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反动派经精心策划，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搞了一个捣毁总工会、杀害李立三的行动。　　8月22日下午，李立三正在工会办公时，突然闯进来一个被总工会开除的流氓工贼——周仲华，不由分说上前缠住李立三，一边假惺惺地表示对自己的过错“悔改”，一边却不断地朝外张望，像在等什么人。李立三警惕地发觉势头不对，即托词招呼刚到上海担任总工会总务主任的刘少奇(一般人不认识他)一起往外走。刚到门口，李立三突想到总工会有大批待发救济款需要保护，就要刘少奇赶紧去调集工人纠察队来保护总工会，并报告党中央。他则立即返回，赶紧要会计把保险柜锁好。就在这时，共约200人的流氓打手，手持手枪、刀斧、棍棒气势汹汹从前门打进来了！逢人便打，遇物就砸。李立三想从后门逃出，由于锁头生锈，未能启开(其实，后门外早有许多打手埋伏，李立三若从后门出来，必遭暗算)。于是，在两个工人的掩护下，又赶紧上楼，从屋顶气窗爬出去，在屋脊上跑过两栋房子，下到了一户工人家里。屋里一位老奶奶一看是李立三，赶紧把他锁到阁楼里藏了起来。由此李立三躲过了一劫。　　上海总工会被捣后，北京各界250多个团体在北京召开了“对英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对上海总工会进行声援。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之路》1925年9月2日载：为了通过全国农工商学会的各界大联合，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促成全国的统一。必要武力在人民手中，政府是统一的人民的政府，从此全国各界同心合力以与帝国主义者抗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一个月前就发起在北京召集一个全国工商学界代表联席会议。提议发出后，各地的工商学各团体纷纷发电来赞成。上海工商学会已派代表到北京筹备……只待各省都派代表来京，马上便开会。但北京政府严禁罢工，故天津工会代表已经离京。　　这里所说的上海工商学会已到京之代表就是李立三。　　原来李立三免遭不测后，党中央于8月27日随即派他到北京，为促使北京政府颁布工会条例并给上海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哪知他一到北京住进长安饭店，就有大批密探跟踪监视，特务几次去抓他，他都侥幸从后门跑了出去。李立三不能从事任何活动，且对北京的地下工作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李大钊只好派李葆华设法保护李立三又秘密回到了上海。　　此后不久，统治上海的奉系军阀邢士廉发出封闭上海总工会命令，并通缉李立三。为掩护李立三，上海总工会宣称：李立三因病住院。上海反动当局勾结租界巡捕，搜查了所有医院，一无所获。其实，李立三就住在成都路上戴立夫家里。戴是前清官僚，参加过辛亥革命，同共产党关系密切。大搜捕一过，9月21日，李立三在工人的掩护下，带着夫人李一纯，化妆登上了去武汉的外国轮船。　　李立三成功地到达了武汉，哪知武汉的吴佩孚政权也得到了消息，便雇佣了会“飞檐走壁”的江湖刺客来刺杀自己。刺客跟踪李立三，却见李立三日夜都是跟一些穷苦劳工在一起，知他是个正义好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动，便将吴佩孚要自己刺杀他的阴谋相告，使李立三得以迅速转移。那刺客也很聪明，为骗吴佩孚，就编了一个李立三已被刺死的谎言，吴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报上公布这一消息。报上这么一登，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害了，无不悲痛，纷纷举行追悼会，追悼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　　于是，这就成了李立三一生中第二次被“追悼”。　　九、由莫斯科到广州　　担任着第四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的李立三，同时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准备前往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5年10月下旬，李立三、李一纯夫妇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在翻译沈泽民陪同下，乘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会议召开之前，即1926年2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李立三、蔡和森等中共代表团，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会议于2月17日至3月15日举行。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五卅”后开始的阶级对抗。李立三受邀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五卅运动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详细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李立三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9)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工人在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罢工，已成为中国人民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的转折点。中国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军阀的衰败、分化和崩溃的过程。”在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时，《决议》说，中国革命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另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两种趋向现在正为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革命的前途取决于哪种趋向占上风，它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可能是非资产阶级的。会议结束后几天，就发生了“三二○”中山舰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这次会议的估价和推测总体上是正确的。　　此时，李立三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李立三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国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但李立三婉言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做出的善意安排，仍主动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夫妇和蔡和森夫妇，这两对同是“革命伴侣”的婚姻关系不约而同双双发生了裂变，李立三只得只身乘轮船于1926年4月回到广州，蔡和森则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向警予、李一纯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的情况是，蔡和森最终与李一纯在莫斯科结婚，并于1927年3月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以及谭平山等取道广州、长沙，抵达武汉。而向警予也于1927年初回国，1928年3月20日在武汉被叛徒宋岳林指认后被捕，当年5月1日，向警予被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在武昌昙华林。　　李立三回到广州后，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劳大的筹备工作。　　此时，广州处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原准备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一起召开。