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雁冰为此撰写了短评《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伤口么？》，特意署名“雁冰”，刊登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一号的社评栏内。这篇评论是掷向“礼拜六派”的又一把锐利的匕首。沈雁冰在文章中说他不同意有些人把“礼拜六派”看作是“旧文化旧文艺”的代表，并且引了北京《晨报》副刊上子严写的《杂感》，猛烈抨击“礼拜六派”一流“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纵欲的人生观”，“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他大声疾呼：“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狷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在同一期的社评栏内，还发表了沈雁冰写的另一篇短评：《反动？》。他指出，“礼拜六派”的通俗刊物泛滥，这不是“反动”，而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了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治标不如治本，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常常替可爱的青年指出‘通俗刊物’里的误谬思想与浅薄技能，一方面亦要从根本努力，引青年走上人生的正路。”　　写了这两篇评论之后，沈雁冰感到反击“礼拜六派”的痛快。他在晚年写道：“同一期的《小说月报》接连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一份最后的‘礼物’。”　　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也都发表文章，对“礼拜六派”进行了连珠炮似的反击。连成仿吾也在《创造季刊》上写了一篇《歧路》，对“礼拜六派”狠狠地开了一炮。　　在沈雁冰和其他新文学战士的反击下，“礼拜六派”虽未彻底垮台，也噤若寒蝉了。　　这场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影响深广。作家黄源说：“茅盾同志1921年主编《小说月报》，他一手把原是鸳鸯蝴蝶式的《小说月报》，改革为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着重翻译的，是注意于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月刊。……这真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茅盾同志继《新青年》之后，给予其致命的打击，使鸳鸯蝴蝶派从此一蹶不振。当时象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从此都摆脱它的影响，开始接受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教育。”一五、领导罢工　　“五卅”运动发生后，沈雁冰心得不可开交。他和韩觉民、杨贤江等三十余人发起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加讲演团奔赴各校讲演，又和郑振铎等人一起冒着生命危险，负责编辑《公理日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他还肓负着领导职工罢工的重任。　　6月21日，天刚蒙蒙亮，他就草草吃过早点，匆匆向虬江路广舞台走去。他想，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势在必行。我和杨贤江是馆里党组织的负责人，担子不轻。虽然发行、印刷、编译三所和总务处的党员同志不少，但要取得斗争的胜利，还是要周密考虑，谨慎从事。　　商务印书包工会成立大会在8时正开始了。几千名职员、工人，在热烈的气氛中选出了包括沈雁冰在内的二十三名执行委员。　　会后，沈雁冰去参加临时党团会议。徐梅坤对他说：“我们党决心发动这次罢工，是要重振5月30日以来因受压迫面趋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党中央派我和你们一起工作，具体领导馆内的这次罢工……”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们正要裁减一批职工，引起了职工们的强烈不满。　　8月19日，共产党员廖陈云（陈云）、章郁庵先在发行所串通低薪职工秘密集会，布置罢工。　　这事不知怎么被老板侦知了，抢先在8月21日贴出布告：“……本年内因种种影响，本馆所受损失甚大。现当秋季开学，正是各书店营业旺盛之时，请职工勤勉从公，公司同人应同舟共济，休戚相关……”　　“商务”当局还允诺给发行所职工加薪一成。　　职工并不为这种“空头支票”所动。临时党团商量后，就由廖陈云、章郁庵等人和一百六十多名职工代表在当晚开会讨论，决议罢工。廖陈云被推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第天，罢工开始了！印刷所、总务处也响应。要求声援，采取一致行动的信件，向商务印书馆设在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个分馆的职工飞去。　　沈雁冰和其他共产党员站在罢工斗争的前列。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磋商、研究、联络、组织。　　23日下午，沈雁冰和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组织了四千多名罢工的职工，云集东方图书馆俱乐部门前广场上，由廖陈云主持大会。大会决定向“商务”当局提出：“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职工之权”，“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废除包工制”，“优待女工”。　　会后第二天，编译全体职工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的大联合罢工实现了！　　由“三所一处”罢工职工推选出的十三位代表，组成了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沈雁冰作为临时党团的主要成员，兼任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他为了集中精力领导罢工，搁下了编写《文学小辞典》的工作，从繁忙的编译业务中脱出身来。　　徐梅坤经常和他研究罢工的策略和措施。　　商务印书馆当时对外宣称“文明机关”，馆方常以馆内职工“待遇优厚”、“劳资间感情融洽”而自诩。当罢工风潮骤起，沈雁冰拟写的《罢工联合宣言》揭露了馆方对职工的种种不合理待遇，在报上一公布，各界舆论大为震惊，记者纷纷前来采访。　　沈雁冰找到徐梅坤，两人研究后向罢工中央执委会进出，为了防止报纸报道失实面影响公众舆论，避免对罢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必须对各报采访作出限制。于是，罢工中央执委会决定，拒绝各报记者直接采访。凡各报需要消息，一律由罢工中央执委会发布。　　这项工作落到了沈雁冰的肩上。他担任了罢工中央执委会的新闻发布人，专门负责对外撰写稿件和发布罢工消息，对内则参与讨论、研究和起草、修改《工会章程》等文件、文告和宣传品。　　24日晚上，孔德止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丈夫还在灯下写着什么，问道：“你怎么还不睡，明天写不行吗？”　　“不行，明天上午要用。”他答了一句，又继续挥动毛笔。　　这是一份《复工条件》，共有九条十八项。包括：“公司应无条件正式公布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男女一律”，“减短每日工作时间”，“优给恤金及退俸金”，“每年红利平均分派”，“改良待遇”，“职工等不得无故辞退”，“商务俱乐部应恢复同人名义，永远移交同人负责办理”，“关于此次罢工人员不得借端辞退，罢工期内工资照发”等条。　　他用娟秀工整的小楷，在“商务印书馆工会用笺”上书写着。一共书写了十一张。看看表，已是25日凌晨二时。　　上午，罢工中央执委会经过复议，一致同意他起草的这份《复工条件》。在盖上“商务印书馆工会之章”后，沈雁冰和王景云、章郁庵等十三个代表带着这份文件，参加了下午与“商务”馆方代表的谈判。　　在总务处会客室里，他看到资方的代表是：张元济、商梦旦、王云五等六人。　　资方代表态度强硬：“先开工，后谈判。”　　沈雁冰等劳方代表针锋相对：“不行！谈判从无此例。”　　第一次谈判没能结果。　　第二次谈判于26日进行。沈雁冰把《复工条件》逐条向资方代表提出，要求同意。资方代表正想讨价还价之时，忽然听到会议室外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了，一个凶煞似的军官带着几个士兵闯了进来。　　“本营长奉淞沪镇守使之命，前来给你们调解。你们双方各坐一边，给我坐好！”那军官高踞上座命令道。　　他拿起罢工委员会的《复工条件》和资方表示能接受的答复条件，草草看了一下，大声说：　　“你们工人不是要加工钱么？我说可以。商务印书馆有的是钱嘛。你们工人又说要成立工会么？那不成。联帅（孙传芳）命令取缔一切工会。几千人罢工，地方治安就不能维持了。我限你们双方今天立即签字复工！”　　他这番话，双方都不赞成，可是却无一人作声。　　“啦！”那营长突然拍案而起，威胁道：　　“明天，我派兵来。一定要复工！”　　他说着就往外走。此时，王云五突然快步向前，拉住他，扑的跪在地下误用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两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劳您派兵来。”　　那营长不置可否，扬长而去。　　王云五返身对大家痛哭道：“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　　会议无法开下去，双方只得散去。郑振铎对沈雁冰说：　　“这事真怪！莫非那个营长是公司勾结来演这出武戏的？”　　“从王云五他们那种惊惧之色来看，决非造作，不象是勾结来的。”　　当天下午，两百多职工自动集会，沈雁冰代表罢工委员会报告了上午发生的情况，并对大家说：“公司对上午发生的事情迄无表示，双方条件相距太远，很难接近。”　　然而过了一夜，“商务”的资方突然让步了。在会议室里，双方代表经过一整天的“讨价还价”，晚上九时达成协议。由双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沈雁冰走回家已是半夜。母亲和妻子还没睡，在等他。看他那兴冲冲的样子，也德止问：　　“谈判有进展了？”　　“已经达成协议啦！我们提出的复工条件，公司大部分答应了。”　　“德鸿，半夜啦，快休息吧。看你这些天累得脸都瘦了。”　　“妈，您先睡吧！明天要开大会，我还得准备一个。”他又对妻子说：“你也睡吧，德止。”　　翌日上午，沈雁冰代表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报告了谈判经过，解释了协议内容。他说：　　“我们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力、改良待遇、优待女工，等等，这些在协议中都有比较有利的规定。这次复工，双方都作了让步。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只能如此结束。此后，我们工友们应努力扩大工会势力，设立宣传机构，经常对全体职工进行定期宣传。唯有如此，方能保障此次罢工胜利的成果。……”　　全场职工热烈欢呼：“拥护工会！”“拥护复工条件！”“劳工万岁！”一七、总主笔日夜战斗　　沈雁冰返回上海后，即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着手筹办上海《国民日报》。经他多方努力，已有眉目，终因法租界工部局不批准而告吹。　　