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他提议将他们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接着 便大声宣读《兴中会章程》：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 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 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会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余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 吞，已效尤于接腫，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 限，奠我华夏这章程是孙中山草拟的，并已读过无数次。可是，当他面对他的同志宣 读这一段文字时，他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与愤慨，他把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情厚意，与对满清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怒控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 并通过他那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声音传达出来。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他的激情、热望，他的语调、声音，深深打动了 会场中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他们望着宽额隆准，脸圆口方，浓淡适中的眉毛下，双目炯炯有神的孙中山，不由得激情澎湃，热泪 纵横。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提出了创立兴中会的目的，是“专 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 宗。”《章程》说出了大家的心里活。会议一致通过了《兴中会章程》。 章程规定，本会干部由全体会员“公举”，“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 章程规定，凡入会之人捐银五元，另设义捐，为武装革命筹备经费。根据章程规定，会议选出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 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黄亮、李禄、李多马、邓荫南、林鉴泉等八人为值理，决定会址设在“华人消防所”二楼。 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举行宣誓仪式。与会人员一起起立，每人把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跟着带读的李昌高声朗诵誓 词；“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靴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神明 鉴察。”这一宣誓方式，是模仿了当时欧美各国和檀香山人们在法庭上作证的方 式，目的是为了坚定会员入会的志向，使他们忠诚不渝。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也按仪式加入了兴中会。 兴中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比较正规的中国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派人在茄荷蕾、百衣等地建立分会，会员总数 约一百三十多人。他还在美籍老师英兰谛文任教的学校里对二十多名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请了一个曾在中国、南洋当过教习官的丹麦人教练兵操，准备 回国发动武装起义。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方面屡屡失败，先后失去众多城池，津京也岌岌可 危。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上海的宋跃如催促孙中山回国，相机举事。孙中山接到宋跃如的信，即作回国准备。他计算了一下会员的会费和入 会股金，两项不足二千美元，远远不够举义的费用。因时机迫在眉睫，急于 返国，焦灼万分。这时，兴中会干事邓荫南知道后，立即把自己的农场变卖了，把所得款 项全部交给了孙中山，表现了投身国事义无返顾的崇高志向。孙眉见孙中山为经费着急，毅然把农场的几百头牛，以六至七美元一头 的低价出售，以此作为起义的献金。这样一来，孙中山总共筹得了一万三千美元的经费。1894 年 12 月下旬，孙中山与邓荫南等几位志士由檀香山出发，经日本 抵达香港。筹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动身回国前，与兴中会的同志商讨了起义地点。孙中山认为， 选择起义地点必须考虑三个条件：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并因此提出“以广东为最善”的意见。兴中会采纳了这一提议，决定以广东为革命 举义发祥地。发动起义，必须要有大量的同志参加。于是，孙中山到了香港之后，立 即召集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与他们讨论扩大兴中会事宜。他们决定分头行动，联络同志，筹建兴中会总会。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活动，他们租下香港中环士丹顿街 13 号楼房为总会 所，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兴中会总会成立大会于 1895 年的 2 月 21日举 行。成立大会通过了修订过的《兴中会章程》，修订后的章程比檀香山制订 的章程有很大进步。它公开抨击清王朝“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造成全国“盗贼横行，饥 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另外，还制定出十条更具体更详细的章程项目，它们是：一、会名宜正； 二、宗旨宜明；三、志向宜定；四、人员宜得；五、交友宜择；六、支会宜广；七、人才宜集；八、款项宜筹；九、公所宜设；十、变通宜善；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尤列、杨鹤龄、黄咏襄、朱贵全、余育之等 数十人参加了兴中会。香港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谢缵泰等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也加入了兴中 会。