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租了个单独的别院，三面都是树林，门前是碎石铺就的小径，曲曲折折通向山峦的深处。这真是写作的绝好佳处！　　不过，因为太美好，林语堂反而有三天没有下笔。原来，他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有泉眼的小水坑，水清澈，透心凉，语堂鼓捣着把它改造成可以洗脚的水池。林家的三个女儿拍手叫好，跟在语堂屁股后面转悠。父女四人用锄头足足忙活了一整天，终于垒成了一尺见宽的小水潭。他们很有成就感，舍不得用这么好的水质来洗脚。长于精打细算的翠凤想出了好点子，把它当成“土冰箱”，傍晚放些密封好的酸梅汤进去，隔天就可以喝到冰镇的饮料了。　　语堂毕竟是奔40的人了，一整天的体力活还真是顶不住，胳膊酸疼了几天，拿笔写字手就乱颤。翠凤怜惜地说：“真是可怜的孩子，完全没有力气了！”　　语堂不懊恼，一连几天，他读了好几本书，磨刀不误砍柴功嘛！　　许是沾染了庐山的灵秀，林语堂的书稿进展得很顺利。英文打字机的声音啪啪啪啪，连续不断，和林间的山风应和，宛如清脆的小调。林语堂心情爽快无比，嘴角时常有笑容，他说，一个心情不好的人，写出来的文章连自己都打动不了，怎么能打动读者呢？　　工作之余，林语堂带领全家踏访庐山的名胜古迹。白鹿洞书院是一定要去的，那是古代文人读书的地方，值得凭吊一番；陶渊明的故居也是要去的，林语堂认为这位千年前的先贤是人生的理想者，仰慕已久；大林寺不能错过，白居易的著名诗篇《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就是写在这里。　　最值得去的还是庐山附近的贸易集市。这里不愧是文才荟萃之所，卖线装书的小店比比皆是，林语堂漫步书林，手中一卷厚重的古文集，残留的夕阳投射出长长的人影，在时空的跳跃中与古人心灵沟通。　　卖瓷器的店面也很多。江西自古以来就是瓷器之都，景德镇的瓷器名满天下。林语堂一看到精致的器皿，脚就迈不动了，非得买一些。翠凤说：“堂啊，瓷器容易碎，你带的书又多，带走太不方便了。”　　语堂此时就是个想要买糖果的小孩，翠凤好说歹说，就是劝不动。女儿们受不住父亲的怂恿，缴械投降，站在了语堂一边。只手难敌双拳，翠凤不得已同意了。　　语堂喜滋滋地拿起一个天蓝色的花瓶，瓶口处雕有一条同色系的小龙，很别致。他问过价，就要付钱。　　“慢着！打对折，否则我们不要。”翠凤拦住鲁莽的丈夫，沉着地就地还价。　　“这位太太，杀得太狠了，不卖！”　　林语堂比店主还着急，忙用厦门话提醒，“凤啊，我喜欢的，你要打对折，人家不卖了！”　　翠凤瞟了眼不通事务的丈夫，继续还价。她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林语堂从不知道，木讷的翠凤竟然有如此的好口才。　　店主始终不肯让步。　　翠凤拉着语堂作势要走。　　“算了，算了，卖给你！”店主装出痛心的样子，“我可是亏本卖给你的，下回还要来光顾啊！”　　翠凤得意地抿嘴笑。　　林语堂对于妻子欲擒故纵的手腕，吃惊得嘴张得老大。他在《吾国与吾民》中专门写了一段中国人的还价艺术。　　经过一个多月的埋头苦干，《吾国与吾民》终于完成了。全家人都松了口气。翠凤和女儿早就想家了，收拾好行礼，待林语堂一收笔，立马高高兴兴坐船返回了上海。　　1935年9月，《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短短4个月内，该书重印7次，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西方人在辫子和小脚之外看到了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看到了5000年文化的深厚积淀，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剥去神秘的面纱，以最美好的姿态展现在美国人面前。　　《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副刊第一版大篇幅刊登了著名评论家克尼迪的专稿，他说：“读林先生的书使人得到很大启发。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的书使我大开眼界。只有一个中国人才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另外一位以稳重公正闻名评论界的书评家伯发则在《星期六文学评论周刊》上不吝赞美之辞：“林先生在欧洲、美国都住过，能以慧眼评论西方的习俗。他对西方文学有丰富的认识，不仅认识而且了解西方文明。他的笔锋温和幽默。他这本书是以英文写作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之作，对中国有真实、灵敏的理解。凡是对中国有兴趣的人，我向他们推荐这本书。”　　赛珍珠抛来橄榄枝(3)　　林语堂比美国人还地道的表达技巧，敏锐的文字感受力，也是《吾国与吾民》受追捧的原因之一。　　这本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同样被抢购一空。　　林语堂在西方世界出名了！　　中国文坛也震动了。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从来还没有哪个中国人用英文写作，而且在国外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　　这一年，林语堂刚好40岁。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他到了没有疑惑的年纪，人生要开始新的篇章。　　他回首过去，踌躇满志地写了一首自寿七言长诗，最后四句是：　　而今行年虽四十，尚喜未沦士大夫。　　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　　由于《吾国与吾民》开了个好头，赛珍珠和华尔希极力邀请林语堂到美国讲学。　　林语堂才把《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正在动手写《中国新闻舆论史》。《人间世》已经停刊，他谋划着再出一本新的刊物——《西风》，翻译西文杂志，介绍欧美社会。《浮生六记》是林语堂最欣赏的书之一，书中描写了沈复、陈芸夫妇知足常乐、恬淡闲适的生活，他对此感动得如痴如醉，说这是“中国人处世最美好的态度”。他专门跑到苏州万福山，想寻找芸娘的墓，备上香烛好好拜祭一番。当然，这和他试图在法国找到祖父一样，又是文人不切实际的头脑发热。　　手头的工作忙不完，林语堂婉言谢绝了赛珍珠的邀请。　　《吾国与吾民》在国外广受欢迎，国内的媒介趋之若鹜，又把林语堂捧上了云顶。林语堂赫然发现，一觉醒来，骂林的浪潮就转了向，他又一次成了香饽饽，不断有团体来找他做演讲，新闻报章天天打电话要求做专访。　　时间长了，闲言闲语多起来。有人说，林语堂靠《吾国与吾民》得了3万美元的版税，成了万元户；有人说，他是靠出卖民族利益才出名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就是“卖国家和卖人民”。　　林语堂不畏惧拿起笔和论敌对战，可是应付不了坊间捕风捉影的议论。唾沫星子淹死人，他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翠凤不堪其扰，说，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林语堂想来想去，还是避避风头为宜。1936年年初，夏威夷大学聘请林语堂做客座教授，赛珍珠又三番四次地催促他尽快安排美国之行，痛定思痛，林语堂和廖翠凤商量，决定去美国访问一年。　　举家赴美，可不是件小事。美国生活费相当高，林语堂新婚伊始在美国留学，就吃了不少这方面的苦头。林语堂仔仔细细算了笔经济账，《吾国与吾民》版税得6000美元，再加上这几年来写文章的稿费，银行的积蓄，勉强可以应付。他现在是美国文坛的当红新星，靠讲学、演讲、写文章等，日常开支也有了着落。　　廖翠凤开始忙里忙外地收拾家当。孩子退学，房子退租，家具处理，她都亲历亲为，调适有度。大部分家私送给了林语堂的三哥林憾庐，小部分就寄存在二哥玉霖家。廖翠凤还办了一场小型的拍卖会，把一些值钱而又舍不得扔的家私明码标价，贱卖出去。陶亢德就以比世面低了好几倍的价格买了一套漂亮的沙发。　　书，翠凤不用操心。林语堂自己动手，把书房的书整整齐齐捆了10箱，用报纸包好，寄存在商务印书馆。因为到美国后得靠写作为生，资料要带齐，尤其是孔子、苏东坡等古籍类线装书，体积虽大了点，但得随身带走。三个宝贝女儿的中文功课要跟上，教科书也一本不能落下。　　忙里偷闲，林语堂还去了趟北京，做最后的道别。北京有太多年少轻狂的回忆，在清华，在北大，在来今雨轩，如热血般沸腾的战斗岁月一幕幕飞驶而过，林语堂慨而落泪。他说，北京是一个国王的梦境，那雕栏玉砌的宫殿，古朴的四合院，路边的垂柳，可亲的老百姓，只有北京才有这样的地方！　　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地方！　　只有故乡才有这样的地方！　　林语堂坐在池子边上，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人说，故乡是回不去了，他不需要回去，他要把这点点滴滴放在心头。　　在上海，有更盛大的欢送会等着他。《中国评论周报》的两位编辑做东，包下了远东地区最高的国际饭店第14层宴会厅，把一干好友、亲戚都请来了，给林语堂饯行。林语堂一反北京时的离愁别绪，异常的活跃，觥筹交错间，谈笑风生。宴会的主角带动了气氛，宾客们尽兴而饮，无醉不归。　　林语堂不急，可急坏了廖翠凤。临行前一个星期，乱七八糟的事太多，翠凤竟然得了神经衰弱。　　不巧翠凤母亲知道女儿女婿要出国，送来了一大罐廖家自制的肉松。林语堂一看，坏了，要出事了！他小心翼翼地对翠凤说：“凤啊，别的东西都可以带，但肉松不能带！”　　翠凤刚想把肉松装进行李箱，听到这话激动得大叫：“为什么！”　　“美国海关不准外国肉类进口，说是怕有微菌，带进传染病。”　　“肉松怎么会有微菌，带传染病？”翠凤扬起嗓门，直接喊，“我不要去美国了！”说完把手头的行李扔得满地都是，气呼呼地坐在客厅里。　　语堂赶紧摸翠凤的鼻子，说了一筐子好话。　　翠凤总算气消了，鄙夷道：“我们把外国人叫做番仔，实在有道理！”　　赛珍珠抛来橄榄枝(4)　　上船前一天，林家搬到旅馆去住。廖翠凤实在紧张，居然忘了电源没有关，直接拿剪刀去剪电线，“砰”的一声巨响，把大家吓了一跳。幸亏廖翠凤没有受伤，只是刀片穿了一个大洞。　　1936年8月10日，是正式出发的日子。送别的人络绎不绝，来了一拨又一拨，花篮摆满了船舱。林语堂百感交集，又不愿别人看出，只能强撑着，不断和亲朋好友们握手道谢。翠凤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反复说着“谢谢！谢谢！”　　汽笛响了，“胡佛总统号”开始起航。林语堂夫妇在甲板上，不断和岸上的人挥手致意。　　渐行渐远，上海消失在茫茫雾气中。　　林语堂悠然地吸了口烟，另一种情绪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大洋彼岸，是美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远处，洁白的海鸥阵阵飞起！　　脚踏中西文化(1)　　林语堂的一个朋友讲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　　林语堂对此颇为自得，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他请梁启超手录此联，挂在有不为斋的墙壁上。这是林氏书房里最重要的装饰。　　赛珍珠在《吾国与吾民》的序言里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中国当时有不少留美留英的海归派，英文漂亮得不比英美作家逊色，像吴经熊、温源宁等，但是这些人已经彻底的洋化了，说起中文来磕磕巴巴，传统文化的底蕴很薄弱。中英文俱佳的，除了林语堂，全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林语堂有幸，认识了赛珍珠，从而走向了世界。　　赛珍珠有幸，认识了林语堂，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林语堂胆敢自称脚踏中西文化，自然底气足。　　他的求学经历和一般人不一样。