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上海大轰炸、南京大屠杀使陈纳德增强了协助中国的决心，但他是美国人，若要援外一定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也就是说要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同意，这并不简单。同时中国空军虽然只是初试啼声，但请外国人来指导中国人并不是易事，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这一点中外无别。　　陈纳德视察了中国空军情况后，蒋介石请他据实报告，陈纳德说一切比他想像的更糟，于是蒋介石大怒，把毛邦初训斥了一顿，但于事无补。　　陈纳德在中国3年后，直到1940年初才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许令和政府的正式支持。他在美国召集了年轻的飞行员共100多人，此外还有机械人员和文职人员等约300人左右，到中国来协助训练中国空军，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飞虎队（原名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总部设在云南省会昆明，因为美国空军是在印度集中受训，以顺地利之便。这些飞行员穿的皮夹克背后有一面告示，是中国政府发的，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官民一体照护”。在美国的华府航天博物馆现在仍有当年用来击败日本人的P－－40战斗机在展览，有一处还展览着这个皮夹克和陈纳德将军的一些勋章。　　到了中日正式宣战后，又将空军志愿队改为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英勇地将敌机赶出中国的领空；更在战后，协助中国的复原工作。　　1990年美国民意测验，选出了美国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在亚洲的美国英雄，欧洲英雄是艾森豪威尔元帅，亚洲英雄是陈纳德将军。同年9月6日美国邮局也出了纪念邮票，陈纳德将军的首日封邮票在他的冥诞发起，在他的故乡路易斯安那州梦诺城举行典礼，有数千人参加。台湾当局派了当时驻华盛顿协调处的代表丁悉时，美国政府有些意见，国为没有外交关系。但我认为当年陈纳德将军是和蒋介石政府合作的，关系颇深，不该拒绝。缘于此，也有不少中国空军代表到场参加，非常热闹。　　台北新公园有陈纳德将军的铜像，在路易斯安那州省府也有他的铜像，都是官民合铸的纪念铜像。　　　　春秋岁月--相知·相爱·相依相知·相爱·相依　　抗战胜利后我离开昆明到了上海，不久，陈纳德将军也到中国来了。他是回到中国来组织中美合作为航空公司的。我们的恋爱该说是在上海开始的。　　当时在上海新闻圈中已盛传我们恋爱的消息，因为在许多社交场合中，我们偶尔一同出现。陈纳德有个司机，姓王，是云南人，陈将军来华时他就替他做司机，后来陈将军返回中国在上海成立了民航空运公司，老王就来上海当他的司机，连家眷一妻一儿一女也来了上海。陈将军还特地在屋旁另建了一个两屋楼的小房子让老王安家。老王是个忠心的司机，每次他该派去接我或送我回家时，就会滔滔不绝绝对我述说他的老板如何英勇，性情既好，人又忠厚，而且就只有我是他唯一的女朋友，若能嫁给他真是前世积福云云。这些话我都听腻了，可是却不好意思去斥责他，因为他是个老实人。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是胃溃疡。大概多年在内地的营养太坏，回到上海外祖母又每天要我喝鸡汤和补品，饮食前后失调反而闹出胃病来了。那次的胃病是慢慢发作的，我说过到了上海，我对自己许愿要快乐轻松地活一下，因此经常和亲戚朋友们到夜总会跳舞（我到如今仍然喜欢这项运动）或是去看电影。在工作之余一定会安排娱乐节目，家中和办公室找我的电话日夜响个不停。大概节日排得太满了，所以才会生病，胃部开始夜间作痛，直到有一天痛不可支，才被送入医院。大夫说这是长期生活不正常、饮食不协调的毛病，吃药、休息该会复原，外祖父母都说：“这个大孩子在这儿玩疯了，就让她在医院好好休息吧。”　　我病在医院里，不少朋友送来鲜花，陈纳德将军每天差王司机送花篮来，房中花篮、花盆堆积到连走道都占满了。一个黄昏将军来看我，见到满室花丛，就笑着问我：“是谁送了这么多花儿？”我也开玩笑答说：“是你的司机，我还未死你就想以花葬我。”从此他再不要王司机去买花给我，但这个笑话后来也变成公开的秘密。　　我病后出院，医生嘱咐要多休息，外祖父母也和我约法三章，不准天天和朋友有约，除了工作外要多在家休息。这一来倒给陈纳德将军很多上门拜访两位老人家的机会，当初我还不敢请他到家中来，而且还得找机会说服两老；首先至少让他们在最低限度之内能接受这位比我年长30多岁的外国人。　　结果我们想出一个妙计。　　陈纳德是桥牌高手，外祖父母也都喜欢玩这玩意儿。于是一个周末我和外祖母商量是否可以请我的意中人到家里玩桥牌（我和陈纳德搭档，两人商量好要让外祖父母做赢家，我们要多输一点，好让老人家高兴）。经同意后，他来了，我迎出去，他手中捧着一大束红色玫瑰花，我说：“多么漂亮的玫瑰，是我的吗？”他说：“对不起，不是给你的，是给廖夫人（即外祖母）的。”我们相视而笑。　　