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等他说话，但他一直没有进入主题，东扯西扯，谈到了蒋介石，又谈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问我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我说国共和谈时，我替中央社做采访，当然见过。　　那时基辛格只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并未兼任国务卿，办公室就在白宫里，原来是在最低一层，后来才搬上二楼。　　尼克松又批评国务院的一些措施，认为有许多要改革，基辛格也点头赞同。他们两人都在搞鬼主意，召见我只是个姿态。　　有人扣门。　　“我非常感激你的支持。”这是尼克松第一次私下对我表示谢意，但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尼克松忽然说：“我请基辛格过两天再来看你。”　　我们握手。　　尼克松又按铃。白宫的摄影师进来。　　一周后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基辛格爽约，他没有来看我，到北京去了。　　现在让我简单地谈谈基辛格，他是一个谋士，也是洛克菲勒手下的智囊，当年肯尼迪上任时曾一度用过他，但他并未受青睐。他在尼克松春风得意之时一步登天做了谋士。他在纽约，经过洛克菲勒推荐，近水楼台，于是外交大权就落在他的手里。我一直到新政府迁入白宫后才见到基辛格。新旧政府交接期间，他约定一个时间来看我，说是尼克松如此交代云云。后来因有事不得分身，所以我们直到1969年初才初次会面。第一次他亲自到我的寓所来看我，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在办公室谈公事，而是他要在周末才有空，有关越南的问题现在落在他的肩膀上，尼克松要他和我谈一谈。那时他正奉命到西贡去见阮文绍。　　此外我的日历上又记着与基辛格会面的其他日期：1969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5时与基辛格在白宫办公室晤谈。　　1969年5月16日，星期五——会晤基辛格。　　1969年5月17日，星期六－－在寓所宴请共和党领袖福特，客人有基辛格、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恩夫妇。　　1969年6月2日，星期一——早上9时与基辛格在我住处晤谈。　　1969年10月30日，星期四－－早上与尼克松总统单独在白宫会谈。后来，尼克松要基辛格进来，加入会谈。　　尼克松上任后，基辛格“奉总统之命”到我的水门住宅来看我。他说：“总统要我来请教你，我们该如何处理阮文绍的事？”　　我说：“我已和总统谈过了，他该去一次西贡，或是请阮文绍来华盛顿访问。”　　他说：“总统没有对你说吗？他让我先去西贡安排一下，特别要我来看你，因为我们不信任国务院的人。”　　他又问我许多有关越南的事，如到西贡去该送阮文绍什么礼品等。“送他一根鱼竿好了。”我说。　　基辛格有点惊讶：“你是说鱼竿？”　　我说：“是呀，钓鱼的鱼竿。”　　又说：“他喜欢钓鱼，可惜鱼竿不灵，鱼都溜了。真可怜。”　　他没听懂，也没再问，只自说自话：“噢，一根鱼竿。没问题，没问题。”　　基辛格到华府来工作，还领了洛奇州长5万美元，在听证会上被询问到这笔钱，但不了了之。那时候，他还不懂如何穿着，短短的袜子、裤脚不够长，坐下来就有点寒酸相。但他很有办法，很会逢迎尼克松的圈内人，把每一位新贵都巴结得飘飘然。对于新闻媒体也颇有一套，今天给纽约时报一道特讯，明天又给华府邮报一个专栏。他最喜欢说的笑话，也就是他演讲时的开场白：“我的父亲假如还活着，一定不相信我这个从德国来的犹太孩子如今竟然是白宫的要人……”于是大家为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鼓掌。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请几位总统顾问吃晚饭。吃饭时，尼克松打了两个电话到我家里找人，但是却没有一个是找基辛格的。饭后，基辛格开玩笑地对我说：“下次我到你这儿吃饭前，要预先与白宫总统讲好打个电话给我，免得别人都接到总统电话，而我落空。”纵使这是开玩笑，但也可显示当时他多么没有安全感。后来他开始与电影明星及来自巴黎与世界各地的女人频频约会，报纸就把他称为尼克松政府里的花花公子。有一天在宴会中一些单身朋友问我对他观感如何，我答道：“我喜欢绅士们穿的袜子能够遮住他们毛茸茸的腿。”说完这话，我注意到身旁的先生们，个个都开始注意自己的裤脚与袜子，看看毛腿有没有露出来。我哈哈大笑。　　1968年尼克松未进白宫之前，亨利·基辛格这个名字是名不见经传的，等到白宫发表了让他来做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任命后，新闻记者才忙着找有关这位博士的资料。有些人还问：“亨利·基辛格是谁呀？”但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不到一年，不要说美国，全世界都在谈亨利·基辛格了。他被誉为“欧洲专家”，“亚洲专家”，“中东专家”，“东南亚专家”，“专家的专家”。当然，这位外交博士并不是没有料子，他为人聪明，做过哈伟大学教授，也有著作问世，而且又有洛奇州长做后台。入了白宫之后，受到新闻界的捧场，真是炙手可热。　　尼克松用威廉·罗杰斯做国务卿。罗杰斯与尼克松相识多年，论交情当然要比基辛格深，但基辛格后来居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后来罗杰斯挂冠，于是基辛格还兼任国务卿，一身兼两职，到后来有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于是基辛格才放弃了安全委员会顾问之职而专做国务卿。这是尼克松第二任内的事。　　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是1972年初，他有一个新口号，那是和平共存，还有以谈判代替对峙。他的外交路线有点近乎赌博性，一个素以反共知名的人来求亲共，实在使许多支持他的人大为惊奇，尤其是许多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但党内人都为了顾全大局，而且马上就要准备竞选，所以大家只好一致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虽然对于他去北京朝圣暗中表示不满，但对外则是没有任何异议。　　我也是和其他人一样在电视上看到了基辛格去了北京回来，为尼克松北京之行铺路。其时巴基斯坦的驻美大使夫妇与我相熟稔。