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回信，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　　蔡和森接信后，曾和李立三等商量准备成立共产党，但由于他们忙于参加和领导“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而未能具体实施。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4)　　七、拒款运动　　1921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吴鼎昌赴法，秘密谈判中法借款3亿法郎(后增至5亿法郎)问题。这次所谓“借款”的真实企图是：一为维持经营不力、行将倒闭的法国中法实业银行(2亿法郎)；二为政府购买军火，进行罪恶的军阀战争(7500万法郎)；三是经手人回扣(2500万法郎)。更不能容忍的是该项借款，以中国的印花、烟酒等税和滇渝铁路的筑路权为抵押(50年)。　　这一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借款内幕一经传出，顿时引起旅法华工、勤工俭学生以及各界华人的极大义愤。6月14日，王若飞、李立三、李慰农、张增益等23人当即组织起了“拒款委员会”开展斗争，发出“通告”，指出朱启钤、吴鼎昌“买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号召“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澜。”他们组织人力，印刷传单，分发旅法各界华人，向国内各团体及海外各国华侨团体发出通告，呼吁共同斗争；通牒吴鼎昌，警告他：“如不自取消动议，则上天入地，必有与公相见者”；向法国朝野各界分发拒款通告1000余份，以争取支持。　　赵世炎、李立三等于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拒款大会。大会由赵世炎主持，宣布开会宗旨：①为磋商全体反对之办法；②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③宣布对于法国之态度。会议揭露了中法秘密借款之阴谋，号召爱国华人联合法国人民，共同斗争，取消这一借款。大会赢得了法国舆论界正直人士的支持，不仅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对中法反动势力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中法秘密借款谈判暂停。　　不久，中法双方谈判又秘密恢复，驻法公使陈箓和吴鼎昌充当中方经办人，并于7月25日秘密草签借款协议(朱启钤因赴美未能签字)。旅法华人得知消息，先后于25日、29日两次发出通告：“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印花验契等税为最近国家财政上重要收入，且此项税更须增减，最与吾人痛痒休戚有关，一旦受人监理，举措不克自主，财政生机，于焉以尽……请全国国民与吾人取一致主张……务期造成舆论，克收实效为要。”　　于是，“拒款委员会”于8月13日遂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事前通知陈箓出面澄清借款真相。但他不敢露面，指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做代表。王在台上态度蛮横，拒不答复所提问题，“力言借款签字之说，实属毫无根据，公使馆始终未闻其事，且法报之登载亦未尝见。言时颇怒形于色，似怪同胞开会拒款为多事者，又时复以拳击案，表示其不满。听众本盛气而来，满腔义愤，正苦无处发泄，忽聆其言，睹其形，全场大怒，大呼打打，群起和之，一场武剧遂因之开始，到会者约数百人，目的物仅一，故王君不免于拳之交加……王君已血流满面矣。”　　爱国学生及各界代表们的极大义愤让公使馆的那位王秘书几乎吓破了胆。会议迫使他代表陈箓在会议决议上签字，保证绝不在中法借款条约上签字。决议条文：“(一)陈公使王秘书及使馆全体各员，尊重留法中国全体国民公意，加入反对各种违反民意丧失国权之大借款，即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项五万万佛朗(法郎)大借款，及中国将来各种大借款，并即时向法国各报要求更正签字于草约之借款。倘此次大借款及以后他种借款成立时，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二)陈公使及王秘书全体馆员，正式承认中国无秘密借款之必要，准将一切在法借款事项，交由留法中国各界所组织之委员会审查，得其同意，方能照办。”此决议由沈秘书缮写两份，一份由王秘书当众签字，一份带交陈公使签字后，于一周内寄交委员会。从而中止了中法秘密借款。　　由王若飞、李立三、赵世炎等人领导的，长达两个多月的拒款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　　八、里昂中法大学的风起云涌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的李立三等人，参与发动和领导的最大一次斗争，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这场斗争最后直接导致了李立三等人的提前回国。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在国内募捐到40万元，并争得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准备在法国里昂筹建一所中国大学。对此，法国朝野极力赞成，法国政府拨给里昂炮台作为校址。该炮台是1840年建筑的，背靠高山，距里昂市步行约十多分钟路程。原址为圣提爱内堡，系里昂的要塞。房屋极为坚固，占地约七八十亩。至1921年8月已修理房屋96间，未修者约112间，每间可住4人，若依法国寻常学校布置，则每间可住8人，总计可容1600多人。　　可是，正当学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时候，吴稚晖却突然换了一副嘴脸，一笔勾销了中法大学的创办同勤工俭学生的关系，甚至公开宣称“中法大学不是栖留所，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从而杜绝了勤工俭学生入学的强烈愿望。当时有消息传闻，吴稚晖在国内招收了有钱有势的官僚贵族子弟100多人，以官费去法国顶替勤工俭学生入学，并将于9月下旬带到里昂入校。兼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拒款运动”的胜利，也触怒了法国的统治阶级。9月3日，法国政府发出通告，宣布自9月15日起停止发给勤工俭学生维持费，一下子断绝了勤工俭学生的生路。　　