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茅盾一怔：难道不知不觉中，香港就换了主人么？ 茅盾和叶以群踅到“骑楼”外往下窥看，果然一个日本兵正持枪站在“骑楼”下面。他想，昨晚阿陈说海军码头的英军和印军已经放下武器，但是香港政府投降的谈判还在继续，想不到只一夜日军就占领了香港！这实在太突然了。他又哪里想得到，香港政府在12月25日这个欧美人的盛大节日圣诞节，会在扯旗山上扯起了白旗，仅仅经过十八天，就投降了。 早饭后，阿陈来关照他们：“静坐房中，少抛头露面。我会说日本话，有什么事我来对付。”茅盾等人都认为这话有理，可不要他们寺庙里的和尚那样“静坐”，却感到为难。 于是，他们推起了麻将。又因为旅馆里不供应水，大家就轮流着到街上旋开的消防龙头处“抢水”。 两天来，茅盾从楼窗里看见日本人和汉奸开着“宣传列车”，吹吹打打在街上游行，一些“市民”拿着小纸旗，零零落落地喊着什么“欢迎皇军”的口号。还看见汉奸们在对街的在同酒家开“庆祝会”，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进进出出。他想，这大概是准备招待“皇军”的。 唉，无耻呵！ 叶以群从外面探听消息回来说，湾仔一带十分混乱，日本兵和伪军污辱了不少良家妇女。而最使人们害怕的谣传是：日本侵略军将于元旦举行战胜仪式，从元旦起，“放假”三天，准许官兵自由行动。 “哎呀，这可怎么好呀？”茅盾妻子说，“你们快想办法，先把小高藏起来。” 这时，阿陈走来，对高汾说：“小高，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找安全的地方。”他通知大家，日军要征用旅馆，但他正设法免征；如果不成功，全部旅客就得搬走。不过他又答应茅盾等人，若是找不到地方住，就作为他们旅馆的职员和职员家属，混过一两天再说。 他去拿来几套旅馆职员的制服，让他们在必要时换上。 经过阿陈与日军交涉，日军征用了旅馆的一半房间。茅盾等人住的房间恰恰在外。 但他们怕日兵来找麻烦，就在大房间的客厅里摆开一桌麻将牌，戈宝权穿上旅馆职员的制服，叶以群在旁观战，茅盾夫妇和宋之的夫妇四人成为一局。 在哗哗的麻将声中，茅盾说：“要是日本兵闯进来，大家要镇定，我们不妨‘欢迎’他们加入‘战团’。日本人见了麻将就舍不得走开，麻将俱乐部在日本到处都有的。”宋之的点头赞成。茅盾又指着叶以群向大家建议：“以群的日本话很好，我们推他做‘对敌工作者’，授以全权，相机应付，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叶以群也笑着接受了这个任务。于是他们就玩起了麻将牌。 果然不出所料，才打了三圈多，一高一矮的两个日本兵闯了进来，站在麻将桌旁叽叽咕咕，不肯走开。 茅盾看这两个日本兵满口酒气喷人，都有六七分酒意，究竟不会依仗酒兴来一次“宣扬王道”呢？他实在有点担心。但他仍然按照事先所约定的，和另三位牌友自顾自地认真打牌。 叶以群也用安闲的口气向他俩招呼：“懂得么？也很喜欢吗？” 两个日本兵听见叶以群会说日语，顿时笑逐颜开，说他们喜欢，可是在本国时没有玩过；他们是乡下人，乡村地方还不大通行这种玩艺儿。 叶以群翻译给茅盾、宋之的等人听。茅盾也和他俩开玩笑道：“我们来做老师吧，这玩艺学起来不太难。”他让叶以群翻译给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听了傻乎乎地笑着，坐在牌桌旁看起来。其实这两个日本兵是懂得麻将牌的。他们一边看一边问叶以群牌是哪里来的，还问了其他的一些话。叶以群有时回答，有时装作听不懂，支吾其词应付着。 坐在宋之的妻子斜对面的那个高个子日本兵，老拿醉眼朝她看，她感到如坐针毡，待一圈牌打完，便借口照顾小孩，起身走开。牌局暂停。高个子日本兵问：“为什么不玩了？” 叶以群说她不会打。两个日本兵叽咕了几句，终于走出去了。 “好危险哪！”茅盾妻子轻声喊道。 “刚才那个不肯走的日本兵不得不走，是因为另一个警告他，点名的时间快到了，要看打牌回头再来。”叶以群说。 茅盾感一打不下去吧，可能招来更多的日本兵，会出麻烦；不打下去，要是两人再来，他们会借故生事，也要弄出麻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宋之的妻子说：“和豺狼同居，终究不能够安逸的，最好趁早搬家。”宋之的也说：“对，这是一了百了。” 大家计议了一番，决定化整为零，分头出发，各找地方，谁先找到谁先搬，分散后仍要保持联系。 1941年除夕那天，他们都搬出去了。茅盾在叶以群的照料下，移住到一家挂着“大同旅馆”招牌的三等小旅馆里。虽然这里的设备差，但却因其小而不为日军注意。他们的房间外面是“骑楼”。茅盾挑起遮阳的帆布往外看：月明如昼，海水犹如白银闪烁，没有轮渡，没有舢板，没有……；远处有两三个油池燃起冲天的烟柱，纯黑色，有时转为殷红，却看不见火焰；“骑楼”下面是干诺道，平时很热闹，现在却冷冷清清，没有人影。一排短的铁丝网在地上描出淡淡的黑影。 “香港完了──”忽然有人在他身后叹息着说了这么一句话。听声音，茅盾知道他是旅馆中那个来乍上海虹口的茶房。他转过脸，看见一双阴凄凄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遮阳的灰色帆布。 “几时可以回上海？” 那茶房自言自语的声音，却使茅盾听了毛骨悚然。 “你想回上海么？上海也不会比香港好些。” 茶房讷讷地说：“唉，先生，全是战争敲破了我的饭碗。我在虹口有多好！到了香港，失业一年多，才托人介绍到家旅馆做茶房，哪知道又碰上触霉头个打仗。前几天老板已经不管我们饭了，幸好今天你们来了，我们恳求，老板才答应把你们预付的二十元房钱让我们买米。可是二十元钱能吃几天呢？我们同伴有五个哪，只好一天两顿粥。” “过一个时期旅馆还是要开的。”茅盾想不出安慰他的话，只能这样说。 “香港死了，活不转来了。”茶房颓丧地喃喃自语，摇着头，趿着木屐走出“骑楼”。 看着他的身影，茅盾心里很难过。想不到战争才二十多天，这家旅馆老板连茶房的伙食也不管了！不过他又回过来想：那旅馆老板或许也是可怜的吧？在战争前，这样的旅馆本来就靠着一些熟客维持开销，老板未必有多大的资本。停业三个星期，他自然要叫苦连天了。 茅盾夫妇在这个“大同旅馆”住到第四天，叶以群便为他们在西环找到了一处安全的住房。那个上海茶房在算帐时可怜地说：“先生，你们怎么要走呢？可是我们招呼不周到？ 我们不敢怠慢你们，只是日本人把香港弄死了。先生和太太还是住在我们这里吧，别的旅馆也一样，换来换去还不是半斤八两？” 面对这热心的茶房，茅盾很感动，但是爱莫能助。他们预付了二十元房钱，只住了四天，照讲还结余很多，应找还。但是，当他看见那茶房递上帐单的手在发抖时，他想起这几天看到茶房们每天吃两餐粥，下饭的只是一小碗咸菜。于是他拿起帐单看了一眼，又从钱夹里取出一张五元票，连同帐单一起交给那个茶房。“都给你们做小账吧。”茅盾说过，转身就往大门外走，他感到一阵酸楚正涌上鼻子。 “谢谢先生，太太！”那茶房感激地说。 茅盾似乎觉得对不住这旅馆中正忍受饥饿威胁的茶房。他对妻子说：“我觉得很抱歉，我们不能在大同旅馆多住几天。这次以群为我们租的房子，二十五元一月，但是恐怕也不会住满，说不定也只住四五天，我们就要离开香港。”四三、千里跋涉脱险 还是住在“大同旅馆”的时候，叶以群就告诉茅盾：党组织正在为文化人布置三条撤离香港的路线，其中一条最安全却花时间较多的，是九龙取道东江转内地，不过先得偷渡到九龙。 1月8日下午，叶以群来悄悄通知他们：明天可以过九龙去了，行李不能多带，还得换装，打扮成小商人模样。于是，茅盾让妻子上街买了两套香港人称为“唐装”的黑布短衫裤。 他们把多余的五大件行李放在大中华旅社的阿陈那里，只带了两个小包袱和一只小藤篮，里面是一床毯子，几件内衣、一个热水瓶和电筒等零星用品，还是一本伪装用的《新旧约全书》。 次日上午，戈宝权带他们到东环贫民区的一栋房子里。下午五时，他们换上了“唐装”，拿着包袱，夹在难民当中，沿着皇后大道来到铜锣湾，在暮色苍茫中登上一艘画航似的大船。 在中舱里，他们遇见了许多熟人，其中有邹韬奋、胡绳、于伶等。茅盾见邹韬奋摘掉了眼镜，换了一身浅色法兰绒“唐装”。 邹韬奋见到了孔德沚也来了，惊异地说：“沈太太，你真勇敢！” “全靠了雁冰，不然我还来不成呢。” 茅盾颔首微笑。三天前，当有人来通知他，让他先撤离而他妻子随后再走时，他坚持要和妻子一同走。他认为自己迟走早走没有关系，但是把妻子一人留在香港，他一定不能安心； 妻子将因等待他平安脱险的消息而寝食不宁。党组织后来同意了他的意见。 邹韬奋于是想起自己的妻子粹真和孩子，低声对茅盾说：“粹真他们还是随后再走吧，孩子恐怕吃不消；我是一切听从朋友们的意见。对于这种事，我毫无经验呀。我这裤管，你看得出么？──一支自来水笔，一只手表，在这边；那边是钞票，都是粹真缝的。” 晚饭后，负责组织文化人从香港脱险的连贯走进中舱，对大家说：“今夜就在船上休息，明天一早过海到九龙，那边自有人招呼。沿路都有布置，可以保证大家的平安。” 黎明前，天色黑黝黝。茅盾夫妇挽着包袱、提着小藤篮，随着其他人摸黑从大船移到三四只小艇中的一只上。东方泛白，大雾笼罩海面。几只小艇首尾相衔，轻轻划向九龙。 晓风忽忽，从船头灌进舱中。他俩紧偎在一起，仍然不免瑟缩。 不久，抵达九龙红勘。他们每人向守在渡口的“烂仔”（流氓）交了一元“保护费”，提着包袱跟了“向导”走进市区。