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可以给你一张票。”梅兰芳还暗地里经常去看李世芳的戏。每当他有了一点点进步，或是看 到哪里有点毛病的话，都会随时随地向他指出，甚至连化装方面的问题也不放过。有时看到世芳脸上胭脂抹得太红，或者片子贴得过高，梅兰芳都要给 他一一纠正过来。在梅兰芳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潜心努力下，李世芳以“小梅兰芳”的称 号大震，其名气一时间传遍了大江南北。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梅兰芳依旧带着他的《抗金兵》、《生死恨》等 剧目，和萧长华、奚啸伯、王少亭、刘连荣、王泉奎、朱桂芳等演员一道，赴南京，下汉口，进行巡回演出。而中国的形势，却没有因为有这么多热血 爱国者的抗争而变得有所好转。七月七日的晚上，日本侵略军在未通知中国当地驻军的情况下，荷枪实 弹地开往卢沟桥附近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公开挑衅。并借口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边的宛平县城搜查。无理要求被拒绝后， 他们就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猛烈开炮。当时驻守于卢沟桥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奋起抗击。卢沟桥“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八月九日，上海驻地的日军官兵二人，乘军用汽车冲进虹桥机场，并开枪打死中国卫兵一名，这两个人也被中国保安队击毙。八月十三日，日本侵 略军以此为借口，大规模地武装进攻上海。晚上九点十五分，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小队突然由天通奄路及横滨桥方面跨越淞沪铁路冲入宝山路口，抢占八 字桥，并向驻西宝兴路附近的中国保安部队开枪射击。中国第八十八师士兵忍无可忍，被迫还击，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由此爆发。日本的这一举动， 严重地威胁了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以及国民党的统治，因此，国民党政府被迫宣战。从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全国各派系军队踊跃投入淞沪战场。桂军、川军、黔军、滇军纷纷 请缨杀敌，赴沪途中各地群众及青年学生自觉组成慰问团，送花、送水果、 送饼干在这场历时三个月的大战中，日军投入了十个师二十八万兵力，动用了 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中国则集结了七十余个师的兵力，动用了舰艇四十艘，飞机二百五十架。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军队以伤 亡三十万之众的代价，消灭了日军的十万精兵，打破了日军“速战速胜”、“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沿海工业内迁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年的冬天，上海失守了。人们开始背井离乡，四下逃散。 梅兰芳无此必要。在此之前，梅兰芳两次赴日演出，在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日本人念中国人的姓名，多用和音（即日本音），而极少以音译音， 除非是他们特别器重的人。在到日本访问的中国人中间，只有两个人获得了这种音译名字的殊荣，一个是清朝大臣李鸿章，另一个则是梅兰芳。梅兰芳 到日本演出时，全国的日本人，都呼他名字的中国音。所以梅兰芳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报纸说梅兰芳是六万万人欢迎的名角，意思是除了中国人外， 还有一万万以上的日本人。也正因此，梅兰芳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留在上海照常演出，日本人 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可是，在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地继续演出，无异于与侵略者合作，为整个民族的敌人粉饰太平。如果停止演出，他又如何去对付日本 人的威胁利诱，并且承担起巨大的生活压力？作为一个演员，中断舞台生活就意味着摔破自己的饭碗梅兰芳必须做出抉择。 面对日本人彬彬有礼的拜访和聘请，梅兰芳屡屡谢绝。而租界里的汉奸、流氓的挑衅和搔扰，则令梅兰芳怒火填膺。 在老朋友冯耿光、许源来的精心周旋和策划下，梅兰芳度过了几个月惴惴不安的日子后，于一九三八年春天，赴香港演出。演出结束时，梅兰芳送 走了其他同来的演员，自己却毅然息演舞台，在于德道八号租了一套公寓留居下来。当时有人劝说他一道回去：“您曾经两次赴日，日本人对您向来友好， 何必一定要迁居呢？”梅兰芳答道：“日本人民对我是友好的，可是他们的军阀政府对我们国 家则是太可恨了。我有什么理由只管自己，不顾国家呢？”从此，梅兰芳过起了隐居生活。避难拒演从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到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 梅兰芳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每日里打打太极拳，练练基本功，定时收听收音机里的戏曲节目和时事 新闻。而每周的时间安排则是：两天学英语，两天学习中国语文，两天与他的舞蹈教师到九龙俱乐部打羽毛球。余下的时间，梅兰芳多用来钻研艺术或啃读世界名著，随笔圈圈点点， 并写上评语和体会。好友许源来登门时，梅兰芳便关上门窗，由他吹笛吊嗓，痛快地唱上几段昆曲。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或是潜心绘画，或是关起门 窗，自拉自唱。有时，则在客厅舞剑、跑圆场等待着抗日战争胜利的那 天到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向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 全面爆发。因梅兰芳的住处离日本驻港领事馆不远，日军向这里发射炮弹的可能性 较小，好友们都逃到这里来避难。十几口人围坐在收音机旁，时刻注视着时 局的发展。一天清晨，睡在客厅地铺上的阿蓉醒来后，走回她那间面向九龙的卧室， 发现墙壁上有一个大窟窿，床上则躺着一颗挺大个儿的炮弹。她吓得惊叫了 一声，奔跑出来。当时也在梅兰芳家避难的冯耿光，年轻时曾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过，这时则以行家身分走近前来，察看它会不会爆炸。梅兰芳闻讯赶来，却见他的两个儿子好奇而得意地抱着这枚炸弹，正在 听冯耿光的评论。他一下子急了，冲着冯耿光喊道：“您还瞧什么！炸了怎么办？赶快想法子把它转移出去吧！”一边叫大家别惊慌，别靠近，梅兰芳一边指挥着他的两个孩子，将那枚 炮弹小心翼翼地搬出门外，走到附近一条弯曲的盘山道旁，顺着斜坡把它骨 碌到峡谷里去了。