外子彬彬有礼地称外祖父母廖大使（外祖父曾任驻日本、古巴等国大使）、廖夫人，他们用流利的英语交谈，外祖母还考了一下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坐下来玩桥牌时，我有时忘记了让外祖父母多得分，还抢着做庄，偶尔他会在桌下碰我的脚尖，以提醒我。有几次叫牌他装傻，分明多过15点而不叫牌，就这样使两位老人家大赢。他说：“你们的牌术真好。”外祖父说：“今天我们的牌运还不错。”于是有了第一次愉快的会面。　　之后，陈纳德一有空就到外祖父母家来，有时候我不在他就和外祖父聊天。外祖父讲他的外交经历，陈纳德回忆抗日时的惊险，两人谈得相当投机。他还会陪着外祖父喝放冰块的成士忌，渐渐地，他就像家中的一员了；连在二楼居住的九姨和九姨丈偶尔也来凑热闹，我想两老对他已没有太多成见。　　一天晚上外祖母到我的卧房来和我单独谈。他说：“你妈是我最钟爱的女儿，和你一起，有你在身旁我就像看见了依莎芭（母亲小名）。你若和美国人结婚，就是远嫁，我们就少有机会见到你了；知道吗，宝宝。”我的小名是Bo.Bo，因为据说我牙牙学语时常说Bo.Bo。大家随着小孩说话，因此家人都喊我宝宝。大姐是贝贝－－Baby，虽然到了我们年长为人母，这小名仍是习惯地使用。　　外祖母对陈纳德印象甚好，但舍不得我远嫁。我告诉她，我的爱人有志留在中国协助中国的重建，即使回美也是暂时的，我们计划留在东方。后来我没有食言，我和外子一直以上海、香港、台北为家。大陆巨变后，外祖父母移居香港坚尼地道，我在香港九龙塘有一栋房子，但因工作的关系，还是定居在台北。　　当年外祖父不适时，我还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未能随侍在侧到他临终，是因为外子也病重在医院，而他们两人同在1958年去世。　　四五十年前，中国人并不赞成异族通婚。1947年末父亲携着继母回外交部述职，他将被调到太平洋英国属地古晋做公使。继母张碧茜想了一个理由，说是父亲到古晋需要一位中英文部好的人刍私人秘书，她认为我是最适合不过了，藉此希望能分离我和陈纳德将军的感情。　　在那个年代，我可以抗议不去美国，留在中国读书，但婚姻大事若得不到双亲的祝福将会引来不少闲话，不但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到美国去也会被人看不起。因此要得到双亲的点头真要下点苦功夫。当时父亲、继母和外祖父母谈论我的婚事时常常办红耳赤，几乎翻了脸，父亲说他这个不听话又任性的女儿都是被丈人和丈母娘宠坏的。　　陈纳德将军为了讨好双亲，还派了专机到香港把两人接到上海见面，又替他们在当年上海一流的宾馆－－国际饭店订了最好的套房，让他们休息。　　在国际饭店的套房里，我和父亲开始谈判。他要我考虑和他们同去古晋1年，假如1年之后我仍维持原议，他就答应我们的婚事。我说古晋我是不会去的，五妹刚好入大学，她可以休学1年到古晋为父亲服务。我们父女一再地讨论，直到陈纳德到旅馆来接我们去国际饭店的十四楼吃晚饭，才稍停歇。　　乐队奏着我们喜爱的歌曲，他牵着我的手入舞池。他在舞池中低声问我：“进展如何？”我说：“不太顺利。”他说：“绝对不要妥协。这样吧，明天让我单独和你继母谈；你的父亲在她面前像绵羊，她若同意，其他的就好办了。”我想他的话也有点道理。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将军家中晚餐，饭后将军请继母进入书房，他们在那儿谈了许久，出来时将军笑着对我说：“你现在仍是民航公司的职员，我批准你请假一星期，陪你的父母去杭州西湖玩玩，再仔细商量一下我们的结婚大事吧。”　　他真是比我有办法。　　我陪着父母去了西湖。那正是初冬时分，西子湖畔游人不多，但我对湖光山色了无心绪。花前月下，枕畔窗前，尽是相思，尽是离绪。每天晚上，有时早上将军数次来电话询问归期。　　父亲知道我已有所决定，而且不会让步，后来是他让步了。他说：“我想作主意已定，我嫁了你这个女儿，我也要去古晋就任了。”　　在杭州西湖停留了5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　　陈纳德坐着他那辆老式顺风牌轿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车上后座跳出未的是小乔，它是我们心爱的德国腊肠短腿、短毛小狗，毛色黑得发亮，蹦蹦跳跳，猛烈地摆摇着它粗短的小尾巴，和它的主人一样高兴地欢迎我归来。　　我们和家人一起筹备婚礼，那是上海1947年底，不但是迎接1948年新年的来临，更迎接那陌生而又充满着考验的未来。　　我们从1944年初识，直到1947年12月底，除夕前一周才得到外祖父母、父亲和继母的准许，举行小型的婚礼。那年他54岁，我23岁（结婚日期分12月21日），婚礼是在陈纳德将军在上海的私寓举行，由基督教士和美国驻上海总领率证婚。参加婚礼的除了父亲、继母外，还有大姐和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叔叔及陈纳德的助理舒伯炎上校和他的夫人；另外还有他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医生詹德狄上校。　　我披上白色的婚纱，穿了上海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法国绿屋夫人为我缝制的雪白嫁衣，陈纳德穿了美国空军中将的军服；在1000朵白菊花的花架下，互相许愿终生相守。他替我戴上了结婚戒指。乐师用小提琴奏了几首我们都喜欢的曲子如“允诺”（Promis E）、“你的眼睛是甜酒”（Drink to me on1ywlth thy eyes）和“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等爱情歌曲，我和他在大厅中起舞。　　