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第五十章　秘密的革命者第五十章　秘密的革命者　　儒勒·凡尔纳的政治见解；在《约拿唐号遇难者》中，作者形象地塑造了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考迪埃尔，但这位主人公后来还是使用暴力来捍卫他的事业。　　社会问题必然冲击着这位1848年的革命党人。作为忠实的圣西门信徒，他原先曾从工业化的进步中看到改善人类命运的方式，可如今，他却对这些进步感到害怕；这些进步包含着财政因素的增长，这种增长起初倒带来一定的好处，可如今却变得四处蔓延而令人担心。他对圣西门设想的社会曾产生过模糊的希望，他自觉地倾向于反抗，但又为反抗所产生的结果感到害怕。使十九世纪末的社会动荡不安的混乱使他感到忧虑；他提出政治再也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他认为，从各种假设来看，这些问题只能在秩序中谋求解决；他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又懂得仅以人的善意为基础的制度的脆弱性；他是个共和党人，但又发现民主正在滑向蛊惑人心的宣传——一种欺骗群众、使他们相信只要作出耐心而有步骤的努力便能获得好处的手段。　　可怕而迷人的米歇尔常呆在他身边；他是个精明的辩证论者，常向父亲吹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他父亲也愿意接受，但他的那种批判精神又使他发觉这种制度的缺陷。学说总是吸引人的，因为这是逻辑结构；然而，由于论据不充分，其结论必然不堪一击。要将产生人类复杂情绪的各种因素列成方程式，这是难以办到的；可是，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制度必须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不独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其中最为珍贵的，乃是对自由的需要。然而，建立政府的各种制度，终究不是没用吗？这一连串尝试，希望大，结果少，归根结蒂，难道不是一种并非按人的意志，而是按照必然产生的行动与反行动的自然过程而发生的现象吗？一群被抛弃在远离任何政治制度的未开发的土地上、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过日子的人，将怎么办呢？　　既不承认存在上帝，也不承认有什么主宰的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者，决不可能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幻想人类在伊甸园中生活的人，那是真正的诗人；乐园中灾难永远不复存在，如果取消了为保护这种灾难而设想的法规。人们夸大其辞将那个激烈表达他对社会的仇恨的人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他不是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所以如此，是为了要显示自己的意志。作者将要把一个热爱绝对自由的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单独抛弃在麦哲伦群岛的一块陆地上。这里没有社会群体，有的只是几个火地岛的原始人；他只是需要帮助他们的时候才跟这些原始人打交道，因此，他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考迪埃尔（Kaw－Djer），意思是“恩人”。他跟这些原始人当中的一对父子交上朋友，并跟他俩一起去捕鱼，因而对该群岛各危险海峡了如指掌。　　命运将一艘运送移民的船约拿唐号抛上了海岸。这些移民　　具有穷愁潦倒的共同特征：有些出身微贱，有些精　　神失常；有的欠缺智力或体力，有的遭逢意外的不幸。　　他们不得不自认难以适应所处的环境，因而决心到异　　国他乡去寻求发财的机会。　　他们因长期忍受人生的种种艰难困苦，个个变得　　非常坚强；但他们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境况中无能　　为力，因而不自觉地希望某个人能给他们各人分配一　　项工作。因此，他们对前来救援的考迪埃尔表示信任，　　信任他能替他们作主，信任他能保障他们的安全。这　　群芸芸众生，将如何解决天天向他们提出的生活问题？　　其中有一个移民叫哈里·罗兹。他比别人更聪明一些，主动向考迪埃尔征求意见。考迪埃尔建议他卸掉瘫痪的约拿唐号，把他的救生小艇修理好，然后驾着这只小艇，肯定可以到达阿雷纳斯角报告当局。这当即招来几个不满分子的反对；什么？卸掉一艘船，把他们当什么人了？一位失意的政治演说家费迪南·博瓦尔当机立断，站出来扮演护民官的角色；利用救生小艇将遇难者送到阿雷纳斯角好了；至于船上的货物，那是属于移民局的，他们大可不必“将自己变成剥削者的牛马”！　　考迪埃尔只是回答说，要用救生小艇将全体人员送走，那得花费十年时间；在这块蛮荒之地，船上的货物必将对他们大有碑益。在水手长哈特勒普的指挥下，他们开始卸货了。在奥斯特岛上，生活组织得有条不紊。该岛的居民自觉地将考迪埃尔当成自己的督政官；虽然考迪埃尔固执地否认权威，但他事实上是拥有权威的。移民们趁他不在的机会，悄悄溜入食品贮存库喝得酩酊大醉，其中一个还企图勒死自己的妻子，这时考迪埃尔再也无法逃避自己的责任。必须严格禁止进入食品贮存库，这就成了一条法规。要让大伙遵守这条法规，就得安排岗哨。但如果不是头目，“谁敢发号施令？”