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伊·考莱希总理的看守内阁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其一，稳定社会，发展经济。 考莱希就任总理后，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腐败、打击犯罪、改革税制等项改革措施，得到了军方、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在经济上，考莱希取消了谢里夫政府实行的几十项反常的发展计划，包括花费大笔宝贵的外汇购进出租车和为富裕的农场主购买拖拉机等物品。他采取降低汇率、增加出口和加收新的农业税和财产税的政策，使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得到初步的遏制，经济开始恢复发展。在政治上，他与瓦西姆·萨贾德代总统一起，对旧的官僚体制进行了改革。在离职前，他下令对联邦政府进行改革，使之成为一个廉洁、讲效率的政府。他还对毒品走私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其二，筹备大选。 看守政府成立后，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很快就公市了大选候选人名单。共有40多个政党、无党派和少数民族的1400多名候选人竞选国民议会的217个席位；3800多名候选人竞选四个省议会的460个席位。看守政府决定10月6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10月9日举行省议会选举。在此期间，军方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保证大选的公正和合法性，军方成立了监督大选的最高指挥机构——选举监督委员会，并将派出10多万名军人在全国3．4万个投票站监督大选和维护治安。 贝·布托早已在等待着10月的国民议会选举。她紧密地团结了人民党的成员，在党内实行了民主。她满意地宣布人民党是一个正确、团结的由自由选举出的人领导的党派，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大选。 谢里夫在变幻多端的1993年，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地实行大选。在任总理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目睹了自己联盟的分裂和自己威望的降低。在任总理期间，他除了紧紧依靠他的坚定支持者外，别的再也不能做得更多的。为了有利于穆斯林联盟，他放弃了1990年大选中使自己获得胜利的同盟——伊斯兰民主联盟。为了与贝·布托对抗，谢里夫认为，即使失败了，他也要创造一个不仅仅为自己，更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坚实的政治基础，主要是把政治从官僚主义的旧有的殖民地时期的思想中解脱出来。国民议会和省级议会突如其来的选举打乱了谢里夫的计划。谢里夫一直致力于创造一个两党制的政治体制。在这个政治体制中，贝·布托的人民党即使获胜组阁，谢里夫的穆斯林联盟也会是反对党中最大的一支。 贝·布托和谢里夫在大选中各树一帜，争拉选票。他们之间的竞争不仅反映在政策上，而且还表现在个人性格、政治忠诚与地区联系方面的较量。 贝·布托提出的竞选纲领强调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政治上民主化。在信仰上继续尊奉伊斯兰教。她还许诺要在卡拉奇建地铁，在几十座城镇建医院，在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之间通高速列车并建立一大批发电厂。 谢里夫在竞选纲领中许诺在政治上建立真正民主，消灭家族对权力的垄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生活中。声称继续推行他的“黄色出租车”计划，与此配套的还有“黄色拖拉矾、黄色摩托车、黄色住房”计划，以此来争取更多的选票。‘ 在竞选活动中，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双方都强调推行私有化，解决就业问题，发展工业和农业，在本世纪末把巴基斯坦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两党都把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 在这次大选中，选民总人数为5229万，全国设3．4万多个投票站和116万多个投票箱。为保证投票工作顺利进行，军队的15万名官兵在各投票站监督和维持秩序。各选区都有高级军官坐镇，在75个“敏感地区”的选区，军队日夜巡逻站岗。在占全国人口60％的旁遮普省，军队投入了10．5万人的兵力。 1993年大选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央和各省的看守政府成员不参加选举，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二是陆军参谋长没有要求三军情报局预测选举结果，军队给人的印象是中立的。 虽然有40多个党派、无党派和少数民族的1400多名候选人竞选国民议会的217个席位，3800多名候选人竞选4个省议会的460个席位。但真正的争夺是在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之间进行的。 10月6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赢得总数207个一般席位中的86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它的劲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获72席。选举结果揭晓后贝·布托说：“我们自然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我们原来预计两党得票的差距要大得多。” 四个伊斯兰党派和别的宗教派别在选举中大败，在国民议会选举中甚至比少数民族还少了9个席位。地区性党派，如西北边境省的阿瓦米民族党（ANP）、信德省的联邦党、俾路支省的各党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也遭到了惨败。 在10月9日进行的4个省级议会选举中，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旁遮普省、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分别赢得106席、8席、16席、6席。人民党则分别为：94席、56席，22席、3席。尽管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旁遮普省议会选举中比人民党赢得的席位多，但相差不大（106：94），人民党在穆斯林联盟居内久派和许多无党派人士的支持下，仍控制了旁遮普省。在信德省和西北边境省，人民党获胜。在省议会选举结束后，贝·布托喜气洋洋地对记者说：“我们人民党及我们的盟友对选举结果感到欢欣鼓舞。” 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没有出现影响选举的暴力行动，国内各政党和团体都表示接受大选结果。国际社会认为这次大选是公正的、合法的。 依照巴基斯坦有关法律规定，只有超过议会席位半数以上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才能组阁。因此，选举结束后，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为能实现各自组阁的目标而展开了一场争取与小党联合组阁的“争夺战”。 10月17日，国民议会以106票对60票选举人民党候选人尤素福·拉扎·米拉尼为巴基斯坦于1947年独立以来的第11任议长，击败了前议长戈哈尔·阿尤布·汗。人民党的另一位候选人当选为副议长。贝·布托向重新掌权的目标又靠近了一步。同日，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提名其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为竞选总理一职的正式候选人。10月19日，国民议会进行投票选举，决定由谁出任总理并组织下一届内阁。结果完全在贝·布托的预料之中：她以121票对72票击败老对手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以40岁的年龄再度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 曾几何时，贝·布托被总统解除了担任仅20个月的总理职务，痛失政权，并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遭到惨败，蒙受了耻辱。然而，作为巴基斯坦和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女首脑，贝·布托不愧为当今世界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在她身上凝铸了杰出女性和卓越政治家的超凡品质。面对失败和挫折，她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反思自己的失误，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充满必胜的信心。在下野后的三年里，她重整队伍，再绘蓝图，卧薪尝胆，坚韧不拔，为以后的斗争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不起失败的人，也就不会再有成功。贝·布托正是由于能够经受起失败，不在失败面前倒下、沉沦，而是在失败面前反思、奋起，从而能够牢牢地把握历史的机遇，在条件成熟时，终能东山再起，重振雄风，表现出一位年轻的女政治家的非凡才能，令全世界为之瞩目。 贝·布托能够东山再起，从她本人来说是她自身所具备的品质和才能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从巴基斯坦社会的具体的客观条件来说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贝·布托，是因为她成功地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把握了历史，这是一切成功的政治家的共同特点。 贝·布托取得1993年大选胜利，重新上台执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贝·布托吸取了1990年大选失败的教训，在大选期间妥善处理与看守政府和军方的关系，尽可能得到较多的支持。 在1993年大选中，贝·布托非常明确地将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作为自己的竞争的对手，利用一切机会和力量建立反谢里夫的“统一战线”。她曾支持伊沙克·汗总统解除谢里夫的总理职务，然后又在谢里夫复出后以旁遮普问题向其发难，加剧了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及议会的矛盾冲突。