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激情有理激情有理(1)作者：綦玉宁 1981年，我幸运地走进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但不幸的是，一进北外，就“被迫改行”（原本报考的是英语系），拿起了法语课本。但不幸之中毕竟还有万幸：就在同一年，在巴黎，一位法国人异想天开，推出了一场长达6个小时的世界影视广告通宵展映活动，这也就是后来让我痴迷至今的“饕餮之夜”。 法语外教 大二的时候，有一天，法语外教梅涛小姐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法国有许多人喜欢看广告，广告是一个公众话题，人们谈论广告和谈论天气一样平常，而且津津有味。这让我听得目瞪口呆，笑掉大牙：资本主义竟然已经没落无聊到如此地步。 梅涛小姐是个地道的法国人，但给人的感觉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德国人。她不苟言笑，工作起来像头牛，连在黑板上写字也都像运足了气一样，弄得粉笔头“啪啪”飞落。常常是一堂课还未过半，她的鼻尖儿上就已经沁满了汗珠。她是我们的语言老师，也是一位法兰西文化的模范传播者。她说的有关法国的一切，我们都信，或者努力去信，唯独她这段有关广告的插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无论如何信马由缰，无论如何壮着胆子浪漫，我们也想不出法国人究竟哪里出了毛病。那时，广告在人们的眼里就像苍蝇一样，人们厌恶它，鄙视它，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它。不过，梅涛小姐在向我们提及广告的时候，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她永远紧绷的脸上却露出了少有的轻松，兴奋得像是变了一个人。我相信梅涛小姐说的是真话，但又无法相信法国人竟然会傻到如此地步。 从本科到研究生，后来又留校任教，再借调到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一切都顺理成章，不紧不慢。我也满足于校园的单纯清净，与世无争，平时与学生混得不错，再做些翻译上的学问，北外10年一眨眼就过去了。10年间，除了梅涛小姐的那几句广告闲谈外，广告与我似乎毫不相干。 1991年初，我出国进修。原本去法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法国之行泡汤，我“被贬”来到瑞士洛桑大学的现代法语学校，一边进修法语，一边在语言实验室担任助教，辅导来自各个国家的法语学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不幸”，让我体验了一次激情的力量，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瑞士闪念 在瑞士，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活生生的西方广告。洛桑和日内瓦一样，都属于瑞士的法语区，收看法国电视台的节目非常方便，我很快就明白了梅涛小姐当年有关法国人喜欢看广告的奇谈。另外，刚到瑞士，有两件不起眼的小事也让我见识到了广告或者说广告文化的特殊之处。 一次是在一个有关语言的研讨会上，一位语言学家对瑞士和法国的广告语（广告口号）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侃侃而谈，竟然从广告语里挖出瑞士人是如何保守、如何自高自大而又含而不露，法国人如何懂得诱惑与被诱惑、如何胸怀世界而又缩手缩脚等等。真厉害。 另一次是在大学公寓的前厅里，两个大学生坐在电视机前看广告，一边看，一边争先恐后地抢着猜广告卖的是什么产品。整个广告时间成了他们两个的益智游戏，而且是前仰后合，旁若无人。当然，他们看的是法国电视台的广告。广告一结束，两个人才算是恢复到正常状态，变得没精打采了。 虽然觉得那里的广告很新鲜，但瑞士的山川更新鲜，更诱人，世外桃源一般。因此，我对满世界的广告很快就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了。 除了学业外，打工、旅游成了我在瑞士生活的第二职业，有时打工和旅游两不误，更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有一次，为一家培训机构派发培训小广告，一天就要跑好几个城市。一会儿是人来人往的闹市，一会儿是幽静的莱芒湖畔，一会儿又是爬半个小时才有一户人家的美丽山地。虽然腿脚受累，却真正领略了瑞士的如画风光。 一年的进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一天，我收拾行李到深夜，感觉有点疲劳，又有点心神不定，就来到公寓的前厅，打开电视，准备休息片刻。夜静极了，只听到不远处莱芒湖水有节奏的拍岸声响。公寓的学生都已经入睡，我把电视的音量调到了最低，信手选了一个频道。广告，广告，广告，还是广告……没有停顿，一连串的广告。鬼使神差，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没有换频道，而是呆呆地看了下去。我什么也听不见，耳边只有湖水悠缓低沉的撞击声，一浪接着一浪。广告，广告，广告……没完没了，过瘾之极！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饕餮之夜”，更不知道这是法国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转播“饕餮之夜”，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散发着魔力的广告世界。 窗外渐渐亮了起来，街面上也开始有了动静。终于，公寓的清洁女工来了，她看上去无精打采，而我也是一脸疲惫，但一浪接一浪的广告狂潮让我的大脑始终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女工见我这么早就起来看电视，很惊讶。互道早安后，为了不妨碍她的清洁工作，我只好起身回房间了。就在我关电视的一刹那，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一个压抑不住的念头像浪潮一样不停地向我撞来：去法国，学广告！第一篇 激情有理激情有理(2) 法国求学 我没有回国，而是不分昼夜，把洛桑大学图书馆里的广告书籍翻了个底朝天，然后选择了设有广告专业的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准备报考。 由于考试时间迫近，我在瑞士的签证即将到期，去法国参加考试的签证申请又被拒，求学的梦想一下子变得十分渺茫了。但学广告的激情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不能放弃。我没有时间多想，直接打电话到学校，一五一十地讲明了自己的情况。在焦急等待校方答复的时候，我甚至想过即便是偷越国境，也要去巴黎试一试。随后就开始与日内瓦的中国朋友联系过境事宜。在而立之年，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重新抉择，投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甚至昨天还是只有反感的领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在这个时刻放弃激情，也许就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执著和真情打动了校方，学校竟然破例为我在法国驻日内瓦领事馆设立了一个单人考场，与巴黎的报考者在同一时间考试。当我走进法国领事馆，独自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面对着墙上镜框里密特朗总统神秘的微笑的时候，我明白，这一次，是我选择了命运，是死是活，不再回头。 综合知识初试通过之后，我又参加了专业考试，通过之后又进行了面试，接受未来导师的考察。最后，我被幸运录取，开始攻读商业传播与广告传播的博士学位。 入学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所学校是法国传播领域久负盛名的精英学校，入学之难，让很多法国学生都望而却步。第一轮初试过后，常常就有半数考生被淘汰出局。记得参加最后面试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法国女孩。趁着“临刑”前的一点空隙，我和她打招呼，随便聊了两句。得知她是广告公司的职员，我顿时觉得她太伟大、太了不起了。那时，在我的心目中，广告公司是最神圣的地方，学广告的最高境界也莫过于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了。我很疑惑她为什么还要来学广告……果然，张榜之后，她没有被录取。我竟然是最后十几位幸运者中惟一的外国人。 学校的校风非常严谨，而且大大超出了曾经也是大学教育工作者的我的想象。开学那一天校长讲话，他从会堂的后门进来，学生们都静静地目视着他。在走到距离讲台不远的地方，校长看也不看学生，像是自言自语地突然冒出一句：“学生们不起立吗？！”声音不大，但却好像是师傅怒斥徒儿一样：不懂规矩！只听哗的一声，徒儿们齐刷刷地起立致敬。这时，我发现校长的手里竟然还夹着一根冒烟的雪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在法国的大学里。 开课后，无论大课小课，都有一位秘书拿着签到表让每一个学生签到。上课时间一到无论主讲老师是否准时驾到，秘书都会把签到表拿走。因此，学生即便是迟到，都可能以旷课论处。 学校不仅校风严谨，而且绝大部分授课老师、包括论文导师都是工作在法国传播一线的决策人物。他们实战经验丰富，授课内容非常实用，还经常会透露一些决策内幕。有一次，我和导师探讨什么才是赢得广告客户的决定性因素，老先生笑而不答，从公文包里摸出一个厚厚的有点发旧的本子，上面记录的都是他职业生涯中积累的关系名单。他哗地翻了一下本子，略带神秘地说：“靠这个！”然后又睁大眼睛，点了两下头，意思是说：这是真的。 来到巴黎之后，生活变得异常单纯、单调，专业学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很辛苦，但我倒是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乐在其中。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带上纸笔，背上照相机，走街串巷，拍摄户外广告，记录有意思的广告语，收集商场派发的各种促销广告单或者沿街摆放的免费广告刊物。平时，我还请朋友转录电视台的广告，收集各种刊有广告的过期杂志。后来，就连房东老太太一发现报纸上有什么好广告，或者有关广告的文章，都会兴致勃勃地来向我“汇报”一番。因为我没有电视，老太太有时还会在广告时间招呼我一声：“綦，快来看看你的广告。”生活在广告的世界里，很充实，总有无穷无尽的兴奋点。 一天，我在一本名叫《广告屏幕》的书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一位叫布尔西科的广告收藏家从1981年开始，每年都在巴黎举办长达6个小时的通宵广告晚会，成为酷爱时尚的年轻人的狂欢节日……”读着读着，我突然想起了在瑞士度过的那个广告不眠之夜……莫非这是同一件事情？莫非这就是让我发疯似地放弃一切、甘愿在30岁从头做起的“罪魁祸首”？ 布尔西科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他成了我在巴黎广告采访的第一人。在采访中，我的猜测变成了事实：布尔西科正是把我引入广告人生的幕后导演。此次采访之后，我又利用一切可能的闲暇时间，采访了法国广告界的许多风云人物，其中包括PUBLICIS广告公司的创始人、被称为法国现代广告之父的传奇人物布勒斯坦先生。我也因此在法国广告界有了许多朋友，这为我回国之后做“饕餮之夜”、从事中法广告界的交流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当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外国学生，但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背景成了我的敲门砖。原来，当初法国领事馆能够为外国学生设立单人考场，也与学校的背景不无关系。 1993年，我终于第一次在现场感受了巴黎“饕餮之夜”的强烈震撼。在经历了从深夜零点开始、直到早晨7点多才结束的彻夜广告狂欢之后，我的身心被彻底征服了。这是一次洗脑，一场只有法国人才想得出来的娱乐概念的洗礼。置身于那种节日的氛围里，任何人都会忘记自己的年龄，都会痴迷于广告的魔力，疯狂呐喊，手舞足蹈。第一篇 激情有理激情有理(3) 中国品牌 如此丰盛的广告大餐，应该介绍给国人分享。当时，我得知中央电视台正在筹备一次全国性的广告研讨活动，就给台长杨伟光先生发去了一份传真。石沉大海。接着，我又给国内几家广告专业杂志发去信函。漫长的等待之后，同样是杳无音信。 等到回国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中国广告协会，拜访了刚刚走马上任的广协秘书长，然后又挨家挨户地去拜访广告公司和媒体。出国之前，我对广告一无所知，甚至只有反感；刚刚回国，我对中国广告业的情况同样毫无概念。但我相信，中国广告需要“饕餮之夜”。然而，虽然宣传录像带里一个个精彩广告让我拜访的每一个人都两眼放光，但却没人相信有谁会吃饱了撑得济济一堂地去看广告，更没有人相信有谁会傻到自己掏腰包买票去看广告。这就是现实，是当时的大环境。尽管我经历了巴黎的狂欢，知道人同此心，坚信国人最终会接受并选择这种富于创想的娱乐时尚，但现实毕竟就是现实。 我没有放弃，而是一边在广告公司做创意，加深对中国广告市场的了解，一边通过专业媒体介绍法国广告。我根据对布尔西科的采访，写了一篇题为《广告也有发烧友》的专访。文章里，我大胆地把布尔西科的广规展映活动用中文定名为“饕餮之夜”，不仅让“饕餮”这个几乎睡死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里的文字和形象复活，也在后来的“饕餮之夜”环球展映中创造了一个营销之谜。1996年“饕餮之夜”中国首映时，当我向布尔西科解释何为“饕餮”、为何将活动的中文名称创意为“饕餮之夜”时，尽管他一时还无法想象出“饕餮”究竟是一种什么模样的怪兽，但他的眼里却闪现着好奇与兴奋…… 经过多年的努力，“饕餮之夜”终于在1996年登陆北京。中国首映版精彩之极，北京展览馆剧场连续两天爆满，五千多名北京观众如痴如醉的场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开场之前，我激动万分，高高地举起双手，与布尔西科击掌相庆。从此，“饕餮之夜”为中国的广告文化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也成为中国广告人和广告发烧友热切期盼的年度性盛大节日。2001年和2002年，“饕餮之夜”更是连续两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厅获得满堂喝彩，成为中国广告界的历史性事件。 “饕餮之夜”是巴黎夜生活中的一枝奇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好产品，这是它得以行销全球而且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但“饕餮之夜”又是一道地地道道的西餐，是一个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背景的特殊产品，从一开始，它的菜谱就是为欧美市场选定的。因此，在将“饕餮之夜”引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况，我对“饕餮之夜”进行了全新定位和重新包装。这对我是一次考验，也是对自己“洋为中用”能力的一次检验。 