他俩和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七八人被领进一栋很讲究的房子住下。茅盾和妻子商议，今天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长征”。 睡梦中，茅盾听见一片杂乱的人声，睁眼一看，人们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走来走去。看看表，才四点钟。咦，妻子呢？问叶以群，听说在厨房里帮忙弄早饭，他才放心地整理行装，不到五分钟，就整理好了。他的打扮很简单，只是把新买的黑布短衫往身上一套就行了。 他的卧具只有一条毛毯。吃早饭时，妻子对他说：“你吃得饱一点，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午饭呢。”临出发时，“向导”为他俩找来了挑夫，帮他们挑行李。 出发了，他们一行几十个“难民”穿过市区街道，汇入沿着青山道向深圳方向流去的难民大队。使茅盾感到惊异的是，这万把人的洪流竟那么肃静，几乎连脚步声也不听见。好像曾有谁下了命令，一律穿的是橡胶底跑鞋；而且又好像是谁下的命令，不分男女，一律都是短衫裤的“唐装”。 大约十分钟，人流来到荃湾。茅盾他们却在“向导”带领下，离开了人流，走上通往元朗的小路。敌人指定的难民疏散路线是经深圳去广州。而他们则要先到宝安，再经东江游击区去内地。 爬上山坡，又翻过一座小山，眼前出现了一簇木寮，住着五六户人家。“向导”领他们走进一间宽敞的平屋。一行人才坐下，就有四五个妇女送进来一大桶茶水和十来只大粗碗。 茅盾想，这显然是预先准备好的。在这里，茅盾生平第一次吃到了红米饭。他感到很新鲜，加上饥肠辘辘，比平时多吃了一大碗。 午饭后，他们汗流浃背地爬过一座高山。傍晚进入“绿林好汉”“江大哥”的势力范围，晚上则宿在“山大王”“王大哥”防区的村子里。当时，东江游击纵队和曾生司令员在那一带有巨大的威望；听到游击纵队司令部要求他们在文化人队伍通过他们辖区时予以保护这些草莽英雄都乐于从命，派人带路、护送和接待吃、住。 在“王大哥”大厅中休息的时候，茅盾妻子拿出万金油，给扭伤了脚筋的邹韬奋搽涂，一边问：“今天我们走了多少路？” “大概四五十里吧，”茅盾随口回答。 “不，足有七十里呢！”叶以群纠正道。 “呀，有七十里么？”茅盾的妻子喊了一声。 茅盾的眼睛也因惊讶而发亮了：妻子居然迈着一双解放脚，走了七十里，而且又是翻过了两座山！而自己也是头一次步行这么长的路。他的脚底还没有打泡，只是小腿肚在隐隐地胀痛。坐的时间一长，腿脚发麻，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不料两腿竟不听使唤，禁不住唤了一声。心想，我到底是不中用的，如果今天再要走，怕是一定要掉队。明天还要走多少路，此刻也不知道。但他终于挣扎着起来，慢慢地踱着。晚饭虽有白米饭，菜却只有淡而无味的萝卜汤。茅盾和妻子等人胡乱地装饱了肚子，就睡在大厅右厢走廊的地上。身上铺的是稻草，但泥地上透着冷气，他俩一夜都没睡好。 这支近百人的文化人队伍，在“王大哥”的保护下穿过元朗镇，又乘平底大船渡到宝安县。 这里是沦陷区，三个日本兵站在岸上检查他们的护照。因为是“王大哥”与元朗镇伪组织打交道办来的，护照没有问题。 茅盾几个人经过这“鬼门关”时，看见前面的人已经走远，卢停下来等一等后来的人。 “快走！看什么？快走──”带队的“向导”催促他们。 三个日本兵大声咆哮着，茅盾他们猜想大概是骂他们为什么不走。这时，后面的几个人神色仓皇地逃奔过来：“快走呵，日本小鬼子要打人了！” 茅盾急忙拉上妻子快跑。收割过的稻田里满是稻茬，时时绊脚，他们跌倒了，爬起来再跑。这一阵跑，可把他们考验倒了，一步一步落后，几乎看不见前面的队伍。穿过稻田，转进村中的石板路，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路旁一间破屋门口的石阶上坐下，大口喘着气。 昨天他们空着手，走走歇歇，一天走下来并不感到太累。今天拿了衣包，又是一口气跑步，不过十里路，他们就吃不消了。 一个“押阵”的游击队员过来催他们快动身。茅盾和妻子各自去提一个衣包，感到异常沉重。妻子对他说：“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困难的路程呢，反正是要丢的，不如今天丢了罢。 ““好吧。”他也下了决心，只拿起那个装有毛毯和替换衣服的轻包袱，把那只重的丢了。他妻子提着那个装日用零星物品的小藤篮，两人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押阵”的游击队员在后面唤他们，指着地上的衣包喊着什么。茅盾说：“不要了，我们拿不动。”那人又哇啦哇啦嚷着，但他俩听不懂，只顾去追前面的人。可是等他俩赶到住宿地时，却发现了他们丢掉的那只重包袱。他们万万想不到，那个“押阵”的游击队员会不辞劳苦替他们拿回来。 天亮以后，伪乡长带来四个日本兵，要他们排好队，由日本兵点验了人数，押着他们快步走了七里路。来到一个小山脚下，押解的日本兵向山头眺望哨中的日本兵喊了一阵话，才放他们自由地前进。 茅盾夫妇跟着叶以群、戈宝权，随着大队忽匆匆通过一片稻田，爬上林木茂密的山坡。 在一平坦的地方，前面传来“命令”：就地休息。“向导”告诉他们：“爬过海林坳，就到目的地了。”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个个笑颜开，刚才“急行军”的紧张、疲倦全消失了。 黄昏扣，他们的队伍终于来到东江游击纵队司令部的驻地白石龙镇。司令员曾生和政委林平把茅盾夫妇、邹韬奋、胡绳、于伶、戈宝权、叶以群等十多人请到司令部里。曾生司令员说：“实在抱歉，弄不以好菜，只有用狗肉来为诸位接风了！” 一大碗一大碗热气气腾腾的红烧狗肉端上来了。大家捧起碗大口嚼了起来。 “哈，这狗肉比山珍海味还要香哩！你们要是不说明，我会当成羊肉呢。”茅盾对曾生、林平两位游击队首长说。 在白石龙，他们休整了一个多星期。茅盾洗了澡，刮了脸，但为了增强化装的效果，他没有把胡子剃光，留下了唇疵，经后就一直留了下来。他穿上游击队送的新棉袄，心身都感到回到亲人中的温暖。 他们的目的地是惠阳，必须继续前进。休整了几天，茅盾就向曾生司令员、林平政委提出了“继续赶路”的要求。于是，1月20日下午三时，他们又出发了。这是一个五人小组： 除茅盾夫妇外，还有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加上两名带枪护送的游击队员、两个挑夫，一行共九人。 他们越过广九铁路，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茅盾第一次黑夜走山路，只觉得脚下忽高忽低，仿佛在上坡下坡。有一段下坡路，他听到脚下悉悉唰唰，全是细沙子，滑得很。这使他想起邹韬奋扭伤脚筋的情形，便和妻子前后拉着不敢放开步子走。 “慢一点就慢一点吧，反正还不是‘后的追兵’；走急了扭伤脚筋或者跌伤，那就简直不能动弹，不是更糟么？”他轻声对妻子说。 走了不知多少时候，忽听走在前面的胡仲持说：“有一条河，小心呀！” 护送的游击队员说这是石纪河，河水很浅。他们穿着鞋或袜子涉水到了对岸。半夜时，抵达了宿营地。吃过煮番薯，负责接应的人领他们到了山上的“寮”里。对他们说：“睡在山上比较安全。” 但是两名护送的游击队员却不肯睡在“寮”里，其中的矮个子指着“寮”外大树底下说：“我们就睡在那里！” 茅盾想这是要给我们放哨呵！忙叫妻子拿出毛毯，可是两个游击队员却不肯接受，矮个子说：“用不着，我们是惯了的。大雨底下，我们也照样睡觉做梦呢！” 第二天黄昏时，九人小队又上路了。走了五六十里，他们接近了预定住宿的村子，却发现这里有敌情，不能住宿。于是匆匆向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转移。不料到了那里，敌人忽然逼近过来。他们只好得再回到原来的村子，但是不敢进村。两位游击队员把他们带到附近的山上，稀稀落落的几棵大松树说：“就在这里睡觉罢！” “在露天么？”茅盾吃惊地问。 回答是肯定的。他们五个人来到一棵大松树上，背靠背坐成一堆。茅盾让妻子拿毛毯来蒙在头上，偷偷擦了一根火柴，吸起手卷的土烟。 天亮后，他们才进村见到了当地的游击队长──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他向茅盾等人表示歉意，并且说：昨天下千，淡水、龙岗的敌人突然沿公路两侧蠢动，目的不明，而他们的村子离淡水──龙冈公路只十来里，不得不警惕。 “今晚上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游击队长说，“可是不用害怕，敌人照例是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的。原来护他们的人和挑夫已回去了，我派一个小队长带领六个队员护送你们过封锁线。他们吃过饭，好好睡一觉。” 这天晚上，茅盾夫妇等五人在六支长枪、一支手枪的护送下，和两个挑夫一起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来到东江游击纵队控制的一个小镇。第二天，他买了二十斤猪肉，慰劳完成护送任务的七位战士和两位挑夫。 在这个小镇上，他们遇见了张友渔夫妇。三天后再次出发时，张友渔夫妇就成了他们的新伙伴。 游击队派了三个挂盒子枪的战士和四个挑夫，把他们护送到一个叫洲田的大村子。