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召回自己的电报后，罗易6月24日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我将于7月底抵达莫斯科……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4)　　我建议收复广东，在那里建立左派同汪和邓演达的军事政治基地……如果赞成这个计划，我便去广州，那时，就不要坚持让我返回莫斯科。　　这天，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抱怨汪精卫政府：“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陈延年被捕(1)　　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　　在答复陈独秀的电报里，联共中央政治局重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我们认为，寄去的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　　陈独秀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　　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　　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　　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也许我们寻找第四条道路？”　　鲍罗廷说：“先应同莫斯科取得一致。　　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因此给莫斯科发了电报。　　莫斯科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它坚持自己的指示。　　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纲领……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　　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　　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　　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谭平山说：“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5点。　　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　　不应退出政府。　　张国焘说：“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　　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　　周恩来说：“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　　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　　莫斯科经常这样做。　　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张太雷说：“从罗易来时起，我们这里就经常出分歧，一切都始于北伐。　　这种情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　　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过争论。　　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　　任弼时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说：“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　　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现在我们讨论两个问题：（1）控制群众；（2）政权。　　鲍罗廷说：“我想问布林斯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　　布林斯基答：“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　　鲍罗廷说：“我想再次发言。　　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误解。　　陈独秀不同意，说：“我们先讨论另外两点。　　希塔罗夫用俄语问鲍罗廷，列宁说，那些认为在内战已经开始的革命时期……　　那些拒绝采取行动的人，要么是死人，要么是革命的叛徒。　　鲍罗廷说：“这一般来说是正确的。　　现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上午，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　　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　　就在这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因为该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陈延年宣布结束会议。　　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3时，恒丰里104号暗处，陈延年等人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　　他想，也许这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　　搏斗中，延年的白色衬衫被扯破，露出皮肤，终于被敌人擒获。　　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不认识陈延年。　　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韩步先等3人。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汪孟邹写信，请他代想办法营救。　　蒋介石现在是一条疯狗，抓一个杀一个，自己是陈独秀之子，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此次被捕，在劫难逃，但敌人毕竟没有认出自己，也许还有逃生的可能。　　6月底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甲的一幢楼房的胡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弄得心神不定，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　　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　　胡适一看，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　　“啊？我一定营救。　　胡适安慰汪孟邹说。　　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当年曾帮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　　胡适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陈延年被捕(2)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　　陈延年转向共产主义后，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到他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　　不觉称快。　　延年“发生额下，厥状极陋……　　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见信，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　　为了稳定武汉国民政府，联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6月27日致汉口苏联领事：“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和变色龙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　　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　　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　　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　　就在这天，汪精卫对罗易说：“形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协议。　　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　　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　　’……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1）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2）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　　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　　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　　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　　罗易说：“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　　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表示抱歉，说：“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　　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　　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　　罗易问：“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　　汪精卫答：“没有。　　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　　当夜，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到西门子鲍宅开会。　　李立三、苏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瞿秋白也未到。　　当时蔡和森生病，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　　“五大”后，周恩来任秘书长，未到前由蔡和森暂代。　　因蔡和森从外国刚回来，事情不熟悉，得罪不少人。　　前几天，政治局正式决定由邓中夏为秘书长，邓因出席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张国焘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　　今天下午，蔡和森回中央秘书厅住所，碰上了这次会议。　　“中央军部得到紧急情报，说何键今日就动手了。　　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　　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周恩来、鄂省委书记张太雷相继报告时，已是翌日清晨。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　　罗易、陈独秀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最后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　　张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说“整军经武，准备后事”。　　陈独秀犹豫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　　谭平山、蔡和森赞成搬迁，既然何键动手，机关搬武昌安全，那里有叶挺的部队。　　最后，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　　天亮后，蔡和森过河准备去了。　　