大家这才将一把冷汗擦干。冯耿光冲着梅兰芳竖起了大拇指：“你可真 像个穆桂英，指挥若定，也不怕牺牲自己的孩子！”十几天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市区断水断粮，人们整日里惶惶不安，成 群结队的日本兵到处搜索，地痞流氓也乘机打家劫舍一向爱好整洁的梅兰芳，这时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衣着极其随便，头 发很长时间才理一次，而每天都要刮掉或拔掉的胡须，也出现在嘴边。孩子们好奇地问他：“爸爸，你怎么留起卓别林的小胡子来了？”梅兰芳起初笑而不答，只是抚摩着胡须，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当孩子 们追问急了，才幽默地答道：“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一天上午，梅兰芳正在家中专心画花，一个陌生的日本人闯了进来，操 着一口熟练的东北话，说他名叫黑木，是九龙日军司令酒井先生派来请梅兰芳的，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前去会面。 梅兰芳想：“事到如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还怕什么？今日不去，早晚也逃不脱，莫非还等他用大兵把我押去不成？”于是，一边告诉他现在就 有时间，一边去取衣帽，毫无惧色地随黑木朝门口走去。这时，正在梅兰芳家避难的中国银行的周克昌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自称是梅兰芳的秘书，便陪同前往。十几名亲友涌到阳台上，目送着他们两 人随黑木乘汽车而去的身影，久久伫立。天黑了，没有路灯的夜晚显得分外阴森可怕。梅兰芳没有回来。人们紧 张地猜测着，分析着，这是什么原因？此去是吉是凶？梅兰芳到底被带到什 么地方去了？直到深夜两点多钟，一声汽车喇叭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人们又一次 涌到阳台上，在朦胧中看见两个人走出了汽车。于是，大家一齐冲向门口，前呼后拥地将二人接进了客厅。灯光下，梅兰芳那副坦然的神情，使大家悬 着的心逐渐放下了。稍事休息后，梅兰芳向大伙儿讲述了他们这一天的经历。 酒井的司令部设在九龙的半岛饭店。黑木将他们带进饭店后，先让他们在一间昏暗的会客室里等了好久，说是酒井正在开会。结束了会议后，酒井 才赶过来，假惺惺地握住了梅兰芳的手说：“还认识我吗？二十年前，我在北京任日本驻华使馆的武官，还在天津当过驻防军司令，看过您的戏，跟您 见过面。”梅兰芳回答：“不记得了。”酒井看上去并不恼火，依然笑容可掬地聊 天儿。一会儿，忽然惊讶地问道：“您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您这样驰名四海的艺术大师，怎么在中年就退出舞台呢？”梅兰芳说：“我是扮演旦角的，如今快五十岁了，扮相差了，嗓子也不 行了，早就该退出舞台了！”酒井连连摆手：“哪里，哪里。您一点也不显老，可以登台大大地唱戏。” 接着，他让黑木发给梅兰芳一张临时通行证，又说：“您如果有什么需要，黑木可以帮您解决。”随后派汽车送他们出来。然而黑木却坚持要他们到他 家去吃饭，不由分说地把他们拉到了他的家里，大谈特谈他对中国戏曲的理解和认识，吹嘘自己是一个中国通。直到天色这么晚了，才把他们送过江来。“总算闯过了这一关。”梅兰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接着说：“但是， 我看酒井是够厉害的，以后准要利用我。就让他们等着瞧吧！”不久，日军要召开占领香港的“庆功会”，司令部送来一封信，要梅兰 芳参加表演。梅兰芳当时正心情烦躁，火气上升，牙痛难忍，便请医生开了 证明，挡了回去。几天之后，司令部又以繁荣市面为理由，对梅兰芳百般威胁利诱，非让 他演几天戏不可。当日本占领军代表对他大讲了一番协助“大东亚建设”的意义后，梅兰芳的回答委婉得体，但又坚定不移：“我所以来香港，是因为 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今后我仍希望过安宁的生活。如果要求我在电影、舞台或广播中表演，那将使我很为难”这番话语，竟感动了当时前来动员 他的日军报导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幸助，从而没有再难为他。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以庆祝“还都”为借口，派特务 机关专人专机接梅兰芳前往南京演出。面对百般纠缠，梅兰芳声明自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平生从不乘坐飞机，从而坚决地拒绝了演出。数次抗拒演出后，梅兰芳再也不敢练嗓了。于是，每日里只能以集邮为 乐。由于粮食和物资的严重短缺，香港的日本当局下令紧急疏散人口。住在 梅兰芳家的徐广迟、许源来等，先后化名乘船返回上海。一九四二年春天，梅兰芳将身边的两个孩子也托朋友带到内地去求学。梅兰芳自己也曾想化装偷渡到内地去，朋友们都说不妥。因为日本人从 照片上都熟悉了梅兰芳的面孔，万一被日军发现，便会惹出许多麻烦。暗走不如明走，反正香港已和上海一样，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不如回到上海与 家人同甘共苦，也比一个人留在香港安全得多。经过反复考虑，梅兰芳采纳了朋友们的建议。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 梅兰芳取得酒井的同意，乘飞机取道广州返回上海。沦陷后的上海天空阴云密布，似乎蕴藏着更大、更猛烈的暴风骤雨。 梅兰芳回到上海后，每日里仍将自己困在“梅花诗屋”里读书作画，闭门谢客。 秋季里的一天，汪伪政权的大头目——外交部长褚民谊突然闯入梅宅，说是有要事相商。梅兰芳不得不从楼上下来。他的挚友冯耿光和吴震修两位 先生正巧也在，放心不下，也跟随他走进韦房。褚某寒暄了几句之后，便说明了来意。原来是要邀请梅兰芳参加所谓“大 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的庆祝活动，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进行 巡回演出。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须，沉着地回答：“我已经上了年纪，嗓子也不行 了，早已退出舞台了。”褚某尴尬而阴险地笑笑：“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一吊也是可以恢复 的。这个我明白。”一直望着墙上挂着的《达摩面壁图》的梅兰芳猛地一转身：“我知道你是内行，听 说你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你 率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褚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改变了颜色，很不自在地支吾了几句后，便狼 狈而去。在座的冯耿光、吴震修本来都为梅兰芳捏着一把冷汗，如今见他冷嘲热 讽地对付了这一难题，都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畹华，你可真有一手！”