在一幢城堡式的大房子里，东江纵队的一位大队长告诉他们：刚刚得到消息，敌人攻陷博罗，有进攻惠阳的样子，他们得住在村里，看情况再决定行止。临走又叮嘱说：“这里距惠阳虽然还有七里，离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却很近，村里的情形也比较复杂，他们不要随便走动。” 谁知他们这一等，竟等了半个月。因为五天后，敌人占领了惠阳，掠夺了物资后再撤出，已是旧历年底。 最后一天的行军，是在白天。由于后半段路程要进入国民党的控制区，武装的护卫改成了不带式武器的向导，茅盾等人也乔成逃难的商人。 天色阴沉，冷风飒飒。下千三点多钟飘起了毛毛细雨；黄错时分，雨下大了。一阵阵寒风苦雨又一次考验茅盾等几个急行军的文人。叶以群反动派一把脸上的雨水，对茅盾打趣说： “茅公，这风雨奏乐伴君行，趣味如何？” “别有风味呵！”茅盾扬起挑着雨珠的浓眉头也笑着说，“这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欺本肤，空乏其身……” “这是什么地方，还有心思背古董！真是苦中行乐。”孔德沚低志打断了丈夫的话。 雨越下越大，向导带领他们跑步前进，不久，来到一个小镇──三栋，走进一家杂货铺里歇脚。茅盾看到自己和朋友们身上的棉袄都已淋湿，就与向导商量：“是否就在这进而宿夜？” 向导不同意。他说：“事先没有布置，这镇上驻扎着保安队，怕不安全。可是继续赶路也危险，下一段有三十里，要通过敌人刚刚撤出的地区，安全没有保障，不带武器在夜间赶路，太危险了。” 这时，杂货铺老板替他们出了个主意：花钱请驻军连长派几个保安队员当“保镖”。并说他愿意帮他们去办交涉。茅盾和几个人商量后同意了。杂货铺老板去那里一谈就成。于是他们凑了一百五十元雇了两个国民党保安队员，“保护”他们向惠阳奔去。 饭后，他们原想买几盏灯笼，可是商店早已打烊，未能买到。但茅盾和张友渔的妻子还各带着一支电筒，他们就靠着这两支电筒，冒着风雨在黑夜里赶路。 三小时后，雨渐渐小了。妻子从后面问茅盾：“离惠阳不远了吧？” “估摸着快到了。” 茅盾眼睛近视，又有眼病，这时当然盾不清路，只能一脚离、一脚低地走着，凭感觉他知道软的是烂泥，硬的是石块。有时一脚踏进水潭，“砰”的一声，大腿上全是水，他也不管，马上拔出脚再走。这样摸黑走着，当他正觉得似乎走在石桥上时，猛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身后的妻子不见了。他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止掉下河里去了！” 急忙用电筒往桥下照，却深不见底，只听得哗哗的水声。他吓呆了…… 闻声奔来的人也都慌了，不知怎么办。张友渔的妻子甚至哭了起来。 这时，桥下却传来孔德沚的声音：“我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 两支电筒循声照去，看见了！她下地站在桥下靠近河岸的水草和烂泥里。 “受伤没有？”茅盾着急地问。 “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去呀！” 靠了两位“保镖”的帮忙，终于把她救了上来。 在惠阳城内一家大旅馆里，孔德沚换去湿衣，借到一只小泥炉，生上火，一边烘烤衣服，一边叙述她“失足”的经过：“我脚下踏一个空，身体就掉下去了。心里想，不好了，这是河呢，可是老不到水里，像腾云似的。后来，扑通一声，到了水里了，真运气，可巧全是水草和烂泥，没有石块。我赶快爬起来，就听到你们在岸上喊。你们以为我死了，我就喊： 没有死，没有死……” 在床上发烧的胡仲持说：“真是奇迹，竟没有一点伤，还坚持走到了惠阳！” “那时我们都吓慌了。要是伤了，怎么办呢？”廖沫沙说。 “幸而冬天水浅，不然，两丈深的水……”叶以群心有余悸地说。 “如果死了，或伤了，那你们就麻烦了。”孔德沚笑着说。 大家也都笑了。 茅盾对妻子的勇毅深为钦佩，他松了一口气说：“三栋出发前，我要买灯笼，好像是有预感似的。不过，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茅公，我们这些天来的经历，既惊险又富有传奇色彩，你要是写在小说里，那有多精彩！”叶以群冒出这么一句。 茅盾微笑不语，心里说：“我一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总是要写的，要写的……”四四、笔耕桂林 1942年3月9日，从桂林的一家旅馆门外走进两个客人，身上都穿着既肮脏又肥大的蓝布棉袄，男的左手提着个包袱，右手拎着一只热水瓶；女的一手挽着个包袱，另一手提着只小藤篮。两人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男，孙家禄；女，孙陈氏。 茶房看着这两个落魄的客人，露出鄙夷的目乐。他怎么会知道：这两位旅客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和夫人呢。 那时，他俩的全部家当是：一条俄国毛毯，几件替换的内衣，一些梳洗用品，一本《新旧约全书》，一支自来水笔。经过三个月的难民生活，他们的钱袋里，所剩已廖廖无几。 “钱袋快掏空了，怎么办？”妻子问丈夫。 “我是手无缚鸡之力，唯有重做冯妇，卖文为生。”茅盾无可奈何地说。 “这旅馆住不起，你快找人帮忙租一间房吧。”妻子提出了当务之急。 过了一天，叶以群介绍茅盾和邵荃麟认识，邵荃麟就把自己的一间厨房让给了他们。叶以群说，他接到党的指示，要去重庆，并告诉他邵荃麟是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负责人。 于是茅盾夫妇来到桂林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卷，搬进邵荃麟腾出的那间厨房。这间房很小，八九个平方米，只能放一只双人床和一张桌子。 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孟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从香港脱险的夏衍、金仲华等朋友闻迅都来看望茅盾。夏衍问他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我想好好休整一下。 首先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所以打算写点东西。” 茅盾发现桂林并不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的一条桂西路，就有几十家书店。 邵荃麟对他说，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虽然有一些是“皮包书店”。 “皮包书店，怎样讲？”茅盾不理解地问。 “这样的书店大半是贩卖文具起家，他们除了囤积贩运纸张文具和上海出版的书籍，也做翻版盗版的生意，其中少数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获利比大书店还多呢。”邵荃麟答道。 不久，许多出版商打听到茅盾的住址，纷纷打上门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头拮据，主动提出可以预支稿费，而且书在出版之前，某些章节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条件使他动心了，可是他只答应了可靠的书店，并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总是先为报刊赶写短论和杂文。这次他却一反往常，婉辞了各家报刊的约稿，先写长篇。他是这样考虑的：写短论的杂文，是向敌人掷投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匆匆忙忙上阵，既不能使“投枪”通过图书检查老爷的关口，反倒授人以口实。还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局势再写不迟。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锅，那就先写长的吧。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无法执笔，只能利用白天。房中只有一张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饭，半张桌子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进行创作。 5月1日，描写香港沦陷前后市民生活和艰难遭遇的《劫后拾遗》脱稿了。这部中篇小说写法别致，近乎特写，纪实性很强，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自动，被称为是有“文献价值”的作品。 