当天晚上我们邀请了几位朋友共进晚餐。我们并不想劳师动众，也不想制造新闻，但却不知道何时走漏了消息。在我们用餐时，佣人报告有新闻记者找陈纳德夫人，当时我还在和客人交谈，我的新婚夫婿笑着说：“陈纳德夫人，有人找你，你去应付一下吧。”大家都笑开了。　　这之后中外记者和摄影师来拍照，中外新闻、美国各大杂志都登载了一张陈纳德将军和我接吻的照片，在那年头，加上他的身份和我们不同的背景，实在是一件大新闻。为了不曝光，我们两人没有去度蜜月，第二天星期一，我们照常到办公室上班。当时我已辞去了中央通讯社的采访工作，转到民航公司的新闻部上班，婚后，更跟着外子在工作上同甘共苦，一起为民航工作尽力。　　婚前外子住的是公司的房子，但我们已商量过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于是就在虹桥路美华新村找寻。美华新村共有十二栋精致房屋，都是英国式的房子，价钱相当昂贵。　　1947年圣诞夜，我们坐在客厅内，圣诞树下闪着红绿色的灯光，大包小包五色缤纷的礼物堆积如山，有从中国各地进来的，也有从美国各地邮寄来的，还有不少是上海亲朋和民航公司职员送来的。我想光是打开这些包裹，就要花上整个圣诞日。　　夜静，客人散去，外子拉着我的手说：“我先把我的礼物送给你。”那是一个淡黄色绸子做的小盒子，系着一条红丝带，我心想那一定是一件首饰，但我错了，那是一把金钥匙，是美华新村五号的门匙，有一张小卡片写着：“送给我亲爱的小东西，连同我完整的爱。”我说：“啊，那所房子！”他微笑着说：“亲爱的，圣诞快乐！”我送他一个金制打火机，但我对他说：“不要吸太多烟！”　　19年流浪，我终于有了一个家，有一所我自己名下的房子。虽然因为战事，我们在那所房子里只住了不到两年，又得再搬家，但我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与我同在。　　外子那时虽已过50岁了，但他仍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网球场上，他身手敏捷，技术娴熟，而且常单打。公司又组织了一个棒球队，他亲自参加球队出征，担任投手，在上海和其他商业界组织的球队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锦标。　　我们的经济情况也因公司业务的开展而大有进步。在中国大陆一共有47个站。上海虹桥机场是大本营，此外北京、南京、西安、桂林、贵阳、兰州、太原、包头、沈阳、长春、烟台、青岛，整个大东南、大东北、大西南，如昆明、重庆、成都、广州、青海、宁夏、绥远、西藏……，都有民航公司的班机。我有许多机会到每个地方随着外子视察业务，也为公司的周刊写报告。　　能亲眼看到中国的美丽山河，再亲自走过中国的贫乡僻壤，看到富沃的农田，贫脊的土地，农村里的鸡犬牛羊和田中插秧的男女，成群跑着、跳着的男女小孩，还有瘦小的女孩背后背着小婴孩……，这些人一辈子可能生老病死都在不到10多平方里的地方度过。这些对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人们对我们的礼遇愈重，我对他们的同情更深。虽然我远嫁美国，脱离了贫穷，也稍微脱离了中国重男轻女的社会，但我的心中永远无法忘记那些贫困的同胞，对于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观点上的一些改革和变化都使我无法忘怀，无法置身事外。　　　　春秋岁月--情义夫妻情义夫妻　　陈纳德为了建立中国民航公司，促进中国的民航事业，来往中美之间，我也跟着他大洋两岸不断飞来飞去。外子对于国共之间的恩怨矛盾非常担心。他当初希望国共能暂时收兵，互相妥协，先把国内的经济搞好，社会安定，让老百姓先安饱再论其他。他当时提出长江以北让中国共产党管理，长江以南让国民党统治，但双方都无法接受。马歇尔三次来华，三上庐山，希望作调人，也都失败了。　　民航公司在大陆的工作很快、中国大陆一方面在复员，一方面又展开了内战，有些地区又已开始做疏散工作。陈纳德要亲视47个地区的业务，我追随着他在大陆东南西北各地奔波，有机会见到许多大小人物，有机会亲睹中国的河山。在那个时候从中西的东北到西北，中国的东南到西南。北至包头，南至海南岛，我相信很少中国人有这机会。我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中原的阎锡山、挂系的自崇禧、南方的张发奎等大军阀都见过面，做过他们的客人。此外在越南在泰国也做过上宾。韩国的李承晚也和外子有私交，这些人俱往矣，但当时我20刚出头，见到不少大场面，也深感中国分裂的伤痛。　　中国的军阀实在权大势大，但第二次大战后他们也都担心中国的前途。我还记得1948年初我随外子去宁夏和青海作客。宁夏是马鸿逵的天下，当时他是省长，我们被安排住在他的公馆，由他的四太太接待我（据说他有六位太太，四太太得宠当家）。　　马鸿逵那时还没有感到局势的严重，不过我想他也知道国共的和谈大概没有多大希望，在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走！之后马鸿逵带着一家大小逃到香港，后来由外子帮忙他们去美国。　　国共和谈决裂后，国民党政府一度再回重庆，其后又到广州。蒋介石为了使国共和谈有空间还曾一度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蒋介石退隐到自己的家乡溪口，但为时甚短。1949年蒋介石和全部大员陆续退到台湾。我和外子先把民航公司的支部移到香港，在广州和上海仍继续坚守，协助国民党官员撤退。