首先，我放弃了活动原有的名称，创作了全盘汉化的“饕餮之夜”的名称，为活动的品牌之路打上了一个特殊的符号烙印。最初，有关领导在得知“饕餮”有大吃大喝的嫌疑之后，认为使用这样一个名称欠妥，与大环境不协调，主张“吃得简单一点”……我知道，没有这样一个名称，广告也许根本不会引起领导的关注。营销就是创造神秘，继而引导消费者去解密。当你再无秘密可言时，你的营销之路也就走到了尽头。 另外，我为活动制定了从“专业学习”到“专业娱乐”的长期发展策略，将活动的长度进行精简压缩，并配以现场解说，这些都是在“饕餮之夜”环球展映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为此，我每年在巴黎参加完首映活动之后，布尔西科先生都会放手让我独自完成中国展映版本的筛选和编辑工作。2001年，在中国企业和广告公司的大力配合下，我在“饕餮之夜”环球展映中成功策划了中国专辑，使中国的优秀广告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现在世界广告发烧友的面前，在全球百余座城市的展映中赢得了喝彩。“饕餮之夜”2001年版也因此被国际权威的广告杂志《战略》誉为“中国之夜”。 当年，在我刚刚结识布尔西科的时候，韩国人也正在紧锣密鼓，准备把“饕餮之夜”引入韩国，日本人则早已经与布尔西科接触了多年。而当中国的“饕餮们”已经连续六七年有滋有味地与世界共同分享广告大餐之后，日本和韩国才有幸搭上餐车。“饕餮之夜”率先进入中国，不仅引发了中国广告界的思考，带动了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也在中国开创了广告文化的全新概念，使广告登上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时尚娱乐。如今，“饕餮之夜”在中国培养了一批喜爱广告的饕餮一族，成为一个成熟的品牌，“饕餮”一词也成了广告发烧友的代名词，被注入了时尚的色彩。在“饕餮之夜”的带动之下，世界各大广告节也陆续来到中国，为中国经济早日与世界接轨打开了一扇大门。看到这些，我总有一种自豪与欣慰，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庆幸自己从未知难而退。 命运把我牵进了法语大门，领着我来到瑞士洛桑，又安排我在万籁俱寂中，独自一人接受了广告的洗礼。最后，我沿着这条激情的道路走了下去，不想后果，不问成败，不求名利，只想着竭尽全力，做好事情，回报我的激情闪念。 激情有理，坚持到底。 作者简介：綦玉宁，1981～1988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1988～1991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并借调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工作；1991～1994年留学瑞士、法国，并把世界广告盛典“饕餮之夜”引入中国；现为北京蓝白红文化公司总经理、“饕餮之夜”环球展映中国代表。第二篇 如此乐观如是说如此乐观如是说(1) 作者简历：孙博旸，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工作于泰山脚下，后就职于中央电视台，任记者、策划和栏目主编。创办乐水职业策划社并兼任多家企业和单位的策划顾问，致力于传媒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研究。 楔子：我真的想雅，雅得冰清玉洁。哲人说：上帝造人的材料是土,雅不了。我也想平步青云，哲人又说：走路离不了地，不怕驾云奔西？于是谨慎，于是冥冥之中找自我，并开始尝试摸石头过河。不见圣洁，脱俗之心应时而碎，随着撕裂的蜕变，灵感顿然接应了造物主的提示：这是一个“凡俗”的世界，这是一个苦难和幸福并存争斗的世界。在“幸福”的召唤和追求的征途上人人都可能是一个基点，而摆脱“苦难”摘取幸福的跋涉中却源于：事在人为！ 开篇想起一个哲人的故事：某天，阎王爷手持锋利的巨斧，把持了冥河上的一座奈何桥。向欲过桥求生存的人们大喊：想过桥吗？如果你要说真话，你就被砍死，你要说谎话，你就被淹死。渴望生存的人们没有一人能过这鬼门关，一连几天，很多人就这样死掉了。人们再不敢轻易过桥，不敢乞求阎王爷放一条生路。突然，一位哲人路过奈何桥，了解了情况，心想：这可恨的阎王！他传授了大家一个秘方，说：我先过，你们以后效仿我。哲人径直走到桥上，阎王大喊：何许人也？说真话还是假话？哲人平静地回答：我将被水淹死。阎王爷急的满头大汗，心想终于遇到对手了，砍死淹死都不成，对哲人悄悄地说：小声点，过去吧。可是，后面的人也效仿了哲人都顺利的过了奈何桥，阎王爷恨死了哲人，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奈之下跳进冥河，顺水而去。后人为纪念救命的哲人，将这座桥改名：圣哲桥。 开篇就要思考，最累的是什么？就是脑力，是心计，而不是体力。在思考中生存，这不是简单的一二三四，这里涵盖人生的阅历、内在的素养、外在的客观环境及影响和制约个人发展的各种条件。而这种思考近似于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而更道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宿命论的人认为：人的命天注定。唯物且教条的人却持无奈的态度：顺其自然。但我却无数次的向失意的朋友、气馁的朋友、苦难的朋友、备受挫折的朋友大声疾呼：“哥们，去经营自己的人生！”这不是想去灌输一种近乎于强加的理念，而是我们经历的时代变了，我们经历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变，一切自然的科技的发展都在全球范围内变的不可想象，人类移居外星球的预言不可能永远是神话。于是“经营人生”之说虽白，但伟人恩来先生“坐着想何如起来行”的名言在含蓄之中恰有相通之处。 自从“科学救国”—“知识就是财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今朝的“知识经济”，这些关于知识的认知和感悟已经反射出历史、社会、价值观和思维趋向的演变，不难断定知识的外延在缩小，但特殊时代特殊属性的使用价值在不断地提高。许多人都羡慕高薪阶层，某某年薪百万，某某的上市公司一夜间身价50亿。可静心思考其发展轨迹，近20年的求学投资，换取了以后20多年的回报，这也是公平的。一个不思进取的人最终决定他一生的碌碌无为，一个年轻时不去思考发展不去经营人生而一味地去等待机遇、去顺其自然的人也不会成为对社会有作为的人。我很欣赏“知识改变命运”，我认为这是真理。 自己存了一点墨水，这墨水将绘画我的发展历程。我出生在泰山脚下，孔孟之乡，东平湖畔的一个农村，父亲是当地的“乡绅”，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盘，也是当地十里八乡闻名的九段“棋迷”。20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十年浩劫期间竟还当了几天的“县太爷”，最后惹来大祸，被造反派抄家，爷爷的古董没了，家里的猪和鸡也被抓走了，母亲从此落下了恐惧症，病态的身体更加虚弱。突然有一天，全村轰动，我一长辈的爷爷考上了兰州大学。老爹听说后自言自语：农村的孩子终于有出路了。不断几天，又听说邻村的某亲戚考上了山东大学，某某也考上了南方的什么大学。家乡泥土的气息里似乎也有了些香甜，也许像我老爹说的农村的孩子有奔头了。后来才明白那是1978年全国恢复了高考。从此，父亲开始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故事。我硬是向母亲要了卖鸡蛋的几毛钱跑到十几里外的县城买了第一本连环画《马克思的故事》，才明白这位外国的大胡子爷爷是位哲人，而且影响了新中国。 我小时候很淘气，母亲说不像谁谁家的孩子听话，但我学习经常数一数二，墙上每年都贴满奖状。农村的日子很苦，经常上顿不接下顿，有一天我爬到榆树上去摘树叶吃，还没摘到就已经饿的全身无力，是过路的乡亲把我从树上抱下来。又有一次，我被邻居家的馒头诱惑了，那家的大哥在煤矿工作，吃国库粮的，生活条件在全村也算好的。看着我的小伙伴在大口大口的吃得那么香甜，硬硬地被母亲给赶回了家。 伟大的导师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自然不会忘本，不会忘记我的童年，这些是我童年的起点和财富，也是产生理想的时代。我想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作家和大学教授。并把目标和计划贴在床头上。但当年山东的贫穷在全国都是闻名的，本来很贫困的家境又遭遇种种不尽人意的事情，于是二哥放弃了高考，参军入伍，我不久也到青海投奔乡亲谋生，从此不想再拖累父母。在海西州德令哈，我遇到一位作家陈天虬，也遇到一位诗人鹿鸣，他们在戈壁滩奋斗的精神感染了我。陈先生一再鼓励我不要沉沦，要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还有一些好心人都在鼓励我帮助我，使我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冰雪溶水的刺骨的巴音河，一朝上岸，永不回头。人在转折的关头最需要“经营”，人生的每一步都像战斗，大则战略，小则战术。兵家说的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年幼的身体顶住了戈壁荒漠中干烈的狂风，走过了寄人篱下的辛辣。我终于赢了第一步，1988年我走进了青海师范大学的校门。 青海，我的第二故乡。每每看到、听到、触摸到青海的一切，我全身的血液就像三江源的水，奔流，奔流，再奔流……我和青海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玉珠峰的皑皑白雪，昆仑山的逶迤，沱沱河的晶莹，藏族同胞的纯真，塔尔寺的神圣，还有那天、那云、那草原和戈壁都牵动了我的梦和思念。青海的生活是我真正开始的社会历程。 1992年我毕业分配到在山东泰安市。而我的同学们有的去深圳闯天下，有的到国外求学，有的继续深造，大部分留在了青海教书。28个同学，22个女生，现在大都为人妻母了，男女单身的可能还有五六个。大家都忙，联系少，在此默默地祝福他们吧。 毕业了，不再置身于单纯的学堂，我真正地去考虑人生的经营和经营人生，前三年，后三年，个人的五年计划如何制定，赢了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第三步怎样才会赢？第二篇 如此乐观如是说如此乐观如是说(2) 环境造就，适者生存 在刚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不太喜欢原单位的工作环境。虽然我是让同事羡慕的翻译，虽然天天跟随市长、局长，虽然我是单位甚至全市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已身居外经处副处长的位置，但我却在找寻最适合的环境和工作。原单位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人心难测。我疲于应付，另外又赶上1995年泰安腐败大案，全城人心不稳，经济萧条，政治波动。于是我决定一走了之，瞒着父母丢掉了“铁饭碗”和同龄人垂涎的美好仕途，加入了中央电视台“投奔光明者”的行列。 我喜欢经典的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也深谙其中的哲理，达尔文先生精辟地总结了生物的进化，这生物的进化论当然也应该包括了人类如何演变的自然规律。可是，人类却忽视了人本性的东西，世间众多法律规则是对人性的禁锢，而不是尊重人类在潜能发挥和个性施展的注重上。法律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这源于社会演变中人类等级尤其对奴隶非人的认识。几千年的沿袭在根本上没有脱离治人与被治的陋习，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价值体现的褒扬。我一度不赞成弗洛伊德和叔本华，但仔细想他们的理论自有存在的道理。伟大的文艺复兴是人文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可是真正地吸收其涵养的王侯将相却了了无几，个性的张扬只能体现在皇帝国王的为所欲为上。而对马克思理论真正理解和运用的人也多是理论家和摸索中的政治家。恰恰最需要将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人应该是世界各国的当权者。只有依据社会和人性而制定的游戏规则才能在社会上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样才能将单元化的个体价值和集体化的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 独裁的用人机制其根本点就是“服从”：让你在什么单位你就在什么单位，让你做什么工作你就做什么工作。从工作到退休从不让你没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有的一家三代都在同一单位也很不情愿地维持着。裁缝到了剃头铺，搞化工的做起了木匠活等等。这种极错位的人事制度在当年必须服从，要么是政治的需要，要么是全家老小糊口的需要。但这种服从和军队的服从有职业的区别，也有本质的联系。某电视台有位老师傅每天都在整理记者编辑扔掉的废纸，据说他还是一位博士。老师傅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放弃年轻时追求的东西？我想不会。因为他的专业和专长及兴趣非常不适合电视台的工作，而阴错阳差地听从了上级的安排，所以他只有默默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收拾了20年的废纸，为的是不放弃这一个收入和福利很可观的单位。 而今天，中国的人事制度已逐渐进入理性思考阶段，慢慢地呈现了活力，能者上庸者下，岗位竟聘制和人才流动已真正地符合人性和社会的需要。但随之而来的是制度的不完善和过渡的畸形演变。北京和外地的许多用人单位“只用不管”，干一天发一天的薪水，什么劳动合同和各种保险都统统忽略了。有的在外打工多年竟不知人民代表是如何选举的，这最简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在不健康的用人制度中淹没了。某媒体的打工族大都是本科学历以上的，可有的栏目组只是把他们当成雇用于被雇用关系，任意开除，任意训斥，打工者和制片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约束。打工族付出的劳动和回报不成正比，而他们却是“制片人上岗，黄金万两”。每年仍都有大批的学子托关系走后门进入影视行业，因为电视媒体和影视圈罩着一个通向成名的光环。有很少的人的确成功了，而这些成名人士的优势就是在错位和正位之间游刃有余。“适者生存”就是最好的总结，“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这些生存能儿的写照。 工作之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门学问，有的人把关系当成“生产力”，当成信息渠道和来源。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关系不畅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应该做到“通则不痛”。处理关系不是低三下四，关键的是积蓄实力，自尊自强，以诚待人。 所以不管顺境和逆境，达尔文对生物的终结也是对人类的终结。经过在泰安的工作和青海的摔打，我在央视工作也算得心应手。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爽快正直，工作敢打敢拼，作品也常常获个大奖小奖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风评价我“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直”，信息部主任王焰也很喜欢我的性格，因为我遇事思考，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可以交流。