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至此，我又想起了母亲的那篇《夜归》，不觉黯然……　　母亲性格活泼温柔，喜欢京戏和唱歌，做学生时，就以甜润优美的歌唱，闻名春明女中。结婚后，在父亲熏陶和指教下，开始学习诗词和古文，自然《诗韵合璧》、《随园诗话》是必读的课本，母亲读了《随园诗话》，对袁枚自诩为随园即是《红楼梦》的大观园，虽认为不可信，但还是心向往之，以为亭台之胜，一定可观。要求父亲陪她到清凉山去寻访袁枚的随园，父亲笑而同往，母亲看了那荒芜不堪、野草丛生的废址，喟然长叹：“这就是大观园？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父亲则说：“我早你十几年已经有此感叹，如果说了，会扫你的兴。”母亲病逝后，父亲带着甜蜜美好的感情，写诗追忆：随园说在小仓山，寻墓问诗半日闲。　　摘杂菊花斜鬓插，何年忘却旧时颜。　　我在这些诗中，读到的是父亲对母亲的赞美、欣赏和感念之情。《南京人报》真可说是篇篇佳作，字字珠玑，而我家里一直珍藏的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由于“文革”过后，友鸾叔又恢复了笔耕生活，因文章需要，他又向我“借”回去了，但这一借，由于他年事已高，琐事又多，不知放在何处，所以就“有借无还”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心疼不已。　　父亲从少年时，就浪迹天涯，漂泊不定，以后又多年从事报馆的编辑工作，不仅练就了写快文章的本领，而且还善于在嘈杂喧闹的环境中工作，一旦写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闹的声响，他都可以“充耳不闻”，这一招，可说是绝了！不但如此，他还养成了倒头就睡的习惯，不管工作和写作得多兴奋，也不管浓茶喝了多少杯，放下稿子，一挨枕头，即可进入梦乡，而且是鼾声大作。不仅如此，父亲还有一绝，他不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一旦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便放下笔，来处理工作，一俟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由于他的超乎寻常的敏捷文思，常常会做出超乎寻常的趣事。一次夜半，有客来《南京人报》拜访，父亲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正在此时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让客人稍候，便走到楼栏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　　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　　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　　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　　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父亲才遏住“诗兴”，这件“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父亲能口占多少首？这一件趣闻一直在新闻界流传，直到前几年，我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还见到有人撰写这一美谈。　　《南京人报》虽然人少，编务紧张，因为是“伙计报”，但也不乏轻松有趣的“花絮”。据张友鸿先生的《忆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载：“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从北平来（左笑鸿也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　　第41节：创办《南京人报》(6)　　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和朝气。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华的侵略。但是南京的达官显贵仍然承袭着“六朝金粉”，还是醉生梦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梦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亲看到这一切，真是忧心如焚，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愤怒地吟出：“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为了中华民族，为了祖国，他愿意牺牲一切，所以他大声疾呼地喊出：“国如用我何妨死！”这种掷地做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心情的写照！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100万市民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人心惶惶，人们开始疏散逃难，报纸的销量骤然下降，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父亲身为社长，已无积蓄，又无收入，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父亲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就是维持费发不出来，也要坚持，这是大家的报，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儿”也要“苦撑到底”！这一番表态和精神，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励！他咬着牙，硬是把《南京人报》办下去。　　那时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处理事务及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的射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眼目睹。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父亲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养”，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父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这样，《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而我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自从“下落不明”后，我多方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会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第42节：“国如用我何妨死”(1)　　“国如用我何妨死”父亲于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赋诗云：不必功名等白头，早将心迹托浮鸥。　　国如用我何妨死，事总因人大可羞。　　腹俭已遭家室累，卖文还作稻粱谋。　　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诗言志，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的心志，为了国家民族，他愿意牺牲一切，情愿投笔从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这并不是书生的浪漫情怀，而是父亲身体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报》被迫停刊后，父亲于1937年底，把全家迁往故乡安徽潜山，安顿好了以后，他抛弃了全部家产和事业，还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视如珍宝的书籍和资料，停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和《南京人报》，为了抗日，他毁家纾难，手提一只行李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押运着装有《南京人报》的机器、铅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汉。父亲原来的计划是入川到重庆，或是复刊，或是把机器卖掉还债。可是在武汉，他看到许多爱国有心而又报国无门的人，内心充满愤慨和无奈。这时又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父亲在震惊中更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虽然是无权无势的布衣，“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他有爱国的赤诚，浩然的正气，他要用可以调动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劝父亲，干脆把《南京人报》的机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我的四叔虽是学艺术的，终日和点、染、皴打交道，但并非留长发穿怪衣不拘形迹的艺术家，他习过武术，练就了一身好拳脚，还保留了“将门之后”的豪气，“七七”事变时，他正在天津，参加了天津民众抗日的保安团，和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肉搏战，可以说是已经有过“杀敌的经验”。同时，武汉也聚集了不少家乡青年，他们都愿意回到家乡亲手杀敌，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祖国。可是他们希望有些声望的父亲出面协助，好使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回家乡抗日。　　这个建议，使父亲怦然心动，他想到家乡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山险，正是打游击与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国如用我何妨死”，这个愿望和诺言可以实现了，他愿意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号召组织一大批爱国青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父亲虽已是43岁的年纪了，但他仍然热血沸腾了，他兴奋地同意了四叔与家乡青年的请求，他毅然决然地要投笔从戎，扔掉笔杆拿起枪杆。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父亲用他的名义亲笔写了个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了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只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家乡人误会。呈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呢？被拒绝了！　　父亲请缨无路，简直为爱国而发了狂，所以父亲入川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疯狂》，就是他这种愤慨心情的发泄。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连载时受到各方面的掣肘，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写成的与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父亲自己对此书是不满意的。我的四叔不管这一套，硬是回到家乡，在潜山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年的游击战。父亲曾根据这支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写了一部小说《巷战之夜》，其中的景物、地名都是真实的。　　事隔多年，听母亲打趣父亲这段“投笔从戎”的往事时，我们实在想象不出父亲架上老花眼镜，手托步枪的情景，不免掩口葫芦，忍俊不禁，但是看到父亲那斑白的头发，笑而不答的清瞿面孔，我们笑不出来了，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父亲在武汉时，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书。