梅兰芳从沙发上站起来，凝视着墙上挂着的一幅苍松墨画，沉思了片刻，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他们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果然，数日之后，日伪政权又派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出面， 对悔兰芳进行胁迫，并由《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复昌全权办理此事。朱复昌先是鬼鬼祟祟地来到掌管梅兰芳剧团业务的姚玉芙家里，声言：“梅兰芳年纪大了，不能登台，那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他让姚玉芙先乘 飞机回沪，他本人则随后坐火车赴沪亲自邀请。说完，就暗自得意地走了。姚玉芙知道梅兰芳是不会出席这种庆祝活动的，可是如何拒绝这讲几句 话的要求呢？正在焦急之际，梅兰芳的表弟奉叔忍来到了姚家。懂些医道的秦叔忍听明情况后，思索片刻，想出了一条对策。他建议姚玉芙到上海后， 立刻请人为梅兰芳注射三次伤寒预防针。他知道梅兰芳系过敏性体质，不论打什么预防针都会立刻发起高烧，倒卧在床。 姚玉芙到上海后，梅兰芳便依计而行，立刻请来了他的私人医生吴中士先生给他打针。吴医生有些犹豫不决。他知道，这种预防针，对梅兰芳的身 体会有很大的损坏，同时也很危险，可是梅兰芳执意要打，他对吴医生说：“我己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言，死得其所。”吴医生深为感 动，含着眼泪给梅兰芳接连注射了三针。与此同时，姚玉芙拍电报给朱复昌，告他无需再来沪。山家少佐不信梅 兰芳会患病发烧，立即电告驻沪海军部派一军医查明情况。当一名留着小胡子的日本军医奉命来到梅兰芳床榻之前时，梅兰芳果然卧病在床，一量温度， 竟有四十二度之高就这样，梅兰芳不惜人为地发高烧损伤身体，再次抵制了日军的胁迫。 这一关算是闯过去了，可是梅兰芳还面对着另外一种考验。梅兰芳长期拒演，断绝了经济来源。而家里除了梅兰芳自己外，还有几十张嘴要吃饭。家属、多年助演的老人、衣食无着的穷亲戚 早年的积蓄早已坐吃山空，北平的房产、家具、古玩、字画、书籍等也全都折价卖了，但还是无法解决长期的生活问题。当时的货币不断贬值，物 价一日三涨，更增加了生活困难。后来，通过朋友关系，在银行立了个信用透支户，用一张张透支的支票来应付日常的开销。夜深人静时，梅兰芳不禁 面壁叹息：“真是笑话，银行里没有存款，凭透支开销，这算什么名堂？这种钱用得实在难为情。”看准了这个当儿，一些剧院老板开始打梅兰芳的主意。他们轮番来到梅 兰芳家里，劝梅兰芳唱营业戏渡过难关。梅兰芳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不住地喷着香烟。家里人都 静静地围坐在一起，不敢说话。因为这种表情和动作，对日常生活中一向好脾气的梅兰芳来说，是很反常的。大约十几分钟后，梅兰芳突然掐灭了烟头，猛地站起身来，大声吼道：“我不干！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总是要死的，没有什么大不了！”接着，他又 指着嘴上的胡子说：“如果我拿掉了这块挡箭牌，以后麻烦的事就多了。南京甚至东京要我演戏怎么办？观众及戏院老板的心情我都理解，但决不能因 小失大。”当即拒绝了演出。戏不唱了，古玩、家当卖光了，银行透支又难为情。怎么办？ 还是冯耿光、吴震修、李拔可等朋友们出了主意。他们建议梅兰芳以画谋生。梅兰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从那以后，梅兰芳重新拿起了画笔。梅兰芳的岳母曾对梅兰芳的孩子讲述过他在那段时间里每日作画的情 景：“那时的上海被日军占领，虽然我们住在法租界，但因供电不足，随时 都要停电。但你父亲又习惯于在晚上安静之时作画，有时还要画到天亮后才休息，他就买了一盏汽油灯，停电时挂在墙上照明。那时候，你们都走了， 家中的一切开支全靠你爹辛苦作画而生。不但要养活全家，而且要养活剧团同仁，真是不易呀！我心疼他，每天晚上我都要亲自给他送点心，好让他吃 饱有精力画。有一次，进了书房，看见他正在用纱布裹手，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后来才知道因为画的时间太长，人太疲倦了，给灯打气时手碰在 灯上，烫伤了一大块皮肤。看他那又黄又瘦的脸，越来越显得苍老了，可他的脾气却是很要强的，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更不伸手求人，我真是心疼他 啊！”就这样，梅兰芳硬是用一杆画笔，支撑着全家和剧团部分成员的生活。 当时，梅兰芳的画曾在一个名叫雅悦斋的商店里寄售，一经面市，很快便被抢购一空。曾受过梅兰芳羞辱的汪伪政权的外交部长褚民谊得到这个消 息后，便心生诡计。他用巨额金钱将梅兰芳的画全部订购，并在各个画幅上标明“冈村宁茨长官订”、“土肥原大将订”等标签，以制造梅兰芳媚敌的 假象。这一阴谋被梅兰芳获悉后，立即请夫人福芝芳女士赶到雅悦斋，手持裁纸刀，“哗哗哗”地将画幅裁成条条片片，并郑重地声明：“再多的金钱， 也买不到梅兰芳的心。”后来，梅兰芳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于一九四五年 春天，借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举行了画展。开幕那天，门庭若市，宽大的展室里挤满了观众。人们蜂拥而来，一半 是为了欣赏作品，而更多的，则是出于对梅兰芳崇高气节的敬佩，专门前来买画，帮助他渡过难关的。当场订画者不计其数，参展的一百七十多件作品 一下子售出了十之七八，像《双红豆图》，《天女散花图》等画幅，竟被复订了五张！梅兰芳高兴地对朋友们说：“举办这次画展，使我的画技大大提 高了一步，蓄须拒演过程中苦闷孤独的精神有所寄托，同时在经济上帮我渡 过了难关。”重登舞台漫漫长夜终于过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中国沸腾了。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梅兰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八年的辗转流离，八 年的辛酸时日，八年的心理重压，终于都成了过去。那天，家人和客人们正在楼下高兴地谈笑，忽然看到梅兰芳出现在上面 楼梯口上。他从头到脚穿了一身新：灰色的笔挺西装，雪白的衬衫，绛红色的领带，黑亮的皮鞋。他用折扇半遮着面孔，学着千金小姐的模样，袅袅婷 婷、一步一步地从楼上走了下来，两只眼睛里，充满了兴奋的泪花。下得楼来，梅兰芳猛地把扇子一抽，人们不由得眼前一亮，胡须不见了，脸上刮得 干干净净接下来的若干天里，五十二岁的梅兰芳像是重新回到少年时代一样，一 早起来，就在院子里拼命练功，下午吊嗓子，晚上看剧本，又亲自到地下室去检查整理行头衣箱就好像舞台上解甲归田多年的穆桂英，又要重新挂 帅出征一样。在重新粉墨登台之前，梅兰芳在当时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登 台杂感》的文章，叙述了他那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沉默了八年之后，如今又要登台了。