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牺牲了，乔年感到应该来看看职务被解除的父亲。 但他不喜欢父亲在《布尔什维克》上连篇累牍写杂文，他已听到一些讥笑了。 （注：从《布尔塞维克》创刊到1928年2月27日第十九期停刊，陈独秀在《布尔什维克》上发了140多篇杂文）陈独秀见儿子来了，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失败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 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 陈独秀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史静仪见父子俩动了气，忙向乔年使眼色，说：“你们很少见面，还是不谈这些吧。 ”史静仪原是刘仁静女友，和彭述之夫人陈碧兰都是湖北人，是最先到苏俄学习的女共产党员。 从苏联回国后，与刘仁静分手，在北京工作期间认识乔年。 和乔年结合后生过一个男孩，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后来不幸夭折。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 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陈乔年等人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 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起初，陈乔年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不认识他。 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乔年被捕后，50岁的陈独秀无心再写“寸铁”，桌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也停了下来。 偶尔，汪孟邹来坐坐，陪仲甫说说话。 汪孟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他害怕提共产党。 中共“六大”(1) 1928年2月28日，胡适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本来是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忠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 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先生或不见怪罢？” 吴敬恒见胡适把自己写进思想史，很高兴，但提到陈延年的死，吴敬恒情绪很激动，说：“马克思煽出来那班恶魔，是会归天的。 言下之意，他对陈延年的死没有什么忏悔的。 不错，自己狂易了，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了，后者骂的是陈独秀等共产党。 胡适收到吴稚晖信，回信反对他“以暴止暴”，怪吴敬恒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 即此一分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了。 但胡适没有将信寄出。 3月，中央派人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陈独秀仍然享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 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如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彭述之等人。 陈独秀不去，但他鼓励张国焘去。 春天，张国焘常到陈独秀处坐坐，发发牢骚。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部队打散后，逃亡香港，于去年10月中旬到上海。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反对暴动，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1月上旬作出《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一次，张国焘向陈独秀建议组织一个工农党。 陈独秀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国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陈独秀对张国焘的建议十分感兴趣，但他觉得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 他说：“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 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但我们可以靠本国的力量啊。 “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陈独秀感到，现在的经费来源比建党初期还要差，作为蒋介石，汪精卫通缉的要犯，陈独秀已无公开谋职谋生的自由。 他见张国焘情绪低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 中共中央“六大” 6月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英、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汪泽楷等人。 不少代表问陈独秀为什么没有来参加？瞿秋白解释说，我们和国际一直劝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 瞿秋白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瞿秋白口头报告有7万字，讲了很长时间。 张国焘因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代表，在“六大”上受到批评。 但他批判瞿秋白盲动主义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两人常大争特争。 布哈林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代表们在讨论报告时，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政党可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以反对封建和外来的敌人呢？…… 我们试问一下自己：‘在中国革命的相当时期内，曾经有没有允许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相当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呢？’我们的回答：‘曾经是有过的’…… 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 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 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们自己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这种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 但是这希望的现实，是曾经以共产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 然而这种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产党方面却差得很远，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 布哈林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也批评了鲍罗廷，说“不过这是另一问题”。 他认为鲍罗廷有许多过错，如没把莫斯科寄到中国的训令传达给中共中央。 王若飞发言时反对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应该由党中央集体负责，并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时，王若飞就在会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做法。 中共“六大”(2) “六大”后，新任宣传部长蔡和森与总书记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等回国。 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对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了检讨，因而重新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王若飞留莫斯科。 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瞿秋白后来写道：“是否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 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 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蔡和森后来也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在井冈山创立根据地的毛泽东认为“六大”有进步意义，但他不赞成第三国际居高临下。 