那就是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他欣然从命。这在他是破天荒的，因为在此以前，他都是愿作“超人”，从不做官，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从不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但是为了民族大计，为了抗日，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由于报国无门，父亲把爱国热忱及一腔孤愤，全都书之于纸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抗日游击战　　第43节：“国如用我何妨死”(2)　　小说，他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对于军事又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为了写好游击战小说，他积极地搜罗材料，并向打过游击战的朋友请教，而且《新华日报》的资料室，允许父亲任意索观有关文件。抗战初期父亲写的抗日游击战争小说有：《红花港》（发表于香港《立报》）、《潜山血》（未完篇）、《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立煌皖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版的《申报》）以及前文说过的《巷战之夜》。　　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父亲居然写出了这么多的有关游击战的小说，实在令人敬佩，尤其是《巷战之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父亲写小说从来都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的综合概括，提炼升华，在他写的一百多部长、中篇小说中，都是以生活为依据，然后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巷战之夜》和《大江东去》却是个例外，这两部书都是根据真人真事而加工的“半真人真事”的作品。　　《巷战之夜》写于1939年，是应张慧剑叔之约而做的，那时他还未到重庆《新民报》工作，《新民报》“三张”尚未大会师。因友谊之故，父亲是不能不写的，所以就写了这部《巷战之夜》，连载于慧剑叔主编的重庆《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初名《冲锋》，次年江西《上饶日报》转载，易名为《天津卫》。前一书名突出的是故事中的冲锋情节，后一书名则侧重于军民同心协力保卫天津的事实。在北方，人们沿袭历史的习惯，称天津市为“天津卫”，而不是说天津市，因而《天津卫》与“天津卫”，是巧妙的双关语。1942年，该书出版单行本时，抗战已进入第5个年头，大后方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使父亲痛心疾首，于是他又增写了第1章与第14章，极力加强对“夜”的描写和渲染，从夜的巷战开始，到不是巷战的“巷战”之夜结束，首尾遥相呼应，使读者在振奋激昂之后，又掩卷叹息，对比鲜明，令人深思！　　《巷战之夜》的主人公张竞存的原型，就是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书中的故事，都是我四叔亲身经历的。他原来在北平协助父亲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主任兼国画系教师，他本来是学美术的，自然是驾轻就熟，俗语说的“熟门熟道”之谓也。1935年父亲被迫停办了“北华美专”，南迁以后，四叔即迁往天津。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略军将罪恶的战火燃向天津。此时四叔已将四婶及儿女送往南方，只身一人留在天津，他亲眼看到了日寇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民众，这令人发指的暴行使他愤怒，也使他热血沸腾！于是他动员了本胡同的居民，和29军的爱国战士一起，展开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巷战。四叔虽然是学艺术的，但是他自幼喜爱拳棒，在北平求学时，曾向著名拳师丁才老师、李四爷学过拳术、棍棒，可说是武功精湛。在巷战中，他挥舞战刀，英勇杀敌，虽然身受重伤，仍然奋不顾身。在这场战斗中，军民同仇敌忾，手刃寇兵无数，取得了大快人心的胜利！　　《巷战之夜》是根据我的四叔口述的亲身经历，父亲加以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本书采用倒叙手法，第1章“ 周年纪念”，是在夜色中一支安徽潜山游击队正整装待发：游击健儿，穿过了四周的树林，在庄屋门口的打稻场上集合着。这稻场上并没有别的声音，只是稻场外的水塘，青蛙像放着田缺口一般，来了个千头大合唱。它们不知道有战争，照常地唱着大自然之曲。不完全的月亮，钻出了云片，在十丈高的大樟树头上，偷窥着水塘与庄屋，在她偷窥之下，不怎么明亮的月光，照见了稻场上有几十个人，成排坐在地面休息。除了蛙曲，依然没有其他的声音，可想到这些人的沉默。水塘里的白荷花，被露水润湿了，正散布着清香。清香环绕在每个人的头上。　　第44节：“国如用我何妨死”(3)　　月色苍茫中，有人发言了：“各位同志，在去年今夜以前，我还是个教书先生，不解得打架，更不解得杀人。自从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马路上巷战之后，我换了一个人，锻炼出了我全身的气力，也锻炼出了我全副的胆量。这个故事，我已经给各位说过好几次了，无需我再说。但今天晚上，值得再提一声的，便是个周年纪念。今夜是我荣誉之夜。”　　多么美好的月色，多么美好的荷香，多么美好的蛙曲，衬托出令人陶醉的静谧，殊不知在这美好的天籁孕育下，却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正义之战！在待战之前，主人公说的“周年纪念”，是个什么荣誉的周年纪念呢！自然给读者制造了一个悬念。原来这支游击队正是要去袭击潜山县的大镇源潭铺。在取得了袭击的胜利后，书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游击队支队长想到：去年今夜此时，正夹了皮包，预备离开天津，而敌机已开始丢弹了。此身未死，留得今夜，又报了一回仇，明年今夜，也许回到了天津吧？他昂头四顾大别山巍峨的影子，已在北边天脚涌出，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都向大别山潜伏着。自己的队本部就在那巍峨的影子上，此时看来，仿佛那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回看留给敌人的那焰火，还是在遥远的墙上，向上冒着成团的红烟，也像很高兴地恭祝他这个周年纪念。　　读者要知道这个纪念的本事吗？下面就是。　　在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张竞存，如何在保卫民族生存关头，在血与火、生与死的锤炼中，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由于这是四叔亲身战斗过的事，他多次向父亲详尽地讲述过，连细枝末节，也都绘声绘色地描摹，所以父亲写来格外真实具体，自然感人。书中的抗日“英雄”，并不是超凡脱俗的高人，而是一些拉胶皮车的仆役、做小买卖的商贩和下级军官等。父亲在书中生动地刻画了小马、小三子、杨老七、酱肘子铺掌柜、李排长、周班长等普通人的形象，令人信服地看到了这些有血有肉的平头百姓和兵士，在战火的冶炼中，逐步成长的过程。正是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凡夫俗子”，在捍卫自己的国土和维护民族尊严的最后关头，用鲜血书写了震撼世界、永不磨灭的大字：“天津永远是我们的！”　　但是令人愤慨和遗憾的是，书的末章《二周年纪念》，却是另一番情景，仍然是“夜”，仍然是这一天；第一个这一天，是在夜色苍茫中的巷战，第二个这一天，是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地偷袭，第三个这一天呢？主人公张竞存辗转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在夜色下是万家灯火，他看到、听到的却是歌女彩唱《玉堂春》，酒楼宴饮，划拳猜酒；小巷深处，花园小楼，哗啦啦洗牌声响，正是“隔巷对峙，夜战正酣”的“巷战”。感慨系之的张竞存，和朋友“慢步向前走”：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迎面而来。先是一丛灯火之光涌入眼帘。随后便看到一乘凉轿。正是刚才去的那妇人，她又转来了。这巷子颇窄，只有三四尺阔，两下相逢，无可让的。那朋友警觉，将背贴墙站了，尽量地让出空间。竞存初来此地，不曾懂得规矩。只站着略偏一点。那边是闪电式行路，轿前的短装人已涌到了面前。见竞存直挺挺站着，一个拿手电筒的两手用力将他一推，嘴里喝声滚。竞存出于不意，早被推着向后一歪，脚还不曾站稳，冲锋式的轿子又冲了上来。一轿杠正碰在竞存肩上，撞得他向地面一倒。　　这正是石坡路面，重重的一下，碰得大腿木麻了一阵。朋友见轿子和人如飞的去了，便跑来搂抱。竞存扶着墙，慢慢爬起来，笑道：“不要紧，跌撞一下，或伤碍不到我们这战士。我是没有想到今晚还有巷战。　　稍微提防一点，也不至于败在他们手上。”　　第45节：“国如用我何妨死”(4)　　然后笔锋一转，父亲借着主人公之口，向我们扔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竞存觉得今年今夜虽没有前年夜间慌乱与恐怖，也没有去年严肃与紧张，可是精神并不安宁。他久久望着月亮，心里想着，你照见过前年今夜的巷战，照见过去年今夜的巷战，也照着今年今夜———不算巷战的巷战。一切瞒不过你，你还道人世间是怎么回事。　　《大江东去》写于1939年，连载于次年香港《国民日报》，1943年出版单行本时，父亲做了改写。这部书的写作背景，也是极其富有戏剧性的。1939年冬，父亲友人陈君将有东战场之行，父亲与陈君小饯于酒楼，杯匙之间，陈君谈起了南京失陷时一位年轻军人的遭遇：由于战争，此军人虽死里逃生，但妻子却弃他而去，家庭遭到破坏。陈君问父亲可否将其写成一部小说。父亲认为故事良好，若能配合京沪线的战争惨烈及南京屠城之惨，将不失为有时代性的小说，所以就答应下来。但是父亲却迟迟未能动笔，因为他不熟悉战场，不能贸然去写。过了半年，邻居家来了两位军人，夏夜纳凉，聊天时常常谈及战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父亲从聊天中获得了有关战场方面的军事知识，于是就以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了这部《大江东去》。由于当时英、日尚未宣战，所以还不能畅所欲言地揭露日军暴行，父亲原来设想的京沪战役及南京大屠杀都不能如实描绘，父亲自认为写得不痛快。谁知事有凑巧，1941年冬，一位朋友刘君约父亲去酒楼见面，并在函约中“卖了个关子”，告诉父亲千万别爽约，告诉父亲去了会有奇遇，父亲在半信半疑中欣然前往。到了酒楼，座上有一年轻军人，风姿英爽，很是健谈，刘君笑着介绍：此君与君所写《大江东去》主角，正二而一，彼即是此君，此君便是彼，而其在南京守城之战时，且参与光华门之役。父亲乘便问其光华门战役情况，某君慷慨唏嘘详述南京失陷惨状，尤其是某班长以一手榴弹挽救危城的壮举，某君说来绘声绘色，令父亲兴奋不已，当即便对某君说，如果《大江东去》出单行本，一定要将日军令人发指的屠城罪行及光华门之役中国军民的英勇行为，增写进书中。果然第二年新民报社要将此书付梓，父亲将存稿校阅一遍，删去了原稿13至16回及17回之半回，而增写了光华门之役及日军屠城的惨状，父亲从来写书都是根据生活而进行创作的，而《大江东去》则虚构成分很少。他在序言中说：“则其地名人名，即虚构亦不写出。因吾人尚未回南京之前，此等地名人名，或亦有未便写出者。纪念某班长之壮烈，国家将来自有恤典在，彼决不与草木腐。此间不实亦无妨。更就整个小说言，正如舞台上之戏剧，自不同于社会事实。若必一一加以索隐，则如伦敦小儿向某街索福尔摩斯而访之矣，不亦可笑乎？”　　《大江东去》在连载时，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出了单行本后，更是洛阳纸贵，不胫而走。在当时的抗战文学作品中，发行量是最大的。需要大书而特书的则是，父亲以无比愤怒的笔触，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南京军民的血腥暴行。这些场面的如实描写，给侵略者惨无人道、嗜血成性的丑恶行径做了血淋淋、活生生的纪录。《大江东去》是首部把南京屠城这一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罪行，记录下来的文艺作品！2005年恰是抗战胜利及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虽然事隔60多年了，当我们重读《大江东去》时，仍然是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我们热爱和平，所以不忘历史，中国古训有“殷史可鉴”，所以绝不允许历史重演。《大江东去》及时而真实的描述，对那些想冲淡、粉饰日本侵略军侵华罪恶行径的人来说，仍然是无可辩驳的铁证！　　由于《大江东去》一书的真实描述及曲折的悲欢离合，很受读者的欢迎，所以抗日胜利后，1947年，在北平的中电三厂将其改编为电影，女主角是袁美云女士饰演，拍到快结束时，由于北平的解放，这部片子未能拍完。　　