在抗战前夕，茅盾就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长篇小说，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如今他又开始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表现“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他设计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是认不清方向。当革命浪涛袭来时，这些人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惘，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写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他在桂林是客人，许多社会活动可以不参加，能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写作。写作的条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称之为“两部鼓吹”的特殊环境中爬格子。 什么是“两部鼓吹”？茅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天井（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匀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他住的小房里没有电灯，点了一盏桐油灯照明。夜晚，妻子在昏黄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他唯有卧床闭目构思，打腹稿、推敲字句。白天的八九个钟点，对他来说是太宝贵了。 然而，“两部鼓吹”却常干扰他的运思作文。有一天，他正写着，“两部鼓吹”又开场了，嘻笑谩骂，撕打哭闹，扰得他实在忍无可忍，便把笔一扔，冲到天井里，对“立部伎”中的宋云彬大声吼道：“老宋，你一天到晚可以打麻将、讲赌经，我可是要靠做文章吃饭的！你要讲，好不好回到房……房里去……去讲！” 看他气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宋云彬知道茅盾是真的发火了，连忙说：“好，好，不讲了，不讲了！” “坐部伎”的几个女佣也吓得互相吐舌眨眼，不再高声骂街。 孔德沚低声对丈夫说：“你平时忍着性子不声响，一发火，倒蛮灵光哩！” 这以后有六七天，“两部鼓吹”停止“演出”，使茅盾得以安心致志地写一百多项原稿纸。 不久，就完成了这部后来题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长篇小说。 8月的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妻子问他：“熊佛西先生找你去做什么呀？” “嗨，他胃口大得很，雄心勃勃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叫《文学创作》。要柳亚子、田汉和我帮忙，给他写文章，还派定我每期至少写一篇小说。” “你答应他了？” “答应了。他有那么大的劲头，应该支持他。” 茅盾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文学期刊，要比自己上阵更为有利，也更有效。而且，这本刊物有可能在西南部站住脚跟。于是，他改变原来的打算，提笔再写短篇小说。 可是，现实性很强的题村无法写，于是他想了个主意：选择圣经中的一则故事来写，用它来隐射现实。凶就写了《耶稣之死》。写到叛徒犹大出卖了耶稣，要来捉拿耶稣时，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捧出来捉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倒这样鬼鬼祟祟来干？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这“黑暗掌权了！”影射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掌了权。茅盾正是要借喻圣经中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斗争，诅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熊佛西读了这篇《耶稣之死》，看出了茅盾的创作意图，担心通不过国民党图书期刊检查官的审查。岂料它竟顺利逃过了“关卡”。 在熊佛西的怂恿下，茅盾又用圣经中的另一个故事写了《参孙和复仇》，预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没落。 对这两篇借用圣经故事改写的作品，茅盾自己很喜欢。他后来说： “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蒋介石自己是基督教徒，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圣经》来骂蒋的。” 茅盾在桂林写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是《列那和吉地》。他在这期间还写了大量的创作艺术技巧短论、书评及杂文。九个月“笔耕”的收获竟有五十多万字，真是惊人！ 他还和柳亚子、陈此生等人论史作诗。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和对延安亲人、同志的思念。其中一首七律《无题》写道： 偶遣吟兴到三秋， 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 剑芒山老岂惠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 拜日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 侧身北望思悠悠。四五、蒋介石发出邀请之后 茅盾从香港来到桂林不久，听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给广西当局下了一道电令：中央对由港归来文化人将有所借重，广西不得为他们安排工作。他冷笑道：“这一手分明是想扼断我们的生机，逼我们就范！但蛇对我不起作用，我是靠卖文为生的，并不需要别人安排什么工作。说什么‘将有所借重’，我倒要看看它是什么货色！” 不久，这所谓的“将有所借重”便真相大白。1942年5月初，公开身份是文化服务社社长、实际是CC系文化特务的刘百闵由重庆抵达桂林。一天，他邀茅盾到乐群社共进午餐，客气地说：“沈先生此次从香港脱险，回国效力，忠诚可嘉。我代表中央向您表示慰问。 请允许我敬您一杯！” 茅盾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也以实相告：“我素来不会饮酒，请原谅。” 刘百闵又客气一番，便自斟自饮地转入正题：“近两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散居各地，使得重庆总部的工作难以开展，所以，蒋委员长特意要我来请沈先生以及其他原来在重庆的委员回去。至于工作问题、生活安排，这些都好说。” 茅盾心想，蒋介石此时向我发出邀请，不知要干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想把我置于中统和军统的严密监视之下。于是对刘百闵说：“我刚到桂林，需要歇一口气，会会老朋友，手头又正写一部小说，不好打断，去重庆的事以后再说吧。” 谈话之后，他了解到刘百闵在代表蒋介石“邀请”他的前后，还找了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金仲华、梁漱溟等人。但大家都在观望，没有一个人愿意冒风险。 刘百闵游说没有结果，不敢回重庆，每隔一段时间就上知名的文化人家里继续游说。茅盾自然是他经常“光顾”的对象。 7月间，刘百闵还托刚到桂林的叶圣陶来劝茅盾。他推托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无法离开。 10月底，茅盾完成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以及《耶稣之死》等几个短篇小说。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他下了决心：离开桂林去重庆。为什么呢？ 对于蒋介石，他虽然只见过几次面，却深知其人。1925年初，他由上海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大会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官学校招待全体代表，并当场演说。