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26年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精神，深入发展工农运动，以准备和支持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使北伐战争建立在工农联合的基础上，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由于没有能够把北方各省的农民代表集中来广州，故取消了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改为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联合召开。　　这次会议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的可以统计的400多个工会组织的124万人，有英、俄、法、德、美、日等国家的工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工运经验，进一步组织领导全国工人阶级迎接北伐战争开始后全国革命的新局面。　　由于李立三刚从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归来，加上他领导安源罢工和五卅运动所形成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会领导成员之一。在4月30日上午的预备会上，他与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陶作然、许世光、郭笔俊、肖贰敏、袁福青、郑绍山、王亚章、张春奇、冯敬、卢星三、叶章等14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　　会议于5月1日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大礼堂开幕。　　5月3日上午9时，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在大会上报告了“世界工会运动状况”。　　5月4日下午，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又在大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土豪破坏工人组织工会之阴谋，其手段主要有：①凡各工厂与某一种职业当中，限令工人仅可组织一个工会，而且不能联络其他工会，而妨碍工人势力集中；②资本家教给工人以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使各地工人不相联络，而相互打击；③利用工程工钱多少以识别工人，若工程工钱多者则收置之，少者则压迫之；④愚弄工人，以信教不同之分，使各自组织各教之工会，以分散工人联合势力；⑤资本家时令其走狗职员混入工人组织中，以弄乱之，若其中有奋斗工人分子，则开除之。因此，李立三指出，今日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军阀摧残，非我们工农大联合不能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农工是国民革命的最革命的分子，我们今后应负起责任起来，才可得我们农工永久的解放。　　李立三向大会作的两个报告，极大鼓舞了与会代表的革命热情，在5月5日上午的大会上，两大会联合通过了“对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一、大会对于赤色职工国际所取的政策和方略，认为完全满意。大会誓继续竭诚拥护赤色职工国际所定的一切政策，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作最后之决战。二、大会承认赤色职工国际所决定之‘统一职工运动’政策，尤为目前世界职工运动所需要；同时大会对于改良派的黄色国际领袖骗卖工人阶级分裂工人运动之所为，深为愤恨，愿揭破其假面具，而尽力推倒之……形成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三、工人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势力，农民群众更是工人群众相依为命的友军，职工国际所指示“工农联合”之政策，确为目前中国革命工作之惟一出路。大会愿一致为“工农联合”而奋斗，为共同利益而奋斗，以达最后的解放。　　5月6日下午3时，李立三又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报告了“上海职工运动情形”。　　5月10日，李立三主持第14次会议，讨论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重要问题。　　同日，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表示他对工农群众的支持，以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在学校召开欢迎会。除了邀请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参加外，还有其他各界代表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他说，工农为革命主力军，极希望监督军队，指挥军队，使武力成为民众武力。各界代表8人先后发言，不少人的发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颂扬了蒋介石，说他是“我们的领袖”，要求他“指示和领导我们”，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惟有工界代表李立三在致词中没有一句这样的话。他代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答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欢迎的盛意。”李立三根据劳动大会《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的精神，指出：“全国的民众很希望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仅希望而已，并且全国民众都已准备着帮助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李立三这个与众不同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士的注意，特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个27岁的工运领袖不买他的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1926年9月19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北伐途径湖南醴陵时，想起这是李立三的家乡，特在他的专车上约见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表示关怀和尊敬，想以此来笼络和影响对他不敬的这个年轻共产党员。这是后话。　　5月11日下午，李立三在第15次大会上还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　　这个报告第一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工运的经验，对于罢工的意义、罢工战术的重要性、罢工的时机、罢工的准备、罢工战术注意之点、防止破坏和谈判策略、罢工后的工作等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0)　　如在罢工的意义问题上，他强调了正确处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关系。他指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每一次罢工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是政治上的解放”，“工人阶级经济要求的扩大，才能增加对于政治斗争要求的勇敢和兴趣，所以必须如此，才能使罢工的意义更加扩大。”　　关于罢工战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罢工是工人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武器的一个……并且是最严重最要紧的，用得好的时候可以战胜敌人，用得不好的时候可以自杀。”“作罢工的决定，必须对主客观形势有明了的观察，决不可冒昧从事。”　　关于罢工的准备，他强调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准备，要有能够鼓起群众热情的煽动口号，这些口号“要切实，要简单，要有刺激性，要是群众要喊的，是社会同情的”。　　关于罢工战术，他列举了22种，还叙述了敌人通常使用的破坏罢工的7种方法，提请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予以极大的注意。强调领导罢工既不要恐慌、畏缩和后退，也不要轻举妄动。　　