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共中央曾经决定李立三同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但王明公开批判李立三的活动，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直到1935年秋，才把李立三安排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后来又指派李立三主编《救国时报》。但即使在这时，李立三仍然不时受到王明的指责。　　二、李莎传奇　　众所周知，李立三后来的夫人是苏联人，在中国的名字叫李莎。李莎嫁给李立三，正是李立三在苏联落难的时候。　　李莎的原名是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1914年3月20日出生于古老的俄罗斯萨拉托夫省巴拉绍夫县的斯图坚科村。父亲为她取的乳名叫丽扎。丽扎的父亲，是沙皇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律师。前妻为他生了六个子女，因肺病离开了人间。丽扎的生母，是在十一岁时成为孤儿到其父亲家里当佣人。在父亲64岁丧妻后，由佣人续弦。随后又生下了丽扎与她哥哥兄妹二人。丽扎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排行第八。这个小宝贝疙瘩，特别受家里人的宠爱。她那美好的幼年是在草原地带的农村度过的。　　但是，美景不长。正当她睁大眼睛向人们露出微笑时，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硝烟，一下子撒满了伏尔加河，弥漫了晴朗的天空。田园荒芜了、花儿凋谢了。父亲于19l9年病逝，家庭破产了。　　1920年，苏俄的内战结束了。但是，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加上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颗粒无收。长期的干旱蔓延到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灾荒伴随着饥饿，萨拉托夫省的广大农村饥荒四野，人们只能以野草树叶充饥，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为求生存，1920年秋，丽扎的母亲不得不痛心地把童年的儿子送到一个富农家里当牧童，带着年仅6岁的丽扎，背井离乡，迁居到莫斯科投靠亲友。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包围及经济封锁，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困难，每人每日只有300克黑面包配给，连土豆皮也舍不得扔掉。房间没有暖气，要去野外拾柴回来生炉取暖做饭。　　为谋生计，母亲只得进一家缝纫工厂做工。艰难的童年生活，把丽扎磨炼得很坚强。她，什么也不挑剔，遇到困难不怨天尤人。　　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逐渐好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下，小丽扎开始上小学念书。就在她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供销社。丽扎凭着她的聪明睿智和活动能力，被推举为学校供销社的小“经理”，跟随着老师从仓库里领来铅笔、钢笔、笔记本、橡皮等学习用品，在小门市部出售，她管理得井井有条毫无差错。　　她在学校里是活跃分子，参加体操组、合唱团，游泳、滑冰，身心健康得到很好的锻炼。刚满十一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她们穿上队服：白衬衣、小蓝裙子、鲜红的领巾，整齐地排好队，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军号来到莫斯科红场，参加隆重的全市性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列宁墓前，面对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下革命烈士安息之地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丽扎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她系上红领巾后，全校选举学生会主席，无数的小手举得高高的，异口同声地喊着基什金娜——基什金娜!她啦，11岁的小“主席”，脸儿涨得红红的。她知道，这是大伙对她的信任；她懂得，这是“革命”的需要。当她唱着歌，蹦蹦跳跳地回到家里时，常常被一件事情搞得心绪烦恼。就是：不信仰鬼神的苏维埃人，大家都在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努力奋斗。可是，妈妈偏偏还信奉着那个给谁都带不来任何好处的“上帝”。一天，丽扎见到妈妈又在面对墙上的圣像祷告，便高声地喊道：“妈！咱们家再也不能挂圣像了，同学们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妈妈闻声惊异地望着女儿，痴情地盯着墙上的圣像，眼睛黯然无神。半晌，才嗫嚅道：“那、那就依你的……”　　小丽扎把圣像摘下来了，妈妈却依旧呆呆地注视着原来挂着圣像的那面墙壁，好久好久。　　11岁的小“主席”、“经理”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1928年，丽扎艰难地念完了初中。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继续去上最好的高中和大学，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命运不能由她摆布。当时，还处于新经济政策时代，整个苏维埃在经济上都还比较困难，她不得不放弃升学的机会，转到劳动部门去登记，寻求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学习。这样，既不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还可以为家里增添一点经济收入，补助母亲的不足。经劳动部门介绍，她终于去投考了由国家出版局举办的一所半工半读印刷技术专科学校。从此，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上午学习装帧设计和排版，下午分散到各出版印刷单位劳动，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补助费。第一个月就领到了28卢布。14岁的丽扎，高兴极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李莎回忆到此时，十分风趣地说：我的工龄应该从这时(1928年)算起。丽扎用这第一次挣来的钱，买了一件心爱的毛衣和一双靴子，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漂亮。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2)　　1931年，刚过十七岁的丽扎在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专科学校经过三年学习毕业。在学校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她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这时，正当苏联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全国人们都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年轻人更是热火朝天，处处打先锋，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支持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要求进取的丽扎，当然不甘示弱，她不畏艰难困苦，毅然决然地主动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号召，报名到苏联远东去参加建设。　　图48：1929年时的李莎　　这年夏天，年轻的姑娘丽扎，告别了母亲和哥哥，与伙伴们一起，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大森林，跨过雄伟的乌拉尔山脉，经过整整两个星期的旅行，来到苏联的最东部，与中国毗邻的地方——伯力。丽扎被分配在远东出版社工作，担任技术编辑。伯力的冬天冷得出奇，连室内也是零下十几度，睡觉都要戴着帽子。当时正值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发生了困难，物资短缺，吃穿用都发生了困难，工作任务又相当繁重，经常要加班加点。但是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谁也没有怨言，都能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鉴于丽扎的工作出色，时间不长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除了俄文的以外，还有中文、朝鲜文和日本文。所以，在编辑部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当时，在苏联远东，还有大约50万中国工人，分布在煤矿、金矿、铁路、港口、森林伐木、缝纫、修鞋等各个行业。那里的蔬菜，主要依靠从中国山东去的农民种植。　　丽扎在出版社工作，有机会同中国编辑一起共事，结识了一批中国朋友。他们有文化，都是搞革命的，大家都相信全世界都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与丽扎联系较多，且留下深刻印象的诸如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涌泉(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等。1932年丽扎被调到远东出版社海参崴分部工作，又结识了张锡俦(当时任远东边疆苏兆征中国党校教务主任，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爱人是俄国人，叫柳芭，汉学专家)、杨松(原名吴绍宣，1907年出生于湖北，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到远东工作。当时的党校教员，1938年回到延安后病逝。爱人是俄国人，名字叫莎丽达·列依索洛娃)、吴玉章(党校教员，在那里制订北方话拉丁化的方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这些中国革命者，给丽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丽扎很尊敬他们。　　三、命运之神送来了丽扎　　依照苏联有关部门动员去远东工作的规定，丽扎在远东工作两年期满。为了实现她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的愿望，1933年夏天，丽扎从远东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勘探出版社，负责图书的装帧设计。她边工作边补习高中课程。闲暇时，经常到在远东工作时结识的一些朋友家中去玩耍。　　1933年深秋，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丽扎正怀着喜悦的心情，向着刚从远东来到莫斯科的女友沙丽达·列依索洛娃家里走去。