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中央军委根据当前我军发展形势，根据地建设，认为有必要来一次整军。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随着这几年我军扩军工作的发展，我们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国民党散兵兵痞、流氓、土匪、奸细、敌探都会混进来，影响我军的素质，部队中官打兵的军阀主义现象，许多党的组织因紧张的战斗，缺少对广大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党员发展工作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教育不够，难免会发生问题，因此，要加强军队建设，开展整军运动是十分必要的。”王稼祥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这次整军，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清除异己分子，敌特分子，和严重违纪分子，严格按党员标准发展新党员，建立对部队经常审查制度，对新党员进行集中训练一次。要用马列主义阶级教育、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部队，用党的政策教育部队，提高部队战士理解党的政策水平和遵守执行的自觉性。”傅钟说：“为了保证这次整军的质量，我看有必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并派巡视团，各主力兵团再派检查员，层层检查；这样，就能保证质量。”谭政说：“我完全同意这种做法。”经过讨论，总政治部立即起草了文件，下发下去。1939 年2 月，八路军总部发出了整军训令，华北各部队连续进行了三期整军。1939年6 月22 日，中央军委和以谭政为主要负责人的军委总政治部又指示全军， “在巩固部队方面应继续整军”，并指示“新四军及华中部队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教育工作（除抗日教育外应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党的工作，务求关于目前形势及我党任务的解说工作，深入战士群众。”为了使整军工作在战争环境中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在谭政及军委总政治部统一要求、号召下，各部队各级政治工作机关，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都制定出整军政治工作保证计划，与军事、后勤机关密切配合，努力创造条件，利用战斗的间隙，分期分批抓紧开展了对部队的整训工作。有的地区（如冀南），还成立了整军的统一领导机构——整军委员会，加强了对整军工作的领导。　　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先后派出了考察团、巡视团，分赴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地区，加强了对部队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在谭政等总政领导的指导与关怀下，整军工作获得了明显的效果。通过整军，深入开展了党的路线教育、政治工作作风传统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等，逐步确立了干部、战士、党员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审查和整顿了干部队伍，实行了对干部的定期审查和鉴定制度，加强了对新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增进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加强了各级领导。同时，洗刷了混人部队的敌探、奸细、土匪、兵痞、流氓，保证了部队的纯洁性，基本上克服了一些部队存在的严重逃亡现象。许多部队还运用民主的方法，整顿了官兵之间的关系，克服了打骂现象等军阀主义倾向和自由散漫等游击习气。　　整军中，在谭政等军委总政的领导下，各部队都把加强党的建设摆在了首位。由于部队数量的猛烈扩大，大量发展党员的结果，形成了部队中抗战前的老党员比例下降、新党员占绝对多数的状况（据军委总政1940 年统计，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新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之其他原因，如新党员发展工作环境复杂、速度快、党内教育不够、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部队中党的组织不纯，党员队伍素质下降等现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加强部队中党的建设，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先后于1939 年6 月和7 月13 日，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党内教育的训令》和《关于加强党的工作的训令》等，指示各级政治机关在领导整军工作中，“应以巩固党，强化党的工作，加强党内教育，作为目前党的工作的基本方向”，并决定在三个月内，将党龄一年及一年半以内的新党员，举行了一个有计划大规模的训练。　　在谭政等军委总政的推动下，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了晋东南各部队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并且在发出的《政治整军训令》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政治整军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各兵团首长必须以加强党在部队中领导为目的而工作”。这样，各部队对党员队伍进行了审查工作，洗刷了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及敌探奸细，处罚了违犯党纪的党员。同时，在发展党员工作上，坚持了积极的慎重的个别发展的方针，严格按党员标准和手续接收新党员，建立了党员的经常审查制度，加强了党员的系统教育和党员实际生活的锻炼。开办了干部党员、新党员等各种训练班，进行马列主义的阶级教育、共产党员的标准、思想意识教育等，加强对党的决议、政策的专门讨论，提高了党员掌握党的政策、实现党的政策的水平。此外，各级政策机关还特别注意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普遍开展了对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党的小组长的培养训练，建立健全了支部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在整军中，谭政还十分重视加强新部队的政治建设。1939 年2 月25 日，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在整军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对我党领导力量薄弱、把握最少的新部队的整理。6 月，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训令》，指示各主力兵团，选派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组成考察团、巡视团，分派各地，协同当地党政机关进行帮助整理与巩固新部队及地方武装。在新部队中，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和政治机关，确立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的合法地位，提高政治委员及政治工作在新部队中的威信。此外，在整军中，以谭政为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还协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残废军人的待遇问题做出了妥善的处理。1941 年10 月1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妥善处理残废军人的指示》，指出：　　战争持久，残废人员的数量将随之增多，处理残废的工作将益加繁重，而这个工作又与提高我军战斗力是不能分离的。因此，对残废军人，不论新老、不论干部与战士，均须加以爱护。任意处置残废的现象，必须认为是犯罪的，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从军、师、纵队、军区一级起，至旅、分区、支队一级止，均设立抚恤委员会。这样，在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的推动下，我军的整军工作获得了全方位的成效。1939 年6 月中旬一天晚上。谭政窑洞灯光下，谭政在回想着他同毛泽东的谈话。今天，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就抗日统一战线中有关策略问题与他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进步势力，又要斗争，中间派怀疑，顽固派反对。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孤立顽固派，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现在他已分化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分化，对顽固势力，既团结又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谭政被这精辟论述深深折服，他在思考着每一个论断，领会其精神，谭政认为，这对我们搞好总政工作具有很大意义。国民党军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矛盾，因此利用矛盾，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团结他们共同抗日，能争取二百万中间力量抗日，那将大大增强我们抗日力量。想到这时，他立刻写了“团结友军，坚持抗战，在斗争中团结，在团结下斗争”的结论。第二天，他和傅钟、肖向荣等进行讨论。谭政说：“现在国民党已经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他们制定了所谓《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反动文件，总的说来，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反共本性不会变，但是，我看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很大，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矛盾，通过具体的活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傅钟说：“我们要做好联络友军工作，争取一部分人过来。”“对！”谭政说，“对那些愿意抗日并同情抗日的要争取，对那些反动顽固不化的，要狠狠打，我们取得了打击顽固派的胜利，中间力量就会向我们靠拢。”于是，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争取友军、孤立顽军的策略指示：　　在投降成为目前最大危险，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形势下，开展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友军继续合作抗战，是避免自己孤立而孤立投降反共分子的最重要步骤。同月，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训令。训令指出：　　我军目前宣传教育方针是，应动员一切宣传机关报纸、杂志、宣传队、剧团、服务团、文化团等，在本军、友军群众中宣传投降是最大危险，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阴谋，号召广大［军民］反对妥协投降及其反共，要求坚持抗战，打到鸭绿江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　　这样，在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具体布置下，各部队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与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多方联络，广泛交朋友。在联络、交友方面，我方出版的书报、杂志、抗日课本、歌本等，以各级首长名义赠送，遇友军喜丧大典，我军首长前去祝贺、吊唁。利用年关节日，赠送贺年片和年礼，派代表去拜年，利用双方共同纪念日去举行各种联欢赛。友军驻地近时，争取架通电话。对方来代表时，热情接待，给过往友军提供食宿方便，同时向其宣传抗日。每一干部战士都不放过与友军接触的机会，并给以良好的影响。对居住在我根据地内的友军家属，凡能遵守我抗日政府法令者，确保其生命财产安全，对生活确有困难者给以资助，并经常召开友军家属座谈会或进行个别访问，代他们书写信件给友军中的亲人，鼓励其英勇抗日。还通过各与友军有交情的各地开明绅士、学者、名流，至朋密友做好友军抗日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开展联络友军工作同时，总政治部还要求各部队用国民党反共分子、顽固派所犯罪行事实，进行教育，宣传。在顽固派向我进攻时，我军坚决给以还击，择其反共死硬部分，给以狠狠地打击。同时，积极开展火线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共同抗日”，实现优待俘虏政策，发还俘虏枪支。如果顽固派愿意停止进攻，我们也停止，恢复和平。1940 年3 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时局指示》，指示各地党部、八路军新四军应用各种方法在当地刊物上发表文章或发表传单、布告、标语等，表示反汪拥蒋，一致抗日。　　要求各部队在反顽斗争中，严格遵守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反磨擦中不忘交友，团结地方实力派，一道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由于总政治部的周密指导，各地开展了广泛的交友活动，收到了很大成效。1940 年，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用三个师兵力向我进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其中一个师在战斗中保持了中立。新四军在黄桥决战中，陈毅遵照总政治部指示，领导官兵开展统战工作，结果争取了国民党苏鲁皖游击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李明扬、李长江的中立，取得了韩国钧、朱立仙等大绅士的同情，使我新四军一举击败反共顽军韩德勤主力。1940 年，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总结》中，再次指出：　　友军工作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的积极的亲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解释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虚心诚意的态度交换工作经验，对友军各级干部须取尊敬亲爱的态度，在他们同意与自愿的原则之下进行部队的联欢、互相参观、帮助工作等。以术增进我友两军友谊，在互助互爱的原则下保证作战上的配合和精诚团结。①　　1941 年6 月13 日，谭政领导军委总政治部，会同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向全军发出通报，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党、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的经验。同时，通报指出：　　交朋友工作的首要前提是，认真调查研究友军（国民党军）对象。交朋友工作不仅在和平共居时可以进行，在武装磨擦时及磨擦后也可进行。其交友方式，应由公开来往的泛泛之交，变成大公无私的朋友，是长期工作过程。此种交友工作是纯粹的交友工作，不去发展党，不去勾引人员逃跑，不去挖他墙脚，使他感到有利无害，不怕我们。要教育我们人员从大处着想，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以失大的行动。①在做好交友反顽工作的同时，以谭政为主要领导人的总政治部要求各地做好瓦解日军工作。谭政认为，日军虽然大举侵华，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通过有力宣传、政治攻势，不断地瓦解他们，也能削弱他们的战斗力，使他们厌战、怠战直至反战。谭政要求各部队坚决做好优待俘虏政策，从物质上，从感情上接近他们，使俘虏们回去能为中国人做工作。1941 年6 月，谭政代表军委总政部发出了《关于对敌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要抓住日军士兵反战情绪、思乡思家情绪、减弱其战斗力，增长其悲观情绪。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立即结束战争，一同请愿回国。”“和中国士兵握手，我们是诸君的朋友！”“你们家属在为你们祷告，不要死于战争。”　　“打死你们的官长，反对战争延长！”谭政要求，宣传品要用日文，要尽可能改进方法，贴近日本人的感情。为了从语言上贴近日本人，谭政要求有关学校为各地培养日语人才，先后办了多期政工干训班，要求政工干部学会有关语言。在广阳战斗中，由于我军用日语喊话，竟使数名日本士兵自动投诚。这一成功，使许多干部战士争相学日语。各地要求一般战士会讲三四句，连以上干部能说七八句，并能唱首日本歌，这些工作，对瓦解日军，起到了很好效果。1941年8 月5 日，谭政又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深入我根据地之日军据点的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对某些孤立深入我占领区的敌军据点，建立暂时的和平，使他没有决心与勇气坚决对我，破坏敌人行动的一致，发展敌兵中的怠战情绪和部分的怠战行为，使我能争取时间，从事休整生产，这在今天敌后的斗争情况下是允许的，而且是可能的。但局部和平是不能轻易求得的，必须利用我之军事力量，打击其据点之骚扰，增加其疲倦、恐惧，使敌人不敢出扰，再加政治工作，才能达到目的。1941 年8 月15 日，谭政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日本兵士宣传问题的指示》，指出：　　德国进攻苏联，孤立了日寇，使日本国内国外形势更为恶化，应向日本兵士宣传：（一）日本国势孤立，在中国的战争迅速结束无希望，胜利更不可能；（二）如日本打苏联，日本一定会失败，日本士兵的前途只有死亡；（三）日本士兵的出路是要求回乡，不与中国人民、苏联人民相屠杀，不作日本军阀的炮灰。　　伪军是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军队，成为日军侵略的主要依靠力量。　　为了争取伪军，分化瓦解伪军，谭政作为总政治部领导人，也想了许多办法。他认为对伪军，应是消灭与争取同时井举，争取其反正和瓦解同时并举，应培养一批专门人员，打入伪军之中去分化、瓦解他们。1940 年7 月，谭政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指出：　　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组织强有力的伪军，对已有的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伪军对抗日的同情与帮助，争取伪军反正，这是我们对伪军工作的总方针。　　1941 年5 月，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点线及伪军工作指示》， 指出：　　为了统一敌工，县以上由地方与部队共同成立敌伪工作委员会，地方由社会部，部队由敌工部，锄奸部等共同组织之。　　1941 年6 月14 日，以谭政为主军委总政治部连续发出《关于对敌军宣传工作的指示》、《关于半年敌伪军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的指示》两道训令。1941 年8 月17 日，谭政又与毛泽东、王稼祥、傅钟，以军委及总政治部名义致电陈毅、刘少奇，发出《对伪军及俘虏政策的指示》，指出：　　（一）对待伪军应采取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二）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事实是存在的，我们应当控制它，使它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三）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再捉再放的办法比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好，我们应耐烦的采取七擒孟获政策。（四）对李长江部队的俘虏应多多进行工作，并从中争取一批去瓦解分化李之内部。此后，谭政又主持军委总政治部于1941年10 月1 日、 10 月10 日、 12 月17 日等分别发出《关于扩大对敌伪宣传的指示》、《对冀中第四次政工会议的指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伪及敌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作的指示》等多道训令，以加强对瓦解敌军工作的政策与策略指导。谭政在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加强对瓦解敌人工作进行政策、策略指导同时，还从政治舆论上领导各部队，运用多种方法，采取了瓦解敌人的政治攻势。　　在谭政领导下，各部队采取散发、涂写、张贴各种传单、漫画、布告，写慰问信，送慰问袋，对敌喊话，召集群众大会，士绅座谈会，自卫团员、青训生、伪军伪组织人员家属会议，创作歌谣、童谣教给敌占区人民到处传唱，以及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宣传等等。造成了强大的群众性、社会性政治攻势。　　据统计，一二○师1941 年总计散发宣传品一百一十万份。　　认真贯彻执行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是谭政工作的主要方面。为了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谭政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撰写文章，宣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他所主管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在通过撰写文章宣传、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干部政策方面，谭政先后撰写了《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在文章中谭政主要从七个方面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在提拔和使用干部的出发点上，谭政认为，是不存私见。党的领导者必须从党的原则出发，不是从私人路线出发，不允许有任何狭隘的宗派思想。在干部问题上论亲疏、分派系，以个人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拢络、排挤，关起窗户说暗话，背后议论是非，如此的不光明正派，共产党员是坚决反对和十分鄙弃的。因此，凡是参加抗日，同情共产党，不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人，均可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并可充当干部。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关系上，谭政认为，必须一视同仁。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义务，党的领导者，八路军、新四军必须给予同样的关心、爱护，爱护有作为的非党干部，如同爱护共产党员干部一样。在干部培养教育问题上，谭政认为，必须严格要求。既不姑息干部，也不糟踏干部，在于部中广泛开展自我批评，依靠自我批评去团结干部，锻炼干部、教育干部、提高干部。在考察干部的标准上，谭政认为，必须要高标准。奖励前进，反对后退，拿前进的标准作鉴定和信赖干部的主要尺度。在非党干部的重要性上，谭政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大量的非党干部，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不能建设得很好的。因此，对待非党干部，必须打破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成见，安定他们的情绪，使之安心为抗战，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在知识分子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应当适时提拔。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新鲜血液，应当大量吸收，适时提拔。仇视知识分子，忌恨知识分子是错误的。在旧军人出身的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对于那些有能力有经验能够指挥作战的旧军人干部，经过考验之后，可分配当指挥员。凡是率领部队加入我军、愿意接受八路军、新四军指挥的旧军人，无论来自伪军反正，土匪投诚，以及其他性质起义，均须格外优待。在通过军委总政治部发布指示、训令方面，谭政也是精心策划，亲自主持的。　　1939 年5 月6 日，谭政与王稼祥就关于审干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审查的目的， 在于了解干部思想能力、个性、特长，发现积极分子，作为提拔干部的根本。1939 年6 月25 日，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训令》提出：　　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某些部分有参加革命以至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同样，正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常常表现出思想上、行动上的弱点，因此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强的干部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与锻炼。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的原则是：（一）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二）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三）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四）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虚心的接受本军光荣传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所有的老干部重视和清楚了解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把大胆吸收和耐烦带领他们，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反对歧视与偏见。①　　1940 年8 月13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会同中央军委发出《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指出：　　..　　（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的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的责备军队党。（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老干部。（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及老部队。..。　　1941 年3 月18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夫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健康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不关心，必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干部保健工作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不合科学的铺张浪费，如乱吃补药；另一种是克扣太紧，因小失大。1941 年10 月17 日，又发出《关于军队内技术部门、技术兵种与技术专家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指出：　　由于我军的政治机关与政工人员缺乏科学知识，对于专门技术不甚了解，固此发生：　　把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中的政治工作一般化，只问政治，不同技术，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起来，妨碍技术的专门化与提高，甚至以政治压倒技术，使发生技术退步的严重现象；不顾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的特殊需要，在装备、供给、经费等方面，定出平均主义的待遇；对技术专家舍不得给钱，又舍不得给名义，提出“专家政治化”的错误口号。为了纠正上述现象，政工人员须加强技术的重要性的教育；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技术工作，不懂技术或懂而不多的政工人员，无权干涉或妨碍技术；保证技术部门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请专门人才等八条措施。①　　1941 年12 月9 日，谭政又与王稼祥、傅钟等军委总政领导人关于对专门家政策问题与罗瑞卿交换意见：　　（一）所谓同情分子，在我军中大多是指各种不同的专门家（医生、工程师、军事人才等），对战士则无重大意义；（二）我们对专门家的政策应当是鼓励他们向技术方面发展，而不是用主观之努力使之政治化；（三）同情小组对于入党要求迫切的分子不能过瘾，对政治兴趣不大的反感束缚，因此，对他们的政治帮助可用活泼交谈，友谊讨论等方式吸收他们参加时事的、政策的、学术的报告与讨论；（四）党的干部还有极严重的宗派主义传统，没有与非党干部共事的习惯，应加强教育。①谭政所撰写和起草审定的有关我军政治工作的论文，文件指示等，丰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　　在延安的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分散在各地独立作战，谭政则生活在这延安的“小天地”里。早出窑洞门，看见宝塔山，晚上望明月，散步延河边。谭政的生活范围比较窄，全部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无休止的工作、学习中去。为此，他性格活泼、开朗的夫人王长德，经常亲自给他调济生活。一次过年，窑洞外面的场子里敲锣打鼓，放爆竹，又有秧歌队扭秧歌，“鲁艺”演出《兄妹开荒》，可谭政还在窑洞里写文章。妻子王长德硬把他拉出去，他才和军委总政机关于部一起去看了文艺节目。谭政这个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领导干部虽然看上去难以接近，可经常来找他反映部队情况或者个人情况的干部还真不少。他具有老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凡是给他提出过批评意见、指出工作中错误的干部，他都觉着可亲可敬，从不报复。所以，尽管他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但人们都愿接近他，愿意与他谈心里话。谭政在延安时期，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如为军委总政，为后方政治部，留守兵团等起草了和审定了大量的文件、指示、训令、电报、总结、报告等，撰写了有关全军政治工作的许多文章，但谭政却谦虚他说：如果说我在抗战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稿、撰写的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说是有毛泽东等人的指导，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自己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已。　　实际上，谭政在起草文件，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也确实得力于许多同志的帮助与支持。在他为军委总政起草文稿时，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曾经常对他起草的许多文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的肖向荣，也对谭政撰写文章的草稿提出过意见。谭政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所有文章，也都是经过这个主编之手，认真修改的。　　热心帮助谭政的还有时任人事调配的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谭政《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章，在题目酝酿、提纲构思、文章起草和最后成文整个过程，都得到了胡耀邦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的于部政策》一文写成后，谭政送给毛泽东审定、谭政还附了一封短信，说明文章的起草经过。经谭政和胡耀邦商定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方针政策，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延安时期，由于前方战事较多，谭政的工作也很紧张，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1939 年春节，一个晚上。　　“哎？今天晚上外面怎么敲锣打鼓，是不是前方又打胜仗了？”谭政惊奇地问。　　“晦！你还蒙在鼓里呢，今晚是春节晚会，‘鲁艺’要演《兄妹开荒》！快准备一下，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妻子王长德说。　　“哦，对不起；我还有篇文章要..”“要什么？”“要改！”“明天没时间了？”“明天我还要出去汇报工作！”“嗨，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工作起来没完没了的！我说，一年不就这么一个晚上嘛，你都不能陪我去，你看别人！”说着，王长德把嘴一噘，不高兴了。谭政看到这个样子。感到心里很过意不去，自己从未抽出时间去陪她玩一下，也是个不称职的丈夫，想到这里，就说：“好吧，今天晚上陪你去看戏。”王长德一听，非常高兴，连忙准备准备就出去了。去看戏，谭政还是把他的文章带去了，乘着没演之前又在边看边思考，台上已正式开演了，他还在写，王长德看着台上演戏，很开心，指着一个演员说，老谭，你看那个人，动作很潇洒，唱得也很好，谭政只是嗯，嗯地应答，王长德回头一看，谭政还在写，乘谭政不注意一把把书稿夺过来，谭政只好无可奈何地看戏了。谭政自1937 年10 月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到1942 年1 月五年间，由于王稼祥身体不好，他起草了大量文稿和指示。实际上又作了毛泽东的五年助手，此间，他经常与毛泽东讨论有关国际国内的大事，他的文章和文件也有经毛泽东修改的。并且随同毛泽东共同签发了电报、指示等二十余件。1937 年12 月同毛泽东、肖劲光签发关于做好友军区域内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938 年7 月，同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总部，要求切实解决好干部家庭困难的问题。