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说不准有什么事就需要用。”他也顾不得点数， 留下几束钞票给孙中山，就步履匆匆地走了。当时房间里只有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在场，他目睹了这两位革命领袖的情 谊，说：“孙先生，你们二位对待金钱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所能做到的，这是难以达到的终生不渝的感情所体现的境界。”孙中山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第二天，孙中山放心不下，化名潜往东京，秘密召集了黄兴、赵声等同盟会骨干，讨论再次起义的时机问题。7 月 19 日，孙中山来到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就在这一天，他的母亲 杨氏在香港病逝。孙中山接到这个噩耗，十分悲恸。孙眉这时经济已经十分拮据，无钱下葬。孙中山只得急切地筹借了一千元港币汇去给母亲办了后事。 夫人卢慕贞得知孙中山已由日本抵达槟榔屿，带着两个女儿孙娫、孙婉，由香港来到槟城，与孙中山团聚。孙中山久不见亲人，他摸了摸孩子的头，十 分内疚地对夫人说：“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你们受苦了。”卢慕贞看到孙中山消瘦的脸庞，心疼地说：“革命的事，我帮不上大忙， 你多保重吧！”11 月 13 日，孙中山在槟榔屿主持召开了一次由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 内外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出席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等地的同盟会员代表。会上，针对一些革命党人情绪低落，对革命 前途丧失信心的情况，孙中山豪情满怀地鼓励同志们：“一败何足馁。在以往的多年里，我屡遭失败，几乎在这个世界上无存 身之地。与今日相比，其困难要大百倍。当前，革命风潮已经兴盛，华侨的思想已经开通，从今而后，所虑的是我们有无战斗的勇气和周密妥善的计划。 我们要鼓起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事。只要我们作好充分准备，革命便可 成功！”孙中山的信念强烈地感染和鼓舞了大家，黄兴、赵声等都积极支持孙中 山的主张。在这次秘密会议上，确定了仍把广州作为起义地点，先作好筹集巨款的 准备工作。并决定起义仍以广州的新军为骨干，因为广州的新军中有着较好的基础。另外挑选五百名革命党人充当“先锋”。计划在占领广州以后，由 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在长江流域各省运动清军反正，届时响应，会师北伐。孙中山认真总结了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发动这次广州大起义之前， 他作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孙中山除了布置广东的准备工作外，还派人到 广西和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发动，同时通知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孙中山风尘仆仆地到海外华侨中筹款，共得二十万元左 右。1911 年 4 月 8 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了重要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 备，已经组成了一支拥有八百余人的“先锋”队，运送了七百多支枪和三百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八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 量已大致联络就绪，新军、防营、巡警等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发动联络。统筹部会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预定于 4 月 13 日在广州发难，拟 定了十路进袭的战斗计划。由于赵声曾经担任过新军标统，军事知识和指挥经验更为丰富，统筹部任命赵声为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不料，就在 4 月 8 日这一天，一名叫温生才的同盟会员，在统筹部不知 情的情况下，枪杀了清廷广州副都统孚琦。这一偶然事件，使广州的清军加强了戒备。加之原计划从国外购买的一批武器还没有运到，因而起义时间只 能向后推迟。4 月 23 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小东营五号建立了起义指挥部。由于出现内奸告密，广州全城戒严，敌人四出搜捕，这一来，许多“先 锋”队员和军械也未能按事先计划从香港进入广州。此时，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重重困难的处境下，黄兴于 4 月 26 日召集会议，决定坚持发动起义的既定方针，将原来拟定的十路进袭计划临时改为四路，集中兵力攻打总督府衙门，并决定次日举事。黄兴在会上对大家说：“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林时爽接着表态：“黄兄有此志，我们就绑在一起拼命吧！”喻培伦表示：“现在是非动手不可了，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先锋队员中，不少人是远渡重洋，潜返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这时也极力赞成立即起义。4 月阶 7 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爆发了。 黄兴负责进攻督署，他所带须的队伍主要是四川、福建、广东花县和华侨中的革命党人。当天，队员们以白布缠臂作为标志，脚穿黑色的树胶鞋，以吹 螺角为号。下午 4 时许，黄兴集合队伍动员，随即给每个先锋队员发一个大饼、一 条毛巾和枪械炸弹，立即装束起来。这时，正巧朱执信赶到，就剪去身上穿的长衫，一道参加起义。下午 5 时 30 分，黄兴率领队伍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 林时爽手执螺角吹起进军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当黄兴率部扑入两广总督衙门时，见有少数卫队守卫，便开枪射击，当 场击毙了清兵管带全振邦。随即冲进二门，击破了敌卫队，直奔后堂。黄兴本想活捉两厂总督张鸣岐，谁知这个狡猾的家伙已经丢下老父妻妾，仓皇逃 到天平街的水师提督公所搬救兵去了。水师提督李准指挥清军抵抗，林觉民受伤被俘。黄兴在督署不能停留， 在室内点了一把火，率部队冲出来。行至东辕门，与李准调来的清军卫队接火。林时爽向清军高呼：“我等都是汉人，应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敌人向他开枪射击，林时爽中弹牺牲。黄兴在反击中右手被子弹打伤， 他迅速将队伍分为三路发动进攻，自己率领十余人出大南门，准备接应防营起义队伍，再转攻水师公所。行至双门底，遇到了防营的起义队伍，但由于 他们没有缠带白布标记，双方互相射击，造成误会。年仅 26 岁的方声洞在误战中牺牲。队伍且战且走，人员逐渐分散，形成人自为战的局面，到最后只剩下了 黄兴一人。他退到一家小杂货店里，隔着门板在缝隙中持双枪左右射击，击 毙了七八个敌兵。喻培伦等人担负进攻总督衙署的后门。在同盟会员中，喻培伦是有名的 炸弹大王，曾因试制炸弹，伤了一只手，战斗中，他奋勇异常，仅用两个炸弹就将督署的后墙作开了一个大豁口，队伍蜂拥而入，从前门中击，转攻水 师公所。在莲塘街北口，碰到水帅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喻培伦一行分散在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拼死阻击。喻培伦登上屋 檐，向清军猛投炸弹，连续打退敌军的几次冲锋，击毙敌军不计其数。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到半夜，因众寡悬殊，只好且战且退，分散退却。 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向敌人猛投，使敌人落魂丧胆。但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弹尽力竭，最后被捕。起义的战斗坚持了一昼夜。在激战中，只有黄兴一支队伍孤军作战，原 计划的其他三路并没有出动。等赵声、胡汉民于起义的第二天早晨到达广州时，战斗已经结束。广州郊区及邻县响应起义的队伍，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 战斗结束后，敌人立即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喻培伦在受审时，为避免牵累别人，冒名王光明。