这两位老兄还有海外编辑部主任王有才兄都是很智慧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 环境是土壤，而自己就是一棵树，只有适应环境，才能在竞争中吸收阳光和养分。关系就是树根网络，梳理好了，才能积蓄自己的生存力量，才能茁壮成长。 关于婚姻和事业 生平第一次有人介绍对象是1993年，刚到泰安的第二年。亲戚家的嫂子在市财政局工作，他们都很关心我：大学毕业该找对象了。我说，没考虑过。嫂子说，见见面吧。于是顺从。只知道对方在某事业单位工作，而且是本地人。当地有个风俗，一定讲究门当户对，城里的看不上乡下的，乡下的也不敢奢望城里的姑娘。即使有能耐的小伙子也就是娶一个条件一般的城市媳妇。知道了这条不成文的俗规，于是就不想再浪费精力，其实那时我已经决定离开泰安了。快走到大众桥约会地点时，就想干脆不去了。可嫂子说我没出息，不去也不尊重对方。于是见面了，姑娘一米六左右，长相还可以，算不上漂亮。她大方地一点也不怯场。嫂子完成了介绍人的使命，甩下一句：你们好好谈吧，一定把人家送回家。她点着摩托车一溜烟地消失在夏夜乘凉的人群中。嫂子走了，我不知道咋办。好在姑娘大方，带我顺着奈河的堤岸蜿蜒而行。只有20分钟，一问一答，内容广泛：是否谈过恋爱，父母在哪儿，多大年纪，家里有几亩地。我如实回答，却忘了问对方的情况。第二天才知道，她是某局的一名打字员，家庭条件极其优越，已记不清是工商局还是税务局局长的千金。终于明白：姑娘的大方，不让我送她回家，而是吹着口哨翩然而去的原因了。也许我们都庆幸这样一个双方太不合适的圆满结局。 到大都市了，年龄也长了。1997年秋天，我去拜访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大剧作家吴祖光、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夫妇，闲聊中新凤霞老人说语重心长地说：小孙，该结婚了。她说有一位好姑娘是位才女，国内最年轻的古体诗女诗人，挺般配。于是吴霜姐和查理就担当起替老人当红娘的任务。霜姐是个很幽默、很爽快、很善良、很智慧的人。她很有感召力，和她交往的人很多，大都是一些涵养很高的人。我有一位大姐赵娟娟，中央实验话剧团非常有实力的演员，也是霜姐的好朋友。可是在1999年她演完《生死场》女主角后病逝了。少了一位好朋友好大姐，我们都很怀念她。霜姐这人办事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虽然个不高，但说话的底气倍儿足。若她笑起来，几家的防盗门也隔不住那爽朗的笑声。三天后，霜姐来电话了：小孙，人来啦，火速赶到。 进家拜见过两位老人，发现在客厅里坐着一位姑娘。她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清秀迷人，气质高雅。她礼貌的起身打招呼时，秀雅大方，分寸有佳。才发现对方有一米七多，亭亭玉立，实乃上等美女。经霜姐介绍，果真是这位姑娘。经过在央视的锻炼熏陶，这次见面一点也没紧张。两位老人吩咐霜姐带我们去饭店用餐，顺便交流交流。姑娘在社会上身兼数职，而且是某诗社社长。刚见面，她就约我参加第二天的诗友聚会，并送我一诗集。我也清楚地记住了她说的一句韵律诗：“莫道花无主，迎风有意开”。霜姐提醒我：这是在暗示你，注意。我们交往了几次，也没多久。她每天沉浸在诗境里，每天和诗友们谈诗、论诗，据说每月的工资全用在活动和写诗上了。她穿戴很朴素，但打扮得恰到好处。因为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外地采访，所以见面的机会也就在忙碌的工作中慢慢淡化。后来听说她嫁给了一位诗人。真心祝福！ 虽然没有这份姻缘，但我真诚地感谢两位老人和霜姐全家，如今，两位慈祥的老人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很怀念他们，愿老人们走好，愿老人们九泉之下安息！ 提起这段故事，我想到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女诗人。那是诗人断档的年代，有人说诗歌走进了荒漠。“诗人”一时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的更现实、更物质化了，没有人在精神的世界里神游。金钱的诱惑，利益的驱动，作家们开始写色情、暴力、离奇的商业版本。80年代风靡一时的朦胧诗和那些被崇拜的诗人在90年代销声匿迹了。诗歌是世间最美的语言，恰恰就埋葬在物欲横流的凡俗之间。就这个现象，我曾采访过北大、北师大、清华的教授和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无可奈何。而且，除了诗歌外，儿童科普读物和科幻作品也像秋后的霜叶一样蔫了，科普作家改写赚钱快的小说和剧本去了。时代变，一切都在变，地球变了上亿年，还得应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言归正传，事业和婚姻应该是相容相托，虽有的孑然一身事业有成，这极其少数的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当事人知晓。而我理想的婚姻家庭框架应是：婚姻家庭包容事业，而不是事业包容家庭。前者是人性化美满的组合，家和才能万事兴。一个美满的家庭会滋润全家人事业的蓬勃。这是内因效应。而后者是外因效应，事业的成功带来家庭的幸福，这里面隐藏着许多变数，这种状况受外在客观的影响太大。另外，找对象应注重对方的涵养和性格，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要看中对方一时的地位和钱财，那是身外之物。性格注定一生的事业，同样决定家庭幸福与否。第二篇 如此乐观如是说如此乐观如是说(3) 重视自己的发展 “认识你是一种幸运。”…… 这是许许多多和我交往的朋友的“恭维”话，我不知他们是发自真心还是设的“圈套”。有一天我真的总结了一下，发现这句话还真有许多内容。自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搭钱搭物搭时间搭精力，有求必应，回想起来，还真的帮人办成了许许多多的好事。。于是想起了父母给我算过一次命，算命先生说：你儿子爱行善，爱帮人，他帮谁谁就成。我不信这迷信把戏！可是朋友们为什么也说认识我是荣幸呢？终于找到原因了：你知道为什么山东人的口碑好吗？山东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没出过一代皇帝，而皇帝大都出于是中原以南，皇帝不自私就不能得天下。而山东出了不少哲学家大圣人，还有许多宰相和大将军，山东人帮助皇帝治理国家，山东人耿直忠诚，戍守边关，无私奉献，这就是答案。唉，要有皇帝的性格就好了，也会有许多人也来帮我。 不能不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这就是命运。可有的人却很好的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有的人却轻视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第一步，自己应该了解自己。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专长？多大的能力？第二步，学会经营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体现什么样的价值？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和目的？北京有句俗话：有多大的金刚钻儿，就拦多大的瓷器活儿。这是对自我了解最贴切的总结。 刚进央视时，两眼一抹黑。没见过这么多复杂的制作设备，也不懂电脑编辑系统。说实话，那时还真的没有用过电脑，动不动就死机，技术员在时帮我重新启动，如果不在，只能干着急。有位老师傅晚上值班，我就每天加班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去休息。大概一个月左右时间，我才从“地方领导”的角色中转变过来，老老实实当一名记者。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左手端水右手拿报的规律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接下来的几年就是走遍全中国。有一位同事说：这小子像一头拉磨的“驴”。我很珍惜我的工作，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同时我也很适合这项工作。所以，我不断地努力再努力……。 其实，一个好记者的综合标准和其他行业一样，首先是他的人品、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不会做人怎么会做好新闻呢？一位老兄善于做假新闻，被多次警告后最终离开了记者队伍。其次就是业务能力，过硬的功力才能取得战无不胜的成绩。我很欣赏凤凰卫视的记者和采访风格，他们一切来自客观、真实和自然，不是为做新闻而做新闻，毫不做作。记者融入现场，现场烘托记者，演播室和现场的互动相得益彰，得体默契。2003年4月伊拉克战争的报道真正体现了这一点。只有这样的突发性、危险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新闻报道才能看出媒体的实力和记者素质。而大陆一些媒体的“名人”们，还没有真正地“修成正果”，却争先恐后地著书立说，凭什么出书？给谁出书？他们自己并不明白，但为什么出书的目的可能比较明确。这一点，大陆的同行们真应该学习凤凰卫视吕丘露薇的朴实、干练和敬业精神了。 当然，我和吕丘小姐比更有一定的差距，可经过几年的努力，自认为还是一个不错的记者和电视人。记得1997年8月，各栏目都要求义务献血。领导问了好多人都不愿意去，他在机房门口碰到我，有些为难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李老师，您别再找人了，我去。其实，那次献血还真不是我们这种人。但公民义务献血光荣，看着自己的血被抽出来将救活生命垂危的病人，这真是至高无上的善举。1998年“太湖零点行动治污”中出现央视记者被排污企业“逮住”的消息，于是在治污前线一时成为佳话。无锡市委号召全市的干部在治理污染上要学习我这个“中央电视台记者划船的精神”。1999年4月底5月初，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国家森林公安局的段处长牺牲在“可可西里一号行动”中，为保护藏羚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同时遭遇不幸而受重伤的就有我的同事和两位警察。我当时只受了一点轻伤。那一次我彻底重新而清醒地掂量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接近死亡的瞬间明白了什么是永别，什么是生命。2002年为拍摄青藏铁路，我再次来到昆仑山口，再次向索南达杰烈士的纪念碑深深鞠躬，向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所有勇士致敬！巍巍昆仑，蜿蜒千里，埋下无数忠骨，万古传颂。 人不经历若干事，很难明白人间正道是沧桑。自从再次登上青藏高原，我有所调整自己的发展轨迹。多年的奔波，多年的风尘，应该积淀，应该洗礼了。我选择了深造，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调整自己的同时，还再不断地帮助别人，没想到真的帮一个成一个。2001年，我参与策划了“金光振颠球2008公里”为中国申奥的壮举，2002年4月成功策划了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为韩日世界杯足球赛呐喊助威的万人“中韩大型文艺晚会”。2002年11月为“博鳌亚洲旅游论坛”策划的招商活动大获成功。于是，我又发现自己的潜力，开始真正涉足传媒经济和企业形象策划的研究和实施。 重视自己就是重视一切，只有重视了，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皇帝大家坐，明天到咱家”，山东还没出皇帝，我还是帮您建功立业吧。别忘了重视就有希望！ 结束语：关于我 第一大特点：“吃亏”。退后一步天地宽，心态平实，NO PROBLEM！第二大特点：比较幸运。行善积德，修桥补路，心安理得，为人为己，若利己不损人。一句话，幸运来自造化。第三大特点：比较革命和乐观。出生入死，爬雪山过戈壁，抗洪抢险，天灾人祸，人定胜天。我相信，日月织竣大谋，天地酿就大略，长夜的沉淀定会勃发黎明的曙色，去迎接日出。与君共勉！第三篇 漂泊的行者漂泊的行者(1) 作者简介：李鹏程，男，1970年生，山东莱阳人；199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1994年7月—1998年7月在山东泰龙期货公司、泰龙广告公司工作；1995年8月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7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工作至今，任新闻信息中心团委书记、高管信息编辑室副主任。 月朗风清，在北京初春令人微熏微醉的夜色中，端一杯清茶，任思绪在似有还无的乐声中沉浮，渐行渐远，仿佛看见十几年前那个略带惶惑迈进象牙塔中的我。 上海 首次远行 1989年7月，第一次参加高考，一向学习名列前茅的我竟然马失前蹄，一向擅长的物理、化学接连发挥失常，中途想退考的幼稚想法在各位老师的劝说下被打消。高考成绩公布后，总成绩只有522分（理科），但依然上了山东省当时的本科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当年“动乱”事件，各高校纷纷压缩招生数量，山东省的本科线由520分提到了524分，我立刻由“本科生”变成了“专科生”。国庆节前，上海港湾专科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那个时候，在我们偏僻的乡镇中学，能够了解到的外界信息非常有限，同学们每天都处在繁忙的学习之中，很少考虑将来要从事什么工作，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考上大学，才能有出息。所以，当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对于报考什么样的学校、什么的专业，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的工作，真是一片盲目。在填报专业的时候，老师往往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老师的建议和帮助下，我报考的3个本科专业总算选定了，剩下的专科专业就没人管了。因为在老师看来，我考上本科是应该的。记得当时的班主任吕振华老师对我说：“要有信心，如果你考不上本科，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能考上大学呢？”纯属偶然，从一大本报考名录中，我随手选择了“上海港湾专科学校”。 自从知道高考分数没有上本科线后，复读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头脑中，看着平时学习排名远在自己后面的同学相继接到本科录取通知书，这种想法就愈发强烈。当时在我们那样一个小山村，考上大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种想法理所当然受到了反对。“想考还考不上，考上了怎能不去啊”、“复读后，明年考不上怎么办？”，成为我当时听到最多的话。在父母、众多亲戚和乡亲的劝说下，1989年11月底，我背起行囊，第一次出远门了，第一次乘坐火车，9.5元的车费、24个小时的颠簸，将我由山东莱阳的一个小山村带到了上海。 昔日的浦东，远没有今日的繁华，深秋的落叶在浦东大道上飞舞，让我备感凄凉。