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厅在顽固派的不断威胁中挣扎着,郭沫若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着。“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①沫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一九四○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他借题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② -------- ①题赠影片《塞上风云》摄制组,见沈基宁:《郭老与电影》,《大众电影》1979年第6期。 ②见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① -------- ①诗、信均见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①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 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 ①见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时至一九四○年九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终于采取更毒辣的一手,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另安排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同时,他亲自下了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于是他安插在三厅的亲信,立即在每个三厅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了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并在三厅本部金刚坡下三塘院子内召开动员大会,扬言“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而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在座的沫若再也听不下去,他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他的言行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的斗志,大家都表示与他共进退,也纷纷提出辞职书。会后,即在会场里摆开书画台,沫若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地振臂挥毫,连连题赠诸同志。其中有一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 大河前横流水今日 生气远出明月雪时① -------- ①手迹见《东海》1979年第8期。 李可染等人盛赞这一联写得气势磅礴,堪与“易水寒”媲美。人们看着联语都在沉思:厅长语重心长砥励我辈,要在寒冬雪夜皎洁发光,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奔赴革命的长江大河。 “金刚矢誓,坚似金刚”。最后导致三厅进步人士集体总辞职,尽管新任厅长好话说尽,也无法“挽留”大家。为此,已经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字文伯,1890—1969)谈话,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这一下可急坏了张治中,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和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寿昌等人,安抚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沫若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嘛!”蒋介石有意避开话头,成竹在胸地说:“我与文白先生已经商量过,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你郭先生主持。”这个部门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属政治部,其宗旨据说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沫若等人不便于当面硬顶,便表示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他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以后,决定答应蒋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担子挑起来。① -------- ①据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一九四○年十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仍分城乡两地办公,本部设在重庆市内通远门外天官府街七号,乡间地点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专任委员有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寿昌、洪深、翦伯赞、胡风等,兼任委员有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王昆仑等,原第三厅约有四五十人也大都被沫若请了回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为了造声势,以显示进步文化界的力量,沫若等人与恩来商量,并征得张治中同意,于十二月七日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以政治部名义举行了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那天有四百余人应邀出席,“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会上,张治中、孙科、沈钧儒等相继发表演说,“盛称笔杆之功”。沫若则接过话头,最后在致词中说:“抗战本身即为文化运动之发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战以来,精诚团结,以发挥其无比力量,今后更盼加强团结,笔杆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工作委员会更望能与大众合作,并请多多帮助,本人愿全力追随。”