关于此书还有一个曾引起读者很大兴趣的问题，那就是男主人公原型是谁？我看到海内外一些涉及《大江东去》的文字，都说这是国民党元老钮永健的侄子钮先铭先生亲身之事，而且言之凿凿，不仅婚变是事实，而且为了躲避日军追杀，钮先铭藏身寺庙，假作僧人也是真。但是在父亲生前，我没有问过他，所以是真是假，我也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事实，父亲和钮先生私谊不错，据说他是留法学生，文笔很好，父亲曾约他为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写过连载小说，事隔多年，书名已经忘记了，但是还依稀记得书的内容是写一位中国留法学生的罗曼史。　　我最近看到一篇钮先铭先生生前在台湾发表的《我为什么写———抗战初期南京笼城战血泪史》，文中钮先生自认不讳地说《大江东去》就是写的他，附笔于此，留待有兴趣的人去考证吧。　　第46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1)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1938年1月10日，父亲来到山城重庆。　　经张友鸾叔的介绍，父亲认识了父执陈铭德、邓悸惺伉俪，且是一见如故。他们正拟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谕复刊，陈铭德、邓悸惺两先生热忱敦请父亲加入。其实早在30年代初，父亲就曾为《新民报》写过《旧时京华》和《屠沽列传》两部小说，所以可以说和陈、邓二氏早已是文字之交了，因而很愉快地同意了他们的邀请。不久，张慧剑叔也参加进来，这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新民报》“三张”大会师。“三张”虽相识于承平之时，但他们深厚的友谊，却是锻铸在国难之中，正是在那日月如晦，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抱着必胜的信心，共同战斗，而成为生死之交的。提起“新民报三张”是见之于许多诗文的。我曾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报纸上，见过一位署名铮洵写的《前尘回首忆“三张”》一文。文曰：“二十余年间，报坛艺苑，论文笔雅畅，撰辑精娴者，莫不推三张为巨擘。不侫曩客三都（北平、南京、重庆），滥竽报界，于此三子，夙接欢笑。”　　著名报人刘郎先生（唐大郎）也写了一组咏“三张”的诗，并写了注，刊于1978年的香港《大公报》，诗云：多年病废命摇摇，出手名书声价高。　　重向春明寻旧梦，弦声一路过天桥。　　———张恨水注云：“听说，上海一家出版社，正在为已故小说家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重新校勘，重新标点，看来将重新出版。果尔，则樊家树、沈凤喜之名，又将流传于今日青年人之口矣。”　　白门柳色尚依依，乱世才轻命亦微。　　老死情缘无半缕，一生慧剑竟空挥。　　———张慧剑注云：“1972年我在奉贤时，从南京传来慧剑噩耗，作为老友，我是非常悲恸的。那时正是‘四害’横行，他在南京经常遭到批斗。一天，他觉得胸闷难熬，由他的侄子陪往医院，不料中途病作，竟气绝于三轮车上。慧剑与我同庚，死时只六十有四。他终身不娶，也从未听他谈过恋爱，是朋友中的一个异人。　　”三楼直上急匆匆，推门进来见老翁。　　为道闲居无个事，任他南北赶西东。　　———张友鸾注云：“ 去年秋天，友鸾从北京来上海。一天，突然摸到吾家三层楼上。十多年不见，须发如银，齿牙零落，问其年，诳称八十四，其实只七十五。他已退休，来沪小住，即去杭州，再往合肥，因那里都有他儿女的住家。后来听说他今年才返北京，而且又在为出版社写点什么了。此人面容衰老，但精神奇健，每食必饮，饮必‘ 硬货’，我请他吃饭，饷以啤酒三瓶，他甚不乐意。”　　上面三位姓张的都是《新民报》旧人，各有一枝健笔，故当时人称“新民报三张”。　　第47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2)　　说来也巧，“三张”都是被新闻界谑称为“徽骆驼”的安徽人。友鸾叔在新闻界以“多面手”著称，足智多谋，绰号智多星；慧剑叔被誉为“副刊圣手”，他在南京主编《朝报》副刊时，曾以《水浒》三十六罡为南京新闻界做点将录：点父亲为“及时雨宋江”，注文已忘，大意是称父亲有大哥风范，乃群雄之首；点友鸾叔为“智多星吴用”；还自点为“花和尚鲁智深”。当时程沧波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被点为“大刀关胜”，注曰：“架子不错。”大头诗人许君武，被点为“青面兽杨志”，注曰：“空学得一身武艺，没有识家，只落得天寿桥头，卖刀糊口。”许氏认为点评恰当，自居不疑。张友鹤叔是友鸾胞弟，是《南京晚报》社长，虽是小报，名气也不大，但尚能撑持下去，被点为“扑天雕李应”，注文是：“小虽小，俺也是一庄之主。”所点既符合人望，所注又贴切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故传诵一时。　　关于“三张”奇闻轶事甚多，但有一事却让我深感内疚和自责。1945年，抗日胜利在望，“三张”分手在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和不同的城市，于是他们在重庆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父亲还在照片上亲笔用半行半楷写下了“新民报三张”五个字，这张照片也一直压在他的写字台的玻璃下，顺带说一句，凡是父亲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都是他认为一生中重要足迹的印证。本来这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患难与共的友谊，没招谁也没惹谁。殊不知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片打倒声中来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这张照片自然是“反动学术权威臭味相投”的“罪证”，而且听说友鸾叔、慧剑叔都被“揪”出来了，全是在“生死未卜”的行列中，万一红卫兵小将高兴起来，兴之所至地到我家小院来造一下反玩玩，看到这张照片，那还了得！我在那“黄雀在后”，不知大难何时临头的惶恐与焦虑中，为了保护父亲，我做了一件终生痛悔的错事，我用剪刀把“三张”照片中的友鸾叔、慧剑叔剪去，再把照片藏起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这张珍贵的“三张”照片将永不再见，岂不知我在友鸾叔女公子张钰姐处，得知她尚有世上仅存的一张“新民报三张”相片，说什么喜出望外，简直是欢喜欲狂，我马上把这如获至宝的照片复印数张，并拿去发表。现在读者在报刊见到的“新民报三张”照片，就是这样有戏剧性地与读者见面的。　　“ 三张”在《新民报》都是主笔，父亲主编文艺副刊，后来又兼任了重庆版的经理。当时重庆《新民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谢冰莹先生主编，一个就是由父亲主编的《最后关头》，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发刊词《这一关》中说得明白：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　　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由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那暗示着绝对的只有成功，不许失败。事情不许失败了，那还有什么考虑，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　　……　　这呐喊声里，那意味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慨的。绝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南京报人的。　　这呐喊声气壮山河，它不仅鼓励民心士气，也是对达官贵人的当头棒喝，是父亲的心声，也是狮子吼，能发聋振聩！父亲开宗明义的为这个副刊规定了内容是：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他还规定每篇文章的字　　第48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3)　　数不得超过1000字。为了强调这个副刊的宗旨，他又在发刊不久的1月下旬刊登《白事》：“蒙在渝文彦，日以诗章见赐，无任感谢。惟《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诸维高明察之。”3月下旬又再一次《告白》读者：“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　　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均乞原谅。”　　从《发刊词》及这两次告白读者，可以看到父亲那满腔爱国热情与忠忱，不得不被他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父亲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国民“士卒”的身份在祖国“最后关头”的时刻守关把寨，呐喊冲锋。他也经常以“关卒”的笔名，在《最后关头》以文作箭，弯弓射日。他不仅以诗、以文、以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而且还用漫画来讽刺揭露汉奸的丑态。我现在还存有一幅父亲所绘嘲弄汉奸头子汤尔和的漫画照片。可以这样说，为了抗日，为了鼓舞士气，他竭尽一切，调动了他所有的能力，这种爱国热忱，实在可敬！可佩！父亲入川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疯狂》就是连载在《最后关头》上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下笔出言与初衷有很大出入，但他并不气馁，不管是遭到“腰折”和“封杀”，也不管别人的误解和嘲弄，他丝毫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抗日信念与热情！　　父亲主编《最后关头》，从1938年1月15日始至1941年10月9日被迫停刊止。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除小说外，他的诗文创作无一日间断，天天都能读到他写的小品、散文、杂文或是诗词。据我不完全的估计，除小说外，至少有上千篇（首），近百万言，这些诗文，嬉笑怒骂，辛辣冷峻，既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又让人掩卷深思。　　父亲入川、上海自沦为孤岛后，父亲就没有一字寄往上海，但奇怪的是，上海各报刊上仍不断有所谓“ 张恨水小说”发表。他于是在1938年3月31日的《最后关头》上刊登了一则《张恨水启事》：自上海沦为孤岛后，该处出版界情形甚为复杂，鄙人从未有片纸只字寄往。今据友人告知，上海刊物最近仍有将拙作发表者，殊深诧异。查其来源，不外二途，一则将他人著作擅署贱名，一则将旧日拙作删改翻版。鄙人现远客重庆，绵力无法干涉，只得听之。唯人爱惜羽毛谁不如我，事实在所必明是非，不可不辨，特此声明，敬请社会垂察是幸。　　细心读者，一定知道，父亲从来不参与“笔仗”，对他的著作，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他都缄默不语，尤其是批评他的，善意的批评也好，恶意的歪曲也好，他从不作答。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字之交，正需要切磋，国需诤臣，人需诤友，批评的对，你改过就是，不用解释，恶意的中伤，更不用回答，所以有关他的文字批评，他是从不打“笔仗”的，他说当事人参与其中，是徒乱是非。但是对于冒用他的名字写的伪书，他是从不敢“掠美”的，后来得知，敌伪在沦陷区一直盗用父亲的名字，在许多城市的报刊上发表小说。父亲怒不可遏，多次在汉口、香港、桂林等地发表声明。　　在父亲苦心的经营下，《最后关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尤其是发表了连载小说《八十一梦》以后，可说是风靡大后方，《八十一梦》更是成了当时最轰动、最畅销的小说，父亲的小说也就成了《新民报》的王牌！　　不仅父亲的连载小说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父亲在《最后关头》发表的散文、小品、随笔、杂文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热爱，这些文章都是宣传抗战，针砭时弊的。为了更好地激励民气，父亲曾在《最后关头》征求战区消息，他在启事中说：　　第四部分　　第49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4)　　本刊为免除稿件腐滥起见，曾征求战区通讯。近来陆续发表数篇，颇得读者欢迎。盖此项文字，全属事实，足补新闻之未及。而战区流亡在后方之人士读之，思乡东向之心，油然而生，亦复可资鼓励。现由前方来渝者，各战区人士均有，家乡消息，当不致完全断绝。兹征求读者将所得家乡信件，删去私人事项，交本刊公开发表。其有必须修润之处，编者可代为之，文字但求逼真，毋须多事修润。（一经发表，当较平常叙述、批评文字倍酬，以答雅意。其有新自前方来者，将所见闻分别记载见赐尤所欢迎！）