兵败如山倒，场面相当狼狈。蒋介石的军队从东北与解放军对抗，但为了很复杂的因素，杜聿明被捕，东北失守；北京是和平解放，为了要保护北京的完整。汤恩伯在上海到处布置了沙包，说要保卫大上海，但我们离开上海时上海已是危城。民航公司的飞机每天不停地运载官员离沪。但民航公司没有权，一切由政府控制。不到3年光景，国民党会部弃守大陆。毛泽东和他的部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在上海凡是有黄金和美金的人还会被定罪，大家排长龙到银行去兑换金圆券，所谓金圆券，后来等于废纸。上海人大大囤积食物，柴米油盐都在抢购，每天上班，看到那景象真是触目惊心。　　我正杯着第一个孩子，外子要我先走。我没有走得很远，我到广州等地，不想离他太远；每天和他通电话，消息一天比一天惊人。我想我们在大陆的时日不会太久了，美国政府也通令美国侨民和商业界疏散离华，这是命令不是劝告，并且说明了一旦有事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可见事态之严重。　　1949年2月8日我们第一个女孩子在广州诞生了，因为上海已不安定，外子把我送到广州待产，同年5月底我再回上海整理简单行李。民航公司开始撤离上海总部了。　　不久国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都已定义，只剩下我们独家民航公司替国民党服务，忙着空运官员到台湾。　　此外我们还免费空运了不少文化人和教士离开大陆。　　初生的婴儿还不足一个月，我又跟着外子到处救灾救难，把女儿交托那时尚未结婚的大姐和三妹替我照顾。我们两人虽然工作辛劳，但有了爱，似乎可以征服一切困难。在他教导下，我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对我表示歉意，他说：“你嫁给我，我带给你的尽是些国际问题，我真的对不起你，总希望有一天对你有所补偿。”其实和他一同工作，我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之间不仅是夫妻的关系，我视他如师如友，他对我如妻如女。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后来在他逝世后，在做人做事时都有能力，不依不求，即使在最艰巨的时刻也不会倒了下去，站不起来。　　我的第二个女儿是在1950年3月10日在香港出生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日子渐渐临近时，我很高兴，因为这次将军可以陪伴我。直到临蓐前日我仍照常工作，有天却突然有电话打来，催迫将军立刻到台湾。　　“等一等，”他说，转身向着我，“你什么时候生，小东西？”　　“我想是明天。”　　“上午或下午？”　　“我没有办法极度准确地指定轰炸目标。”　　将军向着听筒说话。他终于决定飞台湾，但午夜时需赶返九龙。　　“不会比那时更早吧，会吗？”　　“我想不会。”　　午夜，他没有回来，我分娩的阵痛已开始。我急切地注视时钟，1点刚过，他走进来。　　早上5点钟，我喊醒他。　　“亲爱的，我想最好赶到医院去。”　　他陡然一下完全清醒过来，惊慌到了神情极度紧张的样子。他一跳，跳下床，扭亮电灯。　　“好吧，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先吃早饭吗？我给医院打电话。”　　他穿着睡衣，就住门外走。　　“等一下！”我喊道。我很疼，可是看见他神经过敏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这是一位曾经轰炸扫射日本人的老将，一个在战火中如此冷静的人，曾经享有“从不紧张：从不恐惧”的美名，如今竟为一个送上门的婴儿，而极度慌乱困扰！　　他一转身：“什么事？”　　“我最好马上走。”我说道，下了床。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薄外衣。　　“好罢，来罢。”他急促地说。　　“我好啦。你穿上外套吧。”　　他随便披了一件衣服，我们向着房子前面走去。刚走到起居间的一半，他停下来。　　“我最好不要开车，小东西，我简直紧张得要命。你先坐一下。”　　“车夫7点钟以前不会来。你要做什么？”　　“找别人开车送你去。”　　“快些！”　　他一冲而出，现在轮到我紧张了。我想象孩子要生在起居间，只有一个没有训练的阿妈，和一个心神分散的丈夫照应我。看来差不多好几小时过去了，实际上只不过四五分钟，外子回来了，带着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卫。　　“老范会开。我去穿衣服，马上跟你来。”　　我不知道守卫会开车，就用中国话问他。　　“是的，夫人。”他郑重向我说，“我开得很好。”　　他的确开得好，快速并且平稳，把我送到九龙圣·德利撒医院，又回来接外子，刚刚使他及时赶到。　　我们这次原希望有个儿子，但6点钟不到，在1950年的3月10日，我生下我们第二个小女孩雪狄雅·露青丝。　　　　春秋岁月--台湾宝岛台湾宝岛　　第一批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大概是在1948年。当然台湾光复后一部分政府官员是直接自重庆到台湾的。　　抗战胜利初期，台湾对一般人来说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地理教科书中，英文称之曰FORMOsA，据说是葡萄牙人起的名字，意即美丽的岛屿；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读过郑成功这位明末遗巨英勇抗清的事迹，但只此而已。