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若干年来学术界争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话题。记得有一年在曲阜开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曾在大会之外开过一个小型座谈会，题目叫"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我曾对召集人建议，题目似应叫做"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意谓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个建议是否被接受，我不管。在会上，发言者都是不同程度地肯定传统文化的。但对传统文化本身，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很自然。记得有一位年轻学者提出一个看法：优秀的东西未曾成为传统，传统的东西未必优秀。　　我体会他的意思是，这里说的传统，指的是官方所提倡的传统。因为他所举的例子是，清代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扼杀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照我的理解，文化传统不只是一个。官方提倡的固然是传统；非官方的，学术界自身也有传统。从历史发展来看，总是先有学术界自身发展起来的传统，然后才被官方所承认，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而那未被官方所承认的学术思想，也可成为传统，只是未占统治地位而已。因此，传统并非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如在先秦，儒学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到汉以后才被官方"独尊"，但"独尊"并非独存；儒学以外的学术，有的沉寂下去了，有的还可在民间传播、发展，形成传统。又如在宋理宗之前，程朱道学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理宗尊崇道学使之成为官学；在此之后，程朱以外的学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得到复归和发展，以成其传统。　　·在我国历史上，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离，在原始社会解体、阶级对立出现和国家产生时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精神生产部门是附属于国家机构之中的，文化活动为国家所垄断，这就是殷周时代的"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在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背景下，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进一步发展，一是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使精神生产部门逐渐同国家机构相分离，一是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阶层--士（由最低一级的贵族演变为"四民"之首）。在这个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而"学下私人"的过程中，开风气之先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他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教育家。孔子私人授徒讲学，使文化知识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那以后，我国的学术文化一直是顺着官学和私学两个并行的系统向前发展的。这种状况，到了宋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我们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兼顾官学和私学两个方面，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哲学领域，我们不但要看到唯心主义的传统，也要看到唯物主义的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疑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我们当然要注意研究它们之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对立和斗争，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如同时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学派，有着共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面对着共同的社会和思想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对于唯心主义传统，我们不应采取简单的方法全盘地否定，但我们更应重视唯物主义传统的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每个时代的文化，大体可分为学术、思想、政治三个层面。不同学派之间的斗争，大体在这三个层面上展开。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包括思想家的研究）大体上都要涉及到这三个层面。以南宋为例，道学和心学之间的争论，是唯心主义内部的斗争；而事功学派同道学、心学的分歧和争论，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路线的斗争；前者属于学术层面的斗争，后者属于思想层面的斗争。这些不同的学派同政治的关系，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如对南宋最大的政治问题--对金的和战问题，就是如此。不可简单地用唯物主义主战、爱国，唯心主义主和、卖国的公式去套。政治上的统治者同某些学派之间的不一致，有时甚至表现为不同人之间的相互敌对，如南宋朝廷用政治手段来禁道学；而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又用政治手段来尊崇道学。　　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画面，很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把思想家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就可以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发现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我国学术界过去一个时间里对道学、心学的研究比较重视，不久前的宋明理学热就是证明。这是有其根据的，也是有益的。相形之下，对南宋事功之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当然，我们并不企望也来一个事功之学热，但重视事功之学的研究，出现"南宋功利之学"的研究著作（如张岱年先生在为《南宋陆学》一书作序时所说），恐怕也是很自然的要求。　　值此匡亚明先生发起并组织《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际，我选择了叶适这个人物来进行初步的研究，并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以求教于学术界的长辈和同仁，以期引起对事功学派的重视，大家来共同珍视这笔思想遗产，这是我的一点心愿。　　记得任继愈先生在一次会上讲过，学术研究切忌研究谁就爱谁。此言有理。因为学术研究需要冷静的科学态度，不宜带有感情色彩。但是，在做了一番研究之后，我还是不免喜爱叶适这个人物，写作时也有所流露。是耶？　　非耶？任有识者评说去吧！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叶适可说是三者兼备。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赠薛子长》，《水心文集》卷二十九）这是他对做人和治学的要求，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其中最使我敬佩的，是叶适之德。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一生忧国忧民；他立志恢复（收复陷于金的北宋故土），力主改革，并终身坚持；他不畏权贵，敢于陈述己见，他不迷信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一生多难，学为世嗤"，仍坚守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从不动摇；他不存门户之见，敢于为自己的论敌仗义执言。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此德，方能立其功（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出镇建康，打败金兵，保卫了国家）、立其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中，象叶适这样为国为民立下大功的，实属罕见。作为事功学派的思想家，叶适可谓有体有用，有言有行，言行一致，道德文章，都令人敬佩。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如果我们把叶适包括在这"中国的脊梁"里面，那是恰如其分的。　　内容简介　　叶适（1150-1223）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是与朱熹（道学代表）、陆九渊（心学代表）"鼎足而三"的思想家。本书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叶适务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主张改革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积弊，以求裕民强国，实现抗金、恢复故土的深刻思想和宏图大略，以及在危难之际守土抗战的杰出功绩，如实地再现了这位南宋的改革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本书从横向比较和纵向联系中肯定了叶适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恩，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恩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失，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第一章 叶适生活时代的社会和思想背景　　有宋一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繁荣时期。学术繁荣的标志，是学派林立，人才辈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宋代的这种百家争鸣局面，为此前的汉、唐所不能比拟，嗣后的明代也不能望其项背，只有先秦才可与其相比。王梓材、冯云濠在《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中说：宋、元儒异于明儒。明儒诸家，派别尚少，宋、元儒则自安定（按指胡瑗）、泰山（按指孙复）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几。故明儒学案可以无表，宋元学案不可无表，以揭其流派。　　（《宋元学案》卷首）制表虽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制表的必要性，反映了有宋一代学派关系的纷繁复杂。在北宋，除了上文所列的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诸学外，还有新学（王安石）、蜀学（苏轼、苏辙）等学派。到南宋，濂、洛、关学发展为闽学（朱熹）、湖湘学（张栻），通称为道学，又出现了心学（陆九渊）、婺学（吕祖谦）、永嘉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永康学派（陈亮）等新学派，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更为可观，学术繁荣的程度超过了北宋。　　南宋仅保有半壁河山，屈居于东南一隅，国力贫弱，时刻面临危亡之险，为什么在学术思想上反而繁荣呢？为什么其学术繁荣程度超过了汉、唐盛世呢？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极为尖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且不断激化，而民族矛盾处于主要矛盾，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状况所决定的。一般说来，在我国封建社会，每当一个王朝出现，都有一个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经济发展，社会和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治世"或"盛世"，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学术领域往往难以出现新的思想和新的学派。而在社会矛盾激比，各种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以后，一些善于深思的思想家才去探索问题、揭露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出现新思想，甚至出现新学派。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南宋从一开始就是处于动乱之中，面临危亡之势，社会矛盾激烈尖锐，问题充分暴露，使得思想家们不得不去深入思考，思想学术繁荣就由此而生。　一、在屈辱"和议"下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叶适生活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政治和学术活动主要在孝宗到宁宗三朝。这段时间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在屈辱"和议"下的相对稳定。由于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靖康之变到绍兴初年的那种战乱局面已成过去，南北对峙的局面已形成；但由于南宋统治者奉行对金的妥协投降政策，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始终笼罩在屈辱"和议"的阴影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结合在一起，使南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难极为深重。在南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对金的和、战、守问题是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以和战而论，在叶适出生前有"绍兴和议"，在叶适出生后，有孝宗北伐和"隆兴和议"以及宁宗朝的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　　"绍兴和议"是在抗金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两次，一次成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 年），一次成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 年），都有宋对金纳贡称臣的内容，条件非常苛刻，而以第二次和议维持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绍兴十一年和议，是在金完颜宗粥（兀术）南侵，宋军反击，取得了顺昌之捷（刘锜）和尚源之捷（吴璘等）、郾城之捷（岳飞）之后，宗弼通过其派往南宋的内奸秦桧实现的。高宗、秦桧为了求和，放弃了宋军经过艰苦战斗已收复的淮河以北的土地。宋帝向金称臣，每年向金纳绢25 万匹、银25 万两。绍兴十一年是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不但接受了屈辱的"和议"，为了保障"和议"的实行，高宗、秦桧还收了前线各大将的兵权，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罢黜了抗金名将韩世忠，一大批反对屈辱"和议"的官员被罢职流放。如陈亮所抨击的，这是"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第6 页）。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 年），高宗赵构实行"内禅"，传位于太子赵昚（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是为孝宗。孝宗初即位，即起用主战派大臣张浚，主持北伐。宋兵由两淮北上，由于前线将领不和，造成符离兵溃，金兵乘机渡淮南下。南宋在秦桧余党汤思退主持下，与金议和。隆兴二年（公元1164 年）冬，和议成，宋帝不再称臣，金、宋二帝以叔侄相称；改"岁贡"为"岁币"，银、绢各减5 万，分别为20 万两、匹；宋割四郡地，两国地界恢复绍兴和议原状。叶适回顾这次历史事件说：往者隆兴之初，聚重兵于淮水之上，使辅臣督之。方其未战也，天下交口而议其后；及其一战而不胜也，大兵溃散，飞檄告警，督师罢黜，而复与虏和矣。（《廷对》，《水心别集》卷九）　　在当时，士大夫中主和者为多数，反对和议的是少数。但这个主和的多数并不能代表南宋军民的多数，如朱熹所说："且若必以人之众寡为胜负，则夫所谓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军、万姓之为多耶？"（《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宋孝宗原是"锐意恢复"的君主，但在为数众多的主和派的包围下，进取之志逐渐减弱，终于不能有所作为。　　在屈辱和议下，南宋人民受着宋金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仅岁贡（隆兴后改岁币）一项，南宋每年派官吏军兵押送过境，途中费用自备，不堪其苦。入金后，不断地受金官吏刁难和勒索。"初交绢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数月后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四、五。"实际负担远远超过"和议"规定之数。此外，每年宋金要互派正旦使、生辰使，宋使入金要纳大量财物，金使南来大肆勒索。如"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礼物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两、彩缎一千匹。又有脑子、香茶等物，及私觐香茶、药物、果子、币帛、杂物，莫不与焉。若外遣泛使，则其礼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发副使土物之费。又有朝辞回程宜赐等费。若盱眙等军，在路四处应办南北贺正旦生辰，常使往回程八次，赐御筵每处钱一万八千五百余贯，而沿途应办复不预。若北使之来，赐予尤不赀焉。"连完颜宗弼（兀术）　　也不得不承认："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宋末周密认为："开边之用固无穷，而和戎之费亦不易。"（《齐东野语》卷十二《淳绍岁币》）南宋统治者就是这样以大量的民脂民膏去讨好自己的仇敌，以求得在东南的苟安。　　南宋的官僚、大地主在残酷刻剥人民的基础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置复仇雪耻和中原人民的苦难于不顾。定都临安（杭州）后，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就大兴土木，营造宫殿，作长期偏安的打算。由中原南逃的贵族大家、官僚富户聚集临安，他们"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日，缓急倒施"（《宋史·汪立信传》）。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诗中，揭露了他们苟且偷安的情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南宋晚期文人罗大经也有类似的讽刺诗：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　　（《十里荷花》，《鹤林玉露》丙编卷一）陈亮对南宋统治者这种"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宴安"（《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的行径深恶痛绝。而叶适正是生于绍兴和议之后，亲眼看到隆兴北伐的失败和隆兴和议的实现。他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就是面对着这个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到了晚年，叶适又亲历了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　　宁宗（赵扩）嘉泰三年（公元1204 年）十二月，邓友龙使金，有人夜半求见，"且言金为蒙古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　　邓友龙归告韩侂胄，且上倡兵之书，北伐之议遂起。"次年正月，"有劝韩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定议伐金"；又有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人见，"言金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侂胄大喜。　　郑挺、邓友龙等又"附和其说，侂胄用兵之意益锐"。（以上均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应该说，金外有蒙古之患，内有饥荒，说"必乱必亡"，并非虚言，建议"以元老大臣备兵"以为"应变之计"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时南宋在屈辱的"和议"下苟安数十年，国力贫弱，内政腐败，人民困苦，兵情将怯；北伐恢复失地虽符合人民的愿望，但在并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出兵，却是轻举妄动。当时主持北伐的韩侂胄是一个外戚、权臣，在政治军事上并无杰出才能，实不堪此重任。他不听有识之士的劝告，一意孤行，兴兵北伐。由于此举发生在开禧年间，史称"开禧北伐"。开禧元年（公元1205 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下令各军密作准备。