父亲的老友，重庆《新民报》同事陈理源叔叔，在帮助我们搜集当年在《新民报》的文稿时，于此“启事”亲缀按语。“这个征稿启事，为《最后关头》副刊主编人的恨水所写。启事登出后，效果甚好，使这个副刊收到所需稿件甚多，增色不少。”　　有很多读者喜欢父亲的“关头语录”，寥寥几十字，却是寄托遥深，短小精悍，一针见血，我也非常喜欢父亲的这种小文章，大手笔的文风。其实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父亲就以《寸铁》为名的“小专栏”，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警句。我现在摘录几条《关头语录》，以飨读者：穿着中山服，夹着大皮包，胸襟挂上一块徽章。这样的姿态，于北伐时出现于武汉市上，表示一种朝气，现在你若看到，作一种什么感谢呢？问问读者。　　公务员聚拢在什么地方，就繁荣着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也就毁灭了那地方。　　做官，也是一种工作，并不是可鄙视的事情。但在中国，由今日一直向上数，做官绝不是工作。有之，则办事员与录事耳。　　官，一方面受着人们的尊敬与钦慕，一方面又受着人们的鄙视与咒骂。　　将太太放在香港，老太爷、老太太放在家乡（包括沦陷区），爱人放在北碚，本人在重庆鬼混，这必是汽车阶级。　　评价委员会，必须官办，官办之后，必有官样，所以物价比不评价时还要贵。连我在内，鼓吹组织评价委员会的人，害了市民与难民。　　“关头语录”犀利辛辣，父亲的杂文更是“当头棒喝”。所谓“祸从口出”，打中了当权者的痛处，他自然不高兴，你能“笔没遮拦”，他就能“封条上门”，因而《最后关头》被迫于1939年5月3日停刊，经过多方周旋，才于同年8月13日复刊。父亲于复刊之日写了《久违了》一文，委婉而巧妙地向读者托出了停刊的底细及他无可奈何的强烈愤怒：日子是这样的容易过去，本刊与读者不相见，已经有一百天了。这一百天，不可小看了它，积十八个一百天，便是一个五年计划。对这一百天的消逝，我们是守财奴一般的看法，颇为舍不得。　　一百天之间，我们不知道读者的感想如何？若就我们自己而论，仿佛像那些禄蠹，三日无官则遑遑如也。许多日子不扯几句淡，真整得难受，在这里也看出新闻记者是一条劳碌命。不像古来言责之官，如御史太史等等，十年不开口动笔，依然吃饭睡觉，其肥如猪。　　今年不闹抗战八股，抄两句诗来结束这段闲文。“带一分憨（叶平）情更好，不多时别兴尤浓”。与诸公共勉之。　　父亲说的闲文，看似滑稽突梯，其实是痛苦欲泣，这种反面敷粉的手法，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每一个读者。他苦心撑持的《最后关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走过了一年，因而他在《关头一年》中说：“光阴真快，《最后关头》这小副刊，产生一年了。回顾当日第一次上场白，声明我们当兴奋呐喊，不要无病呻吟，直到今日，总算遵守着这几句话，没有忘了。”文章的最后，他暗示读者：“谈到穷苦大众的文字，也有。只是戏法人人会变，各人巧妙不同”，正是“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其实，又恶知　　第50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5)　　仲尼难言之隐耶？”　　父亲在《最后关头》上发表的诗词，极受广大读者喜爱，直到现在，还会遇到一些诗词爱好者拿这些诗　　词见问。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读史十绝》，可算是一字一血，沉痛之极。由于许多诗词爱好者对《读史　　十绝》情有独钟，故抄录如下，以飨同好：　　剑客哀铃夜雨风，三郎梦醒恨无穷。　　误人便是杨丞相，应悔嘉名锡国忠。　　楚人舍得楚人弓，幸未燃箕一剧终。　　莫为皇孙千古恨，巴山犹有建文峰。　　（峰在重庆南温泉东北角）　　浪续金貂又一群，大金台畔笑纷纷。　　不知珠履三千客，几个吹竽食使君？　　无复萧萧易水歌，顿传海上失荆轲。　　哄堂博得秦庭笑，不料图穷是议和。　　六朝何事不沧桑，巷口桃花惨夕阳。　　肠断中原烽火遍，人间犹有半闲堂。　　苻秦一击几生还，功在儿曹事等闲。　　北望两京终未复，风流误煞谢东山。　　江南国运付笙歌，榻畔能安日几何？　　却笑仓惶辞庙客，只知挥泪对宫娥。　　寇入居庸困凤池，景阳钟吼有谁知？　　群臣误我今方悟，泣向煤山事已迟！　　汴京宫殿壮威仪，劫火熊熊九鼎移。　　南渡君臣终不悟，临安犹有党人碑。　　三镇空称托命臣，江河无复阻胡尘。　　可怜绝代侯公子，只作桃花扇里人。　　有人说由于父亲有历史癖，毕生穷经读史，所以长于借古讽今，用典是信手拈来，妥帖巧妙，如若天　　成，正是学富五车，才能寄托遥深，厚重沉痛。话虽不假，其实父亲更喜欢抒发感情的性灵之作，他的许　　多抒情诗词，都是被人“佳句蒙碧罗”，诵而再三的。不但此也，他的打油诗、竹枝词更是俚句入诗，妙　　趣横生，令人掩口葫芦。　　当时重庆政府曾提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然而达官贵人及夫人之流，仍然是“口号由他，好　　车我自坐之”，父亲写诗讽刺：　　偶 见　　满天细雨湿尘埃，警报无声店铺开；　　车子飞驰三十里，夫人烫发入城来。　　所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而不胫而走，直到前几年，我仍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看见有人撰文谈　　论这首诗。父亲用诗句吟诵社会相，众生相也是入木三分，令人唏嘘太息：　　邻家杂诗（六首）　　老吏西来发半稀，艰难蜀道欲忘归。　　设摊白日西风里，又向街头卖旧衣。　　屋草垂垂怯朔风，斋窗病卧一哀翁。　　弥留客里无多语，埋我青山墓向东。　　蜀语珠圆可入林，妇孺半是改乡音。　　灯前一语巴山雨，直欲家园梦里寻。　　细雨柴扉久不开，荒村犬吠梦初回。　　一星灯火疏林下，有客城中负米来。　　黄昏人语隔村喧，野祭数家效故园。　　一帛纸钱一壶酒，白杨树下作中元。　　家书来报是丰年，升米依然值串钱。　　博得老妪望明月，羡他犹向故乡圆。　　好个“羡他犹向故乡圆”，父亲通过乡居所见，把流离失所的难民，对故土的思念，作了绘声绘色的　　描摹，月仍能照故园，而人却只有梦中寻，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让人心酸，又令人不忍卒　　读。　　《最后关头》虽然受到了广大读者赞许和欢迎，但它却是艰难坎坷地走了3年，真个是行一步一步难　　，举步维艰！终于《最后关头》守不住了，这并非来自外敌，而是来自内部的“新闻检查”。在“奉命弃　　守”之后，父亲并没有屈服，明说不行，我就暗说，正面揭露不可，则采取旁敲侧击，他坚持认为“那些　　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我们都应当说出来。”所谓“戏法人人会变，　　各有巧妙不同”，父亲在1941年10月9日《最后关头》弃守之后，立即办了一个类似聊天的专栏，《上下　　古今谈》。这一谈，又轰动了重庆，成为家喻户晓，街谈巷议的话题。《上下古今谈》于同年12月1日与　　读者见面，即日刊出《开场白》一文，以后每日一篇杂文，大约持续三年半之久，累计发表　　杂文1000多篇，百万字以上，父亲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上下古今，纵横捭阖，以古喻　　今，巧妙地讽喻了当局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父亲的杂文与众不同的是短小精悍，读起来如对故友促膝密　　谈，既亲切，又趣味盎然。文章多因事而发，读者自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当事人明知所指，又不能对号　　入座，徒唤奈何而已！　　第51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1)　　巅峰之作《巴山夜雨》《巴山夜雨》，是父亲病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此书完成后，他就突患脑溢血，一病3年，恢复写作后，身体状况及记忆力都大不如前，因而能标志他创作水平的最后一部书，就是《巴山夜雨》。说它重要，还不仅如此，因它是父亲有意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进行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是他刻意对自己进行一次新的挑战。从书的内容、形式、文风，都和父亲所有的作品不同，可以说章回小说在这部书里，完全是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一部重要的探索力作，最后的重要巅峰之作，却被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忽略了，当然这和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出单行本有关。台湾学者赵孝萱女士却对《巴山夜雨》，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说此书是“张恨水的最重要代表作，是他一生作品最高巅峰”。①早在1945年5月16日，重庆《新民报》在庆祝父亲50寿辰的专刊中，于第三版发表了一则消息：张 氏 宏 愿恨水先生谈，彼将集中精力，在此五年中，写一分量较重之长篇巨著。其题材已选定，闻背景即张氏所居之南温泉，将以其自身之生活为经，而以此一小社会之种种动态为纬。　　不用说，读者看了这则消息，就知道父亲所指的“宏愿”，就是创作酝酿已久的《巴山夜雨》了。《巴山夜雨》书名，借自唐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它的寓意，自然是描述国难之际，流浪川东的异乡人，渴求和平，企盼归期的苦恋。　　《巴山夜雨》的构思，是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动笔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8年抗战的炮火，对中华民族及全体人民都是一次战斗的洗礼。人们在这次民族存亡的搏斗中，付出了惨重巨大的代价，同时在这场搏斗中，赢得了自尊、自信和自省。越是战争接近胜利，人们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火的引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迎接胜利的同时，有必要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历史反思与民族自省，对我们自己来一次彻底的检讨，这样才能避免历史的重演，才能避免再一次外侮，正是古训所云“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父亲在痛定思痛之后，率先把笔触伸到这一民族心理层面中去探索。他敏感而及时地在挖掘我们辉煌历史文明同时，也尝试着对我们某些“劣根性”进行铲除。因为8年的战争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这是3500万同胞的生命，全民族的血和泪换来的教训，因而父亲已经不只是停留在对战争表面的谴责上了。正是怀着历史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他立下了“宏愿”，把一腔“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炽热感，融入冷峻的笔端，在《巴山夜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巴山夜雨》写于1946年，同年4月4日载于创刊的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1948年12月6日载完，全书有50多万字。同时在重庆《新民报》、南京《新民报》转载。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李南泉为轴心，向我们徐徐展现了一幅蜀中山村众生图。读起来亲切感人，自然隽永，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小说中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传神阿堵，形态各异，入木三分，使人如睹旧友，呼之欲出。书中的人和事，就像生活在　　第52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2)　　身边的左邻右舍日常发生之事，他们笑、哭、吵、闹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经父亲那枝如椽的巨笔，一提炼一放大，就会让人有一种全新的感触，在反省的思考中，又有原来如此般的恍然大悟！加之小说的语言幽默犀利，使读者在哂笑中又会噙着涩涩的泪水，所以连载时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我也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在连载时，我虽然还是个孩子，然每日必读，可能因为描述的是我们童年生活过的山村，故而觉得那么亲切自然，又那么真实动人。而行文的冲淡，更能衬托出父亲沸热的血和火样的情，因之，许多人都说书中的李南泉，是父亲的“夫子自道”，是带有自传体的小说。这话当然不确，它毕竟是小说，不是自传。但是这话又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书中的一切，正是他亲自经历的生活，诚如1945年刊载的“张氏宏愿”消息所云：“将以其自身之生活为经，而以此小社会之种种动态为纬。”