在既入学无门又断绝生路的双重压迫下，一场矛头直指中法两国政府，争取“求生存、求学权”的政治运动，即著名的“争回里大”运动爆发了。　　在9月3日法国政府宣布停发维持费后，“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克鲁梭的勤工俭学生率先行动起来，在9月5日就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各地同学立即响应行动起来。随后，赵世炎、李立三致函蔡和森商议联合行动，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不久，他们集中到巴黎，组成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实现了勤工俭学生大团结的愿望。”　　1960年9月3日，李立三在对赵世炎的回忆中写道：　　这时，我同赵世炎等同志商量，定要搞一个运动，来反对吴稚晖这些人，争取里昂大学招考勤工俭学生入学。我们提出，要争取比国内来的学生先到里昂，强占校舍。一方面通知巴黎的勤工俭学会，另一方面与蔡和森同志联系，他们都一致同意。　　李立三他们于9月5日向留法同学们发出的《通告》中还明确了行动方案，大致是：　　第一步宜就各地同学组织筹商办法，选举出办事人员；　　第二步即由各处团体产生一全体争回里比两大运动的同盟；　　第三步即向法国方面及中国在法各要人运动，请为有力之帮助，并向里比两大学之当事人作正式之谈判，据理力争，总期以和平达到争回之目的。　　李立三、赵世炎为争得进里昂大学学习，还广泛进行了舆论动员，他们在《求学运动》第3期中写道：　　举千数百曾受中等以上教育青年，或投之散工之群，顿其精力于煤炭铁屑之中；或以最低生活费集而豢之于巴黎附近。工作既同于牛马，豢养又等于鸡豚，受之者能无冤乎?施之者能无罪乎?视同秦越之肥瘠而不加喜戚于心者，又岂能逃于别有肺肝之责邪?　　“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与中国之需求相权，其能等量齐观邪?当今中国所需求者为大学者，为大工程师，而勤工俭学所得，充其量仅得为东麟西爪、片纸只字之垃圾堆，鼓锉掺锥之机械人，则长此以往将何益于中国社会?若仅以垃圾堆、机械人自足，则在国内亦尽有其机遇，又何必倾中人之资逋逃万里为?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5)　　这时，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响应克鲁梭同学的倡议，组织了各省勤工俭学联合会，并向各地工场学校发去通告，让各地都派代表集中到巴黎，商议他们的生存和求学两大问题。　　李立三、赵世炎等在克鲁梭做工的同学于9月12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这次的主张更明确、更坚决，其目标有两项：　　1．我们争回里比两大学的运动是在使两大学能合于全体勤工俭学生之需要，绝对不是使勤工俭学生迁就两大学：［注：“比”指用庚子赔款在比利时设立的中国大学］　　2．我们争回两大学的运动，其目标是全体的，绝非部分的。　　根据上列主张，他们还就入学问题、经济问题、课程管理及学校内部组织问题提出了具体办法。同时，他们还回应巴黎同学的通告，提议了几件事情，要紧的是，他们不赞成组织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而弃掉现在法国情状下的各地联合于不顾。他们建议在巴(黎)代表委员会，“将争回里比两大的旗帜，打得鲜明。因为，问题紧急简要，易于号召。”　　与此同时，李立三等在克鲁梭勤工俭学的同学151人，还联名给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中国驻法国副领事李石曾发去一封长信，阐述了要求进入里比两大学学习的急迫心情。　　在李立三、赵世炎的第二次宣言发表当日，里昂中法大学协会用法文向留法中国学生发了一个通告，宣布：凡入校生必须呈验文凭和进行考试；不收非官费生和无力支付学费、生活费者。　　这个通告实际上等于是向勤工俭学生“宣战”了。“通告”说招收中国学生的目的，是在养成教授、科学研究和其他学识运用的三种人才。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勤工俭学的学生很难有这种资格，尤其是说“非有财力上相当的保证，断难入此学校”……这更是给勤工俭学生一个最大的打击。　　为此，勤工俭学生派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谈判。老奸巨猾的陈箓在接见勤工俭学生代表时先是极力威胁，说：“法(国)外交部秘书白特洛，对于此次学生(指勤工俭学生)反对中法借款事件，非常愤怒，当时便通知我，谓已定妥1400船位，分两次将勤工俭学生运回”。当学生代表陈述要求里大开放之理由时，陈箓又装出极诚实的态度对代表说，“送回中国不是我的意思，是监督委员会因八月十三日的事(殴打王曾思)，很为动怒，出此主张。我还是极力设法维持。我在法一日，学生一日没有回国的事。现在吴稚晖先生快到了，里昂大学可安排一部分，其余慢慢地设法。”学生代表又同他商量去“里大”的事，他假惺惺地答应说，愿支出十万元作为到“里大”的车费及生活费，并说：“你们先须去六七百人，乘吴稚晖未到，将校舍占住。他一到就不成功了，法人方面的交涉，我完全担任。中国人方面，你们自己去交涉，我不过问。”随即拿出二百元交克鲁梭方面代表带回，作先发队15人的车费。实际上，这是陈箓把勤工俭学学生骗去里昂的一个计谋。　　在此形势下，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即刻向各地同学发出通知，请派代表赴巴黎。　　9月17日，各地学生代表100多人齐集于巴黎华侨协社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争回“里大”问题。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李维汉等都到了会。一致署名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宣言，提出的目标是：“为谋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里昂大学为惟一目标。我们的信条是：①誓死争回‘里大’；②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③绝对不承认考试”。　　但是，在如何争回“里大”问题上又分为三派。一是主张在巴黎请第三者做调(解)人；二是主张静候“里大”考试消息；三是主张先以一部分人迁入“里大”，再办交涉，主张直接行动，所谓“与的不如取的。”这后一种主张，是李立三他们在第一次宣言中就提出来的。　　于此，李立三他们不得不又在9月20日早晨发出了紧急通告：　　本会19日通告宣布根本解决全体勤工俭学问题惟一的目标“争回里大”与三个信条(同前)而后，接着严密地讨论争回“里大”方法。