他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告：“学说是杀不了的， 革命尤其杀不了！”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1912 年 2 月，孙中山感其威武不屈，英勇战斗，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林觉民被 捕后的表现也异常英勇坚定，张鸣岐、李准亲自提审，他在刑堂上演说，侃侃而谈，讲到时局激愤处，捶胸顿足。他告诫清廷的官吏们洗心革面，革除 暴政，建立共和民国。敌人无可奈何，几天后将他杀害，也年仅二十五岁。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烈士们殉难的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崇高 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却是相同的。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有八十多人。事后，有人收殓死难烈士的遗骸，共得七十二具，广东人民把他们合葬于城郊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后来痛切地写道：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在这以后，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黄花岗之役，有如一声春雷， 震动全国，不过半年，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全国大起义的风暴就降临了。辛亥风云1911 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千疮 百孔、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犹如日渐下沉的破船，终于在这一年被革命的怒涛 所吞没。就在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劳动群众由于不堪忍 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地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革命形势继续在高涨。1907 年至 1910 年间，仅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 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的一些州县，就先后发生了九十多起饥民暴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 1910 年 4 月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湖南在 1909 年发生水旱灾荒，粮食歉收。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 积居奇，哄抬粮价，以致米价由往年每升二十文左右飞涨到八十多文。这种被内外反动派扩大了的饥荒威胁，使得长沙市城郊的劳动人民以及外地流入 的灾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十多万灾民靠吃树皮野菜度日。1910 年 4 月 11 日，长沙南门外有个桃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拿出家中仅 有的八十文钱去买一升米，因为其中有几个大钱在市面上不能通用，粮店拒收。傍晚，当她东挪西借将钱凑齐到了米店时，米价又涨了上来，不得已只 好空手返回。在绝望中，全家四口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了。街坊邻居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流泪，凑钱给他们下葬，处理后事。大家 愤愤不平地议论此事。一位年轻力壮的男人说：“咱们去砸掉这家米店，出 出这口气！”邻居们一呼百应：“现在就去干！反正这日子也设法过了！” 邻居们无人组织，一窝蜂来到这家米店，撞开店门，砸了柜台。大家还不解恨，又一齐哄到官衙，要求巡抚下令降低米价。巡抚竟然派兵镇压，杀 死三人，打伤了几十人。这时，灾民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头聚集起 来。他们见官府以武力镇压饥饿的人民，群情更加激愤。大家手持木棍、菜刀，捣毁了长沙城内的一百多家米店，将店内的粮食通通抢光，放火烧毁了 清朝巡抚衙门、巡警局、大清银行、日本领事馆、洋行和教堂。长沙的这一行动，震动了全国。1909 年至 1910 年，全国各地还普遍发生了反抗捐税的群众运动，“官 逼民反”、“绅逼民变”的情况到处皆是。1910 年 5月，山东莱阳知县借口 筹饷，强加捐税。乡民要求用备荒的仓米代捐，但后来发现仓米已被官吏们私吞。乡民七百多人在塾师曲诗文的带领下，要求清算仓米和减轻捐税，遭 到拒绝，酿成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参加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万人。这片反抗的怒火，很快就延烧到附近的几个县。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和遍及全国城乡各地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彼此呼应，斗争烈火，熊熊燃烧，形成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到了火山口上。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日益强烈，老百 姓中盛传着这样的歌谣：不用掐，不用算， 宣统不过二年半。 今年猪吃羊， 明年种田不纳粮。时间到了 1911 年 5 月，也就是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后的十几天，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日暮途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它面对的全面危机中，严重的财政恐慌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最突 出的难题。巨额赔款的支付，每年大量外债的偿还，庞大军费的开支，以及花费无度的官僚机构的维持等等，使得国库空虚，难以支撑。怎么办？对腐 朽的清朝政府来说，主要的办法唯有继续不顾一切地举借外债，来填补这个越来越大的窟窿，以图苟延残喘。但是，借洋人的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借债必须要有抵押品作为担保。 清政府在历年举借外债时，已经差不多把什么都押出去了，那么，再拿什么作为抵押呢？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我国的铁路。他们愿意将大笔款项借给清 政府，要求在中国享有修建铁路的权利。因为铁路投资数额庞大，利率收入高。同时，随铁路投资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各国投资兴建铁路所 经的地区，一般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很有兴趣。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便大量出卖铁路主权。然 而，各地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纷纷要求收回路权。当时，中国的铁路，大部分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只有少量的自主 铁路，是由政府官办经营和兴建的。然而，清政府实行的借债筑路的卖国政策，使得这少量的自主铁路实际上也处在帝国主义债权国的控制下。自 1905 年前后起，随着民族觉醒的到来，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路权、要求商办的热潮。几年内，江苏、浙江争办沪杭甬铁路，四川争办川汉铁路，湖南、湖北、 广东三省争办粤汉铁路，都获得了程度不等的胜利，办起了铁路公司，当地的绅士、商人乃至普通居民也募捐集款，有的省份已开始修建部分线段。在 上述几省商办铁路热潮的鼓舞下，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乃至边远省份云南也先后开展了收回路权的斗争。一个全国性的争路商办高潮迅速形成。帝国主义列强不甘心失去控制铁路的权益，便采取种种方式，逼迫清政 府收回商办成命，仍然采取借债筑路的办法。清王朝不敢违抗洋人主子的旨 意，只得遵命照办。