所以书中是对他生活轨迹的投射，处处有着他依稀可辨的身影。　　那么，父亲用浓笔重墨精心刻画的李南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人物。他穷困潦倒，却蔑视权贵，安贫若素，不为五斗米折腰，横门拒绝富商送来的“润笔”及车马费；可同时，又为了150元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寿星写“寿序”。他敢于顶撞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方二小姐，但又为鱼肉一方的黄副官自尽而感喟人生之短暂。他自视是一个抗战文人，同时又自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坚主抗战，坚信胜利必将到来，却又无可奈何地冷眼旁观着“村民们”的“桃色新闻”。用书中奚太太的话说：“说你名士派很重，可又头巾气很重；说你头巾气很重，可是你好像有几分革命性。”是的，李南泉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矛盾地生活着。”正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人，在战争的铸炼中，他的思想也得到一次难得的锻造，随着战争的深入，他也逐步清醒，在沉思中反省，预感到社会要有一次大的变革。　　《巴山夜雨》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侵华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他们采取“疲劳轰炸战术”，连续八日七夜地轮流肆虐，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就连山民聊避风雨的草房都不放过。飞机多则几百架，少则几架，不断地空袭、投弹、射击，企图以发疯般的轰炸给中国民众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就是在无数个惶惶不可终日的警报声中，有多少家庭毁于炮火，又有多少平民百姓无辜惨死，《巴山夜雨》在“人间惨境”一章中，对日本侵略者擢发难数的罪行，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愤怒的声讨：这些现象，更刺激着甄子明不得不提快了脚步走。走近了两路口看时，那冒白烟的所在，正是被炸猛烈的所在，一望整条马路，两旁的房屋全已倒塌。这带地点，十之八九，是川东式的木架房子，很少砖墙。屋子倒下来，屋瓦和屋架子，堆叠得压在地面，像是秽土堆。两路口的地势，正好是一道山梁，马路是山梁背脊。两旁的店房，前临马路，后面是木柱在山坡上支架着的吊楼。现在两旁的房屋被轰炸平了，山梁两边，全是倾斜的秽土堆，又像是炮火轰击过的战场。电线柱子炸断了，还挨着地牵扯了电线，正像是战地上布着电网。尤其是遍地在砖瓦木料堆里冒着的白烟，在空气里散布着硫磺火药味，绝对是个战场光景。这里原是个山梁，原有市房拦住视线。这时市房没有了，眼前一片空洞，左看扬子江，右看嘉陵江，市区现出了半岛的原形，这一切是给甄子明第一个印象。随着来的，是两旁倒的房子，砖瓦木架堆里，有家具分裂着，有衣被散乱着，而且就在面前四五丈路外，电线上挂了几串紫色的人肠子，砖堆里露出半截　　第53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3)　　人，只有两条腿在外。这大概就是过去最近一次轰炸的现象，还没有人来收拾。他不敢看了，赶忙就向砖堆里找出还半露的一条下山石坡，向扬子江边跑，在石坡半截所在，有二三十个市民和防护团丁，带了锹锄铁铲，在挖掘半悬崖上一个防空洞门。同时有人弯腰由洞里拖着死人的两条腿，就向洞口砖瓦堆上放。　　他看到这个惨相，已是不免打了一个冷战。而这位拖死尸的活人，将死人拖着放在砖瓦堆上时，甄子明向那地方看去，却是沙丁鱼似的。排了七八具死尸。离死尸不远，还有那黄木薄板子钉的小棺材，像大抽屉似的，横七竖八，放了好几具。　　灯火是没有了，在那瓦堆旁边，间三间四地有豆大的火光，在地面上放了一盏瓦檠菜油灯，那灯旁边，各放着小长盒子似的白木板棺材。有的棺材旁边，也留着一堆略带火星的纸钱灰。可是这些棺材旁边，全没有人。甄子明误打误撞地走到这小废墟上，简直不是人境。　　走到快近江边的所在，有一幢半倒的黑木棚子，剩了个无瓦的空架子了。在木架子下，地面上斜摆着一具长条的白木棺材。那旁边有一只破碗，斜放在地上，里面盛了小半碗油，烧着三根灯草，也是豆子大的一点黄光，还有个破罐子，盛了半钵子纸灰。这景致原不怎样特别，可是地面上坐了一位穿破衣服的老太婆，蓬着一把苍白头发，伏在棺材上，窸窸窣窣地哭着。甄子明看到这样子，真要哭了，看到瓦砾堆中间，有一条石板路，赶快顺着石板坡子向下直跑，口里连连喊着“人间惨境！人间惨境……”　　多么沉痛的描述！实在让人不忍卒读。这是父亲亲身经历的“人间惨境”！历史是不能忘却的，我之所以引用了较多的原文，正如书中南泉所说：“将来抗战结束了，我们这些生活片断，都可以写出来去留给后人。一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受日本的欺侮太深了，二来也让后人明白，战争总不是什么好事。”　　《巴山夜雨》在控诉、揭露日寇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更把笔锋触向了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让读者看到，战争不仅毁灭了人的肉体，而且撕裂着、吞啮着人的精神，扭曲着人性，污染着人的灵魂。小说通过主人公李南泉夫妇与邻居奚敬平夫妇、石正山夫妇、袁四维夫妇四个家庭的20天的生活以及三对性变态男女的“桃色新闻”，深刻而犀利地暴露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变态。诚如书中所说：“要说生活艰苦，这些新闻不宜产生。若说不艰苦，很少人家是不吃平价米的。”当事人作了进一步解释：“在这抗战时期中，男女都有些心理变态。”就连一些自认为“还能保持一股天地正气”的李南泉、吴春圃、甄子明等，也是夫妻吵嘴、烦恼、闹别扭。李南泉有段很精辟的议论：“在空袭的时候，个个都发生心理变态，除了恐怖，就是牢骚，这牢骚向谁发泄呢？向敌人发泄，不能够。向政府发泄，无此理。向社会发泄，谁又不在躲警报？向自己家里任何一人发泄，也不可能。　　只有夫妻两口子，你也牢骚，我也牢骚，脸色先有三分不正常。反正谁得罪了谁也没关系。”战争就是戕害着人的心理，腐蚀着人的灵魂。　　在《巴山夜雨》的众多人物中，除了上述的李南泉的几位邻居外，还刻画了京剧女艺人杨艳华，方院长公馆方二小姐、刘副官等各种类型的人物，几条线索的故事齐头并进，各自成章，又互相交织融合，把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琐事，邻里绯闻，娓娓道来，自然真切。山村中这些平凡百姓在战争中的挣扎、恐怖、爱恨就更加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　　《巴山夜雨》揭示出的国民劣根性，烛照燃犀地作了入微的描绘。小说对刘副官、黄副官、奚太太、　　第54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4)　　林茂然、方二小姐等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个鱼肉乡里，为霸一方的黄副官，听到主子方院长叫他，“就觉得两条腿弹琵琶似的抖颤，只走到院长的休息室门口，情不自禁，他就跪下了。”林茂然是个乡村绅粮，所谓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习惯于攀龙附凤。在田副官叫他去见方院长时，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手足无措地丑态百出，出得院长公馆，则又大肆吹嘘：“那不是吹，在社会上我总有个面子，无论到啥地方去，人家也得看我三分金面嘛。”还说：“别个完长（渝语，称院为完，如医完、完长等）那样大的人物和我握手。”得意之极，不想被茶馆上的佛香烫了手，幺师（茶房）要他擦万金油，他说：“你拿啥子家私我擦？我告诉你，我这只手，同完长都握过手的，你怕是种田做工的人，做粗活路的手，可以乱整一气？”奚太太自负是“家庭校长”而又极其世俗的女人，听到方二小姐要召见，居然半夜三更对着椅子鞠躬，背诵见方二小姐的“ 台词”。这些形象鲜明而又着墨不多的描写，把这些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父亲在描绘这些人物时，并没有把他们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芸芸众生中的“ 凡夫俗子”，不过是国民劣根性的反映而已，在嘲弄中也含有某种怜悯。　　小说在揭露控诉战争对人的肉体、精神及人格摧残的同时，也刻画了李南泉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了他们在战争烈火中如何逐步熔铸成熠熠生辉的“精钢”的心路历程。李南泉敢于揭露重庆政府的贪污腐化，以及商贾的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敢于面对面触犯方二小姐的雌威，痛斥方公馆“是人骨头堆起来的”，方夫人的轿子是人骨头做的，汽车是人血变的，说他们是“没有灵魂”、“吃人肉”的“猛虎”。他痛恨战争，渴望和平，憧憬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无限感慨地说：“好山，好水，好月亮，好的一切天籁，人为什么不享受，而要用大炮飞机来毁灭？”“何必为了少数人的血去涂染它？”进一步指出：“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不但战争是残酷的，就是战争这个念头都是残酷的，好战的英雄们，此念一起，就不知多少人要受害。”　　但是李南泉并不是不分是非的非战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被迫还击，是正义的自卫。他说：“中国人若不能对日本人予以报复，这委屈实在太大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发动侵略的国家，也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人民同样是被害者。”他发人深省地说：“若是日本失败了，这辈发动战争的人，他牺牲是活该。后一辈子的人，还得跟着牺牲，来还这笔侵略的债，岂不是冤上加冤？　　”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战争的深刻思考，使父亲把镜头从“外侮”再推移到“内患”的深层次中。　　他对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痛心疾首，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对那些在国难期间自负为知识分子的胡闹和自私行为，更是发出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逭”的感叹。在书的结尾前，李南泉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大声疾呼：“天怒了，也许恼怒着日本人的侵略与屠杀。也许恼怒着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人。往小地方说，也许恼怒着我们这村子里先生太太们的嚣张之气。要不然，这雷怎么老是在这附近响着呢？爆炸吧，把……”这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是当头棒喝，而一连串的删节号，又向人们掷出了一个大大的令人深思的问号。　　《巴山夜雨》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父亲有意一改往日的文风，进行全新的尝试，用他的话就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他之所以在40年的创作生涯中，永远都是拥有读者群最多的作家，他的书也永远是最畅　　第55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5)　　销的书，跟他不断的革新有关吧。在本书中，不以故事情节取胜，也不以他擅长的波澜起伏的结构引人，而是围绕着书中人物的性格发展来展开描述，侧重于人物的思想冲突和心理活动，把情节推向高潮。他以冷静深沉而又理性的笔触行文，越发使人觉得感情真挚而又亲切。他还以诗人特有的气质，运用优美恬淡的语言，展示了非凡的描摹能力，把这个川东山村写得极富诗情画意，因为故事发生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他用多层次，多侧面地描写了秋晨、秋夜、秋雨、秋月、秋林等景物，并使之交替更迭，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且看父亲描写的秋夜：（李南泉）“ 悄悄打开了屋门，独自走到廊上来。这时，的确是夜深了。皎月已经是落下去很久，天空里只有满天的星点。排列地非常繁密，证明了上空没有一点云雾。想到明日，又是个足够敌人轰炸的一个晴天。走出檐廊下，向山谷两端看看，阴沉沉的没一星灯火，便是南端刘副官家里，也沉埋在月色中，没有了响动。回想到上半夜那一阵狂欢，只是一场梦，踪影都没有了。附近人家，房层的轮廓，在星光下，还有个黑黑的影子。想到任何一家的主人，都已睡眠了好几个小时了。虽然是夏季，到了这样的深夜，暑气都消失。站在露天下，穿着短袖汗衫，颇觉得两只手背凉津津的，隔着这干涸的山溪，是一丛竹子，夜风吹进竹叶子里，竹叶子飕飕有声。