诸君也许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演 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 留上胡子，咬紧牙关，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一想到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当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觉得浑身充满着活力，我 相信我永远不会老，正如我们长春不老的祖国一样。前两天承几位外籍记者先生光临，在谈语中问起我还想唱几年戏，我不禁脱口而出道：‘很多年， 我还希望能演许多许多年呢。’“因为要演戏，我充满着活动的情绪。吊嗓子、练身段，每天兴冲冲地 忙着。八年了，长时间的荒废，老是那么憋着，因为怕被人听见，连吊吊嗓子的机会都没有。胜利后当我试着向空气中送出第一句唱词的时候，那心情 的愉快真是无可形容。我还能够唱，四十年的朝夕琢磨还没有完全忘记。可是也许生疏了，能满足观众的期望吗？这一切大概不成问题。因为我这一次 的登台，有一个更大的意义，这就是为了抗战的胜利。在抗战期间，我自己有一个决定：胜利以前我决不唱戏。胜利以后，我又有一个新的决定，必须 把第一次登台的义务献给祖国。现在我把这点热诚献给上海了。为了庆祝这都市的新生，我同样以无限的愉快去完成我的心愿。“我必须感谢一切关心我的全国人士。这几年来您们对我的鼓励太大 了，您们提高了我的自尊心，加强了我对民族的忠诚。请原谅我的率直，我对于政治问题向来没有什么心得。出于爱国心，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吧？ 我自然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戏剧艺术上还有多少成就，那么这成就应该属于国家的。平时我有权力靠这点技艺来维持生活，来发展我的事业，可是在战 时，在跟我们祖国站在敌对地位的场合下，我没有权力随便丧失民族的尊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信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国民最低限度应有的信念。社会 人士对我的奖饰，实在超过了我所可能承受的限度。《自由西报》的记者先生说我‘一直实行着个人的抗战’，使我感激而且惭愧。”对于梅兰芳这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民族气节，人们给 予了无限的崇敬和景仰。正如著名画家和作家丰子恺在一篇怀念梅兰芳的文章中所感叹的那样：“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 他说，假如当时有个未卜先知的仙人，事先通知梅先生，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一定投降，于是梅先生蓄须抗战，忍受暂时困苦，以博爱 国荣名，那当然很容易。但当时并无仙人通知，中原又是寇焰冲天，梅先生能把国家兴亡负之于肩，“试问：非有威武不能屈之大无畏精神，易克臻此？”丰先生的评价道出了人们的心声。 梅兰芳不仅在戏曲舞台上塑造了无数个体现我们民族美德的英雄形象，而且在人生的舞台上，又以我们民族的美德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日本投降两个月后，梅兰芳参加了抗战胜利庆祝会，在兰心剧场演出《刺虎》。 消息一经传开，整个上海、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轰动了。演出的当天，“梅花诗屋”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记者，到处是高高架起的 水银灯。采访、拍照，梅兰芳忙得不亦乐乎！甚至当他坐在化装室里时，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化好装后，他一反多少年养成的静坐习惯，在后 台走来走去，还不时地问周围的人：“你们看我扮得怎么样？搁了这么多年，心里简直没有谱了。”该梅兰芳出场时，台下鸦雀无声，观众们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这位 阔别舞台八年之久的爱国艺术家重新登台表演。梅兰芳一出场，一阵雷鸣电掣般的掌声顿时回荡在偌大的剧场里，经久不息，像是要把屋顶掀翻似的。 尽管梅兰芳的嗓子不够理想，对舞台部位感到生疏，甚至身段也欠自然，但观众的喝彩声却是空前的。人们以这种方式，向他们所器重、所爱戴的艺术 家表达着他们由衷的敬意。演出结束后，梅兰芳还沉浸在兴高采烈的心情中。吃夜宵时，一反平时“大姑娘”式的腼腆和羞涩，谈笑风生，语惊四座，频频夹菜，还破例喝了 一杯酒兰心剧场的演出是庆祝性质，更多的观众迫不及待地要看梅兰芳的演出，梅兰芳也急着想和他的老观众们见面。然而剧团工作人员都在北平， 南北交通尚未恢复，怎么办？正巧姜妙香、俞振飞和传字辈的几位昆曲演员和伴奏人员都在上海，梅兰芳决定，京剧唱不成，那就先唱昆曲。于是，继兰心剧场的演出之后，梅兰芳又在美琪电影院上演了《断桥》、《思凡》、《奇双会》、《游园惊梦》等五个剧目。梅兰芳原来担心票卖不 出去，但演出海报一上墙，三天内，戏票就被抢购一空。首次演出结束时，观众们蜂拥而上，挤至台口，向梅兰芳长时间地鼓掌致意。几天下来，上海 的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到处都是议论梅兰芳的人们。有的赞扬他的枝艺、精神不减当年，更多的人则赞叹他那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从此，梅兰芳以百倍于前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舞台演出中去，以迎接 他第二次艺术青春的到来。一九四六年春天，梅兰芳剧团的管事李春林邀请王琴生到上海，与梅兰 芳合作演出。王琴生是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他初学铜锤花脸，后改学老生。师事德少如、刘砚亭、张连福、宋继亭等人。一九三六年又拜谭小培及丁水 利为师，用功不辍，文武兼能。因天赋嗓音圆润，扮相潇洒，一些著名演员都愿意与他合作演出。在王琴生的大力配合下，梅兰芳有计划地在上海恢复了他的正常演出生活。 四月，在上海南京大戏院演出，主要剧目有《宝莲灯》、《汾河湾》、《打渔杀家》、《御碑亭》、《法门寺》、《四郎探母》、《武家坡》、《大 登殿》、《抗金兵》等。南京大戏院演出结束后，又移至西藏路皇后大戏院继续演出。虽然戏目 不是很多，且常常重复表演，但始终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上海的剧场，最大的不过一千多个座位，小的只有六七百座位。因而戏院门口经常是车水马 龙，预售票也往往被一抢而空。后来，梅兰芳转到中国大戏院进行演出时，剧场经理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霓虹灯做了一个“客满”的字牌，晚上人们从老远的地方一看，就能知道，不心再来了。从此，这种方法被其他剧院纷纷仿效起来，成为梅兰芳重新登 台后出现的一个创举。就在梅兰芳如鱼得水、鲲鹏展翅般地纵横驰骋于戏曲舞台时，他的学生 程砚秋也率团来到了上海，携带他的新弟子赵荣琛，并梅兰芳与程砚秋的共同朋友许伯明一道，来到了马斯南路的梅宅。师徒、故交相见，梅兰芳真是 喜上加喜。由于梅兰芳、程砚秋两位名旦都在上海，而程砚秋喜得新徒，梅兰芳的 得意弟子杨畹农也在师侧，于是，热心的朋友们建议梅、程二位各携弟子合作演出一次，梅兰芳、程砚秋都欣然同意，并决定将这次合作演出作为向宋 庆龄福利会捐助的义演。