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臂上将—彭绍辉历尽艰辛彭绍辉（1906—1978） 湖南湘潭人。入党时间:1926年。受伤原因:1933年3月21日霹雳山战斗中左臂连中两弹。截肢情况:左臂被截除。军衔: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彭绍辉历尽艰辛寻找毛泽东，阴差阳错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但仍冒着生命危险把一样东西藏在身上　　1926年，农民运动在湖南风起云涌，毗邻长沙的湘潭县闹得更是轰轰烈烈，农民纷纷组织起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乡村革命政权。　　在湘潭县瓦子坪住着彭家五兄弟，父亲早逝，为维持生计，兄弟五人不得不给地主家当长工。五兄弟中排行最小的就是彭绍辉，他当时在一个地主家做放牛娃。在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中，彭绍辉的四哥彭绍松被大家推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带领广大农友跟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在彭绍松的影响下，彭绍辉和二哥彭子枚、三哥彭子溪也分别加入了农民自卫军，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的洪流之中。　　这一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他在湖南深入考察农民运动的成果。在毛泽东赴湘潭考察的过程中，彭绍辉有幸见到了他，并应毛泽东同志的要求讲述了当地农民协会的情况。　　彭绍辉自豪地告诉毛泽东:“我家有兄弟五人，二哥、三哥和我都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四哥还是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哩!”毛泽东很欣赏彭家四兄弟，特别是对彭绍辉更是赞赏有加，他高兴地对彭绍辉说:“想不到你们还是革命家庭呀!有你们这样的革命兄弟，中国的革命就大有希望了。”接着，毛泽东又向彭绍辉宣传农民起来推翻旧社会的道理。亲切的话语，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在彭绍辉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跟着毛泽东闹革命!见过毛泽东以后，彭绍辉的革命积极性更高了，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斗争地主，从不落后。　　5月21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残酷镇压农民革命运动。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湘潭、湘乡、宁乡等地的党组织，集中农民自卫军10万多人，攻打湖南中心城市长沙，最后惨遭失败。　　彭绍辉也参加了10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被当成“暴徒”和“赤色分子”，与他的几个哥哥一样，被反动派通缉。面对越来越恶劣的形势，彭绍辉决定离开家乡，去寻找共产党，参加革命，轰轰烈烈地干它一场。四哥彭绍松非常支持他的想法，说:“我们家有兄弟五个，反正这里也呆不下去了，出去一两个也好，你走了，家里还有我们兄弟几个，你放心，母亲有我们照顾。”　　彭绍辉坚信，找到了毛泽东，也就找到了共产党。他决定先到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去碰碰运气。　　韶山冲离瓦子坪仅有16里路程，经过大半夜的跋涉，天明时分，彭绍辉赶到了韶山冲。但令他失望的是，毛泽东早就离开了家乡。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不要说很多人确实不知道毛泽东去了哪里，就是有人知道，谁又能轻易告诉他呢!好不容易他打听到一个消息，毛泽东可能去了湘潭县城，也有可能去了长沙。彭绍辉在韶山冲耽搁了一天，傍晚时分，又连夜向湘潭县城赶去。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毛泽东，跟着他干革命，才有活路。可是到了湘潭县城四处一打听，有人说毛泽东已离开湘潭去了长沙。于是，他决定去长沙。　　彭绍辉长这么大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为了寻找毛泽东，寻找共产党，他还是毅然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征程。　　此时的长沙一片白色恐怖，大街小巷到处是军警、密探，家家关门闭户，路上行人稀少。彭绍辉多方打听，仍然是毫无结果。后来，他听说毛泽东可能在武汉，心头又升起一线希望，于是一狠心，跟着人群爬上了一列开往武汉的火车。此时他身上只剩下几十个铜板，根本买不起火车票，在火车上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才躲过了列车员的盘查，来到了武昌。刚一下车，就听说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此时的武汉已经没有了革命的气息，到处人心惶惶，一片混乱。毛泽东在哪里呢?此时的彭绍辉完全失望了。他徘徊在武昌码头，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水，捏了捏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铜板，满心委屈，忧心忡忡。怎么办?现在是又累又饿，在武汉举目无亲，找人找不到，回去又不甘心，可长期流落街头也不是办法啊!　　正在彭绍辉左右为难时，忽然看到码头一侧围着一大堆人，还有几个国民党士兵在吆喝，他仔细一听，原来是在招兵。彭绍辉摸了摸贴身珍藏着的农民协会袖标，心想:当初农军攻打长沙时，人数不少，就是没有懂得打仗的人，结果吃了大亏。眼下自己难以维持生计，何不当兵去，一来可以渡过眼前的难关，二来也可以学点打仗的本事，将来找到毛泽东了，自己有打仗的本事，也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主意已定，彭绍辉紧锁的眉头展开了，兴冲冲地向招兵处走去。他拨开人群挤到负责报名的一名军官面前说:“我要报名当兵!”　　那军官斜着眼睛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问:“你叫什么名字?”“彭绍辉。”　　“多大岁数了?”“20。”　　“哪儿人?”“湖南湘潭。”　　询问完毕，那个当官的作了一下记录，然后站起来慢腾腾地说了一句:“好吧，收下你了。”接着，指了指身后十来个刚招募的新兵，对身旁的勤务兵说:“把他们带到三营十二连去。”到了连队，彭绍辉的心里还有点紧张，因为在他的怀里，还揣着一幅自己当农协会员时的袖标，如果让当官的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营十二连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一师一团的新兵连，驻扎在武昌的两湖书院，每天都进行军事训练，要求非常严格。连队的大部分士兵都是湖南湘乡人，不少新兵在家时都参加过农协和农军，也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逃出来的。同病相怜，彭绍辉与这些士兵们相处十分融洽。但让彭绍辉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军官们常常开口便骂，动手便打，士兵的日子很不好过。这让彭绍辉时常怀念在农军时的开心日子，随身藏着的红色袖标就成了他惟一的慰藉和希望，因此，他常常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拿出来看一看。　　一天晚上，一不小心，让班长发现了他的秘密。班长也曾是农协会员，非常理解彭绍辉的心情，但是，又怕被官长发现，惹出事端，就告诫他立即将袖标烧掉，以免被当官的发现，性命难保。　　彭绍辉感激地朝班长点点头，一转身，又偷偷地藏了起来。他心想，我还要拿着它去找毛泽东呢。军阀、豪绅是猖狂不了多久的，我怎么能烧掉红袖标呢!　　时光在一天一天地流逝，彭绍辉的心里也越来越苦闷。自己还要经常参加“围剿”农军的行动。他自己倒是没有杀过共产党员，但是，在那个环境里，却能经常见到共产党员被杀害，常常心如刀绞。　　一天，在南县，他亲眼看见县公署的警察杀害了四名女共产党员。行刑前，她们昂首挺胸，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这对彭绍辉的震动很大，血淋淋的场景经常在眼前闪现，挥之不去。他想，在这样一支官兵对立、欺压百姓的队伍里，自己能有什么出路呢，将来哪有脸去见毛泽东?彭绍辉去意更急，他在时刻等待机会。独臂上将—彭绍辉投身革命　结识彭德怀，投身革命军队。经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时光飞逝，转眼已近一年。1928年春天，国民党三十五军一师被改编为湘军独立第五师，周磐任师长，彭德怀任五师第一团团长，彭绍辉所在的十二连编入了该团。彭绍辉久闻彭德怀的大名，知道他虽严厉，但却十分爱护士兵，很有正义感。现在能在他手下当兵，心里十分高兴。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党秘密派遣了许多共产党员以各种身份加入了这支军队，伺机组织起义。此时的彭德怀，也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和邓萍、张荣生、李光等人领导下，一团成立了共产党秘密支部。彭绍辉积极参加士兵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结识了彭德怀，但他对共产党的活动却一无所知。为了培养更多的骨干力量，彭德怀等人极力劝说师长周磐开办随营学校。周磐也感到开办随营学校对培养自己的嫡系很有好处，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　　在彭德怀的推荐下，随营学校由共产党员黄公略负责，彭德怀又从黄埔军校找来了共产党人黄纯一、贺国中等协助黄公略做随营学校的工作。黄公略被任命为随营学校校长，贺国中任教育长，黄纯一任大队长。彭绍辉在士兵委员会的积极表现引起了彭德怀等人的注意，认为他是个可以培养的对象，于是特意派他到随营学校学习。　　黄公略等人经常给学员中的积极分子秘密讲授农民运动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曾是农军战士的彭绍辉，认真听讲，认真思考，很受鼓舞，胸怀开阔了，仿佛看到了前途和希望。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彭绍辉的考察与培养，秘密支部经常让学员中的党员如陈家时、郭炳生等人，用拉家常的方式，深入了解彭绍辉的思想状况及对党的认识。　　进入炎热的7月，随营学校照常上课和训练。此时，黄公略、黄纯一相继调走，学校工作由贺国中主持。　　7月23日这天，贺国中突然把学员们集合起来，告诉了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昨天，也就是7月22日，在平江县城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彭德怀团长以及我们的校长黄公略，还有滕代远，都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这次起义的领导者。”站在队列中的彭绍辉眼睛猛然一亮，恍然大悟，噢，原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贺国中接着说:“我们今天也宣布起义!脱离独立五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稍作停顿，观察了一下学员们的情绪，继续说，“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马上准备出发，开到平江县城与彭德怀团长会合;不愿意去的，我们也不勉强，发给回家的路费，你们可以直接回家去。”队伍很快就出发了。经过动员，除了极少数的军官与士兵离开外，大部分人员都参加到了起义队伍中。他们顶着炎炎烈日急速行军，午后就赶到了平江县城。此时，平江城内到处是一派革命的景象，街道两旁红旗招展，墙上刷满了“打倒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一群群男女青年在人群中演讲，店铺、商店照常营业，秩序井然。彭绍辉看着这欢腾的场面，心中抑制不住激动，仿佛又回到了两年前在家乡参加农军的光景。　　随营学校学员的到来，受到了起义队伍的热烈欢迎，彭德怀和滕代远亲自来接。贺国中激动地大声说:“现在欢迎彭德怀同志给大家讲话!”队伍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彭德怀微笑着向学员们挥了挥手，然后转身上了路边的一个高台子，向随营学校师生发表讲话。他首先说明了起义的性质、任务，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他最后强调说:“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了。共产党是为穷人求解放的党，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我希望你们勇敢地站起来，参加革命队伍，为夺取工农革命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这激动人心的话语滋润着彭绍辉的心田，他感到这才是真正的革命队伍。历经重重艰难，他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滕代远也讲了话。他说:“红军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军阀部队里，官长欺压士兵，克扣军饷，而在红军里，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建立士兵委员会，废除打骂制度……”　　贺国中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工农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工农大众利益而奋斗!”一呼百应，口号声响彻云霄。　　最后贺国中宣布:“我们随营学校现在结业，从一团来的学员回原单位;从二团、三团来的学员，愿意留下的就编入起义军，不愿留下的仍然可以发给路费回家!”　　彭绍辉回到了已由黄纯一任团长、贺国中任副团长的第七团任班长。从此，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走上了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道路。　　平江城里的枪声，令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他们立即出动军队，对平江城发动了猛烈进攻。