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李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 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李立三也对我详细地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秘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现在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哪有不翻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30日争论数小时。因特立(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31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此时，得知第4 军参谋长叶剑英从庐山到达九江，通报了他29日参加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在庐山召开“清共”会议的情况:(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等人。　　此时，又接张发奎来电，称其“准一日到南昌”。同时得知汪精卫、孙科都一同来南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特使张国焘只能默认这个现实，才表示服从多数意见。经过这一折腾，使原定于7月30日晚举行起义的时间，不得不改为7月31日晚4点(即8月1日晨4点)举行。　　当日下午，朱德把敌两个主力团的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请到家里来“做客”，用巧妙的方法拖住他们，为起义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之八、激战4小时 占领南昌城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在顺利进行的时候，31日晚20军1师1团3营副营长赵福生叛逃泄密，原定计划不得不临时改变，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实际上，当晚12点半即打响了起义的枪声。起义军2万多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取得了胜利。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分子，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丑恶面目，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所以，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革命委员会　　│　　委　　员　　│　　苏江彭叶周李张彭吴林恽谭邓张陈郭于宋徐张黄朱何经贺　　兆　　　恩立国泽玉祖代平演发友沫右庆特曙琪晖香亨　　征浩湃挺来三焘民章涵英山达奎仁若任龄立时翔日凝颐龙　　│　　主　　席　　团　　│　　主　　席　　郭　贺　恽　谭　张　宋　邓　　沫　　　代　平　发　庆　演　　若　龙　英　山　奎　龄　达　　│　　┌─┬─┬───┬─┴──────┬─┬─┬─┐　　总　政　党　　　参　　　　　　　　秘　财　宣　农　　政　治　务　　　谋　　　　　　　　　　政　传　工　　治　保　委　　　团　　　　　　　　书　委　委　委　　部　卫　员　　　│　　　　　　　　　　员　员　员　　主　处　会　　　委　　　　　　　　　　会　会　会　　任　长　主　　　员　　　　　　　　长　主　主　主　　席　　　　　　　　　　　　　　席　席　席　　郭　李　张　刘　周　　贺　叶　蔡　吴　林　恽　张　　沫　立　曙　伯　恩　　　　　　廷　玉　祖　代　国　　若　三　时　承　来　　龙　挺　锴　章　涵　英　焘　　「兼「第　　　　　「后　　团　二　　　　　　改　　参　方　　　　　　邓　　谋　面　　　　　　演　　长」军」　　　　　达」　　革命委员会对有关人员的任职进行任命，李立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处处长、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　　陈赓后来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李立三同志等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当天夜里又负责解决了江西省银行。”　　革命委员会于8月2日下午1时在贡院侧举行了就职典礼。 李立三担任司仪，按照就职仪式，各委员、各代表、各民众团体分别就位，全体肃立，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各委员授印毕，即宣誓就职。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6)　　之九、南进广东途中　李立三第三次被开“追悼会”　　起义军按照临时中央常委在起义前关于回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和参谋团关于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路线，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李立三作为革委会政治保卫处处长，最后于“5号从南昌出发”， 当日发布了“八一起义军的告示”：　　照得本部本军 富于革命精神　　此次南昌起义 原为救国救民　　转战千里来粤 只求主义实行　　对于民众团体 保护十分谨慎　　对于商界同胞 买卖尤属公平　　士兵如若骚扰 将其捆送来营　　本军纪律森严 重惩绝不姑徇　　务望各安生业 特此隆重声明　　政治保卫处直属起义军总指挥部领导，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负责总指挥部的安全、保卫以及宣传、筹款和运输等，是一个最庞大的机构，包括有400多人的一个连的士兵在内，并照料着500名左右的伤病官兵，加上夫役，总共有2000多人。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快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而李立三一面要参与前委和总指挥部关于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方面的讨论和制定，一面又要亲自指挥政治保卫处的工作和战斗，成了全军上下、前后左右无处不在的人物。　　起义部队打下江西瑞金后，随后分成四路继续南下，李立三负责指挥第三路。就在起义部队一部开进福建长汀时，发生了李立三第三次被开“追悼会”的故事。　　这一天，周恩来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研究南进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闯了进来。周恩来抬头一看，见张国焘脸上表情很悲痛，惊问道：“特立，出什么事了？”　　张国焘难过地说：“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哪个看见了？”　　