她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和决定了她的整个命运，使她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丽扎敲开女友的家门，她愣住了，屋里端坐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青年。他，满头蓬松的黑发，有一双明亮而富有智慧的眼睛，表面看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俄语说得不太好，不大爱讲话，静静地坐在那里。女友的丈夫杨松向丽扎介绍说：“他是我的朋友李明，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俄罗斯人有一个习惯，好朋友之间总是相约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野外郊游。李明有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的红皮证件，给他们的游玩提供了不少便利，如到公园划船，在人多船少的时候，李明拿着红皮证件到售票处很快就可以把游船租来。丽扎与杨松夫妇还有他们的好朋友李明经常在一起玩啊、唱啊、跳啊，任小舟在湖中随波荡漾。　　l934年深秋，丽扎与女友柯拉娃一起到李明的住所去看望他，发现李明已收拾好行囊要离开莫斯科。但是，丽扎并不知道这个李明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丽扎问他到哪里去，李明回答说，要去克里米亚休养。丽扎暗地思忖：现在又不是休假疗养的季节，怎么会去休养呢？丽扎突然发现李明的行装中有一双高统皮靴，这种靴子适合深山老林中长途跋涉，到海滨浴场是派不上用场的。丽扎知道李明是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团的成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心想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里，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自己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她与他告别了。他去了，再没有联系了。　　图46：1934年，李立三在莫斯科　　若干年以后，丽扎才得知李明此行是到阿拉木图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联络。　　李明离开莫斯科以后，有一次丽扎在好友家里与从远东回来的朋友聊天，一位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丽扎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好似条件反射，一下子就联想起她在远东工作时，曾经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封面上写的是：《与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当时，她不明白“李立三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询问该书的编辑。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共党内是有名的领袖，是一个大政治家，犯了大错误，受到过批判。”因此，在她的想像中，李立三一定是一个白白的头发、长长的胡须、一脸皱纹的老头子。　　于是，她反问这个朋友：“李立三是谁，他在哪里？”，这位朋友告诉她：“李明就是李立三。”丽扎听了朋友的解答，惊异地张大了嘴，简直不敢相信对方说的是真的，以为是在与自己开玩笑。她果断地反驳道：“你搞错了吧，李立三不是一个老头子吗？而李明才20多岁……”朋友毫不让步，十分肯定说：“李明就是李立三。”她无言以对。这是她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既惊又喜。可是李立三在哪里呢？她也不知道。丽扎以为她再也见不到李立三了，她思念着与李立三的重逢。正当丽扎对李明的去向捉摸不定的时候，1935年6月的一天，她正在准备参加升大学的考试时，突然有电话找她。她从电话里听出了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李明的声音，真是高兴极了，她放下课本，直奔相约的故地。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3)　　丽扎回到莫斯科后，边工作边学习，一心想考进大学。这年夏天，丽扎从工人夜校毕业，报名投考莫斯科地质学院，梦想去过那种风餐露宿、四海为家的浪漫生活。可是由于数学没有考好落了榜，心情不太愉快。李明极力使丽扎开心，约她去看话剧、听音乐会。尽管李明不太懂西洋音乐，也宁愿作出“牺牲”。丽扎虽然在学习征途上吃了败仗，但并不灰心。她是一个倔强好胜的姑娘，决心继续补习功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初秋季节，莫斯科河畔的嬉戏，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水面上的荡舟，也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影。只有两个人的世界，分别近一年的重逢，他们的话多得永远也说不完。李明就是李立三得到了肯定。李立三把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政治上所犯过的错误以及他在国内的婚姻、家庭、子女情况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她，而毫无隐瞒；他谈到了自己为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感到痛心、内疚，决心加倍地工作将功补过。他还向她明确表示：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党组织的调遣，回国参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到那时，两人分手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丽扎通过与李明的交谈，了解到李明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她对他那传奇般的革命生涯很感兴趣。他那热情耿直、爽朗活泼的性格以及有理想、有抱负、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她。她了解了他，更加信任他，进而爱上了他。她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行了呗……”　　十月革命节来到了，李明邀请丽扎去与一批中国同志一道欢度这个盛大的节日。11月6日晚，他们聚会在莫斯科的“联盟饭店”。当时，那里是共产国际的干部宿舍。在一楼大厅里，张灯结彩。丽扎与在共产国际外文出版局工作的20多位中国同志，围坐在一张长条桌会餐。身为外文出版局中文部负责人的李明主持这次会餐晚宴。他精神焕发，有说有笑，热情、开朗、活泼，是这个集体的灵魂。李明的组织才能和口才，吸引着丽扎，更使她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　　接着，李明把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招待所去见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丽扎发现王明与李明的谈话相当冷淡，李明与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丽扎不理解李明为什么要带她去会见王明，事后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　　1936年2月，22岁的丽扎要与36岁的李明结婚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亲友都为她担忧。有人劝告她：“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可爱？你像一只百灵鸟儿，应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白云，鲜花原野丛中，何苦钻进一个中国人的鸟笼子里呢？”有的阻拦说：“你发疯了，干吗非要同外国人结婚？你了解他的底细吗？”还有的好心人警告说：“他是个出了名的机会主义者，你将会跟着他吃苦头的。”　　面对亲友的忠告，丽扎不为所动。李明的翩翩风度，高雅气质，渊博的学识见闻，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年轻貌美的丽扎姑娘倾心。丽扎的母亲支持她：“女儿长大了，由她自己去吧！”　　丽扎与李明结婚的新房，就设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居住的柳克斯大楼六层，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房子里。陈云、杨之华及女儿独伊、欧阳欣、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等10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一齐向新娘新郎表示由衷的祝福，大家在一起品尝了自己做的中国风味的菜肴。婚礼既简朴而又充满着欢声笑语。从此，丽扎就把她的命运与李明连在了一起。　　新婚燕尔之夜，丽扎异常地激动，在幸福的气氛中，她向新郎提出：“明，我还年轻，我想去上大学，不知……”她说到这里急忙停住话音。因为，话刚出口，她又理会到作为妻子，对丈夫是应该付出代价的。她亲眼看到李明对工作兢兢业业，整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要主编《救国时报》，还是列宁党校的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她是应该多照顾和关心丈夫的。要是自己去上大学，不仅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丈夫，反而需要丈夫来关照自己。想到此，她深感太冒昧了，也太自私了，所以，一句话只说了半截。　　出乎意料，使她惊讶的是，李明十分果断而明确地回答说：“你上大学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知识是工作的资本，没有知识，怎么能搞革命呢？”为了支持丽扎上大学，他们还商定暂不生小孩子。　　婚后，丽扎与丈夫一直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李明感激丽扎在他政治上失意、沦落异乡之际，给予她的爱抚和理解。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着丽扎。而丽扎则懂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媳妇，丈夫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的祖国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大局。她全身心地做好家务，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文水平，以便让丈夫更能集中精力去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弥补以前工作中的过失。　　