其次就是有关山地姑娘的记载。民航公司以台湾做大本营后，上下同仁都努力研究台湾的地理与历史，有些更上进的就开始学习台湾话，我无语言天才，好几位同事已能用台湾语与本地人交际，我唱起：“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还常会走了调，真是惭愧之至！　　我们的房子，武昌新村12号是一幢高大的两层砖造楼房，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起坐间，餐厅、书房，及客房，另有分开的仆人卧室。正像在中国许多同类型的房子，一堵高大的砖墙环绕着广阔的前院，以及后面的花园。这幢房子成了我们居住最久的地方，至今我返回台湾时，仍旧住在那里。我的姐姐静宜偕同她的丈夫，一位华盛顿首府的医生，也住在里面。　　它距离位居台北市商业区的民航总公司有10分钟的汽车路程。包括装备好的航线的保养厂库，则设在台湾南部的外子虽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他好像也对我们第二个小女儿很满意，并且戏称终必要和我父亲有一样多的女孩。可是事实上不致如此。怀雪狄雅·露青丝使我体力极度衰弱，而不能再有小孩，所以接连以后的两次妊娠都是流产的。　　雪狄雅·露青丝几乎立刻成为家人及友辈的宠儿，在她诞生后不久，外子与我从九龙搬到台湾的台北，在此地，在武昌新村12号，我们定居下来，过着我曾希望的婚后愉快的家庭及社交生活。　　外子在此地终于被捆缚位，所以他不再做通常需要的赴美旅行，或往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不同地点视察，我亦得以参与他的工作及闲趣，而他也得与家人共度时日。　　台北有我们许多好友，还有我的姐姐静宜，她已嫁给李医师，及我的妹妹香莲，她与冯先生结婚。蒋夫人是我们两个孩子的教母。依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孩子们在本质上等于获得一种慈祥的爱护，她曾送她们生日礼物，对她们各方面的福祉予以仁慈的关注。中国教母很重视她的责任，遇到孩子的生母故世，常以干妈的身份，料理孩子们的抚养事宜与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于我们的孩子也颇感兴趣。我们卜居台北后不久，他问到我孩子的中国名字。我承认她们还没有取时，他当即为她们取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字都深具意义，听来悦耳，并且含有赞颂的意思。蒋先生代克奈尔·安娜取名美华，他为雪狄雅·露青丝命名美丽。两个名字含义颇为接近，表示美丽与娴雅的意义。　　虽然外子的工作繁忙，旅途劳顿，我们在台北消受的是风趣和快乐的社交生活。将军尤其喜爱与蒋夫人共玩桥牌，认为她是技艺卓越的牌手。　　外子好玩桥牌并非全无意义，它进而引申至别种牌戏与运动，譬如软式棒球、网球，及羽毛球，都是他所擅长的。他游戏运动以获捷为目的，少说闲话多聚精会神，结果常是胜利在握。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在上海发生的，就为了这种好胜的习惯，他放弃扑克牌戏，再不沾手。　　是一个特殊的晚餐后，4位太太们玩起桥牌，而在坐的5位先生在外子的书房打扑克。那晚的聚会结束时，外子如往常一般赢得胜利。　　“这场牌戏你玩得很痛快吧？”我问道。　　他摇着头答道：“不。”　　“你不高兴？为什么不？你一向高兴玩，并且你几乎总是赢的。”　　“原因就在于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要从朋友手至赢什么钱，同时我也不要跟我的敌人玩。”　　他再也没有玩过扑克牌，可是逢到好手，他仍继续他的桥牌游戏。他是一名天生的竞争者，极为赏识真正的竞争，不论是牌戏、棒球，或打击敌人。　　桥牌桌上，他经常采取守势，而很少作攻势。一如在真实的战场上，在补给与物资严重的缺乏下，与敌众我寡悬殊的局面里，他制造辉煌的成果。终其一生，他从未有充分的“资本”－－不论是飞机、战士、汽油、弹药或金钱。尽一己之所能，达成至上的收获，已经变做他的第二天性。　　玩桥牌时，他细心地玩，善为利用他手中的牌。　　“玩的时候不要放过你手里的牌，”他不止一遍地忠告我，“拿稳你自己，认识并重视你的敌手。假如你手中的牌不好，不宜叫牌，不要打算自己赢，得想法击败你的敌手。”　　对于愚蠢的牌手，外子没有什么耐心，可总是尽量保持客气。然而，也不常是这样。一天晚上，一位有势力的太太，她是位地位非常高的将领太太，带有几分羞涩地坚持外子与她搭伴。我知道她的牌艺不高明，我感到意气沮丧。整晚坐在另一张桌上，知道外子与他的伙伴三局牌已经吃了两局败仗，我简直无法全神贯注于我自己的牌上，不断地揣摩，他能忍受多久，而不发作。　　不知何故，他一言不发——反常的沉默——整晚如是。辞别时，这位太太说道：“将军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的牌打得不大好，可是下次我会打好些。”　　“你有把握吗？”外子答复她。　　除了台北的潮湿天气，对于外子缝绵不断的支气管炎，招致不良影响外，我发现我们的生活情调，非常吻合我的兴趣。　　在这里，恰似沪上，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共同密切合作。