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彪夫妻二人合著:印记-2

晚上,吃过晚饭,老爷子绷着脸从屋里出来,拿出一个信封:“者是liāng千kuǎi欠,妮们肥要送,赞助费窝出一半儿。(这是两千块钱,你们非要送,赞助费我出一半儿。)”  我跟彪子“喜出望外”,不是因为那两千块钱,而是觉得老爷子真开明。  还没乐出声儿来呢,老爷子硬邦邦甩过来一句:“mīng田窝就去māi辆摩托ché,我去问问rēn家幼儿园要不要sāo地的!(明天我就去买辆摩托车,我去问问人家幼儿园要不要扫地的!)”说完一扭身,噔噔噔走回屋去,把门一关,再也没出来。  一切计划都泡了汤,我们只好把聪聪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  【连载8】  隔辈亲(二)  如老爷子的愿,聪聪没有去“六一”幼儿园,而是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这下老爷子可美了。  幼儿园就在干休所的坡下,从围栏处可以直接俯视它的操场。不管刮风下雨,老爷子必在孙子放风的时候赶到围栏前,坐在专门搬来的砖头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孙子的一举一动。直到放风时间结束,才合拢嘴,大步流星地往家走。  院里的老干部经常开老爷子的玩笑:“老傅啊,又去看孙子啊!”  老爷子更加得意洋洋:“哎,你别嫉妒,窝优笋子,妮mèi优!(我有孙子,你没有!)”  老爷子重男轻女从不避讳,儿子,女儿分得清,孙子,外孙照样分得清。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买了同样两个玩具车,聪聪和二姐的儿子一人一个。相差两岁的男孩在一起,可以想象玩成什么样子。一会儿工夫,一辆玩具车便被摔坏了,跑不动。于是两个男孩同时争抢那辆好车,聪聪小,自然争不过,只有放声大哭。  老爷子哪听得了孙子的哭声,忙不迭地跑过来,问清原委,并不着急:“窝坎坎,窝坎坎。(我看看,我看看。)”  老爷子把车身翻过来查看,原来,他早在放电池的地方分别贴上了两个孩子的名字,可巧,那辆好车正是聪聪的,于是“合情合理”地回到了孙子手里。二姐认为父亲偏袒,生了气,一把夹起孩子,头也不回地出了门,一个月没有回来。  我觉得尴尬,便劝老爷子下次别再干涉孩子们的事,老爷子倒来了气:“奔来嘛,那车就是窝笋子地,窝们家什么懂西都是ēr子地,都是笋子地!(本来嘛,那车就是我孙子的,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是儿子的,都是孙子的!)”  劝是没法劝了,我只能以后不再给孩子们买一模一样的礼物。  爷爷疼孙子看上去没边儿,可也有他的规矩。比如说,绝对不允许孙子不礼貌,对奶奶,对彪子,对我,只要孙子说话不注意,老爷子就会压低了嗓子,一反常态地说:“哎,聪聪,说话要注意啦。”和蔼中透着严厉。  每次吃完饭,老爷子总会教孙子说:“大家慢慢吃,慢慢喝,我吃好了。”至今聪聪仍保持着这个好习惯。  老爷子在孙子身上付出了全部心血,孙子倒也争气,并没有因为爷爷奶奶的“溺爱”而产生一点霸气。  第12节:戏 痴(1)  聪聪上学了,学校离家很远,院里专门开设了接送孩子的班车。老爷子心疼我和彪子,不让我们早起。每天早上奶奶做好早饭,爷爷便送孙子到班车站,看着班车走远,才依依不舍地回来。  1999年一个三月天,老爷子照例早起,走到屋中央,突然双腿动不了了,使劲挪,还是一动不能动。  聪聪急得喊起来:“爷爷,爷爷。”转身敲我们的门,“爸、妈,我爷爷动不了了!”  我和彪子一骨碌爬起来,扶老爷子坐下,聪聪自己哭着上学去了。  中午,聪聪从学校打来电话:“我爷爷怎么样了?”我们告诉他,爷爷已经住进医院。  “那爷爷有危险吗?”  “不要紧,你晚上回来就能见到爷爷了。”  聪聪这才放心一些,挂了电话。听班车司机说那天早上他哭了一路。  老爷子得的是急性脑血栓,左半身瘫痪,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聪聪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病房看爷爷,给爷爷揉腿,给爷爷端水。爷爷一再催促他,他才肯回家吃饭,写作业。  那以后,我第一次发觉聪聪长大了,懂事了。  聪聪小学毕业了,大概老爷子看我每天接送、“陪读”,实在辛苦,事业也荒废了,终于同意把孙子送到寄宿学校。  刚开学,聪聪不习惯,我也不习惯,老爷子更不习惯。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谁也不让进去,三天没跟任何人说话。周末孙子回来了,老爷子才有笑脸。  聪聪假期去英国游学,一去两个月,老爷子的牵挂可想而知。尽管孩子每天都给爷爷打越洋长途,爷爷还是放心不下——那是他的命根子。  因为想孙子,老爷子再次病倒,报了病重。大概是爷孙俩有感应,聪聪在电话里听不到爷爷的声音,便猜到爷爷又住院了。  聪聪再也无法安心,从伦敦一个人踏上了归途,回来看爷爷。  老爷子瘫痪在床的日子里,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周末回去,他就会坐上轮椅,让人推到餐桌旁,看着我们仨狼吞虎咽才心满意足。  他至今不知道儿子病了,至今不知道儿子已经走了。  老爷子最后一次见彪子是在今年4月,彪子第二次做手术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见老爷子,不敢听老爷子的问话,不敢对视老爷子的目光。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辛苦了一辈子,自己久卧病榻,却依然为子孙操不完的心思,我只能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  我告诉他彪子在拍戏,拍完了这部戏马上要去好莱坞深造,可能过年都回不了家。  婆婆的日子比我难过。她每天都要面对头脑依然清晰的老伴儿,随时应对他关于儿子的提问,还要隐藏内心巨大的痛苦……  我真的心疼他们,心疼待我如亲生女儿的老人。  终有一天我会告诉老爷子:您放心地去吧,那边有儿子与您做伴,这边我会把妈妈照顾好,把孙子养大成人。  【连载9】  戏 痴  彪子没有等到自己的42岁生日就走了,在短暂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属于表演艺术。他对表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成名前如此,成名后更是如此。  