在矛盾处于难解难分的情况下，她又计划举行数十万人向首都伊斯兰堡的“大进军”，最后迫使军方出面干涉，向总统和总理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下台。而贝·布托则听从军方的意见，放弃进军首都的“长征”，避免了与军队发生对抗的可能，从而使贝·布托本人和人民党避免了再次遭到1990年大选时来自军队和总统的反对。军方的干涉导致总理和总统双双辞职，使贝·布托提前大选的要求得到了实现。 第二，人民党群众基础雄厚，组织工作严密，成员相对稳定，在农村地区有较强的号召力。 成立于1967年11月的人民党是一个以农村地区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大党，在农村地区有极为雄厚的群众基础。巴基斯坦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两个人口大省又都是农业大省。信德省是贝·布托的家乡和政治大本营，人民党在这里有较稳定的选民层。人民党在这次省议会选举中，仅在信德省所得选票就超过半数。人民党也成功地打入了旁遮普省，并取了超过穆斯林联盟的选票数，从根本上开始动摇了旁遮普省作为谢里夫的政治基础的地位。 自60年代末建党始，经过多次大选的洗礼与考验，贝·布托所领导的人民党在组织上已相当成熟。就全国来说，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农民，而穆斯林联盟主要靠工商界和城市人口的选票。在1990年的大选中，人民党虽在议席上遭到重大挫折，在具有217席的国民议会中仅获45席，但它的群众基础并无多大削弱。从1988年、1990年和1993年三次大选情况来看，人民党在全国的得票率分别为38．52％、36．83％和36．6％，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 第三，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党派的分化及重组有利于人民党争取更多的同盟军。 1990年大选，人民党受挫主要是由于谢里夫领导的以穆斯林联盟为首的九党联盟——伊斯兰民主联盟成功地运用了与人民党一对一的竞选策略。而在1993年大选中，伊斯兰民主联盟不复存在，穆斯林联盟内部也因政见不同、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穆斯林联盟中的纳希尔·恰塔派（即居内久派）在年初的政治危机中就已与人民党联手反对谢里夫，在本次大选中更成为盟友。从伊斯兰民主联盟脱离出来的几个宗教政党成立了伊斯兰阵线，单独参加选举，也分散了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选票。另一方面，反对人民党的信德省第二大党全国移民运动党抵制全国大选，只参加信德省的地方议会选举，使其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大大降低，客观上有利于人民党。 第四，考莱希看守内阁中止了谢里夫的一些经济改革政策，把他执政时的经济形势描绘得一无是处，损害了谢里夫的形象。看守内阁对谢里夫执政时期的腐败行为的揭露，也使他丧失了部分选票。同时，看守政府大幅度调整中央和各省的人事安排，打击了谢里夫的势力，在客观上帮了贝·布托的忙。 以上各种原因，促成了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大选中的失败，使贝·布托的人民党在时隔三年之后，东山再起，再执牛耳。 1993年10月19日，40岁的贝·布托第二次就任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位下野后通过民主选举重新当选总理的人，这充分说明了她在巴基斯坦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与她父亲相比，贝·布托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在10月19日的就职宣言中，贝·布托针对1993年的政治危机导致全国分裂的现状说：“这是一个和解的时刻”。她号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捐弃前嫌，重新团结起来与政府一道工作。纳瓦兹·谢里夫承认竞选失败并向贝·布托表示祝贺。他向贝·布托保证自己将在结束贫穷、饥饿、腐败和失业以及使国家摆脱经济停滞方面给予她“无条件的合作”。他说：“我们将不从事背向的政治活动，为了民主的事业，我们将与新政府紧密合作。巴基斯坦经不起无尽的危机，我们要结束这种危机。” 贝·布托在总结了近两届政府倒台的经验教训后，提出要组织一个部长不超过12个的高效率的精简的内阁。她清楚政治领袖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而不是尝试使政治反对派中立。因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企图使反对派中立只能导致悲剧的后果，浪费资源和时间，使政府走上绝境。以前历届政府都是这样。 事实上，太多的危险使得政治领袖们不能恢复旧有的政治。一方面，反对党人数太多，根深叶茂，不易被中立化。另一方面，如果最高的目标是使政府的行动反映全国一致的意见，那么，最迫切需要的就不是让谢里夫保持沉默，而在于使各级政府机构服从选举出来的政府。谢里夫与贝·布托的观点在这方面是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是他们各自能把其政党的成员引离旧有的自我毁灭的政治模式。 看守政府总理考莱希已为他们二人沿着这个方向走开了个好头。考莱希在短短的3个月任职期间的行动受到了公众的普遍赞赏。他是一个无私的无党派爱国人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便去了美国，继续从事他的商务活动。考莱希的政治才能并没有因他去职而从公众的眼中消失，也不会被巴基斯坦重要的政治家所忽视。包括贝·布托在内的政治家在政府内外的表现，将会被公众以考莱希在短暂的任期中所树立起来的标准加以衡量和考察。 因此，贝·布托就任问题后，立即推出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及 项政策的原则方针，利用各种场合吸引民众对其政府的支持。她的目标是谋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改善外交处境。 贝·布托上台后，通过各种演说和政府的行动，表露出以下的政策走向： 第一，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并按人民的意愿变革行政体制，对政府各部门进行改革。 贝·布托执政后，立即对政治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1．要求政治家公布私人财产；2．成立总理检察组，加强经济管理，反对政府内的腐败行为；3．成立精悍的包括I0—12名部长的小型内阁班子；4．创立新的社会契约，限定联邦、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旨在实现它们之间责、权、利的平衡。 第二，继续推进已实行的改革政策。 贝·布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改革范围广泛，具体措施是：1．建立新型的公私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即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又可确保建立基础广泛的公有资产；2．继续实行私有化政策，对各种不可能的计划重新审查，使私有化进程更趋合理并更具透明度；3．促进社会进步，重点放在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上；4．总理已设立社会保障特别小组，制定与失业津贴和社会保障范围有关的具体计划，工作组将现行立法适度修改并制定新的立法；5．采取措施消除毒品的生产和交易并有效地处理毒品财富，恢复巴基斯坦在国际上的声誉。 第三，在外交方面仍将坚持以发展同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基石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展全方位外交，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外部环境。 上台伊始，贝·布托就说：“我的首要任务是使国家摆脱在国际上孤立的局面。”她最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为：1．修复与美国的关系，争取美国取消阻碍巴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普雷斯勒修正案》以及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制裁。虽然巴基斯坦和美国因阿富汗问题建立的战略一致关系因冷战结束已不复存在，但巴基斯坦仍需要美国及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巴基斯坦不愿与美国关系完全破裂。2．重申巴基斯坦的核政策，继续执行和平利用的核计划。在地区核不扩散问题上拉住印度，不作单方面的让步。3．消除地区紧张状态，改善与印度关系，但在阻碍巴印关系改善的最大障碍——克什米尔问题面前，一方面继续前任政府的批评印度的政策，另一方面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边存在的问题。坚持克什米尔问题依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由当地人民实行自决权；要求联合国采取具体措施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力主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4．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争取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以加速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贝布托传--第十八章 机遇与挑战第十八章 机遇与挑战 以贝·布托为总理的新政府组成后，动荡了半年之久的巴基斯坦局势开始有所缓和，为国家命运捏了一把汗的巴基斯坦人终于松了口气。他们希望看到再度执政的年轻女总理兑现她那美丽的承诺，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巴基斯坦国内形势的渐趋平稳为贝·布托实现其政策目标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她此时在政治上也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表现在： 第一，1993年10月的大选结果使人民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贝·布托在以人民党为主体的基础上联合其它政治力量较成功地组成了联合政府。她本人两度担任总理职务，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经过数年的风雨磨难后日渐成熟，在旁遮普省推举其盟党穆斯林联盟居内久派成员为省首席部长就是一例。