他们两人在我家吃晚饭时，把在巴基斯坦做拉线的工作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　　　　春秋岁月--水门大厦与水门事件水门大厦与水门事件　　美京最有名的地方包括白宫、航天博物馆，五角大厦是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可容纳5万以上的工作人员，但并不开放给游客参观。其次较为现代化的建筑物，要算是肯尼迪文化中心和与肯尼迪毗邻的水门大厦了。　　水门大厦包括六幢，其中住宅区共有东楼、西楼、南楼三个单元，只能做住宅，不可以做办公室、做生意，即使出租也不可以超过1年，限制很严。住宅区之外另有一幢水门大厦酒店和两幢办公室。　　水门大厦住宅区底层有游泳池、菜尝药房、美容院、健身房、点心店、花店，无论下雨、落雪、刮风，都不用开车到别的地方购物，下楼即可买到一切日用品，非常方便。这个办法后来成为许多建筑商的蓝本，例如今日台北新盖的大厦。　　华府的华贵住宅多在乔治亚城区（George TownArea）即乔治亚城大学区，100年前，此处是黑奴的集中地，后来自人把黑人赶了出去，自己在那儿建筑豪华的住宅。水门大厦位于国务院与乔治亚城区之间，离开两地只有一箭之隔，许多官员与有影响力的权贵多住在这两个地区。　　我在国外旅行，外国友人常问我关于水门的事：这是幢什么样的建筑？里面住了些什么人？1974～1975年，部分水门商店挤满了观光客）一车车游客来到我们这幢大厦，照几张相，买几瓶酒，好拿回家向亲戚朋友炫耀，表示他们已到了著名的水门了。　　我有些朋友甚至问我要有水门标签的空酒瓶，留作纪念。　　《大阴谋》一片拍摄期间，许多男女演员都暂时下榻水门饭店，到处都是摄影人员、电影明星。这些游客把冷饮瓶罐、包装纸、烟蒂扔得到处都是，可怜的水门居民，只好乖乖地交付清洁费用，对这种侵犯私人的行为，大家都拿不出什么办法。　　下面谈谈水门大厦的来历及建筑情况：　　1966年，一家意大利企业公司买下石溪公园与弗吉尼亚大道转角处、面向波多马克河的一块土地，部分系向水门餐馆购得，计划在此建筑一套由多幢大厦组成的多元性建筑，包括住宅和办公的大楼，还有酒店。他们首先积极展开推广房屋出售运动，宣传极广泛。　　建筑师莫瑞蒂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另一位意大利的米兰人，塞奇则是开发部经理。两人都极端精明。　　雾底计划公司接下了旧华盛顿瓦斯电气公司的原址，建造水门大厦。数年间这幢建筑已成为美国政治史的一部分，而且有一阵子天天在电视和报纸上亮相。　　多元性大厦建筑在当时的华盛顿来说，还是一个相当新的观念，颇引人注意。但是房屋竣工之后，不尽完善之处很多，诸如屋顶漏水、水管堵塞、空气调节系统设计错误等等。　　住户纷纷对房屋开发公司提出控诉，许多是花了大笔诉讼费之后，才在法庭和解，住户关心的是房屋将来转手的价值，开发公司则是担心讼案拖下去，免不了影响水门其他房子及新建筑物的销售。　　1967年，我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弗吉尼亚大道上的水门大厦，我本希望在新环境中找到一点城市烦扰中的安静，结果是事与愿违。水门竟因政治祸端而世界知名。　　搬进水门之前，我住在大教室街4201号。这是幢名为“塔楼”的高耸公寓建筑，虽然我对那里的管理很满意，但是左右邻居吵嚷不休，我夹在中间，那滋味委实不好受，偏偏冷气发动机又装在我住宅屋顶上，且就在我卧房上面。每晚我听着机器的隆隆声，不能入睡，等那声音停止了，隔壁电话铃半夜又响了，而且响个不停，没人接，那家的主人不是懒得接，就是从不在家。我打定主意，下回如果再住公寓，一定选顶楼，而且是这间，庶几能免受邻居干扰之苦。当我看到水门建筑平面图时，心想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边间和顶楼使我不必担心受邻居骚扰。那时工程尚未开始，我付了订金。自己设计一层住宅，闹中取静，楼顶有白色的花园。以后几年，水门声名大嗓，是我最初没想到的。　　塞奇是个很厉害的意大利人，我记得他给我那间长40尺的客厅装了个3个小壁炉，我要求更换，他硬是不答应，反复说了好多次，一点用没有。末了，我要他和他的助理在工地与我的律师汤姆·葛柯伦谈判。葛柯伦告诉塞奇，如果他们不把壁炉换个大一点的，就要控告他，塞奇终于低头承认他们弄错了。走出尚未竣工的公寓时，我无意中听到塞奇的助理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向他们让步？也许她的律师只是唬唬人，不会真的去控告我们。”塞奇回答：“这你就错了，为什么今天你在这里做小工，而葛柯伦却能够有他的很高的成就，差别就在此。没有把握，不能随便吓人的埃”塞奇毕竟有他的一套，他绝不打没把握的仗。　　东水门1967年最早完工，运输部长伏尔普是我的隔壁邻居。伏尔普入阁前是麻州州长，他与白宫助理艾立克曼与哈德门相处得不甚愉快，大家都称这两人是“官廷侍卫”。1972年，尼克松二度连任，伏尔普被奉派出使意大利做大使，离开了美国。　　1971年，伏尔普与我在华府推出1972年运输大展，非常成功，我也因此认识了伏尔普的助理巴瑞·洛克，洛克办事能力特强。　　助理国务卿欧文（Erwin）二世也住在同一层楼，后来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大使。白天我们都上班去了。他的韩国女佣和我的佣人也就聚在一起聊天，我想他们对顶楼发生了些什么事，知道得比主人还清楚。法兰夫妇是顶楼另一对住户，法兰后来出使伊朗和土耳其，另外还有伍德博士夫妇，伍德是奇异公司副总裁。顶楼很大就只我们五家住户。　　约翰·米契尔和他的妻子玛莎住在七楼，同一层楼的邻居包括联邦储备局局长勃恩兹，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龙恩夫妇，密苏里参议员史迈顿夫妇。此外，参议员布鲁克、克拉斯顿、杜尔、汉森、贾维茨、瑞比可夫及其他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也多住在同一大楼。　　米契尔与勃恩兹两人是抽烟斗的同好，有时你走进电梯，烟味扑鼻，那准是他们其中一人才用过电梯。　　从1969年初到1973年初，水门是权力的象征，人们甚至戏称东水门是“西白宫”。一大早，亮晶晶的黑色轿车已在外面等着，送男主人去上班和女主人去开会，参加社交活动。其他住户用羡妒的眼光望着他们离去，水门的民主党人其实比共和党人多，但那时候，共和党人要风光得多了。　　米契尔当时担任司法部长（当时被视为是最接近尼克松的亲信）。自然受到相当的瞩目，他的太太玛莎走到哪里，新闻记者就跟到哪里，都制造不少新闻。女儿玛蒂也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有关米契尔一家的新闻几乎天天出现在电视、报章杂志上。　　同一幢大楼住了这许多政府要人，整天只见安全人员进进出出。米契尔和玛莎有他们自己的安全人员，随时保护，他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每隔数周就换一次，频频更换的结果，有时连玛莎自己也记不起家里的电话号码。　　