1911 年 5 月 5 日，清廷官吏石长信，在朝廷的示意下，上奏本章，建议 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只隔了三天，清廷就于 5 月 9 日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诏书 上说：“干路修建延误已久，应当立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留准商民量力而办外，其余以往批准干路的各项决定，一律取消。”这一纸诏书， 对持有铁路商股的人说来，无异是晴天霹雳，人们都很清楚，所谓国有，其实它只是使铁路一转眼就成为列强囊中之物的借口而已。这个诏令一出来， 便把清朝政府历年来在铁路问题上对全国商民的一切承诺顿时撕得粉碎，也使它的卖国面目暴露无遗。清朝政府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地下达了这份诏令呢？原来，就在 4 月 15 日，它们已经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清政府向四国借款一千万英磅，以五厘利息计算，条件是出卖粤汉、川汉两条已经答应交由商办的铁路。 现在要想尽快签定这笔巨额的借款合同，先决条件自然是把铁路收归国有。5 月 20 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在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上正式 签字。全国人民对卖国而腐朽的清政府的愤怒，经过长期的积累，早已达到极点。对清政府的一纸命令便强行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 式，以及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为，痛恨至极。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的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资产阶级 立宪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发起了保路运动。他们向清朝政府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 形式，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这次保路风潮，四川最为激烈。6 月，成都等地各阶层的人民组织了“保 路同志会”，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8 月，成都举行了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表示 抗议，各地人民闻风纷纷响应。9 月 7 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把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张澜等五人骗进督署， 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抗议，要求释放各位代表。狠毒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 开枪，当场打死了三十二人。从城郊赶来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成都陷入 白色恐怖之中。赵尔丰的疯狂镇压没能使人民屈服，斗争反而更加炽烈。很快，整个四 川都沸腾起来，各县人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起义，猛烈冲击了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的后期，同盟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天杰和龙 鸣剑这两名同盟会员都是四川荣县人，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重要活动分子。龙鸣剑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就参加了同盟会。8 月，他们二人联络哥老会，成 立了保路同志军，在荣县举行起义，率众一千多人出发去攻打成都。出发前，龙鸣剑正好遇到留日学生中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回到荣县。龙 鸣剑十分高兴，对吴玉章说：“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必须组织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队伍临行时，龙 鸣剑发誓说：“此行不捷，我不再入此门！”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失败后，又转战别地，到了 9 月，攻下许多州县。 进军途中，龙鸣剑不幸病故。王天杰率部回师荣县时，荣县知县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就都逃走了。王天杰找吴玉章商量。吴玉章深思熟虑地说：“应当宣布独立，自己管 理县政。”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吴玉章的意见。9 月 25 日，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人士开会，由吴玉章发 表演说，宣布荣县正式独立，并推荐另一个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在一片欢呼声中，荣县的革命政权建立了。从此，荣县成为革命党在西南的势力中 心。在荣县独立的影响下，彭山、眉州、青神等十多个州县相继独立。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它有力地鼓舞了湖北、湖南等地革命党人 的斗争。与此同时，国内各地群众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人民抗捐税和发动其他斗争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 更加深刻广泛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为期不远武昌起义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清王朝的末日终于到来了！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正处在长江和汉水汇合处，溯长江西行，不远处就是洞庭湖口，再往前经三峡可入四川，向东可顺江直通上海，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与北方各省的交通也很便捷。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比较早就侵入到这里， 中国的近代工业也较早就出现在这里。湖北的教育原来就比较发达，这里有著名的两湖书院。来此求学的青年 很多，同盟会中的黄兴、宋教仁都曾在武昌求学，湖北派遣出洋的留学生也较多。发达的交通和教育，使得武汉较早地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海外留学 生中的革命宣传也很容易输入。在武汉，任湖广总督多年的张之洞，对训练新军十分热心。清政府不愿 意让外省的官吏拥有重兵，只准许张之洞成立一镇、一混成协，也就是以张彪为统制的第八镇和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湖北新军的装备和 训练都比较好，它的战斗力仅次于北洋六镇，在南方各省中是最精锐的一支 部队。新军士兵中，读书识字的人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家庭一般比较贫穷，加 上军队生活的艰苦，军队官长的压迫虐待，因而新军士兵很容易接受革命新思想。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是抱着各色各样的动机投入军营的，后来有的人 接触了革命思想，便将手中握有的武器作为后来发动起义的基础。有的人则是一开始就具有追求革命的思想，投入军队以后，便在士兵中做宣传联络工 作。清政府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原来准备用来镇压革命的力量却一大批一大批的转到革命方面来了。武昌起义的主力，正是这批湖北新军。1911 年 5 月以后，在川汉、粤汉铁路沿线的保路风潮不断扩大的形势下， 武汉的革命风潮一直在奔流沸腾着。当时湖北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一是文学社，另一个是共进会，它们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会员。这两个革命团体一直秘密地在清政府的新军中秘密地宣传革命道理，进行组织活动，新军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很大，倾向革命的士兵越来越多。 