因历史的教训，四面空气的压迫，与时机的紧急，决定下列三事：　　①本会今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代表5人；　　②由本会于巴黎、圣日尔曼、芳丹白露、克鲁邹(梭)、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尔等处同学中，组织先发队百人，随同本会出发，占据“里大”；　　③各学校各工厂勤工同学接到这通告后，请即日组织援里(昂大学)队，陆续向里昂大学出发，最迟于通告到后48小时内有代表3人以上赴里昂。　　9月19日，赵世炎和李立三，作为克鲁梭的代表先期到达里昂。随后，蔡和森等也到了里昂。王若飞、李维汉等作为驻巴黎的代表，负责和陈箓进行交涉，并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争取社会同情。　　在对全体勤工俭学生进行了广泛动员之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成了120多人的先发队，赶在吴稚晖从国内带来的“贵族学生”到来之前，于9月21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驻“里大”。为便于统一指挥行动，出发前委员会发出命令：①每组举干事一人，对于该组负经济及行动秩序之责任；②每人只能带小提包一个，应带对象为毡子、刀叉、必用书物、随身护照；③队员必须绝对保持秩序，遵守时间；④队员不得擅离本队；⑤里昂下车后，由驻里招待员引导入校，未遇招待员时，由本队干事负责，队员不得自由行动；⑥入校不得自由出入；⑦饮食由委员会预备；⑧房舍由委员会指定。进行极有秩序，严同军队一般。　　然而，校中早有准备，各处房屋都上了锁。学生无可奈何，只好先在后边草地休息。随即派出代表出面交涉，均被校方负责人褚民谊严词拒绝。“口口声声‘里大’是中法合办的，凡事须得法人同意，并怂恿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及中国‘里大’法国书记古朗出来说话。”不久，来了8名警察，对勤工俭学生严加监视，许入不许出。下午4时半，大学协会书记古朗带着警察来到同学面前，将大家的护照逐一收去。李立三等印发了法文传单，反对法国政府压迫中国学生。22日，又有数十名警察来到校内，李立三、赵世炎等出面与警察交涉无结果，学生们被法国警方强行用十几辆汽车将学生押送到一个大兵营，过起了俘虏式的生活。留巴黎的代表得知同学被囚，立即往公使馆找陈箓，让他赶紧向法国政府交涉，解除监禁，恢复大家的自由。23日，陈箓派副领事李骏往里昂调查，表面上说是去交涉，实际上是去策划更大的阴谋。　　而此时，吴稚晖带着在国内收的120多名学生在马赛登岸了。他们25日来到里昂，威风凛凛地跟着吴“校长”走入炮台，这时，学校各处的门也同时打开了，一切的预备都齐全了，都被其事先安排好了。　　27日，经过奋力争取，有10名被囚学生代表出兵营与吴稚晖谈判。他们向吴提出：①由勤工俭学团体调查勤工俭学生确实人数；②以“里大”房屋能容限度为招收勤工俭学生之标准；③不入“里大”者得以相当之经济额入其他指定学校；④自愿做工者得受相当之补助；⑤经费筹集由中法政府、中法少年监护处、“里大”及与勤工俭学有关系之团体共同组织经济筹备委员会筹集之，其方法运动(用)庚子赔款及向国内募集；⑥所筹得之经费由“里大”分配。　　而吴稚晖却对学生代表说：“须知‘里大’为造成高等人才起见，与勤工俭学宗旨不合。‘里大’委员会早有宣言，诸君如欲渴望‘里大’有所作为，则属幻想。”他坚持两条根本原则：“里大”不开放，勤工生实行工读。这就把勤工俭学生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的可能性封得死死的。而褚民谊则更诬告百多名勤工俭学生“都不是好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 。　　这时又有石英、黄齐生二人出面调停，一面同吴稚晖商议根本解决办法，一面要求公使陈箓履行前诺，同法政府交涉，恢复同学自由。陈表面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说什么“愿意去力争”、“屡向法外(交)部交涉。”其实骨子里深恨学生，大搞阴谋诡计，他既把学生鼓动起来“闹事”，又趁机挑唆法国政府，想借这个机会，行他一网打尽之计，以报私仇。陈箓与法国政府串通一气，意欲将同学们置于死地，为把同学们遣送回国制造根据。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6)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当我们得知法国当局要把我们押送回国的消息后，我便和世炎同志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当时认为，回国也好，到国内去进行革命。但同时又认为法国还有那么多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没有人领导也不行。世炎劝我留下，我则认为他是勤工俭学会的负责人，因此建议他留下，他同意了。　　在双十节我们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商议时本来打算较长时间的绝食，但内部有人不同意，而对外宣布时并未说明是一天。吴稚晖等人害怕事态扩大，因此在我们宣布绝食后着了慌，吴稚晖来和我们讲话，我也起而讲话驳斥他。骂他出卖中国勤工俭学生，和法国政府勾结压迫学生。吴稚晖看说服不行，便回去了，与法国当局商定把我们押送回国。　　李立三等在开展绝食斗争时，还发表了绝食宣言：　　自法兰西学者以自由平等之说，主民主政治之基，而吾国人乃有此双十节之纪念。吾人对于此以自由平等为特殊属性之纪会日，应如何庆幸于有此纪念日之第十年？吾人乃以求教育平等之故，系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国徽之法兰西监狱。吾人将以何者酬此国庆？吾人百无所有，惟有热血与热泪耳。“不自由毋宁死”一语，为发扬光大自由之精义。吾人殊不敢死。吾人于此最后之努力未伸，受良心上之鞭策而不敢死之时，乃不得不“自悼”，悲愤之余，“绝食一日”。在以自由为标帜之民主政治之下，吾人乃以求平等之故而不自由，夫复何言？吾人惟有用此极悲伤之表示，使民主二字得有明确之解释。　　九、万里迢迢“押解”路　　图穷而匕首见，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达成“共识”：要把这批学生“押送回国”。　　10月13日晚，李立三、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104人被强行押解到马赛港停泊的一艘邮船底部，穿上由法国当局发给的颜色、样式完全一样的绒衣裤，像犯人一般被严加看管起来。　　“当时军警突来，计武装兵约百人，荷枪上刺，如临大敌。又警兵百余人，手持利刃，胸怀手枪，势更凶猛，将同人押上囚车，四周均用铁门关锁。到车站时不见一人，惟有纠纠者无数，露刺以待，将囚车直靠火车，按名送上。