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红28军转战到葛藤山一带。部队刚刚落脚，敌54师第161旅就攻了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实施佯动，迷惑和调动敌人，尔后只留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撤了下来。当敌军蜂拥着扑向那座山头时，他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将161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师长刘书春。当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生被带去见徐海东时，怯生生地问：　　“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摇了摇头。　　刘书春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得到的回答是：“你别再问了，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　　刘书春愣愣地想了半天也没闹明白，于是再问：“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 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呶，就在那儿！”　　巍巍大别山在早春的暖风中泛起层层绿浪，衬着点点鲜花。这是英雄的山，不屈的山，母亲的山，光荣的山。她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造就了多少钢铁战士。在她的怀抱里，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挟雷携电的红军领袖。　　是的，徐海东是大山的儿子，只要看见山，他就像到了家一样备感亲切。在一次转移中，他突然望着前面大声说：“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大家莫名其妙地问：“在哪儿？”他指着眼前的三个山头笑道：“那不是，三个团哩！”　　葛藤山战斗后不久，徐海东率部奔赴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同吴焕先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并出任红25军军长。从此，他领导这支光荣的部队，像一条游龙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游荡于鄂豫皖边之间，设伏高山寨、突击长岭岗、奔袭太湖城、激战扶山寨……　　黄土高原建丰功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新苏区的指示，红25军2980余名将士在鄂豫皖省委（到达陕南后改称鄂豫陕省委）领导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长征。部队出征前，徐海东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请求降职了。在他当团长时打仗负了伤，归队时上级已任命了新团长，他便自行当起副团长。　　部队首先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桐柏山，北上伏牛山，继入商洛山，历尽艰难险阻，突破重重封锁，摆脱近10万敌人的尾追堵截，于12月9日进抵陕南庾家河。一路上，徐海东不辞劳苦、奋勇当先，哪里有险情，他就到哪里去。在方城县独树镇，部队突遭敌军拦截，前卫被迫后撤。紧要关头，他跃马扬鞭赶到，挥刀冲入敌阵，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到达庾家河的第二天，部队即遭突袭，当哨兵发现情况，敌人已近在眼前。危急时刻，又是他一马当先，率部反复冲杀。激战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头部，他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到第五天醒来时，他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政委吴焕先告诉他，省委已经决定，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苏区。他听后欣然地点了点头。　　1935年1月，国民党军对刚刚立足陕南的红25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徐海东伤势未愈即随队出征，南下郧西，北上雒南，东进卢氏，西攻华阳，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扩大了苏区、壮大了红军。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于5月调集重兵再兴“围剿”，并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红25军。面对强敌，徐海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　　的作战方针，并率部打头阵，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转圈子。尔后突然西进，四天急行军560里。战士们不理解，讲怪话。他笑道：“不走了，等等看。哪一路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路。”几天后，待敌警备第1旅气喘吁吁地追来时，红25军将士早已养足精神、严阵以待，在山高林密的袁家沟口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生俘敌旅长唐嗣桐，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士们高兴地说：　　“咱们的路没白跑！”　　7月中旬，红25军北出终南山，在西安附近的引驾回从敌人的报纸上获得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北上的消息。徐海东喜极之余，当即向省委建议西征北上，接应中央。他在7月15日召开的省委紧急会议上动情地说：“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省委其他同志怀着同样的心情一致决定：红25军主力立即撤离鄂豫陕苏区，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领前卫团一路急行，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攻取隆德，截断西（安）兰（州）公路。尔后翻越六盘山，在白水镇击溃马鸿宾一个旅，在四坡村消灭马开基一个团。不幸的是，在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为失去这位他最敬重的同志、最亲密的战友而悲痛欲绝。他擦干泪水，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率领红25军继续前进。　　部队在西兰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天天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围拢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代理省委书记和军政委的徐海东，率部跨泾水，过绍山，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红25军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它西征甘肃的战略行动虽然没有迎接到党中央，但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的北上行动。特别是它到陕北后，同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并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和副军团长刘志丹领导下，立即投入到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山战役后，毛泽东即率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信中说：“现在，中央红军、25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即派人来送信，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扬鞭往回奔，135里路，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啦！”竟使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就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的问候和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感到浑身都是力量。从此，他在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直接领导下，斗志更旺，作战更勇，信心更足，作风更强。　　1935年11月，他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年2月，他领兵参加东征，威逼山西省会太原，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5月，他又挥师参加西征，直捣三边（靖边、安边、定边），西出豫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埃德加·斯诺就是在这时来到陕北、访问豫旺县城的，从而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有了那篇著名的“红色窑工徐海东”。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材料。连后来叛变革命的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前去协助解决，同时请求徐海东率领红军主力帮助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徐海东接到中央命令后，以红军南路总指挥的身份，率部星夜开赴西安。杨虎城见了老对手，惊喜而遗憾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东北军官兵看到纪律严明的红军，更是欢呼雀跃：“好！好！现在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谁也不怕了。”国民党亲日派得知徐海东到来，则急令部队连夜后撤40里！　　“七七事变”后，徐海东率领八路军第344旅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和町店等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转战、劳累过度，他口吐鲜血，于1938年8月病倒在战场上，不得不返回延安疗养。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巩固并扩大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然而，就在这次战斗的总结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　　留取丹心照汗青　　徐海东在他的《生平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战争年代，不管生活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他始终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胜的英雄胆略，勇猛顽强，不屈不挠，率领部队跨急流，过险滩，克顽敌，从胜利走向胜利。和平时期，他不顾病痛折磨，在靠氧气维持生命的情况下，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时刻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生命不息，斗志不减，学习不停，工作不止。同志们劝他，他却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　　徐海东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对危害党和革命事业的行为深恶痛绝、敢于抗争。在保卫苏区斗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对“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进行过坚决抵制。在“肃反”过程中，他多次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好同志。在长征途中，他坚持正确主张，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义上书毛泽东，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徐海东具有坚强的党性，一切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他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维护党的领导。长征开始时，他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有的同志不理解，他则说：“只要能为革命做出贡献，叫我干啥都行。”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他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维护红军的团结，并毫不犹豫地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援中央红军。新中国成立初期，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必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同老婆离婚没有？　　徐海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始终保持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与战士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在饥无粮、住无房的艰苦岁月，他同战士们一道在寒风冷雨中跋山涉水，在深山荒野里风餐露宿。激战时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行军路上，他常把战马让给伤员骑。他曾九次负伤，身上留有17处伤疤，但他从不以此为资本向党伸手。作家周立波感慨地写道：“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徐海东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忠厚淳朴、胸怀坦荡。1955年，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他知道后深感不安，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总理深情地对他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要我说，不高也不低，恰当！”在领导编写红25军战史时，他明确指示：“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常说：“没有党，没有革命事业，我只不过是一个穷窑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一代英豪，“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被林彪、江青一伙戴上“黑后台”、“黑干将”的罪名，在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惨遭迫害和折磨。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一间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在被断氧、断药的情况下，徐海东含恨离开了人间。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的高贵品质光照神州，徐海东的不朽功绩彪炳千秋！我军的忠勇将领徐海东同志　伍修权　　徐海东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八年多了。每当我想起这位令人敬爱的老同志，就激起我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愤恨，更加对徐海东同志深切怀念。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对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对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军卓越的指挥员。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定要把大海搅动　　徐海东同志是湖北省大悟县徐家桥人，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六代都是窑工。他本人从小就受着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饱尝了人间的苦难，对土豪劣绅怀有强烈的憎恨和反抗精神。