张国焘说：“他的贴身勤务兵，刚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　　周恩来立刻对门外的一个警卫员说：“把李立三的勤务兵找来。”　　一会儿，李立三的勤务兵来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叫于柱儿。周恩来问他：“小于，你们李处长怎么了？”　　于柱儿眼含热泪，报告了李立三“牺牲”的经过：　　在一个叫黄蜂岭的地方，李立三接到报告，说有个重伤员快死了，想见见他。李立三急忙赶到这重伤员身边，一看还真是老相识，伤员叫王长发，原是武汉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起义时是个连长，作战非常勇敢。李立三当下难过地安慰了这位将死的工人战友，随后又把烈士的遗体掩埋好后，便与勤务兵小于继续追赶先头部队。他俩走到一个山湾时，李立三看见树丛里有些红果子，便说要采些野果带着充饥解渴，小于不让他去，李立三说：“你脚上都是泡，就在这里先歇歇吧。”　　说完就走了。结果等了好一会，不见回来，远处还响起了枪声。小于慌慌地大声喊叫着去找，结果看见红红的鲜果撒满一地，地上还有一摊血迹。这时，其他一些勤务兵也都赶到了，大家顺着血迹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悬崖峭壁，没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见悬崖壁上的一棵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几个人站在顶上看了半天，虽看不清那尸体的脸，但衣服却与李立三穿得一模一样。不用说，肯定是李处长了……　　小于把情况说完，周恩来皱眉问道：“这么说，李处长是被什么人杀害的，还不知道？”　　小于摇摇头说：“没看见。”　　贺龙说：“不用问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团，或是敌人的散兵游勇。”　　贺龙讲完，谁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周恩来沉痛地说：“我们党又失去一位好同志啊。”他又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　　张国焘若有所思地说：“立三同志捡了多少条命呀，那么多险情都一个个过去了，没想到竟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那天，追悼会在长汀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和病故的其他同志。由于一时找不到李立三等人的照片，便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　　周恩来又一次为李立三主持追悼会(上次在巴黎)，并以悲怆的语调为“英勇牺牲”的李立三致悼词。正当大家悲痛之时，不知谁惊喊了一声：“李处长回来了！”大家一看，果然是李立三走进了追悼会会场。他又黑又瘦，后面还带了10多个人。　　周恩来一看，激动地迎上去，抱住他的胳膊，高兴地说：“立三，以为你牺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嫌我脾气糙，马克思也说我去得太早，都不收，我就又回来啦。”　　原来，李立三还真像贺龙分析的是遇到了土匪，只不过土匪头子没把李立三怎么样，反而一上去就被李立三打死了，那地上的血迹和那具尸体就是那个土匪头儿的。后来李立三被其他喽啰劫持，一路上慢慢摸清了土匪的底细，也都是穷苦人被逼上梁山的。于是李立三便充分发挥了一个宣传鼓动家的非凡本领，几番连哄带劝，游说鼓动，不仅自己性命无忧，还把这些小土匪动员来参加了起义军。他身后跟着的那10多个人正是这伙人。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7)　　之十、张太雷传达“八七会议”指令　李立三离开军队前往香港　　9月24日，起义部队占领汕头，这里是预定的临时首都，准备在这里大展鸿图。周恩来撤掉了原警察局长许光英的职，同时任命李立三为汕头警察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　　这时张太雷受中共中央的委派由香港潜来汕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的决定，开始着手建立中共南方局并与前委一起研究和计划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　　10月4日，李立三与张国焘、贺昌、×××等4人，奉中央之命回上海，因而脱离起义部队。在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向导的带领下，换上由向导准备的便装，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出发。直到次日中午才抵达海滨市镇“甲子港”。在向导的安排下，10月5日晚10时登上了雇来的渔船，驶往香港。　　据1927年10月9 日张国焘从香港写给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中称:“弟与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贺龙、彭湃、 平山等均于7号来陆丰等处，陆续逃至香港，太雷、绮园诸兄， 先弟一日起程返港，但至今未到，不知是否遇险；恩来、希夷诸兄，尚在军中。”　　在李立三到香港以前，身为南方局书记的张太雷，于行军途中，1927年9月29日在汕头给党中央写信报告:“南方局昨天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加入李立三及恽代英，以绮园做秘书，请批准。”因此，李立三到香港不久，10月15日左右即参加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并就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发言。随后，据此写成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发表在10月30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7期上，文章详细汇报了八一起义和南征的起因、发生和失败的全过程，总结了这次起义在政治、军事、土地革命政策、劳动保护政策、财政政策、镇压反动派、宣传工作、工农运动、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和阻止南昌起义、反对土地革命的丑恶行径。这是一篇有关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二、“八七会议”后的李立三　　八一南昌起义后第七天，党中央在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汉口鄱阳街139号，是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俄国人顾问洛蜀莫娃的住地)召开了“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1人，邓小平是党中央的秘书，为主要工作人员。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却因在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未能参加。