接着，他们还拟定了演出的剧目《四五花洞》，同时还拟定了为上海妇女工作会冬令赈灾的义演剧目《法门寺》、《龙凤呈祥》。这两场戏的剧目一公开，整个上海为之轰动了。《龙凤呈祥》的内容，本来就以喜庆吉利而倍受观众欢迎，而这次演出 阵容的强大、各行名角的济济一堂，更令人们刮目相看。梅兰芳领衔，下面依次为程砚秋、谭富英、李少春、纪玉良、叶盛兰、王玉让、赵荣琛行 当之齐全，名角之众多，称得上是多少年来少见的一次京剧大汇演。更有意思的是，戏单上同时出现了梅兰芳、程砚秋、赵荣琛三位旦角的 名字，而且三人同饰孙尚香一角。在具体分工时，梅兰芳和程砚秋都十分谦让，争相把重点场子让给对方。谦让到最后，才一致同意将戏中那场唱工最 重、却又是梅兰芳最为擅长的“洞房”一场让给了赵荣琛，程砚秋演“别宫”一场，梅兰芳则演最后一场“回荆州”。《四五花洞》是一出带有神话意味的玩笑戏。内容为武大郎与潘金莲因 家乡闹旱灾，投奔阳谷县寻武松避难，途经五花洞时发生的一段故事。洞内的妖魔金眼鼠和银眼鼠，变身为假武大与假金莲，与真武大和真金莲纠缠不 清，官司被县官胡大炮越审越糊涂，幸值清官包拯过境，但他也分辨不出真假来，直待龙虎山的张天师到来后，以“掌心雷”使两个妖魔现形，才使真 相大白。此戏以花旦应工。由于妖魔化身为潘金莲，可以化一个，也可以化数个。 而真假潘金莲的数量，则由同台演出有多少位功力匹敌、旗鼓相当的旦角而 定。这次演出，梅兰芳、程砚秋各率弟子，扮四个潘金莲上场。一样的坎肩 裙袄，一样的头饰化装，载歌载舞，蔚为大观。而从表演来说，梅派程派，京剧两大派唱腔同聚一场，听来当然别有一番情趣。再加上两派演员又带了 两家乐队，齐集台上，更为舞台上的场面增添了几分壮观。这次演出之后，梅兰芳剧团的原班人马分期分批地从北平来到上海，萧 长华、姜妙香、刘连荣、王少亭、李春林、姚玉芙等都一一归队。于是，梅兰芳剧团再次回到南京大戏院正式公演。首场演出的剧目是《宇宙锋》。再演《宇宙锋》《宇宙锋》是梅兰芳的代表作。 在他数十年的舞台演出生涯中，他最喜欢唱，功夫也下得最深的一出戏是《宇宙锋》。《宇宙锋》的故事，形成于先秦时期“指鹿为马”的史实基础上。据司 马迁《史记·始皇本纪》载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军在矩鹿大败秦军。秦国权相赵高乘机想篡位，他献一只鹿给 秦二世胡亥，硬说此鹿是马，用以检测群臣之心。结果多数人迫于赵高的权势，不敢实言。而凡是跟着说马的就受到重用，那些说真话的人却遭到迫害。 戏剧家就据此敷衍为故事。秦二世胡亥曾赐给大臣匡洪一把名叫“宇宙锋”的宝剑。由于匡洪不愿 趋附赵高，赵高就命人盗剑行刺胡亥，嫁祸匡洪，以至匡洪全家遭难。匡洪之子匡扶在其妻赵艳蓉——赵高之女的帮助下逃脱。赵艳蓉回到家中，又遭 其父逼迫，令其进宫为妃，迫不得已，金殿装疯，以死相拼，得以保全名节，最终与匡扶团圆。梅兰芳从前辈人那里听说，《宇宙锋》是徽班唱出来的梆子班和汉剧里 也都有这出戏。早年皮黄班里只唱“赵高修本”和“金殿装疯”两场，完全是一出唱工戏。身段、表情都简单而呆板，没有什么变化，场子也相当冷清， 所以观众对它并不十分重视。而梅兰芳从开蒙老师吴菱仙那里学会了这出《宇宙锋》后，却一直对它 有种偏爱。而且，伴随着每一次的演唱，梅兰芳不断地对它加以细心体会和修改加工，越唱越有兴趣，甚至到了唱它成瘾的地步。每逢演出，剧团管事 给梅兰芳派戏码时，别的戏随他们派，哪一出都好商量，唯有《宇宙锋》是梅兰芳指定了要派进去唱的，好让他过过戏瘾。后来，李寿山给梅兰芳找到了一个全本《宇宙锋》的剧本，梅兰芳如获 至宝，立即动议要改演全本尽管《宇宙锋》的叫座成绩不够理想，但梅兰芳从未对它心灰意冷过。不断地演出，不断地研究，每期必定贴演几次。 梅兰芳的老朋友冯耿光对这出戏也有着特殊的喜爱。他常说，两千多年前的封建时代，要真有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女子，岂不 是一个大大的奇迹吗？所以，梅兰芳每次贴演《宇宙锋》，冯耿光是必定要来看的。发现表演中的问题，就指出来纠正；别人在他面前对这出戏的批评，他也一字不落地转述给梅兰芳，以期进一步加工和改进。《宇宙锋》的表演重点，在“修本”和“金殿”两场。梅兰芳对于此戏 的发展和创造，也集中在这两场中。梅兰芳曾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谈起过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体 会。他说：“身段和唱念，都比较好讲一点。唯有表情是最难说的。你要知道，演员在台上的表情，是有两种性质的。第一种是要描摹出剧中人心里 的喜怒哀乐，就是说遇到得意的事情，你就露出一种欢喜的样子；悲痛的地方，你就表现一种凄凉的情景。这还是单纯的一面，比较蓉易做的。第二种 是要形容出剧中人内心里面含着的许多复杂而矛盾又是不可告人的心情，那就不好办了。我只能指出剧中人有这种‘难言之隐’的事实，提醒扮赵女的 演员多加注意。要把它在神情上表现出来，还得靠自己的揣摩。”的确，梅兰芳自己在舞台表演中对赵艳蓉内心世界的揭示，堪称经典性的楷模。“修本”一场，在赵高坐下来念完道白，命门官传话，请“小姐出堂” 之后，梅兰芳身着蓝地白团花的衣服，发髻上束着白带，移动着沉重的步子从后堂走了出来，给观众带来一种凝重而压抑的感觉。一个无辜的女子，在夫家遭到突如其来的横祸，归宁到娘家又面对这灾 祸的制造者——自己的父亲时，其心情应该是矛盾而复杂的。内心的愤慨和表面上的冷静，使她的面部表情犹如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满天乌云一般，随时 都会一触即发。但当赵艳蓉听到父亲赵高答应修本为匡家奏免罪名，顿时转忧为喜，一 边叫“哑奴溶墨伺候”，一边笑着用手比画磨墨的姿势，眼神里充满了欢愉。梅兰芳在念完这句台词，胡琴刚要起过门时，随着鼓点节奏，转身脸冲里， 使了一个双抖袖的身段，两朵甩到背后的袖花，又给了观众一个兴奋的背影。赵高将话头一转，念“恭喜我儿，贺喜我儿”的台词后，以“父命”和“圣旨”为要挟，说出要把赵艳蓉“明日早朝，送进宫去”的计划，这时梅 兰芳一连用了三个“叫头”，将赵艳蓉由狐疑到惊讶，到愤怒的表情层次分明地揭示出来。他先是扯起袖子擦了一下眼泪，右手向里翻袖，急叫：“爹 爹呀！你乃当朝首相，位列三台，连这羞恶之心，你都无有了么！”然后，手指赵高，左脚微顿，露出一副凛然难犯的神态。赵高第二次念完“你 敢违抗父命么？”梅兰芳双手向里翻袖的同时，再起“叫头”：“爹爹呀”，念完最后一句“此事只怕就由不得你了哇”，左手甩袖，表现了自己主意已 定的意志；赵高第三次念完“你敢违抗圣旨”时，梅兰芳先以右手向外翻袖起“叫头”，然后放下来再双手向里翻袖念“爹爹呀”，念到最后一句“慢 说是圣旨，就是一把钢刀将儿的头斩了下来，也是断断不能依从的呀！”这时，梅兰芳用双袖向赵高摔去，表示了赵艳蓉誓死不从的决心。正值赵艳蓉强自镇定，想方设法的当口，忽然发现哑奴在给她暗示，要 她用装疯的办法来应付这一突然的变故。无可奈何之中，她只好勉强一试。这时的表情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梅兰芳曾做过这 样的分析：“为什么表情在这出戏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呢？你想想看，我们在台上伴演剧中人，已经是假装的。这个剧中人又在戏里假装一个疯子。我 们要处处顾到她是装疯，不是真疯，那就全靠在她的神情上来表现了。同时，给她出主意的，偏偏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丫鬓，也要靠表情来跟她会意 的。所以从赵女装疯以后，同时要做出三种表情：一是对哑奴是接受她的暗示的真面目；二是对赵高是装疯的假面具；三是自己是在沉吟思索当中，透 露出进退两难的神气。