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宋军分四路出击。淮东一路，因有大将毕再遇比较能战，于四月取得了攻占泗州和附近四县的小胜。韩侂胄得到消息后，就请宁宗下诏伐金。诏书于五月下达，淮东一路郭倬所率五万之众在宿州城下溃败；其后其他各路皆败。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下，深入两淮，江南震动。金主扬言："径度长江，亦其时矣。淮南既为我有，临江为界，理所其然。"（《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与此同时，韩侂胃派往四川的吴曦叛宋降金被封蜀王。年底，两淮金兵被击退。开禧三年初，金主帅仆散揆病死军中，四川宋军杀吴曦平叛，战事渐趋平稳。但宋廷急于求和，史弥远（礼部侍郎）发动政变，袭杀韩侂胄，双方罢兵议和。嘉定元年（公元1208 年）和议成，宋帝与金帝改称侄伯；宋增岁币绢、银各三十万匹、两；犒军钱三百万贯；函韩侂胄首至金；双方疆界如旧。可见，嘉定和议的条件更为苛刻。南宋后期文人罗大经曾评论说：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可罪矣。然乃至函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日："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函首诗》），《鹤林玉露》乙编卷二）罗大经是个道学家，他认为复仇本身是合于"义理"的，韩侂胄之罪在于"谋疏计浅"，杀韩并函首送金以乞和，是不合"义理"的。这是对嘉定主持和议的投降派的有力斥责，也与元代修《宋史》把韩侂胄列入《奸臣传》，与蔡京、秦桧为伍的不公正做法根本不同。　　开禧北伐的失败和嘉定和议的屈辱，再次暴露了南宋朝廷的腐败。　　南宋人民不仅受金兵南侵的残害和屈辱和议的刻剥，也受南宋地主官僚统治集团的压榨。宋南迁后，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南方的地主也和官府通同作弊，乘战乱中土地簿籍丧失之机，抢占农民土地。秦桧在溧水县永丰圩（今属江苏高淳县）一地就占田10 万亩，此外在金陵也"田业甚富"，有永宁庄、荆山庄等。张俊占田接州连县，年收租米60 万斛。杨存中仅楚州（今江苏淮安）宝应县占田就有4 万亩。绍兴府鉴湖地区农民开辟湖田2300 多顷，都被豪族强占。淮南驻军开垦荒地，被将领占作私人庄田。韩侂胄被杀后，朝廷没收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等的田产归官，每年收租米70 多万斛。南宋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北宋。　　南宋的赋税剥削也十分苛重。正税（夏秋二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从北宋未年开始到南宋，每次兴兵，就加税，军事罢后，加税不减，这样越积越多。"正税之外，科条繁重。""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如所谓和籴米，与所输正税等，而未尝支钱。它皆类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二）和籴原是政府用低价向农民证购粮食，但后来变成无偿交纳。此外杂税还有经总制钱（多种杂税总合向地方摊派）、月桩钱、折帛钱、和买、预借、科配等名目。到孝宗时，杂税己达正税的九倍。南宋建国之初，朝廷收入不满1000 万贯，到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 年）猛增到6000 万贯，到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 年）又增到8000 万贯。南宋统治区不到北宋的三分之二，朝廷的剥削收入，却已超过北宋（北宋初1600 余万贯，神宗时最高达6000 万贯）。　　如朱熹所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　　由于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破产，官户、寺院、农村上户有免税的特权和逃税之法，沉重的赋税负担就完全落到下户自耕农和佃客身上，加速了他们的贫困比。加上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使得南宋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比，社会危机十分严重。　　南宋人民在宋金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剥削下无法生活，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建炎四年（公元1130 年）荆湖南路洞庭湖地区农民在钟相、杨太领寻下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钟相向农民宣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以此作为起义的纲领。　　这次起义历时六年，到绍兴五年（公元1135 年）被张浚、岳飞以精锐军队镇压下去。从公元1130-1140 年，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还有王宗石、彭友、陈颙、王仓、邓宁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都被南宋朝廷派兵镇压。绍兴和议后，又爆发了"管天下"、"满山红"、俞一、杜八子、何白旗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孝宗统治时期，又有李金、赖文政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陈峒领导的湖南少数民族起义。从南宋一建立，农民起义就接连不断，地域广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起义有的是反抗官府、豪绅的迫害和压榨，有的是反对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如钟相的儿子钟昂原来曾率部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　　勤王，准备抗金。只因高宗君臣妥协投降，决计南逃，遣散各地勤王军，钟相才举旗起义。后来伪齐派人联络杨太"联合灭宋"，杨太断然拒绝，撕毁伪齐官诰，并杀了伪齐说客三十五人，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南宋政权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抗金主力军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求和和对内镇压都表现了南宋政权的反动和腐败，而农民起义是南宋政权黑暗统治和转嫁金统治者民族压迫的结果。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人民苦难深重，封建统治受到威胁，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忧患意识；以屈辱的和议为代价而换来的社会的相对安定，使知识分子也存在着强烈的受压抑感。这种忧患意识和受压抑感，是激发当时知识分子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直接动力。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通过它们而折射到各种思想家的思想上，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阶层、社会经历、所受的教育、所承接的传统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分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提出了各种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发生了接触、撞击、论争、吸收、融合等，使得南宋的思想学术界空前活跃起来，出现了学术繁荣的时期，而在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形成了高峰期。　二 南宋初期思想学术状况　　南宋的学术是逐渐繁荣起来的。在南宋初，还是处于战争时期，政治不稳定，经济遭破坏，人民颠沛流离，知识分子同样缺乏安定的治学环境，学术发展的条件不充分。当时虽有程颐的弟子尹焞、杨时等在传播程氏道学，杨时教授于东南，影响尤大，但基本上是承前启后，还谈不上发展。胡安国之子胡宏首开湖湘学派，亦传程氏之学，胡安国的《春秋传》为理学之下刊经典。张九成以禅理阐述理学思想，朱震传象数之学，撰《汉上易传》为象数学名著。但总的来说，此时还是一个学术相对沉寂的时期。此时的学术上的斗争，与政治和朝廷人事关系交织在一起，单线进行：围绕着推崇与禁止程氏学的问题，有两次崇程氏学和两次禁程氏学，前者在赵鼎任宰相时，后者在赵鼎罢相之后。　　南宋初崇程氏学，是北宋"元祐党禁"后的一种反弹。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2 年）在奸相蔡京的主持下，立"元祐党籍"，士人九十八人列入党籍，受到罢斥，并刻石立碑，示不复用，史称"元祐党禁"。道学家程颐也被列入党籍，其学术被斥为"邪说"，遭到禁止。靖康之变后，随着蔡京父子的败亡，元祐党禁渐弛。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 年）下诏褒赠程颐为直龙图阁，为其恢复名誉。但在这个褒赠程颐的制词中，对当时"窃其名以自售"的"浮伪之徒"有所斥责，以示区别。在此之后，赵鼎两次出任宰相，都尊崇程颐之学。"鼎素重伊川程颐之学，元祐党籍子孙，多所擢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赵忠简为相，尹和靖（焞）以布衣入讲，士大夫多称托伊川门人进用。??时号'伊川三魂'：鼎为'尊魂'，（王）　　居正为'强魂'，杨时为'还魂'，言时死而道犹行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八）这当中也有真假混杂的现象。"赵鼎素尊程颐之学，一时学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见颐，故有伪称伊川门人以求进者，亦蒙擢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八）这种现象，自然为主张禁止程颐之学者提供了口实。所以，在赵鼎两次罢相之后，出现了两次禁程颐之学的事件，一次是在张浚独任宰相时，一次是在秦桧独任宰相时。这两次禁程颐之学又有所不同，前者禁得并不彻底，而且也允许不同意见进行辩论；后一次才是彻底的禁。　　绍兴六年（公元1136 年）十二月，赵鼎第一次罢相.其后就发生了关于程颐之学的争论。其中有三种意见，以陈公辅、胡安国、吕祉三人为代表。　　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指责"在朝廷之臣"（实指赵鼎），"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作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在这里陈公辅不但批评了程颐之徒，而且批评了程颐之学本身，特别是道学家们的"道统"论。陈公辅还进一步指出："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取颐之学，令学者师焉，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党同之弊，如蔡京之绍述。且将见浅俗僻陋之习，终至惑天下后世矣。"因此，他要求将"群臣中有为此学"者，"皆屏绝之"。对这个奏疏，宰相张浚代批旨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又见《道命录》卷三）这就是说，有孔、孟之学就行了，不必讲什么程氏之学。这个以高宗的名义发布的旨意，是支持陈公辅奏疏的。　　陈公辅这个奏疏公布之后，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胡安国立即上疏反驳。他说："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盂，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不由户也。"胡安国这里首先辩护的，正是"道统"论；这里不但批驳了陈公辅，而且驳了圣旨。他还称颂了程氏兄弟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要求"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并且"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同上书，卷一百八；又见《道命录》卷三）　　都督府（时张浚开都督府于建康）参议军事吕祉的意见，与陈公辅、胡安国各有不同。他上疏认为，六经加上《中庸》七篇，"自汉室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学，鸿儒硕学，端亮闳伟之士，接武于时，何尝不由此道？岂特程颐而后传也。"可见他是不同意"道统"说的。但是，他对程颐还是有所肯定的，"臣窃详程颐之学，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时中。'程颐之所以得也。"吕祉着重指责的是那些"近世小人"，他们看到程颐之学稍传，其徒杨时"名动一时"，于是就"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其恶直丑正，欲挤排之，则又为之说曰：'此王氏之学，非吾徒也。'号为伊川之学者，类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盍小人之所不为。"例如，瑞安（今浙江省瑞安县）　　知县李处廉，"专事货赂，交结权贵，取程颐文并杂说，刊板作帙，遍遗朝士。朋比交口称誉，谓处廉学伊川。"这个李处廉已犯贪污罪入狱。这都是所谓"小人之中庸而无忌惮者也。"（同上）　　这次争论发生在张浚当宰相的时候，张浚虽然支持陈公辅的意见，但他还是允许不同意见发表。而且他对程颐的门人也不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对待尹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原来在赵鼎未罢相之前，曾由范冲推荐，召尹焞到临安来做经筵讲官。尹焞行到九江，得知陈公辅请禁程颐之学，就停止不前，上书辞命，说："学程氏学者，焞也。"于是，张浚就向高宗继续推荐尹焞。说他在任川陕宣抚处置大使时，得知尹焞拒不接受刘豫父子伪命，长途跋涉，逃到四川。他曾接见过尹焞观其所学所养，诚有大过人者。"建议高宗降旨让尹焞迅速就道，来临安任职。（同上）　　与此相比，秦桧的做法就大不一样了。他是把程氏之学作为一种罪名，用来排除异己，打击原来赵鼎所信用的人物的。这种打击是从高闶开始的。　　高闶原是赵鼎一派人物。赵鼎因"和议"问题与高宗、秦桧不合而被罢相（第二次罢相）后，高闶也被斥闲住。在屈辱的绍兴"和议"实现以后，高宗、秦桧为了粉饰升平，决定恢复太学（大学的地址正在岳飞的故宅），并起用高闶做国子司业。高闶卖力地做了此事之后，在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 年）二月上表，请高宗视察太学。他的这个举动，受到了抗战派胡寅（胡安国之养子）义正词严的斥责。胡寅在给高闶的信中说："及见请视太学之表，寅心惕然，不意阁下有所请而有斯言也。??今关河重地，悉为敌国，园陵暴露，不得瞻守，族宗拘隔，不得相见，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鸠集，冤恨之气，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指秦桧）者，方且施施然厚诬天下，自为有大功乎？??今阁下目睹忘仇逆理，北面事敌，以苟宴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伦，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文具之典，又为之词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党其恶也。人皆谓阁下平生志业扫地矣！数十年之积，而一朝毁之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一）胡寅和高闶都是杨时门人，程颐的再传弟子，学术渊源相同，而政治态度却迥然相别，一高一下，一正一邪，不可同日而语。　　高闶谀事高宗、秦桧如此，仍不为其所容。在高闶被他们利用之后，就被一脚踢开。在"程氏之学"的罪名之下，秦桧党人对高闶的攻击纷纷而来。　　先有御史中丞李文会弹劾高闶"录程颐之学，徇赵鼎以邀名"，即罢高闶出知筠州，接着又有右正言何若上书："自赵鼎倡为伊川之学，高闶之徒从而和之，乃有横渠（即张载）《正蒙》书圣传十论，大率务为好奇立异·而流入于乖僻之域，顷缘闶为国子司业，学者争投所好，于是曲学逐行"，他要求高宗"申戒内外师儒之官，有为乖僻之论者，悉显黜之"，高宗认为"若所论甚当"，并指斥程颐"不识大体"；其后，又有御史中丞杨愿大放厥词："数十年来，士风浇浮·议论蜂起，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说，以为就利避害之计，慢公死党，实繁有徒。??愿下臣章，揭示庙堂，俾中外洗心自新，以复祖宗之盛。"这是把伊川学说看成是"和议"的障碍。对这一派投降的胡言，高宗欣然"从之"。（同上书,卷一百五十二）可见，秦桧一党对高闶的攻击，同胡寅时高闶的斥责，是根本不同的。胡寅是斥责高闶为投降派效劳而不合程学之"义理"；而秦桧党人则以程学的罪名来排斥异己，为其投降活动服务。　　直到秦桧死后，才有人指出"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抬秦桧）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为偏颇，而主张"精择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说，使学者无偏曲之弊，则学术正而人才出矣"。这个建议得到高宗的赞同，他说："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也。卿所言极当。"（同上书，卷一百七十）至此，程学之禁才稍弛一些。但说秦桧崇尚王安石，纯属无稽之谈。高宗曾同秦桧一唱一和地说："言者多功朕变法。朕思祖宗之法已善，岂宜轻改？"秦桧说："遵先王之法而或过者，未之有也。"高宗说："然！"（同上书，卷一百五十二）一味屈膝投降，苟且偷安于东南一隅的高宗和秦桧，岂可与不安于积弱积贫而力求变法图强的王安石同日而语？但是，如果反过来说高宗、秦桧是"尊程反王"（《中国通史》第四编第二章第六节），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说法，是按照"唯心--保守--投降"的公式推导出来的。程颐学说是唯心主义，但把它同南宋的投降派等同起来，则是没有根据的。作为民族败类的秦桧，并无一定的学术思想信仰，很难把他归到哪一个学派。他反程学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排斥赵鼎一派人物和实现"和议"。而上文提到的程学的传人，如尹焞，胡安国、胡寅父子，都是具有民　三 南宋中期的学术繁荣　　南宋从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到宁宗庆元之前，为学术繁荣时期。当时，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学术论争频繁，书院盛行。叶适回顾当时人才之盛说：每念绍兴末，淳熙终，若汪圣锡、芮国瑞、王龟龄、张钦夫、朱元晦、郑景望、薛士隆、吕伯恭及刘宾之、复之兄弟十余公，位虽屈，其道伸矣；身虽没，其言立矣。好恶同，出处偕，进退用舍，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于四达之逵，后生之所望而从者也。（《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　　这个名单当然不全。应该补上的，至少应有陆九渊、陈傅良、陈亮和叶适本人。不过这几位年龄稍小，学术活动时间稍后，可算在"后生"之列。　　叶适这里只指出了他们的共同点，其实他们在学术思想上各自相异，分成各种学派。当时的学术繁荣，可以由此说起。　　（一）学术繁荣的标志　　1.学派林立.　　南宋最大的学派是道学。道学是从北宋继承下来而又有所发展。道学在南宋又分为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与道学相对立的，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道学和心学后人通称为理学。与道学和心学对立的，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金华）学派，兼取各家之长。与永嘉、永康观点相近的有金华唐仲友的学派。　　湖湘学派。主要代表张栻（公元1133-1180 年）字敬夫（又字钦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广汉县）人，为南宋主战名臣张浚长子。一生力主抗金，反对和议。曾从胡宏问学于衡山。胡宏传其父安国之学，安国学宗二程。胡"开湖湘学统"（《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上接二程。　　张材之学，以理为宇宙本体，事物之主宰。认为"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孟子说》卷四），"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理也"（同上，卷六）。又认为"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存斋记》，《南轩全集》卷十一），与朱熹"太极即理"观点一致。又以天理人欲释义利，由此引申出"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论，朱熹称赞为"扩前圣之所未发"（《张公神道碑》，《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张栻又有"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存斋记》，《南轩全集》卷十二）之论，与程朱道学相离异，而表现出通向"心学"之倾向。但主导思想仍为道学。　　闽学派。主要代表朱熹（公元1130-1200 年）字元晦，号晦翁，徽州婺源（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建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其父朱松绍兴年间与同列上书反对和议而忤秦桧，被御史所劾。朱熹曾受学于延平李侗。　　李侗为罗从彦门人，罗从彦师杨时，故朱熹为程颐之四传弟子。　　朱熹继承和发展二程学说，建立了完整的道学思想体系。他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断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一），明确提出"理在先、气在后"，"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同上）。　　持"理一分殊"说，认为"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但"总只是一个理"（同上，卷九十四）；有辩证思想，指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认为事物"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同上，卷六十七）　　在知行关系上，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而"论轻重，行为重"（同上，卷九），注意行的重要性，但颠倒二者的先后次序。