①席间,田寿昌、舒舍予、洪深、马彦祥等人先后登台表演,救亡歌曲、川江号子、京韵大鼓、京剧清唱、诗歌朗诵不绝于耳。两周后沫若“犹有余兴”,他把写在两张宣纸上的签名单拿出来,请人裱成一横轴,然后补题七律一首: 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炷竞辉煌。 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 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 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② -------- ①见1940年12月8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手迹见《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这幅签名轴,后来一直挂在天官府七号楼下中厅里,象征着团结和进步,激励文工会全体人员同仇敌忾,“相期永不磨”。 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说是第三厅的继续,不过它已不能象三厅那样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国民党当局明文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然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就这样让他们捆住手脚吗?不!沫若领导大家,一方面利用其政治部所属团体这一合法地位,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另一方面跳出这个圈子,以个人身份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如请老舍讲小说,请冯玉祥讲《三国演义》,请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邹韬奋、沈钧儒、张友渔、章汉夫等人讲《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轴心国春季攻势的展望》和《四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与我抗战》,每次差不多都是沫若亲自主持。这样以学术活动的方式广泛联系群众,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希特勒军队进逼莫斯科的时候,国民党御用文人龚德柏受其主子指使,公然散布“苏联必败”的论调,为蒋介石进一步卖国投降张目。郭沫若与阳翰笙等人决定给予迎头痛击。便借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苏德战争座谈会,在请对军事问题素有研究的屈武来主讲的同时,把龚德柏以及其他主张“苏联必败”的人也请来发言。会上,屈武画了一幅军事形势图,从苏德双方力量消长的情况和战争的趋向,论证了德国必败。龚德柏等人固执己见,仍然叫嚷莫斯科必将被德军攻克,甚至料定日本必然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进攻西伯利亚。沫若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按作战地图细细分析了苏德战争的形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希特勒所谓三星期占领莫斯科的奇谈早已成为泡影,从而指出:“对苏德战争的认识和分析,必须以事实论事实,不能拿不着边际的,只作空想妄谈。”①当时,龚德柏等人十分狼狈。 -------- ①见《苏联,为人类自由幸福而战着!》,1941年7月16日《新华日报》。 有许多活动沫若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同样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借观音岩《新蜀报》营业部,为作家们提供“卖字捐款劳军”的场所,沫若书写了不少抗日诗词和联语,与老舍成为此次卖字售出最多者。为了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他还与重庆的诗人们联名发出倡议,定端午节为诗人节。在首届诗人节庆祝会上,他怀着满腔深沉的爱国热情讴歌屈原,说:目前是考验屈原精神最突出的时代,他的诗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发抖,他的诗也可以鼓奋无数战士为摧毁强暴而崛起。 “屈原之投江,实由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①“旋转乾坤又一年,冲涛破浪似行船。”一九四一年对郭沫若说来,也是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奉命在由泾县向茂林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此即“皖南事变”。蒋介石竭力封锁消息,同时反诬新四军“叛变”,然而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十八日,《新华日报》发专稿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稿子临时被国民党当局抽了下来。眼睁睁看着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怒不可遏,即奋笔题词补了空白:“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沫若拿到报纸后,心情特别沉重,闷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许久之后,他突然抽出一迭白纸,挥毫疾书,将恩来的题词抄了一张又一张,交给文工会的同志说:“帮我贴到外面去,贴到街头去!”这样悲愤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之后两天,他看到丁正献在拓印木刻新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刻的是一群工人知道“皖南事变”这一消息后的愤懑与悲痛。沫若随手拿起一张,凝视了片刻,立地在这张木刻画边上题了一首七绝: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② -------- ①据1941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见丁正献:《从〈洪波曲〉谈起》,《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怅望江南余隐痛”,事隔不久由此又发生了一件恼人的事,政治部特务连竟把原孩子剧团成员、现已参加文工会工作的李少清抓了起来,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沫若得知后,立即挂电话给张治中,忿忿地说:“一个青年,为新四军募点钱,犯什么罪?