在一万六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 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 义。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个革命组织，原来各自分散进行革命活动。文学社 以及它前身的领导成员，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他们长期埋头在新军士兵中从事革命工作，最初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的第四十一标为 基地，逐步扩展到湖北新军各部，几乎没有中断过。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新军中都发展革命力量，经 过一些波折，后来也集中力量在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们和同盟会本部联系得更加密切，所以 1911 年春天后在新军中发展得很快，在工程第八营 和炮队第八标中的影响更大。1911 年 8 月下旬，在同盟会中国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 昌举行联合会议，进一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推选出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人为军事筹备员。同时，在汉口设 立了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造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根据原先的议定，起义将于 10 月 6 日举行，这一天是农历的中秋节。后 来由于准备不足，起义日期只好向后推迟。这时，武汉的空气十分紧张，清廷当局听到传闻，说革命党将在中秋节起事。湖北的清朝官吏颇为震惊，但 无法探知实情，只好故作镇静，其实恐惧的心理日甚一日。他们害怕中秋有变，特地下令各标营于农历八月十四日提前过中秋节，所有士兵不准外出， 不准过量饮酒，一律在营房休急。并加强戒严，派出军队巡逻。军队的兵器也多收置在楚望台的军械库，令工程营戍守。局势如此险恶，孙武与刘复基 等人商量，决定改在 10 月 9 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按原定计划举行起义。为加强保密，起义指挥机关的驻地也作了改变。 激战前夕的形势真是瞬息万变。10 月 9 日下午，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这天中午，孙武在汉口俄 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准备起义时使用。下午，一名同志进屋观看配制炸药。进屋时，嘴里吸着的纸烟未灭，无意中一个火星落在配药的面盆内，立刻引 起熊熊大火，发生爆炸。孙武的脸部当即被烈焰烧成重伤。同时，浓烟大起，直透窗外，邻居高呼火警。孙武用一件长衫把面部盖着，由人扶着到德租界 的同仁医院治疗。俄租界警察闻讯赶来，在室内发现文件、钞票、旗帜、名册等，知道这里是革命机关，派警察严密监视。这时，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在 武昌，见起义计划已经泄露，情势紧急，立即发出命令，通知革命党人于当晚十二点起义，以鸣枪炮为信号；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立即从原驻地拔队， 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当天晚上一直守候在总部机关等候消息。离午 夜 12点还差半个小时，楼下突然传来猛烈的敲门声，军警随即破门而入。刘 复基知道是清廷当局前来搜捕，挺身而出，站在楼梯口就往下猛掷炸弹，可炸弹没有响，于是军警一拥而上，刘复基等人赤手空拳，全部被捕。蒋翊武 因为头拖长辫，身穿长衫，像个乡下的老百姓，没有被看守人员注意，乘机逃脱了。其余的人都立即被押解到督署，等候审讯。这一来，起义的指挥枢纽便被破坏了。午夜 12 点，由于南湖炮队接到命 令太晚，准备不足，士兵们已经睡熟，没有发炮，各营也无法响应。原定的起义计划便流产了。清廷当局捕获刘复基等人后，连夜会审。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 充任审讯员的湖北督练公所总办铁忠，见彭楚藩身穿宪兵制服，问：“你是革命党吗？”“不错，我是革命党！”彭楚藩响亮地回答。“你们有多少同党？”“同胞四万万，你还不知道吗？”“你们约好几时起事？” 彭楚藩大声地说：“就是今天。唉！可惜我没有杀着你们。” 彭楚藩第一个被杀害了。接着又提审刘复基。刘复基说：“你们何必东问西问，我既入了你们的虎口，难道还指望活着出去吗？” 铁忠便对身旁的武昌知府刘树屏说：“这也不是个好东西，索性结果了他。” 刘复基被推出大厅时，见外面挤满了群众，便大声喊道：“同胞们！大家努力啊，只可怜我的受苦受难的同胞啊！”说时，眼泪便不住的流下来。被提审的还有杨洪胜，他是在给工程营运送炸弹后被清廷发觉被捕的。 提审时，他已负重伤，一上堂便骂：“好！只管杀，我只怕你们也有这一日！”彭、刘、杨三烈士相继就义。到杨洪胜被害时，已是 10 月 10 日清晨了。三烈士就义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10 月 I0 日这天，城门关闭，军警 戒严，如临大敌。总督瑞澂想斩草除根，大肆搜捕，弄得人心惶惶。新军中的革命同志纷纷表示：与其就缚，不如今晚一齐动手，还可死里求生。于是 暗中密议，设法联络。工程营的总代表、革命士兵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标、三十标，商定当天发难。炮兵八标及其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都跃跃欲动， 纷纷进行着秘密的准备。10 日晚上大约 7 时左右，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已经 被发难的紧张气氛笼罩着。点名过后，后队二排的一个排长已经听到风声，先去该排三棚巡查，看到革命士兵金兆龙武装齐备，正在擦步枪，便厉声问 道：“你这么晚了，还武装整齐，又擦步枪，想干什么？” 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说：“防备！” 那个排长大怒，说：“你想造反吗？”说着，就上前扭住金兆龙。“造反就造反”，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此时不动手，等待何 时？同志们，反吧！”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打死了这个反动排长。此时，全营吆喝声， 玻璃碎片声，长官弹压呵斥声，同时并作，真是人声鼎沸，声震天地。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闻声赶来，一面开枪，一面高呼：“你们均有家 小性命，均有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作不得，要家灭九族咧！赶快各回本标，本官决不究其罪责。”无人理睬他们的嚎叫。熊秉坤从楼上将痰盂、花盆、板凳等物向他们砸 去，另外的革命士兵开枪击毙了阮、黄二人。其他官长纷纷逃跑，有的翻墙而逃，有的躲进厕所。熊秉坤鸣笛集合了四十多人，把清朝政府的肩章撕掉，臂缠白布，与金 兆龙一起率领队伍冲出了营房。就在这紧要时刻，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楚望台军械库已经得手。 熊秉坤大喜，局面立刻急转直下了。楚望台是湖北省的总军械库，凡是从外面购买的或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都放在这里。革命党人当然把这里作为重 要夺取目标，清廷官吏也势在必守。这里离工程营驻地只有一千多米，熊秉坤等人在营内发动起义的枪声，立刻就传到军械库。当天守库的左队士兵中 的革命党人罗炳顺、马荣等人正准备响应，监视官李克果召集士兵讲话，说 道：“如果有空着手来此抢劫军火的人，你们要抵抗，这里责任重大！” 罗炳顺说：“我们没有一粒子弹，用什么来抵抗？”李克果令军械库主任将库门打开，搬出了两箱子弹，分发给各位兵士。兵士们得到子弹后，立刻朝空中放了一排枪。 李克果等人见势不妙，与工程营左队官佐急忙越墙而逃。于是，楚望台军械库被革命士兵占领了。熊秉坤率领工程八营的四十余人来到楚望台，与罗炳顺、马荣会合。他们把库门大开，库内储存的军械弹 药由革向士兵自由取用。不久，周定原又率领一队战士到达。熊秉坤集合队伍，以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布命令。他说：“本军称为‘湖北革命军’。今夜作战，应以破 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以清廷的督署为最大目标。今夜的口号为：同心协力。”这时，武昌城内的步兵、炮兵等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 应，陆续来到楚望台军械所。