刚调到说唱团,他对话剧团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是对我的不舍,更是对话剧表演的不舍。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话剧团看我们排练。在别人看来,这样做“一举两得”,既看了人,又看了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多半是奔着“戏”来的。  一进排练厅的门,他就悄悄往导演边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专注得有些贪婪。按捺不住了,就请示导演亲自演上一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他的课堂笔记比我的细致得多。  那阵子我们正在排练话剧《红岩》。陈薪伊导演看他摩拳擦掌的样子,有意安排一个小角色让他过过瘾。选来选去只有一个空缺——看守甲,出场无数次,只有一句台词。  像是天上终于掉下了馅饼,彪子乐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陈老师,只要您能让我回话剧团演戏,再小的角色我也愿意!”彪子仿佛得了恩赐。  第13节:戏 痴(2)  他太珍视这次机会了,回家就开始设计。  “陈老师,您看我扣一个眼罩,来个独眼龙怎么样?”  “已经有一个独眼龙了。”  “那……”他想了想,“那我剃个光头吧。”  “就为一句台词,把好好的头发剃了?”薪伊导演最喜欢认真的演员,可是担心他冲动过后会后悔。  “那我也得演出‘彩儿’来。”  于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彪子的光头形象。说实话,不难看,像个大和尚。只是不大习惯,关了灯以后有点吓人。  接着,彪子又给人物设计了“光膀子”,让美术师给他画上胸毛,还嫌不过瘾,又弄了一个烟嘴儿叼在嘴角上。  “我得咬着烟嘴儿把这句台词说出来,还得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听清楚。”他说得踌躇满志。  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家苦练。一开始,不是话说不清楚,就是烟嘴儿掉下来,口水就从咬着烟嘴儿的那一边淌下来,逗得我哈哈大笑。  烟嘴儿被他咬出了深深的一道印。  正式演出开始了。  我扮演的孙明霞和江姐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  “小萝卜头”来通风报信,被“看守甲”发现。  “看守甲”像只大猩猩一样,晃着膀子奔过来,一把抓住“小萝卜头”的衣领,恶狠狠地喝道:“小萝卜头,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  只见他秃顶上反着光,胸前一团长长的“胸毛”,嘴里叨着烟嘴儿,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朝“小萝卜头”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  同台的演员全被带入了戏中,齐声愤怒地高喊:“不许打人!”  台上的我明知那是彪子,依然觉得毛骨悚然。  我们到清华大学演出的时候,“看守甲”的剧照被学生们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子。  “真讨厌,这是谁干的?”我知道观众是恨“看守甲”,与彪子无关,可还是气不过。  “恨我,说明观众相信了。”彪子晃着脑袋有些志得意满。  一直以来,薪伊老师把我当做自己的干女儿,在学习、生活上都关爱有加。  彪子到话剧团找我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她,这就是秋芳的男朋友,老太太把我好一顿数落:  “哎哟,你怎么找他呀?那么丑,还是个说相声的。”  我嘻皮笑脸地支吾着,无言以对。  一场《红岩》演下来,老太太却对彪子另眼相看。她被彪子的执著打动,逢人便津津乐道:  “嗯,这孩子不错,用功,人也厚道,当女婿就凑合吧。嘿嘿嘿,就是难看了点……”临了还找补一句。  我也跟着傻笑。  不管老师怎么说,我怎么就没觉得彪子“难看”呢?他年轻的时候挺精神的,虽不是浓眉大眼,却有股子“爷们儿”劲儿。  大概这就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1995年,彪子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扮演“黑社会老三”。  机会来得突然,张艺谋的名字毕竟太响亮了。“芳芳,我被张导选中的事,千万别跟人家提起来。”彪子有些局促不安,生怕往后的工作应对不下来。  他一边叮嘱着我,一边就开始独自在家设计人物造型。看他那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的神经也绷上了弦儿。  开拍后的一天,彪子兴冲冲从剧组跑回来,告诉我,他给“黑社会老三”设计了一个人物造型:头发中分,额前的两撮向里弯曲,活像个“大闸蟹”。这个造型是他有一天晚上洗了澡,对着镜子梳头发,无意中摆弄出来的。  定装照拍完一看:够狠!导演当时就拍板定了。  那次合作对他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不仅学演戏,更学会做人。  有这样一件小事,他很多次地给我和身边的人们讲。  一天剧组派他外出办事,赶回去已经很晚了。下车以后,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小树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拉住他的手说:“三儿,回来了?等你吃饭呢。”口气就像招呼自家兄弟。  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  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电话,还没开口,就听电话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第14节: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连载10】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  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  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  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  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  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  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了烧。  