同时代的文化人大部分走的是由中而西的路子，林语堂却刚好相反。　　从铭新小学到圣约翰大学，林语堂上的都是教会学校。福建早期的教会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员多半是教士，偶尔会聘请一些科举出身的当地文人和私塾先生。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情况，教会学校的学生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十分熟悉，而淡漠本国文化。　　只有在林至诚的家庭私塾里，林语堂才有机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　　自学成才的林至诚很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每逢寒暑假，就把自家的孩子和附近年幼的基督徒召集起来，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但是小林语堂根本坐不住，对这些摇头晃脑的学问不感兴趣，他宁愿和二姐读林琴南翻译的侦探小说。　　寻源书院更糟糕，连中文报纸都不能读，林语堂和教士们打游击，偷偷读了一点《史记》、苏东坡的作品等。他对快乐天才的苏东坡产生兴趣，就是在这个时期。　　而且，对基督徒而言，站在戏台下面看或者听盲人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恋爱故事，是一种罪孽。　　林语堂从圣约翰毕业以后，愤然地说，他知道古代犹太国的约书亚将军用号角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为了丈夫哭倒长城的传说；知道耶和华命令太阳停住以便约书亚杀光迦南人，却不知道后羿射下9个太阳，而他的妻子嫦娥飞奔到了月亮上，女娲用365颗石头补天，掉下人间的一颗变成了《红楼梦》里的宝玉等。“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小孩子所做的好事。”　　1916年，林语堂到清华任教。北京是文化古都，长城、故宫、卧佛寺、西山的红叶，都是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连路边一棵不起眼的垂柳，城门下蹲着的石狮子，都可能来头不小。而清华园本身就是清朝某个皇亲国戚的私宅，门匾由大学士那桐亲笔题写。　　林语堂时刻感受到与历史文化的联系，那点零星的“庭训”和中文功底委实不够用。一个中国人，却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林语堂羞愧万分，他暗暗地发了誓，一定要将教会学校剥夺的文化遗产找回来！　　可是，问谁呢？　　清华不乏留学归来的哲学博士，工科硕士，但要说起传统旧学，他们也是一知半解。　　林语堂曾经在中央公园遇见了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辜鸿铭精通13国语言，把儒家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译成了英文。他梳辫子，穿清朝的旧长袍到北大上课，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狂傲的北大学子静默不言。那天，辜鸿铭同样的装扮，佝偻着背，戴一顶破旧的短沿帽，一个人颤微微地走了，显得落寞而孤寂。林语堂看了看身上笔挺的西装，没敢上前打扰，他觉得自己不配去接近这位天才的福建老乡。　　百年后的今天，有人评价道：“有史以来，中国人直接用英文写中国，有两位最成功的，一位是辜鸿铭，一位是林语堂。他们笔下的英文，全没中国味；他们笔下的中国味，却全是英文。”　　遍寻名师不得，一心想补上文化课的林语堂只好拼命地看书。他读得最多的就是《红楼梦》，语言是文化的外衣，而袭人和晴雯两个小丫头说的北京官话就是无可比拟的杰作。林语堂学会了北京话，清脆的齿音在翘起的舌尖流溢，是天底下最美的语言。　　他想深入研究一下，但是世面上鲜少有旧版的古籍。摆书摊的老北京告诉他，这样的书，非得到琉璃厂去淘，好东西多着呢！　　琉璃厂在北京和平门外，是条约一里长的里弄，鳞次栉比地开设着古旧书店、古玩铺、南纸店等。林语堂初次来，摸不着头脑，瞎晃荡。一个店小伙拉住他，“爷们头回来吧，这儿有庚辰本的《红楼梦》，要不要？”语堂暗自高兴，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又一个伙计走过来，“我这有甲戌本。”“还是到我店里看看吧，我有蒙府王本。”附近几家店铺见来了生意，一股脑地圈了上来，把个林语堂围得团团转。　　脚踏中西文化(2)　　林语堂兴奋得两眼放光，他可是生平头一次听说一本书还有这许多学问。他故作镇定，装出思量的样子。书铺老板以为来了个高明的主儿，不断地卖弄各版本的差别与优劣。整个下午，语堂时而点头，时而皱眉，在老板们的随意扯谈中，把《红楼梦》的版本学摸了个八九不离十。　　他迷上了琉璃厂。　　林语堂向同事们打听才知道，琉璃厂在顺治年间就很具规模了，书肆的主人多半是前清科举落榜的文人。他们没脸回老家，又无一技傍身，卖书还算是老本行了。清朝败落后，一些贵族遗老也流落至此，琉璃厂越发的热闹了。这里卧虎藏龙，精通目录学和版本学的比比皆是，像早年一字难求的帝师朱益藩，居然也在南纸店挂起了笔单，卖字画为生。　　往后只要有空闲，林语堂就往琉璃厂跑。跑得多了，他也看出了门道。哪些书有价值，哪些是赝品，他了然于胸，像个老江湖那样，和老板们胡侃，讨价还价。有时，遇上深藏不露的高手，他更高兴，失了面子，可得了知识。　　琉璃厂的旧书十分低廉，几块钱往往可以买十来本。林语堂常常是推着小车去买，他的古文知识进展得飞快。旧派文人的风度也让他赞叹不已。有一回，他在某个货多的店铺消磨了一天，主人陪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海聊，结果林语堂一本没买。主人不仅不生气，还送他到门口，笑容可掬地招呼：“走好！下次再来！”　　店铺的门匾是另外需要钻研的地方。林语堂上圣约翰后，丢了毛笔，改用自来水笔，写的字歪歪扭扭，书法糟得像鸡爪子爬的。而琉璃厂的商店字号都大有来头，执笔者不是以书法驰名的王公大臣，就是著名的书画家。林语堂逛累了，坐在“信远斋”的楼上，叫碗远近驰名的酸梅汤和一碟蜜饯糖食，慢悠悠地喝。然后用手指蘸水，在桌上一笔一划地临摹，“宝古斋”是翁同口的字，“藻玉堂”是梁启超的小欧体，“信远斋”是标准的馆阁体……　　清华三年，林语堂就在琉璃厂“补课”。及至出国时，他已经是个功底扎实的文人。也因为此，当在国外面临让人眼花缭乱的异域文化，他才不至于乱了分寸，能静下心来思考文化的差异。　　百年诺贝尔，百年中国梦。　　1975年夏，国际笔会维也纳年度例会上，林语堂被推选为副会长，接替川端康成。同时，以国际笔会的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中国与诺贝尔距离最近的一次。　　上帝没有眷顾这位刚刚重返基督教怀抱的八旬老人，林语堂与诺贝尔擦肩而过。　　不少评论家指出，从可操作性而言，林语堂是最有可能蟾宫折桂的中国作家，他中英文俱佳，而且墙里开花墙外香，国际名气大于国内名气，很符合诺贝尔判官们的“审美观”。况且，林语堂获提名的作品就是英文写就的《京华烟云》，在西文世界好评如潮。　　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英雄不以成败论，林语堂以精湛的英文表达技巧享誉西方世界，他所取得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英国广播电台BBC至今仍不时有关于林语堂作品的讨论。　　林语堂的英文底子还得归功于圣约翰。　　圣约翰的英语教育一顶一的好，师资力量雄厚，用的教材基本与西方同步。但是林语堂认为，光几节课是学不了语言的，他的窍门是一本袖珍牛津英语字典。圣约翰学英语风气很浓，很多学生抱着大部头的英文词典啃，但是空入宝山空手而回，进步甚微。林语堂背单词是把单词串在句子里面理解，在同义词和近义词的比较中，把握词的独特含义和用法。他说，“牛津字典的最大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这本字典只占两双袜子的地方，无论到哪里，都可以随身携带。至于发音，他认为只要记清楚重音就可以了。一心不能二用，圣约翰4年，林语堂一心扑在了牛津字典上，中文学习甩到了一边。　　在圣玛丽读书的少女张爱玲有感于林语堂在西方红透半边天，发誓要比林语堂更出风头，“出名，要趁早啊！”在香港大学期间，她学林语堂不和中文沾边。定居美国后，张爱玲念念不忘少年梦，想在英语写作方面成就一番事业，然而，在十里洋场大红大紫的张爱玲却在英语世界砸了个大跟头，命运之厚此薄彼让人感叹。　　扬名四海(1)　　赴美国途中，“胡佛总统号”在夏威夷停泊了一天。　　上次出洋时，廖翠凤的盲肠炎发作得正厉害，夫妻俩呆在船舱里，哪儿都没去。这一回，林语堂打算带着妻子女儿好好游览一番。哪里料到还没下船，就看见岸上打着大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语堂”，旁边站着二十来个人，面色着急地翘首以盼。林语堂一露面，欢迎者涌过来，按当地的习俗，给林家献鲜花编成的花环。林语堂和廖翠凤脖子上各被套了七八个，三个女儿也接受了十来个。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林语堂睁不开眼。　　来不及细想，他们就被簇拥着拉去吃午饭。接下来，是坐透明底的船参观海底世界。各色的热带鱼在浅红色的珊瑚丛中穿梭，色彩缤纷，煞是漂亮。晚上，是夏威夷传统的大餐和看土人表演传统的草裙舞。　　林语堂玩得很尽兴。临别前，他和类似头目的那位先生握手，感激对方的款待，然后有些羞赧地问：“你们是做什么的？”　　那位先生一脸错愕，敢情双方游玩了一天，还没有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南洋的华侨，仰慕林先生的文名，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欢迎仪式。”　　林语堂赶紧说，“谢谢！谢谢！”　　“打扰！打扰！”那位先生急忙回礼。　　略一停顿，双方旋即哈哈大笑。　　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过来一只螃蟹，足有一尺宽。翠凤和女儿吃不惯生鱼，饿了一天肚子，嚷着让语堂把螃蟹剥开。林语堂用小钳子斯斯文文地折腾了好一会儿，横竖打不开。最后，他干脆把螃蟹放在衣柜口，用力把衣柜门撞上，螃蟹碎了，门钮也坏了。一家人就着冷螃蟹，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廖翠凤又惊又喜，感叹的说：“堂啊，真没想到你还成名人了，你看，连夏威夷都轰动了。”　　在海上足足颠簸了一个月，林语堂一家子抵达了旧金山。　　接着又坐了3天火车，才来到了东海岸。林语堂先是在赛珍珠宾州的乡间别墅里住了一些日子。赛珍珠刚刚和华尔希结婚，满面红光，眉眼间更显出女性的娇媚。他们拥有一大片土地，好几幢屋子，除了自己住以外，其余用来待客。屋子外种了很多苹果树，落了一地，有些已经开始腐烂了。廖翠凤奇怪地问，“为什么？这么好的苹果，多可惜啊！”　　“请工人太贵了，卖的钱还不够付工钱。”赛珍珠不以为然。　　“阿唷！真作孽！真作孽！”廖翠凤心疼地念叨。　　她找来一个藤编的麻袋，挑个大浑圆的，捡了满满一袋子。但是他们也吃不了那么多，最后还是得看着苹果在地上烂掉。　　叙完旧，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趁着下午茶的时间，深入讨论了未来发展的问题。语堂有备而来，说：“我想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张心斋的《幽梦影》，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等，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的书。”　　华尔希从事出版业多年，很有经验，他摇摇头，“美国知道这些书的人不多，而且有文化上的隔阂，很难构成对话。”　　林语堂相信华尔希是专业的编辑，对作家会有建设性的意见，“那你觉得我应该写什么？”　　“《吾国与吾民》的最后一章《生活的艺术》，讲饮食园艺，反响很好，据我们的调查，很多美国女性把它奉为生活的准则，你可以往这方面动点脑筋。”　　