提出天命之性（"道心"）　　和气质之性（"人心"）之分别，认为人禀气而生，所禀之气有清浊，故有圣贤、愚不肖之分。强调天理与人欲对立，主张"存天理、去人欲"。朱嘉还是一个大教育家，无论居官还是退居武夷，皆聚徒讲学，从学者甚众，门人遍布闽浙赣湘各地，形成规模宏大的学派。　　心学学派。主要代表陆九渊（公元1139-1193 年）字子静，自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中年后讲学于贵溪象山精舍，学者称象山先生。　　与兄九韶（子美）、九龄（子寿）并称"三陆子之学"。其学以"心"为宇宙万物之本原，有"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杂说》，《象山全集》卷二十二）之论。提出"心即理"命题，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之二，同上，卷十一）在心物关系上，认为"万物森然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语录》，同上，卷三十四）万物都包容在我心中。认为人的认识，就是"发明本心"，"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与舒西美》，同上，卷五）他以"发明本心"的方法为"易简工夫"，认为要保存人心之"固有良知"，须"存心去欲"。　　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和内省修养的认识论，被陆九渊的大弟子杨简发展到极端，成了唯我论。　　吕氏婺学派。主要代表吕祖谦（公元1137-1181 年）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吕祖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有中原文献之传，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受二程影响较深。淳熙二年（公元1175 年）初夏，吕祖谦访朱熹于建阳寒泉精舍，共读周张二程之书，共编为《近思录》一书，为该书作跋。此书为道学之入门书，首卷言"道体"并为全书核心，是朱吕的共同主张。故明代杨维桢说吕氏"以性命绍道统"。　　吕祖谦以"理"为最高范畴和宇宙万物的总原则，认为"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名虽千万而未尝不一也。"（《东莱左氏博议》卷一）但是，他还认为"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同上，卷二）　　的"心即道"的观点，又与陆氏心学相接近。全祖望认为："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下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润色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不仅如此，吕祖谦还提倡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道德性命，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五），又有包容事功之学的特点。朱熹说"伯恭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同上），并批评他"博杂极害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永康学派。主要代表陈亮（公元1143-1194 年）字同甫，婺州永康人，学者称龙川先生。陈亮于乾道五年、淳熙五年、十五年三次上书孝宗皇帝论"恢复"，"修皇帝王霸之学"，注重功利，提倡务实。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主张农商并重，指出"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四弊》，《陈亮集》卷十二）。要求变法革新，对"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同上，卷一）深为不满。哲学上认为"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六经发题·书经》，同上，卷十）；认为道离不开具体事物，"夫道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干事物之间者也"（《勉强行道大有功》，同上，卷九）；道是具体事物的法则，"千涂万辙，因事作则"（《与应仲实》，同上，卷二十七）。持自然物欲论，认为声、色、臭、味、安佚"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四肢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问答下》，同上，卷四）；认为人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衣食室庐门户皆非外物，"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缺，是举吾身而弃之也。"（同上）以此而反对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但陈亮仍认为"高卑大小，则各有分也"（同上）.人欲应受封建伦理纲常的节制。因此，陈亮认为"天理人欲可以并行"（《与朱元晦书》，同上，卷二十八）；主张"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同上）。但又用自然观上的"气"解释社会历史的盛衰，陷入神秘的"运数"论。　　永嘉学派（见下章）。　　唐氏婺学。主要代表唐仲友（公元1135-1187 年），字与正，号说斋，金华人。其学"不主一说，不苟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广泛涉猎天文、地理、刑政、军事、财赋、经史、传记等。"痛辟佛老，斥当时之言心学者"（同上）。为"经制之学"，与"永嘉诸先生"之学"最为同调"（同上）。自淳熙九年被朱熹劾后，隐居乡里，著书讲学，与当时学者来往甚少。东阳吴文炳办安田书院，聘唐仲友主教事，唐携生员百余人应聘，远近惊愕。可见其学影响颇大。全祖望认为："说斋既被放，杜门著书以老，则其人非求富贵者，不可以一偏遂废之，??说斋之被纠，所当存而不论，而其言有可采者，即令朱子复起，或亦以予言为然"，说斋之学，可"备南宋一家之言"（同上）。　　明代杨维桢说："余闻婺学在宋有三氏：东菜氏以性命绍道统；说斋氏以经世立治术；龙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宋文宪公集序》）全祖望说："浙学于南宋为极盛，然自东莱卒后，则大愚（指吕祖俭）守其兄之学力一家，叶（适）、蔡（幼学）宗止斋（陈傅良）以绍薛（季宣）、郑（伯熊）之学力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上述吕氏兄弟、唐仲友、永嘉、永康各派，互相差异，但都"左袒非朱，有袒非陆"，可见当时学派的分野。这也从朱熹的言论中得到反映。他说："江西之学（陆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又说："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同上，卷一百二十二）从朱熹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朱陆分歧同朱熹与浙学（主要是永嘉、永康）的分歧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层次。从哲学上说，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同属于理学唯心主义阵营，根本观点是一致的；而永熹、永康之学是唯物主义思想，与朱、陆的唯心主义根本对立。唯物、唯心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和派别的对立，是哲学上最高层次的对立；而两条基本路线和派别内部（如朱陆之间、永嘉永康之间）的差异是属于下一层次的。　　2.学术论争频繁.　　虽说当时各学派之间的观点分歧并未都展开争论，但已经发生的争论已相当频繁，其中最著名的有如下一些。　　鹅湖之会--朱陆为学之方之争。原来朱陆之间在为学之方就存在分歧，陆强调"尊德性"，朱强调"道问学"，吕祖谦对此感到不安，试图从中调解，于是发起鹅湖之会。淳熙二年（公元1175 年）初夏，吕祖谦访朱熹后归家，朱熹送他至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吕祖谦约请陆九渊及其五兄九龄前来相会。在鹅湖会上，朱陆关于学习方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据与会者记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陆九渊）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陆九龄）止之。"（《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朱亨道传》）会上，二陆以诗的形式表述自己的观点。陆九龄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太批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令。　　（《语录》，《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诗念了一半，朱熹就对吕祖谦说："子寿早已上了子静舡了也"（同上），表示失望。陆九渊则认为兄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为补其不足，亦赋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　　（同上，卷二十五《鹅湖和教授兄韵》）　　朱熹听了很不高兴。辩论历经旬日，分歧不但没解决，反而加深了。三年后，朱熹和二陆诗：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鹅湖寺和陆子寿》，《朱文公文集》卷四）鹅湖会后六年，陆九渊访朱熹于白鹿洞书院，继续争论为学之方，陆指朱为"邪意见，闲议论"，朱指陆"作禅会"、"为禅学"，争论仍很激烈。　　"无极"、"太极"之辩--朱陆关于世界观之争。约在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 年）间，陆九韶与朱熹讨论，认为《太极图说》非周敦颐所作，或者是其学术未成熟时所作。其根据有二：一是《太极图说》与周敦颐的另一著作《通书》不类，《通书》只言"太极"，这是儒家经典《易传》里有的，而《太极图说》却言"无极"（"无极而太极"），这是儒家经典中没有的；二是若干"太极"之上加"无极"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学。朱熹在《答陆子美》书中，认为"无极"、"太极"并无差异，肯定《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是周敦颐的本意。并解释说："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从淳熙十五年开始，陆九渊接过来与朱熹辩论，往返书信凡四封，其主要分歧是：第一，对"太极"的不同理解。朱熹认为"无极"是"太极"的形容，借"无极"以说明"理"的无形，"无极而太极"即为"无形而有理"。他说："周子所谓'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同上）经朱熹的这番解释，"太极"（即"理"）就成了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最高抽象了。陆九渊则认为"太极"即"理"，毋需用"无极"来形容。他说："盖'极'者，'中'也，言'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是奚可哉？"（《象山全集》卷二《与朱元晦》之一）认为朱熹"无极而太极"之论乃"叠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完全是多余的。（同上，《与朱元晦》之二）　　第二，对"阴阳"的不同理解。陆九渊以"无极"为多余，同他反对把"理气"、"道器"等关系分为形而上、形而下的关系是相联系的。他说："《易》之《大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同上）这就把"阴阳"与"太极"都看成是形而上之"道"。这个批评动摇了朱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朱熹写信辩解说：至于《大传》既日"形而上者谓之道"矣，而又日"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乃道体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虽有二名，初无两体。（《答陆子静》，《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这就是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并不是说"阴阳"是"道"，是形而上，而是"所以阴阳"者，是"道体"所为。在这里，朱熹坚持了"道"（"太极"）为形而上，"阴阳"（"气"、"器"）为形而下的观点。朱陆之所以有此分歧，是由于陆九渊的思想体系里，没有关于宇宙形成的思想，没有"气"的范畴，因此他不能把"阴阳"理解为"气"的表现，而只能是"道"的表现；而朱熹则有比较完备的宇宙形成思想，其中"气"为一个环节，他认为"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同上，卷五十八）"阴阳，气也，??五行、阴阳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由"理"（"太极"、"道"）派生出"气"，再由"气"组成事物，所以，他把"阴阳"理解为"形而下之器"。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就有形而上的"理"（"道"）世界和形而下的"气"（"器"）世界的区分。陆九渊认为，朱熹的弊病就在于把"道"与"器"、"理"与"气"对立起来，而他认为"道"与"器"、"理"与"气"是统一的，都是形而上者，它们都统一于"心"的世界。陆九渊对朱熹的批评，确实揭露了道学客观唯心主义的内在矛盾。但他用"心即理"的观点来统一这个矛盾，以"心"为万物的本原，又使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陷入了新的矛盾。　　陆九渊对朱熹的批评，对其形而上、形而下二元化倾向的揭露，确实动摇了道学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如列宁所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列宁全集》第55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2 版，第243 页）陆既揭露了朱在道器、理气关系上所陷入的矛盾，而陆本身又无法解决这个矛盾，那末，"道在器中"、"道不离物"的唯物主义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必然出路。这就是永嘉学派所做的工作。　　王霸义利之辩--朱陈历史观之争。从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 年）开始，陈亮和朱熹之间开展了一场关于王霸和义利问题的争论。朱熹以天理人欲论历史，又与其"道统"说联系起来，认为夏商周三代之帝王能承接"尧舜禹相传之密旨"，所以"惟有天理而无人欲"（《寄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三代以后，天理失传，汉唐之君"无一念不出于人欲"，历史走向黑暗，"汉唐之君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同上），其所行只是霸道，而不是王道；"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同上）。朱熹此论，就把历史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段。对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陈亮明确表示反对。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八）他认为，刘邦、李世民的事功，"其德义真足以君天下"，因而"未有异于汤武也"（同上，卷三），与三代的王道可以相接。他说："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又甲辰秋书》，同上，卷二十八）；而王道中也夹杂着霸道，如行王道的三代也有征伐和谋位，如"禹、启始以天下为一家而自我之。有扈氏不以为是也，启大战而后胜之。　　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武庚挟管、蔡之隙，求复故业，??周公违众议举兵而后胜之。"（《又乙已春书》之一，同上）可见王道正是通过霸道来实现的。后来的王霸纷争，是从三代的王道而来的。行霸道时，也并非没有仁政，如管仲助齐争霸，也是王道的需要，孔子还称"如其仁，如其仁"。所以霸道本于王道，王霸并用。　　朱陈由王霸之争进而涉及义利问题。朱熹认为，三代的王道内本天理，而汉唐的霸道，"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因此在朱颂王道、斥霸道时，必然崇义继利，义利不两立。陈亮认为，义要体现在利上。他所说的利，并非一己私利，而是泛指"生民之利"。利和功一样，也是三代圣人所讲求的。他说："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今《诗》《书》载得如此净洁，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　　'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圣贤建立于前，后嗣承庇于后，又经孔子一洗，故得如此净洁。"（《又乙已秋书》，同上）这里说的利欲，是本于人心，是"生民"的自然需要。而后世儒者所读的经典，是经过"孔子一洗"，从而把三代讲求生民的利欲洗净了，从而使义理与利欲对立了起来。针对朱熹所说的汉唐"无一念不出于人欲"的观点，陈亮认为，应当"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进，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又乙已春书》之二，同上）；从汉高祖、唐太宗的"真心"看，"无一念不在斯民"，因此，体现了三代的义理。因此，义理就在利欲中，利体现了义，人欲体现了天理。所以陈亮认为："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入欲可以并行。"（《又丙午秋书》，同上）　　朱陈王霸义利之辩，最后归之于在现实社会中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做人之争。朱熹要求陈亮"继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同上）"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与村秀才子寻数墨，亦是一事"（同上）。对这种"独善其身"，以"醇儒自律"的成人之道，陈亮很不以为然。陈亮认为，儒者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天下国家大事，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以恢复为终身大业，"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是为今日"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力之机"（《上孝宗皇帝第二书》，同上）。他在给朱高的信中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止，啐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又甲辰秋书》，同上，二十八）陈亮的这种为人处世之道，表明了他对天下国家大事的积极态度和忧国忧民的心胸；而朱熹的为人处世之道，表明了他对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失去信心，退而讲求个人的道德修养，态度比较消极。　　朱陈之间王霸义利之辩历时数年，往返书信十余封，各自阐述观点，但终于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如叶适所说："朱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龙川文集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以上所述，只是当时几个最著名的争论，其他的争论还有，如朱陆之间围绕《王荆公祠堂记》而进行的关于王安石和熙宁新法的争论，朱熹和陈傅良之间的争论等，不一一介绍了。这些争论，无疑有助于各派学术的深入发展，也是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3.书院盛行.　　南宋的诸多思想家，同时也是教育家。他们聚徒讲学，从者甚众，各派的学术思想从而得到广泛传播。而聚徒讲学的场所，主要是各地的书院。因此，在南宋书院盛极一时。这些书院，是大学和州、县学的官学系统以外由私人办的（个别书院是民办官助的）。当时有名的书院，有如下一些。　　岳麓书院。位于荆湖南路潭州（今长沙）湘江西岸之岳麓山。前身为唐代僧人讲所。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 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书院。宋真宗赐书"岳麓书院"匾额。南宋初金兵南侵，毁于兵火。孝宗乾道元年（公元1165 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聘请张斌主持教事，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广及东南各路，人数达千人之众，为岳麓书院史上前所未有。岳麓书院因而成为道学湖湘学派的活动基地。湖湘学派的著名学者彭龟年、吴猎、赵方等，都曾就学于岳麓书院，为张栻之高弟。乾道三年（公元1167 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千里跋涉至潭州，访张栻于岳麓书院，研讨道学之义理，史称岳麓朱张会讲。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 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兴学岳麓，为书院聘请读书职事、学录，重订学规，亲自执教、督课，乃至谋画更建书院（更建完成在朱离任后），使书院再次兴盛。岳麓书院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　　"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碑，死者什九。"（同上，《丽泽诸儒学案》）　　此外，张栻在潭州建有城南书院，也很有名。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原为唐代文人李渤隐居处。