成立大会之后，各人分头行动。陈少白赴上海找郑观应，谋求他的支持， 并希望从上海找到一些同志，再回广州。孙中山则同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分赴广州秘密串连，建立兴中会广 州分会。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朱淇、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等数百 人陆续参加。与此同时，孙中山仍借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 营、水师，向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共同谋划举事计划。杨衢云、谢缵泰、黄咏襄则留在香港筹措经费、募兵、购运枪支。 孙中山在扩大组织、联络同志的同时，还注意争取国际友人和外国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就在孙中山到达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团体举办的宴会上，经康德黎博士的介绍，孙中山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梅屋庄吉在香港中环大马路 28 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孙中山认识梅屋 后，即直接到照相馆去拜访梅屋。梅屋见到孙中山，非常高兴，热情而又客气地对孙中山说：“请照一张相吧。” 照过相之后，孙中山并没有走的意思，就与梅屋亲切地交谈起来。“康德黎老师对我说过，梅屋先生是爱中国、关心亚洲人前途的人。对 此，我十分相信。”“孙先生过奖了。关心亚洲前途是我们亚洲人的责任。”梅屋谦虚地说。“但是，睡着的人太多了”，孙中山突然提出问题来，“怎么办呢？所以欧美各国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如果是狮子，只有醒过来才有用。睡着的虽 然还不是整个中华民族，但眼睛被蒙蔽，不管事的人实在太多了。”孙中山缓了口气，又接着往下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根源完全 在于满清朝廷的腐败政治。不改变这种状况，将来沦为白种人奴隶的命运就 在等着我们。”孙中山越说越激烈，他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梅屋。梅屋也不时插上一两句， 提出一些问题。他们热情地交谈，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从谈话中，孙中山了解到梅屋有办法弄到武器，并可以把它隐藏起来，于是问道：“梅屋先生，不打倒清朝政府，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梅屋先生，你能不 能帮助我们的事业？”梅屋踌躇了一会，随后爽快地说：“感谢你！我很高兴，我的志向和你一样。你发动吧，我以资金帮助你， 虽然不够，但我愿意多方寻求办法。这是日本人的仗义精神。”两个人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发誓，我要干，梅屋先生。”“从今天开始，我是属于你的。” 孙中山取得了梅屋的支持后，萌发了寻求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的念头。于是，他从 3 月初开始，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走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对此， 中川曾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原敬写过两封信，谈及此事。3 月 4 日，中川写信给原敬。信中写道：本月 1 日，经友人介绍，有清 国人姓孙名文（西洋医师）来馆。其人乃企图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孙文来馆目的，意在向日本提出武器援助要求。云现广州戒备森严，举事困难，且 又缺乏武器，望能为其筹措枪炮二万五，短枪一千等，当中川用问此起义的目的及方法时，孙文答：起义者乃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亦有哥老 会等。但未说明其党员人数。只云，一旦举事，必四方响应，“统领”为康有为、吴君（原驻神户领事，号汉涛）、曾纪泽之子等四人。中川又问：成 功之后，谁为“总统”？孙文答：未及考虑。若能承诺前项武器要求，则立即四方募集党员。到了 4 月中旬，中川又给原敬写信，继续提出孙中山要求武器援助的事。 可日本政府有他自己的算盘，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又转而通过谢缵泰与《德臣西报》主笔黎德和《士蔑西报》主笔 邓肯联系，取得了这两家英文报纸的支持。1895 年 4 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不得不派李鸿章为代表 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割让台湾、反对投降的斗 争。孙中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紧布置起义事项： 他派郑士良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又派人联系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 团。孙中山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 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同志，贮藏文件、武器；还在广州河南洲头嘴设计了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另外还 购置了两只小火轮作为运输工具。兴中会决走将广州作为起义地点，还决定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 作为起义军的旗帜，决定邀请何启代表兴中会起草宣言。但是，在如何攻占广州这个问题上，兴中会的干部却有分歧意见。 一开始，孙中山提出了“外起内应”的战术。他以太平天国时代刘丽川动用七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上海为例，认为攻占广州的人，贵精不 贵多。他说，今日的广州自不能与昔日危如累卵的上海相比，但如果有敢死队员百人，攻克广州的事也就可以成功。因为城中重要衙署，仅是都统、总 督、巡抚、水提几处。这些地区虽然有武装警备，但防卫松懈。起义时，只要以五人为一队，配备机械炸弹，由府署攻入官眷住房，制服长官，使全城 群龙无首，无发号施令的人。同时派人预伏城中重要街道，倘城外清兵闻变入援，即以阻击。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冒死上前。