半年后，丽扎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正巧，李明过去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法语水平是顶呱呱的，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丽扎的家庭教师。同时，他又是丽扎的学生，在俄语方面虚心向她求教。　　四、康生推波助澜加害李立三　　1935年，李立三又与王明结下了新怨。　　话还得从头谈起。　　在反李立三斗争中，康生由于反戈一击有功，摇身一变又投入到王明的怀抱。由于他善于拍王明、米夫的马屁，在四中全会上，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四中全会之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20多篇文章，宣传王明思想。但是，错误的决策，给中共带来严重后果，党中央在上海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康生为找个安全地方，决定走王明的路，于1933年7月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一头扎进米夫、王明的腋下，紧跟王明的指挥棒转。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康生到莫斯科后，对王明竭尽吹捧之能事，特别是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表现得更加露骨。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4)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去莫斯科出席会议，只有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也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在大会开幕之后，中共代表团20多人在一起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带头举杯，提议为王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干杯，并向王明欢呼。宴会后，王明与康生沆瀣一气，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指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企图让这次非法的“临大”，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草拟的“倡议书”去找李立三签名，让李立三也作为发起倡议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都是在国内，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是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他严词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向其他同志揭穿了这个阴谋。结果，这个倡议遭到多数人的共同反对，迫使王明假称自己不知道此事，还假惺惺地对发起人作了批评，使王明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件事引起王明对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　　尽管王明想当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但康生后来在向人作介绍时，仍然肉麻地称“王明同志是我们的总书记”。特别是在1936年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共成立15周年宴会上，康生连连举杯，衷心祝福“王明同志身体健康”！并带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1936年，斯大林借1934年发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身亡事件，掀起了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开会议，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他们把他们所认识、所了解的、一道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特别是过去曾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中共党员，一个一个地扣上“叛徒”、“特务”、“汉奸”或“反党嫌疑分子”的帽子。不少人就这样无端地被康生、王明送交苏联保安机关，关进监狱，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了。李立三当然也难逃这一劫。　　1937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途中把一个“公文包”遗失在电车上，第二天就从车站工作人员手中找回来，里面并无重要文件。但是，此事终于被王明“抓”住了。他趁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抓住不放，多次召开会议给予严厉批判。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工作责任事故：外国文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印刷厂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一词中，错将“大”字排为“犬”字。两字词意不同，写法上只差一点。校对员发现后向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是一个偶然错误。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学徒工把铅字分格放进字盘时，错把“犬”字放入“大”字格里，排字工人没有发现，偶然弄错。所以只限于在生产会议上向这个工人提出批评而已。王明、康生得知后，更是抓住这个问题，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是故意所为，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要追究李立三的政治责任。　　康生知道王明对李立三有一箭之仇，为讨好王明，又对李立三下了毒手。对李立三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有同志见李立三的处境日益艰难，就劝他“你还不如回国去吧！落在这两个人的手里，还能有你的好！”李立三琢磨着也有道理，拿起笔来，再次给王明、康生写了一个要求回国的报告。康生拿着这个报告递给王明。　　王明问：“你的意见怎么办？”　　康生阴险地说：“他回国，这不是放虎归山？这几年，我们没给他好气受，他对我们肯定是耿耿于怀。这个人，不是无能之辈，万一他将来东山再起，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我的意见，不能让他回去。理由嘛，他对错误认识还不深刻，还没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反正他的命运是在我们手里掌握着的。”　　王明听了康生的意见，深思一阵表态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不但不让他走，还要让他检查，为什么要离开苏联？是不是逃避批评？”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调王明、康生等回国。两人对如何处理李立三的问题始终放心不下。李立三是前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在莫斯科这几年，王明没有让李立三安静过，万一他回国，必将后患无穷。“不能让他回国”是他俩的共同意见。就在11月他们动身回国前夕，一方面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须继续留在莫斯科(使李立三回国的多年夙愿完全落空了)，同时，又通知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个托派，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还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　　从此，李立三的行动开始受到苏联内务部人员的监视。就在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两个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狱。　　王明、康生复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苏联内务部强加在李立三头上“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罪名的全称是“以李立三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特务组织”，说李立三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杀斯大林，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使命。　　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写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逮捕下狱的，幸而未被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　　王明与康生的“加害”，使远在异国孤立无援的李立三，在苏联的监狱里吃尽了苦头，险遭被处决的厄运。　　在苏联军事法庭1939年5月11日对李立三的审判结论中写道：　　罪名：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特务恐怖在莫斯科的中国集团。　　经审查确认：李立三于1930年作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内成立了托派反革命、反共产国际集团。名称：李立三路线。　　集团目标：破坏中国革命主力军。　　来苏联后，李立三与在莫斯科的中国托派分子：林德胜、李达克、特拉维金、克农斯以及其他人(所有这些人已被审判定罪)，于1935年在莫斯科，在托派林德胜领导下，形成了托派、特务恐怖组织。李明(即李立三)加入了该集团。该集团直接受日本特务系统的领导。该团体进行了恐吓、杀害苏共、苏联国家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林德胜被捕后，李明成了该集团领导成员之一。　　李立三在外国工人出版社校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审判资料译文时，有意识地歪曲原文本意，导致译文出现反革命性质。　　该集团领导成员特拉维金、李达克、克农斯已揭发李明是该集团成员。