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多于喜悦的心情，于 11 月中旬回到了北京。 此刻，北京的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到处昼夜不停地喊叫，比他 20 多天前离开时闹得更凶，科学口各单位的领导人和科学家纷 纷告急。聂荣臻又不安起来。11 月 30 日，他在军委常委会上汇报说，现在一些搞“两弹”的科学家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甚至有 的被群众组织隔离软禁，使他们无法致力于研究工作，这对“两弹”的研制十分不利。他建议请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鼓 励他们努力搞科研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是肯定这些科学家的贡献的，不要再去无端地干扰科学家。会议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并 作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在大动乱的那些日子里，聂荣臻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 竭尽全力地设法保护中国的科技人员。“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永远忘不了1966 年下半年至 1967 年初，聂荣臻两次找到他，叫他派兵保护那些被打成 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还特别叮嘱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卫戍区加强了警卫。这一切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她怒不可遏地说：“他们造反， 你们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林彪也严厉地批评了傅崇碧。他们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抓专家。聂荣臻闻讯后，亲自给傅 崇碧打电话，下令“要保护这些人”。于是，这批曾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专家，被请到七机部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派了一个连 在楼下站岗，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在此担任警卫。其它一些科研机构也都加强了警戒。不久，这事被江青知 道了。她大发脾气，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后来，傅崇碧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聂老总的做法对！” 没过多久，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与核试验有关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抄走了，傅崇碧立即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斩钉截铁地说：“要千方 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与此同时，傅崇碧也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当即命令傅崇碧出动了 20 多辆汽车、摩托车和 100 多名指战员，在一 位副师长率领下，连夜追查资料。这一夜，聂荣臻每隔两个小时便给傅崇碧打一次电话询问情况。直到这批决定着中国科研事业命运的宝贵资料被全部追回后，他才放心，并亲自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66 年 12 月下旬，聂荣臻再次飞临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基地，主持中国 首次中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和氢弹原理试验。虽然试验均获成功，但这次来，两个基地的状况与两个月前可就大不一样了。基地的干部战士，目光中流露 出的是冷漠和迷惘。聂荣臻心头不禁一怔，这里也开始变了。1967 年 6 月，他第三次来到核试验基地，主持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这 次试验仍获得了成功。但他一下飞机，从欢迎人群的表情动作中，明显地感到人们已经分成了两派。他们分别排成两行欢迎聂荣臻，队伍中不时响起闹 派性的口号声。氢弹试验成功后离开基地时，聂荣臻站在飞机舷梯旁，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 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从此以后，聂荣臻就再也没有到过基地。 这段深富哲理的话语，寄托着一位老革命家的诚挚希望。 {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54_1.bmp}1967 年，这场人为的政治台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打倒老干部和知识 分子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许多科研单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2 月下旬，青海西宁发生了大规模武斗，由于当地一个国防工厂的群众组织直接卷入， 危及到工厂的安全。接着，兰州的国防工厂也相继告急。七机部两派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与国防科研协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 院的某些研究单位，也都纷纷告急。如不立即制止，国防科研和生产必然要蒙受巨大损失，更多的科技人员要遭殃，许多贵重的科研设备将遭毁坏。任 其乱下去，怎么得了！聂荣臻忧心如焚。3 月 11 日，他让人起草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签名后上报给了毛泽东、林彪、 周恩来等。报告中提出：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的各研究所，大多已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 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为此建议，由国防科委组织人员迅速对这些单位实行军管，以恢复科研工作。3 月 21 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聂荣臻在对军管人员讲话时明确指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 自身走上轨道，以便撤出军管人员。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 在 7 月15 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聂荣臻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建成 18 到20 个研究院，以开展国防科研工作。会议同意了他的建议。9 月 20 日，聂荣 臻签发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中提出，将国防科委军事接管的科研单位组成 18 个国防科技研究院，其中包括导弹、 人造卫星、核武器、飞机、舰艇、常规武器以及新材料、光学等研究院。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中央文革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聂荣臻实在是太爱科学事业了，尽管他身处逆境，不断受到造反派的批 判、炮轰，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科学技术专家们着想。然而聂荣臻的这番苦心，在林彪、江青等横行的日子里，竟被指责为“大科 研主义”，“想用科研来压革命，来保护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把一大堆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第七十三章在“二月逆流”中“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 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 年 2 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 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 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 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 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1967 年 1 月 6 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 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从 1 月 8 日到 4 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 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 样乱下去，怎么行！”早在 1966 年 9 月 1 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 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 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 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 徐向前也都同意。