这时，他已辞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务，专门从事政治活动──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上海交通局主任，工作是负责翻印《政治周报》，向北方和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部寄发中宣部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它文件。　　夏末秋初，北伐军捷报频传，110月10日克服武汉三镇；11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中共中央计划请沈钧儒到杭州组织浙江省政府，并内定学雁冰担任省府秘书长。后来形势突变，夏超被孙传芳的军队赶出浙江，沈钧儒组织省政府一事已不可能。此时武汉急需干部，党中央于是改派沈雁冰前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　　临离开上海前，他把许多文学书籍寄存到一个朋友家里，拍着书对朋友说：“也许以后我用不到了，也许再也没有我来用它们了。此时谁也不知道。”这时，他胸中激荡着一股投笔从戎、甘愿为革命献身的豪情。　　12月底，沈雁冰和妻子把一对小儿女交给母亲，毅然抛雏别母，乘船奔向大革命的中心──武汉。　　1927年的元旦，他俩是在轮船上度过的。年初，他们下了轮船，住进“军校”已安排好的房子──武昌阅马厂福寿里26号。第二天，沈雁冰前往“军校”报到，孔德止去妇女部报到，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和斗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邓演达，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　　2月上旬，“军校”发布75项委任令，其中第71项委任令为：　　委任沈雁冰为本校政治教官，支中校二级薪，此令。　　于是，沈雁冰穿上新发的国民革命军灰布军装，精神抖擞地来到设在两湘书院内的“军校”本部，跳到作为讲台的桌子上，向围在周围的学员讲：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还给女生队讲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　　“军校”分军事科、政治科、军事和政治并重。他准备好了一课，就轮流到军事科、政治科的各队去讲授。没有现成的教材，除了用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时编的社会科学讲义，他还要自己编写讲义。　　不久，由原来的七所大学合并组成的武昌中山大学开学，沈雁冰应聘担任了讲师。他还介绍了郭绍虞等人讲该校教书。　　这位青年共产党人在担任“军校”政治教官、“中大”讲师的同时，还兼任了总政治出版宣传委员会和交通委员会的负责人；又要经常出度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召开的常会。在热烈的革命气氛中，他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着。他妻子也很忙，两人常常深夜回到家里才见面，因为家里才见面，因为疲累，夫妻交谈了几句，便倒头睡着了。　　那时，蒋介石图谋公开叛变革命。他攻下南昌后，看到武汉已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掌握之中，就在南昌设立了行营，不久又提出要暂时建都南昌，反对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企图把国民政府置于他的肘腋之下。为了制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军事独裁，在武汉的共产党左派开始了对蒋介石的反击：一是拒绝建都南昌，二是发动恢复党权运动，宣传军事领袖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沈雁冰和其他的共产党员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从报上读到：3月7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推翻了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议案，撤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职务，也免去了张静江、陈果夫等右派的职务，左派取得了胜利。　　一时间，武汉三镇欢声雷动。　　沈雁冰冷静地想，蒋介石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那里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他的制裁呢？　　4月初，中共中央鉴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调动了沈雁冰的工作，派他到《汉口民国日报》社，接替高语罕担任总主笔。　　这张《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其实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董必武是该报经理，毛泽民为发行人。　　沈雁冰既调到报社，便把家搬到歆生路德安里一号，住在编辑部楼上的一间厢房内。他的妻子也由妇女部调到农政部工作。　　报纸应该怎样来办呢？他想，我过去主编过《小说月报》，去年在广州时，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编过几期《政治周报》，但是主编大型日报，这却是第一回呀？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还在上海，武汉的宣传工作由瞿秋白兼管。他便去找瞿秋白请示编辑方针、宣传内容。　　“雁冰，你当总主笔还是很合适的。”瞿秋白说，“当前，我们的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很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　　“你看蒋介石会怎样？”沈雁冰问。　　“此人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他现在掌握了军权，又有了宁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瞿秋白显得忧虑地说。　　4月中旬，蒋介石在上海、南京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侯绍裘、萧楚女等人在这次大屠杀中道德倒下了。　　消息传到报社，沈雁冰悲愤地说：“果然不出秋白所料！”　　上海、南京、广州发生的惨案，激起了共产党人和许多国民党左派的极大愤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武汉掀起了反蒋讨蒋的怒潮……。这些消息，经过沈雁冰签发后，都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出了。　　他每天把编辑们编好的稿件加以选择、审定，加上标题，确定版面，然后再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但要闻版的消息常常需要等待，几乎每天都要等到夜间一两点钟，他才能把稿件发完。又因为报社印刷厂工人少，排字技术差，他差不多每天要到排字房去指导如何排版。因而经常彻夜不眠。　　4月27日中共“五大”召开后，他们的报纸刊载了“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个宣言除表示“完全赞成国民党中执会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外，提出“农民革命是与国民革命不可分的，国民革命应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强调了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的必要。　　《汉口民国日报》天天收到各地反动势力、顽固派骚动的消息，以及农民协会反击的消息。他让编辑们据实报道，并为这些消息加了一个总标题：《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有一天，陈独秀把沈雁冰找去，对他说：“你们的报纸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现在外面都在造共产党的谣，说什么‘共产共妻’，你们报上还是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文章。”　　“我们民国日报没有记者，所有消息都昌工会、农协和省政府供给的，这些消息我都看过，说的都是实际情形，无非是揭露土豪劣绅，没有‘共产共妻’的消息呀！”　　“那是他们造谣，但是现在这种消息登多了，国民党里有人就害怕，说革命到自己头上了。”陈独秀又说：“我们有的同志乱讲话，说孙夫人廖夫人也有封建思想。”　　“你这些消息是听谁讲的？”沈雁冰问。　　“国民党上层分子。”　　“我劝你不要听信这些谣言，总书记同志！”沈雁冰恳切地劝道。　　“我提醒你注意少登些工农运动的消息！”陈独秀又说。　　回到报社，他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董必武，又问：“你看怎么办？”　　“不要理他，我们照样登。”董必武果断地答道。　　此后，《汉口民国日报》继续报道和刊登工农运动的消息和文章。这时沈雁冰刚过而立之年，政治上已很老练。有一次，他收到吴奚如转来的一篇通讯，报道南京政府和黄埔系内部的情况动态，附信要求能在报上发表。他当即回信，指出这篇通讯具有相当的机密性，不宜在报上公开发表，只能打印出来，供国共两党领导部门传阅。　　“马日事变”之后，湖南等地反动派大肆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湖南各团体请愿团到达武汉，报告长沙事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沈雁冰知道国民党中宣部直属的《中央日报》不登这一消息，便决断地说：“我们来登！”他不顾阻挠，连续两天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湖南请愿团的长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和《长沙事变经过情况》。并发表他自己撰写的社论，大力声援湖南请愿团。　　进入6月以后，《汉口民国日报》连续发表反动派屠杀工农的消息，揭露白色恐怖活动的猖獗。他综合各消息加上标题：《宜都县党员之浩劫》、《锺祥避难同志为锺祥惨案呼援》、《一个悲壮的呼声》、《罗田惨案请愿团之呼吁》、《死难农友的最后希望》……　　沈雁冰后来说：“这些小县城中发生的动乱和惨剧，那里同志们的不幸遭遇，以及我在社论中讲到的反动派的阴谋，‘苦肉计’，残忍等等，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后来我写《动摇》时，就取材于这些事件。”　　天、他和妻子好不容易碰在一起休息了。孙伏园却来找他，商量组织文学团体“上游社”的事。孔德去开门时，孙伏园叫她“沈太太”。　　“你叫我什么？”孔德瞪圆双目问道。　　“哦，哦，孔同志！”孙伏园连忙改口。　　她听了，才放孙伏园进屋内。　　作家宋云彬曾是《汉口民国日报》的编辑，他后来写道：“雁痧的太太孔德女士，是富有男子气概的……。她在汉口时，最忌人家称她沈太太，她认为女子应有其独立的人格，称其为某太太，实在是不敬。雁冰呢，身材短小而极喜修饰，尤其对于头发，每天必洒生发水，香喷喷的。所以孙伏园就常开玩笑，称德为‘孔先生’，而称雁冰为‘孔太太’。”　　这时，孔德止已怀孕八九个月。沈雁冰见她行动不便，另上形势紧张，在武汉很不安全，就在六月底托人照顾，将她送回上海。　　夏日炎炎，酷暑将临。汪精卫步步进逼，加速宁汉合流，密电码谋公开叛变革命。而陈独秀却节节退让，拱手让出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革命形势在日趋恶化。　　7月初，沈大有作为冰整日整夜工作在报社。