贝·布托公开承认人民党在第一次执政时犯的错误，表示要修正错误，吸取教训，从而赢得了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的谅解和信任。人民党执政后，如能与反对党休战，建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事实上的正常工作关系，贝·布托新政府的各项政策目标将有可能实现。 第二，1993年以来，贝·布托与军队首脑和以总统为首的政府要员们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军队已不像从前那样对她采取敌视的态度。这一方面是贝·布托总结的过去失败的教训，注意改善与军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巴基斯坦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一方——军队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一代的军人主张把政治留给政治家们去处理，反映出军队在不出现重大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不会贸然采取直接军事接管政权的行动。自1988年以来的三次大选，军队树立起了信守中立的诺言并保证选举顺利进行的良好形象。贝·布托在大选前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双方达成了默契，使她能顺利上台并在执政后保有稳定的政治地位。 第三，人民党重要成员法鲁克·莱加里当选为新总统有利于贝·布托政府执政的稳定。 由于伊沙克·汗总统与谢里夫总理因权力之争而被迫双双辞职，大选结束后，1993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举行了新的总统选举。人民党和居内久派穆斯林联盟的候选人、外交部长法鲁克·莱加里击败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候选人、代总统瓦西姆·萨贾德，当选为总统。11月14日，莱加里宣誓就职，成为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第四位文职总统。 法鲁克·莱加里生于1940年，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出身于旁遮普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莱加里早年从政，与布托家族关系密切，是已故总理佐·阿·布托的坚定支持者。莱加里于1973年加入人民党，1975年首次当选为参议员。1977年3月人民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继续执政，莱加里被佐·阿·布托总理任命为联邦政府生产部长。同年7月，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布托政府，莱加里被迫去职。1978—1983年，莱加里出任人民党代理总书记、总书记，与布托夫人和贝·布托小姐一起领导人民党反对军法管制的斗争。在齐亚·哈克政府实行军法管制时期，莱加里因参加恢复民主运动的斗争多次被捕入狱，前后长达4年之久。齐亚·哈克死后，在1988年11月的大选中，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获胜组阁，莱加里出任水利和电力部长，直至贝·布托政府于1990年8月被伊沙克·汗总统解散为止。人民党下野后即联合其它三个政党组成“人民民主联盟”，莱加里一直担任这个反对党联盟在议会里的副领袖。1993年4月，伊沙克·汗总统解散谢里夫政府后，莱加里曾任看守内阁的财政部长。贝·布托在1992年10月重新执政后，任命莱加里为外交部长，并推举他为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莱加里不管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是人民党的忠诚党员。他拥护佐·阿·布托制定的内外政策，在担任布托政府的生产部长期间，为发展经济、提高生产、降低物价而积极工作。佐·阿·布托被绞死后，他全力支持努斯拉特·布托母女，与她们一道从事反对军法管制、要求恢复民主的斗争，深受布托家族的尊敬与信任。 这次总统选举，对刚刚上台的贝·布托联合政府来说是首次真正的力量考验。贝·布托在选举结束后发表谈话认为，莱加里当选总统是人民党一个重要的胜利，能确保其新政府有更大机会完成五年任期。她满怀信心地说，鉴于国家的两个最高职位均由执政联盟的代表担任，巴基斯坦将进入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的时代。 莱加里廉洁奉公，遇事冷静，受人尊敬，是一位能为各方所接受的人物。他在就职后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家团结和统一是他的至高无上的神圣职责，他将按宪法公正地履行职责。他作为总统“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起桥梁作用，使彼此沟通”，绝不会利用总统职权“不恰当地支持人民党，也不会轻视反对党”。为保证总统的公正形象，他宣布正式退出人民党。在宪法问题上，莱加里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对凡事都横加干涉的总统”，并允诺支持贝·布托修改宪法第八修正案，以限制总统权力。 莱加里当选总统反映了巴基斯坦自1988年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取得了新的进展，政党政治日趋完善。执政党实力在政治结构中的增强，同时也符合巴基斯坦权力分配的地区结构现状。即总理为信德省人，总统为旁遮普省人，军队首脑来自西北边境省。鉴于自1988年以来的五年中，总统和总理之间权力纷分争不休，总统先后解除了两位总理的职务导致政局动荡的情况，莱加里当选为新总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使国家的两个最高行政职务均由执政的人民党成员担任，为巴基斯坦进入一个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新时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贝·布托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来自反对党和军队，也来自贝·布托的家族内部；既有复杂的政治挑战，也有棘手的经济挑战和社会问题。对贝·布托来说，机遇与挑战同在，就看她如何把握。 一、复杂的政治挑战 贝·布托在政治上面临的挑战是十分尖锐而复杂的，这种挑战在1988年她第一次执政时就遇到过。如何应付这种挑战是对贝·布托这位走向成熟的女政治家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贝·布托在政治上，首先是面对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即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它与人民党几乎势均力敌。在大选中，人民党赢得国民议会中的86席，谢里夫派赢得72席，颇具实力，贝·布托政府在履行竞选诺言解决各种问题时必然受到它的牵制、尽管谢里夫公开声称要与贝·布托总理团结合作，但他必然要行使反对党的职能。贝·布托在政策上稍有失误便会陷入被动。因此，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是人民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动摇者。虽然它在议会的席位与人民党有些差距，但在全国的得票率却高于人民党1．4％，为38％，是一支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重要政治力量，其能量不可低估。 1993年11月，贝·布托政府以偷税漏税和洗钱的罪名逮捕了谢里夫75岁的父亲。这一举动立即遭到谢里夫的强烈抗议，称这是诬陷。这一事件使得谢里夫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谢里夫也迅即对人民党展开反击。 1994年5月，谢里夫声称，总统莱加里在1993年10月大选前，以冒牌公司的名义从私营的梅赫兰银行收取的一笔巨额资金，当时他是人民党的领导人之一。谢里夫说莱加里把“抢来”的资金用在议会选举及总统选举的“讨价还价”之中。梅赫兰银行的前总经理因挪用几十亿卢比资金和向政治家及将军行贿的罪名已经被逮捕。对此，贝·布托政府的内政部长巴巴尔在一项声明中予以反驳，他说莱加里和他的家人卖掉了他们在一个城镇的大农庄，把所得的1500万卢比存入了在梅赫兰银行的帐户。他称这是“合法的”交易，“总统显然是诚实和正直的”。贝·布托也指责谢里夫的这一指控是别有用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4年8月23日，谢里夫在巴占克什米尔的尼拉布特镇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又使贝·布托在巴印关系上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在这次集会上，谢里夫说，印度如果对克什米尔发动进攻，那将在南亚引发一场核战争，因为印巴两国都拥有原子弹。他还宣称：“我证实巴基斯坦已拥有原子弹。”谢里夫的讲话立即引起了与巴基斯坦长期对立的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应。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库尔希德当天在议会指责巴基斯坦“企图通过使用核武器来解决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分歧”，他要求国际社会迫使巴基斯坦放弃核计划。他宣称：“印度政府将坚决果断地挫败针对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同时，印度总理拉奥在接见执政的国大党议员时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印度必要时可迅速组装一枚核武器反击外国威胁，“核能力和实际应用核武器之间的差别甚微……” 谢里夫不负责任的言论使本来由于历史争端彼此猜疑、互不信任而业已非常紧张的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贝·布托总理怒不可遏地驳斥了谢里夫，她要求议会立即就谢里夫关于巴基斯坦拥有原子弹的说法进行辩论。巴基斯坦外长艾哈迈德·阿里说，谢里夫的讲话是旨在推翻贝·布托政府的运动的一部分。总统莱加里也说：“谢里夫目前根本不接触巴基斯坦核计划的最新消息，他不该发表这样的讲话……”他强调说，巴基斯坦要求核能源为和平目的服务。 针对猛烈的批评，谢里夫本人则辩解说：“承认巴基斯坦拥有一枚核弹主要是为了阻止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进攻，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贝·布托政府在核问题上作任何妥协……”一向拿巴基斯坦的“核问题”作文章的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认为，谢里夫的讲话同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斗争有关，因而不能当真看待。 