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和有识之士对这一系列的事态发展，无不愤慨和忧虑。周恩来、聂荣臻到达武汉后，即在湖北省委军委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共中 央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下有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人，后又增加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总共不到 10 个人。这个部负责组织联络各处来 中央的军事干部，继续向各军和各部门派遣。在周恩来领导下，聂荣臻具体分管派遣工作。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向各军和各有关部门派遣了不少共 产党员，其中包括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朱德从莫斯科回国以后，中共中央派他到杨森部队开展工作。杨森公开 反共以后，朱德到了武汉。1 月，朱德被分配到江西朱培德的第三军。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朱德被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着手筹办这个团。4 月，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刘伯承在四川组织领导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转武汉，先暂留武汉，后来参加南昌起义，担 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陈毅也是在杨森反共以后转到武汉的，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党委书记。邓小平是被冯玉祥“礼送”离开西北军来到武汉 的，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在蒋介石的反共压力下，群英聚于武汉，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陈 独秀仍在贯彻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对蒋介石委曲求全。党内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反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主张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举动。7 月 12 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 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7 月 15 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 大革命失败了！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断然作出了南昌起义的决定。第五章在南昌起义中1927 年 7 月上旬，为“东征讨蒋”，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的部队已陆续 向长江下游移动，分驻江西九江及其附近地区。这些部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这个方面军辖有第四军、第十 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叶挺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军二十五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贺龙任暂 编第二十军军长。还有一些其他部队。在这一地区集结的共产党可以控制的 武装力量约 2万人左右。7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作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初步决定。周恩 来回军事部后连夜召集聂荣臻等人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 织一支 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 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起义的大体设想已经有了，但具体行 动还有待进一步确定。周恩来指定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组成临时性组织——前敌军委，聂荣 臻为书记①，先到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人传达中央决定，叫他们做好起义准备，等待中央命令。组织武装起义正是聂荣臻的迫切愿望。他与贺昌、颜昌颐于第二天即乘 轮船急忙赶到九江。他们要通知的第一个人是叶挺，所以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当时，因形势紧张，中央不少负责人已先后转移到九江。7 月 20 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人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会议。会上，李立三等人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聂荣臻坚持做好起义 的准备工作，等待中央的命令。与会者最后还是同意先向中央报告，待中央 批准后再行动。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调动第三、第六、第九军等部对这一地区做出包围 态势。中共中央原定要争取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关键时刻投向了汪精卫。他勒令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人须退出军 队或脱离共产党。局势万分紧迫，再不起义，就要断送这部分革命武装了。于是，李立三等人于九江会议后不久，即向中央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 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①并把这个意见 向中央作了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立即决定组织南昌起义。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随即夜以继日，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传达中央的指示，同连以 上干部党员都谈了话。一些部队按中央部署陆续向南昌集结。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 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第十二师和 第二十五师。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国际代表决定南昌起义的部署是：在南昌武装起 义成功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举行北伐。