必要时候，更可以将横 街小巷房屋炸塌，使援军通行不便。这样，以五人一队进攻衙署，二三十人埋伏要道抵御援军，二三十人占领西门、归德门两处城楼，再以一二十人围 攻旗界。任务完成后，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兴中会的其他同志认为人少力薄，过于冒险，建议将“外起内应”的战 术改为“分道攻城”。约定时日，各地会党、绿林、民团，分顺德、香山、北江、潮汕、西江，香港几路，会集羊城，同时举事。孙中山经过深思，打消了自己的设想，服从众人的意见。 可是，起义的几千人马，突然驻扎广州城，不仅驻地难找，而且难保不招致防营缉捕的怀疑。如果稍有不慎，秘密泄漏，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家又开始讨论起来。经过讨论，兴中会决定利用重阳节作掩护发动起义。 重阳节是粤俗扫墓的日子，无论什么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时来往的人多，参加起义的人混杂在人群中进城，就不易被人注意了。 于是，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就把起义的时间定在 1895 年 10 月 26 日，即农历九月初九。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起义工作进展得顺利而迅速，声势颇为壮观，筹备的事项也很周密。孙中山认为这时应召开一次会议，公举一位会长来领导广 州起义。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意见。10 月 10 日，兴中会召开了会员大会，选举会长，也称伯理玺天德（Prsident），意即总统。 结果，孙中山当选。大家都来到孙中山面前，同他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并预祝起义取得圆满成功。 孙中山握着那一双双温暖而热情的手，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但他义无反顾，他无所畏惧，勇往直前！首义失败孙中山当选为伯理玺天德之后，决定偕陈少白、郑士良等返回广州，主 持起义。这时，杨衢云忽然害怕起来，畏葸不前，不肯去广州冒险。孙中山与其 他人都鼓励他，最后他才答应在阴历九月初八的晚上，带领三合会三千人搭夜船到广州，天亮到岸，便立即发动起义。孙中山于是把银行里的存款和在 香港的所有军械都交给了杨衢云，让他起义时带往广州。又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又对孙中山说：“前天商议的办法，都是很好 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没有一个名分。因此，我想请你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我，以后到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让给你，你看如何？”孙中山听了十分惊讶，也很不高兴，觉得事情还没开始，同志之间就有 了地位之争，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孙中山毕竟是个无私而坦荡的人，他沉思了片刻，回道：“这有什么 不可以的呢。可是，这个总统的名义是大家推举的，所以你要当，也还是得请大家来商量才行。”“那什么时候开会商量？”杨衢云迫不及待地追问。“就今天晚上吧。 我先去同其他几位说一声。”孙中山马上约见了郑士良、陈少白，同他们商量这件事。郑士良听了非 常恼火，大声嚷道：“这是不能答应的。让我一个人去对付他，非杀了他不 可！”陈少白却很冷静，他摇摇头，不紧不慢地说：“怎么能这样做呢？杀了 杨衢云，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们还能起事吗？依我看，不如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假如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无 所谓的。”孙中山点头称是，觉得陈少白的意见很符合自己谦让的打算。郑士良见 陈少白说得有理，心里虽是愤愤不平，也不再说什么。当天晚上，兴中会再一次召开联席会议。孙中山从革命大局出发，主动 提出把总统让给杨衢云，因为事前已同大家商量好，自然没遇到障碍，一致 通过了。第二天，即 10 月 13 日，孙中山便先行赶到了广州。过了两天，郑士良、 陈少白等数人也抵达广州。在香港，只留下杨衢云主持工作。10 月 25 日晚，广州附近各路队伍，打着大书某族省墓灯笼，云集广州。 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他们准备在各要点施放炸弹，各路人马听到炮声即同时发动。10 月 26 日，天刚蒙蒙亮，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 机关等候命令。他们准备以青天白日旗为旗帜，以“除暴安民”作口号，以红带缠臂做标志，大举进攻。卫队的一百多名战士身藏利器，在起义总机关 的四周待命。就等孙中山一声令下，起义队伍即刻就出击了。可是，孙中山却没有按 时回到起义总机关。陈少白、郑士良等兴中会同志一个个焦急万分。原来，孙中山忽然接到汕头、西江两军报告；道是“官军戒备，无法前 进。”这一突变情况使孙中山预感到事情出了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孙中山正在紧张地思考，又接到杨衢云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杨衢云之所以发这份电报，造成这种不能如期率队伍参加起义的结果， 完全是因为他的私心所造成的。杨衢云取得了总统的名义后，首先编了一支总统卫队，规定卫队队员与 各队领队待遇一样：即先发饷，给手枪，又每人发与钟表。这样做引起各队领队的不满。在偏僻地方试枪时，各领队又发现他们的枪支有好有坏，而卫 队的枪支，却是支支精良。领队们本来就有意见，这下更是议论纷纷，吵吵嚷嚷的要求更换坏枪，否则，初八晚上决不带队开赴广州。到了这时，杨衢 云哪里再有枪支可换？而领队们又不肯让步。一时间，杨衢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只得电告孙中山。孙中山哪里知道这些情况！他只知道问题更为严重了。他赶忙拿着两份 电报，急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这时已经是上午 8 点多钟。陈少白看了电报，大惊失色，连忙说：“凡事过了期，必然走漏风声。 假如还硬要发动起义，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只能暂时把事情压下去，等待 以后的机会了。”孙中山觉得陈少白说得有道理，便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 他们回去等候命令。接着，又发急电给杨衢云，称“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十分危险，但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 同志的安全。他连忙对陈少白说：“你赶快走吧，我留下来处理一些事情。”