假使他在星期假日一定要去办公，我陪他同祝假使在晚上，他需要单独研讨解决一项问题，我就代替他款待来访的友好。他想外出打猎时，我清晨4时起床，料理早餐。假使他想谈谈，我在一旁静听，逢到他没有闲话的兴致，我们会相对而坐，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或是默默地领略夜花园的清新与美丽。　　60岁以上的人会记得台湾三四十年前的情况吧？　　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早年台北的安静与简朴。那时台北人口少，治安很好，真是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而无忧，若在今日小偷不来给你搬个精光才怪。再说交通，那时台北仍是三轮车的全盛时代，也有黄包车，不过已在逐渐淘汰中，汽车很少，自行车也不太多，摩托车好像还是新鲜玩意儿，既无交通拥挤之苦，行人过马路时随时昂然大步过去可也，毫无马路如虎口的威胁。　　外国人到台北来多装中国之友社”，那旅馆兼俱乐部就在新公园附近（那时还没有新公园），圆山饭店初成形时规模很小，也有一个圆山俱乐部和游泳池。金龙厅、麟麟厅都是后来才加添的，外子的女秘书还负责协助内外的陈设及美观等等。圆山一带真幽静，在圆山左右还有一条“情人路”，早晚上圆山都可以看见情侣双双，在幽静的圆山公园中散步谈心。　　现在你若敢那样做，准会被计程车撞个死去活来，不该说死去活来，很简单，一定干脆会做车下鬼！　　在外面请客，吃西餐就是“中国之友社”，还有“美而廉”，中餐大家上“状元楼”。“状元楼”的生意真好，常常客满。此外三条通、四条通及其他住宅区有私人住宅改做的餐室，但要早先预定，每日只做一桩生意，由名厨亲自下厨，这种口福当然要靠识途老马才可享受，外来人是无法问津的。当年《自由谈》的老板，也是《新生报》的社长赵君豪先生还健在，他组织了一个午饭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其他有《新生报）采访主任张明，名记者徐钟佩，徐柏园先生和他的夫人陆寒波，陈长桐夫人费宝琪，名伶顾正秋，《新生报》的赵景，《大华晚报》耿修业，名作家陈纪滢、雷震，后来加入的还有孟瑶教授，剧人金素琴，以及报人曹圣芬、余梦燕、王民、律鸿起（已故）、潘焕昆，艺术先进、我们的老师黄君璧教授，魏景蒙、林海音、钟梅音，已故画家孙多慈，名作家姚朋也曾一度参加我们每周举行的午餐叙会。大家吃饭前后，很轻松地谈论世界大局，国事前途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及好书和好文章，既热闹又多风趣，真可以说是“淡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侗。　　午饭团的全盛时代是由赵君豪先生主持，我门大家喊他豪老，其实他一点也不老，拉文章也有一套，可惜他壮年早逝，我们好不怀念这位风趣的报人。我们有几次还到效外玩耍儿，例如到阳明山（时称草们）去赏杜鹃，到北投观光一番等等。上阳明山就算是去郊外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可惜好景不常，也无不散的筵席。如今午饭团的团员，也难得一聚：有的老了，有的去了，有的出国了，有的是大忙人了，有的退隐了。正如王勃《滕王阁序》的末四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能不感慨系之？　　我们初到台北时就住在林森北路附近，那时统一饭店还未兴建，原址只一庙宇而已。我们的邻居包括阎锡山、蒋纬国、徐柏园、沈恰等人。后来台北都市繁荣，那一带渐成闹区，大家也就迁地为良了。　　陈诚先生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运动”使耕者有其田，这是台湾经济稳定的先声。　　在经济方面，人才济济，尹仲容、徐柏园、杨继曾、李国鼎、李干、俞国华、孙义宜、蒋梦麟，等等。　　台北市长高玉树也做得有声有色。不过因为台北的迅速繁荣，继之而来的是许多都市的麻烦，记得高玉树曾对外宾发表过一篇妙论，他说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为那些诸侯作顾问，不过孔夫子当年没有交通管制问题，没有污染问题，也没有人口问题，不然的话，那老夫子一定会说：“我不干了。”　　石门水库在北部大劝告成后，解决了台湾北部的用水问题。在南部黄杰做台湾省主席时，实实在在地为南部做了一件未雨绸缪的事，那就是建筑曾文水库，这工程是由荣民工程处负责的。　　现在让我再来点明一下十几年前的台湾十大建筑：　　（一）高速公路。　　（二）铁路电气化。　　（三）北回铁路。　　（四）桃园机场　　（五）核能发电厂。　　（六）石油化学工业。　　（七）大钢铁厂。　　（八）高雄造船厂。　　（九）苏澳港。　　（十）台中港。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中的家具，那真是非常简陋的。我们的客厅里有台湾做的（那是41年前的木工）藤木梳妆椅一套，香港买的椅子二三，台湾山地人做的茶几三四，地上铺的是当年台湾流行的草席，灯光不够亮，有时还常常停电。饭厅是台湾做的木台木凳。窗帘布也是本地料子做的。有一天徐柏园夫人来访，她是心直口快的人，有话就说，他说：“你们府上的布置可太简陋了．何必这么做人家！”　　我对外子好说歹说，最后得他同意才添了些新家具。　　当年驻在台湾的美军，包括海陆空。美第七舰队经常在太平洋海峡巡逻。驻台美军全盛时代大概有1万人以上。