7 月 26 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向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 荣臻等人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会后周恩来交代聂荣臻：到马回岭把第四军的① 聂荣臻“七大”代表登记表，原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① 李立三 1927 年 10 月给中央的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他们约定信号：起义举行了，就从南昌放 一列火车开到马回岭。马回岭是九江到南昌间的一个火车站。聂荣臻立即到马回岭第二十五师，紧张地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南昌起义的枪声是 8 月 1 日凌晨 2 时打响的，到凌晨 6 时，肃清了城内抵抗的全部守军 3000 人。起义成功了！一列火车来到了马回岭。 聂荣臻所担负的动员第二十五师起义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 3 个团。 第七十三团的前身即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是共产党员。第七十四团团长是张发奎的人。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当时任第七 十五团中共支部书记，实际上掌握着这个团的领导权。根据这种局面，聂荣臻判断，是无法一下子把第二十五师整个师拉走的。聂荣臻首先拉第七十三团。他与周士第商定，先把辎重装火车运走，部 队接着向德安集中。他随后到第七十五团。第七十五团与师部驻扎在一起，行动不便。他和孙一中确定，以野外演习的名义，只拿武器弹药，把该团 3 个营的部队拉出来，在第七十三团后面跟进。至于第七十四团，只带出一个侦察连，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8 月 1 日，聂荣臻率领起义队伍由九江经德安向南昌开进。行至德安一 座铁路桥旁，张发奎带着卫队营乘火车从后面赶来，火车停下，队伍也停下了。双方形成僵持局面。聂荣臻当机立断，叫张发奎往回开车，但他不肯。 聂荣臻命令身边的一个排长：“你让他往回开车，他不开车就朝天鸣枪。”这个排长喊了几声，火车还是不开，聂荣臻就喊了一声：“放！”一阵排枪， 把张发奎吓坏了，他急忙跳下车，丢下卫队就跑了。张发奎回去后，派了个参谋，捎来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聂荣臻叫那个参谋带回了望远 镜，还把全副武装的卫队也交还给张发奎。因为当时还想争取张发奎，所以不能不留有余地。德安至南昌的火车不通，聂荣臻率领起义部队连夜行军，赶向南昌。紧 急、炎热、干渴，但部队情绪很高，精力旺盛。8 月 2 日拂晓时，聂荣臻看到了飘扬在南昌城头上的鲜艳红旗。聂荣臻到起义军指挥部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很高兴，说：“设想 到把二十五师大部分拉出来了。”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 3000 人，汇入南昌起义的队伍，编为 起义军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8 月 2 日，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 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仍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仍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 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他熟悉叶挺，很高兴与叶挺一起领导十一军的工作。按照既定部署，起义军没有休息整顿，于 8 月 3 日起，匆忙地从南昌启 程南下了。起义军踏上南征道路后，困难和挫折接踵而来。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部 第十师，4 日到达进贤时脱离起义队伍，转向浙江，拉走占全军四分之一的兵力。八月的江西，暑热蒸人，山路崎岖，行军异常困难，只得丢弃重型武 器装备，途中生病、离队所造成的减员十分严重。对这些，聂荣臻后来认为，主要是没有在南昌整顿部队造成的。起义军沿途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会昌，于 9 月 5 日到达长汀。 沿途经激烈战斗，击溃了钱大钧、黄绍竑部，虽歼灭数千敌人，自己也伤亡不少。聂荣臻在 1957 年写的纪念文章中说：“老实说，我们那时候还不会打 仗。遇到敌情，不论在战术上战役上都没有周详的歼灭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计划，因此，常常没有消灭敌人，而只是把敌人打垮，自己也有许多伤亡。”① 起义军在长汀稍事休息，数百名伤病员被送迸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得到了治疗。然后，起义军出上杭，沿汀江进入广东境内。19 日占领三河坝后实 行分兵，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以监视在梅县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侧背；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下潮汕。聂荣臻后来说， 三河坝分兵使主力拆开，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是一个失策。23 日，起义军进入潮安。24 日晨，占领汕头。这时，敌人的重兵正向潮汕附近集结。陈济棠率粤军主力 3 个师从广州 向粤东推进，汇合王俊的警备旅，占领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的有利阵地；黄绍竑率第七军两个师在粤北渡过韩江上游，窥伺潮汕；钱大钧部 牵制着三河坝第二十五师。起义军于 26 日向北迎击粤军，进军揭阳。由于分 兵3000 人留守三河坝，又分兵 1000 人守潮州（第二十军三师），起义军仅 能集中 6000人，只及当面敌军的三分之一，而情报又发生错误，以为敌人只 有 1000 人。28 日，起义军向揭阳北部山湖地区攻击前进，首先击破王俊的 警备旅。在汤坑周围所发生的战斗，是起义军数次战斗中最惨烈的一次，最激烈 的战场在汾水镇。此镇北面二三百米处的高地是争夺的制高点，薛岳所部新编第二师控制着制高点及制高点背后的一片高地；东面，村头外是个不足百 米高的山头，贺龙、叶挺和聂荣臻就站在这个山头上指挥战斗。因为汤坑是个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历史上一般都称这次战斗为汤坑战斗。聂荣臻对这次 恶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汤坑战斗时说：唉！就是正面与敌人打，不晓得侧面包围起来，双方隔着一个山的很小 的角角，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打过去，你不退，我也不退，就在那里对峙着，打了一天，后来，派了一个营，想侧翼迂回，没有成功，到了 黄昏就撤，两边都撤了，他们撤了，我们也撤了。那一仗我们伤亡很大。汤坑战斗起义军歼敌 3000 多人，自己也伤亡 2000 多人。1927 年 9 月 30 日凌晨，起义军向潮州撤退，贺龙率第二十军在前，第 十一军殿后。中途，叶挺、聂荣臻碰到贺龙的副官，得知潮州失守、汕头也难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原来，就在他们从汾水后撤时，潮州背后响起了枪声。黄绍竑所部 9000 人进袭潮州。潮州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教导团只有 1000 人，其中包括将近三分之一的伤员，此外还有第六团一个营。当日黄昏，潮州失守。部队究竟向何处去？叶挺说：去海陆丰不是办法，第二十五师被隔在三 河坝失掉联系，如果去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不行。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可以找到二十五 师，带上他们一块走。