会议根据李立三的这一报告，作出了《关于罢工战术的决议案》，对当时和今后正在高涨的工人运动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14日上午11时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推举苏兆征为临时主席、选举苏兆征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选举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朱少连、刘文嵩、项英、陆枝等为常务委员。　　新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于16日下午1时开第一次会议，苏兆征主持，推定刘少奇任秘书部长，李立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总党团，任命李立三为第一任全总党团书记。从此，李立三成为全总的实际上的主要领导者。　　李立三在广州期间，还多次去香港罢工委员会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香港工人的英勇斗争。　　当时，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于5月3日在广州开学，学员人数327人。李立三应毛泽东之邀前去讲授了《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两门课程，长达17小时，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十、再返上海重启工运　　1926年6月27日，上海总工会又被上海警厅再次封闭，上海的工人运动遇到新的困难。党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又把李立三调去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要他去尽快改变上海工人运动的被动局面。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并领导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匆忙离开广州，再次赶赴上海。　　到达上海后，李立三经过艰苦的工作，首先从组织领导上大力加强了上海工运的核心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于当年7月11日主持召开了由各产业工会的132名代表(代表有组织的工人20万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31人，在16日召开的执委会上，李立三、孔伯立、张佐臣、李伯之、叶大公等7人被推举为常委，李立三继续任委员长。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一份宣言。“宣言”对如何重启上海工运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分析了上海工人阶级当前状况及革命要求。如，“宣言”分析出目前上海工人的总要求有11条：　　1．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15元；　　2．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3．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4．星期日，工资照给；　　5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6．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7．规定因工作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8．工人在疾病时厂方需负责医治并需给发半数以上工资；　　9．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息，工资照发；　　10．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11．工厂设备之改良，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有了组织保障，加上斗争策略明确，在李立三领导下，上海的工运很快再次出现新局面。上海的工运形势，也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海的罢工斗争，已经从单独的工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同盟罢工。　　针对新的形势，李立三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适时提出，把工人之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上来，以此更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可谓风起云涌，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罢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6至8月共发生罢工112次，参加罢工的工厂275家，累计人数达20万人。而且罢工的面非常广泛，有产业工人，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甚至连过去不曾参加五卅运动的闸北35家丝厂女工也参加了同盟罢工。斗争的内容也从改善生活待遇等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要求享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压迫等政治斗争。　　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节节胜利。8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尽力参加北伐或反吴的工作”。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李成(李立三)、项英5人组成，以何松林为书记，尹宽等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从当年施英在《六论上海的罢工潮》一文中所写，就可清楚地看到上海工人当时的罢工情形：　　经过两个半月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　　从本月(8月)20日起，上海小纱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最近发生的日本人在日船‘万里丸’号上秘密杀害陈阿棠案；二是日本资本家在日华纱厂用电网害死中国工人郝霍卿以及内外棉日籍职员压迫中国工人等事件，举行了政治性总同盟罢工。这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参加者13400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万人以上。再观察各区域日厂的形势，三、五日内均不免动摇，并且不限于纱业范围，而将扩大到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的各种企业。　　这次总同盟罢工持续了28天，只是由于北伐战争顺利发展，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才结束了这次罢工。　　在6月至9月的上海工人罢工高潮中，上海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工会组织得到了发展，广大工人经受了锻炼，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北伐军于9月7日占领汉阳兵工厂、汉阳县，8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抵达武昌城。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立即离开上海赶到武汉，再次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建立起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管辖区域的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1)　　在大革命中心的武汉，李立三“导演”了　　一出群众收回英租界的威武活剧；　　　他还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　　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首次见到美国著名女作家路易斯·斯特朗　　一、再度工作在武汉　　白云黄鹤，千载悠悠。　　武汉，是李立三曾两度工作，并作为他的重要政治舞台，曾留下了重要活动足迹的地方。