考迪埃尔心里明白，“这群苦命人盼望他救助、规劝和作出决定，”“他迫于形势成了由大多数遇难者的默许所指定的这样一位头目。”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可大伙偏偏要将他变成主人。”倘若他一走了之，觉得背叛自己的信仰，这些苦命人将会遭受多大的痛苦啊！然而，在这种紧逼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头目来行使权力，但为什么要他当这个头目呢：“因为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水手长哈特勒普这样向他解释说。大伙赋予他的这种权力，他以作出有益建议的形式掩盖起来了。这些建议使移民们免遭冬季严寒的威胁。　　接连发生的事故使他不得不进行痛苦的思索。他是一个“在盛怒之下会受神经主宰”乃至杀人的人；“人类为了控制自己野兽般的激情，果真需要借助一种有益的约束吗？”　　粗野的共产主义者多里克及其信徒，打着“没有一件东西属于任何人”的幌子，“夺取了最好的位置，并逐步将一切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占为己有”。资本家帕特森利用一个酒鬼的恶癖进行盘剥。在这个严酷的冬季里，死亡时有发生，但幸存者始终无动于衷，各人都在庆幸自己躲过邻人的不幸，“这伙人的主要活动就是，扯开噪门作激烈而无谓的争吵”。“仿佛大自然在生命的胚芽里加入了要毁灭它所创造的一切这样一种卑微、专横的本能似的”，“这伙被迫陷入穷途末路的苦命人”的主导情感，“难道不正是那种潜伏着的相互仇恨吗？这种仇恨使他们为了鸡毛蒜皮的事而互相攻汗。”　　作者的思绪引导他得出一些阴郁的看法：　　同伴们的懦弱同样使考迪埃尔感到震惊……他们　　是驯服的奴隶，随时准备执行别人给他们下达的命令。　　他们从来不会主动地作点什么，总是让别人去为他们　　作出决定。他终于无法否认，这种带普遍性的怯弱，使　　少数人得以统治大多数人，并造成以牺牲被剥削者的　　利益为生的少数几个剥削者。人类竟是这个样子？正　　是这些不完善的法则，迫使他去深思，去发挥他的智　　慧，以对付事物本身的天然力量；正是这些不完善的法　　则，限制了一部分人的专横暴虐和另一部分人的奴隶　　地位；正是这些不完善的法则，制止了仇恨的本能。如　　此看来，这些法则是必要的吗？贯彻这些法则的权威　　也是必要的吗？……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跟它得意地　　凭空设想出来的理想的造物主大不一样。因此，承认　　有必要保护人类，以免它受其本身、其缺陷、贪婪和恶　　癖的危害，看来决非荒唐；既然各人都为自身的利益而　　要求这种保护，那么，认为法规只不过如力学中的合力　　一样，和解性地表达每一个人的愿望，也同样决非荒　　唐。　　考迪埃尔看破红尘的想法说明了作家晚年沉思默想的性质。接下来那段文字也正好反映了作家本人的忧虑：　　考迪埃尔陷入了那个由束缚旧世界的各种规定交　　织而成的罗网……他只觉得被一大堆法规、命令压得　　喘不过气来……而这些法规的不一致以及它们经常使　　人恼火的特征，使他看不清它们所包含的原则的必要　　性。但此刻，跟这伙人混在一起，被命运安排在近乎原　　始状态的环境中，他象一位俯身炉前的化学家那样，亲　　眼目睹在人生的熔炉里发生的好几项连续反应……然　　而，这位老人的内心正在发生激烈的搏斗。他虽然无　　法阻止自己的理智的发展，但他那极端自由主义者的　　个性正在进行反抗。他为连续发生的残酷斗争而心痛　　欲裂。人的短处以及人在打破常规时所表现的软弱，　　对考迪埃尔来说，或许仍然是使他感到惊讶的课　　题，——尤其是关于财产的概念，始终还是一种信条。　　谁都会理所当然地说，“这个是我的”；谁都会意识到一　　种强烈的滑稽性——这种滑稽性在一位极端自由主义　　的哲学家看来实在过于耀眼；谁都会意识到这样一种　　奢望：一个如此脆弱终究要死去的人，竟然要为自己、　　而且仅为自己垄断宇宙的某一部分……他那些火地岛　　的朋友们……除自己本身以外一无所有，因此，对这样　　一些理论或许会感到愕然。　　智利允许奥斯特岛独立，对这政治家博瓦尔来说是一个夺取权力的大好时机。然而，那些最严肃的奥斯特岛人却要在岛上创办农垦场。“督政官”对任何事情均无预见，当冬季复始，创办农垦场遭受失败的人都纷纷躲回到营地里来，因而造成居民流动时，这位懒王也就被挤到一边了。饥饿和流行病迅速蔓延；那位政治家除鼓动人们去劫掠兴旺发达的农在外，找不到任何别的解决办法。但这么一来，挨饿的人更是有增无减。几个农场主奋起抵抗，击退了劫掠者；多里克趁机挑起一场暴乱；这场暴乱导致强者对弱者的残杀和欺压。考迪埃尔大概屈从于眼前的现实，不顾他们的反对，同意挽救这些丧失理智的人。于是，他组织了一支小小的武装队伍。他一出现，平静就恢复了。他甚至不再征求别人的同意，主动宣布自己为奥斯特岛人的首领；这场政变激发了热情。这位无政府主义者不自觉地成了个独裁君主！　　他甚至不得不极其痛苦地采取他所厌恶的各种措施：进行搜查以重建食品仓库，征用财产，组织贸易，制定财产法；劳动成了一项法规。法庭、警察、金融以及公共工程，一项也没缺少，甚至还有监狱。　　该岛的首府利贝里亚变成一个现代城市，智利政府甚至同意把合恩岛让给奥斯特国，由他们在那里设立一座高大的航灯，这无疑是考迪埃尔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　　考迪埃尔曾因怜悯他的患难兄弟而牺牲自己对自由的热情，此刻，他认为事业已经完成，他可以解除自己的职务了，但一种新的考验又在等待着他。　　因发现一块天然金块而引起黄金热。他试图将这种狂热平息下去，但没有成功；不仅奥斯特岛人全部变成淘金者而放弃各项有益的活动——这势必导致全岛经济的崩溃，而且领土也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的入侵。