谢里夫不负责任的讲话不仅影响了巴印关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贝·布托总理为稳定国内局势所作的努力。从1994年11月开始，在全国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猖撅的暴力活动给反对党以批评贝·布托政府的口实。谢里夫指责贝·布托行动不力，听命于她的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而扎尔达利是卡拉奇市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员的后台。曾任看守政府总理的贾托伊和马扎里也倒向了谢里夫一边，指责贝、布托。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党也表示愿与谢里夫结盟，共同反对人民党政府，人民党在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势力受到了威胁。 此外，在巴基斯坦正在悄悄地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城市的崛起。经济城市的崛起对贝·布托的人民党十分不利，而对代表城市工商实业家和中产阶级利益的反对党谢里夫的穆斯林联盟有利，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源泉。 70年代初，人民党登上政治舞台后初次参加巴基斯坦大选就以其勃勃生机赢得知识阶层的信任，也受到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和主张进步人士的欢迎。当时人民党在城市里有更多的发言权，成为旁遮普和信德两个人口大省中最受欢迎的政党。在1988年大选中，人民党仍赢得众多群众的支持。但到了1993年大选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拉合尔、拉瓦尔品第、费萨拉巴德、木尔坦等工业城市的选民都投人民党候选人的票，而这次却偏爱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的候选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最近几年谢里夫以一个崭新的城市实业家的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1990年谢里夫上台后，力主经济改革，取消限制，实行自由化、私有化，使巴基斯坦经济有了一定改观，引起世人瞩目。他的穆斯林联盟也代表了新兴的工商实业家及与他们相关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而这个阶层是城市的主导阶层。 贝·布托的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地主势力起支配作用的信德省和旁遮普省的广大农村，成为代表地主和贵族利益的政党。贝·布托在议会中的席位不代表城市中心——卡拉奇、拉合尔、拉瓦尔品第和海德拉巴等大城市。如果巴基斯坦城乡两极分化日渐扩大，有可能造成“衰落的封建地主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的直接冲突”。 农村——城市分化上的变化反映了巴基斯坦政治、经济、社会的新组合。虽然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未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但谢里夫成为1993年大选中受公众欢迎的领袖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他在城市地区崛起的事实或许会对贝·布托的人民党政权形成更大的威胁。 除此之外，军队也是个不确定的因素。巴基斯坦独立四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军队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真正的掌权者，没有军方的支持，谁当政也不能持久。1993年大选前军队之所以不支持谢里夫，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谢里夫野心太大，难以驾驭。由于军队迫使争吵不休的总统和总理双双下台，对贝·布托重新上台起了关键作用。贝·布托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军方的关系，贝·布托在1990年被赶下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贝·布托表示，在国家安全和其它有关事务上，军队可直接在内阁里发表意见。 更为重要的是，第八次宪法修正案仍是军队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撒手锏”。该修正案尽管引起诸多争议，并导致两位总理被解职，引起全国政局的动荡，但军队仍表示支持该修正案，使得议会内无一政党能争得 2／3的多数票对其否决或修改。反对党领袖谢里夫十分明白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所以他曾扬言，如获军队默许，他有能力推翻贝·布托政府，这确是肺腑之言。这也说明了贝·布托政府政治地位的脆弱性。 二、难解的家族纠纷 贝·布托除了面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外，还面临着更使她尴尬的本家族成员从内部发出的政治挑战。 贝·布托和其在世的唯一的弟弟穆尔塔扎·布托都宣称自己是他们的父亲、前总理佐·阿·布托的政治继承人。穆·布托为了躲避齐亚·哈克军政府的政治迫害在阿富汗和叙利亚流亡16年后，于1993年10月回国，并同16年来一直在国内领导人民党坚持斗争的姐姐贝娜齐尔展开激烈的政治角逐，试图取代贝娜齐尔成为佐·阿·布托的政治继承人。穆·布托得到了他们的母亲、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努斯拉特·布托夫人的支持。但贝·布托却得到了家族中最后一位成员——妹妹萨娜姆的坚决支持。穆·布托在1993年10月的省议会选举中，参加沙赫德·布托委员会竞选，得到了信德省的一个席位。11月4日，当他从沙特阿拉伯的迪拜乘埃塞俄比亚班机到达卡拉奇机场时被捕。他被指控是涉嫌1981年劫持飞往喀布尔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一架班机的秘密组织佐勒菲卡尔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齐亚·哈克统治时代，就曾以却机罪名被缺席审判。’ 1993年12月17日，一个特别法庭指控穆·布托犯有从事暴动和企图用暴力颠覆政府罪。卡拉奇速审特别法庭的法官说。“法庭的起诉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卷入了这种案件。”该法庭对穆·布托提出四种指控：暴动罪，即暴力推翻政府罪、散布仇恨情绪和叛国罪以及煽动反国家行为罪。 穆·布托对法庭的指控表示不服。在指控穆·布托的同一个月，贝·布托把她母亲努斯拉特·布托调离人民党领袖职位，并在该党自1967年成立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内部选举中当选为人民党主席。此前贝·布托一直担任人民党的并列主席。努·布托对此极为愤怒，她说自己将对贝·布托在党内搞的这场政变发起挑战。她谴责这位总理，称这次选举不过是掩盖她夺权行为的一个幌子。 努·布托在谴责她女儿篡夺党的领导权的同时，声称这一权力本应由他的唯一活着的儿子穆尔塔扎继承。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贝·布托那么惧怕她的弟弟。”在布托家族的老家拉卡纳，许多穆·布托的支持者说，作为已故总理佐·阿·布托的长子，39岁的穆·布托应该继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努·布托要求贝·布托停止使用布托家族的名字，而改用她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的姓。“取消她使用布托的名字，然后让我们看看她能干什么。”这位愤怒的母亲对新闻记者如是说。这位布托家族的女家长还重申，她拒绝女儿的支持者到她丈夫佐·阿·布托的墓前表示敬意。63岁的穆·布托动情地说：“我们不邀请我已故丈夫的敌人到这里，即使是警察打我，或用催泪瓦斯赶我，我也将阻止他们。如果他们抓我，我仍然坚持这么做。” 母女俩蕴蓄已久的对立情绪，终于在巴基斯坦这个第一家族中爆发出来。 努·布托在谈到布托姐弟之间的分裂时说道，1988年，当贝·布托首次被选为总理时，努斯拉特要求她赦免穆尔塔扎，因为自从他被驱逐出境后，曾组织恐怖主义集团反抗齐亚·哈克政权，但贝娜齐尔拒绝这样做。她说，因为军方与她有许多纠葛，不方便。1993年，当谢里夫被迫离开总理职位，巴基斯坦人民党有希望赢得选举时，努斯拉特又提出过赦免的问题，但那时，穆尔塔孔已被判流放。 1994年1月5日，贝·布托政府派出警察包围了位于信德省布托家族的老家拉卡纳的布托家族的墓地，不许外人进入。这一天是佐·阿·布托66岁诞辰纪念日。贝·布托这一天要来这里凭吊她父亲，为了避免与母亲和弟弟发生对抗她采取了上述措施。然而，300名穆·布托的支持者以纪念佐·阿·布托诞辰为名前往墓地。努·布托一直在寻求与女儿对抗的机会，当她和300名支持者突破警察的封锁线一起行进到墓地时，警察向他们投掷催泪弹并开火。有1人当场死亡，至少7人受伤。然而，支持者仍不断高喊口号：“穆尔塔扎是我们的领袖！穆尔塔扎是我们的英雄！打倒贝娜齐尔！” 贝·布托随后来到父亲的陵墓前凭吊。她站在父亲的墓前，心情极为沉重，她没有想到在共同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一同咽下了那么多苦涩的泪水之后，她与自己亲爱的母亲和弟弟竟再也无法平安愉快地相处了。弟弟的顽固对抗立场使她难堪而又愤怒，母亲的偏袒更使她难以下咽。贝·布托在父亲的墓碑前放上一大束红玫瑰后，久久地位立在那里…… 事后，贝·布托拒绝对这起冲突事件发表任何意见。她知道，这是一场悲剧，无论对布托家族还是对她来说，都是这样。 1月6日，努·布托在拉卡纳说，她的女儿只有恢复她在人民党的领导职务，家族内讧才能结束，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然而，除了和母亲、兄弟的关系僵持外，贝·布托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巴基斯坦人民党，她得到了党内所有的议员的支持、贝·布托与母亲和弟弟之间激烈的冲突已成为巴基斯坦传播媒介的头条新闻，对于贝·布托来说，这既是一个令人窘迫的私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卡拉奇的监狱中，穆·布托一直要求被释放，但他被拒绝保释，因此他的大部分政治活动必须通过他母亲进行。直到1994年6月5日，在缴纳了100万卢比的保释金后，穆·布托才被卡拉奇打击恐怖活动的特别法院宣布允许取保释放。 