他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乔年牺牲(1)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牺牲。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 与乔年同时被捕的郑覆他、许白昊等商议准备利用敌人不认识乔年，使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 周之楚也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 周之楚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赶来营救。 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 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 最后，敌人准备杀害陈乔年、郑覆他、许白昊三人。 在将他们押走前，陈乔年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陈乔年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去年6月26日，29岁的哥哥陈延年在龙华被刀斩，弟兄俩牺牲时间相差不到一年。 姐姐筱秀从安庆赶到上海，料理弟弟后事，见到弟弟牺牲的惨状，筱秀伤心刺激过度，不久病逝，年28岁。 后事由汪孟邹帮助料理。 陈乔年牺牲时，爱人史静仪已怀孕在身。 后生下遗腹女。 （注：1969年史静仪去世时，曾嘱家人函告其妹和妹婿杨纤如帮助寻找。）一日，潘赞化到陈独秀家串门，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面前有两垛正在燃烧的表纸。 高君曼抽泣地说，“为延年兄弟家中设位，剪纸招魂啦。 陈独秀见潘赞化来，忙让坐。 他望着高君曼背影，摇摇头说，“迂腐”。 潘赞化不赞同，说，“人应有情，是该如此。 陈独秀一年内走掉三个儿女，但他不愿轻易在人前流露悲哀。 女儿病危期间，不能去探视，死后不能见遗容，加上大革命失败，“六大”的落选，国民党的通缉，50岁的老头子东躲西藏，陈独秀悲怆欲绝、欲哭无泪，身心在悲愤、惊吓和恶梦中煎熬。 秋季，原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告诉陈独秀“六大”情况，劝陈独秀反对党中央。 陈独秀表示“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后接到留在莫斯科的王若飞转来的信，劝他不要消极。 “六大”后，中央仍然每月补助他30元生活费。 没有其他事，陈独秀重操旧业，相继编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斯大林不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11月初，他约瞿秋白、张国焘谈话，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张国焘知道，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国际，说：“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 1929年春，陈独秀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找到住在北四川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见到了舅舅陈独秀。 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向陈独秀说了不少苏联的情况。 吴季严说，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今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去年中共“六大”开会期间，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中还说：“在领导上却发生了一种怪现象，简直是历史的悲剧，他们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共产国际的威权，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帮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接着，吴季严谈到，东方大学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受到牵连，开除党籍好几百人。 吴季严也受牵连。 他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真有此事?”陈独秀睁大了眼睛。 “斯大林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适合，老托在苏联深受人民信仰。 陈独秀将椅子往前拉了拉，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 于是，吴季严将他在苏联所听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大讲了一通。 临走，还将托洛茨基的文章丢下几篇。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如饥似渴地看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时他才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许多观点是支持自己的。 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 陈独秀读了托氏文章，像注入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 他没有想到，国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陈独秀的观点，在苏联也有人支持。 初夏，陈独秀去住在昆明路上的彭述之、汪泽楷家坐。 在彭述之家中，两人很快又谈起托洛茨基。 彭述之翻出两本小册子递给陈独秀，说是从尹宽处拿的。 陈独秀一看，是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乔年牺牲(2) 陈独秀迅速地翻了起来，说：“我那天从我的外甥处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 彭述之说：“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哦，知道，离郑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书店’吧?我去过那里，有些好书。 “那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办的，这两本材料就是尹宽向他们借的。 “你是讲‘我们的话派’?”“是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梁干乔，看样子很能干，据他自己说，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见过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国组织小组织。 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泽楷家讨论。 尹宽也常去。 尹宽是桐城人，和陈独秀是很近的老乡。 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广东工作，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张太雷找不到人，见到后发了一顿火。 “六大”前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 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但有的意见，陈独秀始终不改变，即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不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有时，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这些观点。 三封信(1) 1929年5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科学院开展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蔡和森在会上几次发言，详细谈了陈独秀错误形成的过程，揭露、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后来，他把这些发言整理成《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发表在党刊《布尔什维克》4卷5期上。 这篇文章强调“中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危险”，“主要的是右倾危险”。 “六大”后，由于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右倾错误的消息传到了中国，李立三在党内也发起反“右倾”，蔡和森因反对冒险进攻中心城市，被斥为“右倾”，开除出政治局，撤销宣传部长职务，再次去苏联。 6月，党中央发现了陈独秀反对派行为，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去老耙子路陈独秀家中，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未予接受。 同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陈独秀托派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 此外，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告44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周恩来还说：“只要承认错误，可以留在党内。 