围绕在尼克松周遭的权贵之士，如米契尔、艾立克曼、哈德门，过去从未在政府中做过事，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华府权力的滋味。把大权交给缺乏政府行政经验的人手上，不但有欠公平，且易生弊端。我常想，如果米契尔对华府的一切，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许可以有效运用他的权威，哈德门与艾立克曼亦不例外。哈德门一家人已另谋新生，艾立克曼已与太太离婚，他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做社会工作。这一场戏，每一个人的下场都好惨。　　尼克松任内发生的“水门事件”就发生在一幢办公室的五楼，那是当年美国民主党总部的办公室。　　水门事件说穿了是“偷听事件”。事发于1972年6月17日总统竞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位于水门办公大楼的民主党部办公室半夜里被人撬开了大门，企图装设窃听器。那几个家伙因为第一次没有成功，同夜又第二次再冒险入室，被守夜者发现报警，把那几个次流的密探一网成擒。水门案发后牵涉到白宫，而且引出来的枝节真是罄竹难书，美国、甚至世界的传播界对水门事件吵了将近10年。美国民众不怪尼克松是否直接或间接牵连，而怪尼克松事后的各项掩饰，因此有尼克松被迫辞职的悲剧下常这件事实在太可笑、太幼稚，而且使人费解。权力与财力的滥用，后患无穷。水门事件使尼克松失去白宫，几乎被审，还好福特总统是个好人，把他赦免了，使他不至于和其他官员一样遭官司缠身或牢狱之灾。然而10多年后的今天，尼克松卷土重来，到处演讲，俨然是国际事务的专家。　　米契尔是我介绍他住到水门来的，他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水门事件竟会使他身败名裂，遗恨终身。水门事件后他被判刑坐牢，出狱后搬到乔治亚城区和他的女友同居，并供职于一所律师事务所。1989年有一天在下班回家时心脏病发，送医院后就去世了。　　尼克松从纽约来参加米契尔的葬礼。当年尼克松两次竞选失败时，米契尔把他从沮丧中振作起来，劝他从加州搬到纽约去，另起炉灶。如今繁华事散，新一代的权贵又有不少人住到水门大厦来，但这些人已没有当年的气派，抚今追昔，真有“屋廊人去苔空绿”之感。　　米契尔的夫人玛莎个性爽直，她当然对大选的秘密有所闻，曾当着她丈夫大骂。水门事件发生后玛莎更为光火，地宣称要向新闻界透露尼克松的白宫丑闻，于是共和党的核心人士就大放空气说玛莎是酒鬼。玛莎和我是水门大厦的邻居，绝对不是酒鬼。　　有些记者还访问水门门房，整整两年时间，每天晚上打开电视，荧光幕就出现水门大厦的照片。作为水门调查案新闻报导的背景，许多人不知道水门原来是由这么多幢建筑组成的，计有住宅大楼、饭店，及办公大楼。水门居民和水门案现唱—办公大楼毫无关联。　　现在水门住户的生活已逐渐恢复正常，我真不懂当年民主党为什么选择水门办公大楼做他们的总部，因为水门的租金比其他办公大楼贵得多。我前面提过，住在水门里面的民主党员比共和党员要多，但他们都尽量避免出风头，许多共和党人士在看到报上新闻之前，甚至不知道民主党总部是在水门办公大楼内，我就是其中之一。读到水门案后才知道隔壁大楼就是民主党总部。　　我想在这儿以共和党财务委员和共和党竞选委员会董事（Republican SenatoriaITrust ）的身份来谈一下水门事件。在我个人看来水门事件是莫须有也不该有的事，搅这些无聊事件的人，不但是党的罪人也是大糊涂虫。我想当年假如尼克松在1972年竞选成功、1973年1月走马上任后，来个向国人谢罪，并把白宫人事整顿一番，他也不会下台，可惜包围他的人个个自危，无一人敢忠言直谏。到后来正应了“树倒猢狲散”的老话，这是非常使人痛心的。　　我还记得“水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共和党要员被召到白宫开会，讨论1972年8月在迈阿密海滩召开总统选举大会事宜。那天我也在场，参加该会议的有尼克松的全部左右手。当大家讨论了大题目之后，散会之前，尼克松的助理亚历门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站起来说：“约翰，我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我和好几位白宫要员都住在水门，上周我读到水门发生的案件，心中有点莫明其妙。你是否可以替我们解释一下？”　　约翰·亚历门说：“安娜，这事你不需要担心，在我们到迈阿密开会之前，这件案子想就会被解决。”走出白宫，大家一齐去吃中饭，有一位来自南方的代表对我说：“你问了大家都不敢问的问题，可惜你并没有得到答案。”另一位要员说：“我希望约翰的答案不是骗我们的。”　　当然，事后大家知道，水门事件在我们到迈阿密开大会前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那颗炸弹并没有爆炸。尼克松也算幸运，因为他的民主党对手是麦高文参议员。麦高文的路线太左而且他在选择副手时出尔反尔，给选民一个很坏的印象。　　尼克松获得了49州的选票，只有麻州和华盛顿区投了麦高文的票，可见选民对于尼克松仍是信任的。向全国人民认错，我相信选民会原谅他。可惜他选择了掩饰这一招，这真是大错特错。害了自己，也害了多少支持他、为他鞠躬尽瘁的人。　　许多人说，“共和党错了得不到原谅，为什么民主党所做的各种勾当却得到原谅？”这话很难口答，只好说民主党对于政策的运用比较经验丰富吧。　　1974年8月初尼克松为了水门事件告别白宫，于是副总统福特接任。　　水门事件的案外案是那些录音带，而管理那录音带的人是亚历·巴特菲。亚历是一位年轻的空军上校，曾在台中及关岛服役。为人沉默寡言，性情非常爽直。尼克松上任后他为罗拔·哈德门所罗致，视为忠心耿耿的助手，并指派他兼管录音带的处理。　　尼克松也是一位有条不紊的人，对于白宫内的管理也很严，录音带之由来也是因为想对于各项谈话有个记录。大家知道基辛格在接电话时也有秘书在做笔记，有人说这是小题大做，难道他和女朋友在电话里聊天也算是制作历史不成。　　这话只好让基辛格自己去回答。　　回头再讲我那位空军朋友亚历。他入了白宫之年轻的新贵，因为若要找哈德门，常常要通过亚历，于是巴结亚历上校的人就多于过江之鲫了。　　亚历并不是一位爱弄权术之人，他做事有板有限，有条不紊，是个非常规矩的人，因此甚得老板的信任。因为他是空军，又是一位飞行员，所以他和他的太太和我也颇有往来，我对他无所求，因此他们夫妇常来我家小叙。水门事件发生后他被调职，新职是民航局长。我因为是民航局的顾问，于是大家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他调任民航局长，外界以为他高升了，其实不然，他是被放逐了——因为录音带之谜是他无意中说出来的。真是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亚历老实，被几名审问的律师寻到了白宫的秘密。　　据说当初审问团并不知道白宫有这么完备的录音制度，只以为总统与人谈话时偶尔录音而已。