9 月 3 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 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 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取。10 月 5 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 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 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 1967 年 1 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 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 10 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 月 3 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 3 名学生代 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 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 年 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 28 天，叫 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 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 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 一个字。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 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 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①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 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 年 1 月 14 日，中央发出了《关 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 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 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1 月 19 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 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 40 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 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 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 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 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 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 12 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①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 3 月第 2 版，第 864 页。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 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 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 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20 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 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 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 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 部，各地纷纷告急。1 月 22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 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 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 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 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 月 24 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 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 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 3 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 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 月 28 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 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 1 月 28 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 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 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 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2 月 11 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 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 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1967 年 2 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 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 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 月 14 日和 16 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2 月 16 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 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 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 蔑为“联动”①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 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 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 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2 月 18 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 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 2 月 25 日起至 3 月 18 日，在怀仁堂参加了 7 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 命家围攻批斗了 20 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 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 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① “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② 1979 年 2 月 8 日，聂荣臻与《人民日报》记者谈“二月逆流”问题。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 年 6 月 27 日，国防科委有 9 个人贴出了大字报， 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1967 年 6 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 话。（事实是， 1935 年 12 月 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 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①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 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8 月 19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 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 站得住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 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 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4 月 7 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 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 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 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 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①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 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 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 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 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 达有意追问聂荣臻： 1948 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 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① 1968 年 7 月 5 日，聂荣臻写给军委办事组的信。① 1968 年 10 月 15 日，聂荣臻为“刘少奇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个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 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 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 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 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 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 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 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 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 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 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 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 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 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 39℃以上，住进了 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 150 多次。早在 1965 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 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 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象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1969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 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 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 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住“二月逆流”再做文章。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 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 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 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 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 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 4 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 心受到了极大摧残。1971 年 11 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 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 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1979 年 1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 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 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 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一、要不要党的领导； 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 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 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 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 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 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 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 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 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摊牌①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 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 论。① 1979 年 1 月 16 日，聂荣臻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第七十四章“杨余傅”事件与“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1967 年 12 月 5 日至 1968 年 1 月 29 日，聂荣臻因心脏病在医院住了 54 天。3 月 8日在西山住处，心脏病又一次严重发作，持续了 60 多个小时，不 得不绝对卧床治疗。聂荣臻卧病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了一起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3 月 22 日，他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 员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二是宣布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宣布这两个命令以前，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已经被拘留监禁。军队中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几位军委副主席却被蒙在鼓里，事前毫无 所知。3 月 24 日晚，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说：“杨、余、傅”有个人野心，互相勾结，阴谋篡权，为“二月逆流”翻案， 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言外之意，是指杨成武在搞晋察冀的山 头主义。康生在讲话中更露骨地说，“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聂荣臻。聂荣臻因心脏病身体刚恢复，在医生的劝阻下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大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散步来到聂荣臻的住处，把前一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随后，叶剑英激动地说：“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 事前不知道，而且在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耍了花招。富春、先念、陈老总、向前等，我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 一律坐在台下。