赛珍珠很赞同丈夫的话，“美国人讲求效率，生活节奏很快。像我们现在这样，享受悠闲的下午茶的机会很少，而且历史短，心理上渴求文化熏陶，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游山玩水，这样闲适的心态刚好可以医治西方人的现代文明病，林先生，我也觉得这是个好提议。”　　“嗯，中国人赏花弄月之外，就是擅长于旷怀达观、高逸退隐的人生哲学。”林语堂深以为然。　　“林，我们期待你的第二本著作！”华尔希紧紧地握住林语堂的手。　　定好了书的主题，林语堂携家眷搬到了纽约。　　乡间没有中国饭店，三个女儿又不习惯当地的食物，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林语堂虽然想多享受美国乡村的惬意，但还是遵从了妻女的要求。　　他们在中央公园西边的老房屋里租了套普通的公寓。　　林家的日常生活整个换了样子。在上海，廖翠凤有四五个佣人帮忙处理家政事务，很少亲自动手。而在纽约，他们只请得起钟点工，每周来一次，做大清扫和洗衣服。平日里的买菜烧饭，全数落在了廖翠凤的身上。　　廖翠凤吃得了苦，她一声不吭，自顾自地忙开了。反倒是林语堂心疼妻子，主动要求帮忙。他教女儿们，每次洗澡后，一定要顺手抹一下浴缸，就不会留下圈子，妈妈洗起来不费时间。女儿像妈，很勤快。凤如学会了炒鸡蛋、冲咖啡、烤面包；玉如承包了拿牛奶、拿报纸、收拾房间、擦拭桌子等工作；不到7岁的相如负责倒烟灰等轻巧的活。　　在陌生的纽约，他们扎根了。　　由于《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的热销，林语堂的名字叫得很响。纽约的文艺界热情地迎接了这位来自东方的智者。在宴会上，他认识了三获普利策奖的戏剧家奥尼尔，桂冠诗人佛洛斯特，反纳粹的德国小说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女诗人米莱，女明星姬希，戏剧评论家那森，作家及书评家卡罗·范多伦，诗人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范多伦，摄影家范凡克顿，华裔女明星黄柳霜等。这些人个个都是文化界红极一时的顶尖人物，可以说，林语堂进入了美国文坛的主流视野。　　扬名四海(2)　　次年3月，林语堂开始写作《生活的艺术》。　　他不辞劳苦从国内带来的大批线装书派上了大用场。陈眉公的《宝颜堂秘笈》、王均卿的《说库》、开明《二十五史》、《文致》、《苏长公小品》、《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等，大多是明人小品，讲的就是闲适的心态，以及生活的情趣。　　到了5月，书写了差不多一半。林语堂开始作序，回头翻看书稿，越看越不满意。书稿以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破题，基调是没错，然而写得很晦涩，读起来很辛苦，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也不突出。他索性把笔搁下，默默地吸了一袋烟。　　吸完烟，他把书稿整整齐齐地垒好，点燃，火苗咝咝地串起来，越烧越旺，黑体的小字被火花吞噬，消失，一眨眼的功夫，就化成了灰烬。廖翠凤闻到书房的烟火味，还以为着火了，一下子冲进来。　　“你疯了！堂，怎么回事！”　　林语堂呆立木然。书稿可是作家的命根子，一把火烧掉，他心里比谁都痛苦。但不理想的作品，他不要！　　5月3日，一切从头来过。　　白白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任务吃紧，林语堂聘请了一个书记，他口述，秘书用打字机敲出初稿。他把所有的活动纪律化，就像军事训练，一定要早睡早起，晚上的睡眠必须充足，次日清晨，泡上一杯酽茶，坐在明亮的窗子边，一面品茗，一面抽烟，脑袋半点不得闲，高速地构思，打腹稿。“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他尽量保持良好的心情，心情好，文章才能好。　　7月底，全书500页结稿。他把书稿送给华尔希夫妇审阅。华尔希提了好几条意见，语堂照改不误。中国文界是作家大编辑小，写了文章后要求一字不易的情况很普遍，再挑剔一些的，连标点都动不得。林语堂不这样想，编辑常年看稿，有经验，能一眼看出书的长处及不足，聪明的作家就是应该接受编辑的建议。这是美国出版业通行的做法。　　《生活的艺术》讲的是一种幽雅的、悠闲的陶渊明般的生活态度，对于奔忙于俗事而喘不过气来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就像闷热夏日里的清凉剂，是有药疗作用的。而且，林语堂的笔调轻松闲适，不需要太高的文化修养，就可以领略中国艺术的妙处。他用笔搭了一座桥，向西方人推行了一种有效可行的生活美学。　　林语堂在自序里写道：“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意满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这本书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1937年12月的特别推荐书。“每月读书会”是一个普及性的读书组织，拥有数十万的会员，只要被它选上了，就像中了状元，“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销量肯定坏不了。华尔希打电话告诉林语堂这个消息时，兴奋得手舞足蹈。林语堂长嘘了一口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时抱起年幼的相如，举过头顶，父女俩一起扯着嗓子尖叫。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纽约住了一年后，喜欢到处跑的林语堂拖家带口，搬到了法意交界的小镇蒙顿。欧洲的消费低，而且小镇上人少，环境又好，再适合写作不过了，林语堂是这样想的。他千算万算，却算漏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全家人都不会说法语！　　林语堂自诩为“世界公民”，住在哪里都一样。不会说法语，可以学，况且在家里教教女儿中文，写写作，日子也还算惬意。可热闹的廖翠凤受不了，从早到晚，连个话家常的人都没有，一出门，满耳叽哩呱拉的奇怪语言，全是喉咙里咕咕地发出来的，就像吞舌头的声音。自从离开上海，翠凤一直有轻微的忧郁症，离群索居的生活让她没日没夜的流泪，女儿们的就学问题也是个大难题，在蒙顿住了不到一个月，林家就搬到巴黎去了。　　巴黎是个好地方！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有足以自傲的悠久历史，爱吃喝玩乐，露天的咖啡馆、精致的饮食、富丽堂皇的巴黎圣母院、美轮美奂的罗浮宫，林语堂发现了很多好玩的地方，乐此不疲。他和三个女儿手拉着手，并成一排，戴着中国式的草帽在赛纳河边钓鱼，逛旧书摊，还有，到阴森森的天主教堂探险。天主教堂里没有灯，只点洋蜡，墙角边有很多古人的石椁，林语堂对一切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都抱有无限的兴趣，恨不得拿来放大镜，仔细研究那些鬼魅的石刻雕像。可他已经不再是坂仔村里的小和乐了，三个女儿合力拽住玩心重的父亲，一路拉扯到阳光下，才罢休。　　工作方面，林语堂应美国最著名的蓝登出版社之邀，编写了《孔子的智慧》。蓝登的“现代丛书”系列规格相当的高，非名家名品不出，稿酬却只有600美元。以语堂当时的名气，这样的价格当然是变相的欺诈。然而林语堂认为被蓝登约稿，是了不起的荣誉，讲的又是儒家经典，和自己的创作宗旨很合拍，就爽快地答应了。　　扬名四海(3)　　写完《孔子的智慧》，林语堂打算着手翻译《红楼梦》。《红楼梦》在西方早有译本和节译本，但都是粗制滥造之作，与原著相差甚远。而国内的译者由于时代背景的局限，很难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林语堂对《红楼梦》通透的北京官话很着迷，在琉璃厂又花了不少功夫，他壮着胆子想试试看。下水才知深与浅，《红楼梦》不愧为中国小说的颠峰之作，博大精深，林语堂觉得，《红》语言之精妙，很难转译成简单的英文，但是他又不死心，于是想，不如借鉴《红楼梦》的写法，自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　　他把这个想法和赛珍珠说了说，赛珍珠喜出望外，连声赞同，她的代表作《大地》就借了不少《红楼梦》的光。“但是，林，你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一下子写这种大部头的作品，可以吗？”出于作家的本能，赛珍珠怀疑地问。　　林语堂不打没有把握的仗，既然向赛珍珠开了口，自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前，在哈佛大学上‘小说演化’课时，白教授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西方有几位作家，40岁以后才开始写小说。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因此素来虽未着笔于小说一门，却久蓄志愿，在40岁以上之时，来试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不写则已，要写必写一部人物繁杂、场面宽大、篇幅浩大的长篇。”　　题目暂定为《京华烟云》。　　卢沟桥事变以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誓将日本鬼子赶出家乡。林语堂虽然人在美国，心系国家，他深深为民族自醒而欢欣鼓舞，为战斗的民众忧心挂念，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给郁达夫写信说：“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这就是《京华烟云》的主旋律。　　林语堂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他泡在图书馆，不分昼夜地查找翻阅时代的书籍、影像资料，并在脑海中构思，人物是怎样的，线索是怎样的，怎样开场，怎样结尾，心里大致有了谱，他才下定决心落笔。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接下来的3个月，林语堂忙着打格子，他描了整整齐齐的一张表，把人物的年龄，相互关系，情节发展，性格变化，满满地填上去。　　8月份，正式开始写。　　他写得很投入，那些他经历过，看过的事——送孙中山出殡时的激动，北京的四合院，女校的风潮，新旧文人的对立，军阀的荒淫无耻，一幕幕化在笔端，非身临其境，写不出这样动情的文字。他要以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沉浮“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　　他说：“唯有小说能使读者对历史的过程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　　爱好文学的凤如、玉如是最早的读者。每天一放学，姐妹俩连大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父亲的书房，抢着看最新写的部分，情节的跌宕起伏让她们欲罢不能，伏在桌子边，催促着，“爸爸，快告诉我，木兰后来怎么样了？”或者是“曼娘死了没有？”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语堂轻轻敲女儿的脑袋瓜子。　　他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写的过程中，总不断有奇遇或是佳话临时冒出来，涉笔生趣。　　一次，性急的玉如没有敲门就跑进了房间，却发现林语堂泪流满面，双肩抽搐着，像个婴儿很伤心地大哭。　　“爸，你怎么啦？”玉如着急地问。　　“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林语堂用手帕擦擦眼，肩膀还是一耸一耸的。　　原来，他刚刚写完红玉之死。　　“古今至文皆血泪所写成，今流泪，必至文也。”林语堂自我揶揄道。　　