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议程3项：①共产国际代表报告，指出过去存在的错误，提出新的路线；②不是常委的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③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改组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首先由罗明那兹提出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7人的建议名单。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　　讨论中，蔡和森、李维汉提出毛泽东应参加政治局。经投票表决，按得票多少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人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由瞿秋白主持中央的工作。瞿秋白强调不断举行工农武装暴动，为“左”倾错误种下了病根。　　8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广东省委(张太雷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南方局由张国焘(任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7人组成，机关设在香港。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由于多数成员是南昌起义军南下领导人，故中央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3人组成临时南方局。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开会，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　　9月28日，张太雷在汕头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增加李立三为南方局委员。　　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改组了南方局，由张太雷担任南方局书记，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会议通过了第14号通告。　　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指出：关于溃散之同志……现尚在前敌(委员会)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的，须一律设法回沪。　　10月23日，中央给广东的信称，张太雷已到，定于11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广东通知周恩来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中央还决定取消南方局，广西归广东省委指挥。　　遵照中央的通知，李立三于10月底由香港赶到上海。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写道：　　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内发生派性斗争，蔡和森同志公开鼓动成立左派小组，我反对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又不完全同意由瞿秋白同志领导的政治局……由香港到上海后，中央决定派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因准备出国，所以此间没有参加中央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　　共产国际把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奉为神圣的信条，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因此，它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模式，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历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来到中国后，按照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指导中国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不断革命论”。　　11月8、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出席会议作报告，认为中国革命潮流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任务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通过了由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对全国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本来，那个时候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六万锐减至一万多人。而决议案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态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不承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会议，还根据罗明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全部成员以警告处分(张国焘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8)　　因此，李立三与张国焘就住在中央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罗明那兹回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而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的任务，就交给了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了。　　11月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特别是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在实际工作中导致了许多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到破坏。　　李维汉曾经写道：中央11月扩大会议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广州暴动”问题上……中央扩大会议后几天，中央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决定了广东暴动的计划。　　