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湖北各地蓬勃发展，黄陂县也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共产党员吝积堂同志知道徐海东同志仇恨土豪劣绅，从小有股闯劲，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讲俄国十月革命。徐海东同志懂得了穷人不革命就没有出路，坚定地说：“打土豪劣绅，我干！”就在这年四月，经吝积堂，李树珍同志介绍，徐海东同志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到了武昌，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不久，党派他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队，名为当兵，实际上是学习军事。他学得十分认真，很快就掌握了一套军事技术。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被党派到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任代理排长，参加了攻打汀泗桥、武昌等著名战斗。在汀泗桥战斗中，他带一个排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炮，受到了当众嘉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党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一九二七年六月，徐海东同志从武汉返回黄陂县，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县委交给他十三个人，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要他组织游击队。他带着这些人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保安团，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三百人。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鄂豫边区的党组织发动黄麻工农起义。徐海东同志奉县委命令，带着人和枪参加起义，被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京军。一九二八年秋天，他担任黄被县夏区区委书记，组织、领导了“年关暴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工农武装斗争的烈火，进行疯狂的大屠杀。敌人抄了徐海东同志的家，烧毁了他家的房屋，杀了他一族六十六人。但敌人的屠杀，吓不倒、压不垮工人阶级的坚强儿子，他从血和火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干革命，闹暴动，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紧枪杆子。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早在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徐海东同志就以英勇善战闻名于众，使敌人闻风丧胆。富有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区人民，至今还广泛传颂着“海东哥”的战斗故事。在鄂豫皖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在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当团长。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军在潢川、商城一带围城打援，徐海东同志领导的部队在豆腐店地区担任阻击任务。敌人以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压来，他带领一个团奋勇当先，冒着漫天大雪，连续打退敌人二十多次冲锋，同兄弟部队一起，把敌人十多个团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称徐海东同志是“徐老虎”。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蒋介石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划区清剿”，企图扑灭留下的红军，摧毁我根据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率领的部队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在两年保卫鄂豫皖红色土地的斗争中，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遇到什么挫折，徐海东同志总是抱定必胜的信心，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一九三三年三月，在郭家河战斗中，他指挥七十四师以伤亡三十七人的代价，歼灭马鸿逵部马腾蛟旅三千余人，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同年十月，党的皖西北道委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任政委。他们采取“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的方针，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打就打歼灭战，以两千多人的兵力，对付敌人十个师近十万人的“围剿”。在葛藤山反击战中，歼灭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一千多人，活捉敌代理师长兼旅长柳树春。不到半年，红二十八军扩大到三千二百多人，皖西北苏区扩大了一倍以上。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组织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进行反革命“围剿”。同年四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七月，在长岭岗战斗中，他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起，利用敌人戒备疏忽和处于不利地形等弱点，发扬我军山地战的特长，全歼敌东北军一一五师。十一月，红二十五军根据鄂豫皖省委决定，为准备长征，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前有敌人五个师重重封锁，后有敌人五个支队紧紧尾追，徐海东和吴焕先同志一起，指挥部队突破四道封锁线，在河南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使部队转危为安，为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着，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进行长征。蒋介石调动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堵后追，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于长征途中。当时，红二十五军只有二千九百八十多人，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他们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战胜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剿”，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当我军由桐柏山区向伏牛山区挺进的时候，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一个旅和骑兵团的袭击。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这紧要关头，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指挥一个连冲上去，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徐海东同志带着一个团赶到，立即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殊死奋战，终于打垮敌人的进攻。就这样，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老根据地，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余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　　一九三五年初，在鄂豫皖省委（后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展开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徐海东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中，鄂豫陕省委根据徐海东同志的建议，采取了“先疲后打”的方针。我军北上商（县）雒（南），南袭荆紫关，把敌军拖得疲备不堪，然后诱敌深入，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生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粉碎了蒋介石三个月消灭红二十五军的狂妄计划。接着，我军又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彻底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经过五个多月斗争，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革命根据地，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七月，从缴获的报刊上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妄图将我中央红军主力消灭于四川北部。鄂豫陕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徐海东同志在省委会上说：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自觉服从革命全局需要的共同心愿。　　红二十五军主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到达陕北苏区水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斗争，连战皆捷。先是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打死敌师长贺立中，接着又攻克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一○七师四个营，活捉敌团长高福源，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榆林桥战斗刚结束，传来了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特大喜讯，全军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十一月初，毛泽东同志来到甘泉县道住铺十五军团部，亲切地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肯定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的作战部署、计划、方针都是对的。　　从此以后，徐海东同志就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直罗镇战役中，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全歼敌军一○九师，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毛主席说，这一仗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页）。一九三六年，毛主席亲自指挥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我参加了这一行动，目睹了徐海东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意图，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一直打到山西省太原近郊的晋祠。接着，徐海东等同志又率领十五军团参加了西征战役，与左权、聂荣臻同志率领的左路军相配合，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徐海东同志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命令，率部进驻商、雒一线，坚快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峰嵘岁月里，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来又参加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这一战役，共歼日军四千余人，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基的一战。在町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率领两个团，突然向敌军发起进攻，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约一千人。一九三八年，他和王震同志一起，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实践毛主席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他又奉命到华中前线，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周家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毙伤日军一百六十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向营以上干部作总结时，突然发病，吐血不止，病倒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对党一颗红心　　光明磊落，旗帜鲜明，是徐海东同志一贯的政治本色。在党内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斗争中，他能够从党的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坚持原则。邓小平副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对党是一颗红心。早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就对张国焘先是军事冒险、后是右倾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一九三三年，围绕要不要围攻七里坪的问题，在红二十五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斗争。七里坪是黄安北部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安在我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据点。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十倍以上，占领着鄂豫皖的全部城镇和大部分农村。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围攻七里坪是红二十五军的“中心任务”。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当时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苏区粮食供应困难，这样怎么能围攻敌人呢？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不听徐海东同志的意见，说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围攻的结果，我军不但未能困死敌人，反使自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徐海东同志再次建议撤围，又被省委一些同志指责为“右倾”，把他赶出会场。七里坪战役失败了，红军受到巨大损失。徐海东同志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要负完全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徐海东同志对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鄂豫皖，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大搞逼供信，有一次把一个团从政委到排长都打成“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他：“你有什么根据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还几次在即将逮捕处决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保护了一些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在陕北，推行王明路线的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徐海东同志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到陕北后，经过调查，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平了反，并撤了戴季英的职。