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5)　　1938年6月，李立三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面对种种非人的折磨，李立三经深思熟虑，先是违心地签署不真实的供词，但紧接着随后他又写出无数申诉材料，对在受到拷打时的供词全部加以否认，对强加在他头上的所有诬陷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　　针对说他是“托派”的罪名，李立三申述道：“立三路线的确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背而驰的，立三路线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与托派的观点有所接近，但是，立三路线的政治立场与托洛茨基派的政治立场是不一致的。立三路线与托派不但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　　申诉材料写道：1925年和1928年他曾两次到过苏联。1926年在参加赤色国际工会会议后，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作出的安排，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　　他还写道：1934年和1935年他都在中苏边境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工作，其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派遣，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转运中共到苏联来往人员，架设因中共红军长征中断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联络电台。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通知参加会议才回到莫斯科。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代表团派他担任《救国时报》的总编。　　李立三为什么要先提供伪证，后来又加以否认呢？据说，这是他当时运用的一种对付诬告陷害他的一种斗争策略。目的是为了引起更高级别军事法庭对他的案件的重视，由更高级别的法庭来审理他的案子。　　据李立三夫人李莎说：1993年4月她在莫斯科原苏联内务部查阅李立三案件的档案时，内务部一名上校军官对李莎说，当时李立三运用这个斗争策略是很高明的。他说，在他看过的案卷中，当时只有两个人采取过这种斗争手法。除李立三外，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最后的结果，他们两个人都获得了释放。李立三认为，只有提高审判级别，才有获释的希望。那位上校说，“这是成功的策略”。　　关于“贪污”问题，1939年10月26日即李立三还在莫斯科的监牢中为自己写的辩护词中曾经写道：(共产国际干部局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在“证明材料”中写道：王明似乎讲过“当李明在江苏工作的时候，那里有9个月没有向党提交财政汇报，他至少贪污了3万美元，具体数目很难确定，因为钱都是李明自己经手的。”　　李立三在自我辩护中反驳道：“我在为党工作的一生中，从未在江苏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只有在1930年8—9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担任过江苏行动委员会主席。既然我没有在江苏担任过工作，又怎么可能贪污江苏省委的经费呢？我对王明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忆犹新，当时他说：‘立三路线的时候，以罗迈为首的江苏省委有9个月时间没有提交财政汇报，当时的总开支不少于3万美元。其中有400美元有李明签字的收条，这笔钱究竟哪里去了，很难查清。’这些话为什么会说成这个样子？我自然不清楚。但事实证明，这无疑是歪曲。因为据我所记，立三路线期间，江苏省委每个月的经费总额只有3000美元，9个月来，省委总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那么罗迈和我怎么可能贪污3万美元呢？3万美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金额，假如我或罗迈果真犯有这类罪行，那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早就会追究这个问题的，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来呢？这个问题被歪曲得实在荒唐，真是一派谬论。　　关于有我收条的400美元的问题，据我所记，这笔钱是转交给南京市委的，先是通过我交给准备去南京的中央特派员，再由他转给南京市委。由于这笔钱是首先交给我的，所以我就开了收条。　　这个问题可以由王明、周恩来、罗迈等人作证。”　　……　　1939年7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臂伤，这才得知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的消息，他当即向苏联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你们这里关了一位叫李立三的同志？”他们查了名册后回答：“有这样一个人。是根据你们驻苏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激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是有错误，那是事实，但说他是托派、坏人，这纯粹是诬陷。”这样，经过多次交涉，李立三才终于被释放出狱。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出狱后，王明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去，欲置李立三于死地。幸亏当时周恩来帮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没有户口(当时苏联当局规定，凡坐过牢的人，户口必须迁出莫斯科100公里以外)，没有了党籍，没有职务，没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靠写文章、翻译文学作品挣些稿费维持生活。　　这就是李立三得罪王明的可悲下场。　　五、患难岁月中的甜蜜　　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时，他与丽扎正处在新婚的甜美之中。　　雨果说得好：“人生是花，而爱便是花蜜。”　　新婚给丽扎带来了无限的甜蜜。她在学校专心攻读法语，李明在主编《救国时报》，终日忙得不可开交，经常加班加点。在这个中苏合璧的家庭里，充溢着无比的幸福与欢乐。　　当两个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人砸开李立三在“柳克斯”的房门，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时，从酣梦中惊醒的丽扎吓得呆若木鸡。李立三在被带走前，穿了一套最旧的服装，摘下手上的瑞士表，镇静地对丽扎说：“丽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你去报告中共代表团。”　　李立三被带走后，丽扎急促地敲开了隔壁房间的门，把李立三被捕和李立三被押走前留下的话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临时负责人陈潭秋作了汇报。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的管理员就把丽扎——这个“人民敌人的老婆”从大楼赶了出来，勒令她搬到院内一间阴森、潮湿的小屋，同其他“犯人”的家属挤在一起。可是，那里已经有了七八个人，无立锥之地，她只得到母亲那里去住。　　丽扎确信李立三是清白无辜的，第二天，她再次向中共代表团陈诉了李立三的冤情，向外国语学院团支部作了汇报。这位支部书记毫无吃惊之意，绷着脸说：“我们要抓紧审查你的问题，好好反省吧！”随之而来的是，党团干部反复与丽扎谈话，要求她与丈夫离婚，划清界限。但丽扎始终坚信不移，李明不是坏人。　　团组织召开全院大会处理丽扎的问题，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主持人向她发出严厉的警告：“你要慎重考虑，李明是人民的敌人，你是他的妻子，你的后果是可悲的，应该当机立断，马上同李明离婚，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不管他们三番五次的警告，丽扎总是低着头，噙着泪，咬着牙，闭口不语。她暗暗自语：“李明不是敌人，是个好同志，我应该同情他，帮助他，绝不能落井下石，在他那受伤的心上再插一把刀……”最后，主持人追问她：“你是要你的‘特务’丈夫，还是要共青团团证？”丽扎一下子怔住了。她明白，在这严肃的讲台上，要么昧着良心与李明“划清界限”，要么忍受痛苦，离开共青团组织。泾渭分明，没有其他选择。她热爱革命、热爱共青团组织，当然不愿意离开她。但是，她同时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丽扎据理力争。她说，她和丈夫共同生活了两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她坚信李明不是坏人，不是日本间谍和恐怖分子，而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她不能同李明离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主席台前说到：“我相信党，也相信李明。在没有审查清楚李明的问题以前，我决不能说他的坏话。”她毅然决然地把共青团团证交给了负责人，愤愤地离开了会场。她一口气跑回家里，扑向母亲的怀抱，才让憋了半天的眼泪痛快地涌了出来。只有妈妈最理解女儿，她疼爱女儿，也喜爱李明。她能说什么呢？她只有长吁短叹，老泪纵横，频繁地在胸前划着十字——愿上帝保佑我们！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6)　　最后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丽扎被开除了团籍。当时，一些好心人劝丽扎及时脱身，找一个俄罗斯小伙子重新安排生活。可是，丽扎从她和他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生活中，坚信李立三是革命同志，不是敌人。在李立三被捕以后，丽扎焦急不安，惦记着他的命运。在此千钧一发、危难之际，对一个远离他乡的外国人，除了她还有谁去关心他、拯救他呢？　　在课余假日，她像迷失路途的羊羔，在漫山遍野呼唤；似失去伴侣的孤雁，在凄凉冰冷之夜哀鸣。当时，莫斯科新设立了许多牢房，她发疯似的去大海捞针，到处打探李明的下落。她去过布特尔斯克监狱、列沃尔托夫监狱、卢边卡监狱、罗捷斯特文卡监狱等等。每到一地都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挨到窗口一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两个字。她情真意厚，忠贞不贰，日复一日，整整跑了半年时间，才在塔岗卡监狱找到了李明。她要求与他见面，由于他是“政治犯”，是不允许会见家属的。经丽扎多次恳求，最后才争取到允许她通过狱方，每月可以转交给他50卢布。　　苏联有句著名的诗句：“爱情不只是夜里的并肩散步，更是风雨中的携手同行。”李立三被捕以后，家庭的负担全部压在丽扎那柔弱的肩上。她拼命的学习，保持全优成绩。因为，只要出现一个“良”，助学金就会被撤销。就是依靠学院每月发给她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家庭的生计。尽管经济很困难，她还是每月从中挤出50卢布，准时送到监狱看管人员手中。