当亚历被盘问那一天，他心想自己光明磊落，又没有做什么错事，一切据实以答好了。所以在应付之时连律师都没有带，只是单枪匹马去受审讯。他被审讯了三四小时，问的都是些白宫内行政方面的细节，等到他以为问答完毕，可以走了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忽然问他：“你是怎样处理录音带的？”　　这只是一个试探，他们根本不能确定，只是听传闻似有些录音带而已。亚历被他们这一问，以为他们已知道白宫这项安排，于是从头至尾把他处理白宫录音带这件工作报告了一番。当时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后来录音带竟成为尼克松的致命伤。　　亚历被盘问完毕当然就回去报告，这才知道自己闯了个大祸！录音带可说是尼克松的私人记录，因为在以前的尽位总统也有些录音带，但并未归政府所有，他们都有自由处理之权。但审判团说这是公家的东西，政府有没收及用来做为尼克松“欺众”的证据的权力。这一来事件可大了。　　人们为了录音带所属权之事争论了许久，后来当然尼克松失败了——要把全部录音带交出来。　　当时有些人曾问：“尼克松为何不把全部录音带烧掉？”　　是的，他为何不把它烧掉？　　这个疑问只有尼克松自己才可以回答了。　　亚历失职之后我曾推荐他到一家银行去工作，因为我是那家银行的董事，他非常感激，但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移居到加州去了。　　为了录音带之事，尼克松的私人秘书露丝玛莉也吃了不少苦头，那就是所谓“18分钟的空白”。审查团硬追问为何在一卷重要的录音带中有了18分钟的空白，这一定是有人存心消灭证据云云。　　露丝玛莉为尼克松服务有近20年的历史，她对她的上司真是忠心耿耿，但有不少人后来居上，使她受了不少冤枉与苦头。　　我相信有一天是是非非会真相大白，我这个拦外人也不愿再多置评了。　　　　春秋岁月--副总统的悲剧副总统的悲剧　　我想在此略谈1968年的竞选大会，并借此讲述一点美国政坛的悲剧人物。　　1970年我到菲律宾参加马可斯总统第二任就职大典。该年美国的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安格纽夫妇做领队，非常热闹。我同时也收到马可斯的特别请帖，美国人因私人关系而被邀参加的除了我之外就是前任国务院礼宾司司长莱德夫妇和一位作家（他写过《马可斯传》）。我们受到隆重的招待，那个时期也可以说是安格纽一生中最光芒灿烂的高峰。　　安格纽是马里兰州人，原任律师，后来参与地方政治活动，做了两任马里兰州州长。1968年共和党内竞选总统的人除了尼克松之外还有洛克菲勒州长等人。安格纽是支持洛克菲勒的，但当洛克菲勒忽然宣布退出竞选时，在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时根本连他那些台柱都没有通知。这一招使那些替他招兵买马的人既汗颜又恼怒，安格纽马上也宣布他改变路线，支持尼克松。　　安格纽那天临时招待记者，以马里兰州长身份，宣布他将全力支持尼克松竞选他这一着棋下得很准，也因此奠定了他后来做副总统的基矗1968年共和党召开总统竞选大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城开会7日，各州选出的代表有1oo0多人，外加候补委员以及共和党各地领袖共有五六万人。所有大小旅店全部都被征用。没有人事关系，而又没有派到职位的人，根本休想找到住的地方，该地做生意的人也乘机抬高物价。　　这是题外话了。　　我还记得当时该地的计程车、餐馆及各种行业都乘此机会，大敲竹杠，尤其海滩一带的旅馆，更是老早就被共和党租订下来，共和党将它们分配给各州代表及要人使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谈美国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的事情，比方讲，美国现为两党执政，民主党人数较多，与共和党相较，约为2：1。近年来，许多人自称自由派，标榜不参与、不入党，选举总统时，不以党派为主，唯人才是眩可是美国的总统竞选制度也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比方，大城市代表人数较多，可是大城市的居民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意见，只是因为大城市分配到的代表名额较多。所以总统竞选人多半要争取大城市里的票数。举个例来说，竞选总统，若得不到纽约州或加州的支持，当选的机会就比较少，因此，纽约州、加州、伊利诺州、俄亥俄州、德州，这些票数较多的大州，就成为大家争取的对象。　　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他与韩福瑞票数相差并不太多，可是，到1972年总统大选，尼克松与麦高文参议员对抗，尼克松得到除麻萨诸塞州、华盛顿特区以外49州大多数代表的支持。美国的竞选制度是如此，比如我们假定纽约州有150个代表，倘若其中130位代表要投某一个人的票，则其他20人即使不愿意拥护他，这州的票也还是要全部给他，所以这制度也不是完全很合理的。我们再回头讲1968年在迈阿密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当时，因为1964年共和党的高华德出马竞选时，败给民主党的约翰逊，而且可以说是惨败，这一次尼克松代表和党卷土重来，大家对他的期望自然很高，尤其约翰逊领导的民主党因为越战关系，声望低落，而韩福瑞本身对越战亦无特别见解，所以民主党问题相当复杂，造成共和党有重新进入白宫的机会。当年所有共和党领袖集中在迈阿密海滩开代表大会，时为1968年8月初，民主党是年7月底，也在同一地点开过代表大会，新闻记者，电视访问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专栏作家，都齐集该地，采访重要消息。那年我是代表美京华盛顿前去参加大会，同时也是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之一，此外也是尼克松竞选委员会妇女委员会主席，我所做的事情，所负责的职位，有好几个，所以党方面不但给我住最好的旅馆，又分派到旅馆里最好的套房，同时还有汽车和司机。讲起这些司机，也颇有趣味，他们并不是职业司机，许多年轻小伙子志愿服务，藉此机会看看政治活动，另方面也可以亲近亲近共和党的要员。我这司机是一位大学生，他很想见识一下共和党选举总统侯选人的情形，便毛遂自荐，提供服务。当然，他们对一切政治活动都杯看好奇心，并且回睹这许多政党要人，也使他们耳目一新。那时水门事件尚未发生，年轻一代对搞政治的人很有一种羡慕并且尊敬的心理，自水门事件发生后，这种态度自然完会改变了。负责布置大会会场的人，尤其是那些事务人员，早在两星期前，就已抵达会场着手布置，我并且被推选为共和党政纲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当时所有党的内政、外交各方面政策，都要在开会期间表决，这份工作实在非常辛苦。