到了学校后，当年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港口机械专业、上大学的强烈心愿、彻夜的失眠……一直困扰着我。 那些日子，同学们都在忙于办理报到手续，到处是欢声笑语，而我却非常落寞，没有丝毫笑颜。班主任李红峰老师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尽快办理入学手续。“在上海港湾专科学校上学不能算是受高等教育”，成为当时我最固执的判断。退学，少年意气的我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没有办理任何入学手续，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劝说，再到达上海的第三天晚上，高年级的三个山东老乡把我送到了上海西站，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我登上了回乡的列车。 坐在车上，我一言不发，大脑一片混乱，任由窗外风景从眼前飞驰而过。不记得在哪个车站，上来了烟台港务局的四个人，正好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他们纷纷劝我。记得一位中年阿姨（烟台港务局的一位干部）对我说：“孩子，你这样回去父母会伤心的，考上大学不容易啊，你们学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我们单位工作，我给你留下地址、电话，你毕业后，欢迎你到我们单位来工作；你回去复读，明年考不上怎么办啊？”她的话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乱极了。当火车到达江苏镇江站的时候，在他们一再劝说和鼓动下，我匆忙下了火车。 没有出镇江火车站，我随即登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火车，过度的疲劳让我在火车上很快睡了过去。等到达上海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辗转来到学校的时候，同宿舍的同学都已经入睡了。 第二天，李红峰老师带我办理了报到手续，领到了教材，并于下午参加了开学典礼。这一切都在迷迷糊糊中进行着，心情依然郁闷。那天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了家里的电报，电报上说：“如退学，速回。”那一夜，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辗转反侧，彻夜失眠……我再次决定——退学。那天晚上，我在蜡烛光下，写出退学报告。 第二天，新生开始正式上课了，我找到了李红峰老师，递交了退学报告。他吃惊地看了看我，只问了一句“真决定了吗？”，我坚定地点了点头。当时，上海港湾专科学校的毛校长并没有“为难”我，在“坚决的态度”面前，他遗憾地摇了摇头，并在我的“退学申请报告”上签下“请学校各部门协助办理退学手续”的批示。当李红峰老师送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说：“回去好好学习，祝你明年考上名牌大学！” “退学事件”在我们乡里引起了一时的轰动，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1989年12月下旬，我回到了莱阳市第十三中学复读。 至今回到家乡，仍由许多乡亲饶有兴趣地谈论这件往事。第三篇 漂泊的行者漂泊的行者(2) 山大 小荷始露 人生要面对无数次选择，而我面临的选择似乎异乎寻常得多。1990年，我以559分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是当年信息管理系最高分。而这并非我愿，我希望进入的是经济管理系。“转系”成为我当时最大的念头。 系党总支书记郭立梅老师是一位严肃而不乏热情的中年女性，被全系学生昵称为 “大婶”。郭老师对我关照有加，多次找我谈话，谈大学、谈专业、谈未来。辅导员高山是个兄长式的老师，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许多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大学教育不但是专业教育，更是一种素质教育；大学是全方位锻造一个人的大熔炉……”老师的多次谈话，逐渐打消了我转系的念头。可能因为我的高分，可能因为我要求转系，也可能因为中学时做过多年学生干部，系党总支给我戴了顶高帽，我当上了信息管理系90级的班长，而这班长一当就是四年。 我们班是一个温暖而快乐的集体，全班28名同学亲如兄弟姐妹。这期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我们班被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体育达标先进班集体。大学真的像一个大熔炉，我在这里汲取着知识的营养，茁壮地成长着。大学四年，我的功课绝大多数都是优秀，年年获得一等奖学金。非常走运的是，学生“官”似乎也越做越大，后来我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山东大学第25届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先后被评为山东大学“十佳团员”、山东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山东省优秀学生干部、山东省青少年学雷锋先进个人、山东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 山东大学以她醇厚的文化底蕴养育了我，严谨、求实的校风，自由、创新的空气，博学的师长，亲爱的同学，让我从一个一说话就脸红的乡下孩子逐渐成熟、自信起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面临毕业，面临抉择，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四那一年，我报考了研究生。那时候的大学是悠然而诗意的，毕业分配也并不像现在这般紧张而充满竞争和压力，考研的学生并不多，很多同学都急于想参加工作。我报考研究生的目的非常单纯，觉着在学校的时间充裕，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复习，工作以后恐怕很难有时间来考研，此外觉着考研多一条出路。 复试通知和工作先后而至，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工作是份好工作——青岛海关，二者于我有着同样的诱惑。选择工作意味着稳定而安逸的生活，选择读研则是前途未卜，当时被我们戏称为“缓期三年执行”。这确实是一个难以选择的抉择，如果工作，不知道将来是否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到北大来深造；如果上研，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同学们笑称我现在的状况很好，孰不知这是多难的抉择。何去何从？我犹豫了。 曹明华先生曾说过：“无论怎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无限可能中的一种，一旦你选择了，你便丧失了其他的可能，因此人们延迟着选择的时间。”我确实希望能够无限延长作出选择的时间，最后的时刻终究要来临。我征求过许多老师的意见，记得高山老师曾经说：“放弃到北大攻读研究生的机会是很可惜的，要相信硕士毕业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我曾无数次问自己：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是安逸还是漂泊？安逸意味着舒适，但可能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漂泊的前程可能充满艰险与困苦，但它又让我的心中充溢着希望、活力和激情。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是无法阻挡的，放弃，也许会让我永远失去到北大上学的机会。我仿佛一名登山爱好者，内心充满对了那遥远雪山的渴望。放弃暂时的舒适，背起行囊，继续上路！当日后考研大军挤过独木桥的时候，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年的抉择。 在决定上研之后，我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申请保留一年学籍，先到社会中锻炼。按照当时北京大学的惯例，保留学籍的申请很容易获得通过。这个决定表面上很好看，申请保留学籍是为了到社会上锻炼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以便更好地渡过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发展学业。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家庭条件。也许多人都会认为，胶东农村的经济条件是很不错的，但那个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清贫。我们家兄弟较多，三个哥哥结婚花去了很多钱，家里也欠了一些债务。上大学期间，我曾从学校贷款，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又是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毕业时我的贷款被符合学校的豁免条件，因而上学时候的贷款，我并没有归还。对于家庭的实际情况，我是非常了解的。每当看到父母日夜劳作的身影，日渐霜白的双鬓，鼻子就一阵阵酸楚。工作一年，挣点钱，读研期间，不要再花父母一分钱，成为当时我心头一个固执的念头。 济南 触摸市场 毕业前夕，我找到了一份当时非常“时髦”的工作，到山东泰龙期货公司工作。那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起步发展的时期，股市、期货对于许多人而言还是相当新鲜的事情。而我大学所学的专业与经济几乎没什么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恶补，我开始每天与绿豆、红小豆、钢材的行情相伴，与红马甲频频接触，每天都在经受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行情的大起大落，去分析把握那稍纵即逝的机会。每天都会看到 “新富翁”和“新穷光蛋” 的诞生，经历市场的洗礼，严酷地磨练自己。 1994年下半年，我被派到山东泰龙临沂期货公司主持研发部工作，为使客户准确把握行情进行研发工作。那个时间，我每天盯着大盘，收集宏观信息、微观信息，进行分析预测。一次次准确预测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而失误的预测也是存在的。每当出现不准确预测后，总是让我思考很久，寻找可能的原因。这段时间的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第一次对我国经济有了真实地认识，第一次对经济信息的价值有了实际的认识，这在潜意识里对我日后读研和择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期货公司的工作短暂而紧张，很快我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山东泰龙广告公司工作，担任媒体部经理。在广告公司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当时一件很前卫的事情，承办全国足球甲A联赛济南泰山队（现为鲁能泰山队）主场比赛的所有市场推广工作。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足球职业化联赛，1995年，泰山队主场比赛的市场推广工作首次推向市场，由广告公司承办，我们因此非常幸运地做了一件在山东足球史开天辟地的事情。1995年的球市远没有现在的火爆和成熟，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东西依然根深蒂固，许多机关部门还难以接受花钱看球赛的现实。当时一场比赛要上交足球俱乐部11万，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但在当时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天跑广告、卖球票、指定球队专用商品、协调媒体关系，同事们忙的不亦乐乎。也正在那个时候，对足球并不太感兴趣的我，认识了许多足球明星，如宿茂臻、李霄鹏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媒体有了第一次正面的接触。 每一张球票的销售、每一次广告的谈成、每一个足球队专用产品的确定、每一篇宣传稿件的刊发、球队的每一场胜利，都让我们兴高采烈，击掌庆贺。记得当时有个同事叫胡森，有一辆大摩托车，我每天坐在他的车后座上，跑来跑去，谈判、处理协调各种事情。那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年轻意味着向前跑。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这一年，自己感觉收获颇丰。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自己对许多事物、现象有了重新的认识，有了一点社会经验，自己感觉变成熟了许多。 1995年8年，我从公司辞职，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来到了北京大学。第三篇 漂泊的行者漂泊的行者(3) 北大 沉入象牙塔 北京大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座圣殿，以前我对她的感觉是高山仰止，当我成为其中的一员的时，立刻感受到了她的“兼容并包”。未名湖、博雅塔的美丽，季羡林、厉以宁、费孝通等大师的博学，图书馆丰富的馆藏，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的太多了。 我的导师是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博士生导师余锦凤教授，80年代末她曾开发出“三击键”的“嵌套汉字输入法”，并获国家专利。“嵌套汉字输入法”输入速度明显快于市场上流行的“四击键”的一些字形输入法。那个时代，科研人员大多不善于开发市场，余锦凤教授也不例外，她的“嵌套汉字输入法”没有与大公司合作，也没有与操作系统捆绑，“嵌套汉字输入法”错过了最佳的推广时期，应用的范围非常有限。余锦凤教授是一名严谨、和蔼、执著的学者，她的作风对我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在余锦凤教授和北大图书馆自动化部主任、计算机系孙辨华教授的指导下，从1997年5月开始，我参与了国家九五重点攻关课题“新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开发工作，并负责期刊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在北大图书馆自动化部开发程序成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自己的计算机水平有了很大长进。 北大一直有着“兼容并包”的传统，我读研究生期间，学校有着非常自由的选课制度，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跨系选课。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于有一年的工作经验，我选修了许多经济学、计算机方面的课程。