过不了多久，这些冒险家便大失所望，落到饥寒交迫的境地，于是只好进行劫掠，并成群结队地向首府涌去。　　关于这些成千上万的骚乱者与奥斯特岛的民兵所发生的那场冲突，写得实在精彩动人。考迪埃尔不得不命令开火，当他目睹因枪杀而造成尸横遍野时，他心潮起伏，难以自制。在此期间，智利因受金矿的诱惑，派了一艘巡洋舰强迫奥斯特岛接受实为吞并的保护。在显示了他所掌握的军队完全可以对付智利的野心之后，考迪埃尔签署了一项协定，同意将开采金矿的权利让给邻近大国，但要保持奥斯特民族的自主权。在把权力让给他一手培养的一位年轻人后不久，他悄悄地驾着那艘破旧的小艇到了合恩岛。他成了他让人建立的那座航灯的看管人。“远离众人，但有益于众人。他将自由自在、形单影只地生活下去——永远生活下去。”作者告诉我们说，“在别的任何地方，他都无法忍受人生的重负。最令人悲伤的悲剧莫过于在思想上造成的悲剧……谁要是遭受这种悲剧……谁就会感到精疲力尽、侗然若失、被抛弃在他所建立的基础之处……”　　这些话未免过于绝望，作者肯定将自身的感受也融汇进去了。在前面几页，作者描写似乎跟他一致的那位主人公的思想状态的那几行文字，不是已经表露了他内心的秘密吗？“他曾为自身利益而反抗任何约束，因此，要将自己的约束强加给别人，这对他来说始终是痛苦的……他被迫放弃自己的幻想，被迫服从于眼前的现实，勇敢地作出了牺牲，但在他的内心里，被放弃的幻想始终在进行反抗。”　　这个人物的确是个诚实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正因为他心地纯洁，他才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言辞常常失去它们固有的意义，而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字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恐怖主义分子这个词儿；而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叛者，他会杀人，甚至会用自己的行为否认他所依恃的理论，因为他既要推翻任何权威，又要以暴力施加自己的权威。他徒然地主张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但事实上他只反对某种社会形式；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个希望以一个政府代替另一个政府的普通革命者的所作所为。无政府主义这样设想，人必须摆脱任何监督，因为他相当明智，完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在废除任何制度之后，人不再统治他的同类，并自觉接受各个人都会取得他在这个世界上应得的那份财富这种观念。没那么天真的共产主义同样在追求平均分配财富的目标，但它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大公无私，因而认为这种结果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实施的约束才能取得。这跟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没那么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这就可能引起在财富分配上的某些不平衡。　　很显然，考迪埃尔是怀着好感去看待共产主义理论的，但他的这种好感比共产主义者要少得多，因为，在贯彻这种理论的过程中仍追求个人利益的只是一些有缺点的人。事实上，他的组织不止在一点上效法集产社会主义，他坚持认为金矿是国家财产；他设想电力生产应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来往于该群岛两部分之间的那艘船属国家所有。他之所以把私有财产当作一种必要的弊病而让其存在下去，这并非根据某种学说，而是因为事实上这是促进各项活动的一种强大动力。归根结蒂，他的政府是以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这种学说渗透了社会主义思想，以致不难使人联想到十五年后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但他那个政策并不符合他本人的内心愿望；这只是一种实验的结果。　　让·谢诺在他那部杰出的著作《从政治角度阅读凡尔纳的作品》中指出，尼摩是个“不屈服者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主张各国人民自由的1848年大革命的梦想，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不承认任何权威的极端自由主义。”　　我倾向于认为，这正是作者的内心情感。皮埃尔·路易发现，这位作者是个“秘密的革命者”。在他满怀20岁青年的激情写给他父亲的那些信中，他不加任何节制地流露出这种反叛倾向。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成为剧作者的年代，他只限于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进行冷嘲热讽。后来，对人类进步的憧憬使他产生了幻想。可是，在1886年，他不得不承认，“科学不应超越习俗”，“人类必须在掌握相当丰富的学说和变得相当明智的时候，才不致于滥用科学。”