1938 年12 月同毛泽东等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支队，吕正操纵队，速派人到延安汇报工作。　　1939 年2 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签发关于做好俘虏工作的指示。1940 年3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电令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迅速汇报新四军政治工作。1940 年8 月19 日，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要求做好晋西北地区工作。1941 年6 月，同毛泽东、朱德等复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同意陈赓、薄一波统一指挥太岳军队，同意组建太岳纵队。这些文件、文稿与电令，都凝聚了谭政很多的心血。1939 年初，日军开始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于1938 年11 月从华中华南调三个师团， 1939年1 月又调五个旅团，至此，华北日军共有十五个师团九个旅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航空部队的庞大兵力，另外日军还扩充了伪军的力量，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敌后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游击战略战术，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术，同日军开展了反扫荡斗争。1939 年12 月，总政治部。　　“报告，谭副主任，这是晋察冀边区的材料。”谭政接过材料一看，是冀中贺龙、关向应来的。他们报告说，日军大修铁路、公路、据点、碉堡，对我解放区进行分割、封锁。从10 月至12 月，日军二万人对其大规模“扫荡”， 我军采用平原挖地道优势，同日军开展了地道战、地雷战，打得敌人魂飞胆丧，晕头转向，并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中将敌旅团长阿部规秀。谭政看到这里，高兴他说：“好，就要利用我对地形熟的优势，地雷战、地道战，这种办法很好，别的有条件的也可采用。”说到这里，谭政又问傅钟：”山东根据地情况怎么样？”傅钟说：“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部从三月开始，首战告捷，四月，敌人集中六千余人，分七路将罗政委他们包围，他们歼敌一千余人，突出重围，又在梁山泊歼敌一个大队。现在，他们和新四军联系上了。”“哦，沂蒙山好打仗，梁山泊多英雄啊！”谭政说。1940 年12 月， 百团大战胜利结束。“老谭，百团大战结束了！”傅钟说。“哦，战况如何，听说伤亡不小啊！”谭政问。“是啊，这次，我军动用一百零四个团近四十万人，民工二十多万，对敌人各据点与铁路进行了总破袭，破坏公路一千五百公里，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攻克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敌四万六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只是，我方伤亡也不小，特别是一二九师，担任正面进攻任务，伤亡过多。这是从八路军总部获得的消息。”“这次，国民党蒋介石不会说我们共产党游而不击了吧！”谭政气愤他说。“这次我们动用了这么多人，敌军也了解了我们的力量，往后，我们的困难就会增加了！”　　傅钟说。“是啊，敌人会用绝大部分兵力来对付我们，要告诉同志们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呢！”傅钟点了点头。由于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严禁日用品进入我根据地，对我根据地物资大肆掠夺破坏，使这一时期根据地人民生活特别艰难。他们大都在穷乡僻壤，深山老林，物质条件极其恶劣。在陕甘宁边区，由于敌人封锁、物资特别匮乏，解放区军民没有油吃，没有粮吃，在恶劣的气候下没有鞋穿，没有被盖。解放区军民凭着对抗战的一片热情和顽强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涌现了无数英雄事迹。谭政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带领大家共度难关，为了把有限的粮油、被子衣服等物资运给前方将士，他艰苦朴素，省下一点一滴的东西。他对总政工作人员说：“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开辟根据地，生活环境、物质条件极其恶劣，我们在这里更不要讲条件，我们总政要抽调一部分人去充实生产第一线，剩一部分人在这里，我看能做完工作。”还有一次，总政分得一点米，按条件，他可以分上一份，可他坚决不要。他说：“我不要，我还有一点面，加上一点野菜，还可以过上一段，请把这米退回去。”“嗨，这是中央分下来的！”　　一个小鬼说。“你有没有听说，东北杨靖宇将军，他肚子里吃的是什么？”　　谭政大声说。那个小鬼低下了头。谭政说：“杨将军就靠吃草根和棉絮度日，我们呢？比他好百倍！我建议，把这些粮食，除了送点给稼祥补身子，其余送回去怎么样？”在谭政的带领下，大家就自觉地把这粮食送了回去。艰苦的环境，没有压垮谭政的精神，反而激励与锤炼了他艰苦奋斗的意志和做好治军工作的热情。第七章 受重托整作风杭日立新功　　1942 年初春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刺骨的寒风阵阵刮过，杨家岭内外一派银色的世界。杨家岭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炭火正红。“恩来，你看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怎么样？”毛泽东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部队新入伍的同志不少，政治素质有待于提高！”“现在的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把这个兵团一起合并到联防军里面，由贺龙为司令员，徐、肖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谭政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边说边问大家，“这样组建你们看妥吗？”“我看行啊，就让谭政兼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吧！忙是忙了一点，不过，他抓政治工作很得力。”周恩来说。“这样，加上王震三五九旅总兵力大约有三万人喽。”任弼时说。“那政治部副主任呢？否则，老谭太忙了！”周恩来问。　　“就由傅钟、甘泗淇兼任吧！他们工作配合得很好！”毛泽东说。“好吧，就这样吧！明天就下文通知。”周恩来说。几个人都把手往炭火上靠了靠，围成了一圈，只听炭火发出“啪啪”的响声。“据我了解，红军中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大有人在，我看，这方面要抓一抓。”　　周恩来说。“留守兵团中，不少战士受过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再加上新入伍的战士，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我军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古田会议决议倒是能够体现我军建军思想，不妨印一些，让干部们看看。”任弼时说。“这很有必要！”周恩来说，“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我军宗旨，让新战士看看，很有好处。这个工作，就交给谭政他们去做吧！”“那我明天给他们写一封信吧！”毛泽东说。大家都点了点头。谭政接到这一新任命后，心情很不平静，他很感激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但又怕自己不能担负起党中央委托的重任。联防军很快组建起来了，联防军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碰头后，决定立即开始应有的工作。“谭主任，这是你的信，是毛主席写来的。”一个通讯员边说，边把信递给了谭政。谭政接了信，立即拆开，上写：　　谭政、莫文骅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　　（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看完信后，谭政说：“谢谢你啊，小鬼！”　　“哎？光谢谢还不行！还得给收据，请签个名吧！”通讯员把收据拿出来让谭政签了名，一个敬礼，便一溜烟跑了。　　留守兵团是1937 年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组建的， 9 月开始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为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机关仅有十几个人。部队除主力红军抗日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 年10 月2 日，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并划定驻防地区，按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师划分为东地区留守处、西地区留守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北门外左侧。不久，正式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以原留守处为兵团司令部，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为兵团政治部。原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曹里怀继任参谋长，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改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42 年5 月13 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后，留守兵团编入联防军。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徐向前、肖劲光分任副司令员（徐兼参谋长），谭政、林枫分任副政委，谭政还兼任了兵团政治主任。留守兵团初建时，总兵力九千余人， 1937 年12月扩充为一万五千余人，1939 年10 月以后，王震率一二○师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属留守兵团代管，总兵力扩展为三万余人。留守兵团建立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进行建设的。但是，兵团主要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的，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上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同时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限，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为何物。部队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毛泽东给谭政，莫文骅的指示信，为解决上述问题指出了根本的出路。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谭政烦乱的心绪似乎透进了一缕清新，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接着便和莫文骅、傅钟等讨论印刷问题了。　　“发到连部为止，要印上千本！”谭政说道。　　“可我们的纸张、印刷油墨都紧张。”傅钟说。　　“是啊，敌人封锁严密，从外地搞纸进来很困难。”莫文骅说。　　“就用边区生产的草纸吧，印好后，要求大家爱护课本，我看一样。”谭政说。　　“那好，我明天去油印厂联系一下。”莫文骅说。　　“关于下通知，要求各连学习，是以联防军政治部名义还是以总政治部名义呢？”傅钟问。　　“就以总政治部吧！”莫文骅毫不迟疑他说。　　“我看，两个政治部都下通知吧！”谭政说。　　“那也好，总政先下，我们联防军政治部后下。”莫文骅说。　　“什么先下后下，两个机关的人马已在一起喽！”傅钟说。　　很快，《古田会议决议》本印成并下发到各连队的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发出了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重视业务知识、文化教育和军事教育，不要仅仅抽象地去学马列主义一般原则。同时，联防军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又拟定了具体的学习教育方针、计划、内容、时间分配等。谭政由原来在总政间接领导改为双重的直接的具体领导，变成了指挥、决策和实际操作者，他的任务确实更重了。　　1942 年4 月19 日，在谭政等直接布署下，八路军三五九旅举行了《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学习报告会。王震说：“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忘了我军的性质。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人民的军队，时刻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听从党的指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人民军队的天职。现在，有些人搞军阀主义、山头主义、教条主义、本位主义，这些都是与人民军队不相容的，也是不符合我军优良传统的，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明确我军宗旨、性质和任务，自觉地为实现人民军队的任务而努力。各连党支部在学习中都有不少体会。我们以后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落实自己的行动，团结合作、讲大局、讲团结、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增进与人民的关系，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王震的讲话，赢得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掌声。许多连指导员都分析了本连存在的缺点，找出改进办法。王震说：“像这样的报告会，我们还要举行多次，希望以后边学习边思考边行动，保证质量地完成总政及联政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学习中，联防军政治部还要求各级组织与政治机关抽调干部，深入连队，调查研究，帮助指导工作。谭政又组织了各团政治处的干部相互检查、交流、取长补短，促进了联军政治工作的开展，对提高联军政治素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中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为整风而作的文件、文章，对照自己的实践，找出思想上和实践上的缺点与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高水平、加强团结的目的。1942 年12 月的一天，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冬天的陕北，寒风刺骨，凤凰山上银装素裹。参议会的礼堂，也披上了银色的服装。礼堂内，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正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作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谭政沉稳、有理有据，有分析、铿锵有力的报告，震撼了整个礼堂，激动着每个与会者的心扉。台下有西北局党政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干二百零九人。会议就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党政军民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谭政从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与检讨了兵团的政治工作。自1942 年谭政接手留守兵团即联防军政治工作以来，他就敏锐地觉察到，留守兵团即后来的联防军中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还相当严重，特别是由此而造成的边区中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不良倾向，深深地困惑着专做军队政治工作的谭政的头脑。问题迭起，迫在眉睫。在军政关系上，留守兵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主流基本是融洽的，但留守兵团出现了不尊重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的现象，对西北局的领导，留守兵团的领导未能经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有关领导间关系紧张，不团结，部队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闹纠纷的事情。　　对此，毛泽东曾多次指示留守兵团有关领导，要尊重西北局，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他指出：“军政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查。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首先做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毛泽东还对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说：“要尊重西北局领导，连我们中央的事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也就应当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　　在军民关系上，从总体上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了革命的战斗的友谊，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在边区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由于部队中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作怪，军民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纠纷。因为生产，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老百姓的店收费多，造成了与民争利现象等等。为了占荒山，部队也与老百姓发生纠葛。　　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中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　　如女子大学的一个女生在石坎下洗衣服，留守兵团的一个战士踢了一块石头，打了她的头，双方争执起来，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驻在延长的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排长因做生意与县大队发生了冲突，开了枪，闹出了很大的风波。　　同时，部队中还出现了因恋爱纠纷枪杀女学生的“黄克功（抗大队长）事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部队袒护自己，处理不利，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利用这些矛盾，制造谣言，扩大冲突，搞阴谋事件，来破坏我留守兵团、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同时，部队内部官兵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谭政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多少天来，谭政饭吃不下，觉睡不好。见此情景，夫人王长德十分焦急，她曾劝说谭政：“你可不能太性急呀！问题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你需要慢慢仔细地调查分析才能解决，可熬垮了身体就什么也不能解决！”　　谭政回答道：“这道理我明白，可照此下去，不立即解决问题，改善军政、军民关系，这还了得！”　　王长德有些激动地用川北方言说道：“那你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口吃个胖子啊！”　　夫人的这句话突然提醒了他，他猛然醒悟过来：不能就事论事，陷入抓鸡毛蒜皮具体事务的被动局面中去，应该从抓克服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入手，抓病根，驱百病。他想起了毛泽东不久前给他与莫文骅关于部队要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指示信。他顿时领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意，他暗自佩服毛泽东的英明。这样，谭政决心从解决军政、军民关系入手，以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为指针，从清除、克服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为突破口，借“五整”的东风，开始了他政治治军的活动。才有今天在礼堂演讲席上的这篇报告。　　这个报告，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谭政的讲话内容实在、诚恳，找出了原因，提出了措施，能解决问题。　　1942 年12 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虽然西北局高干会议紧张进行，距高干会议十华里的军委总政办公室，也是格外忙碌。谭政在制定《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指示》认为：军队中的三风主流是好的，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决不能因此自满自足，认为尽善尽美。三风不正在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如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存在的问题等等。谭政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认真的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干部的政治索质和战斗力。各部队要密切联系实际学好文件，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改正。　　这一期间，谭政虽然直接抓了留守兵团即联防军的政治工作，但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工作并未免去。实际上，军委总政治部的工作还是由他主抓。这点面结合、一身多职的政治工作，使他的工作经验更为丰富。为了配合全党全军的整风工作，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在此期间，针对全军的情况，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早在4 月2 日，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治部就在延安杨家岭召集各部长会议， 讨论布置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决定由专人负责传达，组织所属机关认真讨论。关于党性问题，总政机关规定每周讨论一次，一个半月讨论完毕。为了配合部队整风的宣传，在谭政主持下，5 月10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为供给《解放日报》稿件的指示，提出延安《解放日报》自改版后，决定要用更多篇幅来反映和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形。因此，在部队中建立通讯工作，组织同志写稿，经常供给党报材料，是我各地军政机关的重要任务。指示还对供给稿件的组织机构、稿件内容、要求等作了具体规定。　　9 月2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针对9 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九一决定”，发出《关于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通知》，指出，对这一重要文件，在军队党组织中，干部中，军事学校中必须深入讨论与研究。在战士中则根据决定编成教育材料，军队同志应根据这个决定精神检讨自己对地方党、政府、民众团体的关系，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扫除某些同志中存在着的不尊重地方党、政府与民众团体，只顾本位，不顾全局的习气。军队同志应首先拥护统一，服从统一，并成为统一中的模范。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还发出《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对军队政治工作三风状况作了基本估计。指出，我们政治工作是有其光荣传统和显著成绩的。如果整顿三风时，认为我们政治工作中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是主流，这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估计。然而，假如我们自满自足，认为政治工作中没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一切部队都是尽善尽美了，那也是主观主义有害的错误观点。这一指示列举了三风不正在各方面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指出，在党风方面，表现在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存在的问题及纠正不力，都是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的表现等等。同时也提出了整顿三风的具体要求。指出，全军各级政治机关，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负责的、认真的检查思想、工作中三风不正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我们的干部，洗刷三风不正的现象，使之有利战斗，而绝不妨碍战斗。根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各部队在政治工作整风中普遍注意了联系实际、学好整风文章，并把整风的精神、整风的成果，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各部队从主要的迫切问题入手，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在谭政直接、具体领导下，全军整顿三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对政治工作整风发出第一号指示，要求主要解决政治工作的领导与作风；提高干部素质，正确使用干部；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等三个问题。同时，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又分为几个具体问题。先调查后研究，先分析后综合，由个别到一般，既研究现状又联系历史，即分析原因又提出措施。同时，各军区政治部还对各级干部、各类干部，按其工作范围和性质，定出不同中心，提出不同要求，使整风学习完全适合对象的要求，和各项任务与业务融合一致，较好地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如宣传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干部工作中的片面性，缺乏对干部历史的全面认识，提拔干部，不知照顾德才资；干部政策上的片面性，对犯错误干部采取过火的打击政策；在于部关系上宗派主义的倾向；党务工作的片面性，一方面民主生活极端不足，另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依然存在，锄奸工作的神秘化作风和闹独立性习气还未彻底扫除。一方面，不靠客观事实，靠肉刑逼供；一方面，麻木不仁，不抓侦察工作等，都在整风中基本上得到了纠正。通过谭政为主军委总政的具体指导，部队政治工作有了很大转变与改观。1943 年1月25 日，延安北门外，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塞外干燥的冷风不停地刮着， 留守兵团办公室内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如何解决军政、军民关系问题。谭政板着严肃的脸，深情地说：“目前军政军民关系，极不正常，如此下去那还了得，中央很重视，要求把正月作为拥政爱民月，我们留守兵团应该有举措。”　　大家沉寂了一会儿，忽然莫文骅开口了，他说：“谭副主任说得对，我们要好好地抓一下军民、军政关系。去年，我去警四团检查工作，确实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点问题。我向边区政府反映情况，希望群众和政府多多给予支持。　　后来有一次，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等在开会时，毛主席把我叫去，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要作很好的自我批评，不要埋怨政府。他们边区政府呢？也要作自我批评，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　　其他同志也议论开了，有的说本来责任不在军队，有的说军队就是存在问题，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谭政说：“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问题，我看主席说得对，应先从军队找问题，我们要负更多责任。”“嗯，对！”莫文骅又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杨家岭接见咱们留守兵团的领导同志，有的同志埋怨群众，说老百姓动不动拉着部队同志去主席那儿评理。毛主席听了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的，而我们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件大好事，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民主政治建设有了很大成绩，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啊。毛主席说了这些话，大家再也不埋怨了。”莫文骅说完后，大家又把议题转到拥政爱民月上，你一言我一语，最后作出了《关于拥政爱民的工作指示》。此后，在谭政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双拥”工作，生动活泼的开展起来。拥政爱民形成的八条主要内容是：1.进行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2.组织军民联欢；3.清理旧案与赔偿还物运动；4.自己动手生产，减轻人民负担；5.帮助人民生产劳作；6.帮助人民提高文化生活；7.帮助政府工作，执行政府法令，保护政府工作人员；8.培养拥政爱民的典型。在谭政亲自布置与领导下，“双拥”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涌现了许多“双拥”模范。关中驻军门善德排，在边境警卫中，不到半年时间，掩护政府人员和税收人员，到警戒线上进行工作一百二十多次，被誉为“拥政模范排”。　　晋绥边区某部二连，在连长安骏带领下，帮助穷人翻身，组织群众生产，改造二流子，兴办小学校，在一年时间里，就使一个被敌人破坏得凄凄凉凉的小村庄，变得一片欢乐样和的新景象，成为“爱民模范连”。该连在执行军务转移时，村干部带领群众把牛羊猪都收藏起来，等他们返回时，又物归原主，而且群众还把他们连的土地翻耕了。一时间，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基于谭政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双拥”工作取得很好的经验与效果，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并下发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指出：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及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拥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这样，双拥工作，从延安开始，由谭政倡导并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国抗日根据地，形成规模化、经常化、制度化，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对于密切人民与军队的联系，加深军民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党中央对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十分满意。有一次，毛泽东接见留守兵团的干部们时说：“我看，留守兵团的人马，就很值得学习！”一句话说得大家有点不好意思。毛泽东又说：“想当初，不少同志认为陕北地瘠民穷，不易做大本营，我不同意这个意见，你们看，现在的陕北，那是塞北的好江南啊！”大家笑了起来。接着，毛主席又拍着肖劲光的肩膀，说：“你们把留守兵团建设好，他们把生产搞得好，我们的大本营就稳了，现在，你们是兵强马壮的，我在延安，就要靠你们吃饭喽！”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1944 年4 月11 日。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和熙的春风吹过河谷，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凤凰山上春意浓浓，一片翠绿。坐落在风凰山麓的威武壮观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内，西北局高于会议正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同志们，我们今天要向大家报告的问题，是《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宏亮而清脆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礼堂。作报告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年仅三十八岁的谭政。谭政没有想到，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党的重要历史性文献而载入史册，没想到它成为党的洽军工作的一颗“卫星”，没有想到它成为谭政政治生涯的一个光辉的起点，也万万没有想到，它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更改了篇名、署名，又被打入冷宫十多年，成为谭政反对毛主席的一个“罪证”。　　