讲座之多，可以说是北大的一大特色，北大每周都有几个讲座，而每个讲座都是一次“精神的盛宴”。那个时候，我每天忙于上课、听讲座、开发程序，没事的时候，就泡在那座著名的图书馆。在这期间，自己先后撰写了7篇论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中日数据库发展比较研究》获得北京大学1997年“五四”科技论文三等奖。 本科学生干部的经历让我在读研期间并没有放弃参与学生工作，当我站在北大讲台上，发表研究生常务代表委员会副主席就职演讲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成长。 求职 一波三折 时光荏苒，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一晃而过。基于自己的年龄和当时的就业形势，工作成了我第一选择。 从1997年下半年，同学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工作，大家开始忙于参加招聘会、面试、笔试。由于学习成绩和自己的经历，我找工作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到1998年春节后，要求我签约的单位就有方正集团、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市检察院，但我最想去的单位是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和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新闻出版署是我最煞费苦心的一个单位，新闻出版署署长、副署长，以及每个司的司长都曾收到过我的简历，音像司、科技司的司长还专门找我谈过话。经过两轮笔试、两轮面试，我与其他5名毕业生终于冲到了最后，新闻出版署的工作问题基本确定。但1998年“两会”之后，国家随即展开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许多党政机关压缩进人名额。新闻出版署进人名额由最初的20多人， 1998年春节后压缩到6人，而当年“两会”之后，新闻出版署决定：1998年不招收毕业生。 进入新华社更像走过一座独木桥。当年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只有一个京外名额，竞争可谓激烈。笔试第一的成绩也并不能确保自己进入新华社。“焦急等待”的同时，是加倍的努力。一次次的面试，放弃寒假在社里实习，在与经济信息部领导一次次谈话后，在编辑室领导的大力帮助下，好事多磨，我终于与新华社签约了。 我一直觉着，自己是个幸运儿，从一个农村到新华社，自己好像走得一帆风顺，回首这段历程得时候，我始终坚信：努力就会有回报。 新华社 关注经济 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是中国最大、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是党的耳目喉舌，是“信息总汇”。做一名新华社记者也是我心怡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契合了我的人生理想。“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趋壁之”，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能像古代侠士一样仗义执言，行侠济世。我崇尚英雄，但“憎恨那些怯懦的英雄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应该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甘言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是怯懦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还有什么比记者这一职业更能帮我实现这一理想呢？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主要从事经济信息的采编，这与我的以前工作经历、所学习的专业还是比较吻合的。新华社给年轻人充分施展自己拳脚的天地。由于我是党员、党员干部，一开始便被分配到内参《经济决策参考》（供司局级领导）编辑室工作，在领导和老同志的帮助下，自己很快能独立工作。为了一个选题，自己经常加班加点，自入社后，晚上10点前几乎没回过家。自己也因此当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撰写的业务论文也多次获奖，采编的多篇稿件被评为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而当我到陕西煤矿调查联合销售的问题、到重庆山区调研土地流转的问题、到贵州调研扶贫问题、到江苏调研房地产问题……的时候，不仅加深了我对许多经济问题的认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自己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1999年，我开始担任经济信息部的团委书记，2000年被选举为经济信息部党委委员。2001年7月，部领导抽调我组建财经信息编辑室。也许自己以前从事过期货业务，自己对财经新闻信息得采编业务很快上路，并对财经信息专线进行了一系列策划，受到了媒体用户得普遍好评。2002年3月我被任命为财经信息编辑室副主任。2002年9月，新闻信息中心策划成立高管信息编辑室，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经济管理部门提高高层次的信息服务，我被调任高管信息编辑室副主任。 领导器重、同事们的信任，让我一次次意识到：人在任何时候付出的努力都是为自己日后的薄发而做的积淀，不要忽视任何积累经验的机会，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现在，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凝视着窗外那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我的心突然平静下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尽管目前并没有多少成绩，但我始终坚信：付出总会有回报。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像那棵梧桐树一样开满繁花，结满硕果，或许为了这开花结果，我要经历无数风雨，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向着太阳，向着天空伸展。只要我的心没有停止前进，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前进的脚步。 我，在路上第四篇 行走的快乐行走的快乐(1)作者：侯美红 “你总是有着一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之时，你已经狂奔而去。”这是两年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在得知我想去北京发展后的一番感慨。那一年我正好30岁，到了女人成为豆腐渣的年龄。 我把两岁多的女儿扔给了先生，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2001年10月15日，我终于坐进了中央电视台办公大楼里，开始一周的新员工培训。那一刻我恍然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当年，我第一次坐进《齐鲁晚报》自己的办公室里，那份傲视天下的轻狂挂满了眼梢嘴角，然而，青春不再，我的心学会了平和，学会不因物喜不因己悲。但我仍然是高兴的，为自己终于按自己的意愿做了喜欢的事。 至今仍有许多朋友不理解我和先生的选择。在老舍笔下有着美丽冬天的济南，我们一起渡过了美好的大学时代，又一起构建起美满的小家，房子有了，孩子有了，事业也不能不说是小有成就，先生已经做到一家省级报纸的新闻部主任，而我也是一家排在全国晚报前五名的报社的最优秀记者之一，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 在最初来北京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借住在先生的一位朋友家中，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想孩子，又想他，精神上的痛苦非言语所能及，而每天一早拼命挤上公交车，咣当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单位的折磨也让我曾经一度犹疑，我这一步走错了吗？先生找工作一波三折，更让我心力交瘁…… 在这一年春节快到的时候，先生的工作终于安顿下来。我们把孩子从父母家接来，一家人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有时，先生慨叹闯京城不易，而我从来没觉得有什么艰辛。即使在他奔波着连换两三家单位的困难时期，看他忍辱负重的样子，我还会苦中做乐，开他的玩笑，“老先生，这回你可满足了吧，别说几十年后会是什么样，连明天你在哪里现在也不知道了。”因为来北京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先生所说，在济南我们可以把自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退休后的生活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而这样的日子即使前面繁花似锦，于我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 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走在路上》，记录下了当时的心境—— “当一股强劲的风扬起我的头发的时候,我知道地铁快来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瞬间，惶恐，犹豫，又一点点坚强和自信，就像第一次我来到北京，站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中的一样，许多种感情交互混杂在了一起，在我的心头柔柔流动着。” 其实，我并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在上大学前我一直非常忧伤自闭。尽管我的学习成绩所向披靡，令许多男生咬牙切齿，但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脆弱、自卑与敏感。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姐妹众多，我就像一株生长在荒野里的小草自生自灭，而学习成绩是我用来捍卫保护自己的惟一武器。 1989年，我以全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为自己的中学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命运女神并没有眷顾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国很多大学都减少了招生，特别是文科生的名额。我所有的志愿几乎全是远在他乡的政法学院，然而，一纸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击碎了我所有的梦。 至今难忘握着通知书绝望而泣的那一刻，而不久后得到的另一条消息更让我对世界彻底失望了。当年学校惟一的省级三好学生的名额经校长会讨论给了我，但在层层上报的过程中却被一位在市教育局里的实权人物偷梁换柱调包给了他的妹妹——我们高中理科班的一位女生。父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消息后去找区教育局长，却被威胁，如果再闹，怕是连录取都可能受到影响。在那个一分之差就可以刷掉一批人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被毫无道理地夺去了加二十分的机会。 曾经哭过、闹过、挣扎过，我并不想上这个大学，我要再考一年。但一切谈何容易，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供养四位老人和全家，妹妹还在上学，几千元的复读费应该是个不小的负担……我无路可走。第四篇 行走的快乐行走的快乐(2) 带着一颗欲哭无泪的心，我走进了山东师范大学。那时，济南的高校里流传着这样的句子，“山师的园子，山大的牌子，山经的饭。”的确如此。在这个古木参天的美丽校园里，我开始了四年的美好生活。 在大学里，我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活跃人物，甚至在班里也未曾争上个一官半职，对各种繁闹热烈的场面我总是淡淡的，避之不及。我讨厌掩盖在名与利之下的争斗与心计，我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翻译、口语……沉浸在我喜欢的功课里，为自己的尊严和荣誉而战。 才进大学的时候，说自己是一只丑小鸭毫不为过，小县城来的我站在趾高气扬的大城市来的同学面前相形见绌。但我对此并不放在心上，真正刺痛我的是在口语课上他们的滔滔不绝，而我却涨红了脸怎么也张不开口，因为在踏入大学校门之前我根本就不懂“口语”是何物，在那个教育水平相当落后的区一中，我的英语老师只是在电大培训过一年的英语。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开始了向自己的一次次挑战。 其实，在大学里没有人来要求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突然之间变得五彩缤纷的世界也让学子们不把学习成绩看得过重，但我不允许自己的落后。最后的事实证明了我是一个成功者。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的几门专业课成绩已经能经常考到年级的前几名。也就是在这场一个人的战争里，我渐渐变得勇敢坚强起来。 我一直很感谢大学里能读英语专业，使我比其他人更多地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来自英、美、加等国的外教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使我的视野不断开阔。 与很多人一样，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最美的一段时光，如果非要我说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除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我的答案是爱情。特别是在毕业十年之后，我更加庆幸拥有这段纯真的爱情，那个当年在大学校园里毛头毛脑、带着孩子气的野小子，他一直在我的身边，而且他还会陪我一起走下去，走尽我的今生，走到来生。 在山师，外文系女生找个体育系的男朋友是一贯的传统，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可惜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美女，也不相信爱情。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一个清晨。在一天早上跑操时，他从乱七八糟的人群里一眼瞥见了我，并且下决心一定要把我追到手。他说我那时一身牛仔，头发飞扬在晨风中，眼睛亮晶晶的，特别青春，特别与众不同。