他抬头看着天，银河的星云是格外的明显，跨越了山谷上的两排巍峨的黑影。竹子响过了一阵，大的声音都没有了，草里的虫子，拉成了遍地叫着，或近或远，或起或落。虫的声音，像远处有人扣着五金乐器，也像人家深夜在纺织，也像阳关古道，远远地推着木轮车子。在巍峨的山影下，这渺小的虫声，是格外的有趣。四川的萤火虫，春末就有，到了夏季反是收拾了。山缝里没有虫子食物，萤火虫更是稀落。但这时，偶然有两三点绿火，在头上飞略过去，立刻不见了，颇添着一种幽渺趣味。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句：‘ 魂兮归来’。”　　果真是幽渺空灵，让人徜徉在川东山村诗境般的恬静中，耳畔回荡着秋虫曲，为书中的情节作了渲染，自然把读者带入到气氛的效果中。这美如画卷的描写，并不是离开情节而孤立地写景，而是为了更好营造氛围和渲染人物的情绪，例如李南泉搜索枯肠，在闷热的茅屋伏案构思时，他的文思被触发了：李先生把茶杯端在手上，看到山头上鱼鳞片的云朵，层层推进，缓缓移动，对面那丛小凤尾竹子，每片竹叶子，飘动不止，将整个竹枝，牵连着一颠一颠。竹丛根下有颗不知名的野花，大概是菊科植物，开着铜钱大的紫色小花，让绿油油的叶子衬托，非常得娇媚。一只大白色的公鸡，昂起头来，歪着脖子，甩了大红冠子，用一只眼睛，注视着那颤动的竹枝。竹枝上，正有一只蝉，在那里拉着“吱吱”的长声。　　多么细腻的观察，多么出色的描写，寥寥数笔，就是一篇妙不可言的白话“晚明小品”。由于对这部书的偏爱，我曾经把它称之为“散文体小说”，并把这一想法说与父亲。父亲笑而不答，未置可否。父亲多次公开说过。中国的章回小说，是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它与西方小说各有短长，但是章回小说家也有些缺陷，父亲为此作了改良，并且是孜孜不倦，终其一生。他认为：一是缺少心理活动，因此他吸收了西方小说的长处，大量增写了人物心理活动。二是缺少写景，尤其是情景交融的描写，他在小说中非常强调景是为渲染人物感情而描绘。三是父亲从戏剧和电影中得到启发，借用“小动作”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我个人认为，《巴山夜雨》在这三方面的尝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是改革章回小说的成功范例。有些熟读父亲作品的读者敏感地认为，《巴山夜雨》和《山窗小品》两部书是“姐妹篇”诚哉，斯言！这两部书虽然一是小说一是小品文，但把二者印证的读，就如同嚼橄榄，回味无穷。　　父亲写完了这部小说，就患了大病，一病3年，病愈后，虽也恢复了写作，但记忆力与能力都大大降低，远不能和病前相比了。根据《巴山夜雨》的创作，我有一个预感，如果他不得病，可能他的思想和文风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巴山夜雨》在报上连载后，还没有出单行本，父亲就得病了。他去世后，我出于尊重、缅怀之情，用了数年的时间，亲自或请人帮助，把这部长达60万字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从报上抄了下来，本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作为父亲的手泽留为纪念。1986年因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敦请，交由他们出版单行本，把这部父亲病前“痛定思痛”的“压轴”之作奉献给当今读者，使之多结识一些文字之交，我也算是为父亲了结了一个心愿，感到异常欣慰。　　第56节：病榻缠绵有3年(1)　　病榻缠绵有3年1949年的5月下旬，晚饭后，父亲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讲着讲着，突然他啰哩啰唆，口齿不清起来，而且越说越困难。两位哥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抬起头来看父亲，只觉得他晃悠悠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两位哥哥急忙把他搀扶到睡榻前躺下，谁知父亲一躺下，就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了。两位哥哥吓坏了，立即大叫，全家人看到父亲危急的样子慌作一团。还是母亲沉得住气，立即打电话请一位和父亲有10年之交的张大夫火速赶来。张大夫很快来了，检查了父亲的身体，说很危险，可能是脑溢血，要立即送医院。母亲赶紧派了家人，把父亲抬到离我家最近也是当时最好的中央医院。经检查，确诊是脑溢血，生命危在旦夕，随时有可能停止呼吸。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父亲昏迷数天之后终于醒了过来。但是他的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只认识母亲，连家里人也不认识了，说话也相当困难，仍有生命危险。那时，母亲怀着3个多月的孕，她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住在医院里，昼夜陪侍父亲，父亲的吃喝要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的便溺也都要在床上方便，母亲不厌其烦地为父亲擦洗身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奇迹终于发生了。父亲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死亡的威胁，他活过来了！　　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回到家里。他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平素又没有什么积蓄，母亲很着急，又得瞒着父亲。于是她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着家用。　　父亲的这场大病，固然是他一生伏案挥毫，绞尽脑汁有关，但埋下的病因，却要从他“自愿”辞去北平《新民报》的职务说起。许多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总是从“书如其人”来推测，以为他长于辞令，精明强干，洞察世事皆学问的人，其实大谬不然。生活中的“张恨水”是一个寡于交游，憨厚老实，木讷少言，略显“土”气，不善于周旋的书生。所以在他的朋友中，曾有人戏言，在谈笑风生的朋友群中，“谁最不像张恨水，谁就是张恨水。”事实确实如此，父亲虽然倚马才高，万言立就，但是在生活中，却充满着天真，常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去对待世事和人际关系。“知夫莫若妻”，母亲就常打趣父亲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用书本来套生活，是“猴吃麻花———满拧”。父亲尽管已是蜚声国内外，但他自视平凡，从来都没有特殊之处，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熏陶，以真诚待人，不把名利置于心上而淡泊自甘，以为别人也像他一样，这是他的缺点，自然也是他的优点。报社本是个复杂的场所，父亲虽然办报有方，但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更不懂得报社内部的权力之争。此时总社派来了副经理曹仲英先生和总编辑王达仁先生。　　第57节：病榻缠绵有3年(2)　　王先生年轻活跃，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当时的职务是《新民报》协理、主笔兼北平社经理。虽然北平《新民报》在父亲的惨淡经营下，受到北平市民的喜爱，数年间其发行量一直居北平各大小报之首，亦是《新民报》五社八报之冠。仅以此而论，可说是成绩斐然，为《新民报》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受到嘉奖，然而事实却不然，他得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既然总社派来了人，新任总编辑王达仁先生又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再任职，就有些不识时务了，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于1948年秋，辞去了北平的《新民报》的职务，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北平《新民报》，结束了他奋斗30余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报人生涯。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坐在大餐桌前，编辑稿件或安排版面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的春天。当时北平的《新民报》还完全由王达仁先生主持，3月2日至4日，王先生在该报用了3天的时间发表长文，给父亲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说成似乎是“国民党在新民报的代理人”。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使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对他的精神及身体都影响很大的。虽然后来真相大白，王达仁先生也亲自登门向父亲赔礼道歉，请求原谅，但那已是后话，是父亲大病数年后的事情了。　　就在父亲家中养病期间，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大众文艺丛书”。同月，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与此同时，他的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当《亦报》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风残照图》连载时，因为父亲没有来得及写完，而报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亲在病中又不能执笔，左笑鸿叔知道后，便主动地无条件将书续完了。1956年该出单行本时，父亲已恢复了写作能力，便又重新续写，这续写部分先在《 哈尔滨文艺》杂志连载过，所以现在读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则完全是父亲的手笔了。父亲恢复写作后，有了稿费，叫我带上在当时为数不菲的一笔钱，去交给左叔，算是酬谢病中的帮助和友谊。但是笑鸿叔说什么也不要，叫我原款带回，并亲自登门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在无奈之中，请左叔在西单商场楼上西餐厅，吃了一顿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蹭”了一顿丰美的俄式西餐。笑鸿叔及其他父执对父亲的友谊，使他感到很温暖和欣慰。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他便能“牙牙学语”；3个月时，竟能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真是奇迹！”　　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可能是因为父亲有病吧，我们兄妹似乎成熟了许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除了母亲给父亲做一些好吃的，我们每日都是粗茶淡饭，但却使我们懂事用功起来。在这样安静祥和的环境中，父亲身体恢复得令人吃惊的好，当他能够离杖走路后，便开始练习写墨笔字。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一个大半辈子笔墨耕耘的人，倘不写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病魔虽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但对他的身体和记忆力都有相当大的损害。脑溢血给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不清楚，还要流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没有被吓倒，　　第58节：病榻缠绵有3年(3)　　也没有后退，他以写作为生，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写作。所以父亲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向自己的身体挑战，和病魔作斗争，看书还不行，便先练写字。父亲让母亲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地读帖，认真地写。只见他那不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的写，那样认真，那样专注，上午定时写，下午也要定时写，终于，他能灵便地书写了，而且字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平。