为保存革命力量，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等人的领导下，撤出了平江城，在修水、万载、铜鼓之间与敌周旋。在历次战斗中，彭绍辉沉着勇敢，毫不畏惧，很快被任命为分队长，并由黄公略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独臂上将—彭绍辉第二个关云长一梭子弹射来，彭绍辉用血肉之躯护住战友，左臂连中两弹。无麻药截肢，仍谈笑风生，彭德怀称他为“第二个关云长”　　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过程中，令身为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的彭绍辉最惊心动魄、终生难以忘怀的是1933年3月21日的霹雳山之战。也正是在此次战斗中，彭绍辉痛失左臂。　　这天，彭绍辉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始终战斗在最前沿，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坚守主峰阵地。　　敌人对霹雳山主峰可以说是下了血本，看到久攻不下，便出动飞机助战。　　飞机在霹雳山上空狂轰滥炸，但因两军相距太近，飞机投弹又不准，很多炸弹落到了敌军阵地上。敌军乱作一团，叫骂声响成一片，慌忙后撤躲藏，枪支弹药都扔下不管了。　　彭绍辉见此良机，立即命令部队从两侧迂回，隐蔽接近敌人一线阵地。　　冲锋号一响，我军两侧迂回部队及主峰上的主力，突然一起发起冲锋，一时间杀声震天。刚被自己的飞机炸懵了的敌军，突然又发现神兵天降，惊慌失措，四处逃窜，红军一举夺下敌前沿阵地。　　彭绍辉命令部队继续追击，务必全歼，他自己也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支敌兵丢弃的步枪，和战士们一起向山下冲去。突然，从一块岩石后面射出一梭子弹，彭绍辉一侧身挡住了身边的警卫员，自己左臂却连中两弹，手中的步枪掉在了地上。警卫员慌忙帮他扯下已被鲜血染红的衣袖，一看，臂骨被击成几截，鲜血直往下淌，于是赶忙叫卫生员找担架要将他抬下阵地。彭绍辉忍着剧烈的疼痛，对警卫员说:“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不要声张，以免影响战斗。”说罢，彭绍辉忙叫过卫生员就地给他包扎伤口。　　警卫员闻言，看着彭绍辉鲜血直流的断臂，哭道:“首长，你伤成这样，要立即下阵地治疗才行，否则……”　　彭绍辉用右手托着左手断臂，对警卫员命令道:“哭什么哭?这是战场!这点轻伤，怎么能影响我指挥战斗!”　　警卫员无奈，只好哭着帮助卫生员给彭绍辉包扎伤口。待包扎完毕，彭绍辉把断臂往脖子上一挂，右手提着枪，大声说道:“跟我上!”说罢继续率部追击敌人。　　此时，我第三师适时赶到，投入了战斗，全歼敌十一师。傍晚时分，残阳如血，刚刚结束战斗的阵地显得异常的宁静。此时，彭绍辉才被抬上了担架，他的左臂已完全失去了知觉，由于失血过多，头已是昏沉沉的。他躺在担架上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着山上迎风飘扬的红旗，欣慰地笑了。彭绍辉被送进了红军医院。　　彭德怀得知爱将左臂受伤，非常关切，立即接通红军医院院长的电话，以命令的口吻说:“我要求你们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彭师长的左臂，红军需要这只胳膊指挥战斗!”　　红军医院遵照彭德怀的指示，先后为彭绍辉做了三次断骨接续手术。但是，由于部分骨头已经粉碎，伤后又没有及时固定，而且流血过多，抵抗力下降，如不及时截肢，恐怕会有生命危险。经请示彭德怀，医院决定为彭绍辉截去左臂。　　面对失去一条胳膊的现实，彭绍辉心情非常沉重:革命才刚刚开始，如今失去一臂，今后还能带兵打仗吗?　　军团领导彭德怀、滕代远等人从战场抽出时间专程到红军医院来探望彭绍辉，鼓励他配合医院治疗，早日康复，重返前线。彭德怀鼓励他说:“我可不管你断不断臂，我可还要你啃硬骨头呢，赶紧治好伤，前线很需要你!”　　当时，根据地的医疗设备十分简陋，做这样大的截肢手术也只能用盐水消毒、钢锯断臂，而且还没有麻药。许多同志怕彭绍辉忍受不了，建议用绳子将他绑在门板上实施手术。彭绍辉听了哈哈一笑:“你们听说过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吗?关云长在刮骨的时候，还在下棋呢!”　　大家都说，那是演义中说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呢?彭绍辉说:“管他是真是假，反正今天我让你们看一场真正的刮骨疗伤。”手术开始后，医生将彭绍辉伤口的腐肉一片片割下来，之后，开始用钢锯锯骨，几个胆小的护士看到这种情景，吓得闭上了眼睛。　　彭绍辉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汗水一串串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来，但他始终面带微笑，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地向医生和护士讲起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他还风趣地说:“以后就剩一条胳膊了，我看，这媳妇是找不着了……”　　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住地赞叹:“彭师长真是一个铁人!”彭德怀得知这个情况后，称赞说:“绍辉真是‘第二个关云长’!”彭绍辉也由此成了红军队伍中的第一位独臂将军。　　由于彭绍辉在霹雳山战斗中指挥有方、身先士卒、机智勇敢，立下了大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一枚。独臂上将—彭绍辉苦练技能失去左臂，彭绍辉坚持。毛泽东赞扬他说:“孔夫子是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　　从1933年4月到1934年2月，彭绍辉在红军后方医院养了整整八个月的伤。利用这难得的闲暇，他认真学习了《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概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断臂给彭绍辉带来很多难以想像的困难，也曾给他的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但他没有消沉，很快振作起来，开始为重返战斗岗位进行顽强的锻炼。　　本来，作为师长，又失去了一条胳膊，生活和工作上的许多事情可以让勤务员、警卫员代办，但是彭绍辉却坚持自己做。开始，一只手打绑腿很别扭，他就用嘴配合，用牙咬着绑带的一头，一只手拿着另一头往脚上缠。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很快就达到了既快又好的熟练程度。军事训练时操枪不方便，他就腿脚配合，把枪夹在两腿中间，边给战士们讲解要领，边用一只手作示范。一只手写字也不方便，他就加强锻炼，逐渐适应。他不仅在工作和生活上严于律己，还注意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去感染和鼓励别人。一次，他同一个也是只有一只手的小勤务员抬水，路上，彭绍辉风趣地说:“小鬼，我有一只好手，你也有一只好手，加起来有一双健全的手，咱们两人以后可要互相帮助。”说得小勤务员心里热乎乎的。　　就这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彭绍辉终于学会了独臂打绑腿、骑马、射击等军事动作。　　彭绍辉伤愈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准备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彭绍辉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着急，说道:“我虽然失去了左臂，但是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战斗。只要反动派一天没有被消灭，我就坚决不离开前线!”　　这个要求，被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拒绝了。可彭绍辉不甘心，又直接去找周恩来副主席。他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我虽然失去了左臂，但还有健康的右臂，照样能上战场杀敌人。我要求立即回红三军团去参加战斗!”　　周恩来看着眼前的独臂虎将，心里一阵激动，马上同意了他的要求，并鼓励他说:“绍辉同志，你身残志坚，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好吧，我同意你继续留在部队，为革命战争的胜利继续战斗，不过要注意身体，至于李德同志那里，我去跟他谈，你放心工作吧。”　　彭绍辉闻言，激动不已，举起独臂给周恩来敬了个庄严的军礼。就这样，彭绍辉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红三军团，担任十五师师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彭绍辉调任抗大七分校校长，在党的军事教育事业上又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1945年，时任抗大七分校校长的彭绍辉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在出席大会的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右臂高兴地对身边的人介绍说:“绍辉同志是瓦子坪人，是我的老乡，是放牛娃出身啊!”又对彭绍辉说:“我记得我们在老家见过面，那时你还帮了我不少忙呢。”　　彭绍辉也激动地说:“主席，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是在1926年，当时你回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毛泽东说:“你咋有这么好的记性?”　　彭绍辉说:“那时候见到你不容易，大喜的日子怎么不记得呢?再说，我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绍辉啊，你坚持记日记的习惯好呀!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日记就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呀。”　　紧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七分校的建设情况，以及有多少学员，开了些什么课程等。彭绍辉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他说:“七分校是由晋绥、晋察冀和太行三个根据地抽人组织起来的，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女生队，共有3000多名学员和700余名教职员工。”　　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孔夫子是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　　接着，毛泽东又关切地问:“学校修了多少窑洞?桌椅板凳是怎么搞出来的?”　　彭绍辉说:“学校有窑洞100多个，有位副校长是木工出身，他把木工组织起来，办了个木器厂，专做桌椅板凳。我们还开办了三个铁器加工厂，打了2000把镰刀、1000把锄头，在学习之余男学员开荒种地，女学员纺毛线、织毛衣。我们还办了一个小商店，销售抗大生产的货物。”　　毛泽东说:“你这个校长很全面，工农兵学商都行啊!”毛泽东停了停，不无忧虑地问:“你们自己做桌椅板凳，哪来那么多木材?”　　彭绍辉自豪地说:“我们那里是一大片原始森林，树木多得很。”毛泽东闻言接过话头，叮嘱道:“不过，你们注意砍树时要有计划，不要砍出一片沙漠来，这样我们就对不起子孙了。”彭绍辉忙说:“请主席放心，我们的做法是要求每个士兵砍一棵树，必须新栽两棵树。”　　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彭绍辉接着说:“我们决心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积蓄力量，准备胜利。”　　毛泽东闻言更加激动，表扬道:“你总结得很好，看来这几句话成了你们办校的方针啦!”独臂上将—彭绍辉阴差阳错北上追赶毛泽东和党中央，阴差阳错碰到了陈昌浩。张国焘欲置彭绍辉于死地，朱德枪下救人　　长征途中，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经过黑水、芦花时，在彭绍辉所在的教导营吃饭。饭后，周恩来单独找彭绍辉谈话:“绍辉同志，中央已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决定从一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四方面军当军参谋长，准备派你去三十军工作。你到那里后，要谦虚谨慎，注意与其他同志搞好团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　　彭绍辉闻言坚定地说:“我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努力把工作做好，请中央领导放心。”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毛儿盖编成左、右两路军，朱德总司令亲自率领以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为主编成的左路军北上。可是，当部队到达四川西北阿坝地区时，张国焘却突然命令左路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要打到芦山、天全去吃大米，还说中共中央北上的路线错了，要另立“中央”。彭绍辉面对这一突变的情况非常不安。他认为张国焘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想去找朱总司令讲讲心里话，可又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朱总司令。一天晚上，军长、政委都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开会去了，彭绍辉接到叶剑英从右路军发来的电报，大意是:望你们迅速赶来，跟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同北上。看完电报，彭绍辉便与一些同志连夜出发，去追赶党中央和右路军。　　那天夜里，没有月光，到处黑沉沉的，连路都看不清，他们摸黑沿着右路军的行军路线跟进。大约走了三个多小时，已近子夜时，才到达包座附近。这时，只见前面有几个人影由远及近而来。由于天黑，看不清面孔，彭绍辉以为是迷失方向来寻找部队的散兵，就大声问道:“谁?”见对方没有回答，彭绍辉从腰里拔出手枪，其他几个人也警惕起来。待走近一看，彭绍辉大吃一惊，原来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原来，陈昌浩从总部开完会，准备返回驻地，他见彭绍辉带着几个人向西北方向走，便生了疑心，不由分说将彭绍辉等人带回了红四方面军总部，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　　彭绍辉见这次走不成了，心里十分着急和难受。