立，这简直如两把尖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加之孙中山由日本 回国，袁世凯更觉得自己的未日可能真的要来临了。他渐感头重脚轻，不能自主，病倒在新华宫。洪宪皇帝的美梦成了泡影，原先打算好的太子继位的 戏当然更无法再演下去，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此时，北洋军内部围绕袁世凯转的已经为数很少了。他的心腹段祺瑞在 一旁冷眼相看，另一名亲信冯国璋也在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声气，其他的亲信和将军们也都各有各的打算，脚踏两只船。袁世凯在一片讨袁声中，已经无 力回天了。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病情加重，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又是抽血又是打针，忙忙碌碌抢救，仍然无效，一命呜呼去了！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袁世凯这个短命皇帝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 宪帝国”，终于在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和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滚进了历史的 垃圾堆。首举护法旗帜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但是，天下依 然没有太平，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然没有完成。古老的天安门前依然是尘土飞扬，人力车夫拉车慢吞吞地走着，大街上的帝国主义分子则旁若无 人地昂首阔步。故宫里面，享受优厚待遇的末代皇帝依然接受百官的行礼。街头，间或见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年轻大学生中国的政局处在极其 混乱的局面之中。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失去了袁世凯这个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都在各 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得力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的现象。北洋军阀系统中，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以冯国璋为 首，东北的奉系则以张作霖为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把持北京政府，控制了皖、陕、鲁、浙、闽等省；直系的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 主要地盘有苏、赣、鄂三省，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东北的奉系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各省也还 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除南方六省外，各省的军阀都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南方六省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各省，也由地方军阀 统治着，其中最大的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这两个派系军阀都属于亲英、美的势力，滇系范围涉及云南、贵州，曾向四川 扩张过，桂系则占据了两广的地盘。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操纵下，各派军阀势力争夺地盘，扩张势力， 彼此争战不休，把诺大一个中国，搅得民不聊生，山河破碎！在北京，中华民国也只是一个招牌而已。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 之间，也发生了尖锐激烈的“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院”是国务 院。到 1917年春天，“参战问题”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黎元洪和段祺瑞之 间爆发剧烈冲突。段祺瑞提出对德参战案，黎元洪和国会坚决反对。其实，斗争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持参战，以便从中捞到可观的 帝国主义借款，借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黎元洪利用国会和美国的支持，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指使皖系督军所在八省脱离中央，在天津 设立“总参谋部”。黎元洪为了对付段祺瑞，邀请张勋予以调停。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从徐州率领了三千辫子军北上，滑稽的是， 张勋并没有帮黎元洪的忙，而是干起了复辟的可笑勾当，他先逼迫黎元洪解 散国会，然后于7 月 1 日凌晨涌入清宫，与旧王公贵族和封建遗老一起重新 把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扶上宝座，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张勋一伙开历史倒车的丑恶行为，很快便陷入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汪洋 大海之中。各地军阀对此当然不敢轻易表态。但张勋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并使黎下台，倒帮了段祺瑞的忙。于是，段祺瑞看准时机，组织了讨逆军，宣 布讨伐张勋，成为反对复辟、再造共和的英雄。复辟的丑剧十二天后便破产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张勋逃入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这场风波之后，黎 元洪下台，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新上台任国务总理，把待了中央政 府大权。在此情况下，段祺瑞对德宣战已无障碍，便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参战为名，段祺瑞政府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则企图通过段祺瑞的卖国政 府来实现它独霸中国的野心。孙中山面对如此浊波横流、变乱迭生的政局，不禁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本来，孙中山一直十分看重总统、国会、宪法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他认为由各党派选举产生的国会是民国的重要标志，《临时约法》则是民国的 保证，约法与国会，是共和国的命脉。