我们在会前一星期即已抵达，每天从早到晚开小组会议，讨论各方提案，党部即以此提案作为将来总统对内对外行政的方针，所以非常重要。那次，我也可以说是首次担当重任，带了我的两位秘书，自华盛顿搭机到佛罗里达州，这项经验对我而言，可说非常有意义；不过有些人参加这种大会只是来看热闹，藉此机会与要人们握握手，见见面，回到本州之后，便可吹嘘自己和什么人见过面啦，和什么人谈过话啦，有朝一日，总统侯选人竞选成功，这些人便可说他们对于总统的竞达成功，与有荣焉。那年8月在迈阿密海滩天气特别热，各方面为担心暴力、游行、抗议等活动，所以便衣警察、保护人员也都大批涌到，做他们地上、地下的工作。当年，总统侯选人有好几个，有的自己虽不愿竞选，可是当地拥护他们为人将其名字提出来，称为“宠儿”（Favored Son），比方说，纽约州提出州长洛克菲勒、密西根州推出其州长蓝尼、加州推出其州长里根。开会时，大会秘书唱票，也很有意思，入场证章分好几种，有金色的，有红色的，有蓝色的，记得那几天身上挂满了各种证章，这就表示你可以出入任何地方，当时尼克松住的地方可说禁地，也是警卫最森严的区域。一般而言，总统候选人总要等到开会最后两天才抵达会场，表示他们身价很高，不请不来。大会第一天首先是各州代表报到，然后大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再由当地州长（时亦为共和党人）欢迎各代表，会议前后4天，第一天早上主要是形式方面的手续，下午开始由名方面重要人物发表演说，第二天才正式进行选举总统候选人的投票，大会开会时间多半在晚上，因为白天各小组分组讨论，各有各的会议。有时因开会投票有许多争执的问题，选来选去选不出来，甚至会搞到天亮。这一次起初也有好几位代表投其他党内侯选人的票，不过到最后，还是尼克松声望最高。当天清晨两三点钟时，大家一致推选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消息一经传出，尼克松已经等在旅馆中，警卫立刻护送尼克松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到会场，在大家热烈鼓掌中，接受代表们的拥护，并且宣布1968年接受民主党候选人韩福瑞的挑战。　　我记得尼克松夫人讲过好多次，她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再参与政治活动，因为在1960年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后，1962年他又参加加州州长竞选，再遭败绩。这次失败之后，他曾对记者宣布，今后永不参加竞选，记者们再也没有机会对他进行任何批评指责了。当时，尼克松夫人很高兴，以为自己的丈夫再不会有政治野心，想不到1968年他又卷土重来，并且大大地成功。我还记得会场热闹的情形，大家都很兴奋，从会场回到旅馆，又要准备次日的工作，大家根本没有睡觉。第三天，总统侯选人在大会宣布他选择的副总统候选人竞选搭档的名字，尼克松选择了马里兰州州长安格纽。当时确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此人当时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忽然因为被尼克松选做竞选伙伴，马上受到广泛的注意。我记得当尼克松宣布了竞选伙伴的名字以后，安格纽夫妇与尼克松夫妇一同站到讲台上，接受欢呼，然后安格纽对大家发表谈话，接受尼克松的邀请，携手问鼎白宫。当时许多人都问：“安格纽是何许人？尼克松为什么选中他？他对尼克松会不会有帮助？”这一连串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发出来。尼克松自己召集了比较高级的竞选人员，与他们谈话，我亦为其中之一，他说要选一个副手，实在不容易，因为每一个被考虑的人都有资格做副总统候选人，使他的选择加倍困难，不知选谁较合适。他当时讲了个笑话，说是好像进了服装店，看见各式各样的衣服，眼花缭乱，不知选哪套好。我觉得他这比喻并不十分恰当，不过大家当时也没注意到，现在回想当初的情景，尼克松选择安格纽，也许就是让大家出其不意，因为许多人觊觎此位，选这个，不选那个，可能会得罪许多人，尼克松索性不要那些希望高的人，反而选了安格纽，这也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招。　　我们再来看看安格纽的政治生命与历史、安格纽在水门事件发生后，当然是首先被牺牲的人，当年他在马里兰州政坛上也有多年历史，本来也是律师，可是他下面的人一直与尼克松手下处不好，就是在竞选时，他们之间也有许多磨擦，不过竞造成功了。1969年1月20日总统与副总统就职大典举行时，倒是一团和气，记者除赶写尼克松夫妇的新闻外，也有许多报道花边新闻的记者去访问安格纽夫人茱迪。安格纽夫人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妇女，她虽未念过大学，可是在我看来，华府政治圈内的贵妇人当中，她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并且心地善良。他们夫妇有两男两女，小女儿当时年纪尚轻，也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我还记得当时安格纽夫人体重稍胖，她与记者谈到她节食的各种妙方，我觉得安格纽夫人也是美国政坛上的牺牲者，当年他们任副总统时，大家拚命捧他们，可是水门事件发生后，大家又来检举安格纽，掀旧帐，说安格纽在马里兰州州长任内，有贪污情事，逼他自动辞职，许多自由派及左倾人士更是将他骂得体无完肤，中国人说“打落水狗”，安格纽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当年的副总统不如今日，没有官邸，只是住在自己家里，安格纽当选后在华盛顿附近买了幢房子，比他原来的住宅稍微大一点，新闻记者针对这点又大做文章，说他怎样浪费。我倒觉得安格组夫妇蛮可爱的，他们也到我家做过客，尤其安格纽夫人到我家来过好多次，她从不道人长短、讲人坏话，总是和和气气的，就是有时记者对他们有所批评，她也从来没有恶言相向，及至安格纽去职后，安格纽夫人身体欠佳，曾至医院开刀。后来事情平静下来之后，我曾在私人宴会中看见他们好几次，不过安格纽夫人总是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安格纽后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就离开政治舞台了，也可以说是离开了是非之地，可是记者一直不饶他，他到哪里，他们还是有所报道。安格纽也喜欢打高尔夫，他打球时，有时球会打落到观众地界去，和福特总统有相同的毛病，这也成为记者取笑的对象之一。