遵义会议刚刚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在危难中刚刚有了转机，张国焘就抗拒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排除异己，这不是分裂红军，要把革命前途断送吗?他多么想早一点随党中央、毛主席一同北上啊!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和愤怒，连夜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他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企图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径的愤慨，主张全党服从中央，坚决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北上。信写好后，便托一位熟悉的军团领导同志转送给朱总司令。　　然而，彭绍辉太不了解张国焘耳目的厉害了，据说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如果某连队刚计划要外出采野果，不用等到出发，就有消息直通到张国焘的耳朵里，说是“某连队正阴谋叛变，他们集体行动要‘宰焘’”。　　彭绍辉的信果然没有转到朱德的手中，却转到了张国焘手里。“哼!这个彭绍辉看样子意见还不小哩!”张国焘手中捏着信，阴沉沉地说。　　“彭绍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坐在墙角看地图的朱德听到张国焘突然说到彭绍辉的名字，心里一惊，急忙问道。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张国焘的口气异常傲慢，他并没有把信转给朱德，而是顺手丢进了一边的火炉中，然后走出了屋子。朱德意识到彭绍辉很可能与刚才张国焘烧掉的那封信有关，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封信是写给自己的，却被张国焘当着他的面给毁掉了。　　不出半小时，彭绍辉被捆绑进了红四方面军总部，刚一进门，就被负责审讯的人打了一个嘴巴子，厉声问道:“你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对张主席?”　　彭绍辉的嘴角渗出血迹，他瞪着立在房间中央的张国焘，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与此同时，一直站在地图前的朱德也立刻明白了刚才的一切，猛地转过身来。　　一支驳壳枪顶在了彭绍辉的胸前，持枪人眼睛盯着张国焘，等候命令，只要张国焘一动眼色，驳壳枪的扳机就会在瞬间扣动。朱德跨步来到了那人面前，毫不犹豫地一把将驳壳枪夺在手中，气愤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问题，应该允许同志讲话!”　　张国焘这时发话了，但声音很小:“我让他来就是找他谈话的。”朱德反问道:“我们党内有这种约同志来谈话的方式吗?这样谈话怎么行呢?”　　张国焘冷笑两声:“这种方式不妥当，那就不谈了。”　　朱德立刻见机行事，一面帮彭绍辉解开绳索，一面说:“好了，你先回去吧!”　　由于朱德干涉，彭绍辉幸免于难。几十年后，每当彭绍辉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就会动情地对别人说:“我的这条命是朱总司令从张国焘的枪口下捡回来的!”　　不久，彭绍辉等几位坚持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的同志都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调到一般工作岗位上监督使用。彭绍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政治科科长兼军事教员。　　面对张国焘的打击和排斥，彭绍辉思绪万千，心情十分沉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枪林弹雨里，在痛失左臂的情况下，他从没流过一滴泪，而这时却潸然泪下。他不是为自己眼前的处境落泪，而是对四方面军的前途和广大战友的安危忧心忡忡。为什么坚持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受打击?他怎么也想不通，就去找朱德总司令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朱总司令耐心地对他说:“你们都是好同志，现在千万不要着急，这是路线斗争，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分配到红军大学去，也是党的工作嘛!你要在实际行动中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宣传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努力工作，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搞好团结，争取更多的同志，共同北上。”看到彭绍辉面容憔悴，朱总司令又动情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要多注意身体，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听了朱总司令的一番话，彭绍辉心里亮堂多了。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张国焘并没因为彭绍辉的工作调动而放弃对他的迫害。彭绍辉到红军大学后，张国焘从保卫局派去一名警卫员“照顾”他，实际上是监视他。开始，彭绍辉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并经常向上面汇报彭绍辉的活动情况。彭绍辉十分清楚这一点，但他也理解小战士的难处，不但不为难他，反而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讲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并且从生活、学习等各方面关心这位战士。时间一长，这位警卫员在彭绍辉的教育启发下，加深了对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认识，进一步认识到了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是错误路线。与此同时，他对彭绍辉正直勇敢、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也非常佩服，从彭绍辉平易近人的作风中，看出彭绍辉是位好领导、好党员。从此以后，保卫局每次搜集材料时，他都为彭绍辉打埋伏，并且每次都将保卫局布置监视任务的具体情况悄悄地告诉彭绍辉。　　正是在无数好同志的关照和帮助下，彭绍辉在张国焘的淫威下挺了过来。残酷的斗争环境，也磨炼了彭绍辉的意志，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成熟起来。独臂上将—彭绍辉战地重逢战火纷飞中，彭绍辉跟漂亮的张纬一见钟情，他送给心上人一份别致的定情信物。战地重逢，张纬喜极而泣　　1949年2月，在山西晋中地区交城城关一带，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正在进行攻坚作战演习。刚刚取得晋中战役胜利的指战员们，斗志昂扬地开展大练兵活动，为参加太原战役做准备。第七纵队是由晋绥吕梁军区改编的，彭绍辉为纵队司令员。不久，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出发，为配合平津战役的展开和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命令推迟解放太原的时间。按照徐向前的命令，彭绍辉率领刚刚由第七纵队改编的第七军，进驻太原县城，休整待命。　　看到部队暂无战事，军卫生部部长张德炎找到了彭绍辉:“军长，现在你总算有时间了，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老张，又拿我开玩笑了不是?”彭绍辉笑着说，“我一个残废，这辈子注定打光棍了!哈哈……”　　“真的，军长，我们卫生部房东的女儿很漂亮，又有文化，满合适的!”　　彭绍辉的心里一动，40多岁的人了，他何尝不想早点成个家啊!不过他马上意识到现在还不是时候，便轻声对张德炎说:“你也不看看现在这形势，打太原迫在眉睫呢!”“先见见面，并不影响打太原嘛!”张德炎说。　　“不行，不行!”彭绍辉摆摆手，“必须等到打下太原之后!”张德炎心里有数了，便决定当“红娘”，介绍房东女儿张纬与自己的军长“搞对象”。为此，他还把卫生部政委阎大海和他的妻子聂文英动员起来上阵撮合，因为阎大海是张纬哥哥的同学。对张纬来说，阎大海的话比别人的话更可信。　　然而，彭绍辉却没有过多地想这件事，他抓紧休整的时间，和政委孙志远一起，召开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打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原则，继续为总攻太原做准备。4月20日，太原战役打响。按照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彭绍辉指挥第七军主力急速渡过汾河，直插小店以北，配合兄弟部队占领了太原城北敌外围阵地，并用炮火控制了太原城北机场。在总攻太原的战斗中，彭绍辉指挥主力部队由北门攻城，同时配合第十八兵团歼灭东门之敌，而后直攻东大门。各路大军协同作战，终于攻克了阎锡山盘踞多年的老巢。　　太原战役胜利后，张德炎又催彭绍辉和张纬见面。这一次，彭绍辉去了。不过他还是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卫生部的四对青年人举行集体婚礼，他这个军长理所当然地要去祝贺!在婚礼上，彭绍辉第一次见到了张纬，并立刻被张纬漂亮、清纯、高雅的气质吸引住了。当张德炎将张纬领到他身边时，他这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长竟然有点慌乱了，一时手足无措!相反，倒是年轻的张纬先说话:“早就听说过彭军长的英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是名不虚传啊。”　　彭绍辉闻言心头一喜，说话便开门见山:“我比你大十多岁，而且只有一条胳膊，他们给你提的事你千万别当真!”　　“这些，俺都知道，你的胳膊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而丢的，俺不嫌弃!”张纬的话斩钉截铁，让彭绍辉从心底里荡起波澜。就这样，彭绍辉和张纬的关系就算确定了。几天后，阎大海的爱人聂文英又领着张纬到彭绍辉的住处去了一次。彭绍辉和张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并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给了她，作为一份别致的定情信物。　　战火纷飞里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爱情。一个月后，彭绍辉依依不舍地告别张纬，率部挺进西北。　　7月10日，扶眉战役拉开帷幕。经过四天激战，彭绍辉率第七军协同十八兵团全歼敌八个整师另三个整团，共四万余人。扶眉战役后，彭绍辉的第七军又参加了陇东追击战，从陕西一路打到甘肃。8月3日，解放陇东重镇天水。　　这是个让彭绍辉终生都难以忘怀的地方。这天晚上10点多钟，彭绍辉仍旧在煤油灯下研究作战方案，卫生部长张德炎突然推门进来，兴奋地说:“军长，你看谁来啦!”　　彭绍辉抬起头，一下子愣住了!门外昏黄的灯影下，漂亮的张纬正俏生生地立在那儿!　　“你怎么来了?”彭绍辉惊喜地问道。　　张纬不吭声，眼泪却“啪哒啪哒”地落了下来。一旁的张德炎说:“从太原到天水，张纬是一路打听着找来的，这一路上可是吃了不少苦……她说，她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一瞬间，彭绍辉被感动了。他急忙把张纬让进屋，仔细地打量着她……　　三天后，经上级批准，彭绍辉和张纬在西北战场隆隆的炮声中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没有隆重的场面，没有华丽的布置，正好师一级干部都在军里开会，彭绍辉请他们吃了一顿羊肉泡馍，算是接受下级对他新婚的祝贺。　　不久，彭绍辉接到贺龙的电令，要他率第七军配合十八兵团，抑阻胡宗南部于秦岭、巴山之间，保证第二野战军突入贵州，完成对西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的行动。待二野主力完成包围之后，第七军即向陇南出击，务求全歼残敌。而后进军川北，配合主力解放西南全境。　　军令如山。彭绍辉告别新婚的妻子，冒着严寒和冰雪再次出发了。张纬独留天水，翘首企盼着全国解放的消息，等待着丈夫的胜利归来。独臂上将—彭绍辉犯颜林彪“文革”中直面犯颜林彪、“四人帮”，遭受迫害，毛泽东站出来为独臂爱将说话。总理逝世，老将军带病来到天安门广场哭祭　　彭绍辉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人称布衣将军。有一次，警卫员看到他连续指挥部队作战过于劳累，身体瘦弱，就让炊事班烙点饼子给他当干粮。他严肃地批评警卫员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是平等的，生活上同甘共苦，不能有半点特殊。”他仍然天天坚持和战士一样吃杂粮炒面和小米饭锅巴。他的衣服、鞋子破了，供给部门要给他发新的，他总是说:“还能凑合着穿嘛，就是有几个窟窿，也比长征时穿的衣服、草鞋好多啦!”　　1946年秋天，晋绥军区派一名科长护送蔡畅过同蒲路去东北。蔡畅让这位科长捎话给彭绍辉的警卫员罗贵波，要他在生活上照顾好彭绍辉。在蔡畅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给彭绍辉一点营养补助费。但几次派人送去，都被彭绍辉婉言谢绝了。他说:“现在是战争环境，我们吃、穿、用都要想到人民，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觉得自己艰苦了。”　　全国解放以后，彭绍辉的衬衣和鞋袜破了，总是补了再穿。所用的枕巾、毛巾等生活用品，都是用到实在不能用了才更换。有一次，一位警卫员看到彭绍辉穿的补丁摞补丁的袜子实在是太破了，便劝道:“首长，这袜子太破了，买一双新的吧，您又不缺这点儿钱。”彭绍辉听了，既亲切又严肃地说:“我是不缺这点儿钱，但这不单纯是个钱的问题。现在能穿上袜子就已经很好了。我小时候给地主家当长工，整天打着赤脚，连双草鞋都穿不上。这袜子补补不是还能穿吗?”警卫员听了，深受教育，从此像彭绍辉一样格外节俭。彭绍辉的一床被子，从五十年代初一直盖到七十年代末，20多年也舍不得丢掉。妻子张纬不知补过多少次了，也曾不止一次地劝他换床新的，可每次都遭到拒绝。一次，妻子趁彭绍辉不在家，把被面给换掉了。彭绍辉回来后发现，很不高兴，当即把那个旧被面又重新换上，说道:“这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有被子盖，还挑什么?