出狱的第二天，穆·布托便向他的姐姐提出了挑战。6月6日，穆·布托在其住宅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对她完全感到失望了。”他指责政府贪污腐败，预言贝·布托当总理的日子长不了。他发誓一定要担任真正的人民党的领导人。努·布托仍然坚定地站在儿子一边。她说：“当我的丈夫在监狱时，他从未要求贝娜齐尔继承巴基斯坦人民党，她侮辱老党员并攻击他们的自尊。” 穆·布托和他母亲的计划是试图获得巴基斯坦人民党中不满贝·布托的所有成员的支持。作为佐·阿·布托在世的唯一的儿子，穆·布托仍能从巴基斯坦的某些部落和传统文化中获得同情。姐弟俩之间的矛盾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裂痕反倒越来越深。 1995年3月15日，穆·布托在其住宅外举行大会，组建反对党。会场上悬挂着书写反美口号的横幅，如“美国是巴基斯坦的敌人”、“美国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和“美国是杀害阿里·布托的凶手”等。大会通过了要求贝·布托辞职，建立全国团结政府的决议。努·布托在一封向人民党1500多名持不同政见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宣读的信件中，提到由她儿子担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临时主席。 布托家族中这场纠纷的实质是穆·布托在母亲的支持下，企图取代他杰出的姐姐贝娜齐尔通过卓绝的奋斗所取得的一切权力和荣誉，而这无论在贝娜齐尔还是在巴基斯坦绝大多数人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尽管贝·布托为了自己和家族的荣誉做出了种种不懈的努力，但穆·布托却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布托家族内的这场难解的纠纷已构成了对贝·布托的一种令人窘迫的挑战，这对贝·布托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三、久禁不绝的毒品问扬 巴基斯坦的毒品问题成为贝·布托政府必须严厉打击的一种危及社会的严重犯罪问题。由于毒品问题与政治腐败交互滋生，极为棘手，因而成为对贝·布托政府的又一个严重的挑战。 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实施反对毒品生产和贩卖的政策。为了加强禁毒、反毒的力量，巴基斯坦政府从1982年起从美国寻求反毒财政援助，到1993年初；这种反毒专项援助累计已达4090万美元。 后来美国修改了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有权宣布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未能有效控制毒品的生产和贩卖，从而决定美国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停止对其提供各种援助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4月成立的马扎里看守政府更加强调要开展和加强反毒斗争，将1993年定为反毒斗争的“圣战年”。7月组成的考莱希看守政府在组织选举时，规定毒枭不得参加全国大选。 贝·布托于1993年10月重新上台执政后，深刻认识到毒品问题对巴基斯坦社会的严重危害，极为重视反毒斗争，并把它与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力图净化整个社会。她在重新执政不到一周后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对《阿拉伯新闻》记者说：“我的政府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我们要把巴基斯坦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希望我国有一个清廉而又高效的政府。”贝·布托深知政客卷入腐败的事实，因此她特别强调要“恢复”总理检察组，以便既对一般人对政治领导人的腐败案件进行调查。 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巴基斯坦贩毒分子的贩毒活动甚为猖獗，贩毒分子的贩毒收入高达8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1992—1993年度巴基斯坦联邦政府预算中发展费用1270亿卢比的两倍。吸毒人数从1979年的可忽略不计增至1993年的200万人，在不到100名巴基斯坦人中就有一个瘾君子。 巴基斯坦所处的“金新月形地区”输往美国的海洛因占世界输往美国海洛因总量的60％，占世界输往欧洲海洛因总量的80％毒品生产、加工和贩卖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巴基斯坦的社会结构，使巴基斯坦社会中崛起了一个新阶层，人们称之为毒品贵族阶层，他们中的头面人物被称为毒品大王。由于毒品生产和赎卖迅速发展毒品贵族的经济力量日益增强，其头面人物便开始在政权组织中谋取权力或寻找代理人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不仅同巴基斯坦的政界人物有着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加入到政客的行列，并能从一个方面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左右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社会。贝·布托政府面临的反毒斗争形势是十分严峻和复杂的。 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已有好几百年的鸦片种植历史，鸦片是该省唯一的“经济作物”。目前统治该省鸦片生产和贩卖的是两大集团，一个是阿佛里迪集团，另一个是优素福斋和卡塔克集团。 阿佛里迪集团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贩卖集团，从事鸦片生产、收购、加工和贩卖活动，并为从事上述活动的其它集团和个人提供贷款。这个集团仅在开伯尔专区就有10Q个提炼海洛因的实验室，其毒品贩卖不仅遍及全国，而且还远销欧美各地。该集团头目是80年代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大王马利克·瓦利·汗，他曾在1960—1965年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986年退出政界，1990年死去。其继承人、阿佛里迪集团的新领导人马利克·穆罕默德·阿尤布是目前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大王。在1988年全国大选中，他支持纳瓦兹·谢里夫的伊斯兰民主联盟。贝·布托上台后下令逮捕他，但他却巧妙地逃避了追捕。1990年贝·布托被解职下台后，他重新活跃于政坛，要求洗清前人民党政府对他的所谓诬陷。阿佛里迪集团的另一个头目是瓦里斯·汗，他在1988年大选中从开伯尔地区选入联邦国民议会。 西北边境省另一个贩毒集团即优素福斋和卡塔克集团，活动于该省的低地即山间盆地。这个集团同巴基斯坦政界、军界和实业界都建立了广泛而牢固的联系。巴基斯坦军队兵源相当多的来自巴丹族人，而大多数巴丹族军人都属于优素福斋和卡塔克两个部族。 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省份，其面对阿拉伯海的海岸线是毒品贩运的重要通道。由于该省同伊朗和阿富汗接壤的边界山口很多，难于控制，是毒品大王们出入的方便之门。不少人认为，势力强大的布格蒂部族大地主、俾路支省前省长纳瓦布·阿克巴尔·布格蒂是俾路支省海洛因贩卖者、毒品大王们的真正的“慈父”。他运用自己同军方和政界要人的密切关系，使该省对毒品贩卖者的追查和突击抓捕改变方向，甚至将被捕的毒贩保护起来，因而从中获得巨额“酬谢费”。1991年4月，巴基斯坦麻醉品控制委员会曾向联邦政府提供一份俾路支省73名毒品大王的名单，其中包括1名国民议会议员、4名俾路支省议会议员以及该省许多大地主和名人。 富饶的旁遮普省，也是海洛因走私、贩卖的重要地区。该地区毒品大王当首推拉合尔普拉扎电影院的老板哈吉·伊格巴·贝格。他控制了巴印边界梅洛因贩运线，与政治家们的联系甚为紧密，其中尤以同人民党创始人之一马利克·迈拉吉·哈尼德的关系最密切。1988年哈尼德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又作为人民党候选人当选议长。 当地报纸透露，哈尼德的竞选费用全是贝格提供的。1990年贝格被人民党政府逮捕后，哈尼德积极保释贝格。贝格极力否认他走私海洛因或印度大麻等麻醉品，他声称这是巴基斯坦报界对民众的欺骗。 旁遮普省另一个毒品大王是属于卡什米里迪加的索黑尔·齐亚·布特，他是贝格的门徒。他通过同前总理谢里夫联姻而成为这位穆斯林联盟主席的亲戚。 如同毒品大王们坚决拒绝说他们同政治家有联系一样，政治家们也矢口否认他们与毒品大王们有任何瓜葛。 巴基斯坦的毒品生产和贩运已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到这个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经营毒品获得的“黑钱”已渗透到执法机构，收买警察和执法人员。毒品贵族阶层力量日渐强大，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已挤身到国家权力之中。人们常说，统治今日巴基斯坦的是总理、总统和军队“三驾马车”，而印度人则认为支撑巴基斯坦社会的不仅是三驾马车，而应当是“四根支柱”，即除总理、总统和军队外，还应加上毒品贵族。毒品贵族在巴基斯坦政权结构中是否已取得这样的地位尚可讨论，但这个阶层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左右着巴基斯坦政治则是公认的事实。此外，巴基斯坦边远山区和部族地区正是毒品生产和贩运活动猖撅的地区，而恰恰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反毒政策几乎得不到执行。 贝·布托政府再次执政后，加强对贩毒的打击力度，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同毒品犯罪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1994年，巴基斯坦共查获约200吨走私毒品，逮捕了4.8万名与毒品走私有关的案犯。尽管这样，巴基斯坦的毒品贩运仍相当猖獗，各种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使贝·布托难以实现短期内将巴基斯坦打扫干净的愿望。