当晚，陈少白匆匆忙忙搭轮船回香港了，孙中山则同郑士良赶到咸虾栏张公馆焚毁文件，贮藏枪械弹药，布置同志转移。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中，孙中山始终镇定自若，临危不乱，给郑士良以很大的鼓励，使郑士良感到孙中山“毕竟不愧为领袖”，一副大将风 度。却说这时的两广总督已经是谭钟麟。这是个年迈昏聩的宫僚，对兴中会 的革命活动始终没有察觉。重阳节这天上午，他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谭钟麟看罢，并不在意，只是一笑了之。心想：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 都没弄清，岂不是捕风捉影？谭钟麟正在暗自好笑，又见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市 面上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听说可能是要造反。“党首是哪一个？”谭钟麟并不相信，以一种自负的口吻问道。“孙文！”“孙文？”谭钟麟仰面大笑起来，边笑边说：“孙文乃狂士，好作大言， 岂敢造反？”李家焯尴尬地站立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他闷闷地退出总督府，心里 并不服气。于是，他派了一些侦探去监视孙中山。这一天，孙中山仍和平常一样，镇静自如。他同区凤墀老师准时去参加 一个朋友的娶媳宴会，途中见兵弁很多，知道情况异常，但他依然谈笑自如， 旁若无人。区凤墀却很诧异，向孙中山问道：“今天的兵弁为什么这样多？” 孙中山微微一笑，说：“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孙中山反而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举事，你没有听到吗？”到 10 月 27 日，事情终于败露了。事情出在朱淇的哥哥朱湘身上。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 朱淇起草了起义的《讨满檄文》，朱湘得知后，生怕连累到自己，便冒用朱淇的名义向李家焯告发。李家焯连忙报告谭钟麟。谭钟麟一听，惊得汗如雨下，一副狼狈相。呆 了一阵才缓过神来，连忙调兵遣将，加强广州防卫，并派李家焯领兵搜索双门底王家祠和咸虾栏张公馆，把守各处关口和码头。这时，孙中山和陆皓东正在河南一个秘密机关里，听到清兵出动搜索的 消息，连忙布置转移。陆皓东自告奋勇，要去云岗别墅焚毁兴中会名册，以免落入朝廷之手。孙中山同意他前往处理，并与陆皓东约定：事完之后，黄 昏在水鬼潭埠头会台，然后一同离开广州。陆皓东立即渡江赶到北岸的云岗别墅，焚毁了兴中会名册。正要撤离， 清兵已把云岗别墅重重包围了。除了陆皓东，被捕的还有程耀宸、程奎光、程怀、刘次、梁荣等人。 这天黄昏，化装成商人的孙中山到了水鬼潭埠头。他等了很久很久，仍不见陆皓东的影子。他知道好朋友凶多吉少了，迫于风声越来越紧，只好独 自登上一只事先备好的小汽艇，在弯弯曲曲的小水道里拐来拐去，终于躲过敌人的盘查，朝香山县唐家湾方向驶去。杨衢云虽是接到孙中山“不要再来”的电报，但七箱军械早已经交给“保 安”号轮船，若是起回，又怕事情败露。于是只好硬着头皮，仍派朱贵全、丘四带领二百人随船赶往广州，同时复电孙中山：“接电太迟，货已下船， 请接。”28 日清晨，“保安”号轮船刚刚抵达广州，等候多时的南海县令李征庸 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即挥兵上前截缉。起义者们的七箱枪支，全被杂货积压在下面，临时根本无法拿出，朱贵全、丘匹等四十多人无奈，束手就擒；木箱 内的二百多支手枪和弹药，也尽被查获。广州起义至此即告彻底失败。 陆皓东被捕后，被押到南海县县衙，县令李征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妄图逼使陆皓东供出同党而一网打尽。然而，陆皓东坚强不屈，横眉冷对李 征庸，嘲笑似地对他说：“你虽严刑加之于我，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将奈我何？”11 月 7 日，谭钟麟令营务处将陆皓东、朱贵全、丘四三人绑赴刑场杀害。 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在营务处受责六百军棍，病死狱中。闻知陆皓东牺牲，孙中山极为悲痛，称他是“命士之英才”，“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 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接着，清政府下令对孙文、陈少白、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李杞、侯艾泉、夏百子、莫亨、吴子材等十余人悬赏捉 捕。孙中山被列在缉捕名单的最前面，赏银也最高，为花红银一千两。另外， 清朝总理衙门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清使馆发电，通缉孙文。再说孙中山于 10 月 27 口晚上到达唐家湾之后，马上改坐轿子赶到澳门。 过了两天，从澳门搭船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之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会合，搭船前往日本，终于摆 脱了清廷的追捕。伦敦被禁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清政府悬赏花红银一千两通缉捉拿孙文，在通缉令 上还把孙文的“文字”加上三点水，故意写作“汶”，把革命家当作洪水猛兽，以示痛恨。两广总督谭钟麟还打电报通知香港，日本、新加坡、伦敦等 地的驻外使馆，密切注意孙文的行踪，相机捉拿归案。孙中山此时并不气馁，斗志更坚。但国内已经很难呆下去，他被迫逃亡 国外。在一个月黑的夜晚，他乘船悄然离开了广州，经澳门到达香港，后来，又匆匆与郑士良、陈少白等人一起会合，抵达日本，在神户上岸后，他买了 一张日文报纸，看见上面有一条日文新闻，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当时，反清起义并不用“革命”两字。孙中山颇感新奇，边看边小 声念叨着“革命，革命，革命党”。他碰了碰坐在身边的陈少白：“你看，日本人称我们为革命党。” 少白凑过来看了这则新闻说：“这不比以往用的‘发难’‘起事’一类的词更好吗？” 孙中山思忖片刻说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我们为革命党，意义甚佳。”“那我们以后就称为革命党吧，这比‘会党’一词更有战斗性。”陈少 白建议道。“好吧，称为革命党。”孙中山点头微笑。1895 年 11 月，孙中山到了日本横滨。这时，他毅然剪去了头上的辫子， 换下了清朝的服装，表示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彻底决裂。在横滨，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横滨分会，有几十名华侨参加。年底，孙中山离开日本，重赴檀香山。檀香山本来是兴中会的创始之地， 但是由于广州起义失败，不少会员灰心丧气，会务也基本陷于停顿。