他通过罗比尔的口说，“未来的科学”能改变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1894年——这是《约拿唐号遇难者》的故事情节所发生的年代——这种对习俗的改变还远远没有完成。恰恰相反，由于科学不断向前发展，分隔科学与精神状况的鸿沟反而加深了。这位上年纪的小说家对科学必然产生的结果感到恐惧；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由于必然造成的滥用，已经可以使人预见到，离开原先的目标、使人类具有理智再也无法控制的某种能力的科学，将导致精神的崩溃。他在最后一份手稿中提到了这种崩溃，但这份手稿写得过于仓促，以致他儿子不得不担负认真修改的任务。　　近几年来，米歇尔跟他父亲的感情关系十分密切，但在理智方面是否也存在这种密切关系？这实在难以肯定。我记得，在朗格维尔林荫道44号的住家里，他们两人就作者正在撰写的这部作品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交谈。这位老人为能够将他的创作提纲托付给一位有资格的对话者和评论家而感到欣慰，并因此而恢复了他青年时代的那种活泼劲儿。让·谢诺有充分理由认为，米歇尔对他父亲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格鲁赛一劳里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决定意义。我们知道，格鲁赛一劳里是属于极左派的。儒勒·凡尔纳在为赫泽尔尽责、全部改写《朗热沃尔的遗产》（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一书中，原稿实在没剩多少东西）时，曾明确表示过他对格鲁赛其人的看法，说他文笔流畅，但思想模糊。　　与格鲁赛一劳里合作的《辛蒂亚号沉船》于1885年发表。我不得不认为，这部由两位作者合作产生的作品委实平庸无奇。我觉得，题材本身便荒诞不经：为了满足家庭范围的好奇而去追寻诺尔登基奥德的足迹作这样一次远征，简直令人难以接受：轻而易举地发现西北和东北航道，这同样令人难以接受。富于戏剧性的试航只是略为提及。在劳里起草的那份内容相当空泛的文稿中，似乎只是插进去一些有关南极地理知识的段落才使作品多少带有一点确实性。我认为，这篇旅游记顶多是一篇黯淡无光的概述，还比不上《在冰川上过冬》这篇结构严谨、文笔生动的青年时期的试笔之作。　　儒勒·凡尔纳和格鲁赛一劳里有过一些交往，这是事实；格鲁赛这个革命者的言谈受到“秘密的革命者”的恳切欢迎，这有可能；但说格鲁赛对儒勒·凡尔纳产生过哪怕只是表面的影响，也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因为格鲁赛虽有真才实学，但思想意识却是模糊的。　　米歇尔的影响要深刻得多。米歇尔向他提供了更为明晰、更富于吸引力的论据。他俩的交谈常常很快转变成一种讨论。到了晚年，这位作家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了他的儿子，除米歇尔外，谁也无法不违背其意图地将他留下的最后一份手稿修改出版。对这位作家的后期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悲观感到诧异的人本来可以觉察得出，作者的情感并非始终是使他们感到放心的那种怡然自得的乐观。假如他们认真阅读，他们必然会发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总是通过一种持久而勇敢的努力去说明他的主人公所获得的成功，而且不止一处地方显示出他对人类命运所怀抱的某种失望。从他的作品的时间顺序来看，这种有所醒悟的色调越来越明显。在1895年发表的《机器岛》一书中，我们透过幻想这层幕纱，不难发现一种尖刻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针对美国的庞大计划、美国佬的唯利是图和政治纠纷的荒唐，而且针对我们那些工程师的显得有些过分的野心。1896年，他把发明家托马斯·罗希置于审判席上，因为他滥用他的发明；1904年，为自己的能力所陶醉的罗比尔沉沦于疯狂之中。《约拿唐号遇难者》使我们看出作者临终前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忧虑。这种思想状态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理所当然地导致一种莫大的幻灭。这种幻灭之感在起初取名为《考察旅行》的《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中便有所反映。善与恶的掺合一直骚扰着人类的灵魂，很可能会使科学服务于最坏的事情。被自己的过分行为冲昏头脑的人类，会不会把造就它的天才的学识用于摧毁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凡尔纳传--第五十一章　最后的信息第五十一章　最后的信息　　《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直到1910年才发表），描写了一个暴君统治下的非洲城镇，这个暴君利用一个精神错乱而又狂妄自大的科学家的发明来获取权势；同样，在《永生的亚当》中，年迈的作家指出了我们这个文明社会的脆弱性；不过，尽管儒勒·凡尔纳已经预感到我们这个时代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但他仍对人类的智慧充满信心　　经过种种犹豫和艰难地誊清暂定题目为《考察旅行》的草稿之后，米歇尔终于恢复了作者拟定的创作提纲的统一性。他当时有一个借口，说他须亲自剔除写得过于仓促的初稿中必然出现的糟粕并添加必要的前后联接，但这会不会破坏他父亲写的最后一部手稿？