根据中央的决定，12月11日凌晨2时半，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终于发动了广州起义，一举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早上6时，张太雷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联合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发表《广州苏维埃宣言》，宣告：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　　但苏维埃只存在了两天。12日下午，珠江河南岸的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分兵直扑起义军总指挥部，下午2时，张太雷在西瓜园指挥战斗中，遭敌人伏击，身中三枪，壮烈牺牲。为保存起义有生力量，13日，起义指挥部决定撤出广州市区。国民党反动派于13日下午重占广州。在此后的五六天时间内，有2000多人被捕，惨遭拷问；共有5700多名工农兵士遭到杀害。苏联领事馆5人全部被捕，副领事哈兹斯也被杀害。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宣布与苏联绝交，下令撤销苏联在国民党区域内的苏联领事馆及商务代办处，停止苏联国营企业，缉捕苏联共产党人，驱逐一切苏联人员出境。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终于失败。　　15日，共产国际发表了《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这次广州起义，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　　尽管起义已经失败，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4日又发出了第23号通告，指示广东省委：“在广东总的策略是广州的力量应迅速扑灭附近的敌人，向外发展与海陆丰势力结合，尤其要紧的是立刻发动全省各地工农暴动，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　　三、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　　1927年12月15日，中央常委决定派李立三、阮啸仙即赴广东，让李立三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省委常委指导工作，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重建省委，恢复广东全省党的工作。　　中央要求李立三贯彻执行中央11月扩大会议各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暴动”，“洗刷机会主义遗毒”和“党的干部工人化”。这实质上是继续搞冒险主义政策，开展反右倾斗争和以“干部工人化”为口号改造各级党组织。这是李立三去广东前，瞿秋白中央交给他的基本工作方针。　　李立三接受中央委派后，携着妻子李崇善，化装成一位富商，于12月20日抵达香港。当天晚上就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临时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广东各项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李立三于21日写信报告中央：省委认为中央指示的“广州暴动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而不是最后一幕”非常正确。因此，除了暴动没有出路。省委反对任何失败观念。鉴于原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中已牺牲，此时在港只有一名省委书记，因此，会议决定暂时增加3人，以张善铭代理省委书记(另二人不详)，李立三则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常委指导省委工作，俟1928年1月1日召集省委全体会议时再行改组。这是李立三到香港后，以广东省委名义向中央写的第一个报告。　　22日，广东省委就东江暴动总策略致信东委，指示他们即刻执行由海陆丰扩大到全东江割据的计划，向惠州发展转向海陆丰周围蔓延……并派大批海陆丰农民到各县去指导、帮助农民暴动。同时指示，海陆丰政权对小商人要采取和缓政策，等等。　　广州起义失败后，敌人在广州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在此紧急关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干部和工人赤卫队员，纷纷逃到香港。他们由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一直在广州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陷于反革命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亲眼看到了同志被杀的惨状。因此，他们对起义的指挥机关有很大的意见，纷纷找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有的甚至说他们被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当做傻瓜，受了愚弄。李立三到香港后，很快就陷于这些脱险同志的包围之中，反复听到同志们的倾诉，也了解了很多情况。所以，在李立三到达香港一星期后，即12月28日，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任务的报告”。　　这个报告首先分十二个方面报告了“现在各方的情形”， 说在反革命疯狂反扑下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党的“指导机关大多数还是旧的知识分子，七个巡视员没有一个是工人同志……执行起来便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方法。”“全是一种旧的军事投机，命令农军去打，群众全未起来。”李立三在谈到现在的策略和今后的工作时根据中央11月会议精神强调“现在广东客观的情形，革命仍是高潮，所以决定继续暴动之策略。”但是在具体工作部署上，显然是吸取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他提出“第一步在西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报告在谈到广州暴动的问题时提出了4点批评：　　1．暴动时不但未尽力发动群众并且阻止煽动群众的工作，因恐加紧军事当局的注意，破坏暴动的计划。因此，可以看出这次还是单以军队做中心，还不是真正群众的暴动。　　2．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在暴动时一切当时的军事、政治领袖都在东山，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当时指挥机关不肯发兵去东山，以为抓到政权便够了。　　3．全未执行没收一切政府及反动派财产的政策，(我们)抓住广州政权，但总指挥机关几乎没有买菜钱。　　4．退走时极为慌乱，全未通知各处(除教导团外)，许多负责同志都不知道，工人更不用说，所以反革命军队到了，赤卫队未退出街市，因此被杀者达数千人之多。　　