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修女们领着我们40多个女孩子到小教堂祈祷。那时不知道是电厂被炸，还是停电，总而言之，我们只靠点蜡烛做火光。我们跪在寒冷的水板上，夜晚特别寒冷，窗外可以看到天空有数点星光。在不断的祷告中我暗自问道：“上帝啊，圣母啊，难道你们没有听到我们的祈求吗？为什么不来救救我们啊？”　　12月25日圣诞节，信奉基督教的教徒该是个欢乐的日子，但那一年真是个充满苦难而又倒霉的节日。　　日本统治者宣布英国正式投降了。日军进入香港接收并维持秩序，不少地区有人放火和偷抢食物，有些地区秩序很糟糕，日军杀人、强奸又抢东西，不少暴徒也乘机打劫。　　圣保禄书院是属于比利时修女管理的，日本人并没有对比利时宣战，而且这个修道院一无所有，只有几名修女和我们这几十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子。但谣言满天飞，听说残暴的日军不但强奸妇女，而且用刺刀和利剑杀人……我们听了这些真是不寒而栗。　　从圣诞节到新年，我们都躲在宿舍里，虽然可怜，但至少我们不需要再整天坐在地下室的冷板凳上了。外面的消息说日本兵扛着枪，有些拿着刀，到处横行，占领了不少豪华住宅，又说这些日本兵多半是粗人、农村人，没见过抽水马桶，他们还喝抽水马桶的水。　　躲在宿舍内我们唯一的消遣是读书、读圣经，但外面时有枪声，也可以听到日本兵的呼喝声，还有会说日本话的中国人替他们做帮凶、做翻译，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家喊的“汉奸”。我们知这日本人正到处抢夺，他们哪一天会到我们的校舍来，那是时间问题了。　　大概是新年过后的第三四天吧，日本人来了。当晚我们刚刚准备上床睡觉，门外有人呼喝着日本话，而且用枪杆打大门，修女们要我们赶快上床，盖上被子装睡，女院长领着两位修女、两位女工前去开门。修女吩咐我们不要乱动，躺在床上，不要出声，但我们都在被中发抖。　　在床上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皮靴声由远而近，有人在喊道：“他们上来了！”　　不一会儿，10多个身穿军服的日本兵，后面跟着两个中国翻译，他们就在我们睡房外面的课室。而课室本来是会客室，现在为了集中管理，改成了我们日间唯一活动的地方。他们对修女问了些话，然后那翻译说开门，那是我们睡室的门，门打开了，他们走了进来；我闻到酒臭味，并把头缩在被窝里偷看，我看到他们的皮靴，沾满着污泥。修女把我们珍藏着的手表、自来水笔（那时还没有圆珠笔）从柜里拿出来，用颤抖的手奉送给那些无赖。　　他们和翻译咕哝了几句。翻译说：“他们还要。”　　修女说：“都给你们了，没有了。”彼时，修女脸上流着汗水。　　日本兵把手表凑到耳边去听那声音，又把墨水笔扭开来查看一番。他们仍在嘀咕着，他们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了，商量了一会儿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在室外，翻译大声对修女说：“他们明天还要再来。”　　当时我心想：明天，明天，后天，后天，还有多少个生死未卜、做囚犯、做难民的明天、后天？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去想。难道这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该受的折磨和灾难吗？　　后来学校门口多了一位宪兵守门（可说是守卫兼监视），任何人出入都得经过这道关口，而且还得向那些日本人鞠躬行礼。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我们要受英国人的歧视，因为我们要逃难；现在日本人来了，我们又成了他们的阶下囚。于是，我决定，我们非逃走不可，不然一辈子的命运只有被别人摆布。　　1942年正月中旬，大姐静宜和我们联系上了。她1941年底刚在香港半山的英国人办的圣玛利亚医院护士班毕业，毕业后就被医院留在那儿工作。香港沦陷前后我们无法联络，也不知道她的情况。1月中旬她托人带了一封信来说她还好，但要留在医院工作，照顾伤兵，暂时无法到学校来相聚。我也托人带了信给她，算是互报平安。　　后来大姐知道我们宿舍的粮食短缺，有一次设法从医院里托人带了些杂粮给我们，但杯水车薪，只够我们打牙祭；而且也只此一次。我想她每天也只能吃个半饱，无法再有剩余粮食接济我们了。　　日本人对我们这群无辜的修女和学生算是特别施恩了。　　我们领到每周发一次的粮票，到指定的地点去领粮食。粮食很简单，有黄豆，包心菜和一些沙子混合的米，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拿到半瓶花生油。每次女佣人带着空瓶子出动，拎着盛着油的瓶子回来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就像被邀请去吃喜酒一般。若是拎着空瓶子回来我们就很沮丧，因为整个星期我们就只好吃白水煮的豆了，吃加点盐、和着沙子的粗米饭，改一天又换个口味，吃使人想作呕的又黄又老的包心菜。有些店铺在日人的统治下又重新开张了，但物价很贵，修道院又穷，偶然买得一两斤肥猪肉或者腊肉，那就是大喜的日子了。　　有几个学生和家人联络上了，她们离开了修道院，到后来只剩下我和4个妹妹。人口少了，我们就稍微安定下来，每天想办法，希望拿到离港证。香港已成孤岛，日军不准年轻力壮的人离境，因为他们需要人手工作；但老弱妇孺假如有领队，是可以拿离港证的。修女们是死守阵地不走的，因为没有接到命令，但爱护我们的修女也千方百计协助我们逃离这个非人生活的环境。　　1942年3、4月间我们拿到了离港证，也和大姐相聚（虽不是欢聚，但可以一起共患难）了，真是如获大赦，终于可以逃离开这个充满杀气的孤岛了。　　逃亡是多么可怕的名词，但在那个时候，能够逃亡是非常有福的了，因为有些人是根本不准离开香港的。　　　　春秋岁月--初恋青春初恋青春　　在香港最后一年中（1941年夏到1942年夏）的前半年我有一段甚为欢乐的日子，我尝到了初恋的滋味。十五六岁的少女，青春是如此美丽，爱意是如此温馨甜蜜。初恋大概是一个女人终生难忘的回忆吧。　　在我写的回忆录——《一千个春天》英文本中，我给了他一个英文名字，我称他为毕尔（Bill），在此就称地为毕君吧。　　1941年的夏天我代表中学参加全港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在20多名的竞选代表中我获得了冠军。一位岭南大学的学生应他妹妹——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之邀来听这些男女中学生演讲，与他同来的是他的中学同学毕尔，他是中国著名的工程学校唐山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借着暑期之便米香港省亲，暑期结束之后他就打算入内地参加抗战行列，他的目的地是重庆。　　我在演讲比赛中得了冠军，当然同学们替我高兴，我也喜出望外，因为在决赛中只剩下男女各一名，男生是圣士提凡男校的高材生林君，我们以前也在比赛场中互争雌雄，那一次我们打了平手，评审员给我们的分数不分高下，我们握手互贺。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次我们又来比高下，他发言后，圣士提凡的男生拚命鼓掌，等到我最终上台讲话时，真光女校学生也为我加油。我讲完后不久，评审员宣布最后分数，我得了冠军，林君当然只好屈居第二，是亚军。