我们不能忘记老传统啊!”　　关心士兵，爱护同志，是彭绍辉的一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行军时他经常把战马让给伤病员骑。尽管他没有左臂，但有时还替体弱的战士扛枪。每到宿营地，他首先是到伙房、卫生队和战士营地去转一转，查看一番。从战士的衣食住行和伤病等情况，到机关建设和参谋人员的培训，他都时刻放在心上。有一个叫杨玉娃的小侦察员，目不识丁，一次向彭绍辉报告敌情时边说边看手掌。彭绍辉觉得很奇怪，拉过他的手一看，才发现他手掌上画着一些小人，还有手榴弹、长短枪，便问他:“小鬼，在家没念过书吗?”杨玉娃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彭绍辉关切地对他说:“过去没念过书，那是旧社会造成的。我小时候也是个放牛娃，没读过多少书。现在我们干革命，打天下，没有文化可不行啊!你以后每天学两个字，我来帮你，好吗?”从此，杨玉娃天天坚持学习，每当他汇报完工作后，彭绍辉总要听他汇报一下学习情况，有时还写几个字考考他。后来，杨玉娃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彭绍辉坚贞不屈，刚直不阿，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四人帮”大刮夺权风的日子里，他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态:“军事领导机关不能冲击，不能夺权!”　　“文革”初期，林彪一伙企图把“假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彭绍辉的头上，并进行逼供。每次，彭绍辉都理直气壮地说:“凡是没有的事情，压力再大我也不会承认。”　　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对彭绍辉的迫害步步升级，审查逼供没有效果，就采取诬陷的办法对他进行批斗。　　彭绍辉坚信毛主席是相信他的，因此想方设法托人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的情况。　　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说:“彭绍辉在哪里?他是贫农出身，抬过轿子、放过牛，是一个好同志嘛!”这才使得“四人帮”迫害彭绍辉的行为有所收敛。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彭绍辉经常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自己一被解放出来，就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同志，不怕承担风险。一天，武汉来人调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情况，彭绍辉态度鲜明地对来人说:“陈再道是个好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一定没有问题，这我敢打包票。”就是这样一句话，彭绍辉被诬陷为陈再道的黑后台，一连开了他四天的批斗会，责令他写检查交待材料。当有些同志被诬陷、受审查，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时，彭绍辉不怕担风险，主动为他们写证明材料，说明事实真相。有些同志被隔离、关押时，他还多次冒险前去探望。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他的这些行为招来了更多的谣言与诽谤，有人甚至贴出《彭绍辉探监》的大字报，将一些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他，妄图使他屈服。对此，彭绍辉正气凛然地表示:“有真理在，我不怕!”　　70年代初，“四人帮”见军队难以插手，于是别有用心地提出在我国武装力量体制中增加“民兵指挥部”编制的要求，以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全国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绍辉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74年9月，彭绍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兵训练工作座谈会，会上，他坚持执行我军传统武装力量体制，拒不宣传“民兵指挥部”，更没有推广“上海经验”。对此，张春桥、王洪文向他兴师问罪，指责彭绍辉:“不抓路线，方向错了。”　　彭绍辉根本不理睬那一套，当着张春桥、王洪文的面，向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建设思路。张春桥、王洪文大发淫威，严令总参谋部带头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所谓的“经验”。但彭绍辉始终拒不表态，使张、王二人非常尴尬和恼火，可也无可奈何。　　彭绍辉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多次公开抵制“民兵指挥部”的做法。1975年11月，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信分队组织训练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彭绍辉又明确要求:“会议所有文件，包括讲话和典型材料，一概不提‘民兵指挥部’。”会后，他规定，凡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只通知省军区、军分区、市县人民武装部参加，不通知“民兵指挥部”。　　这样，“四人帮”一伙企图强制推行“民兵指挥部”经验、搞“第二武装”的阴谋没有得逞，从而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以坚持下来。　　但在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长期斗争中，彭绍辉在战争年代饱受伤病折磨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1970年，解放军301医院发现他身患主动脉血管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于是给他规定了“六不准”，连弯腰、起立、咳嗽也不准用力。但彭绍辉却不以为然，照样坚持工作。　　1975年，医院将彭绍辉的病情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叶剑英副主席指示要他注意身体，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彭绍辉知道后对医生说:“我的病情，以后你们不要再向上报告了，军委首长工作很忙，不要拿我个人的这点小事去麻烦他们，再说你们不让我工作怎么行呢!”他顿了顿又对保健医生说:“再说，我身上的病有如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爆炸了，我要在它没有爆炸之前为党多干点工作。”　　于是，他的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很紧，每天都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时常到深夜还不休息。疼痛发作时，就吃几片止痛片继续工作;血压高了，就把降压药加到十几片，把血压压下去，照样坚持工作;眼痛发作时，就让夫人或工作人员把待处理的文件念给他听，他提出意见，再让秘书处理。　　周总理逝世后，彭绍辉大哭了几天，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参加总理遗体告别时，彭绍辉当场失声痛哭，为总理的追悼会规格公开抱不平:“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总理，这么多悼念总理的群众，为何只安排这么一间小小的房子悼念?真是岂有此理，天理难容!”从悼念会场回到家里，彭绍辉抱病和泪写下了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公开痛斥“四人帮”对总理的污蔑。由于悲愤过度，老将军再次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清明节这天，首都数万群众自发悼念总理的“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彭绍辉还住在医院里，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听医生的劝阻，坚持要去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他让家人做了一个花圈，吩咐秘书写上“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亲自坐车把花圈送到天安门。　　到了天安门广场，彭绍辉看到悼念总理的群众人山人海，激动得热泪盈眶，说道:“这样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在悼念总理嘛!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　　“四人帮”本来就想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要想叫人家开灯又岂是他这个独臂将军做得到的?　　老将军嚎啕大哭，以表达自己对总理逝世的无限悲痛。警卫员见状，只得吩咐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让他看了广场上悲壮的场面，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些。他不停地对身边的秘书泣道:“公道自在人心啊!我倒要看看那些小丑能横行多久?”老将军说的“小丑”，当然是指的江青之流。　　转眼到了1978年夏天，彭绍辉的病情开始有点好转，便要求出院。医生要他不要坐飞机，不能劳累，但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坚持乘飞机前往胶东半岛参加总参谋部主持的一次业务会议。会后他又视察了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部队。其中有个连队在山上驻防，随行医生考虑到他的主动脉瘤发展较快，怕出危险，劝他不要上山。彭绍辉却说:“我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战士们直接见面，既然已经下到基层来了，又怎么能再脱离战士呢?”说完，硬是坚持步行上山，全连战士深受感动。由于过度劳累，彭绍辉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一天下午，他又忍着血管瘤局部破裂引起的剧烈疼痛，参加空军作战会议，并讲了三个小时的话，会后还看望了与会人员。可到了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医生给他检查时，他还一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住院，今天的文件我还没有处理完，明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开。”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彭绍辉同志就因血管瘤大面积破裂，猝然倒在了设在病房里的办公桌前，永远离开了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军队。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军队建设，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独臂奇将—晏福生化装改名晏福生（1904—1984） 湖南醴陵。入党时间:1927年。受伤原因:1936年9月7日罗家堡战斗中右臂被炸断。截肢情况:1936年10月整条右臂被截去。军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护送战友寻找毛泽东，化装改名晏福生。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最后率部随黄公略上了井冈山　　成百上千煤矿工人喊着口号，群情激愤地进行游行示威。1924年的安源，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开始了。游行队伍要去找资本家讲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他叫晏国金，是工人推选出来的谈判代表。　　这个晏国金，就是后来威名远扬的晏福生。　　晏国金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很小就被迫给地主家放牛，稍大一点后，又给地主家当了长工。　　晏国金儿时伙伴陈化科的父亲从小拜师学武，会一些拳脚功夫，因此，从很小开始，他就和陈化科一起随陈父学习武艺。1923年春天，晏国金辞别父母，来到安源煤矿当了矿工。刚到矿上时，晏国金被分到条件非常艰苦的下士畈坑道当小工。工头唐文全是他的同乡，见面三分亲，加之他膀大腰圆，干起活儿来不要命，又会拳脚功夫，因此对他青睐有加，没几天，就升他为大工。他渐渐在一帮年轻矿工中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在晏国金来安源的两年前，也就是1921年9月，毛泽东来到安源，发动工人，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1月，党又派李立三来到安源，建立党组织，创办平民学校，开办矿工夜校。不久，刘少奇也来到了安源。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饱受苦难的矿工当中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由于晏国金在罢工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而且又会一些拳脚，罢工胜利后不久，就被党组织指派为地下交通员，负责路矿工人俱乐部、路矿工会与安源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以及来往人员的护送等工作。　　1925年10月初，安源工人俱乐部得知敌人将对工人下毒手的消息后，马上向上级党组织和毛泽东报告。不巧，当时毛泽东去了长沙。为了让毛泽东尽快知道这一情况，安源党组织决定派地下交通员晏国金护送蒋先云到长沙去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商讨对策。可当时晏国金还不认识蒋先云，于是俱乐部负责人给他们规定了接头的暗号。　　这天中午，晏国金穿上破烂衣服，头戴斗笠，脚穿草鞋，挑着装满了辣椒的小箩筐，来到街上，等候蒋先云一同去火车站。他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边扯着嗓子吆喝:“卖辣椒!