他发觉他父亲曾口头上跟他谈到过的那些想法已经粗略地表达在这篇他早已熟悉、他俩甚至讨论过每一个情节的故事中。况且，必要的修改并没超出小赫泽尔所能允许的范围。当然，作者本人再也无法对这项修改表示赞同，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稍为慎重的校对员所能作的仔细的修改润色而已。　　修改完毕后，米歇尔便打算交付印刷；但公众所遭受的不幸推迟了该书的出版；他的长子在马思战役中负伤而长期住院治疗，他自己也要经常研究插满表示战线变化的小旗子的法兰西地图，所有这些都必然分散他对尼日尔河湾的注意，使他实在难以考虑出版事宜。直至停战结束这场恶梦，出版问题才有可能提出。1919年，哈切特文库出版社出版了《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　　这次历险的确十分奇异。有人会问，曾产生过要当撒哈拉皇帝这种古怪念头的雅克·勒博特所作的那次历险，是否是创作这部小说的依据？对于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但如果认为这部小说是以乍得湖以南苏丹拉比赫建立的黑人帝国和萨摩利建立的曼丁加王国这样一种史实为创作依据，似乎更加合乎情理。黑人帝国于1899年被拉米少校所推翻，萨摩利也于1900年被俘，书中曾好几次提到过他的名字。　　小说是以“持械抢劫”兼诱拐绑架开始的；虽然我们今天对这些卑劣行径已习以为常，但这次抢劫堪称成功之举。强盗们将中央银行代办处的钱箱搜括一空后，甚至巧妙地将这次盗窃事件嫁祸于受害者刘易斯·伯克顿，并成功地将他弄走。　　因此而得了个不诚实的名声的这位董事的父亲，心灵上早就受到过残酷的打击；他的长子伯克顿是个名声显赫的军官，几年前曾将他率领的部队变成一伙劫掠犯，经常在尼日尔地区作案。在加奥地区清剿这伙亡命之徒时，他本人在霍博里山麓发生的那场库搏战斗中毙命。　　老伯克顿爵士的女儿无法接受她哥哥乔治犯罪的事实，决定前往库博搜集证明他无罪的证据。到了科纳克里，正好遇上发生洗劫中央银行的事件。这次事件把她的二哥刘易斯也牵连进去了，但她并不晓得此事，于是加入巴萨克考察队。这支考察队属议会外组织，其目的是要调查了解法属西非的黑人是否相当发达而可以成为选民。　　这支考察队遇到反对它进入尼日尔河湾的神秘莫测的敌人所设置的重重障碍。由马塞纳上尉率领的负责警卫考察队的护送队，接到一项后来才发现是伪造的命令，被另一支形迹可疑的护送队替换下来。这支护送队由一名中尉指挥，我们后来才晓得，这个中尉原来是个逃兵。　　考察队所经过的村庄，居民已被杀绝，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向考察队袭来；考察队终于到达库博附近，让娜·伯克顿刚查明她哥哥已遭杀害，整个考察队突然被一种古怪的滑翔机摇掠而去。　　此后，考察队被布莱克兰的长官所囚禁。布莱克兰是一座无人知晓的城镇，坐落于延伸至加奥以东、当时仍十分神秘的大沙漠之中。这座新城市建于后来变成一条溪河的干谷边缘上，由3个半向心形的城区组成，一个城区住着恶贯满盈的坏蛋，另一个城区住着残忍成性的罪犯，第3个城区被夹在中央，住着一群奴隶。对岸有一座专供暴君居住的城堡和一座工厂。这个暴君正是通过这座工厂获得他的权势的。　　事实上，暴君哈里·基耶的权力虽能使他派遣他手下的人马去抢劫乡村——这些乡村的居民全部沦为奴隶——和到欧洲各国进行成功的盗窃而获得必要的生活来源，但他必须依赖被他欺骗的发明家马塞尔·卡马雷头脑的智慧。这位学者为能够实现自己的发明而欣喜万分，却不晓得他这些发明的卑劣用途。他办了一间工厂。这座工厂所装配的古怪机器不仅能使老天降雨，将荒凉的沙漠变成绿草如茵的原野，而且能够制造滑翔机和遥控飞弹，使基耶得以控制整个地区。　　通过特制的辐射器控制聚集成束的赫兹波使云层的电荷增大，这样便能引起降雨。对普通发爆器进行远距离操纵，就更容易办到，只要发出一般信号就行了；事实上，即使距离无限大，这种操纵也是可以作到的。但对于发动机，那是另一码事。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工厂的发动机，电能的传输是通过从电站引出的普通电线实现的。滑翔机乃是可变翼飞机的雏形，但起飞和降落的困难是由升力螺旋桨予以解决的，因此，这种滑翔机跟直升飞机有些相似；动力通过突然加热的压缩空气而获得。这些压缩空气恢复普通气体状态而产生巨大的压力，因而能带动发动机工作。这跟涡轮喷气发动机既相似，又大不一样。这些飞行器配备有自动调节的稳定系统，通过移动一根坚杆的位置而调整偶然出现的倾斜；竖杆上部安装有活动翼，这些活动翼环绕垂轴轻轻转动；这些变化能恰当地改变活动翼的形状，从而决定主机的滑动。这种概述曾经引起各种很有见地的批评，或许还能提出另外一些批评；卡马雷所作的解释非常含糊，我承认自己也跟他一样无能。然而，我认为更有意思的是他最初的考虑；他“想使这些仪器具有一种反射系统”，这种系统的反射作用跟飞鸟借助其神经系统而具有的反射功能相仿，这是向现代的控制科学迈出的第一步。　　他发明了“胡蜂”，因而在这条道路上还迈出了第二步。这些“胡蜂”其实是装有4支螺旋桨的圆锥体，其中1支是推进式螺旋桨，另外3支是制动式螺旋桨。这些螺旋桨按规则的间歇时间从蜂窝中突冒出来，履行自己的巡查任务，卸掉原来的霰弹，然后又重新装上；因此，这些“胡蜂”是“自动导向的”；空中飞弹同样可以自动导向。我们现在已经拥有这种装备自动搜索目标弹头的导弹。要达到的目标是由反映在“圆镜”上的座标决定的，“圆镜”的光学仪器将垂直线四周的地带反射在它的壁上。　　这些令人恐怖的奇迹的发明者、工程师马塞尔·卡马雷既幼稚无知，又狂妄自大。当他得知使他的梦想得以实现和布莱克兰城得以建立而进行的敲诈勒索活动时，他进行了反抗。放出霰弹或炭酸的“胡蜂”对工厂的四邻地区进行保护，但由于饥荒，工厂的范围还是逐渐缩少。