他新闻记者分析着收到的消息，食不辩味，睡不解衣，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一八、上下庐山　　“长沙事件”之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紧步蒋介石后尘，加速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被断送的形势越来越严重了。　　6月底，沈雁冰把快分娩的妻子送上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让妻子带走了他们的绝大部分行李，只留下了他的夏衣，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　　7月8日，“电视机汉”合流反共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他写完最后一篇计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就给予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汉口国民日报》总主笔，当天就与原任《汉口国民日报》发行人的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　　他和宋云彬、于树德三人搬到前花楼法租界一家大商号的栈房里隐蔽起来。两天后，汪精卫托人转给他一封信，希望他继续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他看完信，鼻子里“哼”了一声，就随手扔到一边。　　7月23日，沈雁冰接到党的命令，要他去九江找某个人接头，并交给他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让他带去交给党组织。　　他和宋云彬及另一个姓宋的，乘日本轮船“襄阳丸”抵达九江后，找了个旅馆住下，然后一个人按照通知的地点去找人。　　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对上接头的暗语之后，店老板伶内陆走进屋里。他见屋里坐着两个人，原来是董必武和谭平山。董必武对他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　　“那我怎么去呢？”沈雁冰着急地问。　　“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成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这里。”　　他取出那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交给予董必武。董必武没有接，对他说：“你带到南昌去交给予那里的党组织。”他不敢多耽搁，转身出来就到火车站，果然去南昌的客车已不卖票。他只好走出车站，心想：这下怎么去南昌呢？　　忽然他听到身后有人咕他的名字。转头一看，是几个同船来的熟人，也是要去南昌的。　　他们说，可以先上牯岭，从牯岭再翻山下去，就到南昌了。他们还告诉他，昨天恽代英从牯岭翻山过去了，郭沫若也上了牯岭，要去南昌。　　听他们这么一说，沈雁冰决定上庐山。回到旅馆，原来准备换船回上海的宋云彬他们，听说他要去庐山，也要跟着他上庐山游玩。他不便说明自己去庐山的目的，只好同意。　　第二天上了庐山，住进庐山大旅社。在牯岭大街上，他无意中遇见了夏曦，就向他询问下山的路途。夏曦说：“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所以他上午又匆匆下山回九江了。”　　“怎，怎么会这样呢？”沈雁冰带点口吃地说，“哪，哪我怎样去南昌？老夏，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夏曦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他，说：“我明天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他只好回到旅馆。晚上闲着没事，想起孙伏园约他给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摊开纸纸写起来。写着，写着，想到排行第二的妻子曾说过他的话，就顺笔接着写下去：　　“孔三姑说我是理性的人，是的，过去的事，即使是欢乐的纪念，也被我忘记得干干净净，我是最不懂怀旧的。但是一个人当闲却的时候，在幻灭的时候，在孤身寂寞的时候，不由然而然的总想记他的好友，他的爱妻，他的儿女，还有他所想见而未见的人……”这是篇通讯，由于其中写宋云彬的几件事，他加题目是《云少爷和草帽》后来发表在1927年7月29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　　那天晚上，他到半准备才上床。他是很爱清洁的，临睡前，把干净的被褥抖了又抖。　　哪知他这一夜无法安枕。　　第二天早饭后，他匆匆去找夏曦，见夏曦正在整理行装。夏曦对他说：“形势变化很快。　　从牯岭下山去南昌，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我也马上要走。”　　沈雁冰绝望了，只好准备回去。刚走到旅馆门口，遇到宋云彬他们从里面出来，拉着他说：“走，走，游山去！”他想，反正要回去了，何不趁此游鉴一番呢。他们游览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旅馆。　　这天半夜，沈雁冰突然患了急性肠胃炎，一夜腹七八次。第二天就病得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了。那时山上没有医生，又买不到好的止泻药，他只能靠吃八卦丹止泻。过了五六天，他才能起床稍微走动，没有事干，他就让人买了本英文字典，翻译西班牙小说家柴玛萨斯的《他们的儿子》（英文版）。　　宋云彬和另一个姓宋的，游过庐山后就向沈雁冰告辞，下山回上海去了。　　8月初的一天，沈雁冰见到旅馆搽房在交头接耳，象是议论什么事情。一打听，茶房说南昌出事了。他原来不知道南昌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党要他去南昌干什么。现在听说南昌出事了，于是慢步走出旅馆想进一步打听消息。才走到大街上，他就碰到了熟人范志超。这位女共产党员在武汉时是海外部的干部，跟茅盾的妻子孔德止是好朋友。此时见到沈雁冰，惊奇地问：“怎么，你还在这里？”　　沈雁冰把自己的情形告诉了她。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你的旅馆去说吧。”　　他俩俨到旅馆后，范志超说：“你不了解外边情况吧？8月1日南昌发生了暴动，我们把朱培德国的捕鱼兵缴了械！现在南昌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占着，具体情况怎样，我也不清楚。”　　他顿时恍然大悟：党要我去南昌是让我去参加南昌起义的。然而，我却因病滞留在山上了！　　范志超说：“这几天汪精卫、于右任、张发奎、黄琪翔等许多人要来开会。张发奎、黄琪翔是昨晚上的山，他们之中认你的人很多，你千万不要出门走动；他们开完会就会走的。有什么消息，我来告诉你。我住在庐山管理局石局长家里，在庐山没有任务，过些天就要回上海。”　　过了两天，范志超来看沈雁冰。他见到他已经译完工了《他们的儿子》，赞叹道：“这么局面就译完了？真是神速！”　　他对她说：“志超，我也要回上海，你想法替我买一张船票行吗？”　　“行！我去找石局长，让他去买船票。”范志超满口答应。　　“最好能预先买好，一下山就上船，不在九江停留。”他又说。　　“这好办。你我就一路走吧，我也好有个伴。”她答道。　　8月中旬，沈雁冰和范志超乘轿下山，直接上了轮船。这也是一艘日本轮船。他们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舱。他感到有点别扭：两人不是夫妻啊！　　范志超看到他局促不安的神态，笑着解释说：“这里不是起点，很难买到两个女客同一间房的船票。与其和陌生的男客在一起，还不如和你同一间。”　　在船上他俩不敢走动，怕碰到熟人，就在房舱里闲谈。沈雁冰知道范志超的丈夫朱孝恂已经去世。她和汉口市妇子部长黄慕兰，都是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活动能力很可，而且长得漂亮得女同志，在武汉三镇很有名。一些单身男子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他还听说，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在热烈追求范志超。瞿景白是个塌鼻子，瞿秋白曾对他说：“在你没有鼻子修好以前，还是不要急着追求范志超。”瞿景白把这番话写在信上寄给她；她在信上批道：“女人要求男人的并不是鼻子。”把信退还瞿景白。瞿景白就高兴地到处给人看。于是就有不少人半开玩笑地追问范志超：“女人要求于男人的到底是什么呢？”她在宿舍里被纠缠得受不了，常常在夜间跑到对面沈雁冰夫妇的宿舍里避难。　　在船上，沈雁冰问范志超：“你跟瞿景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没有丝毫关系。”范志超说，“我活了这么大，没有爱过任何人。我嫁给朱孝恂，那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工作需要。你知道，朱孝恂比我大十多岁。我中学时跟一个同学好过，可惜他早死了。”　　范志超打开手提箱，拿出一迭情书给他看。这些情书都是黄琪翔写给她的。黄琪翔是张发奎手下的一个军长，年轻，能打仗，是一个比较左倾的国民党将领。　　沈雁冰接过这些情书翻看着。他想不到黄琪翔能写如此缠绵悱恻的情，就问：“你为什么不喜欢黄琪翔呢？”　　“带兵的人是捉弄摸不透的，今天他能这样写信，明天也许抛开你就走了。我有点怕他。”　　范志超答道。　　在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弥漫着浓厚的浪漫气氛。透过瞿景白追求范志超，以及范志超对瞿景白、黄琪翔的态度，沈雁冰对“时代女性”的认识又丰富和深入了一层。　　次日下午，船到镇江。沈雁冰考虑在上海码头容易碰到认识自己的人，不如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范志超，她也赞成。于是沈雁冰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给了范志超。　　船一到镇江，他就登上了码头。　　镇江码头上，军警在搜查旅客。一个当兵的过来搜查，发现了沈雁冰带的那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又见他没有行李，就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他。他心想，这张抬头支票不经过商店担保，也不能从银行取钱。于是急中生智，低声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　　那个兵迟疑了一下，便把支票塞进口袋里，放他走了。　　沈雁冰在镇江上了火车，正要进车厢，却看到已制造蒋介石的吴开先等人在里面，立即收回脚，站在车门旁。车一到无锡，就跳下车，在无锡找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乘夜车回到上海家里。　　他把失掉那张支票的事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失”，然后由共产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那两千元。一九、笔名“茅盾”的由来　　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按黑名单，搜捕共产党员。　　沈雁冰于1927年8月下旬潜回上海。他回到东横到滨路景云里的家里，只见母亲和一双小儿女。母亲告诉他，孔德止因为小产，住在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里。于是他前往看望。　　“德鸿，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你，我对他们说，你到日本去了。现在你回来了，怎么办呢？”孔德止问。他没有马上回答。