后来，李立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告诉丽扎，当他第一次接到她送去的50卢布，激动得大哭了一场。因为，在监狱中，伙食极坏，几乎见不到蔬菜。李立三就是靠丽扎送给他的钱，买来蔬菜和生活日用必需品，才得以活着从监狱里出来。他从丽扎的行动中感到无限的温暖，莫大的支持，从而更加增强了他的斗志。他没有沉默，坐以待毙，而是挺身而出，奋力抗争。他鼓足勇气，一次又一次地给斯大林和苏联内务部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陈述自己的冤屈，为他自己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清白辩护。　　苏联内务部把李立三关进牢房，但又抓不住任何可以定罪的把柄。审讯室里总是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李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胡扯！你不叫李立三，也不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你们搞错了吧！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我们党中央是了解我的。　　你还是老实点，否则……　　我再说一遍，我在党的面前是清白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　　“审讯”无法进行下去了，李立三被押回牢房。　　为了从李立三那里搞到可以证明他是“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的材料，苏联内务部黔驴技穷，编演了一场戏：派了一个假囚犯进入牢房，与李立三呆在一起。那个人开始与李立三拉近乎，随后就故意破口大骂苏联共产党、大骂斯大林，企图引诱李立三上钩，跟着他发泄对苏共和斯大林的不满，以便于能抓到李立三反对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把柄”。没有料到，李立三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正言厉色地去制止他，并警告说：“不许你胡言乱语，对共产党和斯大林不能任意污辱!”李立三这种无比鲜明的立场，使那个假囚犯——特工人员，立即改变态度，紧紧地握住李立三的手，连声说道：“你真是好同志呀！”　　李立三在国内参加和领导革命斗争中，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从来没有胆怯过，他早已做好坐牢和被杀头的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不曾被关进敌人的监牢，却被送进共产党人的铁窗。况且“罪名”又那么荒唐！冤屈吗？是的；困惑吗？难免；沮丧吗？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苏联学习、战斗和工作的。在铁窗下，对党、对共产主义哪怕有一点点怀疑和动摇，都会影响整个党的声誉。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关系我们整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为了亮明自己的观点，阐明我党的历史，同时也为了反映苏共方面某些工作人员在肃反中存在的问题，李立三大义凛然，他把监狱给他用来写“交代材料”的纸，拿来给斯大林写信。当然，这些信是否能送到斯大林手中那就不得而知了。　　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冲击着每一个“囚犯”的信仰。很多人发牢骚、咒骂，甚至骂出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才能说得出口的话。听到这些谩骂，李立三被激怒了，虽然他自己同样身陷囹圄，也不容许任何人往共产主义信仰上抹黑。　　激烈的辩论和争论在牢房里进行着。有人讥笑他：“你那个信仰有什么用？你崇拜她，她却不买你的账，把你关在牢房，可怜！可悲！”李立三反驳道：“这不是共产主义的过错，这只是某些人一时的过错。历史的误会迟早总会消除。只有那些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的人，才是可怜的、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李立三认为自己目前所受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的。　　丽扎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始终保持着俄罗斯女子坚毅的个性和对爱情的纯洁忠贞。她深信李明是无辜的，她期待着丈夫出狱的日子，她相信这一天一定能够到来。　　1939年夏天，丽扎从监狱得知：李明已被移交到苏联军事法庭。要丽扎为李明准备过冬的衣服。丽扎焦急万分，因为这意味着李明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她很快把过冬的衣服送到了监狱。　　8月，丽扎从内务部秘书那里得知：李明的案件已被法庭驳回，要求内务部进一步调查。这表明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这个消息，使丽扎备受鼓舞。后来才得知：1939年夏天，肃反高潮已过，原来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被撤销了职务，不久便被法办枪决了，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政治犯。　　10月20日，内务部打电话把丽扎叫去，询问了一些问题后，问她是不是要给李明写点什么？丽扎听了，激动不已。因为李明已经有一年零八个月不知道家里的消息了。她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诉。但是，条件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能草草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李明：她还在坚持上学读书，目前与母亲住在一起，通报一下家人平安罢了。　　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煎熬，丽扎度日如年。她终于盼到了那一天：1939年11月4日晚，奔波了一天的丽扎刚躺在床上舒展着极端疲惫的身躯，面对十月革命节来临之际，家里没有一点节日气息而感到无限的惆怅和苦闷时，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起。她立即拉开房门，完全出乎她的预料，站在门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朝思暮盼的亲人——李明。是他，他拿着一个包袱站在门前。丽扎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她确认是李明以后，热泪夺眶而出，两人无声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伴随李立三的内务部审查员跨进门槛对丽扎说：“瞧，我给你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珍贵礼物。”好一个礼物呀！丽扎对来人理也不理睬，像疯子似的忘乎所以，猛然转身，边跑边喊：“妈妈，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这是丽扎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李立三无罪释放回来了，丽扎欣喜若狂，第二天就跑到外国语师范学院告诉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李明已无罪释放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团委书记也欣慰地说：“是的，我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应当释放他。”不久，学院团组织把团证发还给了丽扎，正式恢复了她的团籍。　　李立三出狱后，共产国际那里的宿舍已被人占用。他无家可归，只好挤到岳母家里，与丽扎的哥嫂、侄子、母亲挤住在一间房里，中间挂上一幅布帘相隔。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7)　　l939年11月4日，苏联内务部正式向李立三宣布审查结论：“鉴于李立三在法庭上否定了原有控告，法庭决定进一步审查此案。现经调查证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审查办法是错误的，对李立三的控告纯属沃尔夫松(注：是审查员)等人的杜撰诬陷。李立三对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历来直言不讳，并已多次作过检查。现决定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　　审查员宣读完结论后告诉李立三，周恩来在莫斯科，问他愿不愿意与周恩来见面？李立三不知道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是什么，他当然很愿意与分别多年的老战友重逢，但又考虑到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担心给周恩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便婉言回绝道：“我的问题还需共产国际作出最后结论，在此之前，与周恩来同志见面恐怕是不大合适的。”　　李立三当时作出这个选择是由于这样的考虑：1938年2月李立三被逮捕时，共产国际作出过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现在内务部对他的审查虽然宣告结束，但共产国际的决议尚未撤销。特别是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坚持诬陷李立三，歪曲中共党史，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许多主要的革命事件污蔑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暴动”，把党的六大说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纵的”等等。李立三认为：这些污蔑，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决不能漠然视之。如果仅仅是个人问题，还可以忍受。为彻底澄清这些诬陷，李立三决心继续同共产国际某些人进行斗争。他在丽扎的帮助下，写出了长达240多页的打字材料，详述了自己在国内参加过的重大革命事件，用事实有力地批驳了马尔特维诺夫对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诬陷，材料送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给他作结论，恢复党籍。　　1940年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连续开了四次会议讨论李立三的申诉。一方面肯定了李立三在1930年以前所做的革命工作和公开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充分证明他已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对现已被镇压的林达生等人过于信任”等等，因而决定维持1938年2月25日有关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这显然是为了保全共产国际的面子。　　