茅盾实在不很懂这位“大同乡”的宁波官话，但却听懂并且记得他曾厉声怒色地说：“我不但有子弹打我的敌人，也有子弹打我的不敢冲锋的学生！” “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激起了茅盾极大的义愤。 他以总主笔的身份在《汉口民国日报》撰写社论，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及本质，怒斥蒋介石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袁世凯第二”，是“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转入地下之前写的最后一篇社论就是《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蒋介石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密令通缉茅盾。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蒋介石举办庐山谈话会，邀请全国各党派暨各界知名人士“共商国是”。茅盾也接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的请柬，邀他参加第三期庐山座谈会。 当时，他曾对转送此信的郑振铎说：“发这封信的人大概忘记了十年前他们对我的通缉令还没有撤消呢！我看应该去封信问问清楚，免得上了庐山他们却拿出了那个通缉令。” “不要开玩笑了，你打算去不去呢？”郑振铎问。 茅盾表示要想一想。 郑振铎劝他去：“你可以听听老蒋说些什么，这比报纸上的新闻可靠。” “好吧，那就去听听他谈些什么。”茅盾答道。 然而，过了二十多天，郑振铎却转给他一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庐山办事处的电报：“鉴三期谈话会因时局关系暂缓举行特此奉闻。” “蒋介石是何许人，我沈某清楚得很！”茅盾想。近几个月来，为什么刘百闵三番五次上门转达蒋介石的“邀请”呢？他几次和妻子商量。 从政治环境讲，桂林比重庆较为开放，国民党特务组织考虑到广西派的实力，还不敢在桂林横行。但是桂林毕竟不是香港，它和重庆是五十步与一百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再从蒋介石再三派刘百闵到桂林请我去重庆这件事分析，”茅盾说，“老蒋是想把我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组织的监视之下，目前尚无意向我挥动屠刀。重庆又是陪都，驻有各国外交使节和新闻机构，蒋介石碍于国际舆论，也不会轻率地对我这位被‘请’去的‘无党派人士’下毒手”。 孔德沚觉得他讲的在理，便说：“我想老蒋也不大敢。” “到了重庆，我可以凭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进行活动，中共办事处和恩来同志又近在咫尺，还有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一大批朋友在那里坚持工作，我可以配合他们。只要注意斗争策略，特务的监视并不能妨碍我的工作。相反，留在桂林，他们倒可以采取秘密绑架的手段，把我投入监牢，甚至‘就地处置’，然后对外谎称我不听‘蒋委员长的劝告’以致中央无法保护而遭此厄运。” 他妻子“唉”了一声说：“只不过到了重庆，我们将会丧失行动自由，不可能再像上回那样化装潜逃了。在桂林，我们还能想法转移到敌后根据地。再说，到了重庆，再去延安更难了。老蒋知道我们把孩子留在延安，怎会让我们再去延安呵！” 自从来到桂林，困居斗室之中，夫妻俩常思念留在延安的两个孩子。茅盾对妻子说：“德止，几十年的经历使我明白，我个个人的幸福已牢牢地和民族的命运捆在一起了，只有争得了民族的自由与解放，我们阖家才有团圆的可能。” 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去重庆。 叶以群又来信催茅盾去重庆主编《文艺阵地》，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于是当刘百闵再来游说时，茅盾便通知他：“我的长篇小说已告一段落，朋友来信要我编杂志，我准备不日起程去重庆。” 刘百闵一听，喜出望外，连忙讨好地问：“那您有什么困难？盘缠够不够？如果有困难，政府可以给您解决。” “一切我都能自理，不用政府为我操心。”茅盾冷冷地说。 其实，他们除了一日三餐买米的钱，身上并无余款。幸亏接受出版《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华华书店老板孙怀琮拿出三四千元预付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稿费，帮了茅盾的大忙。 柳亚子和田汉夫妇听说茅盾夫妇要离开桂林，便请他们夫妇来到月牙山素医馆，品尝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的煮豆腐，替他们饯行。 柳老诗兴大发，即兴赋诗一首赠给茅盾： 远道驰驱入蜀京， 月牙山下送君行。 离情别绪浑难说， 惜少当延醉巨觥。 田汉对茅盾说：“我的大孩子海男也要去重庆，他愿意和你们一起走，一路上也可以保护你们。” “那好呀！海男是正规军人，有他带着枪陪伴我们，就不有找保镖啦！”茅盾欣喜地说。 12月3日，他们夫妇和田海男乘上了开往柳州的汽车。预定的路线是：桂林──柳州──金城江──贵阳──重庆。 来到柳州，茅盾夫妇住进一家旅馆之后，妻子上街去买东西，茅盾靠在床头歇息，忽然有人敲门。他走去开了门。来人是一个獐头鼠目的青年。 “沈先生，我在桂林拜访过您，您不记得了？” 听茅盾说不记得他，又自称：“我去过苏联，懂俄语……” “请问你有什么事？”茅盾打断他的话问。 “我也住在这旅馆里，是要同你一路去重庆的。” 茅盾心中一惊，他是什么人？ “我来给您看两样东西。”那人从怀里掏出两张纸。 茅盾接过一看，一张上面写着：“查沈雁冰（茅盾──）邹韬奋系异党分子，有不轨行为，着各地分处、分局留心稽查该二人行径上报。”另一张上面写着同样的内容，只是名字为“沈雁冰（茅盾）、陈培生”。两张纸上都盖有国民党中统局的大印。 这两份东西看样子是真的，茅盾心中思忖道，他们大概是在对我进行神经攻势。只是为什么把陈培生和我连在一起？他远在新疆嘛。 茅盾笑了一笑，将两张纸还给来人。 那人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严肃地说：“沈先生，您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因为我向来敬佩先生，所以来向您透个风。明天火车上就有一个人和您同行，这人是我的上司，我们奉命陪送您到重庆。” 哦，这家伙原来是中统局的特务，不知他的上司是怎样一个人？ 等妻子和田海男回来，他便告诉了二人。田海男说：“怪不得我在旅馆饭厅里看见了那个人。” “你说的是谁？”茅盾问。 “一个中统特务，姓陆，公开的身份是西南公路局稽查，常在这条路上跑，在桂林和柳州都有他的办事处。”田海男答道。 “你在桂林随便接见客人，混进了特务也不知道！”妻子埋怨他。 第二天他们乘火车去金城江，茅盾果然看到一个中年胖子昨天来找他的小特务坐在一起。 下了火车，茅盾和田海男赶到汽车站排队买去贵阳的车票。他买到了两张，而田海男却未买到，说是卖完了，让他搭后天的车走。这时，田海男从售票窗口看到姓陆的胖特务正在里面和一个人嘀咕什么。 “显然他们是想把你和我们拆开。”茅盾听了田海男的话，分析道。 “那我们也迟走一天吧，我担心他们要搞什么鬼……”孔德沚担忧地说。 茅盾想了想，告诉田海男：“我看他们的阴谋只是要把你和我们分开，由他们来‘护送’到重庆。既然他们硬要代替你当我们的‘保镖’，我们也不便推托，明天还是上路，发生什么情况再随机应变。海男，你也不必为我们担心，我虽不会打仗，对付特务还多少有点经验。 我们到重庆再见吧。” 夜晚，他看到妻子忧心忡忡，就又分析给她听：“老蒋派刘百闵专程到桂林来请我们去重庆，而且耐心地等了半年，这表示他的‘诚心’和‘宽宏大量’。再说，我是第一批被他‘邀请’去重庆，假如他在半路上对我做什么手脚，那就等于撕破他戴了半年的面具，而且会惊动其他还在桂林的文化人。老蒋还不至于蠢到这步田地的。我估计，那姓陆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囫囵地送到重庆，防备我在途中逃走。他们派这样一个大角色来护送，算是看得起我了。” 在赴贵阳的汽车上，姓陆的胖特务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他们夫妇的后面。他主动地同茅盾打招呼：“沈先生，您好！” “哦，您贵姓？您怎么认识我的？”茅盾问。 “鄙姓陆。抗战那年，沈先生在长沙讲演，我就在下面听讲，所以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 “请问陆先生现在官居何职？” “不敢，鄙人现在是西南公路局稽查，常在这条路上跑。” “我可是头一次呢。” “那我给您当向导好了。”胖特务假装热情地说，“今夜要在独山住宿，那里只有一家旅馆，总是客满，住不上店的客人，只好住民房。不过只要沈先生愿意，我可以帮您订到房间。” “好哇，那就拜托你了。”