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这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拍电报：“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　　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　　他汇报前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　　考虑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为执行收复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1)　　1927年6月30日黄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鲍罗廷等到武昌出席会议。　　地点是蔡和森联系的共青团机关，一幢二楼二底的民房。　　会上送来任弼时起草的《政治意见书》，见内容是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　　穿着长衫的陈独秀生气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　　陈独秀越说越生气，最后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　　吴玉章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　　张太雷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内容告诉了吴玉章。　　吴玉章说：“这么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张太雷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　　瞿秋白拿出一书面提议，陈独秀很赞成，并委托瞿秋白起草正式决议（国共两党决议“十一条政纲”）。　　他说，共产党和跟着他革命的工人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　　恽代英大声问陈独秀：“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　　蔡和森反对这个政纲。　　会前，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说：“我们坐此静待人家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会上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陈独秀同意说：“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接头。　　于是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决定7月1日在鲍宅开中央扩大会议。　　回汉口路上，陈独秀还埋怨任弼时说：“我在会上讲过，不要自由行动，他们还在自由行动。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发去指示：“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　　同时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　　翌日，在鲍宅继续开会。　　鲍罗廷精神饱满的作了很长的演说：“……　　以前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扶持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以实行。　　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钟点内实行土地革命！”　　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反对鲍罗廷，说：“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方针前后是一致的……鲍罗廷反指责说：“你们是帮助季诺维也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蔡和森想，这是老鲍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而把一切责过归于季诺维也夫，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7月初的一天傍晚，瞿秋白和羊牧之游黄鹤楼，说：“今天校对了一天，我们出去轻松一下。　　当时一阵夏雨刚过，空气格外新鲜。　　在江汉，两人登上了一叶小划子。　　过了一会，瞿秋白轻声问，“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划出我当前的心境？”　　羊牧之想了一下，摇摇头说，“想不出。　　瞿秋白禁不住站了起来，脱口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上次，瞿秋白和郭沫若相约游黄鹤楼，两人吟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眼下正是盛夏时节，离暮秋尚远呢，羊牧之有些不解。　　瞿秋白感叹地说：“许多同志在牺牲，这不是萧萧下么？……　　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绞架下，英勇地牺牲了……前几天的中央会议上，有些人还在高谈要承认国民党应处于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　　是不是对得起为党牺牲的大钊同志？”　　他指着太阳西沉的远方说：“大好河山，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　　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出席了会议。　　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　　陈独秀说：“湖南农协要改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可派人去改组。　　农民协会会长毛泽东说：“派一左派同志为好。　　谈到将来，陈独秀说，“对于将来，我们有3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　　(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　　(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赞成第一种方法，他继续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说：“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　　讨论工农武装出路时，陈独秀说，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2)　　毛泽东说：“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项实难办到。　　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说：“农民自卫军上山更好些，同时我们要迅速发展乡村中党。　　再问到陈独秀，陈答：“同意上山。　　就在这天深夜，陈延年被刽子手用乱刀砍杀、五马分尸。　　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信件和前天杨虎表彰吴稚晖的复信。　　辞职(1)　　1927年7月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给中国共产党以下指示：“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　　我们认为，谭平山宣布休假的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2）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秘密紧急会议……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　　为了不被驱逐，我们建议银行家（鲍罗廷）离开那里。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在拍发我的关于中国的长篇密码电报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阴谋诡计，也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武汉政府的行为……　　只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　　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相对立……　　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　　根据斯大林的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当天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鉴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份公开的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　　对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7月7日来信，决定“此信备案待查”。　　该信说，“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纠正……　　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　　次日，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生气地说：“你们两个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　　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过程的处境和‘使他们脚跟站稳’。　　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　　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　　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　　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　　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　　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　　这是事实。　　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　　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　　这也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中央……　　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　　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　　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　　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执行的原因所在……　　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　　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　　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　　算了，就此搁笔。　　这天，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写信，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加速与武汉政府的决裂，同时要放弃反对它的运动。　　头一天，蔡和森发表《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也认为“维持与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这是倒蒋的真正武器”。　　考虑不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抓住把柄，隔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我将努力的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惟一正确的政策。　　