彪子正在别的城市为电影做宣传,我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的“壮举”,他很是幸福,一直憨笑着说:“这小子,这小子。”  葛优和刘蓓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思,专门来哄他,给他“赔礼道歉”。  刘蓓给儿子带了很多高级巧克力:“哎哟儿子,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看阿姨给你买好吃的了。”  聪聪看也不看:“那也不行!”边推刘蓓,边打她的手。  刘蓓眼珠一转:“宝贝儿,不是我要扎你爸,全是你葛大爷让我干的。”  在大人们的连逗带哄之下,儿子一想也是,就接受了刘蓓的礼物,表示:“阿姨,我原谅你了,但葛大爷我永远不原谅。”  刘蓓这个鬼灵精把自己择干净了,又给优哥挖了个坑儿。这么一来,无论优哥怎么“花言巧语”,聪聪就是不松口:“谁让你叫阿姨扎我爸爸的!”  优哥一脸的诚恳:“真不是我,是她,她干的呀。哎哟,她可太狠了!”  儿子眨眨眼,他哪里搞得懂啊,反正就是认准了优哥是“大坏蛋”。  后来我们猜想,大概他的小脑瓜里有个观点:漂亮阿姨是不会干坏事儿的。  儿子长大了,每次大家提起这件事,他都很不好意思。  第15节:面瓜——我要喝水!(1)  彪子长年在外拍戏,儿子对他不像对我那样“亲密无缝”。这一次彪子很满足,他骄傲地对我说:“看看,关键时刻,还是儿子向着我!”  自从《甲方乙方》以后,彪子开始忙起来,在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隔了两年,冯导演顶着很大压力,大胆起用彪子在《没完没了》中饰演陆大伟。这是彪子从影以来,电影作品中角色分量最重的一部。  最大的难题就是打快板,彪子不会,便开始向我们的邻居、说唱团的刘洪忻老师虚心学艺。  正是大热的三伏天,因为怕干扰四邻,只要他在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练习,直练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件事做起来枯燥,节奏对了很好听,节奏一乱就是噪音。  有时烦了,急了,彪子索性把快板往沙发上一扔,满屋子来回溜达。情绪稳定以后,长出一口气,接着来。  那段日子,他经常把楼里的邻居吵得直敲暖气管子。  到了快开拍的时候,快板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器物,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连堵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彪子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回家。  “芳芳,我压力很大,如果演不好,对不住的人就太多了。我想跟冯导演、优哥他们多聊,多沟通。将来电影拍出来也少留点遗憾。”  《没完没了》首映那天,北影小放映厅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家受到“冯氏幽默”的感染,不时地哈哈大笑。  我不在场。人群中大概只有彪子一人怀着颗忐忑的心,坐立不安。  电影结束了,放映厅里灯光亮起。  从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向后面大声喊:“傅彪在哪儿?傅彪在哪儿?”他是北影厂厂长韩三平。  彪子向他走过去,韩厂长使劲地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转年,新的机会降临了,彪子被滕文骥导演选中,在他监制的影片《押解的故事》中饰演乡镇诈骗犯于太,一个狡猾的农民,小人物。外景地在陕西米脂。  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和儿子去接他。前方走来一群人,边说边笑,我放眼望去,没有彪子。  等他们走近了,突然有人拍我。我抬头一看,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冲我咧着嘴,见我愣着,那人笑出了声。  天那,彪子!  我哪能认出他来:脸被晒得黑一块红一块,胡须肆意地长着,头发被烫成了稀松的卷儿,还糊满黄土,又粘又硬,“趴”在脑袋上。  我和儿子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惊得说不出话。  他简直乐出了眼泪,用手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等着我,就一句词儿,录完就回家。”  等他走了我们俩才回过神来,冲着这个“陌生人”的背影笑弯了腰。  “儿子,咱还要他吗?” 我开玩笑地问。  “是脏了点儿。” 儿子做了个鬼脸。  【连载11】  “面瓜——我要喝水!”  《青衣》是彪子带回来的所有剧本当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一个。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他的笑声吵醒。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读上一段儿。  有一次,我跟制片人开玩笑:“彪子演完‘面瓜’,恐怕大街上的人见了他,就直接叫他‘面瓜’了。”当时彪子一听,立刻就说:“就算叫我‘面瓜’,那也是褒义的。男人都有‘面瓜’的一面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预料得没错。  拍《青衣》之前,正好赶上单位体检,彪子不肯去。  “要是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我还怎么干哪?”  我好说歹说,总算把他糊弄到医院。  