这个报告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自1942 年12 月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作了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报告发言之后，有一天，毛泽东把谭政请去，共同商讨关于当时的军队建设的问题。炭火盆边，两个人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谭政同志，你想过没有？上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揭露和批评军队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军队本身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以及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种种矛盾的劣根性？”谭政低头不语，但心里却十分镇静。他一面倾听毛主席的开导，一面深思、捉摸军队中产生这些问题的后果，心里也感到失职与内疚。自己是在第一线直接“指挥”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现在部队这些问题成堆，他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不一会儿，毛泽东又开口了。“你在上次高于会议上检讨军队方面关于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我看过了，提出了对问题纠正的方针和要求，这都很好。但是，我看那恐怕只是军队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的想法，要把整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错误思想倾向，还有会议中提出批评的军队和党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及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队、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凡是存在的缺点，都应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现象，平复不满心理，造成军队内部亲切友好团结的空气，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高潮！”　　谭政深思了片刻，回答道：“是的，主席，在军队政治领导方面，我的缺点很多，责任很大，工作中单打一，出现一种倾向，只考虑解决、纠正这一倾向，没能认识到一种错误倾向和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关系，以及各种错误倾向的根结。”在毛泽东的启发下，谭政开始深入、全面地认真思考军队政治工作各个方面、环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说：“但是，谭政同志，你不要有压力，军队工作我也有责任，有一个时期，我也抓得不够。如果说政治工作中出现了偏差，我这个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是先要负责的。打屁股板子，也应该是先打我的，你说是不是？”谭政对毛泽东这种推功揽过的气度感动了！　　两个人倾心地交谈着，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谭政同志，你还记得井冈山上要打陈伯钧屁股板子的事吗？”毛泽东问道。“记得，那次，我还以为陈伯钧真要挨屁股板子了。”谭政笑着答道。“说是那么说，哪能真打呢？”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入正题说：“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整风运动、民主运动，把问题揭露出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亮相了！这是好事，是整风运动的一大收获。部队的民主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种错误倾向揭露出来，要我们去认识，去解决，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啊，是的，是的！”谭政豁然醒悟了。“那么，谭政同志，你回去立即就作些准备，把整风运动中、高干会上对军队方面提出的那些意见、问题理一理，作些归纳，再在部队里开展一个民主运动，对各级领导上的错误揭露一番。　　你带机关干部再深入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写成报告，提出改进的方法来，并就这个问题在下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毛泽东叮嘱道。谭政望着主席，微微地点着头，默然接受了毛泽东下达的艰巨任务。两人一时静坐着没再谈话，只听见室内盆中炽热的炭火，偶尔发出噼啪的响声和窑洞外高原寒风的呼啸。谭政接受在下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不一会，他开了腔，向毛泽东又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求教，毛泽东都一一耐心地作了答复。自从谭政跟毛泽东上井冈山并给毛泽东当秘书以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学生，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老师，处处向毛泽东求教。一会儿，谭政又若有所思地对毛主席说道：“主席，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使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1929 年。那时，也是个冬天，咱俩坐在炭火盆边儿谈天，谈了一个白天，又谈了一个通宵，后来你执笔起草，我给你抄稿，写成了《古田会议决议》，保证了红军的发展壮大，打出了今天抗战的这个新局面。啊！这可真不容易呀！”“是的，我也想起了古田会议那个时候的情景，我们俩人又想到一块了！”毛泽东深情地回答道。这时，毛主席的警卫员端饭进来了。“该吃点东西了，不然肚子又要开船了！”毛泽东风趣幽默地说道。“什么好吃的呀？”谭政一边坐到桌边一边问。毛泽东先夹了一筷头菜送到嘴里，边吃边说：“好吃好吃！辣子炒苦瓜，咱们家乡菜——湖南味！”“现在这个大冬天，哪来的苦瓜？”谭政不解地问。“还不是我那块菜地的收获吗？秋天摘下来的，炊事员老王收在地窖里。　　知道是你这湖南老乡来了，专门炒给你吃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毛泽东亲切地回答说。“历史条件变了，情况不同了，谭政同志。就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情况，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用哲学名词讲，这叫实事求是。还记得吗？1929 年冬天，我们讨论红四军中的问题，是解决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军队内部是肃清一切军阀主义；现在，情况变了，不仅要继续克服军阀主义，还要解决官兵关系紧张、军政关系紧张、军民关系紧张这样一些矛盾。有些人，一当官儿，就不关心士兵疾苦了，士兵提意见，他又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毛泽东又开始接起前面的话题。　　稍停一会儿，毛泽东又接着说：“还有，井冈山时期，开始，不懂得发动群众，也不懂得维持部队纪律，搞得军队和老百姓关系恶化，弄得没有粮食吃，记得吗？咱俩也天天一个房子里喝南瓜汤？”“记得，记得，当时熬夜写文章，能吃碗带咸味的南瓜汤，就算好的了！”　　谭政感叹地附合着说。毛泽东接着说：“当时缺粮又少盐，现在咱俩吃的什么？”毛泽东用筷子敲了敲碗边说道：“现在吃的是小米饭！你说，要是不搞好军民关系，军队不开荒生产，咱俩能这样‘丰衣足食’吗？”“哈哈！”谭政笑了，毛泽东也笑了。这笑声饱含着多少酸甜苦辣，这笑声是多么意味深长啊！“所以，你这次在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不仅要解决官兵关系问题，还要检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等问题..”毛泽东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对谭政说。“好了，主席，今天来你这里，肚子喂饱了，脑子里装满了你的教导，该回去了，回去好好消化消化。”谭政告别了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走出窑洞。毛泽东送谭政出门，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在院子里停了下来，问谭政：“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了。”谭政回答，但不解其中的用意。“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是快四十的人了，那早该‘立’了！”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嗯！”　　谭政以为毛泽东在鼓励他承担起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任务哩，便应声答应了一下。可毛泽东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比划着，接着又说道：“我知道你原来的名字叫谭世名，可你注意过现在的名字——谭政吗？”毛泽东问谭政。“这个，我真的没有想过。”谭政回答。“你数一数，看‘谭（谭）政’两字是多少划？”　　谭政也仿照主席用手指在手心里写着、数着谭政的笔划数，说道：　　“二十八划！”毛泽东又对谭政说：“那你再数一数我毛泽东（泽东）三个字的笔划数！”谭政又在自己的手心里写着、数着，然后回答说：“也是二十八划！”毛泽东接着说：“咱俩从井冈山——　　长征——延安，共事十五余年了，大概你没有想过这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字。好哇，这二十八划不平常啊！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吗？”谭政恍然大悟，会心地笑了。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说：“我们都姓‘共’嘛！做了共产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奋斗呀！”一个“共”字，把毛泽东——谭政两人紧紧连结在一起。谭政告别毛泽东后，匆匆回到北门外军委总政治部、留守兵团政治部驻地，开始了毛主席交给他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紧张调研和起草工作。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又在毛泽东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基础上，谭政写成了二万六千多字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初稿。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三千字的有关的内容。同时，毛泽东给谭政写了回信，指示要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查修改，同时送给正在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征求意见。周恩来召集了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领导干部、留守兵团的负责人和从前方回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旅以上干部，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并由他集中大家意见，充实和丰富了报告的内容。1944 年春天， 西北局再次召开高干会议时，又组织出席会议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并由毛泽东又作了几次修改，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断。最后，经过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由谭政于1944 年4 月11 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对此，谭政后来曾经谦虚他说过：这是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指导的结果，是军委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留守兵团政治部和兵团各级领导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谭政的报告，以精辟简洁的话语，以有目共睹的事实和严密透彻的分析，切中时弊，深深打动了每个与会者的内心，引起了全场的共鸣与轰动。报告主要从三个方面、七个问题，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是非得失。这三个方面是：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二、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三、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规定。这七个问题是：一、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问题；二、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问题；三、关于执行“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军内外各种关系问题；四、关于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问题；五、关于发扬联系群众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问题；六、关于根据情况和任务的变化，适当采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问题；七、关于对待政治工作传统应持的正确态度问题。谭政的报告充满了激情。他用标准的湖南话说道：“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谭政的讲话停了停，喝了一口水，又说道：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接着，谭政又有针对性地讲道：“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立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为此目的，“过去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谭政的这一报告，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很多高级干部高度赞扬了这个报告，赞誉它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1944 年4 月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谭政同志于1944 年4月11 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同时，为了了解党的军队工作的方针，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1944 年10 月1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再次发出了《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指出：“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是给了各地总结与改进自己的工作以很大的帮助。”要求全军各部队”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发现哪些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盼多作些调查研究。”　　1978 年5 月29 日，叶剑英元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对谭政的这个报告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战争的考验，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 年4 月23 日下午，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　　四月的延安，阳光明媚、春意正浓，延安城北郁郁葱葱，山峦起伏的杨家岭，在彩旗、标语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娇艳。　　坐落在杨家岭怀抱、气势雄伟的中共中央大礼堂，今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在人流的簇拥下，显得格外美丽壮观。此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盛会——中共“七大”，在这里隆重开幕。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到这里，完成一个历史性的盛会。　　会场内，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主席台上方，写着巨幅标语“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胜利前进”。两边墙上挂着二十四面鲜红的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己走过二十四年的光辉历程。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始，此时，谭政坐在代表席位上，全神贯注地凝望着主席台。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任弼时站起身来，大声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台下掌声雷动。任弼时简短地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就由毛泽东致开幕同《两个中国之命运》。在这庄严的时刻，谭政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感慨，中国革命走到今天的胜利是多么不容易啊！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途中的艰辛岁月，不容易啊！他自己也以一个农家子弟，投身革命，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现在又作为一名代表，参加这空前盛会，心里感到无比自豪。作为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为大会召开，谭政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 年12 月，王明回国不久， 党就决定召开七大，但由于日军猛烈进攻，更由于王明的干扰，大会准备工作拖了下来。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决议，强调“七大”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各地亦选出代表，但由于国民党反共摩擦，大会未能召开。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中国问题备忘录》，准备在1940 年3 月至4 月间召开，但因大会准备工作来不及，难于如期召开。但是，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和谭政主持下，积极进行着。他们首先是准备会场， 1940 年5 月，任弼时，李富春等一起去安塞县真武洞，去为“七大”选择会址，听说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可惜，交通不便，离延安较远。后又准备在后沟打窑洞，建礼堂，后沟地方窄小，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几百名代表在一起，连水都不够用，最后经过讨论，决定把会址放在杨家岭，利用中央党校的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住处。其次是审查代表资格。谭政协助任弼时，进行细致的审查，既考察每位代表在政治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又要考察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战场上、少量的还要考察在监狱中的政治气节和表现。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代表负责，经过艰苦细致的努力，谭政完成了这份工作。再次，谭政还负责为“七大”准备文件、材料。包括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工运、青运、妇运、财经等方面的材料，由谭政统一协调各方，认真准备。在开会之前，谭政还亲自任拍摄组组长，领导了“七大”的现场拍摄工作。谭政说：　　“七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把这场空前的盛会，如实拍摄下来，对于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加强政治工作都有重要意义，也是以后同志们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的宝贵的文献记录，因此，一定要认真拍好，对党对人民负责。”经过谭政的精心组织，电影团在“七大”开幕之时，终于开拍。此时，谭政坐在会场里，回想起大会的筹备工作，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4 月24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谭政认真地听着报告，理解思考着报告的深刻内容，在分组讨论中，谭政积极发言，他说：“七大”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这条政治路线是唯一科学的能使我们国家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路线。因此，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贯彻这一路线、把它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指导我们党和军队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它应作为我们今后各项工作的指针，坚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6 月9 日，全会举行了选举，选出了毛泽东等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谭政以他辉煌的政治业绩，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 月11 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落下了帷幕。谭政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会场，匆匆地返回阵地，开始了他革命生涯的新篇章。第八章 让大路占两厢干部下农庄　　1946 年3 月下旬。　　吉林梅河口。　　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　　北国的早春虽已来临，外面的世界却依然冰雪覆盖，寒风凛冽。梅河口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室里，却争论得热火朝天，激烈非凡。　　东北局扩大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　　谭政，作为东北局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这次自他赴东北以来较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东北局全体成员、在东北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共四十人左右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3 月6 日先在辽宁北部抚顺召开，不久国民党进攻抚顺，东北局撤迟到吉林南部梅河口继续开会，会期将近一个月，史称“梅河口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目前东北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和建军问题。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确定了新的方针和部署。1945 年8 月10 日、11 日，八路军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我军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伪军投降。其中第2号令，要求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所部，由现驻地分别向察哈尔、热河、辽宁进发，在冀、热、察边境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残余。8 月26 日，中共中央派出千余名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8 月29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准备派到东北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开往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民主政权与地方部队。9 月15 日， 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彭真、伍修权、叶季壮当即启程飞往东北，于9 月21 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告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成立。　　为实现夺取东北的战略任务，9 月11 日，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9 月19 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与部署，继续调兵北上。从8 月中旬到11 月底，开入东北的我军部队共达十三万人， 调集各解放区干部进入东北的达二万人。各部队到达东北后，遵照中央指示，以人民自治军，省联防军名义，组织和发展军队。根据中央1945 年10 月9日指示精神，东北临时军事机构东北军区司令部成立，程子华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伍修权为参谋长。10 月31 日，为统一指挥东北军，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东北军区司令部撤销），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1946 年1 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不久，政治部主任改为谭政。6 月16 日，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 年3 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国民党反动派乘东北停战协定尚未达成协议之机，继续向沈阳及外围以东以西扩大进攻。3 月13 日国民党进占沈阳， 21 日占领辽阳、抚顺， 24 日进占铁岭。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先是（1945 年12 月底）撤离沈阳，迁至本溪， 1946 年2 月底，又由本溪迁至抚顺，3 月20 日又从抚顺迁至梅河口，4 月下旬又从梅河口迁至长春，5 月21 日又从长春撤至哈尔滨。　　就在2 月末、3 月初国民党向沈阳以东以西方向进攻的同时，获悉苏联红军准备从四平、长春撤兵，国民党为了夺取四平、长春作为向北满进攻的基地，进而夺取全东北，实现独占东北的计划，令新一军经沈阳沿中长路猖狂北犯。　　面对这复杂多变的严峻局势，自3 月6 日开始，已迁至抚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了这次扩大会议。　　谭政1946 年1 月奉调来东北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由沈阳迁至本溪。他来到本溪报到后，便开始了他为时三年的东北政治生涯，为东北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为发动东北人民群众，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次，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在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中，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会上，意见分歧的实质，是对东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估量，以及与此相关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方针。　　1945 年11 月20 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把“长春铁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中心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1 月22 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正式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又多次指示东北局，重申上述方针。　　此次，鉴于19 的年4 月前后四平保卫战的失利和长春、吉林等大城市的得而复失的严峻局面，东北局召开了这次对改变东北斗争形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　　《决议》一是指出了必须“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自力更生，准备长期的艰苦斗争；二是强调了“必须坚持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方针”，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的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是与事实和要求不相符的”；三是突出了发动农民的重要性，指出“能否发动农民成为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提高农民的觉悟，武装积极的农民，改造村屯政权”，“建立农会”，使乡村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在农村建立党的支部；四是号召东北党的干部“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斗争。在讨论《决议》过程中，谭政兴奋地谈道：“这个决议写得很好，它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出了东北地区暂时还是敌强我弱的严酷现实。根据这一出发点，我们目前工作重心与城乡关系的确定也是正确的，只能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进攻、防守大城市，而是准备力量，发动农民群众，为此要组织工作团下乡，要建立好农村的政权，要建立好党的农村支部，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整顿，严明纪律..决议对我们各项工作的规定、要求也是正确可行的。”　　“另外，决议用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作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标准，这就把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提到了党性的高度，这种认识与规定是正确的，我们不仅应该把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贯彻到部队中去，而且应该推广、贯彻到农村中去、农民中去，决议的精神实质不仅是东北目前战略方向的转变，也是对东北农村的一次彻底的政治发动！”谭政边讲边辅以手势。由于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语调微微发抖。　　会议的气氛，在这位政治将军的鼓动下，顷刻间活跃了，热烈了，升温了..　　罗荣桓接过话题颇有感触、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东北过去一段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确实应该很好总结。过去一段在干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依托的力量——农民，没有明确的认识，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强调城市而忽视乡村，对于战与和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观念，把东北问题的解决放在、寄托于和平谈判方面，放松了对创建根据地与战争的准备工作，希望通过打几个胜仗、取得大城市而速胜，因而造成了一时间党内的思想混乱。这些问题的根子，就在于对东北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不恰当，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因而对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缺乏认识。而现在这个决议，基本上对上述各问题，都有了根本、明确的转变。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及其决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东北的工作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和明显的改观。”　　接着，与会的其他同志，也都先后谈出了自己对问题看法的转变过程，对谭政、罗荣桓三月梅河口会议的主张给予认同，对陈云起草的这个决议给予高度评价。有谭政参加并参与了重要意见的哈尔滨东北局七月会议及其决议，澄清和结束了东北党内军内的混乱思想，统一了认识，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斗争，确定了一个完全新的方针，即创造农村根据地与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新方针，从而为转变东北的斗争形势，为东北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当松花江衅落日的余晖把美丽的太阳岛融入最后一片彩霞的时候，对东北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东北局七月会议于11 日傍晚结束。谭政匆匆返回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紧张地在构恩着部队与农村地方政治工作的更大举措。　　1946 年7 月中下旬。