对于叶挺的意见，作为党代表的聂荣臻，煞费踌躇。去福建自然别具慧 眼，情况诚如叶挺所说，而且叶挺跟随孙中山当营长时曾到过福建，对那里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405 页。的情形有所了解，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若挥师北向，就与西去海 陆丰的队伍分开了，最主要的是没有接到命令。作为军的党代表，在一种强烈的组织纪律观念支配下，聂荣臻说：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 走，不就成了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 敌委员会再说。于是，他们掉头过江，经揭阳，于 10 月 3 日中午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贺 龙的二十军先到流沙，已向海陆丰前进。周恩来率起义军领导机关部分成员，于 10 月 3 日从汕头退到流沙，等待 二十军和十一军的领导人，准备召开紧急会议。这是一次决策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 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人。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经验教训，贯彻已经商定的决策，并在军事上作了具体部 署。周恩来身染疟疾，发高烧，脸色铁青。他首先检讨了打败仗的原因，决 定了善后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准备在那里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这次会议的精神，在汕头时就大体上决定了。9 月 26 日，起义军领导人 在汕头开会，张太雷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商定：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搞土地革命，武装人员撤至海陆丰，与当地 农民武装汇合，非武装人员转往香港或上海。在流沙会议上，周恩来讲完话以后，叶挺发言。他说：“到了今天，只 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他所谓“当流寇”，是打游击的意思。聂荣臻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讲的善后办法。会议开到午后 2 时左右，镇外山头上出现敌人，会议匆匆结束。能够集 中的起义军余部，按预定计划离开流沙向海陆丰转移。下午 4 时左右，部队行至流沙西南 5 里的莲花山，被敌陈济棠部十一师 拦腰切断冲散，失去了控制。天色转暗，聂荣臻和叶挺还在最后的阵地上，看着在夜色中四处流散的 队伍，心情十分沉重。周恩来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在担架上还喊着：“冲啊！冲啊！”聂荣 臻深情地望着这位老战友、老领导，不断地劝慰：“你发着高烧，需要安静 和休息。”周恩来身边只有聂荣臻、叶挺和几个警卫人员。他们撤到一个村子，商 量了一下，遣散了警卫人员，在夜色里走向陌生的旷野。一路上，语言不通，地理不熟，行动起来倍感困难。就在他们茫然四顾 时，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聂荣臻对杨石魂说：“你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我们。你一定要掩护我们到香港。”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陆丰甲 子镇，准备从甲子港出海去香港。不巧，台风大作，波浪滔天，无法出海，只好住下。甲子镇周围敌情严重，他们只有一支手枪自卫，为了安全，第二 天转移至金厢镇，住在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家里。黄秀文家只有一张床，给周恩来睡，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睡在地上。一连数日风雨大作。奔波、疲劳、 焦虑，使周恩来疾病进一步加重。于是聂荣臻等人护送周恩来到靠海边的碧流村，请一位可靠的中医治疗。治疗期间住的是靠海边半山坡上一间孤零零 的房子，人们传说，那是个闹神闹鬼的地方，平时没人到那里去。治疗四五天，病势好转，杨石魂陪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返回金厢镇，在渚村上了小 船，于黎明前启帆出海，向香港飘去。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 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其他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 甚至也坐不稳。他们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失败了。在潮汕地区的起义军余部 1200 多人，由董朗、颜昌颐 率领于10 月 7 日到达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改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加强了由彭湃创立和领导的海陆丰 红色政权。第二十五师与钱大钧部激战 3 昼夜，由三河坝转饶平，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于次年初发动了湘南起义，随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 收起义队伍会师。贺龙、林伯渠、刘伯承、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郭沫若等人于 10 月陆续安全转移到各地。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首先，南下广东的 战略方针就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 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 根据地当然，这只是现在的设想。实际上当时我们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①。到了香港以后，聂荣臻于 1927 年11 月 4 日曾致函中共中央军事部，对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的去向问题，提 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建议。至今这封信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钧甫兄：②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夏被十八 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③下令返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枪支在一千以下，机 枪两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虽然派赵自选④去，恐亦未曾赶及现由玉阶⑤负总责指挥我恐士第走 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 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聂荣臻已经有了革命武装斗争应该与农民运动相 结合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①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 3 月第 2 版，第 76 页。