玉如看着流泪的父亲，感叹不已：“他使我觉得，天下没有什么比做作家高尚的了。”　　写到后来，林语堂不能忍受任何的干扰，一个人搬到城外松树林的小木屋里住。他摆了个桥牌桌子在树下，专心致志地伏案写作。翠凤每天给他送吃的，林语堂偶尔和她说上两句，更多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的头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剪了，长得像街头的流浪艺人。他说，不写完，就不理发。　　1939年8月8日，林语堂宣布，今天下午6点完稿。一整天他都没有停过笔，稿纸一页页地翻过，手酸了，揉两下，接着写。林家人在附近的屋子里等他，谁也不敢发出丁点声音。写到最后一页，林语堂的眼泪又收不住了，滴落在稿纸上，他写抗日的军队高唱着：“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而“她（姚木兰）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得这么清楚，这么真实；她感觉到一个民族，由于一个共同的爱国的热情而结合，由于逃离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跋涉万里；她更感觉到一个民族，其耐心，其力量，其深厚的耐心，其雄伟的力量，就如同万里长城一样，也像万里长城之经历千年万载而不朽。”林语堂的泪不再是为个人的悲切，而是为伟大的民众，伟大的国家而流！　　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林语堂双臂一挥，大叫：“写完了！”翠凤和三个女儿赶紧围过来，一家人抱成一团，又蹦又跳。相如即兴唱了一首歌，以示庆祝。　　扬名四海(4)　　多事的玉如数了数稿子，父亲居然一天写了19页！　　晚上，林语堂驾车带全家人去中国饭馆吃了顿龙虾饭。翠凤说，吃饭可以，但是你必须先去理发！　　欧洲那时的情况也很糟糕，德国法西斯强占了奥地利，疯狂地吞并周边小国，英法等国虽然采取所谓的“绥靖”政策姑息纵容，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是个晃晃荡荡的火药桶，一触即发。巴黎的街头，到处张贴着后备军人的征召表，林家房东的儿子就在征召之列，女主人哭得死去活来，林语堂们听了心里很不好受。日常生活用品被抢购一空，廖翠凤颇有预见性地买了100斤大米，一些蜡烛，以防断粮断电。　　眼见欧陆的形势越来越坏，而抗日战争也进入攻坚阶段，林语堂决定先回美国，再回中国。华尔希纳闷林语堂何以突然返美，他回了封电报，只有三个名字：狄克、木兰、希特勒。狄克是华尔希的昵称，木兰是《京华烟云》的女主角。　　华尔希看过《京华烟云》的初稿，迅即对语堂说：“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创作是多么伟大！”　　9月份《京华烟云》出版，又被“每月读书会”选中了。《时代周刊》的书评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经典之作。”　　知父莫若女，如斯（凤如）的评论最得林语堂的心意：“此书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它的哲学意义。你一翻开来，起初觉得如奔涛，然后觉得幽妙、流动，其次觉得悲哀，最后觉得雷雨前之暗淡风云，到收场雷声霹雳，伟大壮丽，倏然而止。留给读者细嚼余味，忽恍然大悟；何谓人生，何谓梦也？而我乃称叹叫绝也！未知他人读毕有此感觉否？故此书非小说而已！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小说给人以一场大梦的印象时，即成为伟大的小说，直可代表人生，非指在20世纪初叶在北京居住某两家人的生活。包括无涯的人生，就是伟大的小说。”　　当时，《生活的艺术》已经连续52周蝉联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林语堂三个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比好莱坞的当红明星还出风头。　　全美卷起一股狂热的“林语堂热”，数以万计热情洋溢的书信从各地飞往林家，各种社团组织不断邀请他去做讲演。林语堂忙得分不开身，玉如主动做起了父亲的私人秘书，帮忙拆信看信。　　有个叫西登·皮尔顿的炮兵士官写文章说，他被日军俘虏关在樟宜战俘营里，每天相依为命的就是《生活的艺术》。头几天，他只是把书拿出来三四次，看看封皮、装订以及封里的插图，没有读一个字，因为他下定决心，要像守财奴一样珍惜书中的字句，慢慢品读每一句话，就像一个穷人在花他最后的一块钱。一个日落的黄昏，皮尔顿虔诚地打开书，仔细地研读扉面与扉画，单是序文，就分了三次读。接下来的两晚，他只读了三页半的目录。到了第二个周末，他才看到第十页，某一个词语，或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他都要把玩半天，细细的品味，仿佛钢琴家研读乐谱，一小节，一小节，细心演奏，想发现出作曲家要传达的精神意境，并把它一模一样地重新创造出来。看到林语堂写煮茶品茗时，皮尔顿仿佛听见了水沸腾的声音，精致的杯子碰撞的声音，芳洌的茶香在口舌上回旋，黑压压的文字转化成了活生生的体验。整整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皮尔顿才读完了《生活的艺术》。　　这种奇特的特慢阅读法无疑是出于对《生活的艺术》的推崇和热爱。　　像这样的“林语堂迷”数不胜数。　　常常有不速之客闯上门来，对着林语堂大叫：“林博士！林博士！我有个笑话说给您听听！”一般说出来的都不好笑。　　有时，林语堂一家人到第五大道散步，遇上书店就进去看看书卖得怎么样。林语堂从来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是翠凤有时候故意指着他说：“看啦，那就是林语堂！”满书店的人包括店员都跑过来，争着让他签名。语堂不介意，只是担心读者会失望，因为他们以为这位东方哲学家一定是位须眉皆白的老人。　　他的作品被译成西班牙文后，在南美的知名度也提得很高。巴西有个贵妇人，很仰慕林语堂，有人送来名马一匹，就给它取名叫“林语堂”。后来，她拿着这匹马去参加马赛，巴西各报不约而同地以大标题刊登：“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获得任何名次，当日晚报的标题变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夺标的马反倒没有消息。这事传到了美国，林语堂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最尴尬的是来自女性的骚扰。　　一次，一位认识多年的交际花来访，趁着翠凤出去买菜的空当，那位女子居然直接坐在林语堂的写字台上，骚首弄姿，卖弄风情，林语堂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夺门而出。交际花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　　还有一次，林语堂全家外出游玩，有个30多岁的忠实读者一直尾随着，怎么都甩不掉。林语堂不堪其扰，租了条船划到河心。跟随者居然脱了个精光，一丝不挂地跳进河里，跟着他们的船一道游泳。林家人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　　林语堂扬名四海，可是他从不把自己当名人看。北大的旧同事来林家做客，说：“玉堂，我是来看你变了没有？”林语堂气得吹胡子瞪眼，转身就走，千里迢迢赶来的老友尴尬不已，连说自己说错话了。　　扬名四海(5)　　《京华烟云》出版后不久，上海就有了译本，文字处理很单薄。林语堂不满意，想亲自翻译，无奈时间上安排不过来。他写信给郁达夫，希望对方能帮上这个忙。他还把小说里所用的典故、人名、地名和成语详细地整理成两本小册子，连同5000美元的支票，一并寄了。郁达夫正在和王映霞闹婚变，心情极度郁闷，只开了个头，在《华侨周报》连载几回，就停止了，但那预支的5000美元却花掉了。徐回忆此事时说：“语堂对谁都提谈到过该书交郁达夫翻译的事，但从未提到他先有一笔钱支付给郁达夫。这种地方足见语堂为人的敦厚。”　　1939年，由于《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的热卖，林语堂收入不菲，通共有42000美元。版税到账后，他第一件事就是给翠凤买了枚3.3克拉的钻石戒指。那是翠凤向往已久的首饰。在莱比锡读书时，翠凤为维持家计卖了不少家传的玉器，林语堂总是说：“凤啊，以后有了钱，我买给你。”事隔20年，他终于实践了当时的诺言。　　“他妈的”和“去他妈”(1)　　林语堂离开上海不到两个月，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的华清池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　　美国朝野上下一片骚动，西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一天之内，成了美国民众最为关注的话题。《纽约时报》大楼的屋顶上用霓虹灯显示屏滚动播报事态的最新进展。　　广大的在美华侨忧心如焚，这是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进则团结抗日有望，退则陷入更混乱的内战。　　林语堂嫌广播报纸信息太慢，带点简单的吃食，一屁股坐在时代广场的台阶上等最新的电讯，从早到晚。那些日子，时代广场到处都是脸色焦虑的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紧紧地拧在了一起，等着大洋彼岸，祖国传来好消息！　　一个星期后，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公开讨论会。大会安排了三个美国人，三个中国人发言。林语堂首当其冲，余下的两位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和撰文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卖国投降论调的胡秋原。　　林语堂做了仔细的资料收集，发现美国公众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有违事实，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报纸声称这是一次政治绑架，而且，由于张（Chang）和蒋（Chiang）的拼写和发音近似，很多美国人连到底谁抓了谁都搞不清楚。一上台，林语堂就凭借专业的语言学知识，用国际音标区别了两字的读音，再详细介绍张、蒋两人的身份、背景。他说，抓人的是张，被抓的是蒋，抓人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民族大义，凭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西安事变只会是喜剧而不是悲剧。他甚至大胆地推测，张学良会无条件地放了蒋介石，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听众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中国人名复杂，美国人要分清楚就得出一身汗，林语堂的发言可以说是对症下药，解了美国公众的疑惑。　　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事情果真像林语堂所说的那样，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介石一下飞机就软禁了张学良，这位风流倜傥的少帅自此深陷囹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空余怅恨！　　几乎同一时间，上海新闻媒介大版面刊登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签名的是21位代表不同政治倾向的知名作家，林语堂就是其中之一。　　