心想：和我同住在这条弄堂的，有许多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于是他对妻子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　　他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他想：找职业显然不可能，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两天后，妻子回到家中，只是仍有低烧，还需卧床调养。　　他就在妻子的病榻旁摆上一张小桌，一面照顾妻子，一面看书、写作。　　还是去年在上海时，沈雁冰就听说，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梅电龙追求唐棣华，简直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他问唐棣华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唐棣华这样说，大概是开玩笑。但是，梅电龙从唐棣华屋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脑子里一直在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一包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了。　　走了一段路梅电龙才想起那包文件，可是已经晚了。当时，沈雁冰就觉得“这件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　　一天晚上，他去参加一个小会。会开完后，适逢大雨，他撑起雨伞正想走，忽然听人说：　　“雨这么大，叫人怎么回去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唐棣华，见她没有带伞，就说：　　“来吧，我送你回家。”两人合一把伞，雨点打在伞上腾腾地响。他偷眼看了看紧挨在身旁还泛着兴奋的红光，越发显得美丽动人。顿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仿佛是电影的片断。他听不到雨打纸伞的声音了，忘记了还有个同伴。　　后来他写道：当时，“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中，撑一把伞，就动笔的。”　　就是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写下了第一个小说大纲。　　后来，沈雁冰去到武汉，忙于编辑《汉口民国日报》，就把这个小说大纲忘记了。然而，他在上海时见到的一些时代女性又在武汉见到了，她们的性格更加显露。当大革命失败时，他又见到许多人出乖露丑，发狂颓废，悲观消沉。　　在武汉开往九江的“襄阳丸”三等舱里，有一个铺位上象帐幔似的挂着两条淡青色的女裙。主人的用意大概是遮挡人们的视线，然而却引起了人们的注视。　　沈雁冰发现这是他在上海和武汉都见过的黄慕兰和范志超。于是他一年前写下的那个小说大纲，突然又浮上了他的脑海。但因为任务在身，他仍然未能动笔。　　现在，沈雁冰坐在妻子床边，翻出原来写的那个小说提纲，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又作了多处修改，然后动笔，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　　从9月初开始，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他打算给接替郑振铎编《小说月报》的叶圣陶看一看。可是署什么名字呢？当然不能署沈雁冰。原来用的笔名“玄珠”、“郎损”等，在武汉写文章骂过蒋介石，也不能用了。　　他想到当前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以及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于是，一种讽刺别人孔嘲笑文人积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随手在《幻灭》的题目下而，写了个新的笔名：矛盾。　　他把《幻灭》前半部原稿交给了叶圣陶，叶圣陶连夜读完，第二天，他看到沈雁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我准备把你这部大作登在九月号上，今天就发稿。”沈雁冰说：“我还没有写完呢。”　　“这不妨事，九月号登一半，十月号再登后一半。九月号再有十天应酬出版，等你写完是来不及的。”　　沈雁冰只好表示同意。叶圣陶又说：“你这署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在‘矛’字上加草头，《百家姓》里有，姓‘茅’的也很多，不会引起注意。”　　“好吧，就照你说的，把‘矛盾’改成‘茅盾’吧。这一来，我这个姓沈的，以后又要姓茅啦。”沈雁冰说着笑出声来。　　1927年9月号《小说月报》出版了，茅盾的《幻灭》立即引起了众多读者和作家、评论家的注意。人们纷纷猜测“茅盾”是谁。诗人徐志摩写信给叶圣陶询问。叶圣陶回信说：　　“作者不愿以真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徐志摩想，从作品内容之丰富和文笔的老练看来，这个“茅盾”一定不会是初出茅庐的新作者。有一天，他去看戏，在戏院里碰到宋云彬，高兴地向对方说：“圣陶不肯告诉我，我已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　　“对！对！是沈雁冰。过去有些人以为雁冰只能翻译、写评论，不能创作，这下他们的口可要关上了。”　　这以后，茅盾写完《幻灭》，又接着发表了《动摇》、《追求》。两年后，三部曲以《蚀》为名，由开明书店出版。在《蚀》的扉页上茅盾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二十、鲁迅秘密来访　　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孔德止从工厂区回到家，兴冲冲走上三楼，对正在埋头写作的茅盾说：“德鸿，我听人说，鲁迅搬到景云里23号来啦！我家前门正对他家后门，从凉台上也看得到。”　　“真的？”茅盾惊喜地说。放下笔，就戴上近视眼镜，趿着一双拖鞋，匆匆走到凉台上。　　此时，暮色渐浓，但是对面还没有点灯，他无法看到鲁迅的身影，就对妻子说：“我们去看看鲁迅先生吧？”　　“不行。我不是在外面放空气，说你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吗？你怎么能出门呢？万一……”　　妻子的告诫是对的。他说：“好吧，以后再说。”　　茅盾和鲁迅的战斗友谊，早在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开始了。鲁迅虽然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却和这个文学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他在1921年1月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弟以为《说报》现在发表创作，宜取极端严格主义。……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之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诸兄决定后寄申……　　据《鲁迅日记》记载，仅1921年4月至12月旬，他们两人的书信来往就有48次。　　早在1921年8月，茅盾在写作《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时，就表示了对鲁迅的钦佩。1923年10月，他又写了《读〈呐喊〉》的专论，给鲁迅经极高的评价。他说，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篇小说具有“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觉着不可言喻的悲哀和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愈辣愈爽快’的感觉。”“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名了。”　　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有个读者写信给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认为鲁迅的笔“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实之感……”　　这样的批评，他不同意，立即拟了一封回信，与来信一并发表。在回信里，他决断地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在《读〈呐喊〉》中，他说“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普遍弱点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　　茅盾清楚地记得，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鲁迅寄来并经他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作品有：《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翻译作品有：《工人绥惠略夫》、《疯姑娘》、《战争中的威尔珂》、《医生》、《世界的火灾》；还有鲁迅译的评论：　　《近代文学概况》、《小俄罗斯文学略说》，等等。　　1927年10月12日，茅盾和妻子晚饭后正在喝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他示意妻子等他躲到楼上再开门。　　原来是鲁迅在周建人陪同下来看望他了。　　茅盾闻讯喜出望外，连忙下楼沏上龙井茶。“我听说你到上海来了，而且也住在景云里，只是因为通缉令在身，未能去府上拜望。”　　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就到府上来了，免得走漏风声。”　　周建人说：“大哥到上海后，听人说你去日本了，他感以很遗憾。今天我告诉他，你并没有走，隐藏在家里。你家里人在外放空气说你到日本去了，是要避免国民党追踪。大哥一听，就要我陪他来看你。”　　鲁迅告诉茅盾，他是9月27日下午在广州上船，经香港到上海，已是10月3日午后。8日搬到景云里，是周建人帮他找的房子。　　这是茅盾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路过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宴请鲁迅，他前往作陪，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回，两人就谈了很多。　　茅盾谈了他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失败的情形。鲁迅也向他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并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他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教书了。还说，已看到《小说月报》上登的《幻灭》的前半部，问茅盾今后作何打算。　　茅盾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从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茅盾说的“第二篇小说”是《动摇》。　　几天后，当他正要构思《动摇》时，叶圣陶前来对他说：“‘月报’上评论太少了，这方面稿件很缺。雁冰，你是此中老手，赶快写几篇吧。最好请你先写一篇《鲁迅论》。”　　茅盾答应了下来。但第一篇写的是《王鲁彦论》。因为他感到评论界对王鲁彦的评论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才能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他第二篇才写《鲁迅论》。