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1926年时期的武汉，已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9月中旬，李立三抵达汉口，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在友益街2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项英任宣传部主任，刘文松为组织部主任。办事处直接领导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代行了全国总工会的职权。　　9月20日，李立三即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他向大家讲了工会的组织原则及总工会指导各工会的工作方针。当即选定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全国总工会2人，武汉工人代表会4人，各工会当场推定9人，共15人成立起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在李立三的提议后，当即决定出版《工人导报》按日发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湖北省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导报》于11月在武汉创刊，先为5日刊。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经常为该刊写稿。　　10月1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的指导下，湖北省总工会筹委会，在宁波会馆召开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李立三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选出向忠发为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桥石三个办事处。建立起工人纠察队，由蒋先云任总队长兼教练。　　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总工会在武昌和汉口两处分别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亲自担任了《罢工战术》、《苏俄状况》、《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势》、《国际职工运动》等6门课程。　　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阵线内潜伏着的危机日益严重，窃取国民政府很大权力的蒋介石，已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权力在北伐战争中日益增大，形成了个人军事独裁。形势的发展，也引起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惧和仇恨，纷纷支持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　　面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192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彭述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主任)、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委员)、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区委书记)、李维汉(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毛泽东(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董必武(湖北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项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等人。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毛泽东都是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赶来的，李维汉是从湖南来的，其他人当时均在武汉。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国共关系问题。陈独秀到汉口见到李立三等人，第一次谈话就说武汉工人运动过火，工人经济要求过高，把小资产阶级吓跑了。说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伙和店东是小资产阶级内部斗争，共产党不应专门帮助店员。李立三和其他同志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会议在陈独秀领导下做出了一系列右倾的错误的决议。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曾经写道：　　会上陈独秀作报告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他责备武汉工人搞得“过火”，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想退出统一战线。他提出“反对过火”的口号，要求我们这些工运干部搞好所谓“工会革命纪律”，并迫使工人服从。实际上，当时武汉工人刚刚抬起头来，恢复斗志和士气，共产党的任务当然不是去阻碍工人斗争、给他当头一棒、打消工人的士气，而是要发动工人挺身而斗，使工运向前发展，让工人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加强组织性，为今后重大革命举措做好准备。陈独秀的讲话实际上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资产阶级一直在谴责和诬蔑工人，唆使国民党领导反对共产党，这是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控制工人的一种手法。我们对陈独秀给以应有的反驳。中央全会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会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中央机构当时也设在那里。项英、张国焘(他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和我等几个中央委员留下来领导汉口的工作。　　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湖北区委兼武汉地委，统一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作，李立三被指定参加区委兼地委，与刘少奇、项英等组成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党团，担任党团书记，主抓总工会的工作。　　二、李立三指挥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始末　　在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群众同仇敌忾，一举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行动。它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不畏任何强权、不惧任何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这一事件在许多历史教科书上都能见到，可惟独在叙述由谁指挥和领导了这一行动时却语焉不详。　　事实上，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的“总导演”，正是李立三。　　之一、事 件 的 起 因　　在大革命的洪流风起云涌之际，英帝国主义充当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急先锋。它是“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凶手，又一手制造过“万县惨案”、天津大逮捕等等事件，因而激起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北伐，直指武汉。北伐军抵达长江流域，首先遇到的又是英帝国主义的阻挠。它先是极力促成直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援北压南”，共同对付北伐军。及至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英帝国主义竟以军粮援助困守武昌城的吴佩孚所属部队，助长守军挟城以战长达40多天，造成震惊三镇的“武昌城关”事件，全城百姓几乎饿死。因此，中共《向导》刊物对当时的时局评论说：“武汉的决斗，乃是革命的中国与侵略的英国之决斗。”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吴佩孚在武汉的统治土崩瓦解，也给英帝国主义以沉痛打击。