车上又有警兵无数，每六人用四警看守，不许移动一步。窗门窗帘，全行紧闭，空气不通，黑暗如旧，直到马赛靠岸。出车即上船。有一法警自说，彼等办理强盗亦无如此次之严。则同人被迫之痛苦，可想而知矣！”　　在被押送回国的104人中，真正勤工俭学生仅60余人，其余都是自费生及官费生。李立三等与所有被押送的中国学生，被如狼似虎的法国军警用枪刀比画着、吆喝着，塞进“波儿加”邮船的五等舱内，用警兵严加看守，连求一方便的自由也得不到。14日下午4时，轮船从马赛港起航，仍有一名法国军官并士兵8名监送同舱看守，他们将一直押运着这批学生直至一同到达上海。沿途所经各埠，均不准学生上岸。及到槟榔屿与新加坡时，得华人林长民先生之助，这些学生才得上岸一游，透透气。当地许多侨胞，见这些学生如此痛苦，深表同情，纷纷馈赠食品、衣物，聊表心意。然而，赤道万里，酷热异常，身着夹衣，汗流如洗，其痛苦实在不堪忍受，再加上船上的伙食极差，学生中生病的人不少……　　在如此艰难的押解途中，李立三等人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斗志。为改善待遇，他们经常与法国军警据理力争，同时把学生也组织起来，大家互相鼓励，紧紧团结在一起。也就在这次押解途中，李立三与陈毅结下了相伴终生的围棋之缘。这是后话。　　被押回国的104人，除李肇熙等5人在中途离船，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颜昌颐、张昆弟、罗学瓒等22人于11月中旬在香港登岸以外，陈毅等其余77人于11月23日晚抵达上海。万里押解回国的结束，也同时标志着由李立三等人发动的争回“里大”运动的失败。　　这次斗争的参加者唐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虽然是失败了，却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中国青年所表现出的坚定革命精神，使中法反动当局胆寒。立三同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一直同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一起，战斗在最前列，表现了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革命战斗精神，也表现和锻炼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李立三、蔡和森在法国时就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选举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当押解他们的轮船1921年11月20日左右抵达香港时，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张昆弟、罗汉、贺果、罗学瓒、周钦岳等22人，争得海员们的帮助，即离船登岸，意在去广州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取得联系。　　可是，当他们转赴广州，见到了粤区党委负责人陈公博时，才得知陈独秀已于1921年8月(注：应该是9月)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为了与陈独秀取得联系，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和其他6名同学只好又折回香港，再乘轮船于12月11日抵达上海。在铭德里2号党中央机关，由共产党员陈公培介绍，李立三、蔡和森拜见了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向党中央汇报了在法国的斗争情况和他们本人的思想，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心。陈独秀与他们一起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还请李立三写信给赵世炎，让他也迅速回国参加党的工作。李立三和蔡和森两人当即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无介绍人，无候补期)。李立三被派遣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蔡和森留在中央，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党的工作。　　归国学生到达上海后，一边靠各界人士的捐款救济维持食宿，一边等候留法同学寄回的行李。而李立三没有等行李运抵上海，就怀着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立即动身赶赴长沙。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1)　　安源，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漫漫革命征程中的　　一个成功起点；他一生中有声有色的重要时期之一。　　然而，由于政治的原因，这段史实却长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人把本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随意安置到他人身上……　　一、安源路矿与毛泽东的考察　　安源是江西省萍乡市城东南6公里处的一个古老煤矿，有着丰富的优质煤炭。安源路矿，是汉冶萍公司形成过程中创办的萍乡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1898年，汉阳铁厂为运输该厂所需燃料，在安源设立了萍乡煤矿局，并于次年动工筑建通往株洲的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连接，命名为株萍铁路。1908年，以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组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该公司逐步被日本资本家完全控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　　20年代初，路矿两局共有工人13000多人，工人受压迫格外沉重，因而他们的反抗精神也格外坚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安源工人就多次爆发较大规模的斗争，包括破坏机器、同工头清算工资、罢工、捣坏洋人住宅、痛打洋监工、驱逐外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直至发生大规模武装起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鉴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基础，党把安源列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地区之一。