距楚望台最近的三十标最先到达，其次是测绘学堂，再后来的是二十九标，四十标也有少数人跑来会战。熊秉坤命令工程八营的金兆龙等人立即夺取中和门，迎接驻在武昌城南 的炮八标进城。炮八标全标均留驻武昌，人数众多，拥有山炮多门，火力强大，声威压人。炮八标进城后，大大改变了武昌城内双方的力量对比，对武 昌起义的成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当晚 11 时左右，汇聚而来的各路起义士兵共有三千多人。这时，进攻的 主要目标集中在湖广总督衙门。起义士兵都明白，如不攻克督署，都要被杀头。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在天明以前把总督衙门打下来。总督衙门位于武昌城内的西南角，两面靠近城墙，一面同第八镇司令部 隔街相望，周围全是一丈多高的围墙。正面的巷道狭窄，进攻时兵力难以展开。湖广总督当时所能掌握的兵力大约也有三千余人，这还不包括分布在城 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实力与新军起义部队差不多。因此，要攻下总督衙门，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开始，工程八营充当主力，分成两路向总督衙门进攻，由于火力不足， 难以向前推进。待到炮八标入城以后，战斗形势有所改变。炮队立即凭借楚望台阵地、蛇山阵地和保安门城上，猛烈轰击督衙和第八镇司令部，炮弹落 处，一片哭喊，起义军战斗力明显加强，士气大振。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分成三路：右路由蔡济民率领，中路由马荣率领，左路由熊秉坤率领，分别 向督署进攻。但是，进攻不大顺利，清军的机枪轮番扫射，死死地扼守住阵地，起义 士兵倒地受伤的很多。工程营的两个士兵趁着夜黑，伏在地面向前匍匐前进，悄悄摸到敌人的机枪下面，突然狂呼跳起，夺到机枪就转向清军扫射。这天晚上，正下着小雨，天色漆黑。清军的机枪难以发挥火力，但起义 军的炮兵也难以瞄准轰击。蔡济民等人找来衣被，浇上煤油点燃，霎时火焰上升，使督署目标暴露无遗。炮兵利用火光，选择督署的旗杆作为标准点， 试射后取得标准距离，即迅速用排炮不停地向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轰击。督署大堂、签押房等处和第八镇司令部的马房，都被炮火轰毁。步兵乘机猛攻， 先占领了第八军司令部。瑞澂见大势已去，赶紧找人在右墙根打开一个洞，带着铁忠和他的家人， 仓皇爬出去，躲到停泊在长江上的楚豫号军舰里去了。张彪仍然带着辎重八营和消防队，凭借望山门城楼作负隅顽抗。这时， 督署衙门已是一片火海，清军士气大落，无心恋战。当熊秉坤率领敢死队猛扑过来时，这个平日凶狠的第八镇统制只得率领残兵渡江退守。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夜，武昌城内的清政府势力已经基本消灭，起义军 终于占领了武昌全城。只见满城的兵士都在臂上缠着白布，威风抖擞地行走在街上，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的局势。11 日，革向战士又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12 日，又攻占了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革命，终于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海外归来武昌起义的成功，汉阳、汉口的占领，使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蛇山 上下，黄鹤楼头，江汉关前，龟山脚下，到处是欢呼的人群。长期被封建统治压抑的激情，如火山一样喷发而出，人们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庆贺着武 昌起义的胜利。占领汉阳以后，革命军随即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谁来担任新政府的都 督？看来，革命党人对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当时，直接领导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就受伤或者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 孙中山这时远在海外，黄兴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也分散在香港、上海等地。起义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弹痕遍地的湖北谘议局前，热烈地期待 着新的军政府的产生。谘议局内，新都督的人选难以决定，起义的指挥者们正在激烈地争论着。 有人提出“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可以请他来当。”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在场人的赞同。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海军供 职。甲午战争之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任用他到湖北训练新军。八年间，由马队管带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这个人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 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过同情，因此，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向对他颇有好感。可是，像这样一个清廷军官，对革命是坚决反对的。兴奋而又缺乏经验的革命党人此时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让黎元洪当 了都督。黎元洪开始坚决不肯应承，后来被迫答应。原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则做了军政府的民政总长。这样，武昌起义的一部分领导权，便落到了一批封 建官僚、政客的手里。新政府里塞满了一大批旧人物。非常滑稽的是，革命军拿出写好的安民布告，要黎元洪签字时，黎元洪 舌头打着颤，含糊不清地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签 了字。于是，这个布告便在全城张帖了：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 师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于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 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努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 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 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持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八月二十日。这是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次发布的文告，很有历史意义。由于当时人们普 遍渴望汉族光复，建立民国，因此，当布告贴出后，观看的人不计其数，都以先睹为快。布告署名是黎元洪，一些人惊异地说：“没想到黎协统也是革 命党。”当时，这也可以起到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吧。“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很快便在各省领导或 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首先响应的是湖南、陕西两省，继而江西、山西军政府也宣告成立。到 11 月下旬，全 国二十四个省市中，已有十四个省脱离清廷独立，其他各省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士崩瓦解的局面之中。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宣传募款活 动。10 月 12 日，他从美国的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讯，心情兴奋极了。多少年来，他为之奋斗，翘首盼望的起义胜利 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夜晚，孙中山靠在床上，床头灯发出柔和的灯光，照着他激动得有些发 红的面颊。他将这条消息又看了一遍，其实，原文已经能背出来了。