英租界当局如临大敌，在租界边沿、特别是靠近江汉关一带设置电网，用沙包筑街垒，由海军陆战队守备，还组织英国侨民义勇队巡逻。一些吴佩孚的余党躲进英租界，造谣滋事，待机而起。所以，国民革命军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临时会议(简称“临时联席会议”，一般称为“武汉临时政府”，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指出：“租界已成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即革命的陷阱。”　　1926年12月26日，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福光轮在汉口下游团风江面撞沉华商既济公司神电号客轮，400余中国乘客惨遭不幸。噩耗传来，群情激愤。当日，总工会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有20万市民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他在发表的演讲中，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发表了宣言，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宣布：“汉口农工商学全体市民，一致决议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　　由此可见，收回租界的要求，正是由李立三领导的工会率先提出的。　　相隔不到10天，即1927年1月3日，武汉又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仍是大会总指挥。大会通过4项反英反奉决议，然后散会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在陆续通过英租界时，无一例外地高呼反英口号，群情激愤。当日下午，一帮英国水兵上岸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干涉群众集会，从而引发冲突，英水兵杀死和杀伤群众几十人，造成了“一·三”惨案。这终于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连日自发地同英国水兵和巡捕进行格斗，到处冲突，使英租界陷于极大混乱中，英殖民当局被迫下令把水兵撤走。但此并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第二天，以湖北省总工会为首的各社会团体代表，联名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惩凶、赔偿、道歉、撤军和收回英租界等8项要求，要政府执行。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2)　　之二、最后通牒　　苏联驻华顾问团的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武汉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只有湖北全省总工会奋勇当先，领导这个运动。次日，专门印发的传单上列举了一些要求，向英国当局提出：取消治外法权，英国今后不得再在租界驻军，不应由英国巡捕而应由中国警察维持租界秩序，英国义勇队应予解除武装，沙袋和铁丝网应予撤除，中国人可在租界举行集会游行，英国军事法庭应撤离汉口等项。　　“一·三”惨案发生之时，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项英、许白昊、向忠发等闻讯，当即亲赴现场视察，立即召开了以工人代表为中心的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各人民团体和各界同胞，声讨英国水兵的暴行，决心领导全省有组织的30万工人兄弟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向英国驻汉总领事交涉。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苏联向共产国际写的《自述》中曾经写道：　　当时，“大约20名英国水手被几千名工人团团包围，截断了逃回战舰的退路。英国水手端起枪支准备开火，局势一触即发。我们闻讯赶到冲突现场，看到国民党和政府要员爬到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号召群众解散，但工人们不予理睬。于是许白昊同志和我上台发言，向工人宣布省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全权负责处理这一事件、要求英国领事严惩肇事者、对受害者予以赔偿。人群中有人喊出：‘我们要收回租界！’大家纷纷高呼‘收回租界！’‘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热烈鼓掌，而后逐渐解散。当晚我们召集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提出‘反对英国水手殴打中国工人’、‘还我租界’等口号。”　　与此同时，苏联驻华顾问鲍罗廷连夜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会议商讨对策，就事态发展和英政府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抉择，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会议决定：　　(1)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会示威，坚决抗击英政府的挑衅行为；　　(2)支持国民政府对英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废除英政府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派军队进入英租界保护我国居民；　　(3)由区委宣传部负责成立一研究国际法约的小组，收集中英关系和有关租约的历史资料，为扩大反英宣传批驳帝国主义的种种谰言做好准备；　　(4)通过鲍罗廷和中共代表团对国民政府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施加影响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会议指定李立三担任游行总指挥。　　晚上9点，李立三立即在新世界大舞台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向到会群众详细报告了英国水兵行凶的详情和经工农商学联席会议通过的“八项条件”，并向英方发出“最后通牒”，限英方在72小时内作出答复。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和孙科、蒋作宝亦代表党政机关讲话。直到深夜十一二点群众才从江岸散开。但是，英租界仍旧像是经过一场战斗夺下的堡垒。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在租界入口处警戒，持枪备棍的工人纠察队在各条街道巡逻，篝火在燃烧。　　临时联席会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当天又开会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和卫戍总司令部汉口办事处一名处长，组成“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英租界行政事宜。当即发出布告：“照得一月三日，英国水兵登陆，惨伤华人，民气激昂，众怒沸腾，英租界当局无法办理，当经本部长(即外交部长陈友仁)严重交涉，令其撤退水兵，并于昨日起，由国民政府派军警入界保护，始得维持秩序。本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议决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主持英租界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所有界内中外居民生命财产，概由国民政府完全保护。凡我民众，务各协助政府，维持公共安宁秩序。为此布告，仰中外人士一体知悉。此布。”　　之三、占领租界　　4日晚，中共中央临委开会，讨论是否由群众去占领英租界的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还是决定进入租界。于是，5日在总工会领导下，由李立三担任总指挥，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武汉三镇各界同胞广泛开展反英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声势浩大。　　5日早上，工人纠察队隆重列队通过租界大小街道。中国士兵的岗哨很稀少，英美法三国兵舰在泊位上做好戒备。英租界的一切工农业活动都停止了。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打倒英国帝国主义》、《不要租界，友好团结万岁》等标语和传单。