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则几十年为之奋斗的革命业绩，将全部毁于一旦，这是革命党人万万不能容忍的。 所以，孙中山王张对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于是， 便于1917 年夏天，发起了护法运动。7 月 6 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等人，乘军舰赴广州， 建立护法根据地。7 月 17 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督军陈炳焜到黄埔江岸迎接，当晚，召开了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了护法演说。他指 出：“中国的共和，已经实行了六年，但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共和的幸福。 其主要原因是掌握共和政权的人实行的是假共和，仍然以专制的手段对付老百姓。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共和，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对军阀实行武 力。”此后，孙中山通过上海、天津各报馆电邀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海军总长 程壁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藻怿联合通电拥护护法，并于 22 日率海军第一舰队由浙江省吴淞口开赴广州。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桂系军阀陆 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对抗段祺瑞，附和护法。8 月 25 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由一百三十名议员参加的“非常国会”， 议决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9 月 1 日，非常国会会议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出孙中山为大 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当天下午，在黄埔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大无帅 受印典礼。正当孙中山等候陆荣廷、唐继尧来广州任职的时候，陆荣廷自广西、唐 继尧自昆明分别发来电报，表示不接受元帅之职。原来，这两个人既想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号以图自保，又不愿意与北洋政府完全决裂，以图留有圆转的 余地。孙中山心急如焚。陆、唐二人不肯就职元帅，对护法的军事实力来说， 明显受到极大削弱。在电催久等之下，孙中山下定决心说：“我不能再等待了！”他告诉朱执信，“马上与非常国会联系，我决定于 9 月 10 日，就在尚 未修复完工的士敏土（水泥）厂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9 月 10 日那天，晴空朗朗，广州珠江波涛翻滚。孙中山身着特制的大元 帅礼服，手持大元帅指挥刀，乘军舰前往位于珠江南岸的士敏土厂就职。虽然这里仍处在紧张的修缮之中，但经过几大的突击修整，可以看出军政府就 职典礼的气氛：台上挂着醒目的横幅，两旁各悬挂一面五色大旗，原来破败的小礼堂陡然亮堂起来。典礼仪式简单，礼堂也很简陋，气氛沉寂庄重。孙中山没有顾及这些条 件礼仪之类，声音朗朗，喜气洋洋地宣读了就职宣言，好像是在庆贺一个盛大的节日。仪式完毕，孙中山来到小礼堂左边的一块空地上，身后不远是刚修建起来的围墙，脚下是零乱的石头和土块，就这样让摄影师拍了照，留下 了难忘的镜头。军政府成立的当天，非常国会还选出了各部总长如下：内务总长张洪伊， 外交总长伍廷芳，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交通总长胡汉民，财政总长唐绍仪。孙中山又以大元帅名义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藻怿为海军 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总司令，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谋长，李耀汉为筹饷总办，廖仲恺协助管理财政。这样，一个与北 洋反动政府相对峙的广东革命政权建立了。遗憾的是，陆荣廷与唐继尧一直不肯与护法军政府合作，使这个无“军” 的军政府陷入困境。孙中山为了力求能在广东站往脚，只能对他们一再让步，委屈求全。他主要的依靠力量是程壁光的海军和与桂系军阀矛盾重重的驻粤 滇军以及粤系地方军队。军政府成立后，财政十分困难，仅靠华侨有限的捐款来维持正常开支。桂系军阀对孙中山实行财政封锁，企图扼杀军政府。孙 中山手中没有掌握军队，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意交出亲军二十营，但遭到了桂系军阀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广东各界的支持下，经多方周旋，最后任命了 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带领这支广东部队进入福建，躲开了桂系军阀的 猜疑和压力。就这样，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并不合作的情况下，于 10 月间召开了军事会 议，决定出师北伐，勇敢地向北洋军阀挑战，以谋求革命的统一。北伐军挺进湖南，与北洋军队激战于湘南一带，开始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便处 于胶着状态。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在闽西南打了一些胜仗，攻占了部分县城，部队也由原来的几千人扩充到二万人左右，到这时，孙中山才算有了一部分 军队。护法战争开始后，段祺瑞政府命令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段 祺瑞工于心计，他认为这一招既可以借直系军阀力量消灭护法军，又可以利用护法军削弱异已势力，使双方消耗兵力，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冯国璋则另有打算，他想与南方军阀周旋，排挤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夺 取中央政府权力，于是便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唱反调。在冯国璋的命令下，直系军队在湖南实际上并不积极进攻，他们不想为 段祺瑞卖力地打仗。加之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地的直系督军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段祺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被迫辞去了国务总 理的职务。