这时，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一直没有归还中东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仍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 5月27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高级职员59人遣送回国。 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7月21日，中国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我党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7月28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疑问。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他对中央42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 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 此后，陈独秀于8月5日以“撒翁”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 这封信一面对“六大”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感到甚幸，一面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 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有不同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 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就在这时，他的7月28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红旗》报37期上。 《红旗》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于是，陈独秀于8月11日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 信中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谈这个问题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 陈独秀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 任弼时去年10月在安徽南陵被捕，今年3月才放出。 他没有参加“六大”，但在“六大”上选为中央委员，出狱后负责江苏省委工作。 陈独秀9月初在郑超麟家见到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20多天，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三封信(2)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点头说：“抓紧翻出来。 谈了一会话，谈到30期《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其8月5日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 这一日，3个人谈得很投机。 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过来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陈独秀多来往。 开除党籍(1) 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1929年8月30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几天里，曾传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1929年9月，陈独秀开始感到处境不妙。 《布尔塞维克》2卷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7个错误，表现了5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彭述之告诉他：“这人叫陈韶禹，六安人，小矬子，大舌条，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9月2日《红旗》43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彭述之说：“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通告上写着：“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他们不敢开除，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分裂，责任也是他们。 9月18日，中央发了49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扯到一块去。 陈独秀说。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头，“噢”了一声。 拉狄克1927年被俄共（布）开除出党。 彭述之说：“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 彭述之说干就干，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子凑了几十个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汪泽楷、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刘仁静因为被“我们的话派”开除，名单上没有列他。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几遍说：“我们先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无产者派”小组织，中央察觉后，于10月6日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4天后，陈独秀写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 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收到陈独秀的信，中央政治局10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8月5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指示各级党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开除出党；陈独秀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讲。 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后，彭述之对陈独秀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陈独秀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过了片刻，陈独秀说：“以我们两人名义来写，不要扯上别人。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党籍。 中央在决议中强调了拥护党的决议及铁的纪律一条。 但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仍然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 开除陈独秀党籍后，《红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王明）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 11月下旬一天，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陈独秀会走得这么远。 他立即给李立三写信：“陈独秀近来行动竟岂有此理。 中央的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开除陈独秀党籍传到莫斯科，王若飞不主张立即开除陈独秀党籍，主张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 开除党籍(2) 他的主张受到共产国际和瞿秋白等的批评，并停止他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 此时，瞿秋白已受到米夫的打击，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因退出联共(布)而莫名其妙的“失踪”。 告全党同志书(1)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 彭述之来时，习惯坐在陈独秀对面的木椅上。 他们经常讨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12月10日，陈独秀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 党籍开除后，陈独秀转了180度，既为自己辩解，也批评别人了。 