直罗镇战役以后，徐海东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情况，说还有许多同志被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要立刻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经过长征，一路上吃了许多苦，现在还当反革命，你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同志向这些同志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感动得热泪直流。毛主席曾高度称赞徐海东同志坚持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徐海东同志立党为公，不谋私利，一贯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不争个人的兵权。他能上能下，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他搞五湖四海，不搞个人的山头。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他主动要求中央派各级干部加强红十五军团。不论干部来自什么地方，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关心、爱护和帮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徐海东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有切身的体会。他有坚强的全局观念，从不搞本位主义。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给很困难。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向红十五军团借二千五百元钱。徐海东同志立即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那位供给部长说还有七千元。他马上说：“留下两千元，五千元交中央。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并且让部队把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药材、布匹等物品送给一军团，还发动部队给一军团的同志做棉衣。中央供给部的同志们激动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常说：“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要以总理为榜样。”徐海东同志努力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的精神。他负伤九次，身患多种疾病，肺大部失去功能，重病三十余年，但是他永葆革命青春，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忘我的精神对待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病倒后，仍然坚持看文件，看报纸，还要做工作。同志们劝阻，他还是坚持这样做。江北指挥部向中央报告了徐海东同志的病情，毛主席立即签署了一封二百余字的电报，并亲笔写上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同志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作为勉励自己前进的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一九五八年，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到湖北去参观访问。他到武钢、鄂城看炼钢炼铁，到夏店地区访问当年游击根据地，还在武汉召集老红军、军烈属开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致使心脏病发作。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他召集老同志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并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徐海东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对同志满腔热忱，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疗养时，发现由老根据地转移来的一批干部家属生活非常困苦，就主动地帮助她们克服困难，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大家用，把自已的警卫员派到张茜同志那里去。他说，党中央一时照顾不过来，我应尽力为党做点工作。就在这时，我因公到大连，曾三次看望他，相见之下，他那种真诚的亲切的同志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建国初期，有的同志刚进城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徐海东同志对此深感不安。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必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同老婆离婚没有？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不要忘记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不要忘本。要按毛主席讲的办，将革命进行到底。”日久天长，形成了习惯，去看望他的同志一见面就主动向他讲这三条。在北京期间，我同他的接触中，同样感受到他的关怀、鼓励、帮助和教育，至今仍深深地铭记在心中。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对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徐海东同志，无产阶阶的领袖们信任他，关怀他，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尊敬他，爱戴他；而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却仇恨他，迫害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徐海东同志参与所谓“二月兵变”，“黑手伸到全国全军”，“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停发文件，拆除电话，监视徐海东同志的活动，禁止他同外界来往，关起门来整徐海东同志。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他们无中生有地说徐海东同志是“黑后台”，公开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惨无人道地搞“床头批斗”，几十个人围着卧病在床的徐海东大吵大叫，甚至用拳头顶着他的头逼他承认所谓“罪行”。他们指使一些坏人抄了他的家，把他的两个孩子隔离审查。林彪一伙明明知道，徐海东同志患有心脏病，一天二十四小时离不开氧气，竟丧心病狂地下令中断医疗，停止供氧。徐海东同志用个人的工资买氧气，林彪一伙就冻结存款。徐海东同志的亲属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求“急速解决氧气”，林彪死党恶狠狠地说；“假的！不理！”由于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徐海东同志的嘴唇、指甲憋得发紫，心绞痛发作。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一伙仍然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继续迫害徐海东同志，说徐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给出路”。他们以“战备疏散”为名，强迫徐海东同志离开北京到郑州去，指使他们在河南的死党置徐海东同志于死地。他们让徐海东同志住在寒冷潮湿的屋子里，不仅必需的医药卡了又卡，连粮油、蔬菜也不能保证供应。一次，同住的一位老红军帮助买了五十斤萝卜，竟被加上“同徐海东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受到批斗。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徐海东同志生命垂危时，林彪一伙竟指使其死党，撤掉了特护，不许会诊，不准枪救，致使他病情恶化，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恨逝世。穷凶极恶的林彪一伙还不放过，悍然规定五个“不准”：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送花圈，在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不准写评价。徐海东同志遗体火化时，他们不准群众送别。老战友发来唁电，他们扣住退回。他们采取这些卑鄙、毒辣的手段，妄图抹煞徐海东同志的光辉形象，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面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徐海东同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文化大革命初期，徐海东同志就写信向毛主席建议，选接班人一定要选符合五条标准的。趁毛主席和各位老首长健在，要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党的传统、作风传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毛主席亲自培养教育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这封信与林彪“大升一批，大罢一批”的反革命论调针锋相对。林彪一伙就诬蔑徐海东同志写这封信是“逼毛主席交出中央领导权”。一九六六年，林彪伙同江青、陈伯达等人恶毒攻击几位老帅，大反所谓“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时候，徐海东同志气愤地说：“他们为什么对老帅们这么咬牙切齿！　　六届六中全会对陈伯达的审查是对的，我现在还怀疑他是特务。”有人造谣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徐海东同志气愤地说：“放屁！他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出身。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出身成分。出身不好，只要努力改造世界观，可以背叛本阶级变成革命者；出身好，不注意改造自己，也会变成反革命。”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四人帮”的一个死党诬蔑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让徐海东同志“不要选”。徐海东同志义正严词地驳斥了这种诬蔑。开会回来，徐海东同志说：“从这个会上，可以看出两条路线、两种感情，斗争真复杂啊！”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肉体折磨，徐海东同志不屈服，不动摇，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揭露林彪一伙的罪行。即使在林彪一伙停止供氧、使他遭受疾病严重折磨的情况下，他仍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给孩子们讲战争年代的历史，教育他们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他说：“我要活下去。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说：“我是林彪害死的。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总有一天会识破他们！”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徐海东同志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当林彪公开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时，敬爱的叶剑英同志托人传话：“海东同志，我过去对你的看法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不变！”在最困难的时候，王震同志冲破阻力去看望徐海东同志。王震同志斥责那些妄图搜集黑材料的人说：“你们说徐海东是反革命，那我就是反革命！”正当林彪一伙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主席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总理向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提议，代表们热烈鼓掌，有些老同志举双手赞成。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总理含泪走过来，亲自给他安排座位，亲手搬来茶几，痰盂放在他面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主席特地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事实证明，毛主席对我的看法是一贯的、明确的。我要坚信毛主席，坚信党中央。”一九七五年，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不顾张春桥的反对，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给徐海东同志写了评语，肯定了徐海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举行了骨灰移位仪式。粉碎了“四人帮”，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事实证明，林彪、“四人帮”强加在徐海东头上的种种罪名，纯属凭空捏造，必须彻底推倒，而他的革命精神和历史功勋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永放光辉。　　我们要学习徐海东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优秀的将领　战斗的一生　郭述申　　一　　我认识徐海东同志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夏，我在陂安南县（即黄陂、黄安两县的南部）当县委书记，海东同志是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八团团长。他因肩部负伤在我们县里休养。我见到他时，臂上还吊着绷带。他性格开朗、乐观，打仗很勇敢，群众中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是很受群众和战士爱戴的一个红军领导干部。因为他住在我们县委机关，见面闲谈中，才知道他出身于几代烧窑工人的家庭，他自己也当过十多年窑工。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他的家乡--黄陂县一带组织游击队，搞武装斗争，以后转战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残酷的斗争环境和武装斗争的实践，把他从一个烧窑工人锻炼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一九三一年秋，徐向前同志带领部队攻克黄安县城前，海东同志伤好归队，我们就分手了。　　二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围剿”总司令。集中主要兵力，妄图首先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占据鄂豫皖党组织和红军主要领导地位的张国焘，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未能乘胜扩大战果，扩大红军，开辟新区；加之，国民党在日寇节节进攻下准备迁都洛阳，他就主观地认为，红军的力量很大了，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为“偏师”了；只要红军不停顿地进攻，就能很快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对敌人新的严重围攻，缺乏准备。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以后，他又拒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电报指示的：“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拒绝徐向前等同志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陷于被动。在红军连战失利后，张国焘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仓惶失措，右倾逃跑。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造成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当时，我在皖西北道区（当时鄂豫皖边区共分鄂东北道区、豫东南道区和皖西北道区三个道区，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任道区委员会书记。