卖辣椒!”　　晏国金来到街心饭铺前，放下挑子，忽见一个瓜子脸、大眼睛、白皙皮肤、肩背紫色油纸雨伞的青年向这边走来。　　一定是他!晏国金连忙冲着他大声问道:“先生，买菜吗?”蒋先云停下脚步，警惕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看着晏国金问道:“有茭白吗?”“没有，只有辣椒。”　　“我只想要茭白!”蒋先云说完径直朝前走去。　　晏国金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忙挑起担子尾随蒋先云向前走去。　　他们一前一后快步走着，当快走出安源那条惟一的小街时，晏国金装做换肩，一扭头，从眼睛的余光中发现后面跟着两个“黑狗子”。　　不好，有尾巴!他心中一惊，连忙又大声吆喝起来:“卖菜 口 来 !卖菜 口 来 !新上市的青菜!”一边喊着，一边快步冲出街道，闪身进了左侧的工人区。　　蒋先云听到告警暗号，知道有情况，头也不回地拐进了工人居住区，七拐八绕，钻进了一个茅草棚。　　“快，换上，迟了就出不去了。”晏国金跟进去三下五除二脱下自己的破衣衫递给蒋先云，又说道，“情况紧急，我掩护你，你出去后直接去车站，车站有人接应你!”换好衣服后，两人相继离开了茅棚。　　为了掩护蒋先云，晏国金来了个调虎离山。矿警上钩了!晏国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始终同矿警保持着一段距离。突然，跟在后面的矿警扯着嗓子叫道:“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就开枪啦!”　　晏国金知道，这些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忙喘着气止住了脚步。两个矿警扑了上来，一个脸上长黑痣的家伙恶狠狠地朝晏国金的背上砸了一枪托，然后把他的头朝面前一扭，仔细一看不由愣住了:咦?怎么不是那个人?嘴里骂骂咧咧地问道:“活见鬼，你是谁?那个共党要犯哪儿去了?”另一个矿警也上前踢了晏国金一脚:“我再让你跑!你跑个鬼!”“我怕，怕……”　　“啪!”长黑痣的矿警气恼地朝晏国金脸上抽了一嘴巴。晏国金怒视着这个家伙没有吭声。　　长黑痣的矿警绿豆眼一翻，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问道:“你叫晏国金，在下士畈坑道做工!”　　晏国金心中一惊，心想，黑狗子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看来我早被敌人注意了。他定了定神，灵机一动，回答道:“老总，你认错人了，我叫晏福生，晏国金是我堂哥，他老爹病重，让我来安源找他回去。”　　“找晏国金?那你怎么到处乱跑!”　　“我忘了他的住处了。”晏国金撒起谎来，“老总要是知道，劳你给指点一下。”　　“去你妈的，老子知道也不告诉你这臭小子!滚!”　　“老总，老总你……”晏国金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黑狗子扬长而去，晏国金赶紧跑掉了。　　晏国金在矿警面前“改名”晏福生，逃过了追捕，从此，索性就叫晏福生了。　　1925年，革命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也被迫解散。晏福生遵照毛泽东化整为零、以退为进的指示，回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回到家乡以后，正巧碰上唐生智的部队溃败，晏福生就与同乡好友陈化科等人，从溃军手中搞来枪支，武装自己。晏氏家族族长的三儿子是“挨户团”团长，这家伙狗仗人势，横行乡里，乡亲们敢怒不敢言。晏福生想，这家伙是发动农民运动的最大障碍，于是和几个农友一合计，把他抓起来杀掉了。族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又气又急，严令“挨户团”四处追捕，又四处张贴布告，悬赏100块光洋要晏福生的人头。但是，晏福生的人头没拿到，却被晏福生带着人马将他抓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从此他再也不敢找晏福生的麻烦了。　　正当工农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军阀许克祥也跟着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霎时间，血雨腥风，乌云压城。此时的晏福生已经再次从家乡回到了安源，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拟定了举行秋收暴动的计划，接着又于8月下旬再次来到安源，成立工人纠察队，准备参加暴动。　　9月9日，正值中秋佳节，秋收起义爆发了。参加秋收暴动的安源工人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占领安源以后，随即奉命攻打萍乡。晏福生参加完安源暴动后，按照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当地开展工作。他和同乡陈化科在醴陵和安源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并成立了工人赤卫队，1928年参加了醴陵暴动。随后，奉党的指示，率赤卫队在安源参加了黄公略带领的红军，几经转战上了井冈山。独臂奇将—晏福生大难不死追悼会上，王震沉痛地说:“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两次追悼会，晏福生大难不死。负伤掉队，千里乞讨追部队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荒无人烟的数百里茫茫草地，到达甘南。按原定计划，二方面军要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晏福生当时是红六军团十六师政委，师长是张辉。　　10月5日，十六师在娘娘坝与敌遭遇，张辉英勇牺牲。10月7日清晨，部队向天水进发，晏福生率领十六师担任前卫。当部队前进到罗家堡时，突然遇到两路敌人的阻击。敌人利用占领的有利地形，首先用轻重机枪疯狂地向我军扫射，接着发起猛烈的攻击。　　敌军指挥官为了阻截十六师前进，不断调来增援部队，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十六师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愈来愈激烈，十六师的指战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反击敌人。　　打退敌人后，晏福生指挥部队掩护军团部和十七师、十八师转移。眼看整个部队就要全部通过了，敌人又从左右两面围攻上来。晏福生指挥部队边打边撤。突然，一架敌机飞到红军阵地上空，扔下了十几颗炸弹。一颗炸弹在晏福生身边爆炸，他的右臂被炸断，顿时血如泉涌。　　警卫员向宣德、麻婆子把他抬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此时敌人又追上来了。两个警卫员急忙扶着他往前跑，敌人越追越近了，晏福生忍住剧痛，对警卫员说:“我不行了，你们带上文件包和武器赶快赶部队去!”说罢用左手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密电码，交给向宣德:“这个，你负责带出去。”“晏政委，你……”向宣德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不要说了!”晏福生又捡起掉在地上的驳壳枪，在裤腿上擦掉枪上的土，庄重地递给麻婆子:“大个子，你有劲，这个你带上!”“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现在您的伤势这样重，我俩怎能离开您呢?就是死，我们也要和首长死在一起。”麻婆子哭着说道。　　眼看敌人越追越近，晏福生对警卫员严肃地说:“我们来当红军，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着消灭敌人。我的文件包里有党的秘密文件和密码电码本，为了不使它们落入敌人手里，我命令你们立即离开我，赶快去追部队，一定要把文件包和武器安全地带出去交给组织，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啊!”　　两个警卫员泪如泉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俩把晏福生背到山坡上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挎上文件包和武器，向追来的敌人投出最后两颗手榴弹，利用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冲了出去。　　晏福生见敌人朝警卫员逃走的方向追去，为了掩护警卫员安全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故意大喊一声，果断地从高坡上纵身朝下跳去，以吸引敌人来抓自己。他滚下山坡后，发现有一口废弃的土窑洞，便毫不犹豫地滚了进去，隐藏起来。　　晏福生跳下高坡之举，被敌人发现，立即放弃追赶警卫员，返身来抓晏福生。一个敌兵端着枪跑下山坡，到晏福生滚落的地方搜索，嘴里还不停地嘟囔:“日怪，老子明明看到一个红军从山上滚下来，他妈的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找着找着，忽然看见了晏福生藏身的小窑洞，高兴得“啊”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走到洞口前，却没有发现脚印，不禁生疑，站在窑洞口嘀咕:“他妈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莫非红军真的像人们传说中的天神?”但又不死心，便站在洞口喊道:“红军长官，出来吧!”喊了一会儿，见洞内没有动静，才悻悻离去。一心想抓住红军首领发财的敌兵，走了一个，又来了几个。只听一个敌兵喊道:“班长，这里有个窑洞!”“好，你进洞去看看。”　　喊话的士兵站在洞口磨蹭着，不敢进洞，怕丢性命。忽然眼睛一亮，指着窑洞前的脚印说:“班长，你看这崭新的脚印，分明是红军长官刚跑掉。”其实脚印不是晏福生的，是先前那个敌人留下的。其他的敌兵也怕进洞丢掉性命，便纷纷附和着说:“没错，脚印一定是红军长官留下的。红军长官才不会那么傻，猫在洞里等我们来抓。”敌军班长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走!还愣着干啥?顺着脚印给老子追!”　　敌人远去了，晏福生悬起的心方才放下。但因伤势重，流血过多，眼前一阵金星乱冒，便晕了过去。　　十六师摆脱敌人后，当晚在离罗家堡30多里的红和镇附近宿营。由于没有见到晏福生，大家都在焦急地打听他的下落。直到黄昏时分，看到他的两个警卫员挎着他使用的文件包和武器回来，才知道晏福生的不幸遭遇。军团首长陈伯钧、王震等同志知道晏福生负重伤被敌人包围的情况后，立即要师长刘转连带一个营再打回当天打仗的山头，去营救晏福生。　　刘转连带着部队赶到罗家堡，把宿营在附近的敌人打跑后，在山头搜索寻找，没有发现晏福生。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军团首长和同志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而难过。军团长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牺牲。”　　红六军团继续前进，在胜利渡过渭水到达目的地时，军团为晏福生开了个简朴而又隆重的追悼会，军团政委王震沉痛地说:“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这是红六军团为晏福生召开的第二次追悼会。　　第一次追悼会是1935年4月在陈家寨战斗后召开的。在陈家寨战斗中，晏福生带领部队冲进寨子，在部队分头追剿残敌时，他带着警卫员发现一股敌人突破包围圈逃跑了，此时晏福生来不及收拢部队，便带着几名警卫员尾追而去。战斗结束后，部队撤离战场清点人数时，发现晏政委和警卫员不见了。大家都以为晏政委牺牲了，非常难过。当时战况紧急，部队马上要转移，于是红四十九团团长将全团战士集合在一起，为晏福生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追悼会。　　正当指战员们伫立默哀之时，晏福生和警卫员却浑身挂满缴获来的长短枪出现在追悼会场。他幽默地说:“革命还没有成功，阎王老子不收我呢!”一句话，使得大家破涕为笑。晏福生再次大难不死。　　夜幕徐徐降临了，经过激战后的山头，显得格外宁静。不知过了多久，晏福生才苏醒过来，他忍着剧痛爬出窑洞，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敌人确实已撤走，于是就决定离开窑洞，先到老乡家讨点吃的，然后去追赶部队。　　此时，他孤身一人，身负重伤，又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连举腿迈步都非常困难。他离开窑洞，慢慢朝山下走去。此时晏福生每移动一步，浑身都感到钻心的疼痛，豆大的汗珠顺着脸直往下流。他咬紧牙关，手拄木棍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好不容易才走到一间茅草房前。　　晏福生站在房子外面听了一会儿，听见里面有小孩的哭声，再从这破旧的茅舍来看，断定这家老乡一定是穷苦人家。他便轻轻地敲门:“老乡，我想在你们家借宿一晚行吗?”　　老乡听见有人叫门，又是南方口音，便推托说:“老总，我家只有这两间破草房，哪能住得下你呢?请到北边去看看吧!”晏福生一听，知道老乡把他当成白军了，就坦率地说:“老乡，我是红军的伙夫，和白军打仗负了伤，现在夜深了，求你让我借宿一晚吧!”　　老乡夫妇一听是红军的伤员，就赶忙点上灯，打开门，把晏福生扶进了屋。当了解到他是在罗家堡和白军打仗负伤掉队的，便忙着给他包扎伤口、做饭、搭地铺，安排在家过夜。第二天天未亮，晏福生就爬起床，叫醒老乡。他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两块银元递给老乡说:“我现在就要上路去追赶部队，这两块银元留给你们，请你们给我身旧衣服换换吧。”　　老乡夫妇听晏福生说马上就要走，就劝他说:“你的伤势这样重，行动不便，沿途又有敌人和民团盘查，这多危险呀!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你还是安下心来把伤养好后再去找部队吧!”无论老乡夫妇怎么挽留，晏福生还是执意要走，老乡只好给他找了一套破旧衣服。晏福生告别了老乡一家，踏上了追赶部队的征途。一路上，他忍着伤口的疼痛，沿着部队原定的北上路线，艰难地行走。　　陇东，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道路崎岖，到处是沟沟坎坎。晏福生拖着负伤的身体，手拄木棍，匆匆地赶路。为了避开敌人，他不敢走大路，专抄小路走。第一天傍晚，他好不容易赶到目的地红和镇，可是部队早已离开了。他找到一户穷苦人家，向老乡讨了点吃的，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又继续追赶部队。当天，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伤口的疼痛，加快速度赶路，天黑后赶到了固城镇。一打听，知道部队两天前就从这里开走了。于是，他顾不得休息，借着月光匆匆上路了。第四天，他来到了渭水河边的五十里铺附近。这个地方人烟稠密，有国民党的一支部队在此驻防，过河的船只统统被他们控制起来。