我说我是不是看上去很倔强，像一头狮子，当然这是我在成为他妻子若干年后的一句笑谈，因为我的记忆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清晨。 叶子以他赖皮狗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努力让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尽管这个独身主义者后来偶尔还会扼腕叹息，“要不是当年我心一软，这世界上的女钻石王老五岂不又多了一个，可惜呵可惜。” 1993年，我毕业了。与我同读一所大学的高中同学都分回了家乡的中学教书，大学的同学也大多分到了省内的大中专院校当老师。而我从决定上这个大学之前就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未来与黑板粉笔相连，我承认教师职业的神圣与伟大，但却无法容忍那种太过程序化的平淡生活。四年不屈不挠的努力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有了回报，我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山东省科学院下属的一家公司做翻译。 其实到了这个单位才知道翻译的工作并不多，我更像一个打杂的人，每天也只能憋着委屈认真工作，暗地里继续积蓄力量。每天下了班，我总会留在宿舍里写东西，而自从我的第一篇投稿即在省内第一报《齐鲁晚报》副刊头条位置“隆重”发表后，先生即当年的男朋友更像个监工每天陪在我身后“手里扬着小鞭子”，且不忘一口一个才女地称赞着。 在他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之下，我心底的记者梦又一点点复苏。从小最希望做两个职业，一是律师，一是记者，皆是为天下正义鼓与呼的勇者。前一个梦看来已经无缘，我要抓住最后一个梦想。 在我毕业两年后，机会来了，《齐鲁晚报》第二次公开向社会招聘十名记者。1993年这家全省最好的报纸曾经向全社会公开招聘过一次采编人员，此举被称为拉开了山东省新闻改革的大幕。但即使在两年后的1995年，“招聘”一词对人们来说仍然有些陌生，我的同学朋友包括我的父母都反对我去应聘，不论怎么说我在科学院端的还算是铁饭碗，而去报社没有公费医疗和退休金，随时还有被辞退的可能。但我对这次公开招聘倾注了最大的希望，志在必得，尽管我也知道自己发表的作品都是散文随笔，与记者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 记得报名后几天，我去报社看初选的结果和考场及考试时间，恰巧在报社楼前遇到了我报名时的面试官，当时的新闻部主任，后来的报社常务副总编。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位老总拦住了我，对我说你的材料我看了，希望不大，你就别考了……言外之意很明白，我根本没戏。也许是他言辞间流露出一丝丝不屑刺起了我心底最昂扬的斗志，那时，我还是一个一说话就脸红的腼腆女孩，可我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勇气，大声对他说，“我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后来，我才知道是这句话救了我。那位老总在几年后告诉我，他正是被我这句话打动。结果我顺利参加了考试，并且综合成绩名列前十名，如愿以偿进入报社，在新闻部做了记者。对于当时的惊险一刻，我曾经写下了这段文字以示永远铭记在心—— “一个年轻的女孩坚定地站在那儿，她的脸一定因为激愤和倔强而涨红着，她的眼睛一定因为永不服输的勇气而闪亮着，她紧紧盯着她的面试官说：‘我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于是，命运向她打开了另一扇门。”第四篇 行走的快乐行走的快乐(3) 也许真是有着天生的敏感，进报社前我是个连本报讯都不知道写的生手，但上班第一天我就凭着自己的感悟模仿着写了篇消息，竟然发到了头版显著位置。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连着发了两三个头条、倒头条，本来三个月的试用期，但不到一个月领导就对我说你可以跟原来的单位说开了。在十几名新招聘的记者中，我是获此“殊遇”的两三人之一。 很多人说我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郎，太投入，我笑笑，因为我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也想让所有人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优秀的记者。1997年，是我最辉煌的一年，我在这一年内拿了一个全国晚报新闻奖特等奖，一个一等奖，还有一个三等奖，而且我这个特等奖排在全国六个特等奖的第一名。无数个在街头奔波的辛苦和无数个深夜加班的努力终于换来了迄今别人难以超越的记录。 在事业的巅峰，我又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1998年春天，我怀孕了。医生告诉我，我的身体太弱，最好留下这个孩子，不宜流产。几经犹豫，我选择了家庭。从此我告别风光的前台，退居幕后为别人做嫁衣。1998年11月22日，我的女儿诞生了。 坦白地讲，从怀孕到我离开济南的这三年，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孩子，为了她我几乎与世隔绝，连一向钟爱的工作也被孩子生病时一声声撕心裂腑的哭声扯碎。直到2001年春天，先生在一次闲聊中说这样的日子下去真没意思，我们才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就此萌生了到北京的念头。 当时，我们商定他先来北京，等稳定了再接我和孩子，毕竟孩子还太小，需要我的照顾。先生便开始着手搜罗信息，联系工作，他还把我的简历顺手投给央视国际网站。没想到他的工作还没着落，那边倒来电话让我参加考试，然后就是通知我参加培训，正式上班。就这样，我拎着几件衣服奔到了北京…… 眨眼间已经一年半过去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初夏，我们的生活又有了新的起点。先生被任命为《华夏时报》的编委，我则开始负责网站的英语频道，也算重拾老本行吧。其实，就算现在我们仍在北京四处流浪，我想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努力了也就不再后悔。 一个月前，我们在北京的同学有个十年的聚会，起因是一位毕业后就去加拿大留学的同学来北京出差，七八个人就这样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为这位“华人”接风洗尘。从毕业后这些同学几乎就没有再见过，中间隔着整整十年的岁月，我们相互拥抱，握手，微笑……热情得甚至有点儿茫然。 “你真的没变，和大学时一样。”这是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言语间，大学里的往事不可避免地被最多地提起，人群中时常爆出轰然的大笑。 这是我吗？当年的我又是什么样子？每个人在试着从对方眼里找寻校园里的青春。而每个人也惊讶地发现，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容貌虽然在变，但四年象牙塔里塑成的那颗心却没有改变。 有时想，人的一生是不能细琢磨的，就像当年如果我的省级三好学生没有被调包，我还会不会上山师，我的律师梦又有多少实现的可能？如果当年没有遇到现在的先生，我很难说会再拾起冷落了的笔杆，毕业后也许直接去北京考研，我的一生又将是什么样子？而参加报社考试前，如果我没有对老总说那句“我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当了一名记者，我又会在什么地方做着什么样的工作…… 我是一个需要目标的人，没有了前进的目标，我会感到茫然无措，失去快乐和激情。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所爱的人砍柴看花，这是许多人终生的梦想。而我人生最大的梦想是周游世界，在温暖的午后，坐在明媚的阳光里，写我的人生故事，写我的一路行程。 人生就像爬山，乐趣是爬山的过程，而不是到达山顶后一览群山小的骄傲。于我，其实很简单，我就是喜欢这种不停地向前走的感觉，喜欢看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景而已。 所以，我所有的选择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也与成功与否无关。我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为了梦想一路走去。 作者简介：侯美红，女，1971年生。1989年9月～1993年7月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1993年8月～1995年8月在山东省科学院任翻译；1995年8月～2001年9月在大众报业集团《齐鲁晚报》任记者；2001年10月～2003年11月在央视国际网络任频道主编。第五篇 人生，留给世间什么人生，留给世间什么(1) 1979年，也就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当我以河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时，最大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数学家。 那时数学是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能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的纯数学无论如何太迷人了，数论方面的高手被人羡慕的程度绝不逊色于今天哈佛的MBA。像许多有志的年轻人一样，陈景润是我当时的偶像。 现在大家也许不能理解当时社会上所流传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名言。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上帝是按照数学语言来创世的……数学在一门科学中应用的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的成熟程度……” 许多人认为生涩难懂的陈氏定理，“狂热的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以数学家为偶像太应该了。 然而，每个人的生命进程都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今天北大方正的精神领袖王选，在20世纪60年代时，从照耀一切科技领域的纯数学转到计算数学，原因只有一个：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个人意志。 当我们还沉迷于在数学上冲顶的时候，世界已经更关注于应用科学，关注于管理应用。我们的确需要数学，但我们更需要管理知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刚刚认识到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它的健康关系国计民生，中国更需要管理。 那么在我所生活的80年代，中国最缺什么？管理学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 1980年，我大学第一年的课程还没结束，适逢国家要选派一批大学生到美国、日本和欧洲培养。因为当时国家急需管理人才，而国内没有这样的专业，便从数学系里选拔人才转学管理。 我被选中。 没有选择，没有迟疑。那个年代，心中的责任高于梦想，大局高于私利。 经过14个月的德语培训，1981年，18岁的我作为中国与西方隔绝30年后第一批公派留德学习，走进了德国科隆大学的校门。 从自豪到迷茫 走出国门，这是中国在尘封了多少年国门之后，向世界派出的第一支队伍，我们肩负着抢补中国落后的重任。 我的导师是科隆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瓦特因，他是德国战后改变了德国经济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学派的米勒·阿马克的嫡传弟子。当时我非常自豪。我想起了一句中国古话：“名师出高徒”。尽管这不是充要条件，但起码是为成功提供了一种可能。 让我感到自豪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的毕业考试成绩在上千名毕业生里排在前十名，而毕业论文《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大获导师赞许，说“这么高水平的硕士论文，我一生只见过两篇，你对现实问题的兴趣通过学术能力得以正确实现。”最后论文被德国出版社印书出版。 另外，因为成绩好和严谨刻苦的治学态度，我获得了德国雇主协会提供的奖学金，得以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也成为该协会成立以来惟一获得此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我既觉得荣幸，又备感责任重大。 1991年，完成了十年的寒窗苦读，我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少年时的那个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偶像梦已经离我很远了。但心里却有一个始终没有磨灭的念头：传播知识。把所学的管理学知识传播给别人，来弥补当年的偶像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完成学业，回国到北大或清华大学做教授。人生无憾矣——书生意气可见一斑！ 科隆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是莱茵区最大的国际商业中心，经常举行各类国际博览会。这点有些像中国的上海。微风中漫步于莱茵河畔，除了岸边林立的教堂和典型的欧式建筑，向对岸望去，有的景色竟好似上海的外白渡桥一侧。 中国、德国、上海、科隆……不经意间，我突然愣住了。在德国待了10年了，可我了解德国吗？在中国成长到了18岁，可我了解中国吗？留学10年，学企业管理，学国民经济学，可我会管理什么呀？ 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得有实战经验才行。迷茫侵扰着我……第五篇 人生，留给世间什么人生，留给世间什么(2) 我不适合做呆板的事 我开始奔波找工作。一共递出了四份求职信，西门子和德意志银行很快给了录用通知。因为银行是了解不同企业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所以我选择了留在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工作。 许多人将德意志银行误解为是德国的央行（德国的央行是联邦银行），其实不是，它是一家商业银行，是一家上市公司。在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培训后，我进入了跨国公司贷款部。当时接触到的客户包括汉莎航空公司、福特欧洲总部等大公司。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并结识了一位美国人——亚历山大娃女士，她正好在这个部门实习，而我是带她的老师。 大概全世界的大银行都是一样的，在德意志银行工作也是沉闷的。兴奋之后是平淡。任何事情都要用四只眼原则（两人来经手）来处理，哪怕是5分钱的单子，也要两个人去签。不苟言笑的德国人，像一台编好程序的机器人，日复一日地不知厌倦地重复着一件事情。 