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驻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部务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会议由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主持，与会的是联军政治部的所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给全政治部的同志传达刚刚结束的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七七”决议的基本内容。“今天的这次会议，主要是由谭主任传达东北局七月扩大会议的有关精神。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与举措，希望同志们认真做好记录。”周桓简短扼要把会议导人主题。　　“这次东北局扩大会议开了九天， 11 日结束。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通过了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东北今后的工作，将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组织下乡工作团，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农村根据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谭政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扼要地传达了东北局七月会议的基本内容，并把政治部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随后，谭政带领政治部迅速积极地开展“七七”决议的宣传、教育工作。“七七”决议在东北各大报纸发表后，在东北联军政治部谭政的具体领导下，在东北各地党和军队的干部中，普遍进行学习、教育，要他们认清东北解放区面临的困难形势，克服城市中心观点，树立乡村工作第一、农民运动第一的观念，实行思想转变。在谭政有布置、有措施、有检查、有指导、有总结、有经验、有典型的工作方法促使下，东北党、政、军广大干部，很快认清了东北目前的局势，实行了工作重点与思想认识的大转变。接着，谭政又根据中共中央1946 年“五四”指示和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精神起草电报、决议、指示、命令，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全面实行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东北日报》发表东北局起草的社论《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很快，东北地区便形成了干部下乡的热潮。　　从1946年7 月中旬到9 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东北解放区抽调一万二千名干部组成工作团，在东北局和各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谭政的积极参与指导下，奔赴东北农村，发动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谭政的指导下，工作团下乡后，即挨家挨户，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开小会酝酿诉苦，启发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选择培养积极分子，再发动群众，进行清算分地斗争。工作团在谭政的指导下，一开始就采取有重点、有步骤的工作方法，实行由点到面，从一点或数点取得经验之后，很快地掀起反奸、清算、分地斗争的高潮。为了更好地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土改，在谭政协助下， 1946 年7 月，东北局（谭政是东北局委员）发表了《宾县分地经验》，8 月28 日，东北局发布了《关于深入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开展土改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谭政参与领导下的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到1946 年11 月的五个月间，取得了初步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东北解放区共分土地三百余万垧，四百二十万农民得到土地，组织起来的农民，仅黑龙江、嫩江、辽吉的统计，就达四十万人；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得到了改造。鉴于前一阶段东北许多地区的群众工作、土改工作处于“半生不熟”、“夹生饭”状态，在谭政参与领导下，东北局在1946 年11 月5 日及时发出《关于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问题的指示》，11 月21 日又发出《关于‘半生不熟’的问题指示》，指出了许多地区群众工作处于“半生不熟”的现象，分析了产生的原因，确定了把解决“半生不熟”的问题作为当前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从12 月开始，东北解放区的群众工作和土改运动，进入了以“煮夹生饭”为特征的新阶段。　　谭政参与领导的东北局指示精神，东北各地的“煮夹生饭”运动，一般采用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组织工作团，重新深入到贫雇农中去，调查访问，了解情况，深入检查，发现问题。第二步是集中思想教育，深入斗争，通过检查，发现“半生不熟”地区的主要问题和群众要求、斗争的目标和积极分子，然后再采取办冬学等办法对群众重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起来斗争那些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恶霸地主，“挖坏根子”。通过对地主罪恶的揭露，再进一步深入发动、领导群众，把教育群众与斗争地主结合起来。第三步是整顿组织，纯洁队伍，清除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清洗坏干部，“挖臭根子”或“反两面党斗争”。在这一斗争基础上，整顿农会、民兵等组织，把领导权掌握在积极正派的贫雇农手中。第四步是促进生产，巩固斗争成果。　　在运动中，积极引导群众，团结群众，搞好备耕、春耕，抓紧生产，巩固斗争成果。从1946 年12 月开始的“煮夹生饭”运动，在谭政参与领导下，到1947 年五、六月间，取得了重大成果。在东北农村，基本上摧毁了敌伪残余封建势力，在极大程度上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确立了农村中基本群众的阶级优势，农民的群众组织迅速扩大，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翻身，群众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为东北我军的武装斗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提供了广阔的兵力来源。1946 年6 月12 日。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一项重要的决定即《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已由东北局和221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共同作出。这一决定是在时为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罗荣桓副政委的积极建议、协助下作出，以东北局名义发出的。“目前各地土匪活动猖撅，匪患严重，如不组织彻底清剿，我们的地方政权元法巩固，人民群众难以发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便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剿匪工作目前应加大步伐，彻底清除匪患，这是当前东北工作急中之急，我们联军应该抽调一部分兵力，大力做好这一工作。东北局也应发一个专门指示或作出一个正式决定，推进这一工作。”谭政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向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常委罗荣桓汇报，郑重地提出了建议。“你的建议很好，我同意。现在匪患问题不解决，东北的其他地方工作都无从谈起。可以说，匪患的解决是目前发动建设根据地，巩固民主政权的一个中心环节。我们应在原有剿匪工作的基础上，彻底结束这一工作。”罗荣桓习惯式地推了推眼镜，一拍即合地肯定了谭政的建议。很快，罗荣桓找到了林彪、彭真等人，转达了谭政的建议，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与他们一起分析了东北各地区、特别是北满地区土匪活动的现状。经过会商，于6 月12 日，以东北局名义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原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军进入东北之初，东北各地的土匪就有较大的发展，其蜂起之速，及地之广，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在以“胡子”闻名的东北来说，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而这些土匪与过去的“胡子”不同，实际上是伪满军警残余和地主武装。他们绝大多数都与国民党有联系，是政治土匪，到处杀害我们的干部，攻打我们的政权机关和部队，以至攻城掠地，策应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这些土匪的主要社会基础由四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日本投降之后，伪军政警宪人员乘机拉起的队伍，他们四处流窜为匪。有些还曾为我军收编，不久即叛变逃跑。1945 年12 月，在抚顺就有这样一个旅叛变，在东满一次就有七千人叛变逃跑，上山为匪。一部分是日伪统治时期就散布在各地的惯匪和地主武装。日本投降后他们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或与国民党发生联系，乘我后方空虚，乘乱而起，大肆滋扰。一部分是一些官僚政客、野心家、地痞流氓、投机分子，为图升官发财，借治安混乱，结伙为匪。一部分是国民党派遣的大批特务，他们进入东北，并实行在东北武装土匪的政策，一方面基本原封不动地利用敌伪的统治机构，一方面收编敌伪、土匪流氓、投机分子等残余，组织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先遣军”、“挺进军”、“忠义救国军”、“民众救国军”、“光复军”、“保安军”等，到处加委伪军及惯匪。据统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十六个之多，有三十七种名目，先后加委伪军、土匪“总司令”、“总指挥”三十二个，“军长”三十三名，“师长”一百五十八个。①据统计，到1945 年12 月，东北全境土匪总数共达十万人左右，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较大成股活动的有三至五千人。当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东北时，这些土匪配合敌人，在我后方进行暴动和叛乱，争城夺地，杀害干部，“北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掌握在顽匪手中”，造成了遍地匪患的局面，严重地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与民主政权的巩固。　　我军人东北之后，自1945 年11 月中下旬开始，就对东北的土匪进行过一次清剿。截止1946 年3 月底，在东北全区共进行较大的剿匪战斗计212 次，毙伤俘土匪共达78495 人，缴获长枪25500 支，短枪911 支，轻重高射机枪618 挺，炮52 门，收复过去为土匪盘踞城镇118 座②。东北地区大股顽匪大部分被消灭，尚存三万之众。1946 年5 月，我军从四平、长春、吉林等地撤退后，这些潜伏的三万残余土匪乘机复起，尤其以合江、牡丹江地区最为严重。匪首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所组织的大股匪帮，总数多达八千人，扰乱后方，袭占城市。1946 年6 月份以来，先后占我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许多县城，切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交通线，妄图配合国民党军队向北满地区进攻，并大肆叫嚷“会师哈尔滨”。因此，土匪的猖獗，成了东北解放区的严重心腹之患。为此，谭政迫切地提出了彻底剿匪的建议。　　6 月30 日，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决定各地抽调一切可以抽调的马匹和已有的骑兵部队，合编为骑兵团，以加强剿匪部队的机动性，开始了新的剿匪斗争。从1946 年6 月到12 月末，我军先后毙俘及收降土匪二万余人，歼灭土匪大小数百股，其中主要匪首李华堂（“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支队上将指挥官）、谢文东（第五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张雨新（挺进军中将指挥官）、孙永久（地下军军长）、王廼康（先遣军第一军副军长兼嫩江东路总指挥）、姜鹏飞（新编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等均被我军先后捕获，其他一些国民党委任的军长、师长也或被俘或击毙。到1947年4 月，东北解放区的土匪，基本被肃清。1946 年10 月22 日。哈尔滨。深秋的哈市，凉风瑟瑟，叶落草黄，古老的俄式建筑，东方的亭台楼阁，交互辉映，散发着北方滨城特有的魅力。在哈市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驻地的一座俄式小楼的会议室里，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主持会议的是年仅四十岁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参加会议的是东北民主联军所辖北满军区（北安军区、松江军区、合江军区、嫩江军区、牡丹江军区、兴安军区）、东满军区（辽北军区、吉东军区）、西满军区（第二军分区、嫩南军区、辽吉军区）、南满军区（安东军区、辽南军区）和直辖部队及有关纵队政治工作等领导干部五十余人。会议开始，由东北民主联军所辖各军区、纵队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政治委员或副政治委员汇报了各自一年来的部队政治工作及军队建设情况。汇报了“七七”决议贯彻以后的部队政治工作新面貌。然后， 11 月4 日，谭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同志们， 东北的斗争已经进行一年了。一年中，各军区发展建立武装有很大的成绩。”　　谭政环视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讲话。“现在，除调人东北的主力外，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部队，是我们进入东北以后建立起来的，各地方部队建立以后，即担负剿匪、支持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斗争，同时，输送兵源充实主力部队，是有功绩的。”谭政肯定了东北民主联军所辖各军区的各方面的工作。　　接着，谭政单刀直入提出了目前东北各部队在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东北解放区发展得比较快，我们现在新组织起来的地方部队，比起主力部队来，党的领导，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基础还很弱，骨干也少。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部队还不能掌握得住，党的许多政策，还不能通过这些部队来贯彻。有人说部队没有问题了，已经巩固了，这是不正确的。　　用招兵买马的办法，把部队搞得乱七八糟。目前，还有部分敌伪武装和土匪武装没有争取改造过来，部队还不巩固。虽然前段经过整顿以后，干部的思想整好了，部队成份好多了，组织纪律也比以前好些了，官兵关系改善了，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在东北是刚刚站住脚，由于国民党的进攻，将来的困难会更多。以前南满未失时，我们有人口一千八百万人，将来地区缩小，财源失掉，人民的负担会加重，因此，部队的建设任务是相当繁重的。”说到这里，谭政的语调是低沉的，听得出，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原来，为了实现中共中央确定的控制东北的总方针，东北局成立后，立即决定在短期内扩大人民武装，以粉碎国民党对东北的进攻。当时发展、扩充人民武装部队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以冀热辽与原抗联部队为基础，以连或营扩大成团；一是“找工人农民学生中的群众领袖或用新兵去扩兵，扩来一班即编一班，扩来一排、一连、一营即编为一排、一连、一营等，他们的领袖即任班、排、连营长或副职，另由老的干部或战士任正职或副职，并派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在我军进入东北之初，根据中央与东北局发展扩大部队的方针，在很短期间内，部队得到迅速而大量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 年8 月中旬至12 月底， 扩大的部队总人数，约在十五万人左右，使东北我军总人数达到二十七万余人，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充实。当关内部队大部到达东北以后，为巩固新部队，充实老部队，在东北局的统一领导下，对新老部队进行了整编和调整。　　1945 年11 月1 日，林彪、彭真发出《关于整编军队与扩兵问题的指示》， 指出，整编应该根据既能迅速巩固和提高多数新部队，又保持老部队的突击力量与倡导作用的原则来合编。例如：以一个老团与二、三个新团合编时，应该以两个老的营为基础，把一个最差的新的团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主力团，另以一个营作基干扩编为一个次等的主力团，再由老团中抽调干部去加强另一个新的团的领导。这样编成的旅，很快即可成为一个有突击力的野战兵团。　　经过这次整编，虽然从组织机构上克服了新部队、新兵军政素质较差等弊端，但这种弊端并未从根本上克服与消除，同时，有些新建部队（如北满），因未能得到关内主力骨干的补充、充实，因而绝大部分部队仍保持着新添的成份。在初期建军与扩军的工作中表明，以老的部队为基础，以前一种方式，即以老的部队为基础，以连或营扩大成团的方式，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扩军的质量和部队的战斗力。但是，采取后一种方式，即采取“找工人农民学生中的群众领袖或用新兵去扩兵”的方式，则是不好的。它使某些地区和部队没有掌握正确发展原则，忽视党的阶级路线，只求数目，不择良莠，单纯地招兵买马，甚至采取封官加委的办法进行扩军，因而使新建的部队，军政素质很差，成份复杂，群众纪律不好，战斗力也不强。尤其是，当国民党军队由山海关侵入东北解放区以后，在这些部队中开始发生大量逃跑或有组织叛变的现象。例如.农安县独立团的一个营五百人，在杀害我县委书记刘德彪后叛变。九台几百人，怀德上千人，敦化八个大队中的七个半大队（一个朝鲜族中队未出问题），以及舒兰、榆树、安图、蛟河等保安队，也都先后叛变。叛军共达九千人，枪支在五千支以上。对于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谭政的心情是沉重的，焦急的。为此，谭政在谈出新建部队基础很弱、素质很差的情况之后，语气格外加重，坚定地说：“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政治工作，注意发展党员，重视干部的教育与培养，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政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　　这次东北民主联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尤其谭政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与会者的影响与震动，对东北民主联军整个部队的军政建设的影响与作用是巨大的。会议结束以后，东北民主联军各与会政工领导，纷纷返回各自的驻地，传达、贯彻、落实这次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及谭政报告的基本思想。1947 年四至五月春夏之交。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漫长冬日的积雪早已溶化，和煦的春风送来了哈尔滨夏初的晖容。历经一百零八天（1946 年12 月16 日至1947 年4 月3 日）三下江南（北满部队）、四保临江（南满部队）战斗洗礼的东北大地，显得格外宁静。东北要市——我东北党政军心脏——哈尔滨，现在显得格外忙碌。我东北党政军、高级领导，纷纷云集此地，研究东北的战局与下一步对策。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哈尔滨先后召集了军、政两界，一个中心、不同侧重的两个重要会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治部召集的部队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参谋工作和后勤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东北局召集的局委会议，作出了著名的“五五”决议。而这军、政两界的两个重要会议，与身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的谭政，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4 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师以上高级干部政治工作会议正在进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会议室里，谭政正在对东北全军的前一段政治工作情况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过程中的政治工作进行总结，对下一步即夏季攻势前的政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同志们，自去年10 月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以来， 特别是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中，我们北满和南满以及东满和西满的部队的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较好地贯彻了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和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策略，粉碎了国民党‘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进犯方针。在这一艰苦的作战过程中，东北我各部队较好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战胜了天寒地冻等自然环境的恶劣条件，克服了长途奔袭的饥饿疲劳等困难，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英勇杀敌，忘我献身，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与英雄业绩，这些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们都是应该，也是要认真总结的。”谭政满怀激情地充分地肯定了前段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接着，又对下一阶段即夏季攻势开始前的政治准备工作，作了认真的部署。“下一步，我军即将展开夏季攻势。我们各部队的政治工　　作领导者，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个多月的战役准备期间，作好部队的政治工作。我们部队政治工作的重点，应以‘爱国保田’的阶级教育为中心，其具体教育的方式、方法，应采取召开庆功会、群英会，开展诉苦复仇，立功创模范运动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鼓舞全体指战员争取更大胜利的信心。”谭政用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大家，用果断、坚毅的语调说。谭政同时也谈到了如何在消灭敌人的战斗中，教育我军指战员培养优良战斗作风等问题。5 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局委会议在东北局会议室郑重举行。局委成员（常委五人：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除常委罗荣桓在苏联治病外（左肾肿瘤，作切除手术），其他成员均出席会议。　　作为局委委员的谭政自然也参加了会议。东北局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共中央1947 年2 月1 日由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精神，结合此时东北的战局情况召开的。中共中央的“二一”指示强调：　　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①此时的东北战局是：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东北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了很大打击，但敌人在1947 年4 月份采取了征兵、改编地方部队等措施，其东北兵力仍然保持着七个军二十三个师的番号，连同其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有正规军三十六万余人，地方武装十二万余人，控制着东北二十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包括七十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我南、北满地区仍然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敌人企图利用现有的四十八万兵力，依靠其优势的装备，以“内线作战，机动防御”的作战方针，控制其东北全部占领区，并伺机集中兵力，向我南满地区发起局部性的战役进攻。但实际上，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分散守备的结果，其整个防御体系已呈现出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等弱点。东北我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得到了后备兵团的及时补充，保证了主力的满员，在连获胜利的条件下，从大量敌人的缴获物中，改善了我军的装备。到1947 年5月，东北我军已发展到拥有五个纵队（相当于军）十一个独立师、四个旅、十二个骑兵团、四个炮兵团等二十四万人的野战主力，地方武装二十二万人，共约四十六万人。此时东北我军虽然在数量上略少于敌人，但由于我们党在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煮夹生饭”　　运动和剿匪工作等已接近完成，城乡生产、军工生产都获发展，农民热烈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尤其是我军各部队不断深化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特有威力，己使东北我军具备了向东北敌军发起强大攻势的能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东北战局的具体情况，在谭政的积极建议下，东北局在哈尔滨于1947 年5 月上旬召开了这次局委会议，并于5 月5 日作出并讨论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五五”决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下达。　　东北局“五五”决议在明确指出目前东北形势的新特点“即是在军事上敌人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反攻”、果断提出东北我党我军的新任务即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以外，还格外强调，为胜利完成任务，我军前方的任务，就是继续加强主力部队，提高战斗力，研究作战经验，研究战术，利用战斗间隙练兵，上下级普遍开展立功运动，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指战员政治觉悟，改善群众纪律，以使主力部队能英勇善战，大量歼灭敌人。　　讨论“五五”决议的东北局局委会议开始了。　　谭政在几个局委成员发言后，开始了他的发言。　　“这个决议对目前东北敌我双方状态的分析是正确的。我认为，东北我党政军各方在贯彻‘七七’决议以后，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由于我们的努力，可以说，目前我们已基本上完成了‘七七’决议所规定的任务，已基本上克服了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并已初步建立起了我们的东北农村根据地，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我认为，这个决议对目前我党在东北任务的规定也是适宜的。我们目前反攻任务的规定，与中央的‘二一’指示精神也是吻合的。”谭政高度评价了“五五”决议的正确性。　　谭政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道：“还有一点，决议把前方部队的政治工作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战略高度，我是十分赞成的。确实，部队的政治工作对于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这一点是我军明显优于敌军的地方，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优势。”　　5 月5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最后以顺利通过《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而落下帷幕。根据“五五”决议，为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场形势，结束东北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以配合国内其他战场的作战，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我军于1947 年5 月13 日向东北敌人发起了历时五十天（7 月1 日结束）的夏季攻势。对于有谭政参与的东北局上述决策，毛泽东给予充分的肯定。1947 年5 月20 日，毛泽东发出了《东北作战方针及关内战局》电报。电报指出：　　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希望能子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第九章 抓战备抓思想整军运动忙　　1947 年夏季攻势结束以后。哈尔滨南六十华里双城。前方总部罗荣桓住所。8 月，夏日的酷暑渐渐消散，秋季的凉凤阵阵吹来，双城前方总部罗荣桓住所，来客不断，忙碌非凡。此刻，一位敦实精干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共中央东北局要员，正在与罗荣桓亲切地交谈着，两人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东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谭政在认真详细地向“东总”副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罗荣桓同志汇报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政治工作经验。自1947 年7 月1 日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结束以后，东北战局又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新的变化。此次战役，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收复城镇四十二座，解放国民党占领区十六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千万，控制铁路二千五百余公里，东、西、南、北满和冀热辽解放区联成一片。此时，敌人占据东北的地区，不足十万平方公里，被统治人口只剩一千三百六十余万，占东北全区人口的33％，敌人联接沈阳、四平、长春三大据点的中长线被完全截断，联接东北与关内之敌的军事大动脉的北宁路，也时断时续；而我东北解放区的人口已达二千六百五十五万之多，相当于国民党的二倍。　　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已达七十八万余平方公里，为国统区面积的七至八倍。经过8 月份以后的扩兵，我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五十一万人，其中正规军二十九万人。东北的战局已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改变。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于9 月中旬向东北敌军发动秋季攻势，在秋季攻势发动以前，要抓紧进行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尤其要进行以总动员为特征的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47 年7 月2 日11 时（夏季攻势结束第二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双城前方总部发出指示电：　　我军决定后移休整，整顿组织，另寻战机，各部队移下列位置：　　（1）三纵、四纵移西丰及其以东以南地区，具体部署由肖［劲光］程[世才]吴［克华］规定。（2）一纵、独二师移西安、平岗之线，独二师归一纵指挥。（3）六纵移西安以北之二道河子、三道河子及其周围地区。（4）独一师移平岗与西丰间之关家烧锅、查库关这一带，归肖［劲光］程［世才］吴［克华］ 指挥。　　当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双城又给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发出了关于休整期间的两个指示（摘要）：　　（1）总结五十天作战经验，总结四平战斗、威远堡门战斗之经验。开会庆祝夏季攻势的胜利，须防止因胜利而失去冷静与稳重老练精神。　　（2）恢复疲劳后进行普遍的军事教育，参考这次作战经验，进行“一点两面”战术教育，纵队派人去教导队报告作战经过、经验教训，并带回伤员，检查俘虏教育情形。　　7 月6 日20 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双城前方总部致电二纵：休整时间暂定20 天。7 月16 日林彪、罗荣桓于双城前方总部，指示各部队继续休整。在7 月2 日至9 月14 日长达两个半月的休整与整训时间里，遵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精神，谭政全力以赴地主抓了以诉苦教育、立功运动、战评运动、战斗动员、形势教育、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为基本内容，以召开诉苦会、战斗总结会、庆功会、英模会、请战会、求战会、经验交流会等为基本形式，以提高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策纪律观念、战斗力为基本宗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上述诸种形式的政治教育方式中，效果最好、采用较多、发现较早、使谭政最为重视并给予精心培养与大力推广的方式，即是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的诉苦教育。　　