次年7月，日军挑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身居美国的林语堂为远隔千里的故乡牵肠挂肚，他字字铿锵地撰写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发表在《时代周刊》上。为了更好地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他多次写文章批评美国所谓的“国际友谊”和“中立”态度，刊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等发行量大的媒介上。他是美国当红的作家，说的话有力度，有人听。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就是请林语堂去讲述中国抗日的坚定立场。　　《吾国与吾民》第13版重印，林语堂不分昼夜，赶写了《中日战争之我见》，足有80页，补作书的第十章。他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北京沦陷后，南京惨遭日军蹂躏，林语堂愤然写了《双城记》，血泪控诉日本鬼子惨绝人寰的恶行！　　他以明星般的号召力，呼吁美国民众对华政策倾斜。中国在美的新闻宣传者纷纷表示庆幸，他们东奔西走，才不过在报纸上争取到三五行的篇幅，而林语堂轻轻松松就发表了一系列有社会影响力的文章，他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广告效应。　　日本舆论界认为，美国在中日战争中一面倒，部分就是因为中国有像林语堂这样极具海外知名度的作家大造舆论的结果。　　不仅林语堂自己出马，林家可谓全体披挂上阵。一向不理国家大事的廖翠凤在林语堂的支持下，出任了纽约华侨妇女组织的中国妇女救济会副会长。她每天到救济会办公室办公，常常加班到深夜。三个女儿对翠凤说：“妈啊，你安心地忙，我们会自己洗衣服、做饭，把爸爸照顾得好好的。”　　救济会的主要工作是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斗争，并募集资金，资助国家。在美工作的华人女工、超市店员、开饭馆的小老板……只要是中国人，都站起来，走上街头，有的发传单，有的唱京剧，有的在美政府门前喊口号，数百万的旅美华侨劲往一处使，为守护家园用尽每一分力量。救济会募捐到的资金一毫不差地汇到中国。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林语堂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一文，引起了公众广泛的注意，他坚定地指出，法西斯再凶狠，战争再暴虐，也不能毁灭人类的文明。　　而在数月前的世界笔会上，林语堂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法国著名作家莫洛亚作为特邀嘉宾发言。林语堂的演讲题目是《希特勒和魏忠贤》，他说：“当今有德国人以希特勒喻耶稣，就像中国有一位儒者提议擅政独裁的魏忠贤和孔子应当有同样的地位。惟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对他的官吏给残杀了。但是魏忠贤虽是声势显赫，却免不了人民的暗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魏忠贤后来迫得只好自杀。自杀乃是独裁暴君的惟一出路。”　　“他妈的”和“去他妈”(2)　　一语成偈，5年后，妄图征服世界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在不足10平米的地下室饮弹自杀了。　　1940年5月，林语堂回国了。　　在香港避难的廖家女人七嘴八舌地问：“你们住在美国好好的，何必回来呀？”　　“四川有很多老鼠，日本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你们怕不怕？”　　“不怕！”三个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　　装备精良的日本军本想一个月内解决看似一盘散沙的中国，却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民拖成了持久战，战争消耗太大，于是歇斯底里地轰炸大后方的重庆，企图逼民众就范。　　刚下飞机，林语堂就听见学生们在唱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豪情干云！　　林语堂自觉胸中荡起一股持久不断的热浪，激动不已。　　触目所及，都是轰炸后的断壁残垣，残存的房屋上贴满了标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陪同的张先生指着一块空地说：“去年这里有500个人被炸弹炸死，现在是5月，‘轰炸季’刚刚开始。林先生，您回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啊！”　　林语堂面有深意地微微一笑。　　林语堂有意对此次回国低调处理，但是敏感的新闻界嗅出苗头，想方设法地安排了采访。　　穿着最喜爱的淡灰色中式长衫，林语堂出席了记者会。　　“林先生，听说你这次回国是为了‘做官’？”第一个问题刁钻狠劲。　　林语堂气定神闲地吐出一口烟，缓缓道来：“我是书生，做人民的父母之官，非我书生本色。做人有做人的良心，做官有做官的良心，文人是不适合做官的，我没有官瘾！”　　话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看法。　　重庆陪都需要这样的新闻振奋人心，林语堂也乐于提供这样的消息。他兴奋地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之后，美国人以为中国不行了，可是中国人越战越勇，美国人也改变了看法，美国的很多官方报道说，日本已经陷入山穷水尽！”　　“那您觉得，美国人对汪伪政府怎么看？”在座的记者相互点点头，显然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汪精卫是什么东西？”林语堂愤怒地站起来，语调严厉，“有学问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聚餐，原来打算揭露一些汪精卫伪政府的情况，使国际舆论了解真相，谁知道，坐下来一聊，发现我的计划完全多余，因为这位评论家对汪精卫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幽默大师果真名不虚传，记者们会心地哈哈大笑。　　林家住在离重庆40里的北碚，第三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规模空袭。林语堂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跑警报，躲防空洞，也看到了中国空军的勇敢无畏。凤如她们和衣而睡，以便随时逃跑。不久，一家人迁到了缙云山的一座寺庙里。而北碚的房子中了“头奖”，被炸成了两半。　　自从回国，不叫一日闲过的林语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竟然一直没有动笔。他想，提着脑袋跑警报能有什么用，还不如出国为抗日宣传，起的作用更大。　　他写信给宋美龄，征求她的意见。标榜不左不右的林语堂明确表明了“亲蒋”的立场。　　宋美龄完全同意。　　林语堂接受了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头衔。有传闻说，林语堂是拿了当局的钱，拿人手短，才替蒋介石说好话的。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严词反驳说，接受“顾问”身份，只为了拿“官员签证”，可以免去6个月回国重新申请签证的苦，没有拿政府一分钱。　　历史的真实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今天无从而知。但是，林语堂返美后，对中国民众团结一心抗日的宣传还是正面而积极的。　　离开重庆之前，林语堂把北碚的私宅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年的《论语》小青年，今日的“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就在这幢半塌多鼠的房子里，创作了被他戏称为“对抗战文学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四世同堂》。　　惊鸿一瞥的回国经历遭到了众多的责骂。舆论界议论纷纷，回国时有人说：“林语堂镀金回来了！”“林语堂赚够洋财了！”赴美的时候他们又说：“林语堂拗不过跑警报，又回美国去啦！”　　连大女儿林凤如都不理解父亲，在香港机场哭得死去活来，她说，身为林语堂的女儿，时时受到优待，她宁愿像个普通青年，穿草鞋，吃糙米，在医院里帮忙，抗战到底。　　郁达夫实在看不过眼，说了公道话：“林语堂氏究竟发了几十万洋财，我也不知道，至于镀金云云，我真不晓得，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林氏是靠去上外国一趟，回中国来骗饭吃的么？抑或是林氏在想谋得中国的什么差使？文人相轻，或者就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但相轻也要轻得有理才对。至少，也要拿一点真凭实据出来。如林氏在国外宣传的成功，我们则不能说已经收到了多少的实效；但至少他总也算是为我国尽了一份抗战的力，这若说是镀金的话，我也没有话说。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　　“他妈的”和“去他妈”(3)　　林语堂没有辜负郁达夫的信任。　　《纽约时报》整版刊登了《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一文。他还以读者名义，投书《纽约时报》，直接指责英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派手法。他说，美国口口声声说同情中国人，背地里却大卖石油、武器、军用物资给日本，支持侵略者的屠杀，迟早会自食其果。这篇专访发表的期间，日军连续疲劳轰炸重庆达7天，导致大隧道防空洞窒息事件，有两万人丧生。　　《新民国》、《大西洋》、《美国人》、《国家》等杂志都刊发了林语堂的专稿，分别谈论“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枪口直对日本”、“地方对亚洲需有政治策略”等问题。他在东西海岸之间飞来飞去，马不停蹄地四处演讲，争取美人的实质性帮助。　　1941年底，林语堂参加时代、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的家庭聚会。用甜点时，鲁斯夫人突然用汤匙敲敲玻璃杯，一字一顿地说：“各位拥护孤立主义者和拥护姑息主义者请注意：日本轰炸了珍珠港。”　　美国客人慌乱无比，急忙打电话，开广播。林语堂继续吃甜点，不紧不慢地解释到：“这无非在所逆料。”　　罗斯福终于承认对华援助是“太少，太晚”。美国对日宣战。中国作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扬眉吐气。在美的华侨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林语堂创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风声鹤唳》，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获得新生的故事。　　1943年，《啼笑皆非》出版。内容包括“白人的负担”、“美国孤立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亚洲的前途”、“现今时代主要问题的关键”等。　　同年秋天，林语堂携着亲自翻译的《啼笑皆非》，再度回国作了6个月的旅行。在重庆中央大学，他发表了《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讲。在战后重建和国共对峙的紧要关头，林语堂大讲东西文化的融合，显然是不和时宜。郭沫若、田汉、秦牧等左派作家群起而攻之。　　他6次被蒋介石夫妇接见，政治倾向越发的明朗化。　　在西安，林语堂遇见了旧同僚沈兼士。