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 年）建"白鹿洞国庠"，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 年）改称书院。与岳麓、石鼓、应天（睢阳）并称四大书院。就学者常数十百人。后渐衰落。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 年），朱熹知南康军，重加修茸，疏请敕额赐书，为订学规，陆续添置学田，从学者日众。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亦称学规），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并附一长跋，以"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为学之根本。后儒讲学，以此为准则。淳熙八年（公元1181 年）二月，陆九渊访朱熹。朱与陆俱至白鹿洞书院，请升讲席，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发论，朱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瘤之病，请陆九渊书讲义于简而受藏之。这也是当时讲学的一件大事。　　石鼓书院。位于荆湖南路衡州（今湖南衡阳）石鼓山。始建于唐李宽。　　北宋至道年间，赐"石鼓书院"敕额。景祐三年（公元1066 年），州县兴学，书院遂废。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 年），知衡州潘时因旧址复建，其后宋若水等加以扩建，聘永嘉学者戴溪（字肖望）为山长，为置田二千二百多亩，岁收米二百多斜，以为书院经费。从学者甚众，直至宋末不废。　　丽泽书院。在婺州（即金华）城中，为吕祖谦、祖俭兄弟讲学之所。有中原文献之传，博四方师友之所讲，兼取融洽。如本郡唐仲友门人傅寅有《禹贡图》，吕祖俭称其"集先儒之大成"，延之丽泽书院，列坐诸生，揭其图，使申言之，诸生不以门户之见耻受教。（《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　　由此可见丽泽书院的教学风格。　　要州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县）有郭氏大户，郭钦止（张九成门人）创石洞书院，钦止从兄良臣、良显创西园书院，良臣子郭溥创南湖书院。三书院聘朱熹、吕祖谦、叶适、薛叔似等著名学者，教授子弟，附近学子从学甚众。　　东阳另一大户吴文炳，亦创安田书院，先后聘兰溪徐畸、永嘉石天民、金华唐仲友等学者主教事。东阳书院学兴，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东阳旧俗，以气力为雄，带刀束棍裹行道上，失意辄相仇杀；庭讼，视胜者歌舞贺之尔。"兴学后，"用儒学，又知世所尊贵学之上者，其有原本善士，千里外礼致，讬以子弟，不专请乡州先生也。嫁女取一时名人，饰遣具，从夫子所向，不以族姓当对分毫拣择为近呢恩爱也。人急难求假，必随其力以应，未尝控避。??其敬贤知义有耻，拔为高明，不见卑陋。"（《郭处士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三）　　在当时，朱熹居于福建建阳之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精舍等处，皆为讲学之所；陆九渊中年后讲学于贵溪象山书院，其弟子杨简、袁燮等讲学于明州（今浙江宁波）之慈湖东山石坡书院；陈傅良讲学于瑞安（今浙江瑞安）城南书院。此外，衙州开化县汪国观于淳熙年间，建书院于包山，初名听雨轩，聘朱熹、吕祖谦等讲学其中，庆元年间宁宗赐名"包山书院"；婺州永康县寿山固厚峰下石洞，朱熹、陈亮、吕祖谦曾讲学于此，时人称"三贤"，后人于此建"五峰书院"。一时书院众多，讲学之风大盛。　　（二）学术繁荣的几个特点　　1.民间性.　　上述学派、论争、书院，都属于私人学术活动性质，是非官方的。虽然当时的学者大部分曾在政府任职，但他们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创立的学派以及所从事的聚徒讲学活动，都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与其所担任的官职无关。　　就是说，他们是以学者身份而不是以官员身份从事学术活动的。他们在职务之余暇或罢职之后进行著述或讲学。之所以能如此，与宋代实行祠禄制度有关。从北宋真宗开始，设宫观使以安置罢职官员。以后员额逐渐增多，到南宋官员"请祠"为常事。官员"奉祠"实际并不到任，只挂虚衔，但月给俸禄（低于现职官员）。这样一来，就使那些不任现职的官员得以依靠祠禄来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而不至有生活无着落之忧。实际上，南宋的许多曾任官职的学者都是在"奉祠"时完成其学术著述的。　　在南宋理宗以前，学术界各学派（包括道学）的观点、著述等，并未得官方的承认，相反还常常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制乃至迫害（后面将评述）。其聚徒讲学及书院的教学活动，也具有私人性质，而与官学系统的教育活动相区别。南宋书院盛行的原因，是由于官学衰败，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同时官府财政困难，官学（州县学）经费缺乏。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上的一些名门大户愿意出钱、置田兴办私学，聘请名师教导子弟。由于当时各学派的思想不为官方所承认，不能在官学中讲授，书院就成了各学派思想传播的主要场所。因此，当时的学者也都乐于执教于书院。书院的创办和教学活动，也得到了某些地方官员的帮助（如朱熹在任职时就曾这样做过），但是，这也并非朝廷赋予他们的职权，而是一种个人行为。当时各派的学者都有向皇帝上书言事的举动，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承认并付诸实施；但他们观点的产生，都是自己研究的结果，在未得到最高统治者承认之前，仍是民间性的。　　2.同时性.　　南宋的诸多学派和各派之间的论争（著名的几次），都是同时发生双向进行的。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思想史上，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往往是纵向进行的，即后来者批评前面学者的思想，即使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间仍有长短不同的时间间隔；象南宋这样众多的学派同时出现，并且直接地横向地展开辩论，确是少见的。汉代王充批评董仲舒发生在东西汉之间；魏晋玄学崇有贵无之争、南朝神灭神不灭之争、唐代韩柳之争，虽在同时但学派不多。只有北宋濂、洛、关、蜀、新学，学派众多，并且同时，可与南宋相比。各学派代表人物同时出现并直接辩论，对于学术交流和研究深入，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3.学者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友好相待.　　在这一点上，南宋学者的表现要比北宋好。在当时，不但朱熹、张栻、吕祖谦是好朋友，陈亮和叶适亲如兄弟，就是曾经发生过重大争论的朱熹和陆九渊之间、朱熹和陈亮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朱陆鹅湖之会，辩为学之方非常激烈，各不相让，但相处友好；当时朱、吕曾话及"九卦"，二陆"大服"（《宋元学杂》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朱陆之间仍有共同语言。因此鹅湖之会是求同存异。南康之会，朱陆为学之方的辩论仍在继续，但朱熹待陆九渊如贵宾，陆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受到朱熹的称赞。　　朱陆之间书信往返甚多，其中有争论学术问题（如"无极大极"之辩）的，但也有共叙友谊的。陈亮虽与道学思想分歧较深，但他敬佩北宋周张二程"光大"了儒学（《伊洛正源书序》，《陈亮集》卷二十三），称赞朱熹、张栻、吕祖谦这三大家"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与张定叟侍郎》，《陈亮集》卷二十八），他佩服朱熹的人品，曾称"朱元晦，人中之龙也"（《与林和叔侍郎》，同上，卷二十七）。朱熹则称陈亮"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寄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即使在朱陈进行王霸义利之辩时，二人仍互致问候，每逢朱熹生辰，陈亮都要派人致寿词、送礼品等，为不同学派学者之间学术论争的一段佳话。当时，各派学者年龄有大小，官职有高低，有的还是布衣（如陈亮），但他们都能以学者的身份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其学术上的建树。吕祖谦叹陈亮："未可以世为不能用。虎帅以听，谁敢犯子！"（《龙川文集序》，《水心文集》卷十二）叶适年纪较轻，对诸儒比较尊重，推为前辈；而朱熹对叶适学术上的长进赞以"后生可畏"（《寄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三）孝宗朝的禁道学　　在南宋学术繁荣的同时，也有与此不相协调的现象。在孝宗朝，有谢廓然上疏主张"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但由于朱熹的学说广泛传播，影响很大，因此，这时禁道学的主要对象是朱熹。淳熙年间，针对朱熹的禁道学，共发生了两次。　　第一次在淳熙十年（公元1183 年）。在此前，浙东连年发生旱、蝗等自然灾害，人民处于饥饿线上。淳熙八年（公元1181 年），根据宰相王淮的推荐，朱熹就任提举浙东常平盐茶公事职务，巡视浙东，次年行部台州。根据台州人的告发，朱熹向朝廷上章弹劾原台州知州唐仲友（当时已新任江西提刑，尚未赴任）。由于唐仲友是王淮的同乡和姻亲，朱熹此举在朝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如陈亮给朱熹的信中所说："台州之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为震动则一也。世俗日浅，小小举措已足以震动一世，使秘书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陈亮集》卷之二十七）陈亮写信时，朱熹已奉祠到武夷山居住，唐仲友也已罢归。但是，朝廷上禁道学的浪潮由此而掀起。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接着，御史陈贾在面对时，进一步论道学："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　　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于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这些言词是指向朱熹的，孝宗"从之"。（同上）后来的叶绍翁曾论到此事的背景，当朱唐的官司到孝宗手中时，孝宗曾问及王淮，王淮"乃以朱程学，唐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其罪。时上方崇厉苏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为解。"（《四朝闻见录》乙集）　　从郑丙、陈贾的言论公布之后，"道学"就作为一种罪名了。其后直学士院尤袤向孝宗进言，为道学辩护："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皆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道，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所免，岂盛世所宜有！愿循名责实，听言观行，人情庶几不坏于疑似。"孝宗说："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名，真伪相乱耳。"（《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郑丙、陈贾所论，并没有对道学的思想内容进行什么批判，他们同孝宗一样，都是着重指责道学的"伪"。从道理上讲，他们的话似乎并无不当；但实际上，当时究竟有谁分清过真伪？从后果来看，以道学为罪，必然殃及学人，使并非道学家的学者也受株连。陈亮的冤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 年）初，陈亮被捕入狱。经辛弃疾、罗点等人营救，被无罪释放。出狱后，陈亮给朱熹写信，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说明捕他入狱的原因："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①，初欲以杀人残其命，后欲以受赂残其躯，推狱百端，搜寻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状一言之误，坐以异同之罪，可谓吹毛求疵之极矣。最可笑者，狱司深疑其挟监司之势，鼓合州县以求赂。"（《陈亮集》卷之二十八）这里说的"监司"，正是朱熹（因朱熹曾任提举浙东常平盐茶公事，故称监司）。由于朱熹同陈亮友谊较深，来往甚密，当权者治道学而株连到陈亮。而如果陈亮定了罪，下一步显然就要治朱熹之罪了。其实，陈亮在思想上同道学的界限是分明的。如他自己所说："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同上）陈亮反道学，是思想领域中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反对另一种学术思想；而郑丙、陈贾等人反道学则不然，他们是用政治手段（如上疏）从外面禁止一种学术，而他们自己在学术上并无建树，这样做实际上不能对道学本身作任何批判，而是以道学为一种罪名来打击学者，这是同陈亮反道学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是陈亮本人非常反感的。　　到了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 年），又发生了一起以道学为罪名弹劾朱熹的事件。当时王淮已罢相，朱熹被宰相周必大推荐，入朝奏事，其后任命为兵部郎官。顶头上司兵部侍郎林栗因同朱熹讨论《易》及张载的《西铭》不合，向皇帝上书弹劾朱熹。这个林栗还是有学问的，他曾著有《易解》一书，寄给了朱熹，朱熹批评此书"大纲领处有可疑者"。这是学术之争，本是正常现象，但林栗弹劾朱熹却言过其实，扣了政治帽子。他说："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列朝，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徒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视累日，不肯供职。是岂程颐、张载之学教之然也？望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之戒！"（《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这次出来为朱熹辩护的，是永嘉学派的学者叶适。叶适当时任太常博士，见到林栗的上疏后，立即作《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指出："凡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辨。"叶适指责林栗"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水心文集》卷之二）显然，叶适是鉴于郑丙、陈贾禁道学而使他的好友陈亮蒙受冤狱的教训，看出林栗以道学为罪，受害的决不止朱熹一人，是很有见地的。叶适的这篇辩护状，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学术界至今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本书将在适当地方专门予以剖析，以说明叶适论事的深刻和切合实际。　　到了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 年），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言："近世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系焉者也。??臣始至时，闻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朋党之分。中更外艰，去国六载，已忧两议之各甚，而恐一旦之① 无须之祸：典出东汉末年袁绍、袁术等朝官率兵攻入宫中杀宦官。一些无须的男人亦被错当成宦官而杀。　　陈亮本非道学家。在当权者治道学时被株连而入狱，因此说自己是"滥膺无须之祸"。　　交攻也。逮臣复来，其事果见。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　　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进退，率用人言，初无好恶之私，而一岁之内，斥逐纷纷，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纳忠之言，谓为沽名之举；至于洁身以退，亦曰愤怼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讦讪。事势至此，循默成风，国家安赖！"（《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由此可见，到了光宗时，已不仅仅是禁道学的问题了，"因恶道学，乃生朋党"，至此，庆元党禁已是一触即发，只待时机了。　四 庆元党禁和学术争鸣局面的终结　　庆元党禁（全称为伪学逆党之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在庆元党禁的实际过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学家受到政治上的打击，那些并非朱熹一派的学者也受到了打击，如陆氏心学的主要传人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甚至连反对朱熹一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因此，庆元党禁是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遭受的一场浩劫。　　（一）庆元党禁的起因　　庆元党禁在做法上模仿元祐党禁，但实际上二者有显著的不同。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曾指出：其实庆元之党祸，与元祐时事迥异。元祐党与熙丰党争，起于诸君子之攻王安石；而庆元之党，起于韩侂胄之挤赵汝愚。安石与侂胄，人品相去天渊，不可以并论。且元侂所争者国事，特诸君子年反熙丰之政，操之已蹙，遂互为消长。迨章惇、蔡京之徒进用，而祸遂中于国家。至于侂胄之与庆元党人，本无深仇积怨，直因不得节钺，以赏薄怨望汝愚。因朱子为汝愚所引，忌其名高，故先去之。又因当时人心愤愤不平，遂以叛逆坐汝愚，以伪学诬朱子，为一网打尽计。??元祐之时，有蜀党、洛党、朔党之目，君子与君子争，庆元之党无是也。独其先朱子尝劾唐仲友，又为林栗所劾耳。然仲友、栗固不在党籍中，即攻伪学之人，亦无一为二人之徒党者。此自裁然各为一事。朱子与陆九渊、陈傅良辈讲学虽亦不合，然仍以朋友相终始，未尝如蜀、洛之相攻，有何瑕隙，为小人之所乘乎？（《四库提要辩证》卷六，《史部》四）　　余先生此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元祐党人（后又分为蜀、洛、朔党）即所谓旧党与熙、丰党人即新党之争，是关于王安石新法的问题，而庆元党禁中韩、赵之间并无重要的政治分歧。朱熹也曾说："元祐诸公后来被绍圣群小治时.却是元祐曾去撩拨它来，而今却是平地起这件事出。"（《朱子语类》卷一百七）这是说，被列入庆元党籍的人原来并未去惹韩侂胄一党中人。韩赵发生矛盾，是因为一个并不大的问题。　　原来在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太上皇赵昚逝世，光宗赵昚因病不能主持葬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拥立赵昚之子赵扩（即宁宗）为皇帝，尊赵昚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当时韩侂胄是宫廷内臣知閤门事，也参与其事。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而对赵汝愚产生了怨恨。赵汝愚尊崇道学，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皇帝的老师。　　朱熹并未参与"绍熙内禅"之事，对赵汝愚此举有所非议；他也曾劝赵汝愚用厚赏酬韩侂胄之劳，赵汝愚不听。因此，朱熹和赵汝愚很难说是一党。但因朱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还是从排斥朱熹开始。　　绍熙五年闰十月韩侂胄以内臣的有利条件出内批罢朱熹。庆元元年（公元1195 年）二月赵汝愚罢右丞相（赵汝愚任相仅半年），第二年正月死于衡阳。　　在罢黜朱熹和赵汝愚时，都有一批官员出来为他们辩护，都被罢官远斥。后来，这些人部被以"道学"的罪名打成了"逆党"。　　庆元党禁的直接起因是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庆元党禁的特点是党禁和学禁相结合，以政治手段来禁止学术。庆元党禁与元祐党禁的不同，除了前面所引余嘉锡先生所说的以外，还有以下一点：元祐党禁虽然也禁程氏道学，但不占主要地位，主要的还是打击政治上的异己；而庆元党禁则不然，它主要的打击目标是朱熹道学，以政治手段来禁止一种学术，而实际上是使当时所有的学术都遭到禁止。因此，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学禁。而这种以政治手段来打击一种学术，把某种学术（如道学）作为一种罪名的做法，并不从庆元开始。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在孝宗朝（甚至高宗朝）就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在那时还没有真正的实行，没有这样大规模地展开罢了。这种做法的深刻的根源，我们留待后面进一步探讨。　　总之，当权的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和以道学为罪名、以政治手段打击一种学术的做法相结合，是庆元党禁的起因。　　（二）庆元党禁的经过：由道学而"伪学"，而"逆党"，逐步升级　　庆元元年（公元1195 年），"更道学之名曰伪学"。当时有人"言道学何罪，当名曰'伪学'，善类自皆不安。由是有'伪学'之目。"右正言刘德秀上言："邪正之辨，无过真与伪而已。彼口道先生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在兴王之所必斥也。"他要求宁宗"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　　诏下其章。（《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按照以上的逻辑，似乎是把"道学"和"伪学"作了区分.他们只禁"伪学"，并不一般地禁止道学。但是，实际上，他门是把"伪学"作为道学的代名词，禁止"伪学"，也就是禁止道学。　　庆元二年（公元1196 年）二月，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同知贡举、右正言刘德秀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入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上，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八月，太常少卿胡纮上言："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毁圣德，几至大乱。"