女生们大声喊：“香梅第一，香梅第一！”我的女同学旁坐的两位男生也跟着喊起来，而且使劲地鼓掌，我太紧张了，也着不清楚他们两人的面目。林君很知礼仪，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并说：“你今天讲得真好，我甘拜下风了。”我说：“谢谢你，你也很不错。”其后林君和我做了文友，常有诗词往来。（我婚后他还在我们上海的民航公司做过编辑和翻译工作。大陆开放后林君和我又联系上了，我们又再做文友，他仍从事教育和笔耕工作，最近我们还相约在中国再晤，他还说要再和我做一次诗词或对联的比赛）。　　大家向我道贺之后，曲终人散，我的女同学领着两位年轻人向我走来，女同学先介绍她自己的大哥，然后又介绍毕君。　　我和他面对面，四目相看就像一股暖流、一道电力使我觉得我们前世似曾相识，我一时竟呆了，说不出话来。我的女同学说：“走吧，大哥今天要请我们到香港酒店庆祝。”　　当年的香港酒店是香港最高贵的酒店，比现在的半岛酒店有名，我只在门前走过，还来到过里面去。大姐有一次和她的男友到那儿吃晚饭，她回来告诉我们那儿的豪华，又说那儿的食客多半是洋人，侍应生穿着白得发亮而又光滑的制服，上餐时总先称小姐，然后又呼先生，很有礼貌。我们怎么去香港酒店的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我们是在靠窗的一张餐桌被安排坐下。那天是接近中秋的日子，我们中学毕业典礼已举行过，我也接到岭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是靠近学校开课的时候了。本来演讲比赛是安排在7月的，后来因故延期，但若是演讲比赛没有延期，我和毕尔今生今世都不会会晤。就是因为比赛延了期，而毕君又刚刚在此时来到香港，这或许就是我们东方人说的缘分吧。　　侍者把下午茶的餐单送过来，那是香港英国人享受下午茶的时分。毕君说；“我想今天该喝点香槟来祝贺陈小组。”我的女同学说：“你不要喊她陈小组，喊她香梅，也可以喊她安娜！”一边笑，一边用指头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们学校的才女安娜，我们学校的冠军安娜。”毕君望着我微笑，他问我：“安娜，今天喝一点香槟可以吧？”我点点头，只感到脸颊发热。　　我们吃了什么东西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喝了香槟后我又喝了一杯浓茶。两位年轻男人在谈他们一同去重庆的计划。毕君还抽烟，吹出来的烟圈在我面前像雾一般迷惘。我记得母亲生还常对朋友们说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因为空肚喝酒容易醉，这话我还记得，因此在未喝香槟前我先吃了小碟内的核桃粮。毕君酒量好，和他的男同学说：“小姐们慢慢喝，我们兄弟俩干杯。”他们两人一饮而荆我的女同学说：“不要管他们，他们两人志同道合，现在又要到重庆去抗日。”他不停地说话，但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听进去。我是在做白日梦吧，我只觉得毕君虽然和好友在交谈，但他的双眼一直在看着我，我有点不好意思，数次低下了头，我抬起头时他多次望着我微笑，那些烟圈不知怎地总是往我这个方向飘福“安娜，你上大学选什么课？”是他问我。　　“当然是文科了，你还不知道她还是我们校刊的总编辑呢，她的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流，噢，还有她还是写情书的高手，有几位女同学的情书都是我们这位才女捉笔的。”我还未回答，她却抢先代我说了一大串，我的双颊红得发热。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毕君又问。　　“很快了，岭南大学没有课室，我们是借用香港大学的课室，因此多半在下午和晚间上课。”这次我鼓起勇气回答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如此羞答答的，真有点莫名其妙。　　两位男人又谈到他们的行程，大概他们准备10月底出发，因为毕君是长子，要等为母亲做了寿之后再离开香港。　　毕君又问我：“安娜，你有没有打算到内地读大学，比如说昆明和重庆，许多者名校都搬到内地去了，而且香港并不一定安全，时间问题而已。”　　我只听到重庆两个字，因为他是要到重庆去工作的。我说：“现在我还没有什么打算。”他还不知道我们在香港姊妹6个相依为命，在抗战的大后方，举目无亲，我们能够靠谁。在香港，至少每个月父亲会从美国汇款过来让我们缴学费和在学校的住宿费。母亲去世一年，父亲就在美国的旧金山续弦了。母亲病危，母亲身后他都没有回港，一切后事都由我和大姐两人承担了，可怜大姐才刚过20岁生日，而我离15岁还差好几个月呢，这桩事我一直无法释怀。读了太多诗词，又熟读了《红楼梦》吧，青春时期的我真有点多愁善感。而毕君呢，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虽然父亲是有名的中药店老板，又开了珠宝店，该是个公子哥儿了，但他不是。我们相识后不久，我就对他的品格非常欣赏，而他的乐观个性也使我有更大的勇气战胜后来许多不幸的疾苦和悲惨的遭遇。　　我们到底在香港酒店停留了多久也记不清了。走出大门时已是黄昏了。毕君对那对兄妹说：“明天再见了，让我送安娜回学校去吧。”他知道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自告奋勇要送我回学校。校规甚严，男客来访是要预先报告，要修女批准才可以入会客室的。我和他在宿舍门口道别。　　毕尔问我：“你喜欢音乐吗？下星期天名声乐家斯义桂在娱乐大戏院演唱，我一点半来接你。”　　我还未回答他我是否喜欢音乐，更没有答应他我去不去，他却说要一点半来接我，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是的，好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　　晚上我整夜难眠，睁开眼睛想着他。我已经暗暗地爱上他了，他会爱我吗？我不知道。或许，或许他已经有女友在重庆等着他了，不会的，不会的，我又傻子似地这样安慰自己。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星期天。从早上我在教室听宪弥撒后就一直望着室内的时钟，时间好像停止了，这就是所谓度日如年吧。我已试过三四件夏天的旗袍，白色的、浅蓝色的、粉红色的、浅紫色的，左照镜，右照镜，颇有点顾影自怜。我选择了浅紫色的有几点小白花的旗袍。我把母亲遗留下的高跟鞋拿了出来，还可以穿得上，但在室内走了两步很不自然，还是穿上了自己的夏天凉鞋。学校是不准化妆的，我只有面霜和浅色的口红。母亲留下的香水还没用过，那天我撒了几滴香水在手帕上，母亲喜欢擦香水在耳后，我第一次依样画葫芦。　　唉，要去爱一个人多么费心机，多么辛苦，再说我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爱我。　　这就是初恋，是我的初恋。　　斯义桂那天的演唱很成功，是满座。我们两人坐在中排，全心在听他的演唱，他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很自然地，毕君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们的手好久好久以前就曾握在一起，有一种默契，有一分温情，我的心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了。