值得抓起来吗?……你快给我放出来!”张治中支支吾吾,沫若更加恼火,声音也更大了:“我手下的人如有问题,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要枪毙就枪毙我!”张治中没法,只好释放了李少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进一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皖南事变”事实真相,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的时候,张治中赶到三厅训话,长达三小时之久,除了说明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所谓“军纪军令”问题之外,中心内容有两点:一是说政治部中其他的部门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租界”,因为这里面有的是左翼作家,都是党外人,即不是国民党党员;二是他主张取消“租界”,即请大家都加入国民党,这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大家倾听了张部长的讲话之后,由主任委员郭沫若起来答复,他很坦白而诚恳地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接着,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至于‘租界’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开辟租界’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最后他表示:“我已经感到干不了了,就来请部长‘收回租界’罢。”①结果张治中无言以对,十分尴尬。这和尚妙喻,曾在陪都文化界传诵一时。 -------- ①韬奋:《郭先生的和尚妙喻》,见韬奋出版社1946年10月版《抗战以来》。 “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为防备“四·一二”事件的重演,坚决执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迅速疏散力量,从重庆撤离一批文化人去延安以及香港和桂林等地。田寿昌即将奔赴桂林,沫若特地抱了汉英陪他过江春游。他们到南山试马,沫若抱着孩子从马上跌下,有人问:“你能再骑吗?”“为什么不?”他又跃身上了马背,向着崎岖的峰口驰去。他们接连玩了三天。三月六日晚,沫若和立群为寿昌饯行,饭后题赠七绝一首: 南山昨日事春游,并辔江边君兴道。 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骅骝。① -------- ①《汐集·送田寿昌赴桂林》 跋语中有“寿昌……乘舟东下,将永别矣”,寿昌觉得后面一句不妥,要他改过来,他笑了笑,才将“永”字涂去,改成“暂”字。 山城雾重,随着一批进步力量被迫撤离,曾有过的一点抗战气氛也消失了,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他极为钦佩恩来做任何事都那样稳健周密、认真细致,有恩来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写信给已去香港的夏衍,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①的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块小小的“租界”上,沫若正依傍恩来这棵“大树”,酝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较量。 -------- ①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三十六 天官府原是一条冷落的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恩赐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由于一九三九年遭受了敌机的大轰炸,如今疮痍满目,瓦砾成堆。自从文化工作委员会设在天官府街七号以后,郭沫若全家也搬到了这条街四号三楼居住。寓所虽有三间,但屋子很小,而且已被炸弹震裂,粉墙早就剥落成半裸体的竹蔑。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楼”,沫若戏呼之为“蜗庐”,朋友们却把它当作“我们的解放区”,因为周恩来常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开会,有时多达六七十人,大家尽可以开怀畅谈,毫无顾忌。小街从此苏醒过来了,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阳翰笙来“蜗庐”与沫若商量工作,不一会恩来也欣然而至,他提出要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沫若谦辞道:“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听了这话,沫若不再吭声了。恩来将这件事交给翰笙负责,并叮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备工作,一定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为此,特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通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希望各地密切配合。①经过一番努力,很快约请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黄琪翔以及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在列。 -------- ①据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寿人寿世此情真”,重庆的各家报纸,早在沫若生日的前几天就披露了庆祝活动的消息,人们都在热切期待十一月十六日的到来。悬弧之辰的早晨,是《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第三、四版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以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贺诗或贺词。