我记得他们退休后，我曾到他们家中作客，那时他们已决定将房子卖掉，搬到原来住的地方，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世态炎凉在这种情形下，看得更为透彻。我想安格纽夫人对于这些荣华富贵、功名地位看得并不重，得失之间也看得很淡，她所希望的就是能够和她的丈夫好好地过比较与世无争的日子，可是安格纽自从做了副总统，交往的人和以前当州长时来往的一群自然不同，尤其是他在好莱坞结交了许多花花草草，像歌星法兰克辛纳屈和几个电影明星，大家常在一起打球，当然也遇到很多漂亮的明星，所以我想安格纽夫妇自副总统位置退下来后，便很难恢复旧日的时光，这就是功名的代价。现在的副总统已有自己的官邸，大家对副总统也有点另眼相看，副总统地位也比以前高得多，也稍具权力。以前当副总统实在没什么味道，只是例行公事，除杜鲁门和约翰逊，分别在罗斯福总统与肯尼迪总统去世后继任总统，而这些只是历史上的例馐录?　　　　春秋岁月--米契尔夫妇米契尔夫妇　　我翻阅一本1970年11月30日出版的杂志，封面人物是玛莎·米契尔夫人。7年后，玛莎已逝，患的是癌症，死时孤苦伶仃。她的丈夫约翰·米契尔还在吃官司，尼克松则已在电视上接受佛斯特的访问，提出他这一方对水门案的说法，并己出书。　　回顾尼克松当政时代，米契尔夫妇可说是最红的风云人物，也是最多采多姿的一对了，我是在1969年尼克松就职典礼上才认识玛莎的。但我和她丈夫在尼克松竞选期间，已经共事了一年多。　　初见米契尔是在纽约的公园大道尼克松寓所，尼克松亲自介绍我们认识。因为米契尔是尼克松竞选活动总干事，他和我一直保持密切接触。有时候，他会一天打两三个电话给我。虽然1968年、1972年两次竞选活动期间，我们在工作上密切合作，但我始终摸不透他这个人，他时而待人很热诚，有时却又显得非常冷漠，不过他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竞选活动期间，米契尔保窗一个私人电话号码，号码若有变更，他一定先通知我。每次我拨某个号码，不是他本人接，就是有人告诉我，他会打回来。起初，我并不知道米契尔手里握有如此大权，我去看他，和他联络，似乎毫无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对他有点批评，认为他抓权抓得太厉害，有些工作人员常请我带信给米契尔，或要求他批准某项竞选提案，我也天真地替他们效劳。想不到“满招损”这话可为当时写照。　　在迈阿密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尼克松顺利获得提名，他挑选安格纽作竞选搭档。我还记得是尼克松还有米契尔建议应该与越南驻美大使会晤，最后决定由我来安排。这些我在前面都已说过。　　现在再来谈米契尔夫妇。当时米契尔的私人秘书是苏·莫里森，人非常能干，也很称职，她是米契尔忠实而又能干的女秘书，我想在当年，若是她继续担任米契尔的秘书，或许能够阻止一些权力中的冲突，可惜米契尔办公室迁至华府不久，她就结婚了，婚后随夫婿到佛罗里达州，于是米契尔失掉了一位好助手。竞选期间，共和党成立了一个外交政策特别委员会，由德州参议员陶尔任主席，东尼·朱瑞奇任执行秘书，委员会成员多半是共和党党内有力人士，计有麻州州长伏尔普（后来成为运输部长），马里兰州的莫顿（日后的内政部长），国会议员赖德（后出任国防部长），纽约州参议员顾德尔、希尔大使及哈洛等，我也是委员之一，委员会每周在国会山庄俱乐部开会。每次开会都是两三小时，讨论问题很多。　　米契尔忙很少参加这些集会，但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会场，大家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任何重要决定均须获得他的批准。偶尔他会派他的副手、米契尔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伊文斯，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参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州的狄克逊参议员也时常来参加会议。　　大选之后，共和党全体欣喜若狂，墨斐大使奉尼克松之命，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直，我被派担任就职委员会主席马里臭特的特别助理。那时我与米契尔渐渐熟起来，等他们夫妇也迁至水门公寓，我们变成了邻居。　　后来，除米契尔夫妇外，商务部史丹士夫妇、交通部伏尔普部长一家、尼克松私人秘书伍兹小姐、勃恩兹一家、参议员汉森夫妇，及白宫主笔布肯南一家，都搬到水门来住，许多民主党人士也陆续迁入，其中有参议员龙恩及其新婚妻子卡洛琳、加州参议员葛兰斯登等。　　米契尔夫妇搬进水门之后，玛莎就成了新闻人物，要不是尼克松政府内阁阁员的妻子都不愿做新闻人物，玛莎可能不会如此抢镜头。当初大家还觉得有趣，到后来就发生了问题。　　她口无遮拦地说话，玛莎在来华府之前毫无准备，她是被推进了陷阱，这真是件既不公平而又不幸的事。　　从1969年到玛莎去世前几个月，我和她常常碰面，但我对她了解并不深，不过我可以说，玛莎是个很热情的人，她有脾气，有时候做起事来很感情用事，但是作为朋友，她倒是蛮可爱而又讲道义的。　　我们私下谈过好几次，有时她来我家，有时我去她家。在晚宴和酒会上也常碰到，她请我吃过饭，喝过茶，我也回请过他们夫妇几次。有次在我家吃饭，玛莎和约翰·米契尔最后才离去。两人竟然发生了一点争执，玛莎脱下高跟鞋，向她先生摔过去，米契尔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只告诉她说该回家了。　　玛莎又脱下另一只鞋，往沙发上一坐，说她不想回家了。那是玛莎的另一面，相信很少人知道，她很有点孩子气。　　我还记得在我家的另一次晚宴上，一位来自越南返国的陆战队将官向大家报告越南局势。他讲到一半，玛莎开始嘤嘤啜泣，说我们不该加入越战，坐在她身边的客人，感到非常尴尬，但玛莎就是这么一个人，口没遮拦，想到什么说什么。　　她常对我说，白宫有人不但嫉妒她先生，还试图加害于他。当她当着米契尔的面这样说时，他只叫她安静点，不要太认真。　　我最后一次看见玛莎是在纽约，水门事件已发生，米契尔当然也下了台。她觉得不太舒服，希望见见我，她一定要来我住的地方，因为她那里老是有人偷听，或窥探，她和米契尔已经分开了，她告诉我她需要律师给她一点意见。那时水门案件正闹得翻天覆地。我去纽约，而且请她吃中饭，我们谈了很久。　　权力来了又走了，我常想，如果米契尔这一对，从不曾涉足华盛顿这座政治丛林，他们或许今天还在纽约过着他们安静的生活。这也是命运吧。　　　　春秋岁月--福特总统福特总统　　1974年8月尼克松垂泪别白宫，那真是一个非常悲切的场面。多么艰难争来的荣耀，竟会如此容易地丧失，在许多共和党人来说，那简直像一场似是而非的恶梦！　　尼克松的一家人：他的太太碧特，他的两个女儿翠茜亚和茱丽，还有两个女婿葛斯和大卫·艾森豪威尔站在白宫直升机草坪俞与僚属一一道别，那情景使人感到凄恻而悲愤。