在此以前，其他解放区也有过诉苦运动的经验。东北我军中的诉苦运动早在1946 年就出现了，当时驻北满海伦的警备二旅就开展过，以谭政为主任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曾向所属各级政治机关发出《关于部队坦白运动与诉苦运动的经验》，加以推广，并在《前卫报》上发表了社论《从诉苦运动谈到部队政治教育的改革》。辽东军区三纵队的诉苦运动阶级教育，首先是从三纵队七师二十团三营机枪连，九连开始的。辽东军区是1946 年1 月由进军东北的冀热辽八路军部队和山东解放军合编组成的。开始程世才任司令员，后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江华为第二政委，莫文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 年下半年，辽东军区（南满军区）三纵队（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和兄弟部队一起，先后参加了保卫辽阳、本溪、四平等战役，并在沙林子、辽中、海城大石桥、本溪、凤城新开岭等地打了一些大胜仗、取得辉煌的战果。尔后，纵队奉命到辽东、通化一带集结，准备保卫通化、临江、长白地区，坚持南满斗争。从四平抗退开始，纵队连续二十多个昼夜行军、作战、抢构工事、十分疲劳。同时，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广大指战员没有退缩，他们坚信党的领导，克服困难，勇敢战斗。但也有少数同志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有的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有的存在地方观念，不愿在东北坚持斗争，有的沾染兵痞流氓习气，有的纪律涣散，甚至出现逃亡离队现象。面对上述情况，如何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战斗力，则是摆在纵队各级领导眼前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纵队政治工作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　　7 月下旬，三纵在柳河整训时，七师（师长曾国华、政委李伯秋、政治部主任李政）召开了连以上政工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上述问题，并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教育部队。会上，师政治部提出了“谁养活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十几道讨论题，组织部队进行讨论。七师二十团三营机枪连在进行“谁养活谁”的讨论中非常热烈。一次，副班长任纪贞用他父亲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最后累得吐血，临死前想喝小米粥地主都不给的事实，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使在场的同志都受到了教育。营教导员冯恺及时地抓住这个事例，向全营各连作了介绍和推广。与此同时，三营九连也开始了诉苦教育。九连是1945 年日本投降后由本溪煤矿工人（其中大部分是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人员和解放区群众，部分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组建的连队，全连219 人。由于连队大部分是新兵，加上成份复杂，连队思想十分混乱。指导员赵绪珍从1946年秋开始，就用本连战士的苦难家史进行阶级教育，采取吐苦水，算苦帐，挖苦根的方法教育启发战士的思想觉悟。有一次，部队住新滨县鱼亮子村时，他用贫农房东老大娘的一件破棉祆给连队上课，进行实物教育，讲明地主、资本家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揭示剥削阶级的本质。他还组织连队参观地主家和穷人家的吃穿住等情况，进行阶级对比教育。该连有一名战士房天静，十六岁就被国民党抓丁东北，其父在家被地主逼债身亡，其母到东北来找他时，途中因生活所迫，卖掉两个弟弟，好不容易找到本溪，母子俩隔着铁丝网没有能讲上几句话就被迫分离，其母仇疾交加，不久也死去。　　当谈到这段家史时，房天静一头哭倒在指导员怀里，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决心为母亲报仇，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此后，房天静在九连全连大会上诉苦，给大家以深刻教育，当场就有三名战士主动上台倒苦水，检讨自己忘本思想。解放战士李东山边哭边说：　　“我和房天静有一样的苦难家史，一定要牢记血泪深仇，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死不瞑目！”诉苦教育提高了战士的阶级觉悟。房天静在1947 年1 月的一保临江的热水河子战斗中，单人独枪冲入敌人阵地，歼敌一个班，俘敌五人，成为全纵队第一个记特等功的战士，纵队赠给他“孤胆英雄”称号。房天静和九连这个典型一经发现，便引起了纵队各级领导的重视。三营副教导员张廉明，二十团政委胡寅和政治处主任宋登华，都到九连帮助总结经验。1947 年2 月， 一保临江战役后，纵队领导经研究，决定宣传九连和房天静的事迹。　　于是，纵队政治部和师、团一起，派出郭辛、王暖、魏永祐等同志及宣传队，深入部队采访，并以房天静事迹为题材，创作了歌剧《复仇立功》，到部队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接着，纵队在七师二十团进行诉苦教育试点，推广九连的诉苦教育经验。到1947年1 至4 月份的二保临江至四保临江战斗期间，纵队将诉苦教育逐步推向其他部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又涌现出像王永太、任继贞、周恒农、高英富、陈树棠等一千五百多名战斗英雄和功臣。1947 年4 月15 日至5 月12 日，三纵奉命在进驻柳河休整期间，各师总结了四保临江的经验，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并号召把开展诉苦教育同复仇立功运动结合起来。纵队政治部宣传了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在庆功会上突出地宣传了王永太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成长过程的诉苦教育经验。南满（原辽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参加了会议，高度肯定和评价了三纵开展的诉苦教育与立功运动的经验。三纵的诉苦教育经验，很快得到了上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1947 年6 月，南满军区在通化召开师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三纵七师政治部主任李政汇报了开展立功运动的经验，三纵宣传部长汤从列汇报了诉苦教育的经验。　　南满军区首长陈云、肖劲光、肖华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辽东日报》、军区《战士报》对三纵诉苦运动的经验进行了报道。南满军区政治部作出决定，首先在南满军区各部队推广此经验，陈云并就此经验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及政治部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1947 年8 月初，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在哈尔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总结夏季攻势经验，部署新的作战、政治工作任务。南满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三纵宣传部长汤从列，分别在会上介绍了三纵队诉苦教育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上，加之此前陈云的报告，谭政全面了解了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并十分重视。为此，他专程从哈尔滨来到双城，认真而周详地向罗荣桓汇报了这一经验。谭政兴奋地对罗荣桓说：“南满三纵诉苦教育激发指战员阶级觉悟、复仇立功的经验，效果很好，值得提倡。通过这一教育形式，部队的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我想，应该在东北民主联军所有各部队，大力加以宣传、推广，并向中央报告。”罗荣桓高兴地谈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和意见。南满军区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我们东北全军首先应该大力宣传与推广这一经验。”接着，罗荣桓对谭政说：“你先起草一个训令，下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让我东北各部队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然后，你再组织人为《东北日报》写一篇有关开展诉苦运动的社论，造一点舆论。”很快，根据罗荣桓的指示，谭政主持起草了关于在东北我军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这个训令，经罗荣桓审定后，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名义发出。1947 年8 月26 日，《东北日报》同时发表了由谭政组织撰写的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和关于诉苦运动经验的报道。《东北日报》的社论指出：　　三纵诉苦教育的全过程，在部队教育工作中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个创造主要解决了部队教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部队教育当前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第二个是如何进行部队教育。由于第三次国内战争是由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一小撮挑起的，因而当前部队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当是阶级教育。而进行这种教育的方法绝不能用抽象的说教来提高群众的觉悟，而应该用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自己，通过诉苦说明当前极其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战争性质，把个人仇恨与阶级仇恨、个人要求与集体要求、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紧紧结合起来，以明白个人在这个战争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1947 年9 月28 日，谭政将三纵诉苦教育的政治工作经验，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经验，对报告全文逐字逐句作了修改，尔后批发全军推广。1948年3 月7 日，毛主席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　　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在秋季攻势发起前的这段休整期间，谭政除坐阵哈尔滨进行全面指导东北全军的政治工作而外，还亲自深入部队基层，到东北有关纵队、师、团了解部队政治工作情况，具体解决、处理部队有关问题。8 月22 日晚，谭政与刘其人来到吉林图们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研究与解决六纵的有关政工问题，第二天上午9 时离开图们。据赖传珠日记所载，谭主任此行图们，“轻油车出轨，幸未遇险。”9 月13 日至23 日，谭政来到沙河子、朝阳山、黄泥河子六纵队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驻地，听取各师汇报，检查诉苦和土改教育情况，并作了时事报告。谭政特别提出了十六师的三个问题：提高党内原则空气，政治工作，干部问题。在这一时期内，为加强东北全军的政治工作，谭政与林彪、罗莱桓等，还发出指示电任免一些重要领导干部。8 月1 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刘亚楼于双城致一纵电：牡丹江军分区与东安军分区合并，多余干部送二团，可在前方分配工作。8 月20 日，林彪、彭真、罗荣桓、刘亚楼、谭政于双城发出电令：以独一师、独三师、东满独立师编成野战十纵队，任命梁兴初为司令员，周赤萍为政委，黄炜华为参谋长，刘型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发出电报：同意李伟为一师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8 月22 日，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黄克诚、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刘亚楼、伍修权、谭政、周桓发出命令，为培养团营干部，使在职团营干部都能得到轮流学习，以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决定在军政大学开设干部大队，下辖两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教育时间暂定三个月，由总部直接领导，并规定了学员的条件、各部人数与报名时间。　　9 月1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发出任命电：任命王明贵为骑兵师师长，朱纪先为政委，马骥、钟明标为副师长，刘锋为副参谋长，牟永春为政治部主任。　　10 月24 日，林彪、谭政答复，同意李立三为东北局城市书记。　　11 月12 日，林彪、谭政就领导方式问题给赖传珠发来指示电。　　谭政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工作而日夜忙碌、操劳着。　　灿烂的政治之花，结出精美的军事之果。在谭政等人强大的政治工作推动下，我东北全军历时五十天（自1947 年9 月14 日至11 月5 日）的秋季攻势，歼敌近七万人，收复城市十五座，解放土地三·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二百六十余万，控制了东北大部铁路，把敌人压缩到大小二十四个孤立的城市里，仅占东北面积14％的狭小地区，到11 月中旬，东北敌军总兵力十三个正规军，三个暂编师共四十五个师，加上特种部队、游杂武装等共五十八万余人，而东北我军已达九个军区，九个纵队，十个独立师七十三万余人，其中正规军四十二万余人，地方部队三十一万人，我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敌军。造成了东北敌军空前严重的处境，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至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个狭小地区。使我军牢牢地掌握了东北战场的整个主动权。　　看到这些辉煌的战绩，谭政并没有满足、止步，他在酝酿着东北全军政治工作的更大的新举措。　　1947 年11 月16 日。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呼啸的北风卷着雪尘，终日不停地刮着，塞外的严冬已经降临。哈尔滨，这座北国的雪城，矗立在零下30 多度、白雪皑皑的冰冷天地之中。在这仿佛进入“冬眠”状态的银色城市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住所里却温暖如春。一道由林彪、谭政、刘亚楼署姓（林谭刘）的冬季作战指示的红色电波，正穿过冰雪，超越严寒，飞向东北我军各指挥部。指示电文写道：　　（1）五十天的秋季作战中，已取得歼敌六万余和占十五个县城的胜利，奠定了冬季作战的基础。　　（2）今冬应利用河流失去障碍作用的时机，实行集中兵力作战，除北满留个把纵队外，可集中七八个纵队作战。（3）从战略上看，集中兵力冬季作战，对我军是最好时机，应克服寒冷的困难，确立胜利的信心。（4）关于冬季作战的补充问题，应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北满数十个补充团）。（5）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战斗员，应该发扬高度的战斗勇气，去争取胜利。（6）各部应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动员。①　　随后，谭政又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出指示，指示东北我军各部队，利用冬季攻势发起前的近一个月的时间，作好部队的政治动员工作，继续开展诉苦教育和以学习、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为中心内容的阶级教育。　　同时，鉴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我军即将解放更多的地区和城市，加之土改后期东北出现过“左”的偏向，谭政及其所领导的“东总”政治部根据10 月10 日中央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此期间的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中，还加进了政策教育、纪律教育等内容。　　早在1947 年9 月，东北我军秋季攻势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就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10 月10 日，公布了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尔后，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东北局发出了《告农民书》。以谭政为首的“东总”政治部发出了《传达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关于传达全国土地会议及深人土地教育的指示》等文件。文件要求，各部队以刘少奇的总结报告为主，首先在团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会议文件；对战士则着重解释《中国土地法大纲》与东北局的《告农民书》。　　对于谭政等“东总”政治部关于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东北我军各部积极、全力加以落实贯彻。如六纵队政委赖传珠，在政治部发出指示电的当日，就来到岔路河方强师，商量并决定此后三个月的政治工作，并确定其工作中心应解决两个问题：　　（一）整思想。（1）肃清军阀主义思想偏向。（2）克服保守自满情绪。（3）克服右倾情绪，提高积极作战精神，要建立六种作风及制度等。　　（二）诉苦坦白运动，先搞第一个，然后搞第二个。　　再如，11 24日，独二师对“东总”司令部（含谭政的政治部）工作的两个指示，贯彻、研究讨论的情况是（摘记）：　　（一）强调工作思想：（1）发挥高度工作热情；（2）一切为了打胜仗；（3）多作具体工作。　　（二）改变工作习惯与作风：（1）抓紧一顿饭的机会；（2）不怕疲劳严寒；（3）自发主动工作；（4）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5）工作随到随办；（6）多收集和熟悉情况；（7）严格执行制度。　　（三）改变战斗总结方法：（1）采取典型总结；（2）战斗结束立即扼要上报；（3）深入班、排，选择典型战例；（4）参谋长、作训参谋，为典型战例写稿。　　通过“东总”及其政治部的冬季攻势前的政治教育工作，东北我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治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又得到了增强。仅以我四纵（司令员胡奇才后为吴克华，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刘澜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为例， 1947 年12 月11 日，纵队接到“东总”命令， 即刻从清原南下，回到以前老战区安奉路。14 日傍晚，又由通远堡、连山关一线出发，以勇猛奔袭动作，向沈阳、本溪、辽阳之间的三角区楔进。时逢冬季大雪，雪地奔袭，十分困苦、艰难。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和敌机的轰炸、扫射，部队须经常日宿夜奔，出敌不意地远距离穿插。每次出门，都是凛冽的北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指战员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脸都用毛巾包起来。部队在没膝的雪地里艰难跋涉，吃睡不好，饥寒交加，人困马乏。然而，在部队政治工作强大威力的作用下，指战员行军吃苦的能力非常强，仍然一夜走一百里以上，有时走一百五十多里，每次出发都是途中不休息，直奔目的地。如果稍有停顿，也不敢坐下，只在原地踏步，因为一不运动，就可能冻僵身体，蹲下去就很难站起来。在冰封雪飘的大地里，从纵队司令员、政委到战士，都是一样靠两条腿走路，行军力本身就是战斗力。哪个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干部模范作用强，行军速度就快，就能赢得时间，抓住战机，取得胜利。部队指战员都明白，要大量歼灭敌人，就要大踏步前进，大打运动战。许多干部战士说：“四保临江，那么苦都熬过来了，如今是战略进攻，向胜利进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指战员们在政治工作的作用下，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向西南方向猛插。不久，我四纵战区就从中长路以东移到路西，从山区下到平原，从解放区推到敌占区。　　同时，谭政在进行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成效。当时，在部队中由于个别干部战士阶级意识模糊，曾发生了一些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如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东北有名的“马玉事件”。部队的问题，特别是“马玉事件”对谭政的震动是巨大的，他主持政治部、向东北全军发出通告：　　在经过广泛的土政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针对六纵十六师六十四团存在严重军阀主义等错误，1947 年11月26 日，谭政以“东总”政治部名义通电东北全军： 十六师六十四团在海伦打伤员及送出伤员十余人，经检查该团存在军阀主义、地主思想，并包庇地主，干涉土改，团长副团长下命令与伤兵打架，政委腐化堕落，二十八日十六师称，已将该团解散。②在东北土改后期，部队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其表现，主要是模糊了地主同富农、甚至同中农的界限，模糊了大地主、恶霸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界限，模糊了地主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及自由职业者的界限，发生了乱打乱斗乱没收甚至乱杀人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如私打土豪，滥征车马，宰杀耕牛，损害中农利益，违反工商业政策等。　　对于这些问题，谭政在罗荣桓的支持下，严肃认真地一一加以纠正。1948 年1 月30 日，以“林、罗、谭”名义及时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较好地纠正了这些问题。　　这样，在冬季攻势前和冬季攻势过程中，由于以谭政为首的“东总”政治部坚强有力丰富多采的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东北我军的刻苦力、耐寒力、行军力即战斗力。　　在冬季攻势中，气温常常下降到摄氏零下40 多度，夜晚在野外行军作战，赤手伸出一分钟，就冻得麻木难以屈伸，湿手摸枪身，铁质部分会粘掉手皮，即使穿大衣、棉鞋，戴棉手套，在雪地里卧上几分钟，也会冻得爬不起来，常有机枪、六○炮在连续发射中因乍热而折断撞针事，很多指战员冻伤了手脚。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各部队在前期与战时政治工作的鼓动下，不怕苦，不怕冻，不怕饿，不怕累，不怕困，不怕死，士气盛，斗志昂扬。有的部队，在酷寒中进行大规模雪地作业，构筑高一点五米、长二千米的雪墙三道，掩护部队作战，出现了中外战史上罕见的严寒中御敌的宏大、壮美的人文景观。　　于是，东北我军在为时九十天（自1947 年12 月14 日至1948 年3 月15 日，除掉间闲时间）的冬季攻势中，歼敌十五万六千余人，攻占城市十八座，解放人口六百余万，彻底粉碎了东北敌军“确保北宁、维护中长，确保海口”的防御计划，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整个东北敌军被压缩在占东北总面积不到l％的土地上，被分割于长春、铁岭、本溪、抚顺、沈阳、新民、阜新、义县、锦州、锦西、绥中、兴城等十二座大中小城市里，敌人唯一的交通命脉——北宁路已被完全切断。我军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已完全贯通，最后歼灭敌人，解放全东北的时候，已为期不远。对于东北我军在冬季攻势中发挥政治工作作用的基本经验，罗荣桓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战斗胜利所依靠的两个基本条件中的最主要的条件（另一个基本条件是正确的战术）。　　谭政在1948 年卫月1 日起草的、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发出的题为《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的电报指出：　　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最主要是靠部队中间的政治工作，只有政治工作强的部队才能发挥全体战斗员的勇敢性，才不至于在敌火前趴着不动，才不至于发生要人多（密集队形）才敢前进，人少（三三制）就不敢前进的现象，才能使战斗员在战斗中有主动性和战术上的创造性。　　此刻，谭政的心情异常兴奋。回首来到东北整整两年的时光，暑往寒来；出风入雪，枪林弹雨，日理万机，瞬息万变的戎马生涯，与延安时期相比，又别有一番风味与情趣。那累累的战绩，那阵阵的凯歌，无不浸透着他的辛劳与汗水。谭政在为东北战场的最后胜利而思考着，策划着，忙碌着..　　1948 年2 月28 日。　　哈尔滨。　　东北军区政治部驻地。　　淡淡的太阳，挂在那茫茫的天空。皑皑的白雪，覆盖着无垠的东北大地。辽南炮声隆隆捷报频传，吉西紧锣密鼓，佳音不断。在这冬季攻势即将结束，辽沈战役就要来临的关键时刻，东北军区（1948 年1 月1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兼东北军区，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8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将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分开。但是，军区与野战军政治部虽在编制上分开了，可人员和工作未截然分开，都是在谭政主任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6 月4 日，经中央批准，调整了东北局，谭政仍为局委员， 成立军委会东北分会，谭政为分会委员），政治部召开的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哈尔滨正热火朝天地按计划进行。　　今天作重要报告的正是谭政。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开展“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原来，在此前不到一个月，即1948 年1 月30 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总结冬季攻势以来东北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下一步辽沈战役（当时称“秋季攻势”）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在谭政组织下，东北军区政治部于1948 年2 月2 日，召开了东北全军纵、师政委或主任以上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于3 月7日结束，共开三十三天。　　谭政等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为会议作了精心妥善的安排。随着与会人员陆续到达哈尔滨，1 月29 日，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与会纵队领导干部会，各纵（除七纵外）均已到达，讨论会议如何开法。l 月30 日，军区政治部请与会干部看电影《水泊粱山》第9 集。31 日，军区政治部又请与会干部在兆麟电影院看电影，发言者准备会上汇报内容提纲。2 月1 日，各发言者已将汇报材料准备完毕，晚上到哈尔滨铁道学院看电影。2 月2 日，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军区政治部会议室举行。会议首先由六纵政委赖传珠、四纵政委彭嘉庆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3 日，一纵政委万毅、二纵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月4 日，由三纵政委罗舜初汇报纵队政治工作情况。2 月5 日，七纵政委吴富善，八纵政委邱会作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6 日， 九纵政委李中权、十纵政委周赤萍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7 日， 十一纵政委陈仁麒、十二纵政委袁升平等汇报各自部队政治工作情况，下午休会，军区政治部招待与会者看京剧《霸王别姬》、《借东风》等。2 月8 日，骑兵师政委张荣汇报师政治工作情况，晚上看电影《柏林大战》、《保卫斯大林格勒》。2 月9 日，旧历除夕， 2 月10 日，大年初一，体会两天，2 月10 日，军区政治部招待与会者看电影《水泊梁山》第10 集。从2 月11 日至13 日，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由龙江、合江等东北各军分区政委等领导汇报各自的政治工作。2 月14 日下午，东北局请与会者吃饭，晚上看京剧《吕布与貂蝉》、《玉堂春》。从2 月26 日起，上午谭政开始作报告，下午继续报告一个小时即休会。此时各纵队、军分区的汇报已经结束，谭政对各纵队的汇报情况，作了总结与说明。2 月27日，会议休会，谭政开始准备大会的总结报告。　　就这样，经过会议的一系列酝酿、准备阶段，今天即2 月28 日，谭政开始郑重作起作为会议中心内容的《关于“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的报告，报告还涉及了土地改革教育、诉苦教育等问题。但谭政在报告中着重强调，通过这次“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解决部队成份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　　在谈到部队中存在的成份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时，谭政的心情是沉重的，也是沉痛的，他的胸中燃烧着怒火。由于这是师纵队一级以上的部队高级领导政工会议，因此部队中的问题，无须有什么隐瞒。　　谭政先是批评了各纵队学员赴炮校学习途中违犯部队纪律的问题。他气愤他说：“这些赴炮校学习的学员，功臣思想严重，在脱离领导的途中，享乐腐化成风，骄横霸道，发生问题很多：（一）带队人不负责任，被带人不服从管理，由于带队人都是临时指定的，甚至指定警卫员（四纵），因此都是临时观点，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车了，有的私自回了家等等。（二）卖公物倒买卖成了普遍现象，如九纵队三十四名学员中就有三十名卖过东西，别的纵队较多的有十纵二十七人，三纵二十四人，七纵二十人。（三）蛮横作风严重，如四纵有三人打了老百姓，还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纵七人打车夫，二纵、四纵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人，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在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九纵带队人二十六师参谋刘振江擅自向肇东县政府要粮三百公斤，又向九纵某科长要钱二十五万元，企图从中贪污粮食钱（查出后，将钱追回肇东县政府了）。”会场一片寂静，与会的政工干部在严肃、冷静地深思着谭政的讲话。　　谭政接着讲道：“有一个师（即十六师）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是红军的‘老祖宗’，但部队非常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官兵不团结，军民不团结，干部因此要离开部队，战斗力眼看着下降，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但是，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在东北我军中却不只这一个。”谭政的批评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的。谭政停顿了片刻，观察一下与会者的情绪，喝了一口水，润了一下有点干燥的嗓子，越发激动他说道：“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主要靠我们深入细致、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执行纪律，严肃纪律绝不可少。对于‘马玉事件’那个连长的处决，是我们下了决心的，否则，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兵就无法带了。譬如，四平保卫战期间，二纵一个管理员和女房东通奸。事情暴露后，很多老乡为管理员战士求情，说这个女人一贯如此，‘不怨这个八路’。可结果是：不行，枪毙。沙岭战斗前，三纵七师一个侦察员强奸妇女。这个战士在抗战中立过大功。团里尽其所能，做了口棺材，置办一桌饭菜。这个战士看过棺村吃饭。团长敬酒，政委敬酒，营长、连长一一敬酒。酒足饭饱，一声枪响。　　十六师驻在阿城时，师部的三个警卫员强奸日本女人未遂。事情暴露后，有人找师长替战士说情，说：都是孩子（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五岁），好不容易从苏北来的，政治思想都挺好的，一时犯错误，罚劳役就行了。但回答的是三声枪响。没有铁的纪律，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胜利。”尔后，谭政又提到了干部的问题。他用宏亮而严肃的声音讲道：“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注意克服。此外部分干部还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顾虑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谭政的报告，在2 月29 日上午继续进行，下午，与会者分组讨论了谭政将近两天的报告。谭政的这个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3 月1 日上午，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报告了部队俘虏工作及整顿后方诸事。下午，周桓继续报告，尔后进行了分组讨论。3 月2 日、4 日至6 日，刘亚楼、谭政、李富春、高岗，就有关问题在会上又作了报告。会议最后，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同年8月始兼野战军政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这份由谭政及其东北军区政治部起草的报告，首先谈了目前形势，其次谈了建军问题，最后谈到政治工作。在关于目前形势中，谈到东北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谭政在报告中写道：在东北“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二十个！