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单独在一起，四周的听众与我们无关。我只希望这个音乐会永远继续下去，好让我们依偎而坐，好让他握着我的手。　　音乐会散后他建议我们乘坐缆车到山顶去，他说他离家多年，许久没有到山顶上去了。山上有点凉意，他脱了外套披在我的身上。我们居高临下，四周静寂无人，他的手围着我的腰，他望着山上飞过的浮云，说：“你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我希望你能到大后方读书，香港不安全，你该离开，我们会帮助作和你的妹妹们入学。”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一定是从他同学兄妹那儿知道我的处境，我感激得流下泪来。我知道他家中富裕，但我们只有两面之缘，怎么可能谈这么长远的计划呢。　　我说：“毕尔，未来是如此渺茫，有谁能预言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没有回答，他用长吻对住了我的双唇。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位男性亲吻，这一吻终身难忘。　　九月中旬我开始到大学上课，他也忙着和他的好友、同学准备各种到重庆的事项，可是他无论多忙，总设法到学校来看我，他已成为常客，修女们对他很客气，而且他时常带些鲜果和巧克力糖等送给修女，又给女工赏钱，大家对他都很欢迎。　　有一天他问我：“我想带你到我家里看看我的父母，我离去后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两位老人家。”他想得多周到，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此外他又介绍另一位好友冯君让我认识，也是他的同学，人很厚道。有时我们三人一同到浅水湾消遣。　　大姐的男友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医生，也是大企业家的独子，他拚命追求大姐，常常送她贵重礼物，但大姐以事业为重，对他若即若离。毕君有时建议找他们一起去跳舞、看剧、听音乐会。两三个月下来毕君已和我无所不谈，他关心我的学业，更担心我留在香港不安全。这事我的父亲看法也一样，我们买了船票，准备乘船到旧金山投奔父亲和继母，我虽有一百个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大概我和毕君要暂时离别了。　　秋天的10月和11月，香港暑天已过，气候转凉。我在大学的课多半是在下午，我上午时间准备功课，多半在港大的图书馆。下午上完课毕君就来接我出去吃小馆子或是去看电影、看话剧。上海、北京相继沦陷后，当时许多有名的舞台演员都到香港献艺了，毕君虽是工程师，他和许多习工科的人一样，喜欢音乐。我则喜欢看话剧，因为话剧的故事多半是我读过的名著改编。当然我们也不能每天见面，因为我的功课很忙，而他除了要办些公事和私事之外，还得找些时间来陪伴双亲。我的女同学有一天对我开玩笑说：“大哥怪我把毕尔介绍给你，他说毕尔整天和你在一起，连和大哥见面的时间都没有了，你们两人是不是在闹恋爱呀，你可小心点啊，大哥说不少女同学都在追求这位潇洒而又多金的大少爷呢。”　　那些话我怎听得进去，我相信毕君只爱我一人，虽然我们是一见钟情，但我想我会爱他，直到永远。　　我告诉了毕君我的身世、处境，他同情我、鼓励我。他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但他也知道战事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告诉我内地已不断喊着“长期抗战到底”的口号。他似乎对于当时局势很清楚。我也和他谈到是否该到美国去依靠父亲和继母的问题，我对父女之情不深，有美国回来的亲戚告诉我继母是一位名医，长相不好，而且很凶，但很能干，我心中悸悸然。　　我又告诉毕君我若留在香港或到内地去读大学，我想都不会成为大问题，我可以拿到奖学金，而且还可以找一份家教工作，如此我就可以开始自立了，也不需要靠父亲了。我真的不想去应付那位素未谋面的继母，一定是她影响父亲连妻子父亲曾来电告诉我们姊妹们说，抗战时期外交部不准请假，大姐和父亲较接近，她相信这谎言，但我不相信，我虽年幼，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不至如此荒唐，连妻子的丧事都不准官员请假去办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久久未能原谅父亲，更何况当年廖家大富大贵，北京大宅前车水马龙的时代，父亲得了多少外祖父母的提携；我提到母亲病危和身后事就禁不住眼泪潸潸而下。毕君常安慰我，他对我说要尽量照顾我，但他认为该让妹妹们去美国投靠父亲，因为她们年纪太小他的态度已表明白了，我太年轻，我该怎办？何去何从？　　我只知道一天见不到他我就心烦，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　　一切计划都因珍珠港事变而全部变卦。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2月8日本军机来袭香港，改变了我们两人以后的一切。相见相爱是缘分，未能有始有终是命运。　　1941年12月初，毕君接到重庆的电话催促他去上班，他也回了电话告诉有关部门他在12月底一定报到。我们姐妹6人订了美国总统邮船公司的船票，启程日期是12月27日。毕君说要等到我们都上了船他才能安心离港。12月了，大家都该走了，而我还是犹豫不决。毕君当然希望我到重庆升学，不要到美国去。这是大事，不能由他决定，但他买了三张到重庆的机票，他和他的同学每人一张，另一张是我的。机票很难买到，但他为我准备好了，船票、机票任我选择，鱼与熊掌，我该如何取舍。　　命运之神替我们解决了一切，根本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与机会。星期日的下午我和毕君在校院内又谈到去重庆还是去美国的问题。那天大姐因为医院有了周末假期，回到学校的宿舍来，她也和毕君熟悉了，而且也很喜欢他。大姐知道我心事重重，但她劝我去美国，不赞成我去重庆，她认为把我一个留在中国实在不放心，因为我太年轻，又太无知，也许还有点感情用事。大姐私下对我说，“你跟着他去重庆，你还没有选择好哪所大学，你住到那儿，假如他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有谁来照顾你。”大姐说得对，那我就留在香港吧，反正学校会照顾学生，那我暂时就继续到岭南大学上课。　　毕君不赞成我留在香港，他说香港安全大有问题，他肯定日本迟早会向英美宣战。他说：“你若留在香港，我不放心，这儿迟早会有战争，太危险了。你若不去重庆，我宁愿你到美国去，那儿至少比较安全。”　　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战局如此紧张，我说：“在香港很好嘛，你也可以来看我。”　　毕君摇摇头，他说：“我大概不可能再回香港了，”我大吃一惊问他：“你说什么？你怎么会不回香港？难道你不要回来探望你的爸爸妈妈？”我没有说还有我。我是第一次听他说不打算回香港。　　