昨日之日不可寻，昨日他还是美国总统，他的一言一动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会人类的安危，可以使股票市场涨跌，他的名字与照片天天在电视机前和报纸、刊物与铁幕内外的人见面。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一出现，群众就不顾一切试图冲过便衣警卫和武装巡捕的防线和他握手，即使能够模一摸他的衣服，也与有荣焉——不是因为他是尼克松，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在当时还代表权威，还代表自由与希望。突然间，把他的权威解除武装，他竟是如此地落寞！那些当年拥护他的群众都到哪儿去了？他们正忙着福特的就职典礼——福特要在国会发表接任新职的演说。许多半府权贵正忙着想办法弄得一两张贵宾券好去国会恭听白宫新主人的第一篇演说。　　我的心好须，好乱，实在没有想到要到国会去。等到福特的一位助理问我曾否拿到票子时，我看那票子并非太理想的座位。我打电话给回会议长（其时是民主党的众议员卡尔艾拔，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问他要两张票子，他倒很爽快，他说“你就请坐到我的特别座位那儿好了。票子马上差人来拿。”　　那时已是下午3时，当晚9时新任总统就要讲话了。我把三位参议员给我的票子都退掉了，好让别的人使用，而对于国会议长卡尔艾拔衷心感激。他是民主党领袖，我是共和党人，他不久我半分半厘，只因我们是朋友而已。后来卡尔艾拔退休，我特地从华府远道去俄克拉荷马州参加为他举行的晚宴。——华府也不是一个绝无人情味的地方。　　福特对国会说他知道总统和国会之间不可能有长久的蜜月，可是他希望双方都能保持长久的婚姻（大致如此，记不大清楚）。在场两党都一致起立鼓掌这四五分钟之久。福特又亲切地介绍他的重要助手：他的夫人贝蒂。他们两人一同举手向参众两院议员以及外交团和阁员们致谢意，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　　福特夫妇满面光彩。　　散会后，在走廊上遇见了不少熟人，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财务委会主席洛斯郎尔夫妇的邀请，到他的办公室去聊聊天。——当晚大家都有点兴奋。又是一个新朝代的开端。　　我坐在前排，看着美国历史在我眼前演变。　　走出国会时夜已深沉。背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灯光下我认得那是福特的一名助理，他说：“你看我们的新总统棒不棒？”　　我说：“今晚好精彩。不过，我们要牢记，民众是最犀利的评判员，我们以后可能天天要演好戏。”　　他说：“你怎么来的，何必这么早就自己先泼冷水，1976年咱们还会胜利的。”　　我说：“但愿如此，大家好自为之吧。”　　福特任内也曾找我入阁，请我做财政局长（U.S．Treasurer）。这份差事是专管美国的公债和签订新钞票，他们正要找一位女性共和党员来担任这份工作，而且希望是少数民族代表。于是就想把我推出来。但我也婉拒了。　　无官一身轻，这句话中外都通用。更何况我深感宦海浮沉的惊险，实在不敢问津。当然支持我的人都认为太可惜了。　　后来大家推举了一位原籍墨西哥的女党员来担任这份工作，不过当福特落选之后，她也只好卷铺盖了。只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假如我当年做了财政局长，今日的美钞都将有我的签名式，不过如今美钞身价大跌，我也无足轻重了。一笑。　　1976年美国又来一次总统竞选，当然这是民主政治必做的工作，但初选以及竞选后公民投票的时间拉得太长，劳民伤财，真有改善的必要。近年来许多做过助选工作的人，也一再提到最好把总统的任期改为6年，但不可以连任，那么每一届新总统上任可能会专心去处理要务而不再分心去筹备下一届的竞选假如任期从4年改为6年，至少可以让选民多休息一下，多喘一口气，也少花一点钱。但这建议得不到太多官方的支持，因为在位者总想永远做下去。比如说美国的大法官都是终身职。他们的年龄平均在70岁以上。有一位大法官德格勃期，病到糊里糊涂，但仍不肯退休，后来还是同行大家说好说歹请他回家休息，照常拿退休养老金才算解决了这公案。　　福特因为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出任总统，同刚走马上任，席不暇暖即刻就要准备竞选工作。招兵买马姑不待说，而且还得研究党内的政治情况，先把内部的布局处理好才能向外发展。福特左右的人都不错，可惜没有杰出的人才，而且在筹备工作上用错了几个人，对于重点估计错误，到后来把宝座送给了卡特。　　　　春秋岁月--卡特总统与其弟弟卡特总统与其弟弟　　比利卡特没有胜，是福特不该输的却输了。　　福特第一着棋出错了，是把洛克菲勒，他的副总统先得罪。　　这是福特竞选总部主委贺乐维的第一张错牌。当记者问贺乐维是否要请洛克菲勒做福特的竞选副手时，这位仁兄却口无追拦地说：“我们另有人眩”洛克菲勒很识趣，他马上公开宣布他不打算参加竞眩我们党内人当然不是每人对洛克菲勒都满意，但洛克菲勒有他的班底，有他的财团，有他的组织，有他的群众。岂可随便一句话就请他走路，这一来把洛克菲勒的同路人都得罪了。　　事后有许多人分析这一招，有些人说这不是对付洛克菲勒而是对付基辛格，因为基辛格是洛克菲勒的人，他的太太也是洛克菲勒的干部。假如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他们错了。因为以我个人的观察来推测，基辛格是个功利主义者，谁对他有利，他就跟谁。我甚至可以说他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他是我们这个混乱时代，无信无义的悲哀时代的产物。他利用了尼克松，一举成名；他利用了洛克菲勒做他的跳板，有人说当然洛克菲勒也利用了他，但这项交易看来并不太公平。无论如何，我知道在当时有许多保守派对于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不满。洛克菲勒与基辛格的关系深到如何程度我无法解答，但洛克菲勒之去对于福特的选票总有点影响。　　里根州长在1976年试图卷土重来，先声夺人，在共和党竞选大会上与福特论雌雄，两天两夜，双方代表在大会上辩得脸红耳赤，甚至几乎动武。后来福特被选出来了，一是有人请福特去，说服里根出来做到手，我也是其中一员。但福特与里根的左右手都有点固执，因此影响到一个挑战者的动向。当福特没有恭请里根出来一同竞选而又把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罗拔渡尔（据说是里根的人选）做副手时，大局筑不甚乐观了。　　福特答应了卡特的挑战，在电视机前与选民一较高低。　　这事我们在竞选总部也多次提出讨论，我反对这个卡特的圈套，这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政敌，让他有机可乘，值此机会多多在选民前亮相。这岂不是卡特同人求之不得的机会。