银行大门和领事馆围墙上也贴满了传单，一堆一堆的人群在那里围观。在画着英国人狼狈逃窜的漫画周围，哄笑声四起。　　原定下午2时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广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早晨就有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汉口一些团体万余名会员、群众，列队进入会场。12时许，即有400多团体，30万人以上到达，其时，大雨滂沱，天气很冷，群众却是热气腾腾，鹄立露天数小时。下午2时，由大会总指挥李立三宣布开会，会场上“拥护八项条件”、“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坚决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工会、农会代表发言，誓作政府的坚强后援。李立三按照中央临时委员会在头一天晚上的会议决议，理直气壮地宣布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准备组织示威群众进驻英租界，夺取更大的胜利。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大会还在进行当中时，张国焘代表临委，突然接连3次派人给李立三送去纸条，命令李立三不要指挥群众进入租界，说：“我们已做出今日游行不得经过英租界的决定，由你负责执行。”理由是：“以免引起帝国主义干涉”。　　而此时的群众，已是怒火熊熊，早已准备不顾一切冲进英租界示威。所以，大会演讲结束后，李立三带领30多万人游行出发，作为大会的总指挥，李立三不能不“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但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他又不能直接勒令游行队伍不准进入英租界，不得已只好临时改变游行路线，准备绕过英租界，并马上向各路游行队伍进行了宣布，同时还派出部分纠察队员走在前面引导队伍按指定路线前进，其余大部分纠察队员则在租界入口处布置，以防意外。但是，愤怒的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行进中自发地由济生三马路经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水塔一带)直下，冲进了英租界。英方顽固分子竟指使华籍巡捕用棍棒殴打群众，打伤10余人。这时，李立三也跟随群众队伍一同进入租界，他当即奋不顾身地指挥纠察队制伏了逞凶巡捕，包围占领了英国巡捕房和碉堡，拆除军事设施，驱逐了英国巡捕。这时，整个英租界内挤满了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码头工人、海员、人力车工人、棉花打包工人和店员，人山人海，反英口号响彻云霄。英国侨民不知所措，纷纷逃往停在江边的4艘英国轮船。英总领事馆被革命群众重重包围，总领事葛福形同瓮中之鳖，不得不打电话求武汉国民政府派兵保护。这一来，实际已造成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　　李立三在1940年向共产国际写的《自述》中写道：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3)　　第二天，武汉政府根据英国领事的要求向我们下令立即撤出工人纠察队。我们声明，纠察队撤走后，我们决不承担英租界内维持秩序和安定的责任。工人纠察队离开英租界大约两小时之后，武汉政府要员便给我们打电话说：“英国领事要求工人纠察队赶快回到租界”，原因是纠察队刚一离开英租界，群众又把领事馆和警察局包围起来，使英国领事不得不重新请求武汉政府派工人纠察队来并再也不要撤回。工人纠察队进入后，群众情绪又有所缓和，但英国警察再也不敢在街上露面，免得遭围攻殴打。英国领事被迫同意工人纠察队不仅担负起守卫领事馆的任务，也负责守卫所有行政大楼、邮政局、电报局等。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控制了英租界，中国群众成为租界的实际主人。　　苏联顾问团译员阿基莫娃也写道：　　我和别的同志一道去看夺回的租界。英国哨兵已撤除，在十字路口站岗的是工人纠察队。当看见我们时，他们脸上流露出胜利的微笑，把手中的棍棒摆向一边，学着军人的样子行礼。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再在街上露面。武汉人民群众的民族尊严感迅速苏醒，猛然勃发出来。过去，外国人拒不付工钱，动辄打骂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身受者自知外国人不好惹，只有忍气吞声。现在，一切都变了。中国人警告外国人不要忘记，在中国谁是主人，谁是客人？　　为配合和声援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在总工会领导下，1月6日，九江的工人市民也举行了罢工示威。这时，有一工贼运送粮食接济英舰，为工人纠察队所拘，英国水兵上前干涉，引起冲突。该水兵奔回英舰，向岸上发射炮弹两发，打死我工人1名，伤者无数。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九江人民的极大愤怒，数万群众冲入英租界，迫使英国水兵退回英军舰。武汉国民政府派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去九江。8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部对我收复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给予了支持，英国共产党号召英国人成立了“勿侵略中国委员会”，要求政府撤退驻华海军，不要干涉中国革命。英国劳工会致电英外交部，反对对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并准备在国会内外开展促使英国政府撤回驻华兵舰和军队的活动。形势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武力侵犯的企图，遂指令其驻华公使蓝普森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　　英方代表被迫同意在承认租界现状的基础上协商解决。1月底，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本可即行签字，但是，英帝国主义不顾武汉政府的多次抗议，不断从本国和印度等地派遣军队向上海集中。为此，陈友仁代表国民政府严正声明，若英国不停止运兵，我方即拒绝签字。最后迫使英国当局在1927年2月19日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口)案、浔(九江)案协定。协定规定，前汉口英租界的英国市政机关于3月15日解散，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中国市政局，属国民政府管辖。次日签订关于九江案协定，也作了类似规定。至此，历时66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耻辱史得以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鼓舞。　　三、李立三领导下的有声有色的武汉工人运动　　1927年1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否决了蒋介石企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主张，并且正式迁来武汉办公。蒋介石于是扣留了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于1月上旬，到武汉来观察情势。　　就在蒋介石从南昌来武汉的途中路过醴陵时，他特意派人把李立三的父亲请到他的专车上，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此事经大小报纸极力渲染，大肆宣传说“蒋总司令接见李老太爷”云云，意欲以此拉拢李立三和蒋先云(蒋先云参加安源罢工后去黄埔军校学习，在蒋介石军中任职；李立三的父亲是蒋先云的岳丈)。但李立三却丝毫不买蒋介石的账。　　1月15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在汉口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欢迎蒋总司令群众大会”，李立三担任大会总指挥。他发表长篇演说，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了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种种污蔑，表示了工人阶级坚决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李立三说：　　余谨代表150万工人感谢中央委员蒋总司令及各位革命领袖给予工人以平等自由解放之机会。武汉的工人早已认识国民革命的意义。自“二七”至现在，无时不参加革命，而且时刻想到如何在党的领导指导之下，任其工作。此种情形，各界同胞，当已觉察，但在此数月间，各界对于工人，不免有不满怀疑责难之处，我不能不藉此机会，略加说明：(一)工潮问题之发生，各界诸多未能谅解，因此引起同志及党的领袖之考虑，殊为不幸。