看到他在案头堆起来的一百多本习字本，我们真是感到由衷的敬佩。　　1949年底，小弟弟出生了，这使父亲异常欣慰，也使他的病情更快地好转。1950年4月，北京市召开“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父亲以抱病之身应邀参加，从此，每逢市文联召开大小会，父亲都是风雨无阻，亲自参加，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心情很愉快。　　父亲虽然病情好转，但还是不能写作，家庭人口多，经济仍不富裕。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不要他有任何思想上的负担，便卖掉了自己用私蓄买的北沟沿的大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仍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二厂五福布150尺”买下了砖塔胡同的房子，现在附录于此，留待民俗学家和北京史学家参考吧。母亲设想得很周到，父亲的书多，如果往远处搬，怕父亲嫌麻烦，又怕弄丢了书，砖塔胡同的房子虽然不太好，但还不至于使父亲感到不方便。后来，这小小的四合院经过母亲的整修，父亲又种了许多花木，显得非常美丽温馨，住进之后我们再也没搬过家，父亲、母亲都是在这小小的四合院中逝世的，我也在这四合院娶妻生女，这个处处显露温情的院子，给我留下了美好和绮丽的回忆。　　母亲卖了房子，有了点钱，便常常给父亲做好吃的，让他补养身体，但是父亲从来也没有“吃小灶”的习惯，母亲给他买的营养品，他都与我们共享。以后母亲又另出一计，吃午饭时，不设父亲的座位，将他“逐出门去”，让他到胡同东口的同和居、沙锅居去吃点可口的饭菜。母亲和我们兄妹，依然是窝头就白菜汤。生活虽然俭朴，但全家却格外的安详和谐，三家兄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考进了远在长春的电力专科学校。一个16岁的少年，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怀抱，现在要孤身一个负笈远游，我们兄妹既恋恋不舍，又为他的决定而感动。当他拿着母亲亲手打点的行装向父母告别时，母亲依依惜别流下了慈母的热泪。　　父亲在养病期间，也尝试着写一些小文、小诗，而且在1950年12月13日在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晚会》发表了病后所写的第一篇稿子《梦中得句》，而且该报编者以《小说家张恨水病后所写第一稿》为题的编者按。因为这是病后发表的第一篇诗文，具有纪念意义，把它抄录于下下，献给读者：梦 中 得 句入冬，梦到一段游览的地方，那地方，四围是水，其平如镜。我虽是一个人游览，也不嫌孤独。所走的路，是湖里的古大堤，一条分作两条，像人的两条腿，撑着一具身子一样，我就在身子上走。至于那段风暴，那是太好了。古陌前头，各有木桥，笼罩着大树，好风吹来，碎红乱落，满身都是舒爽的，我心里猜想说，这不会是西湖里白堤吧。就在这时，仿佛有人叫我，让我作一首诗纪念纪念它。说着就先出了两个诗韵，就是八齐了。我说，好罢，试一试罢，于是就拈着齐韵，作成第一第二两句，等我要作第三句诗时，一翻身醒了。至于出诗韵限诗韵的人，我始终没有看见，你说怪不怪。次日起来，白天无事，就念着　　第59节：病榻缠绵有3年(4)　　诗韵，七零八乱凑在下面。附带报告一句，讲对句的诗，不管好歹，还是病后第一次呢！　　三四桥头寻陌齐，好风时卷柳梢西。　　画图人渺香还在，桃李花狂路转迷。　　一水如油三面去，对吾有树两边题。　　苍天似作青年约，记起春光满白堤。　　这以后，父亲还陆续地写了几篇小文，这些都是习作，文章的好坏，都在其次，主要是说明父亲的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已经可以写文章了。在这些习作中，有一篇居然是写的我！因为父亲、母亲都是京戏迷，我自小在他们的熏陶下，自然也是一个十足的京戏迷，我又好动不好静，每天耍枪弄棒的，为此惹父母的多次教训，父亲的这篇文章，勾起我童年的回忆：我的一个戏迷儿子①“一马离了西凉界”，这奇怪而又尖锐的喉音，在天色将亮而未亮的时候，由北屋子里穿过后院，由后院再穿过前院玻璃窗，直达到我的床上，一直把我惊醒了。这是第四个孩子每日天没亮的时候就叫嗓子的声音。这时，全家都在黑甜乡里，这一叫，有不扰乱的吗？我恨极了，只有叫他一个碰头好！一句好，不成，又叫一句好吗！这算是听见了，唱到“花花世界”那地方，突然停止了。　　这个孩子光是靠父亲管不好的，除非问先生可另有良法。正好逢着学校恳亲会，我就把我的孩子，喜欢唱戏，喜欢双簧，说了一套，请先生给他纠正。先生说：的确如此，并不是唱戏和双簧学校里就不要，老实说一句，唱戏双簧也离不开学校。可是要虽要，总不宜耽误正当功课。当你令郎下课的时候，我们曾解释给他听，他也表示诚恳接受。但他一离开我们，或者找到同学，或者他一个人，他又表演起《连环套》来了。同时遇到考试，总是甲等，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听了他先生这些话，也只有唉声叹气回家。　　为这第四个孩子叹气，不是一年矣。当他初入小学一年级之时，进的是重庆南泉小学。老是看见他下学时候，揪着一位同学一同走，我这位四令郎摘了一根树枝，向同学小娃横着一比，大声喝道：呔！你拦住大将军去路，意欲何为。你敢放马过来，大战一百回合吗。那孩子答应一声，“要得”！于是也在路边摘了一根树枝迎上去打起来了。这孩子傻到出恭也忘不了戏，找到山上一块空地，他正中一站，一拉裤子，一蹲，口里还喊马来，右手拿马鞭的手一横，诸位这像个出恭的孩子吗？我决不撒谎，百分之百是真的。不过他那时候真小，不懂若 干戏词，信口乱编一起。既蹲下了，乱编的戏就来了。把手上的那树枝一横道：叫你不要挡住孤王的要路，你还挡起来，杀！杀得真兴起，猛得起身要换马，脚一抬，感觉到没有穿裤子呢。请问，这样的孩子能够不管吗？由南泉到现在，半路上耽误一年，真正六个整年，他的戏迷，有加无减这是怎么办呢？　　由于我喜欢京剧，也终究有“戏缘”，做了专职的京剧从业者。1951年7月，上海华东戏曲学校在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家和中国戏曲学校望宇相对，离得近，我也是见猎心喜地报了名，能够到东方最大的城市上海，觉得很好玩，经过严格的初试、复试，从数百名考生中只录取了15名，复试发榜时，父亲不言不语地悄悄去看了榜，回到家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考取啦！”看到父亲满面笑容，心里感到暖融融的，数月后，我又进入到中国戏曲学校，这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教师都是当时享有盛名的表演艺术家，一年还发8套衣服，能在这里学习是很不容易的，也是被人羡慕的事。　　第60节：在“文化大革命”中(1)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处处都透露出肃杀的寒意，报纸上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不少人都处在一种慌恐和困惑中，我家自然也不例外，终日忐忑不安。大舍妹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去四川参加“四清”运动，原说是一年，但日期已满，但仍回京无望；二舍妹为迎接大学毕业，已随中央美术学院去河北邢台参加“社教”；我和内子也将去甘肃参加“四清”。此时的父亲在三次脑血管痉挛后，更加虚弱，每次都是昏迷不醒，一住院便是月余，医生早已嘱我们准备后事，但每次他都以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大病后的他，行动和说话都愈加困难。家里也显得很冷清，父亲终日闷坐书房，与《四部备要》为伴。虽然照例，晚饭后我和二家兄还是到他的小书房闲话，但由于心情不好，人也少，失掉了往日的欢乐。　　一天下午，大约是3点钟。父亲在屋里看报，忽然听他惊叫一声，又见他踉跄奔出门外，手里拿着报，我听他口齿不清而又着急地对我说：“你看，邢台发生地震了！你快到蓉儿的学校打听消息，快，快……　　……”我怕他着急，立即骑车赶往中央美术学院打听消息。听校方负责人说，学生所在地离震心较远，波及不大，学生安全无恙。我回来看见父亲正站在院子里等我，等知道二舍妹安全的消息，他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到了屋里。后来听家人告诉我，父亲在等我消息时，一直焦虑不安地在院子里徘徊，让他回屋，怎么也不肯，父亲在严肃的面孔后面，却是一颗慈爱的心，父亲在给大舍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明明吾儿：我在4月13日傍晚五点十几分，接到你亲笔信，非常高兴。你说的你在青年有一番贡献要献给国家，是呀！我非常同意你的主张。我现在（是）72岁的人。说我落后，我也承认，但你们要前进，我绝不能在后面拉你们的后腿。你们放手前进吧！……　　前日发动（表）一个消息，河北邢台几县五点十几分，发生地震，有好几县人畜颇有损失，我听了这话，顿时就急得什么（似的），赶快就命伍哥向中央美术学院打听，还好，一会儿美术学院向各家发通知，邢台县发生地震，学生都无事，你那儿想必吃了一惊。信尾忽然看有你一首七绝，你押韵押得都不错，只是平仄调换的不对，这不要忙，用心学一学就会了，等你回家来慢慢儿学吧。此祝进步我写字还是不行，这封信写了我一夜。　　父 恨水书 四月十六日父亲在得知我即将去参加“四清”时，给二舍妹一信：蓉蓉吾儿：你寄我的十一日信我已经看过了，我的钱已经交给你伍哥的手中，伍哥表示昨日是星期日，星期一准交给你学校，我想你学校准给你寄吧。你伍兄也是要走的，要到的地方是甘肃静县（伍注：信误，应为宁县），在陕西交界的地方，搞的是“四清”，一半年才能回来，大约你二人不会回（会）面了。此祝进步父 恨水书 二月二日孤寂病弱的老父想念两个在外地的妹妹，关心她们的生活和健康，给她们写信是老父晚年生活的慰籍。我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一生有个习惯，寄信和邮稿从不假手于人，不管回复一素昧平生的读者普通信函，还是给报社寄发稿件，他都要亲手送到邮局或放进邮筒。从我记事时起，就是在避难山村抑或回到北京，他都是如此。从这小小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忠诚守信和严肃执着的职业道德。当他每次给妹妹写完信，都要迈着行动不方便的双腿，由我陪着他去附邮。寄完了信，父亲便数着手指，盼着妹妹回信，有时回信迟了，他便辗转难眠，在给大舍妹的一封信中，曾经描述过自己思念女儿的心情：明明吾儿：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知一切，我非常地挂念……　　说起来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着，半晚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你工作还没有了，工作了时同我写封信来，千万千万……　　读者诸君，请想一下，一个被病魔缠身的70多岁的老人，思念女儿竟会深夜哭湿了枕头！为了告慰外　　第61节：在“文化大革命”中(2)　　地的女儿，老人颤抖着手，艰难地握笔，亲手写信，竟写了一夜！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会为之感动得泪下。　　1966年7月，我们工作组奉命中断了甘肃的“四清”，回到北京。刚下火车，在火车站还没有御下行装，耳畔就响起了“打倒”之声，有人已被“揪”出来了。过了不久，就是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八月恐怖”。在这不正常的日子里，是非完全颠倒，父亲的老友无一幸免，全都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这些事情，我们都瞒着有病在身的父亲。兄妹们用温情织成了一张薄薄的纱网，遮围着父亲，不让他受到外界的刺激，因为他太虚弱了，经不得半点伤害。尽管是无“班”可上，但是每天我们还得到单位去“搞”批斗，每天早上去，都是提心吊胆，因为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被“揪”出来隔离审查，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匆匆赶回家。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才算松了口气。　　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附近高喊“打倒”、“砸烂”的喧嚣声浪，还是时时传进我家的小院。紧挨着我家的左邻右舍都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听着隔壁传来的叫骂声、鞭打和翻箱倒柜的嘈杂声，让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们实在害怕“红卫兵”走错了门或是兴之所至，来“造一下反”，年老病弱而又倔强的父亲，不知会有什么冒犯的举动？那后果是太可怕了。天真年幼的小弟弟则在院里高唱革命歌曲，虽然遭到家人的制止，但是我们懂得他是在用天真可笑的幼稚行动来保护父亲，也可说是“用心良苦”。　　疯狂的抄家之风，愈刮愈烈，父亲的书如《四部备要》及他著作，按照那时的标准，不是“毒草”也是“四旧”，无疑都是“破”的对象，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　　父亲的书太多了，藏也无处可藏，扔也无处可扔，送也无处可送。