当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向皖西转移时，东线敌人进逼皖西北根据地的中心--麻埠，我被迫带着皖西北地方部队两个团向主力部队靠拢。那时，徐海东同志是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他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同志带领一个团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由于敌人插入，截断了同主力部队的联系。在英山西界岭刘士奇、徐海东同志和我会合了。不久，鄂豫皖中央分局来信指示我们留在湖北、安徽边界坚持斗争，开展工作。组成鄂皖工作委员会，指定我担任书记。我们共同研究，为了坚持斗争，需要树起一面旗帜造成声势，既有利于牵制敌人，又有利于发展工作。决定把这两部分军队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七军，刘士奇同志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海东同志任七十九师师长，王建南同志任师政治委员。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整编部队，进行动员，投入战斗。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经英山打到安徽的霍山、潜山、太湖、宿松一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跟拦阻和追击的敌人几乎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海东同志率领部队，前面紧张时任前锋，后面紧张时任后卫。活动的地区又多是高山峻岭，给养十分困难，多半靠野菜、南瓜充饥，海东同志累得吐了血。苏区很多群众，也和部队一起行动，人数超过部队好几倍，更增加了粮食的困难，部队的机动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想走也走不快，于是，我们决定往回打，返回苏区，把群众护送回家乡。当部队回到原来苏区的商城南部时，得知六安、霍邱等县内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敌人占领了。以后，我们率队到达黄安县的七里坪，才知道张国焘已经把红四方面军主力带到铁路西去了。在七里坪，省委决定红二十七军部队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是吴焕先同志，海东同志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我带着一个特务营又回到皖西。　　三　　一九三三年春，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围攻七里坪。海东同志根据亲身的实战经验，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围攻七里坪，并和坚持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他的正确意见仍然没有被采纳。由于敌人兵力众多，实际上七里坪并没有被围困，反而把我军拖得疲备不堪，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实践证明海东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我在皖西带领红八十二师跟敌人打游击，部队有所发展。由于皖西北不是敌人的主攻方向，皖西北的困难情况比鄂东北要稍好些。一九三三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处境困难，冲破敌人的几层封锁，到达皖西。部队稍事休整和补充一些粮食、给养后，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准备返回鄂东。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部队前行，副军长徐海东同志带病担任部队后卫，中途被敌三十一师冲断。海东同志指挥部队，摆脱了敌人，又收容了被截断的六个连队，回到皖西对我说：　　“敌人增修了公路和碉堡，兵力增加了，封锁线一时突不过去，我带的部队就留皖西地区战斗吧！”经皖西北道区委员会决定，将皖西北的地方部队和海东同志带来的部队合编，成立红二十八军。海东同志任军长，我兼任政治委员。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我病倒了，皖西北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都由海东同志主持，他干得很出色。　　一九三三年冬，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向皖西北苏区进攻。由于敌人反复“围剿”，实行“三光”政策，苏区的粮食被抢走了，房屋烧光了，大批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但是，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尽全力支援红军。在根据地日益缩小，人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红军的供应，只有向敌占区发展，在打击敌人的过程中解决。我和海东同志都认为：人吃饱了才能打仗。要坚持下去，就得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保证战士、干部的健康，还要接济根据地的群众。于是，海东同志带上部队，到六安、霍邱一带打游击，打了很多胜仗，俘虏了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夺取武器，装备了自己，同时，打了那一带的豪绅地主，把得到的粮食、布匹背回苏区。群众生活得到救济，部队的给养得到补充，这样就保证了红二十八军旺盛的战斗力。　　当时，我病得很厉害，海东同志怕把我留在地方上养病出危险，就选身强力壮的同志组成担架队抬着我行军。敌人天天“扫荡”，部队作战频繁，担架队的同志甚至在风雨交加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爬山越岭抬着我跟着部队行动。苏区被敌人烧得没有一爿完整的房屋。宿营时，把我的担架靠在尚未倒塌的墙壁旁边，还要搭个席棚子挡风。我怕影响部队的行动，几次要求把我留下来，海东同志坚决不肯。我病得那样重，又是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如果没有象海东同志这样的战友，这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会遇到不可想象的遭遇。海东同志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干部对战士也都很关心爱护。因此，环境再艰苦，再困难，干部和战士始终保持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和饱满的战斗情绪，这是和海东同志优良作风的影响分不开的。　　四　　一九三四年初夏，红二十五军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在商城县豹子岩，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海东和焕先同志指挥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苏区，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抗击敌人十四个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余个团的兵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地红军的行动，红二十五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很多出色的胜仗。两军合编以后就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后方罗田县城，奇袭安徽重镇太湖县城，缴获大批银元、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在灵隐寨激战两昼夜，挫败了敌追击的三个师；在长岭岗全歼敌一一五师；在大柳树战斗中歼敌一○七师两个团和驻汤池的工兵营；在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敌人十个团的围击，歼敌四千余人。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等同志对于我们党坚持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对于巩固和壮大红军都是有很大功绩的。　　在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的时候，省委的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他指责我“肃反不坚决”。他仅仅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就认定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同志是“反革命”。我和海东同志坚决反对。我和省委代表发生激烈争论。我说：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他俩是反革命呢？他说：你肃反不坚决，严重右倾。省委听信他的片面反映，撤销了我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的职务。最后，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还是含冤被杀害了。　　我被撤职后，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了一段时间的宣传科长。陶家河战斗以后，程子华同志带来了党中央的信，指示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界伏牛山脉方向转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当时，军长是程子华同志，政委是吴焕先同志，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在长征过程中，他同焕先、子华同志领导部队指挥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独树镇战斗时，我刚刚调到二二四团当政治处主任。团长张绍东临阵怯战，带着部队往后退。吴焕先同志发现以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带着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次战斗以后，部队在独树镇附近宿营时，省委的一个同志对徐海东等同志说：郭述申是反革命，他要对独树镇战斗时部队后退负责，应该干掉他。徐海东同志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同他争辩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可是当天晚上，还是把原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政治委员王建南同志和原少共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书记雷金相同志杀害了。　　海东同志在围攻七里坪问题的原则争论上和在反对诬陷我的问题上，都表现了他与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时，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海东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尤其在当时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残酷斗争、动辄杀人的情况下，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五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鄂豫陕省委在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战斗以后，召开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部队转战于雒南、雒西、卢氏、兰田之间，在华阳镇地区，伏击敌警二旅。歼灭这个旅大部，击伤敌旅长张飞生；葛牌镇战斗全歼敌警三旅。以后又采取外线作战，奇袭荆紫关，打乱了敌人“围剿的”全盘部署，创造战机，在袁家沟口战斗中全歼敌警备一旅，生俘旅长唐嗣桐。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出终南山，前锋抵达西安以南二十余里的韦曲、引架回、杜曲和子午镇，震动了西安敌巢。军部从党的交通员石健民同志送来的情报和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已经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并有准备北上之势。这一喜讯，鼓舞了全军指战员。鄂豫陕省委在西安西南的袁家庄（佛坪）开会，正式决定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针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绕到胡宗南后方作战，牵制敌人，按照酝酿成熟的意见，伺机北上，同陕北红军会合。同时，会议还决定留郑位三、陈先瑞同志在陕南，将各路游击师、游击大队和红二十五军伤病员合编为七十四师，陈先瑞同志任师长，郑位三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师政治委员，在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豫陕地区的斗争。　　会后，红二十五军向西运动，一直打到天水附近，截断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在泾川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消灭国民党马开基一个团。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不幸光荣牺牲。全军上下，极为沉痛，决心继承焕先同志遗志，继续奋斗。　　红二十五军深入敌人后方的这一战略行动，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以后，红二十五军挥师北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合后，陕甘省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组成后，立即南下，投入战斗。在延川以南的劳山地区，歼敌一一○师大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乘胜攻克榆林桥，全歼守敌一○七师一个加强团。这次战斗胜利后，得到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消息，全军振奋。不久，毛主席来到十五军团司令部驻地--甘泉县道佐铺亲切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同志。我当时也在场。海东、子华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十五军团的情况。毛主席说：你们在陕北的作战方针、计划和部署都是对的。毛主席还问及十五军团下一步怎样打法。海东同志说：十五军团准备南下作战。毛主席同意了军团的作战部署。　　在欢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庆祝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毛主席讲了话。他深刻地总结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在这次庆祝会师大会上，肖华同志和我分别代表两个军团的指战员也讲了话。　　会师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同志召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两个军团的干部开会，研究作战计划。毛主席说：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三次“围剿”，现在要消灭直罗镇方面的敌人。为了进攻直罗镇必须先拿下张村驿。打下张村驿，使苏区联成一片，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道路。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消灭由西向我进犯的敌人。毛主席还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会上决定拿下张村驿的任务由海东同志担负。部署完作战任务，毛主席又找海东同志和我谈话。毛主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们粮食筹备得怎样？怎么运送？”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海东同志指派韩先楚同志率部打下东村、张村驿两个寨子后，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指挥两个军团对直罗镇守敌发起进攻，歼敌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一个团。打下了直罗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九三六年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开始东征，准备对日作战。