陈独秀写道：“如果我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意掩护……我不能有瞿秋白和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 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了蒋介石的道路了。 ’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了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搞工农运动是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 ’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答复了我的提议。 记得当时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 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来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 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 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 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月中旬，陈独秀和彭述之讨论拟一个宣言提纲，请大家签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6条建议：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季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 考虑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决定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 经过商量，凑了81人名单，如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妻陈碧兰、汪泽楷、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之妻刘静贞、王永庆等。 第一个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名字摆在第47位。 其中，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 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 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 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与他曾任《布尔塞维克》编辑的经历也有关。 刘仁静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陈独秀请刘仁静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当然，陈独秀、彭述之要进“总干”领导。 “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 干事长区芳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3个条件：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 梁干乔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目的是排斥梁。 梁干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1927年10月，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喊“拥护托洛茨基”，年底被遣送回国。 告全党同志书(2) 刘仁静将区芳、梁干乔的话传给陈独秀、彭述之，陈大骂：“猴儿崽子，门罗主义，想学斯大林太早了。 刘仁静给托洛茨基去信，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 《我们的意见书》上有81人签名，除了子虚乌有者外，中共中央按图索骥，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黎彩莲、叶英、吴季严、王文元、周庆崇等开除出党；中共江苏省委将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等开除出党。 81人中没有刘仁静，后发现他以“列尔士”名写托派文章，将他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听说陈独秀等没有完全站到反对派的立场，给刘仁静回信，叫他不要急于和陈独秀统一。 和“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闹僵后，刘仁静另起炉灶，和王文元、宋逢春等十人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十月社”。 王文元1928年夏秋之际从苏联回国，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因没有参加81人签名，党籍未开除。 宋逢春1928年１月参加了“我们的话派”成立大会，是中国托派“元老”之一，负责华北的活动。 1929年秋因“我们的话派”“二大”，和“总干”决裂，分离出来。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1) 1930年２月，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转来的共产国际电报，要他去莫斯科，“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 这一问题将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陈独秀接到电报后，心事重重。 他不知道共产国际为什么还在挽救他？不错，他曾答应春天去莫斯科，但现在情况变了。 他的党籍已被开除，他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导演了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成立了“无产者社”，当上了“总书记”…… 难道这些活动产生了作用？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坚持陈独秀这样的老顽固去莫斯科感到纳闷，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清楚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拍电报的背景。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月下旬和2月上旬举行了3次学术讨论会。 第一次会议1930年1月25日举行。 科穆纳尔发言说：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个阶级合作的政党，它既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则完全不是这样看的。 他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 其他阶级除参与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党…… 我们再谈谈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异同。 乍一看，似乎这是两种严重对立的思潮，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另一种是极左思潮。 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次会议于1月29日举行。 张彪（张国焘）说：“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严重不纯，杂夹着某些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他对国民党几乎总是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他的公式是：……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武汉政府叛变后，陈独秀与一位同志的谈话……中国革命完蛋了，不知何时才能东山再起。他说：‘我待在家里，对革命不抱希望了。’”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在张国焘之后发言：“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现实的独特现象，是独特的中国孟什维克主义……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他进一步指出，不必没收土地，不必采取过火行为…… 陈独秀关于党的学说，已自成系统…… ‘五大’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指示，但只字未提陈独秀的路线，既不指责他的政策，也不为纠正旧领导机关的路线、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提拔无产阶级干部作任何工作。 不但如此，现已开除出共产国际的罗易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宣称：…… 国内不会有孟什维克主义了……鲍罗廷在张国焘、瞿秋白之后发言：“在很大的程度上，陈独秀主义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 我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也犯过严重的错误…… 我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我与陈独秀之间虽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分歧，但没有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 维经斯基发言说：“中东路问题揭示了陈独秀主义整个根源，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斗争的道路。