来台初年，还有美援，经台分署就在联合大楼办公。当年的联合大楼是很了不起的建筑。后来成了几位艺人的办公处。　　四周围都已盖了大楼。这一带渐渐繁荣起来了。　　记得我曾和新成立的经建会副主任委员王章清先生谈起这联合大楼的历史，他说：“我们这地方连小巫见大巫也说不上呢！”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饱经内忧外患，虽分而复合，合而又分，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照旧演变下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这两句诗来形容中国今日的局势是最恰当不过了。　　外子打猎的朋友有白崇禧和杨森，如今这两人都不在了。打高尔夫球的朋友可多了。好像在台湾的人都会打高尔夫球，只有我一人是笨蛋。　　他战时的朋友如彭孟缉、王叔铭、薛岳、黄仁霖、何应钦、周至柔、晏玉琮、毛瀛初、徐焕升、赖名汤、罗英德、黄杰、衣复恩等经常也串串门子，其余如叶公超、黎玉玺、黄少谷和于斌枢机主教等也是谈话的对象。陈诚夫妇也经常见面，陈辞公在战时因患胃溃疡，还是由外子派了专机把他接到美军医院由外子的医师协助开刀动手术的。外子对于俞大维、叶公超等人的智慧与口才都非常佩服。　　士林和阳明山的蒋介石官邸我们去过好多次。蒋介石和夫人对外子真是亲如子弟。当分子患癌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和夫人特别召见了我们两人，蒋介石还劝外子试用中药，并关照我说：“你好好地照顾他。”　　此外有一位好朋友是张岳军，我和他可以说是忘年交。　　记得十几年前我到医院看望岳公时他说自己耳朵太差，听不到多少话。我对他说：“你还记得吗，陈将军因为飞行的缘故，很早就有点聋，不过他常说，他要听的都听到了，少听一点也好，省得自寻烦恼。你还记得吗？”　　他说：“你这一提起来我也记得了，他的话很对。我就这样做吧。”　　岳公是个和蔼的长者，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记得有一次我笔记了他一篇谈喝酒的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获得很多读者的好评，兹将这篇文章摘录于后：有人说喝酒是一种享受，也有人说喝酒有损健康，我认为喝酒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　　第一、身体好。喝酒确实与个人的健康有关系，假如身体有问题，当然你就不能也不该随便喝酒。所以谈到喝酒，必须身体好，没有障碍，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人要好。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最能引起酒兴，大家一道吃酒，很随便，没有什么客气，可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　　第三、菜要好。不管什么地方的菜，要合乎口味。　　第四、酒要好。无论是中国或外国，都有各式各样的美酒，你可以挑选你所喜欢的酒来喝，如果喝酒的人不择酒，那便是酒徒了！　　第五、时间要从容。假如一口一杯，两口一杯，喝得太急，不但容易醉，而且喝酒的情趣也没有了。时间从容也是喝酒的条件，边喝边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等称去办。　　第六、光线要柔和。我们中国人向来很少在中午喝酒，因为光线太强了，不适宜喝酒。外国人晚上吃饭，把电灯关了点蜡烛，光线很暗，很柔和，一点刺激都没有，心情舒畅，酒也可以多喝一点。　　第七、喝醉了要没有事。不呕吐、不头痛、不吵闹、不耍酒疯，回家休息。一觉醒来什么事也没有。　　此外还有一个条件，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喝酒要没有人反对，夫妇两个人，如果一个喝酒，一个不喝酒，甚至反对喝酒，你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否则你喝了酒回去，太太和你吵架，那怎么办呢？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喝酒，那问题就没有了。假使一个喝酒，一个不反对，也可以平安无事。这是我喝酒喝了大半辈子的一点经验。　　此外，在喝酒吃菜的时候，讲讲笑话也是很重要的。这要看情形而定，这是一种艺术。为什么要讲笑话呢？假使大家都是喜欢喝酒的，也没有机会给你讲笑话。假使大家不喝酒，则面对这桌菜，不讲讲笑话，你怎么过呢？不过，假使你看大家喝酒喝得太多了，想缓和一下喝酒的情势，说说笑话，便可以把喝酒的目标移开了，免得闹得不可收拾，这也是喝酒的一个秘诀。　　我还为岳公写了一些有关他的日交涉回忆，纯是抛砖引玉的性质。　　如今每到台湾，总不免怀念许多去了的人。“花径尘香鸟自啼，屋廊人去苔空绿。”这就是人生的另一面吧。　　　　春秋岁月--蒋介石与陈纳德蒋介石与陈纳德　　1893年9月6日，陈纳德生于美国南方德克萨斯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Commerce ，他老家的房子现由该市保管，算是历史遗迹。假如他仍健在的话，已99岁了。蒋介石生于中国浙江省，已过了百岁冥寿。