当时红一军团由聂荣臻同志等率领从清水关一带渡过黄河；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等率领从舍峪里一带渡过黄河。两军团胜利渡河以后，在兑九峪战斗前，徐海东等同志到黄河东岸毛主席的住地（离敌人只有三十多里）去领受任务。毛主席指示：先集中两个兵团的力量打阎锡山，战斗后两路分兵“各撒一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征集物资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红十五军团在兑九峪战斗后，经汾阳、文水、交城等地，一直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沿途歼灭不少放军，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但是，我党我军东征抗日的行动，却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蒋介石调集了十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的去路。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征部队回师河西。部队返回后，我就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又和海东同志分开了。　　六　　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后，海东同志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一九三九年他调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那时，我在五支队任政委，所以在淮南地区又和海东同志一道工作了。当时四支队在津浦路西，五支队在津浦路东，两个支队互相配合，抗击敌、伪、顽军，打了许多胜仗，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年后，海东同志积劳成疾，卧病不起。我要去延安开会，行前到他那里告别。到一九四九年秋，相隔九年以后，我调到旅大工作时又和在大连养病的海东同志重新见面了。海东同志爽朗的性格，乐观的精神，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战斗时一样。他以顽强的精神同疾病作斗争，几次生命濒于垂危，但他镇定自若，不为亲友的担心忧虑所打扰，仍保持乐观的情绪。他长期卧床不起，却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虽在病中却始终保持和干部战士的联系，有信必答，来访必谈，不愧为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共产党员。象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死去。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个忠勇刚毅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个久共患难的战友，感到十分悲痛！　　我和海东同志几十年共事，在长期接触中，感到他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的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对党忠心耿耿。对群众、对战士、对同志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能够和战士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指挥员。他从实践中学习和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把自已的生死置之度外，使敌人闻风丧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立下了功勋。　　徐海东同志战斗的一生，是一个无产阶级坚强战士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和毛泽东　李黎明　　1935年9月，一支红军长征队伍，走过豹子川，翻越永宁山，到达陕北苏区，这，就是徐海东和他率领下的红二十五军。　　徐海东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后，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0月19日，党中央进驻吴起镇。　　徐海东高兴万分。这天下午，一封由毛泽东、彭德怀签名的信，送到十五军团部。一时，人们高兴地呼叫起来：　　“中央来信了！”　　“来信了……”　　徐海东、程子华和军团部的人，传看着这封热情洋溢的信。　　徐海东和同志们看着这封信，感到亲切、温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不见朱德签名，然而，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这就说明中央红军到了。　　“打胜伏迎接中央！”　　“打胜伏庆祝会师！”　　这一个个发自内心的口号，在红十五军团中回荡。　　这天中午，他正领导部队南下清扫民团，准备攻打张村驿。突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几匹快马。原来是军团政委程子华派人送信来了。信上说：　　“今日下午，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同志将来到军团部，望速回……”　　徐海东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张村驿。马夫未等军团长发话，已把徐海东的白马牵了过来。徐海东跃身上马，那白马一声长嘶，四蹄生风，飞奔起来。　　一年多来，他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转战在河南、陕南和甘肃地区，到入打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当时，部队没有电台，没法联络。他们只在一张《大公报》上看到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的消息。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徐海东立下誓言：积极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就是我们3000多人全部牺牲，也是值得的。　　他们积极作战，一直打到西安城附近。此后，又西进甘肃，北渡渭水，在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两侧转战。天天盼，夜夜想，也没能得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消息。如今，他们盼望已久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终于来到了陕北苏区。　　徐海东心急火燎，一心想快点赶到驻地迎接党中央和毛泽东。大白马四蹄奔腾，徐海东还在加鞭，把身后的骑兵通讯员抛得越来越远。　　从前线到军团部驻地，相距135里，中间要翻两座山，他们只用了３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徐海东进村下马。　　在屋里刚洗了把脸，毛泽东同志就来了。随同前来的还有彭德怀、贾拓夫、李一氓同志，徐海东一个也不认识。程子华以前在中央红军工作过，他们互相认识，正要作介绍，毛泽东同志已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　　徐海东这才认定，这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的人，就是毛泽东，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说：“还是毛主席辛苦！”　　交谈中，徐海东才知道，朱德总司令、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和第四方面军至今仍在长征途中。在这初冬的天气，徐海东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单薄的衣着和他们瘦弱的身体上，可以看出中央的同志和中央红军这一路太辛苦了。　　早在大别山区，徐海东就听说，井冈山那边有朱德和毛泽东。后来，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名字更使他敬仰。如今见到毛泽东，他有好多话要说。　　毛泽东和彭德怀关心着当时的战局，他们取出军用地图，一边看，一边听徐海东汇报当前敌情。　　徐海东从谈话中得知，毛泽东同志这次来，是关心的是如何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他详细地问着敌情、我情，分析着新的动向，最后又问：“你们说这第三次，‘围剿’能粉碎吗？”　　“能，完全可以粉碎。”徐海东说。　　初次相见，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朴实、爽朗的性格，使毛泽东、彭德怀对他一见如故。毛泽东称赞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作战好，纪律也好。徐海东向毛泽东说：　　“我从小读书少，是个粗人。”　　毛泽东笑着说：“革命不是绣花，粗人会打仗啊！”　　彭德怀说：“我们都是粗人嘛！”　　警卫人员端上饭来，大家蹲坐在炕上，边吃边聊。用完饭，谈完事，毛泽东和彭德怀起身要回中央驻地，毛泽东说：“先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攻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徐海东说：“党中央来了，一切都好了，我这就回前方去。”　　“你们有没有电台？”毛泽东问。　　“没有。”徐海东摇摇头。这些年，他们和党中央失去联络，就是因为缺少一部电台。不要说电台，就是连电话都没有。“我们要有电台，早就和中央联系上了！”　　毛泽东像是早已想好似地，说：“给你一部电台，好随时联络。”　　徐海东笑着说：“我不会用啊！”　　毛泽东听着笑了，摇着手说：“不要你自己动手嘛，给你们报务员，要发报，你和他们说一下，他们会使用。”　　徐海东嘿嘿地笑了。这个窑匠出身的粗人，打了这些年的仗，连部电话都没有，党中央一来，给配备电台了，他打心眼里笑了。　　夜色漆黑，徐海东一路上想着和毛泽东的谈话，感到浑身是劲。路，还是他来时走的那条路，此时感到平坦多了，山，还是他来时翻过的山，也感到低矮多了，奔驰的大白马，像一颗流星，穿过树林，飞上山岗，把警卫员、通讯员甩在后头，徐海东想快点回到部队，把见到毛泽东和彭副司令员的事告诉前线的同志们。　　在张村驿方向的部队，正积极准备攻击。半夜１２点，徐海东回来了，他连夜召开干部会，传达毛泽东、彭德怀同志的指示，最后大声宣布：“马上发起攻击，一定要打胜它！”　　第二天拂晓部队攻占了张村驿。战斗结束，毛泽东派给徐海东的电台人员来到了指挥所，他们架好了天线，支起手摇马达，台长向徐海东请示说：“军团长，要发电报吗？”　　徐海东看着那一副陈旧而又简单的手摇马达，好像不相信它的作用似的，笑着问了一问：“你那玩艺好用吗？”　　“好用，好用。”台长说着，让人摇了摇马达，起动后，把耳机递给徐海东，要他试试。“要听！”　　徐海东坐下来，套上耳机，听到一阵清脆、悦耳的嘀嘀哒哒的声音。从来没有使用过电台的指挥员徐海东像孩子似地笑了！　　“向中央发电报，向毛主席、彭副司令员报告，张村驿打下来了！”　　随着一阵嘀嘀哒哒的响声，攻下张村驿的占报发出了。　　这是徐海东向中央发的第一份电报。　　党中央、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群众高兴，红军欢庆，国民党反动派却极度惊慌。蒋介石急令５个师的部队，加紧向陕北苏区围攻。东路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路４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副鄜县方向进剿。　　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等一军团、三军团、十五军团的许多领导都到了会。看来党中央早已有了设想，会议很快就决定了一个战役部署：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大的歼灭战，以求彻底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攻。　　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说：“战场就选定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具体的战斗部署，看了地形之后，你们决定吧！”说着，他看了看彭德怀。　　彭德怀司令员说了声：“好！”又对徐海东说，“明早我们在张村驿集合。”　　会议很干脆，就这么简单、明快。徐海东骑上马，一路往回走，一路想，今天这个会，是他这些年以来，参加的干部会议中最满意的一次。会上认识了许多同志，无意中学习了会议的民主精神和集中的原则。他联想起从前一些会，往往是好半天决定不了一个问题。有时虽决定很快，但事后证明决定错了。他又想到他主持过的一些会议，深深感到党中央的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能力、水平之高。　　第二天一早，徐海东带领团以上干部，飞驰３０多里，来到了直罗镇西南的一座山下。彭德怀和中央红军的指挥员，已经先一步上山了。徐海东跟着登上山头，大家一边观察，一边议论只是彭德怀副司令员严肃地绷着脸，不多说话。当他们走到一座石块堆砌的小围寨前时，彭德怀停住了，看了一会，走近徐海东跟前，指着小寨说：“敌人可能会占它！”　　“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固守据点。”徐海东说。　　有人立即提议：“最好能把它拆了。”　　徐海东随即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身边的一位团长。　　经过现场察看，一个巧妙的战斗部署形成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然后两面突击，歼灭它！　　３天之后，敌一○九师师长朱元峰带领一师人，在６架飞机的掩护下，开进了直罗镇。朱元峰一心想追打红军，根本就没有想到，毛泽东已在这里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　　晚上，徐海东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率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急速前进，此时，中央红军正从北向南开进。　　拂晓，两路红军乌黑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等都亲临前线。总指挥部就设在镇北的一个山坡上。攻击开始，毛泽东又一道命令：“要的是歼灭战！”　　徐海东亲自指挥一个团，攻进直罗镇。他估计要在这里打一场恶战，连大衣都扔掉了。不料，战斗进展十分顺利，激战了两个小时，朱元峰一师人大部被歼，剩下的一部分逃跑了，一部分占领了那个被徐海东派人拆毁的寨子。　　红军一占领直罗镇，枪炮声就渐渐稀疏下来。敌一○九师师长朱元峰，蹲在小寨的残址内，发电呼救，固守待援。　　红军包围小寨子后，敌我双方展开了枪战。红军想攻不能靠近，白军想逃逃不掉。徐海东在望远镜里看到那石头砌的寨子，想起战前看地形时，彭德怀说的话，只怨派部队来拆的时候，自己没亲自督促检查。瞧，这四周的石头墙拆的不彻底不说，石头又放在附近，敌人又把它垒起来了。他看看离天黑还早，便决定沿着一条沟进攻。为了掩护突击队，他组织了６挺机枪。就在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前沿。　　周恩来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会，说：“敌人不少呢！”　　徐海东向周副主席报告了准备进攻的路线，说：“我们一定要把小寨子拿下来。”　　周副主席看到寨子地形险要，为避免较大的伤亡，就对徐海东说：“我看还是先围着它，晚上再进攻吧！”　　徐海东担心等到晚上敌人的援兵传真圳来，便说：“我看还是早攻下它好，万一敌人一○六师赶上来，那还是个麻烦呢！”　　周副主席胸有成竹地摇摇头，告诉徐海东，一○六师已经被我们堵住了，我们的阴击部队在黑水寺消灭了它一个多团。　　徐海东这才略略放下心来，他命令部队只围不攻。自己从俘虏嘴里证实，朱元峰确实躲在小寨子里，徐海东心想，等天黑非捉住他不可。　　夜幕刚刚降临，徐海东就组织部队，发起了攻击，寨子里的残兵败将，不等红军攻上去，就突围向西逃跑。徐海东看到没有抓到敌师长，急令七十五师师长和政委：“你们快追，一定要把朱元峰给我抓住！”　　“我们一定把他抓回来！抓不到活的，也抬个死的回来。”师长坚决地说。随后率部队朝敌人猛扑上去。　　半夜，徐海东接到报告说，他们追到直罗镇以西的山上，把朱元峰击毙了。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陕北的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指挥的一次著名的战役。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歼灭了国民党一○九师和一○六师的一个团。徐海东曾在回忆录《奠基礼》中，详尽地记述了这个战役的全过程，并以真挚的感情，叙述了他和毛泽东的会见和谈话：　　……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携带着胜利品，押着俘虏，撤离了战场。晚上，当我们路过毛主席住的村庄时，只见主席住的窑洞里还亮着灯。这几天，主席够辛苦了，天这么晚了，怎么主席还点着灯呢？　　我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走到主席住的窑洞口，问门口的警卫员：“主席还没有睡吗？”“主席晚上是不睡的！”警卫员说着，把我引进门去。　　主席披着件旧蓝大衣，点着盏油灯，正精神奕奕地工作着。桌上放着那张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可以看出，主席又在考虑新的行动，策划新的战役了。　　主席放下手里的铅笔，亲切地伸出大而有力的手，微笑着说：“辛苦了！”　　我说：“天这么晚了，主席还没休息？"　　主席说：“这样习惯了。