我的意思是福特不需要再在电视机前找麻烦，他是老实人，口才并不是太上乘，何必自找麻烦。　　我的反对无效，大部分助选人，尤其是竞选总部的大亨都认为福特一定可以在电视台前把那花生农人击败。电视节目共分三次，第一次谈内政，第二次淡外交，第三次谈经济。第一次还好，平分春色，第二次是外交，福特的左右认为福特一定可以应付，但正如我所忧虑，福特失败了。　　第三次再来个回合已无足轻重，因为在第二回合中福特已差不多失去了江山。　　1975年卡特是谁，大家还得待考，但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错。而福特竞选总部的人物真是不太敢恭维，加以两雄对抗，使共和党元气大伤，于是共和党占领了白宫8年之后，又双手把它送同给民主党。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华盛顿一点不假。卡特上任，马上把所有共和党任内所派任的官员，一一去职，甚至连当个小职员的四级五级打字小姐和秘书也请走路。卡转入主白宫有一年之久，许多部门个个是新面孔，有些机关且有真空情况，因为找不到适当人选，到后来不管是张三李四都有点沐猴而冠的现象，临时拉夫，没有几个有行政经验，华盛顿一时大乱。　　内政、外交、经济、能源无一是处。无论你走到哪个部门，你都可以听到浓重的南方口音，有些乔治亚州人还是第一次到美京，真是刘姥姥入大观园。　　1968至1976年华盛顿是共和党的天下。尼克松因我无意入阁，因此给了我好几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闲职，例如联合国文教委会委员（每年开会4次），航委会顾问（每年开会两次），交通部长特别顾问，商务部长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常开会），卫生教育福利都精神与服务辅导会委员（管经费，管机构，卡特夫人曾做这个委会的名誉主席，是个不受薪的肥缺，常常开会，为了讨论如何分配政府的辅助经费，这是大家都想要的差事——经费很多），能源委会委员（这也是个好差事，因为大家都在关心这个能源问题。每年开会4次，我们有些颇有脚踏实地的提案，可惜新政府另有高见，把我们的建议都冷冻起来，可惜之至），肯尼迪文化中心顾问委会委员（是终身职，但卡特上任却把这条例改了，因为他要对他的支持者有所交代，而顾问委会只有100个名额，实在不够分配），此外还有空军委员会顾问，亚洲事务顾问等等……名堂之多，我也记不清了。加上其他所谓社会贤达的职名，光是开会就忙死人也，不过总统分派到了，自然不能推辞。我自觉才疏学浅，又不是百科全书，对于无济于事的开会实在烦透了。有些不识相的所谓“专家”之流，在开会时最喜欢发长篇大论的提议，不但浪费别人的时间，而且浪费政府的纸张和印刷费，我相信华盛顿是全世界顾问委会以及其他小组委员会数目最多的城市，市民实应检举一番。所不幸者，代表市民的团体也有许多成为变相的政治机构，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成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会员数目增加之后，又可以影响选举，控制票数，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方说20多年前在华盛顿有一位穷律师（姑隐其名），忽然妙想天开要检查通用汽车公司所造汽车的安全。　　这不算坏事，可说是为老百姓做些公益。这律师把他的报告送到众院去，众院来个公开的听证会。本来这种事情天天有，开会之后，大家争论一番，通过一两道提案也就算了。但通用汽车公司却急了，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去联络这位律师，这一来这家伙有文章可做了，他在听证时公开指控通用公司在收买他，报纸的新闻来了，这位本来找不到工作的律师也一夜成名了。－－再说谁能说“为民众服务”不是好事，于是议员先生们为了选票也一致支持他，他成为汽车安全专家，这人连汽车都不开。假如他专心研究汽车的安全倒罢了，他一不做二不休，一会儿研究药品，叫会儿检举航空公司，一会儿又去控告国防政策，一连组织了好多“人民阵线”，美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当然也成为反政府或别有企图的各类组织的利用目标。　　也得陇望蜀，天天打发横财的主意。　　以卖落花生而能成为百万富翁，又登白宫宝座，这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的最高表现。　　美国的乔治亚州本来除了以出产蜜桃闻名外，就是棉花。花生米并非名产，只因卡特总统有个花生农场而得名，平原镇更是小村落，但因为是卡特的故乡，而且又出了一个卖汽油和啤酒的比利弟弟，于是平原镇乃成为世界上人人知晓的市镇了。　　近年来几位美国总统都有个“问题兄弟”（采用“问题儿童”成语）。比方说约翰逊总统的弟弟山姆，是个酒徒，常常无端生事，大哥无奈，只好把他软禁，以免败坏家风。山姆死前还写了一本关于乃兄的传记，对于约翰逊颇多刻薄语。后来这本书销路不太好，但山姆真的把家丑和盘托出，而且上电视如数家珍，约翰逊家人也无可奈何。　　尼克松也有一个不太成器的弟弟，但由尼克松的友人帮忙，给他工作，因此尼氏在任职期间除了我们圈内人知道这事之外，报章偶有报导，但并没有大问题，因为尼氏的幕僚有权控制，不让这位弟弟乱来，所以没有发生大问题。　　卡特的弟弟比利和其他总统弟弟不同，水鬼升龙王、刘姥姥入大观园，看哥哥样样都好，样样都受用。更何况花生农场本来就要关门大吉，不得不另谋生路，于是有好些无聊之人在打比利弟弟的主意。比利弟弟正想发横财，古语所谓两相情愿，一拍即合矣。　　当初只是由经纪人为比利安排电视市，或为啤酒及其他货品做广告，还到些游乐场所露脸，收些宣传广告费。商人们因为他是总统的弟弟，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于是比利搬出了平原镇，在另一地区买了一所大房子，花天酒地，乐了好一阵子。记者们问总统，对乃弟行为有何置评。卡特说：“我的弟弟个性很强，他的生活，我不好多管。”　　比利为了戒酒，找医生入医院，于是报端传开来说是虔诚信奉上帝的卡特总统有一个不但不入教堂的弟弟，而且是个酒鬼。卡特的妹妹以传道为生，但竟对自己的弟弟没有发生感召，这也算是她的败笔吧。　　比利闹酒，比利出丑，比利藉白宫之名去淘企，美国老百姓都不愿乡置评。但比利竟去做外国人的掮客，而且是利比亚的掮容，还拿了人家22万美元（说是借的），又利用国务院、使馆的关系……这一切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卡特总统说“不知情”，后来又由新闻官改说“我不清楚”，再后又说“有待查证”，于是事件大矣。水门事件重点不在水门案，而在案发后白宫有所掩饰，比利案也差不多大同小异。　　卡特做梦也不会料到比利弟弟会使他这么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