燃而，段祺瑞并不死心，他又找到日本帝国主义做靠山，指使他的部下 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进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此外，他也仿效冯国璋的做法，唆使皖系督军团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迫于无奈，只得 再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段再次上台后，皖系占了上风，又大呼“武力统一”的口号，反过来再 次压迫直系军阀对南方作战。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在湖南打了胜仗，攻占长沙，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借机扩大皖系的地盘。曹、 吴二人对此当然恼火，便按兵不动。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正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他们所以动用了一部 分军队参加了“护法战争”，不过是对付段祺瑞威胁的一种权宜之计，所以他们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与直系暗中勾结。吴佩孚借机在湖南衡阳与佳系军阀达成和解，湖南战事平息了。 这时，桂系军阀便不肯再按照孙中山的号令继续北伐。他们觉得孙中山这个大元帅成了他们与北洋军阀勾结妥协的障碍，于是反过手来，拆军政府 的台，并图谋排挤孙中山。桂系军阀还将海军总长程壁光视作眼中钉，非要把它拔掉不可。一天，程壁光乘艇横过珠江，在刚抵海珠对岸码头时，陆荣 廷派来的凶手向他连开数枪，程壁光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程壁光被暗杀，使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对西南军阀来说，除掉程璧光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排斥孙 中山。他们勾结直系军阀，内外呼应，反对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直接提出要改组军政府，把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对此寸步不让。他打电报给唐继尧，表明了对北洋军阀不能作丝 毫让步的坚定态度，同时督促各军要坚持北伐，讨伐段祺瑞。孙中山还约请了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严厉地提出质问：改组军政府这件事是关系 全局的大举措，国会怎能不事先征求军政府的意见就突然提议？这种做法符合情理吗？孙中山态度坚决地表示：根本反对改组军政府，即便改组后当选 为总裁，也决不赴就。在桂系军阀和其他政客的收买操纵下，1918 年 4 月 10 日，非常国会通 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5 月 4 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于 5 月 5 日发表了 辞职通电。孙中山在通电中迫述了一年多来护法的过程，斥责桂系军阀们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 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西南军阀们的阴谋得逞了。5 月 20 日，他们操纵了国会非常会议，根据 所谓的修正案，选举出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唐绍仪、孙中山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孙中山虽然也被选为总裁之一，但实际权力 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再也不可能贯彻他的“护法”主张。5 月 21 日，孙中山怀着悲愤和黯然的心情离开了广州。孙文学说问世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加上他自己毫无军事实力，只 是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采取联合南方小军阀反对北方大军阀的办法进行斗争，结果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失败了。于是，孙中山被迫离开了广州，再次 来到上海。1918 年 6 月 26 日，孙中山经日本返回上海。抵达上海码头时，很多归 国学生、新闻记者和各界仰慕孙中山的人士前来欢迎。人们见到孙中山离开上海南下护法仅一年时间，须发已经斑白，纷纷议论起孙中山忧国忧民的奋 斗经历，对他更加尊敬。孙中山虽然护法受挫，但精神仍然饱满，他热情地与迎接他的人握手致意，风度翩翩地回答记者的提问，没有一点灰心气馁的 神色。这时，宋庆龄因为父亲病危，已经先期来到上海。5 月，宋耀如病故， 宋庆龄办完丧事后，就留在上海为孙中山落实回沪的有关事项。孙中山回沪后，先与宋庆龄在环龙路（今南昌路）63 号往了一段时间，不久便迁到了莫 利爱路 29 号（今香山路 7 号）。这所房子，是 1917 年的时拿大华侨赠给孙中山的。当时，加拿大有四位 华侨前来拜见孙中山。他们从卫士长马湘口中得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大总统，连住房都没有，每月要付六十五元房租。几位华侨大为震惊，回 去后召开股东会议，提议集资为孙中山购置一所住宅。再次来访时，他们向孙中山说明了来意，孙中山却说：“送房子给我吗？不可！不可！”孙中山连连摆手，“我怎能接受你们 这样重的礼物？”几位华侨恳切相劝，说：“您这样的伟人，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总 得有个住处吧。”劝了很长时间，孙中山感到盛情难却，不便再推辞了，便收下了这所房 子。在这所幽静的住所里，宋庆龄始终伴随着孙中山，给了他生活上无微不 至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孙中山由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曾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经过宋庆龄的照料，身体日益健康。胃病也渐渐地好转了。 有时，孙中山因在家里呆了几天，心情烦闷，便与宋庆龄出来散散步，但每次上街，孙中山心里都不痛快。出门所见，满目疮痍。黄浦江上行驶的， 停泊的，几乎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汽车在横冲直闯，没有一辆是中国造的。大街上，外国人在趾高气扬地评头论足，目无一切， 仿佛高人一等，而不少中国人却衣着破烂，满脸菜色，扶老携幼地沿街乞讨。海关的钟声叮叮咚咚地响着，但中国的关税却不能自主，海关也是洋人把持 的。一种说不出的愤懑之情沉重地压在孙中山的心头，他有时仿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次，孙中山不知不觉地来到外白渡桥，桥下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公园，孙中山想进去闲坐一会儿。一抬头，只见公园门上挂着一块刺眼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孙中山仿佛遭到电击一般，不觉浑身一震，热血直往脑门上冲。