怎么样，部队都撤下来了？”　　主席简要地讲了这次胜利的意义，当前的敌人动向，然后，关切地询问着部队的伤亡情况和伤员的安置。最后嘱咐要好好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主席对战士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具体细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从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夜已经很深了，走了老远，回头望去，主席窑洞里的那盏灯仍然亮着……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徐海东常常跟毛泽东一起死行军，一起开会，一个桌子上吃小米、山药蛋。一次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到徐海东的亲人、家庭，徐海东告诉毛泽东，他家是７代窑工，母亲为他受过许多苦，他十分怀念母亲。他说：“只是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　　毛泽东说：“你是一个好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孝子！”　　徐海东还告诉毛泽东，在长征时，他和一位名叫周东屏的女同志结了婚，她是原红二十五军中仅有的７个女战士之一。　　毛泽东说：“要多关心爱护长征过来的女同志，她们一路走下来，就很了不起。”　　徐海东说：“周东屏和我一样，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　　毛泽东笑了，站起身来踱了几步，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来，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　　徐海东很喜欢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他觉得毛泽东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架子，不摆领导人的威风，说话随和，生活上也不讲究，真是看不出和‘粗人’有什么不同。有天晚上，天气十分寒冷，毛泽东和彭德怀、徐海东坐在炕上谈事情，警卫员看见首长们都缩着身子，就用柴禾烧起炕来。哪知彭德怀同志最怕热，不一会就喊到：“莫烧了，莫烧了！”毛泽东却高兴地说：“烧　！烧　！”半夜，炕上的席子突然有一块烧着了，彭德怀一边扑着火，一边笑骂着：“烧　，烧　，把老子都烧焦了！”毛泽东这时仍笑着向警卫员叫：“烧　！烧　！……”　　这是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刚见面时，徐海东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人还有点生疏，但这种生疏感很快就消失了。后来，徐海东派人到中央红军去学习，要求中央给他派干部。他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棉衣都破旧了，就叫供给部做好了衣服给他们送去，见他们一个个面庞消瘦，想到供给部在陕南打土豪缴得有银耳，他就叫人包上几包送去。他这个“粗人”，“细”起来，连中央领导人每个人身材多高，棉衣尺码多大，也都一一记在心上。　　１１月３０日上午，红军召开了一个干部大会。会场就在东村一间大窑洞里。毛泽东穿上红十五军团供给部送去的新棉衣，精神抖擞地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红军一军团与十五军团的会合与团结，是直罗镇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攻，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举行了奠基礼。他在报告最后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正进工入华北，妄图吞并全中国；国民党正在南主洋召开卖国大会。我们的胜利，告诉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许它灭亡中国；我们的胜利也告诉了国民党，我们不允许他们卖国。红军要和全国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句句激动着徐海东的心。他和每个到会的人一样，欢欣鼓舞。　　徐海东从一个“泥巴人”到一个革命军人，从一个普通士兵到高级指挥员，经过许多波折，他认为１９３５年冬，来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身旁，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他曾经这样说过：　　回顾进入陕北以后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在这以前，我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经历过失败和挫折，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貌岸然路，终于找到了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走到了陕北，走向毛主席身边以后，许多问题，使我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跟毛主席一路行军、一块住，他的思想、言行，以身作则的伟大榜样，科学的工作方法等等，都给自己很深的影响……　　谁听说过，毛泽东向别人借钱和事。　　这不是传说，也不是编的故事，毛泽东确实派人找徐海东借过钱，而且是一大笔钱。　　陕北高原的冬季，寒风卷着黄沙，日夜扑打着红军窑洞的窗门。一场初雪飘过，天气骤然变冷，红军战士面临着一个难熬的严冬。　　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几个领导人，多次交换意见，要供给部清查家底，想方设法要给部队添些衣服、棉絮，买些山药蛋，使战士们过个温饱的冬天。后勤部的干部也四处奔走，虽然军团部领导人多次发话，要供给部拨些钱给各团，但供给部总是迟迟不发。一天晚上，徐海东带着几分气，走进了供给部的窑洞。一名管帐的干部，正拨弄着算盘。他看见军团长满脸不高兴地走来，忙放下算盘说：　　“我们正算帐，准备分些钱下去，让各团买几只羊，给连队改善一下伙食。”　　徐海东听后气消了，说：“这就对了，冬天要多吃点肉，你给我说老实话，你们到底还有多少现洋？"“７０００块，”管帐的干部说，“还有些零头。”　　徐海东笑了：“嗒嗒怪不得有人骂你们是‘守财奴’，你们还真是个财神爷呢，攥着这么多现大洋。松松手，拨给下边一些嘛！往后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拿来再补给你们哟！”　　那管钱的干部叹了口气，说：“首长，不管钱不知管钱难。都骂我们供给部是‘守财奴’，让他们骂去吧。反正该用的用，不该用的一个子不给，让他们骂好喽。供给部就是挨骂的差使！”说着又拨着算盘珠给军团长听：添冬装要多少钱，买药要多少钱，还要买盐、买油，噜嗦了一阵，最后说：“要是再有三、五千块，这个冬天就好过了。”徐海东很少过问钱的事，但是他很喜欢这样忠于职守、认真负责的干部。　　徐海东回到军团部，值班参谋报告说：　　“来了位中央红军的首长，等你好一会儿了。”　　“是哪位？”　　“不认识，说是姓杨。”　　“有什么事吗？"　　“没说，只说要见你。”　　自从红军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徐海东像游子见到了母亲似的，对中央的首长、喘红军的领导特别亲，今天听说中央红军的人来了，急忙请进。　　和来人一见面，徐海东立刻认出是中央红军的杨至成同志。两人握手寒暄，坐到炕上。徐海东不喝酒，不抽烟，倒爱喝茶。每逢来了客人，便叫警卫员：　　“小鬼，泡点茶！”　　“不用啦，我马上要回去的。”杨至成客气地说。　　杨至成是红军的一位名将，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他经管红军的后勤工作，凡是吃、穿、用方面的事，都由他负责。中央红军进驻陕北，身上穿的衣服既单薄又破旧，远不如红十五军团穿着。　　趁警卫员烧水泡茶的工夫，杨至成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到徐海东面前说：　　“我是为这事来的。”　　徐海东一看纸条，是毛泽东签的名，上面写的是要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　　“唉，这怎么说呢！”徐海东顿时红了脸。　　“你们转战一年多，一定也是困难的。”杨至成看了看徐海东的脸色，又说，“你不要为难，要是……”　　“你想到哪里去了。”徐海东说，“我们有钱……”他本想说，他们早该想到中央的困难，主动送上一些钱去，现在反倒由毛泽东打条子来借钱，他感到很很为情。　　“等我们筹到款子，还是要还你们的，现在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实在难些。”杨至成接着又说。　　“唉，你说到哪里去了！”徐海东不好意思地回答。　　杨至成讲的是老实话，按照红军规定的制度，哪个部队的钱财，归哪个部队所有，由哪个部队使用，决不允许“共产”，何况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都刚结束长征，一样缺钱，一样困难。　　客人没等泡上茶就要走，徐海东送到窑洞外，转身回来时，见警卫员站在那里傻笑，便说：　　“笑啥，鬼东西！”　　“首长，你不要老叫‘泡茶泡茶’的，你不知道，从陕南带来的那点茶叶，前几天就喝完了，今天那位首长要不是走得快……”　　“算啦，想办法再买一点嘛。”　　“哪里买去，这穷窝窝，山上不长树，不种茶，不像我们的大别山出产的东西多，有茶买。再说，供给部的‘守财奴’一个子儿也不肯给啊！”　　“像个老太婆，叨叨没完。”徐海东说着挥挥手，“去把供给部长找来。”　　“供给部的查部长不在。”“政委呢？”“程政委也不在。”　　徐海东坐在炕上沉思：中央机关若不是缺吃少穿，毛泽东哪能写条子向下级借钱啊，他越想，心里越是不能安宁，便抬脚出了窑洞。　　天上星星闪烁，地上冷风刺骨。徐海东从小冻惯了，不怕冷。　　他思量着走进花给部的窑洞，一个干部正扒拉着算盘，徐海东打断他说：“等查部长回来，对他说，我要你俩们拿五千块钱送给中央。”　　“什么？”那干部一下愣住了。看徐海东认真的样子，他知道这不是说着玩的。这7000元钱，是供给部在长征路上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不知有多少人骂他们“守财奴”，他们也硬着头皮听着。不该花的钱，他们一块钱都不肯开销。查部长更是一个铜板都要攥出汗来的人，现在，军团长一开口就要送出去5000元钱，这不是要倾家荡产吗！这比割了身上的肉还心疼。那干部忍不住地说：　　“我们只有这上噗钱，今年冬天还不好过呢，我们自己还想要再有三、五千元才好过呢。”　　徐海东瞪着大眼看着那干部，他说的话是不错，可是，毛泽东来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更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中央啊！　　夜深了，徐海东刚上炕，被窝还没有暖热，只听得一声报告，供给部部长查国祯进了窑洞。他还不满30岁，却像个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上身穿一件打补丁的棉袄，下身的单裤显得十分宽大，脚上套着用布条打的草鞋。　　“首长，听说你找我？”查部长说。　　“是啊，向你要钱啊！”　　“我听说了。”　　“那好，把那七千块钱留下两千，拿五千给中央。”徐海东不等查部长回话，又说，“我知道你思想不通，通不通，三分钟。我和程政委、刘副军团长都说好了，明天就给中央送钱去。我再说一句，你对中央不能做‘守财奴’！”　　查部长坐在炕沿上，没有言语，他这个人，平时说话很少，遇上难办的事情，也是默默地自己思量。别人说他是“守财奴”，他既高兴，又不高兴，干后勤这一行，就是要会“守财”。大手大脚不能“理财”，吃了今天不顾明天，那是浪荡公子思想。不过该用的钱不用，抱着那几个钱不放，那才真成了钱的奴才！眼下查部长正需要花一大笔钱支付部队伤病员过冬的经费，可是，中央红军老大哥更需要钱啊，军团首长决定了的事，他当然不该反对。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啊！　　“怎么样，你这个‘守财奴’，真的舍不得啊！”徐海东躺在被窝里半开玩笑说。　　“首长啊，跟你这些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啊！”查部长急了眼，委屈地说，“我们在陕南的时候，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你和吴政委当时都说，我们哪怕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中央的到来。现在送几千元钱，这算得了什么，我决不当‘守财奴’。”　　“不过，你也不要愁。”徐海东说着，和查部长一起商量着怎样用手头剩下的两千多块钱度过寒冬。　　第二天，供给部派人把5000块钱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杨至成高兴得很，说：“这下可救了急了！”　　在当时红军钱财困难的情况下，一路红军给另一路红军送几千块钱，这使许多同志深为感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把这5000块钱，看作是雪里送炭。　　“多谢你！”一天，彭德怀副怀念员见到徐海东，握着他的手说。　　徐海东愕然，问：“谢我什么？”　　彭德怀笑着说：“感谢你这位财神爷……”　　“彭副司令员，不要客气了。”徐海东说，“中央来了，我们只想多拿出一些东西，可就是穷啊！”　　“是啊，我们都是穷光蛋嘛！”彭德怀笑出了声。　　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亲自写条子借钱这桩事。毛泽东却一直记着它，好多年之后，他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五千元钱啊！”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转，“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苏区混乱、危险的局面很快扭转。党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正确处理刘志丹同志的冤案，给了徐海东以鼓舞，他要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一天，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过后，人们散去，徐海东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肃反的情况，特别是还有300多人仍然在受冤枉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徐海东汇报后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上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后来，徐海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给这300多人统统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他们的党、团关系。得到平反的人全都哭了，徐海东自己也掉了泪。　　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一部与红一军团并肩战斗，夺取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12月7日，徐海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徐海东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领导下对日寇作战。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徐海东带六八七团，从左翼展开突击，打到天黑，配合兄弟部队，一举歼灭了日寇一个师团，这一仗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平型关战斗后，徐海东率领三四四旅仍日夜转战，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等战斗。12月，根据党的批示徐海东再次率领部队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1938年6月，徐海东指挥町店战斗，歼灭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毙伤日军近千人，并击退增援之敌。他从这一年春天开始直到8月间，劳累过度，一直吐血，最扌病倒在华北战场上，中央命人送徐海东回延安休养。　　徐海东心里难过极了，他抱着病，走了一个营，又走另一个连，几乎走遍了全旅的连队。一一告别之后，他带着难分难舍的心情，离开了华北前线。一路上，他很少说话，默默地坐在马背上。直到渡过黄河，又看见了延安的宝塔山，他的面容才舒展起来。见到了毛泽东，他的头一句话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笑着说：“怎么才叫完成任务？”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那还早呢！”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内战打了十年，这抗战，我们也准备打它十年八年！”　　徐海东来到医院。也许是习惯了下命令，他下命令似地向医生说：“要快把我的病治好！”　　1938年10月，寒冬即将来临。西北高原的延安，还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抗日救国的歌声，在延河边时起时伏，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徐海东每天早早起床，去参加大会，徐海东是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的。　　这天，毛泽东主席作报告，毛泽东讲爱国主义、讲国际主义、讲共产党员要做模范，还讲了政策、团结、纪律、民主等问题，句句打动人心。　　会场里，时而寂静无声，时而爆发出笑声和掌声。会议休息时，徐海东随着大家一起到室外呼吸点鹇空气。