这都是要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变化出来的。”于是，梅兰芳在三声假笑之后，用双手捧住了赵高的胡须，以兰花指的 姿势，一边向外抽胡须，一边对观众做表情。然后，认父为夫，对着赵高唱道：“我只得，把官人，一声来唤、一声来唤，我的夫呀！随儿到红罗帐倒 凤颠鸾。”这段唱词和身段，表面上是一派玩笑喜剧的形式，而实际上，是不甘于自身悲惨命运的赵艳蓉在借着装疯，尽情发泄着胸中的怨愤和不平 之气。“修本”一场是装疯，“金殿”一场也是装疯。但两场之间，赵艳蓉的 心情和表情却大有区别。赵高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嬉笑怒骂足以对付，而坐在金銮宝殿之上的是皇帝，他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力，因而也须采用 不同的对策。梅兰芳将这种区别体现在身段上。他在表现赵女家里装疯时，采用的是摇摇摆摆、扭扭捏捏、缓慢而迟疑的歌唱和舞蹈，以进行试探性的反抗。到了金殿装疯时，梅兰芳则将一切身段动作，处处放大了许多。通过 朗朗上口的念白和响亮的锣鼓伴奏来突出赵艳蓉不畏强权的性格。上得金殿之后，她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以男子的姿态出现在皇帝的面前。念诵“有 道是，这大人不下位，我生员么，诺诺诺，是不下跪的哟！”梅兰芳采用了小生和方中丑行当中用来描绘书呆子寒酸相的表演程式。先用手指一下秦二 世，再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然后以右手轻轻拍着跷起来的右腿，紧跟着用食指在鼻孔下面抹了一下，用左手拉住右手的袖子，起步走了一个小圆圈， 最后向外亮相。赵艳蓉看到秦二世在笑她疯癫时，知道自己装得还像，并没有露出马脚， 胆量也就越发地大了起来，索性当着满朝的文武大臣，痛骂皇帝。这里的大段念白，真骂得痛快之极。或者有人会感觉到她的话说得太明白了，不像是 疯子的口气。而梅兰芳以为，疯病的深浅不同。初疯的病人，说话忽明忽昧，也还合乎病理。一个神经正常的女子是不敢辱骂皇帝的，所以，赵艳蓉骂得 越凶就越像疯子。秦二世觉得赵艳蓉竟敢在金殿之上，当着群臣辱骂自己，真是疯了。然 而，面对一个如此美貌的女子，又不肯把她轻轻放过，于是，他用刑具来进行威逼，以做最后的审验。他吩咐殿前的武士们架起“刀门”，看她怕还是 不怕。照以前的旧戏路子，演到这里，一般都是用两个刀斧手平架双刀，梅兰芳看了总觉得不够分量。为了加强威胁的强度，他把这里改为用四个龙套 摆成一个“刀阵”，把赵艳蓉包围在里面。等梅兰芳念完“我乃丞相之女，指挥老爷之妻，岂容你们这等放肆、大胆！记责啦！”他冲着“刀阵” 左右抖袖，把刀斧手赶走。这种舞台调度，不仅为演出增添了戏剧性色彩，而且更加突出了赵艳蓉那种不畏强暴、威武不屈的精神品格。被赶下金殿后，赵艳蓉已经筋疲力尽，一看见迎上前来的哑奴，她坚持 了许久的伪装一下子崩溃了，真实的感情暴露无遗。满腹的委屈忧怨，说不尽的千言万语，以及女孩子的柔弱娇羞，都郁结于胸中，转为悲愤交加，喷 泻而出。梅兰芳大笑三声，笑声里夹带着哭声，为这出戏做了一个凝重而悲苍的结尾，给人们留下了凄凉绝代的韵味。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舞台实践和反 复不断地琢磨和锤炼，《宇宙锋》早已变得炉火纯青。可梅兰芳坐在化装室里时，仍是那么一丝不苟地准备着演出前的一切。画好眉毛后，梅兰芳突然 在镜子中发现了他大儿子的身影，便叫他过来：“你来看看我的粉彩是不是搽得过红？眉毛是不是左右一样？”化装完毕后，梅兰芳便不再说话，一面 对着镜子拿起粉刷再次修饰一遍，一面集中精神，不时地和着台上的胡琴声，轻试自己的嗓子，酝酿情绪，直到登台。戏演完后，梅兰芳在热烈的掌声中， 一次又一次地谢幕。观众们甚至拥至台口，向梅兰芳鼓掌致意。梅兰芳也满面笑容地频频回谢。从那时起，这种新颖而独特的谢幕形式就被留传下来， 直到如今。这年冬天，梅兰芳的入室弟子，姚玉芙的女婿李世芳也来到了上海。在梅兰芳的指点下，李世芳首场演出了梅派名剧《霸王别姬》。为了推举自己的弟子，梅兰芳不遗余力，从人力、物力、精神等方面给 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王少卿为之操琴，姚玉芙为之把场。新制的“守旧”，与梅兰芳所用者大同小异，也是黄色绸缎的。至于桌围椅披，也完全效仿梅 兰芳演出时的道具而做。梅兰芳的新老观众们纷纷慕名而来，都想看看这个“小梅兰芳”和梅兰 芳到底有哪些地方相似，故而剧场里座无虚席，极一时之胜。而舞台上的“小梅兰芳”也果然不负众望，出场时的“引子”、身段， 甚而至于扮相，都是无可挑剔的另一个梅兰芳，满足了心理期待的观众们不由地报之以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演到霸王醉卧帐中，虞姬到帐外闲步一 场时，台下鸦雀无声。这场戏舞台上只有一人，全凭技艺取胜。观众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评审这位“小梅兰芳”的真功夫到底如 何。李世芳虽临危境，但他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在唱到“我只得出帐外且散愁情”一句时，李世芳将身子转到台口，走了一个小圆场，与舞台中线正 成三十度角，然后，一转身，用双手扯平斗篷的左方下摆，侧身亮相，姿态绝美。这个可以与梅兰芳的表演相辉映的身段，一下子就镇住了满堂的观众， 叫好声震耳欲聋。当然，最为高兴的是暗自坐在台下看戏的乃师梅兰芳：李世芳没有辜负 自己的多次亲手指点，声誉满天下的梅派艺术终于有了可心的传人。不久之后，随着抗战胜利的欢乐逐渐平复，经济恐慌的危机铺天盖地而 来。上海的市面萧条，街道空落，光顾剧院的人次在逐日递减，李世芳的演出活动出现了票卖不出去的危险局面。梅兰芳决定援之以手。海报一次又一次地贴出去了：梅兰芳与徒弟李世 芳合作演出《金山寺》，梅兰芳饰白娘子，李世芳饰小青一九四六年年底，山东方面曾约李世芳去演出，但为了自己的前途和生 活着想，李世芳还是决定回北平。梅兰芳本打算让他在上海过了年再回去，但几次张口都未能挽留住他，只得怀着依依借别的心情送他去了飞机场。那 天是一九四七年的一月五日。不料，第二天清晨，便传来了噩耗：李世芳所乘的飞机在飞越青岛上空 时，因天气有雾而撞山失事。消息传来，亲朋好友不禁震惊莫名，李世芳的岳父姚玉芙更是老泪横流。但为了不影响梅兰芳当晚的演出，大家商定暂不 告诉他。然而，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后台化装时，无意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不 得不尽全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上台唱戏。直到回家后，才把自己独自关在房中大哭了几场，哀悼他心爱的学生。从此以后，他便不再演出《金山寺》 了。直到多少年以后，他再次陪他的儿子梅葆玖上演《金山寺》时，还是触景伤情，忍不住地伤感心酸。为了追悼李世芳的不幸逝世，梅兰芳组织了当时在沪演出的全体京剧界 人士，在中国大戏院义演六场，将演出所得的全部款项六千万元抚恤金，寄给了李世芳的家属。并在纪念会上发言，表达了他对李世芳的哀悼之情。拍摄《生死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期间，梅兰芳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第一部彩 色戏曲片《生死恨》的拍摄。