孙中山虽然竭尽全力加以整顿，不辞劳苦地奔波鼓动，也重新发展了一批新会员， 并且成立了“练兵会”，作为训练武装干部的组织，但最终由于革命风气不盛，因而进展迟缓。为了扩大兴中会的力量，孙中山考虑到在檀香山暂时难有大的发展，便 将注意力移向了美洲大陆，因为美洲大陆的华侨，远比檀香山群岛的要多，孙中山决定前往开展宣传工作。在准备启程前往美洲的前夕，孙中山漫步在檀香山街头。这里气候温和， 树木葱笼，奇花烂漫，碧波荡漾。但美丽的风景提不起孙中山的兴致，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去美洲大陆的计划。突然，一辆载着四五人的马车，迎面奔 驰而来。孙中山一惊，仔细一看，车上坐的竟是他在香港读医科大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夫妇和随员。他乡遇故知，孙中山喜从天降，他忘却了礼仪，来不 及打招呼，抓住车扶手，敏捷地跳上了马车的踏脚板。康德黎夫妇正在全神贯注地欣赏太平洋的热带风光，给这位“不速之客” 吓了一大跳。同车的日本保姆，以为来者是日本人，忙用日语问道：“先生， 你要干什么？”“我是孙逸仙”，孙中山满脸笑容，用英语问候，“老师，您好！” 康德黎夫妇定睛一看，果然是他的学生孙逸仙！只不过他已经穿了西装，去掉了辫子，留了胡须。 老师夫妇转惊为喜：半年以来时时悬念的孙逸仙，现在竟平安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康德黎异常高兴，连忙招呼马车停下，急切他说：“我离开香港前两天，有人告诉我，说你在檀香山，没想到今天竟不期而遇。” 师生畅快地交谈着。康德黎告诉孙中山，他这次是回国休假，途中登岸游览小憩，真是巧遇。孙中山也将自己即将启程赴美，再打算到英国的计划 报告了老师。康德黎一听，马上将他在伦敦的住址告诉了孙中山，相约在伦 敦会见。谁也没有料到，当孙中山后来在英国伦敦蒙难，生命濒于危急的时刻， 擅香山街头的这次奇遇，对帮助孙中山逃出死地，竟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896 年 6 月，孙中山到了美国。他首先在太平洋东岸的旧金山登陆，然 后横穿美洲大陆，一直到大西洋西岸的纽约。沿途每到一地，总要留住十天半月，向当地华侨痛陈国民危困的惨状，宣传革命救国的道理。但是，孙中 山发现，美洲华侨对革命的冷漠状况，比檀香山更甚。他奔波各地，活动了几个月，但响应他革命号召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如此，孙中山自己却认为， 这是为革命而播种，是辛勤的、艰难的播种，革命的种子总是要发芽、生长 的。1896 年 9 月底，孙中山离美赴英，到达伦敦。他一踏上伦敦的土地，就 警惕地左顾右盼，注意有没有人跟踪他。当时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悬着的心才开始轻松一些。但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他的一举一动，早被一位受雇于清公使馆的 碧眼高鼻的英国私家侦探尽收眼底了。10 月 2 日，也就是孙中山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关于他活动的情报，已经送到了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参赞、英国人 马格里爵士的办公桌上。10 月 11 日，星期天，上午 10 时许，孙中山按照事先约定，准备去看望 住在罩文省街的老师康德黎博士。走到半路，忽然发现从后面赶上来一个穿着中国服装的人。那人注意地盯住孙中山，突然用英语向他探问；“您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中国人。”孙中山见是一位本国人发问，便用广东话与其交谈起来。“听您口音，好像是广东人？”“是的。”“啊，我们还是同乡呢。”那人顿时热情起来，又进一步问：“您尊姓？”“姓孙。”“敝人姓邓，名廷铿，就住在前面不远。” 孙中山打量了他一下。只见他三十多岁年纪，身高体壮，脸上却瘦得双颤突出，两只黄眼珠显得捉摸不定。他衣着整齐，看上去既不像中国留学生，也不像做买卖的。不管怎样，在远离故国的伦敦大街上遇到这么一个同乡， 还是值得高兴的。于是孙中山道：“你府上在哪里？” 邓指着对面街不远的房屋说：“那里就是。” 孙中山不知不觉地和邓一起走到了波德兰区 49 号。这时，又一个中国人出现了。邓向他介绍说：“这位孙先生是我的同乡。” 那人显得十分热情，对孙中山连拉带劝：“到我屋里坐坐，抽根雪茄，喝杯红茶，叙叙乡情呀！” 孙中山因事先和康德黎老师有约，便极力推辞。这时候，从楼房里又走出一个满面虬髯的大汉，也非常客气地请孙中山到楼里坐 坐。说着，他们一边一个挽住孙中山的胳膊，不由分说把他拉了进去。等孙中山回头去找邓廷铿时，他已不见了。孙中山一进门，便听见“呯”的一声，大门被迅速关上了，又“咔嚓” 一声上了锁。孙中山看见大厅里有好几个中国人正看着他，便大声发问：“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走，到搂上去再说！”那两个大汉变了脸，语气也强硬起来。他们挟 持着孙中山，带到三楼的一间空房子里，把他往里一推，便锁上门扬长而去。不一会儿，一个碧眼黄须的英国老头儿走进屋里，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孙 中山说：“对你来说，这里就是中国。”这句话，他一连说了两遍。孙中山这才明白，这里是中国驻英使馆，他被秘密绑架了。“你是什么人？”孙中山用英语问道。“我是马格里爵士，是贵国使馆的参赞。” 孙中山前几天曾听康德黎老师谈起过，就是眼前这个马格里，以前在上海参加过华尔的“洋枪队”，是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不由得对他 怒目而视。马格里得意洋洋地说：“你就是孙文？”“是的，我是孙文。”“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来电，说你乘轮船来这里，让我们扣留你。”马 格里凶相毕露地说。“为什么？”孙中山气愤地问。“你是贵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你一到伦敦，我就雇了侦探社的便衣跟踪 了你好几天，现在终于把你捉到了。我刚才已经打电报给贵国，你必须在这里等候总理衙门的覆电。”说完，马格里不怀好意地冷笑一声，出门去了。孙中山在房中焦急地踱步徘徊，透过窗户，凝视着蔚蓝色的天空，双眉 紧锁，思考着应付窘况和脱逃的办法。蒙难脱险孙中山被囚于清政府驻伦敦公使馆的楼上，心中不免焦急。心想，革命 大业未成，不能就此束手待毙，一定要设法逃出去，首先要把被绑架的消息告诉老师康德黎博士。于是，孙中山疾步走到门边，请看守喊来马格里。 孙中山问：“我被你们扣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的朋友知道？”“不行！”马格里一口回绝，“但是，你放在旅馆中的行李，可以写个 便条，让这里的人去为你取来。”狡猾的马格里企图用这个办法搜索孙中山的行李，看看能否取得机密文件或其它有价值的东西。孙中山识破了马格里的诡计，告诉他：“我不住旅店，只有康德黎博士 知道我的住址。”于是，孙中山写了一张纸条，说明他已被幽禁于中国使馆，请将他的行 李送来。孙中山要马格里将这张纸条交给他的另一个老师孟生博士，请孟生 转交给康德黎。马格里接过纸条一看，皱着眉头说：“不能说被禁。” 孙中山又重新写了一张纸条。马格里假意答应转交，拿着便条走了。