当然工作应该搞好，如果搞不好，那真该打屁股。”在关于政治工作上，罗荣桓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谭政主任在会上作的《关于开展“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的报告，另一方面指出了部队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缺点：　　一是总结经验、推广经验不够：二是思想指导不力，阶级教育、诉苦运动有的搞出了很好的经验，有的搞得平平淡淡；三是有些工作走了弯路，如立功运动、战评运动等同阶级教育结合不紧。　　罗荣桓围绕报告精神提出：部队政治工作方针应该是“以阶级为基本内容，在集中指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结合谭政等起草的报告，罗荣桓说道：“整作风，首先是发扬民主。一切工作、生活、制度都要有民主精神。这也是着重整干部。例如，规定的制度，只要战士遵守，干部不遵守，这还叫什么民主呢？军队的政治工作很容易犯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因为军队组织是集中的，命令很容易起作用，因此有些干部就喜欢简单化，习惯于简单化。　　但是政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不能图简单。诉苦运动搞好了的，就是走了群众路线；没有搞好的，就可能是犯了命令主义、形式主义。　　干部不懂得群众路线，命令主义是反不掉的。当然，我们一方面反对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不能让群众自发自流。”　　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在谭政等军区政治部指示下、经过充分准备并在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进行试点，各部队从3 月上旬开始，陆续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3 月15 日，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当日，东北军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关于春训工作指示》电报：　　为了准备下一次攻势，我军利用化冻期，于18日起转入全面整训，暂定30 到40 天。各部队应按照军区政工会议的决定与指示，立即定出整训计划，开展以诉苦教育的“五整一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自此，主要在东北军区政治部谭政直接、具体领导下，以诉苦教育为动力，以“五整一查”为核心、为期四十天左右的新式整军运动，便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在东北我军各部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在谭政的领导下，根据罗荣桓的指示，以“五整一查”为核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切实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方针。在指战员中的新式整军，主要经过诉苦教育和土地改革教育，使其弄清楚苦从何来，为谁打仗，把个人的苦和阶级的苦联系在一起，把为个人报仇的思想，引导到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目标，从根本上提高政治觉悟，大大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加强了纪律性、组织性和自我约束的自觉性。同时在干部中着重进行的“五整一查”，以整思想、整作风为主，而不以查成份为主；以查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为重点。　　这样，经过谭政四十天左右的主抓，布置，检查，落实，通过诉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方式，使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克服了缺点，改进了作风，增强了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发扬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增进了军内外的团结，部队原来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成份不纯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不仅如此，在整训过程中，各级政治机关在谭政统一指导下，还对部队进行了战争形势和我军任务的教育，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我军将与东北国民党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直至进行战略决战的发展趋势，讲清决战的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使原来对战争前途模糊认识或有厌倦情绪的干部、战士，有了明显的转变。东北我全军指战员，普遍树立了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思想，士气旺盛，斗志更坚，纷纷请战，要求到前线去杀敌立功。“为阶级兄弟报仇！”“当尖兵，打大仗！”“练好兵，打长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等口号、誓言深入人心，遍及部队。这就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五整一查”的新式整军运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1948 年8 月29 日。哈尔滨南双城。“东野”前线指挥所（现双城县人武部驻地）。金秋的双城，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那令人爽快的秋风，似乎就要把这旧世界，吹荡得干干净净。双城“东野”（由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8 年8 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前线指挥所进驻的宅厅，虽已破败，却仍显得富丽堂皇，古色古香。漆皮剥落的原始大木门，嵌在灰白色的水泥墙中。院内，青砖铺地。院墙，青砖砌成。阁楼，六根一人粗的圆柱形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阁顶是青一色小叶瓦。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着林彪。今天，一封事关辽沈战役大局的电报指示，即《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的电报，从这里发出。这封电报指示是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发出的。　　原来，东北我军在1947 年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后，以五个月的时间，运用诉苦、“五整一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目标的大练兵，使我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在此期间，东北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大量二线兵团的补充和加强。从1947年8 月至1948 年8 月，第一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八个独立团，每团定额二千五百人，总计二十五万人。1948 年4 月至1948 年11 月， 第二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个独立团，总计二十余万人。至1948年8 月末，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零三万人（其中主力部队七十万人，两个大军区、十个省军区及地方武装三十三万人）。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以上，人口86％以上，并控制了二万一千余里长的铁路（敌占区仅有一千二百里），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土改、剿匪已基本完成，政权已得到巩固，生产已有较大恢复。此时，东北国民党军队经过1947 年夏、秋、冬三次我军攻势作战，被歼三十余万人，尚存五十五万余人，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战略上或撤或守，举棋不定。我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国民党在东北采取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二十七万余人守沈阳地区，以便北进可支援长春，西攻可策应锦州；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十万余人困守长春孤城，以图牵制我军主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十五万余人，守锦州地区，以确保与关内的海、陆联系。东北我军根据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形势与东北我军冬季攻势后的新形势，认为东北敌我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在中央军委、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战略决战即辽沈战役的作战准备。其中政治动员、政治准备，又是各种准备的一个重要环节。早在1948 年2 月7 日，东北我军攻势正在进行之际，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就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提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　　冬季攻势结束后， 1948 年4 月18 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谭政等致电中央军委，拟攻长春，并阐述了上述两个方向不能攻取的理由。4 月22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复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打锦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①1948 年5 月29 日，因久攻长春不下与此次试战和侦察情况得知，长春工事坚固，敌军战斗力强等原因，林彪等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决定改变决策，由硬攻长春改为久困长围，乘其撤退时在途中歼灭之，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之线作战。5 月31 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即锦州、山海关、天津、北平——笔者）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　　1948 年6 月5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 关于东北我军行动问题，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　　第二个是目前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个是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时间准备两个月到四个月。我们认为第三个方案为好。6 月7 日，中央军委复电：基本同意第三个方案。　　6 月15 日，东北我军总部在吉林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打不打长春问题。根据敌我情况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采取长围久困方针。　　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其他主力位于长春、四平间地区整训。7 月20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 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22 日，再电中央军委，建议派兵包围大同，东北、华北协同作战。当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现在距8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　　7 月39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　　8 月1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第一步拟以北宁线的三个纵队和二个独立师，采取奔袭手段，分别包围义县、锦西、绥中、兴城、山海关，待主力到后，逐一歼灭这五座城的敌人。锦州驻敌兵力较强，故暂不拟攻锦州。第一步行动结束后，究竟是攻承德或唐山，我们当依照中央军委30 日来电重新考虑承德和唐山两处。　　8 月3 日，中央军委通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杨成武部于本月20 日左右即可完成西出绥远准备，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得志、罗瑞卿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唐山并已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他们即由涞源附近以二十天行程到达并攻击归绥；你们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告。　　8 月6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中央军委：我们在8 月底9 月上旬才能行动。但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7 日，中央军委复电：不管你们何时开始攻锦榆线，杨罗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 月21 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 月10 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 月10 日以前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中央军委。　　9 月3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北宁线作战计划。　　9 月5 日，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同意3 日19 时电部署，并指示：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等。　　9 月6 日，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报告：完全同意中央军委9 月5 日电，在袭击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敌后，继续进攻锦西、山海关外，锦州亦将成为有利之进攻目标，迟一步唐山亦可能成为有利的进攻目标。　　9 月7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给林、罗、刘的指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指锦州至唐山一线——笔者），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①至此，从2 月初开始，经4 月中旬至9 月初酝酿、商讨的东北我军作战行动计划终于确定下来，即第一步进行北宁线作战，控制整个北宁线；第二步向卫立煌、傅作义两翼机动，争取在北宁线上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与此同时，东北我军进行了战略决战的各方面准备，特别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准备。　　8 月6 日， “东总”及其政治部谭政等发出战前整训指示，就“准备九月初开始行动”问题向各纵队、各师的领导发出预告，并要求严守机密，对外大造“练好兵，打长春”的舆论，麻痹敌人。在此一系列准备基础上，即1948 年8 月29 日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罗、刘、谭名义签署的《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的电报发出了（周桓回忆这份电报指示的题目是《北宁线作战政治动员令》发出的时间是9 月7 日发往各纵队、各师）。谭政在这封辽沈战役前著名的政治动员令指出：　　我军新的作战行动是暂时放弃攻击长春，只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以奔袭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术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的早日到来。　　此一行动，对于打通东北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更有力地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皆有重大意义。全军指战员必须从思想上动员起来，懂得新的作战行动之重大意义与有利条件，发扬高度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挫折和忍受与克服困难的精神，以适合大规模连续作战的需要，争取全歼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　　从9 月10 日开始，东北我军一方面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新的作战方案，紧急调整与部署，调动主力部队向北宁线开进，一方面在此前后，即9 月上旬与中旬，按照谭政起草的政治动员指示精神， 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与政治教育活动。准备攻坚的部队，进行了独胆作战教育；准备打援的部队，进行了顽强守备、保证整个战役胜利的教育；围困长春的部队，进行了加紧围困、瓦解敌军的教育。　　所有部队，还进行了爱护人民利益，贯彻《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遵守《入城纪律守则》和主动团结友军的教育等等。9 月12 日，一场关系东北命运、关系全国命运的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在东北大地北起长春，南迄滦县，绵延七百五十余公里长的战线上，悄然、缓缓、郑重地拉开了庄严的帷幕。在新的战线上，未来共和国的政治将领谭政，又开始艰辛绘制我军政治工作的新蓝图。第十章 攻锦州阻塔山辽沈大决战　　1948 年10 月8 日晚。辽西要地塔山村。东北野战军四纵阵地。浓云密布，大雪倾降。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指挥所里，异常忙碌。　　几部电话同时响铃，参谋们、指挥员们，有的大声与对方讲话，有的边听边盯着地图，随时标上新的记号。根据上级通报和侦察情报，敌人企图趁我工事尚未完备之际，于10 日拂晓发起进攻，妄图一举突破我防线，拿下塔山， 增援锦州。一场恶战即将来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塔山是辽宁西部北宁路沿线锦州与锦西间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居民百户左右，距锦州三十公里，距锦西十公里，它虽然没有险要地形，但东面濒海，西面是白台山、虹螺山，是敌军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之道。因此，塔山虽小，关系重大，成为锦州攻城的关键。在我军攻锦战役的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控制的阻援阵地。原来，自9 月12 日辽沈战役开始后，我军首先奔袭锦唐路，至10 月1 日，东北我军先后攻占了昌黎、北戴河、沙后所、绥中、兴城、高桥、四海口、义县等，切断了敌人辽西走廊的通道，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此后，战役进入了以锦州攻坚战为中心的决定性阶段。锦州战局关系着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国国民党军队的命运。为此，蒋介石深感不安，于10 月2 日急飞沈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亲自指挥东北的作战，组织以沈阳敌主力第九兵团为核心的西迸兵团（由廖耀湘指挥）与以烟台敌、北平敌、锦西等敌十一个师为主体的东进兵团（由侯镜如指挥），分别由新民地区南下和由锦西北上，企图南北对进，夹击我攻锦主力部队，解救锦州。在这种情况下，塔山我军（四纵）　　阻击战的成败，成为直接影响锦州攻坚成败的关键一战。其战斗的艰巨、激烈和残酷，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战，不仅是东北敌我军力、战斗力的大比武，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士气、耐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精神的大较量，大决战。因此，塔山阻击战，实际上也是对东北我军政治工作、谭政政治工作的大检查，大检阅。其实，在攻锦前夕，谭政曾主持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召开会议，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并由谭政很快起草了一份关于攻克锦州的政治动员指示，经林彪、罗荣桓、谭政署名后，发至各纵队、各师。指示提出：　　此次攻锦虽有许多有利条件可取得全部胜利，但你们决不可因此忽略战斗政治动员。必须估计守城之敌有东西两面声援，还可能发生顽强抵抗，使我军不易迅速解决战斗。　　各部队仍需利用现有的短促时间，将纵、师两级政治部有鼓动能力与组织战能力的干部派到营、连去，帮助他们召开党员大会和突击队、大力队、爆破组的会议，说明我军攻锦有各种有利条件，号召每个指战员，以旺盛无比的勇气，不怕任何困难的决心，拼全副精力拿下锦州。号召每个党员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成为群众鼓动者与顽强作战的支持者。一切部队都应学习三纵及五师、四纵、九纵七十四团，分别以最快速度胜利攻占义县、兴城和达子营的战斗范例。并在此种目标上立即发起与组织竞赛，保证各部有旺盛的攻击勇气与充分攻击准备与良好的攻击组织。支部应协助连首长成为攻击的组织者，可能时，各纵、师、团的首长应亲自到突击部队去讲话，以便鼓励士气，使劲头更大。各部队对东总下发鼓动口号亦望很好利用做鼓动。①塔山防线，东起渤海，西止虹螺山，约六十余里，原来在这里据守的是十一纵、热河独四师、独六师和炮兵旅。10 月4 日，又加派四纵来到塔山防线，具体据守从海滨到白台山二十余里长的防线，其中塔山村左右十五余里，为整个塔山防线的防御重点。锦州是关东的门户。塔山是锦州的门户。一星期左右能否攻克锦州，关键在于同时间内能否守住塔山。野战军领导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十分重视塔山一线阻击敌东进兵团的战斗，并预见必将有一场恶战。在谭政起草的政治动员指示向各纵、师发出后， 10 月5 日， 林、罗、刘又专门给四纵发出了电报动员令：　　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约二十余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四纵队党委特此发布了《告纵队指战员书》、《告全纵队共产党员信》，运用各种形式，对部队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号召我指战员广泛开展杀敌立功竞赛。从纵队、师、团干部到战士，都在阵地上、在军旗下进行了战前宣誓，决心做到“死打硬拼，人在阵地在！”“寸土必争，寸土不丢！”　　10 月9 日，我攻锦大军持续五昼夜的外围战开始。　　10 月10 日凌晨，我塔山防线持续六昼夜的防御、阻击恶战开始。塔山阻击战，在凌晨三时经历一个小小的前哨战之后，紧接着空前残酷、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序幕。天色微明，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敌人集中了全部炮火对我塔山阵地全线猛轰。加上飞机俯冲轰炸，成千上万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塔山我军各个阵地，爆炸声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惊雷，突然从空中压到了地面，沿着打鱼山、塔山、白台山一线，轰轰隆隆不停地滚动着。弥漫的火海，滚滚的烟尘，遮天蔽日，铺天盖地。敌人猛烈的炮火，几乎破坏了我军所有的工事。地堡掀掉了，掩体炸塌了，铁轨翻飞了，枕木破碎了，不少战士在炮火下牺牲了。随着炮火而来的是敌人以密集队形向我作连续不断的冲击。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在我十余公里的正面展开，实施攻击。整连、整营、整团的敌人，密如蝗虫，来势汹涌，一梯队接着一梯队，一拨连着一拨，叫着骂着喊着，向我阵地压来。我们的每一块阵地，都抗击着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于我的敌人。然而，在罗荣桓、谭政等用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造就、培养出来的东北我军四纵，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与大无畏的精神，抗击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拼命进攻。人在阵地在，阵地失而复得，工事毁而复修，毙伤敌军一万余人，使敌人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阻击了敌人的东进兵团，很好地保证了攻锦战斗的胜利。同时东北我军又以第五纵、第六纵（欠第十七师）在彰武东南设防，诱西进兵团北进，远离沈阳，以十纵配属一纵三师位于新民以西、以北地区实施防御，阻击沈阳援敌，打破了蒋介石南北对迸的援锦（州）计划。就在塔山阻击战进行到第四个昼夜，打得正酣之时， 10月14 日上午10 点，东北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歼敌十余万人。　　到10 月15 日中午12 时，塔山防线敌人，全线溃退。塔山阻击战胜利了。锦州解放了。锦州战役南北阻援战，除塔山外，还有新立屯，彰武、锦西地区作战，歼敌一万二千余人，锦州歼敌十万八千人，俘敌军剿总司令范汉杰与师级以上军官三十六名，共歼敌十二万人，我伤亡三万七千余人。火红的太阳，金光灿烂，照耀着英雄的塔山，照耀着在此奋战六昼夜的英雄们。罗荣桓、谭政等精心培育的东北我军政治工作，在塔山的土地，在锦州、在辽西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了。　　战斗结束后，四纵领导与政治部认真进行了战斗总结，写出了《塔山守备战政治工作几个主要经验》，受到了谭政的高度重视，并在东北我军内大力推广。不仅如此，在此次出击北宁线、攻锦战役过程中，东北我各参战部队，遵照谭政等所起草有关政治动员、政治教育指示精神，无论是在扫清锦州外围的战斗中，还是在攻锦战斗中，无论是在阻击敌东进兵团的战斗中，还是在攻锦人城前后部队的纪律方面，都普遍注意、重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政治工作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比较普遍的做法有：一是战场宣传鼓动。像“关门打狗！翁中捉鳖！”“活捉范汉杰！”“当尖刀英雄！”“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全东北！”等内容的标语、口号，在阵地上、在村口、路边随处可见、可听；各级政治机关通过电话、广播筒、油印小报，及时传播我军各部队的胜利消息；宣传队到阵地上为战士演唱战斗英雄事迹；及时将慰问信、慰问品送到战士手中。这些简便生动的宣传活动，有效地鼓舞了士气。　　许多部队都很注意发挥思想工作骨干和积极分子的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做到人人开口，互相鼓励，使战地宣传鼓动工作更加生动活泼，激动人心。二是开展战场立功运动。在扫清锦州外围作战后，各部队根据军区颁发的《立功暂行条例》，及时地进行评功、记功、表功、授奖旗颁发奖章、宣扬立功事绩、表彰英雄人物等形式，使“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功臣”、“人人当勇士，个个做英雄”成为战士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军许多战士就是高喊着“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的口号，杀向敌人的。三是号召火线入党。在锦州总攻前以及后来的战役过程中，部队基层党组织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都坚持了“边打边建”的方针。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进攻时敢于刺刀见红，防御时宁死不丢阵地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激励许多战士勇猛杀敌，争取入党的巨大精神力量。在火线上，一经号召，大批请求入党的战士纷纷向党组织表决心，递交入党申请书。　　他们表示，让党在火线上考验自己！有的战士在牺牲前还希望组织上能追认他为共产党员。四是开展战评活动。各参战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时间，发扬军事民主，用战斗评议的方法，实事求是地检讨干部战士在作战中的得失成败和原因，努力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并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勇气和克敌制胜的信心。五是进行主动团结友军的教育。各部队积极宣传、贯彻罗荣桓、谭政等提出的要求，做到：　　不争功，不争战利品，行军让好路，宿营让好房，做饭让好锅，睡觉让好炕。此外，在攻锦战役中，东北我军各部队在执行政策、纪律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严格性。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在谭政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的统一领导下，层层布置，及时检查，做了大量工作。攻取锦州之前， 10 月6 日，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罗谭签署，向东北我各纵队、各师发出了《关于攻城部队应认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的指示》。《指示》强调：　　此次我四纵部队在攻击兴城作战中，认真执行城市政策，遵守入城八大守则，认真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及公共设备，实行缴获归公，统一分配，不搜俘虏腰包及敌方市政机关职员之财物，获得兴城人民的好评，使该城秩序迅速恢复，此种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作风，应予通令表扬，并在全军之内普遍表扬推广。我十一纵于昌黎作战及热河各独立师攻击绥中作战时，均表现纪律良好，执行政策有成绩，除二兵团已表扬外，亦予通令表扬。　　目前，攻锦战斗即将开始，各攻城部队应依照以上范例进行宣传教育，再次宣布纪律，号召大家学习上述部队作风。①锦州盛产苹果。金秋时节，锦州地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弯腰伸手可得。尽管在此地构筑工事的战士们劳累饥渴，但在谭政等东北我军政治工作的作用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一个去拿苹果的，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后来此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毛泽东1956 年11 月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我们的纪律就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①攻克锦州后，城内工商业、学校、公共设备受到保护，对被俘官兵、市政机关职员的私人财物，包括高级军官的黄金、现洋、首饰等分文未动。九纵认真执行“战斗当先，缴获不争”的原则，并发动部队捡拾弹药，三天共捡到子弹一百六十万发，统一上交。对于攻锦战役期间，东北我军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和遵纪爱民团结友军的政治风范，在谭政等军区、野战军政治部关怀与领导下，均由各级政治机关及时整理材料，写成新闻报道，相继发表在《东北日报》、《东北前线报》或各纵队、各师出版的报刊上。对于攻锦战役东北我军政治、军事的双胜利， 10 月17 日，中共中央电贺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电称：　　庆祝你们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①10 月19 日22 时，中央军委在致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赞扬道：　　锦州这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②　　在攻锦战役中，谭政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得到了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48 年10 月18 日凌晨四时。长春大同街以东，国民党第六十军防区。东方露出了鱼白，黎明的曙光渐渐升起。在初冬凛冽的晨风中，装束、士气、纪律、神态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已经交接完毕。装束破旧、纪律井然、士气高昂、神态潇洒的那支部队，便是围困长春的东北我军一部。此时，它已顺利地接管了长春市纵贯南北的大同街（即现在的斯大林大街）以东地区的工事、岗哨、仓库、物资、器材等；而装束新美、纪律松弛、士气低落、神态颓丧的那支部队，就是国民党“坚守”长春城的一部，即曾泽生为军长的第一兵团第六十军。此时，它已宣布起义，和平接受我军改编，开往长春东北部九台县我解放区休整。　　原来，自冬季攻势结束后， 1948 年3 月18 日，我东北野战军第五、七、八、九、十共五个独立师，尾追吉林逃敌，进驻长春近郊，就对长春形成了初步包围，准备攻城。5 月24 日，趁敌外窜抢粮之机， 进行试打，并不成功，我歼敌六千余人。尔后，我乘机紧缩包围，并于25日控制了机场。同时，我集结整训，准备攻城。　　5 月30 日，根据敌我情况，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6 月13 日13 时，谭政与罗荣桓、李富春等一起， 从哈市起身赴吉林开会，布置围困长春期间二至三个月的部队休整与政治思想工作，筹备吉林高干会议。　　6 月15 日至20 日，在谭政参与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指示精神，在吉林召开了野战军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听取了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肖劲光等人的报告，总结了长春外围战斗经验，分析了长春守敌的情况，最后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如此可避免五万人的伤亡），即：军事上在加强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的训练同时，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市内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经济上主要封锁敌人空投和防止粮草入城。