很少有事情需要你去创新。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性格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有一天，实习后参加工作的亚历山大娃来了个电话。她从德意志银行实习后就留在了罗兰·贝格。她告诉我说，罗兰·贝格要直接作中国业务。我听到后很是高兴。熟知欧洲经济的我自然知道罗兰·贝格的魅力。对其创始人罗兰·贝格先生的敬仰程度绝不亚于少年时的偶像陈景润。 1993年经过一番努力，我成为罗兰·贝格公司第一个中国员工。后来进入其管理层，当时在德国引起不小的轰动，德国主流媒体都对我进行了报道或专访，《参考消息报》进行了转载。德国各咨询公司对人员的素质要求是很严格的，一般说来，要具有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资格，才可能进入咨询组织。录用时除了专业的学历要求外，还很强调资历、实践经验和工作能力，一般要求有4～6年的工龄。德国各咨询公司对咨询人员的考核主要是，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协调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创造性、灵活性、上进心和事业心。 在德国900多家咨询机构中，20～100人的中型咨询机构占了一半，年营业额在1000万～5000万马克，利润在300万～1000万马克，这么高的劳动生产率主要原因是高智能的咨询人员占公司人数的一半以上。由于德国的咨询费用70%以上是人工费，每个咨询人员的日收费达2000～4000马克，因此，德国咨询机构的人员不多，但效率很高，效益很好。咨询产业本身的快速发展需要极高素质的人才，因此，咨询企业采取增加合伙人，提供更多的带薪进修培训机会等各种有效手段吸引、稳定高层次、高水平的咨询人员，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我非常喜欢。 鸟儿应该在天空中飞翔 罗兰·贝格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提供一个很大的舞台。特别是做中国业务这一块，可以说是一个无限大的舞台。 作为罗兰·贝格内的第一位中国人，我被派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说句实话，那时我也就刚刚接触管理咨询几个月，就这样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被推到了第一线，既觉得兴奋又有压力。 我回家了，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回到了中国，一个远洋集装箱把我在德国的家整个搬了回来，其中一半多是书——当然带回的还有我一腔沸腾的热血。 1994年，罗兰·贝格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开始着手中国业务。需要说明的是，在欧洲人眼中，罗兰·贝格是一个很神秘而具有威信的公司，它曾帮助许多国际大跨国公司摆脱困境：1993年，汉莎航空公司出现经营困难，罗兰·贝格帮助它，做了一个常客计划。1995年戴姆勒公司陷入很大困境，一年亏损70亿马克，新老总一上任就把罗兰·贝格的人请来，帮助做重组工作，接下来又做战略调整。 国人可不怎么认这牌子，我们开始的工作更像是冬天里卖冰棍，吆喝得紧可没人过问。那时的中国企业，宁愿相信一些点子公司。这也许是东西方文化上的一种碰撞。 1997年以前，罗兰·贝格（中国）公司的客户80%是国外企业，如博世、西门子等，我们帮助它们进入中国，帮助它们做市场调查，帮助它们做营销网络。我帮助过的欧洲公司向中国的总投资额就高达40亿元人民币。直到1998年，中国企业开始认识到咨询公司的作用，罗兰·贝格（中国）公司也开始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主营业务也转向主要为中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罗兰·贝格公司近年在华业务发展突飞猛进。2001年公司在华提供企业经营战略等项咨询业务量增长108%，而同年全球业务平均增长仅18%。在华业务的80%是为中国当地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咨询内容包括企业重组和发展战略、国际化经营以及股票上市等。 2002年春，罗兰·贝格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先生来到中国，他说，“在中国，处处都是一派繁荣景象”。对中国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采取的坚定措施，罗兰·贝格先生亦表示肯定：“可以给打一个很好的分数。” 老先生给中国的这片蓝天的评价不错。第五篇 人生，留给世间什么人生，留给世间什么(3) 大公司经理变成小公司老板 在罗兰·贝格的工作期间，在与众多国内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一种压力：国内的企业对先进的管理知识、管理理念实在是太渴望了，而他们所拥有的先进管理知识又太少了。特别是那些极具活力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的确需要高明的“医生”来为他们“换脑”。思考是痛苦的，而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之后，我开始逐步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 1999年5月17日，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创办了易中创业公司，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最初公司只有3个人，工作异常紧张和繁忙，体力、脑力不分，老板员工同样，可以讲那时是什么苦都吃了。 对此，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一个人想快乐几个小时，可以喝酒抽烟；想快乐一个月的话，你可以结婚；想快乐一生，你就得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一直在找，但我可以说，我终于找到了。 一开始有地位的落差，有收入上的落差，当然最大的区别在于接触的人不同了。原来都是与一些大企业的总裁、总经理打交道，而创业后经常与一些小企业打交道。其中还有人很不守信用，不守道德，这是我原来根本没想到的。 从世界知名的企业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我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机会，更多的是有意义。也许以我当时的背景，如果再做咨询公司，会有许多大公司客户，可以轻松地一年拿到几百万的订单。而中小企业就不同了，工作琐碎，赚钱少，中国的中小企业问题很多，融资、扩张、管理等各方面都有问题，但问题越多说明可塑性越大，我能改变的空间也就越广。这就像到非洲卖鞋一样，那里的人不穿鞋，反而说明那里的空间大嘛。我相信它未来一定会好。这也是对自己眼光的一个考验。 另外，小企业与大公司相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只要帮助它改进一点，就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企业所有权各种利益关系清晰，执行和运行成本都低。我给深圳的一家小型印刷企业做过顾问，向老板指出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后，第二天，他就开始行动了，一个月下来，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50%。而大企业就不同。你给它制定了一个完备的方案，但非常有可能被权力斗争或其他因素而被放在一旁。 离开罗兰·贝格圆一个早年的梦——教书梦或者说是传播知识。我不是帮助单个企业，而是帮助众多的企业。就像教书一样，你是在一个大教室里告诉许多学生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和知识。 易中创业，已经做了4年了。它离我理想的境界差得还很远。但我相信： 人生，只有前面有理想照耀才是光明的。 人生，只有为理想而努力的过程才是幸福的。 作者简介：宋新宇，男，1962年生于河南，1979年以河南省理科高考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80年3月～1981年6月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1981年7月～199年就读于德国科隆大学经济管理系，先后取得管理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1月～1993年6月在德意志银行科隆分行跨国企业信贷部工作。1993年6月加入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历任顾问，高级顾问，项目经理，中国区董事、总经理。1999年4月创建易中公司。现为易中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BA《战略管理实务》课程客座教授。第六篇 在思考中经营人生在思考中经营人生(1) 我是1987年考上中国地质大学地球化学系的，在大学期间，为了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也为了更多地了解社会和增加对实际地质知识的感知，我曾经休学半年一个人骑自行车行程一万多公里，途经16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社会调查和地质考察。在途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这里的人们怎样对待扶贫款——吃！喝！“肉好吃，酒好喝”——半生不熟的汉话，我深深理解到，改变贫穷靠接济是不行的，需要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只有他们自强不息，才能真正解决贫穷问题。我感到了我的社会责任，我知道做地质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我需要和人打交道，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做与人相关的事情。 走向社会后，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我选择了推销员这个“苦差事”，因为这样可以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武汉工作一年后，由于感到武汉的空间有限，就带着200块钱从武汉到了北京发展，换了多家公司，一直做到销售部经理。由于眼见一家著名民营企业的衰落，我因此陷入了深刻的思考：这家企业不是营销做得不好，而是在管理上出的问题，没有用好人才，管理跟不上才导致衰落的。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后，我开始自修MBA，转行做人力资源管理。从另外一个角度与人打交道，不再浮在表面，而是进行更深层次的交往：招聘、选拔、激励、管理等，真正开始与人打交道。 选择从事猎头，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是因为恰好在我人生观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一个著名的猎头人邀请我加盟做猎头；而必然是因为做猎头是我实现社会理想的最好的方法和手段，早晚我都会走到这条路上来。因为从事猎头工作，所接触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和高层次的人才，不仅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和人才，而且很容易将自己的公益思想影响到他们。猎头公司做好的话可以实现自己的社会公益愿望，也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当然，从事猎头还有 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不断接触那些最优秀的人才，那些非常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经验，开阔更广的视野。 我也深深感到猎头巨大市场的存在，因为过去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对于招聘会、报纸广告，以及新型的网络招聘应该说都曾多次尝试。但对真正的高级人才，几乎作用很小，常常是空手而回。仔细分析：在市场流动的人才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眼高手低，或急功近利，或人际关系能力太差，或不稳定不忠诚。因为最优秀的人才往往被原来的老板所重用，很少关注外部的招聘活动。 猎头应该是改善企业人才紧张的一个手段，而且可以激励更多的企业不得不充分发挥人才的才能，给他们合理的回报，否则将面临猎头公司挖墙脚的风险。但是国内许多猎头公司运作上有问题，我看得很清楚。但反过来，这也让我意识到，如果规范、有信誉、真正设身处地为人才着想，这样的猎头公司，无论高级人才还是真正爱才、识才的企业肯定会更愿意接受服务。当时也是基于这种最基础的想法，希望打造一个全国知名的猎头品牌，希望帮助更多优秀的企业找到很好的人才，帮助更多优秀的人才找到更好的机会。 经过几年艰苦的奋斗，让人欣慰的是，浩竹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猎头公司，在广大职业经理人圈和民营老板那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我也因为跟着成功者不断地打交道，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我曾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航MBA班、地质大学、林业大学等院校多次给广大学子讲授我的感悟、反思以及从许许多多成功者那里获得的一点点经验。 广结善缘不断精进 象牙塔内是一个单纯清新的环境，我们在那里学习、成长。大学生活对我们来说，更多的不是学到多少对将来有用的专业知识，而应该是学会学习的方法或者叫自学的方法，锻炼与人相处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大学里我觉得总体能力的提高是我最大的收获。在高中时期我曾经几乎不和女孩子说话，而在大学我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演讲能力，尽管也丢了不少丑，但是我仍然坚持不懈，也就有了今天的我，能够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大学是人生很重要的一步棋，走好它应该是很关键的。 象牙塔外则是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大染缸，不同的做人做事方法，一定会获得不同的结果，会影响你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我一个朋友曾经和我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按照财富去衡量一个人的成功的话，他的财富约等于他最熟悉的五个朋友的财富的平均值。