沈兼士告诉他，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日本御用的教育部长，每天晚上听见中国青年被日军毒打虐待的哭嚎，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熟视无睹。林语堂说：“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作人太冷，所以干作汉奸。……冷尤可怕，这又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可怕，可怕。”　　回到美国后，林语堂成了重庆当局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昨是而今非，蒋介石政府已经不是抗日初期的正面力量，贪污腐败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民众对此无甚好感。他的新书《枕戈待旦》因为明显的“亲蒋”立场，而被“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冷落了。更有莫名其妙的流言传出，说林语堂是收了何应钦的两万美元，见财起意，才为当局这么卖力。在纽约市政厅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当众提了这事，林语堂气得拂袖而起，“什么两万美元，我们当众说清楚！”　　林语堂也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那时……我是惟一为蒋中正先生效力的。当时，我把喉咙都喊哑了。”　　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归会失败。王国维、辜鸿铭就是明证。林语堂为腐朽的蒋家王朝摇旗呐喊，终究无可奈何地湮灭了。　　然而，他毕竟是中国人，有血气，遇上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他站得稳脚跟。1959年，美国参议院荒唐地提出“两个中国”的谬论。华人世界为之震动，林语堂牵头，带动有影响力的旅美华人当即签署了《康隆报告的分析：亚洲人所见的谬妄和矛盾》，反对美人分裂中国的险恶祸心。　　他义愤填膺地说，美国两个中国观念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人！美国人迫人太甚，必须有“他妈的”和“去他妈”的劲儿，才能打战！　　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记下了林语堂说这话时的情形：　　他说这段话时，是站着说的，浑身用力，双拳并举，两眼要迸出火星似的。我真没想到林氏是这样快人快语。可惜那一刹那没留下镜头，否则必是一副动人的身影。虽然如此，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景象。　　生活的艺术　　梦想主义者(1)　　要谈到林语堂的梦想，还是得从林至诚说起。　　1907年，因为坂仔新教堂事故，“极端前进派”的林至诚认识了西溪教区主事的范礼文博士，并成为莫逆之交。范礼文博士寄过来很多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的书和小册子，还有著名传教士林乐知编写的周刊《通问报》。　　《通问报》是油墨印的，纸张很粗糙，拿在手里就满手的黑印子，可胜在价格便宜，一年才一个银元，对于低收入的基层牧师，是再适合不过了。　　自学成才的林至诚开始接触“新学”。每日布完道，他拨亮床头的豆油灯，点一袋旱烟，从薄薄的散着油墨香的纸上，读到了太平洋的另一端白皮肤的外国人在干什么。　　小和乐和兄弟姐妹几个围成半圈伏在父亲膝头，贪婪地听父亲讲西洋的奇妙事物。　　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时，林至诚头头是道地讲起飞机的制造原理、形状、飞行情况等，俨然是刚刚归国的洋博士。“我读了所有关于飞机的文章，但是我没有见过飞机，我不知道敢不敢相信！”他得意地吸口旱烟，对着几双渴求的眼睛说，“不过，你们将来会看到的。”　　和乐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时候，他只见过船工们划的木制小舢板，父亲说的那个会飞的铁头大怪物，真是闻所未闻。　　异域的奇闻轶事，林至诚更是如数家珍，“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你们一定要到那里留学，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　　“真的吗？留学，那是干什么？”和乐摇晃着小脑袋，抢着问到。　　“别吵！听阿爸说！”美宫迫不及待地打断弟弟的话。　　“留学啊，就是到国外学习。你们不是说飞机很稀罕吗？到了国外就可以看到！”林至诚呵呵地笑，两个眼睛闪闪发亮。　　“那我要去！”“我也要去！”……　　豆油灯的火花在跳跃，和乐们的脸上扬起兴奋雀跃的神情，父亲所描绘的未来迷人极了，他们都深深沉浸其中。林语堂自叙说：“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梦想，是林家上下共享的最美好的精神财富。但是林至诚每月只有20个光洋的收入（后来涨到24块），除去女孩，送5个儿子留学几近痴人说梦。他却丝毫没有顾虑，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单纯地坚信，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会成功。　　好在有教会学校，林家孩子从铭新小学到寻源书院，学费和膳食全免，很大程度上省去了林至诚的压力。林语堂成年后致力于批判死板的基督教教育时仍客观地说，“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林家长子林景良顺顺利利地进入了鼓浪屿的救世医院医科学校，次子玉霖的入学问题却成了林至诚的心病。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川资杂费高，况且大儿上学那阵，已经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望着眼巴巴的儿子，林至诚痛下狠心把祖屋卖了——他的父亲一去不回，祖屋就是惟一的联系和凭证，母亲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房子不能卖，如今为了孩子，只能对不起先人了。按手印的时候，他咸湿的泪水滴落下来，弄花了契书。　　凑凑合合地送走老三，轮到为和乐犯愁了。　　玉霖毕业后留校任教，愿意资助弟弟在圣约翰的生活费，可到上海的交通费还是需要100个银元。林至诚叼着老烟袋，佝偻着里里外外转了好几圈，想不出半点法子。这些年，家里值钱的东西该卖的也卖得差不多了，这可如何了得？牧师太太看丈夫愁白了好几根头发，犹犹豫豫地说：“要不去借吧！你那个学生陈子达……”　　“瞎扯谈！怎么能向学生开口！”林至诚把手一背，怒气冲冲地走了。　　陈子达曾经是林至诚的学生，家里穷，冬天没有帽子戴，小脸蛋冻得通红，一说话就哆嗦，林至诚可怜他，就送给他一顶瓜皮小帽。陈子达感激涕零，发誓要报答老师的恩情。他常年戴着那顶帽子，即使破得不能再用了，也没有买过第二顶。他在漳州发了财，每次林至诚去漳州，总是住在他家里。　　林至诚跑遍了亲戚好友，也没有结果，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陈子达。和乐看着父亲为难的样子，心疼得难受。老师向学生借钱本就难以启口，林至诚拉不下脸面，几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匆匆搭船无功而返。不久，陈子达来到坂仔，送给林至诚一个蓝色布包。林至诚打开一看，赫然是100个闪亮亮的光洋。他一把握住陈子达的手，老泪纵横，无言以对。　　林语堂毕业后先到哈佛大学读硕士，再到德国念博士，在坂仔黄泥小屋的油灯下他和父亲无数次谈到、梦到过，但林至诚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就抱憾而终了。　　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月收入只有20银元的乡村牧师，却拉扯着把所有的儿子都送入了大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若非有高远的胆识和过人的毅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林至诚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决心深深影响了林家每一分子，尤其是小和乐，他遗传了父亲爱做梦的天性。　　聪明顽皮的和乐做起白日梦来也和一般孩子不一样。　　他梦想做走四方的江湖郎中，发明一种包治百病的灵药，悬壶济世。遇上狠毒的官老爷，再多的银子也不治；遇上穷苦的老百姓，就免费赠送。坂仔四面环山，遍地的药材，和乐偷偷地看了几本入门的医书，上山采了几回药，终于磨制了一种治疗外伤的白色药粉，取名“好四散”。美宫做饭时伤了手指，和乐跟前跟后地讨好二姐，极力推荐自己的新发明。可是美宫再心疼弟弟，也不能拿伤口开玩笑，一口回绝了。和乐瘪着小嘴，好几天不搭理二姐，委屈地说，他的“好四散”定是药到病除。　　梦想主义者(2)　　担水浇菜园子是男孩子的任务，他年纪小，每次只担得半桶，走起路来左右晃荡，到了菜园子，桶里的水就所剩无几。这样子人力担水实在太落后，应该发明一种机器，能从屋后的水井吸水出来，直接流入菜园子，省事又省力，和乐如是想。他仔细翻看了历年来的《通问报》，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他仍不死心，有一回在寻源书院里偶然看到一张活塞引擎的图片，他猛地意识到，抽水机有望了！以后的闲暇时间，和乐常穿着漏脚趾的破鞋子去看汽笛鸣响的小货轮，研究那引擎到底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他苦苦钻研了好几个月，画了上百幅草图，限于知识有限，做到中途就进行不下去了。他对机器的着迷却始终没有放弃，他一直梦想着做物理教员，也是为了喜爱机械的缘故。他说：“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来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机械的发明一方面。……如果等我到了50岁那一年，那时我从事文学工作的六七年计划完成之后，我忽然投入美国麻省工学院里当学生，也不足为奇。”　　令人扼腕的是，为了实现儿时的机器梦想，年近半百的林语堂居然沦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因为喜欢英文，和乐还梦想着做英文教员。有梦想终会成真，在清华，在北大，在东吴大学，林语堂是最受欢迎的英文教授。　　辩论是另一个七彩的梦。和乐打小就表现出超人一等的好口才，他觉得凡事应该有逻辑，事情总要个黑白分明，所以遇到问题常常和哥哥们辩论。哥哥们怕了他，说他是辩论大王、“论争顾客”。他由此说，长大后要开个辩论商店。辩论商店是漳州当地的说法，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行当，就像摆擂台似的，参加论战的一方，向对方挑战。辩题随意指定，像称一件白东西为黑，或者称一件黑东西为白，店主要么向人挑战，要么接受他人的挑战。和乐的口才在圣约翰发展成熟，他领导的辩论队过五关斩六将，在比赛中获得了银质奖章。　　他还梦想着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和乐私底下对父亲说：“我要写一本书，在全世界都闻名……”　　8岁时，他编写了人生的第一本书。那是本风格独特的教科书，采用的是三字经的文言格式，开篇就是：　　人自高 终必败 持战甲 靠弓矢　　而不知 他人强 他人力 千百倍　　这是根据坂仔新教堂的建筑而写的，林语堂自负地回忆：“以所用的字汇论，写的算不坏。”课文的背面配有插图，和看图识字的幼儿教本很类似。　　第二课是和乐自编的故事，写一只蜜蜂因为采蜜而招致杀身之祸。　　和乐很细心地收好不使别人看到，却被大姐瑞珠发现了，他很难为情，羞红了脸。