此外，成立生产救济委员会，有计划地供应群众粮食，改变过去不让群众出城的办法。会上，谭政还专门就对敌军展开全面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6 月22 日，我围长部队进入指定位置， 25 日，开始正式封锁围困。为统一行动，围城部队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围困长春指挥所，地址设在长春市东南五十里的李家屯，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围城部队为便于指挥，以伊通河及长春西南（中长路）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其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东地区队以第六纵第十八师及独立第六、八、九师担任，归围长指挥所直接指挥；西地区队以十二纵及独立第七、十师担任，归十二纵首长（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指挥。后独十一师等也参加围城。　　于是，我十六万大军兵临城下，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环形封锁区，连营数百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长春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长春“长围久困”、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坚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当时长春守敌是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为首的国民党一兵团（1948 年初郑来长后组建）共十万余人。其中以曾泽生为军长的六十军等（原滇军）四万余人防守大同街以东地区，以李鸿为军长的蒋的嫡系新七军二万余人防守大同街以西地区。此外还有地方杂牌部队及后勤人员四万余人，也在大同街以西地区。郑洞国率其幕僚、卫队、特务团共四百余人，驻在大同街以西新七军防区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负责全权指挥。　　我围城部队在对长春守敌实施军事围困、经济封锁的同时，遵照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的指示，着重对守敌采取了以瓦解为核心的强大政治攻势，而攻心的重点选择与蒋的嫡系新七军有矛盾冲突的六十军上。这时，政治攻势主要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组织围城部队发动宣传攻势，经过层层发动，广大指战员人人想办法，个个作宣传，争取、瓦解其国民党士兵；另一条是在敌军内做上层军官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守城军官、将领的起义、投诚、投降。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长围久困”政治攻势为主的方针，谭政领导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组织人力，统一编写、印制了一百万份宣传品和《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源源不断从哈市运往长春城下，发给围城部队使用。在我围城部队实施“长围久困”方针的第四天，即6 月28 日，我围城指挥所便根据谭政有关指示和吉林高于会议精神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政委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充分说明了依照东北野战军总部及其政治部谭政等人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重要性。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及其弱点、矛盾，指出我军必须利用敌人这些特点、弱点、矛盾，加强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斗志，瓦解敌人战斗力，最后解放长春的目的。会议具体布置了政治攻势的任务，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当时瓦解敌军、采取政治攻势主要有四种形式：　　一种是阵地喊话。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用嘴喊，后来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向敌人喊话，最后又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防止敌人打冷枪，效果又好，声音清晰。喊话的内容，也从开始时的一般化的内容发展为有针对性的攻心内容，即摸准对象，对症下药，揭露反动欺骗宣传，打破幻想，指出要害和隐痛，达到攻心目的。喊话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中的士兵，也争取其中、下级军官。喊话的除了我军干部、战士外，还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到阵地前喊话。在围城的日子里，每当入夜，我军阵地上喊话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声音清晰，深深打动敌军士兵的心。据后来投诚过来的士兵说：每当听到你们叫“兄弟”，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尤其一提到“家”的问题，弟兄们就不停地落下伤心的眼泪。一种是送宣传品。我军利用打宣传单，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沿护城河水放宣传木筏和利用各种关系带进城等方式，把我军印制的如：《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各类宣传品，送到敌军阵地，送进长春城里。此外，还送去了谭政组织印制的，以供敌人投诚、起义到我解放区而用的《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等。宣传品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所规定的，主要宣讲我党我军的政策，给国民党官兵摆出了一条性命攸关之路：　　一则如若困守长春，结果必然是城破被歼身亡；二则如若向沈阳突围，拖着饥饿的身子在我解放区的大地上逃命，最终逃脱不了被我解放军层层围歼覆灭的命运；三则反蒋起义，投诚于人民，参加革命，这才是唯一光明的出路，到解放区可以分得土地，可以工作，可以就学。一种是不见面的“交友”。　　有的围城部队为了联络感情，与敌“交友”，促其觉悟，缝制了大量“慰问袋”，里面除装有宣传品外，还装上馒头（当时长春市内一个馒头可换一颗金戒指）、烙饼等食物以及生活用品，送到适当的位置上，晚上喊话时通知对方去取。有时则利用老百姓的关系，直接把东西送去。同时，部队还利用节日，进行送节礼活动。有的部队在中秋节前，赶制了大量月饼，针对六十军的情况，在夹带的宣传品上写上打油诗，设法送到“朋友”手里。诗中写道：　　中秋佳节月儿圆，　　抛下双亲在云南，　　投诚起义归故里，　　弃暗投明好儿男。　　此外，我军从阵地上拾到不少敌人空投的邮包，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军官家属寄来的信件，我军都设法转送进城。接到礼品、宣传品和转送的信件的敌军官兵“朋友”，不少的给了回信，表示：“一定对得起你们，以后一定过来。”有些围城分队，还发展到与蒋军士兵举行阵地联欢的“交友”活动，在敌前沿布置敌军士兵俱乐部，插上各种各样的宣传旗子，用留声机向敌军放思乡曲，宣传队员为他们演唱家乡小调，说快板，对口唱，对口词等，以拨动敌军士兵的思乡情绪。有的分队，还设法把敌军士兵“请”到自己的阵地上来，让他们叙述国民党内部的情况，然后我们的战士讲我军的政策，招待他们吃顿饱饭，再让他们回去扩大宣传。一种是利用国民党家属等直接做工作。围城部队，通过组织城外的群众、老人、妇女、儿童以及长春城内逃出来的难民，尤其利用国民党军官兵家属和俘虏、投诚过来的官兵等直接做工作，取得很好效果。我军攻下吉林时，俘虏中有敌六十军暂二十一师的一个团长的老婆和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媳。我军对她们进行教育后，派人送她们进城。后来，我军又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也送进城去。这给敌军内部以很大的影响。李嵩的弟弟感动他说：“共产党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仁义之师，蒋介石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家人团聚。”在军事斗争趋于稳定的情况下，8 月5 日、11 日，我围城部队又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宣传攻势。8月下旬，又开展了政治攻势突击周，大打政治仗，人人作宣传，军区领导谭政等和围城指挥所组织了两次大检查，利用自己办的刊物《围城简报》推广瓦解敌军的先进经验，使政治攻势做得形式多样，有声有色。通过我围城部队在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指导下所采取的丰富多采的瓦解敌军的强大政治攻势，城内的敌人，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士兵到军官，由徒手到拖枪，由个别士兵到整班整排的出城投诚。我军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在敌工部设立了总接待所，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凡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愿意回家的，就发给路费。对一些合适人员，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从围困长春开始，到敌六十军起义前（6 月25 日至9 月底），零星和小批逃出城外向我军投诚的敌军官兵有近二万人，约占守敌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集体投诚者五十七个整班，十个整排，三个整连，六十军投诚者三千八百余人，新七军投诚者三千七百余人，土杂部队投诚者六千二百余人。投诚者共携出各种枪支三千二百余支，还有三门六○炮。①为了在敌军内部做其上层军官尤其是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以谭政为主任、以周桓为副主任的军区、野战军政治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国民党第六十军原属云南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中央即已着手做滇军的工作。　　1946 年4 月，朱德总司令主持召开了在延安学习、工作的云南籍同志座谈会，号召云南籍的同志到滇军中从事策反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后，我党便派遣滇籍共产党员刘浩到东北来做滇军即六十军工作。行前，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刘少奇、朱德向他具体布置了争取六十军的起义工作。刘浩同志辗转来到东北后，即找负责敌军工作的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和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周桓进行联系。此后，刘浩便在周桓直接领导下负责六十军的工作，担任过滇军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他曾以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公开身份，多次往返于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之间，同这两个军的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党中央、东北局及其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敌工部的有关指示精神，研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掌握兵权，搜集情报，团结进步官兵，进行敌军内部兵运工作等。他还先后见过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向他们交了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件，宣传了我军的政策。1948 年2 月，根据罗荣桓提议，在谭政主持下，成立了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任命刘浩为处长，杨滨（原六十军地下党负责人）为副处长，仍由周桓直接领导前方办事处的工作。当时，在长春方向，还有由吉林军区周保中等同志领导的吉南联络处，及松江军区前线指挥所由陈光负责主持的对长工作组，在东北局敌工部、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统一管理下，开展敌军上层工作。在谭政主持下，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成立后，对敌上层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为了进一步做好敌第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争取他们早日反蒋起义，经罗荣桓、谭政的批准，从哈尔滨“军官教导团”选择了几名经过教育改造表现较好的被俘军官，以放俘的形式派进长春做策反工作。临行前，周桓根据罗荣桓、谭政的指示，给他们讲了话，刘浩向他们具体布置了任务。这些人进入长春各自的部队后，都认真执行了各自的策反工作任务，特别是一八五师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对六十军的起义做了有益的工作。东北局还委派1946 年5月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瑞担任我第一兵团副参谋长，对长春的和平解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谭政还亲自起草若干指示，以林、罗、刘、谭、周（周桓）名义发出，以做好长春难民的安置工作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如9 月11 日由谭政起草，以林、罗、刘、谭、周署名的发给第一兵团、第十二纵队的《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指示中要求：　　对阻入长春市年的难民，在十天年分批放完，并做好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　　当时，安置难民的工作十分迫切。据《阵中日记》1948 年6 月26 日记载，敌24 日开会，决定将长市老、残、妇、孺及可疑分子， 先登记后，武装掩送出步哨线，到我区就食。孟家屯集长（春）难民五万人，每日饿死十余人。再如9 月14 日由谭政起草，以林、罗、刘、谭、周署名发出的《关于防长春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的指示指出：　　我军主力已在北宁线展开作战，长春敌人可能乘机出击和出城抢粮，以求活命。围城部队应以坚决积极持久作战的决心，继续围困敌人，保卫秋收，使群众到手的粮食不让敌人抢去，使饥饿的疲困的敌人得不到新的粮食供应，只要新的粮食不流入市内，我们就有可能继续以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①到我军兵临锦州城下之际，长春已成为一座死城。蒋介石曾空投手令，命郑洞国突围，但守敌慑于我围城大军之声威与政治攻势，及锦州“失陷”之震撼，更加感到末日来临，突围无望，守则待毙，只有起义、投诚之一途。10 月14 日，东北我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的当天早晨，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即派其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为联络员带着曾泽生及两名师长陇耀、自肇学的联名信，到离长春十里的穷岗子我前方办事处联络起义问题。兼任我第一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的刘浩和兵团副参谋长潘朔端同志确认了曾泽生等来信的笔迹后，认为敌六十军在当时情况下的起义是可信的。于是，刘浩一面向肖劲光、肖华等首长请示，一面将他写的报告连同曾泽生等人联名信的抄件派人急送哈尔滨谭政、周桓处。他们看了报告和信后，认为刘浩的分析是正确的，当即向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作了请示。　　东北局同意了谭政、周桓的意见，并向我第一兵团发报，指出：应相信六十军起义是真的。第一兵团的领导同志肖劲光、肖华等，在做好防敌突围准备的情况下，派兵团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和刘浩，向张秉昌、李峥先表示了五点意见，请曾泽生派出正式代表出城商议。10 月16 日夜，敌六十军曾泽生派出李佐、任孝中两名副师长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空投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到我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共商起义的具体计划。　　并转告曾泽生接受我军提出的五点意见，已下令对新七军布防。恰在此时我兵团接到中央指示电报。电文指出：　　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要不失时机同六十军代表商谈，只要他们采取行动，宣布反蒋起义，加入我军即可，不必要他们对新七军采取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的行动，可即派代表进城与曾商谈。　　兵团遵照中央电报指示与东北局指示精神，立即派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办理此事，并通知对方：我方决定派刘浩为代表，进长春和曾军长协商起义的问题。我方代表与曾泽生商定， 10 月17 日晚十时通电宣布起义，夜十二时交接防地。这样， 10 月18 日凌晨四时，我军与敌六十军的交接防区已经结束。六十军投入了人民的怀抱。由谭政积极参与领导、策划、布置的对长春“长围久困”的政治攻势，取得了初步也是关键一步的重大的胜利。敌六十军起义，我军接防，使一路之隔的敌新七军官兵更加惶恐、动摇。有些人开始主动与我军接触，从一些分散的班、排放下武器，很快发展到个别的连、营同我军接洽投诚。10 月18 日，新七军正式派出代表与我第一兵团洽降，并达成协议。19 日清晨，新七军所属各部以连为单位在原地集结，各级军官按职衔分别集中，听候安排。到下午四时，全部受降工作结束，我军又接管了长春市的西半部。党中央考虑到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是黄埔一期生，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国民党军有震动的作用。18 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电报致郑洞国：　　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主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哀，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逮下决心。　　谭政、周桓收到此电后，当即转第一兵团，请他们迅速通过关系送进城去。然而周副主席的忠告劝勉，一时尚不能消除郑洞国对蒋介石的愚忠。稍后，由郑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出面与我军洽商，给了郑一个“体面投降”的机会。10 月21 日凌晨，长春守敌在其最后一个据点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对空打了一阵乱枪，佯作了番抵抗之后，打出白旗，郑洞国及其幕僚、特务团等共四百余人，缴枪投诚。至此，具有现代化设防、号称“坚冠全国”的名城长春，重新回到人民手中。这是我军作战史上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第一座具有十万守敌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10 月20 日，中共中央电贺长春解放。电称：　　锦州解放，歼敌十万之后，长春即告解放，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郑洞国将军率部投诚，名城光复，秩序井然，人庆更生，欢声雷动。　　此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工作人员与广大民众努力奋战的结果。特电祝贺。①谭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瓦解敌军，和平解放长春的战役中，又显示了巨大的政治威力。1948 年10 月23 日上午九时。沈锦走廊门户黑山——大虎山防线。我十纵阵地。刺骨的寒风，卷着稀稀拉拉的雪花，不停地在这辽西的山丘荒野中袭过。身着薄不经寒单衣的我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广大指战员，正终日坚守在这黑山——大虎山防线绵延二十五公里长风寒地冻的山头。突然，一阵剧烈的炮响，只见我尖山子警戒阵地，顿时淹没在滚滚烟尘之中。黑山阻击战的前哨战，终于打响了。原来，在我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以后，蒋介石第四次急飞沈阳指挥，策划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联系。他严令已进至彰武一带的廖耀湘西进兵团收复锦州，命令五十二军抢占营曰，命令杜聿明（此时杜已被任命为卫立煌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在葫芦岛设指挥所指挥锦西、葫芦岛之敌由南向北攻击，南北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再向关内退却。为此，我东北野战军总部（司令部）首长于10 月18 日至19日向中央军委建议，我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辽西的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打大歼灭战，各个歼灭退却之敌。10 月19 日、 20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五次复电指示：　　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西）葫（芦岛）、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因沈敌决心撒退，你们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葫，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变为籍制目标。同时，应以自长春兼程南下的十二纵和三个独立师及南满独二师共七个师，配置在营口以北，阻敌由海上逃跑，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就地全歼东北蒋军。①　　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东北“野司”于10 月20日、23 日对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作了具体部署：一方面命令在锦州附近的两个师有意向西南佯动，沿途准备大军粮草房舍，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制造攻打锦（西）葫的假象，以调动廖兵团继续西进；一方面命令攻锦（州）主力一、二、三、七、八、九纵、炮纵、六纵十七师分三路秘密东进，挥师东北方向，将廖耀湘西进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地区，以便歼灭之。为实现全歼廖耀湘西迸兵团的上述战略目标，东北“野司”10 月21 日中午急电十纵： 长春十万敌军起义投降，锦州十万敌军被歼，沈阳陷于孤立，廖耀湘兵团企图向锦州突围，与锦西北上之敌会合，妄想夺路逃回关内。　　令你们即返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顽强死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到达后，聚歼前进敌。　　黑山、大虎山防线，北临高达千米的医巫闾山脉，南接连绵九十余公里的沼泽地，北宁铁路和大郑公路巧妙地从这二十公里宽的狭长丘陵地带，互不谦让地直穿关内。这宽仅二十公里的狭长地区，正是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走廊，是敌人大兵团行动的必经之路。而黑山、大虎山，恰如沈锦走廊门户的两扇坚实的铁门，开则南北畅通，闭则人车堵塞。此时敌廖耀湘兵团正在新立屯附近，其先头搜索部队已进至离黑山六十公里的芳山镇。我十纵则撤至黑山以北头道镜子一带隐蔽，准备在敌向沈阳撤退时插进新立屯以东，断其退路，如敌西进则退至黑山阻击。一纵三师则进至大虎山西南蛇山子待机。实施这次黑山阻击战的十纵，其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重重的。从敌我力量对比上看，十纵即将阻击的敌军共五个军十二个师，计十万余人。他们有着大量飞机、坦克和上千门大炮配合作战的全美式机械化部队。而我们在数量上仅是一个纵队外加两个临时配属的师（一纵三师、内蒙古骑兵师），计二万余人。在装备上，我们除了步枪、手榴弹，根本谈不上什么飞机、坦克配合。就是所属炮兵，也仅是刚成立不久、炮弹又很少的三个山炮营。一个纵队如此单薄的兵力（另外两个临时配属的师着重大虎山方向）与落后的装备，竟要担负起宽达二十五公里的防御正面，三个师必须同时展开防御阵地，这就意味着，我们黑山每一块阵地都将受到沉重的压力。　　从时间上看，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占离黑山六十公里的芳山镇。而我们十纵却尚未进入阵地，仍在距黑山三十公里的头道镜子一带。　　何时能赶到黑山进入阵地？赶修出来的工事其质量能达到什么样的坚固程度？等等，这还都是问号。时间如此紧迫，这在防御战史上是不多见的。从自然环境和防寒准备上看，此时恰是初冬。辽西的初冬，北风凛冽，寒凤刺骨。而我们的指战员由于种种原因，尚未穿上棉装，而是穿着不经风寒的单装，既要与敌人战斗，又要与严寒抗争，其艰苦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们十纵等广大指战员并没有被上述困难与艰巨任务所吓倒，他们在东北我军谭政等野战军领导、政治工作部门强大的政治工作作用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艰巨任务。就在东北我军部署辽西歼廖西进兵团的同时，以谭政为主要代表的东北我军政治领导工作者，就适时地抓紧了对各部队的思想教育、政治动员等政治工作。　　10 月20 日十时，东总在关于围歼廖耀湘兵团的部署致各纵队的电报中，就号召部队指战员：　　应忍受疲劳，奋发精神，坚决歼灭廖兵团之五个军，并继续歼灭沈阳周围之敌，解放全东北。①　　同日，在罗荣桓的授意下，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修改、审定，以林、罗、刘、谭名义发出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动员令》指出：　　自我锦州大捷，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投降之后，东北局势已发生新的大变化。目前敌人已表现极端恐慌与混乱，正准备放弃沈阳，企图向营口、或向锦州、葫芦岛夺路南逃，从东北作总撒退。蒋介石亲到沈阳指挥；沈阳之敌倾巢而窜，进占彰武、新立屯一线；锦西、葫芦岛仍在陆续增兵并与我军对峙中，即为此种总撒退作准备。我军应趁敌人连遭惨败恐慌混乱企日作总撒退之时，乘胜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不让敌人逃出东北，争取连续的伟大胜利。目前我们决以我东面打援之部队与攻锦各部首先抓住从沈阳出来之廖耀湘兵团，从野战中歼灭之，对锦西、葫芦岛之敌则实行阻挡。我全军指战员必须洞悉这一变化对我空前有利。由于敌从海上、陆上的退路均已被我堵塞关闭，现已无路可逃。锦西、葫芦岛虽有敌九个师并还有可能增加两三个师的兵力，但由于我阻援部队依托有利阵地顽强阻击，在我锦州战斗前后，已连续打败敌人十数次之进攻，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仍无法前进。现在我们攻势业已加强，守备信心越发提高，敌更无法打过来。敌人在锦州吃了一个大败仗，接连的在长春发生起义与投降，这对敌方士气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必致军心恐慌，并有可能造成瓦解崩溃之势。这样的敌人是最好打的，有绝对胜利把握。长春解放后，我国城部队已迅速南来，我东北全部兵力将更大集中南线作战，兵力之雄厚为空前所未有。　　以此压倒优势的强大兵力，杀向居于极端劣势的敌人，是无往不胜的。各部在此形势下，必须以连续大胜仗的雄心，一口吃掸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因为客观条件与我之主观力量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在锦州、长春已取得圆满与伟大胜利，但我们决不能满足这一胜利，应该乘胜扩大战果，不让敌人有喘息整理的机会。　　由于敌之退路已被堵住，敌必拼命挣扎，企图逃脱其覆灭的命运，故战斗会是极其激烈的，我各部决不可轻敌，不可因为打了胜仗满不在意。必须像锦州战斗一样，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望各部接此电令后，立即进行动员，加紧整理组织，调整干部，发挥人人奋战的决心，以便迅速投入战斗。①　　谭政起草的上述《政治动员令》用电报发出后，东北我军各纵队、师党委和政治工作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落实。担负黑山阻击任务的东北我军十纵党委立即召开党委会，进行深入，认真的讨论。在动员令精神的鼓舞下，在我军节节胜利大好形势的振作下，与会的每个党委委员都异常兴奋，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十纵一定要狠狠、紧紧地把守住黑山、大虎山这两扇铁门，不让廖耀湘兵团从我们手掌心里逃掉一兵一卒！”“人在阵地在，誓死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我十纵队党委会议结束的时候，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了。紧接着，我十纵党委、指挥部立即召开有各师师长、政委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听取纵队党委传达由谭政起草、由东北野战军军政首长联名发出的《政治动员令》，听取了十纵党委的政治动员和军事首长的阵地部置。十纵司令员在政治委员周赤萍政治动员后接着说道：“要想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现在野战军首长在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也在看着我们。打好了，不仅是标志着东北的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又一个‘十万主力军’被我们从他的军薄上一笔勾销；打坏了，十万大敌就将逃入关内，对我们整个解放战争，又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大家看，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严重的任务面前，我们对待自己，难道还能有第二个要求么？没有了！要求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只准打好，不准打坏！”各师受领具体防御任务后，师长、政委们纷纷表达战斗决心。散会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　　我十纵各师由师领导根据谭政起草的《政治动员令》和纵队党委、首长政治动员内容进行深入的动员后，指战员群情激昂，精神抖擞。　　部队按上级命令，火速整装，向黑山、大虎山进发。为了在天亮前赶到阵地，修筑工事，战士们几乎是跑步行军。在清幽幽的月光下，只见战士们身披绒毯，头裹毛巾，迎着扑面寒风，在窃窃私语中，不时发出阵阵快意、爽朗的笑声。一夜行程六十公里，部队赶到黑山，东方已朦胧泛白。22 日清晨7 时，我十纵各师相继进入阵地， 紧张的修筑工事，在经过各级政治机关按谭政起草的《政治动员令》精神动员和黑山广大群众的大力帮助下开始了。入夜，各师纷纷报告构筑工事的进展情况。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再次指出：“战斗迫近眉捷，时间分秒必争，一定要组织机关、勤杂人员，星夜投入修筑工事：对主阵地的火器、步兵掩体，要保证首先完成！”10 月23 日上午9 时，尖山子前哨战终于打响了。从10 月23 日至25 日，我十纵在黑山顽强阻击五倍于我之敌，他们在谭政《政治动员令》和野战军其他首长政治工作的动员下，发扬特别能吃苦、不怕死、能战斗的精神，奋力拼杀，只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寸土未进。黑山阻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26 日3 时，我北上主力已到达，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敌人已经开始。26 日4 时，十纵三个师同时向大虎山以东地区，全线投入反攻。此时，廖耀湘兵团被围困在大虎山以东，已被我东北大军压挤在仅有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宽的狭长地区了。这真是“瓮中捉鳖”、“关门打狗”。10 月的辽西平原，划破黑夜的炮火像沸腾的开水到处滚动，枪声密如暴雨，杀声此起彼伏。憋在战士们心里的怒火，得到了最痛快的发泄。经过两整天的追击战，到28 日，敌人东北主力之主力，连同廖耀湘本人一起，在这辽阔的辽西平原上，被我东北大军一举全歼，蒋介石的又一个十万大军被埋葬了。谭政等东北我军政首长的政治工作，又在这黑山阻击战的烈火中，在辽西鏖战的硝烟中，得到了血的洗礼，铁的考验。东北我军在歼灭廖耀湘兵团后，不顾疲劳，乘胜向沈阳、营口等地进击。10 月30 日我军攻占海城、鞍山、辽阳等地， 11 月1 日解放沈阳， 11 月 2 日解放营口，残敌一万余人从海上逃跑， 11 月9 日锦西、葫芦岛之敌撤走， 12 日承德之敌第十三军退入关内。至此，东北及热河全境解放，初称“秋季攻势”、后称“辽沈战役”的东北战场战略决战，最后以东北我军的彻底胜利而落下帷幕。在接收沈阳等城市的过程中，在谭政的参与下、东北局曾在一份关于接收城市经验的电报中指出：　　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特别是部队干部，是否能遵守纪律。①　　在东北我军向沈阳发起总攻时，谭政等又发出了关于进沈阳部队必须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的指示，并对保护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处理好与外国领事馆及侨民关系事项等，作出六项规定。在谭政等东北我军政治教育下，我入城部队自觉遵守纪律，模范执行政策，给群众留下了“仁义之师”的良好印象，保证了对沈阳等城市的顺利接管。陈云同志在肯定东北我军接收城市政治工作时指出：　　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入城部队还必须有良好的纪律教育。此次入沈部队很多，都懂得保护工厂、保护城市。今年以来，城市政策教育收到了很大效果。①1948 年11 月8 日，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辽沈战役的战果：　　东北我军从9 月12 日进行的秋季攻势，部队连续行动、作战五十二天，共歼敌正规军四个兵团，十一个军部，三十二个整师，三个骑兵旅，四个守备总队（相当于师），其他独立团及特种部队、直属部队、地方部队，共四十万人以上，我军伤亡总计为六万人左右。俘虏官兵已收客总数约计三十一万人左右（包括长春新七军投诚）。另有四万余起义（包括第六十军及暂五十二师）。