但由于当时江西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而安源路矿与湖南联系密切，所以发动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责任，便自然地落到了中共湖南党组织的肩上。　　毛泽东在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8月回到长沙，积极着手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0月10日，毛泽东、何叔衡、彭平之、易礼容等建立起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当选为支部书记，11月又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领导成员还有易礼容、罗君强)，负责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首先争取了由黄爱、庞人铨领导的、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影响的湖南劳动团，改组其基层组织，成立了10多个工会。经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帮助，黄、庞二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1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安源煤矿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其革命要求，与工人们建立起联系。　　通过考察，毛泽东认定安源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发展起来的地方。回到长沙后，他同黄爱商定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全利用朋友的关系，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与安源工人通信，并寄送各种进步报刊。“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　　就在此时，受陈独秀的派遣，李立三拿着中共中央的介绍信兴冲冲地赶到了湖南长沙，在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找到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伏案疾书，杨开慧见有客来，即向毛泽东通报。毛泽东起身出迎，说：“洞庭有归客，”李立三随即应对：“潇湘逢故人。”两人相视大笑。　　在愉快的气氛中，两人畅谈了几年来各自的经历。毛泽东热情地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向李立三详细介绍了湖南的革命形势。毛泽东说，湘区党组织正在认真贯彻中共一大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特别向李立三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情况，并建议李立三到安源去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一听说要他到离他家乡醴陵只有几十里的安源去搞工人运动，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据李立三回忆说：“毛泽东对我说，‘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但是，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容易，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稳脚跟，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尽快地把他们组织和训练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　　李立三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在长沙很快找到从事平民教育工作的李六如，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出面，介绍李立三到安源。　　1921年12月下旬，毛泽东带领着李立三和青年团员、湖南一师附小教员宋友生二人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生陪同，从长沙乘火车到安源去实地考察。　　安源距李立三老家醴陵近在咫尺，离家去国两年多、远渡重洋归来的李立三，路过家门时却无暇回去看看，而是直接奔向了安源。　　在安源，他们住在老后街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店——刘和盛饭店，白天到各地访问工友，晚上约一些工友到客店来座谈。他们向围坐在小方桌旁的工友们问寒问暖，亲切地询问工友们的生活、家庭情况，由浅入深地讲述一些革命道理。　　考察结束，毛泽东离开安源时，决定由李立三常住安源指导工作，同时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工作。　　二、从平民学校开始的火种播撒　　李立三留在了安源。　　为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条件，他设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当时在安源商会的一位姓贾的开明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的知事范子宣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反对白话文。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份备案的“禀帖”，请那位绅士帮助呈到萍乡县公署。“呈文”的中心意思是“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果然得到县知事的“青睐”。