他用手绢替我抹眼泪说：“你不要哭，我因为爱你才宁愿和你暂别，我的父母不愿离开香港，因为父亲在照顾他的店铺，这是他的家，你留在香港是最坏的选择，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我说：“你不是也为我而留在香港了吗？”　　他说：“安娜，你该知道我这是暂时的，我12月一定要走了。”　　我没话说，心中很乱。　　大姐和毕君都离去了。　　那是星期天，12月7日，我和妹妹们走到饭堂吃晚餐。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我们在饭堂内吃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12月8日（珍珠港与香港有时差，美国时间是12月7日），日本同时对英美宣战，谁也走不了了。战争替我也替毕君作了最后、也是最坏的决定。　　从香港被炸开始，直到英军投降前后近三个星期我没有见到毕君。一切电话都不通，我想他，他也担心我，但彼此暂时失去了联络。虽然住在校内，我们也听到不少惊心动魄的谣言，不少人已开始逃难，但只可以偷偷地走，因为日军驻守着每一个出口。　　毕君没有消息，大姐也没有消息。我真是担心。　　学校停课了，我们更不敢随便到外面去，从宿舍的窗口外望到处都是日本兵，其中也有不少印度阿差（香港人语，香港在英人统治下，有不少警察都是印度人，现在他们是替日本人做走狗了）和替日人翻译的汉奸。我知道整个市面在戒严，我也知道日军在抓壮丁，听说年轻力壮的男子都要去一些指定地点报到，不准离境。毕君该算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是否已被日人带走？我禁不住胡思乱想。　　为了打发时间，我整日看书，《红楼梦》、《聊斋》、《金瓶梅》、《浮生六记》、《古文观止》，又读了不少英文名著，如英译的俄国名著《战争与和平》，法国名作家莫泊桑的著作也是那时开始欣赏，我最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比如《项链》和《一把梳子》的故事真是太动人了。张恨水的小说如《京华春梦》、《再生缘》等也都看了。我还写了日记，可惜逃难时这些日记本都不能带，失落了。　　我曾提及当时在校中的伙食，是豆子、粗米饭和包心菜，莱心大概由日人自己做了泡菜了。这些东西我现在都不再想吃，豆子和包心菜我见到都恶心。试想一连6个月、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吃这些来饱肚，怎不想吐。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影响了我终身的习惯——水。　　江河之水可以泛滥土地、淹没房屋、淹死人，但人不可以一日无水。在沙漠地区旅行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带着一瓶水，这比钻石黄金都更可贵。日本人大肆轰炸香港时我们水源断绝，还好校内有口井，不然我们不被炸死也会因无水喝而死。　　饥可忍，渴不可忍，在我家中有手电筒、洋蜡以防万一停电；有盛水的缸，以防万一没水。　　除夕前一天，女工到外面买到了几斤猪肉和一些菠菜，还有香肠，慈心的米铺老板还给了她两包白米，说是让学生们也过个年，这些景况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想像的。　　毕君终于来了，这是我最大的喜悦，没水、没电、没饭吃都不是大事，我的心中人无恙，见到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没有被炸死、炸伤，没有被日人抓去。　　唉，我们分离不到一个月，但忧如隔世。我在10多岁的青春岁月中，就尝过与相爱的人生离死别这病心滋味了。母亲去世是死别，和毕君那一阵子也可以说是生离吧，以后的日子里就是因为继续的生离，使我们无法不说再见。　　毕君的住家在香港的铜锣湾，而我们的学校也在同一地区，但这地区相当大，日本人分域控制，他数次想办法到学校来看我，都被巡逻阻止了，我也曾请工友试着到他家里去看个究竟，但也因戒严令而无法通过。　　修女们经过这场战争，对于我们的监视也比较放松了一点－－她们让我和毕君单独在会客室交谈。　　“你是怎么通过那闸口的？”我问他。“我送了一支钢笔。”　　他答道。他告诉我家人都平安，又告诉我日本已炸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日已正式宣战了。他又说日本和美国作战对中国战场会有利，现在情势大有改变，美国可以正式协助中国抗日了。在香港我们也知道南京大屠杀和上海大轰炸的惨案，还有些将士死守阵地、壮烈牺牲的事迹。但香港的中英文报纸对欧洲战场的战事报道较多，中国的战事没有太多的报道；还好有爱护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为我们灌输一些国事常识，以补不足。　　“我们真的要想办法离开香港了。”他握着我的手，我望着他。我们如何出走，我如何到内地继续学业，一切都得靠他来安排了。我说：“大姐还没有消息，她从医院回来，我们就好商量了。”他说：“希望她那儿没事。”我们又担心大姐了。　　还好，过了约一周，大姐也和我们联络上了。她和一位护士一同从圣母玛利亚医院步行到圣保禄女中，她们两人从早上出发，到了中午才和我们相见。那位大姐的同事是印度人，在香港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们留她在宿舍休息一下，和我们一同吃中饭，吃的仍是红豆粥。女工给加了一道菜，说庆祝大姐平安归来。她又给每人一个烤白薯，还有一点自糖，那是难得的甜食。　　大姐告诉我医院里住满了病人，还有许多伤兵。医药短缺，医生和护士们都不眠不休地在照顾病人，她又说医院没有被日军接收，但每一层楼都有日本人在监视，还有几位日本医生和护士，他们是英军投降后才出现的，或许这些日本人早已来到香港，不过没有表明身份。后来我们才知道不少日本人在香港都是以经商为名，是在香港做各种地下工作的；英军一投降，他们就公开表明身份，而且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　　大姐又说日本人很凶恶又野蛮，粗声大气地骂人，女护士们不敢一人独行，晚上有机会休息时都是集中在一起，以此相互保护，或许他们得到上级的命令，不敢对女护士强暴，因为香港需要护士和医生。　　那位印度护士对我们说日本军官已一再宣布他们攻击香港是解放亚洲的殖民地，他们是对英国直战，在香港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被送去集中营的是英国人，他们是战犯，是俘虏。那位印度护士又说她和她的家人不打算离开香港。她的父母离开印度到香港来就是因为印度的生活太苦，非常贫困，又常受英国人的欺侮。她说：“日本人不会比英国人更坏。”我没有答话，我自小即对殖民地这个名词憎厌，英国人、日本人在中国都横行无道。我还记得“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姊妹随着父母逃到天津避难的情景，后来中国政府正式割让了东北给日本，我们才得回到北京。我那时年纪虽小，但印象却深刻。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我永远忘不了日本宪兵那种傲慢、凶恶而又蛮横的脸孔和态度。我没有时间和心情与那位印度护士辩论，我该感谢她伴同大姐安全地回到校舍，使我们虽在忧患中仍得重聚在一起。　　忧患中，寒冷的2月到来，是农历的冬至吧。太平岁月中，香港人是随俗过农历年的。