周恩来、王稼祥对共产国际作出的这一决定不得不提出保留意见，同时提出：要让李立三参加工作，一年以后重新考虑恢复其党籍。最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但在周恩来、王稼祥回国以后，共产国际将其束之高阁，一直不予落实。随着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李立三的党籍问题就更没人管了。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与祖国失去了联系，像一个孤儿，在异国飘泊……　　李立三虽然无罪释放了，但是，在莫斯科的工作无着落。他东奔西走，寻找工作，却处处碰壁，遭到拒绝。他曾到世界经济研究所一个布尔什维克同志那里去请求安排工作，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机会主义分子。”就业无门，李立三没有生活来源，蛰居家中，全靠丽扎在学校每月250卢布的奖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发给20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更严重的是，像他这种坐过牢的人，按当局规定不准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办理户口，必须迁户到101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住。　　李立三没有气馁，他不断地进行交涉，最后不得不直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奴伊尔斯基写了一份报告，请求他帮助解决工作问题。在这位书记的关怀干预下，才得以被安排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但因李立三失去了党籍，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只能作为普通工作人员，周围很多工作人员不敢接近他，担心他“有问题”，逢重大节日，组织游行活动，他被当做“可疑分子”不准参加，连去“红场”的权力都没有。李立三坚强地忍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没有怨恨，没有畏缩，积极地投入工作，翻译了大量著作，为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学作出贡献。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也就在这一天，丽扎在外国语师范学院参加了毕业前的最后一门课程——教育史的考试。祖国的神圣领土遭到法西斯铁蹄的践踏，她怒不可遏。她渴望能进入军事工厂当工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直接出力。但由于她是外国人的妻子，这个外国人又是刚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她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而被分配到莫斯科一所高级中学当法语教师。因战争已发生，学校已撤离，她实际上没有工作。　　战争开始，李立三写了一份参军申请，要求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上前线作战，也因“政治上不可靠”没有被批准。在德国军队迫近莫斯科时，他以普通居民的身份，自愿参加了民工大军，修工事，挖战壕，并参加防空警戒。作为防空队的一员，他连夜在屋顶上值班，扑灭雨点般的燃烧弹。他完全忘记了个人得失遭遇，从无半句怨言。　　同年8月，丽扎偕同母亲、嫂子、侄子作为李立三的家属撤退到伏尔加河畔的瓦西里耶夫索尔斯克一所中学教法语。李立三仍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同年10月16日，德国人打到莫斯科郊外，李立三随所在的出版社紧急地撤退到恩格斯城。丽扎接到李立三发去的电报，带着家人赶在伏尔加河封冻以前搭乘最后一班轮船，来到恩格斯城与李立三团聚。　　苏联红军粉碎了希特勒的闪电战迷梦，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后，1942年7月，丽扎随一部分重点单位返回莫斯科，在出版社担任装帧设计和法文编辑，兼任出版社共青团书记。出版社根据苏军政治部的指示，印制了多种外国文字的对敌宣传品。丽扎和其他编辑一起，同仇敌忾，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因为鼓舞红军战士瓦解法西斯战争的辛勤劳动，她受到了组织上的嘉奖，荣获劳动奖章一枚。　　1943年8月10日，丽扎与李立三爱情的结晶——大女儿英娜，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降临人世，给家庭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在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的经济生活十分困难，人们再也吃不上肉，喝不上牛奶，也没有鸡蛋、蔬菜，连土豆也没有。李立三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商店门口，排着长队，去领取那供应每人每天的800克黑面包。室内没有暖气，墙壁上挂满了冰霜，只有戴着皮帽、身穿皮衣，全副武装，才能睡觉。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家到郊外去自己种土豆。出版社的人，包括李立三夫妇在内，每个星期天，都要到莫斯科郊外去劳动种地，李立三夫妇与中国同志编成一个生产小组，他们小组种植的马铃薯总是有最好的收成，引得苏联同志纷纷羡慕说，中国人真会种地……　　在极端艰难的岁月中，丽扎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忠贞的生活伴侣，始终与李立三在一起，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和巨大的支持，共同经受了政治与生活的严峻考验。丽扎也从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立三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8)　　六、秘密使命：恢复与中共的无线电通讯　　由于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之一，对无线电通讯本身也很内行，因此，在莫斯科尚在穷于应付没完没了的批判的李立三，很突然地接受了一项秘密使命。　　原来，当李立三离开上海党中央后，原在上海的无线电工作人员曾三、伍云甫也于1931午3月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上海只留下了两个电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一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由于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并供出了电台地址，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也被捕叛变，并供出陈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体情况。活动了近5年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途中，随军电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也遭到破坏。　　尽管身在上海的毛齐华等于1934年底又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没有能够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上。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后，十分着急，便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后，立即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了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欲要完成这样一个既秘密又十分重大的任务，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等于一切都需从零开始。经过紧张有序的秘密准备，1934年冬，李立三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他懂得密电码的编制)，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25军、26军建立联系，并制定了在与红25、26军联系上以后，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主力的详细方案。可惜，这些计划因遭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都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又主动提出，由他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详细情况，然后酌情布置工作，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未能成行。　　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35年春，李立三决定选派当时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阎红彦回国，给中共中央送密电码本。这一计划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批准。阎红彦在新疆没法越过边境，他化装成商人，经甘肃、宁夏、绥远等地。由于他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址，不得不转到北平，后又经汾阳， 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陕北红军的一些消息，于1935年底 (晚于林育英)才找到党中央。　　阎红彦走后不久，又派刘长胜再次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回国。当时给了刘长胜300多元的路费，刘长胜早年在海参崴当过皮鞋匠，他把鞋底割开，把钱藏在里面，然后再把鞋底缝好。　　刘长胜在回国途中遇到不少艰难曲折。他先是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再转新疆入境。在新疆找到苏联驻新疆的一位代表，把关系联系好以后再往内地去找党中央。一次在一个偏僻的小旅店寄宿，夜里十点多钟，忽然有人在院外急促地敲打大门，并大声叫嚷:“我们是查店的，快开门！”刘长胜一听，知道是来搜查共产党人的，乘机跑到隔壁房间去了。原来他一住进旅店，就注意到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伙做生意的商人。因为，他们备有骡马，房里又放着很多布匹货物。他跑进去后就和那伙商人聊起生意经来。来人闯进屋内，凶狠地盘问有没有共产党？那伙商人齐声回答道：“没有，我们都是做生意的。”他们在屋内搜不出什么东西，只好溜走了。