然而，我敢说，武汉的工人，是为中国革命利益而奋斗，他们决不违反这个原理，有过分的希望。但是有几点事实，亦是要请大家谅解的：第一点，工人要能安心革命，生活上之困难，不能不要求减少。第二点，工人要参加革命，对于每日20小时工作时间，不能不要求缩短。第三点，工人要能自由参加革命工作，不能不要求改良待遇。在久被压迫状况之下的湖北工人，有此三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平情论之，当不为过。所以在以往一月之间，不断的发生工潮，亦即为此。所幸各界同胞，尤其是党部和商界同胞，时予吾人以指导与援助，致未发生重大问题。刻下此项情形，已经平稳的过去了。现在谨诚恳的报告我们的党及党的领袖，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工人和各界的关系，已经比从前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二)现在湖北工人，确能在党的指导之下，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向前奋斗……　　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立刻迁鄂，亲身指导我们，牺牲一切，与英帝国主义和残余军阀奋斗。　　李立三和其他各界代表的讲话，实际上指责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直接触及了蒋介石的痛处，使他十分狼狈。蒋介石在武汉活动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得恨恨地离开武汉。　　随着湖北省总工会的成立，武汉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到1926年12月，全市工会组织发展到274个，会员达39万多人，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子弟班、妇女班、工运讲习所均有较大发展。各大型厂矿工会也都办起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到1927年4月，工人学校发展到40所，入学工人达5000多人。武汉再次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4)　　1926年11月省总工会成立了工人宣传队，到1927年1月迅速发展到下设150个支队，1300多名队员，全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宣传网，工作效果很高。只要工会一声令下，宣传队立即出动宣传，几小时就能做到家喻户晓。特别是在“一·三惨案”、反击夏斗寅叛变斗争中，工人宣传队一马当先，揭露敌人，动员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1926年冬，省总工会又成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是李立三的妹夫蒋先云，初期有2000名队员，手持木棒。到1927年5月发展到5000多人，有枪2000多支。这支工人武装，在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在收回英租界和反击夏斗寅叛变的斗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建立工人纠察队的同时，一些工厂的青少年建立了劳动童子团。省总工会因势利导，成立了劳动童子团总队，下辖武昌、汉阳、桥石、汉口四个区联队，人数约一万人，他们颈上围着红色布巾，手拿木棒，配合工人纠察队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很好的作用。　　1月20日下午，李立三主持召集武汉各团体开会研究“二七”惨案纪念活动事项，并建立起筹备执委会。　　“二七”纪念大会之预备会，于2月6日在汉口市党部举行，决定：7日在江岸致祭，分10点、下午1点、3点3次进行。武昌洪山致祭，定在12点。指挥团在大会前分别开指挥会议。中央及政府委员，先到江岸后到洪山参祭。会议决定，由李立三担任汉口的总指挥。　　“二七”纪念大会江岸会场到会50多万人，开会时间延长至11时开始，由总指挥李立三司仪，各界代表演说，晚7时才散会。　　2月16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汉口举行，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热情赞颂了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说：“铁路工会，由京汉路开始组织，渐次普遍全国，中国军阀，向来薄视工人，目中并无工人，帝国主义知道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唆使其走狗军阀吴佩孚，压迫工人，残杀工人，结果演成‘二七’惨案……”面对当前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殷殷要求工人们“要认清应负的使命，奋斗到底，完成革命工作。”同时，他还分析说：“自革命势力发展到武汉，帝国主义用种种阴谋，企图消灭革命势力，打倒工人。奉鲁军阀，亦以武汉为真正革命中心地，亟欲捣毁武汉，消灭革命势力，现值最后决战之时，是革命民众的生死关头，必须全国一致团结，尤其是铁路工人负担的责任和使命比较更大，我们必须把许多烈士牺牲得来的胜利发扬光大，一致团结，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　　图06：1927年，李立三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留影/后排左起：许白昊、李立三、裸麦；中排左起：张昆弟、李一纯　　为了适应北伐后国民革命的新形势，针对武汉已成为大革命中心的实际，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1927年1月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湖北省总工会：全总准备由广州迁到汉口。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立即回电表示欢迎，并积极准备全总的迁鄂工作。　　2月4日，李立三主持省总工会执委会研究欢迎全国总工会大会筹备事宜，决定由他本人出面交涉致函华商总会，商借全总办公处所，并决定20日在济生三马路广场召开欢迎大会。在此期间，针对少数工人纪律涣散，有不良行为的问题，李立三还以全总迁鄂为契机，适时开展了整肃工会纪律的行动，为有效提高工人队伍的战斗力、保持其先进性，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据当年的《汉口民国日报》2月9日载：“总工会严肃工会纪律”。全省总工会鉴于近有少数工人每有轨外行动，特发通告，以资纠正。通告指出，工人阶级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担负革命的责任。具体规定了21条，违反者分别轻重处罚，同时公布了21条全文。　　2月19日，省总工会召开第四次执委会，通过议案60条，同时决议于24日召开欢迎全国总工会群众大会，各工会一律停工参加，并推举李立三为大会总指挥。　　全国总工会迁鄂后的办公地点，最终设在汉口四成里旧华阳旅馆。2月20日，全总召开迁鄂后的首次扩大执委会。已到汉口的全总执行委员有：李立三、项英、王亚璋、邓绍山、朱少连、沈瑞生、许白昊、袁祜青、袁玉石、陆沈、刘少奇等11人，候补执委朱宝廷、孙×鹏、叶璋等3人。将到之有王景云、张佐臣……　　鉴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尚在广州，遂由朱少连、项英、刘少奇、李立三4人组织全总临时常务委员会。并选举由李立三“代理委员长”，秘书长刘少奇，组织部长袁玉石，宣传部长邓中夏。　　在武汉这段高歌猛进的革命岁月里，李立三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干，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总是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3月1日下午3时，湖北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在总工会三楼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本星期日上午8时，在总工会三层召集武汉三镇教职员会议，请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林育南作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报告。李立三报告的题目是：职工运动状况及中国政治状况。　　3月4日上午，湖北省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下午在阅马厂开庆祝大会，各届到会者30多万人。李立三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在6日的大会上，李立三又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在那些日子里，武汉成了全国工农运动的中心，会议不断，活动不断，高潮迭起。