沫若先睹为快,他翻开报纸,立即被恩来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所感动: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下面,恩来还分析了沫若的三大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精神,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他不同意有人说鲁迅的韧性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沫若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他指出“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沫若的眼睛湿润了,报纸上的字迹似乎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幻化为恩来的笑容。他对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① -------- ①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38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悬弧之辰的下午,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会场设在餐厅和院子里,从午间起宾客就纷至沓来。秋阳洒着金辉,粉墙四周悬挂的郭沫若、鲁迅、屈原、李白、杜甫、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等人的画像显得格外明亮。会场内外陈列着文化界人士和各界群众以及国民党官员送来的寿联、贺诗和立轴。此外,大楼“文化之家”的檐前还高挂着一枝五尺多长、碗口般粗的毛笔,笔杆上嵌有“以清妖孽”四个大字。这是鹿地亘和一批青年人合送的寿礼,吸引了众多宾客的注意。这里辟有三间专室,展览寿星二十五年来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有各种专著和译本,亦有手稿,总共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 同时还陈列了他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 纪念茶会由自称“老少年”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对郭沫若的革命劳绩、爱国热忱和赤子之心备加赞扬,强调纪念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沈钧儒的发言表示出他对郭沫若的热爱,他殷切希望沫若要更多地写些反映劳苦人民生活的诗篇,同时也要在当前蓬勃的民主运动中发出更有力的战斗呼唤。周恩来在发言中则指出,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而且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是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也到会,他热情称颂寿星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即使在苏联,也有着“郭沫若”的响亮的名字,因为他的创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为了人类的文化,愿郭先生千秋亿万岁。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等人。沫若始终默默地静坐着,右手支住前额,象是在沉思,象是在反省。五十年来的生涯,有不少镜头摄入了心版中:少年时代的勒令退学,青年时代的饱尝异族的冷眼,壮年时代的挥戈疆场,中年时代的埋首古器物研究,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毁家纾难,……这一切在严峻的历史老人面前算是通过了,但自己的现状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不够。因此,最后他在答词中谦逊地说:“如果说冯玉祥先生是个老少年的话,那我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因为我还有许多要向国家、社会和朋友报德的事没有做好。”他既援引卢梭的《忏悔录》,又讲述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的故事,说明“今日之会,意在鼓励青年们,使大家这样想:象郭某这样的人,也有人纪念,我们努力吧!”他郑重其词地表示:“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悚。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① -------- ①参阅《诗笔灿烂的二十五年》、《创作之寿》,分别见1941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悬弧之辰的晚上,天官府七号红烛高烧,“亲朋”满座,文化界人士在这里聚餐为郭沫若祝寿。酒席计十桌,屋小人多,以致连露天的走廊上也摆了四桌。大家猜拳敬酒,好不热闹。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唱的是龚(云甫)派老旦,逗得众人乐淘淘,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延安、桂林、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集会,何凯丰、周扬、丁玲、艾思奇、萧三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致电郭沫若表示祝贺。吕骥特将《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集体演出。桂林文化界举行了纪念茶会和祝寿晚会,有李济深、田寿昌、熊佛西、邵荃麟等人致词,并由中国戏剧社合唱田寿昌作词、姚牧谱曲的祝寿歌《南山之什》,同时演出了杜宣以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为题材而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香港文化界近百人集会庆祝,到会的有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马鉴、夏衍、胡乔木、胡风等人。新加坡文化界则有郁达夫、胡愈之等人发起大型聚餐会,二百余人频频举杯遥祝郭沫若:“先生永生,民族永生!”