小院里，人们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别看都是些大人物，凑到一起，也像小学生一样，气氛十分欢快。，你抢我的烟，我掏他的包，看看有没有钱，有了就买糖吃。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在一起有说有笑，便凑了过来。恰好正听到毛泽东叫他：　　“海东，一块走嘛！”　　贺龙也说：“走，到外面散会儿步去！”　　三人肩并肩地往前走。　　“我国有三部小说，要好好看咧！”毛泽东说。　　“什么小说？”贺龙问。　　“《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毛泽东掰着手指头号说，“你们都看过？”　　贺龙不出声，徐海东没有答话。　　“谁要不看完这三部书，不算个中国人！”毛泽东说。　　贺龙一听，急了眼，跳着说：“没看过，没看过！反正，我不是外国人！”　　贺龙的出身和徐海东差不多。他家庭贫寒，小时候学种田、学裁缝，没有多少学文化的机会。干革命了，只顾带兵打仗，书读得不多。　　毛泽东转过脸去问徐海东：　　“海东，你看那三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只好摇摇头。他小时候上过三年半私塾，念过“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读过“人之初性本善”，后来当窑工，再就是行军打仗，哪有时间看小说呢！不过，他听过说书人讲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诸葛亮“火烧曹营”，还有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宋江、武松的故事。这些都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书里的事。只是不知道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也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三国〉、〈水浒〉都知道一点。”徐海东回答毛泽东的问话，“书没看过，听过故事。”　　“那，你算半个中国人！”毛泽东笑着说。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手指是着徐海东，那神色好像说：　　看呐，你是半个中国人！　　他们说笑着轻松了一阵，继续进会场开会了。　　毛泽东说的本是玩笑话，徐海东却真记在心里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徐海东有机会经常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见面，一起开会议事，谈天说地。他觉得毛泽东他们读书真多，知识真渊博。说到的古今中外许多事情，自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自己真是学识太浅了，许多事情往往一知半解，比起毛泽东告示中央领导同志，真好似“半个中国人”。他暗暗下决心，要抽出时间读读那三部小说。　　徐海东向毛泽东要求重返前线，毛泽东摇摇手，拒绝了，只叮嘱他好好养病。徐海东联想起毛泽东曾特地批了５０元钱，给他啬营养，深感毛泽东同志对他的翔。他想，上前线不批准，该争取多读点书。就又向毛泽东提出是浊可以进学校学习学习。毛泽东当即答应了。　　徐海东就这样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校。他像一个饥饿的人需要粮食那样，发奋读书，汲取营养。他早起晚睡，全部精力都用在书本上。他一字一句地新闻记者着〈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文化水平低，碰到不懂的地方，就端着书本到处问。星期天放假，回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吃罢饭，还和妻子周东屏一起读书。　　王码，毛泽东来学院讲课，听课的学员递上一个条子，要求毛泽东讲讲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毛泽东看了这个条子，说：“全国的苏维埃运动，我讲不清楚。因为全国有十几个苏区。中央苏区我可以讲。我请海东同志给你们上一课，讲鄂豫皖苏区。”　　徐海东急了，下课后，找到毛泽东说：“主席呀，我是个老粗，讲不好，不能讲，不会讲。”　　毛泽东说：“什么老粗、老细，你打仗指挥得好，群众工作做得好，给大家讲讲实际斗争情况。不要被理论吓倒。”　　徐海东再三推辞，毛泽东硬是要他讲，他只好登台了。没料到，他那一课，大家听得很有味道。他没有讲稿不看书本滔滔不绝地讲了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苏区创立和艰苦斗争的结实，并从自己丰富的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一次次斗争的经验、教训……马列主义学院的学员，多是些久经战火锻炼的指挥员。论文化水平，徐海东算是低的，但他的这一课，博得了全场同志的热烈掌声。下课后，徐海东笑着说：“我这不是讲课，拿四川话说，这叫摆龙门阵。”　　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日子里，徐海东常常想起毛泽东说的那三本书，真想找来读一读。　　一天， 徐海东回到自家住的窑洞。他的妻子周东屏正坐在炕上读书，徐海东问她： “你看过〈三国〉吗？”　　周东屏没听懂似的，不答理。　　“你看过〈水浒〉吗？”徐海东又问。　　周东屏被问得莫名其妙，露出疑问的目光。　　“还有〈红楼梦〉，你肯定更不知道了。”徐海东笑着说：“毛主席讲了，谁没朋看过那三部书，不算一个中国人。你呀，恐怕连‘半个中国人’都不够哩！”　　周东屏还是不懂他的意思，咂咂嘴巴说：“嗨，我的文化水，比瓶里的油还少。讲革命道理的书刊号还来不及看，哪有工夫看那？听说〈红楼梦〉里写的都是小姐、小丫头们的事哩。”　　徐海东说：“你不要不懂装懂。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找时间看看书再说吧！”　　周东屏１３岁当红军，以前是人家的童养媳。娘家贫苦，没有出过读书人。她是女孩子更没有条件进学校的门，自从当了小红军，先在被服厂里学缝衣服，后来当了小护士。如今能看看书报，全仗在红军里学认了一些字。她不知道〈三国演义〉里写的是哪家的事，也不知道〈水浒〉是哪朝哪代的书，她心想，是个“水老虎”吧！那〈红楼梦〉，她倒听说过。记不得听谁讲起过，那书上有个小丫头叫什么晴雯呢，还有个林姑娘，宝二爷。　　周东屏想着，心里纳闷起来：海东一天到晚都是打仗的事，是个“粗人”，现在怎么对这些姑娘、少爷的书这么感兴趣。　　“看你这个人，毛主席说的笑话，你认哪门子真！”周东屏说。　　“笑话是笑话。”徐海东接着说，“我们读书太少，和读书多的人比较，真只能算半个人呢。”　　周东屏自笑自乐地说：“你‘半个’，我‘半个’，两个半个加起来，不就算一个了吗？”　　两人都笑了。　　徐海东好记性。他结识的人，经办的事，走过的村庄，到过的山头，都记得很牢。毛泽东说他是“半个中国人”的笑话，他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他总想找〈三国〉、〈水浒〉和〈红楼梦〉来瞧瞧。可是在延安，虽说有党校、有马列主义学院，还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的人多，买书藏书的人少，要想找到那３部小说，还关在难呢！　　不久，中央军委命令下来，要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任职。他在离开延安前一天晚上，到毛泽东的住处辞行，当说到在马列主义学院读了一些书的时候，说：　　“中是你说的那三部小说还没有看呢！”　　“什么三部小说？”毛泽东显然已经不记得了。　　“就是〈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嘛！”徐海东说，“你不是向贺老总和我说过，谁没有看过这三部小说，就是不一个中国人。”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1939年9月，徐海东跟随刘少奇离开延安，奔赴华中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徐海东到江北新四军指挥部不久，病倒了。他病得很重，大口吐血，白天黑夜都躺在担架上。当他挣脱了死神的手，病情略微好转，能看书报时，他又记起了〈红楼梦〉那部书，不知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了。徐海东躺在担架上今天看几行，明天看几页，开始，他感到像吃药一样艰难，慢慢地他读出了点味道。　　一年过去，又是一年，徐海东在病中读完了〈红楼梦〉。　　一年过去又是一年，徐海东在病中读完了〈三国演义〉和〈水浒〉。　　1941年5月，毛泽东得知徐海东病情严惩的消息，从延安给徐海东发了一份电报，安慰他好好养病。电报上最后8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完电文，流下了眼泪。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疗条件差，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抗日战争后5个年头，他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1947年8月，中央给徐海东发电报，要他离开山东去东北养病。9月初，他从威海乘船通过敌人海上封锁，秘密进入大连。　　党中央、毛泽东对我们的身体十分关心。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先念、邓小平、陈云、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和叶剑英等先近两年地望过徐海东。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亲笔给徐海东写信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　　1954年，徐海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事委员会委员。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徐海东被评为大将。　　1956年9月，徐海东从大连搬到北京。这时，他身体稍好一些，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党中央一些重要会议，接受中央军委委托他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　　由于过多的劳累，我们的病情又一次加重了，他每天都要输氧气。就是这样，党中央有重要会议他照样坚持参加，学习、读书、看文件、找人谈话从不间断。他的誓言是：“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　　1969年3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党代表相继来到北京。徐海东没有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这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许多被打倒的中央委员一样，被剥夺了出席代表大会的资格，尽管报纸上没登消息，电台没广播，人们还是听说了党的“九大”将在4月1日开幕。　　3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徐海东整宿没能入眠，他想到了许多过去的往事。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在问到出席会议的同志时，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1960年春节，徐海东夜晚有工作，乘车外出，每次都要司机把汽车从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发动机器。毛泽东嘱咐司机说：“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　　多少年的革命情谊，多少个难忘的日子，难道说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毁一？徐海东不相信。　　漫长的夜晚，徐海东心情沉重……　　就在徐海东疑虑不解的深夜，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他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提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周恩来同志见有人提出疑虑，解释说：至于说徐海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留等以后搞清楚。毛主席讲过，我们大家都知道，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会场沉静了片刻，发出了一个个回声：　　“同意！同意！”　　4月1日中午，党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一位穿海军服的军委办事组的要人，匆匆忙忙赶到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了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你能出席今天的大会开幕式吗？”　　徐海东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要他出席九大，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名，身体瑞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的！”　　“如果不能参加大会，可向中央请假。”那个穿海军服的人又说。仓皇用意，显然是不希望徐海东到会。　　徐海东急忙从床上起身，要东屏帮他穿好衣服，剃掉长得一寸多的胡子，带上氧气袋，坐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同志看到徐海东坐着手推车上了主席台，急忙走上前去，含着热泪和他握手，亲自安排他就座嘱咐工作人员把手推车安放在主席台的两排座位中间。　　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同志走来了。会场吹呼，全场掌声。徐海东离开手推车，站了起来。当他看到毛泽东同志转过身来，特意向他招手的时候，他又高兴、又激动、又流泪。他那信赖的目光，久久地望着主席和他身边的林彪，直到这时，他还不知道，站在主席身旁，摇着小红书的副统帅，对他、对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要坚决打倒的，是阴谋篡党篡军的。　　大会选举那天，徐海东从候选人名单中，看出了党内发生了极不政党的情况：许多老同志不见了，一些从未听说过的人，倒进了中央委员会的候选名单。他微微颤抖的手，捏着铅笔在一个个名字下点着、数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看到他在朱德、陈毅、徐向前等人的名字下面划了圈，急忙向他耳边低语：“这些都是老机！”　　徐海东懂得，“老机”是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只回答了一声：“他们都是毛主席提的名，我要选！”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尽管徐海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林彪、“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毛泽东，继续加紧对他进行迫害他们秘密地搞他的专案，清查他的所谓“罪行”。林彪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把徐海东列入黑名单，公开却说对徐海东执行“给出路的政策”、“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0月20日深夜，两名“军委办事组”的人员突然来到徐海东的床前，向他宣读了林彪签发的所谓“一号命令”。将他“疏散”到河南郑州。到郑州后，把他安排在一栋阴暗、潮湿的房子里，不仅派人监视徐海东的行动，而且在医疗上和生活上对他进行折磨和迫害。　　一天，徐海东对东屏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也不要怨下边的人，都是‘他’。”说着，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顶。　　1970年2月，徐海东又患了肺炎，接着发生了心力衰竭。在生命垂危时，他仍喃喃自语：“我想念毛主席会为我说话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含恨离开了人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还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就是林彪害……害死的……”　　历史终究是历史，乌云总有消散的时刻。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政协礼堂，亲自为徐海东等8位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持了庄严、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人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缅怀这位为中国革命立过大功的军事将领！　　正如悼词中写道的：　　“……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毛泽东与爱将徐海东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严冬将至，囊空如洗，毛泽东向二十五军借钱，徐海东抠出自己不多的“家底”。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历史壮举--长征。　　这时，红二十五军已经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中央红军的到来，陕北革命力量大增，这让徐海东高兴得眉飞色舞。