茅盾顺水推舟地说。 到了独山，胖特务让小特务陪他们夫妇慢慢走，自己和那个女人先去房间。他开的房间是里外两间，客气地让茅盾夫妇住里面，他们住外面。 “那位小兄弟呢？”茅盾意指小特务。 “他另外有地方住。” 晚饭后，胖特务找茅盾谈。茅盾就问他那位女的是不是他太太，他支吾其词地说是朋友的夫人。 哼，假话！还不是专门派来盯我妻子梢的。茅盾心里说，至于你把我们的房间安排在里面，虽然也是为了便于监视。 “沈先生为什么不想做一番事业呢？”胖特务问。 “事业？写作就是我的事业。” 话不投机，两人也就未谈下去。等姓陆的走后，他对妻子说：“我看，明天干脆把住旅馆、买车票的事托付给姓陆的，这在他是求之不得的，在我则乐得轻松。” “你倒会利用人。” “嘿嘿”，茅盾轻声笑了，双眼闪着狡黠的亮光。 他们来到贵阳，准备换车。哪知道汽车站里人山人海，要去重庆的客商有上千人。 姓陆的胖特务虽有“本事”，也只买到了五张三天后的汽车票。但他却凭关系，安排茅盾夫妇住进了贵阳最高级的旅馆──贵阳招待所。这里住有国民党的“党国委员”，大门口站着宪兵，茅盾夫妇也享受到了“保护”。 在贵阳，茅盾去拜访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谢六逸，还有他的亲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又给重庆的刘盛亚去了封信，告诉他预定到达的时间。 第四天早上，茅盾因风寒发起烧来，咽喉红肿，说话嘶哑。王会悟得知后，去请来一位教会的医生，给他打了退烧针，让他服了药。陆胖子闻讯也来看望，并且对他说： “车票是明天的，不过您明天恐怕不能走了。” “等到明天再看吧，车票太难买了，实在走不了也只好退票。”茅盾卧在床上道。 “换几张票还是容易的，您放心治病吧。”陆胖子安慰他。 过了一夜，茅盾的热度退了，喉痛也已痊愈。他和妻子决定仍然上路。看看姓陆的，正和那女人睡得呼呼打鼾。他们不管他，打好行李，掏出汽车票看了看，叫了两辆人力车，准备去汽车站。刚走到招待所门口，被那个小特务看见了，惊慌地问：“沈先生，你怎么今天又走了？” “昨夜出了一身汗，烧退了，今天能走了。”茅盾边走边说。 “您身体虚弱，还是明天再走吧。”小特务劝阻道。 “不！车票太难买了，我们还是今天走。” 小特务看茅盾走意坚决，急忙转身跑进招待所。等他和姓陆的胖特务赶到汽车站，茅盾夫妇已坐在汽车上，离开车只有几分钟了。 “昨晚多喝了几口，今早睡进了头，差点误了事。没想到沈先生的病这么快就好了，还先上了车！”胖特务自我解嘲地说着，挤进了座位。 茅盾心想：瞧这个家伙，何等样狼狈！万一他赶不上这趟车，到了重庆怎么交差呢？ 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显然是那个女人来不及，仓促间被他甩在贵阳了。 一路上，由于姓陆的胖特务和那个小特务的“保护”，茅盾夫妇不必操心吃饭、住宿，他的身体完全复原了。第三天中午，汽车抵达重庆海棠溪车站。姓陆的胖特务向茅盾说了声“再见”，匆匆下车先走了。 来到出口处，茅盾见姓陆的特务在向一个人交代什么。他想，这是把我交给了别人继续进行监视了。 “刘先生！”茅盾发现了来接他们的刘盛亚，便唤道。 刘盛亚挤了过来，帮他提起皮箱、包裹。茅盾低声说：“有两个人跟我从贵阳来。” 他们便不再说什么。走到检查处，刘盛亚指着茅盾夫妇的行李同宪兵打招呼说：“这是我们的行李，要看吗？” “看一样吧，”一个宪兵回答。 这时，另一个宪兵被人请了过去，立刻又转回来，对他们说：“行李统统要看！” 于是，皮箱、铺盖卷、小藤篮……一件一件地被检查，连一条鱼干的肚子也被搜查到了。 茅盾妻子在綦江买的那筐橙子，却幸运地未被一只一只剖开检查。一个宪兵从皮箱里拿出一个层层密包紧裹的纸包。 “小心，这个很重要！”茅盾郑重地说。 宪兵一层一层地解开纸包。“一个墨盒。”他十分捻地说。 “我们写文章的人，墨盒当然重要啦！”茅盾不出声地笑着，眼睛一眨一眨地闪着开心的光亮。 然而，生活的道路充满荆棘。自茅盾重新来雾都这一天起，他就处于特务的监视之下了，活动的阳光困难和斗争和艰苦是可想而知。 新中国诞生后，有一天，萨空了来拜访茅盾，对他说起一件往事：“我被中统特务秘密绑架囚禁了两年零一个多月，一九四五年六月，即将恢复自由的时候，中统局长徐恩曾托人传话给我说：‘人有幸有不幸，最不幸的是杜重远，他已在迪化被盛世才杀掉了。最幸的是茅盾，因为他应蒋委员长之召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把他关起来。’哈哈，雁冰，被你逃过了鬼门关！” 茅盾也笑了起来，对这位老朋友说：“特务头子的幸福观不值得一驳，不过他这话也证明了我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没有错，我在桂林所下的决心是正确的。它使我赢得了三年宝贵的时间，得以尽我所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四六、教胡子婴写小说 重庆唐家沱天津路一号，是一栋精巧的小楼，楼上住着国讯书店的两个青年店员，楼下一层住的是茅盾夫妇。 1944年初春的一天下午，茅盾正在修改“突兀文艺社”一个青年作者的小说习作。 她妻子听到“笃笃”的叩门声，放下手中的针线去开门。 “哦，是你呀！”她一边请起家来客进屋，一边欢声向丈夫喊道，“雁冰，你看谁来了！” “沈先生，你还认得我吗？”来客是一位清秀端丽的中年妇女，热情地向茅盾打招呼。 “啊呀，胡子婴！认识，认识，老朋友了。”他忙起身让座，叫妻子沏茶，拿粮果、糕点，招待客人。 茅盾和妻子在“五卅”运动前一年就认识胡子婴了。那时，她才十六七岁，不认识字，在一个工厂做工。徐梅坤带她来到茅盾家里，她很拘束，但是茅盾从她那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中，发现了聪慧和机敏。这以后，她就成了茅盾家的常客。茅盾知道她除了参加工人运动，也勤奋地补习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徐梅坤被捕入狱，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茅盾从日本回国，再与她见面时，胡子婴已以是章乃器的夫人。她谈吐举止雍容大方，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抗战初期，她以章乃器夫人的身份参加救亡运动，和宋庆龄的关系密切。前两年，茅盾听说她和章乃器分手了，自己独立地从事经济活动，并且取得了成功。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乡间小屋来的呢？”茅盾问胡子婴。 “春风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程来找您帮忙的。” “我这个墨水匠，能帮你这个女能人的什么忙哟！” 胡子婴说她住在重庆，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经常谈论抗战形势和祖国前途。在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他们深深感到在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只有萎缩，很难生存。要使民族工商业发展，必须先有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洗涤剂上的自由。许多朋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已经写了不少文章，作了不少报告。 “我却有一个想法，就是用文艺武器来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由于我对民族工商业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我很想写一部小说，表现民族工商业者在重重高压下挣扎的苦难经历。您是写过《子夜》的大作家，可得帮帮我啊！”胡子婴恳挚地向茅盾提出要求，眼里流露出殷切期望的神色。 “噢哟，原来您是想跟我们作家争夺饭碗呀！”茅盾开玩笑说，“不过，我是非常欢迎你来‘夺’这个饭碗的。现在，文艺战线的兵士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是老朋友，你这个忙，我帮定了。” “这可太好了，你肯收我这个徒弟，我先谢谢您！”胡子婴站起身，向茅盾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天不早了，吃过饭你们再慢慢谈好不好？”孔德沚对二人说。 “好，好。子婴，我们这里就一间房，虽说已搭了两张床，还好再搭一张，你就住下来，我们从长计议吧。” 晚饭后，茅盾替她搭好床，又和妻子一起为她铺好被褥，还拿出苹果，削好递给她吃。胡子婴被感动了，她想不到一个闻名中外的大作家对朋友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这样真诚热情地招待，于是也就毫无拘束地打开了话匣子：“写小说，在我头脑中已酝酿很久了，常常感到一股冲动，使我跃跃欲试。