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梅兰芳正在马思南路寓所里看一封来自四川的观 众来信。信中说：抗战已经胜利，四川的观众们盼望着梅兰芳能前去那里进行演出忽然听到有人在拉客厅的玻璃门。梅兰芳回头一看，见是他在香 港的故交——电影导演费穆来了。梅兰芳起身迎接：“听说您导演事很忙，怎么今天倒有闲工夫来看我？” 费穆应声答道：“今天来，专程和您商量一件事。我想拍摄一部京剧的彩色影片。” 梅兰芳说：“好呀，我愿意听听您的计划。”费穆说：“有一位颜鹤鸣，在试验冲洗彩色片的技术，颇有心得。我打 算和他合作，请您拍摄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特来征求您的意见。”梅兰芳笑了：“这件事，我很有兴趣。但我国还没有拍摄过彩色影片， 技术有无把握，这是先决条件。”费穆解释着：“我国的电影技术，还比较落后。在种种困难的条件下， 要进行彩色片的摄制，自然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但我们有信心、有勇气做好这件事。您如果能和我们一起进行这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是有意义的。”梅兰芳见他十分诚恳，便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拍摄电影，我早有这 个打算，因为我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几时听见过唱旦角的唱到六十、七十？那就成了老旦了。可是，我经常接到各地观众的来信，希望我到他们那 里去演戏。”说到这里，梅兰芳将四川观众的来信递到了费穆手里，接着说：“大家这样盼望看我的戏，而从我这方面来说，从师友那里学来的东西，加 上我自己多少年来刻苦琢磨出来的一点小小的成就，也使我希望自己能够到各处走走，让大家都能看到。但目前的情况是：第一，交通不便，行动极为 困难；第二，中国地方那么大，不可能都走遍。我每想到这些，心里就觉得不安。所以很想拍一部电影，使许多远地方的人，也能从银幕上看到我的戏。 这是我的心愿。我刚才说有兴趣拍电影，就是这个意思。”费穆看他兴致来了，反而将了他一军：“您的志愿很好。但这件事是多 少带有冒险性质的，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听到“冒险”二字，梅兰芳不由得感慨起来：“我一生在艺术上做过许 多冒险的事。像一九三○年到美国旅行演出，临上船的时候，接到一个朋友从纽约打来的电报，电报说，此间经济不景气，股票大跌，请缓来。我经过 一番考虑，便把这封电报丢到火炉里去了。除了一两位老朋友知道这件事之外，我对剧团的同仁根本没有谈起，第三天就上了邮船，所以拍摄彩色影片 的事，我决心要做就不怕冒险。”就这样，事情定了下来。 两个星期之后，经过了有关人员的几次讨论，一致同意将舞台剧《生死恨》改编后搬上银幕。于是，在原有剧本的基础上，经过了一些适度的增删 裁剪，将舞台剧的二十一场改为十九场：序幕、被掳、磨房、逼配、洞房，拷打、诀别、潜逃、鬻婚、尼庵、夜遁、拜母、遣寻、夜诉、梦幻、遇寻、 宋师、重圆、尾声。在这十九场戏中，有保留、有修改、有删节，也有增写的。改编的原则，是为了适应电影的需要。 剧本整理好之后，布景的运用方面又产生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完全照舞台实况记录下来，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根据银幕需要来增设实 景。在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无法统一的情况下，梅兰芳只好向费穆建议：试拍两组镜头，然后根据效果再决取舍。比较的结果是，实景在色彩和画面构 图方面都比舞台装饰看着更令人舒服些。布景问题解决后，大家又对录音、表演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而妥贴的安排， 导演分镜头的工作也基本完成。于是，《生死恨》彩色影片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当时最好的摄影棚——位于徐家汇的原来“联华”三厂的 第二号棚内正式开拍。那天夜里，戏剧界、新闻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都来到摄影棚里进行参 观采访。耀眼刺目的水银灯下，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四周虽然罗列着巨大的冰块，但还是抵不过天气的炎热，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不断擦拭着脸上 的汗珠，一边紧紧盯着拍摄现场。摄影棚里已经搭好了三处堂景。按计划，先拍“洞房”一场的镜头。“洞房”的内景是墙边立着几根木头，地上堆着几捆柴草，正面墙上有 一个窗户，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靠窗的位置上，有一张白木桌，上面摆着一对红蜡烛台，还有一些板凳、床板等家具。这时，梅兰芳已化装完毕，正 等待着开拍。只见他梳着大头，点翠头面，藕荷色的褶子，白裙子，脸上的粉彩也根据电影化装师的要求进行了淡化处理。随着一声“开麦拉”的命令，演员们便跟着镜头表演起来。从晚上九点 钟进棚，一直到天亮才结束。近十个小时的连续工作，演员们一个个累得精 疲力竭。梅兰芳正在卸装时，费穆走了过来，冲他竖起了大拇指：“电影界的同 仁们在参观拍片时都说，梅先生并不是专业的电影演员，但摄影机一动，他就进到戏里去了。这就是在电影演员里，也是难能可贵的。”梅兰芳谦虚地 笑了：“拍电影我经验不多，还得请各位指点。”第二组镜头，拍的是韩玉娘从尼姑庵逃出来的一场戏。舞台上的表演本 来是唱〔流水板〕走圆场，连摔带跌下场。导演认为这对电影表现来说并不合适，他在绘制的山水布景前面，立了几棵立体的树，画出路线，作为在树 林里行路的规定情境。梅兰芳试走了两遍后，便正式开拍。谁知在开拍时，梅兰芳已快走完应走路程了，嘴里唱腔还没唱完。梅兰芳急中生智，临时绕 了一个小弯，恰好与唱腔和锣鼓经接上。拍完这组镜头后，费穆跳上布景的石坡，对梅兰芳说：“你刚才这一手，来得真机变。我看你绕弯的时候，怕 你走出画面去，吓了我一身冷汗。谁知居然恰到好处，顺利拍成，不遵照导演指定的地位，而能完成这个镜头，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夜诉”是《生死恨》中最重要的一场唱工戏，〔二黄倒板〕、〔摇板〕、〔慢板〕和〔原板〕等一应俱全。可是舞台上的道具却很简单，只有桌上的 一盏油灯，韩玉娘也没什么动作，只是坐在椅子上，对着手摇小纺车，边唱边纺。为了适应银幕真实感的需要，费穆特地从织布厂借来了一架老式的织 布木机，面对如此巨大的织布机。梅兰芳不由得嘀咕起来：“该不会因它而妨碍动作吧？”谁知费穆把这一难题又推给了梅兰芳：“身段方面，需要您 来创造，以您的舞台经验，是可以突破成规加以发挥的。”回到家里后，梅兰芳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就躺在廊下的藤椅上静静地琢磨起身段来：织布机体积庞大，当然不能坐在那儿对着它唱，一则挡脸，二 来也无法做身段。只能围着它连唱带做，进行模仿表演，突出手势和面部表情。导演曾经说过，气氛不能过于虚假，因此手势和动作又必须以真实的纺 织姿势为依据进行再创造，使观众既有真实的感觉，而又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舞蹈化动作。