他悲哀地呻吟了一声，宋庆龄赶紧扶住他，以免他跌倒。 他什么也不想再看了，喊了一辆人力车，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每每想到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 中，真是忧心如焚，实在有说不出的痛苦，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虽然推翻了一个专制暴君，但一转眼又产生出无数的专制强盗。他 一心追求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但现实情况却是“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 的道路呢？他一时尚未理出头绪来。他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读一些书，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刻地思索一些重大的问题。孙中山一生爱好读书，青少年时代求学时是这样，革命受挫折或失败时， 他仍然能调整情绪，坐下来从容不迫地看书学习，研读有关革命书籍，并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在莫利爱路这所房子里，孙中山买来了很多新书，连同他原有的藏书， 将他的书房兼工作室塞得满满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天清晨，宋庆龄经常陪伴他打网球，锻炼身体。早餐以后，孙中山便开始办公，有时接 待来人，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晚上，则是孙中山读书的时间，几乎每天都看书、看报或写作到深夜。看书报时，孙中山特别喜欢铺开中国山水、运河 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有时看书累了，便要宋庆龄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著名科学家写的书。孙中山读书的范围很广，在国防问题上，他精心收集了成套陆军、海军 的年鉴；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关于财政和货币的书籍；在技术方面有各种工业、运输和城市建设的书籍；地质学的书籍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有很 多文学作品，外语手册、指南和修辞学著作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恢复和身体调养，孙中山认真读书思考，他意识到， 仅仅依靠暴力手段进行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上加强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提高素质。还是在护法运动开始的时候，孙中山曾在广州全省学界欢迎大会上作过《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著名演说。经过反复琢磨，他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 性越来越突出。因为革命党内有不少人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正是革命的大敌，它能夺人之 志，惑众之心。要继续革命下去，就必须要驳斥“知易行难”的谬论！孙中山认真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认为不是“知易行难”，而 恰恰是“知难行易”。当初，他曾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多次托人疏通日本政府，请求它支持中国革命。谁知道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愿望相反，日本 政府先是支持袁世凯，后来又扶植段祺瑞，目的就是想独霸中国。武昌起义胜利以后，他曾奔走呼号于英、美、法等国，然而这些列强根本就不支持中 国革命，即便表态也只是空头支票。在对待袁世凯的认识上，开始也看不清这个独夫民贼的真面目，多次受骗上当，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这些事实， 都深刻地说明要探求革命的真知是多么困难啊！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关心照顾下，于 1918 年至 1919 年间， 在上海发奋读书，闭门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学说》，作为《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是孙中山一部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 学思想，在这部哲学著作中，他集中了很大的笔墨，历数了“知易行难”说的种种罪状，详尽地论述了“行易知难”的道理，热情地倡导“知难行易”、“以行求知”的实干哲学。他在《孙文学说》中明确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行开始的，“先行后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为了通俗地说明“知难行 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件事为例来深入浅出地论述。比如饮食，这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人人都会做而必须做的事。婴儿一 出生就能吃奶，不需要教。但是要真正懂得饮食的道理，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生理学、卫生学、医药学、化学和物理学以及科学的烹调技术等许多 专门知识。即使科学发达，也难以完全搞清楚。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比较难的，而且是行在前知在后。孙中山在书中列举实例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身体 力行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学说，归结到一个“行”字。“行”了才能发明创造，才能科学进步。他认为那种先求知而后行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后者， 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而放弃了一切。孙中山强调的“行”，就是“实践”。因此，他的“以行求知”的认识 过程，是他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同时，他也注重知对行的反作用。在《孙文学说》中，他又列举了很多说明“知”的重要性的例子。比如人们掌握了电 学的理论知识，就能以此制造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的电机，为世界上各行各业所用。