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他们的用意不是十分明显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我们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暗 示群众，台下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下一步要揪什么黑后台，我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罗。”叶剑英停了停，反而 轻松地笑着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欲加之罪，难道还少吗！”聂荣臻仔细听着叶剑英叙述的经过，陷入了沉思。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历史上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最后，他也坦然他说：“揪就揪吧， 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林彪、江青一手制造的“杨、余、傅事件”，目的显而易见。他们给“杨、 余、傅”定的罪状是：1.杨成武同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篡夺空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2.杨成武曾 3 次下令让傅崇碧冲钓鱼台 到中央文革去抓人；3.余立金是叛徒。仅凭这三大罪状，足以把这三个人打倒。林彪、江青一伙就是要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的老干部，清除他们 篡党篡军的障碍，把军队的大权全部转移到他们的亲信手里。果然没过多久，社会上便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矛头直接指向李富春、 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人。从 4 月 1 日起，给聂荣臻的许多重要文电停发了。聂荣臻知道后，坦然地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爱 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社会上揪“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在极度压抑的心情中渡过了两个星期的聂荣臻，于 4 月 7 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 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三天之后，周恩来让秘书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荣臻同志， 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4 月 6 日和 16 日，聂荣臻先是在电话上，随后又到林彪家里，当面质问 叶群、林彪：“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黑后台是谁？”答复是含糊其词的。叶群说：黑后台“并没有点名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林 彪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臻听后感到十分可笑，难道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杨、余、傅事件”平反后，傅崇碧有一次来看望聂荣 臻，他对聂荣臻说：早在 3 月 22 日，他就被非法拘押了，当他扒着铁窗，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写着：“打倒杨余傅！”心里还在纳闷，“杨余傅” 是个什么人呢？聂荣臻听了哈哈大笑。这些都充分说明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是莫 须有的无稽之谈。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讲话中，把“华北山头主义”作为打 倒“杨、余、傅”的主要罪状。于是，北京军区成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发源地，先后三次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持续时间长达 7 年之久。1968 年 4 月 4 日至 14日，在林彪的指令下，中共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第十二次全 委扩大会。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参加了大会。他们强令会议“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 透”。4 月 9 日，政治局接见华北某军、师以上干部时，黄永胜说：“反对刘某某，也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林彪、江青则异口同声说，这样做“很危险”。为“华北山头”罗织了新的罪状。北京军区被改组。司令员郑 维山首当其冲遭到批斗，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仅军区司令部被点名 批判的人就达119 人之多。从参谋长到保密员，多在点名批判之列。二级部 长被点名的占在职人数的 60％以上。至此，北京军区党委、机关和部队被分裂成为“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迫害的两大阵营，株连了大 批干部，造成人人自危、谈“山”色变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军内的团结，破坏了部队的建设。1971 年 1 月 3 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 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她在讲话中还诬蔑聂荣臻“从 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了反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 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因此，他们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多次开展了“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 动。这样就把“山头”的性质升格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窝子”，形成了反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第三次高潮。林彪、江青一伙，为什么如此起劲地反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三番 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浪潮？说到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位置重要。他们要实现篡党篡军的阴谋，就必须把过去曾在晋察冀、华北军区工作 过的老干部打倒；把当时北京军区一些坚持党的原则的领导打倒；清除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障碍，以便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免除后顾之忧。然而 事实上，聂荣臻自从 1954 年免去北京军区（当时称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但在北京军区掀起的反“华北山头主义”运动中，林彪、江青等人还是或明或暗地对着聂荣臻大加指责。原则性很强的聂荣臻最终还是被扣上了“华北 山头主义”的帽子。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73 年 12 月，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说：“杨、余、傅事件” 弄错了，这是林彪槁的。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三人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了工作。1979 年 3 月，中共中央为此发出文件，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公开平反。12 月 6 日，中央又根据 1979 年 7 月 13 日郑维山请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报告，专门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澄清了多年来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这一冤案，为郑维山及其他遭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第七十五章在邯郸的日子1969 年 2 月 5 日至 10 月 15 日，聂荣臻遵照毛泽东指示，来到北京市化 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聂荣臻当时已 70高龄。他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 难，与厂里的领导人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促膝谈心。这年 8 月，他向中央汇报了在市化工三厂蹲点学习的情况：“我将当一名小学生，继续向工 人同志学习，以不辜负毛主席的教育和关怀。”到工厂蹲点后没多久，陈毅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两点指示：第一， 要求（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对开展“斗、批、改”提出建议；第二，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座谈国际 形势，为中央提供咨询意见。