他反对有人"倡为调停之议"，而引用历史故事，危言耸听地说："汉霍光废昌邑王贺，一日而诛其群臣一百余人；唐五王不杀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毙于三思之手"，应以为戒。他认为，"今纵不能尽用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自是学禁愈急。接着，大理司直部褒然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　　请诏大臣审察其所学。"宁宗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也就是说不许在朝中做官。到了十二月，又有选人余嚞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同上）。　　在这当中，并没有人对"伪学"和"道学"作什么区分。王夫之就曾指出过这种所谓"伪学"的说法的虚伪性，他说："道学者，非恶声也。揭以为名，不足以为罪。乃知其不类之甚，而又为之名曰'伪学'。言伪者，非其本心也，其同类之相语以相诮者，固曰道学，不言伪也。"（《宋论》卷十三）　　到了庆元三年（公元1197 年），道学之禁又升级，由"伪学"而"逆党"。　　这是由刘三杰首先提出的。是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入见，论曰：今日之忧有二：有边境之忧，有伪学之忧。边境之忧，有大臣以任其表，臣未敢轻论。若夫伪学之忧，姑未论其远，请以三十余年以来而论之：其始有张栻者，淡性理之学，言一出口，嘘枯吹生，人争趋之，可以获利，栻虽欲为义，而学之者已为利矣。又有朱熹者，专于为利，借《大学》、《中庸》以文其奸而行其计，下一拜则以为颜（回）、闵（子骞）；得一语即为孔、盂，获利愈广，而肆无忌惮，然犹未有在上有势者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为右相，欲与左丞相王淮相倾而夺之柄，知此曹敢为无顾忌大言而能变乱黑白也，遂诱而置之朝列，卒籍其力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后留止之来，虽明知此曹之非，顾势已成，无可奈何，反藉其党与心腹。至赵汝愚，则素怀不轨之心，非此曹莫与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禄，其为鹰犬以觊倖非望，故或驾姗笑君父之说于邻国，或为三女一鱼之符以惑众庶，扇妖造怪，不可胜数，盖前日为伪学，至此变而为逆党矣。疏入，韩侂胄大喜，即日除刘三杰右正言（《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刘三杰这篇对道学的声讨书，集以往谴责道学言论之大成，并把罪名升级为"逆党"，从而把道学之禁推向了高潮。　　同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从之"。于是仿元祐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凡五十九人。其中有：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据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下，又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其实在此之前，这五十九人已经罢官的罢官，远斥的远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军，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立《伪学逆党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打击做了一个总结。　　（三）庆元党禁的结果：凡学皆伪，学人遭难　　在庆元党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学一个学派。庆元党禁的发动者，置当时学术界各派的分歧和争论于不顾，不问青红皂白，把当时学术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网打尽。虽然在庆元以前，张斌、吕祖谦、陆九渊、陈亮这样著名学者已先后去世而幸免于难，但是，只要我们对列入《伪学逆党籍》的名单作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仍然样样俱全。　　在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中，除了赵汝愚、周必大、留正等政治人物（他们是道学的支持者，但并非道学家）外，在学者当中属于道学家的只占少数。　　如果按照《宋史·道学传》，只有朱熹和黄灏二人是道学家；如果按照《宋元学案》，属于道学一派的，还有刘光祖（晦翁同调）、楼钥（晦翁私淑）、彭龟年、吴猎、李皇、沈有开、范仲黼（以上为南轩门人），以及蔡元定等。　　如果说这些人都是"伪学"者，他们的道学是假的，那末，真正的道学又在哪里呢？　　再进一步看，在列入党籍的人物中，还有朱熹道学的反对派，其中属于陆氏心学一派的，有杨简、袁燮、徐谊等人，他们是陆九渊去世后心学的主要代表；还有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陈傅良、叶适、蔡幼学、薛叔似等人。这两派是从不同的角度反对道学观点的。还有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和族弟吕祖泰等人。他们是东莱学术的继承者，吕学虽有调和诸派和兼收并蓄的特点，但毕竟是不同于朱学的另一学派。如果说这些人都是"伪学"者，那末真正的学术和学者又在哪里呢？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庆元党禁中，不仅道学即"伪学"，而且是凡学皆"伪"；这些根本不成其为"党"的各学派，都被宠统地称之为"伪学逆党"而予以排斥，为这次党禁的一大特色。　　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打击和损害的还不以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必须在奏牍前声说"非伪学之人"；科举时，应试者必须在状上写明"系不是伪学"五字。（《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在当时，朱熹的"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然不敢入"（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甚至"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宋史·道学三·朱熹传》）"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同上）　　庆元六年（公元1200 年）三月，朱熹死于建阳之考亭。十一月，"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信州，今江西上饶市）上，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从之。"（《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因此，"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辛）　　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不在党籍，亦非朱熹门生，却能冒死哭祭朱熹。　　朱熹一生经历坎坷，临终时处境凄凉。在他死时，连送葬也受朝廷的限制，由此可见庆元党禁对学者打击的严厉。　　（四）党禁之弛和对道学的尊崇　　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 年）二月，"弛伪学、伪党禁"。当时力主禁学的人已相继去位或去世，韩侂胄"已厌前事"。张孝伯对韩说："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陈景思劝韩"当勿为已甚"，都被韩所接受。（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于是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大学士；党人健在者，徐谊、刘光祖、陈傅良、章颖、薛叔似、叶适、林大中、詹体仁、蔡幼学、曾三聘、项安世、范仲黼、黄灏、游仲鸿等，皆先后复官自便。又削荐牍中"不系伪学"一节。十月有旨，朱熹已致仕，可除华文阁待制，依条与致仕恩泽。十二月，周必大复少傅，留正复少保。"自是学禁稍稍解矣"（《道命录》卷七下）。　　有的论著认为，禁道学是为开禧北伐做思想舆论准备，这是没有根据的，在庆元党禁期间，并无北伐的策划和行动。相反，弛禁倒是与开禧北伐有点关系。据记载，当时韩侂胄"且欲开边，而往时废退之人，又有以复仇之说进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在开禧北伐中，党籍中出任将帅者不乏其人。开禧北伐失败后，投降派击杀韩侂胄以求和、这些人又以附和韩侂胄开边的罪名被罢官远斥。由此可见，把道学定为投降理论，禁道学是为抗战做准备，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l 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传上奏，指出："往者权臣（按指韩侂胄）顾以此学（按指道学）为禁，十数年间，士气日衰，士论日卑，士风日坏，识者忧之。今其禁虽除，而独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说，臣窃谓当世先务，莫要于此。"又说："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者传之，所谓择之精而语之详者，于是乎在。臣愿陛下诏有司取是四书，颁之大学，使诸生以次诵习，俟其通贯浃洽，然后次第以及诸经，务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用。"他还重提绍兴年间胡安国以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四人"从祀孔于之庙"的建议。但是由于当时西府（按指枢密院）中"有不喜道学者"，未及施行。（《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到嘉定五年（公元1212 年）十二月，国子司业刘爚，请以朱熹《论语、孟子集注》立学，"从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从这开始，道学得到官方的承认。　　宋理宗赵昀宝庆三年（公元1227 年）正月，下诏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熹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二年（公元1229 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国公。（《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 年）正月，下诏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　　在以朱熹从祀孔子庙的同时，又斥王安石为"万世罪人"，罢黜其从祀孔子庙。不久，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到宋理宗时，程朱道学被定为官方思想。至此，庆元党禁才算彻底结束。但是，在庆元党禁中一起受到迫害的道学以外的各学派，如心学、永嘉学派等，却并没有象道学一样受到尊崇。它们虽然不再遭禁，但没有上升为官方思想而仍是民间的。它们与道学的地位不再平等。在庆元党禁中被破坏的学术争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五）关于庆元党禁的评价　　庆元党禁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从它的起因（韩赵权力之争）看似乎是偶然的，其实不然。在大致叙述了这个事件的过程后，我们要进一步说它是必然的。　　为什么在南宋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以政治手段来压制某种学术的现象（从郑丙、陈贾，经林栗，一直到庆元党禁）呢？原因在于，当时封建社会已进入了后期，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从汉代以来一直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孔、孟儒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有一些封建思想家出来进行探讨，把孔、盂儒学加以改造，提出一些新观点，建立一些新体系。这些思想家看问题总是比较深一些，远一些，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就南宋而论，朱熹、陆九渊、叶适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做这项工作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一卷第52-53 页）就我国后期封建社会来说，究竟哪一种思想体系有利于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选择的过程；即使这种思想被思想家们创造出来以后，也往往不被这个阶级中的多数人所认识，尤其是不被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所认识。相比之下，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往往不象这个阶级的思想家那样看得深、看得远，他们所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暂时利益和特殊利益，而不象思想家那样代表了该阶级的长远利益和一般利益。由于这种差别，就产生了矛盾，有时这种矛盾会尖锐比起来，形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这两部分人的对立和敌视。在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看来，维护封建统治有孔孟思想就够了，不必再提出什么新思想、新体系，出现新学派。他们对思想领域中的新东西，往往有一种不信任感甚至恐惧感，生怕新思想、新体系的出现会引起思想的混乱，进而会引起社会的混乱，从而动摇封建统治。特别是当一种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时，如道学在南宋广泛传播，这种恐惧感就越来越强烈。因为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出现，以及它的初期传播，都是民间性的，非官方的，如朱熹的大量著作和讲学活动，都是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完成的，陆氏心学和永熹学派的学者也是这样，更不必说终身未仕的陈亮了。而当权的封建统治者由于无暇顾及和思想的局限，往往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缺乏理解，总是对他们不放心，甚至视为洪水猛兽。而这些当权者又是握有政治权力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如人事关系、争权夺利）就出现了同一阶级内两部分人的对立和敌视。　　南宋历次禁道学直到庆元党禁的发生，其源盖出于此。认清了这种根源，并不是抹煞这种学禁对思想文化的残害，相反，它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相适应）的危害性。以某种学术为罪，惩治思想犯，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特证，在庆元党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主要是压制农民阶级的反抗（尤其是禁铜他们的思想）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惩治起本阶级的某种思想和思想家来，也是毫不手软的。扼杀本阶级的有生气的思想，残害本阶级的有远见的思想家，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性。　　当然，这种自相残杀，从历史上来看是暂时的。随着历史向前推移，时过境迁，封建统治阶级终于发现，某种思想（如道学）不但对封建制度无害，反而是有利的，它比原有的孔孟儒学更适应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到了这时，封建统治者就把原来被压制的学术思想（如道学）和学者（如朱熹等人）尊崇起来，上升为官方思想，而且越抬越高，直到当作神灵供奉为止。　　到这时，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就表现为强迫人们接受破抬到官方地位的统治思想（如道学），谁如果对此非议，就要受到压制和打击。大体说来，一种思想（如道学）后来被抬得多高，同原来被打击得多重成正比；后来所戴上的闪耀着灵光的桂冠，同原来被扣上的政治帽子，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历史讽刺画。所不同的是，当统治者禁上某种学术（如道学）时，是横扫一切，与此并存的其他学派和学者同时受害；而当一种学术（如道学）被推崇起来时，那些同时受压制的其他学派，却没有受到重视，仍被冷落。在学禁时，各学派的分歧和争论被置之不顾，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打为"伪学"；而道学被抬到官方地位时，它同其他学派的分歧却被注意了，被计较了；其他学派虽与道学同当其难，事后却不能分享其"福"。以百花被杀的代价，换来了一花独放的结果，损失是何等巨大。而收获又是如此的微薄。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下面，还能企望有更好的结局吗？　第二章叶适的生平和著作　　叶适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 年），卒于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 年），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主要政治和学术活动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从孝宗到宁宗三朝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如孝宗朝的禁道学、光宗朝绍熙内禅、宁宗朝的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等，叶适都曾亲身经历。在这些事件中，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言行和遭遇。了解叶适的生平，既可了解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也可了解其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他的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叶适的生平，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幼年到淳熙五年（公元1178 年）中进士第二名，为求学阶段；中进士到开禧三年（公元1207 年）被劾罢官，为从政阶段：嘉定元年（公元1208 年）后，回永嘉水心村著书讲学，为学术研究阶段。在第二阶段中，除两次丁忧（父母各一次）和庆元党禁期间罢职在原籍外，有二十余年任地方官和京朝官，主要从事政治实践。　　叶适的经历中，有许多令人不解的矛盾现象，如作为反道学的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为什么挺身而出为道学家朱熹辩护，又在庆元党禁中被列入"伪学逆党籍"？为什么一生都主张恢复故土、主张报仇雪耻的抗战派代表，在开禧北伐时拒绝起草北伐诏书？为什么一介书生在开禧北伐失败的危急关头，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这些都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联系叶适本人的政治、学术观点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从而解开这些疑问。　一"贫匮三世"之家　　叶适出身于一个贫穷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叶光祖，字显之，是一位教书先生。叶家原籍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地区）龙泉县，原来家境尚好。光祖之祖公济，曾游太学，无成，家道衰落。"叶氏自处州龙泉徒于瑞安，贫匮三世矣。"（《母杜氏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五）自叶公济徙居瑞安，到叶光祖已三世，家境皆贫匮。徙瑞安后，仍无定居，至光祖才"定为永嘉人"。叶光祖"性拓犖，志愿大，困于无地，不自振立。岁既晚，专屏静处，不预人事，味山野之乐而远朝市，服台笠以忘冠绅焉。"（《致政朝请郎叶公壙志》，《水心文集》卷十五）这晚岁，大约是叶适中进士以后的事了。　　叶光祖有子六人：逮、适、还、过、迈、造，女三人，虽贫穷，家口还是不少。①叶适之母杜氏夫人，是一位勤劳的贤慧的劳动妇女。杜氏温州瑞安人，祖上曾任县吏，父辈居田间，"有渔耕之乐"。社氏生时，家业已衰。未出嫁前，即"能当其门户劳辱之事"，"孝敬仁善，异于他女子"。嫁到叶家后，过着颠沛困厄的生活，泰然处之，"未尝变色"；辛勤劳作，不避琐事，有人讥笑，仍乐而为之，且曰："此吾职也，不可废。"（《母杜氏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五）尽管生活如此困苦，夫人仍不忘子女的教育，曾勉励叶适兄弟说："吾无师以教汝，汝善为之，无累我也。""废兴成败，天也；若义不能立，徒以积困之故受怜于人，此人为之缪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因此，叶适从小就刻苦攻读经书。"故虽其穷如此，而犹得保为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见之之明而所守者笃也。"（同上）　　乾道二年（公元1166 年），温州、台州一带发生大水灾。当时叶适已十七岁。叶家遭灾，"飘没数百里，室庐什器皆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随就辄迁，凡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门无路，或栋宇不完??"（同上）。经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叶光祖最后才定居于永嘉。　　关于叶适的家庭出身，有的论著定为庶族地主，是不妥的。各种材料尚无关于叶适出身的家庭有收田租之类的剥削行为的记载，是不能定为地主的。叶家生活的来源，主要是其父"聚数童子以自给"，然而"多不继"；还要靠其母做些家庭手工业活来补贴家用。（同上）这两项都是劳动收入，并未剥削他人。因此，叶适出身的家庭，是一个"贫匮三世"的士人之家，也就是贫穷知识分子的家庭。