姐妹兄弟几个争着传阅，一看到和乐就大声地念：“人自高，终必败……”和乐臊得扑进了牧师娘的怀里。　　40年后，《生活的艺术》出版，他写了一本书，在全世界都闻名了，当年看似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妄语变成了现实。林语堂说：“梦想是很真实的东西。”　　金钱观(1)　　林语堂看重钱，会赚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他的高收入也是遭人诟病的一大原因。中国文人讲求“君子固穷”，林语堂对此有一番精彩的辩解：　　向来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在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作“诗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我反对文人应穷的遗说。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以极，故其文亦算已工。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持，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懒”，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以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　　上海那时的文化出版业竞争很激烈，打着各种旗号的刊物多如过江之鲫，读者买不买账，得看有没有名作家撑场面。于是名家名品是一稿难求，普通作家是数稿难发。北方文化圈集体南迁，更使竞争白热化。　　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倦于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想安安分分地靠爬格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吃。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　　穷则思变。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机会不经意间终于来了。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越然编写的《模范英文读本》，被选入教科书，赚了不少钱。林语堂看出了端倪，教科书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当前学校对英文科的重视程度看，市场不可限量。他找到孙伏园，问能不能帮着找个书局接洽一番。孙伏园在新闻界人面很活，一口应承下来。　　无巧不成书，开明书局老板章锡琛看出周越然的读本不太符合英文习惯和语法规范，正想找一位留过洋且英文造诣高的人重新编一本。他起先找的是方光焘，可是方光焘社会事务太多，交稿日期一拖再拖。商场打的是时间战，章锡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过洋面包的林语堂毛遂自荐，又有孙伏园当中间人，章锡琛求之不得。　　开明书局尚在草创阶段，资金周转不灵，付不起一次性买断的费用，林语堂提出按15%的市场价抽版税，写书期间每月预支300银元，以后在版税里面扣。谈好合作细节，双方白纸黑字签定了和约。　　林语堂深知胜败在此一举，投入了全副的精力。他有莱比锡语言学的专业底子，又肯下苦功夫，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开明英文读本》，分为读本、文法和英文名著选读三部分。　　读本上市后，市场反应很好，一个月内加印了好几次，连带着名不见经传的开明书局也旺起来，推出的书接连大卖。　　其他书局见开明拔了头筹，也想在英文教科书市场分一瓢羹。与商务、中华三足鼎立的世界书局匆匆找来大学毕业不久的林汉达编写了一套《标准英语读本》，铺天盖地地大打广告，趁热发行了。　　世界书局的宣传攻势极大地影响了《开明英文读本》的销路。林语堂自信酒好不怕巷子深，他仔细研究了林汉达的读本，居然发现有不少和自己的书雷同或相似之处。和章锡琛商量后，他当即以开明书局的名义致书世界书局，措辞严厉地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世界书局财雄势大，压根儿没把新近崛起的开明放在眼里，对抗议置若罔闻。倒是林汉达自知理亏，几次登门未遇，就留了便条致歉。　　章锡琛是个老狐狸，知道与世界书局硬碰硬无疑是以卵击石，只能智取。他在林汉达的便条上大做文章，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为标题发表在报纸上。各大报纸相继转载，出版界哗然一片。　　世界书局怕事情一发不可收拾，重金礼聘了名噪一时的女律师郑毓秀，速战速决。郑毓秀后台很硬，号称“包打必胜”。她一纸诉讼，反而把开明书局送上了法庭，罪名是公开诽谤。法官的明显偏袒让开明书局很被动，一审下来，败诉几成定局。　　章锡琛骑虎难下，按照法庭的赔偿额，开明书局非关门大吉不可。　　林语堂在过去的6个月可是外交部的秘书长，官场上的那一套，耳濡目染多多少少也学了一两招。他趁着南京教育局编审林汉达读本的当儿，直接上书，并把两书对照的可疑之处一一列出，证据充分，情辞恳切。教育局主事人是北大旧时的教务长蒋梦麟，下令严审此案。经过专家的多方取证和讨论，表决得出林语堂指控成立。教育部发了通告，明令禁止《标准英语读本》发行。　　然而，上海地方法院在世界书局的压力下坚持原判决不变。　　林语堂把教育部批文做成大幅广告，连夜送往各大报社，抢先一步和公众见面，制造舆论压力。次日开庭前，部批文件已是街知巷闻，舆论界闹得沸沸扬扬。法院尴尬不已，硬着头皮判开明书局犯有诋毁罪，却只是象征性地缴罚30元了事。　　林语堂尝到了媒体宣传的甜头，乘胜追击，以部批文件为要，亲自撰写了标题为《〈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妄》的长篇广告软文，既宣传了自家书的好，又公布了世界书局的无耻勾当。　　金钱观(2)　　世界书局胜是胜了，可教科书被禁，经济损失不可估量，而且因为涉嫌“抄袭”、“冒妄”等敏感性话题，在道义上、舆论上都失了立场，声誉大跌，最后灰头土脸地请出教育部次长刘大白调停，单方面赔偿开明的全部损失，并答应销毁《标准英语读本》。　　这场轰动一时的版税官司，以林语堂和开明书局的全胜而告终。　　由于这场诉讼案牵涉甚广，峰回路转，再加上媒体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使得《开明英文读本》在沪上一枝独秀，销售量飙升，连商务、中华这样的书馆都自叹不如。有好事之徒称，《开明英文读本》就是靠官司的免费宣传才打开销路的。　　林语堂趁热打铁，一连推出了《开明英文文法》、《英文文学读本》（上下册）、《开明英文讲义》（三册）等系列教科书。为了更好地刺激销量，他还请著名画家丰子恺配漫画插图。他的书生动活泼，课文和文法结合得很紧，颇受中小学校青睐。　　据林太乙回忆，林语堂每年可从开明得版税6000个银元，按中国银行目前的比价，一个银元约莫等于20块人民币，也就是12万，这还不包括他办杂志、编辞典和各种类型的股份所得的收益。　　林语堂初次下海，就打了个漂亮仗，而且实惠多多。源源不断的版税让经济窘迫的他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文坛数一数二的富人作家，比起鲁迅等文化巨擘不遑多让。欣赏的人赞他是“教科书大王”，不客气的人则说他是靠教科书起家的“暴发户”。　　林语堂离开《论语》，也是因为经济纠葛。　　《论语》是一群意气相投的年轻人一时玩笑而创办的，有点玩票的性质。创刊期间，不管是主编林语堂，还是撰稿人，都抱着一个信念：杂志是大家说话的地方，能生存就不错了，谁也没有计较编辑费、稿费。　　谁知《论语》出埠随即大卖，劭洵美所辖的时代书店狠狠赚了一笔。出到第10期，林语堂找到劭洵美，直言不讳：“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活，得把报酬定下来。”　　这本无可厚非，劭洵美爽快地说：“玉堂，你知道我是不管实际工作的，你去找章克标，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定个价！”劭洵美出身官宦世家，自打娶了斗垮“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巨商盛宣怀孙女后，家底益发的殷实，阔少爷习气十足，不愿在钱财上斤斤计较。他所经营的文化出版业常年赔钱，便请了数学系出身的章克标出任总经理。　　章克标对林语堂的越级传话大为恼火，但不能拂了老板的面子，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以时价来看算不得高。　　《论语》发行量越来越大，杂七杂八的交际事务日益繁重。林语堂有中央研究院的正职，还得兼任主笔，忙得焦头烂额，人手不够用，就自作主张聘请了陶亢德和兄长林憾庐。林语堂说这是内举不避亲，但在章克标看来，却有发展私人派系之嫌，心里有了芥蒂，磨擦也多了起来。　　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林语堂自认是合情合理，章克标却暴跳如雷，气冲冲地向劭洵美抱怨：“玉堂这么搞，分明把《论语》当成了自家的菜园子，太重利轻义了，是个门槛精！”他站在书店立场分析：“要是每个编辑都这么称大，书店还怎么管理？”劭洵美不愿插手，可他毕竟是书店的老板，胳膊肘不能往外弯：“你看着办吧！”　　章克标拿这话当尚方宝剑，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林语堂最受不得闲气，想自己一手打响了《论语》的招牌，却落得里外不是人，言词上颇多不耐。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论语同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刚巧良友图书公司准备办刊物，盯上了林语堂，开出了编辑费每月500元，并提供专业办公室一间的优厚条件。林语堂忍无可忍，一气之下脱离了《论语》。　　关于这件事，现存的资料不多，仅余章克标的一家之言。但就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人以自由撰稿人居多，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版税、稿酬、编辑费，而书店盘剥的现象很突出，所以编辑和书店老板经济龌龊时有发生，鲁迅和北新书店的版税官司就是最著名的一桩。章克标以“门槛精”责骂林语堂，有些言过其实了。　　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计较，可该花的钱，一点都不吝啬。　　林家出国前一年，廖悦发的豫丰钱庄由于海外和内地来往的公司欠巨款不还，恶性倒闭。讨债者查封了廖家产业。廖翠凤的大哥吸鸦片死了，余下的二十多口人都没有工作，靠着廖悦发早年的一点积蓄，坐吃山空。林语堂的姐夫去世了，留下瑞珠和8个孩子；大哥也走了，留下孤儿寡母；二哥玉霖失业，他有7个孩子；三哥处于半失业状态，三嫂体弱多病，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有这些，都是靠语堂津贴。　　1938年，林语堂的总收入达36000美元，开支12000美元。翌年年初，他把剩余的款子买了10万银元，存入中国银行。稍后又用2300美元兑了13万银元，分七年、十年、十四年定期存款，这样三个女儿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每人本息可得10万银元。旁人很不理解，把钱存在美国银行不是更保险吗？林语堂笃定地回应：“我对中国货币有信心！”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比抗战前上涨了6万倍之多，林语堂的存款连本带息取出来，成了废纸一堆。　　金钱观(3)　　抗日战争期间，林语堂为国内难民多次慷慨解囊，还以每年720法郎的花消，收养了6个中国孤儿。　　