当天,各地不少报刊也都出了纪念特辑或专号:《华商报》刊载了茅盾的《为祖国珍重》,《大公报》刊载了乔木的《一个真实的人》、杜国庠的《中国历史新研究的拓荒者》,《星岛日报》刊载了叶灵凤的《个人的铭感》、宗白华的《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等文章。这次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才结束,纪念文章则陆续刊载了达半年之久。沫若特电谢延安、桂林、香港诸友好,云: 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挞。郭沫若叩。① -------- ①见1941年11月18日《广西日报》、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 同时他还写了许多诗词,以答谢沈尹默、陈布雷、柳亚子等人。其中给柳亚子的是一首七律,小序说明此诗敬步柳氏原韵奉和,“兼谢各方诸友好”。诗云: 千百宾朋笑语哗,柳州为我笔生花。 诗魂诗骨皆如玉,天北天南共饮茶。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 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② -------- ②《汐集·用原韵却酬柳亚子》 为庆祝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重庆文艺界还献出了两台话剧:纪念日前上演了阳翰笙新近创作的《天国春秋》,纪念日后上演了寿星本人刚修改过的早年作品《棠棣之花》。在此期间,著名平剧、楚剧、川剧演员王震瓯、沈云陔、张德成等人,也演出了祝贺专场。 这次演出的《棠棣之花》,是作者根据四年前通盘整理过的五幕剧重新加以增改的,剧情有了更大的变化,人物性格也更加突出了。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原稿中写有聂政为母亲“服三年之丧”,恩来即指出:“孟子比聂政晚出,那时候儒家的三年之丧还没有普遍推广,游侠聂政更不会庐墓三年。”沫若认为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意见”,但这牵连到歌词甚至全剧的情调,因而改起来非常棘手。为保证演出效果,恩来还建议该剧采取全名星制,即从主角到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结果由石凌鹤导演,舒绣文、张瑞芳、周峰主演。沫若曾多次亲临排演场,为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和孩子剧团的少年演员,讲述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和当时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理解和表现角色,同时还为导演和美工选择服装、道具和布景。在排练过程中,他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对剧本作了不少修改和增删。第二幕结尾聂政赴韩城,他原想加一小段喜剧场面,但石凌鹤认为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引起观众大笑,于剧情的气氛极不协调。他们把戏排了两遍:第一次演到春姑献花后即落幕,第二次则把幕升起,加酒家母赠花的场面。经过这一比较,沫若自己也感到后面一种是蛇足,就一挥手表示不必加了。①从这里他体会到,“舞台是戏剧的实验场,一个剧本总要经过好几次的演出,才能够得到它的完成”,“其中有一些部分也的确是可以称为集体创作的了”②。 -------- ①翁植耘:《郭老虚心改作品》,1985年9月18日《重庆晚报》。 ②《〈孔雀胆〉附录·〈孔雀胆〉的润色》 纯阳洞不久前刚开张的抗建堂,因公演《棠棣之花》而门庭若市,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先后竟看了七次。由于该剧颂扬正义和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因而引起广大观众联想到国民党不断搞投降分裂活动的现实,反响极为强烈。剧中插曲《湘累》,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中间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 观众们与剧中人春姑怀着同样的心情,盼望“为知己者死”的壮士聂政早日归还。 一九四一年是重庆最阴暗的岁月,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使沉寂的山城又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晚上,恩来约了沫若和另外几位亲近的朋友,到他的寓所曾家岩五十号便饭畅谈,大家都为这次祝寿活动的成功笑逐颜开。饭后,恩来请张颖唱《湘累》助兴,悦耳的歌声启示沫若重温了朋友们的美好赠言和祝愿:“事业百年刚及半,无涯宝藏待君开”(马衡);“他年驱逐倭奴后,濯足扶桑共举卮”(董必武)。是的,当此第二青春开始之际,“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他又想起前不久在反战同盟的一次集会上讲过的话:“自己到五十岁了。自己还得要向那荆棘的路上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① -------- ①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月16日《新华日报》。 郭沫若传--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三十七 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殃及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文网密布,特务横行。郭沫若、阳翰笙、石凌鹤等人的一百六十余种剧作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他们外出,后面往往有特务盯梢。一天,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①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 ①据杨铭庆:《郭老二三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9月版《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在天官府四号和七号的周围,国民党反动派也布置了不少特务在严密监视。四号对面的一间屋子便是他们的一个特工据点,这个屋子的窗口恰好面对沫若的窗口,成天有人在窥察郭家的动静。每当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来到郭家或文化工作委员会时,不但周围的特务们要全体出动,而且从通远门到天官府这一带的保甲长也得紧急动员。