两篇评论写完以后，立即交给了叶圣陶。　　11月份的《小说月报》出版了。叶圣陶给他送来刊物。他看到上面印出的仍是《鲁迅论》。　　未等他发问，叶圣陶便向他说明，自己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论》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鲁迅刚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鲁迅的意思。　　这篇《鲁迅论》的署名为“方璧”，是从他过去的笔名“玄珠”演化来的。他没有署“茅盾”，他说：“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　　在这篇评论中，他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认为鲁迅小说所写的，“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又认为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　　对于这篇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茅盾在晚年写道：“这篇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鲁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已一致认为：茅盾，是鲁迅作品最早和知音。二一、亡命日本　　茅盾写完《追求》，已是1928年6月底。有一天，陈望道来看他。闲谈中，发现他久困斗室，精神上很苦闷，身体也不好，就说：“雁冰，天气这么热，你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不真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　　茅盾觉得这话有道理，而且他也知道，去日本很方便。（当时，中国人去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他说：“我怕不懂日语，到那边有困难。”　　“这没关系，我的女友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陈望道又说，“秦德君现在化名徐舫，在我家已住了几天，她也要到日本去。”　　“哦，那我路上就有伴了。”　　秦德君是四川人，1922年在党办的平民女校高级班读书悍，茅盾教过她英文。他还记得，秦德君那时平民女校工作部部长，恽代英称她是“黄毛丫头部长”。　　第天，茅盾去见了秦德君。她拿出二十五日元，托他买船票。　　7月初，他叫了出租汽车，去陈望道家接秦德君。秦德君看到他换了一身灰色西装，黄色鞋擦得亮亮的，剃去了八字胡，显得很精神。就笑着招呼：“沈……”茅盾止住她，悄悄说：“记住，我现在的名字是方保宗。”　　“我的化名是徐舫。”她也低声茅盾说。　　来到码头，他们乘上了开往神户的一条日本小商轮。经过三昼夜漂泊，船抵神户。宪兵挨个检查旅客。　　他们两人站得很近，行李也靠在一起。日本宪兵把他俩当成了夫妻。秦德君心想：“我们都是亡命客，‘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多说呢。”茅盾和秦德君又乘上从神户驶往东京的火车。开车不久，一个穿西装的人过来同茅盾攀谈。见他不懂日语，就改说英语，询问他的姓名。　　茅盾把预先印好的“方保宗”的名片给他看。他又问茅盾在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游玩哪些地方。茅盾懒得同他周旋，只简单地回答“是”或“不”。而他却表示得十分亲热。　　车抵东京。吴庶五带茅盾住进“本乡馆”，把秦德君安排在“中华女生寄宿舍”。　　吴庶五和秦德君刚走不久，在火车上和茅盾攀谈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来了。仍用英语，表示愿意帮忙。茅盾觉得这人奇怪、可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时有一个穿和服的人走进房间，用中国话和茅盾打招呼。他一看，原来是熟人，武汉时期《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启修。未等茅盾开口，他用日语向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人笑笑，恭敬地向茅盾说了声“打拢”，便走了。　　“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茅盾问。　　“他是特高科的便衣。”陈启修答道。　　茅盾知道，日本警视厅特高科是搞情报工作的，便说：“他们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的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人员怎么不找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你怎么认识他？”茅盾问。　　“哈哈，我来时，他就来拜访我，当然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猜他是特高科的便衣，一语点破，他也只好承认了。”陈启修大笑道，又说，“我是辞掉《中央日报》总编辑之后，直接到日本的。”　　茅盾把自己的情形也对他简略地说了一下。他邀茅盾到他房间里去坐坐。茅盾拉上门，就跟他过去。陈启修的房间里堆着许多日文书籍，也有中国杂志。他拿出一本书送给茅盾，书名是《酱色的心》，作者陈豹隐。　　茅盾猜想这是他新和笔名。翻开一看，是短篇站说集，第一篇即名《酱色的心》。这使他大为惊异，想不到这位法科教授也来写小说了。他指着书说：“这《酱色的心》是……　　陈启修说：“不瞒你说，‘酱色的心’是比喻我在武汉时期，共产党说我是顾孟余的走狗，是投降了国民党，这样，我的心就是黑的；但地国民党方面，仍把我看成忠实的共产党，我的心是红的。唉，你看，我介于红黑之间，岂不成了酱色？”接着又说：“蒋介石仍看我是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对我下毒手，到那时，顾孟余一定还要打我这人条落水狗，所以我还是到日本来做亡命客。”　　茅盾问：“豹隐二字，何所取义？君子豹变，何不取豹变呢？”　　“我是豹变以后就隐居了，所以用豹隐。”　　茅盾心想，这言外之意岂不是说，他不做共产党员了，当然更不愿意做国民党员，所以要隐居吗？当他拿了《酱色的心》要走时，陈启修又说：“你不懂日本话，如果有事要我帮忙，请不要见外，尽管来找我。”　　回到自己的房间，茅盾坐在灯下读《酱色的心》。可是陈启修刚才的话还在耳边响，心想，这个陈启修跟武汉时期所见的，似乎有点变了。现在他坦然地自称为“酱色的人”，这不仅是自我解嘲，也含有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藐视呵！　　7月上旬，他盘腿坐在铺席上，完成了东渡日本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自杀》。写环小组与一个革命男性恋爱并发生了关系，在他离她前去作战后，她孤寂、怅惘，不被人理解，无法解脱厄运，最后自杀。　　这是一篇与他的第一个短篇《创造》很不相同的小说。茅盾说，“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的青年们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他写道：“象娴娴那样的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地属于多数。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剧，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他在异国陌生的环境和孤寂的心情下，创作了《一个女性》、《色盲》、《昙》、《泥泞》、《诗与散文》、《陀螺》等短篇小说。　　后来分别收入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和《宿莽》之中。　　从7月上旬到11月底，茅盾在东京一边写作，一边向陈启修学习日语。学会了问路、买东西等日常生活中的简单语句。　　12月初，住在京都的杨贤江夫妇给茅盾回信，劝他到京都去，说那里的生活费用比东京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市蔚蓝色，环境幽静，尚有余屋可以代他租下。于是茅盾决定前往京都。与他同行的有秦德君。异国寂寞的生活，使他们相互接近，又相互爱恋，又同居了。　　在开往京都的火车上，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前来和茅盾攀谈。原来是初抵日本时那个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茅盾想，难道为了我，他也转移到京都么？后来才知道，这人是为了将他“护送”到京都，移交给京都的另一个便衣。　　来到京都高原町之后，他先住在杨贤江家里。不久，便和秦群搬进一排独门独户的“贷家住宅”，与高尔柏、高尔松兄弟夫妇为邻。他俩住的是四号门牌三间。这里距贤江的家仅一箭之遥。屋前有个小池，池边种了一排队樱花树。透过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山并不高，并排五六个山峰，“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火，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象钻石装成的宝冕。”　　1929年的春天来了。茅盾门前小池旁的那排樱花树，缀满了淡红色的蓓蕾，先开的一株已经浓艳得似一片绯红的云霞。茅盾想，在樱花成片开放的地方赏樱花，一定是异常的赏心悦目。于是在一个明朗的晴天，他与秦德群、杨贤江夫妇、高氏兄弟夫妇一行，乘车前往岗岚山，尽兴观赏了樱花。　　从岚山回来，茅盾继续埋头创作长篇论文《从牯岭到东京》在国内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太阳社和创造社一些激进作家的围攻。他们宣称“这一次的战斗是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与不长进的所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者的战斗！”这使茅盾十分苦闷。　　他曾说，“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此时，他对《幻灭》、《动摇》、《追求》进行了反思，发现自己作品中是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决心振作精神，“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写出新的作品。前些时，他从秦德君那里听到了革命女性胡兰畦的身世，感到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便融合以往的见闻，开始构思一部新的长篇。这就是他初次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十八岁爱上了在川军团部当文书的姨表兄。但是她父亲作主把她嫁给了苏货铺的老板、姑表兄柳遇春。这使她感到无比的苦恼。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她冲出了柳遇春的“牢笼”。她来到泸州师范当教员。但是这里的“新派”人物却使她感到厌恶。后来，她借着一个机会，来到上海，投入革命斗争，最后，在“五卅”的暴风雨中，梅女士终于以勇敢的战士姿态，出现在南京路上的示威游行队伍中。　　茅盾很喜爱他笔下的梅女士。他说，梅女士在“生活的学校”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狷介的性格发展而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以为这是我第一次写人物性格有发展，而且是合于生活规律的有阶段的逐渐的发展而不是跳跃式的发展。”　　这部小说从动笔到完稿，他只用了四个月时间。　　