一共检查五项,其中四项有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脏T波倒置。  彪子的情绪一落千丈,让我把小陆、张奎等一干朋友招呼过来,一起吃晚饭。席间,他一再责怪我,不该让他去检查。这样的想法朋友们当然要开导,一是让他减产,二是拍完《青衣》以后再彻底地检查一次。  他见我们“人多势众”,一时支应下来。可从那以后,谁也别想再跟他提“体检”二字,谁提就跟谁急,还不是一般的急。  第16节:面瓜——我要喝水!(2)  那时见他一心逃避,我不忍更多地施压给他,便没有再督促。否则,今天的我或许能够面对另一个结局,一个令我不后悔的结局。  帆子当时不想接《青衣》这部戏,她想要孩子,推掉了许多工作。而大家却公认“筱燕秋”非她莫属。于是彪子、编剧、导演开始轮番“轰炸”。  没有成功。帆子一门心思想要孩子。  制片人只好物色其他人选。  彪子一听,急了:“‘筱燕秋’非帆子莫属,换了别人我就不演了。”  这么多年来,彪子第一次向制片人提出了“无理”要求。因为他太爱这部戏了,太希望它如他想象一般完美。  于是,帆子又遭受新一轮“轰炸”,这次冯导也加入到轰炸队伍之中。  帆子终于妥协了。于是有了今天的《青衣》,有了今天的“筱燕秋”和“面瓜”。  我仍是彪子的第一个观众。  记得那天我发烧,盖着被子躺在床上。本想只看一两集,谁知开始了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看到剧终。  我完全被打动了,只当自己也是剧中人,随着他们喜怒哀乐。当我听到“面瓜”一个人面对“筱燕秋”的照片那长达几分钟的独白,竟然哭出声来。  彪子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给我端水沏药,递毛巾。  我顾不上理他,只顾忘情地追索戏中人物的命运。  戏演完了,我的眼睛也肿成了桃儿。  我紧紧地抱住彪子,恍惚间也不知抱的是真正的他还是“面瓜”,心里想要补偿“面瓜”受的那份委屈。  见我哭得伤心,彪子也心疼得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我仍沉浸在剧情中,忍不住拨通了帆子的电话。  “帆子,恨死你了,你快把我老公欺负死了。”我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  帆子哈哈大笑:“我们家哥哥也不理我了,他跟我说,谁要是摊上这么个老婆,还不吓死了……姐,你可得对我好点儿。”  说到入戏,记忆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彪子在《重返上海滩》中扮演的杜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那是他惟一一次扮演反面角色,尺度的把握、人物心理的揣摩都令我吃惊不已。  记得那一次,我看了样片,很多天在心里缓不过劲。  “天哪,这个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他是彪子演的吗?彪子怎么把坏人的心思了解得这么清楚?他的眼神,怎么能如此奸诈恶毒?”  我几乎开始怀疑,彪子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我会不会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些日子,我心中充满疑惑,对彪子怀着一种畏惧感,生怕他对我做什么不义之事。晚上一闭眼,就仿佛看见“杜邦”那张阴险的面孔。  彪子曾对朋友说:“你们知道吗?芳芳在家看了《重返上海滩》,成天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用眼睛瞄我。我一转头看她,她就假装看别处,过会儿等我不注意了,她又接着瞄。嘿嘿,被‘杜邦’吓得不轻。”  的确,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一种偏执的疑惧之中。直到有一天,又重新看到电视里上演的《青衣》,看到剧中的“面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才彻底清醒,回到现实中来。  “面瓜”的角色使彪子获得了当年CCTV十佳男演员奖、大众电视双十佳男演员奖。  我经常和彪子开玩笑,捏起嗓子,拿着“筱燕秋”的腔调:  “面瓜——我要喝水!”  “面瓜——我想吃西瓜!”  ……  像疯了一样,想起来就那么喊一嗓子,经常把彪子吓得一激灵。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彪子又好气又好笑,两只手拼命做出向下压的姿势,示意我“冷静”。  “芳芳,说正经的,提点儿意见。”  我特别认真地告诉他:“这一次,我没有意见,真的没有。我头一回看你演的戏却忘了你是谁。我对你太熟悉了,以前的人物,多多少少都有让我‘跳戏’的地方,这回,是真的服了。”我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已经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家了。”  彪子惊闻此言,不好意思地笑着挠头,眼底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嘿嘿,艺术家不敢当,不过让您服还真不易。这全是张老师培养的。”  有一天,彪子收到著名编剧史航发来的短信,说自己若是身在梨园,一定要为傅老板脆脆地叫一声“好”。只言片语,却说得彪子喜上眉梢,比得了什么奖都高兴,立刻回复一句:“为人民服务。”  第17节:晴天霹雳  【连载12】  晴天霹雳  《妻子》中的“陈灵宝”让我体验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坎坷,还没等我从角色的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命运就让我这个妻子承受了更大的磨难。  2004年8月16日晚,北京的天气还相当闷热。夜里,一阵巨痛把彪子从睡梦中惊醒,他用手捂着右下腹, “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  我一骨碌爬起来,打开灯,见他脸色惨白,就催促他去医院。  彪子不肯。“可能是着凉了,一会儿就好。”  我知道他的个性,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去医院的。平时感冒、发烧,他总是翻出家中常备的小药对付过去。  眼见着豆大的汗珠顺颊而流,他的脸色越发惨白,我急了:“别扛了!