打击毒品贩运仍是贝·布托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象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巴基斯坦国内的毒品问题也与政治腐败问题联系在一起，政治家和毒枭相互结合和利用，给肃毒斗争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肃毒斗争进行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贝·布托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且也影响到巴基斯坦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毒品问题也是贝·布托政府必须正视和认真对付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 困扰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多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也仍是贝·布托政府不得不处理的又一棘手问题。它同贝·布托政府面临的其它挑战相比，其危害性丝毫也不逊色。而且，自贝·布托再次执政后，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暴力事件在巴基斯坦全国都有发生，而在全国最大的城市——信德省的卡拉奇尤为突出。 1994年11月，为平息暴力活动执行巡逻任务已有两年的军队撤出卡拉奇市。治安任务由当地警察接手后，暴力活动死灰复燃，死亡人数陡然上升，仅11月一个月内该市便有250人死于非命。 1994年12月23日，警察在一个垃圾箱里发现4具巡警的尸体。同日，一名正在举行婚礼的新郎被人开枪打死。 1994年一年中，卡拉奇市类似事件几乎每日都有发生。在街头骚乱中丧生的有800多人，一共有1500人被害，财产损失达10多亿卢比。暗杀、绑架及街头政治冲突使人们失去安全感，闹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有钱人或者远走国外避祸，或者院墙高垒，花重金雇佣私人保镖，一切社会活动皆无法正常进行，法律和秩序不复存在，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 进入1995年，卡拉奇仍不平静，一幕幕惨剧在这里上演，血腥笼罩着卡拉奇…… 2月25日，卡拉奇市什叶派穆斯林在一座清真寺朝圣时，遭到不明身份的枪手的袭击，有20人被打死。被激怒了的年轻的什叶派穆斯林发誓要进行报复。到傍晚时已约有1万名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在一个公园里为死难者举行葬礼，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戴面具的青年男子，公然挥舞着自动步枪和手枪。在前往参加葬礼的路上，这些年轻人向商店投掷石块并至少点燃了两辆汽车。 3月2日，卡拉奇市再次发生教派冲突，7名逊尼派穆斯林男子在家中被持枪者杀死。据分析，这是对2月25日发生的枪杀什叶派穆斯林事件的报复。 至此，1995年卡拉奇市已有400多人死于不断升级的宗教派别冲突。但血案仍在一桩接一桩地发生…… 如果说前一阶段暴力活动的牺牲者仅局限在巴籍公民身上的话，那么3月8日的血案则预示着好战分子已将恐怖活动的目标扩展到外国人身上，企图制造更大的混乱。 1995年3月8日，当地时间早晨6点50分左右，一辆黄色的铃木出租车在卡拉奇机场旅馆附近被两名骑摩托车的人劫持。然后，劫持者把车开到卡拉奇市政当局豪华的一号住宅区附近，停下来静静地等在那里。当美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的一辆白色丰田牌小面包车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车内坐有三名乘客和一名司机。黄色出租车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大约7点45分，在白色面包车行驶到被称作“苗圃”的繁忙地段的交叉路口时，正赶上红灯亮了。这时那辆黄色的出租车猛然从丰田面包车的左侧超出并拦在了它的前面。车内窜出两名蒙面人，端起AK－47冲锋枪向面包车内的美国外交官猛烈扫射。整个行动持续不到一分钟，两名蒙面人又迅速返回出租车内，掉转车头，向着来的方向疾驶而去。在场的目击者，一个个被这突发的恐怖场面惊呆了。侥幸躲过这场灾难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巴基斯坦人，名叫纳义末尔，当时他还算清醒，事发后立即驾车向距现场6公里左右的阿嘎·汗医院奔去。坐在司机后面现年45岁的美国外交官戈利·杜瑞尔已经饮弹身亡。34岁的女秘书杰姬雅·万·兰尔哈姆在去往医院的途中也停止了呼吸。车内的第三名乘客马克·迈克洛伊只是脚踝中弹，保全了一条性命。 惨案发生后，信德省政府立即行动起来。首席部长阿布杜拉·沙阿急忙奔向医院，联邦政府官员、情报人员、军警等也都紧急动员起来。警察及准军事部队即刻封锁了医院，走廊里站满了各级官员。 此时，贝·布托总理正在新加坡访问。她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巴基斯坦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抓住罪犯。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此时正忙于第二天去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也即刻表示将亲自指挥调查美国外交官遇刺一事。 事发后，在卡拉奇的交通要道，警察对所有黄色铃木出租车进行盘查。上午9点30分左右，在距出事现场3公里远的穆罕默德·阿里社区，警察发现了被罪犯遗弃的那辆黄色出租车。 美国于当天派遣了一支由4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组成的特别调查组前往卡拉奇，协助巴基斯坦有关当局尽快查明该事件。美国政府表示悬赏200万美元缉拿罪犯。3月9日，巴基斯坦警方在各大报纸均刊登了根据证人描述画出的罪犯画像，并悬赏100万卢比缉拿罪犯。 上至美国总统，下至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都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并强调美国政府将使用一切手段把凶手缉拿归案。美国政府继续向巴基斯坦派出特工人员，并从本土调集47名、从新加坡抽调了3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 然而，就在这一天，卡拉奇街头枪声再起，53人死于非命。刚刚从新加坡出访归来的贝·布托总理急匆匆地赶到卡拉奇。她显然被这接二连三的恐怖活动激怒了，说她不愿见总督和首席部长，也用不着他们去机场迎接，她要把“所有这些人都统统换掉”。 在卡拉奇，贝·布托与驻军的军长莱拉萨博中将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希望军方能出面帮助收拾局面。但与执政的人民党结盟的居内久派穆斯林联盟则认为，此举容易使人产生在美国人被杀后，政府显得软弱无能的印象、贝·布托在与手下长时间的磋商后，决定暂时继续留任阿布杜拉·沙阿为信德省首席部长；同时亲自去医院看望受伤的儿童，并保证政府将继续承担一切医疗费用；贝·布托还允诺政府将考虑发放更多的持用枪支许可证，以保证人们更有效地保卫自己。 然而，事态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3月11日，在卡拉奇东区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17人饮弹身亡。同一天该市其它地区还有另外4人死于恐怖活动。 面对卡拉奇市层出不穷的恐怖活动，贝·布托担心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会全面爆发教派和种族战争。她发誓说，必要时将在卡拉奇“毫不留情地”打击恐怖活动。“谁也不应利用目前这种局势。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努力维护秩序与和平。”贝·布托在卡拉奇同政府官员进行长时间磋商后说：“教派势力、种族势力和贩毒集团纠合在一起，在这座城市制造恐怖和骚乱活动。恐怖分子想吓跑外国投资者，但是我的政府将不为他们所左右，将要镇压他们。” 1995年仅3月6—13日一个星期内，卡拉奇就有120人被杀，价值数百万的财产被损坏，犯罪场所越来越多，谋杀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已由普通的下层百姓转至中上层人士和外国人。美国、日本公司正欲将其驻卡拉奇的办事处人员及家属撤出。一些欧洲国家的大使馆已制定了将本国公民紧急撤出的计划。一位西方金融家感慨道：“这里简直成了战场，没有人知道谁把谁杀了，谁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在这儿做生意太难了。” 5月18日，警察在市内莱兹瓦区进行搜查时，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持枪分子的袭击，双方交火造成至少12人死亡，28人受伤。当天，持枪分子还在市内其它地方袭击平民和警察，并使用了手榴弹、火简简等武器。警察逮捕了约300名可疑分子，并收缴了大量武器。 5月22日，卡拉奇市最有影响的党派全国移民运动（阿尔塔夫派）为在暴力冲突中丧生的5名该组织成员举行哀悼活动。但在这次“和平哀悼日”的活动中，卡拉奇的暴力事件再次升级，至少有21人在各区发生的暴力事件中丧生，60多辆汽车被烧毁。武装分子还使用了导弹和穿甲弹袭击警察和治安部队，致使卡拉奇市交通瘫痪，政府机关、商店、办公室、工厂和学校被迫关门，股市交易受阻，港口无法正常运转。 5月23日，又有10多人在市内不同街区被打死，20多人被打伤，许多车辆被烧毁。 当地舆论认为，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与全国移民运动在该市组织罢工活动有关。由于全国移民运动与政府进行对话的要求被拒绝，从6月2日开始，全国移民运动在卡拉奇组织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又掀起一股新的暴力活动的浪潮。从6月23日起到6月27日的5天时间里，至少有92人在枪林弹雨中丧生，其中包括数名儿童。全国移民运动阿尔塔夫派流亡国外的领袖侯赛因·阿尔塔夫6月26日在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全国移民运动阿尔塔夫派将在今后每月的星期五和星期六举行“示威活动”。 针对愈演愈烈的卡拉奇流血冲突，巴基斯坦内政部氏巴巴尔6月26日通报国民议会，政府已决定从土耳其订购一批装甲运兵车，专门用于对付卡拉奇街头出现的“恐怖主义行为”。贝·布托总理6月下旬还分别会见了陆军参谋长阿布尔·瓦希德上将和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法鲁克·汗空军上将，在制止卡拉奇骚乱问题上得到了军方要员们的“充分理解和有力支持”，从而加大了人民党政府处理卡拉奇问题的回旋余地。 拥有1000万人口的卡拉奇市是巴基斯坦工业和金融中心，在截止到1995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里，骚乱不断，导致约1200名居民死于非命，造成巨额财产损失，严重威胁着巴基斯坦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卡拉奇发生的众多流血冲突背景复杂，原因多样，大致可分为下述几类： 其一，卡拉奇市第一大政治组织—一全国移民运动两派之间的仇杀，这是卡拉奇市暴力活动贯穿始终的主线和症结所在。 全国移民运动创建于1970年，活动范围集中在信德省的卡拉奇市和海德拉巴市。