由于前几天渭河上游下暴雨，此时的渭河水流湍急，洪水上涨，要过河去，既找不到船，也没有桥，怎么办?晏福生为了争取时间尽快赶上部队，便决定徒涉。　　徒涉对一个重伤员来说，无疑是很危险的。晏福生在离五十里铺四五里的下游，选择了河面较宽、水流较缓的河段，毫不犹豫地下了水。可是一下河，负伤的右臂浸在水里钻心般的痛，他一头倒进了水中。幸亏水不深，他还能站起来。就这样，他咬紧牙关，顽强地坚持着，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快到对岸时，南岸巡逻的敌人发现了他，嚎叫着追赶到河边，边追边朝他开枪射击，他冒着敌人的枪弹，奋力爬上岸，然后拼命地绕小道朝前跑，才逃离险境。　　晏福生连日赶路，伤口无药治疗，已经开始溃烂化脓，疼痛难忍，但他却以坚强的意志坚持着向北走。　　一天深夜，晏福生实在走不动了，就钻到路边谷场的草垛里睡觉。身上一暖和，他就觉得断臂奇痒难忍。此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伤口情况，只好用左手五指隔布抓痒。等到天明，他打开裹伤口的破布一看，吓了一跳!原来伤口因感染已生了蛆，一条条白蛆正在伤口里蠕动!他赶紧用草棍把蛆一条一条地从伤口里挑出来，然后对着伤口吐上几口唾沫，以作消毒之用。接着起身继续赶路。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行进，行程近千里，在10月下旬的一天，终于在通渭县境内追赶上了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晏福生碰到的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的一个师部。他们早听说晏福生已经牺牲了，眼前这个人身穿破旧的便衣，还吊着个流血的断臂，很难相信他是红六军团的一名师政委。于是政治部的同志盘问他:“你说你是红二方面军十六师政委，我问你，你们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是谁?”“萧克。”　　“你认识萧克吗?”“何止是认识，太熟悉了。”“他认识你吗?”“那当然。”　　“那好，二、四方面军会合后，萧克调到我们三十一军当军长了，不久我们就可以见到人。”　　“那就请你们快给萧军长发电报，说晏福生还活着，让他派人来接我，我的伤很重，需要治疗。”　　萧克接到电报后，说道:“怎么又冒出一个晏福生，莫非是假的?”他决定先把这个自称是晏福生的人先接过来再说。于是，晏福生被接到了三十一军军部。　　萧克和晏福生相见，悲喜交集。他见晏福生的伤臂已经感染化脓，便立即让军医给他治疗。晏福生的伤势严重，拖的时间又长，需要截肢，但三十一军没有条件，必须转送到四方面军卫生部，于是晏福生又被护送到了红四方面军医院。　　晏福生到总部医院不久，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率三十军、九军、五军共两万余人，改称西路军，进行西征，并成立了以陈昌浩为主席的西路军委员会。　　西路军从甘肃清远的二河口渡过黄河，先是向宁夏方向前进，然后沿甘肃河西走廊向西挺进。晏福生也随总部医院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河西走廊是高寒地区，11月份就已经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红军指导员们身穿单薄的衣衫，冒着刺骨的寒风，在沙漠戈壁中艰难地行进。进入河西走廊后，由于天天要行军作战，总部医院跟着天天转移，晏福生的伤口得不到及时治疗，开始恶化，必须截肢。　　到山丹县后，医院刚一扎营，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部长苏劲光和医生刘朋来、陈仁山等人给晏福生做了截肢手术。从那时起，晏福生就失去了整个右臂，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臂将军。独臂奇将—晏福生委以重任征河西走廊跟部队失散，扮乞丐装哑巴躲追捕，孤身带伤回陕北，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晏福生截肢后伤口还未愈合，便到西路军总部警卫团担任政委。晏福生到任后，带领警卫团与其他兄弟部队一道，同占优势的敌人进行殊死的奋战，一个多月共歼敌一万余人。不久，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西路军损失惨重，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不得不突围向东转移，于3月中旬到了梨园口。部队刚到梨园口，敌人骑兵便分两路追了上来，将红军分割包围。指战员们虽经顽强奋战，英勇拼杀，终因敌众我寡，又一次遭受失败，许多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冲出敌人重重围困的部队沿着梨园口的狭窄峡谷，经康隆寺向石窝子前进。在石窝子又遇到敌人的追击，部队又一次被冲散。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总部首长决定:将剩余的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深入山区打游击。晏福生和团长杜义德等30余人随军长王树声连夜摆脱敌人的追击，进入了祁连山。　　祁连山是一条东西绵延千里的大山脉，平均海拔四五千米，不少地方是悬崖峭壁和深谷。晏福生等人艰难地在雪地里跋涉前进，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艰险的道路。　　梨园口恶战之后，马家军为了彻底消灭红军，派出骑兵进入祁连山，到处追踪搜索，并在山谷、要隘等处设立关卡，前堵后追。晏福生带着伤臂与同志们一道翻山越岭，继续西行。有一天，他们刚刚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就被敌人搜山的骑兵发现了。他们边打边撤，最终摆脱了敌人。　　巍巍祁连山，荒无人烟。在荒山雪地行进，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开始还能遇上牧羊人的帐篷，买点青稞炒面吃。后来，遇不到任何人，找不到粮食，他们就吃草根树皮。天气寒冷，他们衣衫单薄，常常冻得手脚僵直。晚上睡觉，一般在雪迹稀少的大树下，偶尔找到土洞，就算是很幸运了。　　为了躲避敌人，他们把白天和黑夜颠倒过来利用。白天，找个石洞等隐蔽的地方睡觉。夜晚，披星戴月不停地赶路。一天，他们来到一个较宽敞的山沟里，看看天色渐明，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天亮以后，敌人骑兵来到山沟里，发现了他们，马上围追过来。他们边打边跑，敌人虽然被甩掉了，但是晏福生和警卫员却与王树声、杜义德等人失散了。晏福生和警卫员走出祁连山后，化装前行，沿着河西走廊北侧向东走。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俩仍然昼伏夜行，白天找个地方隐蔽，夜晚摸索着赶路。一天，他俩走了一夜的路，来到永昌以西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附近。晏福生看到警卫员又累又饿，就要他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自己准备到老百姓家里讨点吃的。这时天刚拂晓，他见四周没人走动，便悄悄地向村子里走去。眼着快要进村了，这时从村子东面突然蹿出几个马家军骑兵。要敲开老乡的门进屋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幸好前面不远处有个羊圈，晏福生急中生智，赶紧跑了进去，躲进羊群中，才没有被发现。　　敌人走后，他再次装作乞丐，向老乡讨了点青稞炒面，赶快回到警卫员隐蔽的地方，可是警卫员不见了，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从此，他只好一个人孤单地赶路。　　甘肃的中西部，不少地方是岩石裸露的山地和寸草不生的戈壁滩，老百姓很穷，加上四五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生活非常困难。晏福生沿途乞讨，根本填不饱肚子，有时一点东西也讨不到。一天午后，晏福生感到饥饿难耐，便从口袋里掏出讨来的半块青稞饼子吃。突然，一条饿狗扑上来抢食，他一个急闪身，狗扑了空。此时他想起了在井冈山时，曾听毛泽东说过打狗要靠墙，于是忙背靠墙壁阻挡恶狗的疯狂进攻，最终把狗赶跑了，保住了手中的半块青稞饼子。但是他的左手却被狗咬伤了。又有一次，晏福生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荒原，由于连日奔走，没有吃东西，走着走着头晕眼花起来，实在走不动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再赶路。可是他一趴在荒野里就呼呼地睡着了。在梦里，他回到部队，梦见了贺龙、王震，正当他伸出左手去跟他们握手时，衣服突然“哧啦”一声从肩头撕开。他一个激灵猛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条饿狼正咬住他的肩头衣服撕扯!晏福生急忙抬脚向狼的胯下踢去。狼负痛松口跳到一边，旋即又扑上前来。晏福生此时忘记了伤臂疼痛，急忙起身，朝狼的臀部飞起一脚，饿狼被踢中扑倒在地。晏福生顺势抡起讨饭用的打狗棍，“嘿”地一声断喝，打在狼的腰上。饿狼被击中，嗥叫着一瘸一拐地逃走了。晏福生又逃过了一劫。死里逃生走出了荒原。一天，晏福生终于来到一个小集镇，天色已晚。他沿街乞讨，没有讨到一口吃食。突然看到一个长工院的长工们正在吃饭，他几天颗粒未进，实在饥饿难忍，便走了进去想讨点饭吃。　　“乡党，还没讨下吃食吧?”一个长工关心地问道。“嗯。”晏福生有气无力地答道。　　“怪凄惶的，来，来，吃一碗。”一位长工给晏福生盛了一碗饭给他。　　晏福生接过碗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一位老长工见晏福生虽然衣衫破烂，但气度不凡，便问:“听乡党口音，不像是此地人，你是……”“红军伤员。”晏福生信任地说。“噢，难怪我看你不像庄稼人。”　　“不，我当红军前也和大伙儿一样，给地主当过长工。”　　长工们听说晏福生也是长工出身，倍觉亲切，又张罗着给他烤山药蛋、烧黄豆吃。晏福生也借此机会给长工们宣传革命道理。院内不时传出笑声。　　“你们扎堆儿，又在说我的坏话了?”这时，财主推门进来，扯着嗓子喊道。　　老长工赶紧起身，踢了晏福生一脚，示意他快钻进羊圈里去藏起来。接着，老长工忙跑上前去对财主说:“老爷，这么晚了你还……”“啊，啊，上头有公文，来看看。”“咋啦，又吃紧了?”　　“还不是让红军给闹的!”　　财主在老长工的陪同下到羊圈里看了看，边走边问:“没来生人吧?”老长工干脆地说:“没有。”　　“他妈的!”财主踢了一脚卧在地上的一只羊，羊“咩咩”地叫着躲开了。他又踢了踢另一只羊，羊却没有动，也没有叫。因为此羊是反穿了羊皮袄的晏福生。　　由于院内光线很暗，财主并没有在意羊的真假，他环视了一眼满院的长工，恐吓说:“大家听着，这些日子来了不少被打散的红军，上头有公文说，谁要是窝藏了红军不报，就枪毙谁!”长工们没有吭声。财主翻了翻白眼，出门走了。晏福生在长工们的掩护下，逃过了一劫。　　不久过了凉州，敌人的搜捕不那么紧了，只要离开大路走小路，在白天也可以赶路了，走不多远，就到了腾格里大沙漠。这里茫茫沙海，一眼望不到边，没有人家，也没有草和水，简直是死亡地带。在沙漠里走路很费劲，没走多久就两腿发酸，但晏福生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一步一步向东走。　　一天，晏福生走到了中卫县的黄河边，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兴奋不已。因为过了黄河，离陕北就不远了。在一位老乡的指引下，他来到了一个渡口，坐上了老乡的渡船，平安地向对岸划去。谢别了船夫，晏福生加快步伐向东南方向前进。这天，他来到了宁夏与甘肃交界的李家集，被国民党的民团拦住了去路。民团队长见他只有一只左臂，怀疑他是红军的侦察员，对他严加盘问。　　晏福生想:自己是南方人，一讲话就会暴露身份，这个地方又没有人认识我，只要我装成哑巴，什么话也不说，就一定能骗过敌人。想好对策后，他就装起了哑巴，不管敌人怎么盘问，他都装做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懂的样子，只是不停地发出“哑哑”的叫声。民团队长火了，对他又是打又是骂，他却装成十分委屈的样子，一边哇哇大哭，一边指着自己的断臂不停地做手势，意思是说他的右臂是在山上砍柴时摔断的。队长见盘问了很久，什么也问不出来，又看他破衣烂衫的，就真的把他当成哑巴释放了。　　离开了李家集，晏福生又匆匆地赶路。两天后，他打听到了红军的确切消息，真是高兴极了。晚上，他顾不上休息，一路小跑地赶到了甘肃镇原县。这里驻有援西军的部队，负责接应从西路军回来的同志。守卫城门的红军战士得知他是西路军回来的人，就把他领到了军部。　　说来也巧，此时三十一军参加了援西军，接见他的正好又是军长萧克。又一次意外重逢，两个人三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各自在对方的肩头上重重擂了一拳。晏福生的双眼立即潮了。“走，快吃饭、换衣!”萧克说道。“这下好了，总算又到家了。”　　“不，我们的家在延安，你在这里暂住几天，我派人送你上延安，见贺老总，见毛主席。”　　“见贺老总，见毛主席?”晏福生这个久离母亲怀抱的赤子，激动得跳了起来，顿时热泪盈眶。　　晏福生在镇原城休息了几天，跟历尽千辛万苦陆续归队的几十名西路军干部结伴，被护送到了延安。到了延安后，晏福生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后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8月，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委刘礼年在指挥部队反击日军围攻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前方需要干部，毛主席想到了正在抗大学习的晏福生。　　毛主席在安源时就与晏福生认识。这些年来，晏福生在前方冲锋陷阵，为革命立下了大功，为此还失去了一只胳膊，经受了很多苦难，因此毛主席也想见见他。　　晏福生奉命到杨家岭去见毛泽东。听说晏福生来了，毛主席很高兴，远远迎出了窑洞。晏福生心情非常激动，跑步上前，用左手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那双温暖的大手，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他进了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亲切地对晏福生说:“福生同志啊，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的政委刘礼年同志3月份在晋西北的一次作战中牺牲了。你是六军团出来的，对七一七团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就接替刘礼年同志任政委吧。”　　晏福生闻言，立即双腿一并，用左手向毛主席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说道:“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晏福生回到抗大，命令也下来了，正式任命晏福生同志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他当即收拾了行装，告别了抗大的首长和战友，告别了妻子马忆湘，东渡黄河，奔赴晋西北抗日战场。