在将前四章原稿寄给《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时，茅盾附上一封信。他写道：“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他又告诉郑振铎：“从这点，你尚可以想见《虹》在题材上，在思想上，都是‘三部曲’，以后将转移到新方向的过渡；所谓新方向，便是那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贸然下笔的《霞》。”以后他始终未能创作出来。　　日本四岛的寒冬再次降临了。1930年2月1日，他为《虹》写下了一个短短的《跋》：　　“右十章乃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七月所作。当时颇不自量棉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八月中因移居搁笔，而后人事倥偬，遂不能复读。忽忽今已逾半载矣。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或者屋后山上再现虹之彩影时，将续成此稿。”　　在亡命日本的一年零十个月中，茅盾在寂寞清苦的生活中辛勤笔耕，结出了累累硕果。　　计有：长篇小说《虹》1部，短篇小说7篇，散文《叩门》等12篇，文学评论和学术论著《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中国神话研究ABC》、《西洋文学通论》、《关于高尔基》等14篇，总共一百多万字。　　1930年4月，樱花又烂漫开放，招引游客。茅盾却已无心观赏，他想念祖国，想念亲人，于是和秦德君搭海轮回国。到上海不久，他们两人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二二、智斗尾巴　　1930年4月5日，茅盾从日本偷偷回到上海。几天前，他听冯雪峰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作家联盟”。有一天，杨贤江来对他说：　　“有人想和你谈谈，你是不是愿意？”“他是谁呢？”“冯乃超。”茅盾知道冯乃超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角色，日本留学生，但未曾见过面。于是告诉杨贤江：“那么就请你代我约他在家里见面谈谈吧。”　　第天，茅盾和冯乃超见了面。原来冯乃超是代表“左联”来邀请茅盾参加“左联”的。　　他拿出一份“左联”的纲领给茅盾看，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仔细看完纲领及所附的行动纲领，说“很好”。冯乃超问他是否愿意加入？“照纲领的规定，我还不够资格。”　　茅盾直率地说。“纲领是奋斗目标，只要同意就可以了，你不必客气。”冯乃超诚恳地说。茅盾也就不再推让。他又叫冯乃超介绍了“左联”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于是，在1930年4月下旬茅盾成为“左联”成员。　　他加入“左联”以后不久，就发现“左联”的实际行动和“左联”的纲领并不一致。对于“左联”组织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他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都没有去参加。一些年轻的“左联”成员，对他这种行动很不满意。冯雪峰听到后，就替茅盾解释：“茅盾年纪大，身体弱，不必要求他参加这些活动吧。”　　后来，茅盾也听说了。心想：我身体弹头倒是事实，年纪大只能是个借口，我不过三十多岁，大什么啊！参加个游行，夜间去街上贴贴标语，我也能够办到。唉，我不参加这些活动，是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又是党组织规定的。他此时已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不便出面反对。　　他参加“左联”后，还发现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心中很纳闷。问了冯雪峰，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多数人不同意。郁达夫是鲁迅介绍的，所以大家才同意。他还告诉茅盾，他已向叶圣陶做解释工作，免得他多心。茅盾表示他不赞成“左联”这种“关门”的做法。冯雪峰说，鲁迅也反对这种做法，可是一些人偏要坚持这样做。听了这话，茅盾恍然大悟：哦，为什么我从日本回来那天由叶圣陶陪伴去看望鲁迅时，鲁迅对“左联”的事一字不提，原来是这个缘故。　　关于“左联”的这种情况，茅盾曾与鲁迅谈到。鲁迅大概出于对党的尊重，对茅盾只是笑一笑说：“所以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的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第二年5月下旬的一王码，冯雪峰找到茅盾，要他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他对冯雪峰说：“雪峰，‘左联’有那么多机构，我能力弱，恐怕不能胜任。”雪峰考虑后说：　　“试试罢，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　　后来，瞿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茅盾与鲁迅、冯雪峰一起商量，创办了由丁玲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北斗》。这是“左联”为了壮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主义和宗派主义所作的第一次重大的努力。　　担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后，茅盾再也不能“自由主义”了。他的活动、会议都多了起来。由于经常出入左翼人士的活动场所，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9月的一天下午，茅盾在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完“左联”执委会。出来时，他和冯雪峰边走边谈。　　“叮当，叮当”──列电车到站了。两人坐上了前面的头等车。车内乘客很少，他俩坐在一起。电车驶过了一两站，茅盾突然发觉隔着一道玻璃门的三等车厢内，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汉子在盯着他俩看。他惊疑地想：“啊，他是在注意我呢，还是在注意雪峰？”　　为了核实，茅盾就换到对面的空座上。果然，那人也换了个位置，仍盯着他看。　　“雪峰，你过来。”待冯雪峰坐到他身边后，茅盾又说：“那个家伙盯上了我们，得想办法甩开他！到了南京路我就下车，那人如果跟着我下车，你就没有事了。”　　南京路到了，茅盾迅速跳直电车，在路上逛商店。他回头看看，那个家伙果然紧盯在后面。这种情况，虽然他还是第一次遇上，但却毫不惊慌。几年来的“地下”生活，他已练就了与国民党特务“斗法”的许多本领。加入“左联”后，尤其是担任行政书记以来，他的警惕性一直很高。还是在四月里，他正和鲁迅、冯雪峰筹备出版“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发生了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暗杀的事件，就使他思想上有了准备，时刻提防特务的盯梢或逮捕。他自认自己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仍然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工作着、斗争着。哪怕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血牺牲，也是甘心情愿的。然而敌人休想轻易地逮捕我！　　茅盾发现：这特务盯梢有一个规律，就是茅盾进入单门面的商店，他留在门口等候；茅盾进入大百货公司，他则尾随着在商店里游荡。茅盾顿时心生一计，直奔常去的交通银行。因为这家银行除了大门，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侧门。　　茅盾进了银行大门，来到取款处，装着要取款，顺便回头望了一眼，见那个家伙也跟了进来。但他看到茅盾注意他，转了一圈又走了出去。　　“鬼东西，你在大门口恭候着爷爷吧！”茅盾在心中骂了一句，然后急忙抽身从侧门奔出，跳上一辆黄包车，喊道：“快拉！”　　越过几条马路，他回头扑克清后面确实无人跟踪，才在一个电车站下了黄包车，付了钱。　　这时，一辆电车正好驶来，他马是跳动了上去。过了几站，又换了一次车，才安全回到家里。　　第天，冯雪峰来看他。听了茅盾的“历险”经过，不禁哈哈大笑，说：“这叫做：文弱秀才被狗咬，急中生智甩尾巴。好，好！妙，妙！”停了一下，他对茅盾说：“雁冰，那个中学，以后不能再用作开会的地点了。”　　茅盾同意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冯雪峰来邀茅盾一起去看望鲁迅。才跨进门，鲁迅就笑着迎上来说：“哈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有大闸蟹，你们就留下吃蟹吧！等一会儿三弟也要来。”　　在等候周建人的时候，冯雪峰向鲁迅谈起了茅盾甩“尾巴”的事。鲁迅听了对茅盾说：　　“你这位‘方保宗’真不简单。今天，我正好用大闸蟹为你老弟压惊。”　　在谈话中，茅盾告诉鲁迅，他已向冯雪峰请了长假，想写长篇小说《夕阳》。　　鲁迅说：“在夏天就听说你有一个规模庞大的长篇小说要写了。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还是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既然雪峰已经同意了你请长假，那你就快点写吧。”二三、罗美老弟　　秋风萧瑟，黄叶凋零。茅盾参加“左联”已有四五个月了。有一天，他和妻子孔德止晚饭后谈天，两人想起8月间，瞿秋白、杨之华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曾对他们说：沈泽民、张琴秋夫妇也要回国了。还说：张琴秋生了一个女孩。　　“我和弟弟已有好多年不见了，真想他呵！”茅盾说。“我们那个侄女一定很可爱。不知她象泽民还是象琴秋？”孔德止问。　　“等他们回到上海，你一看不就知道了嘛。”　　“中秋节快到了，如果中秋时能跟老二一家团聚，该有多好。”　　“他们会赶上过中秋吧？”　　茅盾回想起弟弟读了《幻灭》后给他写的那封信。那是沈泽民到了莫斯科之后，写给他的第二封信。信里说，读了《幻灭》，知道了“你自己的经历”，“你并且曾经到过庐山。这些生活无疑的使你在技术上成熟；我想得见你在作小说时，笔下已经非常的自由，觉得许多实际经验供给你丰富的材料，使你左右逢源。”“文学作品的读者在中国的文化条件下只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众。……忠实地去反映他们的心理，而指示他们以出路，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品的任务。我以前感觉到单翻译的无味，现在你果然一变而专注力于创作，这我认为是非常好非常需要的一种改变。”　　当时，一些挂着“革命批评家”牌子的人攻击《幻灭》“意识不是无产阶级的，依旧是小资产阶级的”，说什么“茅盾所表现的倾向当然是消极的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人物的倾向。”甚至在茅盾被迫流亡日本后，中断了他的党组织关系。在这样困难和思想苦闷之际，弟弟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首都莫斯秋给他寄来的这些话，对于亡命异邦的他，是何等巨大的鼓舞呵！　　沈泽民原名沈德济，早年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的成绩名列前茅，英语也很好，曾和哥哥合译科普小说《两月中之建筑谭》，在1918年的《学生杂志》上边裁。他也很喜爱文学，从茅盾自己出钱并主编的桐乡《新乡人》杂志第二期（1919年10月1日出版）上，可以看到他写的两篇小说：《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　　比他哥哥茅盾创作小说还要早八年呢。