至于叶适的政治、经济思想，往往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但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并不能作为他是出身于庶族地主的根据。叶适在中进士以后，有了官职和俸禄，可以购置田产，收取地租，从而使其家庭上升为庶族地主，那是以后的事情。叶适出身于贫穷知识分子的家庭，比较接近劳动人民，对人民的苦难有较深切的了解，这与他以后的思想中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要求统治者尽量减轻人民的苦难，有很大的关系。　二求学时期　　叶家虽贫穷，仍保持"士人之家"的门风。叶适队小读书求学，先是出于家教。但其父叶光祖毕竟是个"童子师"（相当于现今的小学教师），并非硕学名儒。叶适要在学问上求得进一步发展，就要就学于名师。幸好当时永嘉地区学问渊博思想深刻的学者，不乏其人。永嘉著名学者薛季宣、郑伯熊、陈博良等，当时正在永嘉一带讲学，叶适都曾向他们请教。　　《宋元学案》定叶适为郑氏门人。但叶适自己说："某之于公，长幼分殊；登门晚矣，承教则疏。"（《祭郑景望龙图文》，《水心文集》卷二十八）这就是说，叶适虽问学于郑门，但为时很短。受教不多。而他与薛季宣、陈傅良则过从甚密。乾道五年（公元1169 年），叶适到婆州（金华）拜访薛季宣（当时任婺州司理参军），向他求教，从此二人之间书信不断，直至乾道九年（公元1173 年）薛季宣四十而亡。叶适与陈傅良交游更长，"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　　叶适与陈傅良交游，始于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 年）。当年叶适十四岁，寄学于瑞安林元章家，与其子颐叔（正仲）和渊叔（懿仲）同学。"元章能敛喜散，乡党乐附。诸子自刻琢，聘请陈君举为师，一州文士毕至"（《林正仲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　　当然，叶适在青少年时代，勤奋好学，为其师者亦不仅限于永嘉学派的学者。凡有学问有德行者，如刘夙、刘朔二兄弟，叶适亦曾师事之。二刘是林光朝的门人。林光朝为程氏三传，世称艾轩先生。"终宋之世，艾轩之学，别为源流。"（《宋元学案》卷四十七《艾轩学案序录》）二刘公"其学本于师友，成于理义，轻爵禄而重出处，厚名闻而薄利势"。二人相继教授温州，"于是邦之士，披山通谷，浚泉源而达之川流，其尚克有闻，二公之力也。"叶适亦"童孺事二公"，而与刘夙子弥正、刘朔子起晦同学为友。（《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二刘公的学问和政绩，对年轻的叶适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叶适之师者，还有隐君子永嘉人陈烨。陈烨字民表，生于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 年），愤于"道衰教失"，隐居永嘉郭之西，平生著书甚工却不示人，"不欲以词藻竞于时"；揣摩世事甚精，对客默而不解，"惟恐以聪察矜于物"；非其耕不食，非其织不衣，非其好不与游而久；无悲愁愠忿生于色，无怨尤非怒加于人。以上为陈隐士所称，"自余幼从君至者，验其所行，无不然者。"（《陈民表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五）陈烨卒于嘉定七年，享年八十八岁，是叶适一生中交游时间最长的一位。　　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 年），叶适二十四岁，由于家境贫困，无以为养，奉母之命赴京城（当时称行在）临安（今杭州）谋生，就学于太学。当时孝宗皇帝精厉图治，屡下诏求直言，而所征询的问题，正是叶适平时所学习和研究的，因此他是有言可发的。但是，按当时的制度，太学生不得向皇帝上书言事，叶适就只得向西府（即枢密院）上书，时间在他到临安的第二年。　　叶适上书的西府长官，是叶衡。淳熙元年（公元1174 年）四月开始，他先后任签书枢密院事、权知枢密院事，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叶适对他抱有很大希望，故上书言"今天下大势"。他指出，当时"天下大势"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畏战无勇之俗"。此俗由来已久。宋初，太宗下太原，"势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真宗亲征至澶渊，"力可以破契丹而不听，乃反黜币赐金"，订立城下之盟，已开这种积弱之势。到宋仁宗时，"专以偃兵不战持守天下"，这种风气已到"莫能易"的地步。"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中，虽在"士马全盛，生民安乐"时，"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动"。而事态平息后，"兵寝事竟，则谋议之臣动色相贺，以为万全，不自知其耻也"。"畏战无勇之俗"就是这样形成的。直到宋神宗"熙宁、元丰之际，始梢变其习（按指王安石变法），思有以振之，然天下之心终以不服。至于邪正相非，朋党相接，大坏极弊，以及靖康之忧。"自此之后，"虽有忠良谋智之士，学于圣贤"，但是，"刚心勇气，无复存矣"。　　面对这种积弱苟安和畏战无勇的大势，叶适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认为，"治乱无常势，成败无定谋"，"弱可强也，怯可勇也"。从历史上看，"穰苴之胜，战已败之师；勾践之霸，奋垂亡之国"，当前正需以这种发愤图强的精神，"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则亦变今之势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向枢密院长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建议，以改变积弱的形势。首先是"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然后是"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广武举之路"；"耕因屯之田以代军输"；"稍宽闽、浙之患，无旷江南之野"等等。而为了这些措施得以实行，还必须做到三条：诚、赏、罚。所谓"诚"，就是"发号出令，无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所谓"赏"，就是"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所谓"罚"，就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戳而遗其贵近之厚"。（以上引文，均见《上西府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　　以上是叶适第一次上书言事，即已切中时弊，足见永嘉之学重事功、谋实务之本色；这次上书中的观点和主张，在叶适的政治实践和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　　叶适在临安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多。在《上西府书》中就已表示要"收拾废放，将就陇亩"了。上书后，即回永嘉。此时叶适虽只有二十多岁，但学问已相当可观，因此可以操其父业，聚徒教学了。从临安归，"后二年，余教诸生于乐清"（《丁少詹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慕名来就学的，就有台州黄岩人丁希亮。丁希亮字少詹，淳熙元年曾在临安见过叶适。　　这次到乐清来，"人谓少詹年已尊老（大叶适四岁），读书有数，而论议自许夸大，相与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温也。"（同上）次年又变名字从陈亮，陈亮惊奇之。　　叶适回到永嘉，直到考中进士第二名，这段时间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学问，已是一知名学者了。　　在淳熙四年（公元1177 年），叶适二十八岁时，娶高氏为妻。高氏比叶适小十岁，出身于"门贵身贫"之家。"高氏既归余，余号尤贫。高氏之能匀厚培薄，均足内外，使余尚自立闾巷者，皆用夫人（按指叶适岳母）教。"（《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高家原籍毫州蒙城（今安徽蒙城县），祖上从高琼开始，世为宋之勋臣，英宗宣仁圣烈后（神宗之母）出于其门。哲宗元祐年间，宣仁高氏以太皇太后主政，起用司马光为首旧党，改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叶适岳父高子莫（字执中）曾祖公绘为宣仁后亲侄，曾任保静军节度使，赠太师，追封咸宁郡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立"元祐党籍"打击异己；宣仁后受贬，高家也家道中落。子莫父本之，任江西运司干官，死时子莫才五岁。南渡时，"逃乱转客，留居永嘉"（《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高氏来永嘉，无宅无田。公（指高子莫）幼孤，贫甚，天性耐穷约，知事轻重，转侧闾巷间，自求师友以立门户，故虽贵姓而知名与儒书生等。"（《高永州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五）高子莫在郢州京山（今湖北省京山县）任县尉，高夫人翁氏"远不能至，独与两女闭门课纺织自给"，"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绣工巧，下至炊荧烦辱，皆身亲之，豫算有无，乃具衣?　三从政时期（上）　　（一）步入仕途　　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 年），叶适二十九岁，是年四月，赐进士及第出身四百十七人，叶适为第二名，授职平江节度推官。平江军属两浙西路，在苏州。节度推官是从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当时进士甲科授官的起点。叶适赴任不久，即逢母丧，丁忧在家。　　叶母杜氏从乾道八年（公元1172 年）开始得异疾，卧病七年。到淳熙五年春，一天，忽然能下地行走，如平常人一般。亲戚子侄交相庆，而叶适正好中进士归省。大家都以为从此病就好转了。然而，到了六月，病复发，不可救，于闰六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叶适居家守制，以读书、研究学问为主，与学者交游也不少。在守制期间，写成《制科进卷》九卷，刊行于世。当时永嘉学者都相继归来：郑伯熊景望由知宁国府秩满归永嘉，陈傅良君举由福州通判被劾罢归，徐元德居厚由绍兴府推官罢去，徐谊丁忧在家，戴溪肖望未得官。叶适有条件与他们叙友情，切磋学问。淳熙七年（公元1180 年）秋七月，陈亮由永康到永嘉，与陈傅良、叶适、郑景望、景元、蔡幼学、徐元德、陈谦、戴溪、徐谊诸子相聚论学，永嘉诸子盛情款待，交游盛欢。陈亮别时，作词《南乡子》一首以致谢：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　　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骡万斛舟？　　去去几时休？　　犹自潮来更上头。　　醉墨淋漓人感旧，离愁，一夜西风似夏不？　　（《陈亮集》卷三十九）"醉墨淋漓"形容永嘉诸友饯别陈亮时饮酒赋诗的情景。　　淳熙八年（公元1181 年），叶适三十二岁，守制已满，改授武昌军节度推宫。武昌军在鄂州（今湖北省鄂州市），属荆湖北路。叶适溯江西上，到鄂州仍任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州县卑亢之官"（《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公务虽杂，但还有闲暇时间来研究学问。　　这年六月，少师史浩向皇帝荐薛叔似、杨简、陆九渊、陈谦、叶适、袁燮、赵善誉等十六人，孝宗下诏并赴都堂审察。（《宋史·孝宗本纪》）审察的结果，叶适也在"升擢之数"。叶适得知后，一面具公状申省，一面给宰相赵雄写信，力辞升擢之召。理由是："某幕僚得试吏之勤，待次有为学之暇，可以自守其义，而无负朝廷器使之意，则相公不必责之当至也。"（《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当然是对宰相说的客气话，其实，当时的地方低级官员也并不是那样轻松的。"凡人为官，稍可以纤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苏老泉先生全集》卷十三）叶适这次有机会计擢而不应召，是因为考虑到"可辞而不辞，别人必以为冒"（《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为了避免冒进之嫌，宁肯忍受幕僚之劳苦。　　约淳熙十年（公元1183 年），改授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浙西提刑置司苏州，干办公事为其幕僚。由于当时叶适颇有名望，因此吴、越等地的知识分子慕名而去问学、探讨时政和学术的人很多，其中常随叶适的有吴人孟猷（字良甫）、孟导（字达甫）兄弟，周南（字南仲），绍兴人宋驹（字厩父），商河人孔元忠（字复君），吴人滕宬（字季度），饶州（今江西上饶市）王大受（字宗可）等。　　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 年），叶适被召，"自姑苏入都"（《水心别集》卷十五），授职太学正。这虽是正九品（低于原任幕职品级）的小官，但已改为京官，以后升迁较快，不久就改为大学博士（从八品）。　　叶适这次入都改任京官，是出于宰相王淮的推荐①。在此之前，陈亮致信王淮，竭力保举叶适。其中说：亮向尝言叶适之文学与其为人，此众所共知，丞相亦尝首肯之矣。此人极有思虑，又心事和平，不肯随时翻覆，既有时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于格例极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将有为报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随例文候于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余两月，丞相若干半月间那辍一差遣与之，徐议拔摧，亦无不可。薛叔似文学虽不及适，然识虑精密，心事和平，盖亦不减。向因面对，上亦意其可用。丞相盖已将顺上意矣。若并收此人，更与一迁，而适代之，上必不以为难。是丞相一举而得两士，亦足以厌满天下之公论。亮当以五十口保任其终始可信也。（《与王季海丞相》，《陈亮集》卷二十七）这个建议很具体：将薛叔似升迁，而以叶适代之。薛由太学录升至太常博士，叶适为太学正（太学正、录皆为正九品），大概就在此时。这在王淮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陈亮在淳熙十一年冤案出狱后，曾致王淮一信（《谢王丞相启》，《陈亮集》卷二十七），表示感谢，彼此皆有好感，王淮也会给陈亮这个面子的。　　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陈亮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正则学识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又乙已春书之一》，《陈亮集》卷二十八）而朱熹的看法，则与陈亮不同，他说：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甚答得，前日有便，已写下而复遗之，今以附纳，幸为致之。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俱卒乍未能得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耳。（《寄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由此可见，此时叶适的观点同朱熹的分歧已很显然。谨记此点，对了解后面叶适为朱熹辩护的意义，会很有帮助。　　这年陈亮在老家起新屋数间，其中有三间柏屋，名"抱膝"，请叶适、陈傅良、朱熹等人作诗。叶适作《抱膝吟》二首，陈傅良作一百。叶适之吟如下：昔人但抱膝，将军拥和銮；徒知许国易，未信藏身难；功虽愆岁晚，誉已塞世间。　　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长叹；儒书所不传，群士欲焚删；讥诃致囚箠，一饭不得安。　　① 《宋史》本传有"参知政事龚茂良荐之，召为大学正，迁博士"的记载，有关叶适的著述多所引用，实误。按龚茂良于淳熙元年任参知政事，淳熙四年六月罢。叶适到淳熙五年才考中进士，是年龚茂良卒于英州贬所。故这次叶适改官，推荐者不可能是龚茂良，而是王淮。第一，淳熙八年史浩荐叶适等16 人时，王淮已是枢密使，奉诏都堂审察，王淮当与其事；第二，是由于陈亮向王淮作了荐举。　　珠玉无先容。松柏有后艰。　　内窥深深息，仰视冥冥翰；勿要两髀消，且令四体胖。　　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骇则难听，问骇则难答；我欲终言之，复恐来噂沓。　　培风鹏未高，弱水海不纳。　　区夫负独志，经丈考离合；手捩二千年，柔条起衰飒。　　念烈傥天回，意大须事匝；偶然不施用，甘尽斋中榻。　　宁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随侯珠，弹射坠埃。　　（《水心文集》卷六）　　陈亮曾将叶适和陈傅良的《抱膝》诗寄朱熹，朱熹回信评论说："二公诗皆甚高，而正则摹写尤工，卒章致意尤笃，令人叹息。"（《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叶适从姑苏入都时，曾准备了奏稿凡四十余篇，以应皇帝召对，但未得机会。到了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 年）才有机会上殿轮对。叶适向孝宗皇帝进言道：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　　??方今之虑，正以我自有所谓难，我自有所谓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谓难，而不知变其难以从其易；我自有所谓不可，而不知变其不可以从其可。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常愿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虏，而暂安于东南。臣以为此今日之大患，所当先论者也。　　接着叶适分别分析了所谓四难变和五不可："国是难变，议论难变，人材难变，法度难变，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动，财多而乏不可动，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动，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动，不用贤而用资格不可动。"其中国是难变一条中，叶适特别批评了"重誓约，畏先事，以金币啖虏，本景德（宋真宗年号）以来立国之素规"，直到"绍兴既和，则细损不较；册命行于至尊，陪隶施于宰辅"的"屈意损威以求和好"的国策，指出"置不戴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既已久矣"。在议论难变一条中，叶适批评了当时议论混乱的状况："小人之论如彼，君子之论如此。陛下欲询众谋，则流言成市，互为废兴；若断以独志，则虑之不尽，事难轻发。"在论述人材难变一条时，叶适尖锐地指出："当艰难鼎峙之时，岂无杰材异禀，克就勋绩者乎？今环视诸臣，前者后者，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议论者谁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在法度难变一条中，叶适批评了"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的偏颇，"陛下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力之地"。在五不可动中，"今营、屯、厢、禁，见卒至六十万，群校贵将，廪禄无算，外虚州县，内困朝廷，盖兵以多而遂至于弱矣"。南宋苛捐杂税繁多，人民负担沉重，困苦特甚，"岁入于官者八千万缗，而支费常不足，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叶适接着提出了"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所以举大事"的变革主张。　　他建议："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大义既立，则国是之难者先变矣；陛下之国是变，则士大夫议论之难亦变矣；群臣之在内者进而问之，在外者举而问之，其任是事者亲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远之，则人材之难亦变矣。"四难既变，"则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后裕也"，如此等等。只要进行一番改革，"期年必变，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报，故疆之半必复，不越此矣。"（以上引文均见《上殿札子》，《水心别集》卷十五）　　显然，叶适在多年的幕僚生涯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都有比较深入的考察，因此这个奏札论事皆能切中时弊，所提建议也较切合实际，因此能够打动孝宗这个有志于恢复的皇帝的心。孝宗看了这个奏札，"惨然久之"（见《宋史》本传）。在此之后，叶适改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　　然后，叶适又上书丞相，荐举"近岁海内方闻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强，可以卓然当国家之用者"，凡三十四人。有：陈傅良、刘清之、勾昌泰、祝环、石斗文、陆九渊、沈焕、王谦、丰谊、章颖、陈损之、郑伯英、黄艾、王叔简、马大同、吕祖俭、石宗昭、范仲黼、徐谊、杨简、潘景宪、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楠、游九言、吴镒、项安世、刘燴、舒璘、林鼐、袁謇、廖德明。（《上执政荐士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宋史》本传）。　　叶适的这些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较大。如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就曾赞赏说："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　　在叶适的文章中，《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是一篇颇具特色的辩论文。　　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是南宋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两派在学术观点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为什么在兵部侍郎林栗弹劾朱熹时，叶适要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呢？叶适为朱熹辩护有什么意义呢？这首先要从这篇辩护状本身的内容上分析起。　　《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朱熹被任命为兵部郎官后，因脚疾而未供职，林栗因此而给朱熹定以罪名，要求停罢朱熹所作的辩护。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据实力争，仗义执言，驳斥林栗对朱熹指斥的"不实"，从而证明朱熹无罪。