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把陈独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加以比较并联系起来…… 起初，我也反对北伐。 陈独秀一开始反对北伐，继而犹豫不决。 但是北伐已经事实进行时，他却采取如下的观点：现在不能与国民党发生摩擦，既然不允许与国民党发生摩擦，这时他自然就轻视发动土地革命的问题。 诚然，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土地革命，也没有说什么反对土地革命的话。 他确实没有说过这类话。 萨法洛夫问鲍罗廷：“鲍罗廷同志，是该谈错误的时候了。 这完全正确。 在陈独秀犯有错误的那页历史上，也有其他人的名字，但有必要更明确地说说。 当然，我将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鲍罗廷同志的报告…… 我和同志们私下交谈时，不得不跟大家争论如下问题：在现阶段，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不应有任何怀疑。 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考虑这些人曾经如何如何。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于2月6日进行。 吉德科夫说：“我们的讨论有以下几点不足…… 同志们在提及往事时，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 同志们在揭露陈独秀主义时，未能把它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危险——党内的右倾危险联系起来。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说得对，光讲反对陈独秀主义，不提右倾危险，那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2) 对于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表奇谈怪论，大家是无法保持沉默的…… 为此，我认为我有权利谈谈鲍罗廷同志的发言…… 他试图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惜他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鲍罗廷同志不是布尔什维克式地、明确地承认错误，而是掩饰错误…… 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只能说是关于哪个革命资产阶级理应充当领导者的争论。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之间的争论，而是孟什维克路线和民粹派路线之间的表面争论。 （笑声）…… 共产国际路线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国民党的民主化问题（鲍罗廷：没有提出）。 这是污蔑。 问题在于鲍罗廷同志不明白共产国际有关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路线。 这天，维经斯基发言也将矛头指向鲍罗廷，“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一发言就犯新的错误，总而言之，尽说空话…… 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这些错以及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在看法上不谋而合…… 本应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然而鲍罗廷同志却说，要放弃根本性变革，以便继续向北推进……我指出鲍罗廷同志的看法，这并不是想说明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 恰恰相反，我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我曾反对过北伐…… 我不知道谁的错误要大些…… 中央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经历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对这一切负责任的不光是陈独秀。 还有我，当然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他眼中这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 我也总是不强调这些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 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 萨法洛夫说：“鲍罗廷同志的做法很不对头，他没有再次发言。 想回避政治观点是不行的…… 陈独秀和鲍罗廷同志对群众的过火行为总是感到非常不安…… 我们的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不管哪位同志犯了错误，都应当剖析错误，应当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说说自己的观点，鲍罗廷在此发言时，理应谈谈无法掩盖的东西，谈谈本应向大家真实说明的情况…… 对维经斯基还有一点意见。 我认为只对错误策略作出解释是不够的。 要作出比我更确切的解释。 维经斯基的检讨(1) 中共中央在转给陈独秀电文时附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陈独秀写道：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 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 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 窗外阴雨连绵，因为触动伤疤，陈独秀顿生春雨愁城之感。 3000字的《答国际的信》，陈独秀停停写写，竟写了一天。 中午，他啃了一个面包，喝了几杯开水。 信写好后，陈独秀认真誊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 1930年3月初，《无产者》创刊。 陈独秀在《本报发刊词》中指出刊物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在这期《无产者》上，陈独秀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主张参加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 后来《红旗》载文，批驳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稳定”。 这时，陈独秀生活十分困难，开除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停发每月30元的生活费。 陈独秀给《无产者》写稿没有稿费，完全是精神寄托。 一次，赵济到尹宽家，遇到陈独秀在啃面包，赵济说：“你的胃不好，吃这个行吗?”陈独秀态度十分谦和，说：“不要紧的，填饱肚子就行。 赵济和一些青年人问陈一些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话题，陈独秀侃侃而谈，十分有劲，精神并不显颓唐。 郑超麟从外面进来，见陈独秀说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听，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建党时期与青年人谈话一样。 郑超麟约陈独秀到他家去坐坐，陈说：“不了，改日再坐，我现在已养成了习惯，晚上可以坐下来，写一些东西。 郑超麟知道陈独秀回去写文字学书稿，不再挽留陈独秀。 现在，写作几乎是陈的惟一生活来源了。 4月上旬，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反驳托洛茨基对中国红军运动的污蔑。 在这之前，向忠发发表文章批驳陈独秀政治意见书。 几天后，陈独秀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长文，认为红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湘鄂交界的贺龙第二军都是贺大哥的旧部，向来没有党及农民的关系。 湘鄂赣的第五军，彭德怀骂王佐、袁文才是土匪，王佐骂彭德怀是军阀。 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是当地土匪、景德镇附近的溃兵。 当时，蒋介石正在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 看完陈独秀文章，蒋介石说：“陈独秀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的话很有用处，可以在围剿江西红军的时候，到处散发陈独秀的文章，帮我们宣传。 李立三见到陈独秀文章，十分生气，“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后，维经斯基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在苏联《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刊出，其中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