卡马雷不得不横下心来，决定利用奴隶的反叛，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痛苦的嘲讽！残酷的战斗接连发生。冒失地委身于基耶的让娜·伯克顿在一间地下室里发现她哥哥刘易斯被囚禁在那里。她同时还发现，伯克顿爵士第2个老婆所生的儿子费尔内竟化名为基耶而潜伏到这里来了，他被母亲的婚事所激怒，对他继父一直怀恨在心；他谋杀了乔治后，占了他的职位，并利用他的部队从事劫掠活动。掠劫银行后将刘易斯挟持走的也正是他。　　要不是描写布莱克兰城和卡马雷的发明，这无非是一部侦探小说。很显然，科学为罪恶服务，这就是真正的主题。那位天才的发明家狂妄自负，竟将自己比作上帝，认为自己跟上帝一样有所创造。他振振有词地说：“是我从零开始建成了这座城市，如同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整个宇宙。”　　当他毋庸置疑地意识到自己利用了什么样的罪行以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时，他的脑海里掀起了阵阵波澜，他惊呼道：“让我的事业毁灭吧！”他犹豫不决，继而捶胸顿足，宣布说：“上帝已经判决了布莱克兰死刑”；上帝就是他自己。随后，他进行远距离操纵，引起一连串仔细安排的爆炸，将这座城市渐渐地摧毁掉了。　　布莱克兰化成了灰烬；马塞内上尉接到通过作试验用的无线电报发来的信息，得以将考察队遣送回国……并娶了让娜为妻！结果好的都是好的，然而，科学毕竟有可能变得十分危险！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作者曾经表达过的最后感受。只有当科学进步同时伴随精神进步的时候，这种科学进步才能为人类所掌握。　　发明家对自己的发明的使用是否负有责任呢？19世纪，当人类还只是从科学研究中获得物质利益时，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荒唐的。可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精明善断的人完全可能对新发明招致的后果有所警惕；他曾经借尼摩的口说过，地球上所需要的不是什么新大陆，而是新人；如今，他必然会这样揣摩，具有高尚情操的人不是比新发明更符合愿望吗？　　那个短篇集还一直摆在那里。儒勒·凡尔纳很久便要求出版这个集子，但直至1910年才以《昨天与明天》为题与读者见面。1890年6月3日，作者便提到，他很快就要写好一定数量的中短篇，“足够出1卷，《拉东家族》也可放入里面。”1893年，他再次询问出版商，“中短篇集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何时出版？”小赫泽尔任他再三催促，始终没轻易表态。对于《拉东家族》，他大概没产生跟作者一样的好感。他肯定这样认为，1891年发表在《费加罗画报》上的这篇童话故事有损于创作灵感大不相同的整体作品。的确，这只是1篇童话故事，如同所有这种体裁的故事一样，它打着幻想的幌子，对人类的怪僻进行了讽刺；出版商所采取的保留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音乐故事《雷·迪埃兹先生与斯·贝莫尔小姐》，是应泰奥菲尔·戈蒂埃之约为1893年《费加罗画报》圣诞节专号撰写的；这篇故事起过渡作用；禁烟在管风琴的管子里的儿童声带产生仅以一个音差相区别的生理音符！　　《让·莫雷纳斯的故事》的开头是雨果笔下的马德兰的替身。这篇故事颂扬了一位兄弟替代真正的罪犯的牺牲精神。　　在《一个美国记者的一天》这篇幻想故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后来得以实现的发明。这篇幻想故事是与米歇尔合作并由米歇尔执笔撰写的，1889年用英文发表在《论坛》杂志上。它让我们在时间上向前跃进了1000年，使我们领略到2889年的文明社会的概貌。有些预言平庸无奇，有些预言别出心裁；也有些预言如今已变成现实。　　关于运输，短距离使用时速600千米的飘行车，远距离使用时速1000千米的无轨气垫车，这种列车可以飘洋过海，但没充气管那么舒适。这种充气管能以每小时1500千米的速度将我们从美洲运到欧洲。由于电话和“传真器”极为普及，报纸是有声的，购买者可到沿街设置的报亭去听他所需的期号。“映像传真器”也相当普及，就跟我们今天已经使用的电视屏幕一般，但还没达到我们的电话那样普遍；冬眠和电波催眠术都在实践中应用了。跟电子计算机相仿的电计算器可作最复杂的运算。新闻界的权力至高无上，通过各种民意测验，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还可决定归法院裁判的人的命运，因为在审判前就可对他们进行判决。映在云层中的广告使“地球使者公司”获得必要的资金。该公司的经理弗朗西斯·贝内特伊然是一位国家元首。我们发现他将莱思河的疆界强加给俄国大使，这位大使向他申诉说，俄国人被中国人逼迫，不得不向西扩张，但这种申辩无济于事；贝内特对此将采取补救措施，强令中国人节制生育，否则处以死刑：多生一个孩子吗？就杀掉一位父亲！英国被美利坚合众国所兼并，根据合乎情理的循环，成了美国的一个殖民地，英国本身只满足于占有直布罗陀！太阳能贮电器和转换器能使四季气温平衡和使两极的冰雪融化。活动式的人行道、用管道进行食品分配以及通过电的振动使空气发光，这对我们这些后继者无疑是一些小玩意儿，我们还打算一下子移动整座城市，打算将月球翻转过来哩！然而，贝内特要想歇息一会，还得洗个普通的澡；他一撤按钮，澡盆便自动出现了；但贝内特夫人正好在里面；她比她丈夫预料的更早地回来了！她在“女性造型大师”那里没呆多久。这位大师曾经恰如其分地说过，“女人无非是个体型问题。”　　