但是，我虽看过不少小说，却从未写过，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写呢？” 茅盾燃着一支香烟，热情地说：“你想借这个题材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摧残，创作意图很好。你又有这方面的真切感受和第一手素材，这部小说，你一定能写成功！” “哎呀，你先别给我打保票了，还是教我这个徒弟怎么写吧。”胡子婴急切地说。 “别急，别急，我说给你听。” 茅盾一向反对初学写作者从各种《小说作法》中寻找创作的捷径，然而他现在却不厌其烦地向她讲解“小说作法ABC”，想把创作的基本方法一下子灌输给胡子婴。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半夜。第二天，茅盾又和她谈了整整一天一晚。 茅盾说，中篇和长篇小说必须在开头把布局搞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小说中的人物一开始就基本全部上场，在读者眼前出现许多陌生人物和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悬念，使读者在一章一章地看下去时，才逐步弄清楚第个人物的面目、性格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你的《子夜》就是这样写的吧？”胡子婴问。 “《子夜》还不是好的例子。”茅盾继续说：“以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例，他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用这种方法开场的。书中上百名的人物，开篇时使读者眼花缭乱，逐章看下去，渐渐明朗，进入胜景。” 他又把另一种方法告诉胡子婴：一开始只是把一、二个主角介绍给读者，用简单的事件开始，逐步开展，引出一个人数众多、情节复杂的宏大场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巨著就是一例。小说一开始只是写安娜在铁路上的遭遇，由此引伸开来，出现了情节复杂、场面壮丽的故事。 第三天早上，胡子婴怀着充实和高涨的创作激情，返回重庆市区。 茅盾对妻子说：“我不知道她究竟理解了多少，我讲的那些对她有没有用，也不清楚。” “我看有用！”妻子说，“不管怎样，子婴的创作勇气，是被你鼓动起来了。” 隔了两个多月，胡子婴又一次来到唐家沱，小心翼翼地交给茅盾一厚叠稿子。 茅盾笑着接过来，在手中掂了掂说：“好重，多少万字？” “五万多。这是我的第一次作业，您要多批评呀！”胡子婴愉快地说，她想，自己终于把小说写了出来，经过茅盾的指教，再作局部的修改就可以了。 茅盾让妻子陪她聊天，自己坐到桌子前阅读稿子。他觉得作者确实费了一番心血，作品主题明确，故事也有头有尾。然而，这小说的最大毛病是人物苍白，缺乏个性，只是一种政治观点的传声筒，这正是写小说的大忌。看来，这小说必须推倒重写。但她受得了吗？ 又想：相信她经受得住，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沈先生，您看完了吗？”胡子婴微笑着问，流露出期望得到赞许的眼光。然而，她却听到茅盾说：“这不是小说，这只是政治口号加上些艺术的形容。” 茅盾看到这位女作者脸上闪过惊愕而又失望的神色，便诚恳地向她指出这部稿子所以不能为小说的原因。而且决断地说：“必须重新写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好。；在为从这初稿看，你有生活，你有激情，你也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只是你还不善于用艺术的手法形象地表现主题，还不理解小说主要在于塑造典型人物。”他详细地谈了修改意见，并且特别提醒她：“不要企图在初稿上修修补补，而要重新写过，这样可以放开来写，把环境写真，把人物写话。子婴，拿出你创办企业的那种勇毅精神，这部小说必定能写好！” 胡子婴辞别茅盾，又去拜访了曹禺，也得到了同样的帮助和鼓励。 她从头写起，写了改，改了又写，终于写出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 茅盾热情地接待了这三位上唐家沱的女作家、老朋友。他把全稿浏览了一遍，看出这是以章乃器为模特儿的。书中也可以见到胡子婴自己的影子。他对胡子婴说：“很好，这一稿基本上可以了，只要再作些修改就成了。” 孔德沚对丈夫说：“你就帮子婴改改吧。” 茅盾对胡子婴说：“还是你自己来改，你能改好。我给你提一些具体的意见，供你参考。你把书稿留下，我再仔细看看。” 胡子婴走后，他放下手头正在写的自己的小说，对这部稿子逐字逐句地考虑起来。 为了尊重作者他没有直接在原稿上改动，而是另用稿纸写上详细的意见，指出哪些地方应该增加，应改写，应删节，应调整。 茅盾觉得小说主人公凭银行家的赏识而发家办起企业，与一般民族资本家的创业史相比较，缺乏典型意义。主人公的性格刚愎自用，这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也不典型。 那时民族资产阶级中更多的是容易动摇，习于苟安。但是，他考虑到胡子婴是以章乃器作为模特儿的，而这些特点正是章乃器所有的，因此就没有提出要作者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改。 一个星期后，茅盾进城去，把书稿和修改意见交给了胡子婴。 她没有想到茅盾写的修改意见竟有几十张稿纸，像是一本小书。老作家对她的书稿看得这样仔细，所提的意见又是如此的深刻、详尽，使她除了发自内心的金价佩和感激外，说不出一句适当的表示谢意的话。 胡子婴参照茅盾的意见，对书稿作了很大的修改。 茅盾看了第三稿，对胡子婴说：“现在这一稿只需要作些文字上的加工了，假如你同意，就由我来作这最后的润色吧。” “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太谢谢您了！” 茅盾花了三天时间，在胡子婴的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妻子说他“就像批改学生的作文卷子似的”。 小说定稿以后，茅盾将它推荐给开明书店。一年后，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胡子婴这部以“宁霖”为笔名的中篇小说《滩》终于出版了。 在重庆《在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茅盾特地发表了一篇书评：《读宋霖的小说〈滩〉》。 胡子婴在解放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每逢春节，总要登门向茅盾拜年、祝福，行“弟子之礼”。四七、第一次做生日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而说不出自己出生的准确日期，恐怕是不大有的吧。然而，茅盾却是这样一个人。 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家进里就有一条规矩：全家人概不做生日。这条规矩，也不知道是他那主张“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牛马”的祖父订的，还是他的“维新派”父亲“变法”、“革命”的结果。总之，久而久之，茅盾既没有过生日的概念，就连自己出生于何月何日也弄不清楚了，他只记得是在“尚未入伏的某月二十四日”。 其实，这个“某月二十四日”是错误的。直到1960年，在一些研究者的帮助下，才从他二叔那里彻底弄清他出生的准确日期：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6年7月4日。 有趣的是在1945年6月24日中午，茅盾和他夫人一起，离开唐家沱的家，匆匆赶往重庆市区，去参加他的五十岁大寿的庆祝活动。 这是茅盾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日”。虽然今天并非他的真正生日，往年也不是他的五十周岁，但是他对这些生活细节一向不放在心上，也就听之任之，让热心的朋友们为他操办起来。 早在春初，中以群就对茅盾说，已打听到他五十岁了，朋友们提议要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给他祝寿。并问他生日是哪一天。 茅盾诚恳地对叶以群说：“朋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代我谢谢大家。还要请你转达告他们，我不想做寿，一则过去从严不过生日，二则大家工作都很繁忙，没有必要为我的生日惊动大家。” 谁知到了6月初，徐冰和廖沫沙到唐家沱看望茅盾，说他俩是专程来谈为他祝寿的事。 徐冰还说：“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 茅盾听徐冰说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打击反民主的势力，又是恩来同志的意见，于是同意了。