继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为庆祝国民政府革命军北伐克复宁沪和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各界又组成筹备委员会，并定于4月5日举行庆祝大会。紧接着，又是国际职工代表团访问武汉，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委员长和在广州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到达武汉等等。所有的这些活动，李立三不是担任总指挥，就是作为主宾致开幕词或发表长篇演说。他成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最活跃的人物。　　四、参加汉口中央局 与陈独秀的右倾作斗争　　1927年2月底，上海中央局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时，以瞿秋白为一方同以陈独秀、彭述之为另一方发生了重大分歧，瞿秋白无情批判了他们对大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机会主义策略。会后，瞿秋白离开上海到汉口。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在汉口的中央委员，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和李立三成立了汉口中央局，与陈独秀、彭述之机会主义领导开展斗争。　　3月底，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阴谋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海的陈独秀、彭述之等对蒋介石充满幻想，试图以各种让步来安抚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从而错过了当时存在的组织革命力量、防备(蒋介石)叛变的机会。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5)　　4月2日，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和蒋介石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　　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在上海联名发出了《告两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全体党员)同志书》，两党领袖谈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力为蒋介石进行辩护。　　陈、汪宣言，意味着共产党领袖已经向国民党投降，它不仅在原则上是有害的，而且实际上严重妨碍着同反动派进行的斗争，它蒙蔽了工人，使工人看不到蒋介石集团对革命的危害。　　中共中央领导内部面对危机，没有提出同蒋介石作斗争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仍旧主张继续北上，而不是东征讨伐蒋介石。　　李立三、瞿秋白、项英、张国焘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都对中央、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不赞成同蒋介石妥协的政策，反对以和平方法克服危机，认为必须尽快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这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成员组成联席会议，临时行使中央最高职权。在4月4日的会议上决定：　　①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　　②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　　③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④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五大准备文件，各委员会的主持人是：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　　⑤以中央名义发电报，要各地来武汉开会。　　在汉口中央临委的电催下，4月8日深夜，陈独秀与汪精卫一起，自上海乘英轮到达武汉。　　9日清晨，李立三参加了由陈独秀召集的在汉中央委员谈话会。　　当天下午一点半，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各团体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大礼堂召开的迎汪(精卫)筹备大会。　　4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在汉口鲍罗廷的公馆召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者有：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肖子璋、贺昌、黄平(沃罗夫斯基)、陈延年、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　　经与会人员认真讨论后决定：中央机构自即日起迁鄂办公；追认中央临委及湖北省委前所代理中央处理的事务有效；重新部署中央及地方党务、政治与军事等方面问题。　　会议专门研究了江(苏)、浙(江)及上海方面的形势。中央认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已经到了严重时期。过去，上海有右的错误，今后要认真准备和进行反蒋(介石)的斗争。为此，作出了《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去上海，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一个特务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决定，负责组织领导上海方面的反蒋(介石)斗争；会议还决定立即召回罗亦农(布哈罗夫)、将档案转移到汉口、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　　11日，李立三又参加了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在汉口跑马场后面被没收的杨森的住宅召开的秘密会议，进一步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武汉政府顾问彼得罗夫、高等军事顾问加伦。刚从南京来汉的中共党员李铁山、陈武汉在会上报告蒋介石的行动计划。为采取措施防备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危险，会议决定李立三等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贯彻中央的决定。　　李立三一行3人在前往上海途中，4月12日经过南京时，蒋介石在上海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到4月16日，上海工人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面临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李立三等人义无反顾，于4月13日还是赶到了上海，通过郑超麟，先找到赵世炎的秘密住处，随后又找到周恩来、罗亦农等，临时决定把罗亦农和三个俄国同志加入特务委员会。这样，就于4月16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特委会，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份珍贵的原始记录再现了当时的会议情形。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6)　　附：　　　　　　　　　　　　　　　　特 委 会 议 记 录　　——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到会者：延(陈延年)、立(李立三)、亦(罗亦农)、士(赵世炎)、恩(周恩来)、尹(尹宽)。　　立：述之、子璋到后，中局讨论上海问题的结果，有许多意见，派我、延及维经斯基来上海，并加入士炎及恩来五人组特务委员会，并望我们在二十五号以前回到汉口开代表会。　　我们来的任务：　　一、催大会代表，要亦农去，延年留上海代理书记。　　二、组织委员会：今天新决定委员会亦农及三俄同志参加共九人，决定开三次会，议程：　　(一)区委报告。　　(二)委员会报告，以后区的工作报告(由区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