② 中央军事部的代号。③ 士第，即周土第（1900—1979），当时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④ 赵自选（1901—1929），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⑤ 玉阶，即朱德的字。第六章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到了香港，杨石魂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把周恩来安置到九龙油麻 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治病。一天，叶挺和聂荣臻化装成老百姓，到省委机关接头。省委机关的人见他们衣衫褴褛，不晓得是什么人，而他们又忘记向杨 石魂问接头的暗号。接头不成，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便去买衣服等物品。聂荣臻身上分文不名，叶挺带了很多百元一张的港币。两人穿着破烂而 手持大票，店伙计不信，说是假票，叶挺一听便生气，把一张百元大票扯了，又拿出一张。聂荣臻怕引起怀疑，拉着叶挺走开，说道：“老总啊，你这个 态度不好，人家一看你这样大方， 100 块钱随便扯了，是会引起怀疑的。”他们又换了个店铺买了衣服。不久与省委接上了头。过了半个月，中央通知 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 月初，聂、叶送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埠乘船赴沪。聂荣臻随即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负责省委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成员 还有黄锦辉、杨剑英。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对于广州起义，在省委讨论时，聂荣臻持不同意见。他说：“总的说， 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他不同意搞这次起义，一再表明自己的观点。聂荣臻的意见是正确的。“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 事变，革命力量遭到摧残。在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大部被迫回到香港，主要工会多数变成了黄色工会，共产党能领导的仅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人力 车工会等少数几个，广州附近仅有少数农民赤卫队。主要力量是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敌人则相当强大：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 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粤、桂两派军阀虽然正在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厮杀，但一旦起义，他们就会掉过头来，联合对付起义军。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起义不可能成功。但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改变。省委和省军委的成员陆续到广州集中。 对于起义的具体部署，也存在着严重分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懂军事，完全依靠第三国际顾问诺伊曼。诺伊曼是德国人，作为国际代表来指导这次起义。他也不懂军事，提出广州起 义应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聂荣臻等人一再和诺伊曼争论，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不 能照搬。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主张白天搞，聂荣臻等人建议夜间搞突然袭击。对这个正确的意见，诺伊曼听不进去。领导这次起义的一些省委领导 人，勇敢、热情，但缺乏军事知识，诺伊曼等人说了算。因此，在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方面，一开始就有许多错误。起义的日期决定在 12 月 12 日。聂荣臻的主要任务是同各方面进行联络， 了解情况，筹划军火。他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间房子，由杨剑英留守，作为军委的联络点。起义前夕，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起义用的手 榴弹是在乡下制造的，分散运往城里，储存在大北街一家米店。运送中被敌人岗哨发觉，米店跟着暴露。这使敌人警觉起来。张发奎急令黄琪翔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调 另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12 月 10 日，张发奎宣布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的枪械。 面对这种情况，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 12 月 11 日凌晨。因为时间仓促，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匆忙从香港赶到广州，没有参加 讨论。12 月 11 日凌晨，教导团首先行动。他们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又与工人赤卫队联合，分路向重要据点进攻。至当日中午，广州 市珠江以北的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全部被起义军占领，未占领的仅剩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公馆和检察院。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在起义的两天中，聂荣臻一 直在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原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也经常在这里。枪声稀疏，夜晚来临。聂荣臻和叶挺在指挥部的小楼上商量次日的战斗 部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必须迅速确定。他们商讨过后，催促起义领导人立即开会。当天子夜时，起义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形势，讨论下一 步行动。叶挺分析说：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 去。聂荣臻发言，完全同意叶挺的意见。但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还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把叶挺的正确主张 顶了回去。叶挺在两次起义中都独具慧眼。聂荣臻很钦佩叶挺军事上的真知灼见。他也认为，眼下，起义军只有转到农村地区才能保存实力，避免重大 牺牲。张太雷等人还是听诺伊曼的意见，下令固守阵地，向尚未攻占的据点进攻，并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这个决定，为广州起义，连同 张太雷本身，都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凌晨两点，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执意要肃清几处敌军占据的地方。 