打好腹稿后，梅兰芳来到了花园的草地上，开始进行身段和动作的创造 和练习。心里勾画出一架织布机的轮廓，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权作织布用的梭子，一会儿比画着来回穿梭的样子，一会儿做出推、拉、按等种种织布手 势。梅兰芳一边哼着唱腔，一边揣摩着各种身段，越做越高兴，竟然忘记了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已到了黎明时分。做饭的大师傅起来烧水，看见梅 兰芳一个人在草地上转来转去的，就笑着和他打招呼：“天都快亮了，您还练太极拳，不怕出汗吗？”身段想好了，心里很痛快。梅兰芳回到房中，洗了一个澡，一躺下就睡 着了，而且睡得十分香甜。晚上十点钟以后，梅兰芳赶到摄影棚，开始拍摄这一组镜头。昨夜预先设计好的身段，大部分都用上了。织布的梭子成为梅 兰芳得心应手的舞蹈道具，而庞大的织布机身，不仅没有妨碍梅兰芳的表演，还给他提供了更好地发挥传统艺术的机会。几年之后，当梅兰芳再演《生死 恨》时，看到舞台上的小纺车，还不禁想起拍电影时所用的真织布机和那些下工夫想出来的身段呢。从夏初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底，拍摄工作才算基本结束。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费穆请大家到愚园路的柳林别墅去看全部《生死恨》的样片。这部承载着许多人高强度劳动的样片，就色彩而言，虽然与当时的 一般彩色电影相比还有些距离，但就他们当时现有的技术条件和设备水平来看，也就不容易了。一位朋友十分欣赏地说：“我感到这部影片的色彩，含 有我国古瓷古画的意味，倒也能表达民族风格。”又隔了一段时间后，电影公司又来通知：拷贝从美国寄回来了，要梅兰 芳等人去卡尔登电影院看试片。梅兰芳满怀着欣喜前往，但第一幕一放映出来，就不由得大失所望了。 颜色走了样，红的不够红，蓝的不够蓝；人像有时模糊不清；而录音方面更糟，金属乐器如小锣等的声音竟是不稳定的，唱腔有时也颤抖不稳，口形与 声音有时竟没对上梅兰芳越看越生气，真想把这部片子一下子扔到黄浦江里去。勉强坚持看完后，梅兰芳没有好气地对费穆说：“我们这部片子， 是以彩色号召的，现在颜色走了样，如果拿出去公映，对观众没法交代，只有坏的影响。美国电影厂太不负责，我们的底片是很鲜明的，怎么会弄成这 种样子！我主张不发行。”看到梅兰芳如此烦恼的样子，费穆也就没多作解释。 这天晚上，梅兰芳一夜没睡。 第二天下午，许姬传来到梅宅，代表费穆向梅兰芳进行了解释，并诉说了许多洗印拷贝和画面剪接方面的苦衷。 由于拍摄影片时所用胶片是只供家庭和俱乐部放映，或在旅行时拍照风景片的十六毫米的“安斯卡色”，美国方面只有将它拷贝成三十五毫米的片 子后，才能适用于电影院。小片放大，颜色自然就变淡了。而画面和声带对不上的原因，是由于电压不稳定，从而引起了录音机和 摄影机两个马达速度的不平衡所致。幸而当初拍摄时同时拍了 A、B 两条画面，原想一正一副接两部片子的，为了救急，只好两条并成一条了。费穆把 自己关在家中，闭门一月，一字一句地对录音，一寸一缕地接胶片，终于对准了口型，使声影同步了，但镜头方面的零乱却无法兼顾了。后来底片拿去 印拷贝的时候，有一段片子像鱼鳞一样，外国的技术人员看了大吃一惊，还以为是二十世纪最新的剪接方法呢！梅兰芳经过了一番全盘考虑后，还是顾全了大局，不再坚持不发行的意 见了。迎接曙光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的两年期间，正处于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步 步前进的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一面与共产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签 订了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双十协定”，一面对解放区进行武装军事进攻。然而，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孟良崮战役，国民党都一败涂地。接着， 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际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共产党更是以摧枯拉朽的军事攻势，导致了国民党根本性的惨败。国民党政府开始向台湾逃亡。大官僚、大资本家、大地主们也纷纷追随 前往。而一些文化界、艺术界的名流，也因种种情况，想方设法，离国而去。梅兰芳也面对着两种抉择。“向来不关心政治”的梅兰芳却偏偏总是被政治所关心。 不关心政治，不等于不辨是非。生活中的梅兰芳有他明确的为人处世原则。 萧长华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畹华的高尚品格》。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有感触地提到：“要说畹华的为人处世，那是秉承了梅氏家风的。 他祖父巧玲先生一生就是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对同业中任何人都是忠厚相待，诚心以见，台上最有戏德，甚得人们的赞佩。这种关心同业生活困难的 美德，影响了后来的畹华同志。”多少年后，梅兰芳在他所写的自传中，曾提及他的祖父梅巧玲对他的至 深影响：“我的祖父梅巧玲是满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名演员。在那个时期，戏曲演员是被人看不起的。我祖父一生为人有行侠仗义的作风。他对同业和 朋友们的帮忙，常常是牺牲本身的利益去替别人解决困难。这类事情很为人们所称道。我的父母去世很早，我祖母和姑母把我祖父的为人行事讲给我听， 我受了感动，立志要学我祖父和一切好人的样子，要长进向上，不敢胡来。”梅兰芳自己也把帮助京剧界的同仁解决经济困难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曾多次以自己的这种行为教育、告诫子女：“除了平时给他们接济安排生活以外，我到了旧历年，就要为他们组织一场义务戏，那就是所谓的‘窝窝 头’会。我总是与各班的演员联合一起亲自参加演出，把收入分发给贫穷的同行，让他们安度年关。如果我不在北平时，在外地也要专场为北平的同仁 们演出，然后把所得的款额全数寄回北平周济他们。”这里有一封信，是梅兰芳将一次义演所得款项的分配委托萧长华代理时所写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长华先生大鉴：久未通信，想您身体安好？兰芳此次天蟾出演，嗓音似比去年好一点， 上座也好。五月二十三四两日在天蟾为上海伶联会和北平国剧公会义演两日，每会应得二亿九千六百八十九万六千元。此款已于前日由新华银行汇平， 暂存曹经理处，并加升水七千四百二十二万四千元，共计三亿七千一百一十一万二千元整。尚有娱乐捐一亿六千二百一十三万七千元，此款因财政局免 捐事迄未批准，候财局批准后领回，此款当即汇平，所有清账候春林回平带上。已汇北平之三亿七千万款项，应如何支配，请先生费神，到会召集主持 诸位商量，兰芳对此并无意见。再此次义演，北平来沪梅、杨两剧团完全义务，特此奉闻。专此即请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