独臂奇将—晏福生生产英雄独臂参加南泥湾大生产，两次被评为“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题词赞扬晏福生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晏福生一面与团里其他领导一起给各个单位明确任务、制定规划，一面深入生产第一线，做宣传鼓动工作，还经常挥着伤臂亲自参加开荒种地。看到开荒第一线人手比较紧张，他就在勤杂人员身上琢磨开了。他想，开荒和打仗一样，要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晏福生先做自己警卫员的工作，要求警卫员凡是不外出执行任务，一律要参加开荒。警卫员考虑到晏政委的安全，加之他又失去一臂，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困难，因此一开始不愿意。但是，晏福生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告诉警卫员，现在不是在敌占区，安全问题不那么突出，而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任务很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晏福生还让自己的妻子马忆湘帮助他做警卫员的工作。马忆湘知道丈夫的脾气，也极力支持他，自己承担了全部家务，把公务员也抽出来参加生产。在晏福生的带动下，全团上下纷纷响应，大部分勤杂人员都安排了生产任务。各级领导也都亲自参加开荒。这一来，光是警卫员、通信员、文书等，开荒第一线就增加了三四十人，一天下来，全团就多开荒地二三十亩。　　直接抡镐头开荒，晏福生无能为力，但他在做好思想发动以及组织协调工作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找别的活儿干。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三连干部战士就在连长的带领下上山了。到了预定作业地点一看，荒地上的枣刺、藤条、茅草都不见了，大家都很纳闷，连队的干部战士都在，是谁帮我们干了这活儿?战士们环顾四周，忽然看到不远处的山坳中飘起一股浓烟，好奇的战士们都往起火的方向跑去，透过烟雾，看到两个人正在来回奔跑着引火，其中一人一只空荡荡的袖筒在晨曦中随风飘舞。　　“是晏政委!”　　连长这才想起还忘了两个客人———昨天晚上，晏政委带着警卫员来连里了解生产情况，由于太晚了没有回团部，就住在连里。大家呼喊着跑过去，将晏政委围住，三连长夺过他手中的捅火棍子，感动地说:“晏政委，你昨晚为开荒的事和我们商量到了很晚，结果我们还回去睡了一会儿，你却跑到山上来帮我们做准备工作，看你眼睛都熬红了。”“没有的事，是让烟熏火烤的。”　　三连长不容晏福生再说什么，上前推着要他回去睡一会儿。晏福生指着火堆惬意地对战士们说:“看你们连长，我当不了壮劳力，放把火烧烧荒还顶一个人嘛，再说没有我提前烧荒，你们得窝工嘛。”　　连长赶忙检讨自己的工作计划不周，硬是推着晏福生离开了山坳。晏福生回营地后，并没去睡觉，他让警卫员回团部告诉团长一声，他想再在三连待两天，深入了解一下生产进度以及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并嘱咐警卫员回去抓紧时间开荒。送走了警卫员，晏福生还是没有去休息，而是走进了伙房，操起扁担去挑水。挑满缸后，正赶上锅里的水烧开了，于是他又挑起开水桶给山上的同志们送水。三连的干部战士深受感动，干劲更足，成了全团的开荒先进连。播种了，禾苗出土了，晏福生寻思着:锄地比挖地要轻松得多，不能握大锄头，何不打一把小锄头?　　于是，他亲自掌钳，指导打铁的战士锻打了一把小锄头，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这把锄头为“晏氏”锄头。　　汗水浇出丰硕果。当年，七一七团的生产成绩名列全旅、全边区之首，晏福生被推选为生产英雄。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对他们在生产运动中做出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在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称赞三五九旅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不仅在政治上与军事上起了保卫边区的作用，而且解决了大量的财政供给问题，并为三五九旅颁发了“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边区政府还奖励了22名生产英雄，晏福生名列第三。　　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主席亲笔给生产英雄题写奖状，给三五九旅的题词是:“既要勇敢，又要机智，二者缺一不可。”给王震的题词是:“以身作则。”　　给晏福生的题词是:“坚持执行屯田政策。”　　晏福生是一把火，走到哪里，哪里的生产就热火朝天，硕果累累。高干会后，他被调到警备第一旅当副政委，负责警一旅的大生产，很快取得丰硕成果。为此，他再次被选为生产英雄。1945年春，边区在延安召开春耕生产动员会，晏福生再次获得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奖状。独臂奇将—晏福生面对淫威马忆湘写书株连丈夫进监狱。黄永胜对晏福生大声吼道:“你怎么总跟老子过不去!”面对黄的淫威，老将军说了一句颇有预见性的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成为林彪的死党。　　黄永胜对上一向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对下独断专行。对于他的这些问题，作为广州军区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的晏福生，曾多次在党内当面对黄永胜提出过批评。　　晏福生正直的行为触到了黄永胜的痛处，他把晏福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运动一来，他就密令爪牙对晏福生立案。　　1968年5月，黄永胜在还没有找到晏福生所谓的“罪行”材料时，就决定下手了。但是他暂时还不能把晏福生怎么样，于是先密谋把晏福生的妻子马忆湘抓起来，罪名是“写黑书吹捧贺龙”，妄图从马忆湘的身上挖出整晏福生的黑材料。　　原来，马忆湘13岁时因忍受不了当童养媳的苦难，跑到贺龙的部队当了红军。60年代初，党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号召老同志写回忆文章。马忆湘响应党的号召，以自己当红军前后的经历为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朝阳花》，出版后很受青少年欢迎，一版再版印了80多万册。而黄永胜却叫嚷说:“坏书坏书，彻头彻尾的坏书!”　　马忆湘被带走了，晏福生无能为力，他用左手紧紧握着妻子纤细的手，千言万语凝聚成四个字:“我等着你!”　　马忆湘深深理解这四个字中所包含的信任和鼓励。　　黄永胜本想从马忆湘嘴里得到一些整晏福生的黑材料，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气急败坏地嚷道:“把晏福生也关起来!”黄永胜的手下干将们惧怕晏福生的凛然正气，不敢硬干，只好谎称开常委会，请晏福生参加，以此把他从家中骗了出来，而且不让带警卫员和秘书。晏福生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是，他心地坦荡，毫不畏惧地跟着来人走了。　　晏福生随来人刚走到办公楼门口，黄永胜手下的一员干将就说:“晏书记，党委决定让你参加学习班。”　　在那个年月，“学习班”就是隔离审查的代名词。晏福生冷冷地说:“学习可以，我回去拿点东西。”　　“不用了，学习班什么都有。”说话间，一辆黑色小轿车开来，他们把晏福生推上车子，关上门，放下窗帘，飞驰而去。车子七拐八转，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晏福生被送进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内一张单人木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椅，一盏100瓦的大灯泡高高悬在顶棚上，大白天还放着刺眼的光。晏福生被逮捕了，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半年前，黄永胜发了迹，被林彪点名提升为总参谋长。赴任前，他派人将晏福生叫到办公室。一进门，就听黄永胜“嘿嘿”狞笑几声，讽刺地说:“怎么样，我的监委书记，冷板凳有味吗?”晏福生瞪了黄永胜一眼，没有理他。黄永胜又说:“我要走了，知道吗?”　　晏福生的鼻翼重重地翕动了一下，“哼”了一声。　　在晏福生的眼里，黄永胜只是个势利小人，不足挂齿。黄永胜听惯了恭维话，这几天，得知他又荣升总参谋长后，送礼、说好话的人更是踏破了门槛，看到面前的晏福生却依旧蔑视他，黄永胜不禁暴跳如雷，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跳到晏福生面前大声吼道:“晏福生，你这个家伙好毒辣、好阴险，你怎么总跟老子过不去!”　　黄永胜两眼怒视着晏福生，想知道他的反应，但他看到的还是对方蔑视的目光。黄永胜又气又怕，他知道，作为监委书记的晏福生手中掌握了不少别人检举自己所做坏事的材料。他担心的是，晏福生会揪出他的狐狸尾巴。于是，黄永胜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只得恨恨地嘟囔道:“你原则性强，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说完又狞笑了两声，摆摆手让晏福生走。　　晏福生站起身，冷冷地说了一句颇有预见性的话:“我也奉劝你一句，别高兴得太早了!”说罢拂袖而去。　　晏福生被关押后，白天晚上在大灯泡下烘烤，再加上车轮战式的逼供，他人瘦了，视力急剧下降。但不管黄永胜的人如何逼他、折磨他，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　　1969年10月，马忆湘因心脏病时常发作而被释放回家，晏福生也由“特号”移到大监狱，放风时可以散散步。马忆湘回家后想知道丈夫的下落，到处探问，却没人敢说。她想，丈夫一定关在军区监狱，要想探监，他们不给她机会。她于是灵机一动，便经常地到与军区监狱一墙之隔的一五七医院，以看病为名站在围墙下扯着嗓子喊:“有没有鸡蛋，多少钱一斤?”一次、两次，高墙内始终没有反应。马忆湘痛不欲生。后来，她又得知劳改犯正在挖塘泥，心想，晏福生是独臂人，挖泥不行，担泥还凑合。于是偷偷钻进山坡上的树丛中察看，仍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只好怏怏离去。　　原来，晏福生被移到大监狱不久，林彪为显示他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发出所谓的“一号令”，要求全党、全国、全军开始进行紧急战备。于是晏福生从广州军区监狱移送到湖南耒阳监禁。这些，马忆湘全蒙在鼓里。　　1970年11月，黄永胜下令把同晏福生一起在安源煤矿共过事的十多位70多岁的老工人骗到株洲关起来，强迫他们交待所谓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老工人们都说没有这回事。黄永胜的人骗他们说晏福生自己都交待了。老工人们气愤地责问说:“那还问我们干啥?他交待了你们就问他去，反正我们没看见!”　　黄永胜的爪牙火了:“你们不交待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一辈子也不准回家!”　　老工人们说:“只要你们管饭吃，不回去倒给家里省了一份口粮。”　　黄永胜的人讨了个没趣，只好草草收场。　　黄永胜的干将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拿来一张晏福生在延安时期的照片，在照片前放上四根黑色小木棍，再加以翻拍，然后让人带着这张“艺术”照，到洞庭湖劳改农场，找到一个80多岁的老叛徒作伪证。　　面对伪证，晏福生义正辞严地质问:“你们还像共产党人办事吗?我从没被捕过，哪来坐监狱的照片!”　　黄永胜得知从政治上一时半会儿整不死晏福生，就指令手下从生活上折磨、虐待他，让他担水、担粪，进行重体力劳动。干活儿，对晏福生这个从小当长工、矿工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此时他已经60多岁，且失去右臂，加上长期牢狱生活的折磨，别说担东西，就是空手走路爬坡，也都力不从心了。不过，乐观的晏福生却把折磨看成是锻炼身体和意志的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彪折戟沉沙后，黄永胜再也跳不起来了，真应验了晏福生当初的那句话。1980年深秋，早已获得自由的晏福生和马忆湘终于看到了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电视实况转播。两人高兴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开心地笑了。独腿虎将—钟赤兵痛失右腿钟赤兵（1914—1975） 湖南平江。入党时间:1930年。受伤原因:1935年2月26日娄山关战斗中右小腿负伤。截肢情况:1935年6月，第一次截去右腿小腿以下部分;第二次截去右腿膝盖以下剩余部分;第三次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全部截去。军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长征路上，21岁的钟赤兵就当上了团政委。血战娄山关，追击敌人时痛失右腿　　1935年2月，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钟赤兵任第十二团政委。为了摆脱十多万川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先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中央军委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又让第十二、十三团担任先锋，要求必须于2月28日前夺取娄山关，攻下遵义城。　　彭德怀把钟赤兵叫到军团部，亲自给他下达任务:“夺取娄山关，这是中央军委，是毛主席下达的命令，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钟赤兵一个立正，答道:“请军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娄山关在桐梓县城南30里处，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山脉最高峰，海拔1440米，地势险要，群峰如剑，直插云霄，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倘若占领了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守了。