李立三对广州暴动提出的这几点批评，反映了一部分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实际情况，表现了他敢说真话的特色。　　1928年1月1日至5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广东省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李立三作了政治报告，黄平作了广州暴动问题的报告。一些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由于对广州起义指挥机关的不满，会议一开始就对具体指挥起义的同志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指责。罗登贤、沈青、王强亚等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认为暴动委员会的二把手黄平应对导致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最重大的责任。要他对张太雷的牺牲负责，对在撤退时没有计划、没有设法通知各负责同志，造成重大牺牲负责。有人甚至提出要枪毙黄平。　　李立三作为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没有冷静地引导大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陷于这种偏激情绪之中，所以通过了《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首先肯定了“暴动的意义”“是代表全国工农群众革命的情绪，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一幕。”“此次暴动，表现工人阶级伟大的力量”，“居然在几点钟内，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占据一切军政财政机关”，“必然使全省全国的工农群众都增加了不少自信心和勇气，更加兴奋起来为推翻统治阶级政权而争斗。”“使工人阶级在农民群众的影响更加扩大，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更加巩固。”但是，这个决议在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时，用了大量的篇幅追究暴动最高指导机关的责任，指责“当时指导机关完全是军事投机的方法，如偏重军事，不注意发动群众，不注意党的组织等”。决议最后仿照中央11月扩大会议的做法，执行“政治纪律”，对起义领导人黄平、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叶挺、徐光英、雷荣朴等9人，分别给予开除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　　会议还通过了《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决议案》，提出了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农村领导农民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继续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9)　　会议最后选出了新的省委，由李立三任书记　　常委：李立三、张善铭、李源、沈青、罗登贤、王强亚、黄谦。　　军委：张善铭(1月中旬，张善铭调任江北特委书记，军委由李立三代理)　　中共广东省委将1月1日至5日全体会议讨论广州起义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详细报告了“此次会议中，广州暴动问题成了讨论中心，费时最久……到会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很严格的批评，一扫过去党内敷衍情面的状态，结果因当时指导机关负责同志犯了莫大错误，都予以严重的处分”等情况。其中有6名省委委员、中央委员的处分，请中央批准。另外，有“许多重大问题……由××(即沈宝同)同志面述。”　　会议决定，派沈宝同携带文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会后，调整和健全了各地特(市)委组织，还先后成立了潮梅特委、江门市委和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特委，使各地的党组织得以恢复重建起来。　　四、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与中央的意见分歧　　差不多在同时，1月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总结了广州暴动问题，并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这份文件指出：“广州苏维埃存在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中国新兴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　　1月4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指出：“广州暴动是全省总暴动的开始，广州失陷，全省总暴动的进行当益 。”要求李立三迅速开展全省的暴动。指出“在各县暴动的先后发动期中，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扩大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中央认为现时海陆丰宜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除掉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进行和布置深入海陆丰工农兵群众外，”还应“东向惠来、普宁，北向兴宁、五华，西向紫金、惠州，谋广宽的发展。”　　1月5日，广州起义失败后退散出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迅速开赴集结到达海陆丰地区，县城举行了数万人的欢迎大会，彭湃发表了演说。　　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广东省委的信。根据时间推断，中央的信发出之时，肯定还没有收到或看到李立三领导的新广东省委于1月1日全体会议所做的决定。中央的信指示说：“中央根据国际代表自广州参加暴动回来的报告，通过了一个议案大纲，现在这个大纲特发给各级党部讨论。惟有一声明：根据广州暴动事实，中央、广东省委以及各级党部均保留一个批评权，因为国际代表所根据的事实不是全部，因此，中央极望省委速将广州暴动的材料及省委扩大会议结论寄来中央，以便作决议的补充。”这封信针对李立三12月28日报告中关于农民起义包围广州的设想，强调中心城市和工人起义的重要性，说“广州市的恢复工作十二分重要，省委须以全力促其成，没有广州工人暴动的再起，广东全省暴动是汇合不起来的。”很明显，这表明当时党中央有些“担心”李立三要离开“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了。　　1月上旬，广东省委就省委会议连着发了两个通告。