进行革命事业，也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如果革命党懂得 了革命理论，又掌握了一个好的方法，那未，革命一经发动，便能够成功。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而更进于行”，“知之则易行之”的道理。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阐述人类 认识的总过程，指出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孙中山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与革命斗争紧密结 合起来，号召革命党人破除心理上的大敌，坚定信仰，勇于实践，早日使革命取得成功。他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 胜利。孙中山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在革命处于困难的低潮时期，许多革命党人面临信仰危机或产生动摇的情况下，起到了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作用。《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于 1919 年 4 月。当孙中山兴奋地脱稿联系出版时， 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可商务印书馆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的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担心此书出版会带来麻烦，婉言推辞了。孙中 山十分气愤，只得自己掏钱，找华强书局给予印刷。书稿的清样出来后，孙中山与宋庆龄十分认真地校对了三次。6 月上旬，《孙文学说》终于问世了， 上海《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对该书作了介绍，题为《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孙文学说》脱稿以后，孙中山又以巨大的精力写成了《实业计划》一 书，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早在 1912 年，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国的实业，奔走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已经比较系统地思考过中国的经济 发展问题。时至今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经济萧条，面临解决过剩资本的出路问题，而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资本。因此，孙中 山认为可以采用国有方式和借助外资，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就必须要开发资源，发展实业，改变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进入工业化社会，这 是中国存亡的关键。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 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建设计划。他希望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泥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孙中山还提出建立渤海湾、 杭州湾和珠江口等三个巨大的海港。同时，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林、牧各业，发展纺织品、食品加工、印刷等多种轻工业，提高人民衣、 食、住、行的生活水平，以及移民于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 等。孙中山提出，吸收外资来发展实业，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要以维 护国家的独立为前提。发展实业的目的是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一书，不仅需要参阅大量中外图书资料，还要 绘制各种有关的地图和统计图表。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到四川北路购买需要的书籍、地图和绘图器具。宋庆龄有时还帮助孙中山查阅英文资料，打字 和抄写英文原稿。《实业计划》一书凝集着孙中山的无数心血，体现了他热切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强烈愿望，描绘了一幅具有宏伟气魄的经济发展蓝 图。从这些细致明确的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1917 年，孙中心曾经在上海写成《民权 初步》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三的“社会建设”。这本书，最早名称是《会议通则》，这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专著。后来为了名实相符，就将书名改 成《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三本书，合起来称为《建 国方略》。随着这部重要著作的产生，孙中山对未来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了。然而，现实与孙中山的设想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革命党人组织涣散、毫 无生气的状况依然如故，军阀之间的争斗厮杀也未停止，经济建设的资金和人才更无着落，但孙中山坚信，革命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建国方略》中的 计划也一定能够实现。尽管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由于种种局限，还有一些缺憾或消极的东西， 但是后人应该看到，在历尽艰险之后，他仍能矢志不移地忠于他的信仰和事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在上海集中精力著书期间，表面上是“不理外事”，实际仍然关 注着局势的发展。这时，国内外都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 变化。就在孙中山感到十分苦闷孤独的 1919 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5 月 4 日早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勇敢地走上街头，高举起民主 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和北洋军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通过了宣言，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