另一部分是针对林栗指责朱熹"本无学术"，以朱熹聚徒讲学为"乱"，以"道学"为罪，所作的批驳。　　在这个问题上，叶适不但为朱熹辩护，而且对以"道学"为罪这种做法的后果作了论述，其意义超出了为朱熹辩护本身。　　叶适向孝宗皇帝说明了他上书为朱熹辩护的原因。他说："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徒溷宸虑哉！盖见大臣以下，畏栗凶焰，莫敢明辨，积在厉阶，将害大体尔。"林栗官职比叶适高，在朝中相当有势力，连大臣都怕他，叶适以一个太常博士的小官，敢于挺身而出与之相抗，这种精神是可嘉的。　　叶适在反驳林栗指责朱熹"本无学术"时，明确指出其不实："使熹果无学术欤？人何用仰之？果有学术欤？其相与从之者，非欲强自标目以劝人为忠为孝者，乃所以为人材计，为国家计也。"叶适指出贬斥朱熹"本无学术"之不实，所说极是。即使是从今天看来，朱熹也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学识渊博的学问家，他所集其大成的道学思想，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可备一家之言；叶适作为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在学术观点上是同朱熹根本对立的，他同朱熹在观点上的对立，是一种学术观点同另一种学术观点的对立，这种对立，以互相承认其学术价值为前提，而林栗全盘否定朱熹，贬斥朱熹根本"无学术"，叶适不能容忍这种贬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贬斥根本不符合事实，是从偏见出发的。叶适指出，朱熹授徒论学，有那么多人"相与从之"，正说明朱熹并非"本无学术"，而是有学术的。叶适从封建国家的立场来看，认为朱熹聚徒讲学，是"为人材计，为国家计"，是对国家有利的。　　林栗指责朱熹"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这个政治帽子扣得很大，叶适不能不予以反驳。他说："臣闻朝廷开学校，建儒官，公教育于上，士子辟家塾，隆师友，私淑支持于下，自古而然矣。"叶适这里实际上概括地追述了我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史：既有由国子监、太学，直至州、县学的官学系统，又有士人（知识分子）私人聚徒讲学的私学系统。而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开私人讲学风气之先的，正是春秋末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官学和私学两个系统并存，是我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传统，"自古而然矣"。特别是有宋一代，士子私人讲学之风特盛，书院林立（书院大部是私人所办，有的是私办官助），为学术繁荣的一大标志。到了南宋，不但朱熹讲学于闽赣湖湘等地，还有陆九渊兄弟讲学于江西，张栻讲学于湖湘，陈亮讲学于永康，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讲学于永嘉，可谓一时之盛。这是"自古而然"的私人讲学传统在南宋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是"乱人之首"。相反，只有在奸臣当道的情况下，才要破坏这种学术、教育发展的正常状况。如"蔡京用事，讳习元祐学术，曾有不得为师之禁"。　　这是不正常的，这种做法已经受到了谴责，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今栗以诸生不得从熹讲学为熹之罪，而又谓非治世之法，宜禁绝之，此又非其实也。"显然，林栗是把"治"与"乱"的关系颠倒了，以讲学为罪，要禁绝之，才真正"非治世之法"，是重复蔡京之类的奸臣"不得为师之禁"的致乱之法。　　叶适从历史的回顾中来反驳林栗，是很有力的。　　在此基础上，叶适又进一步指出：凡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　　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辩。盖自音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刨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麤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过愆，相为钩距，使不能进，从旁窥伺，使不获安。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祸，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败之类。　　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栗为侍从，就其蹇浅，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示信于下。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①自此游辞无实，谗口横生，善良受祸，何所不有！（以上引文均见《水心文集》卷之二）叶适这里主要是从后果上来论述以"道学"为罪的危害，作出"利害所系，不独朱熹"的论断，是这篇辩护状的核心观点，意义十分重大。围绕这个论点，叶适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叶适回顾了几年前郑丙、陈贾请禁道学的做法，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就是以某种学术为罪名来打击学者。叶适说，以往"小人残害忠良"，往往用"好名"、"立异"、"植党"为罪名，从郑丙、陈贾开始，用"道学"为罪名，"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过愆，相为钩距，使不能进，从旁窥伺，使不获安"，搞得人心惶惶，"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祸"，产生了很坏的效果。第二，叶适指出，这种以"道学"为罪名来打击学者的行为，在手法上也不正当，是"居要津者密相付授"的方法，行动诡秘，不是光明正大的，"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第三，林栗"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如果仅仅是为了罢黜一个朱熹，害处还不大；叶适所担忧的是，这个口子一开，"自此游辞无实，谗口横生，善良受祸"，那危害就大了。以"道学"为罪，势必殃及学人，受害的绝不是朱熹一人，叶适为朱熹同时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叶适有此担忧，绝不是杞人之忧，作为事功学派的代表，他看问题要比别人更切合实际一些，更深入一些。他不能不看到，郑丙、陈贾禁道学的上疏公布之后，朝廷上下掀起一股反道学的潮流，这种潮流显然与他自己及陈亮对道学的批评有本质的不同，而是一种学术界以外的政治力量。以政治手段对道学学者的打击和排斥，而实际受害者却不限于道学学者，连他的挚友陈亮也受株连，惨遭冤狱。有此历史教训，所以当林栗以"道学"为罪而弹劾朱熹时，叶适就警觉起来，预感到这样做的后果的严重性，"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而是对着所有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能提出新观点、建① 《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中引叶适此疏，在此之下有"固未甚害，第恐"之语，连接上下文，更加顺畅，也更合叶适此文的本意，似应补上。　　立新体系并聚徒讲学的学者而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叶适同朱熹在利害上有了共同性，因此，他要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他在这时为朱熹辩护，并不是只为朱熹一人辩护，而且是为当时所有具有新观点、建立新体系并授徒讲学的学者辩护，是抵制政治上的强权对学术界的横加干涉，是要保护学者自身探讨学术、学者之间互相论辩得以正常进行，而不受外来的干预。如果说，那些道学家们往往空谈义理、空谈性命，而讳言利害，表现得比较迂阔的话，那末象叶适这样的事功学派的学者却不是这样。而是注重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的分析，从中认清事理之所在，他不回避利害的问题，而是特别注意事物的利害，注重事情的后果。由此看来，叶适此时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并没有违背他作为事功学派学者的根本观点，却上表明了事功学派注重实际、切中事理、顾及后果、明辨利害之所系的本色。我们可以看到，"庆元党禁"的出现，证实了叶适在这篇辩护状中所做的预测，叶适在这里所担忧的事，在"庆元党禁"中都成了严酷的事实。　　对叶适的《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当代学者在关于叶适的著作和论文中，或避而不谈，或涉及到而不置可否，个别著作中有所评论却颇有微词。　　如《宋明理学史》论及此事时，有这样的评论："到淳熙十五年，当朱熹遭到林栗攻击时，他（指叶适）却出来为朱开脱、辩解。??林栗出于排斥理学家参加政权的需要，自然不免于不实之词。而叶适在《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中，却激烈攻击林栗，袒护朱熹??反映了叶适当时对道学的认识，在思想上还不完全明确。"（该书第十四章第二节）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叶适当时为朱熹辩护反驳林栗，做得到底对不对？一个是，叶适为朱熹辩护，是因为"当时对道学的认识，在思想上还不完全明确"，还是有别的原因？　　以叶适这样一个朱熹在学术上的反对派出来为朱熹辩护，似乎是不可理解，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明白个中之道理。林栗对朱熹的弹劾，并未批评到道学的内容，林栗本人也没有在学术上提出什么观点来同朱熹的道学思想相对立。因此，林栗同朱熹之争，根本不是学术之争。林栗弹劾朱熹，也不仅仅是出于排斥理学家参加政权的需要，否则也难以理解林栗贬斥朱熹"本无学术"，以"道学"为罪，要求禁止朱熹聚徒讲学这样一些不属参加政权的学术活动。林栗本人曾著有《易解》一书，也可算是个学者，但他弹劾朱熹并非以学者身份，而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从他弹劾的内容来看，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力量，代表了强权。他对朱熹的弹劾，实际上是代表强权对一种学术的压制，而这种压制如果得以实行，那末受压制的就不是一种学术（如道学），而是一切学术。因此，叶适为朱熹辩护。不独为朱熹一人，而是为整个学术界辩护，是代表学术界与林栗所代表的强权相对抗。因此可见叶适为朱熹辩护的正义性。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正因为朱熹同叶适在理论上是论敌的关系，叶适为朱熹辩护表明他同朱熹并无门户之见，更可见叶适品质的高尚。由于林栗并未批判朱熹的道学观点，而叶适也并未对朱熹的道学观点本身进行辩护，因此也不能说叶适袒护了朱熹。　　叶适对道学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对道学进行系统的批评，是在被罢职后退居永嘉水心村时的事，在他为朱熹辩护之前，尚未同朱熹发生过正面的辩论，如陈亮同朱熹辩论那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叶适为朱熹辩护时，对道学的认识还不够明确。事实上，在此之前，叶适同朱熹在观点上的分歧是清楚的。淳熙十二年，叶适在致朱熹的信（此信不见于《叶适集》，已侠）　　中曾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朱熹致陈亮的信中说到叶适："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这年叶适在为应皇帝的召对而准备的稿子中，有"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水心别集》卷十）之论；到淳熙十四年，在《上殿札子》中，有"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同上，卷十五）的批评，这些显然是针对朱熹等道学家把"义理"同"事功"对立起来，空谈"义理"而不切实事的观点而发的。这里所论及的，是永嘉之学同道学的主要分歧，带有根本对立的性质。　　为什么到了淳熙十五年，叶适反而站出来为朱熹辩护呢？是叶适在原有的观点上后退了呢？还是原来对道学的认识就不清楚，因而同道学划不清界限？　　反过来说，如果叶适对道学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是不是就不再出来为朱熹辩护了呢？不是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叶适同朱熹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同林栗弹劾朱熹，完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如前所述，叶适同朱熹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是学者之间的学术之争，而林栗弹劾朱熹是以政治权力来压制一种学术。叶适同朱熹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他在朱熹受到政治迫害时站到朱熹一边；叶适为朱熹辩护，并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上放弃自己的观点，混淆了他同朱熹在思想上的界限，并不妨碍他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进一步批评道学的观点。因此，可以这样说，即使他在以后的研究中对道学的认识更深刻、更清楚了，他也不会容忍来自外面的以政治权力来压制一种学术（如道学）的做法，因为以后的事实越来越证明，这种做法对学术界来说是一场灾难。　　叶适的《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的结果是"疏上，不报"。其后，林栗被劾出知泉州，而朱熹亦"请祠"，回武夷山著书去了。（《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一）　　此后，叶适在临安并不顺心。主要是他在淳熙十四年《上殿礼子》论恢复没有结果，原因是孝宗"此志已泯"。丞相周必大也没有支持叶适。因此，叶适觉得在朝中无事可做，不如出外做个地方官。陈亮说："正则闻欲求外，周丈（即周必大）独当政柄，何以使贤者至此乎！"（《与尤延之侍郎》，《陈亮集》卷二十九）　　（三）试郡治民，办事务实　　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 年）二月孝宗内禅，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　　叶适作为太常博士，在新君"祗见祖宗之初，颇预讨论，尝叨奉引。??获缀末班"（《蕲州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新君即位，引起了叶适的新希望，在召对之机，上《应诏条奏六事》，再论恢复之策。他首先阐明"治国之要"："当微弱之时，则必思强大；当分裂之时，则必思混并；当仇耻之时，则必思报复；当弊坏之时，则必思振起；??"然后，分别分析了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六大问题，称为"未善者六事"，即"国势未善"、"士未善"、"民未善"、"兵未善"、"财未善"、"纪纲法度未善"。最后，叶适总结说，首先还是要"明治国之意"，"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他恳切地说："臣伏观寿皇圣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刚健，勤劳恭俭，整厉臣工，变移风俗，大志未酬，亲授陛下。??陛下严祗寅畏，足以膺受付讬；仁恕温厚，足以慰答徯望；虚心无我，足以容受正直；??于此而先明所以治国之意，又何难哉！"（《应诏条奏六事》，《水心别集》卷十五）　　上书之后，叶适又"自求外补"，由秘书郎出知蕲州。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在淮西路，当时属边郡。新君派遣叶适，"远役忽栖于故楚，浮家几遍于长川（指长江）"，"遂令试郡，课以治民"（《蕲州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叶适离永嘉时，携眷登舟，其岳母高夫人翁氏送叶妻高氏至江（当为瓯江）滨，"有诀别语，盖知其不再见也"（《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挚友陈亮亦相送，并作词《祝英台近》一首相赠：驾扁舟，冲剧暑，千里江上去。　　夜宿晨兴，一一旧时路。　　百年忘了旬头，被人馋破；故纸里，是争雄处。　　怎生诉？欲待细与分疏，其如有凭据！　　包裹生鱼，活底怎遭遇？　　相逢樽酒何时？　　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须住。　　时在淳熙十六年六月十一日。（见《陈亮集》卷三十九）　　叶适溯江而上，到湖口，改道北上，经黄梅到达蕲州。这蕲州虽为"山泽之聚，淮之名城也"，"然而州无城堞，市无廛肆。屋无楼观，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简陋。??"（《烟霏楼记》。《水心文集》卷之九）叶适到蕲州，除知州一般职务所应办之事外，还对本地区铁钱之事多有留意。到任之初。即对公私铁钱相混，官府禁绝铁钱而不得要领，致使"畏两文销折之多，市井至于昼闭；取十年工本之数，军库为之顿空"的严重状况，作了上报。（见《蕲州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不久，朝廷又委任叶适以提举淮西铁冶司的兼职。　　淮西铁冶司始设于孝宗乾道初年，是因为铜钱渗漏到敌国，朝廷命两淮、京西等地用铁钱而设立的。淮西铁冶司管辖舒、蕲、黄三州的三监，冶铸铁钱。（见《宋史·食货志》下二）因铸铁钱有利可图，私铸较多，币制混乱，"私铸铁钱散漫江淮，公私受弊"，朝廷为稳定币制并使百姓利益不受报害，"不惜厚费，特与收换"（《淮西论铁钱五事状》，《水心文集》卷之二）。　　叶适兼领淮西铁冶司，就负责这项工作。他在执行时发现，要使公铸铁钱流通，使私钱禁止，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为此，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建议采取五项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项叫"开民间行使之路"。原来铁钱不分官私，民间不辨真伪，得钱便使。自禁私钱后，百姓在买卖时，文文拣择，有时将官钱也当私钱拣出，不肯收受，这样官钱的流通也受到阻碍，使货物交易也受到影响。叶适在淮西路采取的办法是，将"新旧诸样官钱，钉板印榜，晓谕民间，令其从便行使；亦立私钱样，令拣选不用"，做到家喻户晓，都能分辨官钱、私钱，用官钱不疑。"须待官钱流通，物价复旧，方见禁断私钱之利"。第二项叫"责州县关防之要"。自禁私钱以来，"号令纷纷，争为严峻"，如果一一严格执行，则"诬告罗织，狱讼繁兴"；如果放松了，"奸究仍在"。这都是因为"不得关防之要"。叶适在淮西路下令各属官，"专一禁止行使私钱之家，旬具委无行使私钱结罪"，申报本司。"只此一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坚久，私钱无用，私铸自息"。叶适认为，"盖必无私铸，其说难信；欲必不使私钱，其事易遵。"只抓住一条，可谓得其要领了。第三项叫"审朝廷称提之政"。当时铜钱过江北，可以兑换铁钱；但铁钱过江南，不能兑换铜钱。　　"故江北自行铁钱之后，金银官会（一种纸币），无不高贵，富商大贾，财本隔碍。"长此以往，"流转不行"，货物流通受到阻碍。因此，叶适建议，"若要称提得所，义理均平，当使铁钱之过江南，亦如铜钱之过江北，皆有兑换之处，两无废弃之虞。"第四项叫"谨诸监铸造之法"。原来铁冶司为了对付私铸者，就翻新花佯，铁钱字文四季一样，每贯钱重从四斤十二两增至五斤八两。这样铸钱，连铸工都记忆不清，百姓更无法辨认。叶适认为，钱文应该统一，轻重大小应一致，这样才能使"民听不疑，行用不惑"。为此，他已下令淮西诸监，以蕲春监淳熙七、八、九年所铸钱为标准，不要增加分量和翻新花样。第五项叫"详冶司废置之宜"。叶适建议，冶司应与各路监司分别职责，"为冶司者，但当督察稽考，总其大柄而已"。（同上）　　以上措施，在叶适职权范围内的，已经施行；在他管辖范围外的，建议朝廷采纳施行。　四从政时期（下）　　（一）在"绍熙内禅"中参与策划　　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 年），叶适被召到临安，任尚书左选郎官。　　这是吏部属官，掌管文职京朝官的考核和升降。在此任内，叶适参与了南宋历史上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即"绍熙内禅"。　　所谓"绍熙内禅"，不同于高宗和孝宗内禅，前二者是高宗和孝宗主动传位给太子，自己退位做太上皇，而"绍熙内禅"则并非出于光宗本人的主动，它实际上是由宫廷内外官员密谋进行的一次宫廷政变。　　这场宫廷政变的起因，源于光宗和孝宗关系不好。而光宗与孝宗关系不好，光宗的皇后李氏起了很坏的作用。在叶适问京之前，就已经发生过李后乘光宗祭祀圜丘之机，杀害了光宗的宠妃黄氏的事件，加之因大风雨祭祀不成，光宗"忧惧不宁，遂得心疾"。因为孝宗在位时对太上皇有一月四朝的先例，当时一般社会舆论都把这事看作是政治稳定的标志。在光宗即位之初，还能做到一月四朝重华宫（孝宗做太上皇时居住之宫）：但由于李后的挟制和光宗自身有病，便越来越不按一定节序到重华宫去谒见孝宗了。对这种背离封建礼教的行为，南宋朝野议论纷纷：上自宰执，下至布衣，有人面谏，有人疏陈，都劝光宗按时朝重华宫。叶适从蕲州回临安后，也加入这个行列。　　绍熙三年十一月，他与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黄裳、御史黄度，都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　　当然，对此事也有不同意见。绍熙四年（公元1193 年）五月，朝廷开科考进士，陈亮应试。在对答皇帝的策问时，有如下一段文字：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甚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　　（《陈亮集》卷十一）　　此说与众不同。意谓只要继承孝宗遗志，力事恢复，就是善处父子关系，而不在乎是否一月四朝。光宗看后，颇为赏识，亲自取为第一名。　　然而，当时的舆论还是把是否朝重华宫看作政治稳定的标志。当年重阳节，光宗因病不朝重华宫。节后，经百官上疏相劝，光宗准备起驾，百官列班静候。光宗已出殿门，泼妇李后赶出来挽他回宫，说："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百官大惊失色。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前拉住光宗衣裾，并随皇帝到御屏后。李后大骂："这是什么去处？你秀才们要砍掉驴头的！"陈傅良就在殿下恸哭起来。然而无济于事，皇帝还是被李后拖回宫去了。（周密《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祥》）在朝臣们的劝说下，终于在十一月光宗开始朝重华宫。叶适上奏："自今宜于过宫之日，令宰执、侍从先诣起居，异时两宫圣意有难言者，自可因此传到，则责任有归；不可复使近习小人增损语言以生疑惑。"不报。