他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一个木工，乒乓乒乓地给门上加了一把新锁，又用几 根铁条把窗户钉得结结实实。几个小时后，马格里又派来一个叫柯尔的仆人，对孙中山进行搜身检查， 将他装在口袋里的钥匙、铅笔、小刀、纸张等搜索干净。马格里对这个仆人严厉地说：“不论孙文给你多少钱，你都可以收下， 但是他给你的任何一张纸片，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知道了，照你的吩咐办。”柯尔答道。 晚上，马格里又在囚禁孙中山的房子门外加了两个门卫，日夜监视，让他插翅难飞。 夜间，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门外的看守在走廊上走路的脚步声不时传入耳中。孙中山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出神，寻思着用什么办 法才能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一连几天，孙中山都是在焦急中度过，他见行李始终没有送来，便知道 上了马格里这只老狐狸的当。他买通看守，悄悄弄来了纸和笔。这几天，他多次请求柯尔帮助送信，但柯尔不是拒绝，就是把信交到马格里手里。孙中山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他只得将身边仅有的两张纸裁成几 块，都写上给康德黎博士的求援信，然后用纸条裹着硬币，打开窗子，把几张纸条从窗外向街道掷去，希望能被过路的人拾到，按纸上的地址去送给康 德黎博士。他想，只要有一架纸条送到，就有营救的希望了。但事与愿违，可能是力度不够，几张裹着硬币的纸条全被使馆的人捡了 去。随之而来，整个窗口都被封死了。正当孙中山无计可施，十分苦闷的时候，马格里却酝酿着一个更加恶毒 的阴谋：他准备和一家轮船公司商量，包租该公司的船只押送孙中山回中国。按照英国的法律，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外国使馆是不能随便捕人的。 马格里认为，如果能得到一份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的书面证明，他们执行“租船押送孙中山回国”的阴谋就会比较顺利。如果此计不成，就把孙中山当作疯子，堵上嘴巴，捆起手脚，装在一只大木箱里偷运回国。这时候，邓廷铿又在孙中山的面前出现了。 邓廷铿装着十分抱歉的口吻说：“前几天强迫孙先生到此，实在是公事公办，没有办法，请孙先生海涵。” 孙中山坐在椅子上，面色威严，没有吭声。 邓廷铿继续谦恭地说：“兄弟今天前来看望，实在是想表达下我的个人感情。”“你如果真的是为友谊而来。则打算怎样援助我呢？”孙中山不紧不慢 地问。邓廷铿提出：“我为孙先生想了一个办法，你可以写一封信给龚照瑷公 使。信中须要竭力表白本系良民，并非乱党，只因朝廷官吏诬陷，使我遭受嫌疑，因此，亲自来到使馆，请求昭雪。”孙中山情急之中，未多思索，按照了邓廷铿的意思，写了一封信。邓廷 铿高兴万分，拿着这封信，连招呼也未打就匆匆下楼去了。这时，孙中山大声叫了起来：“中计中计！” 孙中山之所以再次坠入邓廷铿的奸计，在当时实在是以为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因为如果被押送回国“正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华 侨中，都会给革命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失。第二天，仆人柯尔照例给孙中山送来了食物和煤炭。这一天，已经是孙 中山被囚的第六天了。经过多无的观察，柯尔看出孙中山是个好人，孙中山也感到柯尔富有同情心，心地比较善良。柯尔看着孙中山愁苦的面容，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孙中山说：“我实在是个好人，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疯子。我是中国的国事犯，现在被迫流亡海外。”“什么是国事犯？”“你听说过阿美尼亚人的事吗？” 柯尔点点头。孙中山知道英国人对基督教怀有特殊感情，就向柯尔解释道：“现在中 国的皇帝要杀害我，正如土耳其苏丹要杀害阿美尼亚人一样。土耳其苏丹仇视阿美尼亚族的基督教徒，所以要杀害他们。中国皇帝仇视中国的基督教徒， 也要杀害他们。我是一个中国基督教徒，而且曾经尽力谋求改革中国。凡是英国人都同情阿美尼亚人，像我这样的情况，如果让英国人民知道，也一定 会同情的。”柯尔显然被感动了，问：“不知道英国政府能不能给予援助？” 孙中山很有把握地说：“英国政府一定乐于相助，这是不用说的。我的生命，现在其实是系在你的手上，你如果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我的生命就 能够保存，否则，只能任其杀害。”孙中山略微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请你再三想想：我们是以崇拜上帝 为重，还是以尽职雇主为重呢？”柯尔明白了，点点头走出去了。 第二天，柯尔继续送煤进来，加完煤后，用手指指煤篓走开了。孙中山拨开煤块一看，有一个纸团。打开来，只见上面写着：“我可以替你送一封信给你的朋友，不过写信时要小心，当心监守人的 眼睛。他们在锁孔中监视你的行动。”孙中山赶紧在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暗藏的名片，躺在床上给康德黎写了几句话，交给了柯尔。 善良的柯尔在另一位英国女仆的帮助下，冒着被使馆解雇的风险，终于把孙中山被诱捕囚禁的消息告诉了康德黎博士。 孙中山失踪后，康德黎博士十分焦急。一接到孙中山被绑架的亲笔信，马上找到孟生博士，一齐商量营救的办法。 他们首先报告了伦敦警察局，要求警方干涉此事，遭到婉拒。接着，他们又赶到英国外交部，那些官员也都模棱两可，不肯马上交涉。为了抓紧营 救，康德黎急忙赶去雇私人侦探，日夜监视中国使馆，防止他们把孙中山暗 中转移。孟生博士赶到使馆求见，出来接待的是一个翻译，此人正是邓廷铿。孟 生开门见山他说：“我要见一见孙逸仙先生！”邓廷铿故作惊讶：“什么孙逸仙？这里没有此人！” 当天夜里，康德黎博士又赶到伦敦最有名的《泰晤士报》社，揭露中国使馆的违法行为，碰了钉子，只得又到其他报社奔波求援。 第二天，《地球报》用“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发表了这个消息。当天，《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的记者纷纷来访康德黎。次日，伦敦的 各家大报又以特大标题，竞相报道了中国公使馆这一丑闻。消息传开，舆论为之大哗，英国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英国公众 拥到清使馆门口，高呼“释放孙逸仙”的口号。有人愤怒地声称，如不放出孙逸仙，就要捣毁清使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只得派遣代表向清使馆提出交涉。 英国首相兼外交部大臣沙利斯堡还向清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按照国际公法和惯例，迅速释放孙逸仙。10 月 23 日，被非法囚禁了十二天的孙中山终于被释放了。