赶紧走,去医院!”  他紧皱双眉,咬着嘴唇不停地摇头,疼得说不出话来。  我急得在地上团团转:“疼得那么厉害,还是走吧,去医院。”我央求着他。  他并不回答,眉头锁得更紧了,脸上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他不停地变换姿式,坐着不行,躺着不行,斜靠着也不行,他干脆撅起屁股把头顶在了软软的床头上,使劲向前拱着。  我连忙上前,用手扶着他的肩膀。又坚持了一会儿,他咬着牙说:“走吧,去医院。”  我知道他一定是扛不住了。  “急性胆囊炎”。年轻的小医生作出诊断。  打了止痛针,开了消炎药,我又扶着彪子回到了家里。  止痛针很快发挥了作用,彪子的疼痛似乎缓解了。他全身放松地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安然入睡,我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凌晨四点多,他又一次疼醒了,显得十分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熬到天明。  婆婆在医院工作了几十年,虽不是医生却也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一大早便催着儿子去做进一步检查。  我们来到B超室,我还是十几年前怀孕的时候去过那里。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左看右看,检查结果还是胆囊炎。  彪子当时已经完成了《大清官》的拍摄,下一个目标是和滕文骥导演合作电影《日出日落》,计划9月开拍。我们担心他到了黄土高坡外景地胆囊炎再急性发作,就决定利用开拍前的十几天空闲,尽快把胆囊摘除。  胆囊切除手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就像切除阑尾一样简单,我们心里没有一丝紧张。手术前要做各项例行检查,彪子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跟老朋友们打招呼——公公婆婆在309医院工作了一辈子,这里很多医生护士都是彪子儿时的玩伴。  经过放射科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放射科主任由昆,她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夫人,也是彪子父亲带的“兵”,看着彪子从小长大。  “黑蛋儿,你怎么有空上这儿来啦?”由主任亲切地喊他。  “住院,做个小手术,摘胆囊,先来做个胸透。”彪子笑嘻嘻地晃了晃手中的检查单。  “胆囊怎么了?”没再顾上寒暄,医生总是对“病”有着职业性的敏感。  “昨晚疼了一宿,做完B超说是胆囊炎。”我抢着回答。  “噢,没事儿,小手术。你可又胖了,肯定有脂肪肝,我给你做个CT吧,好好查一查。”由主任拍拍彪子的肚子,像对待自家人一样热情。  彪子不肯,他不愿意做任何“无意义”的检查,可是又不能辜负了由主任的一片好心,便说笑着进了CT室。  哪里知道,由主任一句无意的提醒竟是一场灾难的序曲。  我站在CT室门外等彪子,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心想他一定是跟医生聊上了,于是推开门进去找他。  由主任和另外两名医生围坐在仪器前,用手在显示屏上指指点点,还小声嘀咕着什么,见我进来便坐直了身子。  我礼貌地笑笑:“怎么样,有问题吗?”透过玻璃窗,我看见彪子还躺在里面。  第18节: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1)  “没什么大问题。”由主任用手指着显示屏,“你看,胆囊里有块小石头。”  顺着她的手指,我看到了一块白亮亮的东西。“脂肪肝严重吗?”  “严重,你看,这儿全是。”由主任伸手指了指另外一块区域,我完全看不懂。但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三年前彪子就有“脂肪肝”了。  彪子好不容易“解放”出来,挺高兴,看着显示屏上的影像问:“没毛病吧?”  “黑蛋儿,不能再胖了,赶紧减肥啊!”  “哎,减!减!”此时,“肥胖”是个太轻巧的“毛病”,彪子觉得容易极了,连连点头应允。  “哎,别急着走,明天早上空腹打一支加强针,再做一次CT啊。”由主任看似一脸轻松,不经意间甩出这么句话。我一怔,彪子也一怔。  ……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里反复琢磨为什么由主任要彪子打加强针,要加强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而至。一夜的忐忑使我不想再一个人等在外边,于是随着医生进去,远远地站在后面,尽量不妨碍他们工作。  彪子又被推进CT机圆圆的罩子里,魁梧的身躯拢在底下显得空间逼仄。护士在他的手臂上打了一针,彪子还和她有说有笑,一点看不出紧张。  这一次医生们不再说话,大概是因为我在旁边的缘故。由主任用手指点显示屏,其他医生便点点头,看上去很默契。  我的心不再像前一天那样轻松,看不懂影像,我就死死地盯着由主任的脸,想从她的表情里读出答案。  “他从前得过肝炎吗?”由主任突然回头看看我,语气有些凝重。  “得过。”我老实作答,牢记“有病不瞒医”,“怎么啦?”我不禁追问一句,心里袭来一种不祥的预感。  【连载13】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  由主任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夫人,也是彪子父亲带的“兵”,看着彪子从小长大。为他检查后,由主任没有回答,慢慢地把眼镜摘下来,一只手使劲揉着双眼内侧的凹窝。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不错眼珠地盯着她,半晌,她才说了一句:“小芳啊,你看,我随随便便的一句话……”由主任有些尴尬,挤出一丝笑。  我的眼睛快要瞪出来,屏住呼吸等待她继续往下说。  正在这时,彪子推开里屋的门走了出来。由于检查时间太长,他显得有些疲惫。他看看我,看看由主任,我赶紧收拾起慌乱的心绪,送给他一副轻松的笑脸。  由主任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没什么大事儿,别太紧张啊。不过啊,咱们院这台机器比较陈旧,看不太清楚,我马上给你联系301医院,去做个核磁共振。”说完,不等我们回答她便一转身走了出去。  我不知道309医院的机器是否真的像由主任所说“比较陈旧”,心里巴望着确实如此。  