那个时候，人人自危，个个害怕，谁都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际，这些书会给你带来满门查抄之祸，避之犹恐不及，谁敢惹火烧身？胆小一些的亲友，把父亲的书都烧了，就连一位在我家40多年的老奶妈，也不敢收藏它，说是农村也不安全，转移农村也行不通，只好把父亲的主要著作和他最喜欢的书藏起来，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了。父亲自己曾有句云：“手泽无多惟纸笔，”这是父亲一生的心血，一定要把它藏好，豁出去了，就把它藏在家里，不过我把书的封面撕了，父亲的诗稿集《病中吟》、《闲居吟》的封皮也撕去了，反正红卫兵是一群不学“有术”的造反派，一旦被“抄”出来，就说是我写的，也许能侥幸混过去，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父亲的这百十本书把我折腾苦了。内子帮我把书用油布包起来，藏在煤缸里，父亲说这样会弄脏的。　　我又把书藏在床底下，父亲又说这样会弄潮了。于是在这炎炎的8月，从早到晚，搬来搬去，弄得我浑身是土，浑身是汗。父亲跟在后面，总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最后，我只好把书依然放在旧书橱里，外面贴上白纸，算是“藏”好了。事后，我这“聪明绝顶”的藏书术，被全家传为笑柄，他们说“应该在贴上的白纸上，大书‘此地无书’，才能载进‘新笑林广记’！”我只能苦笑着说：“那时候人都吓糊涂了，自然做的是糊涂事！”　　当时，父亲的主要著作由我保存，他手写的诗稿，由二家兄藏在他的办公室里，二家兄到湖北干校后，又转由我保存。其余的书，三家兄、大舍妹也曾分散地保存了一两本，免得一人出事，书被“一网打尽”。我把这上百本书，放在一个行李袋里，从此，我和父亲的著作便形影不离了。当时并没有想到他日再版，这是一个不敢奢望的事情，虽然日后它成了《张恨水全集》出版的基础。不过在那恐怖的日子里，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手泽，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财产”！要作为传家宝，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下来。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横扫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下，父亲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的被遣送回无亲无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刹海，而父亲却“幸免于难”，没有被当面批斗，甚至连家也没被“抄”，这种“奇迹”，看似意外，实则有因。首先是他所在单位中央文史馆的保护，因为按照当时是非颠倒的标准，文史馆自然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大家“彼此彼此”。于是中央文史馆把招牌摘去，嘱咐馆员们都不要来上班，让“造反者”无从寻觅。其二是父亲生性淡泊，不喜欢抛头露面，诚如他自己诗句所云：“如今悟得为人理，少向输赢角逐中。”加之有病，更是深居简出，风头不健，不是“首当其冲者”，正所谓“因病得福”。其三，也是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母亲的好人缘儿，母亲一向乐善好施，急人危难，凡是有求者，莫不慷慨相助，附近的左邻右舍，家家都得过她的钱与物相助，这就是父亲赞美母亲诗句所云的“遇人遥远给春风”的原由。尤其多亏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乡时，其夫在我家做厨师，在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回家接李嫂出来。而且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新衣，买了礼物，好让他体体面面地回乡。李嫂到了北京，母亲让他们夫妻住在我家前院，还不收房租，解放后，母亲又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可以开个小店为生。当“红卫兵”要来抄家时，上面已有规定，需“三结合”，就是经单位、派出所、居委会三方批准，李嫂在居委会对前来的红卫兵说：“张先生家我知道，他们是好人，除了书，没有别的！”由于街道的保护，我们的家居然成了浊浪袭来中的避风港，父亲才得以“安全无恙”。可见就在那阴晦凄冷的风雨中，也依然有浇灭不熄的人性之光！　　第62节：父亲最后的日子(1)　　父亲最后的日子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却也给父亲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那就是大舍妹明明在离京两年半之后，回家结婚。虽然是严冬12月中旬，但我们感不到丝毫的凉意。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扶着门框出来迎接大妹，憔悴的脸上绽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明明的归来，使小书房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尽管笑声是沉闷的，但毕竟冲刷掉了心中半年多的积闷。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大舍妹的婚礼自然是一切从简。可是父亲总记得母亲的临终嘱咐，尽量搞得欢乐喜庆一些，更何况这是他偏怜疼爱的大女儿。外面的饭馆也都“革命化了”，父亲觉得不能请亲家在外面吃饭，就在家里吃顿便饭，也是表示一点恭敬之情。于是父亲把采购食品的任务交给了我的妻子，要她尽力买得丰富一些，而且他还让人搀扶着看看新房的布置，也看看我们准备的菜如何。　　大舍妹结婚的那天，父亲特意穿上了妹妹给他买的蓝布罩衫，迎接亲家的到来，家宴很丰富，饭后全家合影留念。这些活动父亲都高兴地参加了，他还一直陪着亲家聊天，尽管很少说话，也显得有些劳累，但是看得出他很欣慰，有一种又完成了一件大事的释怀。　　大舍妹明明婚后的10来天，我们尽量多陪伴父亲，尤其是晚饭后，大家都会到小书房里，和父亲围炉闲话。“花盆炉子”的火，烧得旺旺的，碧螺春的茶香飘散在满屋，似乎听不到外面呼啸的西北风和“打倒”的喧嚣，屋子里显得生机盎然，我们又恢复了天南地北的“海聊”。大舍妹会讲一些四川的见闻，父亲听着我们聊天，看着满屋的儿女，尤其看着作了新嫁娘的明明，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快乐，但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快乐。时间过得真快，大舍妹的十几天的婚假，很快就过去了，兄妹们又将天各一方，靠着书　　第63节：父亲最后的日子(2)　　信来倾诉骨肉之情了，父亲虽然不言不语，但是他有一种预感，只是不流露出来。当大舍妹向他告别的时候，他压抑很久的感情终于爆发了，父亲踉跄着奔向大门外，我赶紧跑上前搀扶着他，父亲倚着我的身子，执着大妹的手，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地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此情此景，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只有挥挥手，让大舍妹离去，她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的离去，父亲用饱含热泪的眼睛凝望着大舍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胡同拐弯处，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父亲留给明明的最后一句话，父女俩竟成诀别。不过，父亲望着大舍妹那温柔、深情而又依恋无奈的目光，却永难磨灭的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时间悄悄地滑过去了，终于熬过了漫漫的寒冬，1967年的春节不管世上的“天翻地覆”，依然降临了。春，带给人们的是温暖，是复苏和希望。虽然街上的标语和打倒之声，仍是“如火如荼”，但北京市民还是没有忘掉这个带着祝福的传统佳节，凭着副食本和票证上的供应，忙着抢着采购年货，倒也呈现出一派不谐调的年味儿。　　说实话，看着年迈体弱的父亲，加之我们兄妹，按当时的说法，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揪”，实在是打不起精神过年。倒是父亲没有忘了这个年，把我和内子叫去，说：“过年了，你二哥会回来的，小弟弟更是盼着过年。”在父亲的吩咐下，我们也就忙碌起来。　　除夕那天，在郊区上班的二家兄和“停课闹革命”的二舍妹，都赶回到家里。年迈的老父依例向祖母跪拜辞岁，“接祖宗回家过年”。当我们把他扶起来时，他对我们说：“我向祖母跪拜辞岁，是我的习惯，不这样，心就不安。我不要求你们也这样做，但要你们看看，这不是迷信，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希望你们不要忘掉祖宗！”除夕的团圆饭，虽然没有往日热闹，但在非常时期，也算是“苦中作乐”吧。饭后，病弱的父亲还是没忘了给两个小孙女压岁钱，这些事情，本来是母亲做的，如今父亲却也未能免俗地学起“妈妈论”来，真是难为了他。　　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送走了春节。几天年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二家兄回到郊区单位，仍旧去参加“斗、批、改”，家里只剩下我和内子及二舍妹、小弟弟陪伴父亲，显得异常冷清。往年宾朋满座红火的场面却变得没有一个客人来，只有北屋西间座钟的滴答声，划破了小院的岑寂，这是我记事以来，从没有过的事。但是父亲仍然吩咐我们，留下一些菜，好招待客人。他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有时会放下书望望门外，虽然没有动静，但是我们明白，在他特意留下的“年菜”的举动，就是惦记那些“生死未卜”的老朋友，希望仍能和这些数10年的知交，把酒论文，共度新春。呜呼，此愿成虚，父亲无奈地又埋首于故纸堆中。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的老友没有忘掉“老大哥”，就在父亲逝世后的第四天，张友鸾叔受几位尚能“自由行动”的父执之托，来看望父亲，并要约定日期，来我家小酌。当友鸾叔得知父亲已仙去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顿足自悔地连连说：“早来几天就好了！早来几天就好了……”当然这是后话。　　过了年不久，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加虚弱，不仅说话越发困难，还不断地喘息。我要带他去看病，他不愿意，说：“只是有点小不舒适，不需要看病。”再劝他，他就不耐烦地说：“不用看，看也没有用！”说完就又埋下头去看《四部备要》。那一阵子，他从早到晚，都是在读这套书，好像是在抢时间，多读一本是一本，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心愿。他本来就是历史癖，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是那样专注，那样认真，不知他在品味历史的同时，会省悟到什么？反思些什么？　　正月初六的下午，我看他的病越发严重了，就带他去急诊，但他还是不同意，在我和妻子、二舍妹的苦苦劝说下，他才同意第二天由我陪他去看病。当晚11时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不放心，就披衣过去，看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便对他说：“爸，明儿早上您还要去看病，还是早点睡吧。”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我看他安静的睡下，替他关了灯，才回到自己的屋里。　　不想第二天，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差十分七时，父亲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等我和二舍妹、妻子奔到时，他已停止了呼吸，还是脑溢血发作，我为父亲轻轻地合上了双眼……传说正月初七这天，是造物主创作人的日子，因而称之为“人日”。父亲就是在“有了人”的这天黎明阖然长逝的，身边放着的是一本《四部备要》。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安详平静的离开了人间，享年73岁。我想他留下了三千万言的著作，要说的都已说尽了，话已经是多余的，他的书会世世代代地向人们倾诉着他的衷肠，向人们促膝谈心。所以在二家兄和我护送父亲的遗体去往八宝山殡仪馆时，没有送灵的人，没有鲜花，没有音乐，他静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说是“来清去白”！事隔多年，我才突然想到，父亲留给这个世界和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好！”我不知道这个“好”，是赞美人间，还是总结他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