他看了“呈文”，又得知李立三是刚从法国留洋回来的，大为高兴，很快就找李立三去谈话。　　“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县知事很客气地说。　　“我准备在安源办个平民学校，教工人读书识字，希望县大人早日批准。”李立三说。　　“这个办法好，我很赞成!安源那个地方嫖赌逍遥的恶习必须纠正。”　　县知事满以为李立三办学可以奴化工人，帮助维护其统治，故连连称赞。因为当时的安源工人中不少人都参加洪帮组织，吸食鸦片和赌博极为普遍，街上到处都是大烟馆和赌场，社会风气极坏。县知事以为李立三到那里去帮助搞平民教育，对他没有坏处。所以，当李立三提出，要县府在他写的呈文前后写几句话，发一个布告，对学校加以保护时，县知事也满口答应了，立即命令司书写了一张布告交给李立三。由此，李立三很容易地就争取到在安源办学的公开合法身份。　　李立三回到安源，通过铁路工人周镜泉、李涤生认识了火车司机朱少连等一些工人，并由他们帮助在五福巷工人张紫民家的楼上办起了平民学校，在门口挂上了学校的牌子，贴上县府的布告。又写了几张招生广告贴到街头和矿上。李立三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拨给的经费，购置了简单的桌椅板凳及黑板、粉笔等教学工具，同时走街串巷，动员工人子女入学。最初入学的三四十个工人子女，完全免费，由李立三直接任教。由于房舍狭窄，李立三便采用复式教学的方法。　　在办学过程中，李立三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与工人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李立三向他们宣传团结奋斗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现和训练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很快从中发展了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成立了由8名团员组成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路矿支部，由李立三担任支部书记。到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以后，团员发展到90多人，于是在当年12月改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由陆沉接任委员长，下属7个支部。　　正是依靠这些青年团员们的集体努力，李立三很快又创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附设在平民小学内。李立三白天给儿童上课，晚上给工人上课。“桌椅都是由工人自己带来或借来的，大小长短极不一致，黑板也是由工人自己动手做的。”初开学时，只有朱少连、李涤生、李德炳、周镜泉、贺春生、颜焕才、杨庆仁等一二十人。李立三穿件蓝布褂子，一家一户去串门，动员工人来读书，工人都叫他为“游学先生”。后来逐渐增加到四五十人，路局工人居多，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下，分为两个组。使用的课本有两种，公开使用的是平民教育的课本，实际使用的是李立三自己编写的课本。李立三结合工人的实际情况，自己动手编写了一些浅显易懂的教材，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例如：《劳动歌》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2)　　你种田，我织布，他烧砖瓦盖房屋。哼哼!呵呵!哼哼!呵呵！做工八钟点！休息八钟点！教育八钟点！大家要求生活才劳动。　　认识字，好读书，工人不是本来粗。读书，识字，识字，读书。教育八点钟!休息八点钟！做工八点钟！大家要求教育才劳动。　　槐树绿，石榴红，薄薄花衫软软风。嘻嘻!哈哈!嘻嘻!哈哈!休息八点钟!教育八点钟！做工八点钟!大家要求休息才劳动。　　又比如：　　打牌，赌钱，真是有害无益的事；　　花了时间，输了血汗换来的工钱，又伤了身体。　　有空的时候，顽(玩)耍的方法，　　最好到俱乐部去，打球、顽(玩)音乐、听化装演讲等；　　因为这都是有益无害的事。　　父挖窿中煤，子扯窿中拖，　　煤炭堆如山，父子都挨饿，　　寅吃卯粮时，妻寒子也饿，　　三月无饷发，生活真难过!　　拜菩萨，敬老爷，是一种迷信。　　木头，泥土做成的东西，那是什么神呢?　　费了时间又花钱，　　真是有害无益。　　命运，是压迫阶级的迷药。　　一班流氓，也用他来骗饭吃。　　我们不要听天由命，　　我们要打倒压迫阶级，　　救我们自己。　　李立三给工人上课，把文化课和马列主义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如，他教“工人”二字，先教学员分别认识这两个字，再把工人二字一上一下写在黑板上，向工人说：“工”、“人”两个字上下连起来就是一个“天”字。不仅教会工人认识了第三个字，还借题发挥，说明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批判那种瞧不起工人阶级的反动思想和自卑观念，提高工人的自尊心和阶级觉悟。再比如，工人称呼他为“先生”，他就教学员先认识一个“牛”字，然后在“牛”字下边画一横杠，告诉学员说，这就是先生的“生”字。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先生”也不过是牛坐板凳。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先生”，并不高明。工人们听了哈哈大笑，点头称是。趁此，他对工友说，以后你们不要叫我先生，就叫我老李或能至吧，由此缩短了他与工友之间的距离，为后来开展工作扎下了深厚的根基。　　补习学校的课本通俗地告诉工人：“工人和农人，是最尊贵的；如果没有工人农人，就没有世界。”又指出：“资本家不做工，穿的好，吃的好，他的衣食哪里来？劳动者的汗和血! ”课本还告诉工人，什么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出：“现在我们中国人民，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打倒军阀，才能得到解放”。“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叫做民族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叫做社会革命。