有趣的是,在郭家的二楼住着的重庆卫戍司令部通讯营营长李奈西,竟是地下共产党员,当时与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保持着联系。他本是国民党授意监视郭沫若的,可是实际上却一直在暗中保护郭沫若。① -------- ①据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①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斗争总得进行,不过形式更需要灵活、巧妙。既然上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难于通过,那么不妨演出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的成功,可以说为话剧开创了一条新路。沫若五十寿辰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这出戏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上座之盛打破任何演出之记录”,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周恩来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领导戏剧工作者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问题开展讨论,并建议《新华日报》出专刊,他亲笔题了刊名《〈棠棣之花〉剧评》。沫若自己也总结了创作经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 ①《汐集·题画翎毛花卉三首(二)》 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这个宝贵的经验,后来被许多戏剧工作者当作历史剧创作的原则。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沫若的创作热情,也有力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话剧工作者。当该剧于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公演的时候,演员江村等人怂恿沫若以屈原的事迹为题材再写一个剧本,这可真是正中下怀,他慨然允诺。消息不胫而走,一九四二年元旦,报章上就已预告“今年将有《汉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恩来知道了,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讨论创作中的问题,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①沫若会心地微笑着,他在想:屈原的悲剧是一个时代悲剧,今天尽管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类似的悲剧依然还在重演,眼前就不乏这样的事例,大大小小不知有多少呵: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驰骋江南抵抗日寇有功的新四军,竟被所谓国军围剿,……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 -------- ①黄中模:《雷电的光辉》,《红岩》1979年第1期。 “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真是愉快。”①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枝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劚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整个写作过程完全突破了原先的构思,没有依据一定的步骤,各幕及许多情节差不多都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 -------- ①1942年1月11日日记,见《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一月十一日夜,天官府周围的电灯早就熄灭了,四号三楼北边房间里的灯光却愈来愈明亮。五幕历史剧《屈原》已经写到最后一幕最末一场了,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沫若,仿佛看见囚禁屈原的东皇太乙庙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他换了一张稿纸,标明第“126”页,得意非凡地写上了最后几行字: 一切俱已停当,火光烟雾愈烈。卫士垂拱于死者之右侧。 屈原(手执花环在空中招展)婵娟,婵娟,婵娟 呀!你已经发了火,你已经征服了黑暗,你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存在呀!(将花环投于尸上) ——幕徐徐下 他这才搁下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山城的冬夜虽然寒冷,但由于过度兴奋,他什么也不觉得。剧本结尾让婵娟死掉,实属异想天开,尤其是她化为永远之光明,永远之月光,更是初念所未及,他确实感到满意。可是睡了一觉之后,突然回想到第三幕中宋玉赠婵娟以《橘颂》尚未交代,便又产生了新的想法:索性用《橘颂》作祭文,和第一幕相呼应,使坚贞的橘树形象贯穿全剧,这是再适合也没有的了。他马上作了修改。至此,全剧本来打算写屈原一世的,结果只写了屈原一天——由清早到夜半过后,但这一天已把屈原的一世概括了。这实在是“意想外的收获”! 《屈原》脱稿后,沫若如释重负,接连轻松了三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他“好象变成了小孩”,总喜欢自告奋勇地把稿子拿出来朗诵给朋友们听,每每四、五个小时都不感觉疲劳。一天傍晚,他把导演陈鲤庭,演员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人邀到家中,恩来也在座。他先向大家介绍了剧情梗概,然后连念带解释地朗诵剧本,只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义愤填膺,时而低声吟哦。到了剧情高潮,屈原被楚怀王囚禁在东皇太乙庙里,沫若更以凛然的气势在怒吼: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他全身心陶醉于这段《雷电颂》中,就象屈原陶醉于自己的诗篇那样。这一场原就是从《天问》篇得来的暗示,那里面有“薄暮雷电”句,由此幻想成为对于怪力乱神的泄愤。屈原在前几幕中逐渐激化了的愤懑,又借着南后与张仪的侮辱而更加深化,这深深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着骂了张仪是不能够平复的。