这一天，情况诚如叶、聂所预料的那样迅速恶化：一早，在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进，起义军虽然奋勇反击，但终因实力过于悬殊，只好步步退却。11 日中午，聂荣臻听到观音山方向枪声大作，出门一看，见有许多敌人 占领了观音山，正居高临下，向指挥部方向袭来。守卫观音山的是特务团的1 个营和部分工人赤卫队，他们正边退边抵抗，形势危急。聂荣臻深知保卫 指挥部的重要性，于是动员在指挥部的所有人员，用米袋构筑掩体，进行抵抗。尽管此时起义军的大部分成员从起义开始后，一直没有吃饭，而工事却 是用大米袋构筑的，可见起义计划不周的程度。凭借掩体，聂荣臻与一位黄埔军校的朝鲜籍学生守着一挺机枪，拼命向敌人射击。那位朝鲜学生是个机 枪射手，打得很英勇。所有在场的起义军也都奋勇射击，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渐渐不支，抱头向观音山退却。不大工夫，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一部赶 到，发起反击，重又夺回了观音山这个市区的制高点。聂荣臻这才松了一口 气。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12 日中午，起义军领导机关竟在西瓜园召开宣布 苏维埃成立的大会，到会的人数寥寥。张太雷主持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他返回总部不久，听说敌人向指挥部扑来，率部分起义军赴北大门增援， 途中被敌人的冷枪打成重伤后不幸牺牲。他的牺牲，使整个起义失去了领导 核心。12 日黄昏，聂荣臻和叶挺登上财政厅大楼，从这里可以俯瞰广州城。他 们纵目瞭望，珠江被夕阳斜晖染得血一样红，空中的淡淡硝烟映着残照。他们的目光落到了广州城制高点观音山上。那是至关重要的阵地，它控制着大 半个广州。观音山自清晨就开始了反复的争夺战。敌人拼命进攻，黄昏前重又夺取了观音山。现在，敌人正从山上向山下运动，眼看着阵地要全部丢失。 聂荣臻问：“怎么办？”叶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敌人，没有吭声。显然，诺伊曼严重地挫伤了他。倘若按他昨夜提出的意见部署，不可能出现 眼下这种局面。沉默之后，聂荣臻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 起义军就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我们去公安局处置一下这个问题。”叶挺没有表示反对。从这次分手以后，聂荣臻就再也没有能见到这位老 战友。1946 年 4 月 8 日，叶挺在黑茶山遇难，结束了他既坎坷又英烈的一生。 噩耗传来，聂荣臻悲痛万分。4 月 17日的《晋察冀日报》报道：在张家口公 祭“四·八”烈士的大会上，聂荣臻对战友之死，悲痛之极，当他以低哑的嗓音对着大家讲话时，泪水不可抑制地向下掉。这正是他在悼叶挺将军的一 副哀挽中所说的，“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这里所说的哀挽是一副长联，情深意切，感人至深。聂荣臻在长联中高度评价了叶挺英雄的 一生和他们之间的感情。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 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 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聂荣臻回到总指挥部，迎头遇到恽代英、陈郁。聂荣臻对他们说：“形 势不对啊！我们要撤退。你们先走。我来下命令撤退！”聂荣臻勇敢地担起组织撤退的重任。他和黄锦辉研究确定，黄锦辉懂广 东话，去通知工人赤卫队，他去通知教导团，向花县方向撤退。叶剑英领导教导团，聂荣臻没能找到叶，找到了团长李云鹏。他对李云 鹏说：“形势不好，马上集合，撤退！”教导团训练有素，在黄昏后便撤离 广州， 1200人按建制向花县移动。他们与跟着退到花县的零星人员编成 1 个师开往海陆丰。可是，要使工人赤卫队撤出战斗就不那么容易了。工人赤卫队分散在各 区作战，难以通知，更难集结。他们没有教导团那种军事素质，在与敌人巷战中，受到很大损失。到 13 日还在响着他们抵抗的枪声。为了掩护撤退，总指挥部一直坚持到最后才转移。守卫总指挥部的卫队 是有功绩的。这个卫队是崔庸健（后来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长）领导的，一部分是黄埔军校的朝鲜学员，一部分是中山大学的朝鲜学生。他 们仍用米袋子做成工事，在里面架起机枪。前面是一条横街，过街是民房，敌人很容易接近。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冲锋。在最紧张的时刻，聂 荣臻钻进工事，和朝鲜同志一起战斗，吸引了敌人，掩护了起义军主力撤退。中国人民革命的旗帜上，染上了朝鲜同志的鲜血。广州起义失败了！ 聂荣臻没有走。他隐蔽在自己的住所里。广州城血雨腥风，敌人哨卡林立，遇到操外地口音的人稍不顺眼就杀掉。被屠杀的起义志士、群众达 5700 多人。 聂荣臻机警而遇事不慌。他的四川口音很重，一张口就会暴露。12 日夜间，他回住所时，曾被搜身，就是不讲话。商团将他随身带的钢笔等物都抢 走了。他回到租用的房屋外边，也不敢叫门，因为半夜叫门会引起怀疑，就在门外直等到天亮才上楼。3 天后，看看情况松了一点，他才搭船赴香港。 到香港以后，聂荣臻仍在广东省军委工作，收容并妥善安置了一批来港同志，组织东江的游击战争和派人到张发奎部队做兵运工作，指导两广各地的军事斗争和训练干部。12 月下旬，省委叫聂荣臻去韶关地区通知朱德：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不 要向广州靠拢。此时，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几经辗转，驻在韶关，原定是要参加广州起义的。聂荣臻赶到韶关时，朱德已率部转移。他 在后面追了几个小时，没有赶上。后来，聂荣臻回到香港，向省委做了汇报。 中共广东省委1928 年 1 月中旬在香港召开会议，对广州起义进行了全面 检讨。会议由中央代表李立三主持。他指责省委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错误，决定处分大批干部。聂荣臻和大多数参加领导广州起义的干部对此都极为反感。3 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到香港，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了 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的错误做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了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的革命精神，指出 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对有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 定无效。周恩来对广州起义正确的善后处理，解决了广东省委内部的争论。起义失败后，叶剑英也到了香港，对于如何发挥教导团这支力量的作用 问题，聂荣臻与叶剑英曾进行过商讨，都认为这 1200 多人全部训练有素，不应这里敲一下、那里敲一下，把他们当士兵用，应该把教导团这支力量向朱 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部队靠拢，支援井冈山的斗争。他们提出了建议，但是李立三和一些省委委员不同意。教导团在东江和海陆丰的斗争中遭到很大 的牺牲。后来，聂荣臻到中央苏区，见到毛泽东，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谈起这支部队，谈起当时的建议，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说：“真是太可惜了， 那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①第七章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28 年 1 月，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和省委常委。