他一边看，一边想，无尽的思绪在脑海里翻腾着，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从 1906 年冬天到 1911 年的春天，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先后发动和领导 了十次武装起义。但是，十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在黄花岗之役中，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真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革命党同志中间， 包括一些重要的骨干分子，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失败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令孙中山更为担忧的是，在武装起义失 败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严重的分裂。这是孙中山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同盟会中有一些领导人对孙中山大加攻击，一时纷纷嚷嚷，不可开交。过去 和孙中山有些隔阂的章太炎，联络了一些人，声言要开大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刘师培、张继等人创办了《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大肆攻 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10 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东京重新成立了光复会，谩骂孙中山，造成了许多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大分裂。一个革命家，在他最需要人帮助扶持的时候，还有什么比朋友、同志的 背离更使他伤心呢？孙中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仍然忍辱负重，毫不气馁地为革命奔走呼号。他坚信自己所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同盟会中的多数人 是理解并拥护自己的。为了进一步集聚力量，他一面到南洋、欧美等地鼓吹革命，试图东山再起，一面往各地筹集资金，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为再次起 义准备军饷。在美国，旧金山是一个华侨集聚之地，孙中山曾经多次来到这里活动。 为了加强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1910 年 3 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主持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将美国几十个城市的同盟会分会联合在一起。 为了打开局面，不断扩大力量，1911 年 6 月孙中山再次到达旧金山，经过努力，促使美洲同盟总会和洪门致公堂这两大组织，消除门户之见，尽释 前嫌，不再听信清政府旧金山领事的挑拨。美洲同盟总会会长李是男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都十分信赖孙中山，经会商后达成协议，于 6 月 18 日分别刊登 布告，通知美洲各埠所属的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在旧金山，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担任了同盟会员加入洪门的介绍人。 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了“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则称“国民救济局”，首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地区宣传募款，号召广大华 侨踊跃捐资，以助革命大业。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和捐款渠道，孙中山建议选派四个同志，分成南北两 路，从旧金山出发，到纽约集中后再分道返回旧金山，向全美华侨集居的大小埠头解释革命宗旨，扩大革命组织。孙中山第一个自告奋勇担任演说员，和同志黄三德一道于 9 月 2 日沿北线出发宣传。沿途的华侨亲切地称他为“孙 文大哥”。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工作，并不总是顺利的，也有不少华侨态度冷 淡，有的甚至还予以嘲笑和攻击。每到一处，除了发表演说，孙中山一有空有就登门访问一些有影响的当地华侨。有些资本家老远看见孙中山来了，马 上关起店门，给他一个闭门羹。一天上午，孙中山走到一家华侨洗衣馆门口，正准备进门访问。突然从 屋里走出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熨斗，气势汹汹地指着孙中山的鼻子说：“你不准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敢进来，我就用这个熨斗掷你！”孙中山没有生气，反而对那个华侨很诚恳地笑着点点头，走向隔壁的一 家华侨商店去了。随行的同志十分气愤地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 孙中山宽宏大量地笑着说：“这些遭遇是我早已预料到的，没有什么关系。人家不了解革命道路，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在南洋，在欧洲，我都碰 到过这样的人。有些人时间长了，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就与我交了朋友。”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在孙中山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华侨是爱国的。孙 中山的演说极富感染力，有的连老农民、老园工也停下活来听他宣传革命道理。许多侨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纷纷解囊捐款，特别是工人更为踊跃。有的失业工人，生活已很艰难，还借钱捐款。 有一天，一个中年洗衣工拎着一袋钞票，来到孙中山下榻的旅馆，把二十多年的积蓄往桌上一放，未等孙中山开口问他姓名，便匆匆告辞走了。 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次又一次使孙中山感动万分，一路的辛劳、委屈，也顿时化为乌有。 孙中山在海外募集的革命捐款，一批又一批地汇到同盟会的起义指挥机关，而他自己却经常囊空如洗，生活十分清苦。他不计较这些个人的荣辱得 失，也没有闲暇考虑安排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颠沛流离，云游海外，为的是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如今，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自己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孙中山想到这些， 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他索性穿衣下了床，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有时直愣愣地盯着窗外出神，静静地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回国直接指挥这场革命战争？孙中山踌躇良 久。如果这时即从太平洋秘密回国，那么，二十多天后就可以到达上海，亲自参加摧毁清王朝的战斗，以慰平生之愿。经过再三考虑，孙中山预计新成 立的革命政府将会碰到很多外交、财政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担心某些帝国主义列强支持清政府，还可能趁机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 办理外交和财政借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于是，他决定立即中止在美国的演说筹款计划，绕道欧洲回国。一个星期以后，孙中山经芝加哥来到纽约，到纽约后，他立即向美国一 些政界和财界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他还派人转告日本驻美代理大使植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支持行将崩溃的清政府。在纽 约期间，孙中山获悉胡汉民、朱执信等同盟会的骨干正在相机争取广东反正，便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其归降。