我记得母亲在世时，我们逢年关家中就开始热闹起来，佣人们忙着做年糕、千堆（是油炸的糯米做的甜点心，像个圆球，可以摆放很久）、萝卜糕，又准备了各种糖果、瓜子、还有很多莲子。百果盒中都是些好吃的小东西。年夜前各家各户都互相送札，由女佣人担着礼盒送年礼；当然客人不会全部收下，只收取一些以表谢意，然后又得把一份红包（内有礼金）放在礼盒内，又得给来人赏钱（广东人曰“利是”），再请来人多谢主人，皆大欢喜。这样你来我往，从腊月中开始，直到除夕。　　除夕前我最喜欢和母亲一同去逛花市。为了图个来年大吉大利，家中要有串钟花（取其长久之意）、要有小桔子树（取其大古大利之急），还有水仙，水仙是吉祥的植物，放在云石盘中别有一种幽香之气。　　毕君家中富有，又是长子，他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当然可以去美国留学，但他没有去。他的弟弟大学毕业后投效中国空军，参加抗战行列。这些都可以代表第二次大战的热血青年。华君之弟后来在空军战役中牺牲了。我和毕君相识时还不知道他有一弟己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如何离港入内地大后方读书和工作时才谈起，而且也是非常偶然的。　　我曾提及大姐在香港认识了一位医生，他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他不懂中文，但会说广东活。父亲是吉隆坡的富户，有几处大橡胶园。他出入有汽车，在香港还有一栋华丽的房子在半山上。他对大姐很好，我们觉得他为人和善，很风趣，常常爱说笑话，当我们伤心失意时，尤其是丧母之后，他常常想尽各种方法逗我们开心。他也会在假日驾着他的敞篷汽车带我们去浅水湾、深水湾兜风。我想他很爱大姐，但大姐对他有点若即若离。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这位医生来到宿舍看望大姐，他仍继续在医院工作，跟着毕君和他的同事，还有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同学一起来了。这两位兄妹我也该给他们一个姓名了，男的是邱有耐，女的是邱慕华。那位医生姓杨，我们就称他杨医生吧。　　大伙儿坐在宿舍的会客室内，毕君带来了一包花生米，还有两盒饼干。工友说是特别招待，还泡了一壶茶。　　毕君和邱有耐都已设法替我们领取了离港证。邱慕华已探听到一些消息，我们的大学已决定搬入内地自由区，到广东的粤北，或到广西的梧州还未决定，要学生们自己设法到桂林集中。大姐希望到大后方找工作。毕君对大姐说：“你这种人才国内最为需要，内地医院设备简陋，医生、护士奇缺。”他又对杨医生说，“你可知道在中国有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他们的领导人是美国有名望的飞行教练，名叫防纳德。他是蒋介石和蒋夫人宋美龄特别邀请来中国训练中国空军、并助中国抗日的。我的弟弟在空军做飞行员，对这队美国军人赞不绝日，听说这批志愿队也急于在重庆和昆明征募医生和护士，你和静宜（即我的大姐）一定可以在那儿找到工作，尤其是你的英语比华语还流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我是第一次听到美国有一支空军志愿队替中国打仗，也是第一次知道毕君有个弟弟在空军当飞行员。这对我是新闻。　　大姐先发问了，她说：“你想我们真的可以在重庆或昆明找到工作？”毕君说：“内地正需要很多人才，可惜有些青年却到美国去避难了。”大姐说：“我想去内地工作。”毕君说：“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自己不救中国，谁来救中国。”我心中暗想我真的没有看错人埃杨医生一声不响，他似有所思，大家望着他。这时他说话了：“我不准备走。听说大后方生活很苦，我是做医生的，我不懂政治。无论英国人、日本人我们都是为病人服务。”　　毕君说：“你错了，日本人要征服中国，也想要征服全亚洲，和德国人要征服欧洲同一路货，你知道吗？”　　大姐面色很难看，我想他对杨医生的想法一定很失望。　　这时她也说话了，这话是对杨医生说的，她像是问他，也像是警告，她说：“我们大家都决定离开香港，你真的要一个人留下吗？”　　杨医生苦笑道：“我希望你也留下，我们将来可以一同回到马来西亚去。我想这场仗不会永远打下去的，无论谁胜谁败，我们不愁没钱过日子的。”　　毕君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难道你愿意一辈子做亡国奴！”杨医生着急了，也发怒了，他说：“谁是亡国奴，你的弟弟是空军，你来香港大概也是做地下工作。你把6个女孩子都吸引到内地去，你真能照顾她们吗？你父亲有钱，你有理想，值得几文钱！”　　大姐把杨医生拉到一个角落，他们两人在低声争论。　　毕君坐到我的身旁，他的两只手握着我的两只手说：“到内地去生活会很苦，但我相信我们会经得起考验的。这儿不能久留，美国空军将来一定会大大轰炸这个孤岛的，到那时想逃都逃不出去了。你明白吗？”我点头，我明白。我问：“那些美国空军志愿队很有办法吗？他们真的会协助中国空军打退日本鬼子吗？”毕君肯定地说：“当然啦，我弟弟常常说这队志愿军真是了不起，内地的老百姓都喊他们叫飞虎，比这儿香港的英国空军不堪一击强多了。”　　邱氏兄妹又和我们商量了一些准备事宜，就先告辞了。　　毕君离去时杨医生还和大姐在那儿争论不停。他对静宜大姐道别后又对杨医生说：“你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会后悔的，到那时恐怕太迟了！”　　是的，杨医生的决定是错误的，他后来真的后悔了，不到一年他也追到内地来，但他已追不到静宜大姐了。直到抗战结束他还千方百计希望大姐会原谅他，但他的努力是徒然的。杨医生决定不离开香港那一个时刻，他就已失去了一样宝贵的东西，那是千金万金买不到的：爱人的信赖和尊重。　　　　春秋岁月--逃亡逃亡　　1942年6月初我们离开了香港，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我们首先从香港乘船到澳门，每人限带行李一件。在这之前我们把家里历年保存的古玩、古董书画装满了几大箱存放在大姐的印度女同事家中，因为这家印度人不打算走，也答应替我们保管，此外有些母亲陪嫁的贵重金银器皿也装了箱，交给毕家保管。母亲有不少钻石、翡翠、珍珠、蓝宝、绿宝以及金银首饰，我和大姐商量要带走，将来需要生活费时或可变卖。我和大姐两人偷偷地把这些宝物缝到冬天穿的较厚的棉袄里，我们又想到一个妙法，在几本书册当中剪穿一个洞，把一些钻石耳环和戒子放入洞中，再用绳子把书本捆好。还算幸运，没有被日人查到，过了关。　　后来一部分首饰虽然贱价而沽，倒是救了燃眉之急。而那些留存给印度人家的东西则被那家印度人全部吞没，他们说是被日本人拿走了，当然是假话，因为我们存在毕家的东西他们原封不动地全部交还给了我们。这也可见忠厚人家终究是忠厚人家，而不老实的人就会趁火打劫。总而言之，我在久经忧患之余得到一种哲理，那就是人亡物在是伤心事，而物丢人在总算是有福分了。我们全家6姊妹能数度逃出虎穴，而多次遇到善心照顾我们的人，也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　　去澳门的船很挤，也没有头等、二等之分，总之拿着行李能够挤上船就算是幸运了。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船，但船舱内已挤不进去，只好呆在甲板上，把行李放在身旁；坐定后根本不敢再移动，因为后面还有不少人你推我挤地要抢着上船来，假如稍微移动一下，位置就会被别人占去了。　　