在最近的两次选举中，该党成为卡拉奇和海德拉巴市的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全国移民运动是代表印巴分治时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利益的政党，核心成员全部是1947年印巴分治后从印度移民过来的操乌尔都语的穆斯林及其后代。该组织一直要求在国家宪法中，明确承认现定居在信德省的几百万印度穆斯林移民为巴基斯坦境内除旁遮普族、信德族、巴丹族和俾路支族之外的第五大部落性政治实体，以改变作为二等公民被歧视的社会地位。 1988年大选后．全国移民运动曾同贝·布托的人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后因与人民党的矛盾分歧，于1989年10月退出联合政府转而反对人民党。 进入90年代以来，全国移民运动声势与日俱增。1993年10月全国大选时，全国移民运动夺得信德省议会100个议席中的27帝，仅次于人民党而名列第二，众多党徒为之士气大振，积极筹划起新一轮的夺权风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全国移民运动准备大干一场之际，内部火并却先开张。 事实上，全国移民运动于1991年已分裂成阿尔塔夫派（多数派）和哈齐齐派（少数派）。在巴基斯坦的1．3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其中逊尼派约占80％以上，什叶派约占10一15％。全国移民运动的分裂也与教派分歧相对应，多数派的阿尔塔夫派是逊尼派，少数派的哈齐齐派是什叶派，因而两派的分歧不仅根源于政治上的主张不同，也根源于教派分歧。阿尔塔夫派指责哈齐齐派“投靠军警”而“出卖战友”；哈齐齐派则抨击阿尔塔夫派“寻求国际支持”而“叛党叛国”。于是，两派反目成仇，不共戴天，从1994年2月起动辄舞刀弄枪，大打出手，一场自相残杀开始在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蔓延开来，构成卡拉奇市不断发生的暴力冲突的主流。 贝·布托总理1995年6月24日指责说，卡拉奇骚乱是一个得到外国支持的叛乱组织挑起的，其目的是破坏巴基斯坦的稳定。她说：“阿尔塔夫集团得到外国资助，受到外国训练和外国鼓动，参与了针对国家的叛乱活动。”贝·布托政府宣布，它不久将举行国民议会秘密会议，提出全国移民运动从事反对国家活动的“确凿证据”。 其二，境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借机插手巴基斯坦内部事务，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火上浇油，使整个局面复杂化和尖锐化。 在巴基斯坦，以伊斯兰促进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一度很活跃，它曾联合前总统伊沙克·汗对当时的总理谢里夫施加压力，要求在全国实行伊斯兰法，并最终成为倒谢里夫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些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动不动就要以“亵渎”的罪名处罚其它宗教的信徒。1993年11月4日，11岁的萨拉马特·马西赫被指控亵渎伊斯兰教，面临被判死刑的命运。他是在1993年5月在旁庶普省的古杰兰瓦拉地区与另外两位基督教徒一起被捕的。他们被指控在村子里的墙上写了贬低伊斯兰圣祖穆罕默德的话。此事传出后舆论哗然，社会各界反应强烈。贝·布托总理闻讯后，在11月10日下令释放了这个男孩。巴基斯坦境内的180万基督教徒、180万印度教徒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为反感，教派之间的仇杀事件屡屡发生。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为逼迫贝·布托政府在巴基斯坦实施“伊斯兰法”，大搞恐怖活动。如西北边境省部族分子约2500人，为要求政府实行“伊斯兰法”而切断了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喀拉昆仑公路。在巴朱尔中央直辖区约有8000一1 名部落居民阻断交通，扣压政府官员并杀死西北边境省人民党议员，要求实行“伊斯兰法”。巴基斯坦国内外原教旨主义势力是卡拉奇动荡不安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三，国际贩毒集团和巴基斯坦国内的贩毒分子相互勾结，视卡拉奇为作案的“天堂”，混入其中为非作歹，推波助澜，加剧了卡拉奇的动荡不安。 其四，当地地痞流氓团伙乘势偷鸡摸狗，肆意干起打家劫舍的老本行，使卡拉奇本已糟成一团的治安形势更加恶化。 以上这四种因素交互作用，盘根错节，使得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卡拉奇大街小巷充满血腥味，社会治安长期不得安宁。 一向主张政教分离的巴基斯坦人民党政府，自1993年10月上台后并非无所作为，贝·布托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控制日趋抬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例如，驱逐伊斯兰教极端分子首领出境；收缴宗教团体手中的枪枝；派出大批军警维持治安；禁止宗教狂热组织公开活动等等。然而，“卡拉奇现象”本身具有特殊的国际背景，单从内部下手成效有限，这就是悲剧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卡拉奇的问题只能是政治解决，除此之外别无它路。作为卡拉奇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全国移民运动的作用显得愈来愈突出，其主要派别的领导人阿尔塔夫·侯赛因由于被政府宣市为刑事犯而长期流亡海外。人们普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政府和全国移民运动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时候了。 目前，巴基斯坦正面临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字路口。国内局势是继续动荡不定还是保持稳定与发展，事关贝·布托政府的命运和1．3亿巴基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与国际地位。前看守政府总理、著名无党派人土莫伊·考莱希为此呼吁巴基斯坦各主要政党以国家利益为重而达成共识，“在大敌当前的挑战面前通力合作”，以战胜“那种本不该形成危机的危机”，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巴基斯坦“必不可缺的协助”。 而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贝·布托决心“彻底摘除教派冲突这颗毒瘤”，尽可能早日恢复卡拉奇的秩序。她发出了两道指令，一是要求警方立即收缴好战分子手中现有的武器；二是将33名同众多血案有牵连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小头目辑拿归案。国际社会也迫切希望看到反对派等各有关方面与贝·布托政府合作，制止卡拉奇的恐怖活动，恢复秩序。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巴基斯坦的安危，而且也影响到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五、棘手的经济挑战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开始恶化。贝·布托上台时，面临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表现在：外汇储备下降，1993年7月份下降到只剩约2.8亿美元的最低点，10月份稍有改善，但仍只有3．38亿美元；贸易逆差严重，达32亿美元；通货膨胀率高达18％；国债约400亿美元，其中180亿美元是外债，220亿是内债；国防开支浩大，占政府预算的30％以上。贝·布托总理新组成的联合政府如何解决这严重的经济挑战，将是对它的一个巨大考验。 贝·布托在议会赢得了信任票之后，现在要实行看守政府总理考莱希进行的旨在减少巨额财政和贸易赤字、遏制通货膨胀和吸引投资的改革。面对混乱的经济形势，贝·布托政府必须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来纠正宏观经济失衡的现象。贝·布托曾表示，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将是她的政府“优选考虑的首要问题”。她许诺将继续实施考莱希的税收和财政政策，只作一些必要的修改。 考莱希当政期间，采取的恢复经济的措施包括：为减少高达3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使卢比贬值10％以上；为缩小财政赤字，对农业收入实行前所未有的征税；对成千上万的漏税者和拖欠银行贷款者开展一场打击运动。但是考莱希政府留下了一大堆长期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他的看守政府在3个月的任期内解决不了的，只能留给贝·布托政府去解决。 尽管巴基斯坦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以上，但由于巴基斯坦的人口有1．28亿，而且还以每年3．9％的速度增加，因此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已下降到每年仅2％左右。1995年6月上旬，贝·布托在国民议会召开的首次人口与发展会议上再次向人们敲响警钟：根据上次人口统计，巴基斯坦的实际人口增长率是3．9％，而不是通常所说的2．9％；照此速度，再过24年。巴基斯坦的人口将增加一倍。她呼吁全国各阶层行动起来，开展一场遏制人口迅速增长的“圣战”。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巴基斯坦现在平均每分钟有近9名婴儿诞生，人口增长率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居第一位。高速的人口增长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经济问题：贫困加剧、失业增加、能源短缺、住房紧张、卫生恶化、粮食不足等等。在过去34年中，失业人口由20万增加到250万；文盲人数由200万增加到5600万；人均收入只有约400美元，l／3多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仅1993—1994年就进口小麦120万吨，耗资50亿卢比；有3000多万人营养不良。贝·布托政府在外援减少的情况下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因怀疑伊斯兰堡在实施核计划，自1990年I0月以来一直停止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贝·布托政府有选择地实施考莱希的经济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受到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世界银行在1993年10月底表示考虑贝·布托政府提出的23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7亿美元的软贷款以解决其国际收支上的困难。