7月13日，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组织措施的建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全会，选出能保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在中共所有地方组织中广泛开展一场揭露前领导机会主义错误和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正确性的运动……吸收布林斯基、邵和邓同志参加党的领导工作的问题。”指任弼时、周恩来、邓中夏。　　头一天，鲍罗廷见大势已去，执行国际6月中下旬改组中共中央的命令。　　改组5人政治局，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为陪衬，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国际训令6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国民党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而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往武汉的途中。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向中央提交辞职书，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辞职(2)　　任弼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任氏兄妹将他送到门外。　　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秘书黄文容(黄玠然)随行，乘船到武昌，陈独秀住到与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纸行楼上。　　莫斯科不知道已经解除陈独秀的职务，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现在党中央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是自己的革命责职……　　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　　次日，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第八章 走向反对派(1927.7-1932.10)　　撒翁(1)　　1927年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3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　　但临时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8月7日上午，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新派遣的代表罗明纳兹到汉口后，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骂张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并向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　　鲍罗廷已经回苏联。　　联共中央政治局7月21日决定：建议银行家立即动身回莫斯科。　　会客厅的条凳上挤挤地坐着21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　　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个名单是根据蔡和森意见修改的。　　国际代表与常委商量决定的出席名单，除加苏兆征、罗亦农，其余都是旧人，而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和毛泽东、彭公达等都不在出席之列。　　蔡和森提议：“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部队，没有出席会议。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　　张国焘想邀请陈独秀参加，但罗明纳兹反对。　　临时中央常委有两人不在场，只有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到处是枪杀共产党人的枪声，这个秘密会议越短越好，会议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　　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在罗明纳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　　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根据陈独秀意见，将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印刷机拆下，装船运到上海。　　汪原放上楼后，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请他和柏文蔚说说话，给你谋个差事，这么个小事也难办了。　　不久前，陈独秀想给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谋一个差事，结果事没有办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无所谓地说。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　　在船上，陈独秀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　　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子，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小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陈独秀没有做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声。　　大革命失败后，人人自危，连鲁迅也受到别人的威胁。　　9月4日，鲁迅在南方写《而已·答有恒先生》：“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明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9月15日，鲁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写《而已·扣丝杂感》：“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以及郑超麟等人乘日军舰去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彭礼合家中看陈独秀。　　瞿秋白说：“我刚到上海两三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请你常写文章。　　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　　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3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了一个笔名“撒翁”。　　国际代表的报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　　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　　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　　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考虑罗易的错误性质可能旁骛共产国际的责任，斯大林没有处理他。　　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在罗易报告结束后，维经斯基当场提问：“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武汉国民党同政府的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维经斯基回莫斯科后，7月23日，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继续安排维经斯基在东方书记处工作。　　但根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政策错误的观点，没有追究维经斯基。　　皮亚特尼茨基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中央调用。　　我们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的了解。　　在罗易回答维经斯基问题后，赖特问他：“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　　法因贝格问：“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出现的那种形势。　　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罗易回答：“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　　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　　维经斯基又问：“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　　现在的领导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最不好过。　　拉宾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鲍罗廷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中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陈乔年被捕　　莫斯科希望陈独秀到苏联，承认自己的错误。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　　因为我们两人年龄大些。　　见陈独秀不去莫斯科，李立三请黄玠然多找陈独秀谈谈。　　黄玠然问陈独秀：“你为什么不去?到苏联研究中国问题比在上海好。　　陈独秀敷衍说：“有什么研究哇?又没有中国的材料。　　第二天，黄玠然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中央，瞿秋白回答：“你告诉他，他要研究什么，我们给他送材料，要什么书，我们帮他送什么书。　　黄玠然把中央的话转告给陈独秀，陈仍然不同意，说：“这样费事，不如在中国研究。　　黄玠然生气了。　　在台上是家长制，现在下台了，还是自以为是，于是说：“一个党员要不要服从党?”陈独秀很不高兴，半天没有吭声。　　黄玠然知道陈独秀生气了，见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只好不谈。　　隔了几日，黄玠然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　　陈独秀怀疑有人指使黄玠然，对黄玠然的问话不理不睬，或者硬邦邦一句顶回去。　　黄玠然想，我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又没有其他工作好做，又没有其他问题研究，你这么严肃干什么。　　黄玠然不想干了，他对陈独秀说，我还是另做点工作。　　不久，黄玠然调到党报，和郑超麟一起编辑《布尔塞维克》。　　11月11日，陈独秀针对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　　提出农民运动应提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四不”口号。　　等了很长时间，中央没有给陈独秀回信，陈独秀已不打算有回信了。　　12月中旬的一天，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的回信，同意他提出“四不”口号，但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驳斥他反对工农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观点。　　陈独秀接到中央来信，连夜给中央回信，赞成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暴动，并对如何进行广州暴动，提出5点建议。　　几天后，广州暴动失败，张太雷牺牲，尽管陈独秀建议已过时，中央还是给他回了信。　　年底的一天，刚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任上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来看陈独秀。　　不久前，陈乔年做媒，鄂省组织部长汪泽楷和杜琳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