茅盾主持革新《小说月报》，也得到了这位弟弟的很大支持。在这封谈论《幻灭》的信中，沈泽民对《幻灭》的人物、题材、主题，都有中肯的评价。茅盾深感弟弟是他的知音。　　沈泽民的这封信，在1929年3月3日的《文学周报》刊出时，题目叫《关于〈幻灭〉──　　茅盾收到的一封信》，署名：“罗美”。这是他在苏联时用的假名。　　茅盾知道，沈泽民是大革命前一年随同刘少奇等去苏联的，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赤色）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张琴秋则是1925年秋派往苏联学习的。　　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后，沈泽民就留在苏联莫斯科，先在中山大学学习，后来考上了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哲学。两年时间里，他每晚学习都到深夜，加上莫斯科的供应差，后来得了肺病。　　然而他不了解的是，这年──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了纠正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党员回国。沈泽民是属于最先回国的。他身上带着共产国际给中共的重要指示，共产国际因此决定他单身绕道法国，再乘邮船回上海，这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共产国际通知中共说，他回国用的假护照上填的姓名是李明扬，乘的是法国某邮船，抵达上海后将住在新世界旅馆。　　中共中央专门接待沈泽民的几个交通员，天天看报上外国轮船进出上海港的报导。一天，报纸预告法国那艘邮船将于明日上午到达。于是第二日上午十一时，一位交通员来到新世界旅馆，看帐房间挂的旅客名牌上，没有“李明扬”，不禁大吃一惊。他以为是别的交通员先接去了。可是回去一问，并没有人去过。这个交通员再次来到新世界旅馆，找一个熟识的茶房探询，才知道这天上午九时，确有一个叫李明扬的来住旅馆，但是半小时后就离开了。这样，就证明化名李明扬的沈泽民确已抵达上海。然而他为什么又匆匆搬走呢？到哪里去了呢？　　交通员来到茅盾家，将这些情况对茅盾说了后，问是否来过。茅盾告诉他没有来过。于是他们又到沈泽民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朋友探听，也无消息。这使中共中央负责人十分焦急，打算在报上登寻人广告。他派人先到茅盾家询问沈泽民有无外间人不知道的小名。　　茅盾告诉来人，泽民并无小名，母亲一向叫他“阿二”。　　经过商量，他们共同拟定了一条启事：“阿二，家庭小事口角，何必出走，慈母以只生我只弟二人而不和睦，甚为焦急。兄现已来沪，暂寓某某处，以十日为限，见报速来相见。”　　这一条启事在上海各报上登出后，过了十天，茅盾仍不见沈泽民来，他对中共中央派来的人说：“看来，我们登的启事内容太普遍，即使泽民看到了，以为阿大、阿二怎样怎样，未必一定是指他。”　　商量后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登第二次启事。茅盾向来人提出，可以用沈泽民在莫斯科用的假名“罗美”。来人则说落款可用秦邦宪的假名“博古”。于是又在上海各报上登寻人启事：　　罗美老弟，有事相商，即来某某处。博古。　　然而仍然象石沉大海。茅盾只好写信拜托陈望道、邵力子，请他们探询南京政府最近有没有秘密捕人。结果也是没有。　　“泽民到底去哪里了？”茅盾焦急地问孔德止。　　“琴秋呢，有没有回来？眼前中秋节要到了。”孔德止也焦急得很。　　一个月后，孔德止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杨之华。她说：“你们看，谁来了？”　　“啊！泽民！泽民，是你啊！”茅盾夫妇一起惊喜地喊道。　　“之华，你怎么找到泽民的？”孔德止问。　　“我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在那家工厂外面徘徊，走近一看，竟是泽民！”杨之华答。　　“泽民，我们找得你好苦啊！”茅盾说。　　“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哈哈！”穿着一身工人服装的沈泽民幽默地说。　　孔德止赶快端来了洗脸水，让弟弟洗脸，又拿来茅盾的衣裳叫他先换上。茅盾削了只大苹果，递给弟弟。然后，听他叙述“失踪”的经过：　　那天他下了法国邮船，按照事先联系住进新世界旅馆。可是还不到一个钟头，就有人来找他，而且称他“师长”。两人相见，才知是误认。他估计还会有人称他“师长”，要他裁培等等，决定立刻搬走。在虹口一个广东人家，是为语言不通，彼此可以少说话。　　他还得预防说梦话露了真相。因为他自称是乡下来的农民，不识字，自然不看报。茅盾两次登报找他，哪会想到他边报也不看呢。他也曾到出版左派书籍的书店去，希望遇到熟人，谁知第一次去，他就瞥见了托派王独清，从此他就不敢再去书店了。为什么不找郑振铎等人呢？茅盾不知道，“四·一二”以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只知道国内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他也认为郑振铎等人都靠不住了。最后，他打算进工厂做工，心想在工人中间一定可以找到党。他买好了工人服装，天天穿上到一些工厂门外找机会进工厂，却不料遇见了杨之华。这样，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后来，茅盾和沈泽民了解到，确实有一个李明扬师长，原来是李烈钧的部下。现在这个李明扬师长，是有职无兵，蒋介石每月只给他一点维持费。　　沈泽忆回到上海不久，张琴秋把女儿玛娅送进国际儿童院，与另一位女同志结伴，经满洲里，也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泽民一起到茅盾家探望，未见到母亲。茅盾告诉弟弟和弟媳：他1930年春回到上海后，下半年母亲就迁回乌镇定居，但每年必来上海过冬。并说他每年至少要回家乡一次，或者接母亲来上海，或者送老人家回乌镇。茅盾还说，得到他要回上海的消息后，本想写信报告母亲，因一时找不到他，只好暂时瞒着母亲。过几天，自己就要回乌镇去接母亲。　　当沈泽民和张琴秋第二次来探望兄嫂时，茅盾已把老母从乌镇接到上海过冬。母子见面，陈爱珠一只手拉着二儿子泽民，一只手拉着二媳妇琴秋，喜泪盈眶，乐得合不上嘴。只是听说孙女玛娅留在苏联了，她不能见到，脸上现出了不快。儿子、媳妇赶快劝慰，大孙女亚男和孙儿阿桑偎到她身旁，老人才又开颜欢笑。　　这以后，沈泽民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张琴秋仍从事女工运动。　　1931年4月底，沈泽民穿着西装革履，张琴秋是旗袍烫发，来向母亲兄嫂辞行，说他们要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沈泽民告诉兄嫂，党中央在1月间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现在的负责人是王明。目前党在白区的活动十分困难，而苏区的土地革命却蓬勃发展，地区日益扩大。因此，3月间党中央决定迁到苏区去，一部分人到中央苏区，另一部分人到鄂豫皖苏区，其中有张国焘等人。他们在“五一”之后就动身。　　“到了那里就到了自由的天地，在自己的地区工作，将是何等的快活！我和琴秋可以十天干一番啦！”　　沈泽民夫妇的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对到苏区去流露出由衷的欢喜。　　陈爱珠看着二儿子、儿媳的穿着打扮，不放心地问大儿子茅盾：“德鸿，你看阿二、琴秋穿这种衣裳去那里，敌人一看就会怀疑吧？”　　还未等哥哥开口，沈泽民就笑着说：“妈，您放心！这套行头是我们在上海的化装，去苏区要另换行头的。”　　那天，老母、茅盾夫妇和沈泽民、张琴秋互诉亲情，互道珍重。他们哪里想得到，这一别竟成为永诀！　　193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茅盾接到鲁迅派女佣人送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日午后二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这个白俄咖啡馆在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附近，比较幽静，中国人光顾的不多，鲁迅和茅盾等三两个人要商量什么，而对方又不便领到家中来的，常选在那里会面。　　第天，茅盾准时来到咖啡馆，见鲁迅已在等待，就问是谁来了。鲁迅说是成仿吾。他听了感到愕然。心想：这个成仿吾，我和鲁迅虽同他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却从未见过面，只听说他到苏区去了。他怎么会来找我？鲁迅听了他的问话，说：“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　　两人正谈时，郑伯奇领着成仿吾来了。四个人互相作了介绍，一边喝咖啡，一边谈了起来。　　成仿吾说，他从鄂豫皖苏区来，是到上海来治病的。他问鲁迅能不能帮他找到党方面的朋友。鲁迅说可以，来得正是时候，过几天就不好办了。于是记下了成仿吾的地址。成仿吾接着对茅盾说：“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病故了。”　　“这不可能！”茅盾脱口叫道。　　“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他的工作又十分繁重，他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就复发了。加上在那里得了严重的疟疾，在缺医少药又无营养的条件下，就支持不住了。”成仿吾说。　　茅盾又问：“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　　成仿吾答：“11月20日，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去世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他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　　他们黯然坐在那里。待了一会儿，鲁迅打破了压抑的气氛，站起身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　　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　　“令弟今年三十几了？”鲁迅问。　　“虚岁三十三，比我小四岁。”茅盾答。　　“啊，太年青了！”鲁迅惋惜地说。　　后来，茅盾从杨之华处了解到沈泽民病故的详细经过。沈泽民和张琴秋到达鄂豫皖苏区之后，沈泽民先是任中共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后来又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张琴秋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他们的工作都很出色。蒋介石在1933年6月，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被割裂和侵占，红军遭到了极大的困难，主力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作战。这时，沈泽民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在频繁的战斗中，每天吃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医疗了。而且苏区与红四军方面军、与党中央都失掉了联系，为了重新建立与中央的指示，决定派成仿吾去上海找中央。11月初，他已吐血不已，仍坚持向中央写报告。　　就在写完报告后的几天，他吐血不止，与世长辞了。　　“你弟弟临终前，对战友们说：‘同志们，要以万死的决心，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的胜利！’唉，他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啊！”