第二天早上，刘长胜把鞋底撬开，拿出部分钱来，对那伙商人说：“我和你们一起进关做生意。”那伙商人见刘长胜有钱很高兴，就让他一路同行，合伙做起生意来。　　由于刘长胜沿途以做生意为掩护，经过一年多时间，1936年春才抵达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刘长胜先找到周恩来，汇报了回国途中的经历，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周恩来立即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他在回国途中走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立下汗马功劳，感到非常高兴。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期间，还先后派了吴诚等20多人回国。那些人都是从蒙古入境的，但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才终止了在阿拉木图的特殊工作。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的工作虽然一时还没见成效，与中共中央仍然还没联系上，但后来事情的延续恰恰说明正是李立三为恢复联系做出了特殊贡献。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陈云、杨之华、陈潭秋与潘汉年先后于8月下旬、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再选派林育英回国继续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入党，与张国焘一起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秋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第2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担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已生活了3年，名叫李复之。这次回国临时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与密电员赵玉珍一起，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纵穿沙漠，经过“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地带，于1935年11月初 (早于阎红彦、刘长胜)最先抵达陕西省的定边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一一陕北瓦窑堡。　　林育英先后会见了张闻天、邓发和毛泽东，在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历史上称之为瓦窑堡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准各以六个月(二月至七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因为当时陕北没有大功率电台)。　　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仍然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消息，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所致，于是又派出7人携带大功率电台回国。他们于1936年4月到达陕西安边，但被反动民团发现，结果，6人牺牲，1人被捕。　　1936年3-4月间，中共代表团又派潘汉年回国。他先到上海，直到8月8日才抵达陕北保安。　　1936年 6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把一台百瓦电台设法送到了陕北，到这时，中共中央才有可能在瓦窑堡用林育英带回的密电码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此际，李立三与李莎在莫斯科喜结良缘后，正在黑海之滨的避暑胜地一一索契，苏共中央的疗养院度“蜜月”。正当他们俩处在相亲相爱甜蜜的生活时，7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突然从莫斯科赶到海滨，十分神秘地把李立三叫到一个地方去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这很不寻常的举动，让尚处在幸福之中的李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她不知又发生了什么突然事件，以为康生是来命令李立三回国的。　　其实，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谁也翻译不出来，没有一个人能读懂电报的内容。这时，他们终于想起了李立三，立即派康生专程赶到索契找他翻译电报。李立三当然很快就把电报译出来了。　　这封电报长达2000多字，详细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与党内情况:“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去年冬天到达陕北后，粉碎了张学良、蒋介石的进攻，奠定了党在西北建立大本营的基础……”电报还说“你们派出的人，林育英 (即张浩)12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 (即刘长胜)均到了，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了6人，余1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康生拿着李立三译出来的这份电报，马不停蹄，当晚就返回莫斯科了。　　7月2日，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回电:“收到你们用李复之 (即林育英带回)的密码发长电的一、六、八、九、十、十一各点。”这说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首次恢复联系的密码是由李立三编制、林育英带回来的。　　从此以后，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讯编码、翻译，就成为当时李立三的另一项经常性工作。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9)　　七、主编《救国时报》　　1935年至1938年在苏联莫斯科编辑的《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在法国巴黎注册并公开印刷发行的。它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鼓动和指导海内外同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渗透了李立三的大量心血。　　1935年6月，李立三从阿拉木图执行特殊使命的岗位上被共产国际调回莫斯科后，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任部长，同时担任《救国报》的编辑。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已开始形成，并在世界许多地区加紧了它们的侵略行动，一个广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形成。在国内日寇继占领我国东北四省后，又不断发动新的侵略，妄图进占全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同年夏天与日寇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牺牲冀察两省的主权。全国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正在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在群众中无法公开出版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因此，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出版《救国报》，作为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内，在莫斯科组稿、编辑、排版、打出纸版，再航寄法国巴黎印刷，向国内和世界各国发行。《救国报》于1935年5月创刊。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欧阳新等。报纸最初由廖焕星负责主编，不久就由李立三接任。由于王明要直接控制，因而李立三和廖焕星都没有主编的名义，但他是全面负责的。　　报纸创办不久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动员中国人民起来抗日和准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报纸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锁禁令，从国外秘密地传入国内白区的北平、上海、重庆等地，有力地促进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远动的爆发。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又派张浩(即林彪的堂兄林育英)秘密回国，于11月下旬抵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共中央随之于11月28日也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　　公开发表的《八一宣言》，在海内外各阶层人士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兼之，这年9月，《救国报》曾全文刊载了蒋经国在苏联写给他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真叛变的面目，并申明要与蒋介石公开决裂。苏联的《消息报》和《真理报》相继转载。这份轰动一时的信件很快传遍海内外朝野各界。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大发雷霆，立即授命驻巴黎大使照会法国政府，以内阁决议案取缔了《救国报》。　　对此，吴玉章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写道：　　十一月初我秘密到达巴黎……但这时法国政府忽令《救国报》停刊。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法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无用，抗议也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而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示，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示同意后，我们赶忙把莫斯科寄来的纸版改了报头，使报纸一期也不脱。《救国时报》居然在“一二·九”那天，又继《救国报》而出版了。