我和彪子在由主任的安排下,立刻赶往301医院。  一路上,我的心慌慌的,乱乱的,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紧紧依偎着彪子,拽着他的胳膊不放。尽管结果还是未知的,但一个狰狞的“癌”字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现。301医院很具权威性,我心里祈求他们给我一个正确的,令人心安的答案。  我抬头看看天,天空很蓝。  在核磁共振室门口,我紧紧攥着彪子的手。他的手是湿的,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别紧张。”彪子使劲儿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心儿里,好像要做检查的不是他,而是我。  我好像感觉到他就要一下子被那圆圆的罩子吞噬了,眼泪“哗哗”地淌,双腿开始发软。  “你看你,别这样,别这样。”他笑着,眼里闪过一道亮晶晶的光。有几位大夫站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彪子心里也很难受,但他要笑给别人看。  “我害怕。”我说什么也不愿放手。  “别怕。”他抽了一下鼻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害怕没有用。快,听话,别让人家医生等着。”  彪子两天之内第三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  第19节: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2)  我平定一下情绪,站在马林主任的身后,显示屏上一幅幅画面快速地切换,我暗自观察医生们的表情。  突然,他们锁定了一屏影像,仔细看了又看。  “太晚了,真可惜。”马主任转过身,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医生们又继续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只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倏”地一下我又回过神来:“你们说什么?什么太晚了?”我的声线在颤抖。  马主任在显示屏上指给我看:“这儿,这儿,全都是,太可惜了。”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心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相信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仍然抱着一丝侥幸:“你们……你们不会看错吧?”  没有回答,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  恍惚中我看到我的彪子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恍惚中我知道欢笑从此离我远去。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我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  彪子出来了,尽管很镇静,可我还是从他的眼中读出一分稍纵即逝的惶然。他并没有问结果,而是死死地盯住我的脸,我的眼睛。他很聪明,知道我是很外向的,一切都会写在脸上,瞒不过他的眼睛。  我“表演”出一脸茫然,撇撇嘴,耸耸肩,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他像是放了一半的心,又把头转向医生那边。  “傅老师,您先回去吧。我们这是为您加班做片子,还没吃饭呢。等下午上班,我们研究一下再出结果。”马主任很镇静,理由也充分。我心里很感激他,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  彪子虽然急于知道结果,但却不愿意让别人饿肚子,于是连忙说:“好,好,不急不急,先吃饭。”拉着我便往外走,我能看出他的忐忑。  我想,真实的结果今天是不能告诉彪子的,而今后是否告诉他、怎么告诉他,我还没有想好。仓促中,我决定无论如何先把他“糊弄”回家。  “那不行,要等一起等,咱们在附近吃点饭,下午一起来。”彪子态度很坚决。  “可是……”我一时不知该怎样支应他,忽然想起忙了一上午,他还没有输液,“要不咱们都回家吃饭,吃完饭你回病房输液,我让小徐陪我来。”小徐是彪子的助理,这几年一直跟着他。  一向固执的他被我哄上了车。回到家,又一道难关在等着我。  婆婆早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等着我们回来。一进门,婆婆就用张皇的眼神迎着我们问结果怎么样,医生怎么说。面对一位历经风霜的老人,我不敢想象她得知儿子真实病情的场面。我怎么忍心告诉她?就是告诉彪子,也不能告诉她。  我只有继续演戏:装出一副饿坏了的样子,大口大口地吃饭,事实上却如鲠在喉,难以下咽。“妈,有水吗?我渴死了。”我想用水把堵在喉咙里的东西连同泪水一起顺下去……  终于没有露出破绽。  吃完饭,我和婆婆催着彪子回病房输液。可能是被我的“表演”迷惑住了,彪子倒也听话,一个人乖乖地顺着大坡朝病房的方向走去。我的目光送了他很远,很远,不知道在未来的路上他是不是也会这样渐渐地离我远去。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转弯处,我往前狂奔了几步,怕他会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一转身,跌跌撞撞地奔向车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恸,面对小徐“哇哇”大哭起来。“小徐,彪哥不好,医生说太晚了。”  “怎么可能?不可能!他身体那么好……”小徐也惊呆了。  我抬起泪眼双手合十祈求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保佑我,别把灾难降临到如此相爱的两个人身上。  我拼命止住泪水拨通了彪子二姐的电话,将实情告诉她,让她和我一起去医院,我不敢独自面对那白纸黑字的无情通告。刚刚挂断电话,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又找到她:“二姐,你跟同事交代好,如果妈来电话,千万不能说是我把你叫走,她会怀疑的。”