这个幻想故事所包含的讽刺意义的确不容忽视。紧接着这部幻想小说之后的是一部题为《骗子手》的小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恶作剧，小说对美国喧喧嚷嚷的广告和美国公民的吹牛成癖大加嘲弄。　　然而，继《骗子手》之后的中篇《永生的亚当》，有人却认为调子过于悲观。人类所作的一切努力都遇到自身的脆弱的阻挠；在一个临时性的世界里，人类只了解临时性的事物。人类自以为进步本身有如宇宙一般永无止境，但地球表层的轻微震动便足以将我们的文明社会所作的努力毁于一旦。　　通过几千年，不能排除世界的面貌将再次发生改变这种可能性。小说家虚构了那个未来时代一位对人类所达到的文明程度颇感自豪的学者。考古学家扎托格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别的业已消逝的文明社会的痕迹；他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只装着一份文稿的管子，并终于将这份用陌生文字书写的文稿译解出来。这是叙述发生在我们这个20世纪的一场大灾变的纪事。海洋重新覆盖所有的大陆，而一块新的陆地却从大西洋中冒了出来。地球上的居民只剩下7个人。这些残存的人类回复到原始状态，后来便成为现在这个唯一的新大陆上的居民的祖先。扎托格在这篇故事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在他熟悉的那个文明社会之前好几千年，另一个文明社会——我们这个20世纪的文明社会——便已经存在，而且其发达程度在其消亡时期已达到比现在更高的水平。人类掌握的知识殁灭殆尽，人类不得不从新的零点开始，缓慢地恢复上升。他设想成为人类祖先的亚当和夏娃无非是一对遇难夫妇，不过名字有所改变。在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扎托格发现了一个更为古老的文明社会，这个文明社会相当于大西洋人的文明社会。他痛苦地意识到，事物永恒地周而复始。　　有些人，譬如伊万·富尼埃，并不同意《永生的亚当》所提出的假设，认为那种悲观的结论值得探讨；他们以同样值得探讨的论据去反驳这种结论。熵的增加使人认为，既然宇宙会有终结，那必然会有起始，虽然这种看法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时间范围，但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这种看法。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勤梅特尔神甫关于搏动世界的学说不包含一定的真理成分。但这种看法跟文明社会这个意义更为有限得多的问题无丝毫关系。各个文明社会在将我们带入太空的相对稳定的一堆小小的烂泥上继续延绵。让终结踉我们生存之充实相一致吧！我们是这样希望的，但这种历代的希望根本没像有人大胆地予以肯定的那样为科学所证实，原因在于，科学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在相当短暂的时间内，一些文明社会的的确确消逝了，这并非因为滴的增加，而是人类好动爱闹的必然结果。此外，我们还知道，在更为久远的年代，地球曾发生过一些变动。今后仍有可能发生变动，虽然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发生这些变动是不大可能的。　　《永生的亚当》所表现的这种悲哀只是相对的，扎托格仍在作出行动。如今所涉及的不再是人类的勇气，而仅仅是人类的智慧。　　《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走得更远，因为它向我们表明，现代的人类正用科学去摧毁它自己建设起来的东西，我们今天亲眼目睹的这个过程将发展到什么程度？雷蒙·蒂内斯非常正确地指出，所谓乐观时期的那些主人公总是谨慎行事，他还引述作者的一句话：“文明从来不会倒退，而且文明似乎从需要中获取一切权力。”这种看法不是已经包含了使所谓悲观时期的作品获得灵感而表达出来的那种感受吗？但人类毕竟是宇宙棋盘中的一粒棋子，尽管这粒棋子极其渺小。‘人类需要干一番持久的事业”，虽然不应对这项事业的重要性抱有幻想，但这项事业毕竟是这种命运——宇宙法则组成的方程——的诸元素中的一种元素。人类必须根据需要而采取行动，但这种行动又必须同时肯定人类的存在。　　一个文明社会代替另一个文明社会，这有何要紧？已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这并不妨碍我们这些后来人重新举起火把，并显示出同样的毅力——这是证实人类存在的唯一有价值的参数。凡尔纳那种尽人皆知的乐观始终是一种带批判性的乐观。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正视最大的不幸，这种乐观才教人放心。让·谢诺说：　　“儒勒·凡尔纳及其《奇异旅行》之所以始终具有活力，是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已经提出了20世纪没能回避和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就是整个引人注目的19世纪所提出的问题。”　　这说得实在太好了。我们再补充一点，他给我们留下的信息要求我们勇敢地、谨慎地、满怀信心地去触及这些问题。我们的鼠目寸光和个人主义很可能成为产生这种最坏事情的原因，我们对此不能不感到担心。“勇敢的人、敢想敢干的人必有运气”，但鲁莽的人未必如此。人类的价值主要地是根据它所需付出的努力的大小，而不是根据物质成功的程度去衡量的。　　