而且在这之后终竟遭了缧绁,作者存心使屈原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就逐渐迭进到雷电独白。朋友们听了沫若的解释,连连顿首,恩来满意地笑着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①猛然一阵掌声冲破“蜗庐”。 -------- ①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人民文学》1977年第1期。 沫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架,神彩奕奕地继续往下念。当屈原的女弟子婵娟得到卫士的同情,逃出樊篱,踉跄奔上神殿,匍匐在屈原的膝前,误服南后阴谋放置的毒酒,为能替代恩师受害,自己含笑死去的时候,沫若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婵娟我的亲人呐!”在他看来,婵娟是“诗的魂”,是“道义美”的化身,是使屈原得到安慰而奋斗到死的唯一力量,因而他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简直是以自己的生命铸造了这一光彩照人的形象。人们抹着腮边的泪水,沉默地思考着剧作者深邃的话语。就在当天晚上定下了角色: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其余角色亦均由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中电剧团的最佳演员担任,因而实际上是“留渝剧人联合公演”。 听说《屈原》完稿了,许多报刊的编辑纷纷登门索求,希望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沫若为了便于演出,便于斗争,特意与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打交道,将剧本交给了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有位朋友提醒他当心稿子被“扣压”,他回答道:“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敲碎之前,国民党的报纸就还得给我发表剧本。”①说完哈哈大笑。这位朋友当然知道,所谓“花瓶”,是指国民党把郭沫若这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当作装饰品空摆在那里,以标榜民主。沫若早就想“摔碎这个花瓶”,可是必须顾全大局。果然如沫若所料,有关当局只好让《屈原》连载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七日《中央日报》副刊。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部下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立即下令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职务,然而其社会影响已无法抵销。 -------- ①《访问王亚平同志的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三月初中华剧艺社正式开排《屈原》后,斗争更加复杂。国民党反动派起初一再阻挠,甚至妄图下令禁演,可是经不住人们的质问:“《中央日报》能够登,为啥不能演?”继而他们又威胁国泰影剧院老板夏云瑚,要他把中华剧艺社从戏院赶走,幸好夏云瑚能明辨是非,终以不演戏无法赚钱维生作为借口予以顶住。演员们天天聚在“国泰”对面一座破旧楼房的院落里,沫若也常来观看排练,不时给予指点。累了,他就请大家到前面的茶馆里坐一下,喝一杯热茶,再顺便说上一段戏。有一次在金山家里聚餐,沫若酒后一时兴起,忽然跳到主人的床上,又满怀激情地朗诵起《雷电颂》来。洁白的床单因此遭了殃,金山却说“值得,值得”,因为他又一次受到了启发。① -------- ①据炼虹:《忆〈屈原〉,念郭老》,《西湖》1979年第6期。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字体登出了大幅广告: 《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 四月三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沫若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① -------- ①《〈屈原〉附录·〈瓦石札记〉》 七日,沫若送票邀请黄炎培观看《屈原》。日前黄炎培已读过剧本,现在又看了演出,禁不住击节赞赏,率成七绝两首以赠作者: 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 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那许别薰莸。 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 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 沫若接读后,感慨系之,即于十一日步原韵奉和两首,由衷地向老友吐露创作《屈原》的真实心境: 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 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薋薋器盈莸。 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 千秋清议难凭藉?瞑目悠悠天地心。 这时候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剧评,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四月十二日《新民报》头版以《〈屈原〉弦外之音——黄炎培、郭沫若酬唱》为题,刊载了黄、郭二人上述唱和诗。第二天,《新华日报》便开辟专栏转载了这四首诗,同时还发表了董必武的和诗一首,栏目则冠以《〈屈原〉唱和》。从此,这类诗作不断见报,形成轰动一时的大联唱,持续了约半年之久。应和者有知名人士、文坛老将、社会贤达、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和学生,如沈钧儒、柳亚子、陈铭枢、张西曼、沈尹默、田寿昌、潘梓年、华岗、龙潜等。“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①这些唱和诗使沫若觉得和含笑在九泉之下的三闾大夫一样,自己三十年来研究屈原的一番苦心终于得到了安慰。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十七天,场场客满,卖座近三十万。四月二十日演出最后一场,沫若特邀苏联大使潘友新前来观赏,恰好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便相率一同看戏。