因此，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天晚上，第十二团经过一路拼杀，到达桐梓县城。干部战士饥渴劳累，正准备休整一下，谁知刚歇脚，钟赤兵和团长谢嵩便得知彭雪枫、李干辉率领的十三团于25日下午在娄山关半腰和敌人展开了激战，双方对峙在关口下。枪声就是命令。彭德怀军团长命令第十二团立即出发，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娄山关口，接替第十三团作正面进攻。　　听到要打仗，指战员们顿时来了精神，疲劳一下子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午夜，部队开始向娄山关进发。钟赤兵和谢嵩商定，由他带领第一营为先锋，跑步前进。谢嵩率大队人马随后跟进。钟赤兵带领第一营官兵急速冲向娄山关关口。此时，雨雾浓云铺天盖地，十步之外难看清物体。年仅21岁、中等身材的钟赤兵，健步如飞，冲在队伍的最前头。凌晨6时许，钟赤兵率部控制了点金山。敌军首领王家烈听说点金山失守，恼羞成怒，立即组织兵力反扑。上午8时许，浓雾从峡谷中缓缓散去。过足了烟瘾的王家烈“双枪兵”，仗着人多弹足，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从娄山关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嚎叫着向上扑来。十二团一营居高临下，奋力迎战，一阵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和机枪扫射，打得敌人连滚带爬，龟缩到了公路旁的壕沟里。　　战至10时，“双枪兵”的烟瘾又要发作了，只好使出浑身解数作最后的挣扎。敌军官亲自在后面督战，扯着嘶哑的嗓子连嚎带骂，用手枪逼着士兵往前冲。钟赤兵见敌人冲上来，大声命令:“上刺刀，取出马刀!”待敌人靠近，他一声呐喊，带领战士们挥舞马刀，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群，横劈竖砍，直杀得敌人哭爹喊娘，丢盔弃甲，潮水般退去。　　钟赤兵率一营官兵乘胜追击，一直杀到黑神庙前，遭到敌人约一个团兵力的反击。敌众我寡，伤亡很大。钟赤兵看到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站在阵地前沿，手指着山下的敌人，高声大喊:“快，狠狠地打!把狗日的统统消灭光!”　　这一队敌人是刚过足了瘾的“双枪兵”，凭着烟劲，硬是拼死朝上攻。正在第一营难以抵挡时，团长谢嵩派来的由第二营营长邓克明带领的突击队冲上来了。　　这时，钟赤兵的身子猛地一晃，上身左倾，一下子摔倒在地上。警卫员胡胜辉以为他被绊倒了，赶上前来拉他起来，却看见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钟赤兵的右小腿上冒出来。　　“政委，你负伤了，我背你后撤!”胡胜辉急切地说。　　“别声张，擦破点皮不碍事!”钟赤兵怕惊动正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士们，影响战斗，便轻声说着，在胡胜辉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强忍伤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胡胜辉见钟赤兵要继续投入战斗，就一把搂住他的腰，不由分说将他按坐在一块石头上，说道:“政委，你伤成这样，让我给你包扎一下再杀敌不迟!”说罢撕下自己的衬衫，就替钟赤兵包扎伤口。胡胜辉撕破他的右裤管一看，只见枪弹穿透了他的右小腿，迎面骨已经粉碎了。胡胜辉一连为他包了十多层布，血还是照样向外浸。他赶紧找来卫生员，又叫人把政委负伤的情况报告给团长。团长谢嵩得知钟赤兵受伤的消息后，立即命令胡胜辉，一定要让钟赤兵马上撤下来。　　可是，钟赤兵还没等卫生员包扎好伤口，就拖着伤腿指挥战斗去了。他站着困难，就趴在石头上指挥。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但大家在政委英勇顽强精神的鼓舞下，毫无惧色，从拂晓一直打到傍晚，阵地仍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钟赤兵拖着伤腿，坚持指挥，直到由于流血过多昏了过去。谢团长带领大部队上来了。他看到身负重伤、躺在路边草地上的钟赤兵，心里非常难过，便吩咐身边的战士，赶快把钟赤兵抬下战场。这时，敌人又发起了一次冲锋，二营教导员谢振华举枪高呼:“同志们，敌人上来了，为钟政委报仇!冲啊!”战士们群情振奋，以猛虎下山之势，很快就把敌人压了下去。钟赤兵苏醒过来了，他躺在担架上，看到红旗仍在娄山关上高高飘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独腿虎将—钟赤兵大将风度面对钟赤兵的断腿，毛泽东说了句风趣的话。19年后，曾使他痛失右腿的敌军首领向他真诚道歉　　2月28日晨，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城，钟赤兵被送到野战医院。医生发现，他右小腿的迎面骨几乎都成了碎片，肯定保不住了，必须进行截肢。当时的手术条件极其简陋，没有医疗器械，没有麻药，工具只是一把老百姓砍柴用的刀和一条断成半截的木匠锯。手术时，木匠锯上下拉动的响声刺耳得能穿透人心。钟赤兵忍着剧痛躺在手术台上，紧紧闭着眼睛，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身上往下淌，但他始终一声不哼。　　医生瞅着他，关切地说:“如果疼痛难忍，你可以喊，可以叫，这样兴许会好受些。”钟赤兵摇摇头，没有说话。此时他想到的是，与那些倒在战场上的战友们相比，这点痛苦算得了什么呢?手术中，他几次昏死过去，又几次苏醒过来。在场的医生、护士都被他坚强的意志所感动，年仅15岁的小护士马湘花一边协助医生护理他，一边抽泣着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合和这么强硬的汉子。”　　手术一直做了三个半小时。当钟赤兵再一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他的整条右腿已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轻松，又感到痛苦。轻松的是手术终于做完了，痛苦的是失去了伴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右腿。他的脑海里反复闪烁着一个问题:“我还能带兵冲锋陷阵吗?我还年轻，才21岁呀……”　　贵州的6月，天无三日晴，加上手术时没有消毒药品，没过几天，钟赤兵被雨水淋过的伤口就感染了，腿肿得分不清小腿和大腿，高烧持续不退。昏迷中，他恍惚感到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常说胡话，一会儿喊着“冲呀”、“杀呀”，一会儿突然坐起来呆呆发愣。仅仅几天，他的眼窝就塌陷得很深，憔悴不堪。　　彭德怀得知钟赤兵的病情严重，特地去看望他，并嘱咐医生:“一定要想尽办法救活钟赤兵。”　　为了把钟赤兵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医生决定给他进行第二次截肢，把右腿膝盖以下全部截去。不料，手术后伤口仍继续感染。最后，医生不得不硬着心肠将他的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对于钟赤兵来说，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钟赤兵真是命大，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钟赤兵称自己的命是捡来的。他常常对身边的战友说:“是党救了我的命，我只有拼命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多做工作，才感到问心无愧。”　　此时，部队继续踏上长征之路。是让钟赤兵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养伤，还是让他拖着一条腿继续跟部队长征?组织上举棋不定。他得知后坚决表示要跟着部队走。他何尝不知道，部队进行长征，除了走还要打，要对付围追堵截的敌人，还要爬山涉水，同恶劣的大自然作斗争。这些，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很不容易，何况是一个被锯掉了一条腿的残疾人。然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团长彭德怀表示:“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不离开红军。”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还有三军团的政治委员杨尚昆等同志到医院看望伤病员。毛泽东看到了钟赤兵，便走到病床前，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小鬼，又负伤了?”　　钟赤兵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腿部，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心细如发的毛泽东看着钟赤兵痛苦的表情，什么都明白了。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风趣地说:“应该在娄山关立个碑，写上‘钟赤兵在此失腿一只’。”　　钟赤兵咧着嘴，苦涩地笑了笑，坚定地说:“主席，我不想留在老乡家里养伤，就是死我也要跟部队走。”　　毛泽东看着钟赤兵，想起了一年前自己亲自给他颁发红星奖章的一幕:那是1934年3月间的事情，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钟赤兵奉命率部保卫三溪圩白塘村。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红军采取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次战斗，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与十二团作战，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后，经过精心准备，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使第十二团伤亡惨重。大敌当前，敌强我弱，再这样继续打下去，就会给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甚至还会有全团覆灭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钟赤兵不顾可能被套上“右倾”或不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战略方针的罪名的危险，而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机智灵活地带领部队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有效地歼灭敌人。于是，在他的率领下，十二团主动撤离阵地，灵活利用地形，发挥近战火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不幸的是，一颗流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他的左手拇指，像刀削一般，将他的左手拇指齐刷刷地削掉了。战斗结束后，因钟赤兵作战有功，指挥有方，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红星奖章一枚，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他颁奖。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小鬼，你的事迹材料我看过了，打仗就要灵活机动、勇敢果断。”　　此时，听说部队准备把钟赤兵留在老乡家里养伤，毛泽东马上严肃起来，对周恩来、杨尚昆说:“钟赤兵很能打仗，是有战功的，怎么能把他丢下不管呢?就是抬也要把他抬着北上!”周恩来闻言，马上对身边的人说:“马上传达主席的命令，绝不能把钟赤兵丢在老乡家里不管。让他到中央卫生部休养连去，让人抬着他北上。”　　钟赤兵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后，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就这样，钟赤兵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被安排到中央卫生部休养连，拖着一条腿随中央直属部队行动。　　中央休养连是一个特殊的连队，有体弱年老的领导同志，还有一些妇女干部和家属。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都是休养连的成员;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也编在休养连。钟赤兵被编入第一排第二班。该连连长是在夺取遵义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的三军团十团团长张宗逊，指导员是李坚真，党支部书记是董必武。　　钟赤兵到了休养连，由于刚动过手术，伤口没愈合，行军时只得躺在担架上。他为减轻担架员的劳累，每当遇到山势陡峭或路不好走时，都主动爬下担架，拄着拐杖一瘸一跛地跳着走。双拐是木棍做的，十分粗糙，走不了几步，两个胳肢窝就被磨肿了，但他总是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他不忍心让饥饿疲惫的战友们抬着他走，于是等伤口稍有好转，就让战友将他绑在马上行军。就这样，钟赤兵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爬雪山，过草地，到达了陕北。　　1954年，钟赤兵调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这年春节，贵州省举行各界人士春节茶话会，钟赤兵与王家烈相遇了。王家烈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座谈会的。出于对钟赤兵这位独腿司令的好奇，王家烈走到他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做了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握着钟赤兵的手问道:“请问将军尊姓?右腿何故造成?”　　“敝人姓钟名赤兵。腿嘛，乃被贵军的‘双枪兵’在娄山关借走了，也不知先生何时送还?”钟赤兵诙谐、幽默地说。王家烈双手合在胸前，面有愧色地说:“久仰久仰!罪过罪过!久闻将军大名，请钟将军从重发落!”　　“王老先生，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我们还要一同共事，共商治黔大计呢。”　　王家烈被钟赤兵如此博大的胸怀所感动，当即老泪纵横，再一次紧紧握住钟赤兵的手说:“钟将军真乃大将风度，王某佩服!佩服!”独腿虎将—钟赤兵回归中国苏联疗养学习，钟赤兵克服身体残疾，苦练生活技能。学成之后，几经磨难，回归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