把汉字头增加一个“时”字，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法文报头上，却如同新出一家报纸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　　《救国报》实际上共出了16期，《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出第1期，初为周刊，不久改为5日刊，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共出152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创刊号起，就明确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中国惟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它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1934年10月，中共苏区的电台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破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长征到四川西部突破了泸定桥。1935年5月，身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苏联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突破蒋介石反动派阻隔，先返回上海，8月5日离开上海，于8月20日到了莫斯科。李立三与陈云远在他乡重逢，格外亲切。在交谈中，李立三从陈云那里了解不少红军长征途中的亲身见闻，就以老朋友身份委托陈云出任“临时记者”，利用工作、学习之余撰写长篇报告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述了红军长征中的真实历程。从1936年3月起，《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救国时报》上连载，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读者，许多爱国人士从这篇报告文学中认识了红军。夏衍曾因不知党中央在哪里而苦闷过，当他看到《救国时报》，看到《随军西行见闻录》后，一下子认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而倍感亲切。　　1937年6月13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了1937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谈话，配有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照片，整整登了一大版。此期间还连续发表了杨定华写的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纪实通讯：“雪山草地行军记”，共40节。《救国时报》不断地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论文、演讲词，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对于当时正处在苦难中为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中国人民说来，是很大的鼓舞。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0)　　因为《救国时报》的言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欢的报刊之一。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在创刊时仅销行5000份，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份，而且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一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而且几乎是每份报纸都是许多读者传阅。它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43个地区和国家，拥有9600余订户，欧洲华侨中有它的读者，美洲华侨也很喜欢它，南洋一带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都有它的读者。各地读者争先抢阅，“互相传递”，一张报纸常常要“传给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看”，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　　《救国时报》受到如此欢迎，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指针”和“向导”。　　《救国时报》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导海内外同胞抗日救亡运动方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救国时报》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联系最为密切，及时报道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集会、反日罢工、援绥运动、援救“七君子”和由宋庆龄、何香凝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等消息，发表了以毛泽东名义写给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知行四人的信件等。为此，陶知行特地写诗赞扬《救国时报》：“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主张联合战线，不是做好圈套；诚心要停内战，不敢胡说八道；广播大家呼声……主张国共合作……还要收复失地，一定必须做到；大家要想救国，人人须看好报；大家若想救国，人人必须投稿；请问投到那里，自然《救国时报》。”　　《救国时报》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它经常以整版篇幅详细介绍抗日联军出没于林海雪原、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杀敌的壮烈义举。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于1936年8月12日写信给《救国时报》说：　　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固不必说，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我们的口号也是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都一致联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故贵报甚得敝军全体士兵的欢迎。我们更应该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中捐出国币1300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　　正因为《救国时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西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本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这个事实正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　　在主编《救国时报》期间，李立三为该报亲自起草了许多社论和长篇政论性文章，除署名李立三之外，还分别署以李明、敏然、阿三、苍木、唯真、李农志、李诚等假名，但更多的是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他发表过“纪念蔡和森同志”和“悼向警予同志”两文，以表示对这两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老同学的深切怀念之情。1936年6月20日，李明与王明、康生等联名发表了“瞿秋白殉难一周年”纪念词；同年11月20日李明发表了一篇长文“共产党与宗教”，他写道：“任何一个以改造社会自任者，都必须具有这种牺牲自我，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共产党人在他根据科学的社会主义认识了改造社会的道路以后，就要发挥这样伟大的精神去百折不移地奋斗到底。没有这样的精神，决不是一个真正觉悟的战士，决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1937年4月25日，李明与王明、康生等联名发表了“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同年7月5日李明发表了“托洛茨基匪帮是赤裸裸的日寇奸细”——对爱国报“答复托派对救亡阵线的污蔑”一文的批评，全文登了一整版。9月18日李明又发表了“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评吴清友著：民族问题讲话。1937年11月7日，他又以唯真署名发表了“苏联布尔塞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夜反对十月革命叛徒的斗争”，全文占一大版。　　报纸的一些主要社论和政论性文章不仅由李立三亲自起草，同时他还要负责整个报纸的组稿、编排、校审的组织工作。当时在《救国时报》担任副主编的张报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李立三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所以他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据我所知的来说，他负责《救国时报》编辑工作的时候，真是困难脚下踩，艰苦肩上挑，日以继夜，毫无怨言。他为着推敲一篇社论，有时工作到凌晨；为着把报纸纸型及时交到赴巴黎的班机，他中断了莫斯克大戏院的观剧；为着修改标题或报中的一两个字，他曾于深夜亲自跑到印刷厂；为着保证报纸的质量和出版速度，他经常在星期天和假日加班工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有的同志曾经给立三同志以‘坦克车’ 的称号，意思是说，他坚强有力，不怕艰苦，勇往直前。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　　这期间李立三还在一所设在莫斯科郊区的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兼课，有副教授的职称，他讲“立三路线”一课，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也较深刻，给学员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学员当时并不知道讲课人就是李立三，后来才知道真相，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表现了共产党人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