当他从使馆 出来时，伦敦的街头人山人海，热情的英国公众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他们纷纷向孙中山挥手致意，热情地齐声欢呼：“孙逸仙！孙逸仙！”此情此景，充满着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无限感 慨，无限激动。回到旅馆，记者们蜂拥而至，把孙中山团团包围起来。孙中山慷慨陈词，详细揭露了清政府这一卑劣的绑架阴谋。英国各报继续以大量 篇幅报道了这个事件的始末。这样，这次卑鄙的绑架事使清政府的腐朽和残忍本性更加臭名远扬，中 国革命家孙逸仙的名字瞬间便传遍了全世界。潜心研读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经历了一次死亡的危险就畏直不前，孙 中山虽然在伦敦遇险，差点被杀头，但丝毫没有削弱革命意志。正如他在获释第二天给伦敦各报主笔所写的声明那样：“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 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孙中山反思自己的革命经历，深深感到自己的才智和学识还不足以应付 实际斗争的需要，便决定暂留伦敦，这样做一方面能比较从容地思考一下今后的计划，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潜心研究，并 实地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情况，进一步探求救国的真理。就这样，孙中山开始了一段在异国读书、研究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几 乎天天都泡在博物院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几乎对一切都感兴趣：外交、法律、矿物、农业、畜牧、机械、政治、经济等，各种书籍都看，而尤其重 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他这样日夜苦读，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的。后来他曾说，他所学的一 切学问，都是“革命之学问”，凡任何有助于增进革命知识和能力的，他都认真去研究，作为组成他的“革命学”的素材。清使馆对孙中山的动向仍然十分关注，他们继续委托侦探社监视孙中山 的行动。该侦探社 1897 年 4 月 18 日向使馆的报告，今天读来是很有意思的：“他（指孙中山）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谭 文省街 46 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他不变的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要吃些点心，就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 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院图书馆。”6 月 24 日，侦探社又报告说：“此人经常地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在那 里停留至下午 7 时或 8 时。”这些报告，成了孙中山当年居留伦敦时刻苦读书的真实记录。 康德黎博士后来也与友人谈到过：“孙逸仙在伦敦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浪费过光阴。他时时都在工作，他所读的书，各方面都有 孙逸仙在今日的中国，是一个获得最广博最高尚教育的人，这是无疑的。”孙中山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他爱好读书，甚至在危急情况时也矢志不移。 有一天晚上，阅览室里的读者都走了，孙中山已经十分疲倦，就伏在桌子上休息一会。这时，他晚饭还没吃，摸摸口袋，生活费已经所剩无几。就 在他准备出门买面包时，进来了三个中国留学生找他讨论问题。一位稍微年长一些的学生见他满面倦客，关心地问：“孙先生近来身体怎样？”“不错！”孙中山打起精神回答。 伦敦的中国留学生与孙中山的关系比较融洽，知道他生活困窘，便时常接济他。这时，其中另一位中国留学生笑着说：“恐怕又是囊中羞涩了吧。” 孙中山拍拍口袋说：“今晚还能过得去。” 说完，那三位同时笑了起来。他们拉着孙中山去吃饭，又共同凑了三四十英磅送给他。可是不到三天，孙中山就把这笔钱几乎都用来买了新书，其中有许多关 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在孙中山看来，为了探求救国的道理，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一两顿饭不吃不要紧，学习比吃饭更重要。孙中山在英国这一时期，除了通过读书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接 触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外，还找机会认真地观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 度。他经常专门抽空到英国宪政俱乐部等处考察调查，跟流亡伦敦的各国革 命者交流经验，商讨问题。他看到英国虽然富强，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十分悲惨。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竟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对于英国社会的这些现实情况，孙中山感触颇深。他设想通过一些办法， 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他的社会经济观点——民生主义，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他决定采取民生主义，与民族、民权两个问题同时解 决，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的主张。由于当时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多，距离中国又路途遥远，孙中山决 定离英赴日，就近谋划中国革命。他离开伦敦，又一次横渡大西洋，经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于 1897 年 8 月中旬再次到达日本 横滨。在横滨，孙中山结识了两个日本朋友，一个叫宫崎寅藏，一个叫平山周。 他们都是听说中国革命家在伦敦蒙难的传奇事件后，慕名前来求访的。他们和孙中山一见如故，畅谈革命，终日不倦。宫崎寅藏是日本著名的浪人。他比孙中山小五岁，号白浪滔天，相貌雄 伟，蓄一口长髯，他是一个游侠式的人物，性情豪爽，交流广泛，行踪不定。有钱的时候，他狂歌善舞，挥金如土，为朋友的急难解囊相助，可以一掷千 金；无钱的时候，他就沿街说书、卖艺、唱浪花节来维持生计，蓬头破衣，如同乞丐一样。