他还雇人为老家坂仔村民修学堂，买低洼田地挖大鱼塘，买田园，并且买台湾的甘蔗种苗、柚子苗、树苗给乡民栽种。信后的署名是林小德、林旺火、林生仔、林发仔。　　林语堂教育女儿：“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别人。”　　一个人。一个文人。林语堂的两面金钱观其实很简单。　　明快打字机(1)　　追寻梦想没有失败者。　　林语堂说：“一点痴性，人人都有，或痴于一个女人，或痴于太空学，或痴于钓鱼。痴表示对一件事的专一，痴使人废寝忘食。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林语堂的痴性，在于发明中文打字机。　　商务印书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推出了中文打字机，以康熙字典检字法分类排列，机上有2500个印刷铅字的常用字盘，遇上冷僻字，得从备用的3040个字盘里找出来，再安在机器预留的空白处。打字员要学习三四个月，才能熟练地打字。　　这样的打字机太笨拙了，林语堂坚信他一定能发明人人可用、不学而能的打字机。　　20世纪30年代初，他代表中央研究院到瑞士参加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员会年会，顺道到英国和工程师研制了打字机的模型。廖翠凤带着孩子在娘家住了大半年，面上无光，满心以为丈夫会从国外带点礼物封住亲戚们的嘴，结果林语堂口袋里只剩下三毛钱和一台不完整的模型。　　1946年，林语堂五十有一。最近这几年，他顺风顺水，大走文运，书是一本接一本地畅销，又接连被美国好几所知名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哲学家”、“作家”、“才子”、“爱国者”、“世界文士”等赞誉不绝于耳。最关键的是，他已经聚集了十几万美元的家产，有了发明打字机的财力——他是现实主义的梦想家。　　年过半百的林语堂被这个念头折磨得日夜难眠，仿佛回到青春年少的激昂岁月，为了一个不可能的理想忘我地往前冲啊，冲啊。以他当时的名望，要申请某个基金会的研究经费是轻而易举的。然而他想自己来，一则，“自小一见机器便非常喜欢，似被迷惑”，二则，中文打字机的发明权不能落入外国人之手。他找出在英国制造打字机的设计图，着了魔似的，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坐在书房的大皮椅上，排字、拆字、画图，把汉字排列了再排列，键盘改了又改。　　人人可用的打字机首先要有一个人人可用的键盘。中国汉字复杂多变，想在方寸之间通过组合搭配表示出来，是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语言学家对康熙检字法作出了改良，林语堂在上海10年，陆续提出了“汉字索引制”、“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检字”等革新方案。他把所有资料汇总更新，根据方块字的特殊性，发明了崭新的“上下字形检字法”，取字左边最高笔形和右边最低笔形为原则，放弃笔顺，只看几何学的高低。他进一步想出了用窗格来显示部首末笔的办法，在电脑问世之前，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发明。　　林语堂没有受过专业的机械训练，便亲自到唐人街找人排字做模，然后请一家小型机器工厂制造打字机的零件。他还专门请了一位意大利的工程师协助解决机械难题。美国的人工之贵，难以想象，而且打字机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做得好，新问题不断冒出来，拆了做，做了拆，林语堂耗尽了所有的时间、精力，那十几万美元的存款也一声不响地化成了泡影。　　高额的费用难以为继，可打字机已经初具雏形，况且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任谁也不愿放弃。林语堂不得不向富裕的老朋友赛珍珠夫妇借钱，要求预支数万元版税。他是华尔希庄台公司最大的摇钱树，从私人关系而言，双方也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了，平时你来我往，处得和一家人一般。林语堂以为问题不大，华尔希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林语堂这才领教到美国式的人情冷暖。他向银行贷款，又向多年的挚友、古董商卢芹斋先生借了一笔钱，难产的打字机总算诞生了。　　1947年5月22日早上11点，林语堂小心翼翼地把“明快打字机”从工厂抱回了家，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架打字机高9英寸，宽14英寸，深18英寸，64个键取代了庞大的字盘，每字只需打三个键，一分钟可打50个字。　　林语堂上下摩挲着这个可爱的玩意，就像他新出生的孩子，怎么也看不够。这个孩子，花了他12万美元，半生的积蓄，外债累累，可这是他的梦，一个美丽的梦，现在实现了，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玉如，你来试试！”　　林太乙紧张得手心发汗，任意挑了几个字，就像英文打字机广告所谓的“寻到键钮就打”。“嗒”、“嗒”、“嗒”，字清楚准确地在那一头显示出来，一个，两个，真正是不用学就人人可用的中文打字机！　　“阿爸，你终于成功了！”太乙兴奋地一把抱住父亲。　　廖翠凤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又欠下许多债，她焦虑得晚晚偷着哭，恨丈夫孩子气的固执，可眼见语堂这般的高兴，她又恨不起来。　　林语堂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专利书长达8万多字，蓝图39幅，林语堂戴着老花镜，每个字都仔细斟酌。历时六年半，这项专利才被批准。　　不久之后，雷明顿公司来信说对打字机有兴趣。林语堂心花怒放，赶紧叫二女儿当帮手去示范表演。当天下着倾盆大雨，他把宝贝打字机放在木箱里，再用油纸仔细包好，一路紧紧抱在怀里。　　长方形的会客厅里坐了十几个高级职员，角落里有个小桌子，太乙把打字机放好，立在一旁。林语堂先简单说明了汉字打字机的广阔市场及其优点，然后指示女儿开始打字。　　明快打字机(2)　　会议室里安静无比，十几个美国人张大了眼睛，想看看以文才著称的林博士有怎样奇妙的发明。　　太乙拧开电钮，按了一键，打字机没有反应。她再按了一键，还是没有反应。太乙慌乱地看了父亲一眼，接连按了几个键，打字机半点动静都没有。　　林语堂几步并作一步赶到太乙身边试打，还是同样的情况。他心里翻江倒海，紧张得略微颤栗，噼里啪啦地试按不同的键。办公室里一片肃穆，只听见打字机键盘“嗒嗒”的声音，美国人开始不耐烦，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试了几分钟，林语堂毅然停下来，半鞠躬地致歉。他默默地抱起打字机，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办公室。太乙小跑着跟上父亲。外面还下着雨，汽车驶过，溅起大片的污水。太乙想帮年迈的父亲抱那不争气的笨东西，林语堂不肯，执意地往前走。太乙分明看到，父亲的腿在发抖。　　好不容易打到出租车回了家。卸下湿漉漉的油纸，林语堂点了一袋烟，吸得很凶。“怎么回事？昨天在家里还好好的！”太乙没话找话。她知道父亲的落寞和受伤。她本来想问明天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　　林语堂吸完烟，长嘘了一口气，镇定地拨电话给工厂的机械工程师。那人来了以后，用螺丝刀动了几下子，打字机就运作如常了。林语堂阴沉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翌日，记者会正常举行。林语堂骄傲地说：“这是我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纽约各大报章以显著标题刊登了林语堂发明打字机的消息。林家对外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试验了中文打字机后，致函林语堂说：“明快打字机是第一部无需记得字位或字码，甚至无需看键盘即可打字的打字机。这特色仅仅是该打字机许多明显的特色之一，但只凭这个键盘，明快打字机已经比其他所有中文打字机高明。本人诚挚向所有汉字书写的人推荐。”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则来信说：“语堂兄，日前在府上得用你的打字机打字，我非常兴奋。只要打两键便看见同类上下形的8个字在窗格出现，再选打所要打的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还有个好处是这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　　正在纽约访问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我对这部打字机的简易打法非常惊奇。这不但是中文打字机的改良，而且是极具价值的发明。”　　很多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商人、唐人街的华侨等纷纷赶到林府，拿着字片对着林太乙喊：“林小姐，林小姐，打这个！”　　鲜花、贺电纷至沓来，把个林府装点得热闹非凡。林语堂心满意足，得意洋洋。　　那位意大利籍的工程师看见“明快打字机”轰动纽约，以为有利可图，来了一封加急挂号信，说打字机是他发明的，要是林语堂不承认，就法庭上见！林语堂哭笑不得，这位工程师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还要来争夺发明权，真是荒谬！林语堂只得请律师来对付他。　　“明快打字机”虽然赞誉连连，其实只是叫好不叫座。国内战乱频仍，美国的公司没有一个肯投产。林语堂那12万美元等于是打了水漂。　　一天，语堂和太乙坐在计程车里，他把玩着一个纸型键盘，得意地说：“我这个打字机的发明，主要在利用上下形法的键盘，其他机械上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那么，你假使只把汉字照上下形检字法分类，弄个纸型键盘，像你手里拿的一样，不就可以向人推销了吗？”太乙大惊，战战兢兢地接着问，“当时有没有制造模型的必要？”　　林语堂看了太乙一眼，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轻声说：“也许不造模型也可以推销。但是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造一部打字机，使我可以真正的打字。”他顿了顿，“我当然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　　“明快打字机”成功的消息传到国内，又有人编造谣言，说林语堂大发横财。这回是胡适出面辟谣，他说：“你们不要胡说八道，林语堂为了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了。”　　4年后，林语堂把打字机的发明权连同艰难诞生的“明快打字机”卖给了默根索拉公司，仅得25000美元。他却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说，“我的发明有用了！有用了！”由于造价太高，默根索拉公司最终还是放弃了。后来，林太乙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有一次到美国旅行，想把“明快打字机”的原型找回来。几经波折，她联系到当时参与研究的一个工程师。　　“啊呀，你来迟了3个月！”工程师叫起来，遗憾地说，“那部打字机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放了19年。3个月前，我们公司从布克林区搬到长岛，我的办公室堆积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把许多东西，连你父亲发明的打字机在内，丢出去了。”　　“丢到哪里去了？”太乙急切地问到。　　“丢到垃圾站。”　　“会不会有人捡去了呢？会不会有人看中那漂亮的木箱，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