（《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　　如果说，光宗不朝重华宫还仅仅是政治不稳的一个标志的话，那末到了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六月九日孝宗赵惇死于重华宫，而光宗赵惇因病未能到重华宫主持丧礼，就使南宋王朝面临一场政治危机。十三日是孝宗大殓的日子，光宗车驾不至，无与成服。中外人情汹汹，以为祸在旦夕。近习巨室，竞辇金帛藏匿村落。朝士中遁去数日者有之，搬家归乡者甚众，甚至侍从欲相率出城。军士籍籍有语，有发生变乱的迹象。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叶适向宰相留正建议："帝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嘉王即光宗第二子赵扩。　　留正采纳了叶适的意见，率执政入内向光宗启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过了六天又请示，光宗批示："甚好。"次日，宰相和执政共同拟旨以进，请求皇帝亲批付学士院降诏。当天晚上，御礼付丞相："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宰相留正看了，十分害怕。第二天，留正上朝时，仆于殿庭，伤了脚。就上表请求罢免，在五鼓时分让人抬出了临安城。（《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作为宰相，在紧要关头采取了出城俟命的做法，使得人心更加动摇，从而加深了政治危机。　　留正没有看到，那个使他害怕的"念欲退闲"的批示，其实是摆脱当时的政治危机的一个出路。抓住这个批语来做文章，就有了一个合法的根据，但要冒很大的风险。留正无此胆识，朝野的忧国之士就把希望寄托在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身上。不过赵汝愚是宗室出身，要冒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工部尚书赵彦逾对赵汝愚说："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岂容坐视？当思救之之策可也。"并问："闻上有御笔八字，果否？"赵汝愚说："留丞相丁宁莫说。今事急矣，与尚书说亦不妨。"赵彦逾说："既有此御笔，何不便立嘉王？"赵汝愚说："向尝有立储之请，尚恐上怒。此事谁敢擅当？且看慈福、寿成两宫之意如何？"慈福即高宗皇后，寿成即孝宗皇后。　　赵彦逾说："留丞相以足疾求去，天付此一段事业与知院，岂可持疑？禫祭在近，便可举行。"（《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祥》）尚书左司郎中徐谊也劝赵汝愚说："自古人臣为忠则忠，为奸则奸，忠奸杂而能济者，未之有也。公内虽心惕，外欲坐观，非杂之谓欤？国家安危，在此一举。"赵汝愚问策安出，徐谊说："此大事，非太皇太后命不可。知閤门事韩侂胄与同里蔡必胜同在侂门，可因必胜招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这里引出此事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蔡必胜。蔡是温州平阳人，武状元出身，与太皇太后吴氏的外甥韩侂胄（北宋名臣韩琦五世孙）同为知閤门事。　　叶适与蔡必胜为同乡，关系极密切。叶适对蔡必胜说："国事至此，子为近臣，庸坐视乎！"蔡答应了叶适的要求，回宫去同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閤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计。韩侂胄又同慈福宫提点张宗尹联络，取得一致意见，即告蔡必胜。蔡必胜又通过叶适急告赵汝愚。赵汝愚请蔡必胜议事，然后让韩侂胄通过张宗尹、关礼以内禅的动议上奏太皇太后吴氏，并请太皇太后垂帘，主持其事。太皇太后批准后，决策才定下来。其中的所有表章、奏稿及诏书，都由赵汝愚与叶适裁定，临到行大礼时才交付给仪曹郎。（见《宋史·叶适传》及《蔡知閤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七）　　绍熙五年七月甲子日，赵汝愚率百官到孝宗梓宫前，太皇太后吴氏垂帘，蔡必胜和韩侂胄扶抱嘉王升座即皇帝位，是为宁宗。一场政治危机至此总算解除。　　新君即位后，叶适迁为国子司业。宁宗以赵汝愚为右丞相，赵汝愚辞不拜，说："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宁宗改任赵汝愚为枢密使。赵汝愚要论叶适之功，叶适推辞，说："国危效忠，职也，适何功之有！"但是，并非人人都如叶适。韩侂胄就希望能得到节钺（即节度使的职衔）。　　但赵汝愚不同意，他说："吾宗臣，汝外戚也（当时已立韩侂胄的侄女为皇后），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则当推赏。"韩侂胄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就对赵汝愚怀恨在心。知临安府徐谊对赵汝愚说："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赵汝愚不听。叶适也劝赵汝愚："侂胄所望，不过节锁，宜与之。"赵汝愚又不从。叶适说："祸自此始矣！"于是力求补外。（《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　　显然，叶适是看清韩侂胃是有野心的，不过当时野心还不大，只不过是想当个节度使。以他在定策时的功劳，升个节度使也不为过。叶适向赵汝愚提此建议，一方面满足了韩侂胄的欲望，可以平息他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韩侂胄是个内臣，经常在皇帝身边，如果他对赵汝愚有怨恨之心，在皇帝身边搞些小动作，将对赵汝愚十分不利，甚至会把朝廷的政事搞乱，赏他个节度使，就可以把他从皇帝身边调开，使他不至为害。从赵汝愚来说，他虽说自己是"宗臣"，不言功，但后来还是接受了右丞相的职位，这也不能使韩侂胄信服；更为严重的是，赵汝愚以宗臣居相位，会给人以口实，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赵汝愚处于一个十分险恶的境地，赵汝愚不设法摆脱险境，可见他见识的短浅。叶适看得比较实际，权衡利害，预计后果，见解比赵汝愚要深远得多。但赵汝愚不听他的劝告，他觉得在赵汝愚周围再也无所作为了，而且还会得祸。因此，他力求补外。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以大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离开了临安。　　总领军马钱粮的职务，是绍兴十一年朝廷收诸大帅之兵改为御前军后设置的，共有四员，与四大驻屯军相对应。总领官职务后面，还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实际上负有监察将帅的使命。因此，总领官有"预闻军政，制其财赋之权"（《除大府卿淮东总领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淮东总领一职，掌管驻扎镇江一带的御前诸军（该军原为韩世忠所部）之钱粮，岁费为钱960 余万缗.米90 万石。当时是和平时期，备总领所收入的钱粮，每年支出外，还稍有赢余。有关部门"多掩蔽所余，不尽载于册，往往妄称趱积，以为己功"。绍熙末，内藏库（皇宫府库）下文调拨淮东总须所的余财。这时叶适已到任，于庆元元年二月上书，说明"此钱当存留以备缓急"，不应调拨。请求朝廷"诏有司，自今除每岁收支外，并将有管实在之数，开具成册，使朝廷通知有余不足之数"。主张"非缘军前事，毋得辄支移起发，欲以它用"。待到以后"储积累多"，再行议论，"考拨定之数，宽减州县，还之于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　　（二）庆元党禁中的叶适　　庆元党禁发生时，叶适不在临安，而在镇江任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叶适力求补外，目的在于避祸，然而当党禁发生后，叶适还是在劫难逃。其原因，一是淳熙十五年叶适曾上《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为朱熹辩护；二是在"绍熙内禅"中叶适为赵汝愚出谋划策。因此，叶适被目为赵汝愚、朱熹一党，而受到株连。　　庆元二年赵汝愚被贬衡阳，不久死于衡阳。此后，叶适被御史胡纮所劾，降两官罢，主管冲佑观。叶适由镇江罢归，回到故乡永嘉，闭门不出。面对如此腐败之朝政，叶适决意退出政治生涯。既"赐归于穷舍，即甘息望于荣涂"（《湖南运判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于是，变卖田产，在永嘉城外西湖中之水心村购得一所住宅，就在那里隐居起来，依靠祠禄为生，潜心研究学问。当时永嘉学者、叶适的友人也都同时罹难，叶适与他们往来甚少，只与永嘉隐士陈烨过从甚密，志趣甚为相投。　　对水心村的情景和隐居生活，叶适有诗六首咏之：生薑门外山如染，山水娱人岁月长。　　净社倾城同禊饮，法明阖郭共烧香。　　我久无家今谩归，卖田买宅事交违。　　填高帮阔为深费，柱小檐低可厚非。　　虽有莲荷浸屋东，暑烦陲过一陂红。　　秋来人意稍苏醒，似惜霜前零乱风。　　拒霜旋插花疎疎，甘菊新移日晒枯。　　花草只令如此在，儿时写作《会昌图》。　　听唱三更啰里论，白榜单浆水心村。　　潮回再入家家浦，月上还当处处门。　　吴翁肥遯逾七十，术老芝荒手自锄。　　惠我篇章成锦字，西邻得伴亦堪书。　　（《水心即事六首兼谢吴民表宣义》，《水心文集》卷之八）从此以后，凡叶适退居永嘉，即居于水心村。因此，后人称他为"水心先生"。　　当时也有一些年轻人慕名来向叶适求学，其中有前宰相王淮之侄王植。　　庆元戊午（四年，公元1198 年）余始居生薑门外西湖上，金华王植立之实来。　　于时士相禁以学，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辎重，从余穷绝处，木村夜寂，蟹舍一渔火隐约，而立之执书循厓，且诵且思，声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节朔设玷盛集，立之独后至。中表笑日："上学来欤？"盖靳之也。自是岁率一来。（《庄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可见当时叶适处境艰难，也使他的学生心情悲苦。　　庆元五年（公元1199 年）夏天，叶适得病，"畏风，更用寒热，药不疗病，聚腹胁上行，四肢百体皆失度，如土木偶。众医妄议却立，亲党不知所为"（《高永州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五），"医工莫知主名，可谓异疾"（《湖南运判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当时叶适的丈人高子莫新授知永州（今湖南零陵），未到任而得病，回到永嘉，死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 年）四月。"方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能问，其殓不能哭也。"第二年，高子莫下葬，叶适又不能提笔为其写墓志铭。（《高永州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五）叶适这场病历时十余年之久。　　叶适得此异疾，与当时政治上的遭遇有很大关系。朝中的当权者，并不以立党籍、将党籍中人罢斥为满足，还要制造更大的冤狱，置党籍中人于死地而后快。庆元五年正月，原来在赵汝愚策划立宁宗时因泄漏过机密而被远斥的蔡班逃回临安，韩侂胄指使他诬告赵汝愚在定策时有"异谋"，蔡琏所写诬告状七十余纸，韩侂胄指使大理寺逮捕彭龟年、曾三聘、沈有开、叶适、项安世等来审问。经中书舍人范仲艺劝阻，总算没有逮捕。（《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但此事对叶适的打击很大。从他的病状看，显然是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所引起的。虽然庆元党禁的发生，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但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学术界受到如此巨大的摧残，他的朋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迫害，贬的贬，死的死，举目四顾，一片凄凉，使他心中感到无限的孤独和愤懑，其中确实也有一些使他难以理解和难以承受的东西，因而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庆元党禁将当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各派学者一网打尽，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如此，叶适所毕生努力的革新政治、振兴经济、增强军力以实现收复故土、报仇雪耻的抱负，也前途渺茫。显然，依靠朝中那些只知投机钻营、踩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而在政治、军事、学术上都毫无建树的庸碌小人，恢复大业是没有希望的。此时此景，叶适的心中万分悲苦是可想而知的。而叶适身体上的疾病，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心病所引起，为汤药所无法治疗的。　　（三）开禧北伐中的叶适　　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 年）二月，"弛伪学、伪党禁"。在此前一年，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带病赴任。二年，又改为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市）。这次弛禁，与准备北伐有关，因为党籍中人有曾"以复仇之说进者"，当然包括叶适。　　嘉泰三年（公元1203 年）九月，叶适应召由泉州回临安，上殿应对。他对宁宗"志虑日新，销磨党偏，秉执中道，人材庶几复合"予以肯定，并进言"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他说自己"久病积衰，已绝荣望。区区之愚，所期人臣忘己体国，铭心既往，图报方来"，"使下知和平之实义，上享和平之实福"（《上宁宗皇帝札子（嘉泰三年）》，《水心文集》卷之一）。他对自己在党禁中的遭遇并无怨言，只是希望消除党禁的影响，使得人材复合。宁宗嘉纳之，授官权兵部侍郎。叶适举荐楼钥、邱崈、黄度三人，皆授郡守职。　　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叶适父光祖逝世。叶适回永嘉守制。开禧二年（公元1206 年）服除，召至临安。叶适即对韩侂胃拟议中的北伐提出异议：是未可易言也。请先择濒淮沿汉数十州郡，牢作家计。州以万家为率，国家大捐缗钱二千万，为之立庐舍，具牛、种，置器杖，耕织之外，课习战射。计一州有二万人胜兵，三数年间，家计完实，事艺精熟，二十万人，声势联合，心力齐同，敌虽百万，不敢轻挠。如其送死，则长弓劲矢，倚堑以待。当是时，我不渝约，挑彼先动，因其际会，河南可复。既复之后，于己得之地，更作一重。气壮志强，实力足恃，虽无大战，敌自消缩，况谋因力运，虽大战亦光难。此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者也。（《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叶适这个兵民结合，坚守淮汉，在我方基地巩固，立于不败之地的条件下，再逐步向前推进，恢复故土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　　但当时韩侂胄"意方锐，不听"。于是叶适上书宁宗：臣闻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强者兴。今陛下申命大臣，先虑预算，思报积耻，规恢祖业，盖欲改弱以就强矣。臣宿有志愿，中夜感发，窃谓必先审知今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论定而后修实政，行实德，如此则弱果可变而为强，非有难也。很显然，叶适对于报仇雪耻，恢复祖业，从根本上是赞成的，这是他的一贯主张；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先要定其论、修实政、行实德，从而改弱就强。因此，他提出了"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的战略主张。他说：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诚宜熟虑，宜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却而不收。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怵轻勇试进之计，用粗武直上之策，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隆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在这里，叶适明确地反对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轻开边衅，贸然出兵；他警告宁宗，这是"至险至危"之事，一定要慎重，否则局面将不可收拾。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修实政"、"行实德"。所谓"修实政"，首先是"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做家计，牢实自守"，"然后进取之计可言矣"。其次是四处驻屯大兵，其统副将校，人马器甲，营伍队阵，进战退守，"未能一一皆是"，必须措置得当，能做到"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汉能守，此兵能战，数年之内，制虏有余"。　　第三是人材，由于"积安之久"，对于恢复大业"素所不习，耳闻目见，茫然生疎"，必须按其才能大小，"宜付一职，使之观事揆策，以身尝试"，得到锻炼。所谓"行实德"，就是要改变"财既多而国愈贫"，"赋既加而事愈散"的局面，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免除苛捐杂税以宽民力，使"人民蒙自活之利"。只有"修实政"，"行实德"，才能改弱就强，"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上宁宗皇帝札子（开禧二年）》，《水心文集》卷之一）。　　叶适这篇奏札，申述了他的一贯主张，也针对当时的朝政恳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皆切中事理。但韩侂胄不接受他的警告和建议。此后，叶适改任权工部侍郎。　　当时，韩侂胄对北伐的四路大军部署已定，就请宁宗下诏伐金。他先是改任叶适为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想利用叶适的文笔起草诏书来鼓动中外。但叶适因韩侂胄不听他的建议，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因此不肯草诏，于是以病为名力辞兼职。韩侂胃无奈，只得将直学士院一职改授李壁，由李来起草诏书。　　在四路大军已出，诏书已下的情况下，叶适预料此举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万一前线败退下来，只有长江可守。于是，他向韩侂胄建议，应预先布置长江防务，又不听。叶适回顾说：丙寅岁，骤起师北伐，余争论于朝，请侂润、江、池别募兵急备守，补楼船器甲之坏以虞寇至，未之许也。无几，田俊迈为虏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战而溃，中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叶岺书房记》，《水心文集》卷十）　　在前线几路大军溃败，战事转入两淮，江南震动，南宋又一次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的背景下，朝廷于六月以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去收拾残局。叶适根据三国孙吴"以江北守江"的历史经验，向朝廷请示，要求兼节制江北诸州，这次韩侂胄总算同意了。　　叶适受命于危难之际，带着未愈的病体赶到建康。首先，他根据庐州知州厉仲方（叶适的学生，武举出身）的推荐，以田琳上报朝廷，使他代替打了败仗的建康都统李爽戍合肥。同时，在帅府召集诸将讨论防江事宜，诸将各呈故事，其说纷坛。或说茸治战舰，或说布列岸兵，或说栽埋鹿角，或说开掘沟堑，皆数里而屯，计步而守。各种防守方法，一齐进呈到叶适面前。　　这些措施，在防江中都是必要的。叶适也认为，只要"厉人心而坚守，阻大江而自固，则如前诸事，亦岂不足以立功"（《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二）。但是，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以江守江的老套。后来的事实证明，大江是不足恃的，以江守江是难以成功的。　　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下。主帅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率金兵主力，经颖上、寿州（今安徽寿县）长驱直入，攻合肥、和州（今安徽和县）、六合，陷真州（今江苏仪证），"整列军骑，沿江上下，毕张旗帜，江表大震。"（《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仆散揆军有十余万人，与叶适镇守的建康隔江对峙。 77 年前，即建炎三年（公元1129 年）完颜宗弼（兀术）就是从建康附近渡过长江，迫使宋高宗逃亡海上的。仆散揆的意图是要重演兀术的旧事。由此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和叶适责任的重大。叶适叙述当时的情景：至十月之末，边遽告急，淮人渡江以亿万计，江南震动，众情惶惑。一日，有两骑伪效番装，跃马江岸，相传虏人至矣，济渡之舟，斫缆离岸，橹揖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数十百人。某始叹息曰："是真不足赖也。"（《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不但如此，连建康城中的官吏也惊慌失措，"吏颤余前，不能持纸"（《叶书房记》，《水心文集》卷之十）。　　面对此情此景，叶适深感人心动摇危害最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任何措施都没有用处。"今虽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樯，数重并设，沟堑深阔，不可越逾，其如人心已摇，谁与力拒！万一虏兵果至，彼皆弃之而走尔。"（《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二）　　如何才能稳定人心、振奋士气呢？说空话是没有用的，要靠实际战斗并取得胜利。叶适采纳了得意门生滕宬的建议，发挥南兵之所长，去砍营劫寨。　　于是出重赏，募勇士，第一次召募到市井悍少和帐下愿行者，得200 人作为敢死队。派采石将徐纬统领，夜间乘小船渡到北岸，在茅草芦苇丛中埋伏起来。金兵来时，先用箭射，应弦而倒；箭射完后。又挥刀向前砍敌兵；金兵不知宋军虚实，惊慌中败退。到黎明时追到江岸，宋军已上船到江中了。如此往返，凡十数次，皆获胜利。叶适又命江北石跋、定山两个据点的宋军也出击劫敌营。所得敌俘和馘（割左耳）不断传来报功。胜利消息传开，士气振奋，人心安定下来了。　　在宋军的攻击下，金兵解了和州之围，退屯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　　接着叶适又命厉仲方（当时任建康守将）派遣部将石斌贤从宣化渡江，又派夏侯成等分道出击，所向皆捷。金兵退去，宋军收复江北重镇滁州（今安徽滁县）。在当时，"羽檄旁午，而适治事如平时。军须皆从官给，民以不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