对聂荣臻当 时的工作， 1928 年 12月，广东省委的“干部分子调查表”上有这样一段 话：“1925 年由俄国返，到现在都是任军事工作，粤、湘、鄂军委工作工作能力极好，可做党及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①经历了南昌、广州起义，聂荣臻思索了许多问题。眼看着轰轰烈烈的斗 争失败了，革命遭到巨大的损失，他深深感到，搞武装斗争需要有根据地。进行武装暴动，不建立根据地是站不住脚的。正是这种探索精神，使他求教于历史。他和叶剑英一起，忙里偷闲，阅 读了《洪秀全野史》，一起研究讨论了太平军的作战方法，主要战役的过程，失败的原因。他们觉得，太平军打到哪里，“呼噜”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巩 固所占领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这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位共产党内优秀的军事人才，相互切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省委主要领导人却没有从失败中得出教训，还是实行“左”倾盲动主义，使已经遭到很大损失的革命力量继续遭受损失。对这种现象，聂荣臻是不满与抵制的。1928 年 1 月，李立三派周文雍去广州，任务是发动党员和群众贴标语、 撒传单，表示共产党仍有力量。当时，起义刚刚失败，敌人仍盘查很紧。而周文雍长期在广州城里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广州起义时任工人赤卫队 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很多人认识他。在这种情况下派他去广州，无异于是去做无谓的牺牲。聂荣臻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李立三坚持要派。 周文雍忠实地执行命令，几天以后与以妻子身份掩护他的陈铁军一起被捕，他们威武不屈，演出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聂荣臻读到他们英勇就义 的消息，不禁流下了热泪。他怀着对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把那块剪报珍藏起来，保存了多年。在周文雍英勇就义前后，省委接连派出的许多领导干部，也相继被捕牺 牲。他们当中有省军委的黄锦辉，省委负责人张善铭、赵自选，省团委书记区夏民（女）等人。聂荣臻心情沉重他说：在革命低潮时，勉强地派负责干 部去冒险，已经多次证明是错误的。他不止一次地向省委提出意见，均归无 效。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掌握实权的是李立 三。李立三仍抱住他的老一套，下令香港党组织在 1929 年的“五·一”节搞游行活动。当时，邓发任香港市委书记，是游行总指挥。省委决定聂荣臻参 与指挥。聂荣臻到现场一看，来的全是骨干，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聂荣臻感到，一旦把游行搞起来，就全 都暴露了，实在危险得很。可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游行命令，责任重大。聂荣臻决心说服邓发取消这次游行。他当即找到邓发，说：“我个人的意见， 今天不能搞，如果搞，就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我们会被一网打尽。把你各区的党员都抓了，你还有什么？我的意见是取消这次游行。你是总指挥，你 下决心。”邓发看了一下，也感到事情不对，于是通知到场的都分散返回。人是退走了，但怎么向中央交待？聂荣臻约邓发到近处的一个茶楼里，以喝①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茶做掩护，研究向中央汇报的事。聂荣臻说：“你总指挥去报告吧。”邓发 说：“不行，要报告由你报告。”聂荣臻立即承担下来。不久，他去上海汇报，李立三不肯跟他谈。因为聂荣臻总觉得李立三观点不对头，争执过多次。 他把经过给向忠发谈了。向忠发说：“你临阵脱逃！”给聂荣臻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他对向忠发阐述自己的观点：“作战么，总有个进攻、有个退却， 这是双方力量对比决定的么，你没有力量怎么进攻呢？只进攻不退却，没有这个道理。几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力量，被一网打尽，香港帝国主义再没 有比这便宜的事了。随便你们加什么帽子都可以。但如按你们的意见办，总而言之是我们党受损失。你们这个办法是全军覆没！”由于取消了这次“左”倾冒险行动，对保存香港党组织的力量，起了重 要作用。广东省委军委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指导武装斗争，二是做敌军工作， 往张发奎部队派干部。这期间，聂荣臻还参与指导海陆丰地区的武装斗争及海南岛和广西的武 装斗争。1927 年 9 月份海南起义，成立红三师，以五指山、黎母岭地区为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海南岛的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五指山 上，为日后海南岛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29 年，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到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燃起了星星之火，后来成立了红七军、红八 军。百色起义以后向广西派人，开展广西工作，也是广东省委军委的重要任 务。1929 年 10 月，聂荣臻奉命代表省委到东江特委巡视工作。他 10 月底自 香港动身，经潮安，到达东江特委所在的丰顺大山里。这时东江红军有 3 个团共 1000 余人。他对特委讲形势，鼓斗志，部署秋收斗争，调整组织，在大 山里住了一个月的草棚。此次巡视，聂荣臻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提出：“东江目前的唯一中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秋收斗争，只有在这秋收斗争中，才 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汇合起来。否则东江的工作将不实际而走到失败的途上，这是目前 极大的关键。”①他明确地提出了发动群众、实行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这一地区的斗争，后来由古大存等人领导， 长期坚持了下来。为了培训军事干部，广东省军委还经常办训练班，讲军事课，聂荣臻亲 自任教，讲军事技术和战术。他结合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太平天国成败的经验教训讲课，很受听讲人的欢迎。在这两年，香港处于白色恐怖中。聂荣臻多次历险。为了逃避特务和叛 徒的追捕，他学会了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把敌人甩掉。他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来“咔”、“咔”地响，很有节 奏，老远就能听到。每当他听到“不祥之音”，就及时避开。他每到一个接头点或一个住处，总要注意观察可疑的征候。一次，他与恽代英一起和叶剑 英碰头，谈完话后各回自己的住处。他回到住所，在门口看到雇请的阿姨正从楼上搬出他的行李，觉得很奇怪，便没有吭声；阿姨给了他个眼色，聂荣 臻知道出事了，转身便走。事后得知，省委机关被破获，敌人在一张纸条上发现他的住处。他返回时，敌人已经把一位与他同住的同志抓起来，正在等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5 页。他。1928 年 4 月，聂荣臻与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在香港结婚。 