我的直觉不错,二姐刚一离开,婆婆的电话就追了过去,她的同事说,傅洁出去给单位买东西了。  第20节:彪子真的太棒了!  【连载14】  彪子真的太棒了!  这段日子,我们的朋友也在四处打听治疗信息。  小刚从张和平那里打听到武警总医院的肝移植手术最具权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肝移植研究所,并且能够找到肝源。  我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他的身体正在每况愈下!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彪子再一次转院。而且,一旦找到肝源,准备实施手术,我就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他,总不能让他打上麻药,稀里糊涂就被换了肝,何况术后还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治疗要他配合。  看着痛苦万分的彪子,想到过几天还有更大的痛苦等着他,我真恨不得去替他受所有的罪。  小徐没日没夜地陪在病房里,彪子却从不向小徐追问自己的病情,知道他会为难。  朋友来了,彪子也总是和他们聊一些拍戏的事,对“病”这个字眼避而不谈。  彪子心里什么都明白。第一次手术之后,他回到家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话:“那时你们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就是不肯告诉我,总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笑嘻嘻地告诉我“你没事”呢?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我,连不常联系的朋友都出现了,这么兴师动众的,就说明问题有些严重了。”  三四天以后,彪子的体温降到了37℃与38℃之间。刚稍稍恢复了些体力,他便提出要去参加8月28日的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他说,他是早已定好的颁奖嘉宾之一,不能失约。那一年,他曾作为演员被选为“金鸡奖”的评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责无旁贷。  我理解他的心情,可是他的身体状况让我很担心。医生提醒过我:肝部肿瘤很大,已经侵犯到肝包膜,出席那么纷乱的场面怕会有危险。  我坚决不同意,哪怕看到他一脸失望的样子。  小陆和志诚劝我,这是彪子想做的事,还是让他去吧。他们把“想”字说得重重的。  我满怀顾虑,思前想后。找到肝源就要立刻手术,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也不知道预后效果如何。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最后,我决定让彪子按原计划出席典礼,又在背后对小陆和志诚千叮咛万嘱咐:务必守在他的左右,不要让人群靠近他,以免碰撞以后出危险。  彪子看到我终于遂了他的心愿,高兴得像个孩子。  路上,志诚开着车送彪子,小陆的车紧随其后。志诚开车一向“凶猛”,那天车开得很稳,很慢。  这之前,我们试探地对彪子提出过转院,他坚决不肯:“北医三院很不错,再说人家杨主任那么尽心尽力,调集了全院的精英强将为我跑上跑下,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在他的治疗上,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对不起朋友。  于是我们决定把说服彪子转院的任务交给小刚。小刚最会给别人做工作,再说“哥哥”的话,怎么也比其他人有分量,彪子应该听得进去。  那天,彪子在后台等着上场的工夫,小刚来了。  “大夫总说没大事儿,可又没完没了地检查,叫人心里不踏实。”彪子向小刚抱怨道。  “彪子,我要是你,从今儿开始就把它当一坏事儿了。凡事咱就得往最坏了想。”小刚像是调侃似的开导着彪子。  “是,我不怕,就是有事儿别瞒着我。”说着,他瞟了我一眼。  小刚又在一旁趁热打铁:“我问张和平了,武警总医院有一批专家专攻肝胆疾病,依我说,咱们得去最对口的医院。”  “行,哥,我听你的,张和平说的肯定没错。”  其实,我和小陆、志诚、尤勇他们已经找到武警总医院联系好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说服彪子第二次转院,我们深夜开会研究了许多次,然而各种说辞都被彪子坚定地驳回来。这一次,小刚只用三言两语就奏了效。  8月30日,彪子转入武警总医院。  第一天晚上,肝移植科的刘振文主任来看他,聊天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句:“傅老师,我们这儿最拿手的就是肝移植。”彪子头一次接触“肝移植”这个词,但是并没有多问,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第三部分  第21节:真是条汉子!(1)  刘主任告诉我,9月2日手术,需要提前一天找彪子谈话。我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但还是忍不住叮嘱刘主任:“千万别说病情有多严重,只告诉他,肿瘤是弥漫性的,手术不可能彻底,所以要进行肝移植。我希望彪子将要承受的打击越小越好!”  彪子的主刀医生、肝移植专家沈中阳教授来了,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虽没有想象中的老成,可在我们心里他像救命恩人一样神圣。  沈教授举起片子,仔细地看着,没等沈教授开口,刘主任在一旁说:“我认为傅老师的肿瘤是早期的,多发性的……”  沈教授突然回过头来,严厉地看了一眼他的学生,仿佛在责怪他:“这么严重的问题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刘主任并不理会,自顾自地说下去。沈教授的脸变得很难看。  “傅老师,我想请您先回避一下。”他客气地笑笑。  “好,没问题。”彪子笑着大声说道,迅速走了出去。  沈教授显然对刘主任的说法十分不满,好像瞬间就要发作。  我赶快对他解释:“您千万别生气,是我恳求刘主任这样说的,实情我们都知道,怕他心理负担过重,只瞒着他一个人。”