船行得很慢，大概人太多了，一定超重，还好没有沉船，不然大家都完蛋。我还记得1949年大陆人从上海逃到台湾，有一条重庆轮就在行驶到台湾的基隆港途中，还未到达，船就沉了。全船旅客都送了命。船上还有一位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的同事也同归于尽，葬身鱼腹，悲惨之极。　　我们的计划行程是先到澳门，再由澳门去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入广东的郁林，由郁林再入广西的桂林。这条路线有领路人可以不经过日人统治的沦陷区，那些城市当时还未被日人占领，到了1943年湘桂大战，许多广东、广西城市相继失守，当然那条路也就行不得了。　　到了澳门，我们又脏又累，暂时栖身在天主教室内。父亲有过来电告诉我们已把我们的旅费汇到天主教堂内，由天主教室转交、但天主教堂内的神父说根本没有收到，这事使我们非常丧气，但天主教堂也不能久住，我们也不能多等，只好先到了广州湾再作打算。还好我们稍有积蓄，大家商量澳门不能久留，走为上策。　　1942年夏的广州湾挤满了来自各地的难民。大家都在等交通工具或领路人再往前进。领路人既要回避日军占领区，也不敢走近共产党（当时是第八路军）游击队出没的地带，这样当然要绕圈子、走远路。我们姊妹6人的目的地是桂林，要和学校联络上，然后还要安排几个妹妹的去处，她们也得上学，在内地等候父亲的消息，再作长远的安排。毕君目的地是重庆，邱氏兄妹也去重庆，因此我们这一行人可能在桂林就要分手了。　　有段小插曲值得一提。在广州湾邱君说认识一位生意人，有意买些珠宝，我和姐姐两个傻瓜把母亲名贵的钻石戒子和一对钻石手镯、一条钻石项链全套交给了那位商人，他说第二天会把现金送来，我们还庆幸天无绝人之路。当初我们姐妹两人商议把首饰交给那陌生人还是瞒着毕君的，因为毕君说他有存款，吩咐我们非不得已时绝对不要变卖珠宝，但邱君却对我说我们姐妹已连累了毕君这么深，不当再向他借钱，我心中实在有歉意，因此才偷偷地拜托邱君找人来买母亲的首饰。当然也该怪我们这些年轻人无知，更不认识人心之险恶，我们第二天左等右等，那个拿了宝物去的家伙根本不见踪影。　　邱君到他住的旅社去找他，掌柜说那人已于当天大清早走了。　　走到哪儿，没人知道，到哪儿找他，更是大海捞针了，这是我们活该上当。　　毕君晓得了这件事把邱君大骂一顿，然后又对我们姐妹说：“你们两人也不对，我不是早已答应会照顾一切吗，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那一晚上他很生气，一人坐着不断地抽烟，也不和我说话。我说：“就算我们倒霉吧，人说破财消灾，钱是身外物，可有可无，你也不要生气了。”　　钱财真的是身外物，我的一生对于这身外物看得不重，大难之后，虽然没有像不少朋友成为亿万富翁，但也没有什么短缺，反而有些守财奴钱虽多，但并买不到快乐。　　从广州湾到郁林这段路很不好走，所过之处都是小村落，贫穷、落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农村的真面目。我们姐妹生于官宦之家，生活在北京、天津和香港，都是进步的城市，从来没有体验过中国的农村生活。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除了读过赛珍珠女士的《大地》和《龙子》之外，就是看过中国电影如《渔光曲》等等。我们现在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中国的贫穷，老百姓生活的艰苦，又沿途听到日军的残暴行动，而中国的军队虽然坚勇但武器不如日本，组织不如日本，加以日本空军又不分昼夜地狂炸，我真担心这个苦难的中国，苦难的老百姓能够支撑多久。唉，那时也想不了这么多，只有匆匆逃命。　　第一个晚上落脚的地方已不记其名，那个下榻的旅馆就像中国章回小说的黑店，我们姐妹6人共得两张木板床，邱氏兄妹就只好和毕君挤到另一个角落去了。我们走了几近一天的路，累得有气无力，只想象头大睡。不料人还未躺下便觉一身奇痒难忍，揭开那张半灰白的床单一看，唉呀，全木板上尽是千千万万只虱子在爬动，用手一抹，全是血迹，这些虱子不知已吸饱了多少逃难人的鲜血。　　我们只好和衣睡在泥地上，真是太累了，在泥地上也睡着了。第二天继续赶路。诗人说的“鸡声茅店月”很够诗意，逃难时偶尔听到鸡啼，但茅店月就无此心情去欣赏了。　　逃亡的第八天我病了。是难民的通病，打摆子。这是由蚊虫传染的病，发烧头痛，一阵子热、一阵子冷，全身不断发抖。　　人也随之衰弱而没有气力，虽然服食了一些随身带着的药片，但也不能马上见效。同行的不光是我们这一队人，大家要赶路，我也只好扶病而行，毕君找了两个脚夫，让我坐在滑杆上，勉强支撑着。真是祸不单行，过了两天我又得了痢疾，当然也是由食物或茶水那儿传染过来的，加上我体弱，没有抵抗力，我整个人都瘫了，无法再前行；我不但有点昏迷，而且肚子痛得厉害，真的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的时候想起了留在香港的杨医生，我想他或许没有做完全错误的决定，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我想假如这就是自由区的后方，我真的不想活了。大家见我病得相当重，同意找个地方停留两天，找个医生。　　我已记不清楚我们下脚的地方是个什么村落，只记得那儿的客栈都已住满了人，连床位都分不到一张。当地有一位商人是开鞭炮店的，他见我怪可怜的，毕君又拿了些钱给他。　　他说他有两个空着的仓库，答应让我们住到他的仓库里去，并且找了些帆布床让我们睡觉。　　住进仓库后，毕君和邱君设法去找医生和买药，那个地方哪有医生，只有郎中，他来把脉，给了我两贴中药，吩咐大姐煮给我喝。喝了药晚间肚子痛得更厉害，仓库内没有厕所，只好扶病到荒地上解决。晚上来往出入10多次之后我已没有气力了。在又热、蚊子又多的仓库里，我们靠数支蚊香来驱逐蚊子，仓库没有窗子，不通风，只好把门开着。我仍发着高烧，昏迷中，我知道大姐和毕君守在我身旁，我想我大概不久人世了，但我并不想死，我只有10多岁，我还没活够呢，虽然多灾多难，但我却不愿向死神投降。　　我得为毕君活着，我得为我的姐妹活着。　　半夜，我对毕君说：“你先走吧，我好了会跟着来。”他用手盖住我的双唇，不要我说话。大姐也在旁，她说：“你好好休息，你会好的，大家都等你。”　　我泣不成声，大姐也在流泪。　　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不知道是那郎中的中药真灵，还是奇迹出现，我竟然热退病除，出了一身冷汗。大姐用热水替我抹脸抹身子。我除了感到虚弱外，不再打摆子了、也不再拉肚子。我口渴时只喝些开水。我起来了。　　继续往桂林前进。　　桂林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地区。广东桂系首脑白崇禧将军，后来做了副总统、代总统的辛宗仁，现在中国大陆做政协委员的程思远，当年做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都是广西人，桂林也是中美空军西南的大本营。　　我们大伙儿在桂林租了一栋房子暂居，一方面从桂林打电报到美国和父亲联络，另一方面也等候学校开学的消息。　　毕君和邱氏兄妹见我们大致安定了下来，也就和重庆联络上了。定了去重庆的日期。是大家各奔前程的时候了。　　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受家父之托，在桂林找到了我们。