在纽约呆了十余天，孙中山又一次横渡大西洋。于 11 月 10 日来到伦敦。 十五年前，他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这里被清使馆秘密绑架，从九死一生的危境中幸而脱险。现在，他以中国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这里积极进行了一 系列外交活动。孙中山首先通过美国朋友咸马里的介绍，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 主任会谈，磋商停止给清政府贷款的问题。银行团代表答覆说：“这件事，只有外务大臣才能决定，我们作不了主。”孙中山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 就此问题向英国外务大臣交涉。孙中山提出了三条要求：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政府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属各地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要求，虽然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是在应付。孙 中山还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财团和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答覆是：“银行财团借款给中国，只能与新政府交涉，但必须等你回国后成 立了正式政府才能具体洽商。”看来，这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拒绝孙中山的 要求。孙中山离开伦敦，于 11 月 21 日又来到了巴黎这个美丽著名的城市，会 见了法国外交部长比恭，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国革命的新政府，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答，只有少数人士表示同情。他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 晤，要求给中国新政府贷款，遭到拒绝。他还谋求与当时正在巴黎访问的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苏诺夫会见，也被置之不理。孙中山满怀希望地到处奔波，到处求援，却到处碰壁！跑了一个多月， 他遇到的不是冷眼讥讽，就是蛮横拒绝，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自慰的成果。事实上，从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到以后反对军阀的斗争，乃至一直到孙中山 逝世，他都没有得到英、美、法、日等列强的支援。相反，他们支持的是他的敌人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孙中山到了晚年才认识到“反 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不断接到国内黄兴等人一再催促他尽快回国的电 报，便匆匆离开法国，从马赛港搭船回国。12 月 21 日，船到香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 专程从广州到香港迎接孙中山。老战友重逢，无比亲切。胡汉民告诉孙中山：“目前革命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袁世凯在北方手握重兵，居心叵测。 先生如去上海，各省必定推举您为总统。但先生手下无一兵一卒。怎能成大事？先生不如留在广州，训练精兵数万，然后肃清强敌，使国家真正统一， 建立共和政府。”孙中山听了，思忖了一会，毅然地说：“你的话不无道理。但今日中国，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革命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政府必然倾覆，袁世凯也未必能支撑长久。况且，目前上海、南京正处在前方，如果我不去 首当其冲，就是避难就易，有负于四方同志的期望。”他打住话头，停了片刻，继续以坚决的口吻说：“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 决非他人所能胜任。”孙中山还说服了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与他一起北上，共同担 起建立共和国政府的重任。12 月 25 日晨，一艘由香港开往上海的海轮，徐徐驶进了黄浦江。孙中 山万分激动，站到船舷旁，兴奋地眺望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自广州密谋起义失败后，他亡命海外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多少艰难，多少曲折，多少亲 密的战友和同志为国捐躯！现在，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久久不能平 静下来。轮船慢慢地靠上了三马路外滩的海关码头。码头上早已聚集了一行欢迎 的人群，有同盟会员、新闻记者、外国领事、地方官员、富商绅士，还有很多市民、工人、学生。欢迎的人群看到孙中山站在甲板上，顿时人头攒动，声浪喧哗：“欢迎孙先生海外归来！”“孙中山！孙中山！” 孙中山此时身穿黑色西服，神采奕奕，举帽挥手向欢迎人群致意。他和胡汉民步上码头石阶，和前来欢迎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领导人 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十余名记者将孙中山团团围起来，个个都手提快镜头摄影机，争相拍照， 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请问孙先生，听说你这次从海外带回了大笔巨款和军舰，有这回事 吗？”一个带眼镜的外国记者向孙中山发问，因为社会上对此早有传闻。“我这次回国，分文未带”，孙中山微笑着回答，“所带回的，革命精 神而已！”一个记者拥到孙中山面前，有礼貌地问：“孙先生，现在南方的革命军 正和清政府的代表在上海会谈，请问先生对此有何意见？”孙中山已经知道，一个星期以前，在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和立宪派共 同策划之下的南北议和，已在上海英租界正式开始。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他一听记者问对待此事的态度，立刻斩钉 截铁地回答：“革命目的不达，决无议和可言！如果要议，那只能商议推翻清王朝，尽快实现全国的统一和民主共和！”孙中山回到上海，使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党人精神为之大振。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政府，就在孙中山来到上海以后诞生了。第四章动荡时世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由海外归来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各省都热烈欢迎，函电如雪 片般飞到上海，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仰和对建立共和国的期望。南京的各省联合会委派广西马君武、山西景耀月、安徽王竹怀、江西王 有兰等六人为代表，专程来上海欢迎孙中山。上海更是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各主要街道均悬挂旗帜、张灯结彩 以示欢庆，上海军政和各界人士分别召开欢迎大会。12 月 26 日，黄兴、陈其美在哈同花园举行宴会欢迎孙中山；27 日，各省代表联合会的代表在静安 寺路斜桥总会欢迎孙中山；29 日，同盟会本部举行欢迎大会，30 日，广东旅沪同乡会设宴欢迎孙中山，31 日香山旅沪同乡会也设宴欢迎。中国同盟会本部的欢迎大会在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举行。当孙中山步入 会场时，众皆高呼：“向孙中山致敬！”接着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孙中山含笑点头表示致谢。主持人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神态庄重，发表演讲：“本会持三大主义，倡导于世。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二者虽已将达， 而欲告大成，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曾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 在此着力。”