他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照你们的意见办。 我的生日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想，初夏只有六月份合适，就算作六月二十四日吧！” 6月6日的《新华日报》登了一则消息：“本年六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 6月20日，又登载了筹备会发的“通启”，其中写道：“今年沈雁冰先生五十岁了，…… 二十七八年以一，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 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 茅盾读了很感动。他写了一篇题为《回顾》的文章，寄给《新华日报》。假座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庆祝茶话会的“寿堂”里，楼上楼下，厅内厅外，已经到外是来“祝寿”的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有刚从新疆监狱死里逃生的赵丹等人。 会场里张挂着贺幛、贺联，还有许多“祝寿”的诗、画、贺词、贺信。冯玉祥赠的卷轴上绘着一只寿桃，题诗：“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群寿过期颐高。”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茅盾尊兄五十寿庆”。老舍赠的贺联为： “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巴金的贺信写道：“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想念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叶圣陶送来一首贺诗：“二十五年交不浅，论才衡操我心倾。力排世俗暖姝者，夙享文坛祭酒名。 待旦何时嗟子夜，驻春有愿惜清明。托翁易老岂难致，五十方如初日明。” 客人们三三两两交谈着，谈得最多的是对茅盾的印象。 叶以群说：“不认识雁冰先生的人想象着他的生活，总以为他整日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凝神写作，茶水、饭食都由人服侍上手……事实上，他的生活却是最朴素的，他们不惯用人，日常家务都由他夫人处理，而他也就常常自动地帮起忙来，端菜、打水、抹桌、点灯…… 他都做得非常有趣味。他常常笑着说：‘那些邻舍总觉得我们这家人非常奇怪，老爷也不象个老爷……’那些人们是不会懂得：他根本不要当‘老爷’的。他爱劳动，爱简朴生活，这差不多已成了他的天性。你们说，他这种性格，是由他那二十几年来的不怕贫穷、不怕困苦、对于革命文艺事业的坚持养成的呢，还是由这种爱简朴的性格助成了他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操守？” 吴组缃则说：“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 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柔软的光，亲切的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举，京戏，相声，黑幕小说，托尔斯泰，医药，吃食，等等，都是接过话头，随口说出来，没有一点套头，没有一点成见。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毫无什么锋芒和尊严。你和他在一起，只觉得自由自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躺下来尽管躺下来，要把脚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总之，你无须一点矜持，一点戒备，他不会给你心里添一点负担的。” 《新华日报》的记者把当天的报纸分发给大家。第二版上有王若飞同志写的代论《中国文艺界的光荣，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贺茅盾先生五十寿日》，第三版上方是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新华副刊》以整版篇幅登载了“祝寿”的诗词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 “抗战的胜利已经在望了，”他更加提高声音说，“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街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二十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倘若我看不见，那我死也不瞑目的！” 狂涛一般的掌声在寿堂里响起。庆祝茶会的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时，已是五点多钟。 在6月24日这一天，成都文艺界也为他举行了祝寿的活动。叶圣陶在会上激动地说：“茅盾先生二十五年的工作，就好比是举着一盏灯笼，在黑夜里努力地走。我们祝贺他五十寿辰，就要像他那样也拿起一盏灯笼向前走。尽管现在还是黑夜，但光明终将把黑夜照明！” 昆明文艺界是在25日举行了庆祝活动的。几天后，茅盾收到诗人光未然的一封信，向他描述了庆祝活动的情形。信里还说他向大家报告了两件事，其二是“报告了我的曼德里时，忽然听到您和邹韬奋先生一财殉难的消息，我们为多么悲痛地举行了追悼会，我还烈军属了一首《我的哀辞》在当晚的会上朗诵。而沈先生，您居然违背了某些人心愿，没有死，而且继续写了更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替您祝寿，而且您还会更扎实、更坚强地活下去和写下去。 昨晚我们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如今可惜的倒是我那首哀辞，它将永远没有发表的机会了，但我也不愿我的真挚的悲愤的语言，从此沦灭于人间，趁着祝寿的机会，我把它抄给您，您该不以为我是太恶作剧了吗？” 光未然作的《黄河大合唱》歌词，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他很感举地展读起这首《我的哀辞》：“我以暴怒的语言告诉你──/法西斯/我永远把对你的深仇大恨/记在心底/你又一次/摧折了/我们苦难人民的一面在旗……” 诗的后面有一行小字：“写于一九四二·一·十二，缅京，茅盾追悼会上”。 他复信：“你的哀辞，我读了。我并不认为这是恶作剧，相反感觉十分亲切。我感谢为我‘做生日’的所有朋友，其中也有你。你的这首好诗，我将珍藏在身边，它不会沦灭于人间的，总有一天，它会和人们见面！”四八、清明前后 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进行谈判。他给茅盾带来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捧着这封信，茅盾的眼眶湿润了：党像慈母般地关怀着我，而我却是工作得太少、太少了。 下旬，茅盾签名的《文艺界时局进言》在《新华日报》发表，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团结抗日。 3月初，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进一步迫害民主人士，强化独裁统治。 接着，国民党财政部宣布黄金自每两二万元提价至三万五千元。事先获得消息的主管人员及官僚政客乘机抢购以获暴利。案发后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为了搪塞舆论，只得由监察院出面查帐，结果是那些抢购了几千两黄金的大户，草草退款了事；却把几个挪用存款合伙买了几十两黄金的银行小职员抓了起来，作为替罪羊。 这件黄金提价舞弊案发生在“清明”前不久。 茅盾读了报上的新闻非常气愤。他向妻子要了把剪刀，把这天报纸上的新闻剪了下来，又一篇一篇地看着，想着：“这是个好材料，要以写！”他想到有些朋友曾向他建议：“你使枪使了这么多年，何不换把刀来试试呢？” 于是他决定写剧本。 茅盾认认真真地写起大纲来。抗战以来，他写了四部长篇小说，都没有详细的大纲，而为了写这个剧本，他却写了篇两万七千字的大纲，相当于剧本字数的三分之一。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剧本是外行。他带着这个“大纲”，去拜访著名剧作家曹禺、吴祖光，虚心向他们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