①　　中央军委一局统计，辽沈战役战果是：　　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其中毙伤五万六千八百人，俘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人，投诚六万四千九百人，起义二万六千人。我军伤五万三千三百二十七人，亡一万四千零一十人，被俘二百四十四人，失联络一千六百三十人，总计六万九千二百一十三人。②11 月3 日，中共中央电贺全东北解放。电称：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金歼守敌，并从而完全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全东北军民表示感谢与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年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③谭政在辽沈战役战略决战中的踏踏实实、丰富多采的政治工作，在东北我军战绩累累的辉煌战果中，得到了验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与肯定。此刻的谭政，心情激奋，头脑冷静。他正在为新的政治任务——入关作战——平津战役的到来，而从政治上去运筹。第十一章 大动员兵入关平津在眼前　　1948 年11 月19 日。辽宁沈阳，东北野战军政治部驻地。冬雪覆盖辽西原野，寒风呼号。会议室里则是另一番景象：炉火正旺，热气腾腾，偌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大家正聚精会神地聆听罗荣桓政委的讲话。由谭政主持召开的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天，来开会的同志们有的下午就要返回部队了。恰在此时，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遵照军委指示向全军发出命令：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急速入关展开平津作战。军情紧急！谭政与罗荣桓政委当机立断，将会议内容由休整改为入关紧急动员，这样，正在举行的政工会议一下子变成了动员会议。谭政十分清楚，早在辽沈战役进入尾声时，东北野战军总部便根据中央军委10 月29日次来电指示精神，于10 月30 日命令东北我四纵、十一纵等归东北第二兵团①指挥，组成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的先遣兵团，向北平近郊挺进，以配合华北我军发起平津战役。11 月8 日，先遣兵团开始从长城冷口入关， 11月14 日到达了蓟县、玉田地区。　　这时， 10 月31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来电，再次指示林、罗、刘等：　　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或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①　　接到电令， 11 月3 日，东野总部林、罗、刘、谭向东北我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利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与政治动员。　　这样，从11 月5 日起，各部队根据统一部署，开始休整。　　祝捷会、战术评论会、英模功巨大会、战斗总结会、党委会、党支部大会、政治工作会等接连不断，有声有色；配备干部、调整武器装备、补充新兵、争取解放战士、战术教育等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1 月4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再次致电林、罗、刘、谭等：　　休整时间可三十二月十五日为止，以便有几天时间开纵委会及师委会，分两项议程，专门讨论反无政府状态及整理纪律问题，并各自通过两项专门决议。①东野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以及谭政经过慎重研究，于11月17 日向军委发出关于东北主力提早入关有困难致中央军委电： 中央军委：（一）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过去固忙于决议后问题的处理，还来正式向战士解释此问题，正布置通过各种方式解释此问题。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二）为争取能迅速完成出动的准备工作，我们已于十四日将原订之整训计划改变，集中在战士中进行解决入关思想及争取巩固补充新战士及俘虏战士工作，及在干部中反无政府无纪律的教育，已将军事教育改在将来行军作战的机会再进行。各纵均提出要求延长休整时间，我们未予答复。（三）此次秋攻（即辽沈战役——笔者）一纵伤亡较小，虽可提前入关，但该纵现在沈阳。三纵在锦州便于入关，但该纵在秋攻中伤亡共一万余人，需要必须的体整。　　我们拟争取现在海城、营口之第九纵和黑山之第十纵尽可能先出动。　　林、罗、刘、谭　　筱十四时　　当日晚10 时，中央军委电示林、罗、刘，提出东北野战军提前于11 月25 日左右入关作战的行动方案。电文中指出： ..　　（三）由于上述种种原国，望你们郑重虑下述两个方案：（甲）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戌有）左右起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义地区的部队，下月十日（亥灰）　　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抑留该敌，继续休整，并修复北宁路，然后大举歼敌。（乙）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体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陈会攻京沪。以上两方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电复。　　军委　　十七日二十二时　　11 月18 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林、罗、刘，令其立即入关， 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　　..（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军委　　十八日十八时　　这样在毛泽东、中央军委三令五申的催促下，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作战，并于11 月19 日复电中央军委： 军委：　　十八日十八时来电敬悉。我们决遵来电于二十二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林、罗、刘　　皓九时半　　短短十几天里，军情发生一系列紧急变化，这使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谭政觉得骤然增加了政治工作的难度与力度。趁着罗政委讲话的间隙，谭政赶紧清理了一下工作思路。按他的初衷，辽沈战役结束后，部队利用一定时间的休整机会，全军上下应该进行一次必要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整训。因为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东北野战军内思想工作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难点是东北籍干部战士不愿意离开家乡入关作战。比如，在先期入关的四纵、十一纵中，就有为数不少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开了小差，四纵五天里就跑了五百多人，十一纵在七大里溜号的达六百人之多！在沈阳举行的东北野战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旅以上干部对部队面临的思想状况反映十分强烈。谭政及时向罗荣桓政委汇报了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情况。他俩都认为这是东北野战军内部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并准备利用辽沈战役结束后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加以解决。这次由他主持的东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正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使全军将士端正思想，以便遵照中央指示，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实现中央军委统一的战略布置。现在，急速入关作战的命令一来，会议突然变成了动员紧急入关的会议，原定的部队休整及思想教育计划实际上已被取消，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只能放在行军前的短暂动员和行军途中来进行了，谭政觉得身上的担子陡然间重了许多。看到罗荣桓政委即将结束讲话，谭政将恩绪又拉回了会场。轮到谭政发言了，他清了清嗓子，胸有成竹，作了即席讲话。他言简意赅：“我们这个会是没有时间再开下去了，书面指示也来不及发了，各纵队首长返回部队后，立即进行入关作战紧急动员。告诉大家，我们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刚刚胜利结束，即行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和华北野战军一起，共同战斗，担负最后解放全华北的战略任务，是非常光荣的。部队的行动口号是‘打到关里去，解放全华北，解放全中国！’”接着，谭政特别强调指出，政工干部务必在行军途中边行军边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他号召机关干部要跟随连队，做好工作，解决问题，尽量把工作做得深入一些，细致一些。　　会议结束后，各纵队领导立即赶回部队进行紧急思想动员。谭政更是顾不上休息，连夜起草《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强调急速入关进行平津作战的必要性、迫切性，指示下发各纵队后，不仅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也为解决东北籍某些指战员不愿入关作战的思想障碍，打开了一个“通道”。　　11 月20 日，谭政又接到了中央军委来电： 部队行动须十分荫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科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固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林、罗、谭令新华社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谭政立即与政治部其他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起认真策划，严格教育部队行军要坚守秘密，又责令新闻单位制造假象，以迷惑敌人。11月下旬，东北的寒潮已经降临。然而，山海关地区却变得热火朝天，春意盎然。白天，这里西风呼啸，关河冷落；夜晚，人如流水，车如铁龙，一片繁忙，成千上万的部队从关外涌入，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支漫长的队伍，当它的先头部队已在平古线上杀声震天，旗开得胜之时，它的队尾还在沈阳。东北野战军兵分三路踏上了一千六百多华里的入关征程。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战已经拉开帷幕。11 月底，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林彪笑着对参谋长刘亚楼说：“我不入关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便成了汉贼曹操。”“为什么？”刘亚楼不解地问。“魏蜀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的是多少兵？”林彪反问刘亚楼。“号称百万，其实只有八十三万人马。”刘亚楼回答道。“我们入关，带了多少部队？”林彪一语道破。刘亚楼心下释然：东北野战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是八十三万。八十三万大军浩浩荡荡进关，其思想政治工作的艰巨、复杂性可想而知！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之中。从出发前的战前动员，到行军途中的电传文件，从提高士气，到执行纪律，他倾注了大量精力，从而使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出发前，各部队都把庆功会变成了动员会，战士们喊着打到关里去，攻占北平，解放华北，到早先皇帝坐的金銮殿上去召开更大的庆功会，各连队纷纷订立行军计划，开展“反对怕胜利，反对怕进关，反对讲怪话”活动。行军途中，指战员们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了“三光”、“三不要”，即炕上扫光，地下扫光，碗盆洗光，不要老乡伺候，不要老乡担水，不要用老乡的碗筷，赢得了沿途老百姓的爱戴。入关途中，在谭政指示下，各部队还针对不同思想状况，开展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鼓动、表扬活动。针对个别战士在进关途中产生的后退思想，同志们马上善意提出批评、帮助，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某部侦察连战士侯绪田还专门创作一首快板《站稳立场》，通过文艺形式进行帮助与教育：　　东北敌人消灭完，解放华北和中南。　　有的同志怕进关，脚底擦油向后转。　　开小差，不好看，仔细听我说一遍。　　白天不敢走大路，饿了没人来管饭。走在路上怕盘问，晚上露营在道边。就是算你回了家，亲戚朋友冷眼看。固小失大恨常在，光荣历史化成烟。劝君立场莫动摇，勇敢闯关去作战。　　某纵队“九一”部五连战士常展禄写诗表场两名炊事员：　　快点报，快点言，优点就向大家传。赵泽臣，周子连，都是一排炊事员。从东北，进了关，整整走了二十天。半路上，加油干，专门能做小米饭。又清洁，又香甜，吃了一碗又一碗。不撒米，不费柴，打到华北有贡献。　　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突出成效。许多东北籍的战士表示：关里的老大哥帮助俺们解放了东北，俺们就应当进关帮助他们解放华北；华北籍的战士更是意气风发，庆幸自己能亲身参加解放家乡的伟大事业。大军来到大凌河边。战士们面对着这宽有二里，水齐胸，即将封冻的大凌河是那样满不在乎：干部们首先跳下河去，共产党员们背起身体较弱的同志，战士们粑枪支弹药挂在脖子上，在波浪一个高过一个的急流中，大家手拉着手，高唱着前进的歌，横渡大凌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对着战士们赞叹地说：“从古至今，没见过哪个队伍能这样涉过大凌河。”由于出色的政治工作，在一千六百华里的进军途中，战士们与沿途人民相亲相爱的鱼水之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首庄严美丽的史诗。一路上，无论是关外还是关内，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广大人民对东北野战军表示了无比的关怀和热爱。他们冒着风雪为解放军修桥补路，烧水做饭，洗衣缝鞋，问寒送暖，高搭松柏彩楼，扭起秧歌，打着锣鼓，日日夜夜地等待着欢迎和欢送自己的军队。当他们看到战士们时，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涌上前去，把早已准备好的鸡蛋、手绢、花生、红枣塞进战士们的口袋里。当队伍驻下时，他们又像迎接客人似地烧热了炕，要战士们睡在炕上，自己睡在地下。渠梁河村妇女会主任高治华等五人，拿出自己多年积蓄的六十五万元边币，买布做袜套、做军鞋时，灯油点光了，便用苞米秸点火照亮，继续不停地赶做。沿途人民对战士们的爱戴，给了战士们莫大鼓舞，战士们纷纷表示：坚决打下平津，回答人民的热望！与此同时，一路上战士们也像人民热爱自己一样，热爱着人民。他们无论是走在自己曾经苦战三年的东北.或途经北宁线，进入平津近郊，都忠诚地自觉地遵守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爱护人民的利益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每到一地即帮助房东挑水、劈柴、扫院、挑粪、铡草、喂牲口，忙个不停。有一个纵队，是从喜峰口进入华北的，当他们进到热河南部，长城口边时，发现该区居民由于被蒋军三年来的大肆抢掠，家家户户都陷入吃谷糠和穿破单衣度日的绝境，全体指战员马上提出：“宁愿自己少吃少穿些，也不能让阶级弟兄受冻受饿！”战士们纷纷脱下衣服，抽出毯子，给蹲在炕头冻得发抖的贫雇农披上。仅仅一纵队就给当地居民献出了东北流通券二千八百余万元，粮食六千余斤，毛衣、毯子、被单、鞋子一万四千余件。当地居民得救了，他们拉住战士们的手，流下了感激的热泪。出色的政治宣传工作，结下了累累硕果。谭政感到分外欣慰。　　12 月12 日。　　河北蓟县，东北野战军总部。　　呼啸的北风不停地刮着。　　谭政埋头起草政治工作指示。遵照中央指示，谭政会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野首长，率轻便指挥机构，从沈阳乘火车到锦州，尔后乘吉普车，经义县、彰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于12 月7 日抵达河北蓟县县城。刚刚落脚，谭政来不及休息，便投入了工作中。他经过深思熟虑，起草了一份《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的指示。12 月11 日，这份指示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的名义，电告了中央军委。　　电文指出：　　（二）目前形势于我极其有利。敌在全国虽有五个战场（平津、太原、西安、武汉、徐州），但兵力最大、对于全局有决定作用的，仅为两个战场，即徐州战场与华北战场。　　此两大战场现均处于危境。..华北敌人在南线敌人遭受严重挫败与东北我军大举入关之后，已感极大孤立，军心恐慌，进退失据。..东北我军与华北友军会合后，我作战兵力已达百万人以上，这样雄厚的兵力，是华北敌人所招受不了的；又有我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到现在的广大老解放区，我全部歼灭华北敌人，攻占平、津，甚有把握。　　（三）如我能作到全歼华北敌人，占领平、津，这将是一个极大胜利。不但华北全境可获解放，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且在华北我军歼灭傅作义，华东中原我军歼灭杜章明各军之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年即无主力。那时长江以北局势即可稳定，全国胜利的基础从此即可巩固建立起来。故这一作战关系极大。华北敌人数量还相当众多，其中若干部分且有战斗力，必须经过激烈的战斗方可取得胜利，任何轻敌观念因而放松作战准备，那是极其有害的。望各部到达集结位置后，即以此进行作战动员，鼓励士气，振奋全军，不骄不躁，为消灭傅作义及华北全部敌人而战。这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四）其次，由于冀东与华北解放区人民对于东北我军入关作战寄以热烈厚望，而我们作战亦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否则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作战。同时还由于我们所攻占的目标，又是平、津等大都市与文化商业中心，我军的行动必为全国人民与国际人士所注目。这就需要我军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成为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如果我们不切实整顿纪律，如果我们之中有一部分不守纪律，我们就将受到广大人民及友军的指责和鄙视；我军声誉与我党在中外人士中的政治影响，必致同遭损失。为了整顿纪律，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程度，必须：第一、力戒骄傲，任何对于人民、对于友军、对于地方机关团体骄傲不谦虚的表现，在他们面前以劳苦功高与以主力军自居的表现，以及粗暴无理的表现，是绝不允许的，必须反对。第二、为了主动的团结友军，应在各种场合给他们以可能的关切与照顾（例如在行军宿营或作战之时），充分发扬我军的友爱互助精神。而在发生争执与纠纷时，不论有理无埋均应忍耐、退让，检讨自己，原谅对方，宁可自己吃亏，不可因此伤害对方情感。我们的口号是：田结至上，团结战胜一切。第三、在城市工作与城市政策问题上，严格执行军队保护一切原封不动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许多部队必须检讨，不从政策观点统一集中观点出发，而从自私自利目无纪律的本位主义出发的思想与严重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正。　　林、罗、刘、谭　　亥真　　谭政起草的这一指示，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强烈的针对性和鼓动性、宣传性，下达各纵队后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此刻，谭政又伏案疾书，不时地停笔沉恩。窗外凛冽的寒风打得窗户瑟瑟作响，他丝毫不受干扰。由于东北野战军已经进入华北，并且先后抵达平津地区，完成了对平津、塘沽之敌的分割包围，大战一触即发，谭政洞察全局，认为有必要就平津作战做好政治鼓动工作，以此鼓舞指战员战斗情绪，提高部队土气。为此，他正在草拟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他写道：　　全部歼灭华北敌人，夺取平津、塘沽的作战，是一个巨大规模的作战。凡到达集结位置的部队应即鼓动作战；尚未到达的在进关后，立即利用行军空隙鼓动作战，要不怕疲劳，勇敢地接受任务。各级政治机关须以全力到下面去鼓动作战。为了鼓励士气，克服逃亡，在动员问题上，应广为利用冀东群众对我军的热烈慰问与鼓动，以驻村为单位发动群众，组织慰问团，向部队问寒同暖，热炕、洗衣、缝补破衣，军民开联欢会，一方面表达群众对军队的热望，鼓动全体指战员，准备决心全歼华北敌人，攻下北平、天津、塘沽，为解放全华北而战；另一方面部队亦可派出代表讲话，表示决心，决不辜负群众的热望，等等。　　办法，在沿途行军中，屡次见效，望各部注意采用。①12 月12 日，这份由谭政起草的《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及时下发到各纵（转师）及兵团政治部。就在这个时候， 12 月11 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平律战役参战部队统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指挥的决定，决定指出：　　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 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七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谭接通电话联系，向林、罗、刘、谭报告情况，接受任务。　　这样，谭政关于平律战役政治工作的部署，无疑成了整个战役参加部队的政治工作指导原则。谭政的政治工作才能为更多的同志熟知。1949 年。平津前线。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1 月10 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正式组成了平津战役总前委，并且负责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谈判，而部队攻打天津的作战指挥，主要由刘亚楼负责，谭政掌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元旦刚过，白雪铺地，寒风凛冽。谭政带领政治部的同志又下参战部队巡视了。他身披棉军衣，步履匆匆，径奔前沿战斗连队。谭政一向认为，大战前夕，政治思想工作丝毫不能忽视，士气关系到战役的成败。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又是华北商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天津守敌有十一个师（旅），共十三万人之多，敌人还筑有坚固的城防。因而攻打天津比攻打锦州规模要大得多，为了这次攻克天津的战役，我军投入兵力超过敌人的两倍，并且有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协同，可以说是一次多兵种联合作战行动。所以，他认为，这种战略态势，势必要求政治工作必须从各方面予以有力保证。部队进入攻坚战的各项准备时，谭政就指示各级政治工作部门要积极做好政治动员工作。他号召全体参战部队要“打响进关第一炮”，争创打仗好、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战斗连队。同时，他亲自深入参战部队，调查了解指战员们的思想情绪，针对现实问题，面对面指导，就地帮助解决。谭政还在参战部队中大力提倡军事民主，把政治工作做到各项战备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攻城开始前夕，谭政又抓紧对部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宣布了入城纪律，提出了争取“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等口号。　　这些口号和措施，保证了攻打天津部队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和纪律。1949 的1 月3 日，参战各部队扫清了天津外围据点。1 月14日，总攻开始了。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15 日下午3 时许，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天津守敌，活捉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宣告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5 日，谭政随东北野战军部队， 冒着硝烟，进入天津市区。攻克天津之后，谭政受命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与黄克诚主任等一起，负责接管这座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华北第一大工商城市。谭政立即着手检查部队在天津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情况，督促入城部队严守纪律，保卫胜利成果。l月19 日，一份由谭政撰写《关于攻津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战后情况》的报告飞报中央。l 月21 日，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份报告，并且指出：　　两电（另一电为林、罗转发第九纵队执行政策纪律情况致各首长并报中央军委电——笔者按）转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及各军区并转所属，据以鼓励士气，增强纪律。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①1 月31 日。北平。金色的阳光，洒满北平古城的大街小巷。虽然已入寒冬，可即将解放的北平却没有丝毫寒意。　　熙熙攘攘的人群，组成沸腾的巨大人流，在这获得新生的城市中激起阵阵“热浪”。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命令所属驻北平国民党军队一个总部、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和特种部队、保安团队共二十五万余人陆续出城，开往指定地点听候整编的基础上，我人民解放军卫戌部队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伟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日子里，谭政在部队政治工作方面，又显现了他的不凡与高超。就在平津战役展开之初，谭政这时除了主抓部队战前的思想动员、政治鼓动而外，还针对北平文化古都和天津商埠大城市以及外国领馆多面容易引起涉外事件等特点，特别注重抓了部队执行好城市政策纪律问题。他强调指出，要做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模范。　　谭政还主持制定了《人城须知》和《约法八章》，提出了争取“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三大口号，并且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贯彻执行。北平和平解放协议未达成之前，我军也曾准备军事解决。这时谭政特别强调在战斗中“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又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谭政教育部队，对北平问题，是争取和，立足打。1948 年12 月14日由谭政起草，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署名的《关于部队入城纪律致中央军委电》表达了谭政对部队入城纪律的严格管理与精心设计。电文提出：　　军委：我军攻占北平后，关于该市之接收与管理，中央已指定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　　但在军管会人员尚未入城或入城后尚未接收以前，我入城部队需以全力保护维持秩序，防止抢劫与破坏。我入城部队必须切实遵守纪律，不得违反纪律。兹提出下列数端，望各部立即进行教育，并在入城后即照此执行：（一）保护学校及文化古迹名胜，如平市各大学、图书馆、公园及故宫博物馆、西山、香山、[中]南海、北海等名胜，尚需派兵保护，防止偷窃与破坏。在秩序未恢复前，拒绝参观。学校则一律禁止驻兵。（二）敌人经营管理的各种工厂、仓库、堆栈、银行、医院及党政军办公机关、官舍、公馆等，由部队派兵看守，所有这些地方物资、汽车、用具一律不许搬动，文件档案不得乱翻，必须原封不动，等候接收。（三）平市外侨较多，且有各国的领事馆，其住址多在东交民巷，我军入城后对于外侨及其领事馆人员，应采取保护政策，其合法权利，完全予以保障，不许侵犯。按照中央指示，在军事管制时期，为了防止特务与坏人捣乱，我军有派兵保护其领事馆一切安全责任，应派人向其说明我们的此种责任。但在站岗保护领事馆时，对领事馆出入的人员及领事馆内部，都不实行人身和室年检查，而只应注意有无捣乱分子在领事馆附近或是否向领事馆捣乱。应教育部队对待外侨及领事馆人员，需以礼貌相待，不得调戏、讥笑或故意刁难。如发现他们之中有特务间谍嫌疑和破坏行为者，亦应报告上级处理，不得擅自行动。　　（四）被指定入城之机关部队，必须服装整齐，保持清洁，并注重礼节及军纪教育，使为广大市民及各界人士所尊重。（五）实行纪律赏罚制，凡保护有功与遵守纪律优良成绩者，当予以奖励；其有不尽职责，致引起破坏和违反纪律之个人与单位，则需受到批评与惩罚。　　私自搬去物资，不论多少，均须责令退还。只要我军各部遵守纪律，不争夺物资，严格做到缴获归公，方可达到合理分配。（六）准备以四纵及二兵团政治部人员进入北平，担任北平城防及城市工作。望四纵、二兵团政治部加重此项教育，并对此作各种准备。但其他部队亦需进行此项教育，以便必要时征调入城及在尔后攻占天津时作为进入天津的准备。　　林、罗、刘、谭　　亥寒十三时　　同时，谭政还指出，要使指挥员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北平和平解放协议达成后，谭政又起草，以林、谭名义致电给准备进入北平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首长，指出：　　你们将来进驻北平时，入城部队（暂规定为一个师）须准备一个班或半个班为单位守备机关、仓库，应严格纪律教育，注意服装整齐，注意礼节，绝对不准无故鸣枪，无事不准出街，外出必须请假。房舍年的东西不准搬动，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①北平警备部队，认真贯彻林、谭指示精神，党委专门作出决议，严格要求部队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提出对北平的工商业、市政文化建设、名胜古迹、学校以及仓库物资等等，“只许看管，不许动用；只许保护，不许破坏；空手进去，空手出来。”此次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改编，可以说是轰动世界、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产生了解决国民党残余武装的“北平方式”。但从军队的政治工作来说，一下子改编这么多的军队，使之成为人民解放军，这在我军建军史上既是罕见的，其任务自然也是复杂、艰巨、繁重的。而这个政治任务，又偏偏落在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的肩上，这可使谭政大费脑筋。在改编傅作义部队过程中，谭政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当时，对傅作义军队改编方案中，规定有这样的内容：对于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留在解放军中工作的，必须经过训练，再行录用。原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愿学习改造的，按其工作职位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与解放军同级干部和军属享受同样待遇。愿意回家的，一律按原薪发给三个月薪金，一切私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并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食宿（包括家属在内）。改编方案还特别规定：凡在解放区居住的国民党军官，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回家的国民党军人，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　　谭政和平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周到全面的政策规定，极大地感化、教育、改造了其部队官兵的思想，使愿去者高高兴兴，愿留者安安心心。谭政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于1949 年2 月2 日给我军平津前线指挥员发来贺电。贺电称：　　庆祝你们解放北平、天津，从而在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的伟大胜利。　　你们在华北两个月的作战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兵团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四个军部，二十四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二十六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一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二十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金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陷于四分五裂动摇崩溃的境地，除了彻底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八项和平条件，遵循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范例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它就将彻底地被歼灭。现当伟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历史节日，特向我全体英勇的三百余万人民解放军致敬意。一切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①中共中央对东北野战军平津战役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也包含着对谭政平津战役政治工作的高度评价和肯定。1949 年2 月3 日。北平。　　火红的朝阳照耀着解放了的北平。早春的古城沉浸在沸腾、欢庆的节日气氛中。今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解放北平亘古未有的盛大入城仪式。人民解放军坦克、装甲部队、炮兵、骑兵、步兵，一路从南面永定门入城，一路由西北面西直门入城，会合之后向南开进，由西长安街转和平门，向西出广安门。这浩浩荡荡的行列，从上午10 点到下午4 点钟，前头已经出了和平门，后头还在永定门拥进。