见沈教授怒气已消,我马上补充一句,“彪子不希望医生单独跟我谈话,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彪子又被请回了房间,他笑着说:“有什么问题您尽管说,我扛得住。”  彪子说得很潇洒,沈教授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他笑着说:“从片子上看,确实是恶性肿瘤……”  “那咱就做手术呗,我不怕。”彪子打断沈教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可是病灶很多,我怕切不干净。我们考虑给您做肝移植……”沈教授小心翼翼地说出“肝移植”三个字。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彪子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彪子一拍大腿,居然没有一秒钟的迟疑和畏惧。“说吧,什么时候做?”  刘主任说:“明天。”  “明天?”为了表明我并不比彪子更早地得知这个消息,我故作惊讶地问着。  “芳芳,你不懂,听医生的,要是今天下午能做我下午就做。”  又一道难关闯过去了,为此我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曾经设想过谜底揭开后的各种画面,设想过彪子遭到重击后的各种反应,这样的结局我却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一分退缩,没有一丝胆怯,像一个战略家在布置一场高难的战斗。他的冷静与坚强让我难以置信,彪子真的太棒了!  【连载15】  真是条汉子!  陪彪子回到病房以后,我哭了,终于可以当着他的面哭了。  病房里静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以为,彪子在人前总是真正的硬汉,当着我的面儿却会忍不住掉眼泪——那就哭吧,索性我们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一场,哭尽满腹的辛酸与委屈……  哪知彪子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一如面对众人的坚强,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叠纸巾:“芳芳别怕,我这个肝不听话了,咱就换个新的。肝移植一点儿都不可怕,只不过知道的人少,现在连肾移植都是常规手术了。”  我不知道他明天能不能顺利地走下手术台。再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我就像要失去他似的紧紧地抱住他,眼泪泄了闸。  彪子轻轻推开我,笑着为我擦眼泪,安慰我说:“看你吓的,我告诉你手术的步骤啊!”他开始连说带比划:麻醉、开刀、取肝、上新肝、缝合……一五一十地给我讲着,熟稔得像个专家。  直到今天我都在疑惑,他怎么会了解那么多。但我知道,那一刻他并没有考虑等待自己的是怎样命运。为了支撑在他眼中一向脆弱的妻子,他萌生出无限的勇气。  朋友们纷纷来探望他,听到这个消息有人干脆哭出声儿来。彪子总是乐观地劝慰大家,憨憨地说:“我没事儿,你们等着我啊,你们就当我进去睡一觉!”  晚上,护士体贴地拿来安眠药,怕他休息不好。他却坚决地说:“不用!”  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所以不想睡。我必须鼓励他,无论如何不能再掉眼泪。  第22节:真是条汉子!(2)  然而彪子再一次让我意外。他的心出奇地平静,刚一躺下,呼噜声立刻响起来了。  我祈祷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又是一夜未眠。  手术当天,朋友们都赶来了,国立、优哥、保国……大家一起给彪子鼓劲儿,彪子也像安慰他们似的,把头天给我讲的“手术步骤”又复述了一遍,一派轻松调侃,仿佛根本不是自己身上的事儿。  国立忍着心酸说道:“彪子,我从来没有这么服过你。你的精神和肉体已经分开了。”  彪子一通憨笑:“哥,您这个评价太高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有事儿了咱别怕。”  说话间,护士推来一辆平车,要送他进手术室。彪子坚决不肯:“我自己走着去。”  从病房通往手术室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护士在前面引领,一群朋友簇拥在后面。  我们俩的手握得紧紧的,我不时抬头看看彪子的脸,彪子并不看我,更紧地攥住我冰凉的手,嘴角泛出一丝笑容。  我在颤抖,我的心告诉我:这时候不能哭。  手术室的大门就像生死关口。我不知他从这里走进去,还能不能再一样地走出来。我想对彪子说几句话,却又不知说什么最恰当。他在一大群人面前,似乎并不打算与我过多地流连,像在机场过安检似的,那么自然地径直就要走进去。  在他刚迈步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一把将他拉了过来,死死地抱住不放,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彪子一向羞涩,他不习惯当着众人的“亲热”,像是对我,又像是对大家说:“芳芳,你干嘛呀。”随后对大家笑笑,摆摆手,就进了门,躺上了平车。  我怔怔地站在那里,眼泪“哗哗”地流淌。泪眼迷蒙中我看到手术室的大门就要关闭了,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手扒开大门,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彪子——”再也说不出话来。  彪子正被推到手术室的转弯处,平车上只露出他的上半身。护士听到喊声,停住了脚步,彪子抿着上翘的嘴唇笑了笑,冲我伸出两个手指做了一个“V”字。  那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镜头,那是胜利者的姿态。  彪子用他的乐观、坚强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每当我们谈起这个场景,朋友们总是不无感叹:“真是条汉子!”  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被朋友们架到彪子住的病房里。魂已经留在了手术室,身体瘫倒在他的病床上。  手术过程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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