第一号是向全省党员通告省委会议的经过，指出省委在领导这次暴动中，在策略上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即是军事投机，只看见军队、农军、土匪等武装力量，没有看见群众力量，并提出改造党：一是增加工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来，改变知识分子包办；二是实现党内民主，决定在1月15日前各县须彻底改组，从支部一直到县委。第二号通告是将省委全体会议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和讨论经过印发全党，要求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了解其意义和教训，并在工农群众中宣传，要求讨论省委决议，无论同意或反对，均可写成文章在省委通讯上发表。　　1月16日，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临时中央政治局1月3日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对中央指出的暴动指导思想及暴动的领导问题，逐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充分反映了李立三不随波逐流，心怀坦荡，敢于追求真理的品质和性格。　　广东省委的决议案指出：中央“这个决议对于暴动前的经过及事前的准备，描写得非常之好。可惜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描写，必然是得出不正确的报告。这样一来，使我们得不出正确的教训。现在把(中央)这个决议案不合事实的地方(关系重大的)简单地指出如下：　　1．(中央决议说)“阶级斗争的最大的激烈已经成了事实”。(真实情况是)在当时暴动的广州，工人群众的一小部分虽然经过几次激烈的斗争，但是已被反动派压迫下去，以致使指导机关改变原定计划，“以军队为暴动的主力”。　　2．(中央决议说)“赤卫队是极端严密的纪律，按连的组织”。(真实情况是)实在没有这样好，甚至到作战时几乎无法指挥。　　3．(关于)苏维埃的选举，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实，人民委员七人，完全是党指定的，并没有一个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参加。　　4．(中央决议说)“共产党能够调动这样广大的群众”。(真实情况是)当时参加暴动的群众实在不广大，自始至终恐不过一两万人。　　5．(中央决议说)“共产党委员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口号”。(真实情况是)假使我们有这样好的工作，环绕广州各县的农民群众便可广大起来拥护广州暴动，可惜事实上反革命军队围击广州时，没有受到农民一点阻碍。　　6．(中央决议说)“在暴动前一天……命令传单等印出了七百万份”。(真实情况是)命令没有印过，发出传单日报等至多不过十万份。　　7．(中央决议说)“签字并公布苏维埃一切命令”和“平民行政委员会中有许多普通的工人及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真实情况是)这件事完全没有。　　8．(中央决议说)“新组织的赤卫军很快的……便能使用最近代的军事机械，大炮机枪”。(真实情况是)事实上赤卫队不单是不能打机关枪、大炮，甚至在作战时后面开枪打自己的兵士。　　9．(中央决议说)“广州苏维埃还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国民党的存在”。(真实情况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命令。　　10．(中央决议说)“尤其可注意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真实情况是)广州团的作用很弱，同时党团的关系不好，在这次暴动，团全没有计划的准备。　　11．(中央决议说)“对于工人阶级、农民、兵士公布命令……”。(真实情况是)只在宣言中写出，没有公布命令。　　12．(中央决议说)“苏维埃政府宣布承认中华总工会系统下的工会为惟一的工会组织……”。(真实情况是)不但没有命令公布，并且在宣言中都没有说过。　　13．(中央决议说)“赤军与白军的作战，工人群众热烈参加”。(真实情况是)参加作战的只是赤卫队，工人群众不但没有参加作战，甚至到群众大会的，只有四五万人。　　14．(中央决议说)“居民中谁也没有帮助白军作战……”。(真实情况是)除掉机器工会的工人外，还有广东总工会及革命工人联合会也有很多帮助白军的。　　15．(中央决议说)“虽然暴动的时候立刻有几千农民参加”。(真实情况是)实际上只有几百人没有到一千人。　　16．(中央决议说)“赤军突围而退的行动，有充分的计划”。(真实情况是)实际上退却时不但没有充分计划，简直连退却的决定都没有。退却命令还是徐光英同志自己下的(以至许多负责同志和工人赤卫队，完全不知道，而做成重大的牺牲)。　　以上指出的(只)不过(是)关系重大的几点，其余……不必一一叙述了。　　关于失败的原因，(中央的决议)多推在客观的方面(并且还有一些不合当时的事实)……对于指挥机关的错误，说得非常之模糊……没有给我们一点正确的教训。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10)　　李立三要求中央依照“广东省全体会议对于暴动决议案(加以)修正，因为(广东)这个决议案，是从多数参加这次广州暴动的同志所发表的意见和经过事实的报告的结晶。假使我们不将这次宝贵的教训给各地党部作今后的方针，我们仍将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将我们的错误掩饰，不向群众宣布，更不是一个布尔塞维克党应有的事。”　　李立三还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不能接受中央的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结论。李立三认为，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与当时的事实不符，把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他提议中央应根据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案重新进行讨论修改。如已发出，即须更改。并要求中央向共产国际建议惩罚指导广州起义的国际代表。“因为(他)一方面在暴动时在指导上既犯了很大的错误，另一方面(他)虚报中央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　　1月16日夜，广东省委给中央报告，决定再派罗登贤(省委常委)、黄平前来报告广州暴动和省委全体会议经过以及对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意见。　　就在广东省委讨论中央1月3日决议的同一天(16日)，在上海的党中央听取了广东省委派去中央报告工作的沈宝同的汇报，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对广东省委会议的决议大为不满，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广东省委的信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　　18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同时发表了《告广东同志书》，指出省委决议有两个根本错误：一是省委狭义地接受了广州一部分同志在失败后一时激愤的影响，轻轻地将省委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时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二是对于12月11日广州暴动没有一个很肯定它是正确而且对的回答，反转有一个极其动摇的回答。