但这两个机构都提出了贷款的条件，其中之一便是贝·布托政府必须继续实施看守政府总理考莱希的经济改革计划。 针对严重的贸易逆差，贝·布托政府上台伊始便采取重大步骤，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以减少和消除贸易逆差。贝·布托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减少进出口关税，对某些产品实行特惠关税，放松进出口限制。 1994年6月政府把最高税率降到了70％。 1994年1—5月，巴基斯坦的出口贸易额为26.6亿美元，与1993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6％。1995年预计将增加到78．3亿美元。 1994年7月，贝·布托政府宣布向出口商作进一步的让步，取消对许多进口商品的限制。新政策允许外商独资经营进口业务。至1994年8月，巴基斯坦的外贸摆脱逆差，实现了1．4亿美元的顺差。至年底，巴基斯坦向世界各地的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6％，达到了67.6亿美元。根据政府1994年8月公布的特惠关税，皮革、纺织品、水产品加工、运动商品、珠宝、工程和碾米机械成为受益的面向出口的创汇部门。 在放松贸易限制方面，贝·布托政府允许工业消费者、商品进口商和建筑工程组织未经政府批准即可进口二手机械设备。 巴基斯坦最大宗的进口商品包括小麦、食用油、化工产品、钢铁、交通设备、医疗用品和家用电器，主要出口商品包括大米、棉花、纺织用纱、皮革、地毯和石油产品等。为鼓励出口，巴基斯坦政府向出口商提供免税待遇，同时提供出口资金，并实行出口收入退税。 除了继续推行私有化进程，整顿财经纪律，压缩和削减行政和非生产开支，鼓励进出口贸易外，贝·布托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保证外商投资的高额回报率；简化批准手续；开办开发区等。 值得注意的是，贝·布托政府在利用政府的外交工作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总统莱加里访问美国，贝·布托访问德国、法国、西班牙，都带领大批企业家，在东道国宣传巴基斯坦的招商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举行投资环境报告会或洽谈会，向外国厂商介绍有关情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已经签署38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协议。香港实业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75亿美元的投资意向书。韩国企业界与巴基斯坦签署了41亿美元的投资意向书。法国也派出企业家代表团到巴基斯坦了解投资的可能性。中国也积极投资于巴基斯坦的电力和建筑业。贝·布托政府计划在今后3年内吸引外资320亿美元，为此巴基斯坦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以督促外资项目的发展。 1995年1月21日，巴基斯坦投资委员会秘书莫希布拉·沙阿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巴基斯坦将在全国建立12个工业特区以吸引国内和国外投资。特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这些特区投资建厂将享受10年免税优惠；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将免除进口税；进口原料减免进口税25％；土地将出租给投资者50年，到期后还可延长50年等等。这些优惠政策是巴基斯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优惠的经济政策，宽松的投资环境，极大地刺激了外商的投资热情。目前巴基斯坦已形成了空前的外商投资热潮。从巴基斯坦独立到1994年，47年来外商投资总额不过20亿美元，而在1995年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外商意向投资就已接近1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电力等能源领域。有近100家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投资电力项目，投资额达数十亿美元。中国向一条输电线项目和火力发电站项目提供了资金。1993年12月26日，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在巴基斯坦一印度公路一路段的国际招标中一举中标，承担了这段长约36公里的公路的修筑工程。 高涨的外国投资热潮，对于经济比较困难的巴基斯坦来说，无疑是个良好的兆头。它必将带动巴基斯坦本国工业企业的发展，推动巴基斯坦经济较快增长。 贝·布托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控制财政赤字，平衡预算收支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财政赤字已从199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降至4％。1993年10月上台后，贝·布托政府通过限制银行信货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进入1994年，由于多种原因通货膨胀仍然严重，物价上涨幅度增大，一度达到两位数，这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物价持续上涨问题已引起了贝·布托政府的关注。贝·布托总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这一问题。贝·布托政府分析了各方面原因，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前几年财政赤字增加、货币发行量大、以及石油产品提价和农业受灾歉收造成的。 从1994年10月开始，政府把稳定物价摆到了最优先的地位，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成立了物价管理机构，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物价的上扬。贝·布托政府采取的抑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包括；紧缩银根，限制财政开支；进口部分生活用品，增加进口食品，以满足市场需要；政府控制的商店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日常生活必需品；加强对零售商的管理，规定最高市场价格，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法商贩予以严厉的打击和制裁。 1995年2月13日，贝·布托总理的财政经济事务顾问贾弗里在接受中国《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巴基斯坦政府十分重视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工作，已经采取宏观控制的一系列具体办法抑制物价上涨，取得了初步成效，敏感物价指数近两个月来已呈下降趋势。 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贝·布托政府鼓励发展私人资本，加快私有化进程以增加经济活力。贝·布托政府成立了私有化委员会，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核查评估，公开拍卖，截止1995年3月已成交370多个国营企业。私人资本已从1989年的419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729亿美元。合资企业也迅速发展，如建在卡拉奇以西的赫布可私营火力发电站，将由沙特阿拉伯、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多国财团出资合建。贝·布托政府愈来愈重视工商企业界的作用，在制订预算时要同工商界代表协商，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政府还增加了给私营部门的信贷。 贝·布托政府还根据巴基斯坦的国情，特别强调发展小型工业企业，在政策伤感予以一倾斜。因此，巴基斯坦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蓬勃发展。发展小型企业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在解决就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贝·布托执政以来，巴基斯坦的经济结构和政策调整已初见成效，摆脱了两年多经济低速增长的状况，经济形势呈现了明显好转的势头。专家们预计，1995年巴基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望增长5．5一6％。贝布托传--第十九章 寻找外交爱方位第十九章 寻找外交爱方位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政治两极格局的终结，南亚地区的外交态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印苏、巴美“四国双对抗”为特征的战略格局已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作了相应调整。贝·布托重新上台执政后，努力弥合与美国的分歧，继续巩固和加强与中国的友谊。同时，主要把目光“瞄准西部”，积极发展与西亚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并在穆斯林世界寻求支持，将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有力依托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针对印度的外交政策，贝·布托政府采取“追踪外交”，用“紧逼跟进，抵消影响”的方法，加紧做有关国家的工作。印度总理拉奥访美之后数日，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便以私人名义赴美活动；拉奥刚刚访问完俄罗斯，巴基斯坦也马上着手安排贝·布托总理访问莫斯科。 贝·布托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积极拓展外交半径，为巴基斯坦的发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西亚和穆斯林国家是贝·布托政府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