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着和中央红军会合，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然而，两军会合，陕北一下子开进这么多部队,要解决吃饭穿衣等问题，就使这十分贫庸的地区难以承受了。　　进入11月，秋风萧瑟，寒气袭人。可这时中央红军，从军委领导到战士，绝大部分还都身着单衣，以他们无畏的身躯和砭骨的寒风进行着抗争。偏偏那年天公又不作美，冬天不仅来得早，而且来得也很猛。时令还不到立冬，一场风雪便笼罩了陕北大地。这对于绝大多数出生在南方的红军战士，无疑更是冰上加霜。经过长征，中央红军的后勤保障几欲弹尽粮绝，囊空如洗，这时要求他们再以自身的力量，解决数千人御寒的冬装和口粮，谈何容易!一时间，中央红军因气候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日趋增多。　　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很快逐级反映到军委首长那里。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的报告，也工工整整地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几上。报告不仅分析了当前部队在物资保障上存在的严重困难，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意见。其中几个数字特别醒目：要渡过这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2000至3000元。　　看完这份报告，毛泽东陷入深深思索之中。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他何尝不明了当前部队存在的严重困难。他那一身补钉缀补钉的薄棉衣，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而广大指战员就是连这样的棉衣，也是少之又少啊!但是，毛泽东也很清楚，筹措偌大一笔款子，一时之间要求地方人予解决也不现实。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正常年景，人民群众尚且难得温饱，更何况这几年国民党部队对陕北实行严密封锁，反复“清剿”，早已把群众侵扰得户户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还能有多少盈余供应部队?!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应该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在这种时刻，决不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了。　　然而，部队急切需要解决的困难怎么办?毛泽东双眉紧蹙，在窑洞中慢慢踱步，手中的香烟一支接着一支。　　他忽然想到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毛泽东知道，这笔钱对他们也并非轻而易举，可红二十五军来陕北之前，已经在鄂豫陕开辟了根据地，活动了几个月，或许多少会有点积蓄。“试一试吧。这也是病急乱投医哟!”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他马上派人找来了杨至成。　　“至成同志，你的报告我看过了。我看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道。　　“主席!红二十五军仅仅比中央红军早到陕北一个多月，他们能有这个力量吗?”杨至成不无疑虑地说。　　“先去跑一下嘛!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也许他们多少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毛泽东接上一支烟，继续讲道：“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去。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毛泽东在借条中写道：“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最后署着“毛泽东”三个字。　　杨至成带着这张便条，就象怀揣着中央红军数千人的希望，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纵马飞奔而去。　　到达徐海东的驻地，时间已近中午，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徐海东热情地接待了杨至成。他知道一定是有什么紧急事情，不然杨至成不会在这样一个天气里亲自赶来。果然二人交谈几句后，杨至成便把毛泽东那张借条递了过去。　　徐海东看完借条，手禁不住有些颤抖，一双虎目也有点发酸。他既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而激动，也为自己事先没有想到中央红军的困难而愧疚。徐海东立即将纸条放进怀里，就象收藏起一件珍品。他伸出那双做过窑工的大手，紧紧和杨至成握在一起，连声说：“至成同志，真对不起，我们考虑得太简单，也不粗心了!”　　杨至成一时没有弄明白徐海东这句话的意思，赶忙说：“我们知道，你们一定也很困难，可……”　　没等杨至成把话说完，徐海东连忙表态：“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一些。”他用手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睛，坚定地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请军委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想办法筹款送去!”　　送走杨至成，徐海东在风雪中站了很久很久。他没有穿大衣，因为他的那件青呢子大衣，已经为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牺牲的吴焕先政府陪了葬，至今没有再添置大衣。此刻，他想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有数千来自南方的中央红军将士，在这漫天风雪中，该是如何遭受寒冷的煎熬。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毛泽东能亲自开口借贷吗?　　想到这里，徐海东再也站不住了，大步向原红二十五军缩编组成的72师供给部走去。他一见到供给部长刘炳华，当头便问：“快告诉我，咱总共还有多少家底?”　　刘炳华被问得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问道：“老军长，你问这个做什么?”徐海东这时虽然已是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但原二十五军的干部战士还是称他老军长。　　“先不要刨根问底，快老实告诉我!”徐海东急切地说。　　刘炳华稍微迟疑了下，说道：“一共还有7000块。”　　“啊，太好了!太好了!”徐海东高兴地一连向刘炳华肩上拍了好几掌。　　“有什么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刘炳华立刻向徐海东诉开了苦：“老军长，你不知道，马上添置冬装要花钱，买药品要花钱，买油盐粮菜要花钱……现在算来抠去，我这里还差3000多块没有着落哩!”　　“好了。不用说那么多了，先拿出5000块来吧。”　　“你要钱做什么?”这炳华一听这么大个数字，吃惊地瞪大双眼。　　徐海东慢慢地摸出毛泽东的借条，轻轻放在刘炳华的手上。　　刘炳华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那龙飞凤舞的亲笔手迹。看完便条，他也为中央红军当前的困难忧虑，但他还是有点犹豫。“老军长，这钱是该借的。可是我们这里过冬也需要钱，你都没有一件大衣……”说着说着，刘炳华的眼里涌出了泪花。　　徐海东怎能不知自己部队同样面临困难。他默默踱到窗前。室外，大雪纷飞，朔风呼啸。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徐海东倏地转过身来，说道：“我们的日子虽然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过那么多山山水水，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毛主席!需要中央红军数千阶级兄弟!无论如何，我们要尽量抠出钱来，保证他们渡过陕北的这个冬天!”　　稍停片刻，徐海东把手臂一挥，斩钉截铁地说：“炳华同志，明天就请你亲自把钱送过去，一天也不能再耽误了!”　　刘炳华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晨曦微露，几匹坐骑在刘炳华的带领下，驮着银元向中央红军驻地飞驰而去!　　若干年后，毛泽东对这件事仍然念念不忘。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元钱呢!那几千元钱，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　　中央军委决定红军东征，毛泽东将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徐老虎”海东，并幽默地说：猛虎下山，阎老西该有苦头吃了。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东征，打开通往抗日前线的道路。月底，毛泽东在延长红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指挥下，兵分三路：中路由叶剑英指挥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骑兵团、红十五军团224团及陕北红三十军，巩固和保卫占领区域，以策应两翼；右路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及81师，南下晋西南，向运城方向攻击。在部署左路军时，彭德怀说：这一路任务比较艰巨，渡河后要全力北进，向晋西北发展，直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太原，这个任务由徐海东、程子华的红十五军团主力承担。周恩来插言道：徐海东同志是从大别山成长起来的，打起仗来勇猛顽强，点子又多，听说他那个“先疲后打”的方法就让敌人吃了不少亏，都叫他是“徐老虎”，大别山的地方老财和国民党部队一提到“徐老虎”就头痛，真是唯恐避之不及呀!周恩来刚说罢，毛泽东微微一笑，指着徐海东幽默地说：“看来，我们这是放老虎出山了。很对不起那位阎老西子，猛虎下山，该有他的苦头吃喽!”　　坐在毛泽东身旁的徐海东，听着军委领导对他你一言我一语的评论，心中很是激动。他当即坚定表示：“请军委和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让阎老西知道红军的厉害!”　　会后，徐海东立即带上一些干部，化装成当地老乡的样子，踏着积雪，沿着黄河西岸，一连察着了五天地形，把东岸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设置等情况勘察了个清清楚楚，并确定了我军渡河地点和方法。　　2月20日晚9时，十五军团渡河的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夜突袭，到第二天拂晓，在20里黄河正面上，十五军团全部渡过了河。　　统治山西数十年的军阀阎锡山，历来把黄河当作一道天然屏障，沿河岸构筑了许多明碉暗堡，各渡口都设有重兵把守，自认为黄河防线固若金汤。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夜之间，红军竟然轻而易举地突破了这道天堑，还把他的主力机动部队——号称“满天飞”的独立二旅4个团打得落花流水。　　阎锡山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一面调集重兵，用4个师近10个旅在柳林、离石、中阳一线至介休、汾阳一带布防阻截红军，用5个旅进驻岢岚、忻县、文水等地，拱卫太原。一面又下了一道特别命令：“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万元。”徐海山从一个俘虏口供中听到这个话，哈哈一笑，嘲弄道：“这个阎老西实在太小气，人家蒋介石早就讲过，谁要砍下我这颗头，给大洋10万元呢!”　　2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会合后，歼灭敌人两个团，而后各自向预定方向发展。　　3月18日，十五军团在义牒镇又歼敌一个营，余敌溃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各路红军消灭、击溃敌人8个团，俘虏2000多人。　　25日，徐海东亲率一个团，经汾阳、文水北进，直插太原。因为据侦察得知，阎锡山已把大部分主力部队调往外线阻击红军，在太原唱起了“空城计”。一路上，徐海东为扰乱敌人视听，迫使外线之敌尽速回调，为中、右路军发展进攻创造条件，他故意让部队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到处传扬徐海东要兵进太原，搅得阎军惶惶不可终日。　　不几天，徐海东率兵攻占距太原仅10多里的晋祠。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再也沉不住气了，连夜急调5个师回防太原，亲自登城督促士卒加紧构筑工事，全力防守大本营。我中、右两路大军乘势横扫晋南、晋西南，一直打到重镇侯马，并扩大红军数千人。　　徐海东率部在太原附近虚晃一枪，迅速回返，数万回防晋军扑了一个空。随后，十五兵团牵着阎锡山的部队，在同蒲路以西几百里进行“大游行”，把敌人十几个团拖得人困马乏、狼钡不堪。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4月初，徐海东又率部向西急进，做出一副西渡黄河的架势。阎锡山以为红军败退，忙在他的官邸召开庆功宴会。岂不知，十五军团趁夜在敌人围追堵截缝隙中，急行军100余里，掉头插向晋东南。　　4月4日，十五军团在白文镇与刚刚渡过黄河的刘志丹二十八军会师。几天后，徐海东看准时机，秘密设伏，一下子吃掉尾追敌军两个整团和两个炮连。再一次让阎军领教了“先疲后打”的滋味。4月11日在金罗镇，不到一个小时，击溃晋军孟宪吉旅，歼敌一个营，俘敌80余人。4月下旬，在师庄和大石头村一带，全歼敌人一个整团，毙俘敌12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阎锡山接二连三惨败，深感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再也顾不得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勾心斗角，甚至把蒋介石多年觊觎山西这块地盘，处心积虑要打破他阎氏一统天下的阴谋也放到了一边，连连急电蒋介石，请求出兵救援。殊不知这正中蒋介石下怀，老蒋先后调10个师的兵力分别从东、南涌进山西。　　4月下旬，中央军委经过慎重分析，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履行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2日下达东征部队渡河回返的命令。当天，红一军团从清水关、铁罗关两处西渡黄河。次日，十五军团一部也于铁罗关西渡。徐海东则率军团主力与数十倍尾追敌军苦战，且打且退，掩护渡河各路红军。　　5月5日，大雨滂沱，十五军团最后一批部队到达黄河渡口。由于河水猛涨，渡河速度很慢。徐海东心急如焚，赶忙驱马去渡口察看，快到渡口时，前进队伍中突然有一个战士闪了出来，飞驰的战马眼看就要冲到战士身上，徐海东急忙死死勒紧缰绳，战士安然无恙，但由于惯性，徐海东却从马背上冲了下来，一头撞到地面一块石头上，血流如注，两颗门牙也被撞落。战士们忙用担架抬起自己的军团长，在漫天大雨中匆匆渡过了黄河。这一次重伤，徐海东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　　5日夜晚，东征红军全部回师河西。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击溃阎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17万多人，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5月14日，东征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满怀喜悦地说：我们的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政治、军事和扩军筹款等方面都基本达到了既定目的。毛泽东讲到最后，侧身看了看爱将徐海东依然十分憔悴的面容，关切而又诙谐地说：这次，海东同志损失不小，他把两颗门牙丢在了山西，再也找不回来喽!全场干部一听，禁不住哄堂大笑。　　徐海东积劳成疾，重病缠身，毛泽东说：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说：呼吸不停，就要工作!　　1937年，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他率部先后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町店战斗。由于长期征战，积劳成疾，于1938年7月奉命回延安，一边治疗一边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9年，全国战局日趋紧张，八路军、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还要不断反击国民党日益嚣张的反共气馅，前方干部非常缺乏。听到这个消息，徐海东再也坐不住了，多次要求到前线去。　　8月1日，徐海东出席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会后，他径直来到刚刚作完演讲的毛泽东身旁，请求说：“主席，让我回前线去吧。”　　毛泽东关切地问：“身体好了吗!”　　“好多了。我这个人一听打仗就有了精神，再一上阵冲锋就什么都好了!”徐海东微笑着答。　　“噢?打仗也能治病，这是你徐老虎的发明吧?”毛泽东看着徐海东那恳切神态，接着说道：“好吧，看来我又得放‘虎’出山了。你就准备一下，中央决定你同少奇同志一起到华中去。”　　徐海东回到住处，告诉妻子周东屏这个消息。　　“你身体还没好利索，到前方去能坚持吗?”妻子有点担心。徐海东在十几年的征战中，先后负伤9次，一次子弹从左眼底下穿过，从后颈飞出，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尤其那积劳成疾的肺病，多次咯血，常咳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