这两种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　　课文指出，马克思、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工人阶级只有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实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团结即是力量”。并用浅显的比方说明团结的重要性，“独木不能防屋倒，片瓦不能把屋造；个人才力很有限，团结起来力量好。有事大家帮忙做，有害大家相劝告。万人一条心，仇人都打倒”。　　李立三在课本中还利用文艺的形式，对工人进行阶级启蒙教育。例如：开台戏　　咚咚镗!咚咚镗!尺当尺当镗!　　(唱)(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工人出台)：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白)　列位!你们听了我刚才所念的四句歌词，不知道有什么感想?会不会想到社会上富的太富，贫的太贫，苦的太苦，乐的太乐？是的，这个“私有财产”的社会，是大大的不平等，我们受的痛苦已足够了。谁知最近几十年来的世界，更是和从前大不相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自从外国的“资本主义”流入中国之后，所以大不相同了，听我道来。　　(唱)　我中华，鸦片战，败了之后；外国人，拥资本，横行神州。　　租我土，割我地，瓜分豆剖；霸铁道，夺矿山，不得不休。　　随后来，设工厂，遍布岸口；用廉价，买劳力，火上添油。　　资本家，只管他，利润加厚；待我们，好像那，奴隶马牛。　　天亮起，做工到，掌灯时候；给工钱，只数角，衣食难周。　　近年来，物价涨，生活不够；逼得我，好一似，临决死囚。　　资本家，大骂我，不敢眉皱；恐开除，饿肚皮，命丧九幽。　　(白)　列位!你想资本主义发达以来，我们的生活是怎样可怜啊!谁知道我们青年工人更是苦不堪言呢。听我道来。　　(唱) 想我们，青年人，如花之茂；原该要，受教育，不劳得酬。　　又谁知，资本家，狼心辣手；贪便宜，把我们，大队招收。　　论工钱，数十文，糊口不够；论时间，十数点，日夜不休。　　更有那，吃力工，鞭策我做；更有那，危险工，逼上壁头。　　生理上，想发育，也不能够；好一似，痨病鬼，性命难留。　　(白)　列位!你想青年工人到这境地比十八层地狱有什么两样?　　(唱)　因此上，自思想，泪湿衣透。　　(白)　列位!光是流泪是不中用的。我们应该积极地起来奋斗；积极起来把“私有财产”这种制度推翻，我们才有出头之日，所以我们呵!　　(唱)　合起来，打得他，花落水流。　　(白)　列位!我们把万恶的吃人制度推翻了，我们才有好的日子过。　　(唱)　那时节，才算是，河山锦绣，才真有平等自由。　　冬冬镗!冬冬镗!尺当尺当镗！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3)　　1963年李立三在接见来访者时曾回忆说：“每次上课，都宣传一点马列主义知识，主要讲世界上的财富都是我们工人阶级创造的。我还编写过一首歌词(旧谱新词)，在工人中相当流行，歌词的意思是：社会上的衣食住都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李立三自编的这首歌是《工农联盟歌》，歌词是：　　我们工农创造世界人类衣食住，　　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　　起来!起来!　　齐心努力巩固我团体。　　努力奋斗，　　最后胜利定是工农的。　　这是安源老工人多年来一直哼唱的一曲历史战歌。1923年以后，广泛流传到湖南、湖北等地，又以《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工农兵歌》等为名，在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中广为传唱。　　根据中共一大的精神，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成员除李立三外，还有朱少连、李涤生、周镜泉、熊景铭、杨万乔等人，集体领导和管理校务，青年团员均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　　不久，劳动组合书记部派蔡增准(后来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叛变)到安源协助李立三工作，负责平民小学的教务，李立三专管工人补习学校的工作。学校还开辟一间阅报室，备有一些日报和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劳动周报》等，供工友自由阅览。　　三、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的创建与工人俱乐部的诞生　　经过思想教育和工作实际考察，李立三先后吸收了李涤生、周镜泉、朱少连、朱锦堂等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由李立三担任支部书记，隶属于中共湖南支部。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实现。　　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中共安源支部隶属于湘区委员会。　　根据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从1922年8月起，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改名为中共安源地方支部，有党员10多人，书记仍是李立三。　　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胜利后，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30多人。根据党章规定，1922年底或1923年初，中共安源地方支部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简称“地委”，书记仍是李立三，直至1923年4月下旬李立三被调往武汉，由朱少连接任为止。　　安源有了党组织，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于是李立三着手开始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他经常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断，而一把筷子难以折断的生动比喻，向工人们说明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工友们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谈话者日众，最后乃共同集议组织俱乐部” 。　　1922年3月16日，召开了工人俱乐部第一次筹备会议，推选5名筹备委员，李立三为筹备主任，决定加紧发展部员。　　