周恩来确定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阳春 3 月，在中南海紫光阁古朴整洁的会议厅里，四位老帅举行了第一 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座谈会每周召开一至两次，直到 10 月 18 日战备疏散时结束。在 7 个多月的时间里，聂荣臻能经常与其他几位老帅见面，坐在一起 讨论，畅谈国际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这使他心情很舒畅。四位老帅认真地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中 肯建议。他们将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 4 份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几位老帅在谈到苏联挑起边境冲突时，聂荣臻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 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哪！”①叶剑英、徐向前点头同意，说：“苏联如果在中国大搞，至少要 300 万兵力，这谈何容易。”几位老帅 一方面认为苏联军队不可能大举入侵；另一方面认为美苏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争取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将成为它们矛盾斗争的焦点，中东局势将对世 界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予以高度重视。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缓和中美关系，尽快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外交的新格局。这些精辟的观点被 中央采纳，成为中央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以后国际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战略观点是正确的。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中美关系史上 20 多年的紧张状态开始缓和。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访问中国，达成了《中美上海公报》，双方共同谋求关系正常化。1969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在这之前 3 天，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一道“紧急指示”。18 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正式下达了“紧急指示”。 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号令一下达，全军立即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实际上，这是林彪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进行的一次预演。在京的老革命家也都被告 知限期离开北京，安排到外地。当时，聂荣臻被通知到郑州，经过再三考虑，他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 还是到河北省好些。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说实在的，聂荣臻早就想重返晋察冀老区，到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看 看那些曾用五谷杂粮养育了子弟兵的乡亲们，但终因工作太忙和病魔缠身，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反映了意见后，聂荣臻被安排到邯郸。聂荣臻乘火车来到了邯郸。这是“第一个号令”宣布后的第四天。在此① 1969 年 3 月 16 日，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座谈国际形势的记录稿。之前，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被“下放”到吉林省草原上靠近边境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劳动。女婿丁衡高在陕西偏远山沟里的一个科研单位工作。 唯一的女儿也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 6 岁的外孙女聂菲跟着聂荣臻来到邯郸。{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78_1.bmp}这次战备疏散，老革命家们基本上部分散在京广线一带。陈毅到了石家 庄，徐向前到了开封，刘伯承到了武汉，叶剑英到了长沙，朱德和李富春到了广州从化。那时规定，这些人未经批准，不能回北京。聂荣臻到邯郸，没 有带秘书。因为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聂荣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大量“精减”，仅有的一名秘书留在北京值班，不能陪着他去邯郸。邯郸军分 区的领导人从机关挑选了一名干事给聂荣臻当秘书，并且向这位干事交侍了三条：（一）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二）安全上绝对保证；（三）不能介 绍部队情况。有人特意透露给这位即将上任的秘书：聂荣臻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朱德、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都是“九大”中老右的代表。这位临时借用的秘书，被引见给聂荣臻。聂荣臻慢悠悠地问：“你来给 我帮忙啦？”秘书很紧张，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尽管室内温度不高，但还是紧张得直冒汗。由于领导交待任务时很仓促，他是稀里糊涂地走马上 任的，甚至没有听清是叶帅还是聂帅。在以后的朝夕相处中，这位秘书发现聂荣臻是一个言语不多、平易近人的老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工作人员很 和气。聂荣臻的这次邯郸之行，确实做了打仗的准备。行装十分简单，只带了 三、四个战争年代用的马搭子，准备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聂荣臻很关心邯郸驻军的战备情况，而工作人员却迫于当时的政治压 力，难于启齿。就连当地部队调防这样的大事，也对这位军委副主席保密。因为是战备嘛，聂荣臻关心邯郸民兵的情况。军分区政委是聂荣臻的老部下， 他和秘书分别向聂荣臻介绍了民兵工作。聂荣臻反复考虑着打起仗来民兵如何组织，如何调动，然后对军分区政委说：“被服、武器装备等要疏散到各 地，不要集中在大城市，打起仗来就地发军装，就地参加战斗。”聂荣臻曾将这些战争年代的老经验整理成文，一式几份送到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公检 法、地区革命委员会。尽管泥牛入海，聂荣臻并没有因为人家反应冷淡，而放弃对民兵工作的研究，他要尽一个老兵的责任。在聂荣臻的卧室里，有一幅巨型地图。那位由于事改任的秘书，很会动 脑子。他把邯郸地区 25 个民兵点，都插上小红旗，标上有多少人口。70 岁的聂荣臻眼睛虽然有些花，但他经常站在异常醒目的插满红旗的大地图前， 思考着民兵的战备工作。在平常的闲谈中，聂荣臻常跟秘书谈起到南京、济南参观民兵大比武时的情况。当聊起邯郸民兵能够徒手攀登高大障碍物时， 聂荣臻兴奋他说：“民兵搞好了，力量很大哩。”聂荣臻在邯郸的居住情况，与那些被疏散出北京的其他人相比，还算是 好的。邯郸有不少干部是聂荣臻的老部下，对他自然较为客气。聂荣臻被安排在邯郸行署宾馆的二楼。房间里，红色的地毯由于天长日久而变成紫黑色， 看得出是临时从哪里挪来的。12 月的邯郸已经很冷了，而屋里却没有暖气。工作人员想方设法，从烧开水的锅炉上接了一根管子铺到聂荣臻的屋里，这 样才算勉强有点暖意。工作人员把准备打仗露营时用的鸭绒被子找了出来给聂荣臻用，这才勉强解决了寒冷中睡觉的问题，面对这一切，聂荣臻一声不 吭。聂荣臻住在邯郸，除了军分区领导人时常来问候外，那里几乎是个被遗 忘的角落。1969 年的春节，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送来了一个小纸箱，里面装 着 10多斤花生。于是，在聂荣臻每天吃的米饭里，多了几粒红红的花生豆。 平时，聂荣臻吃饭很简单，宾馆供应什么就吃什么，从来不提特殊要求。主食经常搭配一些玉米、小米等粗粮。尽管生活条件是简陋的，但聂荣臻仍 感到满足。他说，这比起战争年代来要好得多了。然而，最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聂荣臻一到邯郸，就主动要求出去看看，叫秘书 帮助联系到工厂、农村搞些社会调查。经过多次磋商，有关部门终于拨给聂荣臻一辆快要报废的旧吉姆车。于是，他每隔半个月，跑一个工厂。在那段 时间里，他先后去了邯郸制氧厂、钢厂、锅炉厂、化工厂等 10 家工厂和 5 处农村。聂荣臻曾去过峰峰煤矿。这是刘少奇当年开展白区工作时呆过的地方， 位于邯郸西南 45 公里处。当时工作人员考虑到路太远，天太冷，车又不太好，提议为了安全就别去了。可聂荣臻坚持要去。在峰峰煤矿，他不仅看了采煤 坑道口，还看望了当年他的警卫员。中午，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平房里休息时，矿区领导人劝他，这里久未住人，又脏又破，不要呆在这里。聂荣臻听 后笑着说道：“这里挺好。”离邯郸 30 公里外的何横城大队，是科学种田的先进单位，地少人多。他 们经过试验，摸索出了“套种间作”的耕作法，两年种了 7 茬庄稼。毛泽东曾来过这个大队视察。聂荣臻多次到何横城大队，了解科学种田的情况，并 总结了何横城大队“套种间作”的经验，写成文字材料，建议河北省委推广。在何横城大队，聂荣臻还参观了养鸡场、豆腐坊等。他还特意让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在北京买了 200 只优种雏鸡，送给何横城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