这两个人，一个在亚洲，一个在美洲，却于1937年5月，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前两个月（卢沟桥“七·七”事变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在中国会面了。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58年，他们共同合作了21年。陈纳德一直到病危，仍深信中国人有一天会团结起来，他也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会再淡统一。陈纳德和毛泽东只在重庆会过面，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他选择了支持国民党与蒋介石，终其一生为这个信念而奉献。他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早走，去世时只有64岁。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把他葬在华盛顿的威灵顿军人公墓，与他同葬在一条大道上的有肯尼迪总统和名将小麦克阿瑟元帅的父亲麦克阿瑟将军。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陈纳德病重时，远从台北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探望他，在新奥尔良停留了一天一夜。10天之后，陈纳德去世，宋美龄和许多美国军政要人一同参加了他的葬礼，素车白马，极尽哀荣。　　宋美龄不但亲自探望陈纳德，同时也带来了蒋介石致陈纳德的手书，要他安心静养，若西医无法医治，可以到台北试试中医。陈纳德对老友的热情非常感动，但当时他的癌细胞己蔓延到了喉部，不能说话，只能笔谈。宋美龄倒很风趣，她说：“你平时话说得太多了，今天你不要说，让我来说。”陪着宋美龄来的有董显光夫妇、路易斯安那州的众议员和前任州长等，他们对宋美龄万里前来向老友话别都极为感动。陈纳德虽然后来升为三星中将，但宋美龄二十年如一日称他“上校”，因为陈氏领导飞虎队时，官阶是上校。　　陈纳德于30年代初期即考入美国陆军所属的空军部学习飞行，成绩斐然，成为教官，而且亲自出了一本空军空战手册，被空军采用，许多空军飞行员都由他训练。他又和两名空军好友成立了三人空中演习小组，声名大噪，连苏联都想以高酬争取他去莫斯科训练空军，但为陈氏婉拒。　　30年代中国驻美大使是胡适，后来由顾维钧接替。军事采购团团长是毛邦初（也是空军），他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夫妇邀请陈纳德到中国协助训练空军飞行，那是1937年春天的事，陈氏就在当年5月乘美国总统邮船经东京到上海，然后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谒见蒋介石夫妇。宋美龄那时是中国空军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全权指挥的是周至柔将军，后来组织了飞虎队，飞虎队员的衣食住行统由励志社主任黄仁霖主理，和陈氏共同合作作战任务的中方代表是王叔铭将军。　　陈纳德到中国时，德国的希特勒已攻占了东欧好几个国家，英国首相张伯伦对纳粹采取退让政策，大家称之为“雨伞外交”，因为这位老先生手中不离雨伞，正象征着英国阴沉的天气。既然英美对侵略者采取观望态度，而德、意、日又结了互不侵犯同盟，为此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军人的行动特别注意，陈纳德是辞了军职才去中国的，他在护照上的职业栏填的是“农业”。　　根据陈纳德的日记，他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印象是：一口南方口音的英语，美丽大方，与他一见如故。对蒋介石的印象是“严肃”，问到中国空军的情况时蒋介石非常震怒。陈氏回忆录说：“蒋介石知道中国需要组织和训练，而且也短缺战机。中国花了不少钱把英、法、德、俄、意所谓的空军专家找来，但他们大都是投机者，希望把旧飞机转卖给中国赚钱……”陈氏参观中国的空军装备后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即下令积极整顿空军，同时请那些投机者走路，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的投机商人，这样一来，陈纳德便间接地和一些想混水摸鱼的人结了怨。　　抗战8年，蒋介石建陪都于重庆，陈纳德的总部在昆明，以便就近的印度军用配给，因为当时美军供应都得经过印度，飞越驼峰才能运抵中国，而美、中空军自杭州失陷后，空军的训练只好借角印度的基地，当然后来有不少人直接被送到美国受训，这批空军老将现今有不少人仍在服役，算来已是四五十个寒暑了。　　蒋介石不会说英语，陈纳德不会说中文，陈纳德有一名随从翻译舒伯炎上校，是由中国空军专派的，他还健在，居住于加州旧金山附近的老人公寓，据说最近有人筹拍飞虎队纪录片，记者还特地去访问这位老人。舒伯灸经常追随陈纳德往返于重庆、昆明之间，也到各基地视察。可笑的是舒伯炎最怕坐飞机，但又不能不跟着上司飞来飞去，后来舒伯炎就训练了几位副手，不但为他分劳，同时也可以让他少坐飞机，陈氏常常以此为笑谈。　　陈纳德与蒋介石夫妇总是以诚相待。但他也和我提到一些宋、孔两家的事，尤其是那位孔二小姐，他简直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