4月1日，又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专门讨论了俱乐部报县公署立案的呈文。李立三起草的呈文，把“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团结互助、共谋幸福”作为俱乐部的宗旨，以便争取合法地位。由李立三、朱少连、蒋先云等10人联名呈报，请县公署批准和保护。由于这个宗旨符合当局的要求，很快得到县知事的批准和公布。有官厅的保护，加上发起人之宣传，部员很快发展到300余人。于是，筹备成立俱乐部的工作迁入牛角坡52号办公。　　这时，李立三去长沙向中共湖南支部报告工作。毛泽东即召集党的会议进行讨论，认为安源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由李立三主持尽快成立。　　4月16日，工人俱乐部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正式成立工人俱乐部，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员和干事数人，组成俱乐部的领导机构，下设宣传股、游艺股、互济股和工人监察队(后改为工人纠察队)等办事机构，制定了俱乐部总章和部员公约。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领导下召开了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会场的头门横匾为“五一纪念”4个字，二门为“俱乐部诞生”5个字。当天下午1时，俱乐部人员三四百人到会。先由筹备大会主任报告筹备经过，并公布正式职员，然后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宣读总章和部员公约，请部员正式通过，再由部员自由演说，鼓掌如雷，声震屋瓦。闭会休息10分钟后即举行游行活动。出发时已3点多钟，大雨如注，部员并不因此退缩，缓步雨林中，毫无拥乱。沿途，李立三带头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劳工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打倒军阀! ”“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并散发传单千余份，走遍了安源的街道。返回时已近6时，各部员衣服虽已尽湿，但大家精神焕发，情绪十分高昂。　　李立三后又登台讲演，他说：“今天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节日!我们这次的游行很成功。现在宣布一件大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要知道，职员是金边饭碗，我们是泥巴饭碗。职员的金边饭碗找不到，我们泥巴饭碗打烂了到处可以找。所以我们不怕丢掉这只饭碗！(只要)团结起来，我们一定会胜利”!群众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劳工万岁”、“俱乐部万岁”的口号声，始才散会。　　当晚，还演出新剧及多种游艺娱乐活动，以此向社会宣告俱乐部成立了。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国内产生极大影响，许多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到“长沙方面，已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安源工人俱乐部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引导工人阶级走向全国团结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获得了极大成功。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4)　　四、进入中共湘区区委领导层　　俱乐部成立后，为吸引更多工人入部，李立三想到西欧工运的经验，并根据党的二大附加决议案中“工人消费合作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应该注意活动此种组织”的意见，提议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使加入俱乐部的工人都能买到较便宜的生活用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筹划，俱乐部从长沙文化书社等处筹得股本一百元，组建工人消费合作社，由李立三兼任经理(不久请易礼容任经理，以后还有毛泽民曾接任此职)。　　图04：1923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图为合作社旧址　　7月，工人消费合作社在牛角坡工人俱乐部的前屋开张营业。合作社除经营油、盐、米、茶及其他日用品外，还兼营银元与铜元的兑换。尤其是银元与铜元的兑换业务，是当时工人最为紧迫的事情，过去工人们每发了工资，需要用手中的银元兑换成零花用的铜元时，那些奸商们便从中盘剥，趁机压低银元价抬高铜元价；而需要借钱生活时，奸商们又故意提高银元价，工人们借得较少的铜元，到发工资时又折合银元去还债，使工人们吃了很大的亏。而消费合作社的兑换，公平合理，任何时候都按市场上合理的固定牌价兑换，这使得入部的工人得到了具体的物质利益，深受工人的欢迎。这样一来，许多工人看到俱乐部比洪帮、同乡会等不知要好多少倍，便纷纷加入，俱乐部也得以迅速扩大。　　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曾写道：“1922年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了黄爱、庞人铨和长沙纱厂工人后，毛泽东同志被迫转入地下，我去乡下找他，并遵照他的指示发动了一场反对血腥屠杀工人的抗议活动。尔后，经常在安源和长沙走动，着手组织长沙的工会运动。”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在接见安源纪念馆工作人员在谈安源罢工史时，又讲道：“1922年4、5月间，我曾离开安源在长沙搞了一个通俗图书馆，后来成为长沙工人俱乐部，实际是在长沙搞工人运动。”　　由于李立三同时在安源和长沙领导工人运动，所以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时，李立三与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一同被选为委员，毛泽东担任书记，当时共有30多名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