他自赴欧留学至今，始终是孑然一身，现在，已近“而立”之年了。在武 汉 军 委 工 作 时 ， 他 认 识 了 张 瑞 华 。{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056_1.bmp}张瑞华中等个头，长得很秀气， 18 岁，河南信阳人，原在信阳女子师 范学校读书，北伐军打到武汉后，她投笔从戎，就读于武汉军校，开始了革命生涯。她那时已是中共党员，常到中和里军委机关。一年以后，经历了南 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香港他们又相逢了。在香港，有次聂荣臻正在讲课，张瑞华拿着文件推门而入。她是到这里 送文件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她到香港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之间。过了几天，聂荣臻到了张瑞华的住处，提出要找她谈谈。 张瑞华说：“我今天没有时间，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听说是执行任务，聂荣臻马上说：“可以，过几天我再来。”说完他就走了。张 瑞华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因为是自己的上级，也不便问。过了几天，聂荣臻又来了。谈话中间，聂荣臻流露出对张瑞华的爱慕之情。张瑞华对聂荣臻 也有好感，就同意了。在那个急风暴雨的时代，哪有过多的时间谈情说爱呢？斗争环境、革命 工作决定了他们的恋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革命忠诚而相互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这种珍贵的感情使他们同生死共患难达64 年之久。 张瑞华搬出住处，提着仅有的包括她所有财物的小箱子，住进了聂荣臻的秘密住所。这时聂荣臻 29 岁，张瑞华 19 岁。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 仪式。为了表示良好的祝愿，周恩来到他们家作客。那是他们结婚几天之后， 周恩来从上海到香港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忙里抽空到了他们在香港皇后道的家里。周恩来对他们表示祝贺。这是张瑞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来她回忆 说，“一见到总理，印象就非常深刻。总理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我虽然是毛孩子，但总理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 下子就记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以后印象一直是这样。”聂荣臻有了一个小家，生活紧张、愉快，也很清贫。每月的生活费，按 当时规定，男同志每人 15 元，女同志 7 元，房租水电费由公家出，外有 3元交通费。这样少的钱，用起来自然显得拮据。整个夏天聂荣臻只有一件绘 纱短袖白衬衣。他们住的地方很高，有几十级台阶。张瑞华在窗口就能看到他必经之路。他一进屋，总是浑身大汗，立即脱下上衣洗净，只剩下一件背 心。张瑞华因为担任交通员的工作，为便于掩护，乘船需要好一点的舱，穿着也要符合身份，自然要比聂荣臻的好一点，不过也只是两件比较体面的衣 裳，是当时时兴的旗袍，在工作需要时才穿。聂荣臻与张瑞华有时开玩笑说：“我们的生活用品倒是简单，到哪里去，随身就走了。”他们过得清贫、幸 福。有一个爱侣为自己分担失败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愉悦。1930 年初，中央通知聂荣臻去上海。张瑞华留在香港听候消息。一个月 后，省委通知她也到上海。现在，她带的东西多了，一个藤箱，一个手提包，由香港乘轮船去上海。当她踏上上海码头时，看到了等待着她的丈夫。他们 在上海一家旅馆住了两天，就买了去天津的船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聂荣臻被分配到顺直省委工作。他们在客轮的包间里，观赏着渤海湾的惊涛骇浪， 久久地疑视着跟随轮船掠浪而飞的矫健海燕。他们自身又何偿不是迎着新的急风暴雨飞去的海燕呢！第八章在顺直省委去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的还有贺昌和陈复。贺昌是书记，聂荣臻任省委常 委兼组织部长，陈复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用调动工作的方法将他调离。聂荣臻先于贺昌和陈复到了天津。 聂荣臻夫妇住在马场道丰云路 15 号，位于日租界。这里住有 3 家房客。房东在银行里工作，房东太太就住在聂荣臻家的隔壁。聂荣臻的公开身份是 报社记者。这个报馆是不存在的，房东也从不刨根问底。他们在天津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住处的印象是很深的。其间，正值张瑞华怀孕，头晕得厉害， 得到房东太太的照顾，关系处得极好。正是因为关系处得好，在他们离开以后省委舍不得放弃这个点，结果时间久了露出破绽，住进去的陈复从这里被 捕。全国解放后，张瑞华到天津重访故地，那个丰云路已湮没无闻，好心的房东也不知去向了。“顺直”是个老名字。顺直省委领导党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 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聂荣臻到后不久，顺直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贺、聂、陈到天津后，很快完成了省委工作的交接，张慕陶调 回中央，经审查定为托派，被开除党籍。抗日战争时期他投奔阎锡山，后来在陕南被胡宗南枪毙。聂荣臻在顺直省委主要是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同时也从事工运和兵 运工作。当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被捕关押在天津狱中，新的省委组织了对 彭真的营救工作。筹措了一些钱给彭真送去，解决了些困难。那时天津一带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统治还不像国民党那样严。4 月中旬，聂荣臻去唐山开滦煤矿开展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说：“有 事，我出去两天。”聂荣臻去唐山是搞工人运动，并布置“五·一”节的行动，有可能的话 也做一下兵运工作。唐山的特务监视比北平、天津要松些，但开展活动也很困难。唐山当时是煤都，白天工人下矿井或在工厂做工，吃饭时才可以和工 人混在一起，谈话做工作。工人上班后，他就到茶馆，花几角钱喝茶。他住在一个单身工人家里。这个工人是共产党员，人称“老刘”，他俩同睡在一 条小上炕上。初春的冀东夜间还很冷，老刘一早起来，好心地往灶里加些煤，因通风不好，聂荣臻中了煤气。他迷迷糊糊地从炕上滚落到地上，爬到门前， 把门打开，才避免了一次灾难。他的行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次吃饭时，一个工人悄悄地告诉他： 敌人发觉你了，还是躲躲好。唐山兵运工作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好在工运工作部署已经告一段落，他便返回天津。在唐山他只呆了几天时间。“被人发觉了，很危险，几乎回不来了！”见到妻子时他这样说。直到 这个时候，张瑞华才知道他去了唐山。后来贺昌也到了唐山，也很快被敌人发现。为了逃避敌人，他躲到运货 的火车车厢里，拉回天津。在聂荣臻离开的几天中，张瑞华妊娠反应十分厉害。一天她到楼下洗衣 服，和房东太太说着说着话就晕倒了。房东太太把她扶进房间。那两天，她完全靠着房东太太照顾。聂荣臻对妻子十分体贴。一次他们到商店去，张瑞华突然感到头晕，靠在门上，聂荣臻见状立即叫了辆黄包车，一起回到住所。事隔几十年，张瑞 华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是饱含着甜蜜的回忆。