杨之华还告诉茅盾：“泽民给党中央写的报告，是用药水抄写在一件衬衫上，由成仿吾穿上带出来交给秋白的。秋白走时，已带是泽民的报告，呈送给中央。”　　想起自己是弟弟的入党介绍人，如今弟弟却在革命斗争中病故了，茅盾的悲痛犹如万箭钻心，眼泪禁不住潸潸而下。二四、创作《子夜》　　从1930年秋天起，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同时发作，医生嘱咐他：“少用眼多休息。”他闲着没事，便经常到表叔卢学博的公馆去。　　卢学博卸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后，来到上海作“海上寓公”，任中国银行监察、交通银行董事长、浙江实业银行常务理事。　　在卢公馆，茅盾见到了许多同乡故旧。这些卢公馆的常客，有银行家，有开工厂的，有政客，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投机的，还有军界中人。　　茅盾说：“卢公馆的客人中，除银行家而外，也有南京政府方面的人。要打听政局的消息，卢公包是个能有所获的地方。也是在卢公馆，我曾听说，做公债投机的人曾以三十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三十里（这成为后来我写《子夜》的材料之一）。”　　秋天，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正在津浦铁路线上大战，而世界经济危机已波及到上海。　　前来卢公馆的那些人都在互相打听政局、战况，交换经济情报和各种信息。茅盾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对于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国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天天听到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人倒闭、工人罢工的消息。　　他还经常从党内的朋友处得到苏区的消息：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更使用权他心情振奋的是，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一度攻占了长沙。　　他后来说：“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他写这部小说也是一个促进。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篇文章把他吸引住了。当读到严灵峰、任曙等的文章时，他十分气愤：“托派真是太狂妄也太幼稚了！竟然胡说什么中国已走上了资本产义的道路，还胡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文章，主张什么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可经在“夹缝中求处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他也觉得不仅糊涂，而且完全错误。　　茅盾意识到自己将写的这部小说，意义是很重大的。他说，“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从《幻灭》到《虹》，他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青年女性。这次，他要写大资产阶级，要写大银行家、大工业家了。　　茅盾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第一部叫《棉纱》，第二部为《证券》，第三部是《标金》。　　然而，他写完了提纲，“就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这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等等，都不好处理。”怎么办呢？他一时没有考虑好。　　11月，他转而写中篇小说《路》。可是才写了一半，眼病又第二次发作，而且更加严重：　　右眼角膜溃烂成小孔，左眼瞳孔一半为厚翳遮掩。他心里有点发慌，问刘以祥医生：　　“能治好吗？”刘医生说：“右眼好治，可注射血清，左眼比较难以对付。”又说，“你不能再看书写字，总之不能再用眼”。经过刘医生的精心治疗，半个月后，他右眼复原，三个月后，左眼去翳也消除了。　　在这三个月里，茅盾的眼睛不能多用，大脑的思维活动却活跃得很。他暂时抛开《路》，又回到“城市──农村三部曲”上来，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他又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　　在眼睛康复以后，他续写完了《路》，就根据提纲写完了“约有若干册的详细的分章大纲”。　　他写的《提纲》，我们可以从茅盾晚年的《回忆录》里读到。而“分章大纲”，他在《回忆录》中说：“都丢失了。”其实并非如此。“大纲”的一部分──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已经发现，刊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一辑。这几章“大纲”，是如此详细，简直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缩本！　　然而，当他提笔要根据“分章大纲”写成小说时，“感到规模还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而他却“无法储备一二年的生活费以便从事详细的调查。”而且，“关于军事行动的描写，即使作了调查也未必能写好。”因为他没有在部队中工作（即使是政治工作）的经验。于是他“就有再次缩小计划的考虑，彻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他仍在积极地进行创作的准备。先是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遇到的那些同乡、亲戚、故旧，他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尤其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丝竞争，使得中国各地的丝厂纷纷倒闭。仅1930年，上海的丝厂就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镇江、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丝厂，也十之八九倒闭。这使他改变了原来主要写纱厂的计划，决定以丝厂作为基点。他又从同乡故旧的口中知道，1929年中国各省火柴厂宣告破产的，达三十八家之多。这又坚定了他以写“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和瑞典的同行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原定计划。”　　为了写好丝厂和火柴厂的民族资本家，他再一次去丝厂、火柴厂参观。他写道：“我是第一次写企业家，该把这些企业家写成怎样的性格，是颇费踌躇的。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经验，我算是有一点。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们的性格经过综合、分析，而且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的性格就是这样创造的；吴的果断，有魄力，有时十分冷静，有时暴跳如雷，对手下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部分取之于我对卢表叔的观察，部分取之于别人的同乡之从事于工业者。周促伟的性格在书中算是另一种典型，我同样是综合数人而创造的。”　　因为小说中要写到公债投机，他找了个朋友带进入华商证券交易所实地观察。这个朋友叫章郁庵，他们曾一起参与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现在章郁庵是交易所的一个经纪人。他向茅盾说明了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以及什么是“空头”（卖出公债者），什么是“多头”（买进公债者）。　　走进交易所的大门，茅盾看到人们进行交易的市场很象大戏院的池子，而池子则象是一个蜂房。章郁庵让他看池子后方上面，那里站着一些袖子卷到肩胛边的拍板人，这些人后面的电光记数牌上跳动着红光闪闪的阿拉伯数字。他心想：“啊，这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会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那些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他看这边，有两个人咬着耳朵密谈；瞧那边，又有两个人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上的一张椅子里有一个人弓着背抱了头，似乎在转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呢？　　有时，茅盾还在交易所观察到，一些无稽的谣言竟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他感到，“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这些人更敏感的人了。”　　1931年春天，他因为担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这部小说的写作又拖延了下来。　　夏季酷热异常，茅盾住在三楼，常常“热得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先写出新的分章大纲，把精力专注在“左联”的工作上。　　10月，他觉得写作长篇的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便辞去“左联”的行政书记，专心写作起长篇来。　　当全书脱稿时，茅盾在“后记”中写道：“《子夜》十九章，始作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其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变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卒成书，未遑细细推敲。”　　这部长篇刚写好前面几章，《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找到他，打算从1932年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茅盾为此曾拟了三个题目：夕阳、燎原、野火。最后决定叫《夕阳》。　　这是取息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暗喻蒋介石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表面上是全盛时代，实际上已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不料突然发生了“一二八”上海战争。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军侵略的炮火烧毁，他交去的那部分《夕阳》稿子也被焚毁。幸好那是孔德止抄的副本，他亲手写的原稿还保存着。　　全书写完后，他经过再三斟酌，决定将书名改为《子夜》。他想：“夕阳”概括着旧中国社会的日薄西山，一派混浊、暗淡，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而“子夜”不仅包含着旧中国黑暗的一面，同时也象征着既已半夜，快天亮了，黑暗过去，黎明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