就是他，后来写了著名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平山周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日本青年，英俊倜傥，性格耿直，也和孙中 山很谈得来。通过宫崎和平山的介绍，孙中山又结识了刚当上日本民党领袖的犬养 毅，以及大隈重信、萱野长知、头山满、山田良政等日本朝野著名人士。后来，山田良政还亲自参加了 1900 年的惠州起义，在惠州附近的激烈战斗中英 勇牺牲。宫崎和平山都住在东京。临别的时候，他们都劝孙中山采用化名暂留日 本，以摆脱清使馆密探的追捕，并邀请孙中山到东京去，以他们华语老师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回答说，是暂留日本还是潜回国内，他还要再仔 细考虑一下才能决定。于是，宫崎和平山把自己的地址留给孙中山，便依依惜别地回东京去了。 过了几天，孙中山来到东京。他先找到平山周，告诉他已经决定暂时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平山周听了十分高兴，马上陪孙中山来到宫崎寅藏家 里。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宣传，他们议了很长时间，最后商定让孙中山住在位 于东京市中心银座的对鹤旅馆。他们给孙中山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日本服装， 便走出门来。宫崎和平山陪着孙中山，沿着车水马龙的大街向旅馆走去。在日比谷公 园附近，孙中山看到一所华丽的住宅座落在一个幽雅的花园之中，便随口问平山周：“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东京大名鼎鼎的中山候爵的府邸。”平山周告诉他。 来到对鹤旅馆，由平山周给孙中山登记。孙中山当时的姓名是孙文，或称孙逸仙。由于事先没有商定化名，平山周犹豫了一下，想想刚才经过中山 候爵的住宅，便随手写上了“中山”二字。可是，中山是日本人常见的姓，应当再有个名字。平山周正踌躇间，孙中山接过平山周手中的笔和登记簿，又加上了一个“樵”字。于是，孙中山又有了一个新的化名：“中山樵”。 进了房间，孙中山风趣地对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说：“我小时候，从六岁起就上山砍柴，真是一个中国的山樵啊！”“中山先生”，宫崎寅藏第一个叫起孙中山的新名字，诙谐地说，“中 国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也正需要您这位中国的山中樵夫来披荆斩棘啊！”说罢，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援菲计划在日本，孙中山和菲律宾独立党曾有过一段动人的交往，那是孙中山住 在横滨的时候。夏夜，横滨的气候十分怡人。海风呼呼地吹着，把白天的暑气化为乌有。 滨海的沙滩上、大道边和树荫下，到处是纳凉的人们。孙中山无暇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阴凉，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正汗流浃背 地在绘制一张中国地图。这不是普通的地图，而是一张别具匠心的《中国现势地图》。在地图上，他把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强占的铁路， 一一着色标明，以便看图的人触目惊心。为了唤醒有志之士起来革命，他还为这张地图写了一个后记，内容是：近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 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愤为友，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矣 孙中山时而又停下笔端，思索着下一次武装起义的计划。忽然，门外的日本侍女叩了叩门，轻轻地说：“中山先生，有人找您！” 孙中山打开房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又黑又瘦，上唇蓄着一字型的浓密胡子，手里拎着一只皮箱，脸上露出极度疲惫的神色，两 只乌黑明亮的眼睛却显得十分深邃、坚毅。“您就是孙逸仙博士吧？这么晚前来打扰您，十分抱歉”，那人说着一 口不熟练的日语，自我介绍道，“我叫彭西，来自菲律宾。”“哦，您就是那位菲律宾独立党的著名宣传家彭西先生？久仰！久仰！” 孙中山和来人紧紧握手，热情地将客人住屋里让，“快请，请屋里坐！”彭西此次来日本，负有重要的使命。几个世纪以来，菲律宾一直处于西 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1896 年，二十九岁的中菲混血青年阿奎那多领导独立党起义，参加的民众有四十万人，与西班牙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后来，美国也企图取代西班牙，要把菲律宾作为它的殖民地。美国政府 向菲律宾调派了军舰，对阿奎那多诡称，要帮助菲律宾独立，美国军队攻下了马尼拉，占领了大片领土，打垮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势力。1898 年 6 月，阿奎那多在卡维特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并被选为总统。 但在年底，美国又与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决定西班牙退出菲律宾，由美国取代殖民统治。菲律宾共和国对此提出抗议，要求美国政府要求承认菲律 宾独立，被美国拒绝。后来，美国竟完全背信弃约，向菲律宾革命军发动突 然袭击。在阿奎那多领导下，菲律宾革命军奋起保卫民族独立，勇敢地抗击侵略 者。由于武器缺乏，便决定向亚洲各国求援，并派彭西到日本购买军火。彭西到了横滨，得知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正在横滨，并了解到孙中山 与日本朝野人士有所交往，也一定会同情菲律宾的独立斗争。于是，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住处。彭西与孙中山走进内室，在席子上坐下来，两人一见如故，亲切交谈起 来。“孙先生，见到您真是万分高兴！我早就听说你的高明医术和革命业绩。 从经历上来说，我们是十分相似的。我以前是马德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从事过医生这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后来也和您一样弃医革命，现在正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彭西不愧是一位宣传家，说起话来亲切感人。“你们的斗争，早已引起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注目。我 们中国的革命党人和菲律宾独立战士应该结成紧密的同盟，这样，亚洲革向的力量就可以大大加强。”“孙先生，您这个主意太好了！”彭西不禁兴奋地站了起来。 孙中山接着转了一个话题，关心地问：“听说贵国近来的独立战争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