这是孙中山在国内首次发表三民主义演说。演讲时，孙中山精神焕发， 声音爽朗洪亮，清晰地回荡在会场里，强烈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弦。就在同盟会本部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的那天上午，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 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会议，到会代表十七省四十五人，有效票是十七票。开票结果，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顿时， 军乐声大作，代表们起立欢呼：“中华共和国万岁！”当天下午 3 时，消息传到同盟会本部会场，人们欢腾起来，起立欢呼。 在热烈的掌声中，孙中山不停地向大家挥手致谢。全上海也沸腾起来，彩旗迎风飘扬，爆竹响个不停，晚间彩灯齐放光辉。1912 年元旦，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孙中山离沪起程，到南京就任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身着黄褐色呢质军服，头戴嵌有红边的军帽，在数千人的欢送下，登上了专列。上午 11 时，列车徐徐离开上海，鸣炮声、欢呼声 响彻云霄。龙盘虎踞的六朝古都南京，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真比过 年还要热闹。一大早，老百姓就互相传说着孙中山来宁的消息，全城万人空巷，不是在街上，便是跑到下关火车站去欢迎孙中山的到来。下午 5 时，披 红挂彩的专列客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孙中山神采奕奕地下车走上站台。顿时，等候已久的群众欢呼起来。下关附近的炮台和军舰齐放礼炮二十一响以 示欢迎。孙中山坐上一辆披着绣花彩绸的敞篷马车，向街道两旁的各界人士频频招手，缓缓地向临时大总统府驶去。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原来的清朝两江总督的衙署，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 天王府。当天，临时大总统府的大门外搭起了两座彩门，松枝翠柏和各色纸花衬托出庄重热烈的气氛，九盏贴金的大红宫灯悬挂在彩门上。晚 10 时，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正式举行。只见总统府的礼堂里灯火辉 煌，各省代表，革命军官和国内外有关方面人士、新闻记者等济济一堂。主席台正中贴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十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当孙中山健步来到会场时，“共和万岁”的口号顿时响了起来。孙中山登上平台，高高地举起双手，鼓掌致谢。雄壮的军乐和二十一响礼炮过后， 代表公推景耀月致颂词。接着，孙中山面向墙上的五色国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全国人民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 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宣誓毕，在热烈的掌声中，景耀月手捧红绸包裹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之印”授予孙中山。孙中山神情庄严，双手接过大印，当即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上用印，由胡汉民代为宣读。宣言明确地指出：“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尽 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宣言规定了对内的方针：“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 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的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重于国 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 月 2 日又发布了《改历改 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之年元旦。”于是，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共和国在东方正式诞生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开展组织政府的工作。1 月 3 日，他主持召开了由各省都督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的选举会，选举出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提出了设立行政各部及其职责范围的方案，并提出了各部总长、 次长名单，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命了下列人员： 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 海军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 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晨组 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 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 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 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孙中山同时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黄兴任参谋总长。 这份任职名单，从形式上来看，各部总长名额的分配是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由同盟会员任总长的只有陆军、外交、教育三个部。 但各部次长除汤芗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实权主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从实质上看，南京政府是一个由革命派居于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政府。孙中山为了履行“尽扫专制之流毒”的诺言，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立即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孙中山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废除刑讯体罚；赈 济灾民；保护华侨；严禁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仆名分，宣布赋予广大妇女具有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各项权利。 在除旧布新方面，严禁鸦片；取消官场中“大人”、“老爷”的称呼；限期剪辫；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废止跪拜礼节。 在刷新吏治方面，严禁官员循私枉法，改革官制，求贤任能。在改革教育方面，提倡普及教育，取消在学校祭礼读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这五项作为教 育方针，培养共和国民。在发展经济方面宣布政府兴办实业，鼓励发展工商业，奖励华侨投资。 这些法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对于稳定全国局势，保护人民的某些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政府在立法建制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是重要的一件大事。虽然这部“临时约法” 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但它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在当时，它是以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