4 月下旬，聂荣臻去北平，布置“五·一”节撒传单。 这是聂荣臻第一次进北平。街头迎面刮来古都春季特有的风沙，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大街上走着骡马，甚至还有骆驼，到处都是灰尘。北平给他留 下了破旧阴暗的印象。他先住进一家旅馆，宪兵查得很紧，只好找关系住进北京大学。 北平有个宪兵三团，是很厉害的，杀了很多人。敌人搞连环保，整条街要互相保证，出了事情整条街的人都要负责，所以搞得很紧张。聂荣臻在北 平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五·一”传单稿，送往秘密印刷所准备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以为他是小 偷。当时共产党人穿着都很随便。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关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没有搜他，打了一顿，叫他走了，传单还带在身上。聂 荣臻见到他，对他说：“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聂荣臻住在北大学生宿舍简陋的平房里，与学生们同睡火炕，在沙滩小吃店就餐。与学生们一起吃、住，既安全又自由。 他看到学生们的情绪比较低落，了解到有些人被捕过，有的党员借故不参加活动，这是革命处在低潮时的群众情绪。“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就是 不认识这个现实，不顾组织暴露和流血牺牲的危险，一味地发动示威、游行、贴标语、撒传单，表示共产党力量的存在。通过在学生中的观察，更增强了 聂荣臻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感。他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仍不能平静。他感慨地说：“原来党的基础很好，上海各地的基础很好，就是那样搞 来搞去，几乎等于零了。一直到抗战，才慢慢地恢复起来。使白区工作损失最大的首先是盲动主义。不顾现实的可能性，一味蛮干，就是为了‘扩大政 治影响’。”这次李立三布置的“五·一”节游行，最后还是取消了。 聂荣臻在顺直省委工作了 4 个月，5 月初即奉命调到上海。为了安全，借口到外地办事，买了张火车包厢票，悄悄离开天津。张瑞华在天津留到 5 月中旬。因为平时同房东和邻居的关系融洽，年轻的和年老的太太们都要到火车站为张瑞华送行。可是，怎么送呢？她向房东说的去向是河南，说回老 家，那是个托词。一送，就会把秘密泄露了。她婉言谢绝了，提个箱子，独自一人到了火车站。第九章在中央特科1930 年 5 月，聂荣臻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重要领导人陈 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先后被捕牺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1927 年 11 月，中 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特科。1928 年 11 月 1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 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特科工作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顾顺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 作性质的关系，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这样一个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要聂荣臻去加强特科的政治领导。不过， 对顾顺章实施政治影响是很困难的，他不听那一套，他又是负责日常工作的。他叫聂荣臻负责搞行动，意思是看你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杀叛徒、 特务。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还有陈赓、李强等人。陈赓负责情报工作，李强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中央的地下无线电台就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 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加强了中央对苏区工作的指导，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迅速调动。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特务。后者好办，前者很困 难。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为了完成这一工 作，聂荣臻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经常凌晨外出，深夜方归， 甘冒各种危险。张瑞华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那时搞特科，是我没有生孩子以前。他 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 5 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 12 点钟，一两点钟，甚至有时到 3 点钟才回来。我 5 点钟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简单。他走了， 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他晚上两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 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捕捉和审讯特务、叛徒，是件很危险的工作。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 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护。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一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牺牲的可能。聂荣臻对 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张瑞华得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病症一直伴随她 到晚年。特科在反对白色恐怖、保卫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报的组织里。凡是要危害共产党的事情，打入敌人情报组织里的人就先发现了，转告中央，赶快采取对策。这样，党组织一次次地 避免了危险。1930 年 4 月至 10 月，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 混战，投入总乒力达 100 万以上。他们的后方空虚起来，这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恶性发展。6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7 月 13 日，李立三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 提出：在南京组织士兵暴动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紧接着组织武汉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