也就是说你总是跟优秀的人打交道，你一定也会很优秀；你如果成天总是跟那些无聊的人打麻将，那你的层次也肯定受到影响。许多家训良好的富家子弟，如李泽楷等可以凭借人际资源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地，可以说就是因为他周围的人带给他巨大的成功。北京的某个著名企业家，70年生，闯北京十年已经拥有十多亿元资产，靠的也是不断结识成功人士，在其中谋求更大的商机。所以有人说“阅人无数，不如跟着成功人士走路”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总在不断学习他们，学习他们优秀的一面，避免他们曾经经历的教训，弥补自己的不足，你肯定将来越来越好。 人与人之间，实际上能够认识、工作、生活就是缘分，只是看你是否珍惜。广结善缘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话，我认为善有善报是有其科学道理的。如果你经常做好事帮助别人，当被帮助的人看到一些有利于你的机会时，往往会愿意提携你、帮助你获得这个机会。比如有些优秀人才，就是他的朋友推荐给我们，然后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的。而相反的，如果一个不断坑周围熟人、朋友的人，当他出现困难或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被人落井下石。而一个不断帮助别人的人，如果碰到困难，不仅大家会帮助他度过危机，还会扶他上马送他走一程。 广结善缘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将命和运升华到更新的境界。有人太相信命运，认为命运是前世注定，无法改变的；也有人不信命运，自以为人定胜天。我自己认为，命运应该是一个多结局的游戏，会有非常多、甚至是无数的人生节点。如同我们在玩游戏时因为有礼貌问路，因一个智者的告诫，获得一个完满的结局，也可能因为盲目相信骗子的花言巧语，落得身败名裂。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获得李嘉诚的结果，也有极少数人无论如何作恶，似乎恶报总是时候不到。其实就是因为前生今世有很多机缘使得他们的命和运具有固定的轨道，只是结局数太多太多。 作为一个人，我认为要认命，因为你无法创造你不具有的命运结局；同时又要精进，助人、学习、锻炼、提高，使得自己不断向着本来属于自己的良好命运轨迹靠拢。如同你有高速公路的命运，如果你不设法购买到跑车，速度一定提不上来。当然如果你只有坎坷的土路，购买吉普车反而更好。因此人要精进，又要随缘，多多自我反省才能不断提高。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强求的，有些人他可能成为李嘉诚，而更多的人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李嘉诚，这就命运。但是你不断地努力就会比你不努力做得好，所以人要认命，人也要不听天由命。第六篇 在思考中经营人生在思考中经营人生(2) 在职场中建立个人品牌 在我们目前的一些业务中，有时在向客户推荐顶尖人才的时候，当客户听说是某某某，马上就说这个人我们听说过，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就是要这种人。因为这个人才在业界的口碑很好，具有良好的个人品牌。 现在是一个充满机会、个人容易成功的时代，我觉得年轻人建立个人品牌对于自己的发展十分重要。现在个人工作年限一般要比企业寿命长。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职场中人要面临重新选择企业和职业问题，所以培养个人品牌在当今社会中非常重要。有了个人品牌的人才一定是市场中的稀缺人才，只能是工作找你，而不用你去找工作。 个人的品牌是由你的人生轨迹、口碑等一系列组成的。要想有很好的个人品牌：第一，你要有很好的能力，没有能力做基础，你将来是做不了事情的，也就没有了个人品牌的基础；第二，要用你自己的能力做出良好的业绩来，业绩是你个人品牌的外在表现；第三，要有良好的做人口碑，如果没有口碑，那你的业绩有可能不真实或者不确定或者不稳定，也不可能得到传播，个人品牌的形成是一个慢慢培养和积累的过程，他不是自封的，而是被大家所公认的。当然，形成口碑需要你为你的雇主努力地工作，敬业负责，遵守职业规则，帮助周围的同事和朋友。 而一旦建立了个人品牌，就说明你的做事态度和工作能力是有保证的，也一定会为企业创造较大的价值。猎头公司在挖人的时候，也往往是喜欢挖那些真正优秀的人、在业界个人品牌比较好的人。因为这些人也更容易得到更高的薪金、更好的职位、更大的平台。无论是成就还是个人回报上都依赖于个人品牌的不断积累。 不要太刻意追求成功 世界上许多事情，在你太刻意追求的时候反而什么也没有。这应该说是我这些年的一个感悟。我今天虽然能做一些事情，但是以我自己个人的能力，如果在前些年不那么频繁地去跳槽，在2000年之前我的成功程度肯定比我现在的实际状态要好。我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总是不断地不满足现实、总是想追求完美——说白了也就是有点急功近利。最终我虽然比一般的人、一般大学生甚至我的同学要好，但是比起和我能力相当、但相对稳定在一个企业工作多年的人应该说状态是不够好的。 现代社会是个比较浮躁的社会，中国人本身也都有浮躁的毛病，加上现代社会在毛泽东时期的英雄崇拜结束以后个人信仰的缺失，再加上经济的不断改革、市场经济的不断导入，大家对金钱、物质利益的追逐导致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陷于浮躁的状态。所以现在年轻人有点浮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能得到支持和提倡。因为你浮躁的最后结果一定不是很好的结果，有可能是一事无成。 你必须要能做到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做点事，实实在在积累一些知识、经验和技能，你才能真真正正做大事。我们统计过我们人才库中现在比较成功的经理人，没有几个是跳来跳去的人，基本上都在一个企业中待了3～5年，甚至7～8年的人，他们能在一个企业中不断地把握机会，得到认可、得到提升。 我觉得浮躁是年轻人最终没有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而成功人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脚踏实地。所以，我告诫大学生在未来就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频繁地换来换去，没有很好的积累。 另外，要有一个很好的做事心态，一个平和的、对企业有责任感的心态，会对未来事业的成功有帮助。不要像我等到将近30岁的时候才明白过来，我觉得稍微有点晚。如果能够一走出校门或者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开始理解这些东西的话，我想你们将来的成功一定会比我更加成功。第六篇 在思考中经营人生在思考中经营人生(3) 999‰的理想期待实现 中国的猎头业发展历史比较晚，真正的猎头公司数量比较少，还处在摸索阶段。做猎头最重要的是推销个人，要让人家信任你。最关键的是你要替别人着想，不看一城一地的得失，眼光放远一些。猎头不是红娘，是高级的顾问，他的工作不仅是“撮合”，有时还要有“撮离”的过程。我不愿意劝候选人跳槽，更多的是和他们一起分析，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完全客观、公正、不夹杂私利地替他们着想。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些分析。如果我们认为对企业有好处，而对个人好处不多，即使我们因为推荐他到企业那里，可以赚钱颇多，也会告诉他我们真正的想法，让他理解对自己的风险和影响。我常常建议那些可能跳槽的人，要从自己的职业规划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我们充当的不仅是“媒婆”，而且还要是他们的参谋。所以做一个真正优秀的猎头顾问，不仅仅要懂得如何找到你的猎物，而且还要有能力提供相应的咨询。 如果从猎头公司这个角度来看，猎头公司必须更加注重一些艺术处理。如何接触正在风头浪尖上的打工皇帝，如何将他们列入自己的人才库，如何使他们愿意与我们的客户进行深入的有诚意的沟通，如何保证企业的利益同时又不能伤害人才的利益等等。 我更喜欢提及国外的公益投资或是道德投资的说法，做“好”一个公司，这个“好”的评判尺度不是个人或者简单的企业利益最大化，而应该是社会利益最大化。在我了解的资料中，那些注重社会利益的投资行为，往往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理解，往往也获得了更大的回报。而像安然、安达信、世界通讯这样的公司，尽管他们风光一时，最终还是被社会淘汰掉。 如果问我现在的理想实现了多少，那我的答案是不到1‰。目前，浩竹的远景是成为真正的“浩竹”——优秀人才组成的浩浩荡荡、浩如烟海的“竹”的海洋。通过不断的努力，包括激发企业充分用人、替优秀企业做留住人才解决方案、培训找到有潜力的优秀人才等，使得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浩竹”——有正义感、正直、无私、职业道德良好的人才。浩竹的使命是建立两个基金群：一是纯公益的基金群，帮助那些无力自助者或者那些愿意改变自己未来的人穷志不穷的人，比如老人、失学儿童、出身贫寒但成绩优秀，或成绩中等能够勤工俭学的学生等；二是天使投资基金，帮助还没有成为强者的强者，那些有想法、有能力、有干劲而没有条件创业的人创业，给他们适当的投资，并且辅导他们，给他们管理经验的支持，甚至是优秀的管理团队的支持，让他们成为未来对社会有益的强者。因为我建立浩竹实在太难了，我不想再让和我一样的人创业还那么艰难。 如果你是一棵树，你只有把根植得更深，使自己的树干长得粗壮，枝叶长得繁茂，才能让更多人乘凉。 作者简介：王长江，男，1968年生，1987年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地球化学系，在校期间曾经单人骑自行车进行大半个中国的旅行考察。毕业后从推销员做到销售部经理，后自修MBA并转行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曾经在两企业担任人力资源经理并兼任总经理助理和总裁助理。2000年创建浩竹猎头中心，专业从事百万年薪总裁职位的猎头服务。公司由于良好的口碑、真诚的服务、踏实的作风、优秀的业绩，被业内同行和国内人力资源经理认可为国内最知名的猎头公司之一。第七篇 追忆似睡年华追忆似睡年华(1) 作者简介：王海龙，男，1976年出生，四川人。1999年7月毕业于北航计算机系；1999年7月到现在，一直从事程序员工作。 新时代程序员的心路历程 北航毕业后的四年，我一直从事程序员的工作。其间，我换了两次工作，历经了几个城市，也到过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这里简单介绍一些这些地方给我的印象，供参考。 深圳。一个制造神话的城市，创业风尚盛行。身处其中，不免有心浮气躁之感。 北京。国际气氛浓厚，海外发展的好出口。也是接近权力中心、上流名流的地方。 厦门岛。山海秀丽，让人积累沉淀的好地方。 澳大利亚。广阔自由，很多中国人去留学，移民。 日本。高效繁荣，适合打工。 和不同国家背景的同事合作的同时，我也经常和同事们交换关于职业生涯的看法。这些看法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 (1)刚工作的时候，大家对软件技术抱着一种热情。 (2)随着年龄的增大，自身的局限，现实的碰壁，大家都逐渐认识到，人际关系，交流交往能力才是通途和捷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 (3)希望晋升到管理的位置，以不用再参加第一线工作为荣。 (4)渴望获得在著名大公司工作的资历和背景。 (5)想继续深造，充电，镀金。 (6)不再掩饰对金钱的欲望。 (7)一些人考虑转行。有些人转入IT行业，有些人转出IT行业。比如，转到一些直接和钱打交道的行业——金融业、商业或者转到赚钱最快的销售部门。 (8)少部分人保持对技术的热情，筹办自己的软件。 (9)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筹办自己的公司。 对不起，这么写，有些像社会调查报告了。J 我举几个例子。 和我一起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同事们，都深切地认识到，外语（英语，日语）水平直接决定员工的收入水平。 一次交谈中，一位同事讲到，“写程序赚钱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动动嘴皮子，全世界跑跑，联络联络，就赚到大钱，这才算本事。” 一位在日本待了10年的同事说，“社会里的资金流动，一般都从大企业一层层流动到小企业。如果你能够沾到这些资金流的边，就会有钱流到你的口袋。进入到这个分配链，需要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 商业社会的现有格局是一个金字塔形。（或者说是一个由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现代的孩子可能都没有听过纺锤这种东西。就像两个金字塔底部对在一起那种形状。）顶部从下面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再从上到下分配。大大小小的企业分布在这一条条链上，有些提供了附加价值，有的只是寄生。 斯坦福调查报告说，人们的收入，80%以上来自人际关系，不到20%来自专业。 我的大学同学在大学时代就说过，没有做不了的项目，只有接不到的项目。我想，这大概就是“豆腐渣”工程的来源吧？不过，社会就是这样的。“豆腐渣”总比“没有渣”强。Better than nothing. 我们知道，只有少数的具有天赋、强烈兴趣的程序员才能够成为业内的顶尖高手——可以称之为黑客的人物。那么，普通程序员的出路在哪里？在现有的社会规则下，技术之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是一条不归路吗？这也许是困扰每个技术人员的问题。 互联网上“自由软件”运动（开放源代码项目）的出现和壮大，打破了软件领域众多的技术壁垒，像我这样的普通程序员，也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加深拓宽自己的技术实力。 由于现代企业软件的需求复杂，规模巨大，非一人或数人之力能为，有人曾经宣告“个人英雄”时代的结束。我感觉，开源项目的自由精神（开放，共享，免费，自由）将促成更多“个人英雄”的涌现。现代的“个人英雄”将大量地来自普通程序员。他们不必担任单枪匹马、孤军深入的先锋黑客角色，他们跟在后面，参与贡献，或者另辟疆土。他们担任“资源整合者”、“知识管理者”、“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角色。这种角色不需要你了解某项技术的全部细节，而需要你了解各项技术的核心和瓶颈，需要你的大局观，系统观。 当经济紧缩，成本意识提高的时候，自由免费的开源项目将大行其道。参与并运用丰富无限的Internet资源，组装开发“性能/价格比”最高的软件系统，是很多程序员（包括我）的理想。其理念类似于中国的太极之道——切中肯綮，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 这样可行吗？就我的经验来说，可行。我借助开源项目，省时省力、高效高质量地解决了很多工作中的问题。开源项目几乎已经覆盖从高端到低端的所有领域，从企业应用服务器，CRM，ERP，工作流，到软件开发管理流程，软件测试体系，到打印机驱动程序，图像格式处理，等等。其设计，文档，代码的质量，也不低于（如果不高于）一般的软件公司的商业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