在大后方昆明是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的大本营，其次是重庆、成都、西安、桂林、芷江……。来看我们的是两位陈纳德将军的副官，一位少校，一位上尉。两位洋人来叫门，把房东吓了一大跳，她又不会说英语，还好那位上尉会说几句中国话，他说：“陈小姐，我们找陈小姐。”这一来房东听懂了，赶着上楼喊我和姐姐。他们满头大汗，大概地方不好找，街坊的儿童和一些邻居围着他们那部吉普车，孩子们都说：“哈罗，哈罗！”那两个人也举起大拇指说：“顶好！顶好！”　　他们首先交给我们一封父亲的亲笔信，然后又有一封十四航空队总部的手令，当然这是非常慎重的命使。他们非常有礼，我们请他们两人到楼上我们的住处坐坐。他们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带来父亲请陈纳德将军转交给我们的生活费，并说以后还会继续寄来。其次正如毕君所说，美国空军急需会说英语的护士和医生，十四航空队征求大姐的意愿，想不想到昆明或重庆的十四航空队医院工作，这当然是大姐求之不得的。对我们几位在学的女儿们，父亲要我们随着学校的迁移暂时就读，他的最后决定是请陈纳德将军设法把他的孩子们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乘船或军机去美国。　　最兴奋的是大姐，她有了工作，而且是到美国空军的基地服务，她生活在美国华盛顿，是美国公民，有了这份工作，她又兴奋又骄傲，我们也替她欢喜。　　这儿值得一提的是大姐的男朋友。那位当初不愿离开香港的华裔马来西亚医生不久又从香港追到桂林来找大姐，但大姐已离开桂林到重庆去了；他又千辛万苦地追踪到重庆，但大姐认为他虽多金却缺少勇气，对他很冷淡。这位痴情的医生一直守在中国，虽然后来大姐到了美国他仍在中国大后方工作，以便能和美国的大姐通讯（沦陷区不能通讯）。抗战胜利后他回到马来西亚，不久又再回到香港自设诊所，做得很成功。但大姐一直没有再和他联系，倒是后来六妹香桃婚后在香港工作并定居，还和他有往来。　　毕君和我的一段情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这其间有不少波折，也有不少误会。李商隐《凉思》一首：“客去波平槛，蝉休露满枝，永怀当此节，倚立自移时；北斗兼春远，南陵寓使迟，天涯占梦数，疑误有新知。”可以稍见当年双方的心境。他到滇缅公路去工作了，而我又随着学校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抗战最后一年跑到昆明，在中央社找到工作，而毕君又被调回重庆了，聚少离多，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毕君对我采访美军消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只该采访教育文化消息。在昆明有多少教育和文化的新闻呢？而战地新闻，新闻局和报社都不准女记者去采访，认为太危险。记得有一次妇女组团到前线劳军，当然都由将领的夫人们做领队，那些将领夫人看见中央社派来的记者竟是梳了两条辫子的小女孩，就当着众人问我：“中央社就只你一个人来？没有派男记者？”我听了这话真是又气又恼，而且觉得这些娘子军太盛气凌人，但也不敢发作，只好回答说，“美军新闻都是我采访的，中央社认为各位夫人去劳军由我未报道更为得体。”后来我回去对总编辑说：“以后凡是那些妇女的新闻请不要再派我去了，她们自己是女人，却看不起女性。”　　采访美军的新闻反而比较方便，我也感到胜任愉快。静宜大姐和妹妹们都由陈纳德将军安排由昆明飞印度，再由印度的加尔各答乘美国邮船到美国加州旧金山和父亲与继母在一起了。我没去，我留在中国，等待战争结束，因为我想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在那个时刻完全没有出国的念头。1945年春就听到美军传说欧洲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了，德军已在欧洲战场大撤退，盟军亦已收复了不少失地。美军已光复了菲律宾，亚洲的战事也很快会结束了。　　美国十四航空队协助保卫大后方重庆和昆明，西审、西北地区日本飞机来袭时受到迎击，已经很少出现。我经常报道美军的消息，当然也窜到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部，但和飞虎将军相熟、相识以至发生感情，都是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上海重逢之后的事。在那些年代中国人对于异族通婚的事还是坚持非常保守的态度。　　有一天十四航空队的一位官员送来一包衣物，是大姐从美国寄来的，托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送来给我，和来看望我的毕君刚好相遇。那位军官走后毕君一面吸烟，一面就教训我说：“美国人来援华我们当然感激，但有些家伙不但到处找女人，还居然到大学里去找女学生，太不像话了。”我听了这话很不是味道，就回答说：“他们对我都很客气，都很有礼貌。我每次去采访，他们常派车子接我，又送我回报社，很守规矩的。”毕君冷笑一声说，“他们哪敢对你不规矩，他们都知道‘老头儿’对你们姐妹多好，他们当然不敢妄想。”飞行员都是壮丁，大家喊50出头的陈纳德将军做老头儿，是尊敬而又亲切之称，但毕君这样称呼他似乎又别有用心了。　　这也可以说是情变的导火线吧。　　胜利来临时，我在昆明，毕君在贵州。8月，中央社要我去上海工作，那个地方有大新闻，而我又有幸得到美国空军的照顾乘坐军机去上海。我要到上海工作，也要去上海看望久别的外祖父母。我知道不少人都希望早日回家乡，但苦无办法，火车、柴油车、手推的轮车，甚至步行或乘坐小船、坐黄鱼车，这些我都尝过了。毕君希望我们一同回香港再作打算。他人在贵州，我在昆明，怎样聚合，聚合之后又如何去香港，这些问题都是我担心的，更何况若我不马上去上海，我大好的工作机会会被别人捷足先登，我不愿放弃的。　　我爱毕君，但我还年轻，若去香港，再见他的父母，可否就会把两人的终身大事定了呢。在战乱中多灾多难地捱过了近4个年头，我要到上海痛痛快快地过我的青春。我告诉毕君我已决定乘军机去上海，他若来聚，我答应在上海等他。我告诉了他我外祖父母在上海的住址。我回忆到我们的初遇，我更不会忘记我们一同从香港逃入大后方那段辛苦的经历。但这次我也有我的选择，我刚过双十年华，我还想看看浪漫的世界。　　毕君说：“有谁在上海等你？”我说：“没有，只有外祖父母。”我说的是真话。　　毕君说：“我还想到英国或美国再多念点书，你也可以和我一道去。但你得和我在香港聚面，我们再商量。”　　我想我欠他太多了，我在香港举目无亲，若到了美国还得投靠父亲和继母，那是我绝对不想做的，那是下下策。在抗战的洪流中我捱苦、捱饿都捱过来了，父亲不接济我因为我违反他的命令，但我也战胜了考验，我知道我能自食其力；但我没有资金到外国留学，我也不能靠毕君；他若出国留学当然得靠父母供应一切，我能靠别人长久的接济吗？虽然他爱我，但我能接受别人长远的资助吗？除非以身相许，但我还想要自自由由地活一下，我就是不认命。　　毕君说：“那我们再会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说：“我会的，你不用为我担心。”我说不下去，我已泣不成声。　　1948年我们在上海再见面时，我已和陈纳德将军结婚。　　为了上海虹桥的新房，为了民航公司在虹桥机场的停机楼，公司找来了一位建筑师——毕君，他拿着一个烟斗，比以前更成熟了，见到他我还有点初见他时的那点震荡。