《永生的亚当》、《约拿唐号遇难者》和《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中，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悲观色彩，似乎跟贯穿在作家全部作品中的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凡尔纳的灵感曲线就是他的生活曲线的位移，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青春的热情几乎没考虑到什么障碍，但随着岁月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来种种失望，这些障碍也就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只要认真观察一下，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位作家的思想似乎一直没多大变化，而他的乐观却一直呈现出细微的差别。虽然“伟大的事业是由过分夸大的希望组成的”，但毕竟“无需希望便能采取行动，也无需获得成功才能持之以恒”。根据这些格言，他的主人公必须克服种种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所遭受的挫折并没使他们气馁，只是因为他们持之以恒地正视困难，他们才终于战胜了这些困难。只有大自然的力量能压倒他们；他们的雄心只能是采取迂回和角黠的办法，有效地利用这些自然力，而这恰好就是科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当他们的举动违背宇宙的秩序时，凡尔纳笔下的主人公常常遭受失败；有些深思熟虑的评论家指出，这些主人公所到达的海岛或则爆炸、或则沉没；而他们所发明的机器也常常被毁坏。这位小说家的乐观主义在他的心目中比在读者的心目中更少，读者总是希望一部作品“结局皆大欢喜”，因此，为了满足读者的这种要求，作品中的主角才好歹幸免于难。　　在后期的小说中，计划的失败变得更为明显，如此而已。当《喷金的火山》喷发出来的天然金块化为烟雾，《流星追逐记》的金流星沉没在巴芬海的时候，人类的贪欲成了泡影；在奥斯特岛发生的骚乱中，对自由和完善的社会结构的梦想破灭了，考迪埃尔不得不承认：　　使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只有需要、狂热和傲慢；还　　有疯狂，这种疯狂潜伏在所有的人群中，使他们在品尝了　　暴力的滋味后，因破坏和杀戮而变得昏昏沉沉，终于停歇　　下来了。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疯狂——英雄主义或抢劫行　　为，视情况而定——强盗才毫无道理地将手无寸铁的过　　往行人打翻在地；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疯狂，革命才将无辜　　的和犯罪的人不加区分地统统杀掉；激励军队的热情而　　赢得战斗的，仍然是这样一种疯狂。　　作者不是同他的主人公一道感到绝望吗？他写道：　　目睹他心目中树起的偶像在他脚下摔碎，承认人们　　受了一种幻景的欺骗，想到人们根据谎言而提出自己的　　理论，觉得人们所想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真实的，想到人们　　愚蠢的为一场空想而作出牺牲，这是多么令人怵目惊心　　的崩溃！　　正如让·谢诺所说的那样，“他热爱自由，幻想过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没能长期地诱骗他。”　　儒勒·凡尔纳对任何问题都极为谨慎。他不再盲目地相信本世纪初的所谓无限制的进步。智慧乃是主宰其他一切的首要的东西，人类所缺乏的正是智慧。傲慢使人忘记自己的生命以及他们所渴望的物质财富的短暂性。这种傲慢维持着人类对这些残忍而荒唐的争斗的兴趣，为了暂时地占有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中的某个脆弱部分，他们常常为这些争斗而付出代价。那么，必须永远绝望，永远放弃幻想吗？文明社会都是过渡性的，长久的努力成果都会毁于一旦；我们在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上所创造的事业又有什么价值？　　到达虚无主义深处这样一种绝对的境界，这位作家倒发现一线亮光；《永生的亚当》的叙述者“认为大自然从本质上说是永恒的，但在瞬息之间却发生极其荒诞的变化”。他对“大自然的这种面目”感到恐惧和心寒，然而，他很快便恢复了冷静，并产生这样一种想法：　　人类的真正的优越性，并不在于主宰和制服自然；　　对思想家来说，主要在于了解自然；让广袤的宇宙寓于　　自己的头脑这个小宇宙中；对实践家来说，面对物质的　　反抗，主要在于保持宁静的心境，对物质说，“要摧毁我　　吗？得了！让我感动吗？休想！”　　这种豪迈的语言使人想起1864年黎登布洛克教授在斯特隆博利岛的火山爆发时所说过的话。考迪埃尔想到人类的命运时，又重复了这样的话：　　这个怪异的、微不足道的家伙，能将一个无限宇宙　　容纳在他那小小的脑海里，能探测宇宙的秘密，能慢慢　　地洞悉宇宙的法则。他所作的努力并没白费，因为这　　么一来，他的思想也就融汇于世界的范围内。　　自甘孤独，给我们的忧虑作出乐观答案的也是他：　　我们固然会死亡，但我们的行为决不会消逝，因为这些行为永远存在于它们的无限结果之中。度过1天之后，我们的脚步便在沙路上留下永不消失的足迹。没有前者决不会有后者，未来是由过去的不为人所知的延伸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