还指出省委关于暴动没有发动群众、军事投机、群众不知道暴动的意义，不竭全力拥护暴动等几个论断，完全不合当时的实际。批评广东省委“暗淡了这一暴动在全世界殖民地反抗运动中，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以及它给予全中国工农群众直接行动起来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个信号。”最后还指出省委决议的政治纪律“根本不能成立”。批评广东省委“这一决议案还不能满足广东今日全省预备的发动暴动的需要。”　　1月21日、22日，罗登贤、黄平代表广东省委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广州起义的情况。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听取了汇报，看到省委1月16日的决议和李立三的报告，对李立三在广东的工作大为不满，当即作出决定：邓中夏去广东代理广东省委书记，准备2月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执行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责成李立三于邓中夏到后即来中央“面谈一切”。　　1月23日，李立三领导的广东省委，不得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对参加广州暴动决议案》，重新评价广州暴动的意义，同时总结暴动失败存在的问题。　　1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并转全体同志，中央不同意省委对广州暴动的结论，指出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决议案》的错误；同时介绍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主要精神，并指出广州暴动主观上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广东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　　同日，中共中央还致信李立三，令其回上海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解决关于广州起义决议案问题的分歧，并派邓中夏前往香港，代理李立三的省委书记工作。　　26日，中共中央就《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发出第35号通告。将中央1月18日、25日致广东省委信的精神通告全党，指出应“终止一切与中央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传播，以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2月3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决定：贺昌到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派罗登贤任省委书记，万前任宣传，永炽任组织，陈郁任工委。登贤抵港接任后，贺昌即来中央。　　邓中夏根据中央的决定约于2月7日或8日到达香港。　　2月9日，邓中夏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邓中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对省委意见的答复。李立三、吴毅、黄钊、叶耀球、恽代英、聂荣臻、沈宝同、张善铭、罗登贤、炳辉、李源、王强亚、黄谦、海筹等人出席。在瞿秋白中央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尽管拥护中央决议，但仍坚持省委原来的意见。但李立三在发言中不得不对省委与中央意见的分歧，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对省委决议我是负最大责任的一个。”他还说：“我以为广州暴动问题，再不必耽搁很久的时间讨论，因为目前广东革命形势异常紧张，我们不能用很多时间花在这里讨论。加紧工作，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广州暴动能使同志明了根本意义便满足了。”　　会后，李立三约于2月10日动身赴沪，于2月15日或16日抵达上海。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11)　　五、从上海再回广东　　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李立三离开香港后的2月20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代理书记邓中夏及常委罗登贤、王强亚、黄谦4人被捕。中央获悉此消息后又作出决定，让李立三仍回广东任省委书记，补陈郁、黄焯、黄钊，连同张善铭、沈青组织新的常委，继续执行一切工作。并要求于27日将一切情形向中央作汇报。　　24日，李立三由上海赶回香港，不得不又一次去做善后工作，“一切均需从头做起”，重建广东省委。他一方面多方设法把邓中夏等三人(黄谦除外)营救出来，一方面全面恢复省委工作。新组成的省委常委会是：　　书记：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张善铭、李源、沈青、陈郁、黄焯、黄钊。　　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作出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的补充》，并以《中央通告》第35号文件发出，批评广东省委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激愤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了。《通告》重申了中央1月3日决议的基本看法和各项决定的正确性。同时也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在六个方面对中央决议中不尽符合事实的部分作了补充。　　至此，李立三与中央的分歧得到解决，在工作中坚决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部署在全省举行暴动。　　27日，李立三主持召开新的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省委即须执行的具体工作》决议案。除了对党的组织、宣传、职工运动、兵士、军委等工作进行整顿外，对广州、西江、南路、北江、东江、潮海、琼崖等地区的工作都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各项工作“略有头绪”之后，李立三比中央的要求(要求27日)晚了两天，于29日向党中央写了《张李军阀战争结束后的政治状况与暴动发展情形》的报告，把他从中央回香港的工作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