我们握手，他说：“你一点没变。”他说谎，我们都变了。他还握着我的手。　　那些过去的事，就像昨夜的星辰，好像许久以前的梦；和着清亮无邪的记忆，和着哀怨，我将永生好好地收藏。　　　　春秋岁月--初识陈纳德初识陈纳德　　我是中央通讯社第一位女记者，因为40年代新闻机构还很保守，不愿女性作采访。1944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社昆明分社时是试用，在编辑部做助理。我的工作是在晚上把所有来稿阅读后再加标题。因为在中学和大学多年来一直负责校刊编辑，因此对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当年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长是陈叔通，总编辑是邵冀之。　　我们在昆明的办公室靠近金碧路，我住的地方是西坝，那儿是高级住宅区，并非是我住得起的地方。因为要找一地栖身，所以应征做一家云南富户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替两个小男孩补习功课。这家人家的男主人抽鸦片烟，脸色苍白，真是满脸烟容；年纪不大，但显得衰老。女主人长得很标致，但教育水平甚低，说话时嗓音很高，有点刺耳。她对我很关心。我有自己的房间和浴室，和他们的住处有些隔离，就如北方的四合院，中间隔个院子。两个男孩子很淘气，不太用功，倒喜欢我为他们说故事。晚间我和他们一同吃晚饭，然后再到中央社上班。男主人睡得很晚，大概中午才起床，晚上吃饭时却会和大家在一起。他对我也很客气，还称我做老师，我还未到20岁已被称为老师，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但作为流亡学生能在云南的昆明找到一个舒服的栖身之地，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中央社虽有员工宿舍，也依规定配给我一个房间，但非常简陋，而且空气不好，我没有接受。　　我入中央社后不久，省府的某个机构为了庆祝新年，送给中央社一部吉普车，指定由中央社员工摸彩、谁摸到幸福号码；吉普车就由得主领用。当年在战时的昆明有一部吉普车多神气，而且价钱也很惊人。我是幸运儿，摸到了头彩，但中央社总编辑却做了另一个不公平的决定——吉普车由全体采访员使用，司机和汽油由中央社负责，当然我个人没有钱雇用司机，也无法买到汽油，但我可以把吉普车转卖，大赚一笔。　　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小职员，又是个女的，所以没权说话。吉普车被抢走了，根本没有人帮我抗议，若在今日，这种情况一定会被女权组织来个制裁。还好，我做晚间编辑工作不久就被升调到采访部，因为我会英语，因此顺理成章，被派到外事组采访美军的工作和中美空军共同抗日的一些消息。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日本在南京向中国政府呈了投降书。8年的对日苦战终于告一段落。而我也被派到上海中央通讯社工作，因为当时中央社总社正急于复原，欲搬回南京，上海是个大分社，也需要人手，我被派到上海算是升级了，其他同仁还未有新任命，我是第一人。论资历，我是最浅的，但在复员的条件中，在交通便利这方面我占了便宜，因为在昆明的美军答应协助我乘坐美国的空军飞机直飞上海，那比乘坐火车，或是乘坐黄鱼车走公路要方便多了，而中央社上海分社正急于要采访记者，当然我就被选上了。　　1945年5月陈纳德将军已离华回国，当然他知道战事已近尾声，但其中还有不少复杂的政府因素。他亲自告诉我，他会再回中国，我对他虽认识不深，却对他敬仰万分，因为他满腔热血，不远万里而来，到中国是为了协助中国训练贫乏的中国空军抵抗日本恶霸。几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见到他时，就觉得这个美国男人实在是一个好男人。我也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写了不少介绍陈纳德将军和美国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系列报告新闻，深赞他对中国的援助，是有情义的。我想我们之间的遇合算是缘分吧。　　1937年，陈纳德将军被邀来参战时，我还在香港念书，由于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我便辗转入大后方求学。后来又因为在昆明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采访美军战地新闻而得见陈纳德将军，而他又受我父亲之托照顾我们姐妹，所以父亲可以说是我们的介绍人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访问陈将军时，他的一名秘书会速写，为我画了一张像，陈纳德将军说：“这张漫画就送给我吧。”但我认为不太传神，后来一位摄影记者在旁马上为我们两人拍了几张照片，记得当时我还是梳了两条辫子的黄毛丫头，他是穿着军服的将军，那些照片我留了许多年。　　陈纳德将军是美国30年代杰出的年轻飞行员。早年在美国没有空军总部，空军是附属陆军的，而许多年老的陆军对于航空这个新技术有很大歧见，不甚接受，因此从事飞行工作的青年受到很大的压力和挑战，陈纳德也是随例由陆军转入空军。　　对于飞行这项新技术陈纳德非常有兴趣，不但努力学习，而且和他的同伙发明了多种空中表演的技巧；其中两人和陈纳德组成三人小组，到各地表演，非常受欢迎。　　30年代航空工业进入一个发展时代，许多青年都热衷飞行，因此陈纳德的声誉也在此时起飞，并做了飞行员的教练；他还预言国防将来一定会倚重空军。就在30代的中叶，苏联（今俄罗斯）也急于发展航空工业，苏联政府还特别派代表到美国来找他，聘请他到苏联去做教练，当时陈纳德曾出版了一本手册，解说飞行的细则，莫斯科空军还把此手册从英文译成俄文，他们非常佩服陈纳德的见解，要重金聘请他去俄国，并答应供应住宅、汽车和司机，月薪美金1oo0元。那时陈纳德是空军少校，月薪只有360元，这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多么大，但陈纳德没有接受，原因是他不愿把他的飞行经验供给俄国，他认为美国与苏联之间迟早会有对峙的局面，他宁愿暂时守在美国，他也知道他的所长终有大展宏图之日。　　1937年春他接到蒋介石、宋美龄和毛邦初的邀请函，请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到中国亲察中国空军，当时没有谈任何条件，只希望他尽早到中国一行。　　这一纸合约可以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当时陈纳德将军只打算到中国去3个月或1年，就要返回美国的。但后来变成为中国服务8年。而当时去中国时，为了防备日本情报人员的耳目，在他的美国护照职业项目上，填写的是务衣。他到达中国时是1937年5月，同年7月抗日战争的序幕展开，“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陈纳德到了杭州笕桥看到中国的空军航校，也遇到了英、法、意、美、苏的飞机商人，把一些旧飞机向中国推销，在他看来很不是味道，认为那些外国商人是在做趁人之危的投机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