这天敌人有意破坏,中途断绝了剧场的用电,可是在观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台上点起一盏油灯,演员们借着微弱的光亮继续往下演。说来也真巧,待到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剧场外面忽然也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沫若与观众们无比振奋,好象不是在看戏,而是身临其境,亲眼得见历史的再现。②潘友新在观看演出过程中握着沫若的手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沫若感激地回答道:“但愿你们早日打退法西斯强盗,让我们的戏能够有在友邦首都上演的幸福。”③ -------- ①见《汐集·赴壁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二)》。 ②参阅炼虹:《忆〈屈原〉,念郭老》。 ③夏衍致田汉信,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广大人民和国际友人愈是欢迎这出戏,国民党顽固派就愈加惊恐和愤恨。一方面,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和其他御用报刊上,大肆诬蔑、攻讦《屈原》“粗暴”,“对于史实是歪曲,对于艺术欠忠实”,说得一钱不值;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吹捧“战国策派”文人陈铨为汉奸辩护的《野玫瑰》,强迫一些演员演出这个剧本,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令给奖。这些本是沫若预料之中的,《新民报晚刊》不是说“《屈原》冒险演出”吗?没有这点“险”,也就看不出作品的真实价值;不“冒”这点“险”,也就表现不出演员们的劳苦功高。为此,沫若用《屈原》上演税宴请剧组全体人员,当作一次庆功会。大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操场上吃了一顿午饭,并一同摄影留念。①沫若还做了十六首诗,分别题赠演员们。其中《金山饰屈原》一首云: 橘颂清辞费剪裁,满腔热力叱风雷。 苍茫被发行吟处,浑似三闾转世来。 又,《张瑞芳饰婵娟》一首云: 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 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② -------- ①据《访问张瑞芳同志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②均见《汐集·赠〈屈原〉表演者十六首》。 《屈原》的成功是文艺界空前的收获,这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可是个沉重的打击。前些日子曾有人造谣中伤,说郭沫若“已经衰老了,不能够再有任何创作”,早就“失去了创造社第一期的光辉”,如今他们看到这一新的巨著的问世,“瞠目”的同时虽不愿“结舌”,但是空前的演出盛况总是抹煞不了的。谁说“江郎才尽”?事实恰如田寿昌所说“江入夔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文艺界的朋友们看了《屈原》的剧本和演出,纷纷上门祝贺,欣喜之余他们开了个玩笑,说要与沫若夫妇客串一场。于是七嘴八舌地拟了一个演员表,由沫若自演屈原,于立群饰婵娟,马彦祥饰宋玉,夏衍饰更夫,陈白尘等人跳九歌,老舍、曹禺等人也都登台。后来不知被哪位好事者拿去当作真的事情发表了,消息传到桂林,一时成为朋友们谈笑的中心,田寿昌有诗记其事,云:“传来妙语满榕都,如此军容盖世无。”① -------- ①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当时,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等人颇为《屈原》的事感到头痛,他们别有用心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招待会”,不但邀请剧作者和演员出席,还安排了一帮御用文人参加。会上,潘公展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现在有人在造反,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他那长着白癣的脸都气红了。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赶紧跟着他的主子狂吠起来,对《屈原》进行百般诋毁,要求立即禁演,同时肉麻地为《野玫瑰》捧场。潘公展当然表示同意。话音刚落,潇洒自如的沫若便率领演员们昂首阔步地退出会场,以不屑一驳的态度表示了严正的抗议。事后,沫若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那是辩证的规律。”①好事禁不绝,天下知音知多少?《屈原》无法在重庆继续演出,中华剧艺社就应北碚民众邀请,奔赴那里去献艺。沫若也欣然随同前往,他还将自家收藏的一只古铜色大磁瓶抱去当道具。临行前,周恩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与在座的每个人碰了杯,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说完,他为沫若斟满酒,大家都围上来,抢着同沫若干杯。 -------- 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三十八 沫若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虎符,是他去年八、九月间从一位轿夫手里买来的,原物主不得而知,据说轿夫得自于轰炸后的废墟。这是一种伏虎形的青铜器,三寸多长,对剖为二,战国及秦汉时代就靠着它调兵遣将。那虎符古气森森,绿霉斑斑,而且很重实,用来镇纸是再好不过的,沫若十分喜欢它。尤其叫它兴奋的是,它还是历史剧《虎符》的催生符。早在二十年前,沫若就想把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戏剧化了,一直延宕到了一九四二年,由于戏剧运动的活跃,也由于桌上的虎符在不声不响地催促,他才决心提笔实现夙愿。 二月十日傍晚,《虎符》即将完稿。沫若于火盆之畔,用脚自敲节拍,为全剧哼成主题歌一首。这天夜里,他睡得十分香甜,第二天清晨三时左右醒来,又得“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两句,喜不自胜,觉得这更能体现剧本的主题。立即趁热打铁,将昨晚作的主题歌修改一过,定为: 信陵公子,如姬夫人, 耿烈呀太阳,皎洁呀太阴。 铁锤一击,匕首三寸, 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 生者不死,死者永生, 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